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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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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中

作者:高勇      时间:2013-03-07   来源:《我给耀邦当秘书》
    
  狂风骤起 在劫难逃

  多灾多难的中国,从1966年开始,又遭受了一场长达10年的大灾难。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除了伟大领袖以外,几乎人人在劫难逃。就连那个“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林彪及“四人帮”一伙,似乎也只是曾得势于一时,由于他们作恶太多,在“文革”中和“文革”结束后,最终也没有逃过应得的惩罚。当然,他们是自食其制造的苦果,罪有应得,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遭到的迫害不能相提并论。

  “文革”开始前,胡耀邦由陕西回到北京休养。此前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由于在陕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没有全力抓“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运动不能影响生产,强调运动生产双丰收。1965年2月上旬到中旬,他在安康地区各县反复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2月14日,他从安康向各个地委、县委发出的《电话通讯》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3月,陕西省委办公厅发出的一个通知中,引用了胡耀邦常说的两句话:“这  样成绩那样成绩,把生产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他强调农村干部要领导广大农民抓粮食,抓棉花,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强调要“两手抓,双丰收”。根据陕西全省的不同情况,他进一步具体地说:“在关中,要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要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要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他不赞成把什么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不赞成动用公安机关随便抓人,以致把基层干部搞得人心惶惶,无心抓工作,无心搞生产。

  针对陕西省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倾向,耀邦到陕西半个月之后,就提出三个“暂停”。建议省委作出决定:捕人暂停一下,但仍要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和清理积案;“双开”(同时开除党籍和公职)暂停一下,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一下。在《二十三条》公布之后,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即不反社员,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不查阶级出身,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一般男女关系问题,不查瞒产私分,不查小偷小莫,不查小额贸易。

  耀邦讲话快人快语,用几句话就把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精辟地说透了。比如1965年1月9日和20日,他在西安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和西安中等学校师生大会上,讲到“不查一般男女关系”时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但对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1月29日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耀邦说:“要分清什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要把缺点当做道路问题。大题小做不对,小题大做也不对”。

  耀邦的这些说法、做法,自然同当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调子不合拍,被那些“左”惯了的人认为是“右倾”。西北局第一书记强词夺理地批判他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哪只手抓阶级斗争?”他还搜集材料,组织力量,对耀邦召开了十三次批判会,把耀邦的讲话、文件、信件编印了两大本“供批判用”的材料。为了把耀邦整倒,甚至还在耀邦的秘书身上作文章,借口一位秘书“家庭出身地主”,“1957年有右倾言论”,要将这位秘书撤掉。当时我任团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为此事专门向中央组织部汇报请示。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志态度明确,认为西北局的意见没有道理,说:“给耀邦同志配备秘书时,中央组织部已作过审查。说人家出身地主,这不能算什么问题,我们党内许多领导同志出身也不好,参加革命后说明已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至于1957年鸣放时有的言论右倾,这已是10年前的事了,本人并未坚持,已属历史问题了,不应影响对本人的使用。”中组部的领导同志说他们将把这个意见告诉西北局,并要我也告诉耀邦同志。我很快给耀邦的另一位秘书打了电话。这样,耀邦的那位秘书才避免了被撤换的厄运。

  耀邦对这种错误的批判当然是想不通的,结果大病一场,头痛难忍,随即住了医院,诊断是蛛纲膜下腔出血,有生命危险。病情缓解后,邓小平、叶剑英决定要他回北京休养。1965年6月,叶剑英元帅和张爱萍同志到了西安,下榻在丈八沟招待所。耀邦见了他们后对自己的遭遇只字未提,但他们早已知道了。张爱萍开了腔:“我进了潼关以后,看到关中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要大丰收噢!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劳的啊!”

  叶帅同耀邦有一段简单的对话:

  叶帅:“我听贺老总说,陕西这个地方在整人”。

  耀邦:“这句话我没敢说,我在会上检讨六次都没过关。”

  叶帅:“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你在西北谈不清楚,回北京谈吧!”

  耀邦:“我走不了噢,不叫走啊!”

  叶帅:“跟我一道走。”

  6月20日上午,叶帅等要走,耀邦到机场送行。叶帅叫耀邦上飞机上再谈谈。耀邦不知是计,刚上飞机坐下,叶帅下令飞机起飞。就这样,把耀邦带回了北京。耀邦前后在陕西半年时间,工作了三个月,挨批判三个月。但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1977年12月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为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人案件”平反后,第一批就为他们安排了工作。这是后话。他回到北京不久,我和刘崇文去家里看他,握手后,我说:“耀邦同志瘦了。”刘崇文说:“头发也长了,就更显瘦了。”耀邦仍是开朗地笑着说:“不是有一句俗语吗,叫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说完,我们一齐哈哈大笑。

  耀邦回北京,没过几天平静生活,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幕渐渐拉开了。

  善良的人们后来才知道,早在2月2日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就到上海召集解放军的4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会后写了一个《座谈会纪要》。这就是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原稿亲自修改了三次、并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发至全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于4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发。《纪要》宣称,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并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由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下定了。

  决心下定,大幕拉开,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发动攻势了。毛泽东及其“亲密战友”搞这一套“斗争哲学”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

  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主持写作的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日,这两家报纸还刊载加了“编者按”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紧密配合,同时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的实践证明,“文化革命小组”那里是什么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而是凌驾于政治局常委之上了。这个《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还要求“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6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减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下主义分子”。第二天,即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王力、关锋、曹轶欧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而这时的《人民日报》已由陈伯达夺了权。他5月31日夺权,第二天(6月1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至此,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燃烧起来了。

  为了稳定大局,免出大乱,6月3日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八条规定”,主要内容是“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根据毛泽东以往搞运动的一贯做法和经验,会议还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并决定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由团中央负责。刘、邓的本意是对运动加强领导和指导,使运动纳入正轨,不出乱子。后来毛泽东7月18日回到北京说,名曰纳入正轨,实际是“纳入邪轨”!

  由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由团中央负责,这就使团中央较早地陷进了运动的漩窝,成为大批造反派冲击的靶子,并给中央文革小组攻击团中央造成了口实,以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已是在劫难逃。

  痛骂“中央文革”一帮小人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参加了1966年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胡耀邦虽然还挂着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但自从他1964年末去陕西任职后,团中央的工作由胡克实实际负责。1966年6月耀邦人在北京,并不主事,主要是养病。

  刘少奇、邓小平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把北京市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交给团中央负责。会上,刘少奇不无忧虑地对胡克实说:“克实,可要掌握好形势啊!”散会后,走到会议室门口,刘少奇又叮嘱胡克实:“千万把局面维持好。”刘少奇、邓小平对团中央的重托,体现了党中央对团中央的无比信任,胡克实自然会尽心尽责地把这项工作做好。

  胡克实回来后,当天召开了团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成立了由三位书记组成的领导小组,抽调了60多名干部同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一起,于6月3日晚到6月5日,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北京四中等16所中学。7日至9日,团中央又从北京和全国各地及中央团校学员中抽调1800多名团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八个区的中学派出。为加强对工作组的领导,团中央组成“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胡克实任团长,另一位书记惠庶昌任副团长。各区成立工作队,由部分团中央书记、常委、部长任队长。6月4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并派出以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和团中央候补书记张德华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

  不料,派工作组这件事惹下了天大之祸。7月18日毛泽东突然由武汉回到了北京。他根据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汇报的情况,第二天找刘少奇等人谈话,指责“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75页。)

  就这样,团中央从各地抽调的1800多名团干部,稀里糊涂地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接着即大难临头,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煽动下,各学校普遍掀起了反工作组的恶浪。江青于7月25日和26日晚上窜到北京大学,亲自主持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揭发批判工作组所谓“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月27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师生代表大会,江青派王力到会,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宣布将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罢官”。并且当场把周杰撵下台,根本不听周杰的情况汇报。28日,江青又派吴德出席西城区中学师生代表大会,吴德代表江青宣布对西城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胡啓立“罢官”。他们的举动,都是为了挑动学生反对团中央、搞垮团组织。

  7月28日晚,海淀区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揭发批判工作队大会”,江青、陈伯达、康生都出席了大会。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宣读了撤销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清华附中红卫兵将他们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两篇大字报和一封信,交给江青转送毛泽东。会议进行中,有人递条子给江青,反映工作组被打的情况,并问工作组是不是党中央决定派的。江青在回答时,故意含糊其词,说“毛主席没有派工作组”。对于打工作组问题,江青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说:“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锻炼。”这种“打人有理”的谬论传开后,迅速掀起了赶打工作组的狂风恶浪。

  中共北京市委在7月28日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中,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第二天,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锋在会上宣读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无奈地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又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邓小平、周恩来也讲了话。毛泽东在大会结束前来到会场,接见了到会人员。当晚,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八个学校的红卫兵立即冲到团中央造反。各学校的学生普遍对工作组进行驱赶和揪斗。

  当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一帮人,小人得志,神气十足,连戚本禹、关锋这些佞幸小人也突然张牙舞爪起来,一个个端着中央首长的架子,操着中央首长的腔调,到处支持“革命小将”,训斥老干部。但他们又没有中央首长的风度和气质,装也装不像,使人感到滑稽可笑。正像一首曲《诵子令·驴儿样》说的:“君子失时不失相,小人得志把肚胀;街前骡子学马走,到底还是驴儿样。”

  7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戚本禹、关锋等窜到团中央,表示支持石油学院附中等八校“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当面对胡耀邦、胡克实等攻击污蔑,指责他们“害怕革命,害怕青年,害怕群众”。

  造反派质问胡克实:“你们为什么派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

  胡克实说:“我们的工作都是有根据的。”

  张春桥立即训斥说:“你有什么根据?”

  胡克实看了一眼张春桥,反唇相讥:“这你还不清楚!”

  胡克实知道张春桥参加了决定派工作组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便给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

  胡耀邦则强压一腔怒火,未便发泄。他心里藏不住话,一激动,一发泄,则不好收入场。

  第二天,也就是7月31日,胡克实来到胡耀邦的院子里(胡克实住后院)又议论到张春桥等人对他们的攻击污蔑,仍然愤愤不平。

  耀邦对克实说:“你风格比我高,昨天你还顶了他们几句,我没有。”

  克实说:“我风格还不够高,风格高的话,还要多顶他们几句。”又说:“说我们怕群众运动,他们搞过什么群众运动!他们懂什么群众运动!不要理他们!”

  胡克实的这几句话,引发了胡耀邦的火气,头天强压的怒火爆发了。耀邦说:“他娘的!就是不要理他们!让他们搞一搞试试!”又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到处打人的情况说:“放开来,不要管,让他烂一阵,看他们怎么收拾局面!”

  与此同时,由于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杰宣布了“罢官”,周杰立即遭到了“革命小将”的揪斗和毒打。周杰当时是中央团校副教育长,此事引起了中央团校教职工的强烈不满,他们整理了一份有关周杰被揪斗毒打的情况报告,想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十分天真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能“主持公道”,制止事态的发展。这份情况报告于8月1日上午送给了江青、康生、陈伯达。而送前,未给胡耀邦、胡克实等打招呼。

  也就在8月1日这一天的下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把胡耀邦、胡克实叫到钓鱼台,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

  江青上来就是一句:“你们为什么那么害怕群众运动?”接着就指责耀邦:“你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

  康生拉着长长的驴脸说:“团中央在中学文化革命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你们已经严重地脱离了青年,害怕青年,是青年官了。”

  康生还十分武断地说:“胡克实说得最好的,可能是最坏的;最坏的,可能是最好的。”这是康生的惯用伎俩,他似乎是个相面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打成“反革命”、“坏人”等,就是因为康生一句话“我看你就像个反革命”、“我看你就不是好人”,而他说这话时是不需要任何事实的。

  口口声声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这时却像个大军阀,出口就骂人,指着胡耀邦、胡克实的鼻子说:“你们头脑腐败!你们的思想要彻底破产,要彻底站到群众一边来,不彻底破产是不行的!”又说:“你们老气横秋,青年团成老年团了。”

  康生马上接着说:“我今年70岁了,你们好像150岁了。”

  就这样,他们你一句我一句,攻击辱骂了半天,谁也没讲出一句道理来。

  就在胡耀邦、胡克实正在挨江、康、陈训斥的同时,中央团校教育长马石江给我打电话,讲了周杰被打和中央团校写情况报告的事情,要我向耀邦汇报。

  胡耀邦、胡克实从中央文革小组回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钟了,我立即把马石江的电话内容向他们作了汇报。他们一听,急得火烧火燎。耀邦说:“快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把中央团校的报告追回来,就说这份报告没有经过团中央书记处审查。”耀邦讲的是事实,这份材料送出前并未告诉他们。

  当时我还不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找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耀邦、克实的神态上已经感到情况不妙,问题严重。当时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石琪也在场。我正准备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时,石琪又从耀邦房间到我办公室来,说电话先别打,商量一下怎么说再打。这时我和石琪一同去了耀邦房间,主要由耀邦、克实商量打电话怎么说,石琪偶然帮一两句腔。最后商定的意见是这样说:

  今天下午,江青、康生、陈伯达同志找胡耀邦、胡克实同志谈话,回来很晚。回来后他们听说中央团校今天向中央送了一份材料,是反映海淀区一些学生围攻工作组的。这份材料中央团校没有经团中央书记处审查,耀邦同志、克实同志事先不知道。他们知道后,已对中央团校进行了批评。我们想把材料取回来,请中办秘书局先不要向中央领导送。

  这个电话内容我当时写成了稿子。我把电话拨通,由石琪讲。石琪基本上照着稿子讲了。中办秘书局的同志答复可否取回,需要请示后再答复,要我们等回音。这个时候,我去向耀邦、克实汇报中办秘书局的意见,石琪又打电话给中央团校进一步了解报送的材料内容。当时,马石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仍然很气愤地诉说周杰挨打的情况,并坚持说材料完全符合事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符合组织原则,没有错。石琪不便向马石江说明当时发生的严重情况,也不好埋怨他们闯了祸,只是劝他:“什么话也不要说了。”

  直到深夜12点以后,中办秘书局回电话说:“材料收到了,并已送中央首长,不能再取回去了。”我立即去向耀邦、克实汇报。石琪也在现场。

  大家听后觉得情况严重,弄不好,生性好疑的江青、康生会认为团中央在告他们的状。于是,又商量了一个意见,请耀邦直接给康生打个电话,把情况讲一讲。耀邦随即到我办公室,要我接通了康生的电话。耀邦先向康生说:“今天下午你和江青、陈伯达找我们谈话,对我们进行了严肃批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思考,我们将认真地进行思考。”然后又把我们给中办秘书局打电话的意思讲了一遍。康生假惺惺地说:“这不是什么大事情,你们事前又不知道,说明了就行了。”耀邦听后,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脸上也有了笑容。

  大家当时还真以为此事就算完了,谁知康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人。以后他和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抓住这个材料和其他情况反映,一再攻击污蔑团中央“谎报军情”,说什么“革命小将们只是向周杰提了几个问题”,“问了一些事情”,“非常文明、非常温和”,“根本没有打人”。

  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独立思考 直言贾祸

  胡耀邦经常要求干部勤于思考问题,而他自己就很善于独立思考,常常发表一些独到见解。他在任何时候决不盲从,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就是在文化革命中,他也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开动脑筋,深入思考。

  毛泽东说,许多干部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胡耀邦同许多老干部一样很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他感到,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的动作,一开始就很反常,根本不符合我们党一贯的作风。对此,他早已引起注意,并不断地进行思考。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责令胡克实检讨“镇压”北京中学文化革命的“错误”,胡克实写了一份简单的“检讨”,拿给胡耀邦看。耀邦说:“你是太热心了,管得太多,应该赶快撒手不管。”他知道当时那些中学生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是不会轻易放胡克实过关的。因此,耀邦不赞成胡克实急急忙忙作什么检讨。他对胡克实说:“你越这样,他们越嚣张。”

  当时分管共青团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提出,团中央要多向康生请示汇报文化革命的工作。胡耀邦对康生早已心中有数,但当时不便对他多加评论,只在私下说了一句:“康生这人好刮偏风。”并说,向康生请示汇报“可以先慢一点,以后再说”。说“康生这人好刮偏风”,这是耀邦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思考得出的结论。回头看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哪一次“左”的妖风没有康生在其中大煽特刮!联系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的言行,耀邦对他的看法更加坚定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到处参加中学生的造反大会,并且到会必讲话,讲话必说“我不过是一个小兵”,“不过是主席路线的一个哨兵,在思想战线经常巡逻,放放哨,有什么情况向主席报告一声,我就做这么一点工作”。看似过歉的自我介绍,但谁都知道她可不是一般的“哨兵”,而是伟大领袖“神”旁的特种兵,甚至是毛泽东的“代表”、“特使”。何况这个“哨兵”还常常说:“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们的毛主席支持你们,我是来向你们表示支持的”。她故意含糊其词,使你分不清是她自己的胡诌,还是代表毛泽东的。而那些青年学生早已心情激动,头脑发昏,谁也顾不得去分辨真假对错,只是一味地瞎欢呼,乱鼓掌。耀邦当然也很了解江青的底细,知道她是演员,善于表演,哗众取宠。

  有一次他的长子胡德平向他谈到江青在北京大学群众大会上讲话的事。江青说,她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并鼓励红卫兵们说,毛主席最支持你们革命小将,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毛主席,毛主席一定会帮助你们的。耀邦问:“你们有什么反映?”胡德平说:“大家都热烈鼓掌嘛!”耀邦轻蔑地说:“要想博得青年人的廉价掌声,那倒也很容易!”胡德平吃了一惊,有些紧张地说:“爸爸,你怎么这么说?”我在一旁忙打圆场:“你爸爸不是那个意思。”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复信,对“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篇文章“表示热烈支持”。毛泽东还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一时间,全国各地对“红卫兵”这两篇文章一片赞扬,到处是“热烈支持”和“好得很”的狂呼乱叫。而胡耀邦仔细阅读后,评价却是这样冷冰冰的三句话:

  “空空洞洞!”

  “左派幼稚病!”

  “典型的八股气!”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发表后,《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的大字报万岁》的社论,胡耀邦看后不让他们发表,并且不要《中国青年报》文章中使用“革命小将”的字眼,反对对青年学生一味吹捧,跟着起哄。他说:“青年是小树摇摆,根子不牢。青年幼稚,主要是提高他们。”

  耀邦的这些思考和言论,后来自然也都成了他“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污蔑红卫兵”的所谓“严重罪行”,遭到了残酷的批判斗争。

  团中央稀里糊涂被改组 胡耀邦一夜之间成囚徒

  善于运筹帷幄的毛泽东,看来对如何搞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成竹在胸。他7月18日回到北京,又听了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汇报,使他的“方案”更加成熟了。因此,仅经过10天的准备,即于7月27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并于8月1日主持召开全会的正式会议。这次全会开了一个荒唐的先例,居然有47名首都高校的“师生代表”列席了会议。

  全会期间,毛泽东于 8 月 4 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讲话,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点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许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转自《刘少奇传》第 1035-1036 页)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口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转自《刘少奇传》第1035-1036页)

  叶剑英发言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转自《刘少奇传》第1035-1036页)

  毛泽东大概已认定刘少奇就是睡在他这“神”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这种话,自然是语惊四座,会议空气一下就紧张了,凝固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么高级的会议,谁能“在座”呢?在座的当然是有数的党的最高级别的干部,而这些人中居然有“牛鬼蛇神”,这还不把在座的人们惊得一个个目瞪口呆!

  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印发了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和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上毛泽东讲话时,又一次严厉批评团中央:“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学生那边。”并且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还针对有人说胡耀邦、胡克实、胡啓立犯错误是糊糊涂涂的说法,反驳说:“三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明明白白。”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这几句话已经足够置三胡于死地了,其下场可想而知。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是当时的时髦口号。全会立即按照毛泽东大手挥动的方向,转为对刘少奇的批判。

  对团中央当然也不会放过。8月6日,北京的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会,辩论一副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康生、江青从八届十一中全会溜出来,跑到辩论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康生在讲话中故意转移话题,不谈对联,却大肆攻击团中央。他说:“共青团有严重错误”,“团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并煽动说:你们提出“改组共青团”,这一要求是很正确的,“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成为我们改造共青团的主要骨干。过去团组织松散,我看有点像全民团,就是说,有的团组织阶级路线不明显”。

  在康生、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批一批的红卫兵开始冲击团中央。从8月13日至15日,大批红卫兵和中学生占领了团中央机关办公大楼,迫使团中央机关工作陷于全面停顿。8月13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批判团中央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李富春突然到会,说他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这时天空乌云翻滚,雷电大作,大雨倾盆而下,自然风暴和政治风暴一齐向团中央袭来。大会后,一大批红卫兵和中学生冲进团中央,把书记处书记一个个揪到临时的囚室里。从这时起,团中央机关干部也纷纷起来造反,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几天之内,团中央机关乱成了一锅粥。

  8月15日,李富春到团中央机关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再次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停止第九届团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决定胡耀邦、胡克实、王伟、胡啓立(三胡一王)停职检查,成立由王道义、路金栋组成的“临时书记处”。规定临时书记处的任务是总结团的“九大”以来的工作,筹备召开团中央全会。在讲到为什么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时,李富春说:“团中央所以要改组,是党中央根据各个学校革命学生的要求决定的”。“在文化革命中,团中央向所有中学派去了工作组,这些工作组没有走群众路线,挑动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了学生。更恶劣的是围攻了学生,迫害了学生”。“这是一个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又说:“团中央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我们的学生”。并说:“团中央在过去的工作中间还有一些错误,还需要总结,还要揭发。”李富春在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时讲了三条:“一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二是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甚至有资产阶级立场;三是没有认真地走群众路线,甚至不相信群众,压制群众,有的工作组甚至压迫群众,陷害群众。所以,这样的团中央就必须改组,因为不符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要求”。

  今天看来,这篇讲话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充满了“左”的不实之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以令人信服的。即使在当时来说,按毛泽东制定的“政治标准”,这个讲话也不能得出团中央的错误是“敌我矛盾”的结论。所以,团中央的广大干部听了李富春的讲话,不但思想不通,反而进一步堕入五里雾中。但那个时候能跟谁去讲理啊!大家尽管思想不通,也只好敲锣打鼓,闭着眼睛高呼“热烈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英明决定!”现在想来,真是天大荒唐。

  关于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照理中央应有正式文件,不能只有李富春口头一句话,而且是在万人群众大会上讲的,不伦不类,极不严肃。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见到中央的文件,一直稀里糊涂。

  真正的铁汉子

  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后,机关的造反派很快成立了“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为起这个名字,他们还很费了一番踌躇。为了表示对林彪的忠心,有人说林彪曾当过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就叫“革命造反军团”吧。“造反军团” 的大旗一竖,各部门的造反战斗组织纷纷宣布成立,名称五花八门,稀奇古怪。

  主要有:

  办公厅——“锷未残” 战斗组

  思想理论小组——“风雷激”战斗组

  组织部——“经风雨”战斗组、“见世面”战斗组

  宣传部——“红卫”战斗组

  青工部——“红岩翠柏”战斗组

  青农部——“铁扫帚”战斗组

  学校部——“学闯将”战斗组

  国际联络部——“旭日”战斗组、“迎春到”战斗组、“红哨兵”战斗组、“战犹酣”战斗组、“青锋”战斗组

  统战部——“从头越”战斗组、“逐浪高”战斗组

  少年儿童部——“换新天”战斗组

  军体部——“红军” 战斗组

  此外,办公厅秘书处还有“为人民服务”战斗组、“同心干”战斗组,行政处有“敌疲我打”战斗组等等。

  这些造反派组织的名称,大多取材于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为的是表示其“革命性”。战斗组一经成立,就要显示它的“战斗精神”、“造反精神”,于是,他们今天揪斗这个,明天敦促那个,你批判张三,我打倒李四,对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各部门负责人和所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干部,无休无止地进行批判斗争,而胡耀邦、胡克实自是首当其冲。当时,人们仿照中央文革小组给刘少奇、邓小平扣的帽子,把胡耀邦、胡克实叫做“团内最大的走资派”,而是否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又是区别“造反”与“保皇”的分水岭。哪个“战斗组”不想表明自己是造反的?因此,它们轮番对“二胡”批判斗争,这在当时叫做“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

  胡耀邦、胡克实等受到了内外夹攻。机关内的“战斗组”轮番批斗,机关外的红卫兵不断冲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戚本禹则火上浇油,血口喷人,污蔑共青团是什么“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戚本禹1996年11月12日同造反派“二司”谈话时竟攻击说:“团中央已经修到家了”,叫嚷“要彻底砸烂”。连替代彭真接手分管共青团工作才两三个月的那位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7月12日接见团中央造反派时也说:“团中央书记处是修透了的”。还说:“刘少奇、邓小平、刘澜涛、杨尚昆、饶漱石这些人管团中央,只能是执行他们的反动路线,不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起来造反吧!”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创造”真是层出不穷,开始时是罚站罚跪,低头弯腰,随后就是示众会、“喷气式”、剃阴阳头,以及各种毒打酷刑。团中央和中宣部是最早搞示众会的。所谓“示众会”,就是对人格的侮辱,精神的折磨。团中央的几位书记胡耀邦、胡克实、王伟、王照华、胡啓立、徐惟诚、张德华等被关在办公大楼二层的一间屋子里,只要院子挤满了人并不断喊叫,专管示众会的示众队就把胡耀邦、胡克实等人一个个从窗子里押到二楼平台上跪下。有人专门喊口号,喊一句“xxx滚出来!”立即就有造反派掐着脖子把其中一人押出来。当被示众的人都跪齐了,造反派便命令从胡耀邦开始挨个自报姓名、家庭出身和所犯的“罪行”。一遍报完后,喊口号的人又喊:“xxx滚回去!”这些人又一个个从窗子里被押进去。大约每一小时左右就要搞一场示众会,一天总得有七八场。

  由于团中央是青少年的领导机关,因此,那个时候似乎任何学校都可以随便揪斗团中央书记。有一次,北京电影学院把胡耀邦、胡克实、王伟、胡啓立、徐惟诚等揪去批斗,批斗完准备上车走时发现徐惟诚还没有到,其他人就坐在车里等侯。谁知偏在这时来了几个造反派,三下五除二给他们一人剃了个阴阳头。所谓“阴阳头”就是将头发剃去一半,留下一半,当时也称“鬼头”,或“黑帮头”,完全是对人性的践踏,对人格的侮辱。但那时都冠以“革命的名义”,叫做“革命行动”。

  最残忍的一次是戚本禹曾蹲点的北京丰台二七机车厂的造反派对他们的揪斗。造反派用大卡车把胡耀邦、胡克实、王伟及北京市团市委书记汪家鏐等拉走,一路上对他们毒打,用皮带抽,用脚踢。皮带上的铜扣把汪家鏐和王伟的头打破了,鲜血染红了头发,浸透了衣衫。到了机车厂,造反派为了遮掩其罪行,竟取了墨汁将他们头上、身上的血迹全部涂成黑色,然后才把他们押进会场批斗。

  因为胡耀邦不承认他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反分子”,所以那次批斗,他挨打最多也最重。他那瘦小的身躯被打倒在地,上衣被抽烂,成了乱七八糟的布条,脖子、双臂被扭伤,双腿被打肿,回来后几天不能走路,只能扶着墙一点一点地蹭着挪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是团中央领导干部中挨批斗最多、挨毒打最多、挨辱骂最多的一个人,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铁汉子!无论造反派怎样毒打辱骂,他始终不承认是“走资派”,是“三反分子”,他只承认犯有严重错误,顶多笼统地说一句“我是对全国青年犯有大错大罪的人”。他还勇于承担责任,多次说:“凡是书记处的错误,我都负主要责任。”不推不缷,光明磊落。

  怒骂造反派“狗眼”

  1967年,人们刚刚在“阶级斗争”中过了“革命化”的新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就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也称“红色风暴”),并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此,毛泽东予以高度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此后,夺权之风刮遍了全国,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形成了毛泽东期望已久的“天下大乱”的局面。

  团中央机关的造反派,紧跟这股夺权邪风,对团中央书记处及各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也都进行了夺权。所谓夺权,形式上是把公章和钥匙交给造反派。其实,当时那些掌握保险柜钥匙和保管公章的人,早已加入了造反派,书记处的书记多数已关牛棚,各部部长也早已靠边站,因此,夺权时演出了一幕幕滑稽戏。我亲眼目睹了团中央组织部的夺权闹剧:造反派打开保险柜,把公章取出来,将钥匙和公章交给部长李治时。宣布夺权开始,造反派先念一段毛泽东语录:“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然后令李治时再把钥匙和公章交回造反派手里。这就算完成了夺权,实际上是“脱了裤子放屁”!当然,部长们自己办公室文件柜和抽屉的钥匙也属在夺之权,也必须交出。可是由于夺权事先不通知,是突袭式的,因此,就出现了更为可笑的闹剧。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米成顺,叫他来开会时,他不知干什么,钥匙放在家里未带。造反派“勒令”他交钥匙,他说放在家里,不在身上,而造反派又不能等他去拿,于是一个造反派想出个鬼点子,让别人先“借”给他一串钥匙,叫他把这串钥匙作为他的“权”再交给造反派,这样,夺权行动也就“胜利结束”了。事后,造反派向全国发出“第一号公告”,宣布“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夺了团中央的党政财文军权”。“第一号公告”也闹出个笑话,河南杞县团委的造反派许是“杞人忧天”吧,他们对夺了“军权”不解,于2月15日来信质询,团中央造反派于2月25日答复说:“夺取了团中央机关的军权,是指夺取了前机关党委的民兵工作领导权。”

  1月19日,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召开夺权大会,那位政治局常委特意到会讲话,说:“我代表党中央,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所谓夺权,是夺什么权?就是夺领导权。我们要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机关运动的领导权,夺军事、业务、政治的领导权,夺行政管理权,夺财务管理权。”并说:“今后我就直接与团中央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接头。我们已经把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砸烂了!不要了!”

  人们还记得,1966年8月15日,李富春在团中央系统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时,同时宣布成立团中央临时书记处。怎么刚刚过了五个月,又宣布把临时书记处砸烂了,不要了?那么,当初成立临时书记处和今天把临时书记处砸烂了,不要了,究竟是中央的决定,还是个人的信口开河?

  既然是“砸烂了!不要了!”造反派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立即掀起所谓“揭发批判新高潮”,随着这种一个接着一个的“新高潮”,不但胡耀邦、胡克实等书记处成员遭到越来越频繁的批斗,而且一些中层干部一个个被关进了牛棚。未关的,也遭到了不断的批判斗争。6月4日上午,团中央书记惠庶昌不堪忍受折磨,跳楼身亡,被迫害致死!

  为了控制混乱局面,1968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共青团中央机关军事代表的通知》。通知决定,对共青团中央派驻军事代表,任命尹忠尉为军事代表,张立顺为副军事代表。起初,大家感到振奋,以为这两位军代表会很好掌握政策,制止胡批乱斗。谁知,他们完全执行林彪、中央文革那一套极“左”路线,经他们批准,又将许多中层干部关进了牛棚,我也是经张立顺批准,作为“现行反革命”被关起来的。当时只有400多人的团中央机关,关进牛棚的竟有40多人,占到机关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几。不但被关的人对军代表感到失望,而且造反派对他们也不满。看到他们整天端着个军官架子,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严重特殊化,当官做老爷等恶劣作风,有的说:这比胡耀邦、胡克实差远了,“二胡”是走资派的话,他们简直可以说是“跑资派”,他们当了权比“二胡”修得更快,早知道这样,我还造什么反!

  军代表指使造反派对胡耀邦、胡克实、胡啓立、王伟、王照华等所谓“三胡二王”,进行狠批猛斗,要大家“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胡耀邦气急了,愤怒了,一次斗争会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了“狗眼”二字。此事被造反派发现,说他是辱骂造反派,耀邦不承认,说没有写。造反派拿着笔记本让他看,质问他:“你念,这是什么字?”耀邦看了看,说:“不是狗眼”。造反派又问:“你说,不是狗眼是什么眼?这是你亲笔写的,你还赖账。”耀邦故意装着不认识,说:“是啊!是什么眼?我也认不得了。”逗得全场大笑。造反派只好喊一阵口号作罢。

  耀邦笔记本上还写了一句有人问他“身体好吗?能吃好饭吗?”也被造反派发现追查,一定让他“交代是谁这样关心地问他的。”耀邦说他不认识这个人。造反派当然不相信,一再追问,试图追出这个关心“走资派”的“保皇派”。但耀邦始终坚持说不认识,叫不上名字。造反派曾批判他“脱离群众”,连团中央机关的许多人都不认识,以为他也许真的不认识说这话的人,因此,追问一阵没有结果,也就拉倒了。其实,耀邦是在保护真正的革命群众。问他这话的人叫王学清,是机要室管机密文件的,而且机要室就这么一个人,不过此人在文化革命前已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只是仍住在团中央大院里。由于送阅文件的关系,耀邦是认识此人的。后来听说,少年部的肖祖石也关心地问过他。

  面对诬陷 敢于实事求是

  文化大革命前,胡耀邦经常讲的两句话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他更为强调的是“敢不敢实事求是”。

  不正派的人,从来是不实事求是的,这且不去说他。对于一个正派的人来说,通常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似乎还比较好办。而在特殊怀况下,例如在面对严刑毒打,或者巨大压力下,也能够坚持和敢于实事求是,就决不那么容易了。

  在揭发批判大会上,不少人把胡耀邦的讲话、文章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进行揭发,他都承认。对于纯属给他造谣的事情,他则决不承认。团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有一人揭发,说有一次胡耀邦在安徽梅山水库听到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就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毛主席能活一万岁吗?我胡耀邦是五级干部,可不可以喊万岁?我看都可以喊万岁。”对此,不但耀邦当即否认,而且不少人私下谈论也不相信是事实,我悄悄跟妻子说:“胡耀邦即使水平再低,也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相反,耀邦在中央团校作报告时,针对有人说人不可能活一万岁,因此反对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他说:“从生理上说,一个人不可能活一万岁。但我们为什么喊毛主席万岁呢?这不是从生理上考虑的,而是从我们的信仰出发的,表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学说,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永久的,不动摇的。”这种讲法不是很正确的吗?

  还有一位秘书揭发,说胡耀邦说过“毛主席今年73岁啦,年纪大了,不要让他工作啦,让主席好好去疗养,主席再活20年就差不多了。”对此,耀邦也是断然否认,并说:“***同志,我们可要凭党性说话啊!”回想起来,那个年月整个党都被砸烂了,还有多少人“凭党性说话”呢?据说,后来在五七干校整党时,揭发他的那个人终于“良心发现”,“斗私”时承认揭发不是事实,是造谣。这也算好,不然耀邦的黑锅还不知背到何年何月呢!

  1967年2月4日,那位分管团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团中央“革命造反军团”的头头时,说:“胡耀邦的问题要彻底批判,胡耀邦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十几年来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执行刘邓路线的。”这可不比一般人的揭发批判,“定性”的话又是那么斩钉截铁,语气肯定,落到谁头上都是巨大的压力。团中央造反派听到这位常委的“指示”如获至宝,当夜组织传达,接着就对胡耀邦批判斗争。

  造反派把耀邦“揪”到会场,先把这位常委的“指示”念给他听,接着是一阵“打倒胡耀邦”的口号声。然后造反派质问他对这位常委的“指示”怎么认识。耀邦说:“我有错误。”

  “什么错误?说具体一点。”有人大声质问。

  “文化大革命中和过去团的工作上都有错误。”耀邦回答。

  “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又有人质问。

  “工作上有时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耀邦说。

  “什么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你是自觉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有人插话批判。

  “让他交代对***同志指示怎么看。”又一人紧紧咬住这个问题。

  “说!你是不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一个造反派直接提出了问题。

  “不是。我有错误。”耀邦仍“顽固不化”。

  “打倒胡耀邦!”“胡耀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又是一阵口号声。这些口号,只能壮壮声势,对被批斗的人来说,并不起作用。相反,被批斗的人巴不得造反派多喊叫一些口号,因为他们一喊口号,常常要喊一大串,生怕漏掉一个该喊的没喊,而这时被批斗的人就不用“交代”了,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考虑如何回答造反派质问的问题。一阵口号过后,又一个造反派单刀直入地质问:“***同志指出,你十几年来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你说是不是?”

  耀邦本来想避开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看来是不行了,非回答不可。他说:“让我再想一想。”

  “还想什么!现在就回答!”造反派紧逼。

  耀邦沉默。

  “快回答!不要拖时间!”造反派又催逼。

  “快回答!你对***同志给你定的性怎么认识?你敢说***同志的话不对吗?”一个造反派质问。

  这个问题是不好回答的。既不能违心地说对,又不能实事求是地说不对。于是耀邦再次沉默。

  “快回答!你是不是认为***同志说的不对?”一个造反派想引他说出“不对”二字。只要他说出“不对”,肯定会说他反对***,并遭到更严厉地批斗。

  耀邦稍加思考,回答说:“我还没有认识上去。”真是语破天惊,亏他想得出来,这个回答很巧妙。既避开了对***话的否定,又坚持了实事求是。当时连那些造反派都未料到他说出这话,本来一个个都表情严厉、“义愤填膺”,耀邦这句话一出,竟引得他们一阵笑声。

  到此,造反派无招可使了,批斗会只好草草收场。

  从不会讲假话的人

  胡耀邦一贯提倡讲真话,提倡敢于实事求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养成了讲真话、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什么情况下也能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一句话说错就能被打成“反革命”,许多人早己噤若寒蝉,而胡耀邦的真心、真言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就“暴露”了。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一次,造反派要他揭发邓小平。他似乎忘了他是在“牛棚”里关着的人,也似乎忘了邓小平已被打成“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竟然脱口而出:“邓小平这人很聪明,打台球一棍子可以打一百分!”当即遭到造反派的训斥,第二天院子里贴出许多大字报,批判他“吹捧、美化最大走资派”。

  胡耀邦长期做组织工作,1936年就曾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和部长,1939年开始长期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和部长,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的造反派不断来找他调查当地一些领导干部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当时那些造反派的所谓“调查”都是带着结论来的,是来挖“新的罪证材料”的。而且调查开始前先要给他念一段“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向他说明,他们调查的某某人是“叛徒”或“特务”,某某人是“走资派”或“三反分子”,提醒他只能揭发“问题”。但耀邦根本不理睬他们这一套。

  1979年我又调回了团中央组织部,与叶礼艳共同负责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按照有关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写的检查、思想汇报和其他材料,都应退还本人。不适合退还本人的,则应该销毁。我们清理退还给胡耀邦的材料时,有一类是外调证明,近百份。被证明的人都是各地的老干部,耀邦给他们写的证明材料都是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他总是像给人作鉴定一样,先写某人历史上做出过什么成绩,有过什么功劳,毛泽东和党组织对他有什么表扬,然后才写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受过什么批评。对于曾被敌人逮捕关押过的人,他也如实地写明历史上已作过什么样的结论。他写的材料中,无一份给人扣“修正主义”、“叛徒”之类的帽子。

  造反派对他写的证明材料,大都不满意。特别是造反派已认定是“三反分子”、“叛徒”的人,胡耀邦竟然还提及他们在历史上的功劳,受过毛泽东什么表扬,认为这是“包庇走资派”,是“美化叛徒”,指责胡耀邦“立场未转变”、“顽固不化”。但不管造反派怎样批判,他该怎么写还怎么写。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能够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令人赞佩!

  耀邦这人掏真心,讲真话,并不区分对象。只要是“革命队伍”里的人,他从不设防。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他既无害人之意,也无防人之心。为此,他吃过不少苦头。

  毋庸讳言,由于党内生活长期不下常,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造就了一批极不正派的人,甚至有少数政治流氓式的人物。他们心术不正,奸邪滑头,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道貌岸然,谦谦君子的样子,故意对你假关心,套近乎,实际上是为了掏你的心,套你的话,然后歪曲事实,添油加醋,暗地里打小报告,对你突然袭击,把你整倒。1974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当时经中央批准,耀邦已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在家休息,但并未被“解放”。一天,“胡耀邦专案组”的一男一女两个组长,跑到耀邦家,先问他身体怎样,表示关心,然后就同他漫无边际地议论。为了套出耀邦的话,这两个人自己先发了一通牢骚,包括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做法和对军代表的不满。耀邦不知是计,不知不觉地就敞开了心扉,发了一通议论。事后,这两人连同他们说的话,一古脑栽在耀邦头上,向军代表打了小报各,后又用大字报公布出来,作为胡耀邦的“新罪行”和“阶级斗争新动向”,对他大加批判。可见,一个人不是因为干了坏事才坏,而是因为坏才干坏事。

  这类事例太多了,以致有一些同志认为耀邦“太天真”,甚至说他“不懂中国国情”。而耀邦却不以为然,他说:“在党内同志之间应该交心嘛!怎么可以不说真话呢?”他就是这样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讲假话的人!

  谁都知道,诚实和坦率会使你易遭伤害,但耀邦却认为,不管怎样,还是应该诚实和坦率。

  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胡耀邦被关“牛棚”,整整两年零两个月,从1966年8月13日团中央书记处改组,到1968年10月12日中央临时“解放”他去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

  两年的“牛棚”生活是漫长的。整天遭到造反派的批斗、漫骂、侮辱,还得不断地写揭发、交代、检查和“思想汇报”。有什么脏活累活,造反派不愿意干,就派这些所谓“牛鬼蛇神”去干。

  尽管造反派对这些人从肉体上和精神上不断进行折磨和侮辱,但大家似乎都心地坦然,没有人感到害怕和紧张。被关的40多人中,曾有一人自杀,她是团中央幼儿园的教养员张淑兰,,40多岁,造反派硬说她是什么“地主婆”,她不堪忍受精神和人格的侮辱。1968年夏天,造反派要我们去北京远郊昌平县马池口公社支援“三夏”劳动时,特意“开恩”给我们放一天假,让回家做一些劳动前的准备工作。星期六晚上回家,第二天晚上必须按规定时间返回“年棚”。但是,第二天唯独这位“棚友”没有回来。以后我们从批判她的大字报上,才知道她趁回家时,跳颐和园昆明湖自溺了。

  据我观察,被关“牛棚”的人心地坦然,跟胡耀邦、胡克实、王伟、王照华等人的表现有很大关系,特别是胡耀邦、胡克实,神态自若,心情平静,“君子失时不失相”,除了不敢多说话,不敢笑以外,与平时没有什么不同。这对大家精神上是一种无声的鼓励和支持。同时,每个人对自己究竟有多大错误,心中有数,尽管造反派给每个人扣了帽子,什么“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等,但大家相信党的政策不会这样定案的。许多人对造反派给自己捏造事实,栽赃诬陷,是想不通的,愤懑的,准备有朝一日要申辩,要澄清。因此,多数人不但未想到自杀,相反,时时警惕着造反派的暗害,内心想的是要顽强地活下去,要洗冤,要讨回自己的清白。我自己就曾遭到一次暗害。一天,团中央组织部的战斗组把我从“牛棚”押回部门批斗,批斗结束后一名造反派押送我回“牛棚”下楼时,他从我背后猛推一下,我因有思想准备,身体趔趄一下,又站稳了,才没有从楼梯上摔下。

  在那种恶劣环境里,又与家人隔绝,一切全靠自己料理,只有自己关心自己,自己照顾自己。大家学会了爱护关心自己。我慢慢观察,耀邦对每天的生活安排有条有理,从容不迫。早晨起来去厕所解手,他端一个小铝盆,把头天留在热水瓶的开水倒上,解完手洗洗痔疮,然后同大家一起去扫院子。扫完院子,回来洗脸刷牙后,坐下来读书,等待造反派喊叫去吃饭。每听到造反派“去吃饭”一声叫,耀邦同大家一起出来自动排队,每人提着自己的空热水瓶,由造反派跟着去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我们都要比“革命群众”晚四五十分钟,剩下什么吃什么,常常是饭冷菜差。耀邦战争年代养成习惯,吃饭快,牙又不太好,从不细嚼慢咽,喜欢大口大口地吞咽,不喜欢吃太热的饭。饭凉一点,正合他的口味。菜质量差,营养不够,有人就买一点酱肉。午饭、晚饭食堂都有酱肉卖,造反派不限制我们买肉吃。耀邦一般都买两毛钱的,并向厨师说一声:“要肥的”。他喜欢吃肥肉。耀邦吃饭快,洗完碗就坐在一旁等,所以他总是显得从从容容。大家全部吃完了,一起到锅炉房打开水,然后一起排队回到“牛棚”。

  由于造反派的折磨,一些人免不了生气,又无处发泄,内心窝火,口上起泡。为了泄火,就去机关小卖部买白糖和菊花泡水喝。买东西时,造反派跟着监督行动。但买什么,他不管。耀邦到底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我倒没有发现他买这类东西,他似乎很坦然,不为造反派的攻击污蔑而生气上火。实际上,耀邦是受气最多的,不但造反派谁都可以欺侮他,连一个“牛棚”里的牛鬼蛇神也动不动训斥他。他因痔疮较重,早晨都要比别人早一点起床去解手,他怕吵醒别人,每次起床都特别小心,但有时越小心越容易出事。一次,他的小铝盆掉在了地上,弄出了很大的响声,一位同他关在一室的人对他大加训斥,说他“一贯当官做老爷,不关心别人,现在还是只顾自己,影响别人睡觉。”耀邦则只能沉默不语。

  耀邦在关“牛棚”期间,除了必须参加的集体劳动,如支援“三夏”外,临时性的劳动他参加不多。并不是他不愿意劳动,而是要他写的材料太多。每有临时性劳动,造反派会问:“谁没有急着写的材料?”只让没有急着写材料的人去,而且活儿不多,也不需要很多人去。造反派要耀邦检查的问题多,外地找他调查的人也多,要他写的材料又多又急,往往还有时间限制。所以,他很少参加这种劳动。其实,当时大家都愿意去参加劳动,一是可以“放放风”,二是借机会了解一点机关的动态,比如瞥一眼大字报,或听人们说一句什么话之类。

  在“牛棚”里写材料是一种苦事。每间房里关了十几人,只有一两张桌子,不可能都爬在桌上写,许多人只能席地而坐,把小凳子当桌子,或者就在膝盖上垫一块硬纸板。手头没有资料和笔记本(笔记本都被各自的“专案组”收去审查了),只能拍脑袋苦思冥想。写材料还得留底稿,为了省事,一些人用复写的办法。可是用复写的办法就得写慢点,尽可能少写错,少涂改,因为那个年月写东西是绝对不能出现错字错句的,许多人就是因为写错一个字或喊错一句口号,被打成“反革命”的。“文字狱”遍布全国。如果写错即使修改了,要设法把修改处涂抹得辨认不出才行。否则,你即使修改了,只要能辨认出来,也还是天大罪过。我发现胡啓立是用铅笔写草稿,写错了马上用橡皮擦掉重写,草稿都写得干干净净,大概也是预防“文字狱”吧!

  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后来我也学了胡啓立的办法,用铅笔打草稿。耀邦记忆力相当好,他又喜欢亲自动手写东西,所以他只要经过一番思考,写起材料来很少涂涂改改,因此,他一般是用复写的办法。

  中央临时“解放”胡耀邦 造反派、军代表一齐傻眼

  全国全面夺权后,毛泽东发出了“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停止“大串连”,对大中小学生普遍“军训”、“办学习班”,“要解放一批干部”等一系列“指示”。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又掀起了大批所谓“二月逆流”,大揪“叛徒”等等“新高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并未完全执行。报刊上连篇整版地发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内部不断传达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的讲话,全国混乱局面并未稍减,也不可能稍减。直到1967年4月24日毛泽东还批准印发了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林彪在这个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进攻”,“刮他十一级、十二级台风”。而毛泽东自己在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虽然也讲了一些“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要解放一批干部”等正确的话,但他又说:“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专政是群众的专政”。这又怎么能减少混乱局面呢?

  团中央机关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对干部的批斗狂潮依旧,“高潮”迭起。1968年7月24日凌晨,书记处书记张超不堪忍受折磨,跳楼身亡,被迫害致死。本来每天早晨我们这些被关在牛棚的“黑帮”要起来扫院子的,但那天早晨发现情况异常。凌晨,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但不知是何处发来的什么声音。起床后,“群众专政队”的造反派不让我们去扫院子了,这是怕我们看见张超自杀现场。吃过早饭后,造反派几个头头要我们集合排队,然后说:“今天早晨,张超跳楼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又一次说明团中央书记处的问题相当严重。”然后就点着名让我们一个个对这件事表态。我们都知道,这种表态必须话少,不可多说,免得被造反派抓住把柄。

  造反派头头首先喊胡耀邦的名字:“胡耀邦,你说说,你什么态度?”

  胡耀邦说:“我要继续反省,书记处的错误我都有责任。我不会走张超的道路。”话说得得体,造反派无空子可钻。

  “胡克实,你说!”造反派又问。

  胡克实沉着冷静,清了清嗓子,不慌不忙地说:“我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我绝不会像张超这样。”话更少,更无漏洞。

  “王伟,你呢?”造反派又问。

  王伟说:“我犯有很多错误,继续好好检查。”也平安过了关。

  造反派又点王照华:“王照华,你说!”

  王照华是分管外事工作的书记,说了一句外交辞令:“我谴责张超的行为。”更无毛病可抓。

  “李彦,你什么态度?”李彦当时是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李彦处处小心谨慎,听到造反派点他的名,略显紧张,但反应极快,右手一举,喊了一句最短的口号:“打倒张超!”这是造反派早已喊烂了的口号,更没有问题。

  就在李彦喊“打倒张超”时,那位造反派头头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窃笑。他大概知道再也不会有什么“战果”了,只好又重复说:“张超自杀,说明团中央书记处的问题相当严重,你们要老老实实揭发交代,深刻检查你们自己的罪行。都回去吧!”我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牛棚”里。

  当时,张超并未被关“牛棚”只是在办公室被隔离反省,星期六晚上还可回家食宿,也无人看守他。据说死前的头一天,对他开了一次揭发批判会,他感到许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十分委屈,一夜未眠。凌晨,走上办公楼六层楼顶跳下来,脑浆迸发满地,惨不忍睹。

  正在造反派神气,军代表牛气的时候,10月12日晚上,中央派了两位穿军装的人,从“牛棚”里把胡耀邦领走了,而且把生活用具也带走了,此后再没有回来。军代表和造反派们纵然不知道胡耀邦被领走的原因和到什么地方去的详情,但知道是中央决定的,而我们被关在“牛棚”里的人,则不知道内情。不过凭观察和判断,也能猜到肯定是奉“上边”之命领走的,而且肯定是到一个比“牛棚”条件好的地方保护起来了。我还预料到,由于我同耀邦的关系,造反派可能要我“汇报”胡耀邦被领走后的思想。因此,预先想好了对策。果然,隔了两天,负责审查我的“专案组”的两个造反派找我谈话。

  问:“胡耀邦走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答:“知道。那天晚上我看到了。”

  问:“干什么去了你知道吗?”

  我答:“我不知道。”

  进一步逼问:“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我想可能他的问题严重,中央直接提审他了。”

  我这么一说,大概是打乱了原来他们拟订的审问我的方案,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换了一个眼色,约有半分钟时间谁也不说话。

  最后,一个造反派说:“你要继续好好检查你的罪行,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各有各的账,你的罪行比胡耀邦还大!”

  我回答说:“我没有幻想。”

  造反派说:“那你回去吧。”

  看似聪明实际愚蠢的造反派,一句“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分明是向我传达了一个信息,即胡耀邦已不是“敌我矛盾”,中央“解放”了他。

  胡耀邦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胡耀邦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为准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临时” 解放了他,接他住进京西宾馆,去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要做决议,“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但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等的,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要做决议,不够法定人数,这才临时把胡耀邦拉去凑数。同时被“解放”去凑数的还有八届候补中委李志民、范文澜等。第八届中央委员共97人,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的10人外,能参加十二中全会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委中补了10人为正式中委,也才刚刚过半数。八届候补中委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进来参加这次全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则多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百分之五十七还多!

  全会后,胡耀邦又参加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妗留别》)。”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康生向胡耀邦走去,伸手想与耀邦握手,耀邦装作没有看见,扭头去与别人打招呼借机走开了,将康生晾在了一边。“九大”期间,江青对胡耀邦说:“你写个检讨,表明一下态度,可以安排你做候补中委。”耀邦说:“不要安排我了。”说完即走,对江青要他写检讨的事不置一词。这样,“九大”时对胡耀邦连候补中委也未作安排。

  当时,胡耀邦是所谓“团内头号走资派”,团内头号走资派却被中央通知去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了,这对军代表和造反派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一个个都傻了眼,泄了气。而对仍关在“牛棚”的我们这些人,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半个“五好战士”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于1967年1月31日夺了黑龙江省委的党政大权,《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予以肯定。

黑龙江的造反派创造了不少花花点子,其中影响全国、使广大干部遭到迫害的是所谓五七干校。黑龙江的造反派把大批干部赶往安庆县柳河的盐碱沼泽地上,在那里办了一所农场,名曰“五七干校”。《人民日报》于1968年10月5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的人被折磨致残、致死。

    团中央的军代表紧跟形势,很快派出人员去选择干校地点。副军代表张立顺交代,要选地多人少的地方,条件艰苦的地方,为的是让团中央的干部在那里世世代代当农民。张立顺说:“团中央不要叫五七干校,叫五七学校,有意避免这个‘干’字,免得你们老是记着自己是个干部!”

  团中央五七学校校址选定在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这里原是一所劳改农场,地处潢川、固始、淮滨三县交界处,地势低洼,气候恶劣,每人平均有十多亩地,符合张立顺“地多人少,条件艰苦”的要求。我们下放前,原有的劳改犯都已迁走,每个连队只留了一两户农工,团中央的干部就成了这里的新的劳改犯。

  我们是1969年4月15日“九大”开幕那天离开的北京。机关全体工作人员按照军队建制编成连排班,举着大旗,先到天安门广场向“红太阳”宣誓,然后列队步行到北京火车站乘硬席车南去。火车到达信阳已经是第二天了。下火车后换成大卡车再到黄湖农场。一路上天空阴沉,细雨霏霏。

  胡耀邦没有同大家一起下放,那是因为当时他正在参加中共“九大”。

  下放前,于四月初,团中央组织部的造反派通知我准备做一次“全面检查”,并暗示打算检查后就从“牛棚” 把我放出来。谁都知道,造反派不放你,检查再好也通不过,总是说你“不老实”、“避重就轻”、“态度不端正”,你总也回不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造反派要决定放你,你就是检查不好也能通过。4月3日,我的专案组安排我做检查,除了团中央组织部的“革命群众”外,还有其它部门的“革命群众代表”参加。我当时还是尽量表现出“诚恳”的样子,做了检查后,“革命群众”相继发言,进行分析批判。虽然有些话仍然上纲上线,尖刻刺耳,但发言却一口一个“高勇同志”如何如何。这是两三年来听不到的称呼了。就如同当初自己不知道军代表怎么就稀里糊涂地批准我成了“反革命”一样,如今也不知道怎么又稀里糊涂地批准我“回到了人民内部”。我的检查自然“顺利通过”,造反派宣布从“牛棚”放出,自即日起,回到组织部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学习,一起参加运动。我成了第一个从“牛棚”放出的人。

  我被放出不久,因为要“一锅端”下放干校,被关在“牛棚”的人就全部放出来了,他们连我那样的检查也没有做。

  中共“九大”于4月24日闭幕。过了五一节,胡耀邦在北京休息了大约一个多月后到了干校,他被编在第一连。开始住在大仓库里,后来住在一个叫方砦的破草房内。

  第一连的任务主要是打场、盖房,这些活儿耀邦都会干。他扛起一百多斤的麻袋,步履稳健。到七十多里以外用架子车拉石头,对他这个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来说更是小菜一碟。递砖提泥,他不比别人落后。至于插秧,他是南方人,从小劳动,因个子小,比大个子弯腰省力,插秧又快又好。那时干校也学解放军,评什么“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每年年中初评一次,年底终评一次。 1970 年年中初评时,多数人赞成评选胡耀邦为“五好战士”,但到年底终评时,军代表却认为他还是没有“解放”的走资派,而“五好战士”首先一条是“政治思想好”,他就不符合。因此,不顾群众的意见,不准评他为“五好战士”。后来人们戏称胡耀邦是“半个五好战士”。其实,他才不看重这个称号呢! 1971 年,“九•一三”林彪外逃摔死后,许多人对这个称号大为反感,感到受了军代表的愚弄,曾被评为“五好战士” 的人反倒认为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侮辱和奚落。

  身处逆境依然“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善于思考问题的胡耀邦,思考问题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的头脑闲不住。

  副军代表张立顺一再说,团中央的干部今后世世代代就在黄湖五七学校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了,世世代代在这里当农民了。

  当时,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插队落户,不在城里吃闲饭等等“指示”,加上林彪等一伙的大肆宣传,简直把人们都搞糊涂了。耀邦习惯于深入思考,努力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他所在的第一连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盖房。而那时盖的土坯房子都像军营,一排十来间,一家住一间。耀邦经过思考,认为盖这种格式的房子不合适。他认为,既然军代表说,今后世世代代在这里安家落户当农民了,就应当按农民一家一户的需要盖房,除了人的住房外,要考虑什么地方盖猪圈养猪,哪里盖鸡窝养鸡,还应有储藏室和堆柴草的地方。

  现在看来,耀邦这个意见使人感到好笑。但这确实说明了他的认真和天真,不能说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的思考没有道理。这也说明他对毛泽东的忠诚,他在那种环境里仍在思考着如何把毛泽东的指示贯彻好。这又说明他对团中央干部的关怀负责,他在那种处境下还思考着如何使团中央的干部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不仅如此。他还考虑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校部去,耀邦所在的一连住在校部。那时已是1970年下半年,大家在五七学校已厌倦。虽然军代表张立顺又想出了一个整人的新招儿,大批什么“厌倦思想”,“疲劳情绪”。但是,越批大家越厌倦,许多连队批一阵就批不下去了,张立顺不得不放松了对大家的控制。耀邦还未“解放”,我也尚未被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我与耀邦见面时已可以互相说话。我见他一个人在校部墙根坐着休息,就走过去问他:“耀邦同志,身体好吗?”他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我问他近来在做什么?他说正在修改“检查”稿子,军代表要他和胡克实到各个连队轮流听取批评意见。

  停了一下,他问我:“有人说你反对江青了?”

  我说:“我只是同别人议论过几句江青是文化大革命出了名的。”

  他说:“噢!是这样。”又说:“这也要好好检查。”耀邦知道对这个旗手,是不能表露丝毫不满的,不好好检查,军代表不会轻易放过。

  我也对他说:“你的检查中,除引用毛主席语录外,也要引用几句林彪的语录,我听说你一句也没有引用林彪的话,这样容易使人怀疑你对林彪的态度。”

  耀邦问我:“林彪的话有什么好引用的?我没有注意他说过些什么,你看有什么合适的?”

  我说:“比如,林彪说‘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右倾思想最根本的根源’,就可以引用。”

  耀邦好像是第一次听说,急忙说:“你再说一遍,他怎么说?”

  我又重复一遍,有意说慢一点,他随即记了下来。以后他的检查中就把林彪这话引上了。

  然后他转了一个话题,说:“高勇,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全国的干部大约是一千五百万人,其中到了退休年龄的大约有150万人,这部分可以退休,做养老安置;有120万人可以下放基层工作,加强基层力量;还有120万人可以参加各种学习;还有就是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大约1100多万人。这样就使大家各得其所了。我想有什么机会向中央和毛主席建议一下。”我听后笑了笑,劝他别操这份心。我说:“您现在别考虑这个问题了,这不是您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再说谁会听您的建议呢?”

  他看我反应不积极,也就没有再说下去。

  我当时确实对耀邦提出这个问题不理解。认为你自已还未被“解放”,正在和大家一起劳动改造,操作这份心干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事后想来,不能说他这是胡思乱想。耀邦长期做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他对干部十分关心,倍加爱护,看到当时大批干部被赶下去劳动改选,党的大批精英受到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他不能不悲愤交集,忧心如焚!可是当时谁又能理解他呢?在当时那种处境下,他能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他具有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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