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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文革中的山西几起武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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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武斗剪影(一:省委党校)

1967年的下半年,面对着被刘格平控制了的三晋大地,两个被中央冠以“革命左派”的群众组织红总站和兵团时有磨擦,而没有被中央冠以“左派”两字的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站,也并没有销声匿迹。三大组织都想主宰山西的局面,将各自心目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派斗渐渐演变成了武斗。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代表团的讲话中公开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她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对的!”第二天的上海《文汇报》上,被江青肯定了的这个口号就向社会公开了。
好一个“文攻武卫”,全国所有的武斗从此都有了理论指导。
山西三大派之间的种种磨擦和活动,此时也在“文攻武卫”这个口号的指引下,出现了武斗的大规模升级。
当中央文革小组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还没有召开,杨成效为了报被红联站生擒活捉之仇,已经做出决定,要再对红联站的核心组织省委党校东方红造反兵团实施打击。6月20日晚上,天刚擦黑,杨成效带着一万余名决死纵队战士和红总站的武斗队,突然奔袭省委党校。这一回不是围困了,主力由党校大门涌进,其余兵力合围住党校四周,在防范党校学生翻墙逃跑的同时,这些武斗人员也翻墙而入,对省委党校作了彻底扫荡。党校东方红的学生们猝不及防,凡开始反抗者,全部遭受毒打镇压,有的教师住在校内宿舍中,也受到搜查和侵犯。决死纵队的工人师傅们见好东西就抢,当晚大胜而回。第二天,即6月21日,同样是天刚擦黑,红联站的另一下属组织,山西会计学校井冈山造反兵团也遭到决死纵队和红总站武斗队的突然袭击,还抓走几名学生。

【61】大型武斗剪影(二:山西大学)

攻打省委党校和山西会计学校得手后,杨成效又对山西大学的8·8红旗战斗队一派下手了。山西大学的8·8红旗战斗队组织上投靠了兵团,观点上却替红联站呐喊,打他们,就等于既打了兵团,也教训了红联站。再者,这个组织因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向毛主席请过罪,现在翻翻他们的旧账,再收拾他们一下,也不为过。其时,山西大学的教学主楼,由红总站观点的8·14一派占据,教学楼后面的图书馆大楼,则由红联站观点的8·8一派占据。两楼同一朝向,中间相隔着一块很大的空地。两座高等学府内的大楼,成了两派的武斗工事。
当时山西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曾担任8·8一派男声广播员的郭介成同学,在1967年6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人类好像又回到了荒古的时代,法律制度这些民约的和法定的权威,似乎也不再起作用了;人们又得像荒古时代防御野兽一样,搬到高的地方,准备好石头木棒来保护自己。四层的图书楼变成堡垒,大家像准备打仗一样,用各种木料(木质很好的很厚的书桌桌面)在各楼道口,设起障碍,找来许多石子和石灰。重要的东西都搬到了四楼。宣传队把他们的乐器也搬上来了。一些女同学,在用红绿色的传单包石灰。……坐在四楼顶上准备被打砸抢,很有可能被好端端地揍一顿,弄不好还得被装在麻袋里,被埋起来。天知道明年的现在我在哪里?干什么?正如同去年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坐在设防的楼顶上,准备击退什么永红、四野的进攻一样。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生活。”(摘自《我们文三甲――山西大学中文系63级甲班同学回忆录》一书)

他们没有等来太原工学院“永红”的进攻,也没有等来太原机械学院“四野”的来犯。7月19日,却等来了杨成效的决死纵队突然围攻了山西大学。先是互相喊话,继而决死纵队用教学主楼上8·14一派的广播,与困守在图书馆楼内的8·8一派,彼此用高音大喇叭展开谩骂。同时,决死纵队的战士们,向图书馆的高楼上扔石子儿进攻。图书馆内的8·8小将们,则向楼下的工人们抛扔石头和用纸包好的石灰。决战是在7月21日的上午开始的。大批的决死纵队的工人师傅们,挺着自制的长矛开始攻击图书馆的大楼了。从图书馆的大楼上,突然抛下来一颗颗闪光的东西,落地后随即炸开,顿时臭气熏天。正在图书馆楼下朝着窗口和大门进行攻击,欲强行攻入楼内的决死队员们,一个个吓得大喊:“8·8扔下毒气弹了,快跑,快跑!”强烈的进攻,于是暂时停歇。
决死纵队进攻山西大学8·8一派的战斗,未果而终,围攻图书馆大楼的决死纵队,在21号傍晚时撤离了山西大学。原因多多,有两条在此一录。其一,山西大学8·8一派,决心与图书馆大楼共存亡,早从河西一家化工厂的同派战友们那里,弄来了一大批溴水。此物洒开后臭气冲天,装入瓶中,形同毒气弹,不明就里的决死纵队不敢再贸然攻楼了。其二,8·8一派当时派出两路说客,争取救援,以减少损失和牺牲。一路去离山西大学不远的驻军军部求救,一路则是8·8一派负责宣传的副大队长侯光天,带人到教学主楼与8·14一派的大队长朱永成面对面谈判。侯光天指出,一旦决死纵队攻入图书馆大楼,势必造成楼毁人亡的局面,希望朱永成从长远看问题,劝说他们的同盟军决死纵队撤兵。山西大学8·14一派的学生中,也有不愿武斗的正义之人。当时任8·14一派宣传部长的王作柱同学和另一位学生头头,悄悄来到决死纵队围攻8·8一派的前线指挥部,坦言攻打图书馆大楼,必然造成双方重大伤亡,等决死纵队一走,失去工人阶级支持的8·14一派师生,必然要遭到8·8一派的进一步报复,力劝决死纵队前线指挥部的头头,已经对8·8一派教训了两天时间,放弃攻楼算了。既然人家8·14一派的头头是这个想法,决死纵队也就罢手歇兵,撤出了山西大学。此二人事后怕被同派战友斥之为“叛徒”,在校期间对此行为一直守口如瓶。

【62】大型武斗剪影(三:平遥古城)

晋中地区的平遥古城。8月7日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武斗,导火线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陈永贵。此事惊动了山西的驻军69军,当时被人称为“平遥8·7事件”。
平遥的两大派组织,一派是支持张日清和平遥人武部,反对刘格平的红总司,简称总司。另一派是支持刘格平,反对张日清和人武部的造反总司令部联络站,简称联络站。总司人多势众,原先是红联站的下属组织,联络站人少,是红总站的下属组织。七月会议后,兵团和红总站成了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红联站成了革命的群众组织,没有“左派”两个字冠名,实际就是一种定性,以“文革”中的思维,你既不是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那就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群众组织了。之所以还给你们红联站保留了“革命的”三个字,那是针对群众,你们的头头不是左派,肯定是右派无疑。在平遥,支持刘格平的联络站就是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而支持张日清,炮轰刘格平的总司,群众是受了蒙蔽,头头自然就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右派了。联络站想消灭总司,可是他们人少而总司人多,打不过总司。总司从头头到战士,自然也要争取在自个头上戴上“左派”的帽子,于是一边和联络站展开了武斗,一边就半明半暗地改换门面,退出红联站而投奔兵团了。这是平遥当时的形势。
再说陈永贵。陈永贵一杀出来就做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当上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七月会议中央对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定了调子,毛主席还批了“照办”二字,老陈当然要支持刘格平,当然要认认真真贯彻七月会议精神。8月6日,陈永贵来到平遥古城,要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没承想,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引发出一场更大的武斗来。
据兵团另一位负责人叶积凯向我回忆说,平遥总司原先是红联站的下属组织,中央召开了七月会议后,山西的兵团和红总站被定为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而红联站却被定为革命的群众组织。平遥的总司一派,为了头上也能有一个“左派”的”称号,不少下属组织就明里暗里参加了兵团。其时两派武斗已经一触即发,总司靠着人多,又有武装部支持,从不把支持刘格平的联络站放在眼里。陈永贵当时从南门进入平遥城后,曾在一所中学被一群总司的学生们围住,逼他表态总司也是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陈永贵不但不把“左派”两个字送给总司,而且连“革命的”三个字也给人家取消了,大骂他们是保皇派,一下子激起了这些学生们的愤怒情绪。正是老陈这种支一派压一派的表态,促使平遥原本对立的总司和联络站两派更加对立起来。那些总司的学生们非要向老陈述说他们革命造反的战斗历程,好让老陈再表态,不让老陈走。联络站的人马又说总司的学生们扣押了陈永贵,要抢出老陈来。先是互相推搡,而后开始了两派群众大规模的武斗。两派武斗全因老陈而致,也就为刘格平的制止武斗办公室大举出兵讨伐平遥,消灭平遥的红联站势力,制造了一个事出有因的口实。要不是当时69军及时出面,老陈怕是要死在平遥了呢。
我们再援引一份材料,可更为详细地看到这一事件的一些细节和过程。

凌晨零点多一点,追踪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三人,迅速在平遥火车站借用调度电话把陈永贵被困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分社,山西分社立刻把消息传到北京。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令谢振华,要“谢振华军长想办法将陈永贵营救出来,并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深思熟虑的周总理认为,陈永贵是受到毛主席表扬的劳动模范,又是大寨的带头人,尽管他有派性,但我们还是要营救他,保护他。
有了周总理的指示,谢振华立即照办。于是,他迅速命令驻祁县的319团马上部署兵力先行赶往50里以外的平遥,自己又亲自率一个营的兵力从太原奔赴300里开外的平遥解救陈永贵。
清晨,谢振华率部赶到平遥后,立即让武装营的几辆军用卡车都架上机枪,再派一个连的战士不带任何武器徒手与两派头头联系,力劝双方平息事端。
两派头头看见解放军的军车威风凛凛地围着平遥城不停地转,又听见解放军在宣传周总理的指示,于是,不得不同意解放军进城。
谢振华便令部队迅速进城。
后来,成为新华社资深记者的冯东书,在他的长篇纪实文学《“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描述道:“徒手连的战士站在三辆卡车上,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城门洞里开了进去。我们同行的另一位记者范银怀也穿上军装混在解放军战士中间进了城。过了一会儿,这三辆卡车又拉着原来的解放军战士开出城来。他们仍是手摇语录,高呼口号,虽未带枪,但气势壮观。陈永贵就穿着军装蹲在解放军战士中间混出了城。当时,城门上还站着许多‘总司派’的人,但有周总理的指示,又有这么多解放军,他们没有动手。”
谢振华没费一枪一弹,便把处于绝望之中的陈永贵解救了出来,既让两派群众十分佩服,更使陈永贵感激万分。他紧紧握住谢振华的手说:“谢军长,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哪!”谢振华虽然对陈永贵支持一派挑动武斗的做法不赞同,但出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和对大寨人民的感情,还是真心实意解救了他。
(上述引文摘自由欧阳青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百战将星谢振华》。)

陈永贵被69军救出来了,但事情并没有完。69军撤离平遥了,刘格平任命的制止武斗办公室副主任杨成效却杀向平遥了。有“农业学大寨”五个字组成的最高指示,大寨党支部书记和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永贵,便是响当当的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陈永贵在平遥竟然被“扣押”,由革命的义愤而激发出革命的烈火,一下子就在省城太原燃烧起来。陈永贵去平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7日,为了保卫刘格平,支持陈永贵,声讨平遥总司的一小撮坏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下属的制止武斗办公室副主任杨成效,亲自率领他的决死纵队弟兄们,还有红总站、兵团的一些下属组织,真刀真枪地全副武装就绪,从太原出发,一路南下,直扑平遥古城。这条晋阳古道上,顿时车辚辚、马萧萧,造反派战士钢枪铁矛举得高,好一派英武雄壮气势豪!
出征前,杨司令自然也要通知刘司令去陪同作战。刘灏却没去。他听到这消息便慌了手脚。不为别的,平遥的总司原本是红联站的下属,可为了能获得“左派”两个字,这个总司的下属大小组织,有的已经易帜投奔了兵团,有的正在与兵团联系易帜事宜。也就是说,杨司令此番前去讨伐的,是原先属于红联站,现在已属于兵团或即将属于兵团的下属组织。可偏偏省城的一些兵团组织,却在省革命委员会和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号令下,派出人马随杨司令开上了前线。这不是自家人去打自家人吗?怎么能让兵团战士的剌刀去捅兵团战士的胸膛呢?
“备车!”刘司令当机立断,坐上吉普车发了疯似的一路追赶。他要把自个的队伍半路截住,决不能让兵团去自相残杀。好不容易才截回一点人马,而绝大多数已难追回,他们早随着杨司令的大军,杀到了平遥古城的城墙之下。刘灏可不敢追到平遥去。他明白面对大寨红旗的举旗人陈永贵,绝不可持对立的态度。由他们去吧!刘灏只好悻悻然返回太原的兵团总部。
杨成效在平遥古城果然打出了威风。陈永贵早就被69军救出来了,69军也撤了,巍然的平遥古城先被杨司令带领的大军团团围住,又从城门一拥而入。各种派旗哗啦啦地迎风飘扬,头戴柳条帽的决死纵队和其他盟军们,呐喊着冲向总司的驻地。沿途为了杀出威风,一路打砸下去扩大战果。参战的红总站战士和兵团战士,确实是充满了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他们只听头头们说平遥的总司犯下了反对刘格平同志和反对陈永贵同志的反革命滔天罪行,他们是为保卫刘格平同志和陈永贵同志而战,而保卫刘格平同志和陈永贵同志,就等于保卫毛主席,这样的战斗岂不是伟大的战斗?平遥总司的老巢被砸,白天连着黑夜,平遥古城也横遭了一次劫难。从7号打到9号,红总站和兵团的讨逆盟军大获全胜。本该班师得胜返回太原了,可杨成效杀得性起,想起了那回红联站将他生擒后,不但在平遥的总司驻地被囚禁过,还在太谷山西农学院红联站的下属山农火炬总部被囚禁了好几天呢!平遥的血海深仇算是洗了,太谷的奇耻大辱岂能不雪?山西农学院火炬造反团(简称山农火炬)是红联站的下属组织,那回就是这个组织的学生们出面,帮助太原红联站的小将们囚禁杨成效的。只听杨司令铁令如山:“路过太谷,给我砸掉山农火炬!”
决死纵队斗志正勇,一鼓作气,8月10日,在返回太原时途经太谷县,把山西农学院砸了个稀巴烂。教学大楼被烧,教学仪器被砸的支离破碎,优质良种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返回太原后,杨成效依旧威风凛凛,沿途又砸了许多红联站的下属组织。路过山西省会计学校,进去砸会校井冈山(全称为会校井冈山造反团),路过山西省冶金专科学校,进去砸冶校红旗(全称为冶校红旗战斗队),最后又冲进省委大院,再次对七一公社总部一顿打、砸、抢……
而这一切,在那个派性疯狂的年代,当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江青高喊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刘格平利用他领导下的制止武斗办公室,用他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去镇压另一派群众组织,也就成了对“文攻武卫”的最好诠释和实践。
杨成效绝对没有想到,他依靠武斗树起的威风,实际上正在为他日后的命赴黄泉铺着道路。毛主席让学生们革命造反,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打倒刘少奇的大气候,可日后各地武斗成风时,北京神坛上的老人家就开始另有想法了。用军队制止武斗,那是后话。
攻打平遥刘灏没去,而且当时还想拉回自个的队伍。但平遥事件中央文革小组表态了,自然是坚决支持陈永贵。好在兵团的一些下属组织,也作为参战部队参加了攻打平遥,这功劳兵团不能不要。红总站在攻打平遥中出动的人马比兵团多得多,可在刘灏的安排下,兵团在事后刷出的大标语却比红总站多得多。陈永贵在那时是伟大领袖支持的大寨红旗的擎旗人,对陈永贵的态度,关系到对伟大领袖忠不忠的政治原则。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陈永贵,刘灏也认定必须支持陈永贵,在山西才能永保党中央所赐“革命的左派”本色。那些大标语在省城铺天盖地,内容很简单:陈永贵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此其一。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解决平遥问题。此其二。兵团战士永远和陈永贵同志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此其三。

【63】大型武斗剪影(四:太原重机厂)

太原重机厂,古城太原一个大型的重工业企业。
这里的两大派组织,一派叫做太重红旗,清一色产业工人,持红总站和兵团观点;司令叫查德林,是从上海分配到太原重机厂的年轻技工师傅。另一派叫卫东彪,后来扩大为东风野战军。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一批军人集体转业地方,这批战士来到太原重机厂,脱下绿军装,穿上了新工装,成了太原重机厂产业工人大军中的新鲜血液。“文革”开始,这批转业军人自成一派,先叫做卫东彪战斗队,持红联站观点。这批转业军人推出自个的头头,是位在部队时就很活跃的年轻军人,名叫金泽志,人称金司令。两派都是产业工人,太重红旗自不必说,喻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卫东彪战斗队更具特色。卫东彪,是保卫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林彪是副统帅,为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而战,也是要誓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卫东彪战斗队要与太重红旗一争高下,又联合一些观点相同的小战斗队,成立了东风野战军,简称太重东野。其属下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铁军,全由这批转业军人中当年的练兵尖子组成,叫九九支队。九九八十一,暗喻为八一军旗红。七月会议后,太重红旗自持成了“革命的左派”,想打败太重东野,但太重东野有九九支队能征善战,太重红旗和太重东野在厂内几番较量,拥有了“革命的左派”称号的太重红旗,就是打不垮曾经在军营中摸爬滚打,又脱下军装穿上工装的这个九九支队。查司令的人马打不过金司令的部队,内部解决不了问题,就得靠社会上的支援。红总站和兵团不能坐视不管,刘格平更不能视而不见。
这一年7月26日,刘格平直接领导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制止武斗办公室,要出面“制止”太原重机厂的武斗了。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决死纵队的司令杨成效;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红总站的总指挥郝庭云;还有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一道奉命出击。杨成效亲自带着嫡系部队决死纵队,伙同郝庭云的红总站下属部队,加上兵团司令刘灏带着的其他兵团盟军,浩浩荡荡开到了太原重机厂,在太重红旗的配合下,将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盘踞的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刘司令毕竟才是个19岁的中学生,比不了杨司令骁勇善战。但他是制止武斗办公室的副主任,副主任的角色就得听主任的安排。好在此役的总指挥,刘格平委任给杨成效,杨成效也当仁不让,为省革命委员会和刘格平立功的事儿,岂容你刘灏指指点点?刘灏那时也顾不上指点了。他站在阵前看着遭逢大劫的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那座楼前空无一人,钢板水泥铸就的楼前工事也空无一人,刘灏不由得双腿有些打颤了。再看红总站和兵团的阵势,那些武装起来的工人们,双手都握着焊着铁矛头的钢筋棍,一旦较量起来,是要流血的呀!还有自制的土枪,要用上那号家伙,射出去的子弹岂不是会要人的性命?
杨成效不愧为乱世英雄,这位二级半电焊工倒是腰板直挺着,脸上也没有一点儿惧色。刘灏不由得心想:他妈的,亏了刘格平安排杨成效来指挥这次“制止武斗”,要让我来指挥,怕是我还真干不了呢!什么“制止武斗”?这不就是寻个借口武斗来了吗?
杨成效自有他“制止”武斗的办法。先是让人喊话,发动政治攻势,明白告诉太重东野九九支队:你们的大方向错了,你们只有向革命的群众组织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接着是念毛主席语录,喊革命口号,无非是要动摇对方的军心,达到瓦解对方的目的。最后却是一句话: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
杨成效指挥着一些人在高音大喇叭里又是喊又是叫,卫东彪据点里安装着的大喇叭也开始了反宣传广播,自然也是喊话,也是念毛主席语录,喊革命口号,一句话,我们太重东野九九支队全体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你们撼山易,撼卫东彪难!
杨成效火了。下令停止文斗,要用武斗来解决问题了。他的嫡系决死纵队先行出击。这可是在冶金工地上砸过钢铁的一群工人啊,他们自组建成决死纵队以来,在杨司令的带领下革命造反,那一回不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听杨司令一声令下,刘灏心想:妈呀!太重东野九九支队,你们这一回,恐怕是要完蛋了!
眼看着,一个个挺着长矛的决死纵队队员们,喊着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口号冲上去了。眼看着,他们就要将太重东野九九支队占据的楼门围住了。再往后,眼看着,他们就会向楼内发动攻击了。突然间,太重东野九九支队占据的楼门洞开,同样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的九九支队的队员们,也喊着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口号冲出来了。这些专业的前解放军某部的战士们,他们一个个怀着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腔热血,既然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后退而只能前进,因为他们知道,承认了失败,就是承认自个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群众组织的成员了。那结果,也就是自动将自个送进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列。曾经在军营中炼就的忠心和赤胆,怎么能让他们承认失败,并且自动走入被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列呢?
决死纵队的队员们喊叫着,冲了上去。他们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以往的打砸抢也无须训练,因为那时的对手太容易征服了。可这一回,他们碰上的对手厉害得很。九九支队的队员们手持长矛,分两列犹如蛇行,以拼刺刀的正规格斗方式跳动着,不可阻挡地冲进了决死纵队的腹部。只听得一声呐喊,两列蛇行的队伍蓦然分开,变化成三人一组,全是背靠背,形成了三点式的战术。他们手中的长矛频频舞动着,把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无限忠诚,化成了对刘格平与红总站及兵团的无比仇恨。这里果真就成了拼杀的战场。战场上,虚幻的理想是赞歌,也是挽歌。决死纵队顿时乱了阵脚,几条壮汉,刹那间便被九九支队战士们的长矛刺中,倒在了血泊中。面对这可怕的三点式战术,不可一世的决死纵队的队员们,一个个顿时变得无心缺胆,再不敢恋战,掉头就跑,溃不成军。决死纵队首创了自成立以来出征的第一次败绩,其他盟军一见这种阵势,再没有人敢往上冲锋了。
而夺得胜利的九九支队的战士们,则又归入一列长队,迅速退回了他们的据点——那座被工事保护着的楼房。
亲眼目睹了这生与死场面的刘灏,那一天真是胆战心惊。不等杨司令下令撤退,他就先带着自己司令部的一些亲信撤出了现场。杨成效打了败仗,当即跑回省委大院,直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的办公室,一口东北腔中充满了愤怒,口口声声地开始控诉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反革命滔天罪行。
刘格平不能容忍他的制止武斗办公室制止不了武斗。杨成效的控诉显然使刘格平又气又恨。这位山西党政军的第一把手,很快就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制定如何讨伐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作战方案。身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制止武斗办公室副主任的刘灏,在刘格平召开的这次会议上,目睹了刘格平调兵遗将,要彻底消灭红联站的“铁军” 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决心和具体方案:由杨成效继续组织并调遗红总站的人马,进攻太重东野九九支队,通知驻在山西的空军025军校和027军校,派出飞机和全副武装的空军人员,协同会剿。时间呢,就定在一个月之后,即8月26日。
在一个月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消灭太重东野九九支队,太重红旗就可以在太重全面掌权了,这可是刘格平决定的机密大事呀!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这期间,刘灏的心中,总是为这件事搅得忐忑不安。他是军人的儿子,九九支队的那些人,原来可都是解放军呀!终于,他自个为自个作主,办了一件人不知鬼不晓的事情。
到了8月26日那天下午,太原重机厂东野九九支队占据的大楼前,再次大军云集。那阵势唬人得很。决死纵队依然是打头阵,其他盟军紧随其后。两所空军军事院校派出的飞机在天上盘旋着,不时撤下一团团传单如天女散花,为刘格平这次“制止武斗”助威。刘灏这天也在现场。只听杨成效一声令下,决死纵队开始进攻了。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里却不见丝毫动静。决死纵队终于冲上去了。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里依旧不见动静。决死纵队终于攻入了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那栋楼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等待捷报的杨成效,最后等到的,却是前线传来的准确消息:太重东野九九支队的据点,早已成了一座空城!
杨成效当即跺脚怒骂:“他妈的!是哪个王八小羔子泄露了军情?”
是谁泄露了军情?杨成效不知道,刘格平事后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来。反正太重东野九九支队跑的没有一个人影儿了,太重的问题只好就此作罢。
20多年以后,当我们与刘灏谈及此事时,这位昔日的兵团司令,才淡淡一笑,向我们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别看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我在刘格平眼里还是个人物,可一到了搞起武斗来,眼看着死人、流血,我就没那个胆量了。我看到刘格平、杨成效他们是真要动手了,就悄悄派人给九九支队通了个消息,让他们逃之夭夭啦。你们问为什么?因为九九支队都是转业军人嘛,我老子是军人,我是军人的儿子,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曾想找到昔日的金司令,再了解一下太重武斗的细节,却听说这位转业军人在改革开放后,去了南方的一家企业。毕竟是在解放军大熔炉中炼出来的汉子,据说,他成了那家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而昔日的查司令早已退休,宝刀不老,创办起一家企业。他用依然浓厚的上海腔对我说:“我和老金这些年一直有联系,我们现在是好朋友呢!”

【64】大型武斗剪影(五:山西机床厂)


在省城太原靠近郊区的山西机床厂,解放前就是阎锡山组建起来的军火厂。经过解放后的不断改造和补充新生力量,这个厂的工人师傅们,不乏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军工,也有许多年轻技工。他们思想好,自然要跟着毛主席大搞“文化大革命”;他们技术好,自个造的大炮自个就会使用。这个厂的两派工人师傅们,于是就在双方同时高喊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开战了,彼此都用上了他们亲手造出来的大炮,向着对方的阵地,发射出了充满仇恨的炮弹。
这个厂的两大派造反组织,一派称机床挺进造反兵团,是张志安那个太原工人联合会的核心力量,另一派称机床烽火兵团,则是兵团工总司的核心力量。在烽火兵团中,还有一些年轻工人们,组织了一个烈火战斗队。刘格平在山西夺权成功了,工人联合会垮了,这个厂的挺进兵团也倒了大旗,而原先属于烽火兵团下属的那个烈火战斗队,此时却与太原工学院的永红战斗队联合在一起,成了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的盟友。太原工学院的永红战斗队参加1·12夺权后,脱离了红联站,成了刘格平麾下红总站的核心力量,山西机床厂烈火战斗队的队长、年轻工人傅海鹏,自然不会再跟着烽火兵团的头头归兵团指挥了。他将烈火战斗队改名为烈火兵团,自立门户,成了与烽火兵团对立的一派。原先挺进兵团的那些工人师傅们,还背着一个保皇派的包袱,这些工人师傅们要跟上毛主席闹革命,工人联合会垮了,头头张志安被抓了,他们该怎么办呢?于是也有了观点分歧,分别参加了烈火兵团或烽火兵团。在这个兵工厂里,红总站的“烈火”和兵团的“烽火”,在厂里都有理由骂对方是保皇派,骂毕就开战,这次你将我赶出了厂区外,下一次我又将你赶出了厂区外。附近有一个面粉厂遭了殃,无论那一派被赶出厂区后,这个面粉厂都成了要革命、要造反的工人师傅们夺取口粮的地方。附近的居民们也遭了殃,有一次只听厂里枪炮又响起来了,五一路北街一个早餐点上吃油条的居民们急忙自行疏散,偏偏一颗流弹从天而落,一位正吃油条的老人,当下被炸成了碎块。这个厂的两派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
1968年6月21日,红总站的“烈火”派,占据了市区五一路原北城区区委、区政府的办公楼,要与前来进攻的兵团“烽火”派决一雌雄。在这次武斗中,“烈火”派的武斗队仗着是刘格平麾下红总站的部队,后台硬,竟然打死打伤了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制造了轰动省城的6·21打死打伤解放军事件。我们在后文中将要叙述到中共中央为制止山西的武斗,在1969年7月23日,发布了《七·二三布告》。这个厂的武斗头目和骨干,都在这个布告发布后受到了惩处。山西机床厂红总站烈火兵团的头头、那位叫傅海鹏的年轻工人,当时就被执行了死刑。

【65】大型武斗剪影(六:太原十中)


太原十中。这里是红联站的一个重要据点。红联站的下属组织十中七一战斗队坚守着这座十中大楼,与原省委,当时改为省革命委员会所在的大院仅一街之隔。七月会议后,张日清成了“军内的一小撮”,刘志兰、陈守中、刘贯一成了“钻进新生的红色政权中的坏人”,红联站有别于兵团和红总站,头上没有被毛主席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戴上“左派”帽子,成了刘格平打击的对象。
8月3日,红联站下属太原十五中红旗战斗队,被对立面红总站一派赶出学校;8月30日,红联站下属山西医学院红革联,受到决死纵队围剿;原红联站核心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在9月1日被红总站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和决死纵队围攻;9月3日,山西财经学院的武斗中,红联站下属山西财经学院东方红战斗队被打败撤出学校。
在这种重大打击下,一些红联站的学生们,便来到了太原十中大楼内。当时,从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们,加上十中坚守大楼的七一小将们,共有400余人。参加了红联站的工人师傅中,也有人来到这里,发誓要与红联站的学生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架在楼顶的大喇叭,不分白天黑夜,广播着红联站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口号和文章。红联站也理顺了他们的观点和口号,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红联站可没有说过一句不贯彻的话。红联站的口号和宣传稿,说的是刘格平和杨成效在七月会议后,严重违背了七月会议的精神。“文革”时期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混乱的岁月,各种道理都可以在毛主席的语录和文章中找到依据,而这种依据,是不用考虑断章取义的。
十中大楼里,红联站的女播音员宣传着红联站的主张。那声音虽充满了革命义愤,却委实如百灵鸟鸣叫一般动听。她历数七月会议以后,刘格平和杨成效的种种罪行,向省城全社会表明,只有红联站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话,红联站要坚决贯彻七月会议精神,违背七月会议精神的是刘格平和红总站的杨成效这伙人。十中红联站据点的高音大喇叭,从来也不点兵团的名更不点刘灏的名。红联站的小将们有他们的策略。红联站的许多下属组织投奔了兵团,骂兵团岂不伤了他们的心?此其一也。其二,他们也要讲究分化瓦解,只能将矛头对准刘格平和杨成效,才能取得兵团的同情,日后才能说服兵团再次结盟,一道向刘格平和红总站发起进攻。
七月会议后,刘格平对红联站这支反对他的政治力量早就想剪除,现在十中大楼里的高音喇叭,天天点名骂他和杨成效,他和杨成效终于忍不下去了。一位是山西新生红色政权的第一把手,一位是山西省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制止武斗办公室的第一副主任,有一次在刘格平召开的会上,杨司令兼杨副主任就曾当着众人的面,恶恨恨地骂道:“十中那个播音员小女×,他妈的!老子只要有个机会,非踏平这个十中不可!”
决心固守十中大楼的学生们,也做好了准备。他们先将大楼的东楼梯上,砌上了足有一米宽的工事墙,西楼梯上,焊上了一块厚厚的钢板,留一个观察孔,还留一个铁门可供进出。武器呢?除了砖头,最厉害的就是山西大学武斗中,8·8一派使用过的那种溴水。此物来自河西化工厂的同派组织,装入瓶中,形同毒气弹,洒开后臭气冲天,能让人窒息。
9月4日晚上,终于出现了导火索。那天黄昏,十中红联站据点里的七一小将们,突然发现十中大门口对面省革委大院的东门外面,停下一辆小轿车,从车上还下来一个人,好像在观察地形。阶级斗争的弦本来就绷得紧紧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不能坐视不理。一群七一小将就冲出了据点,要去捉从小车上下来的那个人,那人见状不妙,抬腿就跑掉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要不是红总站派来的奸细,你跑什么?人没有抓着,可把小车给堵住了。现场被马路上的“马路兵团”群众围观,这些“马路兵团”多是同情红联站的群众,一气之下,就有人开始踢小车,随后众人发一声喊,竟将小车掀翻了。人山人海的“马路兵团”的老百姓们可不晓得,这辆小车原来竟是刘格平的专车!
刘格平的这辆专车,当时究竟被掀翻了没有?时隔多年,在我的采访中,得到的说法并不一样。如当年十中七一的领导人之一马尚文,他还记得那辆黑色小轿车的车牌号是甲-5-8333,按他的说法,有十中的学生们在现场,只是踢了小车几脚,根本没有掀翻小车的事,再后来,学生们就撤回学校了。但也有一位读到我征求意见稿的朋友,是一位退休的老中医,2011年5月,我因糖尿病引发脚肿向他求医时,他向我回忆,当时他就在现场,属于同情红联站十中七一小将的马路兵团围观者,群众中有人喊那辆小车是刘格平的,结果无数人上去发一声喊,就把小车掀翻了。
刘格平这时刚刚荣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委,他的小车上坐的是何人,事后众说纷纭,但肯定不是刘格平。刘格平的专车被红联站的小将们和马路兵团的群众围堵和掀翻,这便给了刘格平一个口实。刘格平当晚即召开了重要会议,除了宣布他的小车被十中的“一小撮暴徒”掀翻外,还歪曲事实,宣布了两项重要情报:一、红联站在十中的据点里,不但藏着一名苏修特务和好多反革命分子,还藏着武汉百万雄师(孙涛注:武汉的这个群众组织因为支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坏头头;二、红联站为了推翻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十中据点里窝藏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
在刘格平主持的会议上,杨成效当即拍案而起,要支持刘格平同志,保卫刘格平同志,坚决踏平十中,彻底消灭红联站的一小撮暴徒。红总站的头头、省电力系统的造反派郝庭云当即响应。
刘灏皱着眉头发言了,他不敢公开与刘格平唱反调,却敢表达与杨成效和郝庭云不同的意见:“中央也没有把红联站定成反革命组织呀,你们说的那个苏修特务,我知道有这么个人,也是个中学生,是个混血儿……”虽换来一些常委的支持,但刘格平拍板了:必须解决十中的问题!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常委不吭声了,摩拳擦掌的杨成效,一下子显出得意非凡,不可一世的神态。
这天深夜,一支戴着“山西省革命工人造反新总部”(系红总站的一支下属组织)袖章的工人武斗队,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提铁矛,从十中旁的宿舍区,悄悄潜入了十中校院内的学生饭堂。大楼内的红联站学生们发现了敌情,一群敢死队在邢晓光的带领下,也手提铁矛,冲进饭堂。一阵混战,赶走了“敌人”,抓获了6名“俘虏”。天刚亮,红联站就在大楼门前开大会,揭露刘格平挑动武斗的事实,还让一名“俘虏”当众对着麦克风反戈一击,向满大街的“马路兵团”交代他们是奉命要里应外合,消灭红联站的。红联站当众释放了这6名“俘虏”,此举又换来了“马路兵团”的阵阵掌声。(待续)


【66】大型武斗剪影(七:太原十中)


9月5日上午,杨成效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调动红总站和兵团的各路人马,一齐来围攻太原十中。十中所在地解放路并不太宽,无数的大卡车载着无数的勇士们,在解放路上挤成了一团。还有前来看热闹的老百姓,那一天的十中四周,真可谓人山人海了。这些被人称为“马路兵团”的老百姓们,同情弱者,对省革委调人来打十中的娃娃们从心底里反对。有两辆大卡车,都满载着戴柳条帽战士,在错车时挤在了一起,将一位来不及上车的“柳条帽”挤在了两辆大卡车的中间。只听一声惨叫,那个“柳条帽”被撕成了两截,冒着热气的鲜血,顿时染红了路面和车厢板下的轮胎。杨成效还未发起总攻,自个的武斗队倒先死了人,马路上更乱。“马路兵团”的老百姓也纷纷向路边拥去,自发地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十中红联站据点里的大喇叭又响起来了,红联站的小将们,又开始声讨刘格平和杨成效了。
杨成效决不容许军心动摇,继续调红总站下属厂矿的武斗队来打十中。据事后刘格平让省革委举办的“平息9·5反革命暴乱事件展览”称,共有7万工人参与了这场“平息暴乱”。当杨成效调来的大批工人武斗队,将十中团团围定之后,刘格平通过东风兵团的广播车,向十中红联站的学生们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派五至十名代表到省革委来,由刘格平亲自接见。二、由军区和69军派部队保护你们代表的人身安全。三、如果你们同意,即用广播回答。很快,从十中大楼的广播里,便传出了十中七一的回答,是四点要求:一、要求群众派代表参加接见。二、要求兵团也派出代表参加接见。三、包围十中的武斗人员必须立即撤走。四、刘格平必须先明确表态,我们究竟围攻你没有?冲击省革委了没有?然后我们才考虑派出代表与否。据马尚文回忆,这四点要求,是他当时与十中大楼内太原三中的魏荣福、重机学院的张明、太原机械学院的顾喜贵、太原工学院的张玉峰、山大附中的陈金发、十中的王忠强等几名红联站核心人物一道商定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红联站的大、中学生们,是很懂得需要群众支持,需要兵团这个盟友的重要性。刘格平对此却再没有回答。
刘灏打心底不想让部下来打红联站,但在兵团的领导层中,听不听刘格平的话,打不打十中,明显地出现了认识分歧。别人且不说,就说与刘灏一直并肩战斗的太原工学院大一学生宋捷,在兵团是第二把手,从“文革”开始,还从没有和刘灏有过不一样的观点呢。可现在,在东风兵团的宣传车上,不但有黄锐庵在向十中大楼喊话,宋捷也开始喊话了:“红联站一小撮混蛋们听着,我正告你们:不许你们挑拨我们兵团与红总站的关系!我们兵团全体战士一如既往地与红总站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你们老老实实地下楼投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继续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明的不行了,刘灏只好来暗的。杨成效是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调的兵,兵团的不少下属组织也派来了武斗队。刘灏只好暗地里派出自家兵团司令部的人员,偷偷到现场和各个路口,暗中通知来打十中的兵团下属的人马,快快撤兵。一些奉命前来参战的兵团下属组织,原本就是红联站的下属组织,带队的头头们接到刘司令的密令,竟扛着兵团的大旗,悄悄掉头撤退了。比如太原重机厂查司令麾下的那些武斗队,有的就临阵掉转了车头,撤出现场。马路两旁围观的群众,开始为这些撤退的大卡车和车上的兵团勇士们鼓掌。中国善良的老百姓们,实在是最容易满足的。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常常联名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中经常宣传形势大好的“文革”日子里,太原的老百姓们,凭号证一人一个月供应二两油、半斤肉,28斤口粮里,只能买30%的白面。老百姓们那时最大的希望,早已降低成缺少油水的身躯,能安宁地过上几天平静的日子就成。
眼看着调来的各路武斗队步调不一致,于是,杨成效下令,让决死纵队带头发起猛攻。那些年轻的工人们,一定认为他们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保卫山西的红色政权,必须消灭红联站的一小撮“反革命暴徒”。而据点里红联站的学生们和十中的七一小将们,也出现在楼顶上、窗口前,挥动手臂,将砖头扔向楼下的进攻者们。一位叫孟玲玲的十中初一女生,在窗口前挺身而出。她大概想向她认定是受了蒙蔽的工人阶级弟兄们,面对面地宣传一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她昂着头,挥起了手臂,可能在她的心中,正在升起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她正骄傲地感觉到,自己正是在为保卫红太阳的万丈光芒,英勇地奋战着。就在这时,一排枪声响起,孟玲玲再也喊不出一句话来了。又听见一排枪声响起,在这座大楼里,曾发誓要和红联站的革命小将们一道团结、战斗的太钢普通工人、共产党员、刚刚36岁的李成义,也倒在血泊中当场毙命。
当时市井上传言的版本甚多,有的说那天参战的,有省体委射击队里红总站一派的战士们,他们的枪法百发百中。也有人说,决死纵队中有的人枪法也不赖,杨成效早下了命令,让他们动真的,直管往死里打。至于究竟是谁的好枪法,在这场武斗中结束了红联站两条鲜活的生命,那是当时省革命委员会根本不想过问,事后就再难以弄清的历史问题了。
据当时据守在十中大楼里的马尚文向我回忆,为了保证北京战友邢晓光的安全,在红总站的武斗队大批进攻十中前,马尚文就将邢晓光送出十中大楼,穿过校园,翻过墙从后小河街离开了。与坚决支持红联站的这位清华井冈山战士分手时,真有一番此时与君别,何日再相逢的悲壮感。邢晓光在这年秋天离开了太原,又到了长治,继续以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战士的身份,投身于山西的“文革”浊浪。1968年元月16日晚上,长治发生了一场大型武斗,红字号在连续几天向联字号发起进攻后,终于在这天晚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联字号李顺达以下一百余名核心人物,全部被红字号活捉,成了俘虏。其中,就有坚决支持联字号的邢晓光。在1967年太原十中的9·5事件中,这位来自清华的大学生没有受到皮肉之苦,而在1968年长治的1·16事件中,邢晓光却受尽了皮肉之苦。在那个领袖带领全党和全民族走上岐路的“文革”年代,从北京到全国各地革命串联,并直接介入地方“文革”的首都大学生们,不知有多少人如邢晓光一样,在1966年到1968年那两年多时间里,自觉充当着“文革播火者”和“职业革命家”角色。比起在本地闹革命的大中学生们来,他们那时的生活,确也充满了生命的悲壮,经历了人生的传奇。
还是回到十中。面对已经死人的局面,为了不再死人,楼内的红联站核心人物再次研究,决定同意出去与刘格平谈判。据马尚文回忆、他和十中的张文信、林平(女)、还有太钢工人陈虎雄、太原合成纤维厂工人刘和平等12人,组成代表团,先从二层楼的窗口往下扔出棉被,再一个个逐一跳下来,在刘格平派出的一支解放军部队的引领下,一个个手举《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语录,排队进入了马路对面的省革委。
结果呢?所谓谈判,实际上是这12名代表,在省革委院内5号楼2层会议室里,连坐也不让坐,站着受了刘格平等省革委领导一顿训,不容他们分辩,然后被分别隔离了。
我是为写作此书,在退休后,才结识了也成了退休干部的老马。老马说他几年前得过一次脑梗,脑子不好使了。可说起当年固守十中大楼的往事来,老马的脑子好使得很。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逐一回忆出了当时固守十中大楼的400余名红联站战士的姓名。悲哉!在本该读书的年龄,这一代人却遭遇到了“文革”的动乱。当时干革命的红心、对领袖的虔诚、曾深深地主宰过这一代人的行为,那确实是一段无法忘掉的历史。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一代人,如何认识和反思那段历史,即便有所不同,那并不重要。重要的,首先是不要忘记,敢于反思,才能从历史中找出各种教训来。
再说9月5日那天十中事件的结局。那晚,趁着省革委会议室里刘格平领着省革委的一干领导与12名红联站的代表“谈判”,杨成效指挥外面的武斗部队,一举攻入十中大楼。依旧据守在这里,等待谈判结果的红联站学生们,全部被当成“反贼”拿获,押解到十中对面的省委七一大礼堂,等候受审处理。
深圳大学外语教授王国栋先生,“文革”期间是太原八中的外语教师。他在76岁时,曾回忆过当时他在十中的遭遇:

在“文革”期间,像我这样在反右中受过处分的“黑五类”是没有好日子过的。经过无数次大小批斗会,1967年又把我宿舍中全部生活用品和“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外文书全都抄走了。学校停发工资,我无家可归,走投无路。可是我教过的有良心的学生对我都很好,都在暗中保护我。他们让我住进了太原十中,管吃管住。9月5日,他们用机枪等重型武器包围了十中,打死了一名十中女生。结果把十中里的学生都放了,只扣压了我和住在十中里的设计院工程师高兴佳。当天夜里造反派头头杨成效,带领五个手持棒球棒子的打手逼问我:“你为什么要发动这次反革命暴乱?你的接头上司是谁?”他们用棒球棒子把我打昏死过去。……9月6日早晨,我(在看守所)听见高墙外面的广播车吼叫着“9·5反革命暴乱的总指挥已查明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美蒋特务!”就是因为我在日本学校读过书,当过俄文翻译,教过英语。(摘自太原师专中文四班(78级)30年纪念文集。)

杨成效在外面指挥战斗,刘格平急匆匆起草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其中编造说太原十中“一小撮反革命暴乱分子”,私藏武器弹药和苏修特务,抢夺刘格平同志的汽车,企图绑架刘格平同志……如此云云,要求党中央批准取缔山西的反动组织红联站。同时,刘格平又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下发公告,告知全省,称太原十中的“9·5反革命暴乱”是由美蒋特务和苏修特务操纵的。
刘格平和杨成效自诩的9·5大捷,震动三晋,也震动了刘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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