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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戴为伟整理:刘秀莹老师访谈(师大女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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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莹(1930.4.16 - 2013.11.27)北京人,1942年 - 194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1949年至1952年 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因家庭困难辍学半年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办公室工作),1952年 - 1966年任教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先后担任数学教师,政治课教师,班主任,副教导主任,1955年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北京市劳动模范),1966年- 1968年调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工作。1968年 - 1972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下放到北京市西城区五.七干校。(1972年平反回城),1972年 - 1975年任教于北京第八中学,1976年 - 1978年任教于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1978年 - 1984年任职于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1985年- 1991年担任北京第四中学校长,1991年退休。1991年 - 2001年先后担任全国高级中学校长委员会副理事长和理事长,作为主要编写人之一参与《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书的编写。2013年11月27日病逝于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秀莹老师访谈

戴为伟根据录音整理
时间:2012年4月20日
地点:刘秀莹老师家
方式:录音及笔记
主访:戴为伟
受访:刘秀莹

我1965年就调离了女附中,女附中的文革我没有参加,我是在区委参加的,而且我就很快被打成反革命了。女附中的情况我都是道听途说,所以我听到的东西不很可靠。四中我去得晚,(19)84年底才去的四中,所以四中的文革,我也是道听途说。因此,我很想看看这么两个学校文革的情况。《记忆》杂志,我是三年前看到的,尤其是有女附中和四中的事,我特别想知道。因此对你们这个杂志,我一直是抱有很好的好感,很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好杂志。——我常叫你们是“地下杂志”(笑),你们因为不能公开发行,国家又不让动文革。所以你们把这些材料积累起来,供后世人编史去用,我觉得你们是做了一件好事,很想支持你们,也很想为你们做点事情,把我知道的事情都给你们说说。希望你们这个杂志越办越好。我觉得这样你们也达到的办(杂志)的目的了,老百姓也受益了,国家也受益了。这就是我对这个杂志的看法。我不知道你们办杂志为什么,但是我想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历史的真实记录下来。
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经是46年了,谁的记忆也不会是100分的准确的,都会有偏颇,都会有糊涂,都会有错。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所以哪一篇文章记错了,都可以谅解,而且还可以纠正嘛。可以很友善地提出建议,怎么把错的改成正确的,模糊的东西改成清楚的,这个工作这么做就比较好。如果变成了两方打架,我认为有失你们杂志的初衷,也有失你们的辛苦。你们办一个杂志,弄得两派你跟我干,我跟你干,然后你们编者也都参与进去,那就成了一场混战了,那这种杂志办的意义就不是很大的了。我是这么看,错了,你们可以批评。这是对你们杂志的一点看法。
我是1952年到师大女附中工作的,就在卞仲耘校长的领导之下。我一直到1965年出来四清,66年调离女附中,这十三、四年,我一直是她的部下。我跟卞仲耘的关系极好,我写的那篇纪念卞老师的文章是写完后寄给首师大郭海燕在杂志上发表的。
1958年我们学校的校长胡志涛被打成反党分子,我们学校也被认为有右倾问题。这时我们来了一个新校长,新校长一来就整我们这个学校,我们都在被整之内。我一直是站在卞校长这一边,我很维护卞校长的威信和尊严。而且我很感谢她,因为我的成长,从一个不懂事的21岁的小青年,到成为一个人民教师,全靠学校的领导培养和同志们帮助。我很感谢他们。所以我不会对卞校长有任何的怀恨或者不同情的地方,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过。
我在这个学校当过劳模,当过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后来就当了教导主任。(19)58年的时候,我不满28岁,我就当了这个学校的副教导主任,管学生思想工作。1964年的时候,我33岁,当了这个学校的总支副书记。我在这个学校也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青云直上。虽然是个小单位,但是我工作走的这个路子,在卞校长、胡校长的帮助之下,我还是走的很顺利的。我很爱共产党,当时我是积极要求进步,希望国家强盛。我没想到,共产党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此不争气,我感到十分痛心。
王晶垚在一篇文章里说打死卞仲耘的是邓榕、刘亭亭和宋彬彬。邓榕是邓小平的女儿,刘亭亭是刘少奇的女儿,宋彬彬是宋任穷的女儿。我就说,王先生,第一,这三个是不是,我不知道;第二,你想扳倒这三个人么?你休想。(刘笑了)是吧,这现在不是明摆着,你想把这三个人都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没有根据的嘛。我这样提醒他,他还是不听。
王友琴呢,就更不听了。更不听还不说,还找一些人到我家去,要了解我爱人怎么死的。我说,我爱人怎么死的,我自己写,不用你写。我很怕她走板儿。直到现在,我写了我爱人的材料,也没敢拿出去发表。我几次想送《炎黄春秋》,都没敢。因为我家里人,我弟弟们都劝我说:“姐姐,82岁了,不要再惹事了。让你劳改一天,你就完蛋。”这倒是真的。惹不起,别惹。现在只能是这样的心情了。所以王友琴对我很恼火。
我说了一句话,不好听的话:“王友琴,你不要拿着美国人的钱和中国人没完。”这话伤了她。去年,她回来了,她在北京大学调查,她要来看我,我没让她来。我不想再和王友琴去说一些事情了。因为我说的,她连名字都写错,不拿来给我看一下,就发表,就出书。现在是辛子陵也用她的,资中筠也用她的,王友琴这一下名声大振了。所以有这么一个刘秀莹在这儿阻挡她,她很不高兴。我劝了她不止一次。我说:“文化大革命,刘进和宋彬彬承担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她们有她们的错误,她们该受到什么样的责备和批评,都应该受。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是这两个人挑起来的,红卫兵整个的运动也不是这两个人挑起来的。我说你得看大背景,你得往上看,你得找根源。这个话,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像叶维丽说的那样,要在历史大背景下去看问题。所以她很恼火。
《记忆》82期发表的王先生的六篇文章,至少与我有关的那篇,不是真的。我只能说王先生糊涂了,咱们原谅他就完了。我从良心上,从没有对不起王先生和王友琴的事情。我能做的都做了,能劝的都劝了。好朋友呵,不是只说顺耳的话呀。好朋友就是要敢听逆耳之言,如果人家劝你,你觉得这里面还有可取的,你就听嘛。人家劝你,你觉得不可取,你就不听嘛。你为什么要反过来,去和劝你的人去干呢?中国受文革的影响直到今日,这劣根去不掉。还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是用大字报的方式对待那些提意见的善意的人。这种风气应该清除。
宋彬彬和刘进,我对她们两个的认识。宋彬彬是我们学校的,从初一到高三,她三个姐妹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教过她大姐两年,她二姐我也很熟,她,我也很熟。因为她在我们学校入党,她又是我们学校比较优秀的学生。我对我们学校的高干子弟,比较有好感的,一个是宋彬彬,一个是陈南南。陈南南是陈云的女儿。其他的,怎么说呢,毛泽东的女儿李衲,我教过。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她表现不错;林豆豆也不错。我跟你说,政治局委员、常委、部长、副部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只要有女儿的,几乎90%在我们学校。她们之中,有的很优秀,有的不怎么优秀,有的很不优秀,或者说,表现很不好。我们做老师的,不能因为学生不好,就歧视学生。家庭出身不好的,不能歧视;表现不好的,也不能歧视。卞校长、胡校长教育我们,都要一视同仁,教育和帮助她们成长。
卞校长是很热爱干部子弟的。干部子弟在学校什么都说呀,什么从家里听来的都说。上课,老师讲完课,她举手,她说:“老师你讲的不对,我爸那个文件说的,跟你说的就不一样。”老师说:“你爸那个文件我看不着,我只能按照我知道的讲。”你说这课堂还怎么讲下去了?卞校长看到了,就给中央写信,把这个情况都跟中央汇报,说在家里说话小心一点,有些事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讲;或者再嘱咐一下孩子。象刘少奇,他的女儿在我们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就跟孩子说,中南海里的事,你们要讲出去,我就打断你们腿,你们从此别回中南海。教育还是很严的。林彪,他自己的错误咱们单说,林彪对林豆豆,要求非常严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林豆豆在我们学校上了三年,班主任都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她填父亲的姓名一直用林育荣,到初三要毕业了,林豆豆说:“杨老师,我爸爸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顿饭”,班主任想,家长要请吃饭了,就去一下吧。去了,吓一跳,敢情是林彪。
像刘伯承同志,用核桃那么大的字写的信(给我们),他眼睛瞎了呀。他的女儿在我们学校4门不及格,校长要保送她去哈尔滨军工。刘伯承写一封信来说,该留级(就)留级,不要因为是刘伯承的女儿就特殊。这封信在学校一传开,大家都服气了。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些老共产党员,不象今天的这样的共产党员这样,也不像今天的高层领导这样,他们对孩子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像李讷,甭管毛泽东(那样做)是真的假的,李讷填家庭地址,从来都是中南海大伙房,根本就不敢写别的。
宋彬彬和刘进都是干部子弟,宋彬彬是比较高(级)的干部子弟,刘进的父亲是刘仰峤,是高教部的副部长,原来河南省委书记处的书记。刘进来我们学校比较晚,是高二还是高一才转过来。从她爸爸调中央,她才转到我们学校来。我对刘进的印象不深,因为我已经出去搞四清去了;但是我对宋彬彬的印象比较好,这个学生在我们学校没有张扬,总是很低调,而且她比较老实,说的不太好听点,有时她迷了马虎的,她不是那么很明白很清楚的一个孩子。她跟刘进两个人比起来,刘进比她要好一点,但两人政策水平都不高。
因为听说文革初是她们两个掌权,所以我很生气。1979年卞仲耘追悼会那天,我在汽车上看见她们,就说:“你们俩干嘛来?。”她们说:“刘老师,你不了解情况,我们给你说说情况吧。”就把前前后后的情况给我说了一下,我稍微明白了一点,但是明白得也不是很多的。因为是追悼会,也不好在会上跟她们(多谈),所以也就那么见了一面。后来就不见面了。这时候,责难宋彬彬,说宋彬彬打死人的事的文章就很多了,还有的说,宋要武害死了宋彬彬(刘笑了),宋彬彬在文革中大联合以后是副主任,打头儿的是刘进,不是宋彬彬。她们是一个正的,四个副的,我闹不清具体的了。起作用的,恐怕还是刘进更多一点。很早她们就写了一篇文章,没在《记忆》上登,拿给我看了。我看了就说,你们敢不敢听批评?如果敢听批评就来,不敢听批评就甭来。我说,我说的话和你们写的那些东西都不一样。这两人就来了,还带了她们班一个同学,叫朱晓茵。她们来了以后,我确实批评得很严厉,我说:“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呵,你们到今天还忙于解脱自己,忙于为自己辩护,你们怎么不想想被打死的人呢?被斗的人呢?那些当时在学校连红卫兵都不能参加的人呢?你们怎么不想想这些人呢?你们换个位思考嘛,是不是?再有,到了今天了,你们的认识才这么点儿,太可怜了。”连她们愚蠢我都骂了。她们就在那儿记录,记了很长,然后回去整理,又重写。
《记忆》发表的五人谈,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们开座谈会,她们也没告诉过我。她们两个人的文章,大体上我知道一些。47期《记忆》发表了以后,我觉得,她们两个人说的话,是比较的实在的。虽然它还是有为自己解脱,为自己正名。但是她们说的话,没有太多的水分。那么其中有没有说时间记错了,或者事情记错了?那我觉得是难免的,我说不清楚,因为我没参加这个女附中的文化革命。
那么,王友琴的材料,和她们的比一比看呢,王友琴的东西的错误就太多了。卞仲耘的材料一出来,我看了一段,就挑了七个错误,甚至是很硬的错误。比如她头一个就说梅树民被打死了,梅树民气得不得了。梅树民说我这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打死了呢?袁淑娥她不谈,她把袁淑娥撂一边,不谈卞仲耘被打死与袁淑娥的关系。这就很不对。谁都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两个最关键的问题,这是在学校里传遍了的。一个就是袁淑娥的控诉,一个是我们一个人事干部抛出了卞仲耘的档案。袁淑娥是何许人呢?是卞仲耘住院的时候的同房间的病友。她的爱人D老师在湖北省空军,因为两地分居,想调到北京来。卞仲耘就给他努力了,调到北京来,在我们学校教英语。后来袁淑娥和D离婚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袁淑娥诬陷卞仲耘和D有不正当关系,卞仲耘才挨了那么重的打。王晶垚很相信那个女教师,也很相信D。
那个抛出卞校长档案的人事干部叫曾不挠,女的,老解放区来的。一次,王学(王晶垚、卞仲耘之长女)和她爸爸来了,我就给他介绍这人的情况。我说,王先生,你不要太相信了,我们学校谁都不理她。王学就跟她爸说:“爸,你听听刘阿姨的话吧,你不听我们的话,你怎么也不听刘阿姨的话呢?”
他的两个女儿,小四宝和王学都劝他爸,听听劝,而且都说最好来让我们劝劝他。包括这次做这个雕像,他女儿就跟同班的同学说:“做雕像最好不要让我爸爸知道,如果让我爸爸知道,你们就做不成。”
王友琴研究文革学,她要发表一些材料,她也做了一些调查,她写了一些文章,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大家应该支持她。但是也应该帮助她,帮助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样她的材料就更可贵了。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王友琴变成了唯我独“革”,唯我独尊,我王友琴说的话你们谁也不敢说不对,你们谁要说(我)不对,我就打倒谁。这不是自己要走到反面去吗?很可惜呀。
宋彬彬和刘进确实为自己解脱的要多一些,反思的要少一些。看女附中宋彬彬和刘进的文章,再看四中刘东写的文章,那差一块呀。我看完了就跟女附中的人说,我说咱们怎么教的这学生,咱们教的女生就会杀人打人,就会冲动,一点不思考呵。我说人家四中的学生怎么就知道要保护校长杨滨呢?人家四中的学生怎么就有这个头脑呢,人家也是干部子弟,也是劳改队的队长,那么人家怎么就知道上班把校长接来,下班把校长送回去。我们这里是唯恐校长不死。我说比比看,我们的教育失败的,我们的阶级、阶级斗争的教育恐怕给学生的影响太厉害了,这些东西从自身要反省的呀。所以我觉得,相对的来说,刘进和宋彬彬的东西可信度要大一些;王友琴写的东西,可信度呢,我不敢说小,但是她里头的错误太多了,需要修正。你比如胡秀正的死,胡秀正怎么死的?她说的不对;王荫桐的名字写错了,袁淑娥的事情写错了。还有,因为我手头没有材料,我记不下来这么多,我当时都拿红笔给她勾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听点儿不同的意见,做点修改,给后人留下一部可贵的文革史料,不是更好吗?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不太理解,真的不太理解。
《记忆》82期有六篇文章,我没想到是写到我头上来了,说宋淮云、我和王晶垚三个人在宋淮云家座谈。那你们想想有这个可能吗?他那上面写着:地点宋家;时间67年4月23号,星期日;然后宋淮云、刘秀莹;王晶垚记录。这是太可笑了。你听完我讲这些东西,你明白了吧?第一、宋淮云是高三一班的学生,她妈是杨滨校长;杨滨是四中的校长,当时已经被打成黑帮了;她爸叫宋养初,是建委的副主任,也打成黑帮了。我们怎么可能上人家去座谈?我是1965年参加四清,66年正式调到中共西城区委,67年的时候,我在知青办公室工作。我调到区委以后,区委也分派了,我哪派都没参加,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身背着一个很重的罪,我说过一些对毛、林、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话,我参加哪派,哪派倒霉。我就自己成立一个战斗队,一个人的,我这个战斗队叫“不争春战斗队”(刘笑),你们听听就知道了,不争春,俏也不争春,咱们不争春,咱就一个人战斗吧,一个人出事,一个人负责!第二,我在卞仲耘打死以后,我没有进过女附中的校门,我不知道刘进有一个什么传达,我也没听过这个传达。我真正知道刘进的传达,是在2008年以后,她拿(来)了材料,我才知道。第三,我从来没说过“卞仲耘的死是文革的损失,不要外传。”1967年了,早传出去了。事情发生的是1966年8月6号,是66年的事,66年8月6号,她就在广播里讲了,能不传出去?怎么到1967年我还在那儿禁止人家(外传),我有什么权力?我当时在知青办,送一批批学生上东北、上兵团、上山西,上内蒙,上各地去插队,忙得昏头昏脑的,我怎么会去说这种无聊的话呢?再有,我对卞校长,就是现在你把我打扁了,我也没有说卞仲耘的死是文革的损失,我也没这种思想,我敢说我没有这种思想。
如果这一篇文章就是王先生做的,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因为我认为卞校长的死,学生打死校长是女附中的奇耻大辱;王先生毕竟是90岁的人了,我还跟他没完干吗?再有我一直是支持王先生。我也是文革受难过来的人,我自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我爱人从1953年入党,没批准,说他是国民党员;到55年肃反,说他是国民党。为什么是国民党呢?中央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在国民党的测量学校教了一年三角,这个学校的人都是国民党员,所以我爱人就是国民党员。就这么定的罪。1953年给他送去留苏,别人全送走了,都去苏联了,把他退回来,退给学校。你想退给学校是什么滋味啊。55年肃反接着整(他),57和钱伟长在民盟一个小组,钱伟长的发言是我爱人整理送《新清华》发表的。因为这,钱伟长是大右派,他是漏网右派。59年他得肝炎了,64年得亚急性肝坏死,差点死了,医生让我准备后事。66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三顶帽子,一顶帽子是国民党员,一顶帽子是特务,谁的特务呢?叶企孙的特务,叶企孙是物理学家;再有呢是叛徒。我说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叛谁呀?结果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叛谁(刘笑)。三顶帽子,64年得的亚急性肝坏死,1970年到江西鲤鱼洲下放劳动,劳动后两眼发黑,回不去住的地方,(只能)抱着电线杆子,什么时候眼睛不黑了,什么时候回去;坐下来端起碗来刚要吃饭,批判马上开始。一直到1971年大出血,肝昏迷,一直到死。所有的运动中没有不挨整的,所有的运动(中),没有(不)被整得死去活来的。那我怎么会对王先生丧妻之痛我会不同情呢?我当然很同情。
82期《记忆》王晶垚的资料,我可以不理睬。毕竟王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辈,毕竟他有丧妻之痛,毕竟他遭了这么大的难。王先生为卞校长也花了不少的力气,想把这个事情弄清。但岂是他王老先生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弄清的问题呢?这个国家现在是这个样,这个党现在是这样,现在谁也不愿意自己再在政治上再遭受一次不幸了吧?包括王先生自己。今后你们再发表文章也好,还有你们这个杂志也好,我建议你们把它办到100期的时候就捋一下,哪些东西比较可靠,哪些东西有争议的,你们把有争议的附在后面,做一些说明,以备后人(查阅)。因为这些事情,文革(冤案)什么时候平反,我不知道,我们能做的事,我们做。我那时候说:“刘进、宋彬彬你们要如实地去写材料,至少留给后人作参考,你们的是一面的说辞,他(王晶垚)这是(另)一面的说辞,两边慢慢地(碰),真相就(能)明白了。那么可能你们这里有很多的错误,他这里也有一定的错误。不是说谁是100%的正确,谁100%的错误。这两个学生有她们很不足的地方,冲动、感情用事,自责比较少,撇清自己比较多;但是反过来,咱们也说,两个18岁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那么一个大风暴来了,她们(怎)能掌控住呵?做梦!当时,上天安门,我就说句公平话,宋彬彬是上去了,是去给他(毛泽东)戴了袖章。现在大家恨宋彬彬恨得要死,当时让谁上谁敢不上?。假如当时你们是女附中学生,让你们上,你们恐怕也很高兴,包括王友琴。就是让你王友琴上,让我刘秀莹上,我们回来都得觉得很光荣,今天我给毛主席戴袖章了。不能拿现在46年以后的观点去看46年以前的事呵。46年以前要是有一个男女知青在下放的时候谈恋爱,不是逼死了就是逼跳河了,现在还当事儿吗?我总是觉得:允许糊涂,允许记错,允许有误差,但是不允许生造。生造就不对,不道德。你们办杂志的话,一定不能有生造的东西。至于说,这篇东西人家感觉到有些生造,但是事实不是,那就说清楚了就完了。咱们就翻篇。金元老师也算我的学生,也算我的同事,我们后来同在一个教研组,都在数学组。她跟我关系也挺好的,她一听说戴为伟来了,就说我能不能写封信,你替我转交给戴为伟。
她主要就是觉得你们写的材料里头,有些东西她觉的没有,不属实。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可能,毕竟历史上的事,金元是鲍国芳、闻佳这班的班主任,运动开始的时候,老师全都被弄到马神庙小学去了,学校里,一拨人去军训,一拨人到马神庙小学,一拨人在学校造反。学校的老师都象残兵败将一样的,胆小的吧,当时我还住在女附中宿舍,每天回家窗帘不敢拉开,电灯不敢点,就坐在床犄角,和家里人都要说悄悄话。因为窗户底下坐着红卫兵呢。老师说什么,(要被他们听见)第二天大棒子就来了。象我隔壁的八中的校长(华瑾),(家里)顶棚全刨(开)了,地都刨开三尺呵。他爱人只有在门上贴上一个“本宅只有菜刀一把,别无其它利器”,都到这种程度,你说(他们)给我们老师都吓成什么了呵。你看那101中学的学生,老师全(吓得)躲到菜地和高粱地里去了,谁敢出来说学生一句呵。说了就没命!所以你(指戴为伟)大概就更无从知道了。因此有些事情,后来他是这么调查的,他又是那么调查的,道听途说、走板儿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记忆》要登人家的文章就不能不相信人家,所以就照本儿就登了。当事人一看呢,他不看大的,就看这小节,(认为自己)没干(这样的事),就跟你就干上了。你要再不冷静,你跟他又干上了。那何苦呢,咱们办杂志,又不是为干架。
这本书(《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给我们删掉了多少。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我写了4个学校的东西,卞仲耘,八中的韩玖芳,101的王一知被迫害致死致残,女三中沙坪书记的死,很惨烈,当时(出书时)都被删了。26中,高万春他们那里的“焚书烤儒”是最有名的了,把书搁在院子里烧,让所有的校长、书记、一堆牛鬼蛇神都跪在火旁边,后来高校长就跳楼自杀了,很惨很惨。26中闹得很厉害的。你们可以找当时(女三中)的校长了解,校长叫熊易华。我没有她的电话,你们114一查就成了。第一福利院,是民政局办的,它这里有一个叫岑立焕的,你从她那里还可以了解杜光天;熊易华在那儿住,你可以问问她,熊易华的电话,岑立焕还是那儿的委员会的委员,当然也70多,快80了。女三中的情况不比我们学校差,沙坪的死是很惨很惨的,有的人上吊了,她们的学生让沙坪抱着死尸得接吻,那很多东西都做得惨极了,惨极了!所以沙坪死以后不是开追悼会吗,她女儿在那儿哭,她爸爸,就是沙坪的丈夫来了,说:“女儿不哭,我们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手里,我们死在自己的人手里!我们不哭,走!”带着孩子就走。很惨烈……
六中不光是红色恐怖。六中最倒霉了,四清的时候,中央在六中试点,中央的极左,四中搞得比较合乎政策。那时候市委和中央就干起来了,那时候是64年吧。六中的书记在四清的时候被打成“革命意志衰退分子”,副书记是反革命分子,团委书记也是阶级异己分子,都是“反攻倒算”,“为自己的地主家庭”怎么怎么,都是这一类的。整个就是把(当时六中)领导一网打尽,谁干的呢,就是陆定一、杨海波,知道吧?团中央书记杨海波。中宣部当时可左了,然后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个学校就叫“人间地狱”了。我们都去参观过,给牛棚(里的)牛鬼蛇神,这些书记、副书记、校长等搁一块板,睡觉就给搁一块板(比划有1尺宽的样子),这一块板怎么睡呀。一翻身就得掉地下了。那个书记被点了天灯。就是给你身上浇上油,然后搁上棉花捻儿,然后着(火),点天灯。副书记(被)打得死去活来,团委书记也(被)打得死去活来,最惨的是一个工友,叫徐霈田(音),(被)打的时候给他上吊,要断气了,给他放下来,用水喷活了,(再)上吊,要断气了就给他放下来,就这么折磨他,然后给他身上浇上开水,全(被烫)脱了皮,起了大燎泡,再尿小便;后来这个工人起来就跪着给他们磕头,说,我的小祖宗,你饶了我,让我死吧,就到这种程度!这些北京市(当时)都有材料,我们当时写这个的时候,(后来)都给我们删了。后来,戚本禹那时候(1966年底)还没倒台,他们从房上(翻过去)到了六中,才把这人间地狱给除掉。这里我写了一些还在世的中学老校长的名字(刘老师拿来一张写满字的信纸),他们现在都八、九十岁了,是否能谈,我不了解。比如汇文中学(26中),他大概去不了,他是80年代去的。运动的时候他不在这个学校,在这个学校的校长现在90多岁了,叫蔡公期,更谈不了了。
对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这些干部,趁有的人还活着,抢救一些真实材料很宝贵。可以使后人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浩劫的真相。实验中学(师大女附中)谁打了卞校长、胡校长,胡志涛都清楚。但我们的胡校长真是很宽容,胡校长非常好,谁打死谁,她都知道,谁打了她,她也都知道。公安局去调查的时候,她把门关起来跟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要抓一个不行,要抓全抓,要不抓全不抓。你看她的“八五”祭,没有提一个人名字。在反右的时候,我们学校划了十二个右派,她一个个去道歉。文革她(被打得)14处骨裂、骨断,人根本起不来,整个趴在床上。到北医去看(病)的时候,北医女附中的老校友都说,怎么把校长打成这个样子。但是她好了以后,到大别山去做陶行知研究,搞农民教育,把一生的储蓄和去世前一个月的工资全部都贡献给了农村,她的尸体献给了黄山医学院。她给孩子们(留下的)遗言也非常好,对女附中的事情她从来不纠缠,她要活着的话,可以去劝劝王晶垚,她跟王晶垚的关系挺好的。但是她走得太早了,(19)95年就去世了。
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又什么问题可以将来再谈,错了的地方请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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