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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名岗著《文革在山西》引子:风暴来临

楼层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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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风暴来临

公元1966年,在距离1789年法国大革命177年,距离1917年俄国革命49年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降临了一场当时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比起这场风暴来,就规模而言,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只能算作“小巫见大巫”。六亿五千万人民在这场风暴中动荡、震荡、激荡……

1 “上层不能按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关于文革的许多资料认为,文革开始于1965年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意味深长地问文革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一问一答应该是问者有心、答者无意。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完成于1960年。作者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他本不是一个大的政治人物,而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教育家,特别精通明代史。但历史学家一旦和现实的政治相结合,在个人集权背景下,或许就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台,多多少少有些历史政治原因。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等文章。此时,吴晗连篇累牍发表有关海瑞的文章,已经超出纯学术研究的范围,显然有迎合毛泽东讲话的意思。

其实,毛泽东有点“叶公好龙”。在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真正当了一次“海瑞”,毛泽东便容不下他了。

在1959年庐山彭德怀等人出事之后,吴晗有点不识时务,仍然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宣传“海瑞”精神。彭德怀和吴晗都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做得有些“过分”。彭德怀的“过分”是直言的让“皇帝”下不了台;吴晗的“过分”是有意无意地用历史剧“激起”了党内一些反对者“骂皇帝”的勇气。

毛泽东对彭真的发问是试探性的,他并没有暴露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企图。相反,彭真当时应该还蒙在鼓里,按他的回答,他觉得这是一个文化方面的学术批判。他不会想到1959年曾经被毛泽东赞扬过的“海瑞”精神,在问话之后会被指责为“替彭德怀翻案”而受到严厉批判;更不会想到毛泽东以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借口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及彭真本人。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当时是不是有后来发动文革的宏大计划(当时称之为“伟大的战略部署”),根据文革后来局势发展的巨大变化和毛都无法操纵的状况,可以判断他当时未必有那样英明的预见。但他至少应该有借批《海瑞罢官》“突破口”,解决“持不同意见者”的意思。在1965年,把1960年的事翻腾出来重新批判,显然,毛泽东认为,困难时期已过,打击反对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是由毛泽东夫人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宣传工作)组织编写的,由姚文元执笔,据说毛泽东曾经看了三遍,定稿后由江青拿到上海发表。据后来披露的事实说明,此事件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和指挥,在北京实施遇到巨大阻力后,才由江青去上海组织实施的。这是继1957年以后的又一次“引蛇出洞”的战术。一部多多少少有些历史和现实政治因素的新编历史剧终于成为了酿成重大历史事件的引子。

这次中了套子的不是“给党提意见”的右派,而是当年与毛泽东共同“设套”的党的正统领导刘、邓的骨干力量彭真及北京市委。彭真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抵制不但没有挽救吴晗本人,而且很快贴进去了吴晗的两个好朋友,即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吴、邓、廖同爱舞文弄墨,应北京市委理论杂志《前线》之邀,三人以“吴南星”为笔名,在杂志上开辟了《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另外邓拓还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1966年3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波及《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谈话中点名批评了《三家村札记》及《燕山夜话》。之后《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札记》进行批判。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对《三家村札记》及《燕山夜话》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三家村札记》及《燕山夜话》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终于,一场被人们误认为是学术批判的活动,演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文革作为一场政治大革命(或大动乱),被它的启动者冠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即,彭真及北京市委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突破口。

至今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毛泽东早就想把彭真等确定为批判对象,为何在1964年7月还把彭真确定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为陆定一,成员是康生、周扬、吴冷西)?后来最被人们认可的答案是,毛泽东为了迷惑他的反对派,把他们的思维导入文艺革命的死胡同,诱导他们犯“错误”,从中寻找到打击反对派的缺口。这应该是毛泽东的一个斗争策略。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1966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日,该大字报印发全会(过了近一年以后,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的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炮打司令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毛泽东大字报的标题没有写成“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从后来的事实看,实际上毛泽东要炮打的是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持不同意见的多数派,炮打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炮打的是地方的各级领导,也就是说,从最高司令部到各级司令部,已经不被毛泽东所掌握,他要摧毁自己亲手建立的司令部了。毛泽东的大字报是对刘少奇的宣战书!也是对“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宣战书!

毛泽东在大字报中所提到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的是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宋硕是当时的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大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所以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是针对当时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

大字报贴出的前九天,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会议点名批判了彭真及其组织编写的把“文革导入文艺学术性批判”的《二月提纲》,正式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解散了旧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但《五一六通知》后,由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中央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党委把运动搞得有点“冷冷清清”,形势未按毛泽东的意愿发展。毛泽东急需扩大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的突破口。据近几年当事人的回忆披露,虽然时任北大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在该大字报酝酿期间,曾经找过康生夫人、时任北大文革调查组组长曹轶欧谈话,并得到曹的支持,但1993年和1995年有人对当时大字报签名的其他六人(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赵正义、李醒尘,均为北大哲学系教师)分别进行访谈时,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大字报的具体内容无疑确是他们自己拟定的,实际上曹的支持只是一般性的,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曹知道毛的最终意图指向是刘少奇的可能性不大,可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突破口)有一定偶然性。这符合政治斗争和战争的规律,即战机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大字报贴出后的当天,高等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张彦先后到北京大学,重申中央关于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运动(指文革)要有领导地进行的精神,传达了周恩来的补充指示,要求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内外有别”。北大党委当夜紧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和华北局领导的指示。领导人批评的着眼点是公开张贴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精神。李雪峰提出可以将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要求北大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他们虽然没有反对贴大字报的这种形式,也没有评论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内容,但对大字报及其作者的批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随后北大党委组织人员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进行了反击。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遭到反击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内容。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在电台广播,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当天下午四时,这个批示从杭州传达到康生、陈伯达手中。毛泽东还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康生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当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内容。

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评论员文章的重要之处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意见与中央的精神相左。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下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毛泽东批示的两段文字,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党委称作为“反动堡垒”,而且“危害革命”,表示毛泽东与他即将要打击的刘少奇势力势不两立的立场。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并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以往运动及常规运动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讲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提供了毛泽东所期待的,从基层发动群众冲击“走资派”或“黑暗面”的样板,广播这张大字报就是向全国推广这种运动形式。事实表明,全国性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风暴,正是从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为开端的。对此,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面对各院校如火如荼的大字报运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并不知道(或者是装着不知道)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意图,对运动的意图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这是毛泽东发动的又一次“反右”运动,意在再次“引右派出洞”。于是,刘少奇等人向首都各大中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意欲引导文革的方向,并让右派充分暴露。绝大多数工作组进校后,一方面接管了文革的领导权,成立校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把矛头对准基层领导;另一方面按上级指示,把学校的师生划分为“左、中、右、反”四类人,镇压“给校领导及工作组提意见”的学生和教师。毛泽东的大字报把这些活动说成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就是后来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单从民主的角度讲,刘少奇们“压制不同意见”,当然是错误的。不过,至少当时令刘少奇们不解的是,1957年他们跟着毛泽东“压制不同意见”,就没有什么错误,而1966年就犯了“滔天大罪”?刘少奇在后来的《检查》认为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说明了他当时的不解。

毛泽东在自己的大字报中提到了“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说明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有“翻旧账”的成分。

这个“旧账”源于1958年共产主义理想试验的失败。1958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号召“十五年赶上英国”。当时上上下下都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充满了信心、热情及干劲。当时包括党内的资深理论家在内的重要人物们,都没有对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自然发展规律的全党、全国的狂热行为提出异议。到1959年,由于全民大炼钢铁造成粮食增产减收现象、大规模虚报粮食产量造成超大量征收粮食及农村人民公社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等原因,在全国形成了严重缺粮的局面。在严峻的形势下,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上书(即所谓《万言书》)毛泽东,替全国农民申诉。彭德怀在《万言书》中用词激烈,指责毛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并在与毛争吵中提起延安整风的旧事,致使毛“龙颜大怒”。在毛感觉自身威望受到威胁时,毅然把庐山会议的主题由“反左”改成“反右”。会议揪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此次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会议主题的改变和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党内的资深领袖们竟然非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彭说话,而且跟着毛对彭进行了激烈批判(其原因不知是赞同毛的观点,还是违心地跟随毛)。由此导致了1959、1960、1961三年的经济特别困难的时期,饿病饿死了不少人。此时,曾经对共产主义美好社会充满信心的革命家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走进了死胡同。在这个时期,刘少奇主持的中央被迫实行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了三自(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包产到户)的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了后来被称作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毛的反对派。

庐山会议是一个分水岭。虽然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的支持下,全面击退了彭德怀的“猖狂”进攻,但从刘少奇等人后来的动作来看,至少从内心没有认为彭德怀全都是错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最初的三年里,刘少奇主持的经济调整政策,是与彭德怀的建议相似,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的。虽然在庐山会议之前,党内在合作化问题、新民主主义问题上有过争论,但都是局部的、个别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新民主主义思潮并没有占主流位置,而刘少奇也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庐山会议之后,对毛泽东持有不同意见者逐渐形成了一派势力,毛泽东虽然还是领袖,但也不能不顾忌这股势力。

1962年1月,中央召开县委书记以上人员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对毛泽东1958年的错误提出了激烈批评。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这就是使毛泽东耿耿于怀的所谓的“1962年的右倾错误倾向”。

1962年9月,党的八屆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强调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可忘记。左的理论重新抬头。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中央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文件列举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九种情况,把个例当普遍,夸大事实,歪曲真相,制造紧张。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极左思潮又一次升级。1964年,中央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此次运动由刘少奇牵头负责,搞了个“后十条”进一步扩大敌情,故弄玄虚,把基层看得一团;漆黑,运动中整了许多基层干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了整人运动。这就是所谓“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纠正“后十条”带来的问题,这时毛与刘的路线上的矛盾更加公开、对立,毛泽东则提高了对“中国赫鲁晓夫”的警惕性。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重提旧事,说明党内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毛泽东要炮打司令部,就是要号召群众直接炮打刘少奇等人及跟随各级党委;毛泽东采用1957年反右时“引蛇出洞”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实也就是言论自由)手段,说明他已无法用正常方法打倒他的反对派集团(最起码毛本人判断党内反对派已经是多数)。看来在当时毛泽东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对付反对派的决心已下。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重炮的炮衣已经脱下,瞄准镜已经对准了“司令部”。

华北局会议:激烈的内斗

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时,各个地方的领导并不知道中央要干什么,以为又要开展一场整风运动。一向紧跟中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彭真被罢官后,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5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尚未结束之时,随即召开了由华北各省省委常委以上人员参加的华北局扩大会议,意图按中央批彭真的办法,在华北局找出批判对象来。会议从5月一直开到7月,收获颇丰。当时的华北局下属一市(北京市)、两省(河北省、山西省)、一区(内蒙古自治区)。在这次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还有天津(当时还不是直辖市)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都受到揭发批判,不久即被撤销职务。加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揪出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华北局范围内的一个直辖市、三个省级单位及一个计划单列市,其中有四个由反党集团所掌握。显然,山西省的领导们受到了特殊“照顾”。当时各中央局都在开会,华北局是揪出反党集团最多的中央局,可见李雪峰紧跟中央的心情之迫切!

李雪峰抗战时期曾在山西工作,参与和领导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山西省委的领导大多是其老部下,也是其在华北局的基本力量。但山西省委常委也非“铁板一块”,“非李雪峰派”的袁振(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在会上猛烈炮轰山西省委。袁振的意见有三条:一是山西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是彭真《二月提纲》的翻版,必须收回;二是山西省委对学习毛泽东著作布置不力,用发放马列著作冲击学习毛泽东著作(作者按:可笑的理由,马列著作是否与毛著对立?);三是山西省委按陆定一的旨意支持出版宣扬明清封建大儒傅山的《傅山画集》,并且请“三家村”头目邓拓撰写前言。袁振在会上提出了支持傅山展览的三十多位官员、学者、专家名单,并对他们予以批判。山西省委和华北局也对袁振的发言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指责袁振“诬陷省委”,是“野心家”、“伸手派”。华北局会议以山西省委的胜利、袁振作检查的结果而告终。

山西省委:文革与镇压文革心理的交织

从历史上讲,山西省的干部山头林立、派别甚多,故在山西省干部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太行的干部,太岳的党,晋绥干部后娘养,晋察冀干部歇凉凉”。

抗战初期,八路军进入山西创建敌后根据地。其中贺龙率领120师在晋西北创建了晋绥根据地;聂荣臻率领115师一部在晋东北的五台山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率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进入晋东南创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山西的部分被日军占领的白晋铁路(祁县东观镇白圭村至晋城的铁路,当时仅修到长治)分割,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及新建的385旅多在该根据地东北部的武乡、沁县、辽县(建国后改为左权县)太行山一带活动,是为太行区;陈赓领导的386旅和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多在该根据地西南部的太岳山区的沁源、霍县、沁水、阳城一带活动,是为太岳区。建国前后,晋察冀主要高级干部和太行区的部分高级干部多随华北人民政府进入北京,成为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骨干。晋绥区的主要高级干部多随第一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的十八兵团到了西北五省和四川,山西省遂由太行和太岳干部主政。因此,就自然形成了晋绥和晋察冀干部“后娘养”、“歇凉凉”等不受重用的局面。其实,太行和太岳干部之间也很不和睦。在1965年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调离时,对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太行派和太岳派有过争夺。中央最终安排太岳派的卫恒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太行派的王谦和王大任分别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省委常务书记,在太行和太岳之间做了平衡了事。当时省委干部中传说王谦大发雷霆,没有参加省委书记的任命会议,至此埋下了太行、太岳之间矛盾的种子。

不过,在对付外来干部时,太岳、太行倒是显示了团结。在这种情势下,袁振在华北局会议上的发飙实在是不合时宜,不但他自己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头,而且还连累了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等人。

袁振原籍山东掖县人,属晋冀鲁豫根据地冀鲁豫区干部,曾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常委、鞍钢党委第一书记等职,行政级别六级,是除了因犯错被贬官到山西担任副省长的刘格平(原国家民族委员会副主任,行政级别三级)、黄克诚(原总参谋长,大将军衔)、刘贯一(原全国人大副秘书长,行政级别五级)以外的山西最高级别的官员(卫恒、王谦都是八级),难免引起人嫉妒和防备。被打入反党集团的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系河北阜平县人,晋察冀干部,建国后曾任华北局工业部副部长、包钢党委书记,期间与李雪峰结下了很深的“梁子”,故而也被打入反党集团。虽然袁、陈二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但命运注定他们要在山西文革中大出风采。

袁振没有顶住华北局会议对他的严厉批判,在会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判。

1966年7月18日,山西省委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着重指出:“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主义野心的阴谋家、伸手派挖出来”。此报告显然表明了省委对“袁振集团”穷追猛打的坚决态度,与文革的主流大相径庭。

也是7月18日,太原市委在新建路市府礼堂召开了同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袁振在动员报告中声称“太原市还有些重大问题没有揭发出来,我的问题就没有揭发出来。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我的问题是在华北局会议上揭出来的”;“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搞了宗派活动,利用《傅山画集》等问题反对省委”,“我把自己推向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方面,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袁振在华北局会议上的检查是被迫的,但这次检查的态度却是“诚恳”的,有“向我开炮”和“永不翻案”的意思。其实,袁振在华北局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从当时的观点分析,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的动员报告、他的自我批判却脱离了文革的大方向,使市委、市人委的干部思想产生了极大混乱。会后,按省委的部署,以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太原市委,袁振遂被免职,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由贾俊代理。

山西省委采取了“一箭双雕”的措施,借紧跟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既保住了自己,又打击了异己。

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当时还是认为自己是代表正统势力的,所以在华北局会议上对袁振进行了反击,会后把太原市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打成了“反党集团”。由于是袁振首先发动进攻的,山西省委的这个动作是半被动、半主动的。

山西省委的另一个动作则是完全主动的。在华北局会议上,山西省委摆出了积极搞文革的架势,决定对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束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言行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

王中青系太岳干部,性格耿直、敢说真话,又有些才华,他成为山西的“邓拓”有一定的必然性。强加给王中青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强加给赵树理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叛徒”等等;给李束为强加的“罪名”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卒”、“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撤销其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文联主席的职务。王、赵、李俨然成为了山西的“三家村”。

所不同的是,北京的“三家村”是毛泽东“钦定”点名批判的,彭真是抵制的,其态度至少是被动的、被迫的;而山西的“三家村”是山西省委积极、主动点名批判的。这说明当时的山西省委是要“革命”的,也是要“保命”的,但山西省委这种政客式的损人利己的作法既伤害了同志,最终也未能保住自己的“命”。对于这个动作,王谦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解释的:文革后期,在王谦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王中青到王谦家去看望王谦,王谦曾向王中青道歉:“中青同志,我对不起你,我同时也代表卫恒同志说对不起。‘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卫恒同志和我把你甩了出去!”。王谦的意思是,他们当时是迫不得已才对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下得毒手。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其实,他们当时至少是真正地认为:王、赵、李等人,与邓拓等人一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打击的对象。王谦等省领导的“迫不得已”显然含有“自觉”的因素。即便是“迫不得已”,这种为了保自己,在“危难”时“六亲不认”的做法,也是不可原谅的。

2 “下层也不愿意按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

当时的中国社会像一堆干柴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内外的政治环境糟糕到了极点。

从外部讲,一方面,由于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中,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分裂,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站在了苏共一边,朝鲜、越南党保持中立,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中共意见一致;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宿敌,是压迫全世界三分之二未解放的人民的“元凶”,北美和西欧国家大多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另外,由于中国支持各国的反政府革命武装,亚洲和南美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也抱有戒心。所以从国家关系上讲,我们的可靠朋友也只有阿尔巴尼亚等几个国家。

从内部讲,中国仿效苏联的斯大林实行了阶级斗争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运动,一次一次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人为地把老百姓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或者逼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如:过激的土改政策把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甚至中农变成了对立面;镇反和肃反运动的扩大化把许多可以争取的与国民党沾边的人打成了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公私合营”运动用“合法”的方式剥夺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反右运动把55万知识分子(好多只是知识青年)打成右派,并牵扯到几百万人;人民公社运动(合作化运动)使得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又失去土地;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把许多基层干部打成了“四不清”干部。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气氛十分压抑,“干净”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谨慎小心,深怕突然大祸临头。

那时的中国的经济环境也糟糕到了极点。

国际经济环境比政治环境好不了多少。苏联及东欧各国中止了对华援助,留下了许多半拉子工程,传说苏联还不断逼债;美国和西方国家依旧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支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已经没有,中国反而需要咬着牙援助贫困的阿尔巴尼亚和亚、非、拉(拉丁美洲)落后国家。

国内的经济状况更是一塌糊涂。1959、1960、1961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城乡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据官方统计我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一千万人左右,非官方统计达到三千六百万人。有些严重的地方,尤其是河南、四川、安徽、甘肃等省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刘少奇曾着急地向毛泽东进言“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以山西省为例,市民每月只有24斤粮食定量,其中细粮(指白面和大米)定量,省会太原为35%,行署所在县为25%,一般县为15%;食油每人每月2两;肉类每月每户1~2斤,购买工业品包括布、香烟、白糖、火柴、自行车等等都要相应的票证。当时的物资供应贫乏到了极点。由于吃不饱,许多人患有浮肿病。据老辈子的人传说,三年困难时期是晚清光绪三年以来的百姓生活最差的时期,用饿殍遍野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把一个国家管理成这个样子,不仅人民不满意,上层自己也不满意。中国的老百姓真好,过惯了苦日子,忍耐力很强,在那种条件下,居然没有什么群体事件?!除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逆来顺受”的民族性格和强大的专政力量使老百姓“不敢怒也不敢言”的原因外,另一原因是,那时的国人还比较愚昧,信息也很闭塞,虽然有个别地方已经“人相食”,但老百姓还是认为包括西欧、北美在内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我们都不如,相信他们“人相食”现象更多!我们的困难是天灾和“苏修”造成的,是暂时的,咬咬牙就会过去,他们的困难是长期的,还等待我们去解放?从现在来看,这是多么可笑的想法!?这样一来,文革的烈火只好等着上层自己来点燃!!!

两种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可以说,毛泽东批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一颗点燃干柴的火星;也可以说,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是一把火炬;还可以说,毛泽东“八一八”在天安门上接见百万红卫兵就是熊熊烈焰已经开始燃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中专学校,正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学校的政治气氛很浓,无论在社会科学上,还是在自然科学上,学生都不能自由的思想。许多有才华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在思想上更是特别压抑。出身不好的、有独立思想的、调皮不听话的、思想“落后”的学生,在学校里成为了政治上的“另类”,很难被发展为党团员。1957年以后,各大中专院校就“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揪反动学生,几乎每个大专院校都有学生“反革命”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和受处分。校领导和一些教师的过“左”的做法,引起了好大一部分学生的不满,这条被毛泽东批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制度,后来就形成了红卫兵“造反”的基础条件。

红卫兵运动起源于北京的中学,随之发展到大专院校,后分成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两种势力,形成了文革初期的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两个红卫兵派别。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据骆小海与宋柏林的回忆,张承志最早的笔名是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及《人民日报》编者按。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随后,学校停课,文革群众运动的帷幕正式拉开。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此后一段时间形成了初期的红卫兵组织。

初期的红卫兵以中学生中的高、中级干部子女为主。开始时他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在于整刘邓集团及他们的父母,所以革命热情很高,他们把矛头指向学校中平时压制他们的校领导,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应该说,开始的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是对当时学校的压抑的言论和政治环境的一种发泄和反抗,也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稍后,随着运动对象(走资派)的明确,红卫兵们逐渐脱离《五一六通知》精神,按照《社论》精神,开始了“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下层的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知识分子,制造了震撼二十世纪的整人运动,这就是所谓“老红卫兵”运动。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实际上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是与《人民日报》的“六?一社论”有矛盾的。据现在的资料披露,该社论是由人民日报的当时主持编辑工作的两位负责人起草的,陈伯达审定发表的,这说明连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不见得完全清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

7月29日,北航附中的部分红卫兵贴出了“血统论”的对联,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并针对这副对联进行大辩论。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血统论”一下子被老红卫兵和他们的父母所接受,成为了这次大规模“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行为的理论基础。
对于老红卫兵来说,高贵的“红色贵族”血统使他们有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有着父辈斗地主、资本家时的革命干劲;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把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及子女作为革命对象,总比把自己(走资派)作为革命对象要好得多。自此,老红卫兵开始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基层干部和群众,在老红卫兵运动在大专院校展开之后,他们又成为校党委、校文革及工作组的维护者和镇压提意见群众的工具。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使“红卫兵小将”干劲倍增。

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那部分红卫兵又把“血统论”对联贴到了清华、北大、人大等学校,挑起了一场更大的辩论。8月2日凌晨,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似乎感觉到这种提法不符合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不知他当时是不是意识到老红卫兵矛头指向错误),在接见红卫兵时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老红卫兵并未接受陈伯达的建议,并开始对中央文革不满。2日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游行,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揭开了被后人称为“恐怖的红八月”的序幕。

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校领导五人被毒打,其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从此北京各中学开始了更加激烈的批斗殴打领导和老师的活动。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据传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谭政文之子)抛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辩护,继续鼓吹《血统论》。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鼓励他们继续造反。老红卫兵走出学校,走上社会,所谓“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达到最高潮。在学校中,许多所谓有点“问题”的老师,被剃成“阴阳头”,遭到人格侮辱,体罚批斗甚至殴打成为“家常便饭”,大多被撵进“牛棚”(注:文革开始时各单位关押被整对象即“牛鬼蛇神”的地方);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资”及有牵连的人又成为了“革命”的对象,遭迫害、殴打和被赶回农村老家的人不计其数。同时,破四旧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老红卫兵像蝗虫一样到处拆庙砸碑,连普通老民房上的龙头装饰都不放过,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几千来来的最大的破坏。8月下旬,老红卫兵的“红色恐怖”达到了极点。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了《自来红们站起来》等血统论的文章。8月25日,三十一所中学红卫兵头头在北师大女附中召开会议,成立了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意欲制止极左的暴力行为,成为了第一个跨单位的社会性红卫兵组织。“西纠”主要由高级干部子女组成,后来被中央文革认为是刘、邓等走资派为破坏“文化大革命”而成立的别动队,具有半官方色彩。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是这样批示的:“同意组织纠察队,稳定社会秩序”。本来老红卫兵是造反之根源,让老红卫兵去稳定社会秩序,无异于让狼去看护羊群。首都随后又成立了“东纠”(东城区)、“海纠”(海淀区)。这些老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了“黑五类”及普通干部、群众,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据1966年9月5日的中央文革《简报》中“红卫兵战果累累”一文披露,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王友琴文“恐怖的‘红八月’”)。老红卫兵终于为自己的阶层确立了自身的两个历史使命,一是在校内维护校党委、工作组,二是在校外打击阶级敌人(地、富、反、坏、资、右)。这样,北京的老红卫兵就从响应文革开始,走向了文革路线的反面。

“恐怖的红八月”中,北京老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疯狂行为,开始应该是有一定的自发性(继承于老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各地时绝大多数就成为“官办”或“半官办”的了。从陈伯达改对联的举动来看,这不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思。从刘少奇的批示看,他似乎也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但他们都是有很大有责任的,首先,老红卫兵们的“阶级仇恨”是由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造成的,他们认为“出身不好”本身就有“原罪”,就该受罚赎罪;其次,“无法无天”的环境是由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造成的,因为“革命”本身就“无法无天”。老红卫兵的“合法性”是由刘少奇等走资派认可的,红卫兵们把“稳定社会秩序”理解为对黑五类的镇压。

北京老红卫兵们的疯狂行为转移了毛泽东文革斗争的“大方向”,支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老红卫兵,后来与后起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势力相对立,大多成为了拥护刘少奇等的“走资派”集团的保守派,最终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抛弃。

北京以外的老红卫兵,出道稍微晚一些,大多有各级党委和各校文革的半官方的背景,走向社会后,纯粹成为官方的组织,后成为“保皇派”,一月革命风暴后各地的老红卫兵被打成“反动保皇组织”就烟消云散了。

造反派红卫兵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压下产生的

1966年中央《五一六通知》后,全国各校都出现了一些针对学校党委的大字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认为新的反“右”运动业已开始,为此,他为新的反“右”运动进行了部署。在1966年6月11日的文化革命汇报会上,刘少奇明确提出:“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学生、教师中的右派分子有多少就定多少”。刘在6月13日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的两个报告中同样批示:“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参见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149页)相信1957年当过“右派”的人,定会觉得这种声调特别耳熟。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刘少奇就是这样来看待和领导“文革”的。他的确认为“文革”就是“反右”的延续,他确实是要再一次从教师和学生中大抓“右派”。“文革”如果按刘少奇沿用的传统模式继续搞下去,或者按照各级当权派和保守红卫兵的作法搞下去,继续将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黑色人群当作主要斗争对象,确实会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反“右”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校党委和工作组开始了对“右派”学生和教师的“镇压”。

在老红卫兵蓬勃发展1966年的7月份,后来形成造反派红卫兵的那部分人群,还未形成组织。他们还在单枪匹马与当时占强势的校党委、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苦斗。造反派红卫兵,是以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在运动初期大多因为有独立的思想,或者给领导提意见,被领导划成右派和反革命。他们处境与1957年反右运动的初期的右派分子差不多。当时的学校领导、工作组及校文革受到刘少奇路线的误导(有官方的指示),都认为文革是“反右”的翻版,是毛泽东在“引蛇出洞”,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或公开或暗中把学生划分为左、中、右,有些单位已经把右派学生隔离进行审查,准备再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例如:7月9日,后来成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被当作右派学生的典型开除团籍,并关押了十八天(那时的工作组很有权力,违背《宪法》,压制言论自由,行使了公检法的权力)。直至8月4日,才由周恩来、陈伯达代表中央亲赴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等人平反。由于学校领导、工作组及校文革都是官方机构,右派学生是少数派,再加上许多右派学生被看作是落后学生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故被老红卫兵称作为“狗崽子”,受到官方和老红卫兵的双重压制。在红卫兵运动开始时,他们没有权利和资格作红卫兵。

造反派红卫兵是与老红卫兵相对立的学生造反组织的统称。1966年7月26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消了工作组。在工作组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批评后,造反派红卫兵才形成组织。其组织名称多半在“红卫兵”三字前加有前缀,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八一八”、“井冈山”、“东方红”、“红色造反”等等、等等。再后来甚至去掉了“红卫兵”三个字,在后面加上了“战斗队”、“兵团”、“公社”、“联络站”、“联络总站”等等、等等。如果后人想判别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话,一般来说,以中学生为主的老红卫兵总是以“红卫兵”直接命名,有些地方称之为“三字兵”,或“黑字兵”(开始时的红卫兵的袖章都是在红绸布上用黑色印着“红卫兵”三个字);后来的以大专院校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红卫兵命名时总是加有“前缀”或“后缀”。可见,老红卫兵是“纯”的,造反派红卫兵是“不纯”的。在“血统论”统治的全盛时期,或是在“血统论”的影响下,或是为了抵抗“血统论”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相当一部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在内部也成立了由出身好的人员组成的核心,也称作为“红卫兵”。这种红卫兵就像部队中的党、团员一样,已经与“资反路线”没有太大关系了。

由于造反派红卫兵是在与校党委、工作组的斗争中诞生的,所以,他们是老红卫兵的“天敌”。它一成立,就与老红卫兵对立起来了,所谓清华大学的“八?二四”事件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1966年8月24日凌晨,毛泽东写于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到清华大学,一下子激化了两种红卫兵之间的矛盾,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贴出了许多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当天上午清华大学被挤得水泄不通,大字报轰动了清华,轰动了整个北京。清华文革临时筹委会主要负责人认为这是一件严重的矛头指向党中央的事件,遂调动了十二个中学的两千多老红卫兵持皮鞭铁棍,高喊“右派要翻天了”、“狗崽子要搞政变了”等口号,冲进清华校园,实行戒严。到晚7点,所有反刘少奇、王光美(刘少奇夫人,曾担任清华工作组成员)及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撕光,并闯入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学生宿舍抄家打人。随后几天,老红卫兵如法炮制,北航、北师大等学校的反刘大字报均被毁掉。

当时,北京高校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后来被人评价为“五大主力”的造反派红卫兵队伍。这“五大主力”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1967年1月以后的名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公社及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为了与老红卫兵的社会联合相对抗,首都各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实行了联合。

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当时人们习惯称之为“一司”)成立。9月5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当时人们习惯称之为“二司”)成立。9月6日,被称为首都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时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司”)成立。据1967年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简称:《全国大事记》)记载,“三司”成立之时有十六所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组成,主要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等。一司、二司、三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央文革、造反派红卫兵与走资派、老红卫兵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需要指明的是,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革命目标是不同的,老红卫兵的目标是众多的“非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和群众;造反派红卫兵的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部分领导干部,比起老红卫兵来说,范围要小得多,在手段上也要“文明”一些。

不过,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定义远不是那样泾渭分明,这只是以首都为样板所作的大致分析。在各地有可能有一些差异,有一些运动初期的保守派(不见得都是老红卫兵)后来“造了反”(因为老红卫兵组织已不存在,这些人新组织了造反派红卫兵),也有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后来“保了皇”,我们所说的不过是大致的分野罢了。

毛泽东在老红卫兵问题上看走了眼

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从来没有像文革时这样复杂,人们(也许包括领袖级的高级干部在内)不知道自己的领袖到底是为了什么煽起了这场大风暴。是为了反修防修、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呢?还是为了排除异己、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解决“接班人”问题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于这个问题,后人众说纷纭。其实不管是什么原因,刘少奇集团都是斗争的对象。于革命目标而言,刘少奇要在体制内进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良,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修正主义(实际上修正主义还在社会主义的体系内),为毛的革命理想所不容;于个人利害而言,刘少奇往往有自己的思想,不是那么听话,并不是理想的“皇储”。除刘少奇集团以外,由于各种原因,敌我界限很不分明,常常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甚至是敌中有敌,但非我友;我中有我,但是敌友。这种敌我界限的划分,有时以夺取政权前的山头来划分,有时以建国后的利益集团来划分,还时常发生变化,确是有点扑朔迷离。毛泽东在文革中除了把刘少奇集团当做斗争大方向外,不知他是真搞不清楚是敌是友,还是他采用的政治铁腕,反正对其他人是用用打打,乐此不疲。用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话来说就是:毛泽东“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本来毛泽东很富于政治斗争的经验,但在老红卫兵问题上却看走了眼。虽然毛泽东在1966年8月1日热情地支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革命造反精神;8月18日又接见了百万红卫兵,用当时一位诗人的一句诗句形容就是:“毛泽东微微把手招,百万小将齐踊跃”。当时的毛泽东肯定认为,这些红卫兵会像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忠于他,并按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去与刘少奇等走资派战斗。他没想到这些老红卫兵并不是要造“走资派”的反,反而成为了“走资派”(他们的父母)的工具。用当时的语言来说,老红卫兵把斗争目标对准“黑五类”及普通干部、群众,是受到走资派的控制,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转移了毛泽东的斗争大方向,保护了“走资派”。

固然毛泽东应该对“恐怖的红八月”负相当大的责任,因为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虽然毛泽东很恨“地、富、反、坏、右”及资产阶级,由于他当时的打击目标是党内的“走资派”,所以“恐怖的红八月”不是毛泽东的部署。“恐怖的红八月”在客观上帮了毛的对立面——“走资派”们的忙。所以老红卫兵的这些做法应该不是毛泽东搞文革的初衷,至少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毛泽东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他支持的红卫兵分成了支持文革和反对文革的两个派别,他所希望看到的是后来的把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的造反派红卫兵。

“左”和“右”是这样结合的

历史进程往往令后人不解,看来是相反的事物往往能结合在一起,看来是相似的事物往往分裂开来,也许这是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道理。中、苏看起来很相似,社会制度没有原则的区别,却发生了大分裂,而“美帝国主义”社会制度与中国大相径庭,为了对付苏联,两者之间却有了真正的联合,这是一个奇异的例子;当年,苏共和中共内部的路线斗争,按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却杀得你死我活,而对待国民党的降将却优待得很,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先进”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落后的俄国的封建农村公社制度相结合,产生的集体农庄制度,还是一个奇异的例子。如果说,毛泽东的反修防修、针对“走资派”的理论是“左”(甚至是极左)的话,那么,对现实不满、给现领导提意见的造反派红卫兵按1957年的标准显然是“右派”,但是在文革初期的一刹那,“左”和“右”却产生了历史的交汇。这种交汇应该有其历史的原因。

近几年,有些研究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有打碎官僚制度和反腐的意思。这种看法也许有点牵强,因为建国后十几年的政治权力斗争使得政治结构极不稳定,真正的官僚制度还未形成,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还在他的政治路线的反对势力身上,还没有精力考虑政权的制度问题。但从后来毛泽东提出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要“实行巴黎公社制度”的说法,毛泽东应该有着这个意思。

究其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党内反对派,或毛泽东的党内“疑似”反对派,或党内想走修正主义道路的派别,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了毛泽东不得不摧毁他自己十七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的地步。

毛泽东也在辛辛苦苦寻找或者“创造”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这支力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要求革命的热情;二是对现有体制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意见和不满。造反派红卫兵恰恰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毛泽东在这个历史的瞬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毛泽东一反常态地支持了这支反对现有体制的力量,并把镇压这支力量的现有体制的路线称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怪刘少奇等人自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模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变成了“资产阶级”,而且很“反动”,着实也有点“冤枉”。

有人这样说过:毛泽东要反的是“腐败”的资本主义,群众要反的是那些脱离群众、作威作福的当权派。这种说法正中问题的要害,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实现公社理想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打击那些在思想、经济和政治路线上背离他的反对派,群众则是由于长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得到了发泄的机会,就把目标对准了脱离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原旨的基层领导。这就是左和右结合的原因。

造反派红卫兵一开始仅仅是贴贴大字报,企图给党委和工作组提提意见,并没有什么宏大的政治主张,也没有想形成组织,后来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解放”后才仿效老红卫兵建立了组织。造反派红卫兵也需要自己的政治主张,需要自己的政治领袖的指导,他们没有受到历代造反者所受到的残酷镇压,反而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和支持,应该说是“受宠若惊”,成为中国历史上历代造反者中的“幸运儿”。

文革初的“左”和“右”的交汇基于这样一点:就是都对现行状态不满。造反派红卫兵在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后,在专政机关的配合下,迅速击溃了它的对立面——老红卫兵,矛头直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至此毛泽东所希望的文革风暴可以说才真正开始。毛泽东不以摧毁中央的“修正主义”为满足,他要把文革之火引向社会、引向全国,摧毁地方各级的“修正主义”,故而发出了“革命大串联”的号令,首都的造反派红卫兵很快走上了社会、走向了全国,在批判全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在把文革之火种播向全国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从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开始,工、农、兵、商、干中的造反派也竖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用褒义词来说,就是首都北京的星星之火将在全国燎原;用贬义词来说,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即将打开!

3 风暴刮向山西的黄土高坡

北京公社宣言是风暴源头

山西古称河东,乃黄河之东之意也。黄河之西是陕北,河东河西都是黄土高原。河西在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曾长期是革命根据地;河东则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分别被八路军开辟成为了三块抗日根据地,因此,当时同样贫困的河东的山区和河西的陕北从来不乏革命传统和热情。

1966年6月1日,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电波把北京公社宣言(即毛泽东所说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传播到太原时,各大中学校立时就沸腾起来了。

1966年6月3日,太原工学院(现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学就出现了大量各种观点的大字报,其中不乏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

6月4日,山西省委党校、太原机械学院(现中北大学)、太原重机学院(现太原科技大学)、山西医学院(现山西医科大学)、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后来改为山西轻工业学院,现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及美术学院)、山西农学院(现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师范学院(现山西师范大学)等大专学校也爆发了大字报的高潮。

值得一提是6月6日,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当时省政府的名称)古式牌楼门口旁边的面墙上,贴出了太原冶金工业学校(现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革命造反派(即后来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冶校东方红公社)炮轰山西省委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该大字报要求中央改组山西省委。这是山西省第一张炮轰省委的大字报,对于山西省委来说,这张大字报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省委把这张大字报的出现看作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立即派人拍照存档并把大字报刮掉,消除影响。
山西省委确实与北京市委一样,因为他们同样不知道毛泽东要干什么,采取了与北京市委一样的办法和措施来应付即将(或已经)到来的这场风暴。

山西省委仿效北京市委向各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联络组(工作组的另一种形式,权力要小一些),在各院校的师生中划分了“左、中、右、反”四类人,准备像1957年“反右”运动一样进行“秋后算账”,可以说也像北京市委一样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

6月3日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从北京急忙赶回太原,指示紧急行动,立即掀起大字报高潮。

6月上旬,山西省委指示相关部门派出工作组或联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

6月10日,卫恒又从北京打电话回省,指示各校成立大字报编委会以控制大字报的内容。

7月2日,卫恒指示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要摸一摸各类人,包括教授、讲师、各级领导干部、高中以上学生(主要是大学生)的思想动向、重点问题,要把问题多的单位的底子搞清楚,要排排队。”对于领导干部中“有的同志有问题,历史地看还是好的。要及时提醒,使他们有个精神准备。”对于贴大字报的人“有真革命假革命,有右派捣乱的,情况异常复杂。”

7月3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解玉田在向相关部门领导传达卫恒指示时,要求在大中学校机关干部、教师、学生中划分左、中、右、反四类人,并限令“抓紧时间完成”。一时间,不但许多贴大字报的教师和学生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而且许多平时被看作“落后”、“不听话”及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划成“右派”或“反革命”(当时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师生达三分之一之多)。

8月13日,《十六条》发布五天后,太原重机学院革命造反小组到省委提出给“划为右派的师生平反、罢相关院领导官”等八项要求,希望省委给予重院造反派以支持。应该说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找省委解决问题,还是信任省委的。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谦粗暴地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并且指示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窦凯组织了许多机关干部,对重院学生进行围攻推搡。之后,还把革命造反小组的学生扣押到晚上才放回。这就是轰动全省的“八、一三”事件。

8月16日,卫恒书记在太原湖滨会堂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继7月18日大会后,再次强调要大抓“伸手派”、“野心家”。

8月18日,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八一八”革命造反大队到省委门前静坐,要求罢免院长杨国帧的“官”。

9月10日,在造反派的支持下,袁振贴出了题为《我的自辩书》的大字报为自己翻案。

9月11日,太原第五中学高三学生刘灏贴出了题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第一书记。这是山西第一张指控卫恒这位省委第一书记为“黑帮”,指控山西省为“黑线”的大字报。作者在大字报中还称赞袁振“站到革命派一边”,称“同卫恒坚决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多少年后,刘灏承认,这张大字报得到袁振同志的指导。刘灏作为一个中学生,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省委的内幕,由于他与袁振的儿子是同学,经常到袁振家里玩,文革开始后得到了袁振的“指导”。

9月12日,来山西进行革命大串联的、支援山西文革的北京工业学院的七名学生来到省委,向卫恒书记提出他在7月18日报告中大抓“伸手派”、“野心家”的说法是“方向性错误”,要求更正。卫恒书记承认有方向性错误,并承诺更正,但未见行动。

9月16日,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学院、山西大学的部分造反派红卫兵联合成立了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行动口号是“炮轰卫恒,支持袁振”。

9月19日,太原五中、太原工学院等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在省委与卫恒就袁振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竟然进行了一个通宵,参加的人有刘灏(五中井冈山负责人)、宋捷(太工瑞金负责人)、李青山(太工红旗负责人)等。李青山回忆:“这一天晚上,我和刘灏等人参加了在省委的与卫恒的辩论,我的日记对此有简要记载。”红联站《大事记》记载:“9月19日,太工、五中等校革命小将到卫恒家,揪出卫恒辩论了一通宵。”

10月初,为了暂时避过学生造反的风头,不知是哪位高人给山西省委出了个主意,由校文革组织大中专院校学生到农村帮助秋收,分散学生的力量,减缓各级领导的压力。
以后的事实证明,“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事)”,山西省委能想到的办法都实施了,结果是没有挡住群众的革命浪潮!

毫无疑问,在开始阶段山西省委在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山西省委一方面抓袁振为首的“伸手派”、“野心家”,一方面在学校大抓“右派”、“反革命”。不过这种作法是在“饮鸩止渴”。在内部大揪“伸手派”、“野心家”,是把自己阵营内部的一部分高级干部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省委采取的类似于1957年反右时曾经采取的办法,把学生群众划成“左、中、右、反”四类,企图故伎重演“引蛇出洞”,显然不合时宜。这不但与毛泽东指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方向相违背,被毛泽东批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把学生群众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也使基层党委和干部陷入被动。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省委的优势在不断丧失。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说:根据林彪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紧急指示》还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的批语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紧急指示》一经公布,包括山西省委在内的各级党委顿时陷入被动。

造反派组织在风暴中崛起

除了个别院校的老红卫兵组织成立较早外,从1966年8月开始,山西各校各类造反派组织(包括所谓“保皇派”和“保守派”组织)或其前身,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像北京市造反派红卫兵有“五大主力”一样,太原市也有几大后来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北京不同的是,北京的大专院校很多,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不是很有名,而太原市大专院校较少,许多中学红卫兵与大专院校红卫兵同样有名。

大多著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产生于著名的院校,这也许与这些学校的思想水平和人员素质有关。

太原工学院源于1902年建立的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的前身)的工学部,1953年独立建校,院长是山西资深教育家赵宗复(其父是同盟会元老、民国时期的两任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在这个学校出现了山西三大造反派组织的三支骨干力量。以李青山、杨保明为首的太工红旗战斗队是后来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主力;以宋捷为首的太工瑞金战斗队是后来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主力;以高翔为首的太工永红战斗队先是红联站的成员、后来是山西批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主力。工科学生的思想强于文科学生成为了太原文革中一种独特的现象。其中的太工红旗是山西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先锋,在文革前期的一段时间内,主导了红联站乃至山西省文革运动的方向。
山西省委党校一直是山西省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摇篮,当时的副校长葛莱曾是“一分为三”哲学理论的创造者。虽说“一分为三”哲学理论在文革中被以“反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理论”的罪名批判,但也说明了该同志有着独立的思想。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造反出来的,睿智、理智、机智是其领袖段立生的特点,这也是后来段立生作为山西最大的学生组织红色造反联络站的唯一代表进入省革委常委的原因。段立生和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后来能成为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灵魂应该不是偶然的。

山西大学本来就是山西省的第一学堂,并是山西省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副省长焦国鼐兼任其校长,可见其在山西的地位。山大八八红旗战斗队应该是1966年8月8日成立的,其“起兵”造反的时间真的够早!可与“天下第一反”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相媲美,山大八八红旗战斗队一直在社会上“独往独来”,在很晚的时候才加入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八八红旗战斗队的基本观点与红联站差不多,其领袖是李大钢。山大八八红旗战斗队对立面名称是“山大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在文革初期是著名的保省委保刘梅副校长的“保皇派”组织,是1966年8月14日成立的,行动也够早的。不管“保皇”不“保皇”, 山大八一四后来却成为了持红总站观点的拥护中央文革路线的主力部队。

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当时是国内仅有的两所重型机械院校之一,也是山西省仅有的两所部属院校之一,成立于1952年,当时校名为“山西省机械制造工业学校”,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管理。由于是全国招生,可以说是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可谓人才济济。重院联合总部是红联站的核心组织。其领袖张珉曾担任过红联站总勤务员。张珉在文革后期惊世骇俗的反“四人帮”的行为,说明他有着过人的思想和性格。

太原第五中学是一个英才辈出的学校,也是山西省第一所公办(官办)中学。她建立于1906年,名称是“山西公立中学堂”。民国后曾更名为“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中共山西省第一个党支部便诞生在这里。建国后更名为“太原第五中学”。上世纪六十年代,太原五中是优秀学子和干部子弟云集地方,太原市最著名的中学造反派领袖刘灏及最著名的中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战斗队诞生在这里就毫不奇怪了。刘灏其人至今看起来也不像一个人们印象中的“雄纠纠、气昂昂”的造反派领袖,而像一介书生。刘灏是军干子弟,本与文革造反关系不大,是因为看不惯老师被揪斗而仗义造反的,也是为同学的父亲(同学袁南征的父亲是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抱打不平而造反的。五中井冈山是后来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的核心主力。

太原第六中学(现进山中学)至今已有近九十年历史,民国时期是山西省著名私立中学堂,校名为“太原进山中学校”,首任校长和董事会总校董是山西督军阎锡山。据传当时只有各县考试前三名的学生才有资格进入进山中学,该校有思想活跃的传统。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建国后任山西省文教厅长、山西大学党组书记和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职)曾任校长,是当时太原市共产党活动的中心。文革初期,该校李金渭、史纪礼等人也成为了太原市著名的造反派领袖,他们的战斗队有个古怪的名字,叫作“32111公社”。这个名字来自四川石油管理局的一个因扑灭气田大火而被命名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的名称,六中32111也是兵团的核心主力。

太原第十中学(现山西省实验中学,直属省教育厅管理的省级重点中学、省示范高中)前身可追溯至1882年清末洋务运动著名领袖、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教育家、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创建的令德堂书院(令德学堂),学堂旧址即今天省实验中学的解放路校区。1902年山西大学堂创建之前,令德堂书院是山西省的最高学府。1905年,令德堂书院更名为山西省师范学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山西省师范学堂更名为太原女子中学。1955年更名为太原市第十中学。六十年代的太原十中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干部子弟多(校址在省政府对面),一个是农民子弟多(省内招生)。这样一来,学生思想的复杂性就多了一些。十中的学生领袖田(仿余)、马(尚文)、王(忠强)、王(海军)四人中,两个来自外地,一个出身普通职员,一个出身革命干部。运动开始时,四人都被划成“右派”或“反革命”,只好结伙造反,成立了十中“七一战斗队”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七一”中的“红五类”组织)与老红卫兵对抗。十中的几位学生领袖都是很有思想的人,后来十中七一成为红联站的发起和核心组织绝不是偶然的。

太原十二中是山西省首批重点中学之一,于1956年建校。十二中距离太原市委、市人委很近,许多市委市人委的干部子弟在此上学,学生思想活跃,性格也不受约束。该校的“红旗纵队”在太原市是很有名气的造反派组织,其领袖是初二学生崔吉娃。崔吉娃系干部子女,为人豪爽,好抱打不平,在年级中有一定威望。崔吉娃喜欢踢足球,在学校组织了一支“民办”足球队。运动初期,学校的文革领导小组认为足球队中间有不少“坏人”,宣布足球队是“坏组织”。崔吉娃受到压制后而奋起造反。

太原十五中当时是一所不太“起山”的学校,但是其学生造反派十五中“红旗”的领袖常理正却善于独立思维,富于同情心,在同学中极有威望。“红旗”班主任给他的操行评语是:成绩优良,劳动积极,能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但思想觉悟不够高。班主任还说:常理正破坏性大,但有号召力。三好学生被说成思想觉悟不够高,可见旧的教育制度要的是“小绵羊”,而不要独立思想,这就是常理正不受待见的原因。运动初期,常理正被划为“右派”,被逼造反。

其实,有一定影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还有许多,如太原冶金工业学校东方红、山西会计学校井冈山、山大附中八一八、山西医学院红色革命造反者联盟、太原机械学院红旗、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山西农学院(位于太谷县)火炬战斗队、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位于榆次县)东方红兵团和八一八革命造反大队、山西师范学院革命造反队等等,只不过其领袖的社会影响力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为人们所淡忘。

从民众小联合到民众的大联合

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第九章“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中专门叙述了文革的领导问题,该章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问题在于,运动没有开始多久,文革的“对象”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根本没有进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就把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控制在手,使之失去了群众性,遂被造反派组织所替代;问题还在于,《十六条》没考虑到运动超出各基层单位的范围该怎么办。可见在一两个月之间运动发展的如此迅猛,实际上连毛泽东他老人家也没有预见到。到1966年10月份,从校园开始的风暴,又开始飙向社会,飙向机关、工矿企业,飙向街道和农村。

如果你是过来人,肯定知道那个时期曾经广泛流行过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湘江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在那篇文章里毛泽东说:“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须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须有最大的联合。”当文革运动走向社会时,出现社会的联合就是必然的了。与省委作斗争的各校造反派红卫兵们,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以毛泽东的这条最高指示为理论依据,实行了自己的联合。

据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编写小组编写的《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简称《大事记》)记载:

10月26日 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紧急指示》已下达二十余天,卫王王(卫恒,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大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作者)集团负隅顽抗,拒绝执行军委《紧急指示》不给(被划为右派、反革命的师生——作者)平反,为了迫使山西黑省委执行中央军委指示,于是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串联了太原十中“七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省党校“东方红”、山西医学院革命造反派(山医“红革联”的前身)、太原冶金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队”(冶校‘东方红’的前身)、太原十二中“东方红”和山西会计学校“井冈山”等七个造反派组织,经过周密研究,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到省委造反,清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宣传车铺天盖地冲破警卫,开进省委,大造革命舆论,并揪出王大任当场辩论,揭发了省委拒不执行中央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革命小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顶住凛凛寒风,不断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到”。坚持斗争了十二个小时,打退了王大任的软磨硬抗,最后迫使王大任、武光汤(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作者)代表省委在五项协议上签了字。其中规定山西省委必须迅速执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给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平反;不准继续耍阴谋,放暗箭,转移销毁黑材料;并对迫害群众的干部层层追究,不得抵赖;给受迫害的群众赔情道歉等。同时迫使省委将此协议印发三万份,发至山西各地。当天晚上参加战斗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山西大中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后简称“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

根据当时太工红旗战斗队队长李青山的回忆,红联站是在1966年11月1日正式成立的。他是这样说的:“十一月一日, 太原红色造反联络站正式成立。地点在大南门工人俱乐部(南宫)旁的省第二招待所(后为太原警备区驻地) 。主要下属成员有: 太工红旗, 太工永红, 山西省党校东方红, 太院机械学院红旗(简称太机红旗), 山西医学院红革联,太原冶金学校东方红(简称冶校东方红), 太原十中七一, 十二中东方红,山西会计学校井岗山(简称会校井岗山)等, 稍后又有山西农学院火炬战斗队(简称山农火炬)等大批组织加入。各主要战斗队至少派一位负责人作为该队联络员参加联络站工作。太工红旗的联络员是副队长杨保明; 省党校是赵奋天(应为赵凤田——作者)、段立身(应为段立生——作者);太机红旗是崔素花、 顾喜贵; 冶校东方红是孙发松等等。 我队另有李仁武, 王解新, 葛金堂等作为工作人员常驻红联站。”在时间和人员的细节上,李青山的记忆显然有误,据十中七一马尚文回忆,红联站初次酝酿成立的时间是10月25日,地点是太原工学院的电机系,省委党校东方红的赵凤田、段立生并未参加此次会议,党校东方红参会者是傅翼亭,太工红旗的参加者是李青山、杨保明及赵日昌。

至于为什么叫成“联络站”,李青山是这样说的:“我们设想, 这个组织, 不对各下属战斗队发号施令, 而是遇到重大问题, 召集各下属组织负责人开会讨论, 协商决定。所以其名字不叫某某兵团或某某指挥部, 而叫联络站。”这种民主性是红联站与当时其他造反派不的同之处。根据原红联站成员的回忆,红联站的领导机构叫勤务站,成立时的总勤务员是杨保明。当时加入红联站的条件特别严格,必须是造反派组织才能加入,必要时还要调查。所以,用当时的语言来说,红联站是全省“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组织,许多人以加入红联站为荣。无疑,红联站成为了全省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据李青山的回忆,红联站成立时名称是“太原市红色造反联络站”,后来才改名为“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

1966年10月26日,太原还诞生了一支名声赫赫的以中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有资料说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是由9月16日建立的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演变而成的。兵团司令部被省委确定在省一招(山西省政府第一招待所)。当时参加兵团的主要组织有太原五中井冈山、六中32111、七中115师(以八路军115师命名的造反派组织)、十二中红旗、太工瑞金等。据崔吉娃回忆,兵团成立时,由六中的段建忠为总负责人(后因观点分歧,夺权前段被开除出兵团,由刘灏接任司令),五中的刘灏,山大的王清英、太工的宋捷、党校的梁振华等为主要负责成员,主要负责成员还有郭宏、李生权(五中)、李金渭、史纪礼(六中)、田大成(七中)、叶积凯(叶、王属山大八八红旗,但该组织未参加兵团)等。另外应该特别提到的兵团人物是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机电科副科长汤建中。不知其是何时加入兵团的,却是兵团的“小诸葛”式的人物。此人极有头脑,被称为兵团的“高参”,文革中对兵团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兵团的政治倾向与红联站相同点在于对卫恒和山西省委的态度,不同点在于对袁振的态度。在对待卫恒和省委的态度上,兵团和红联站都认为他们在文革初期犯了方向性错误。对于这个方向性错误,红联站的主攻方面是针对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将师生和普通干部划分为左、中、右、反四类,“挑动群众斗群众”(《十六条》语),要求省委作出检查并交出、销毁整学生的黑材料;兵团的主攻方向是针对省委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对中所谓“伸手派”、“野心家”,如袁振等,要求省委说明袁振问题,为袁振平反。在对待袁振的态度上,红联站自认为对袁振不了解,只是提出需要澄清袁振问题;兵团则是提出“支持袁振”的口号。由于有了袁振这位老政治家的支持,兵团的政治行为的老练度显然比红联站要强得多。

兵团和红联站作为山西省政治影响最大的两个造反派组织,其政治观点有过合合、分分、合合的过程。在1967年12月以后,兵团和红联站常被老百姓合称为“兵联站”,其领袖段立生、刘灏、宋捷常被人们联在一起称呼为“段刘宋”。

其实,山西当时还有一支影响很大、人数不多的学生造反派组织,这就是“首都红卫兵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简称“赴晋大队”,他们的负责人是朱永庚(北京铁道学院学生)。该组织最多时也就几十人,主要由首都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几个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清华井冈山、北工大东方红、北农机东方红、北京铁道学院等)的学生组成,也有非三司的如北航红旗(属首都二司)的人员参加。赴晋大队在山西文革的前期的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批资反路线是由赴晋大队把火点起来的。从1966年11月13日开始,到17日,红联站在太原市的湖滨会堂(当时已改名“工农兵”会堂,)组织召开北京学生介绍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大会,对山西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及后来的山西文革的重大事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赴晋大队与红联站的联系很密切,在文革中时常并肩作战。

在红联站、兵团及赴晋大队与省委作斗争之时,山西省的机关、工矿企业、街道及农村内部也开始了文革运动。可以说,如同学校一样,哪里开展了运动,哪里的领导就会把群众划分为“左、中、右、反”,哪里就会出现造反派和保守派。很快,“工人阶级”、市民及干部就走上了街头,走向了社会,投入了保省委和反省委的乱战。当时的省委、省人委门口和五一广场贴满了各种观点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到处是一团团、一堆堆辩论的人群,确实营造了一种“大革命”的气氛。
在省委方面,实际上早开始筹集自己的御林军。

8月20日,山西省委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欢呼“8.18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在大会上成立了跨校的山西红卫兵团。以后没几天又仿效北京成立了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类似北京的“西纠”、“东纠”和“海纠”)。红卫兵的总领袖是山大历史系学生刘普德。刘根正苗红,是省“学毛著积极分子”、省学联主席,自然是从骨子里拥护省委。后来还有一支中学生的组织叫“百万雄师”,也是支持省委的御林军。这些御林军像北京的“西纠”、“东纠”和“海纠”一样,极力转移文革的大方向,成为迫害所谓“黑五类”的急先锋。太原市红卫兵成立不久,太原十中和四中的红卫兵就砸抢了建于1905年的古罗马风格的太原市天主教堂(又名:太原总堂;全称:太原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

另一支御林军劲旅是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成立于1966年10月份,比红联站、兵团稍早些。工联的领袖张志安是山西机床厂的一名年轻工人,也是小有名气的工人诗人。生活道路一帆风顺的张志安当然有理由与省委同呼吸共命运,他领导的“保皇军”工联与红卫兵团联手多次阻碍造反派到省委造反,并冲击批判省委领导的大会。

在造反派方面,由于工人阶级的加入也声势浩大了许多。

后来参加夺权的两支主力工人组织都起源于总部设在太原的冶金部第十三建设公司(简称十三冶),名称分别是“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和“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简称“野战兵团”),这两个组织在单位内部是对立的。 十三冶当时有职工一万八千人左右。职工的主要来源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东北支援内地建设的工人,有几千人之多,成为决死纵队的主要力量;另一部分是部队转业的复转军人,约八千多人,是野战兵团的中坚。十三冶的大部分机关干部站在野战兵团方面。

决死纵队是山西省成立最早的影响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成立时人数不多,也就是“七、八个人,十几条枪”。有关资料显示,决死纵队成立于1966年10月19日。这个成立日期可靠与否还有待考证,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决死纵队”这个名称有点不太吉利,但这个名称确是对山西历史比较了解的人所起的。在抗战初期,山西新军中有四个旅级单位的部队冠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的名称应该源于此。但是,当时原山西新军和牺盟会的主要负责人都受到批判,为避嫌起见,也不应该以此作名称,真不知“决死纵队”的冠名者当时是怎样想的。夺权以后决死纵队规模搞得很大。决死纵队的主要领导人有三个,即杨承孝(十三冶七公司电焊工)、王国太(十三冶大修厂工人)及姚恩泉(十三冶七公司工人)。杨承孝敢打敢拼,是山西省著名的文革领袖。杨承孝能从一个普通工人,成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夺权的总指挥),应该是有着过人的胆量和超人的能力。在山西的文革中,他有着笑剧般的经历,曾经叱咤风云;也有着悲剧般的结局,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野战兵团的影响没有决死纵队大,在单位内部是保守的多数派。其成立的时间与决死纵队差不多。野战兵团的负责人主要有陈广仁(十三冶五公司科长)、牛发和(十三冶大修厂副厂长、全国学毛著积极分子)、李明山(十三冶大修厂武装部长、转业军人)等人。其中牛发和是李瑞环、张百发那样的劳动模范,工人出身的机械工程师,曾获得全国冶金系统先进标兵,后来担任过太原市委副书记。

11月8日,山西当时最大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成立,简称“工人兵团”。该组织主要由太原市的大型企业如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纺织厂、太原钢铁公司的革命造反派组成,其领袖是太重的工人张建国、李宝顺。随后,工人兵团在山西各地县发展了下属组织,如工人兵团的大同军团、长治军团、忻县军团、中条山军团及介休军团等。在其全盛时期号称有五十多万人。

另外,还有两支由省委省人委干部为主组成的造反派组织值得一提。

一支是“七一公社”,持红联站观点。其领袖是1964年从山西省委党校毕业的青年干部李辅。李辅当时在省委政治理论调研室工作,是省委机关的“笔杆子”。青年干部李辅之所以造反,也有些说法。作为“笔杆子”的李辅经常接近省委领导,这些领导及家属的腐败及霸道作风让李辅特别看不惯。比如说:陶鲁笳书记等在晋祠宾馆开会时每天大吃大喝(在文革中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夜间补餐也不过是两个馒头片、一碟咸菜,京西宾馆年度招待费用不过十六万元),市里演着现代戏,宾馆演着古装戏,常常打牌夜战,开会简直是一种享受。又比如:省长王谦的夫人吃饺子竟然不吃边、吃馍不吃皮,而且对人特别霸道。省委领导的这些的行为,导致了李辅的厌恶。另者,当时省委政研室设在省委党校,由于党校长期的反修防修教育,李辅接受文革的思想理论很自然,李辅在干部中揭竿造反,就在必然之中了。

另一支是“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该组织开始时是由省人委办公厅的秘书和干部组成,运动初期有“保皇”行为。后在刘格平夫人丁磊的引导下,成为夺权时的内应,走上了革命造反的道路。其领袖是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的黄锐庵,当时在省人委办公厅工作。

演员已经化妆,背景已经布好,道具已经齐备,灯光已经打出,帷幕已经拉开,观众已经坐满,这场“革命”的大剧想不演都不行了!!!

(“引子:风暴来临”发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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