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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仁:泛论《在社会的档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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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仁: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泛论《在社会的档案里》(评论)

李贵仁

【此文曾经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型季刊《新文学论丛》采用,作为当代文学评论部分头条刊发在1981年第一期,但在延期印出后因为适逢邓小平改“放”为“收”和反“自由化”而被从杂志上撕下,故未能面世。】

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马克恩、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在这夜阑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刻,第五次读完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居然还是有一股凛冽的冷气从我胸膛渗出;顿时,周身冰凉;但随即又感到仿佛有一团烈火在胸中烤着,我真想跳起来;突然,眼睛也有些模糊了——举手一抹,竟沾下了一滴关不住的泪水……

呵,我的灵魂又在猛烈地震颤了!

真不知道别人在读这剧本时有怎样的感受。也许,我特别些?

不,别人和我一样。我坚定地相信:不论赞赏者还是抨击者,哪怕感受迥异,在读这剧本时,他们的灵魂也总是要猛烈震颤的,只是性质和方式有所不同罢了。那位义愤填膺的漠雁同志,还有那位《时代的报告》评论员,以及和他们颇相类似的某些同志,毫无疑义,震颤得更猛烈!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那样暴跳如雷,必欲置剧本于死地而后快呢?

事实上,一九七九年十月,《电影创作》以大无畏的气魄发表《在社会的档案里》之后,可以说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都引起了猛烈震颤。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不是至今还在众目睽睽之中慷慨激昂地争辩着这个剧本的性质、影响、功过和地位么?

这使我不禁想起了一百五十年前发表和上演的《欧那尼》。当时年仅二十八岁的维克多·雨果,以这个并不那么成熟的剧本,代表新兴的浪漫主义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挑战,在社会上引起了多么大的震动,甚至在演出时发生了一场多么激烈的争斗!结果是浪漫主义胜利了,古典主义崩溃了。《欧那尼》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历史告诉我们:这主要是因为它表达了法国1830年革命前夕各民主阶层反封建的思想情绪。

我敢说,《在社会的档案里》同样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甚至可以说,它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因为,它同样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情绪——当代中国人民为了恢复人的地位而坚决反封建的思想情绪。

所以,它使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猛烈震颤起来,毫不足怪。值得重视的是,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不同的人们各有何种反应?各持什么态度?为什么会如此?



一九七八年十月,也是二十八岁的王靖用十天时间写出了《在社会的档案里》。这株在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的沃土上萌生出来的文学新苗,是他的处女作。先以油印稿传世,很快不胫而走。没过多久,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些同志发现了它,极为重视。原《电影创作》主编马德波同志更是亲自给予支持,从而使之在问世一年之后得到了公开发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出一个月,就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并由此惹出了一场持续至今的轩然大波。

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史上,这实在是罕见的、奇特的现象。何以致此呢?难道是因为剧本在艺术上有重大突破吗?不,不是的。

平心而论,如果单纯用美学观点来看这个剧本,那就决不至于发生如此激烈的争议。因为它显然还不够成熟,显然还有缺陷。抨击者的某些指责,并非全然无理,这一点就连赞赏者们也会承认。老实说,如果不是历史的、时代的、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个剧本的命运就不可能有什么特殊之处。人们会像对待一般青年作者的习作一样,肯定它的某些优点,批评它的某些不足,同时对作者进行一番鼓励。如此而已。

当然,就是现在,这种工作也仍是很必要的。为了培养文学新人、扶植文学新苗,既应热情鼓励,但又不能只用溢美之词吹捧,而必须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尤其必须把实际存在着的缺点尖锐地、深刻地、剀切地一一指点出来。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有价值呵!

正因为如此,在比较冷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在社会的档案里》未免有些粗糙、简单、直露,从而既削弱了艺术美,又降低了思想性;这对它的社会作用,对它的生命力,都不可能不造成损害。确实,无论在环境描写上,在人物刻画上,还是在社会问题的探索上,它都有明显的毛病。就环境描写而言,由于作品内容涉及比较广阔的背景,无疑是应该有较高要求的。请看:从南部边境到北方战线,从海滨疗养院到内地某城市,从公安审讯室到医院病房,从工厂到学校,从家庭到街头……剧本把我们带到了多少地方,向我们展示了多少画面呵!那就总得让我们多看到一些生活色彩呀!遗憾的是,剧本却表现得过于单调。应该申明:我倒并不反对像它这样以灰黑色为主调来描写特定时代的特定环境;但我觉得,即便到处笼罩着灰黑色,也总有不少地方会闪发出冲击这灰黑色的各种光亮,而剧本对这些光亮的反映虽然也有,却毕竟太少了。换句话说,男女主人公在其活动过程中,总会遇到许多正直的、善良的、富于同情心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人民群众;倘能以较多的形象对此加以表现,从而使男女主人公至少在思想上、精神上不显得孤立,那么,即便他们遭遇悲剧,人们也仍会很强烈地感到社会的进步总是大有希望的了。由此产生的社会效果,显然会更积极些。

联系剧本在这方面的不足,我曾经想起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区别。这两位世界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短篇小说大师,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都以暴露社会黑暗面为主。但是,契诃夫的作品尽管多表现灰色的人生,且渗透着淡淡的哀愁,却毕竟体现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能使人看到理想的闪光;莫泊桑则大体上止于赤裸裸地揭露罪恶。因此,我敬重莫泊桑,却更喜欢契诃夫。而《在社会的档案里》倒似乎颇接近于莫泊桑的作品。果然,一次我问作者:“契诃夫和莫泊桑,你喜欢哪一个?”他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莫泊桑。”我不禁陷入了沉思。我想:作者有这样一种个人爱好,自无不可;可是,由于受莫泊桑的影响较深,使自己作品的格调难免有些阴暗低沉,这个问题却实在应该引起注意。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看来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因而取得了可喜成就,但仍不免失之草率。最令人不满意的是首长的形象。严格说来,作者只是交代了这个人物,却并没有刻画出他的形象。而从情节发展的需要来说,他作为酿成一场社会悲剧的罪魁祸首,乃是构成戏剧冲突的主要一方,理应表现得血肉丰满,给人以活生生的印象。可惜我们在他身上能看到的却只是某种概念的图解。这不仅是艺术上的缺陷,而且直接影响了主题的进一步深化。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倒是刻画得比较细致,不乏传伸之笔;但是作者对他们的性格逻辑还把握得不够精确。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漠雁的指责确实有些道理。他认为,李丽芳不应该狠毒地打她的妹妹,杀她的情人。我同样有这种看法,但不理解漠雁为什么闭口不谈是谁摧残了她。至于王海南,也确如漠雁所说,乌托邦的味道太浓;而且,作者写他总是单枪匹马,独来独往,游离于群众之外,这就使他的形象看起来好像被突出了,实则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

犯罪的场面,血淋淋的镜头,是剧本中表现得很突出的内容,也是它遭受指责最多的部分。我倒觉得,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内容能否表现,而在于是否表现得恰如其分。剧本在这方面的分寸是值得考虑的。有些细节可以删去,有些则可从简。须知,即便是单纯暴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也应该而且可以尽量多给人一些美感。这就是所谓在艺术中化丑为美。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在表现丑的时候,既适量,又得体。这个很重要的美学原则,作者似乎没有足够地注意。

由于存在着诸如此类的缺陷,特别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刻画首长形象,所以,剧本旨在揭露造成社会悲剧的根源,却硬是挖掘得还欠深入,解剖得还欠透彻;而描写环境不够全面,塑造主人公形象不够精确,则使剧本未能有力地揭示出消除社会悲剧的力量和道路。这都不能算小问题。此外,在剧本中还可找出一些这样那样的毛病来。总之,作为艺术品,这个剧本并不十分成熟,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了。

那么,它又怎能在偌大一个中国,偌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震动整个社会的作品呢?

当然,作者虽是初露头角的新手,却毕竟很有才华;他的剧本在艺术上虽不够成熟,却毕竟颇有特色。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但这毕竟不是根本原因。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承认:《在社会的档案里》最引人注目而且发人深思的是,李丽芳,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少女,为什么竟变成了流氓?为什么竟唆使同伙杀害自己的情人——一个正直、高尚、嫉恶如仇、不畏强暴、矢志献身革命的热血男儿?对此,作者通过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也就是某些评论者所谓离奇的、刺激性很强的情节,以具体可感的形象作出了深刻而正确的回答。请看:作为林彪死党混入中央的高级军事首长及其纨绔子小京,轮番奸污了李丽芳,蹂躏了这朵鲜花。因此被迫离开部队回家进工厂后,李丽芳又不断被流氓所纠缠。为了避开这种危险,李丽芳的父亲李师傅一手撮合,让她在没有爱情基础的情况下仓促嫁给工厂医生赵清。而在新婚之夜,赵清发现自己失去了初夜权,竟勃然大怒,把李丽芳赶出了门。李师傅知情后,又几乎把李丽芳砸死。紧接着,工厂开除了她。这样,李丽芳终于被彻底推到了流氓手中,自己也因精神创伤太重,感到绝望,出于报复心而沦为流氓,甚至在被扭曲的变态心理支配下,对自己所钟爱的情人王海南也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让同伙去“教训”他,结果是杀害了他。一对本来品质优秀、富于才情、充满理想而且应该有光辉前途的青年男女,就这样,全给毁了!显然,这是一个“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而且是具有摧肝裂胆之力的惊人悲剧。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把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恐怖、最令人痛苦、最不应该遗忘而最应该认真回顾的一页,铸成一块块憎的丰碑,深深嵌进了每个读者心中;而读者们,除了本身就是坏蛋或者患有精神病的人,谁都会在读这个剧本时胸中怒潮翻滚,脑中思绪纷然,并对关系着国家兴亡的严重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得出共同结论。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林彪、“四人帮”一伙政治反动道德沦丧的蟊贼,是造成王海南、李丽芳悲剧命运的罪魁;而在林彪、“四人帮”黑暗统治之下得以猖獗横行的恶势力,以及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并未除尽的封建伦理道德,还有“只讲光明,不讲黑暗,使学生们走上社会之后,成为如此没有抵抗力的软体动物”的愚昧主义教育,世态炎凉、人心浇漓、扼杀了爱和同情的腐败社会风气,等等,则是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帮凶。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当我们国家陷于十年浩劫时期所经历的那种境况中时,整个社会变作魔窟、赌馆、妓院、交易所、集中营、屠场、炼狱,它必然成为悲剧大丰收的国度!惨遭杀害的何止王海南?被迫堕落的何止李丽芳?老中青少几代,整个中华民族,不是全都受制于当道的妖魔,备受痛苦煎熬,必然沦为不能享有人性的畜牲,只得接受自己无法预料、不堪设想的可悲命运么?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民族,被践踏、被凌辱、被破坏得太惨重了,岌岌乎濒临毁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呵!必须根除这场灾难!必须掀掉林彪、“四人帮”设置的吃人筵席,扫荡这批食人者!并且,在扫荡后,必须牢记他们欠人民的血债!这不仅是为了讨还,也是为了使大家懂得:应该珍惜粉碎林彪、“四人帮”后所迎来的春天,应该防止那一页最黑暗的历史重现!……

多奇特呵:每次读完《在社会的档案里》,掩卷深思,充塞我心头的总是这样一些令人寝食难安的激烈思想。它们无疑是剧本给予我的;但是细想之下又觉并非如此。对了,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社会给予我的。不过剧本毕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它简直就像十年浩劫时期整个社会生活的缩影,把我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见得很多因而神经麻痹得不以为怪的许许多多怪现象,集中复现在我的眼前,逼着我去正视这无数怪现象所反映的社会本质。我惊骇了,因为,在剧本的每一页上,在它所摄取的每一个怪现象中,我仿佛都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景:那一时期社会上经常地大量地发生的各种罪恶,使得几亿人民不能真正作为人而生活的各种罪恶,本来都用一块“社会主义”的遮羞布掩盖着,一般人谁也不敢去碰一碰;此时,在作者的笔下,这块“社会主义”的遮羞布却突然被一道强光穿透,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它的内里原来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主义!正因为如此,我的灵魂才会不由自主地猛烈震颤;而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我又感到胸中燃烧起了一种激情,体内勃发出了一股伟力,它们冲动着我,要我下定决心去为改造社会而不懈地斗争!

其实何止我一个人如此呢?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不甘沉沦的中国人,从剧本中得到的和想到的,哪怕千差万别,在性质上和主要之点上也未必不和我一样!他们都会承认:剧本作者敏锐地抓住并深刻地反映了关系着民族前途的我们这个时代最尖锐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暴露、控诉、反对那毁灭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

应该说,在这方面,作者是勇敢的,有魄力的,而且是颇富睿智、颇具功夫的。

他用锋利的解剖刀在相当程度上捅破了长期戕害我们民族肌体的脓疮。

他响亮有力地发出了我们民族长期积郁在心的愤懑呼叫。

他强劲地撼动了我们民族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于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不可避免地猛烈震颤起来了。

毫无疑义,《在社会的档案里》作为一个并不十分成熟的剧本,却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令人瞩目的作品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在于它对十年浩劫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中国这一社会本质的揭露。



作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并没有在剧本中直接指出,但是,他描绘的每一个场面,他安排的每一个情节,他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在按其自身逻辑活动和发展时,却全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我们的年青作者已经多么出色地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是么,我们在他笔下看到的只是王海南到处失败以至惨死而李丽芳逐步沦落以至犯罪的具体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并没有贴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标记,却处处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是多么酷烈!比如,王海南为什么像漠雁所说的那样“南北奔突,绝望挣扎,最后一死了之”?剧本通过许多情节让我们感受到:这是因为他尽管那样有胆有识,不仅敢给自己的父亲——那个首长贴大字报,而且还敢给林彪贴,却怎么也逃不出林彪之流的控制,就像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这还不足以说明封建专制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是魔力无边的么?剧本第七章插叙了一幕王海南当着李丽芳的面同首长争论的情景,突出地点明了这个问题:

“……哪里不是路哇?”首长晃晃脑袋。

“我往哪走?跟谁走?”王海南有些激愤地说:“跟妈妈走吗?她被关着。去工厂吗?到处都分成两派,打内战。回老家?老家闹了灾,没人管,没人问,队上开证明信,让大家出去讨饭。跟造反派走吗?我没这种干劲。跟你走?无非是被人八抬大轿抬着入伍、入党、上大学、提干……”

十年浩劫中,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大搞封建专制主义,使整个中国陷入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正义之士走投无路、特权人物飞黄腾达的黑暗境地,这幕历史悲剧的规模、惨状和特点,在王海南这个叛逆者的控诉中,画龙点睛般地描述了出来,真是入木三分!

作者形象地展示出的李丽芳的沦落史,更是每一页上都让我们看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魔影。轮奸她的首长父子,享有在各方面为所欲为的特权,无疑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化身;李师傅“拿起把头的皮鞭”打她,举起板凳砸她,赵医生因失去“初夜权”而辱骂她,赶走她,这些在封建意识支配下所干的蠢事,又何尝不是封建专制主义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的尖锐表现呢?她被推到流氓手中而自己也沦为流氓,这种一度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发生的畸形社会现象,也完全是封建专制主义长期肆虐的必然结果!总之,作者通过许多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具体事件的描绘,极其令人信服地向读者表明:李丽芳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环境,封建专制主义的魔影就像她自己的影子一样,始终紧紧地跟随着她,加之她自己的心灵中又灌注着贞操观念之类封建意识的毒素,她的人性不可能不遭到扼杀,也就是说,她不可能不被剥夺作为一个人而自由生活的正常权利;她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只不过是被侮辱、被玩弄、被损害、被折磨、被摧残、被践踏的对象罢了!这样,她的毁灭就是注定的、必然的、无法避免的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诚然不免有些简单,诚然还可以更深刻些,但他毕竟没有停留于表面化,也并非过于简单化。他通过自己塑造的一系列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从两方面深入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一方面揭露封建势力是何等残暴地压抑着迫害着人民,另一方面揭露封建意识是怎样可怕地腐蚀着毒化着人民。前一方面的作用固然应该重视,后一方面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作者是值得赞赏的,他以犀利的目光洞察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不少地方精细入微地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人民心灵上精神奴役的创伤。从李丽芳的形象中,不用说可以看到这一点;从李师傅和赵清的形象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从流氓郑小六的形象中,不是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么?剧本第十一章写到对郑小六的审讯时,我们看见老公安干部尚琪“从案卷里拿起一张旧的《新少年报》,上面有一幅戴着红领巾的郑小六与同学们在一起制作航空模型的照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形象!郑小六,本来也是祖国的花朵呵!可是,他不仅沦为流氓,而且成为杀人凶犯!被捕后,他却“在牢房里装疯,打了自己一百个耳光,还吃棉套。”甚至在受审时,他还故作痴傻,说自己的年龄“快八十九了”,上学上到“初中八年级”。这当然是闹剧,但更是悲剧,令人悲怆不已的悲剧!每次读到这里,像读到剧本的其他一些章节时一样,我总忍不住哭泣!是的,我的心像刀绞似的,无法不让自己哭泣!我要大声问天、天地、问人、问己: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本来是多么好,却被戕害成这个样子,究竟是谁之罪?应该说,郑小六的形象是极富典型意义的。在他身上十分突出地反映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由于心灵上遭受了精神奴役的创伤,许多人既无法抗拒地承受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压迫,又不知不觉地助长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凶焰毒瘴。沦为流氓的人如此;并非流氓的人,甚至看起来很好的人,又何尝不如此呢?我们从剧本中看到,教师、工人、医生、司法工作者,等等,都不免如此。第十三章写到有关人员一起参加对李丽芳的审讯时,尚琪讲了一段话,真是透彻骨髓:“这就是今天的李丽芳,一个唆使行凶的罪犯。难道她必定要成为罪犯吗?可以不可以这样说,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把她送上了今天的犯罪道路呢?”这段话是那么有力,竟迫使“大家都低下了头。”是呵,大家,既包括剧本中的人物,也包括我们所有读者,确实都应该低下头去,认真思索,沉痛反省,把自己因为心灵受创而不自觉地助长封建专制主义的愚蠢行为一桩桩挖出来,作为今后生活中的鉴戒!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像这种不自觉地助长封建专制主义的愚蠢行为,应该说是普及了的,很难说有谁不曾干过。这个事实太可怕了!然而,人们经常地大量地这样干着,却不自知,不意识,不以为错,不以为怪。这就更可悲了!倘若讲国民性,这正是我们的国民性之一种!剧本作者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把这种奴隶似的国民性通过具体形象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迫使人们由惊悚而猛醒。这是怎样的功夫呵!即此而言,真可谓出笔不凡。老实说,人们在读剧本时灵魂猛烈震颤,原因之一,就是从剧本的揭示里照见了这种既可怕又可悲的国民性在自己身上的反映。而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人们当然就会痛下决心去清除这种国民性了。为了彻底摧毁封建专制主义,为了恢复和健全正常人性,为了使大家都生活得真正像人,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

不过毕竟应该承认,《在社会的档案里》最有力的内容是它对封建特权的揭露、控诉和抨击。封建特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高级表现,其地位仅次于“朕即天下”。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旗号掩盖下的封建特权,是历史上不加掩饰的封建特权的继续,又是它的恶性发展。解放后三十年,中国时进时退,退多于进,而且灾难不断,常常闹得生灵涂炭,祸根之一就是这封建特权!那么,我们的文学配合我们的实际斗争,大反封建特权,当然就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了!而《在社会的档案里》是射向封建特权的最早的排炮中威力很大的一发重磅炮弹,打得好!应该受到称赞!

诚然,封建特权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政治上,经济上,日常生活上,处处都表现着;《在社会的档案里》对封建特权的表现却主要是在生活作风方面。但是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剧本中那个首长一类的特权人物,视美女为天生尤物,像禽兽似的玩弄践踏,这诚属生活作风问题,但是对他这样的人物来说,却已经不是一般的生活作风问题或者道德品质问题了;从实质上看,这既象征着封建特权对民权的戕杀,又标志着兽道主义对人道的灭绝。剧本以惊人的真实性写出首长为了奸污李丽芳,竟在李丽芳抗拒时用玻璃鱼把她砸伤,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这一笔真有千钧之力,是对封建特权的猛烈一击。它使某些人物震惊、恼怒、发火,正说明了它的力量之大。人民对此是肯定的。至于剧本表现了父子两代在同一个夜晚先后奸污李丽芳,这也是某种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由此反映出封建特权在我们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度里也是有世袭性的。不仅如此。这个被漠雁斥为“血淋淋”的情节,还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告诉人们:像小京这样的纨绔子弟,或曰“社会主义”衙内,是比封建时代的衙内更凶残更可怕的人物。连老子的禁脔也要染指,而且追不及待地马上就去抢占,足见小京辈已经完全丧失人性而充满了兽性。这是颇具时代特征的新一代特权人物的突出典型。其特征是:既承袭着老一代的封建特权,又在这封建特权中加入了法西斯主义和现代豪强腐朽糜烂的那些东西。这就使得封建特权到了他们手中之后,具有了无以复加的疯狂性和毁灭性。这种事实,谁能否认得了呢?而对这种事实的揭露,《在社会的档案里》还是头一个。作者在这里所表现的首创性和胆识,实在惊人而又令人钦敬!

《在社会的档案里》对封建特权的揭露、控诉和抨击,无疑使某些视封建特权为命根的大人先生的灵魂也猛烈震颤了;而他们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当然就要想方设法来咒骂、攻击、围剿这个剧本。于是,文学斗争实际上变成了政治斗争。这是现实生活中改革与反改革、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在文学中的反映。毫不奇怪!结果会怎样呢?且看历史如何记载!



对任何作品,无论肯定还是否定,赞扬还是批评,都可以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出发点。我们毫不留情地指出《在社会的档案里》所固有的种种缺陷,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批评,是希望它臻于完美,以便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某些批评家却相反:他们虽然也抓住了剧本确实存在的某些问题,但更多的力气却用于生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想借此把剧本打成毒草,予以铲除。在这方面,《时代的报告》评论员可谓旗帜最鲜明、态度最坚定了。他竟然毫不手软地给剧本扣了两顶足以致作者于死地的政治大帽子,一曰“宣扬叛国有理”,一曰“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已有不少同志作了有力的批驳,我自不必赘言。此外,漠雁显然就是干得最起劲的了,其态度也最为蛮横。在《迟发的稿件》(《文艺报》一九八O年第九期)一文中,他是那样不客气地指斥了一个“竭诚拥护《在社会的档案里》这一类‘揭露我们社会阴暗面’的东西”的匿名信作者,说此人对他“咬牙切齿,破口大骂”,是因为他的一封讨论文艺问题的长信“刺伤了”这个“骂人者”的“肝肺”。话说到这种程度,也真够“血淋淋”的了,多令人毛骨悚然呵!不过这也难怪:《在社会的档案里》迫使漠雁的灵魂猛烈震颤之后,他自己的“肝肺”显然也“刺伤了”,因此,他感到莫名的痛苦,极度的烦恼,说起话来就难免大走其火。我们体谅他这种心情,因而也就不计较他那种态度。但是,他阐发的种种高论,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必须作出回答。

先听听漠雁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吧!他板着面孔威严地说:“台湾某电影厂正准备把《在社会的档案里》等‘大陆杰作’投入拍摄,而且给作者留好了巨额稿费。本想看看台湾真把影片拍出后,国内有些人怎么讲。”(重点引者加)这话是讲得很委婉的,但其涵义却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在社会的档案里》的作者以及拥护这剧本的“国内有些人”,是和敌人同流合污的坏蛋!好家伙,多吓人呵!我简直浑身都要出冷汗了!因为,恰好在同一期《文艺报》上,在漠雁发出这警告的文章后面,就登着我为《在社会的档案里》竭力辩护的“争鸣意见”;漠雁生产的罪名,我自然也逃不脱。但在惊悚片刻之后,我却马上就恢复了镇定:怕什么呢?难道真能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吗?假如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说法能够成立,世界上岂不是没有客观真理了吗?假如照此逻辑办事,我们党的许多方针、政策岂不是就得改变了吗?我们的许多事业岂不是也得放弃了吗?我们的许多著作岂不是同样必须付之一炬了吗?事实上,谁要说这种话,不是首先就得把自己的许多作为否定掉吗?不,漠雁同志,还是收起你那个警告吧,别用它来吓人!“国内有些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毕竟不再是神像和教条的奴隶了!

不过何必纠缠在这种无聊的、横生枝节的威吓上呢?让我们还是来看看漠雁对作品本身的抨击吧。

“矛头刺向谁?”

在具体谈到剧本时,漠雁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像是抓住了要害。他用似乎很严密而实则不值一驳的虚伪逻辑推论出剧本的矛头是“刺”向解放军的。(在先还有一种说法,把剧本斥为“扎在解放军背上的一把刀子”!)他惊呼作者“太狠”。他怒不可遏,“简直透不过气来,深深为我们‘最可爱的人’不平!”他质问道:“稍微对解放军有点感情的作家,他的笔能落得下来吗?”

尽管很想把话说得客气一些,我却必须指出:这不仅是谎言,而且完全是挑拨性的语言,其目的在于煽起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对剧本及其作者的愤怒和仇视。

但我相信,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八的解放军指战员不会听信这种胡说!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感到剧本的矛头刺到了自己身上,更不会感到背上扎了一把刀子!

谁都明白:剧本的矛头究竟刺向了什么,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不应成为问题的,就连中学生也不会看错的;可是,像漠雁这样在文艺界干了几十年的不算太小的评论家,却会发生那么怪诞的误解,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漠雁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根据之一是:剧本竟然表现出“解放军大首长是罪恶的渊薮。是他和他小儿子(父子两代!)同一天晚上强奸了曾是他大儿子情人的女护士李丽芳。”

根据之二是:在剧本中,“当公安干部尚琪昧着良心准备销毁李丽芳的审讯记录时,军代表带着一个班战士把尚琪给抓走了!”由此说明“一个解放军大首长,支配着一个在政法部门‘支左’的军代表,而这军代表,又支配着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这就构成一个概念:是军事法西斯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强奸了人民!强奸了法律!”

漠雁显然认为有这两个根据就足以把剧本打倒了。然而究其实,他的推理方式只能说是儿戏,他的根据当然也就站不住脚了。试问:一个解放军大首长就能代表解放军吗?至于一个解放军大首长支配一个军代表,一个军代表又支配一个班战士,这是现实生活中很普通的支配关系,不论在好事或坏事中都必然会得到表现,怎么能说剧本写了这种关系就是矛头刺向解放军呢?按照这个逻辑来看问题,那么,如果在作品中写一个党委书记支配下属和自己一起干坏事,就应该说它是反党了。这一来,真不知道又要“铲除”多少“毒草”!

其实,漠雁只要冷静一些,自己也会发现摆出这两个根据未免显得幼稚。更显得十分幼稚的是,由于过分激动,他紧接着就用另一些话否定了这两个根据,而自己还不觉察。他举出《神州风雷》等三部作品为例,说明解放军并非碰不得,甚至上了林彪贼船没下来的大军区一级的高干也可抨击。那么,《在社会的档案里》抨击那位首长,又怎么不行了呢?他还承认,十年浩劫中解放军战士确有受骗上当而干了错事的。那么,《在社会的档案里》写一个班的战士间接受首长支配直接受军代表支配去抓尚琪,又怎么不行了呢?当然,漠雁说了,这不能怪战士们;但是,剧本表现出了对战士们的“怪”吗?至于说“作者把解放军战士置于同人民和法律对立的地位,而加以无情的挞伐”,这也纯属虚构,并且与漠雁自己承认的事实相悖。解放军战士总得服从上级指挥,因而有时不可避免处于同人民和法律对立的地位;这是那些反对人民、践踏法律的坏上级造成的,而不是剧本作者“置于”的;剧本作者也并未因此而对他们有一丝一毫“无情的挞伐”。事情是这样的明白而又简单,漠雁实在不该搞错。

不过漠雁有句话倒讲得很对,而且道出了全部问题的实质:剧本让人感到是军事法西斯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强奸了人民!强奸了法律!

是的,如前所述,剧本所反映、所抨击的正是这样一种事实!它的重大价值也正在于此!

漠雁看出了这一点,真有眼力。显然,他的灵魂正是因此才猛烈震颤的。可惜他却把这一点看成了剧本的莫大罪过,因此,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他就怒火冲天,必欲置剧本于死地而后快了。

有什么办法呢?漠雁有他的自由呵!

对此,我想已经无须多辩,只消再提醒一句就够了:林彪专制时期我们的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确确实实就是军事法西斯独裁专制的社会,这是漠雁和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也无法改变的!



漠雁否定《在社会的档案里》,另一条重要理由是它表现了“一群绝望的群氓”。这未免言过其实。但漠雁说剧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病态的人物,病态的心理,病态的社会”,倒是真的。至于如何看待这种表现,那就取决于人们对社会本质的理解了:如果硬要说十年浩劫时期我们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无疑会把这种表现说成错误的了;如果承认这一时期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着我们的社会,则一定会肯定这种表现完全符合历史真实。漠雁属于前者,我们属于后者,人民属于后者!

当然,诚如漠雁所说:“即使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七十年代,……人民痛恨林彪、‘四人帮’,暗地偷偷骂他们,而彼此之间还是有同情的。”但是,难道能用这一点来否认当时社会的病态吗?这就正如医生指出某人得了肝癌,却有人因为此人肺部无病而否定医生的诊断,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徒然贻笑大方。

漠雁还重复了《时代的报告》评论员攻击剧本作者“公然宣扬叛国无罪”的谰言。

算了,不必一一细究漠雁强加给剧本的罪名了。还是着重看他是怎样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抨击剧本的吧。另有些批评家否定剧本,也多是从这里入手的,让我们一并作答。首先,在他们看来,因为这个剧本表现了“盗窃、斗殴、猥亵、奸污等犯罪的场面和龌龊的行为”,所以它属于诲淫诲盗之作,“只会助长社会恶习的传播,而不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变。”这叫岂有此理!依此而论,《红楼梦》和《水浒》都表现了那样一些内容,历代封建统治者据此骂它们诲淫诲盗,不就骂对了吗?我们何必去否定这咒骂呢?又何以尊它们为现实主义杰作,一再重印,大加赞美呢?洋人也有不少此类东西,如《安娜·卡列尼娜》,看来也应定为诲淫之作,为什么要翻译过来,现在又再版呢?法院判处犯人的布告总是表现那些犯罪内容,连报纸上的新闻和通讯也常有表现那些犯罪内容的,它们岂不是也在诲淫诲盗?把这种奇特的逻辑推而广之,我们不是还可以说,在文艺作品中表现特务,就是教人学特务,表现战争,就是教人学凶杀,表现地主资本家,就是教人学剥削吗?而为了免致这些恶劣的社会效果,我们岂不是就得尊柏拉图为祖师爷,大家一律去当纯粹的“歌德”派吗?

亚理斯多德说:“事物本身原来使我们看到就起痛感的,在经过忠实描绘之后,在艺术作品中却可以使我们看到就起快感,例如最讨人嫌的动物和死尸的形象”。他这番话虽有其片面性,却讲出了艺术作品可以化自然丑为艺术美的道理,对我们的某些批评家应该有所启示。我们应该从中悟到:无论什么内容,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而在于怎样去写。事实上,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也早已是常识了,我们的批评家们不可能不知道。事情很明显:同样一种内容,以不同的态度去写,社会效果也就不同;犯罪的内容亦自不能例外。假如在作品中肯定、美化、赞赏和鼓励犯罪行为,那么,说它诲淫诲盗,就完全符合事实;否定和批判这样的作品,也就完全应该。但是《在社会的档案里》并非如此。且不说作者“表现盗窃、斗殴、猥亵、奸污等犯罪的场面和龌龊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塑造人物、表现主题、鞭挞黑暗势力的需要;即以这种表现本身而言,任何一个读者都看得出,作者自始至终采取的是彻底批判的态度,即使对李丽芳的犯罪行为,也没有因为她是受害者就无原则地给予同情和稍加宽容,而仍然作了严厉的批判。正因为如此,每一个正常的读者,包括正常的青少年读者,在读过这个剧本之后,都是只会对各种犯罪行为产生强烈的憎恨,而决不至于去学习的。甚至某些犯了罪的坏人,在读了这个剧本之后,也很可能受到教育,像亚理斯多德说的那样,从这悲剧之中“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或者像狄德罗说的那样,“看到自己也曾做过的坏事感到愤慨,对自己给旁人造成的苦痛感到同情”,“作坏事的倾向就比较减少”。这同诲淫诲盗不恰恰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吗?凭什么要把这顶污秽不堪的帽子给《在社会的档案里》扣上呢?

至于另一顶由《文汇报》评论员所制造的更可怕的帽子,即所谓“把个别的、暂时的、正在克服中的丑恶现象集中起来,加以夸大,用感伤的、悲观的情绪和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它,使人民失去信心和希望,使青少年彷徨悲观,造成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有害影响”,(《文汇报》1980年4月2日第1版)同样扣不到这个被评论员先生点名指斥的剧本头上。林彪反党集团企图篡权时的丑恶现象,难道是什么“个别的、暂时的、正在克服中的”?评论员先生这样讲,未免对林彪反党集团过于宽容了吧?而这种宽容,用历史的镜子一照,就彻底暴露出了从根本上歪曲和颠倒事实的本质。说剧本把那些丑恶现象“集中起来”,倒是真的,不过所集中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加以夸大”?对不起,作者即便想这样做也做不到;他能够表现的丑恶现象,同林彪专制时期实际发生的丑恶现象比,有万分之一就不错了。“用感伤的、悲观的情绪和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它”?纯属强加。剧本的格调虽有阴暗低沉的一面,但它所透露的作者的情绪毕竟是悲愤的,慷慨激昂的,战斗性的;其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的。老公安人员尚琪的崇高形象,是何等鲜明而突出地自始至终体现着这一点呵!他把“追究各种犯罪现象的社会根源,并设法克服这些原因”,当作自己“更主要的责任”,为此坚持不懈、义无反顾地英勇斗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后,他因为敢于揭露罪恶的渊薮正是林彪一伙,被林彪死党非法抓捕,却仍然高昂着头颅。这就使人强烈地感到,正义力量尽管一时受挫,但总有一天会取得胜利。尚琪的助手陈杰和救护王海南的医生等形象,同样体现着这一点。甚至于王海南,尽管死于非命,结局很惨,给人的印象却也还是那么悲壮,具有深沉的、不可遏止的鼓舞力量。既然如此,所谓“使人民失去信心和希望,使青少年彷徨悲观”的结论,无疑就是十分荒谬的了。当然,从某种意义上看,此话倒也讲得不错。但是,并非剧本在今天产生了这种社会效果,而是林彪一伙的种种倒行逆施在剧本所反映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产生了这种社会效果。当时连刘少奇同志都整死了,周恩来同志也受到迫害,邓小平等同志更是还关在牛棚里,而爆发“四·五”运动的时机远未成熟,因此,尽管人民作为整体不甘沉沦,坚持着斗争,而且相信最后胜利属于自己,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人民失去信心和希望”,“青少年彷徨悲观”的状况。王海南和李丽芳的形象,就是对这种状况的不同程度、不同侧面的真实写照。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充满忧虑,感到痛苦,应该是回响在每个正义之士心头的时代的主调;思想坚定目光远大的先进分子,对最后胜利怀有信念并为此而斗争,也必然受这个主调支配;根本不谙此调而“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则只能是林彪、“四人帮”的党羽仆从,或者政治上的盲人。那么,剧本把当时那种情况反映出来,在今天会不会同样“使人民失去信心和希望,使青少年彷徨悲观”呢?请不要杞人忧天。人民的信心和希望,从根本上讲只能来自现实社会,而不可能凭空来自文艺作品。如今,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在文艺作品中看到昨天的黑暗,岂能对今天的光明和明天后天的更大光明失去信心和希望?算了,评论员先生那根“造成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有害影响”的大棒,还是收起来吧;想打人,也得瞅准对象呀!



整整十个日日夜夜,我全身心沉浸在无法自已而又无可名状的情绪之中。我身上既冷又热,我心中既怒又喜;不过,我终究感到充溢我身心的是一股令人欣喜的热流。《在社会的档案里》能够出世,而且,尽管灾难不断,也毕竟为社会所承认,所赞颂,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文学及其所由产生的社会,确实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呢?

至于对这个剧本的分析,对它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的探讨,对它所产生的效果、所遭受的待遇的认识,还有多少话要说呵!可是,且打住罢。

真该平息一下激荡的心潮。然而,我的思绪仍萦绕在剧本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上。我深沉地思索着……

我想,确如一些比较公正的批评家所说:《在社会的档案里》是时代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具有相当影响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必然的。

同样,它使得各种不同人物的灵魂都猛烈震颤起来,而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爆发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议,并且由文学之争事实上变为政治之争,也是必然的。

历史上举凡伟大的、影响深远的、流传不朽的作品,总是如此。

那么,我们就无须乎为这部电影文学剧本的命运担忧了,历史自会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然而,在当今之世,仍有人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对剧本施以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攻击,这种现象却毕竟值得深思、值得重视!要到什么时候,这种现象才能减少些呢?

1980年11月7日凌晨竣于中国人民大学

《自由写作》第24期【旧作新发】

http://www.chinesepen.org/magazine/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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