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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林芝:记我在文革中的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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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给年轻人讲我们青少年时代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是会谈到学校停课闹革命,然后在1966年的下半年到1967年,全国的学生只要出示学校的介绍信、学生证、校徽都可以免费乘车串联,此后近十年,我们再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我们现在会为青少年时期的蹉跎岁月深感遗憾,可孩子们听后仍会羡慕不已,觉得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快事。想想当时,其实我们也曾为不再应付繁重的考试乐不可支,哪知后来的坎坷命运。 1966年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文革运动经验,交通和吃住由国家财政补贴,于是全国开始了大串联。毛泽东在3个月中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大约1200万人。当时毛泽东想要红卫兵去各地煽风点火,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达到“天下大乱”,然后再走向“天下大治”的目标。我常常感慨只有毛老人家这样的领袖才有这样的奇想和大手笔,不过这很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是他也没想到的失控和几乎难以收场的后果。这真是历史上最奇特的一幕,今后这种卓诡的事情再也不可能重演了。 1966年我在成都七中上初中,那是一所在1905年就创办的老学堂,也是当时成都三所重点中学之一。八九月的成都还不象北京那样,革命尚未闹得如火如荼。课是停了,每天大家都按时到校,按班级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等,八月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学校还组织师生游行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 最初的串联是北京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介绍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运动。第一个到我们学校串联的是北京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北京学生来校后,我们学校也组织了红卫兵,都是出生“红五类”的学生参加,负责人都是高中学生。我的第一次串联就是由这个官办红卫兵组织的,全校每个班选举一到两名代表去北京。当时我的好朋友、同班同学的父亲是从铁道部调成都工作的老干部,她的邻居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发起人,受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有理思想的影响,我们几个同学贴出了由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大字报,马上受到反对和批评。但随着北京红卫兵的支持,很快人们思想都因形势的迅速改变而发生了变化。因为这张大字报,同学大都觉得我们很有造反精神,选派我们作为代表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金秋的十月,我第一次乘坐火车出远门,有点晕车。特别是座位在厕所旁边,有很刺鼻的臭味,感觉头晕恶心,学校为每人准备的在火车上吃的面包等食品也吃不下。一路上同学们欢歌笑语,就像马克思讲:“革命是无产者的盛大节日。”大家都幸运地以为自己赶上了一场梦寐以求的革命,精神上都十分亢奋。翻过秦岭,印象最深的是农舍旁一棵棵挂满金黄色果实的柿子树,真是美轮美奂的风景。第一次过黄河,感觉黄河大桥很长,但黄河水并没有我想像中那样波澜壮阔。经过近40个小时的旅程我们终于抵达北京。我清晰地记得,夕阳将北京涂抹得金碧辉煌,天安门广场是那么壮丽,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令人陶醉。



因人大附中红卫兵来我校串联建立了联系,我们到北京就由他们接待。学校已将教学楼两间教室的课桌拼起来,垫着高粱杆编织的蓆子。男女同学分室而居,我们都带了自己的被子,虽然10月中旬北京已有凉意,但真没有感觉太冷。每天早晚都在人大附中的食堂免费吃饭,早饭是咸菜、馒头、粥;晚饭主食是窝头或者馒头,一菜一汤。印象最深的菜是豆腐炖白菜,里面有几块红烧肉,完全是北方风味的伙食,在当时感觉还不错。学校里除少数几个红卫兵外基本没什么人,教学楼里很清静,学生大概都外出串联了,偶尔可以看到几个被剪了头发带着帽子的女老师在楼道里打扫卫生。 那时我们这批串联的红卫兵大多赶时髦穿着旧军装,扎着军用皮带,带着红卫兵的袖章,很优越地认为自己是当然的革命者。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虔诚地等待着毛主席的接见,因为乘车不要钱,我们每天都到北大、清华、北工大那几所著名大学去看大字报,将重要观点和警句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虽然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我父亲还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经常跟我们讲述北京的风物,但我竟没去一个公园和古迹游玩,更没去走亲戚,真是一心一意“闹革命”。 10月18日的凌晨,我们排队走了很远,由于天黑,现在大家都搞不清我们被安排在了什么街道。人们在路边的地下坐着等候,有些文艺爱好者,为大家唱歌表演。只觉得等了很久,大约在中午12点之后,忽然远处传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人们呼啦一下子都站起来,原来坐着的队伍全乱了,我站在队伍后面,只能不断跳起来看。毛主席穿着军装站在敞篷吉普车上,车队快速从我们前面开过,不过还是很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挥着手,像所有新闻里描写的那样,满面红光。大家激动地在自己的毛主席语录本上记录了这个难忘的时刻。后来从报纸上才知道,这次毛主席接见的外地学生高达150多万人。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我们是那样天真烂漫,受周围气氛的感染,生怕自己不够激进和革命。也正因为如此,这次北京的串联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在人大附中遇见的另一件事。在我们住宿的教学楼另一侧关着一个据说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因为说了反动话被红卫兵把耳朵给割了。一天晚上几个红卫兵在一间教室里提审他,我和好朋友正好碰上,就好奇地跟进去了。看见一个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只露出惨白脸色的青年。当时我内心很挣扎,一面觉得这个人很可怜,一面又想革命就是暴力,不应该去同情阶级敌人。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红色恐怖”,除了震惊、纠结之外,当时审问什么已记不太清了,好像主要是对他的反动言论作审讯,年青人很虚弱,声音很小。后来这几个红卫兵又把校领导拉来审问,为了制造恐怖气氛,还把灯关了,用电筒照着这几个岁数比较大的人脸上。由于情景确实很荒诞怪异,他们让我们这两个外地人离开了教室,关上了门。可是这一幕却深深印在了我脑海里。 从北京回到成都,已是天下大乱。家住大学里,目睹父亲被不断揪斗,后来看到学生因为认识分歧,争夺权力,从大字报攻击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武斗,才渐渐认识到:人们一旦失去理性,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疯狂起来是多么恐怖和邪恶。


从北京串联回到成都后,看到父母因为是当权派被揪斗,心情很郁闷。刚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红卫兵徒步串联活动。于是我带着两个弟弟与两个同学组成“长征小队”,步行串联去革命圣地延安。 那时因为国家发了通知,沿途城乡都有接待红卫兵的机构。在城市就到接待串联的单位食堂就餐,在农村就派到农户家,吃饭都需自己付钱。 出发前,家里给了我们钱和全国粮票,我是姐姐,由我保管。 那时铁路还没有停运学生,我们拿着学校开的介绍信坐火车到铜川后才开始步行。赴延安的途中,一路上长征的队伍络绎不绝,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军事院校的学员。一般大学生的队伍比较整齐,沿途遇到人多的地方就唱歌跳舞,认真贯彻毛主席“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的指示。我和弟弟那时也就十五六岁,其实是为了躲避家庭的窘境出走。每人背着一床用塑胶布包裹的被子,埋头赶路。 第一天我们就从铜川走到宜君县,记得好像有八九十里路,累得够呛。那是第一次走远路,脚上打了好几个水泡。住在农民家里,老乡把针放在油灯上烧红消毒,然后穿破水泡,帮我们挤出水。 第二天一路上都飘着毛毛雨,没带雨具,走到黄陵县,全身上下已经透湿。我觉得也许是接待站的叔叔们看我们这几个小孩又可怜又可爱,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洗完脚,还把我们一个个背到一个烧得热热的大炕上,暖暖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放在炕上的湿衣服全烤干了。上午,接待站的一位叔叔带我们去参观名冠天下的轩辕黄帝陵,那时黄帝陵没有现在修得这么宏伟。就一块石碑,周围有一圈铁栅栏。看后我们就上路了。 一路上我们都吃住在老乡家里,那时陕北真是穷得很。老乡家都是喝棒子面粥,有一碟酸菜,有的家有玉米饼吃。有一家的老爷爷熬粥时放了一点红豆,就觉得好喝得不得了。我们离开前都会交全国粮票和钱,农民都会很高兴的收下。因为那时农民是没有粮票的,想要搞到都很困难。 为了赶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走公路而去走山路捷径。去甘泉的路上,我在下一段黄土山坡时,把脚崴了。第二天脚踝肿了,一沾地就疼,我找了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走。路上遇见一群猪在前面欢快的跑着,当时我就想如果猪能骑该多好呵。都快傍晚了我才走到三十里铺,遇见一位赶羊的老爷爷,我赶忙与他搭讪。于是我们边走边聊,忘了脚痛。印象最深的是他告诉我,他年青的时候见过所有共产党的大官,他觉得只有毛泽东、贺龙最有领袖相,一看就不是凡人。 弟弟到延安后放下背包又跑回来接我,天黑了我们才到延安。爸爸曾跟我讲过,他第一次到延安,误因山上一排排窑洞的灯光以为是高楼大厦,觉得延安真繁华。我们到延安时,很多窑洞已不住人,没有灯火辉煌的感觉。1966年延安的冬天是肃飒的。冷烈的寒风成天刮得呜呜作响,在南方长大的我从没有听过这么呼啸的风声。延河也没多少水,出门快半月了,衣服很脏,我和弟弟到延河边洗衣服,很快手冻得通红,冻僵的手根本无法搓洗,就简单在水里漂洗了一下。 周围山上光秃秃的,没有什么绿色,小城比我想像的还要小,只记得有个小面馆,一毛八能买到有几根肉丝的面条,面是玉米和白面混合的。 参观了枣园、杨家岭、宝塔山。那时流行革命遗址的纪念章,因为到延安串联的学生很多,供不应求。我们缴了钱,留了地址,没想到回成都后很快就寄来了。陕北之行的最大感觉是那里的人都特别淳朴,对人真挚热情。住宿的每一家都会把炕烧得暖暖的,尽其所能地招待我们这些学生娃。一路上从没吃过白面,更别说大米了。回到铜川,我和弟弟敞开肚子吃了顿白面馒头,才感觉馒头是那么绵软香甜。


从延安回来,仍然是造反派不断来家里骚扰。一天爸爸已经被一伙造反派带走了。后来又来了一帮造反派学生要揪斗爸爸,还趴在地上看是不是躲在床底下。我觉得实在很滑稽,就挖苦了一句,结果就吵起来。父母很害怕我和弟弟对造反派反感惹出事来,鼓励我们继续步行串联。 于是我弟弟和几个同学步行去了井冈山、韶山。我和十几个同学组成了另一个“长征小分队” ,步行到重庆,这一趟来回约七百公里。记得第一天从成都出发,队伍前还举了一面小红旗,走到城外看见在路边田里干活的农民,我们就走过去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这次因为有步行延安的经验和体力基础,走路对我来讲已是比较轻松的事了。可是其他队友都是第一次走远路,不少人的脚都打了水泡。第一天我们只走了六十多里路,住宿在龙泉驿的山上。 当时四川的接待站都是当地公社大队的库房或学校教室,一般在地上铺一层厚厚的稻草,每到一处我们就用塑料布铺在稻草上,盖上自己带的被子。 一开始串联小队每人都交钱给一个同学统一管理伙食。步行其实是个体力活,特别能吃。记得第一天吃的是五分钱的菜,工人出身的同学提意见说伙食太贵了,以后每顿饭就只吃一分或两分钱的泡菜。由于肚里没油水,搞到后来吃三、四两米饭也不觉得饱。那时四川小镇上的饭馆和食堂都有不要钱的米汤,我总是要喝一大碗米汤才能把自己撑饱。


这次除了同学的三个弟弟外,全是我们中学同班的女同学。我们十几个人总是住在一起。有时一个教室住很多人,别人提意见说怎么男生也住进来了,我们就解释说是我们的弟弟。其中一个同学是我邻居好朋友,我总是陪她的弟弟一块走。我们边走边背诵毛主席诗词,这样可以忘掉疲劳。 走了两天后,我们也不给农民读语录了。主要是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很难保持开始的队伍。另外大家也觉得念语录没什么意思,人家农民干自己的活,我们在一遍念语录显得傻傻的。于是每天都是天亮出发,各走各的路,宣传的事就放弃了。 一个同学的老家在乐至县农村,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陪她去看望她在乡下生活的叔叔。记得那几天都在下小雪,乡间的小路泥泞不堪,稍不小心就会滑倒。她老家是丘陵地区,没有米饭招待我们,就煮了一大锅红薯,还有一碗泡酸萝卜。她叔叔还特别提醒我们吃红薯要就泡菜才不烧心。到了晚上,他家在堂屋地上铺了稻草,然后去邻居家借了一床蜡染的蓝花被。我们四人侧身紧靠,不能弯曲动弹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告别了那个阴冷潮湿的农舍。 过铜梁那天是1967年的元旦,县城里排队一人可以买五毛钱炒花生。每天三顿泡菜萝卜,搞得人馋得不得了。我排了两次队,买了一元炒花生吃。铜梁附近有个38度的温泉游泳池,我们乘机洗了个澡。 从歌乐山走进重庆之前先参观了渣滓洞和白公馆。在重庆休息了几天,食宿在市委党校接待站,吃得不错,每天的菜里有几块肺片,那是近半月唯一吃到的荤菜。好像那时吃饭已经不再统一共管,我记得还买了两分钱一块的豆腐乳夹在馒头里吃,好吃至今难忘。参观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枇杷山公园,去了解放碑和沙坪坝。第一次到重庆,感觉陪都可比不上成都好。 回程走得很快,大家都是归心似箭。每天都走一百里(50公里)左右,七天就返回了成都了。 步行串联一大收获是每次都带回一身“革命虫”(虱子)。妈妈有长期下乡的经验,让我们把衣服全部放进蒸馒头的大锅里煮。就这样,我们也是到了夏天每天洗澡换衣,虱子才完全绝迹。步行串联让我终身收益的是不怕走远路。后来上学军训和单位搞“拉练”,好多人都叫苦连天,可是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小菜一碟”啦。其实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深入了解,真正体会和见识了当时农村、农民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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