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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一家在文革中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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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一家在文革中的悲剧
来源:本站 点击数:784次 更新时间:2016-3-26 9:44:24

    彭湃是中共早期活动家,农民运动领导人,在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遗属一家又遭到空前的灾难。他的九十多岁老母被监禁,儿子彭洪被抓走后杀害,侄子彭科被砍头示众,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亲属也相继遇害。
这一惨剧实际开始于“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彭湃的母亲周凤就被批斗过,后来由于对彭湃的高度评价,他们一家作为革命烈士遗属受到中央的关怀。彭湃的儿子彭洪曾任海丰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1957年在批判地方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被撤销县长职务,一年后重新启用。1964年,基于他的申请,被调动往广州,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很快,四清运动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革命母亲”周凤被打为“地主婆”。时任海丰县海城镇“四清”分团团长、党委书记孙某当时在海丰煽动说,“海丰碰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海丰是毛泽东思想的天,还是彭老太太(指周凤)的天?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彭老太太的话?”、“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并攻击彭湃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1966年6月19日,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被加上利用职权提高彭湃,贬低毛主席;抬高海陆丰农民运动,贬低井冈山;反对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地方主义”,反对“三面红旗”,招降纳叛等种种罪名,被长期批斗百余天,返回广州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

1967年,“反彭分子”在海丰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月26日,他们操纵一些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电报,声称“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于是各公社组织了一支5千人的队伍,持枪武力围剿。被围剿的干部群众上山躲避,澎湃侄儿彭科也在内,但在29日被对方发现。一个姓洪的大喊“我要报仇!”,将彭科头颅砍下。之后,澎湃的堂弟彭劲、堂侄彭株冶相继遇害。

以后这些杀人者继续官居高位,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这一冤案才被平反,被害人员得到昭雪。

以上事情经过可见1979年2月12日《人民日报》。但是看过这些报道的人都会发生疑问,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和彭湃及其亲属有那么大的仇,姓洪的要报的是什么仇以至于砍头才能泄愤?



我们考察事情发生背景。《海丰大事记》的叙述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海丰的‘四清’运动转入‘文革’,‘四清’工作团诬指原县长彭洪等一大批地方老干部为‘提高彭湃、贬抵毛主席’的‘黑帮’。海丰的‘四清’运动被转移为反彭湃的宗派斗争,并发展为反革命政治事件。6月,红宫文物陈列室被封闭。撤销海丰县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6月11日,90多岁的彭湃烈士母亲周凤被封锁软禁,一个所谓‘声讨反党分子’彭洪、黎连平等地方老干部的‘群众运动’开始了。”

“8月底,‘四清’工作团撤销了彭洪、张顺等一批原县委地方领导干部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交群众进行批斗。”

“9月l~11日,分别在海城、汕尾、捷胜、梅陇、公平和陆丰东海等六处召开群众大会,对彭洪、黎连平、张顺等老干部进行批斗。”

这是文革开始时期的运动状况,和广东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是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延续,即批判“地方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原来做地下工作的老干部。



再看1967年:“县内部分群众分别组成‘人总’(人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维护彭湃烈士英名为宗旨)和‘左委’(革命左派造反委员会坚持反彭观点)两个派别,通过大字报和游行示威等方式展开派系斗争。”

按照文革一般规律,所说的“人总”应当是造反派,“左委”应当是保守派。但是《海丰大事记》忌讳造反派保守派这些词。

再看下面:“8月26日,由于支左部队公开支持‘左委’压制‘人总’派,海丰县发生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全县93名干部群众被杀害,3000多人被打伤,其中400多人被打成重伤或残废。彭湃烈士的亲属彭科惨遭杀害。在这次事件中,非法动用国家资金6.6万多元,粮食55吨,布匹3000多米,给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时称‘八·二六’事件。是年冬,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大批群众从‘左委’退出另组‘红旗’派;‘左委’也改称‘东风’派。次年‘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又大搞所谓‘群众专政’,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被揪斗和监禁1948人,非正常死亡367人,其中中共党员41名,彭湃烈士亲属6人,老赤卫队员12人。”

支左部队公开支持保守派“左委”也是合乎规律的事。所以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后台就是支左部队。但是,是年冬,为什么“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呢?

原因是广东的大形势。“从八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等在北京先后十四次接见广东群众组织的代表。其中有五次单独接见红旗派的代表。在多数场合下,周恩来的神情、语言都明显偏向红旗派。”(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因而广州军区也不得不改而支持造反派红旗派,至少“表面作态”如此。

《海丰大事记》也反映了当时的海丰的文革已纳入广东省的两派斗争,所以两派分别改称“红旗”派和“东风”派。

但是到了1968年,风向再变。“4月9日,海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55名委员组成。设常委15人。主任边同印,副主任黄迎、王凤翥、陈星明、甘赛梅。接着,县直属单位和各公社都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8、9月间,红宫、红场受严重破坏,面目全非,红宫改名为‘阶级斗争展览馆’,红场改为‘人民公园’。”

所以,从广东省文革的发展和两派斗争的历史来看,不难对彭湃亲属被害事件做出解读。简单地说,就是保守派在部队支持下屠杀造反派。这不是仅仅发生在海丰一地的事情,而是血雨腥风遍及全广东省。

海外学者苏扬《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编,田园书屋,2007)中利用地方志统计了57个县中有28个发生过集体屠杀事件,有6个县屠杀人数超过1千,最严重的阳春县在1968年8-10月工屠杀了2600人。广东的屠杀属于两类,即针对“四类分子”和政治迫害型即针对造反派。海丰的八二六事件虽然发生事件较早,也应属于两者,因为杀害对象是后来属于红旗派的造反派,也因为彭湃的亲属的家庭成分可能偏高。

这一冤案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平反,杀人凶手长期得到重用,真相被长期掩盖,原因就是杀人的是军队支持的保守派,被杀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造反派。这一冤案之所以终被平反,杀人者得到处理,是因为彭湃的名声太大。广东省的其余被杀者就没有那样幸运了。

当然这里面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在两派斗争中,未必是一派完全正确,特别是他们在得势的时候。姓洪的要报什么仇?未必是在算彭湃当年的帐。此外,四清里说彭湃是“左倾”未必错。熟悉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徐向前就委婉地说过:“……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个彭湃居然给农会积极分子规定杀人数额和指标(投名状)。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这里面想有不少是冤冤相报的。

有人总结这样的规律值得我们深思:“……‘文革’中,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样昔日的‘苏区’,杀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难止,越是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当代江西简史》,转引自姚蜀平《文革中江西瑞金的“民办枪毙”》)

彭湃尚有次子彭仕禄,留苏毕业生,曾任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船舶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造船工业部、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总负责人,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主任,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总设计师奖,应该说是功劳很大的了。但是另一知情人孟戈非在他的《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中对这位彭某提出了不少批评。其中谁是谁非,我们圈外人当然无法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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