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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名岗:山西一.一二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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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是转山西作者石名岗正在撰写的山西文化大革命史稿的部分内容,文章很长,分几次贴完。


文化大革命既然叫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政权问题。1966年8月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于这个问题给了这样的说法:“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这是中共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到“夺权”,这个说法对怎样夺权、由谁夺权及夺权之后的政权形式等诸多问题都没有给出答案,对于夺权本身也说得很模糊。不过,这正好说明革命是无法预见和规划的,不确定性和突然性构成了革命的本质。1967年的“一月革命”风暴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一、夺权前奏:刘格平进京受旨

革命需要领袖,尤其是夺取政权的时候就越发需要领袖,像法国大革命就有罗伯斯庇尔、马拉及丹东三巨头,像“十月革命”就有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组成的领袖集团。当山西的文革面临夺权的时候,像刘灏、杨保明、李青山、杨承孝这样的造反派领袖,在掌握政权方面还显得太年轻,政治经验和理论水平太稚嫩。不过,在革命实践需要领袖的时候,这种领袖就会应运而生,从省委造反出来的干部们就自然而然地充当了这种领袖的角色。

刘格平担任这种角色有天然优势。他没有其他人所具有的强烈的党内派别的色彩;他当年曾拒绝执行刘少奇所传达的中央指示,没有在《反省声明书》上签字,多坐了几年牢,反而成为了一种“资本”;他具有四十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仕途上又受到过打击、挫折,现在,正是该他破门而出的时候了。

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在其《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中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说的:“山西,毛主席很重视,因为山西是老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在晋冀鲁豫,中央大量干部是晋冀鲁豫的,晋冀鲁豫以山西为中心。邓小平暂时成为被打倒对象,而山西是邓小平的基地。十二月份,薄一波已被打倒,毛主席、总理都说薄一波手伸得长,他们在山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时已经宣布安子文是反党分子,安子文与山西的关系很密切。山西省委书记卫恒是安子文同志培养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恒被认为是坚决镇压群众的。毛主席亲自培养的一个人叫解悦,是太原纺织厂的工人,她写的学哲学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赞赏,她在文革中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起来造反,受到山西省委的压制、打击,很严重。所以一九六六年毛主席认为卫恒不行”。“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很早就决定请刘格平到北京来”,“毛主席对刘格平的印象很深,少奇同志也同他讲过刘格平的好话”,“刘格平长期坐国民党的监狱,出狱时刘格平没有签字,没有发表反共启事,他宁可坐满刑期也没签字。他说:‘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也不能执行。’少奇同志对他是很欣赏的,毛主席也是欣赏的”。“毛主席跟我讲刘格平解放后主持民族工作(乌兰夫到内蒙,刘格平主持),毛主席认为有两件事刘格平做得对,一是新疆,王震同志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不妥当,搞得很尖锐,毛主席说他要用武装消灭一个少数民族。毛主席认为刘格平当时反对王震的作法,刘格平是对的,王震不对。第二是处理大小凉山彝族问题,西南局李井泉也过火,也已经和将要动武,刘格平反对他们的作法,毛主席认为刘格平是对的。现在刘格平贬官到山西,毛主席说,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把刘格平叫到北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过去处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他回山西去,把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他认为刘格平能掌握局面。刘格平到了北京,本来江青要自己代表毛主席找刘格平谈,可是江青一直没谈,刘格平在北京饭店等了好久。后来主席要我同关锋先去看看刘格平,问问怎么回事,要他回山西。康生是否与刘格平谈了我不知道。”“当时山西毛主席要刘格平回去,还有一个条件,山西出了个张日清,是山西军区第二政委,他支持造反派,受到攻击。攻击张日清的理由是说他违背了军委紧急通知关于‘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用这一条攻击张日清,这也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张日清和李再含(引者注: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不同,李再含只打电报反映情况,张日清真的去支持左派。部队已经介入了。到一月份有个支左决定,其背景就是张日清支持左派的事。当时山西有三个情况,第一有刘格平;第二有解悦,加上陈永贵、李顺达;第三有张日清。有这三个情况,出现这样的苗头,所以毛主席非常重视山西。”(749—753页)

十几年以后,刘格平在他的《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1983年3月15日)中也说到了当时的情况,1966年11月23日,刘格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12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山西史志研究院所编的《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1949.10—1976.10》(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北京第1版第400页)记述说,在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受毛泽东委派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一说是受江青委派)。他们让刘先谈拒绝出狱的问题和受处分的情况,然后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9个常委中,只有他1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对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这两个文献所述的情况与《王力反思录》所述基本能够对上。至于说王力、关锋是受谁委派,这一点王力在其《反思录》中已经说明是毛主席委派的。

刘格平要东山再起必须有中央的支持,他也如愿以偿得到了这个尚方宝剑。

二、夺权策划和五人亮相

1967年1月6日,刘格平奉旨回晋开始策划夺权活动。

刘格平在山西没有什么根基,由于抗战时期一直在监狱里,山西在抗战时期建立的根据地都与他无关。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人家太行、太岳派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只好从“敌我矛盾”和外来干部中来组织其夺权班子。

袁振、陈守中既被省委打成“反党集团”当然是“敌我矛盾”;刘志兰(时任山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烈士遗孀)这时是陈守中夫人,至少也算半个“敌我矛盾”;刘贯一是行政五级的外来干部,屈居山西副省长;何英才(时任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山西洪洞人,早年在太原兵工厂当工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在太行区工作(曾任太行区组织部长),随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在湖北工作了一段时间,建国后一直在北京搞工会工作,曾任全国农业工会主席。不知什么原因1964年到山西工作,当属外来干部;张日清是军队干部,开国少将,福建长汀人,1930年参加红军,没有参加长征,随项英、陈毅等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后一直在新四军工作。文革时张日清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陈守中、刘志兰原来都在包钢,与袁振(原鞍钢党委第一书记)同在钢铁系统,何英才则与袁振同随刘邓南下,又同在湖北工作过;张日清是中央指定要串联的对象,过去刘贯一与张日清同在新四军,串联起来比较容易。

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对当时的串联情况是这样说的,“刘格平1967年1月6日由北京回到太原,住进山西省军区招待所。随后开展了紧张的串联活动。经刘贯一介绍,刘格平首先与张日清谈话,策划在山西的夺权事宜。此前,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与张日清联系。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与张日清见面时说:‘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彼此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他继续说:‘山西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什么太行、太岳、晋西北、晋察冀,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他还向张日清介绍了刘格平的情况,称‘刘格平是个老同志,行政三级,1923年加入青年团,1926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工作,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的时候坚决斗争,不在反共声明上签字。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委主任,是受迫害的干部。’刘贯一又说,有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张日清表示:‘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省军区支持你们’。刘贯一还先后同袁振、何英才、陈守中谈话,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他们完全同意。当刘贯一、何英才分别向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朱卫华,省委常委郭钦安表露要他们三位参加造反夺权的意图时,均遭到拒绝。刘格平、刘贯一试图争取一些省级领导干部造反夺权的活动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刘格平等人并不泄气,遂于1月8日在省军区招待所开会,研究确定行动部署”。(华夏文摘增刊51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48期及华夏文摘增刊517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51期连载,2006年7月24日、8月6日)

  据刘贯一在《关于刘格平1967年1月6、7日开会的情况》(1973年8月11日)中回忆:“约一月六日或七日,刘格平同志等返回太原,在未回家的情况下,即直到山西军区客舍找我,他告我,中央已指示他联合一些同志站出来,并组织一领导机构,领导群众运动。我问刘,中央哪位具体领导和你谈的?刘说:‘你不必问这方面的情况’等语,刘接着问我串联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向他作了报告。刘指示我通知以上同志,于翌日上午集合到军区客舍开会,由刘传达中央指示。”据陈守中在《张日清和山西省核心小组的关系》(1973年8月12日)中说:“1967年1月上旬(五日、六日或七日,记不起来),刘格平从北京返回太原后,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曾有一次集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续纯实和我),会上刘格平说他在北京见到了总理和康老,说中央领导同志授意他负责组织起来,革山西省委的命。在这次集会上议定两个问题:一是写揭发原省委的大字报;二是成立山西省核心小组。省核心小组由四人组成,即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当时曾反复讨论了张日清参加核心小组的问题,最后议定张日清不参加核心小组,但以顾问身份参加核心小组的活动。”

  1967年1月9日,刘格平、刘贯一正式亮相,公开树起反旗,在省委、省人委门口和五一广场贴出了反省委的第一张省级干部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情》,矛头直指卫恒和王谦,把他们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们与彭、薄、安、陶这条“黑线”连了起来。大字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必须彻底追查、弄清这一反革命案情”。

1月10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等五人写的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报(习惯上称“五人大字报”)出现在省委、省人委门口,并打印成传单到处散发。按《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所述,这张大字报分五个部分:一、省委抱着彭真的二月提纲不放;二、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并进一步发展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省委纠缠袁振问题使山西文化大革命一错再错;四、省委玩弄“三干会”继续欺骗、镇压干部和群众;五、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是破坏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五人大字报”指控卫恒、王谦等人的种种“罪行”,写道:“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结尾套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结尾的七个口号并加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句。这张大字报中“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这句话,把革命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检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一个犯错误的问题,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了。

不过话说回来,把山西省委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在有点冤。在历史上,山西省委一直很左。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北局提交了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设想。该报告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亲自起草,省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定稿,由时任长治地委书记的王谦亲自呈交主持华北局日常工作的刘澜涛。结果刘少奇对该报告进行了批评,并在该报告写下批语:“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另一农业极左路线的发明是1958年树立的大寨典型,可以说,这个典型贻害了中国农业至少二十年。如果我们联系王谦在文革后期重新在山西执政后推行的极左农业路线的话,说山西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是不公道的。

“五人大字报”是一份宣言书,是省委的“地下”核心小组公开化的宣言,宣告了核心小组成员与旧省委的决裂。“五人大字报”的另一个意义是,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有了明确的目标,也有了自己的政治领袖。

像“五人大字报”这样省级领导公开造反的事件,当时在全国都是第一次,作为一个榜样,不但在山西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在全国也有着示范作用。

三、造反派组织的分野

“五人大字报”像一场八级地震,它引起的海啸立即冲击了太原的各个角落,各个造反派组织也必须在短时间内对此事件表态,否则在这个十字路口有可能迷失方向。

最早表态的是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在10日当天就发出《致山西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为“五人大字报”叫好,称“五人大字报”“吹响了决战的冲锋号”,鼓动党政机关干部“站出来,冲上去”,“向卫恒反党集团发起总攻击!”

次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散发了题为《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传单,赞扬刘格平等人“率众造反”是“大气岿然,斗志大振”。揭露山西省委领导人与“黑帮”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的“黑线”关系。兵团之所以如此迅速支持“五人大字报”,与袁振有很大关系。1月7日,华北局宣布给袁振平反,当这一消息从兵团驻京联络站传来之后,兵团小将极度兴奋。特别是华北局候补书记张邦英被兵团驻京联络站人员挟持到太原,亲自宣布此决定,这表明他们造反的目的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袁振一下子从“坏人”变成了“好人”,能不感激兵团小将?!他很有可能事先把“五人大字报”和即将夺权的底透露给兵团小将,而兵团岂能不支持“五人大字报”?岂能不支持和参加夺权?!

也在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在北京《红旗》杂志社接见山西造反派代表,称“刘格平是经过考验的干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要支持刘格平”。在刘格平等五人树起反旗之后,用现在的时髦语言来说,就是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有一些组织,特别是较小的造反派和运动开始时有站错队嫌疑(即保皇或保守)的组织,有的急于寻找靠山,有的急于改换门庭,就会自然聚集在刘格平的大旗下。但是,那些“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就不见得买刘格平的账了。对于刘格平来说,仅仅是军队支持是不行的,因为军队不可能直接参与夺权。因之,刘格平开始寻找各大造反派组织要求支持。

据太原工学院红旗队长李青山在博文中回忆:

应当说,刘格平等人的夺权并不是背着当时山西“响当当的造反派”太工红旗进行的。1967年1月7日(8日?)晚,他派人神秘地领我到山西省委西院的一个房间内。在场的除我外,还有几个人,记得好像有我太工红旗省委支队的梁裕权、有太工永红战斗队的队长高祥(高命儿)、俞俊明,好像还有太原机械学院的一个什么战斗队的人。一个老头十分神秘而紧张地对我们说:“山西省卫恒、王谦、王大任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五级干部刘贯一、三级干部刘格平、八级干部陈守中、十级干部刘志兰以及何英才,奉中央文革之命,领导山西文化大革命。他们要站出来,写大字报,揭发旧省委的问题。”他说:“一旦他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亮相,震动将会很大,卫王王一定会疯狂反扑,迫害他们,希望造反派保护他们的安全。”他的谈话使我很吃惊。刘贯一我认识,他原是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当时是山西省副省长,1964年我曾在湖滨会堂听过他的报告。但现在,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对他的话充满怀疑,因为:

第一,他们都是山西本地的干部,刘格平、刘贯一是山西副省长,文化大革命烈火还没有来得及烧向他们,他们本人是不是革命的,还没有经过群众的审查;我们也没有听说他们与卫恒有过什么分歧,作过什么斗争。我们如何能相信卫恒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他们却是革命干部,可以不经文化大革命的审查就直接来领导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呢?

第二,他们自称奉中央指令,但却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我们怎敢轻易相信?中央文革怎能让一个还没有经过文革审查,没有在群众面前亮过相的本地干部来领导一省的文化大革命呢?这在全国没有先例,也不合逻辑;

第三,省委主要领导卫王王,是主要炮轰对象,他们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有严重问题,但是否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足够材料支持,还正在审查之中;高级干部站出来揭发他们,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复杂的斗争形势使我不得不从多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我需要看看刘格平他们究竟能揭发出些什么材料,能证明卫王王确已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四,当时的宣传调门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陶铸上升到中央第四把手几个月即被打倒的事实告诉我们,文革的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处在造反第一线的我们,当时只能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其他人一概不敢轻易相信。对于这样一个政治面目“不清”的当权派,以及他们不合逻辑的举动,我们怎能不保持警惕呢?

由于事出突然,满腹狐疑的我当时只能表示:欢迎并支持他们揭发省委的问题, 其它事项待我们商量后决定。

李青山的举动说明他实际上已经不同意夺权,至少不同意与刘格平一起夺权。这说明李青山的思想显然落后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太工红旗作为红联站主力中的主力,他们对于夺权的态度对红联站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红联站的个别组织还是参加了刘格平的夺权,甚至最终脱离了红联站,其中与太工红旗同校的太工永红就是一个典型。李青山当时可能有点“唯我独革”的思想,从他的博文中可以看出,太工红旗的活动常常独立于红联站,他不但看不起其它造反派组织,甚至看不起红联站的其他大、小兄弟。也可能是他不屑于同高命儿为伍,最终拒绝联合夺权。

从刘贯一对李青山的话来看,刘格平等人非常希望得到革命造反派们的保护和支持。1966年12月份,各大造反派组织都陆续进驻省、市委,与各级领导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刘格平等人找到他们并不困难。

工人兵团是一个庞大的造反派组织,太原市几个万人以上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有它的下属组织。普通工人出身的没有政治管理经验的太重工人张建国、李宝顺有点像隋末农民起义军瓦岗军领袖翟让一样,是否能长期压得住阵值得怀疑。但是身为工人兵团总指挥的张建国倒是一腔热血要对省委的走资派卫王王造反,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张总指挥痛快地答应了刘格平等人的要求。

当时已成为山西四大造反派组织之一的决死纵队支持袁振的态度却是很明朗的,从而支持夺权的态度也是明朗的。十三冶的许多职工来自鞍山钢铁公司的冶金建设公司,在袁振担任鞍钢党委书记(1960年3月)时,曾经推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即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办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进行管理。《鞍钢宪法》与当时盛行的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毛泽东曾对《鞍钢宪法》有很高的评价。这也提高了袁振在鞍钢职工群众中的威望。谁也没有想到在文革中此段历史居然为袁振赢得了一定数量的民意支持。据传说,决死纵队支持袁振的另一因素竟然是:决死纵队司令杨承孝的母亲曾作过袁书记家中的保姆,两家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一点今天可能已经无法考证,但杨承孝的造反与袁振有很大关系却是可以肯定的。据当时省人委秘书李玉明撰写的回忆录《卫恒之死》所述:1966年10月,“太原钢铁公司工人郭某(指郭耀忠)和十三冶金建筑工程公司工人杨成效(指杨承孝)专门到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某(指袁振)家。袁某对他们说,当前有许多工人去北京串联,你们也应该去北京看看形势,也应当发展工人组织。他们俩回家后,过了五六天,杨成效找郭某说:咱俩去北京吧,路费有老袁支援。郭某因没有请准假未去。杨成效和一些红卫兵去了北京。五天以后,杨从北京回来,和一些人于10月19日发起成立‘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杨成效任头头,郭某任组织部长,主要观点是‘保袁某,打卫王王’”。

四、“一月革命风暴”自山西始

许多有关文革的论著中都说1967年“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自上海始。其实,重温1967年1月的记事将证明,“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自山西开始,最起码是山西与上海同时开始,而在山西率先取得了省一级夺权的成功。

1月1日 山西红联站太工红旗在太原有线广播站革命造反派的配合下,夺了“卫王王集团”控制的太原有线广播站(当时由于技术、经济的落后,太原市还没有无线广播电台)的大权,改名为“红旗有线广播台”,发表了生气勃勃、充满战斗精神的《元旦献词》。在献词中指出:“山西省委卫王王等一小撮走资派是一个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鼓励全省人民起来造他们的反。这是山西省第一次向卫王王的夺权行动,也许是全国第一次向走资派的夺权行动。此次行动拉开了山西“一月革命”风暴的序幕。

1月3日 上海《文汇报》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一举夺了报社的大权,揭开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序幕。

1月4日 山西红联站调集党校东方红、太工红旗、太机红旗和赴晋大队近千人,由杨保明、段立生带领,乘坐一辆大轿车和十几辆大卡车,开赴榆次县(当时晋中地委、行署所在地,距太原30公里),抢缴山西省委隐藏在晋中地委的整学生的黑材料,并且去造晋中地委的反。过程中受到晋中地委干部的阻挠,在红联站晋中分站、轻院东方红及其他晋中造反组织的支持下,排除干扰,缴获了十几个文件柜,运回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总部进行开柜检查(开柜后柜内空空如也,事后才知道省委早有准备,将所有黑材料转移至了祁县乔家大院和交城)。这就是震惊山西的“元四事件”。事件后,红联站轻院东方红、榆次一中、二中的革命造反派与晋中的保守派,在榆次的十字街头,就抢夺黑材料等问题辩论了好几天,而且常常至深夜不肯散去,晋中的文革之火就这样被点起来了。
同日,红联站还抢回了太原市委存放在机要室的黑材料。

1月5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十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急告全市人民书》,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据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所述,该文件是由当时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签发的。

1月6日 刘格平奉旨回晋策划夺权。

同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十余位上海市委领导人。这次大会后来被认为是上海夺权的标志,其实这次大会并未宣布夺权,反而命令包括陈丕显、曹荻秋在内的“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同日,红联站太原七中红旗向学校“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成功,这是山西基层夺权的首次胜利。

同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

1月7日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晋大队等组织在太原五一广场再次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鲁笳及卫、王、王。

同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军委拍发电报,请示人民解放军支持夺权问题,表示了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态度。

1月8日 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组成山西省委核心小组,作好了夺权准备。

1月9日 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播发《告上海人民书》。《人民日报》在发表此文时加了重要的编者按,其中传出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个大事必将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日,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该通告仍由尚未被夺权的陈丕显签发。

同日,山西工人兵团和山西大学八八红旗共同研究向卫王王夺权的问题。

同日,兵团、赴晋大队等组织在太原并州饭店斗争卫恒。过程中,造反派亮出了工人兵团在卫恒家抄家时抄出的印有蒋介石彩色头像的国民党的传单,还有手臂折断的毛主席瓷像(另有一说是石膏像),以说明卫恒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实际上,传单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用高空气球放飞过来的反共宣传品,是省公安厅报给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资料;至于说瓷像更不是什么问题,即便是再神圣的物品也有损坏的时候,如佛像,如维纳斯女神。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面对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群,卫恒像“秀才遇到兵”,十分无奈,只能愤怒呐喊:“政治陷害是吓不倒人的”。说卫恒是反革命,说1938年参加革命的卫恒与国民党有什么联系,应该没有人会相信。

1月10日 刘格平、刘贯一、何英才、袁振、陈守中五人大字报亮相。

1月1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为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紧急通告》发出贺电,称赞他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以实际行动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模范。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战斗任务。”

同日,山西红联站省委党校东方红进驻山西省公安厅,准备开展与卫王王掌握的旧公安系统的夺权斗争。

五、震撼全国的三天

1月中旬,山西出现了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的一种局面,这是一种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在太原,三个政治中心正在各干各的事。

正统的政治中心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不像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那样气粗,公开宣称:在中央没宣布前,我还是上海市的领导,还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得负责上海的工作。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卫恒及其他主要领导采取了回避与造反派正面对抗、“转入地下”的方法,离开省委、省人委大院,转移到太原市郊区北营省直机关的一个直属仓库,留在省委、省人委的只是几个秘书,为他们“探听”造反派的消息。据太工红旗的张玉峰回忆,后来他在北京学习班时,与省委常委、秘书长史纪言住一个房间,提到了当时的事情。史纪言说,当时省委领导们得知“一·一二”夺权的消息,并得知红联站反对夺权后,曾经考虑集体投靠红联站,只是因为他们很快就被兵团、决死纵队抓走,投靠红联站的意图没有实现。

刘格平在省政府的家是一个政治中心,几个要造反的省级革命干部、军区领导及革命组织负责人集中在这里,议论策划夺权的事情。

红联站总勤务站所在的省二招是另一个政治中心,这个全省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各校负责人集中在这里,考虑和议论着对待夺权的态度。

山西省正处于一种政治真空状态,恰恰是这种真空状态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

上海的造反派虽然闹腾得很凶,声势也大,并且惊动了中央,继1月11日中央贺电之后,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和《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紧急通告》时的《编者按》。同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但幕后操作的张春桥、姚文元及前台的头面人物徐景贤都还只是在反对经济主义问题上打转转,没有公开提出夺权的口号,从而也没有走出夺权的第一步。

就在这时,山西的刘格平悄悄地做好了夺权的准备。

1月12日上午 “刘格平和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研究给上海工总司等革命造反团体发贺电的事宜。下午,刘格平、刘贯一在这里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等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势与任务,决定当晚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山西省左派联席会议,研究成立全省统一的造反派组织问题,以山西造反派统一组织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组织发贺电,并商讨夺权问题。”(《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1月12日傍晚 省政府大院刘格平家的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和造反派队员。刘格平家中充满了类似俄国“十月革命”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的气氛,各类人员进进出出等候和执行指令。刘格平在其家里召集了决死纵队、兵团、工人兵团、赴晋大队、红联站太工永红、红联站捕猎大队、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简称“革干兵团”)、山大八八红旗等十六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开会商量夺权部署,据后来有人回忆,参会的主要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杨承孝(决死纵队)、宋捷(兵团太工瑞金)、崔杰娃(兵团十二中红旗)、李金渭(兵团六中32111)、吉顺行(红联站捕猎大队、冶校东方红)、高翔(红联站太工永红)、朱永庚(赴晋大队,北京铁道学院)、邢晓光(赴晋大队,清华井冈山)、张建国(工人兵团)、方培泉(山大八八红旗)等人(其中吉顺行、张建国是否参会众说不一)。至于兵团司令刘灏为何没有参会也有两种说法,一是刘灏对夺权没当做什么大事,故委托副手宋捷前往,二是刘灏当时正在热恋中,没能顾得上前去参会。按刘灏自己的说法是,他对夺权的事吃不准,先派副手试探一下。

除造反派负责人外,参会的有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造反的革命干部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刘志兰及刘格平夫人丁磊(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处干部,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省核心小组解放干部领导小组成员并分管党群口)。据时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一夫之子李飞飞回忆,其父在晚饭后到刘格平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刘贯一主持。刘格平作了首席发言。在发言中刘格平传达了他从北京带回来的中央精神,重申了五人大字报的观点。“刘格平说,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卫恒等人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引上邪路了,不把他们手中掌握着的党政财文大权夺过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夺权靠一两家造反组织不行,各个组织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吧。这个总指挥部既是大夺权的领导机构,又是夺权以后的临时权力机构。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总指挥部采取巴黎公社的选举办法,由你们自己推选领导人,我们几个人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提一些人名,供你们参考。”接着刘贯一讲话。他讲了夺权的意义和当时山西的局势。(《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会议本来准备在谈论成立总指挥部和夺权问题之后研究给上海工总司等发支持电的事情,但在会议中间刘志兰给了刘贯一一份《关于省委特务活动及黑二、三线人物名单》的揭发材料,刘贯一当众宣读了这份材料。突然太原十二中红旗战斗队负责人梁振华跑进会场,向与会者出示了从卫恒住宅中查抄出来的所谓‘反革命特务罪证’:一、一尊全身的毛泽东石膏像,其前臂断掉(该战斗队在查抄卫恒住宅时摔断的——转引者按:此释有误,据时任省人委秘书李玉明撰写的回忆录《卫恒之死》所述,该瓷像为1959年介休洪山陶瓷厂所赠,摆在卫恒家中的办公桌上,后因抹桌子时不小心摔断);二、若干张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向大陆空飘的反共传单(系山西省公安厅从本省收集起来作为敌方动态送省委领导人的)。对此他们却深信不疑,顿时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狂热情绪笼罩会场。有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提出:‘先把黑省委二、三线人物抓起来,抄他们的家’。这一动议即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们立即调集各自组织的人员,分头查抄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省委领导人的住宅,并对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卫逢祺和赵承亮(省人委办公厅干事,代管省人委党组机要文件)实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所谓“反革命罪证”可能是1月9日或以前抄出的。至于是谁摔断的毛主席像的手臂,已无从考证。上述“太原十二中红旗战斗队查抄卫恒住宅时摔断”的说法,来自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一·一二”篡党夺权事件的专题资料(送审稿)》(1987年8月25日)。历史地分析,当时的中学红卫兵还比较天真单纯,对领导干部进行政治陷害的可能性不大。

“抄家以后,刘格平继续和各造反团体负责人在他的住宅开会。张日清、刘贯一等人论及‘敌人的严重情况’和夺权行动的迫切性。”张日清说:不能等待了,必须夺权,接管省委、省人委,搜查卫王王和逮捕特务分子。还说,不要看卫恒是军区政委,他别想动我一兵一卒。“当即经与会者一致同意,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推定杨承孝为总指挥,朱永庚、宋捷、张建国为副总指挥。特别是与会者看到了卫恒的所谓罪证之后,一致要求立即进行夺权。当即制定行动方案。调集了1万余人,由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带领分两路到太原市府东街山西省委和省人委驻地,新建北路太原市委和市人委驻地进行夺权。张日清命令山西省军区所辖的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担任警卫工作的部队全部撤走。夺权的造反组织如入无人之境,查封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取走印章。但省委机关干部并不承认这次夺权行动,坚持上班。直至19日,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等坚持逐日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电话汇报。为防不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13日又从其下属组织中调集了5000余人到省委、省人委驻地担任警卫。”(《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意外:山西大学八八红旗退出夺权。

在方培泉回校调集队伍时,山大八八红旗的领袖李大纲、侯光天、王守仁等人却在参加夺权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他们对夺权与太工红旗有着极其相似的看法,都认为存在着刘格平等人亮相不够,夺权队伍不纯,没有中央指示等问题。最终山大八八红旗还是决定退出当晚的夺权行动

  关于红联站太工红旗在当天的动向,李青山在博文中是这样说的:“1967年1月12日夜,我乘车从省委回太原工学院.一出省委大门, 就感觉情况异常,在府西街口、大南门、迎泽大街、迎泽大桥桥头、都有解放军荷枪实弹,架着机枪把守;迎泽大街上,从西到东上百辆大卡车满载工人,一字排列在大街上,气氛紧张,但没人说话,也没人阻拦我们的小汽车。第二天,传来消息说,刘格平他们在新建路礼堂宣布已经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把省委党氏兄弟(引者按:指保省委的省委干部,他们在写大字报时,都以“党”为姓化名出现,如党育生、党育红、党新生等,故称为“党氏兄弟”)及省委主要领导卫王王和他们的秘书都抓了起来。”当时李青山是在拒绝参加夺权后出来的,还是从太工红旗驻省委联络点出来的,李青山没有说明。

1月13日 太工红旗没有参加夺权。李青山的博文回忆:

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作为当时在省城有重大影响的造反派,我们需要及时作出决策,表明态度。但这个夺权如此匆忙,一个省的党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就这样被几个下属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夺权,被抓,他们有这个权力吗?我认为这应当是中央的权力,而不是他们应有的权力;夺权,应当是中央光明正大的决定,而不应是任由下面几个干部自己宣称。我认为他们的作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当时两报一刊社论的精神;但如此离谱的事情,似乎也不是他们几个自己够胆做的。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需要召开全队大会讨论。于是,我们立即召开队委扩大会议,研究局势。广大的红旗战士也十分关心此事,参加会议的人很多,讨论非常热烈。经过讨论,决定:

1﹚立即再派人赴京向中央汇报这一情况,看中央有何指示;
那时我们也知道,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除了问中央文革外,能问谁呢?能相信谁呢?

2﹚立即发表文章,表明我们的观点,即

A﹚是否夺权,怎样夺权,夺了权由谁领导,只能由中央决定,中央任命,群众参加,不能由某几个当权派自行宣称;

B﹚提醒全省人民要谨防政治扒手混水摸鱼;

这是我们发表的第一个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一告”。“一告”由我执笔写成,太工红旗群众大会讨论通过发表。

刘格平很可能从支持夺权的太工永红那里事先得到了太工红旗辩论夺权的情况,1月13日中午,刘格平紧急召见红联站主要负责人、太工红旗的杨保明,要求红联站支持他们夺权,并说,如果红联站参加夺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位置留给红联站(总指挥由代表工人阶级的十三冶决死纵队的杨承效担任)。

杨保明回到红联站征求意见,末获支持。他又匆匆赶到太原工学院太工红旗队部,劝我们改弦更张,退一步,那怕暂时支持刘格平。我们召开大会激烈讨论,大多数队员都不同意,所以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一告”于13日下午开始向外界散发和广播.显然,我们的观点实际上是站在了他们夺权行动的对立面.文章一发表,就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它的论点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看法。夺一个省的大权非同儿戏,大多数群众组织对这个夺权持观望态度,有些参加夺权的组织也发生怀疑,持消极态度,给刘格平控制局势造成很大困难。

太工红旗《告全省人民书》(“一告”)的发表,宣告了太工红旗站在了刘格平的对立面,也站在了“一·一二”夺权的对立面,对山西省十年文革的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据省委七一公社的李辅回忆,夺权前在太工红旗驻省委联络站,李青山曾经征求过李辅对夺权的意见。当时李辅认为,刘格平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一是生活作风腐化,曾经糟蹋过60多个女性,二是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刘在宁夏时企图搞真正的“自治”,把宁夏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因为这两个问题,刘格平从相当于副总理级的三级干部降到山西担任副省长,建议李青山不要与刘格平这样的人搞在一起,不要参与刘格平等人的夺权活动。不知李青山是不是采纳了李辅的意见,反正是太工红旗没有参与夺权活动,并用“三评两告”的实际行动竖起了反对刘格平夺权的大旗。

连续几日,红联站在其总部召集下属各组织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及对刘格平、总指挥部的态度。会议的讨论非常热烈,有的同意参加总指挥部;有的认为总指挥部严重不纯,混入了保皇组织;有的认为红联站是山西最早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应该与总指挥部并列夺权;有的认为刘格平、刘贯一等人亮相不够,在三干会的表现站在省委一边;甚至有人认为卫恒等人只是执行了资反路线,不见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由刘格平等几人定性,刘格平等人的夺权是反革命政变。据当时党校东方红的段立生回忆,当时的主流意见是:

1)刘格平本人有严重问题,反对与其合作夺权;

2)即便是夺权,也应该由红联站牵头夺权。总指挥部严重不纯,决死纵队也只是一个单位的组织,根本没有资格领导夺权;

3)夺权绝不是夺几个印章的简单问题,应该迅速夺取公安、舆论等要害部门的权。

4)对于已参加“一·一二”夺权的红联站组织如太工永红、捕猎大队不予制止,采取等待态度,如果中央表态支持“一·一二”夺权,红联站也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央表态反对“一·一二”夺权,红联站则正好在正确立场上。

最后,反对参加总指挥部的意见占了绝大多数,形成了五条决议:

1﹚目前向黑省委夺权是斗争的大方向,应立即行动起来,联合夺权;

2﹚总指挥部中的工人兵团、赴晋大队、兵团、市委红旗等均是与我们共同战斗过的革命造反派,向卫王王集团夺权的大方向正确,故对总指挥部的行动应予支持和配合,把矛头对准卫王王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并且对反动保皇组织“工联”、“百万雄师”等要马上采取行动。另外应对卫王王集团控制的宣传机构和专政机构要立即进行夺权。

3﹚总指挥部中有部分组织是最近几天新成立的,对其不甚了解,应立即对其成分进行调查;

4﹚刘格平、刘贯一在前段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在革命群众中“亮相”,临夺权前几天才有所行动。刘贯一在前段文化大革命中和刘格平在三干会上的表现都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核心小组的这些成员不敢轻表信任,决定派出代表赴京请示中央;
5﹚决定对总指挥部在组织上不参加,在行动上予以配合。

工人兵团虽然参加了夺权,但在夺权后,不知道受到哪个组织的影响,认为领导干部在夺权前“亮相”不够,总指挥部混进不少保守组织,也于1月13日宣布退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至此,山西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和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山西最有影响的两个大专院校的学生造反组织都与刘格平和总指挥部结下了不解之怨。

同日同时,在山西文革的另一端,工人联合会、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及红卫兵团也在商量如何应对“一·一二”夺权。工人联合会、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及红卫兵团虽然是保省委和卫王王的,但是也是受共产党多年正统教育的,也是一心跟毛主席走的,也是坚决革命的。在保省委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发生对立时,他们也是会按毛主席指引的路线走的。只不过张志安、刘普德等人认为,“一·一二”夺权是右派夺权,是“反革命政变”。这就出现了保守派和红联站这样的造反派看法竟然如此接近的情况!

于是,工人联合会、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及红卫兵团立即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在当日仿照上海革命造反派的作法,在湖滨会堂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会,在会上批斗了卫王王等山西省委领导。这次大会被总指挥部和红联站、工人兵团等造反派看作是“假批判真保皇”的大会。但是新华社山西分社采编副主任李希孟给予了报道,并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会后联动的队伍进行了大游行。张志安等人拟采取与红联站相同的措施,准备派出代表赴京请示中央,汇报山西“反革命政变”严重情况。

13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组织的代表1000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夺走资派的权。

1月14日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全文如下。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一反到底,彻底打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更是积极地推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把大批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企图扼杀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亲自纠集了大小特务,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安放窃听器、派出特务,专门刺探各革命组织的动向,把其划成一、二、三类,并把其领导成员登记造册,以便不久的将来好下毒手。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把大批黑材料放在省委各部内,至今拒不交出,猖狂对抗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省人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天天云集其中密谋行动。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组织了一些保皇团体,公开与革命造反派拼命捣乱。等等,等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向这一小撮混蛋及其卖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强大攻势,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一小撮黑帮分子,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经济战。他们拼命给一些组织大量房屋、汽车、经费,某些单位的钱像流水一样成千上万地淌出,近几天更是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山西的财政经济和腐蚀了革命组织。
在他们的怂恿或操纵下,最近不断发生大规模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革命造反派,甚至发生武斗的现象。大量工人不断出外“串连”。
狗急跳墙,前些天他们甚至不惜挑动上万工人围攻革命造反派,以致许多企业停工,严重影响生产,甚至造成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等。
革命的同志们!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保证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我们二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立即投入战斗。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巢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
我们大声疾呼:
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照常上班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们更要在积极造反的同时,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器、弹药和泄露国家机密,违者依法查处。
三、鉴于前一段贪污浪费之风大盛,勒今山西省文革接待站自即日起冻结流动资金,停止发放一切车辆,并进行调查和调整。除必要的正当的经费外,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监督财务机关执行。
四、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广为宣传,协助执行。凡有违反上述各条者,由有关部门协助我们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打倒折衷主义!打倒经济主义!决战刚刚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的决心下定了,为了真正捍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深信,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必将发展壮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革命的造反派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附: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
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
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
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
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
北航播火兵团
北农机“全无敌”纵队
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
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
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
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
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
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
晋京革命造反大军
山西反修兵团
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
山西农民造反兵团
山西“延安”文艺兵团

该《通告》由赴晋大队邢晓光起草,由刘格平修改后发布的。《通告》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二是提出“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前者应该是全国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地宣布夺权,比上海《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要深刻得多;后者则是革命时期的口号,有点“十月革命”时期“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意思,在稳定之后执政者绝对不会也不允许再提这样的口号。

签署《通告》的群众组织有三类,一类是保袁振的老造反派组织,如兵团、决死纵队等;一类是红联站和与红联站联系密切的老造反派组织,如红联站太工永红、捕猎大队及太原市委红旗等,捕猎大队实际上是红联站住省委(有说是住在刘贯一家的)的一个小分队,由冶校东方红、太工红旗等组织的人员组成,也就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还有一类是刚成立的组织,其中不乏保守派组织(其实造反派和保守派是相对的,也是变动的),如东风兵团就是原省委保守组织“全球红”在1月9日改名而成,打起反卫王王的旗号,成为刘格平的“御林军”。

同日,红联站开始调集队伍,进驻山西日报社、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太原电讯局、山西省公安厅等部门,准备进行夺权。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西联动13日举行大会的消息报道,工联、红卫兵团等组织受到极大鼓舞,以此表示反对“一·一二”夺权的正确。但红联站、工人兵团派人到新华社山西分社造反,还派人到北京新华社要求予以更正。后陈伯达出面干预,新华社在1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更正”,称:“在元月十四日有关太原问题的报道中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予撤消。”

同日,上海有一个很不显眼的,也许连上海人也搞不清楚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八司令部(简称“工八司”),搞了几卡车人,直接开进康平路的上海市委大院,贴出大布告,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乱了几个小时,徐景贤按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用电话喝散了这场小丑般的夺权闹剧。

六、夺权、夺权、再夺权

在山西“一·一二”夺权后,在省城太原明显形成了三股势力,即总指挥部下属的兵团、决死纵队等组织的势力;红联站、工人兵团等组织的势力;工联、红卫兵团、百万雄师、山大八一四等被认为是保守组织的势力。相对而言,比起后两种势力来,总指挥部的势力反而要弱一些。由于红联站像首都三司一样,派了许多人员到各地市播撒文革火种,在山西各地市红联站和工人兵团势力要大得多。在1月的中下旬,三股势力的夺权、抢权、反夺权的斗争进行得特别激烈。

在上海,由于保市委的工人赤卫队在1966年12月29日的康平路事件中被工总司打垮,那里的夺权已经是造反派之间的争夺了。

1月15日 凌晨3时半,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联合工总司二兵团,调集队伍进驻康平路市委大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电,声称上海已经夺权,请示中央承认,并提议张春桥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上海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请求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由张春桥亲自做了工总司二兵团头头耿金章的工作,次日工总司二兵团撤出上海市委大院,这次夺权流产。

同日,已经完成山西省夺权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斗争卫王王等省级领导大会,会上采取了拳打脚踢、坐“喷气式”等方式。其间,工联、百万雄师、山大八一四等组织开来大批人马冲击会场。冲会场的组织用广播车上的高音喇叭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以扰乱批判发言,并冲上主席台“保卫首长安全”。在批判卫恒等人的大会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的负责人趁乱之机率人把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挟持到上兰村太原机械学院。第二天,机械学院的造反派围攻卫恒。卫恒进行驳斥,并称: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所写的大字报,是政治迫害。他们五个人的底子我们清楚,他们掌权不如我们掌权。现在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你们把我软禁在这里是非法的,赶快放我,我要大摇大摆回省委去办公,可是造反组织成员对他的这番话毫不理睬,坚持要卫恒交出整群众的材料。”(《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同日,红联站派人赴京再次向中央文革请示汇报。中央文革在15日、16日、17日连续三天接见红联站人员,指出应大联合向卫王王夺权。

同日,太工红旗发表《再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二告”)。至20日又连续发表《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二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三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简称“三评”),继续深化论述“一告”的观点,对刘格平等人提出怀疑。

同日下午,工联、百万雄师、山大八一四、工人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在太原饭店开会,成立了“山西红色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以对抗总指挥部。

同日晚,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迎新街的一个学校召开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在会上介绍各自的个人简要历史情况及“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迫害”的情况,再次表态“一定与革命造反派同生死共命运”,企图消除社会上传扬的对他们的种种不利说法,以便进一步取得造反组织的信任。(《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1月16日 红联站、工人兵团联合召开斗争卫王王大会,再次受到工联、百万雄师的冲击。

  同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在太原新民东街六号给参加省委二线工作的柴守约打电话说:“刘格平、袁振他们夺省委的权,我们不能交权。啥时候中央有了指示让交才能交。”同时,赵雨亭还给各地、市委的负责人打电话说:“省委的电话随时可能中断。如果你们和省委联系不上,就依靠中央的‘十六条’,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并称:“现在的情况和战争时期差不多。在第一线的被冲垮,第二线的要顶上。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总之,不能影响了工作”。当时,正在盂县主持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的副省长刘开基也在会上说:“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在太原发动了政变,我是做农村工作的,准备上山打游击。”

同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联名向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报送了一份关于省委的材料,标题是:《关于卫恒、王谦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央的报告》,罗列了山西省委领导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十二大罪状”。称省委“成立了地下黑司令部、设立了黑据点,在组织上准备和安排了应变对策”。还说:“赵雨亭、武光汤、郑林、焦国鼐、刘开基、胡晓琴、史纪言和副部长以上的大多数干部转入地下,正以全部力量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左派反扑,成为山西广大革命人民的公敌”。(《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1月17日 凌晨,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以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承孝、红联站总勤务员杨保明等人在刘格平宿舍开会,策划接管省、市公安机关。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在给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一封电报中说:“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现在完全掌握在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已经成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御用工具,来反对革命左派队伍。现在革命群众已经包围了公安厅、公安局。我们的意见请中央考虑迅速下令,由山西省军区接管。”会后,红联站立即宣布夺了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权,张日清到场祝贺,刘格平向中央电话报功,总指挥部表示支持。

从14日到17日,红联站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还夺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以及太原市电讯局的权,总指挥部曾致信祝贺。

同日,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在北京接见山西省的群众组织代表,指出卫王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肯定了山西夺权是正确的。参会的工联、山大八一四的代表立即把中央文革的精神用电话传回太原,提示本组织“赶快联合夺权”。当天中午,工联、山大八一四等组织联合组成的红总司,突然袭击已经由总指挥部夺权接管的省人委机要室,进行反夺权。“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和“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两枚大印落入其手。同时山西省交通厅等单位也被突袭,五枚大印被抢。

同日,总指挥部发表《紧急通告》,“强烈谴责卫恒死党指使山大八一四等五个组织的部分人反夺权的反革命行为。”随后,工人兵团、决死纵队紧急调集万余人进行反击,省人委的大印传说已经夺回,但最终失落在了工人兵团或决死纵队手中。

1月18日 红联站按“联合夺权”指示,串联工人兵团、矿山烈火(山西省七大国家统配煤矿之一的西山矿务局的造反派组织)、太重红旗(太原重型机器厂的造反派组织)、首都三司驻晋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天津大学八一三等二十几个革命组织,筹备成立一个联合的革命造反的总指挥机构。筹备会前,红联站与总指挥部打了招呼。红联站还征求了刘格平的意见,刘格平表示支持,并答应在各组织联席会议上讲话。在联席会议上,刘格平表示:“你们可以成立第二指挥部,同总指挥部并肩作战”。会议决定,成立“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部”),并发表了成立宣言。

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联站、工人兵团、山大八八红旗等组织在16日召开批斗卫王王大会的报道。

1月20日 在大同,工人兵团大同军团、红铁军(大同的造反派组织)、太工红旗驻大同小分队夺了雁北地委、行署和大同市委、市人委的权。

同日,在忻县,工人兵团忻县军团等组织夺了忻县地委、行署的权。

同日,在阳泉,工人兵团阳泉革命造反司令部夺了阳泉市委、市人委的权。

1月22日 在上海,“上三司”第二次进驻康平路市委大院,宣布全面接管上海市委。晚上,“上三司”领袖、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赵全国被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头头们以“破坏大联合”的罪名扭送上海市公安局。这次夺权宣告破产。

1月23日 山大八八红旗、工人兵团出动万余人协助其下属组织太原纺织厂红卫兵进行夺权,受到太纺另一组织红卫队的阻挠,并发生冲突,最终夺权成功。由于太纺红卫队是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所支持的,山大八八红旗等组织贴出了炮打关锋的大标语。

1月24日 上海最大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调集了十几个院校的红卫兵队伍分赴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及十个区委、区人委等二十三个机关夺权。红革会发出通告,宣布夺取上海的一切大权,并通知上海警备区派军队保护“左派”夺权。红革会邀请另外三大组织工总司、农总司(筹)及市委机关联络站,商谈共同掌权事宜。未果,后经姚文元出面说服红革会把所有印章交给了上海警备区保管,此次夺权又告破产。随后1月28日红革会总部因炮打张、姚被中央文革点名而垮掉。

至24日,太原各基层单位的夺权进行得如火如荼。

红联站所属的山西医学院红革联,十中七一,省委党校东方红,三中红旗,太原工学院红旗、井冈山、东方红,山西农学院火炬,山西财经学院东方红,山西林业学校造反有理,四中前卫,太原铁路机械学校东方红,山西会计学校井冈山,太原冶金工业学校东方红,山西化工学校造反团,八中东方红,十二中东方红,太原第一机械技工学校八二,山西大学附中八一八,十五中红旗,太原钢铁公司中学红旗,太原重型机器厂技工学校东方红,太原铁路局第一中学燎原,九中造反团,十三中红旗,山西矿业学院红矿工,山西劳动大学红旗,十八中反帝反修,太原机械学院红旗,太原重机学院东方红、联总都先后在本校夺权成功。

同时,工人兵团所属太原钢铁公司联合总部,太行仪表厂司令部,山西机床厂机床烈火,大众机械厂红旗,太原铁路局红旗等都先后在本单位夺权成功。

同时,山西大学八八红旗,兵团所属五中井冈山、十二中红旗、山西建筑工业学校二一七、一中赤色、六中32111,团省委大无畏,小学教师黄河,山西省艺术界革命造反指挥部,太原市委红旗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均夺权成功。

同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表明中央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支持。当时在京反映山西情况的红联站负责人段立生等人,在听到广播后,知道了中央对山西的态度,立即返晋商量对策。

七、夺权尾声,也是反夺权的开始

1月25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指出:“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社论还指出:“山西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社论又指出:“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社论最后说:“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大力宣传他们的夺权斗争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在后面指手画脚是错误的,站在旁边冷眼观望也是错误的。”

《人民日报》社论即中央的表态,大长了刘格平及总指挥部的士气,大灭了工联、百万雄师等保守派的威风,也使得发出“三评两告”的老牌造反派太工红旗进退维谷,使得退出夺权的山西大学八八红旗及工人兵团很没面子。虽然红联站当时拒绝参加总指挥部,但并没有与刘格平翻脸,并一直与总指挥部配合行动,这就为红联站被迫暂时扭转风向留下了回旋余地。但是反对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无论是山西大学八八红旗及工人兵团,还是太工红旗及红联站,都到了一个历史的坎儿上。工人兵团有点像一座巨大的冰山,遇到大热天很快就冰消雪融了。而红联站虽然好像有一阵子加入了总指挥部,后由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终与刘格平和总指挥部分道扬镳了,并且成了他们的强劲对手。

同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革命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大会由杨承孝主持,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坐镇大会。刘格平在讲话中表示“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奋斗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张日清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还称:“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在会上,红联站代表发言,提出申请加入总指挥部的要求。同日晚,刘格平向红联站开出“只有开除太工红旗,才能加入总指挥部”的条件。

同日,在长治,“联字号”(拥护劳模李顺达的晋东南的造反派组织)和红联站等造反派组织,对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夺权成功。

1月26日 山西省军区和21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刘贯一、袁振到会讲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的社论。

同日,在临汾,晋南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二司令部、职工革命造反兵团、红联站向晋南地委、行署夺权成功。

同日,总指挥部派出人马,由山西省军区配合,奔赴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反夺权,宣布红联站夺省广播电台的权是非法夺权,从即日起,省广播电台由总指挥部接管。并用武器把红联站及赴晋大队人员逼出了省电台。

同日,省军区派出数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部队,支持以劳动模范解悦为首的太纺红卫队进行反夺权。并宣布此前已经在太纺夺权的工人兵团下属的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厂党委书记杨丕夫、厂长梁俊华、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贾玉琦、太纺红卫兵领袖及其主要成员一百零二人(据杨丕夫夫人张美玉《杨丕夫被抓捕迫害死亡的情况》一文所述)。

同日,太工红旗由于中央表态支持“一·一二”夺权,被迫就反对“一·一二”夺权发表“三评”、“两告”等问题,在太原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李青山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一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参与夺权的人马精神大振,立即欢呼雀跃。同时,轰击太工红旗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说太工红旗反对夺权罪该万死;有人揭发,在夺权的时候,走投无路的卫王王在北营仓库曾议论要投奔太工红旗,这表明太工红旗是“假造反,真保皇”。红旗战士实在气愤不过,在太原工学院电机馆前的马路上写下大标语:“青山不老,红旗不倒”,被对立面大做文章,说这是吹捧太工红旗的坏头头李青山。山西军区的部队到太原工学院武装示威,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放出话,红联站不开除太工红旗就休想参加总指挥部。太工红旗遭受到空前的压力。

面对这种形势,太工红旗首要的工作是应当立即到五一广场去向毛主席请罪,向社会承认错误,表明痛改前非的决心,这是上海反对张春桥、王洪文夺权的一派开的先例;其次是应当立即整风,找出错误根源,痛改前非,争取得到刘格平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谅解和接纳,以便在他们的领导下,继续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可是我想不通,不知道究竟错在哪儿。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做才能避免犯这种错误?难道我们遵循毛主席关于“绝对不应盲从, 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的教导去考虑问题错了吗?难道我们为党负责,为文化大革命负责,积极向中央反映情况错了吗?

无奈之下, 队部决定由队委王步祥率领红旗战士到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

由于请罪不是由我带队进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大为不满,它们的下属组织贴出大标语,说太工红旗是假检查真顽抗,几次请罪都不能过关。

社会上广大群众对太工红旗也非常关心,他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山西响当当的造反派垮下去。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灝,在汤建忠(山西广播电台干部,人称他为兵团“汤高参”)的建议下(引者注:为连接本句,以上四字由引者添加),到工学院找到我,要我们和他们一起干,我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和他对形势的估计,但是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因为我不能无缘无故脱离我们亲手建立的红联站而作它投。不过,我和刘灝、汤建忠成了好朋友,在文革中,经常在一起研究形势。

由于太工红旗在造反派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然太工红旗有反对夺权的“三评”、“两告”,刘格平最终并没有敢把太工红旗打成“反动保皇组织”。

1月27日 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集原省直机关各部委副部长以上干部开会。刘贯一在会上训斥与会人员说:“如果你们不揭发黑省委的问题,我们就开公审大会审判你们。”刘贯一指着胡晓琴(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说:“我给你指一条出路,就是揭发安子文的罪行。”接着又指着卜虹云(时任山西省委文革办公室主任)说:“你是省委的大特务,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特务罪行。”

1月28日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陈守中担任革委会主任,王承琚(市委红旗负责人)担任副主任。当时毛泽东还未有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太原市“发明”出“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成为“全国第一革”。2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此进行了报道,同时表达了认可和支持。文中指出:“我们毅然决然地在打碎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机构的废墟上,建立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崭新的权力机构——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现在负责行使太原市党、政、财、文等各种大权。”(引自《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行使大权的开端,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决定乘胜前进全面夺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坚决进行斗批改》,《人民日报》1967年2月6日,第3版)

在此顺便提及的是,1月22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夺权、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2月20日改称“革命委员会”)的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2月23日改称“革命委员会”)的夺权、2月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23日改称“革命委员会”)的夺权,都被许多史料讹传成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同日,刘贯一代表山西省委核心小组向中央汇报夺权情况,其中提到红联站时认为是“机会主义者组织”。

同日,太工红旗冒雪在太原五一广场再次“向毛主席请罪”。

1月30日 凌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总指挥部的关押中,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突然去世。按杨顺科、李玉明撰写的回忆录《卫恒之死》叙述,卫恒从1月18日起,就被造反派关在山西省团校。在1月22日被决死纵队和兵团揪到晋中榆次体育场批斗后,被兵团的女领袖、山大八八红旗的王清英转移到了山西荣军疗养院。深夜又被转移到设在太原市迎新街的决死纵队总部关押。29日又移至迎新街的十三冶三公司办公楼310号房间关押,次日晨去世。至于卫恒去世的原因,当时核心小组刘格平等五人给中央文革小组转党中央、毛主席的加急电报中是这样说的:“原省委卫恒十一日畏罪自杀”(引者按:如果《卫恒之死》引用的资料为真,不知刘格平等人为何把卫恒去世之日提前了十九天)。省委第一书记之死非同小可,之后,曾把卫恒的有关脏器和胃内容物送至上海卫生局和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进行检验,得出“出血性胰腺炎导致休克突然死亡”结论。至1967年5月,由北京市公安局、中科院实验医院研究所、卫生部药物生物制品检定所、人民解放军总后卫生部药品检验所等单位得出的卫恒死亡结论是:“死者卫恒符合于出血性胰腺炎导致休克突然死亡”。不过,这些结论只是对样品负责,并不能完全说明卫恒的死因。所以,卫恒死因至今是个谜。

卫恒去世不久,王谦、王大任等省领导被投入监狱。与他们有工作往来的一大批工作人员也被打成“特务”、“黑二、三线人物”关进监狱,在押时间有的竟长达两、三年。杨承孝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竟然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卫恒、王谦、王大任等省委领导人的党籍。在当时的革命时期,省委都被称为“黑省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人人得而诛之,开除党籍这样的小事,由杨承孝宣布就不足为奇了。

同日,经刘格平同意,其夫人丁磊组织了以东风兵团为主的六百人“造反大队”(由三百名学生、二百名工人及一百名干部组成)分赴五专三市(当时山西省行政区划为五个专区和三个省辖市,即雁北专区、忻县专区、晋中专区、晋东南专区、晋南专区、太原市、阳泉市、大同市)进行再夺权或反夺权。

同日,红联站在山西省体育馆召开整风动员大会。

1月31日 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联站及赴晋大队等造反派组织,在晋中军分区和驻晋中部队的支持下,一举夺了晋中地委、行署的权。

同日,红联站内部整风,在中央指示和刘格平双重压力下,被迫决定把红联站的创始组织太工红旗开除出红联站,杨保明的总勤务员的职务被罢免,并选举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的赵凤田为总勤务员。

1月下旬,在《人民日报》刊载《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及发表相应社论后,趾高气扬的刘格平终于拿起了“革命的屠刀”左右挥舞。刘格平的“左一刀”砍向了工人兵团和山大八八红旗。工人兵团和山大八八红旗在夺权的关键时刻退出的行为,无异于“叛变”。“叛徒”比敌人更可恨!刘格平、丁磊在1月25日策动了工人兵团的“内部政变”,先后逮捕了工人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张建国、李宝顺、张锦秀等人,不久工人兵团就“树倒猢狲散”了。山大八八红旗则因为“炮打关锋”,被视为反动组织(3月10日被宣布成反动保皇组织),其领袖之一的方培泉等人被捕。刘格平的“右一刀”砍向了工联、百万雄师及红卫兵团,立即宣布这些组织为“反动保皇组织”,并陆续把其领袖张志安、刘普德等人缉拿归案。

(全文完)

说明:全文共分七部分,第四和第五部分都发在一起了,也就是“第四、“一月革命风暴”自山西始”中“1月11日”下一段是“同日……”,紧接着下面一行“震撼全国的三天”就是第五部分的题目,疏忽了。我使用“编辑”功能修改失败,请版主帮忙修改,修改成“五、震撼全国的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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