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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江八股:杭州一中文革纪事(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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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1)


               破题    (上)

我的高中母校——杭州一中(即今杭州高级中学)自1899年起源于养正书塾与浙江两级师范,后经杭州府中、省立一中与省立一师、省立高中、省立杭高、杭州一中之改制嬗变,从浙江最早的公立中学到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从浙江规模最大的综合中学到民国时期就享誉全国的江浙“四大名中”,杭州高级中学至今已逾百年余。
百年杭高与祖国同命运,共兴衰。百年杭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里不断发展前进,潮起云涌地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强力推动近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卓越人才和中华民族复兴不可多得的大师群体。陈叔通、沈钧儒、鲁迅、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陈望道、马叙伦、朱自清、叶圣陶、蒋梦麟、崔东伯等名家云集,光耀教坛。莘莘学子英才辈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和革命志士的有俞秀松、施存统、汪寿华、梁柏台、金甲武等,成为文化名流的有徐志摩、郁达夫、丰子恺、潘天寿、曹聚仁、柔石、冯雪峰、金庸、刘吉、张抗抗等,成为科技精英的有姜立夫、陈建功、蒋筑英、徐匡迪等,杭州高级中学至今已有46位校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及国外有关科学院院士,被誉为“院士的摇篮”。
百年杭高,薪火相传。百年杭高,桃李遍天下。
在下自打小记事起便知道当年位于杭州市下城区中河畔西桥堍下杭州一中所在的街道地名——贡院前。当时杭州一中校园一向就被学生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贡院校园。
据史料记载;公元1459年即明英宗天顺三年浙江贡院迁入母校杭州一中校址。在近四百五十年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为止,浙江贡院在此地举行了约一百五十次科举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农历秋八月明清朝廷举行乡试“秋闱”。每一位进入贡院的浙江学子都曾在这里经历每场三天、共计三场的考试。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王阳明,明末抗清英雄张苍水,清末秀才杨乃武、现代教育之父蔡元培等均在此中举。
至康熙五十年即1711年浙江贡院内已有号舍12276间,列于甬道两旁,号舍之多为全国贡院之最。明清朝廷每年给浙江省乡试中举人名额约为107人。《明清进士录》收录进士7700余人,其中有浙江籍1233人,占总数16%。杭州籍历代登科进士共有3000余人,而杭州籍状元只有15名。其中有金德瑛(1701—1762)仁和(今杭州市)人,清乾隆元年(1736年)状元。当时殿试第六名,后被乾隆提置第一名。金德瑛如无例外应是在浙江贡院乡试中举后,第二年春二三月赴京城贡院会试(又称“春闱”)后“杏榜”中”“贡士”。当年四月经殿试中状元的。
浙江贡院内建筑规整肃穆。贡院大门口悬有对联云:“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贡院正中由南而北曾建有明远楼、至公堂。聚奎堂三座重要建筑。“明远楼”是贡院的主要建筑,楼高三层,楼内塑有魁星像,站在楼上可一览贡院全貌。
现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园内甬道西侧尚留有贡院古井遗迹。残存的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视察浙江贡院御笔诗碑及历代重修贡院碑刻等现皆陈列于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园碑亭。
所谓“旧澜”即直指文革动乱年月。至于为何要将“文革”称作“旧澜”其实毋庸多言,凡经历过那十年“文革”动乱的一代中国人只要是稍有良知者,都应该心中自有定论的。
我们这一代都经历了文革十年。眼下大多数人已年过花甲,即将奔七。坦率的说、余日已所剩无几不多也。在倍加珍惜不多的时日之际确实应当抓紧反思自己的过去,力争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反思的前提是追溯往事恢复真相,而不是粉饰伪装改写真相。
我以为反思是回忆的灵魂。反思的真谛是无情的剖析自己,认真反躬自问。深究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根源,要对历史事实怀着虔诚的态度,努力实践“修辞立其诚”。
我要坦率地承认,自己曾经是当时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思潮的信徒,文化革命的信徒和参与者。按当时说法我的家庭出身算不上是“红五类”,但可能也算不上是“黑五类”。由于文革还没有开始时家父就在“四清”运动中受到冲击,问题虽作“内部矛盾”处理,但已足以影响我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所以在文革中从未戴过黑字或黄字的“红卫兵”袖章。但我在文革之初就积极投身运动,尽管后来大多数情况下被入了另册只能充当被运动者和看客,可内心里还有一种生不逢辰、时乖运蹇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强烈的失落感。我虽然没有参与过武斗或“打砸抢”,但参加过“文斗”,曾用极左思潮的逻辑和语言,或可称之为“精神暴力”的语言文字批判过邓拓先生,批判过老师或同学。尽管是拾人牙慧或受人指使用文字或语言伤害过别人,充当过帮凶和刀笔吏的一类角色。
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是要有尊重事实,忠于历史的态度,要有诚实坦荡的胸怀崇尚真相。我们每个过来人应当从严律已,拷问自己的灵魂。但对别人应当实事求是,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给历史整容化妆,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我们1963年9月进入杭州一中高中学习、原本应学习三年就毕业参加高考后离校,但竟然在贡院校园待了近六年之久。1966年5月26日我们刚完成高中毕业考试后没几天,那场谁也无法逆转的狂澜突然降临。至此,我们所有当时尚在校“老三届”初中高中四十二个班级、二千一百另一名学生的命运从此被开始彻底改变……。
我们“老三届”学生在贡院校园度过了“文革”初期的三年。大部分同学在1969年初开始离开已被工宣队们遵照“最高指示”胡乱更名为“杭州炼油厂五七学校”的杭州一中“上山下乡”,遂开始被蹉跎的岁月……。
为撰写拙文准备资料时曾收集阅读过不少有关杭州一中校史书籍和有关资料。拜读过2006年版高宁先生编著的《百年名校  杭州高级中学》一书。原想从书中有关“十年动乱”的校史记载中了解有关史实并汲取启示,可惜该书对杭州一中的“文革”史实竟未着一字。
经人推荐我还曾拜读了2011版孙昌建先生著的《浙江一师别传》。但读后十分失望。此书虽在其卷首的校史溯源中提及了杭州高级中学自1899年以来的有关校史。可奇怪的是竟将校史沿革发展中1913年之“浙江一师”抽出作单独阐述,并武断牵强地把“浙江一师”与清末杭州知府林启1899年创建的养正书塾相提并论。完全是割裂臆造历史,通篇重写或生编故事。还美其名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从此书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此书实乃为达到某种目的应时遵命之作。作者撰此书书名为“别传”也许是有其苦衷的
我十分怀念已故杭州一中历史课任教师董舒林先生。当年我曾任班上历史课代表,参加过董先生主持的校史兴趣小组。曾为校史陈列室抄写过董先生撰写的校史材料等。在网络上搜索到董舒林先生发表在《浙江文史资料》第45辑等刊物的《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等多篇著作。可惜未能找到董先生的大作拜读学习。
在收集杭州一中校史资料的过程中深切感到百年名校杭州高级中学亟需要有一部坚定地立足杭高校史本源,真诚面对历史遗存,尊重历史,诚实修史,让广大各届杭高校友们能对杭高校史保留正确的历史记忆、能全面反映真实记录杭高历史的校史著作。不要愧对先人,不要愧对百年名校。要为求索未来而百倍珍惜母校光焰夺目的历史,这是我们的信仰所在。至此我要呼吁广大杭高校友和有志为光大杭高校史出力的志士仁人们一起来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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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    (2)

                 破题  (下)


在收集资料中还感到有关记录杭州一中“文革”时期史实的文献实在太少。如同寻觅有关记叙“文革十年动乱”的历史书籍一样困难。我在杭州一中1966届初中校友张抗抗所著2010年版《张抗抗自述人生》一书中找到了有关杭州一中“文革”历史内容的《西湖红海洋》和《“文革’中的杭州一中》等两个章节。
《西湖红海洋》一节摘自张抗抗所著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张抗抗在摘录后写道:“我在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并非自传,但很大一部分内容,取材于我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以及在心灵上留下的种种焦虑和创伤。小说中以第一人称描述的“我”与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家庭中一个中学生在“西湖红海洋”时期的处境和心情,可以了解“文革”时社会状态提供真实的参照。”
《“文革”中的杭州一中》则以白描和纪实的笔法记叙了杭州一中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红色恐怖”,“批斗老师”和“批判反动学生”种种情况。也记叙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的主要经历。我以为可以把张抗抗的这些文字作为记录杭州一中文革初期有关情况的一部原始记录。
前些日子我刚得到了杭州一中1967届高中校友吴国权先生所著2013年版《墙痕——一个老知青的回忆》一书。全书约21万字,共234页。书中第二章《在杭一中的日子》计有篇幅27页,回忆杭一中学习生活和杭一中文革初期情况的内容大约就有15页之多,描述的内容较为广泛,详实。吴国权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回忆录贵在真实,而且要真实写出当时自己的想法,决不能以自己现在的思想去图解那时候所经历的人和事,那样就叫”文过饰非”了!”对于吴国权校友关于撰写回忆录的独到见解和在回忆录写作中言行若一的实践在下极为赞同和欣赏的。
近来还耳闻杭州一中1967届高中校友诸向东先生所著《天弘》、《地印》、《人道》“天地人”三部曲长篇小说的第三部《人道》即将杀青付印。据说长篇小说《人道》中有不少篇幅是以“文革”前后杭州一中校园内外的往事及人物为背景和模特创作的。有机会还要早日拜读诸老兄的大作学习之,继续领略诸向东校友驾驭历史小说力透纸背的文字功力。
至于拙文标题所谓称作“旧澜拾零”,只是想确切表明拙文既不可能是宏篇巨著,也绝不敢斗胆狂称是历史回忆录。只是以自己在杭州一中“文革”时期主要是“文革’初期亲历亲为的一些零散往事、记忆深刻的往事包括当年自己做错的事和自己对不起老师或前辈的事进行追忆并如实记录,进行回想和反思。只是坦率公开回忆往事、臆想能为后世留下真实的些许历史细节的证词。只希望拙文能为后人重修杭高校史“文革”篇提供史实细节之参考。故既不能隐恶扬善,也不能拾人涕唾。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故在叙述往事凡涉及他人时一律隐去真实姓名,只说是由、绝不刻意议论评价他人,尽力只点到为止。
自己还奢望通过对“文革”往事记忆、尤其对自己在“文革”中种种作为、遭遇、经历进行坦诚的回顾反思和力所能及的剖析只求能对历史有个最后的交代,对后人稍能有些启迪。
谁也不能断定在这块土地上就一定不会再发生类似“旧澜”般的动荡和变幻。真切地希望下一代年青人再不要无知、轻信、盲从,再不要为虎作伥充当炮灰。再也不要逆来顺受保持沉默、听凭宰割。最好以人自身的尊严出发大声地喊出;不!或者坚持保持支持抗争力量的正义认知感适时适地以力所能及的用各种方式开展抗争,决不同流合污。即使是为情势所迫采取暂时的低调或沉默都是为了有机会声援抗争或有机会说;不!正如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指出:“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
今天越来越发达的计算机网络已有可能为我们普通人呈现了主张自身意志、表达意愿和诉求的各种平台。现今思想界学术界也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巨大变化,新的史料、新的视角、新的立论都层出不穷地涌现。这些时代的伟大变革都在激励自己、提醒自己认真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那段“文革”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的伤痛也许会渐渐感到平复。回首往事,心态也许会渐渐平和起来,对事对人评价也许会变得较为宽容、客观一些。当然这不等于说忘记苦难、忘记罪恶、忘记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对于历史通透的视角是随距离而拓展的,从对个体情感的关注,更多地延伸至对时代的剖析;从探索真相,伸张正义,抨击邪恶,努力深入到探讨形成它背后条件。历史的真实一定会在后人的质疑声中一点点浮现出来的。应该承认,自己现在开始写这些往事,很多地方还是会写得很不尽人意的;在观念上肯定会难以跳出自己成长的那个环境长时期的浸润而难以消除的种种影响,也难以解脱在那时所受到的教育顽固遗留下来的那个时代政治化思维定势的桎梏,一下还必定难以与时俱进地站在人类共识的高度上观察解析那个时代。但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责任,自己以为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迟疑、不容再等待。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余日已经不多必须付诸行动了。哪怕受过这个特定环境思想影响下写出来的往事记忆,一定还会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和残缺。当然,这并不代表自己仍然会固守那些陈旧的观念和错误的结论。只表示我们曾经反思过,我们曾经回顾思考过,我们是在努力实践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尼采说过的一句话:“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故撰写拙文《贡院旧澜拾零》这是自己早年就想开始做的一件事。起意酝酿和开始有关准备工作已有多年。特别是离开杭州40余年之后,在2009年5月回校参加杭高校庆110周年活动时曾专门向当年我等受人指使贴大字报被伤害的杭高语文教师曹文趣先生郑重当面道歉,并得到曹先生大度原谅后,心情犹为迫切。故所以拙文不是遵命或追逐时尚之作,是在进入天命之年后经反复思索,决意追溯回顾往事,以解多年心结的还愿之作。但因在下学浅才疏,难免抱枝拾叶。还请阅者批评斧正。
普通人对多年前往事的回忆常常会出现遗漏或谬误是极为正常的事。而且人的记忆往往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及排斥性,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所谓真正的“历史的真实”,或者说,“历史的真实”存在于不同的记忆重合、错位与对立中。但愿拙文能与当年共同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同学们、校友们、老师们交流切磋,并能抛砖引玉。正如北京四中“文革”回忆录《暴风雨的记忆  1965—1970的北京四中》编著者北岛先生(原名:赵振开 原北京四中1968届高中学生)在该书序言最后写道:“暴风雨过去了,如果连什么记忆都没留下,我们不仅愧对自己,也愧对我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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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一)

               寻觅与公示罪证



一个未满十八岁的高中三年级学生在1966年5月间被学校党支部点名参加《浙江日报》编辑来校举行“批判三家村黑帮《燕山夜话》”组稿会后,按照《浙江日报》编辑的组稿要求在紧张地准备高中毕业考试和准备参加高考前夕撰写了近万字批判邓拓《燕山夜话》的批判文章,后被《浙江日报》的编辑从中摘取近千字并以《一定向革命英雄学习》为题、署学校和本人姓名发表在《浙江日报》1966年6月4日第三版。当年由此而产生的那些种种兴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的无知幼稚状态,至今似乎还依稀记得一些。不过这种莫名状态不几天就即被谁也未曾料想扑面而来的狂澜席卷而去便烟消云散了。
记得自己先是把当时《浙江日报》寄来的两份1966年6月4日的报纸与曾在杭州一中校刊《一中青年》等处发表的一些文稿、以及一些作文放在一起珍藏过。后来赴北大荒黑龙江同江县农村下乡插队时也还把这两份《浙江日报》与十几本书一起带走的、但从未曾示于人。
当自己到北大荒农村插队和工作近十年的那一段岁月里,逐渐对于“文革”初期经历过的或做过的那些事都渐渐淡忘起来。在经历了多重磨难之后“吃一堑长一智”地才慢慢地学会独行其是地反复思考一些问题。当你被一种声音强迫灌输欺骗过几次之后才不再只会去听信那一种声音。当你听信和响应号召后往往即失望茫然、沮丧多于希望多次之后才不会再强迫自己主动的勇于去当“驯服工具”。才敢于经常与可靠同道的伙伴们闭门非议时政、质疑危机、也曾憧憬过变革和未来。特别是经历了1971年的“9.13”事件和1976年10月的巨变之后,似乎才渐渐解脱了奴隶般的思想枷锁、才开始努力实践不再是古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德斯所说的“所谓奴隶,就是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了。
后来从北大荒回到南方并继续重踏被蹉跎了十余年的大学求学之路,一直到自己在工作单位“退二线”之前都没有再想起过那两份1966年6月4日的《浙江日报》载有自己参与文革初期“文字狱”曾批判邓拓先生的事来。等到近花甲之年后、才有空闲时间开始一一回忆往事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便是文革初期曾参与批判邓拓先生《燕山夜话》的无耻恶行。深感自己当年不愔世事为人所利用竟会撰文对邓拓先生进行无端伤害诬蔑、实为大不敬。尤其无耻的是当年对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杂文自己也并不是一无所知的。上初中二年级时经课任语文教师施先生选读讲评推荐《燕山夜话》首篇《生命的三分之一》之后,自己曾长期将邓拓先生的多篇《燕山夜话》杂文作为语文学习写作范文研读过的,后来也曾模仿先生多篇杂文的结构和观点写过几篇作文还得过高分。而当1966年5月间有关“最高指示”一颁发,批判“三家村”号召一来便会立刻变脸拿起笔作刀枪,竟会没有一丝犹豫。如同吃了蒙汗药或是吸食毒品来神似的一般。
故多年以来来抱罪怀瑕之感与日俱增。自认应自取罪戾,一定要向邓拓先生亡灵作虔诚的忏悔,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和解脱。我绝不想以当年被人利用或轻信无知幼稚等等托词或不着边际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罪责,自认为是罪不可逭的。总想有机会以拙文如实披露自己参与批判邓拓先生恶行的全部事实、认真剖析原由、反思以往总结教训。以一秉虔诚的文字代祭坦诚地向邓拓先生的在天英灵忏悔和深切致歉。
可是自己翻遍书柜和资料箱,那两张留有自己参与批判邓拓先生罪证的1966年6月4日的《浙江日报》不见踪影也不知去向。在心中隐隐地留下了一件憾事,许久不能释怀。
四十年后,2006年11月初回杭州公干之余与一起黑龙江插队同学奇兄谈及此事,奇兄快人快语的说:“咱们一起插队的同学CXW就在《浙江日报》当编辑,何不去她那里,要她帮忙查查报纸的内部资料网络?”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从《浙江日报》内网下载的文字。记得那天找到了下面的这些文字后,奇兄说:“你算是终于找到罪证了。”
《一定向革命英雄学习》一文刊于1966年6月4日《浙江日报》第三版。下载资料全文照录如下;

《一定向革命英雄学习》
作者:王凯
【文献唯一码】 ZJRB196606040030002
【刊物名称】 浙江日报
【总期数】 6178
【年期号】
【专刊】
【专刊期号】
【分类】
【栏目】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三家村”黑帮:休想在青年身上搞“和平演变”!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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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文件长宽】 5765*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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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布】
【版次】 003


作者:杭一中学生 王凯
    邓拓在《初生之犊不怕虎》一文中,列举了大量二十岁以下就“成名”的人物,什么寇准十九岁举进士呀,王岩叟十六岁三元及第呀,张耒十三岁写诗作赋呀……等等。邓拓说,这些人“成名”的关键,是“早就开始读书”,他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向这些古人学习,学习他们不怕短命,埋头读书的精神。这是射向我们青年的一支毒箭。
    我们革命青年,既不为“成名”而奋斗,也不为“成家”而努力,我们终生之愿是要当一个革命者,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我们当然要向先进人物学习,但是我们心目中的先进人物决不是邓拓满口称赞的封建士大夫,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
    事实上,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我国千百万革命青年正在革命化大道上奋勇前进,涌现了大批青年革命英雄。其中也有很多是二十岁以下的革命英雄。
    请看,十四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横眉怒对蒋匪帮的铡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十九岁的共产党员董存瑞,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手举炸药包,高呼“新中国,前进”,舍身炸毁敌人的碉堡。
    十九岁的青年团员丁佑君,被敌人逮捕以后,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十四岁的少先队员刘文学,为捍卫人民利益,坚决与地主搏斗,英勇牺牲。……
    这些青年英雄比邓拓列举的那些封建士大夫,不知道要崇高多少倍!他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而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抛头颅洒鲜血在所不惜。这些青年革命英雄成长的道路,也决不是象邓拓所说的那样,不怕短命,埋头读书,而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我们只有向这样的青年英雄学习,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可是,邓拓只字不提刘胡兰、董存瑞等等的革命英雄,却偏偏热衷于宣传张耒、寇准等等封建时代的臭老爷,这是为什么?这不但因为邓拓疯狂地诋毁毛主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名言,污蔑新中国的青年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而且,更恶毒的是因为邓拓黑帮妄想诱骗我们青年脱离实践,脱离政治,钻进古书堆,为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奋斗,企图把我们青年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培养成为邓拓这伙黑帮的后代。这是我们绝对不答应的。
    我们决不效法封建士大夫,一定要向革命英雄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勇于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在实践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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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二)

                      读懂邓拓绝非易事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于遂安、卜无忌等。福建闽侯人。中国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
邓拓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毕业于河南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敌报》社长兼主编、《晋察冀日报》社长。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4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
1949年后,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其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1961年10月开始,邓拓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专栏,共计发表文章62篇。其中邓拓撰写18篇。《三家村扎记》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以古代史料为题材,以古鉴今发挥了杂文特有的战斗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邓拓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自杀而死。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以后第一个以死抗争的罹难者。
以上关于邓拓简介文字大多摘录自《百度百科  邓拓》篇。意欲给未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初步了解邓拓先生,但主要还是给对文革历史已经久违了的自己重温一下那一段历史梗概。
其实想要从历史的层面真正地读懂邓拓先生,用自己真正能够理解和坦率直白的语言和笔触来给邓拓先生描画一幅比较准确恰当的人物素描绝非一件易事。
近年来自己收集阅读了不少有关邓拓先生的传记和研究专著,主要有王必胜著《邓拓评传》《邓拓》;顾行、成美著《邓拓传》;李辉著《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张帆著《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庞旸著《邓拓和他的家人》;宋连生著《邓拓的后十年》;成美等人所合著《丁一岚传》;傅国涌著《邓拓与毛泽东》等等;以及在下目力所及的一些报刊上不绝如缕的回忆研究评论邓拓的大量文章。感到对于邓拓研究中尚不能坦言直叙的真相和议论还满目皆是。对邓拓的评价尚有十分对立的不同意见,人们还在争论邓拓是忠诚的革命党人?还是坚持文人操守的书生?邓拓的遭遇是“忠诚者的悲剧”?还是“书生之气未能无”的书生之累?
邓拓先生曾被认为是一位最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之一。1942年邓拓为纪念中共建党21周年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当时被称作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
1944年5月,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部在战争年代出版的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载有29篇文章近50万字。我坚信邓拓先生当时是从内心真正崇拜毛泽东的。也相信邓拓先生的崇拜毛泽东与一般人是绝不一样的,不仅仅出自一种朴素的感情或者盲从的,是基于思想理论钦佩之上的由衷之情。
1949年秋,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据说这是毛泽东钦点的。邓拓在《人民日报》任职近九年。任职期间经党中央批准长期列席中央政治局等党的重要会议。
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邓拓曾被北京代表团提名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但邓拓主动请求拿掉自己的名字,说我的资历浅,同一些有贡献的老同志比应该选他们。这个位置应该留给别人。
据说有一个时期还传说过邓拓要去给毛泽东当秘书,也被邓拓婉言拒绝了。后来才知道、有人听到当时邓拓私下忧虑地说了一句:“伴君如伴虎。”。
1956年有一件事,邓拓直接触怒了毛泽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担忧急躁冒进必有隐患。6月,刘少奇布置中宣部起草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和打磨,最后清样交给毛泽东审定。毛只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毛一向高度介入《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我不看了”是极反常的批语,其实明确表示对社论的不满。但邓拓还是小心翼翼的将反冒进社论用小一号字体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邓拓终于被推到了悬崖边。毛泽东先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各大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而《人民日报》表现得十分“保守”。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毛泽东则当即批评邓拓“书生办报”。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大量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他的不满终于爆发。
1957年4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卧室里召见《人民日报》全体编委。邓拓汇报工作一再被打断。毛泽东说:“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毛泽东的批评竟历时四个多小时。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邓拓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而毛泽东还批评说邓拓是“假辞职”。两个月后,毛泽东派吴冷西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1958年1月,邓拓参加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周恩来受到批评,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大跃进运动蓄势待发。在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提到了那篇被邓拓改为小号字体发表的反冒进社论,恰在此时邓拓刚刚走进会场,毛泽东当着全体与会者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过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邓拓在底下默默做着记录。
但据王若水回忆,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1957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
邓拓先生1959年2月离开人民日报社以前,邓拓曾约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到京郊潭柘寺散步。他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他在胡绩伟面前还说过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等等。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时邓拓也许并不知道姚文元发表此文是一场预先设计好的高层政治斗争的前奏,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无非是一个突破口而已。斗争的真正终极目标是吴晗背后的北京市委和彭真,直至刘少奇、邓小平。1965年12月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先是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多次表示:“要把《海瑞罢官》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不要扣大帽子,要用商讨的语气。对吴晗对姚文元都一样,否则,文章怎么能让人心服?又怎么能让读者受教育呢?”后来邓拓又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上发表题为《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论”》一文继续提倡学术讨论“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为吴晗说话。可惜了邓拓的真诚和善良,当时邓拓对真理的坚持都是一厢情愿的。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他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同时,毛泽东还直接指出《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又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再次点名批了邓拓、吴晗、廖沫沙,说他们写的《三家村扎记》、邓拓写的《燕山夜话》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发了《关于《三家村扎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这是最早公开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同日邓拓被勒令在家停职检查。
1966年5月8日由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显著位置刊载在《解放军报》。文章说“《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该文的大字本由江青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将原有十五个字的标题删去,改为“评三家村”四字。江青便说该文经主席亲笔改定。此标志着对邓拓的批判升级。
1966年5月16日,致命一击降临。发动文革的动员令《5.16通知》下达。同日,全国各大报刊转载戚本禹在《红旗》上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中有这样的话“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已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中又混入党内……”邓拓看到戚本禹的文章,再也不能忍受对他人格的侮辱,他气愤之极地将报纸摔到地上。邓拓对夫人丁一岚说:“卑鄙,这个姓戚的有什么根据这样血口喷人!”“绝无此事!纯粹是诬陷!”
1966年5月17日深夜至5月18日凌晨,邓拓怀着一腔悲愤给彭真和北京市委留下了为自己辩白的6000余字长信,给妻子留下了一纸简短的诀别泣血之言后,吞服大量安眠药含冤自杀身亡以死明志。终年54岁。
一代才子,堪称中国新闻界骄子的邓拓成为“文革”自杀第一人,是“文革”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品。邓拓先生的鲜血为文化大革命“祭旗”。
本来就明白在复习“文革”历史和遑论“文革”历史的过程中的诸多真相与背景,尚待时日方可能有机会认知。在收集写作拙文资料时读到过当年接替邓拓任北京市委管文教副书记郭映秋先生口述的《我在“文革”中的经历》(系郭映秋生前口述自传中的文革部分,载《老照片》第74辑2010年12月出版)中的一段回忆;“我到北京市委不久,5月18日就发生了邓拓自杀事件……。北京市委曾为此报告中央。事后,李雪峰曾传达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想不到批示中毛泽东对此竟风言冷语,很不以为然。对此,惺惺相惜,引起我无可名状的悲凉。应该说,我参加革命后,对于毛主席有出自内心的敬仰、热爱和崇拜,而他对邓拓之死有如此批示,如此的铁石心肠,真使我大感意外。”
我天真地在网上网下曾想方设法地想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郭映秋老人文中所述的毛泽东那个有关批示,可竟未果。但我并不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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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三)

           初识《燕山夜话》






初识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应该是在1962年上半年,大约就在那年的“五一”节前后。当时自己正在“杭二初”上初中二年级。
“杭二初”即杭州第二初级中学,座落百井坊巷内。其前身系1939年创办的私立淇园中学,1946年复校改称为私立廷筠中学。1949年5月后先改称为私立爱国中学。1953年改为公立“杭二初”。学校主楼建筑为三层西式建筑,楼顶和墙面以及室内装饰物皆呈现浓郁的基督教宗教色彩。学校操场紧挨着大门开在中山北路的基督教天水教堂。那些年里学校的操场围墙一次次的往右面拉直,操场面积大了不少。学校后门出去即是耶稣堂弄,后门左前方马路对面即是前些年拆了又重建的《司徒雷登故居》,当时那里好像是省级机关宿舍。
自己所在的那个班级是个“和尚班”。那时的所谓和尚班就是班上的学生全都是男生,没有一个女生的班级。从初一下学期开始这个“和尚班”的淘气和能闹腾就全校有名了,不光是班里学习风气和课堂纪律极差,打架斗殴经常发生。学校搞集体活动如开大会或开运动会时,“和尚班”的“闹小子”们还会去主动欺负其他年级同学尤其是女生。有时一些心相和善、稍不善言辞又不能始终掌控课堂秩序的老师在“和尚班”往往会连一节课都上不下去,还记得女生物老师不止一次地被气得哭着跑出教室,教俄语的Y先生也曾好几回向校长宣称要“罢教”等等。班主任语文科任的C老师都不想当“和尚班”班主任了。这使“和尚班”的“闹小子”们很得意。自己虽很少主动参与“闹小子’们的闹腾但也时常都随大流,有时也正好趁机在上课时公开看长篇小说或课外读物,属于“蔫淘”的那一拨。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从1960年冬天起杭州市市区连蔬菜供应都是由居民区按户按天按人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供应蔬菜半斤(250克)。经常供应的是老白菜帮或包心菜外皮即深绿色厚实的老包菜帮子。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都是凭票凭证供应的,以1962年3月为例,市区居民每人每月可凭票凭证购买猪肉2市两(100克),水产品1市斤(500克),豆制品票5张(每票可购豆腐一小块),食糖2市两(100克),食油3市两(150克),粮食24斤(12公斤)、但要搭售10%—20%的杂粮或番薯。记得从1961年的春天开始,学校每天的早操或课间操时,时不时的都会有个把男女同学晕倒在操场上。特别是早操前晨会上讲话的老师要是话太多了,弄不好就会当场有学生倒在操场地上的。上体育课时运动量稍微大一些也是如此。“和尚班”里也有好些个同学为此晕倒过,记得自己也未能幸免。据当时校医室老师说,晕倒的同学们大多是热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或低血糖所致。后来学校大幅度减少了体育课课时,每天只进行课间操。早操改为早读,晨会就改在有线广播里进行了。
还记得1961年暑假组织学生去留下杨家牌楼学校农场“双抢”劳动(即抢收早稻抢种晚稻)。低年级学生只是参加番薯地锄草和搬运稻秧和稻草的轻活。因学校提前说明了去农场劳动吃饭不要钱不要粮票还管饱,“和尚班”一大帮都踊跃报名去了的。半大小子们也算懂点事能想着为家里的弟妹节省些粮食。虽只劳动了十几天,可天天都能吃饱饭。籼米饭炒南瓜冬瓜汤顿顿撑得肚子滚圆,那农场的籼米饭要比城里粮店凭粮票购粮证供应的每斤一角一分七厘发黄的陈籼米饭好吃多啦。但每天早上起来能看到总有些人在晾晒床单。半大小子们正处在发育长身体的重要阶段、可还有人晚上会在竹片大通铺上“画地图”。而到了白天,这些“和尚班”的闹小子们也许是荷尔蒙泛滥到农场劳动也照闹腾不误。抓青蛙、摸泥鳅,祸害老乡家菜园或自留地里的黄瓜香瓜菜瓜。
可惜好景不长,初二下学期一开学,学校就将“和尚班”解散了。把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下马的“下城师范学校”的一大帮大龄女生与“和尚班”合编分为两个班级。自己所在的班级班主任换了高个子浓眉鹰眼十分厉害的历史老师X先生,据说X先生是在新四军金肖支队搞地下工作出身的。语文老师也改由S先生担任。S先生虽然戴眼镜,但总穿一身带着肩章挂绊和锁眼已洗得泛白的旧军装。当时的杭二初连校长和支部书记都是军队转业干部,语文老师是行伍出身的也就很正常了。
S先生的语文课讲得有点意思。首先他不只照本宣科,讲课时常常会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S先生会先按课本要求讲,反复讲明课本基本要点和必须要掌握的知识点。在讲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后就会马上声明;“仅供同学们参考、不作为完成作业或考试要求的。”
再则S先生很是敢说。印象最深的要数S先生在讲评课文还是《课外阅读教材》中的杨朔散文《雪浪花》《荔枝蜜》两篇文章的见地了。S先生先是介绍两篇散文的背景显示文章的重要性和思想性,告诉学生《雪浪花》发表在《红旗》杂志、《荔枝蜜》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他再用大篇幅空泛地肯定两篇文章的崇高的思想意义和文学艺术价值。只是反复要求同学们注意准确掌握词汇运用。
  S先生认为杨朔散文的过于结构精巧,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结构布局极为精致,语言精雕细琢。文章从诗化语言的刻意追求中表现出的人物和事件显得过于理想化,语言也有雕琢之嫌。但仔细品味后,便会感觉有一种做作、生硬之感。
S先生最后说,据他各地老战友来信告知;那年头山东胶东的老乡们好长时间连每天吃地瓜干也接不上顿了。广东沿海有不少农民生计无着便铤而走险过海去了香港。不知写这两篇文章的作家是否知道这些实情?有的学生听懂了的便不吱声,有的学生听不懂的就会发问,S先生也不回答、只是闷声不响。
当语文课学习了课文鲁迅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之后,许多同学们纷纷向S先生反映,觉得鲁迅的杂文太难学了。虽然文中涉及的雷峰塔、保俶塔都是杭州的风景名胜,但鲁迅先生在杂文中反映的主题过于含蓄,文中隐晦的笔法和难懂的词汇以及不熟悉的时代背景实在不好掌握。老师讲课费力不少,学生听了还是似懂非懂的。S先生说、对于鲁迅先生的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的时代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S先生答应找一些经典的现代作家杂文来与我们一起学习探讨。
过了几天的课外阅读课上,S先生拿来了好几本用过期的文学杂志《东海》,《新港》作底本的剪报集。
S先生说,《北京晚报》上有个名叫马南邨的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燕山夜话》,每周定期发两篇。S先生以为《燕山夜话》专栏的杂文文章大气,篇幅精悍,文字清新,贴近生活,充满情趣,用典准确,知识面广泛很有书卷气。所以自己很喜欢。觉得也很适合同学们学习阅读。要求同学们多认真读读类似文章对语文课写作学习是大有益处的。
S先生当场朗读了《燕山夜话》的开篇之作《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后开始讲评。文章一开头以“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文章发出高屋建瓴般的呼唤立刻抓住了同学们的注意力。从生命的价值、这一崇高的人生命题上看待人们的工作和劳动,看待业余生活,一开篇就向我们展示了严肃的人生和生命话题。再从班固《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一月得四十五日”説起,即古人以为“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这样“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文章鼓励人们像古人一样利用夜晚时间,重视这生命的三分之一,“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这才是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所持的人生态度。整个教室始终鸦雀无声,同学们听得很是过瘾。
正当S先生讲得正在兴头上,班主任X先生也进入课堂。两位先生便交替开讲,把一堂学习《燕山夜话》开篇之作《生命的三分之一》的阅读课顿时变成了转变老“和尚班”学风的班会课。还提出了“学习《生命的三分之一》珍惜课堂每一分钟”的口号。自己当时就怀疑觉得这堂学习《生命的三分之一》的课是S先生和X先生早就合谋过的。
此后S先生的剪报本被我借来阅读过几次,每次都是S先生催着才还的。S先生告诉我《燕山夜话》已结集出版,新华书店有售。我好不容易跑了几处书店用零花钱买到一本《燕山夜话》第一集如获至宝。
那时未曾问过老师这写《燕山夜话》的马南邨是何方人氏,连想问的念头都未曾有过。反正老师说的都是没错的。
1963年9月进入杭一中高中学习后,我对于《燕山夜话》一书的喜爱青睐依旧。杭一中图书馆的条件要比杭二初好得多,于是多次从图书馆借到过《燕山夜话》合集和除第一集以外的四集分册阅读学习。当时感到《燕山夜话》文章皆为“千字文”,题目醒人吸引眼球。知识内容丰富,运用历史典故恰当自如。文字简洁明快生动,开门见山。文风平易近人,不训人、能平等与人讨论商量切磋,思想性也强。但因年幼阅历太浅当年确确实实还未能感觉到邓拓先生文章针砭时弊、对极左思潮运笔犀利的批评,也不能领会他以隐晦曲折的笔法对浮夸风和乌托邦空想主义进行有力地讽刺抨击。更不会读懂邓拓先生久经高层政治历练后吐露出来的所谓“心声”了。
所以常会模仿《燕山夜话》中自己能读个一知半解而又喜爱的一些篇杂文篇目练习写作文论述文或杂文,有时模仿文章的结构布局,有时摘录文章精彩段落或典故直接入文。时日太久已记不太清楚到底模仿过几篇作文。还能依稀记得起来的唯有曾经以《燕山夜话》第一集中的“说志气”一文为模板、模仿写过的作文。作文模仿照搬照抄“说志气”一文的大致结构布局和主要论点论据要义。连“说志气”文中谈及宋代理学家朱熹“论志气”,真德秀的“问志气”,元代许衡以及三国时期诸葛亮谈志气等大段文字统统照搬,连顺序也不曾改变。只是把原文中作者鼓励青年有志气改造落后农业改作青年人要有志于祖国造船工业改变落后面貌奔向海洋。全篇文字虽有大量修改,作文题目也改为“论志存高远”。此作文被语文老师王先生判给了不低的分数。但王先生在评语中点出有“模仿范文痕迹明显。应注意。”一句。课后我硬着头皮去找王先生解释。王先生听完解释倒也没批评我,只问你知道《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是谁吗?我说不知道。王先生说、这个人本名邓拓,他当过《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现在是北京市委的领导。王先生又说与《燕山夜话》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一本广东作家秦牧写的《艺海拾贝》一书,是专门谈写作一些基本问题的。诸如主题、风格、典型、细节、语言,以及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等等。写法上深入浅出,涉笔成趣。此书对语文学习和写作学习大有益处,可以找来读读。只过了几天,自己书包里便多了一本《艺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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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四)

        大潮涌来前夕



本应在1965年9月1日按时开学的那个学期、便是标志着我们进入高三年级开始高考冲刺开始的时刻。奇怪的是那年9月1日这天并没有按时开学,学校通知老师集中学习三天,学生就继续放假。起先我以为是杭一中在上学期末开始进行的“四清”运动所致。因为在上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趁暑假即将开始之际杭州市有十四所完全中学作为第一批开展“四清”运动的中学,杭一中也被列入在其中。学校在7月3日召集了高中部的学生开大会听取杭一中“四清”工作队队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芝山作的“关于中央‘四清’文件二十三条”报告。会后还组织听报告的学生到学校一进和二进走廊前面的几间办公室参观学习挂在墙上的大字版大字报式的“中央二十三条”文件全文。然而当时那些说教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对牛弹琴”的。要不是从当时日记和听报告的笔记本上查实有关资料谁还能记得这些事的。后来终于才明白那时杭一中的“四清”运动便是“文革”运动开始的前奏。
9月4日虽然开学上课了,下午没举行开学式又是在二进大礼堂开大会听报告。金校长传达毛主席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七.三”指示。据说是老师们集中学习三天也是传达学习这个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重要指示。从当年听报告记录本和日记中都未能找到完整的重要指示原文,都记录得半句半句的。经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1965年7月3日的批示是:“陆定一同志: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其实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毛泽东指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64年春节毛泽东就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评,毛泽东说:“现在的考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的方法。”。“只是读死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学生,害死人,要改。现在这个方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1964年暑假过后还一度流传过手抄本的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内中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等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学生要离开课堂,主张学生到课外去从事阶级斗争。当时大多都读不懂内中的深邃意涵,更不能预见两年后如是的大潮涌来。
在当时的记忆里,学校应对这些重要指示除了多组织几次形势报告和革命斗争史或忆苦家史报告外,也就是组织一学期一次的下农村劳动一周,大力开展学生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和社团活动等等。其他教学活动并无大异。当然有关具体内情到底是如何的呢?那时的学生们都是一无所知也不会关注的。
那时在杭一中贡院校园的“象牙塔”里只说些“突出政治落实在业务上,落实在学习上”的高调,只喊些“为革命而勤奋学习”“为工人和贫下中农而勤奋学习”的口号而埋头读书一心一意想考上个重点大学或选择一个自己钟爱的专业还是无人指责也无伤大雅的。聪慧勤奋而成绩优良的学生总被杭一中的师长们同学们所青睐厚爱的。
清晨,贡院校园里鲁迅纪念亭周围朗朗的读书声;入夜,教学楼一个个窗口难以按时熄灭的灯光;图书馆阅览室座无虚席和鸦雀无声都在告诉你;杭一中的师长们依旧也还是按照“老杭高”的传统和教学节奏在贡院校园里带领学生们行进着,演奏着一如既往的贡院校园乐章。
一进入高三年级,高三各班的教室里气氛和同学们的神态都变化极大。教室里不管上课还是自习静谧得如入无人之境。上课时除了老师的讲课和板书发出的平和细小的声响,似乎已经到了谁都不敢大声喘气和用力翻书的地步。上自习课同学们也不再如同高一、高二年级时那样经常聚堆大声讨论争论问题了。留下印象最深是高一时有一次为讨论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有多少种推导方法?到底是九种还是十种?争论得天昏地暗直到夜自习开始、班主任老师前来巡视还未结束争论。还有组织闭眼比赛背诵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背错一处就下去换个人再继续背直至正确为止。高二时正值中苏两党论战你来我往的高潮,几位俄语学得极棒的同学拿一张原版俄文《真理报》比赛不借助《俄汉词典》当场朗读指定的《真理报》中短文原文和即时翻译为中文等等。上述种种都曾使参加比赛的和看热闹的同学往往都兴奋不已顿时暗暗滋生苦读的强劲动力。
进了高三的自习课这些热闹的争论或比赛场面不再重现。连周六晚上和星期日假日甚至高中最后一个寒假的白天晚上在教室里自习的座无虚席。矜持,自信,沉稳,忙而有序的神态充盈在一个个同学脸上,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真切地回味感觉到竞争的暗流一直在躁动,希望和理想亦在同步涌动。
按杭一中多年传统惯例凡是参加学校各类课余社团或运动队和兴趣小组的高三年级学生一律可以退出不再参加活动,不管是鲁迅文学社,美术队,航海模型、航空模型运动队,无线电兴趣小组等等都是如此。连头一年就确定今年9月份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也不要高三同学参加了。住校生教室,寝室、食堂或走读生教室、路上、家里三点一线,周而复始地运行成了高三学生在高考最后冲刺阶段的固定生活模式。
在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年初的日记本里能找到记载读林彪为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撰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罗瑞卿所写文章的内容。能找到学习陈毅副总理记者招待会讲话的读后感。也能找到学习《中国青年报》推荐学习北航学生范兴言的几点体会等等……。就是找不到关于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首发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及为之相关的片言只字。
当时高中毕业考试和高考都是要单独考政治的,考题除了政治教材规定内容外还会有时事政治考题。到高三上学期末各门课程基本结束已开始全面复习、唯有一门《解析几何》还在上新课的情况下,每天都要坚持翻翻报纸大标题、每天早晚收听一下广播中《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新闻联播》的要点皆是必做的功课。而对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的大作确实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竟然会将此大事视同前些年批判电影《北国江南》一般不问不顾。
那一年十几天的寒假除了去秋天曾下乡劳动的萧山西兴回访当地贫下中农和春节休息两三天,其余天天几乎都在学校教室自习复习功课。在贡院校园里曾见到了不少寒假回母校和拜访老师的上两届考入大学的老校友。现在记得起来有1964届考上清华大学的刘泉学长,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徐光春学长,考上北京大学的王鈺清学长等等。1965届考上上海交大的蒋鸿源学长,考上哈军工的王晨学长,考上南京林学院的胡酉安学长等等。徐光春、刘泉学长都是学生会干部和《一中青年》刊物和板报的编辑,曾因投稿被采用而认识,由于学长高自己两届只能寒暄问候一下不及深谈。而与上一届高三(6)班的蒋鸿源学长素有交往谈得就深一些,他知道我是准备考文科的。他说:“杭州人上学不要走得太远。文科方向来说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都是相当不错的,也不比北大、人大差到哪里。你只要有好分数读个好专业是不成问题的。”蒋学长还打趣的与我拉钩,约定明年秋天上海见。可惜竟都成泡影。
胡酉安学长因为在杭一中航海模型队任队长,在海模队活动近两年与之交往就更为频密。而且我知道光凭胡学长的考试成绩绝不是上南京林学院的队伍。胡学长的话也就更为直率,他说:“当高考成绩以外的原因决定你的命运时,不必抱怨。因为不只是你一个人如此。只要你自己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你都得平心静气接受下来。”临别时他又来了一句,“我班有比我成绩好得多的同学有好几个都未被录取,去年9月他们已去宁夏永宁县农村插队落户了,你知道吗?”其实去年8月份的一天去宁夏永宁县插队的同学在一进楼前与金校长、崔校长、邢书记等合影的场面我看到了。9月7日他们启程,全校师生敲锣打鼓欢送,我也参加了。所以我不吱声,我也不想回应。
寒假里见到好多考上大学的学长们、与学长们的谈话给人的激励鞭策和引发的思索无以复加。而对于大潮即将涌来的种种征兆却毫无察觉,毫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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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 (五)

“拿起笔作刀枪”实录  (上)





高三上学期未还没放寒假之前,杭一中的“四清”运动仿佛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惊人”成果。一是学校的主要领导作了大幅度调整。曾在解放初期老杭高担任过副校长的杭七中肖校长接替了已在杭一中任职近十年的金校长,据消息灵通人士们传说金亮校长已调杭州师范学校任职。早就听说金校长是1933年苏州师范毕业曾任教师。1937年投身革命,长期在杭嘉湖沪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当时好像任杭一中校长之前已是行政12级干部。因从高一开始、金校长就在我们班主持教改试点班、组织实施教育改革探索有近两年时间。与金校长接触多了就对他有诸多了解和好感。感觉金校长熟悉掌握中学教学规律、极其关注中学教育发展整体趋势。有较深的国学功底和古文造诣,崇尚“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古训。金校长曾亲自讲授政治课,倡导主持开设毛笔书法课。金校长关心重用老教师,器重教学新秀。他懂得学生心理、特别注意引导学生摆正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当得知金校长的爱子是志愿军烈士牺牲在朝鲜战场,学生们对金校长更为崇敬。当时并不了解金校长调整离职原因,只是颇感惋惜。也再没听说数学家老杭高的老校长崔东伯先生是否还是留任杭一中的副校长。
杭一中“四清”工作队的徐副队长被留任接替了在杭一中担任党支部书记近十年的山东南下干部邢书记。徐书记原是市卫生系统的部门领导,也是山东老解放区南下干部。当年忽然间杭一中这样一个重点中学的主要领导作了调整,不可谓是一件小事。但从表面上看只有一部分高中学生对此私下嘀咕嘀咕的,也许大部分学生不知原因亦都不以为然,因唯有开大会才能看到校领导,校领导的突然变动对学生们影响不可谓不大。当时老师们对此作如何反应、好在绝大部分学生们也是不知道的。
二是学校党总支宣布在杭一中的“四清”运动中发展了四名学生党员。这无疑等于放了个政治卫星般轰动。不过这四名学生党员都是高三年级的学生,其中两名女生党员都是当时在任的省市领导干部子女、还是一个班的。两名男生党员是杭一中在全省范围招生录取的来自农村贫下中农子女。当时在杭州中学生中发展党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物。虽然与他(她)们都不熟识,当时对四名学生党员的出现、还是真的在心里十分仰慕的。
撰写拙文前费了不少时间想寻找或搜索到有关文革前在中学生中发展学生党员的动因或有关文件规定的资料,却未能如愿。但读到了前些日子原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宋彬彬谈及文革前在北师大女附中曾发展学生党员达十六人,学校为此专门了建立学生党员支部内容的有关文章。还在《暴风雨的记忆-1965年至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读到1963年起北京市委在北京四中、北京六中、北京八中等某些重点中学搞“四清”运动时也在中学生中发展了党员。据说现今的马凯副总理也是在当时的北京四中入党的。可庆幸的是杭一中开展的“四清”运动没有如同北京一些重点中学“四清”运动一样贯彻阶级路线,开展清理所谓“白专”学生。文革前北京的一些中学甚至还发生过“学潮”、批斗过“白专”学生。由此看来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在全国各地是有普遍性的,也许是落实将阶级斗争当作学校及学生的一门主课的重要措施之一。未竟之事当争取在此后的拙文中继续作些探讨。
1966年春节过后没几天,高三年级最后一个学期是按时开学的。开学后不久,进行了最后一门新课《解析几何》的结业考试后就开始了全部课程总复习。为确保毕业考试和高考复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切实保障杭一中高考升学率学校对高三毕业班学生各科总复习实施了分类上课的措施。每门课程由科任老师按学生平时学习情况分成三类进行分组复习。一类即优生提高组,二类即中上提高组,三类即基本进度组。我的语文、数学、俄语、物理全都被分在一类组或二类组。化学老师提醒我,我的化学课介于可分在二类组、也可分在三类组之间的状况。至于到那组上课由我自己考虑确认。因高一年级时一度不专心听课,上化学课经常看课外书籍。期末化学考试曾开过一回红灯,虽开学前补考通过因此对化学学习特别是有机化学部分总有些打怵。所以为了使化学毕业考试顺利通过,我考虑再三后向化学老师报告后还是自觉要求到三类组上化学课,老师知道我高考准备考文科也就没说啥。所以对于毕业考试和高考复习压力还是较大的,绝不敢马马虎虎掉以轻心。
过了五一节,高中毕业考试日程和高考报名日程的有关安排就全部明朗了。要求5月20日前填写完成高考报名登记表等资料并确定考理科或考文科。安排5月21日至5月26日举行各门课程毕业考试。然后开始高考复习。自己当即惜日如金地逐日排定了自己毕业考试前复习的全部日程表,几乎立即按日程表开始实施复习。
5月7日早晨,学校突然通知高三年级各班学生前去西湖风景区西泠桥畔,杭州饭店前欢迎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等人访华。听说是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来杭的。执行这样的任务在高一、高二时已有过多次。在当时而言这可都是政治任务,没有任何条件可谈。
1965年春天在杭州笕桥机场欢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到杭州访问时,曾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离我们迎外宾的队伍的排面直线距离不足三、五米;他极其有神的双眼,灰色中山装,刮得发青的鬓角和脸庞;他左手挥动着向欢迎人群致意、右手在胸腹间大力度左右平移似乎在鼓动暗示我们要对外宾有更为热情的欢迎。在迎宾队伍左侧的大关小学民乐队的指挥很灵光的见机行事立即将正在演奏的曲子《步步高》转换为《金蛇狂舞》。周总理笑着把鼓掌的手举了起来等等。这些当年所见场景至今都能清晰地浮现回放。
由于积累一些迎外宾任务的经验了,便知道迎宾队伍必定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到,到达后还必须等待相当一段时间。要等清场和安全检查的车辆和人员过去后,外宾车队或外宾方才会出现。那天便事先把自备的俄语单词本用类似于当时刚刚流行的64开本《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塑料封皮套上放在口袋里,想在等待迎外宾的时间里找个冷清位置背背俄语单词。不料那天人太多难得找到隐蔽之处,又绝不敢堂而皇之地公开读外语单词。只得与同学一起从苏堤入口附近的西湖岸边往西冷桥方向来回逛一逛消磨等待的烦恼。不料竟惊奇地发现西冷桥桥堍一带的苏小小墓和亭子,武松墓及牌坊等等古迹不见了,附近的秋瑾墓及碑亭也都不见了。原址上留有被挖掘清理的痕迹都没有完全消除。旁边有位老者可能看我几次围着西冷桥桥堍打转,老者王顾左右后自语自言地大声说:“年轻人不找了,去年初就都清理完了。”这话听得我几乎难以相信,不知何故当即感觉异常不悦不适。
一直至近年才了解此系党内大秀才胡乔木1964年秋所写经毛泽东亲笔改定的诗词《沁园春 杭州感事》之故。其词中有道:“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为此自1964年12月2日夜起至1965年初,省市有关部门先后在西湖景区和市区近郊采取清理扫除革命行动,据不完整统计,破拆牌坊55处、石刻7处,掘毁坟墓654座。据此可断言文革“破四旧”乃始于杭州西湖。
结果那天周总理没来杭州。陪同外宾来杭的是李先念副总理。
那天回校后甚感疲劳、精神不振。可能在西湖边受了些风寒晚上便上感发烧了。身体一两天都没有恢复过来,复习功课的效果极差。使迎接毕业考试的心理压力颇感觉加大了许多。
5月10日上午学校通知我,下午一时到一进支部会议室开会。说是《浙江日报》编辑来校开征集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文章的征稿会。
我进会议室时已有十数人到场了。新入党的四位学生党员好像全到场了。女学生党员S同学、Z同学肯定在。两位男学生党员是否确实在场我不敢肯定,毕竟是四十多年前事难免记忆模糊了。但隔壁班的FJ同学,小学同校不同班的QL同学,还有FY同学等等在场我是还记得的。至于其他老师或同学我都想不起名字和不敢确定是谁。恕我不能一一赘述。
会议由徐书记主持先讲了几句,他主要对与会的同学作了热情鼓励和殷切期许。教导主任王老师起先在场后来就看不见了。会议由《浙江日报》来的一位编辑或记者作主讲。这位浙报编辑自我介绍姓F,他中等身材,梳个倒背头,大国字脸、皮肤白皙,浓眉大眼极为英俊。穿一件合身的竖领贴袋浅色士林蓝学生装和浅色灰西裤,说一口带较浓江西口音的普通话。从F编辑的谈吐和神态尚不太自如程度来看,当时就估计这位F编辑可能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报工作不久。
浙报F编辑手里拿一张当天的《文汇报》,先是读了《文汇报》上刊载姚文元的那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一文中几节内容。还讲述了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形势和意义,再提出征稿的具体要求。最后特别讲到;杭一中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谈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一师风潮”和《浙江新潮》杂志,谈及鲁迅先生曾在此任教,谈及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俞秀松、施存统,中共早期骨干宣中华、汪寿华等均出自杭一中前身浙江一师等等。当然也没忘了给在座的打气、鼓劲、戴戴“高帽子”。很明显,F编辑为来杭一中征稿很做了一番功课。
图书馆的L老师抱来了一摞《燕山夜话》的合订本和分集本后,徐书记和F编辑一起分配征稿任务。当时共分了哪几个征稿专题已经记不得了,就记得分配给自己的专题是有关“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每个人分好专题就拿本《燕山夜话》的书籍、还发给一本《浙江日报》的专用稿纸。要求两天后交稿。
我是最后几个离开会议室的人之一,轮到我拿《燕山夜话》时,《燕山夜话》不论合订本、分集本已经一本也没有了。徐书记对我说,“不要紧,下去找些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中摘录《燕山夜话》的原文也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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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  (六)

“拿起笔作刀枪”实录   (下)



我转身从校党支部会议室出来就到隔壁的教导主任王老师(语文科任老师)办公室,悄悄地对王老师说。眼下毕业考试复习功课时间太紧,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自己不太想写批判《燕山夜话》的文章啦。能不能不参加这次写征稿活动,离毕业考试开始没几天啦。自己还有一门化学是参加三类组复习的。不抓紧时间复习很怕过不了高中毕业考试这一关。王老师和颜悦色地说,“那怎么行呢?今天参加征稿会的同学都是由各班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按党支部要求推荐经校党支部研究确定的。谁也不能说不想写就不写的。这征稿可是政治任务。再说写篇千把字的命题作文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一点问题的,有几个小时或小半天时间你就能完成得很好。你不能不写的哦,你写篇批判《燕山夜话》的论述文也等于语文作文复习备考哦。”我只敢对王老师小声嘟哝着说,据我查资料了解,这十几年来的高考作文题几乎全是记述文考题,只有一两年的题目是可以写论述文的。王老师则回答说:“有备无患的,毕业考试和今年高考万一就是考论述文呢?行啦,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真的还想再找个别的理由再说几句。可王老师笑着说的一句话把我噎得够呛,堵得我实在无话可说了。他说:“前些年你写批评龙彼得老师讲授课文《昆仑山上一棵草》的作文一写就好几千字呢,你忘了?”(拙文《追忆王老师二三事》的“一次批评”中说及过此事)
这就是我在“拿起笔作刀枪”的过程中第一次犹豫和动摇。自己感觉到这完全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应激反应而已。
不知道是否是这天下午有学生党员们参加的征稿会使我收获了莫名的虚荣心?是老师明确的提示?还是自己“阶级觉悟”立竿见影的提高。回家便找出了自己的那本《燕山夜话》第一集,把其中的三十篇文章和邓拓先生以笔名马南邨写的序言“两点说明”又读了一遍,但翻来复去的读总不得要领。琢磨了好一阵子,实在感到宛如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无奈只得拿起载有姚文元的“大作”《评三家村》一文的报纸来读,当读到姚文元在文中对《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牵强附会硬扣帽子罗织罪名的批判,说什么邓拓以“三分之一”作掩护,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性,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使之成为“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云云。有些难以再读下去。早年就读杭二初时,语文老师S先生导读讲述邓拓先生所著《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留下的印象和教益实在很难磨灭。
第二天中午午休在教室里又考虑了许久才勉强选定了批判《燕山夜话》第一集中《初生之犊不怕虎》一文。主要是想让文中提及的古代少年才俊充当批判靶子,好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命题挂上钩。下午放学后在无人的教室里一气呵成写完了约4000多字的文稿。
5月12日下午按学校通知去众安桥庆春路浣纱路口的《浙江日报》馆交稿。那里是原来是民国时期《东南日报》报馆旧址,报馆大楼为三层、中央主楼为五层。大楼占据了整个街口、左侧大楼还拐个弯进了巷子,可称得上当时杭州城里稀有少见的高层建筑。报馆的斜对面是基督教的湖山教堂,昔日教堂外墙及窗棂上神秘的华彩装饰及有时隐约会飘逸出来管风琴演奏的音乐声都已经暗淡和消失许久了。在此前《浙江日报》报馆大楼对我来说都是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未曾有机会进去过的。
进报馆大楼交稿后,报社总编室的领导LX出面还给我们这些杭一中交稿的学生开了一个座谈会,大致意思一是鼓励鼓励革命热情,二是要求做好批判文稿的再修改,甚至要有多次修改的思想准备。刊登在浙报上文章必须要精益求精,反复修改。一定要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笔杆子。
5月13日下午《浙江日报》的Z编辑突然来校,把我与CFY同学找在党支部会议室一起谈,要我俩的文章合并修改为一篇文章而征求意见。CFY是女生,杭一中高三女生本来就少,矜持、聪慧而有主见是她们的普遍特质。我绅士般的朝CFY同学多次示意要她先发表意见。她推托许久后才说,就以你的文章为底稿,按Z编辑意见你先修改,有时间再商量一下就行。我说,还是以你的文章为主,以你为主修改、我协助帮忙。我署不署名都行的。就这样推三阻四地商量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我顿时又有就坡下驴的念头、不由自主地就是不想写了。此时我的第二次犹豫不知为何突然地发生啦,使我十分固执地竟又开始坚持自己不想写了的观点。也不想与别人合作把两篇文章合并再修改成为自己的批判稿。后来我便不再吱声沉默着。
说话一多就带出明显余姚口音的浙报Z编辑大概看明白了内中的一些蹊跷。他说,好吧,我看就以C同学文章为主修改。要求是如何如何的。就让C同学先走了。Z编辑对我说,你们的两篇稿子都不错、各有特色,也各有缺陷不足。既然不喜欢合二为一,那还是一分为二吧。还是要我修改自己的稿子,主要是要突出要点,减少欧化长句子和多余的并列递进复句,大大压缩字数就行。我也不敢对初次见面并不熟悉的浙报Z编辑说出心里想的实话,只能喏喏连声。
这位浙报的Z编辑后来还见过几次。一次在第二年暮春时在浙大校园里的辩论会台下,搞不清楚他是来做什么的。他话多我话少,最后我还是把他友好地送出浙大校园为止。还有一次是在黑龙江同江县我插队落户的那时叫三村大队的村子里,Z编辑是来采访杭州插队知青的,我话多他话少。但后来亦没有见到过Z编辑的有关采访报道,也就失去了音讯。
5月14日在学校党支部干事的催促下,自己还是按浙报Z编辑的要求完成了批判稿的修改后送《浙江日报》。
高中毕业考试全部结束的5月26日下午、还没来得及全部算妥自己各门功课考试的预估分数,学校就通知要去《浙江日报》看批判稿清样。5月27日上午将清样再进行文字修改后交稿。
6月1日下午学校又通知去《浙江日报》看批判稿的正式清样稿。浙报的F编辑将批判稿清样逐一发到每个人手里,并告知已算基本定稿,不日即将在《浙江日报》逐步刊登。
以上便是当年自己“拿起笔作刀枪”批判《燕山夜话》的全程实录、大致的全过程;曾有过的无知、犹豫、顺从。
就是因为文革初期在《浙江日报》上曾经发表过批判邓拓先生《燕山夜话》的这篇短文,几十年后退休回到故乡定居遇到校友或是同学聚会时,还有时被人在背后说作是当年搞极左的,或是搞政治的。有时没听到没听清的就算了,有时听到了的我也从不作解释。我以为有人还记得你当年“拿起笔作刀枪”错误之举并不是一件坏事,既可以醒黠自己,亦可以警醒他人。这也是写成这篇《向邓拓先生忏悔》悔罪之作的促进力量之一。
我以为做错了事知道要忏悔、要道歉总是有价值的。能反思才有良知存在。经历了文革中多次起起落落和折腾之后,我们才忽然发现,神是不存在的。其实真神在我们自己心中,那就是人类的良知。只要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守住自己的良知底线,人生之路才能顺畅安心。
当时曾庆幸总算高中毕业考试还是按时完成了。可杭一中至今没有将高中毕业证书发给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单位进行“工农兵学员”回校回炉补文凭,“老三届”补课补文化的“双补”运动时,曾发信去杭一中要求发给高中毕业证书。杭一中回信只发给一纸“毕业证明”,上面写道;“某某某系我校1966届高中毕业生。修业期满,成绩合格。因杭州市教育局通知不发毕业证书,特发此证证明。”
2006年,高中毕业四十周年时以杭一中1966届高中同学为主的“老三届”同学自行组织召集同学们回校集会纪念。可以就算是补办了毕业典礼,拍了合影照片就算补照了毕业合影。因在外地工作自己未能参加有关活动。但没听说杭一中补发高中毕业证书。
    眼看高中毕业五十周年即将到来,我们至今还是没有拿到那张早就应该发给的高中毕业证书。这也许就是报应,或许确实就不应该发给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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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七)

        谁之罪




在拙文《向邓拓先生忏悔》刚刚发了一两篇之后,就有几位至交老友读了之后就直率地表达了不同意见。一位说:“在当时作为年轻人跟着宣传舆论走是很自然的事,你何必要为难自己。”另一位说:“凶险的是当年背后的权力斗争,你单纯善良的学生子如何看得清呢?要赎罪的绝不是我们,罪恶与我们无关。”还有一位学者老兄说:“大势所熏,谈不上“罪”字。都来分担这个字,岂不让魁首窃笑?”等等。
我十分真诚地感谢这几位老友的宽容和厚爱。我也深深了解他们对于那场浩劫的基本观点和看法。老友们说的话本来就皆并存不悖的,只是可能还有些惶恐小可直言贾祸而已。却能使我更加激励自己诚实坦然面对历史,深刻反思追根溯源。
去年人大教授张鸣先生所写的《再不道歉就迟了》一文中写道:“文革是个需要全民族忏悔的悲剧。这个悲剧,对我们这个民族戕害之深,恐怕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不仅文化,连社会道德底线,甚至号称最为牢固的家庭伦理结构,都为之崩解。文革造成的巨大创伤,直至今日,依旧在流血,甚至化脓。”。
“事实证明,不勇于正视自己伤疤的民族,命里注定是一个短视的民族,一个屡屡犯错,犯同样错误的民族。当年,我们急于翻过那悲惨的一页,用“向前看”三个字遮蔽了对灾难的反思。结果呢,对于灾难的原因,以及灾难造成的危害也就轻描淡写地放过了。说良心话,后遗症,在30年之后发作,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经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人还活着,还有机会现身说法,帮助年轻人认清是非。”
十分赞同张鸣教授上述独到的见地并愿以自己反思的付诸于行动。我以为为自己在“文革”中做错事或被人利用做错事的都应该向受害者真诚忏悔道歉和进行反思,这是个人和历史进步的开始。真诚的忏悔道歉者,在忏悔道歉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向觉悟者靠拢前进一大步。没有反思,何谈社会和历史的进步?!确实是再不道歉就迟了!再也不能有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这是每一个经历过文革人们的历史责任。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历史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教训日本人是如此,要求自己亦更应如此。
记得十几年以前曾经读到过《陈丕显回忆录》一书在谈到江青到上海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时写道:“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当时我似乎不信此说。在读到有关这些文字之前对李希凡先生并无一点好印象,当年满世界流传的所谓中国两根“金棍子”;“南姚(文元)北李(希凡)”的说辞早已成能独立思考的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当自己能读到读懂《红楼梦》时,也觉得已毫无必要再去读经毛泽东关切和推崇的李希凡先生与蓝翎先生合著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了。故对《陈丕显回忆录》谈及的这一史实表示过强烈置疑,现在看来不乏很有些武断。
去年有幸读到了《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一书。全书达五十余万字。虽然作者是从个人视角对自己八十余年生命的回眸和对所经历的某些历史事件的回眸,作者的描述难免不从个人情感出发的,但总体上感觉还是是公允的、平和的,可信的。反思是理性的。对于“文革”中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作者也能以客观、平实的文字予以记录,体现了知识分子自知、自省与自信的精神。特别是记述了江青对作者的“赏识”以及作者的“不识抬举”;以及“四人帮”对作者的拉拢等种种细节。以亲历者详实的叙述佐证了《陈丕显回忆录》中所被披露的那一段史实。
《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中记述;1964年下半年京剧现代戏会演之时,当时作者在《人民日报》文艺部评论组任职也参与了会演观剧和发表评论意见。作者在会上发言后的两三天之后开始,就先后两次被江青请到中南海丰泽园谈话,头一次谈了三小时并请吃晚饭。第二次谈话,谈了未几、作者看江青两次接连接电话太忙就自行告辞退场。在江青每当谈及《海瑞罢官》时,作者便不接话茬或保持沉默。“她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我不好反驳她,心想我不说什么就是了。”这样李希凡就被戴上了不听江青话的大帽子。等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当时《人民日报》社里就流传“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而是我们没写啊。”的风言冷语。李希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一批被点名贴了大字报的“黑帮”分子。
其实江青早年间对李希凡和蓝翎曾有“知遇之恩”的。近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涉及对李希凡蓝翎1954年4月所著《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有如下记载:“九月中旬,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
暂且不论如何评价李希凡先生的一生,当年李希凡先生被江青“赏识”却偏“不识抬举”地对批判《海瑞罢官》不理茬和装糊涂之举实属敢于与江青较劲,敢于独立思考,敢于不随波逐尘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坚持自己立场的独立精神。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体现了知识分子敢于直面权势淫威不屈不饶坚持真理的勇敢精神。可视为中国知识界在“文革”浩劫中的一抹亮色并不过誉。
在李希凡先生恕不识江青赏识和抬举敢于坚持独立思考的独立人格面前在下实属白丁很为羞愧。实乃1949年后实施臣民教育成功造就的顺从无奈的臣民而已。可怜的我等虽口口声声自诩完成了十二年完整的小学至高中教育,但却未曾接受过完整科学正规的基础教育人文历史教育。我等接受的不是国民教育,亦不是公民教育,而是货真价实的臣民教育!
按理说文革初期最早响应号召投入文革运动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可以说是全体中国人中的佼佼者,本来更应该趋近“君子”和“淑女”,而事实上恰恰背道而驰。文革初期出现的大量暴戾事件就竟全都起源于大中学校,曾经参与的人群至少受了六年以上的教育,这最能说明的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固然学了不少数理化的知识,但在如何做人上,如何认识社会,如何真正了解中国历史也就是在掌握历史人文知识上,竟与文盲或无知者并无二致。或许就是长期接受了臣民教育和臣民文化之故,难道“太上老君”的“最高指示”真有能把无知稚子们顷刻变幻成孔子所云之“君子不器”的伟大功力不成?!
其实文革与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大中学生,特别是发动利用中学生,无知幼稚大部分为未成年人的中学生被利用作为文革开路先锋和文革初期的骨干力量而已。再加当时全国只有一种声音的各种宣传工具舆论兴风作浪把“革命”渲染得等同于暴力时,宣传工具打着“革命”旗号的明言暗示使大部分青少年失去理智,一度丧失了分析和判断能力,使他们都想方设法以为以更激进更越轨的方式参与文革就是证明自己是最最革命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培养“君子”和“淑女”目标就是远离“暴力”,要文质彬彬。而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被解释成“造反有理”和“暴力革命”,对僭越法律行为、造反武斗这些公然挑衅社会秩序的行为赞赏有加。而如同当时中国赞赏暴力鼓励青少年崇尚暴力的言行在任何一个理性有序的社会里都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
曾有些文革历史研究者把红卫兵现象的出现理解成为一个难解之谜。红卫兵都被他们看作凌空出世、不可理喻的妖怪,甚至还有人将红卫兵与义和团或德国纳粹冲锋队相提并论,将悲剧归罪于青少年邪恶的天性或本性。凡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并能认真深入独立思考的人都明白,这种认识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形甚是荒谬之论。在文革爆发的几天之前,学生们还在校园里孜孜学习备考和学习雷锋,积极争取入团入党,很是温良恭俭让的,极大部分青少年都是令老师和家长放心的好学生和好孩子。他们在一夜之间竟然就变成“拿起笔作刀枪”攻击老师和“黑帮”分子的急先锋或继而成为无法无天的“破四旧”和“打砸抢”的暴徒,这固然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我们应当可以在当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指导思想中找到确切的答案。
  这主要是文革前中小学的政治和道德教育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人格塑造的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对教育政治功能的确定是极其错误的、不适当的突出和不符合实际夸大教育的政治功能,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极其荒唐的境地。教育先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局,发展为到文革之前的“阶级斗争应当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最后发展为文革中提出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特别要指出万万不能忽视学校政治课和政治教育对学生反复灌输潜移默化关键的致命影响,必须要指出学校的政治课并非从1966年才开始的。文革前几年起当时学校政治课教育的显著特点,一是开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政治思想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二是将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极端地步。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阶级路线”紧密相连,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致使“血统论”甚嚣尘上。
因而,红卫兵并非“凌空出世”的。其出现的根本原由,这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泛政治化的“接班人教育”的恶果。它塑造了一代青少年被强迫灌输的共同的极左的政治价值观、群体人格和社会心理基础:景仰暴力革命和造反有理,崇尚斗争哲学,急切期待伟大使命降临,热烈期待“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狂热地崇拜领袖,无条件服从领袖不惜牺牲自我,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路线”。红卫兵一代的典型人格,被研究者称为是一种“权威型人格”。其基本特征是:“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要求别人屈从他自己”。 当文革开始,主流政治鼓吹造反和纵容破坏时,红卫兵的“应运而生”和“大闹天宫”的胡作非为便是顺理成章和不足为奇的了。谁之罪的问题也就引刃而解了。
黑格尔说过:“政治与环境是上帝的魔法,它可以使人是淑女也可以使人是荡妇。”在邓拓先生夫人丁一岚女士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回忆录曾经痛苦地写道:“在孩子们心目中,毛主席和党是至高无上的,毛主席的话是不会错的。叛徒当然是最卑鄙的了。你想想,当孩子们听说他们自己的父亲是叛徒时,那种心理。我能想象他们心灵上所受的打击。在邓拓去世前几天,孩子们放学回家不进他的屋子,谈话里也不叫他爸爸。另一方面,我更担心孩子们因为他的问题,而对党、对群众、对运动表示出不满。……这是我一生中最感无助的时候了。”
真切地希望丁一岚女士经历过的这一幕绝不能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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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二:再向杭高曹文趣老师道歉(一)

      四十三年后第一次向曹文趣老师道歉






自1969年3月离开杭州一中去黑龙江同江县三村插队后,四十多年来一直在外地生活及工作未曾有机会回过母校。曾有机会回杭探亲或出差开会时也都是急匆匆地往返两地。有时偶尔有机会路过杭高迫于无奈也往往只能把对母校和老师们的思念和对曹文趣老师的愧疚化作穿越校门、掠过布满浓密林荫的贡院校园长甬道向一进教学楼久久眺望的目光。在外地工作生活四十余年没有能参加过在母校校园里举行的老同学聚会活动。感到遗憾和很内疚的是有一两次同学聚会活动因临时公务不能抽身而食言没有应约前来参加。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没有能参加2006年5月14日在贡院校园举行的杭高1966届高中毕业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班级召集人通知我时当即欣然应诺参加,随即调整安排了有关日程。可临到动身前两天、突然受命要我去沪处理紧急事宜。只得打电话再三向班级召集人解释致歉。事后长时间感到十分不安和抱疚。
2009年5月16日是举行杭高校庆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日子。我已退休后回到杭州定居,看到报纸上杭高校庆活动的消息便早早的与老同学田兄、陶兄等约好一同前往。


     2009年5月16日杭州高级中学一百一十年校庆的校门照片

母校杭高有着一百余年厚重历史遗存的贡院校园、已被各种现代化教学设施及许多新建筑重造早已今非昔比自不必说。唯有“一进”行政楼和“三进”、“四进”和“五进”等始建于上世纪初叶清末仿日建筑如今亦披上新装的两层教学楼群,以及完好保留历史原貌已有近八十岁“高龄”的老“科学馆”楼等老建筑物尚能使人辨认出历史遗存的细微之处。还能让我们汲取历史遗存细节中的许多信息。尚能使人感悟到昔日江南“四大名中”之一杭高校园的依稀遗韵,更能使人在对往日校园风采追忆中再一次警醒地感受到曾经徜徉流淌的风雨沧桑……
跟随着年轻的杭高同学志愿者的引导、我与老同学田兄等来到接待历届校友的二进新教学大楼。在三楼还是四楼的一间教室门上贴有“六十年代校友”的标记,那教室用人声鼎沸,川流不息、人满为患等词汇来形容并不过份。我不了解除“老三届”学生以外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各届校友确切的总人数。只知道“老三届”(1966-1968届)高、初中共42个班级就有学生共计2101人。



        杭高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之六十年代校友接待处照片

由于接待六十年代校友的教室小人太多、参加校庆校友们的热情高涨使教室内温度骤升,再加上与陆陆续续前来的各班老同学打招呼都来不及很怕失礼。便与老同学田兄急流勇退地下楼到新建的校史馆浏览起来。
我与老同学田兄正兴致淋漓地漫读着校史馆中民国时期和抗日战争期间的杭高校史陈列,不时的还与田兄议论或争论起来。不一会儿,热心的老同学陶兄跑来告知王祖勋老师(我班语文老师,当年杭一中教导主任、曾任杭一中校长)等离退休老教师正在小会场开会,邀我一起去看望王祖勋老师。


    2009年5月16日上午杭高校庆老教师会场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人为王祖勋老师。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厉玉书老师。(老同学陶兄所摄)

我与陶兄来到小会场时,会议还未开始。看到了王祖勋老师,他胸前戴着校庆贵宾的鲜花贵宾卡,精神和气色相当好。坐在王老师后面的是厉玉书老师(曾任杭一中副校长)。我俯身向王老师请安和交谈时竟发现曹文趣老师就在前一排就座。我马上与王老师说,想请他为我引见一下曹老师、使我好向曹文趣老师道歉。不料我的话还没说完,曹文趣老师从前排回转身看到我以后,就问王祖勋老师:“老王啊,这位同学好面熟啊,是你们班的吗?”王祖勋老师一边回答一边就松开了与我紧拉着的手、还看着我的眼睛用力把我的手往外推了一下。我立刻从右边走到前排附近向曹文趣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就上前对曹文趣老师说:“曹老师,我是66届高三(7)班的王凯,我向您道歉。我是参与了在1966年6月初给您贴大字报的学生,我当年做错了。今天我向老师道歉,虽然道歉有些晚了,还请老师能原谅我。”曹文趣老师迅疾地从座位里走出来与我紧紧握手说:“谢谢,谢谢啦。老师知道当年不是你们的错,老师原谅你,老师原谅你的。没事的,你看老师都好好的。”听着曹文趣老师的话,我情不自禁地有眼泪流淌出来、话音也有些哽咽起来。这是事发四十三年第一次向曹文趣老师道歉。诚然这个道歉确实是有些晚了。我是出于内心并经过认真思考后的道歉。但愿曹文趣老师能真的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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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二:再向杭高曹文趣老师道歉 (二) 
             从贴党支部的第一张大字报説起(上)
 
 
 
 
 
时间:1966年6月2日傍晚时分起:
地点;杭州一中高二(T)班教室。
前一天的晚上(6月1日)杭一中学生每天必听的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突然传来后来被称作所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即北大聂元梓等六人所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以及专门配发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消息传来全国空前轰动,“文革”始作俑者用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点燃了“文革”造反之邪火。杭州一中贡院校园亦未能幸免。
6月2日,北大的那张大字报即见于报端。报纸还同时刊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破天荒地把共产党也一分为二,说共产党有真假之分。还把北大党委斥之为“三家村”黑帮的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呼吁革命群众不能再盲从,要起来造反云云。如此振聋发聩空前出格的官方媒体言论令涉世未几的学生们惊讶不已。
学生们殊不知毛泽东当时就在杭州。1966年6月1日中午,毛泽东在杭州看到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立刻在大字报上做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从此红色电波传霹雳,“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文化大革命”狂潮开始奔涌,一泻千里无人能抵挡。更未曾料想由此开始的“试看天地翻覆”的浩劫竟使国人生灵涂炭迍难达十年之久。
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一反当年国内官方媒体一贯文风和常用语言,竟公开尖锐指责上级领导、公开党内矛盾,公然号召可以反对上级领导直至北京市委领导。大字报通篇文字野蛮嚣张、用词激烈,无端武断、上纲上线,极具煽动性。并且特地专门配发由陈伯达亲自捉刀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旗帜鲜明地表明官方态度并“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官方媒体竟然会如此处心积虑地忽悠群众起来造反,赤膊上阵公开号召反对上级领导的做法实为自1949年10月以来所寡见鲜闻。据说北大那张大字报空前绝后的轰动效果不仅使大字报作者聂元梓“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根本没有想到中央会做出这样惊人的决定”。连毛泽东自己都说:“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全国轰动了。”
6月2日傍晚、杭一中高二(T)班教室里看起来同学们没有如同往常似地宁静安谧地开始晚自习。而是满教室交头接耳嘁嘁嚓嚓,议论纷纷的。大部分住校生和好些家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用完晚餐已经回到教室,也有好些往日放学就回家的同学却还滞留在教室里。有好些同学三个一起、五个一群地正在热议昨晚的广播和今日已见报的北大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时大多数同学都习惯性地把《人民日报》社论等同于党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研读积极予以响应,并以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一一对应对号入座地联系实际开始联想遐思,思考杭一中贡院校园近来发生的那些事……不免有不少同学被北大大字报撩拨煽动起来的激情渐渐地点燃,再加之因青年人荷尔蒙泛滥不期涌出些过激过分的言语行为也在所难免。时下被这种激情震荡得不知就里的不少青年学子们都跃跃欲试。这些恰恰就是始作俑者最希望看到的。
当时“老三届”中学生的年龄段大多在十三岁至十九岁,正处于身体和心理的发育过程中尚未能达到完全成熟的年龄段。青春的躁动、是非的臆断、理念的可塑,再加上过于旺盛的精力都表明这是一个有潜在风险的危险年龄段。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都认为,中学生是需要特别加以正确引导和调教的人群。英文中有一个特指处在这个年龄段人群的专用名词:teenager。它是由teen和age复合组成。然而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合名词,旨在表明处在该年龄段青少年年龄特征。更为深层次的解析内容揭示;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被教唆和被误导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一种反复无常、丧失理性的倾向,如引导失当就极有可能导致产生极端危险的攻击性。这些知识对于当时“老三届”中学生自身来说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下是确实难以能够了解到的,但是始作俑者对此是识微知著,知而故犯的。始作俑者就是要存心利用中学生的幼稚和无知为一场策划臆想已久且盘算自下而上发动起来彻底毁灭文化的所谓“革命”运动充当“急先锋”,再充当“炮灰”。当时谁也未曾料想“老三届”中学生在不到一年后即被始作俑者抛弃,被边缘化,被剥夺受教育权利被迫失学,被加冕“知青”桂冠驱赶出城市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而今回顾始作俑者的居心叵测实在太令人发竖。
当时高二(T)班的教室里也还真的很有些同学感到疑惑不解或者拿捏不定,或者还在犹豫自己是否应该做些什么?正巧,此时班主任M老师也如同往日一般来到教室,同学们便一拥而上将M老师团团围了起来。
M老师,高二(T)班班主任。一位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朗目疏眉、浑身洋溢朝气的青年教师。M老师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这是个做人做学问都极其本份和特别认真的青年教师。他与当时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亦对当下时局或时政消息较为敏感。他专业上专攻宋词研究潜心笃志颇有心得。据说曾报考过杭州大学中文系夏承焘教授的研究生只因外语成绩缺几分而未果。M老师当年多次应杭一中校方安排在学校图书馆举办过宋词学习的有关讲座而很受学生们赞赏欢迎。给笔者留下较深印象的是M老师担纲的一次“宋词两大流派浅释”为题的文学讲座;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他就把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以及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的两大宋词流派演绎得通灵飘逸。他能把超然旷达的的苏东坡和哀婉动人的李清照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领略感悟到M老师饱含青春激情和湛溢文学才华的讲述的确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使笔者与很多聆听讲座的同学们一样都欲罢不能。
少年老成的M老师教授高中语文课并兼任高中班主任已有三、四年,在高二(T)班也有两年班主任经历。堪称当时杭一中政治进步、专业精湛的“年青的老教师”之一。由于当时在杭一中从教的老教师们出身自诸如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名牌大学的实在为数不少,有的还是民国年间老“杭高”的名牌权威教师。例如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后即为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育家,数学家崔东伯先生1933年起在杭州高级中学任数学教师。1942年他接任杭高与嘉兴中学等七校联合在浙江丽水组建的浙江省立联高校长。抗战胜利后他继任杭高校长。1951年杭高更名为杭州一中后,崔东伯先生任杭一中副校长主管教学并兼任高中数学教师至文革前夕。笔者当年的高中数学课的《高等代数》就是由崔东伯先生以大课形式讲授的,听课学生甚众,大课堂鸦雀无声。还有曾任老杭高和杭一中地理教研组组长、全国知名的地理教师俞易晋先生(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等等。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段纯先生(女)当时任笔者所在班级物理教师。1946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的王祖勋先生是笔者所在班级语文教师。王祖勋先生1956年起任杭一中教导主任就兼任高中语文教师。又如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的朱大辉先生在杭一中任高中化学教师二十八年(1978年后任杭州师大教授),他教学成绩卓著,讲课艺术精湛,任教期间有口皆碑。这些老教师们在杭一中学生中都极负有声望。因此杭一中老教师们对青年教师的要求和鉴别考量的眼界自然要挑剔许多。青年教师如未曾经过老教师们尤其是各科教研组长的首肯或点头焉能轻易上得杭一中讲台。同时也把刁钻的杭一中学生们听课“口味”亦吊得太高。至于M老师大学毕业进杭一中任教后是如何“过关”上讲台,又如何被校方选中就任高中班主任已确实难以考证。而M老师很受学生们的爱戴还是眼见为实的。在1963年秋天开学时他曾任班主任一年的高一(F)班是如此,眼下他任班主任的高二(T)班更是如此。
M老师在文革前任班主任期间尽力适应学校按上级要求逐年不断突出政治、全面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努力贯彻“阶级斗争应当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教育方针的重要发展趋势做好班主任工作。做学生思想工作也往往有些“左倾”,常常以“革命化”或是“为革命而学习”的口号硬性批评或压制有个性有不同想法的学生,难免引起一部分学生反感。M老师口头上十分注意自己的改造思想,有时还似乎故意表现得“左倾”或激进些。竭力避免外界误认为自己是走“白专’道路的形象。在学生或学校领导眼里按当时的标准衡量M老师在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还算无懈可击。
    M老师在“文革”前与“四清”运动前的校领导以及“四清”后调整的新任校领导并无过节或较多交集。据高二(T)班同学回忆,M老师对“四清”后新任的校领导评价还不错,说过新任学校领导蛮能“突出政治”,能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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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二: 再向杭高曹文趣老师道歉(三)
               从贴党支部的第一张大字报説起(中)
 
 
 
 
M老师实际年龄比高二(T)的学生们大约年长五,六岁,而他与学生们的关系极佳如同兄弟一般。有时M老师会在教工小食堂买一两份荤菜再去学生大食堂与班里住校学生同享当时每月计人民币九元六角伙食标准以素菜为主一周才打一次牙祭的学生餐。有机会他也会去学生寝室与住校的男生们抵足而眠,与节假日不能回家的学生们常常彻夜长谈,说地谈天。当年班上唯一来自农村的学生因离家太远,中秋节正独守寝室。不期M老师前来看望,还带来当年要凭票供应实属稀罕之物的月饼,以慰学生节日思亲之绪。
所以当高二(T)班教室里的同学们都七嘴八舌、来煞不及地问及M老师对北大那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有何看法?有何评价?该怎么做?M老师便当场坦诚地、绝无心机地将自己的想法向自己的学生们和盘托出。
四十多年后,据当时在场的一些同学们回忆:M老师那天傍晚大约说了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北大那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公开发表肯定是有来头的,其重要意义切切不可小觑。大家要认真深入学习,认真领会精神。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二是这次运动看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是学术讨论不能按部就班的。我们要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斗。三是北大那张大字报所揭示的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等等情况在全国来看应该讲还是有普遍意义的。大家想一想,在我们杭一中校园里不是同样存在与北大相似的情况吗?你看我校一开始也是不许贴大字报,只许出黑板报或写小字报。后来学校同意贴大字报了,就规定要贴在指定位置。而且只许贴批判“三家村”黑帮的大字报,不许贴涉及学校情况的大字报、要贴的话必须经过学校党支部审核。不许转抄北京或外地流传的大字报和小道消息。不许外校人员进校看大字报等等。学校团委组织开个批判“三家村”黑帮的大会,学校党支部只同意在校图书馆阅览室那么个小地方举行,使批判会效果大为失色。我听到好多老师都在说,学校党支部胆子小、太保守,关键是求稳怕乱。只要求学生听话守规矩,只能按部就班地按照学校要求搞运动。就生怕学生们节外生枝搞出什么乱子来。学校党支部主要领导太过于谨慎,不仅仅是胆小怕事的问题。依我个人看法、也不一定正确。我认为学校党支部对文化革命运动领导不力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谁知M老师还没说完时,就有好多同学纷纷打断M老师讲话开始乱插话。这个说,学校党支部就是对文化革命领导不力,你看看上月底在图书馆阅览室召开的批判“三家村”邓拓黑帮大会那叫什么批判会啊。这么重要的会议,明明晓得有很多同学会参加大会,就是不重视批判“三家村”邓拓黑帮才会把批判会安排到那么小的场地举行。那天批判会会场真是挤得人满为患,水泄不通。那天天气并不太热,就因为场地小人太多之故,使参加会议的同学个个热得汗流浃背,都有如时临三伏啦。这足见党支部对批判“三家村”邓拓黑帮的态度和立场有问题。这就不单单是学校党支部领导不力的问题啦。
那个说,听别人说杭二中的校长很开明的,杭二中对学生们张贴大字报、开批判会都没有特别的限制。还十分支持学生对学校落实毛主席关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重要指示、如何推进教育改革提出建议意见。还允许转抄张贴北京传来的大字报,有好多还是中央首长在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讲话。杭二中这些做法在杭一中就不行。这样下去学生群众积极性受到限制,群众发动不起来,杭一中的文化革命运动怎么能够进一步深入发展呢?
高二(T)班教室里不少同学好啊好啊连声附和着,喊着叫好,纷纷表示有同感。还表示坚决支持M老师和这些同学发表的这些意见。
已记不得是哪位同学紧接着抢着大声喊着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大字报,说明北大的问题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一旦中央重视了北大的问题,北大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就有希望啦。我们是否也应该写张大字报给学校党支部提提意见和建议,谈谈我们的看法?大家说是不是啊?
这要写张大字报的提议话音未落,高二(T)班的教室平地里喊出一声雷,好啊!就马上写张大字报给学校党支部提提意见。在教室里的大部分同学几乎异口同声一起喊了出来。此时的M老师却有些诧异地望着自己学生的突然举动,但M老师并没有立即制止,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默默地看着学生们。此时M老师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是他自己这一番话的启示和鼓励,那天留在教室里的高二(T)班同学们不见得会有胆量产生贴出第一张给杭一中党支部大字报的动议来。
那些积极提议要给学校党支部写张大字报的同学们便围拢到教室讲坛附近的座位,把好些张课桌并放在一起。要在场的班干部ZE同学负责记录大字报内容,要班上同学们公认书法出众写得一手好字的JW同学抄写大字报。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集体口述“创作”大字报,而且大家同时对大字报的内容进行集体审核,大字报起草过程中只要有一句话或一个词汇有人表示不同意或认为不合适就得删除重来。M老师根本插不上嘴,他只是在一旁看热闹。所以这张大字报是集体创作的,集体执笔的。要不了一会儿这张大字报就写得啦。
当年高二(T)班给杭一中党支部贴的第一张大字报的确切具体的文字内容已实在已无据考证。一来大字报未留下底稿。二来四十多年前的许多往事谁也记不起来,记不确切。有记得一些的、也感到难以有完整准确的回忆。据说在文革初期杭一中校方或市委工作组曾专门组织少数学生和教师记录和复制过一部分大字报的。就不知道高二(T)班的那张大字报在杭高校史档案中可有留存?
据多位亲历者回忆,高二(T)班的大字报标题应为“给学校党支部领导的一封信”。大字报大致主要内容是责问学校党支部为什么不紧跟形势发动群众开展文化革命?为什么党支部领导杭一中文化革命运动十分不力?为什么党支部专门制定各种清规戒律限制学生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为什么党支部压制学生们对于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不同意见或建议?为什么党支部不支持学生给教育改革提意见提建议?用多个“为什么”严厉责问党支部为什么领导运动不力,搞得杭一中文化革命运动冷冷清清跟不上形势等等。大字报篇幅不长、文字精悍,文风犀利,遣词造句激烈时尚自不必多言。大字报全篇主旨明确,斗争矛头直指学校党支部。大字报中最最要命之处,据说就是这一句“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射党支部工作之的”竟被人认作是高二(T)班大字报的“点睛”之笔。据说就是因为这句话高二(T)班大字报当时曾被杭州市委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内部判定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党支部领导的大毒草。如此的工作组内部意见已经说明高二(T)班的这张大字报的出现基本上已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范畴。
据回忆,当时大字报由书法高手JW同学抄写完成后,高二(T)班在场的同学们出于强烈的“师道尊严”观念,立即闪出一条通道礼让M老师首先在大字报上落款签名。只见M老师稍作停顿,毫不犹豫地第一个落笔签名,第二个签名的就是誊抄大字报的JW同学。先后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共计约二十二人。除M老师外,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二十一人。班干部,班团支部干部例如FH同学,YR同学,ZE同学,学习尖子SR同学、DK同学等等都一一签了名。只要当时在场的高二(T)班同学统统都在那张大字报上签了名无一例外。当然其中也有不乏碍于面子不得不签名的,例如干部子弟PH同学等。也有虽未曾参与大字报起草全过程、进教室时正好赶上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学也有好几个。FS同学在近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曾写及过这些细节。
假设M老师是这张大字报的阴谋策划者,他完全可以在大字报誊抄完成前找理由离开教室,或者找借口拒绝在大字报上签名。在场的高二(T)班的同学们亦无可厚非。据亲历者们回忆这张大字报的“出笼”完全是那天傍晚风云际会的结晶。没有谁事先策划过,也根本没有所谓黑手幕后操纵。完全就是被北大聂元梓那张大字报巨大冲击波轰动效益波及而来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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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二:再向杭高曹文趣老师道歉(四)
      从贴党支部的第一张大字报説起(下)
 
 
6月2日当晚,高二(T)班的这张题为《给学校党支部领导的一封信》的大字报就被贴到了杭一中一进行政楼门厅进门两侧最引人注目的右边墙上。尽管行政楼一进门厅两侧墙面和通向二进教学楼以及直到后面大礼堂的走廊墙面早已被大量批判“三家村”邓拓黑帮等的大字报贴得琳琅满目、此起彼伏的、本已无处着眼。但高二(T)班的这张大字报以其很为醒目的大标题和老辣苍劲的书法吸人眼球。并以这张大字报上有无数个“为什么”很严厉够大胆地诘问党支部的内容使人驻足观看。这是杭一中文革运动开始以来把大字报舆论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学校党支部第一张敢于出格的大字报。所以立即引来大批学生围观议论,有的学生还大声地逐字逐句朗读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不少学生还边看边当场大声议论起来。现场有人反对,也有人赞同。但显然在现场反对这张大字报的声浪时不时的总是要高过赞同的声音。刹那间高二(T)班这张大字报的周围几乎立即成了现场辩论会的会场。
当晚8时许,高二(T)班教室门口就来了一大帮身着褪色旧军装大多操普通话的小女生,她们自称不是初二就是初三年级好几个班的学生。这些泼辣的小女生们大部分明显是干部子弟。她们双手叉腰时而用手指指点点时而高呼口号,大声地呵斥着要求高二(T)班刚贴的那张大字报作者站出来与她们开展辩论。她们口口声声喊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党的领导。坚决反对攻击污蔑学校党支部,要揪出张贴反党大字报“黑”手等等。高二(T)班的同学们也不甘示弱,就在教室门口与她们争论辩论起来嗓门也不小。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服谁。辩论直至夜自习熄灯才散。
第二天6月3日,高二(T)班昨晚贴出这第一张贴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的消息传遍杭一中全校,当时原本就不算太平静的杭一中校园立时大哗。
6月3日上午开始先是有高三(F)班FJ同学为首的一批同学贴出大字报对高二(T)班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和赞同。FJ同学还与支持者们一起到高二(T)班教室向M老师和同学们表示了支持和声援。陆陆续续还有初三(A)班,初三(F)班等班级的一部分同学也贴出大字报支持高二(T)班的大字报。
纵观形势还是批评或批判高二(T)班大字报的大字报占了绝对的上风,还没到中午时分,本来就为数不多支持声援高二(T)班观点的大字报已被持批判观点的大字报全部覆盖。这些批判大字报就贴在高二(T)班那张大字报的四周,而且贴出不久就被接连不断的新的批判大字报所覆盖,渐渐地高二(T)班的那张大字报便成了这一面大字报墙的一块“吐鲁番盆地”了。
还由于高二(T)班大字报标题中的“领导”二字十分巧合地与上方一张大字报的末行几字靠近,而上方大字报已被覆盖得只剩下那最后一行几个字的一竖末端,粗看起来有点像在“领导”两字上加上了单引号。结果被好事者们写大字报揭发高二(T)班大字报竟敢给学校党支部领导两字加引号是反党行为实属滔天大罪。又掀起了批判高二(T)班大字报的再一次高潮。
从6月3日上午开始到高二(T)班教室上门兴师问罪的人群、要求与高二(T)班开展辩论批判的人群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连高二(T)班的同学们在校内路上行走或是在校园、健身房活动都会被其他年级的学生认出来围攻漫骂或要求辩论。高二(T)班的同学们感到应接不暇,也不好应对实在感到头痛。班里ZH,FH,JW,FS等等一大帮男生只得跑到足球场踢足球躲躲清静。
6月3日下午,按“近水楼台先得月”潜规则,借毛泽东在杭州之宜抑或先获指示的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所派出的市委杭一中工作组在进驻六天后首次露面,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工作组组长、市委宣传部部长周芝山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周芝山部长系1939年加入中共的老干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其先后任区长,区委书记,特派员,情报站长,联络员,游击大队长,县长,解放军支队政委等职。1949年后曾任县委书记,县长,共青团地委书记,浙江大学团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等职。周芝山部长1965年6月起曾任杭一中“四清”工作队队长刚撤出不久,又作为市委在文革初期派驻杭一中的工作组任组长,真可算作“二进宫”了。可见杭州市委对杭一中的重视程度。
据笔者当年笔记本的简要记载:周芝山部长在全校师生大会讲话中说:“我们按照省市委的指示组成工作组进驻杭一中,进行试点工作,通过试点取得经验来指导全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工作组共有六名同志。就是到杭一中来搞文化革命的,与大家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已是我们进驻杭一中的第六天了。工作组广泛地接触了一中广大师生员工,较多地接触了学校领导干部。六天来,我们看到了杭一中文革运动各个方面的情况。也发现了一些倾向。”
“按照毛主席和党的指示,我们市委工作组一定要紧紧依靠学校党支部的领导,坚定不移的支持学校党支部的领导……”
“昨天北大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学校师生贴出了很多大字报,充分反映了大家强烈要求学校党支部,工作组要认真负责地领导文化大革命。反映了……,反映了……,大家认识到……,大家认为……。这是……的头等大事。这是……的斗争。对广大的师生正确态度我们表示坚决的支持。”
周芝山部长在讲话中提出要求要大家认真学好有关文件,学好毛主席著作之后特别指出“搞文化大革命要联系实际,大家要认真想一想我们学校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还有没有隐藏的牛鬼蛇神?要是有的话,就要揪出来示众!”
周芝山部长在讲话中着重提醒,再三强调要明确文化革命运动斗争的目的和方向。“斗争的锋芒要始终对准指向大大小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黑帮和一切牛鬼蛇神。不能乱开横炮。凡是反共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凡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反社会主义的,我们都要与它们作坚决的斗争!”“要尤为注意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动向,他们企图利用文化教育阵地散布反革命毒素,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我们一定要认真严肃地对待,切不可掉以轻心。要进一步明确斗争大方向,要进一步明确具体的斗争目标。要瞄准“三家村”黑帮开火,要发动广大革命师生在斗争中练兵,把一切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
从6月3日下午的全校师生大会以后,杭一中文化革命的斗争矛头就全部有组织有计划地转而指向了据说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反动学术权威的语文教师赵楚寅、语文教师曹文趣,右派教师俞易晋,所谓“地主”教师谢伯容等人。由此笔者后被学校党支部点名指定参加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曹文趣老师的写作组。在工作组党支部直接领导下,学生党员牵头的写作组参与写大字报批判曹文趣老师,还与曹文趣老师展开过面对面的斗争。
同时,市委工作组对高二(T)班的大字报问题全面深入的调查工作也随即开始了。从表面上看对大字报的调查工作对高二(T)班参与写大字报的同学来说压力并不大。无非就是反复被工作组找去谈话要你揭发问题、检举“黑手”,或是多次参加工作组举行的调查座谈会调查回忆大字报形成的全过程。提出工作组对那张大字报的许多疑问,动员要大家针对疑问检举揭发问题。最讨厌的是工作组把调查重点集中指向M老师。总想要把M老师与学生区别对待并分开进行调查,让学生们背靠背揭发谁是策划大字报的“黑手”?“黑手”是如何蛊惑大字报出笼的?这些调查工作手法现在看来显而易见会使人感到这是是历来深挖反革命分子或反右派运动抓右派的老套路而已。其实当年高二(T)班被工作组找去进行过调查谈话的同学们都是心有余悸的。那种声色俱厉或谈话全过程充斥尖言冷语,或采用类似于审讯罪犯的谈话方式使许多同学们感到十分恐惧。同学们很害怕因那张贴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真的会使M老师或是自己被打入“另册”、被打成“反革命”。一向老实厚道沉默寡言的班干部YR同学被工作组调查人员问得实在生厌,竟逼得YR同学吼出一句:“M老师不是坏人!”
当时没有赶上在大字报上签名的高二(T)班ZH同学曾被点名去参加市委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召开的全校部分同学座谈会,他记得主持座谈会的领导千方百计地反复引导大家认清高二(T)班大字报的“反动”本质,要求大家勇于检举揭发M老师日常平时的“反动言行”。座谈会上紧张的气氛和离谱的言论使性格刚强,一向为人仗义的ZH同学实在按捺不住愤懑和抵触,他在座谈会上大声发言道:“M老师不可能是反革命,如果是,我和他一起去坐牢!”后来听说ZH同学就为此被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内定为“三类学生”。有关调查工作的深入透彻程度可见一斑。高二(T)班参与写大字报同学们政治压力,心理压力与日俱增。
可爱可敬的高二(T)班那些参与写大字报的同学们在当时被工作组调查时说来说去都坚持说实话、说真话。就说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几句话。决不说假话和违心的话。好多同学每次说话谈情况连每一句话的标点符号和说话时的表情都没有太大差异。使调查组工作员人多次调查谈话之后也很烦。
M老师一直被外界认为是这张大字报的策划者或幕后指使人。所以工作组找M老师谈话谈得次数最多,怀疑程度最大。使M老师深感委屈。M老师的思想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万幸的是高二(T)班没有一个同学在当时工作组的高压下胡言乱语的。因确实没有找出什么确切证据,M老师也没有被采取任何组织措施或被横加“公开”的罪名。
可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M老师因病英年早逝。在此谨掬一瓣心香。
M老师和高二(T)的同学们一直到1966年8月6日晚上在省体育场,参加杭州市委召开大中学校师生万人大会并听取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的讲话和宣布党中央撤销工作组决定的全程录音后,因为贴杭一中党支部大字报所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才开始消失,似乎才开始有机会得到彻底解脱。
可万没想到文革的风水轮流转,从那次省体育场万人大会后市委工作组的周芝山部长和杭一中的徐书记们厄运就马上来啦。他们被斥之为“在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上头说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至此对为拙文提供素材或给以帮助的JW,FH,SR,FS,PL,XD,DK等各位仁兄一并表示感谢。拙文中所述情节如有谬误,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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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二:再向杭高曹文趣老师道歉  (五)
参加批判曹文趣老师写作组始末(上)





经反复考虑后还是写下了“始末”两字为本节拙文标题。但当年的往事已旷日弥久。怕是自己斗胆妄写“始末”定会挂一漏万的,很担心文不尽意的。我也曾想了很多的办法。承蒙有网友真诚帮助找到了在远郊老年公寓已居住了好几年的D同学,但D同学再三说对往事已确无太多印象了。还听说Z同学重痼染患多年也不便打扰。故只能自己尽力为之,将就着单枪匹马地临文不讳了。我以为这都是向曹文趣老师再次道歉所必须的。
为收集准备写作拙文本节文字的相关资料和考虑本节文字如何构思着笔以来一直就处于追悔何及的心情之中。尽管在2009年5月16日上午,即四十三年后第一次向曹文趣老师道歉时,曹文趣先生大度地表示愿意原谅我。从内心而言仅使我慰情聊胜无而已。文革之初自己参与对母校曹文趣老师的无端伤害和侮辱是一生的耻辱,实为一之已甚。正如左丘明在《左传》云:“……作而后悔,亦无及也。”
1966年6月4日上午,当天的《浙江日报》第三版刊登了自己撰写的那篇批判邓拓先生《燕山夜话》的短文“一定要向革命英雄学习”。其实这篇遵命应时短文的大部分文字是浙报编辑们的剪刀浆糊功夫,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短文中有多少文字是按原文发排的。而且那天《浙江日报》的第三版专门给杭一中学生们发了个“批判三家村黑帮”专版,报纸上并不是只有我的那一篇短文。当年毕竟太年轻也无知浅薄得很,以为自己的文字忽而变成了省报上的铅字就了不得了。那种莫名的得意,那种斗筲之徒的莫名欣喜虽还有意克制着只留在自己心里扑腾。可以想见当时自己与同学说话的表情和口气必定与往日有异样之处。熟识了解你的一帮同学一瞅你异常兴奋的脸色神情也就什么明白了,有同学在恭维之余忽来几句热嘲冷讽你也都得听着。记得班里大部分同学并不以为然,个个都在忙着抓紧复习功课准备迎接7月初的高考。
6月4日下午,上自习课时校办有人带信来说,学校党支部徐书记要你去一趟。徐书记说,市委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经研究要你参加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曹文趣的写作小组。写作组由高三的学生党员Z同学负责,还有从鲁迅文学社团推荐来的高一年级D同学参加。专门在一进和二进之间的学生会办公室给你们三个人腾出了一间小办公室写大字报用。徐书记问有问题吗?我回答说,要我参加写作组没问题。就是我们每天上午都还有高考复习课,有几天下午也要上复习课怎么办?
因当时高三学生高中毕业考试刚结束没几天,正全力准备7月初的高考还在上复习课。自己早已开始高考倒计时知道离高考开始之日还有一个月零二天。故每天的高考复习课可是万万缺课不得的。大家了解杭一中高三各科教师学识渊博、讲课精湛、教学经验丰富。但不一定知道每位涉及高考科目的老师都有多年应对高考相当于“独门秘籍”的“杀手锏”。老师们而且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据说非要在每年学生高中毕业考试完毕后的高考复习课上所谓的“独门秘籍”才能开始初露端倪的。老师们对于每门课程重要知识点脉络波动的把握,以及当年高考试题可能会出现的倾向性变化预测往往会有独到的见地。据说杭一中很有几位老师对每年高考复习重点和必须关注知识点的判定或提示经常会与当年高考题不谋而合或巧合神似。这是自己1964年及1965年的7月初曾两年参加杭一中高考考场服务工作时听参加当年高考后的1964届、1965届杭一中学长们谈及高考复习时特别提及过的。
徐书记回答说,哦,上课嘛、要上的,要上的。上课也要与搞文化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嘛。当然是要立足于搞好高考复习的。但要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安排时间嘛。比如下午自习时间啦,晚上时间啦,星期天啊,你们可以抽时间多关心关心文化革命运动嘛。至于时间具体怎么安排?你们与Z同学商量定吧。你看行不行?党支部寄希望于你们这个写作力量相当强的写作小组,希望你们早日能拿出有分量的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曹文趣的大字报出来。
那可是青年学生们大都争先恐后要争取投身革命的年代。谁都生怕干革命轮不上自己,生怕自己一不小心便不是革命运动主力军而被入了“另册”。记得那天不知为何忽然想起父亲在“四清”运动中因历史问题被处理的决定快下达了,前几天父亲所在单位的“四清”工作队和单位党委已经找他谈话了的那件事。内心深处猛然感到一阵徒然地压抑和莫名的烦恼。我就什么也不想说了。
因为曹文趣老师未曾担任过我班的任课教师,自己对曹文趣老师是不熟悉也不了解的。曹老师是高三年级编班序号在最前面几个班的语文任课教师。具体是哪几个班?至今我也不清楚。只是在前两个学期的某个周六下午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听过曹文趣老师关于读书阅读方法的一次讲座,印象颇深。现在却要猛然把曹文趣老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来批判,心中确实很茫然。
学生党员Z同学,虽同为高三年级学生不是一个班的,所以并不熟悉。杭一中1966届高三年级有八个班约近四百名学生,Z同学亦可算是知名人士仅略有耳闻而已。Z同学即在拙文《贡院旧澜拾零之一》中提及的杭一中在“四清”运动中发展的四名学生党员之一。只听说她父亲是当时省里还是市里的领导干部。在这之前与Z同学没有交往,也不曾共过事。但无论如何当时自己对杭一中在“四清”运动中发展的这四名学生党员还是相当仰慕敬畏的,大家都把这四名同学看作杭一中学生中的佼佼者。听班上同学说,Z同学从小天资聪颖。自打小学起学习成绩极为优秀并很早就一直担任少先队、共青团和学生干部。还听说她文笔清秀快捷,伶牙俐齿口才上佳。曾被校方列入当时留法预备生考察人选名单。
那一位高一年级的D同学也是不认识不熟悉的。
6月5日(星期日)下午,我准时来到专为写作小组准备的学校学生会的那间办公室。Z同学已经先到了,她很客气地与我寒暄了一会儿。又很随便地聊起了与我同班的她小学或初中同学的情况,多半问到了学习成绩如何?他(她)们高考准备考文科?考理科?由于与她初次交往不甚了解、我一下子想不好是实话实说呢?还是打个哈哈?为稳妥起见我当即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当一开口就是标准普通话的大个子D同学晃晃荡荡口中念念有词地进来时,Z同学瞟了他一眼略带揶揄口吻说,好小子,这一带全都是你们秀才们的地盘,你还会找不到?迟到啦,先惩罚一下,罚你站门口吧。D同学竟马上喊着大姐大姐的也开起玩笑来。我料想他们早就很熟悉的。
Z同学似乎早有准备地拿出了个大本子,先把市委工作组和党支部对写作小组的指示要求进行了全面传达。大致意思还记得一些。即要发扬杭一中的鲁迅战斗精神革命传统,立即组织一些政治觉悟高、革命精神强、有写作能力的学生骨干组成写作小组。要争取在短时间内写出一批如同鲁迅杂文“匕首”和“投枪”一般文笔犀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坚决把文化革命运动的斗争大方向和斗争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坚决打掉反动学术权威的威风。市委工作组和党支部决心要学习毛主席亲自抓反修斗争的“九评”写作班子那样抓好写作小组的工作。革命战争靠枪杆子,文化革命靠笔杆子等等。这一番话听得我很有些云里雾里的。
Z同学又简要介绍了曹文趣老师的情况。曹老师是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大学毕业。1949年初参加革大工作,1957年肃反运动后因政治历史问题调离省委党校来杭一中任语文教师。
她还说有关曹文趣老师的反动言论她已经初步整理出来大约有三部分。主要有宣扬封建主义糟粕、赞扬帝王将相和孔孟学说。鼓吹青年学生要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宣扬风花雪月的资产阶级享乐观、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并要求把这三部分言论分成三个专题进行批判。写作小组也做了分工,每人负责一个专题,写完批判稿后经大家讨论修改后,再抄成大字报贴出去。
Z同学说,知道你古汉语功夫好,你就负责批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专题。D同学负责批判资产阶级享乐观专题。最后的批判鼓吹成名成家专题就是我的啦。要力争明天上午要有第一批大字报贴出去。自己当即表示能按时完成任务,还要求Z同学多多批评帮助。
D同学不知为什么一个劲儿地表示反对。他认为熟悉分析曹文趣老师的言论需要时间,找些相关参考资料也需要时间,写批判大字报更需要时间!要明天就出大字报肯定来不及的。D同学还以寒假时鲁迅文学社团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例,光熟悉收集有关资料就安排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Z同学也不理会D同学的意见自说自话地宣布,明天下午一点在此集合讨论抄写大字报。说完就自己走了。我当然不敢有反对意见,我想只要明天上午的复习课不耽误就行。批判大字报嘛今晚上就能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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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二:再向杭高曹文趣老师道歉(六)
参加批判曹文趣老师写作组始末(中)



现在想来当时还是D同学老道些、比较有想法的。D同学对被要求撰写批判曹文趣老师大字报之事一定在短时间里进行了认真的独立思考,尽管他仅从写作的一般性必须遵循的规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当时只要能够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就能证实D同学至少保持了谨慎正常的清醒。
D同学的谨慎清醒比我当时怀着一种被学校党组织选中参与写作小组莫名的荣幸感要强得多得多。而自己却习惯了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服从领导是第一位的思维定势。觉得服从领导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甚至乐于接受,求之不得地习惯性轻易放弃独立思考。至于是不是也有按时下很时尚的马斯洛基本需要层次理论分析也可能有为了解决自身安全需要之因素的问题呢?但早已时过境迁,实在难以一一佐证为自己开脱了,就只能忽略不计。很为当年自己有意识或下意识地阿谀顺旨或曲意逢迎的行为感到极为羞耻。
6月6日第二天下午,还是Z同学先到学生会小办公室。我把写好的批判大字报底稿交给她。Z同学当即很细致地看了起来,一边看一边当场修改。当D同学手里拿着一大把油画笔和排笔、颜料墨水,还夹着一大卷白纸进来时,Z同学马上吩咐道,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的批判大字报吧。讨论后请D同学你马上开始抄我写的这份大字报吧。今天一定要贴出去的。此时,D同学却堂而皇之大声地对Z同学说,他自己的那篇批判大字报稿还没有想好如何写,觉得难度还蛮大的。不要催得太急啦。
三个人一起对Z同学写的大字报稍作讨论之后,D同学随即动手准备抄写Z同学的大字报。D同学问Z同学,大字报的大标题就用你文章的原标题呢?还是另外再拟一个标题?原标题字数多太长不够醒目。Z同学就问大家,怎么样?大家有意见吗?D同学的这条意见提得不错。我们讨论一下都来说说自己的意见。
D同学说,大字报的标题首先必须要醒目,要想让人一目了然,这标题就不能太长、字数当然不能太多。你昨天说到过中央反修斗争的“九评”写作班子。我看就来个“一评曹文趣黑话”如何?再把你原文标题作为副标题。往后咱们写作组的大字报以此为序类推。你们看如何?Z同学当即表示赞许,我附和着表示同意。
D同学的书法功夫还真有两把刷子。他用排笔书写等线体的大字报标题刷刷几下就出来一个大字,并把标题粗大字体用红颜料勾边呈立体字样貌就更为醒目。仅大字报标题就几乎占了一整张全开白纸。大字报的正文他用油画笔一笔一划地书写仿宋体,D同学写得又工整又快。当日下午就把“一评曹文趣黑话”的大字报贴了出去。
贴完大字报回来,Z同学就把她修改后的我那篇大字报底稿还给我,要我再认真修改一遍。并说明天上午交稿就出大字报。我问明天上午要上课咋办?她说这几天要把这三批大字报连续贴出去,以便造成一定的气势。肯定要连续作战的,不能停顿。要不要请党支部徐书记帮你去班里请假?我只好无奈地说还是我自己向老师请假算了。
结果,6月7日,6月8日,6月9日接连三天都没有回班里上复习课。白天晚上连续撰写讨论抄写大字报。写作小组又接连贴出了“二评曹文趣黑话”,“三评曹文趣黑话”的大字报。这批批判曹文趣老师“黑话”的大字报是杭一中在文革初期头一批公开指名道姓批判老师的大字报。再加上这批大字报末端署名第一个签名的都是学生党员Z同学。使这批大字报的被关注度极高,引来了不少同学老师们围观。曹文趣老师负责教授语文课的那几个高三年级班的同学贴出不少呼应支持的大字报,Z同学所在的那个班贴支持大字报的稍多一些。没有发现有反对批判曹文趣老师的大字报。从此以后一大批公开点名批判老师们的大字报便开始出现,接连不断,层出不穷。
我不知道当时Z同学和D同学是如何写作批判曹文趣老师的大字报的。当时自己感到写这样的大字报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对曹文趣老师的有关言论是在何种场合发表的背景情况不清楚,对有关言论的前因后果和有关关联因素如何表述和正确理解也不十分清楚。这样就不太好贸然下结论判定对错。其次自己认为曹老师的有关言论不一定每句都有错误,有时只是强调了某一方面的重要性而已。从摘录的一段段话来看最多也只是有片面性而已。再则对曹文趣老师言论进行批判时如就以自己真实的观点作鉴别判断难以归纳和确定主要批判方向。往往会与规定的批判方向不一致,这样批判曹文趣老师的大字报就不好写。那时候写大字报还没有完全发展到后来开展“革命大批判”时公开的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大家都来抄,天下一大抄。”的地步。就是参考一些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等文章时也不敢照搬照抄。最多只是参考其基本思路和大致的论述批判方法。想办法改换基本观点的表述顺序和主要词汇,把批判观点的内涵或外延进一步引申以及变换先后位置等等。其实还是万变不离其中的。就是称作变相抄袭也并不为过的。
直到自己写的批判大字报初稿被要求修改多次后才明白在写作小组写批判曹文趣老师大字报是不充许有个人观点或进行独立思考的。唯有遵照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的要求,必须按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径来撰写批判大字报才行。写作小组贴出去的大字报虽以个人署名,但实际上并不是个人意见而必须是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意志的体现。首先必须解决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立场和态度问题,就很难适应写作小组的批判方式。违心的、无端的、牵强的去批判自己并不了解的曹文趣老师,是自己在文革初期曾经历过的最违心和最内疚的事。
6月10日上午回班里上复习课。班里有同学告知,昨日班里有同学以班级集体名义给高教部写信了,要求改革高考制度废除今年高考。也帮你在信上签了个名,想必你一定会同意的。我听了半天没有说话,心里很有些不爽。但又不能直说。我半开玩笑地说,大家都要求废除高考了,还上的哪门子高考复习课啊。不料那同学来一句,这复习课啊,上不上的真没啥意思。你看看来上课的老师们也已个个都没什么心思上课啦。真还不如自己看看书做做题。
下午正在教室里整理复习资料。D同学跑来找我,说有事啦、快下去。Z同学手里拿着几份发黄的旧报纸和旧杂志,要我和D同学都读一读。原来是上面刊载有曹文趣老师早年撰写的几篇杂文或散文。大家传阅完后,Z同学就组织讨论如何批判曹文趣的这些大毒草。D同学很认真地说,想不到这曹老师讲课一套套的,笔头子也竟如此麻利。文章写得很有些鲁迅遗风。还问我,请教你老兄作何评价呢?我只是笑一笑。Z同学说,我们要带着阶级斗争观念分析批判曹文趣的一切毒草。并要求我先写出批判大字报初稿,再讨论后定稿。我说,今天还有些作业必须要完成的。晚上我先挑一两篇读一下。要是顺利的话明天下午完成批判稿如何?Z同学只说要抓紧写。
到如今曹文趣老师那些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题目和内容全然记不得了。只记得当天下午放学前我就完成了写批判大字报的任务。已不记得是如何完成任务的。
6月11日下午,“四评曹文趣黑话”的大字报又贴了出去。下午快放学时,徐书记肖校长一起来到学生会的小办公室看望并鼓励我们一番。班主任X老师也一起来的。
6月12日(星期日)上午,Z同学组织我们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并进行讨论。Z同学说,她准备再写一篇批判曹文趣老师杂文的大字报。她认为我写的批判大字报还没有真正深入触及问题的要害,她要进一步揭示批判那些杂文的反动本质。
6月13日下午,“五评曹文趣黑话”的大字报贴上墙。
6月14日下午,Z同学召集开会时提出,曹文趣很狡猾,现在也还不认罪。还妄想与其他反动学术权威“共守同盟”。我们要与曹文趣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一定要曹文趣把他那些自己摘录的黑话卡片交出来,下一步我们就对这些黑话卡片开展革命大批判。
Z同学说到“黑话卡片”就使我联想到那次曹文趣老师关于读书阅读方法的讲座。曹老师在那次讲座上讲到读书阅读的最好方法当然是写读书笔记。要做到读书时手不离笔,不记笔记不读书的好习惯。他认为读书阅读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读后做文摘卡片。制作文摘卡的好处是博览群书,摘录精华,分门别类。平时积聚,运用升华。曹老师还说坚持读书阅读做好文摘卡片是做学问搞研究当专家的必经之路。假如你能通过读书(包括古籍经典)摘录某位唐代诗人作品及评价内容等各方面相关资料的文摘卡片达一万张以上,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某位唐代诗人的专门研究学者或专家等等。
当我一听要与曹文趣老师面对面进行斗争就有些忧心忡忡。只好装作十分明白“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似的问Z同学,这样做好吗?学校党支部领导同意怎么做吗?D同学也跟着表示了相同的意思。Z同学连哽也未打一下地马上回答,我们写作小组的全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工作都是在工作组和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有步骤进行的,不会有非组织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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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二:向杭高曹文趣老师再次道歉(七)

参加批判曹文趣老师写作组始末  (下)

      6月15日上午,D同学和我在Z同学的带队引领下来到高中语文教研组办公室时,好些老师们立马站了起来、惶恐地向我们几个闯入者张望着、只有少数几位老师向我们几个点头打招呼或强作微笑示意。稍后,老师们便全都陆续离开了办公室。
与曹文趣老师进行正面交锋的当然主要是Z同学。自己与D同学只是偶尔帮帮腔,特别是自己在帮腔时説起话来自己都感到既不理直气壮、也不义正辞严,词语也含糊不清、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些什么。不一会儿,曹老师说要去上课,我们只得作罢。下午,我们几个又去了一趟,曹文趣老师坚持说那些文摘卡片既不是毒草,也不是黑话。曹老师说,文摘卡片相当于读书笔记,自己都是从书上摘录抄写而成的。他只是做了文摘卡片内容的分类和编排。应该不存在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曹文趣老师还说与读书笔记功能基本同样的文摘卡片实际上是私人阅读记录和心得的私人笔记。他为此花费了很多时间。他自己很珍惜的。
6月16日上午,我们几个又到高中语文教研组与曹文趣老师谈要他交出文摘卡片问题。在交谈中,我们几个中有人对曹文趣老师的言语充斥着居高临下、训斥质问的句式、遣词造句虽未太出格实属极为不恭的。使得曹文趣老师的情绪很是激动、亢奋。最后曹老师也不再辩解、只是保持沉默。这样几经周折,曹文趣老师终于答应交出全部文摘卡片,但他提出要回家先把文摘卡片整理一下。明天下午才能交给我们。
6月17日下午,Z同学要我和D同学去曹文趣老师宿舍取文摘卡片。我估计曹老师的文摘卡片不会太少,两个人拿不回来。再次,这领头的不去曹老师宿舍是为什么呢?我多嘴地说了一句,“曹老师的文摘卡片肯定有蛮多的,怕我俩去拿不回来。还就得你亲自出马才行哦。”Z同学听了我的话、就把眼睛朝我恶狠狠地一翻,在前头走了。现在想来,我的话也确实有些过份。对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高三学生来说,面对教了自己三年语文课程的老教师应有的师生感情积淀和恻隐之心大概总不会全部都被政治说教泯灭的。虽不知道当时Z同学真实的想法,也许当时Z同学可能也有难言之隐。
那天从曹文趣老师家里拿回来的文摘卡片装了满满当当的、约有六七个大档案袋。有不少卡片还是从特制的卡片柜里当场倒出来的。说实话,自己当时心里只是暗暗感到把这么多的文摘卡片的编排全部打乱太可惜啦。也曾注意到曹文趣老师无助暗淡的眼神,自己却不敢再次直视。
6月1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播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
还记得那天教室里的有线广播结束电台联播节目后,教室里就骤然安静下来,安静得出奇。好半天才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大部分同学听明白了6月13日中央通知,今年7月6日每年例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将被停止举行,大学招生工作要推迟半年。但绝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这些1966届高中毕业生大学之殇的开始,等到十一年之后才又重启高考。
记得在当时听到中央通知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时,第一次领略到小道消息终成现实的惶恐。从4、5月份以来经常隔三差五地流传有关高考制度要改革啦,中央要取消今年高考的小道消息。小道消息来源的源头大多来自北京。当时的杭一中是一所省市委干部子女相对比较集中的学校。1965年前后有些同学随父母工作调动去北京上学了,有的据说就在北京一零一中学,北师大女附中等重点中学读书。在他们与杭一中同学的通信中传来的这些小道消息真可谓不能不信。
当时自己在想,不管如何从小学到高中读书十二年已到了最后冲刺考大学的关键时刻,这高考复习课必须得认真听。高考复习还得按自己的复习计划抓紧进行。虽要推迟半年高考,也绝不能放松复习功课。这样参与批判曹文趣老师写作小组的活动倒可以适当抽出时间多参加一些。免得总是让Z同学感到不快。
谁知道就从那天以后,自己参与了十余天的批判曹文趣老师写作小组的活动似乎就悄然无声无息了。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再没有同学来找我参加写作小组活动。也没有谁通知我不能再参加写作小组活动。可自己也不想主动的去找谁或要求参加写作组活动。在记忆中,在日记中,再也没有找到相关活动的记录。记得也好像再没有大批的批判曹文趣老师的大字报出现。
稍后几天。杭一中校园里大字报张贴区批判“四清”运动前的杭一中原校长金亮以及原党支部邢书记实行“重用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办学”、“分数挂帅”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重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击迫害工农革干子弟罪行等等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涌来。再又过几天批判高一语文教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楚寅老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战斗开始全面打响,大字报也是一批批的接连不断。这些大字报上的署名全是某班部分同学或某班某战斗组了。就不知道这些大字报是不是也是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组织的写作小组撰写的。
开始一看到杭一中的文化革命运动又现新高潮,自己却已不能参与其中。还是感到很有些落寞的。究其实质就是自己突然感到有轮不上充当所谓革命主力强烈的失落感。其实是为失去了革别人命的资格而感到落寞,感到失落。
6月下旬,班级团支部支委实施改选并推选成立年级团总支时,自己被推荐为支委候选人。在选举时曾当选了支委。自己起初并没有在意。过了些日子,学校团委又说支部要增选一名支委,由学校团委最后确定支委人选。我还是没在意。这时有一铁哥们悄悄地告诉我说,你要有当不上支委的思想准备。学校党总支已派人去你父亲单位外调了。不久,学校团委正式下达关于年级团总支和班级团支部委员名单上真的没有我。我恍然大悟地才开始逐渐品出这一段时间来发生的好多事情的原由了。只是因为“四清”运动对父亲历史问题的处理决定已下达。当时自己还是感到很为沮丧和极为无奈的。但没有为此而感到庆幸。现在想来,其实真的应该感到庆幸,庆幸自己再也没有资格继续犯更多的错误,庆幸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充当加害者了。
8月18日北京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之后,杭一中校园也很快出现了“红卫兵”。首先出现的是以干部子弟为主的“黑字兵”。但红卫兵这三个字在整个文革期间与我全然无缘。
8月22日在杭一中的大操场上出现了极其令人惊悚的一幕。不知是学校文革筹委会还是哪个红卫兵组织的“革命小将”们在大操场上举行了斗争“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大会,简称“斗鬼大会”。在大操场的司令台上专门设立了“斗鬼台”。原支部书记邢书记,赵楚寅老师,曹文趣老师,俞易晋老师,谢伯容老师等等所谓一大帮“牛鬼蛇神”被红卫兵们押上台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挂上大黑牌子。还要“牛鬼蛇神”们低头哈腰认罪,稍有挣扎就会被呵斥。批判大会之后,“牛鬼蛇神”们被红卫兵押送着在校园里游街示众。当“牛鬼蛇神”们的队伍经过参加“斗鬼大会”的学生队伍附近,就会有不少“革命小将”们朝他们身上吐口水,泼墨水,倒脏水甚至拳脚相加。
我在教学楼上教室的窗户旁向远处望去,看到曹文趣老师本来就瘦小的身躯被头上的高帽子和胸前的大牌子陪衬下显得更加黝瘦。身上穿着的浅灰色衬衣前襟后背和衣袖上布满了一滩滩淋漓的墨迹。曹文趣老师步履蹒跚地跟着游街示众队伍在走。这样的画面曾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为自己当年曾对曹文趣老师施恶加害而十分地惭愧内疚。
当时在参加批判曹文趣老师写作小组活动时,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无端伤害和侮辱曹文趣老师的这些行为有多么无耻野蛮。完全是颠覆师道尊严,野蛮无礼批判侮辱老师的非人道行为。虽说我们也是“文革”这一民族耻辱和灾难的受害者,但在文革初期自己曾充当了加害者的角色。不但没有勇气保护我们的老师,反而成了“文革”运动疯狂的拥护者和急先锋,是参与迫害、侮辱老师的直接加害者。虽说我们本无资格为“文革”这场民族灾难承担全部责任,但至少应该有责任反思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错误行为和“文革”对我们的思想影响。如不郑重地向曾被我们伤害的老师们道歉悔罪,以求得到老师们的原谅和宽恕,我们自己良心的歉疚和心理的负债将永远不得解脱。这就是自己要尽力回忆反思当年参与批判曹文趣老师写作小组始末的目的。在此再次向曹文趣老师道歉。恳请曹文趣老师原谅宽恕。自己将继续努力认真实践米勒尔.海明威在《真实的高贵》中所说的:“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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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二:向杭高曹文趣老师再次道歉(八)

祝愿曹文趣老师健康长寿

杭州高级中学网站上的《名师风采》之特级教师栏目里有关曹文趣老师的简介内容就安排在杭高校长之后的位置上。曹文趣老师在杭州西子湖畔以西湖景色和西湖游船为背景的留影被作为题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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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为杭高网所载曹文趣老师照片


杭高网站《名师风采》栏目在介绍曹文趣老师简历这样写道:“1958—1989年,在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教语文,兼任教研组长、杭州市语文教研大组大组长、杭州市中语会会长。苏浙赣三省十八所重点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发起人和首届会长。全国工会十大代表。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生作文比赛评委。著名特级教师。在杭高教过16届高三,深受学生喜欢、好评,教学效果甚好,社会评价亦甚好;兼任过20年教研组长,有三次评为市、系统先进集体,总结出的作文教学经验曾由新华社专访发表;当过6届班主任,有3届评为市先进班级,荣幸的是有两届各出了一名院士。由于这样先后12次评为市、系统先进工作者,两次在全国性的语文刊物上作为封面人物。
1989—2004年,曹文趣老师离休后由省教委聘任为浙江省教材编委会顾问兼初中语文教材主编,所编初中语文教材从少数地区试教到全省铺开,历经12年之久,语文教育家、扬州师大教材顾黄初先生誉为“教苑一枝秀”,在语文界享有盛誉的著名特级教师于漪也将这套教材以“新、实、美”三字概括,并都撰文赞许。这套初中语文教材虽然到2006年夏已全部结束使用,但它在构想上的创新突破和训练网络上的周密精当,在教材建设史上将会留下它的印记。
坚持“学习——试验——总结”的教改思路。“潜心教研,锐意改革,结合教学写过一批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语文通讯》、《语文教研》、《教学月刊》、《语文导报》、《中学语文》、《语文报》、《中学语文报》、《浙江教育报》、《作文报》等报刊上。2002年从这些文章中选出110余篇结集成册,名为《喜看桃李闹春风——曹文趣语文教育论文选集》,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同时还主编或参编了几十本书,主编的有《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学生诗词选读》、《中学生论文选读》、《高中作文百题解析》、《语文采英》(6本),《初中语文课外读本》(6本)、《文言文语段阅读思维训练》、《初中记叙文写作教程》、《高中议论文写作教程》、《中考文言文考点手册》、《高考文言文考点手册》、《高考语文复习参考书》、《中学语文教学实用大全》、《西湖游记选》、《两浙游记选》、浙江省编初中语文课本(6本)和它的《教学参考书》(6本)等;参编的有《活的语文教育学》(全由特级教师组成)、《高中各单元特级教师教案》、《中学语文教学论》、《新编高中作文指导》、《新编初中作文指导》、《高考复习丛书(语文)》等。
曹文趣老师的座右铭:“教是爱的享受,爱是教的生命。教是学的体现,学是教的基础。”这条座右铭应该说是他不断前进的动力,走向成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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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2006年5月14日杭高1966届高中毕业四十年纪念会上的曹文趣老师(杭高老同学所摄)


2011年12月20日的杭州《都市快报》的深度故事栏目刊登了题为《到海南过冬的故事》一文,文中有大幅的曹文趣老师夫妇的照片引起了我的关注。我迫不及待地拜读并将此文留存起来。
记者在文中写到:“在鹿回头村,我意外地遇到5位正在过冬的杭州老人——杭高退休的曹老师李老师夫妇……。”
“曹老师和李老师的房间在椰岛老人公寓三楼,一室一厅,40平米,西边套,阳台和客厅都可以望海。临近中午,窗外绿树蓝天,阳光有些刺眼,李老师把窗帘左右拉上,用夹子夹住中间。海风吹动窗帘啪啪轻响,钻进的阳光亮处仍然耀眼。曹老师说,除了下午客厅西晒有点热,其他时间都很好,特别是早晚,非常舒服。这样的房间,吃住全包,每人每月一千四百块钱。”
     “曹老师84岁,是椰岛公寓第二年长的老人,离休前在杭高教语文。李老师76岁,过去在杭高教英语。这是他们第三年来三亚过冬,主要是因为身体原因——曹老师抽烟30多年,嗓子不好,血压也高,以前一天一颗络活喜,前几年渐渐“HOLD不住”,又加一颗拜新同,还是不行,尤其是冬天。儿子是浙江医院医生,回家说有老人去海南过冬,血压就降下来了。前年,儿子托朋友在三亚凤凰镇找了套房,老两口从此开始当“候鸟”。
一到三亚,曹老师血压稳步下降,喉咙也舒服不少,李老师的肩周炎几乎再没犯过。”
“……曹老师和李老师的过冬生活很简单很规律: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后一起去海边散步。8点回来吃早饭。上午,曹老师大部分时间都在客厅练毛笔字,李老师看电视听音乐(杭州出发前她往自己的收放机里下载了两百多首歌曲和戏曲),有时做些零零星星缝缝补补的家务活。中午12点半吃中饭,吃完午睡一小时。下午和上午的活动差不多,曹老师看报练字,李老师看电视听音乐做些家务活。下午5点半吃晚饭,吃完差不多六点,去海边散步。椰岛公寓离海边很近,步行两百多米,沙滩质量不好,粗砂大石,游泳不行,散步却不错,走一个来回两三公里,回去正赶上看《新闻联播》。”
记者在文中最后写道:“李老师每星期坐公交车去市区一趟,去第一市场买够吃一周的水果、日常用品、《中国电视报》和曹老师要看的《军事观察》。房费一次性交清了5个月的,吃喝全管。至于其他花费,李老师说,一个月不会超过五六百块钱,水果是其中最大一笔开销。看得出,他们俩对三亚的生活很是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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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照片均为曹文趣老师在海南。(转载自都市快报)


当拙文在博客上发表的时候,杭州西子湖畔已完全是冬季的景色了,北方的寒潮即将来袭。人们在经历了一年四季必有的“晴西湖”,“雨西湖”,“雾西湖”之后也许正盼望着逢暖冬就难得一现的最美“雪西湖”的降临。
想必曹文趣老师和夫人李老师又会来到海南三亚避寒了。我虔诚地祝福曹文趣老师和李老师健康长寿。
(至此谢谢杭高网。谢谢《都市快报》记者何欣。我无意打搅曹文趣老师离休后平静的生活。也不想让曹文趣老师再回忆起不堪回首且不愉快的往事。借助以上文字聊表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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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三:1966年高考之殇  (四)
             一语成谶 (下)


当时,杭一中高中和初中的大部分学生们从高考推迟半年的通知中谈及的“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等文字中判读出其真实含义就是号召学生停课闹革命。给学生们发出错误信号的还有同时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新的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不论是初级学校、中级学校还是高等学校,都要把毛主席著作列为必修课。”以及“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伙同和怂恿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的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学生们就从人民日报社论上述文字赤裸裸的煽动中领悟到教育制度要彻底革命了,现有教学内容要改革了,高考都要推迟了。上课上不上都无所谓啦,大家停课闹革命吧。事实上的停课闹革命就这样如同听从了“天廷”号令大呼隆地自发开始了。竟无人敢于阻拦。
顿时,除高三年级外的高中初中各年级许多班级都已自动停课闹革命,学校不曾公开制止和反对。各科老师们看着如此的状况就征求同学们的意见高考复习课是否还继续上,班里同学异口同声表示高考复习课不能停。今年高考只是推迟半年,没说取消高考。所以要求复习课照上,高考复习也在继续进行。只是大家进行复习的劲头大不如前。
我知道ZD同学对于高考推迟半年的沮丧情绪尤甚。还记得他当时说过一句:“这样最好的状态拖着拖着,就会稍瞬即逝的。要再找回来就难了。”他所言的“最好状态”是指有关高考的复习准备状态。
ZD同学平时经常有一句口头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语出自 《旧五代史·晋书·安重荣传》:“仰认睿智,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难以违拒,须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ZD同学不单学习勤奋、知识面广。动手制作能力也很强。除了积极参加杭一中航空模型运动队的航模制作与省市比赛外。还经常上吴山路淘换些无线电零配件自己装配电子管多波段收音机或半导体收音机。他自己动手装配的三波段超外差式立体声电子管收音机的效果不输市售名牌收音机。还自己动手制作过135胶片放大机和照片烘干上光机。而且做事做学问讲究章法,也讲究时机的“四时八节”。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会中规中矩地行事、从不乱来。也很会因势利导、讲究水到渠成。不管是履行班长的基本职责或处理协调班里的突发事件、同学之间发生矛盾都处理得相当妥帖。做事从不怕自己吃亏,也不轻易伤及他人。班里有几个调皮的同学早就在高一时送个“老八股“的外号给他。ZD同学听了也不恼。有时同学们喊他外号、他会爽快地答应,似乎还很受用的。甚至还牵连笔者因长期是“八股”的同桌借光也被同学奉送外号喊作“小八股”。
高考推迟半年的通知下达之后,笔者几次想与ZD同学聊聊高考。ZD同学不是问而不答或言不及义,就是恍顾左右而言它。问急了,来一声叹息了事。几乎无法与ZD同学交流此事。由此可见ZD同学的成熟老到和世故。
转眼就到7月份,班里同学不少人忙于文化大革命,奔进跑出的开会,写大字报,贴大字报。也还有不少同学还在坚持高考复习。有的同学干脆不到学校来了、就在家里复习。班级团支部还按照学校党支部的指示对那些经常不到校的同学进行了家访。被访的家长都说学生在家里帮助家里干活解决经济困难或有病有事。而实际上好多没到校同学都在家里复习功课。
班里大部份同学对高考推迟半年举行还是寄予极大希望的,对半年后还是要举行高考是坚信无疑的。总想着自己年底或明年初还是要参加高考的,有时间还是要抓紧时间复习功课。不能浪费了时间,荒废了功课。也无非考上大学不是秋季进校就是变成春季入学啦。
7月中旬原本应是学校开始放暑假的时候,学校组织高中学生到市郊康桥公社下乡参加“双抢”劳动。当班长的ZD同学就先给我打了个招呼,说是与他同行先去康桥公社当先遣队安排好同学们食宿和劳动。我知道ZD同学的意思,二话没说就与他及JR同学,CT同学一起先出发了。
可劳动没几天,因杭州市委要根据中央决定要求立即召开杭州市大中学校师生万人大会。大会组织收听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的讲话和宣布党中央撤销工作组决定的全程录音,于是就提前在8月6日结束下乡劳动返回学校,当晚即在省体育场参加万人大会。笔者特别注意听各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否涉及高考,结果一字未提,很是失望。记得光听到他们在说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到了1966年9月份,杭一中各红卫兵组织的红卫兵们热火朝天地组织队伍去北京见毛主席,或是忙着外出革命串联。ZD同学受学校文革筹委会委派带领五名同学组成考察组前往四明山革命老区开展考察调研工作,准备组织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和教师去四明山革命老区劳动锻炼。过了国庆节后,ZD同学和考察组才返回学校,还撰写了四明山地区考察报告和工作建议交给了学校文革筹委会。正当各红卫兵组织的头面人物们多次召开大会大声大气地勒令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和教师必须要去四明山参加劳动锻炼时,小可碰巧在教室与ZD同学相遇。因当时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要求本来也应去四明山劳动的。我就是不想去,想办法找一中红卫兵的熟人LH同学搞了一张杭一中文革筹委会的介绍信准备外出串联。
好久没有与ZD同学见面了,我也故意不主动与他说话,就想听听ZD同学会对我说些什么?很想知道ZD同学是不是也是个“人一阔,脸就变”的人呢?
ZD同学看到我就先问,你准备去哪里串联?与谁一起去?听他的话知道他已晓得我准备外出串联。我便冷冷的回他一句,伟大祖国天阔地广,哪里不能去?难道非要都去四明山劳动?ZD同学听了也不恼,他哈哈一笑说,你还记得那个中央高考推迟半年的通知上有“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的内容吗?去四明山劳动也是按中央精神的、由学校统一安排的。他又问,这次你出去串联去不去北京?要去北京的话就想办法问问在北京上大学的、你熟悉的那些1964届、1965届的杭一中学长们今年年底的高考还有希望吗?何时有可能举行高考?听ZD同学问起高考,我也不矜持了。我就把8月下旬去北京串联时特地专门去北大哲学系拜访杭一中64届学长王鈺清的简要情况告诉了他,特别是王鈺清学长所说的“从北大的情况来看,今年下半年是肯定没有招收新生计划的。北京其他大学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的。问题是上头的关注点根本不在这些事,上头情况很复杂,斗争很尖锐。看样子高考这件事还一时排不上议事日程。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啦。”ZD同学听到这些话神色便蓦然暗淡下来,眼神一时似乎也失去了焦点。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文革间的1966年到1969年,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招生。一直到1970年,才有很少一部分高校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时间满两年以上的下乡知青中招生。“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是这个时代高校招生的基本原则,招生的模式是“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虽然招生还在进行,但全国统一高考被取消彻底消失了。1966年高中毕业生们的大学梦终于彻底破灭了。正如杭一中1966届高三年级当年来自浙江海盐农村的老同学“茶院居士”先生在其博客中诗曰:“十年浩劫天下乱,大学梦碎贡院前”。
1969年3月初我已决定去黑龙江同江县插队。ZD同学就带着工具家伙到家帮我钉木箱,捆绑行李准备第二天到火车站托运。已装好东西的大木箱是个旧木箱,里面物品也没放妥帖总是有些乱晃动。ZD同学要我把木箱里的东西全取出来,把旧木箱重新加固后再钉上。ZD同学看到旧木箱里有好几包有如书籍似的物品被牛皮纸包装得严严实实的,他就问我高中课本都带上了吗?我故意回答说,都要当闯关东的农民了还要那玩意干嘛。ZD同学又给我上起课来,什么农闲时要多看看书,写些文章多练笔。做做习题。有空把俄语单词背背等等。大学总不会老是关门不招生的,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等等。第二天ZD同学踩着三轮车装着我的行李去艮山门货站帮我托运去黑龙江时,一路上他还在叨咕这些话。
过了不久,ZD同学也去了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他是独生子女也未能逃脱上山下乡。1977年恢复高考时ZD同学以高分考入浙江大学。ZD同学后为某研究所研究员,曾去德国做过访问学者。
班里同学也都算争气的。据不完全统计,班里同学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先后考上各类大学的共计有三十余人。有些同学还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SF同学就是国内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生之一。班上成为教授、研究员、高工、硕士导师、博士导师的同学大约不少于十余人。那都是后话了。但1966届高中毕业生们毕业后被迫失学十余年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和心灵创伤造成的“先天缺陷”是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
     在黑龙江插队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有门道有路子当兵的,上学的,转点去南方农村插队的,该走的同学们都走了。原来一百四十多人的知青点到那年底就剩下二十几个人。那一年年底猫冬闲聊时,高三(F)班的女生CW説起了文革中的一些往事。说是在1966年底左右批判工作组和党支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红卫兵们到学校档案室查抄“黑材料”时曾发现了高三年级学生在 1966年5月20日填写的那些高等学校报考招生登记表,在登记表的政审意见栏里都已分别按学生的家庭出身或父母和社会关系有无政治历史问题等情况已盖上了方形蓝色章子。方形章子上文字分别是“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宜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四个档次。CW同学说,她父亲因1949年前在上海市政府的食品监督业务部门做过技术工作,所以她的登记表政审意见栏盖的是“可录取一般专业”。而YL同学的父母都是南下的高级干部,他的登记表政审意见栏是“可录取机密专业”。CW同学还逗趣的说了一句,“这才叫私定终身在密室,可不是后花园哦。”
记得当时曾用CW同学讲述的情况来暗自衡量猜猜自己的登记表政审意见栏所盖是什么方形章子?当时自己的判断以为充其量是“可录取一般专业”或“宜降格录取”。弄不好还会是“不宜录取”。所以1966年的高考是否推迟?高考是否取消?高考是否照常进行对自己来说高考之后结局也许都是一样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才知道其实在高考之前根据学生家庭出身和父母社会关系等政治历史问题情况进行政治审查、事先就确定高等学校是否录取的政策从1958年就开始全面执行了。而从1962年之后执行这种严格贯彻阶级路线的高考招生政策一年要比一年更为严酷,直至取消高考制度。
口口声声要“解放全人类”的当局们远远不及老祖宗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早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在中国提倡“有教无类”并带头亲历亲为付诸实践。几千年来继承孔圣人“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唯当局者们胆敢“志大言浮,离经畔道”,涂炭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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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三:1966年高考之殇  (五)

            事由探微   (上)


很久以来,笔者总有想把1966年推迟高考到取消高考的原由、真相都搞搞清楚的想法。自己也知道就目前的各方面条件想要把1966年的高考上头先通知说推迟半年进行、后来竟然停止取消高考达十一年之久的原由及过程等都要弄得十分清楚,或真相大白是困难甚多的。其内中的原因应为众所周知,无须多言。故笔者只能在目前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仅作些粗浅的尝试。
只能从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1966年高考推迟半年通知同时见于《人民日报》报端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两封要求取消高考的信説起。
先说当时的北京女一中。该校自文革后已开始男女生兼收。北京女一中早在1972年已改名为北京一六一中学。
北京女一中创建于1913 年,建校至今已过百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曾于1919年秋到该校任教师,开设教授《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两门课程。据该校校史记载;1926年正在北京女一中任教的李大钊同志曾亲自为北京女一中谋划争取并选定了现在的校址。受到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影响的的北大学生和进步青年先后曾有多人到北京女一中任教。曾有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长期担任过北京女一中校长。使当时的北京女一中师生长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一二·九”运动时期,北京女一中曾是北平市学联所在地。北京女一中曾被誉为北京学生运动的策源地。1949年后北京女一中是北京市最早的十所市属重点中学之一,是一所与北师大女附中基本齐名不分伯仲的北京市重点女子中学。
北京女一中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113号(现为北京一六一中学北校区)。北京女一中校园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与紫禁城故宫也只有一水之隔(筒子河)。北京女一中校园原址为清朝内务府会计司的南花园,是坐落在北京皇城内少数的几所学校之一。校园原址的花神殿改建成了小礼堂,原先还有小院里的月亮门等等旧址,如今都早已荡然无存。
开国上将李达的夫人张乃一女士于1958年从中央监委调任北京女一中党支部书记,后兼任校长。张乃一女士在文革时没少经受磨难。当年红卫兵批斗张乃一校长时,北京女一中的女红卫兵们还专门从北京六中找来身高力大的男红卫兵们用鞭子殴打张乃一校长。
据说当年的北京女一中可称高干子女云集。据北京女一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田小野女士的《熊窝——新浪博客》中说到因原北京女一中校园与中南海一墙之隔,学生里中央级别的干部子女很多。并谈及与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是同班同学。还有汪东兴之女汪大雁,张鼎丞之女张梅妹等等都曾是当年北京女一中的学生。
可是近一年多来,笔者为准备此节拙文有关资料过程中,在省市图书馆,在网络上费尽力气却都没有发现和收集到当年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那封要求取消高考的信是如何酝酿写作的有关书籍和文字资料。也没有发现和收集到当年曾组织或撰写那封要求取消高考信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亲历者们是如何写作的回忆文字。这种情况确实使人有些费解,殊不知内中有何原因?
再加上当时北京女一中要求取消高考那封信的写作和出台时间要早于同样是高干子弟聚集的北京四中那封跟进北京女一中要求取消高考的信大约有一周时间,看来北京女一中要求取消高考的那封信能够先出台必有其独到的原因和相应的条件。所以未曾见到与北京女一中那封信有关的回忆文字确实会使人联想颇多。但没有可靠依据亦不便妄加议论。
笔者只是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一书中读到了当年赴内蒙插队知青、1977年考入内蒙师专中文系的原北京女一中1966届高三(四)班班长何友中女士的一段回忆文字;“我的思绪飞到了“文革”开始的1966年。1966年6月6日在原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教室里,一个同学感情激动地在大声朗读着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信里给升学制度扣了好几顶大帽子,什么“反动”、“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罗列了好几大罪状,说使不少同学有严重的“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最后还提出了两个“直接”,让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请党直接从高中毕业生里挑选一批人去升学等等。虽然我已感觉到自己是在被批判之列,也没有被挑选去升学的可能,但是也积极举手表示拥护,卷进了“文革”的狂热之中。由于当时我任班长,所以让我在全校庆祝“废除高考制度”大会上代表全班发言,记得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就把社论上的几句话说了。这个发言还在广播电台播出过。这件事下乡后我从没提起过,总感到是个不光彩的事,这不是也多少宣传过极左思想吗。现在想想确实太愚昧无知、太幼稚可笑了。”
原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班长何友中的上述回忆文字完全没有谈及那封信的酝酿写作过程。倒很像一段当年自己的遭遇和检讨反省的文字。从何友中女士以上文字的分析和透视似乎可以大致判断,何友中女士不太像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要求取消高考那封信的始作俑者或作者之一。
再说说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那封信。有关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取消高考的那封信及倡议书的回忆文字在网络上和书籍资料中内容颇丰。但要从中选择摘录得当也确非易事。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初名顺天中学堂。1911年9月29日更改校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改名北京市第四中学沿用至今。北京四中系北京百年名校,北京市重点中学。
北京四中校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库。距离北海公园、什刹海、景山、西什库教堂等地不远。
原北京四中“老三届”学生赵振开,曹一凡,黄其煦等编撰,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年-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收集了18位“老三届”北京四中学生所撰写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这所百年名校在那个年代有关的许多历史细节。
当时的北京四中亦是高干子弟如云的,高层内部消息灵通。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是该校当时初二学生。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是该校当时高三学生。彭真的两个儿子傅洋(高一),傅亮(初一)。薄一波的三个儿子薄熙永(高三),薄熙来(高一),薄熙成(初二)都是该校老三届中学生。谢富治之子,谢觉哉之子当时也在该校上学。当时的将军之子们在北京四中上学的也相当不少,有杨成武上将之子杨东明(高二),张爱萍上将之子张品,张国华中将之子张小军等等。
有人回忆,当时北京四中的一些高干子女,经常能够提前听到高层的小道消息。据说北京四中的部分高干子弟,对现行的高考制度早有质疑,本来就有了废除高考制度的想法,但由于各种因素迟迟未动手,后听说北京女一中已有人倡议,并通过内部渠道将倡议书发至中央高层。为了不错失革命时机,他们匆忙准备了附议书。据当事人透露,他们在写作那封信时曾对照北京女一中的倡议书,试图在气势上压过一头。
有人记得,1966年6月初,在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又听说女一中(现161中学)写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强烈的家庭出身优越感和政治敏感使他们不甘落后。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被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给全市师生倡议书的那封信。于是,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革命小将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被取消的终点。被公认革命形象好的北京四中高二学生王倩倩与另一名北京女一中的同学被选派来到北京电视台宣读了信与倡议书。在一个电视机有如熊猫般珍贵的年代里,北京四中的有些学生们想尽办法观看了这次直播,与其说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制度废除的喜悦,倒不如说是去体味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当年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团支部书记孔丹就是高干子弟,其父孔原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其母许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据孔丹回忆,有一天他正在补课,同班同学薄熙永(薄一波之子)听到消息向他透露说1966年高考可能要停下来。薄熙永提议说:“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应一下?咱们得争取主动,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于是才有了以北京四中高三(五)班革命同学名义起草的《倡议书》和《敢教日月换新天》一文即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那封信。孔丹曾认为,“实际上是中央已经有了考虑,我们不过得了风气之先,做了这件事。我们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发的。”
据说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那封信写完后是由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时为北京四中初二学生)之手放在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的。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周珣和叶铁桥2007年6月采访刘源的通讯《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一文记载;就在这个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的案头。把北京四中高三(五)班那封信交给刘源的时候,高三(五)班的两位同学很郑重地告诉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学生录取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革干子弟都挡在大学校门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而这封信后来就与中央高考推迟半年通知同时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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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三:1966年高考之殇  (六)

       事由探微   (下)


这一节拙文《事由探微》对涉及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要求取消高考的信相关内容本应就此打住。但自己收集的资料中有如下的内容不忍割爱。此资料虽无旁证。也不及多方考证鉴别可靠性如何。还是在此摘录以飨读者,仅供参考。
资料作者系北京四中1966届初中学生黄其煦,笔名为维一(据自述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任职)。其在所著《域外怀旧录》一书中《废除高考制度旧事重提》一文中谈及:“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文化革命行将掀起高潮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四中读书,初中还没有毕业。……
六月十八号,《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紧接着就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议。在这些紧锣密鼓的群情高昂之下,政府终于作出响应民心的决定:废除高考制度,这倒是一贯上下呼应的手段。因此举而获得政治资本的造反之辈,早已熟知政治运作,风光十足自不必说,……  其后,亦如当年所有的政治活动一样,人如海,歌如潮,将个天安门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我当年所在北京四中的高三(五)班造反派虽然不是废除考试制度的“首倡”者,但总也属“附议”者,所以面子十足,全校上下似乎也都与有荣焉。
不过,就在这种“皆大欢喜”的气氛之中,当初有件小事让我又多少见识了此类政治运作的手法,值得一提。就在政府正式宣布废除高考制度的前几日,尽管风声日紧,大势已是渐趋明朗,但毕竟尚无结论。这天我正好糊里糊涂逃了课,扯谎说去写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便随了几个同学到外面去踢球。在门口传达室等人时,正好有个高三(五)班的政治活跃份子在打电话,我在一边不免伫足好奇凝听。他正与对方说到,如今高考制度是愿意也要废除,不愿意其实也要废除,他们已经得到内部消息,现在上面已经有了正式决定,其实三两天之间就要发表,只是现在需要自下而上的首倡一下,上面的文章政府自然去作。大势既已如此,我们何不抢先,正可捞些资本。听来对方觉得兹事体大,有所顾虑,他便把底牌和盘托出,鼓励说,四中干部子弟太多,容易给人以口实,所以由你们“首倡”,我们再来“附议”,头功你们尽管拿去。听到这里,尽管我也正在翘盼废除考试制度,但没有想到的是,关系千万人一代前途命运的举措竟然可以是如此决定的儿戏。但我又想到,这样的政治手段竟让一个毛头小子在中学传达室里的电话上运作,又不能不说是百密一疏,千虑一失。果然不出所料,其后《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紧接着就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议,印证了我的消息。时过多少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从旁得知,北京女一中的这个高三(四)班还真是个工农子弟占多数的班级。于是教我不得不佩服当初我们学校的革命小将政治意识与手段竟如此老道与娴熟。
再回过头去看看1966年6月新华社的后续报道,可以看到以上有关“首倡”与“附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诌。”
所以1966年高考先被推迟半年,随即全国大学关门停止招生三至五年,全国统一高考被取消十一年之举绝非几封“群众”来信所反映的民意民怨所致。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学生那两封来历不同寻常而同样充满火药味的信无非是被高人们利用作为废除高考和进一步发动文革的直接导火索而已。
高考制度被废除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在文革刚刚被发动之时宣布高考推迟停止继而取消高考之举,实属令国人切齿之恶行。以极为卑鄙的政治目的毁灭了尚且少不更事的中小学生求学深造之希望。悍然下令停课闹革命使之失学胡闹。严重影响了一代人及几代人的受教育及成才之路,严重危及国家民族兴衰存亡之大计。
随即毛泽东自1966年8月18日开始以穿绿军装登天安门城楼十余次检阅1200余万红卫兵革命小将等一反常态动作的蛊惑效应。并以狂热的极左政治说教“造反有理”煽动未成年人失去理智、罔顾法纪充当发动文革打冲锋的“敢死队”和“炮灰”。此一时,怂恿利用红卫兵小将勇当文革加害者无法无天制造“红色恐怖”。彼一时,抛弃驱赶数千万红卫兵小将离开城市和学校成受害者上山下乡变相劳改。此举可谓一箭数雕。制造十年动乱,祸害万千青年才俊。致使民族历经磨难,国家几至崩溃。此罪恶实属极恶不赦。
故曾有人评价当年高考推迟半年的“通知”在文革中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绝不亚于北大聂元梓等炮制的第一张大字报。说是推迟高考半年之“通知”为文革初期的发动集结储备了用之不竭达数千万计的“革命小将”队伍,选择了“极其正确”的冲击突破口。使文革在发动的初期就显示了其独特的主要依靠力量和阴谋方略。利用大批被欺骗和蒙蔽的青少年打头阵、打冲锋、当炮灰即是文化大革命区别于1949年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最大的特色和最大的不同之处,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堪称积重难返。
自1951年实行全国统一高考以后,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便逐渐成为教育部门感觉头痛,学生家长经常呼吁解决,学生实在痛苦不堪多年的严重问题。始渐成老大难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教育部门就十分关注重视这个老大难问题,屡屡发文件意欲解决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可是教育部门发文治理的结果往往是此消彼长,摁下葫芦起来瓢。总也达不到上层领导们的要求和理想境界。说实话,这个老大难问题在已跨过一个世纪后的眼下也未能完全解决。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较为关注文化教育领域。认为教育领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主要阵地。教育关乎“反修防修”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千秋大业。由于高考是历史由来最悠久、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科举制度”演变而来的国家人才选拔的主要形式,势必要被上升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范畴来关注运作筹划。
1964年春节,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突然对当时的教育工作、教育制度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猛烈批评。他说:“现在的考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对学生实行突然袭击……,只是读死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学生,害死人,要改。现在这个方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1964年3月,1965年7月毛泽东先后两次对中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作出批示。先说:“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后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
1965年底,毛泽东更是把对教育工作的抨击扩大到整个教育制度: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这样做工,看不见农民这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这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开始全面否定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
1964年、1965年间毛泽东与其亲属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谈话在坊间流传。毛泽东在与王海容的谈话中谈及:“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还说:“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提出学生应参加阶级斗争的主张,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学生要离开课堂,主张学生到学校以外的社会中去从事阶级斗争实践。这些谈话内容都进一步反映了毛泽东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意欲改变现行教育制度的明确意向。其对全面否定现行教育制度和取消高考制度潜移默化的超常影响力不可小觑。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和从事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学生也是这样,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着名的“五七指示”。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教育黑线,全面否定十七年教育工作和教育制度,取消高考制度的唯一依据和最高号令。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并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启动,这是以党内正式文件形式颁布的文革运动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唯一指针,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都是资产阶级专政。都是“黑线统治”。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教育领域问题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过去对教育工作的批判发展到对教育工作的全面否定和批判。而且在全党公开化,系统化,白热化。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和对教育黑线的批判斗争在当时党内认可的党规上名正言顺,可以言出有据,言出法随,为所欲为了。
所以如果说文革初期先公布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标志着毛泽东公开号召必须在教育领域夺取领导权。那么随即下达高考推迟半年的通知继而取消高考就是在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准备集结实施第一波疯狂冲锋的敢死队和无数无知的炮灰。这些都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的深宫谋略。也都仅仅是毛泽东开始全面贯彻“五一六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导部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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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三:1966年高考之殇(七)

    
         从抗日战争时杭高西迁说起     (上)


回首近代中国,在历经先后共计十四年外敌入侵的抗日战争中也没有停止过高考和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招生及学校的正常教学。为了解决撤退到大后方的学校和流亡到大后方的学生招生及参加高考的困难,那时的民国政府便开始实施全国统一命题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用飞机空运高考试卷到大后方各考点。自1937年开始,先是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三所国立大学试行联合招生。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实行统一招考。1940年,统一招考的学校范围扩大到公立院校。后虽因抗日战争战事严峻,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考办法仅实行三年被迫中止,由各高等学校自行招考。但这是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变革的一次重要尝试。
在抗日战争期间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自1938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对家在敌占区的高等学校学生实施“贷金制”,即学生向政府申请“贷金”后可在三年后无息归还。后在1943年起实施国立大中学校“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在外敌入侵那种十分困难情况下,坚持维持大中学校的教育,为的就是为中国培养积蓄人才。
而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因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便一声号令彻底取消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达十一年之久。还下令全国大中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中小学校至少停课停止招生三至四年,大学停课停止招生竟达四至五年甚至十余年、许多大学被取消关门。这一恶行耽误了多少学子,耽误了多少时间,于国于民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一旦回顾这些往事会使人扼腕叹息!无比愤恨!
一说起抗日战争中的教育,人们大多会言必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三所大学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大。1937年起西南联大冒着敌人的炮火先南迁长沙,后西迁昆明。西南联大在滇办学8年,在校学生8000余人。培养毕业生3343人。还有浙江大学的西迁的“文军长征”也彪炳史册。浙大师生自1937年起横穿江南六省,历时2年多,行程达2600余公里,西迁贵州遵义坚持办学7年。先后有1300余人毕业。浙江大学在西迁中还完成了转移保护《四库全书》一部达140余箱珍贵古籍的重要使命。
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有77所大专院校内迁后方。大专院校由抗战前的108所,至抗战末期增加至141所。在校大学生自4万余人增至8万余人。
中等教育方面,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为安置沦陷区到后方求学的中学生创办了国立中学、师范和职业学校共计64所。在校中学生从战前的48万余人,抗战结束增至126万余人。由于抗战前中等学校由各省管理故内迁大后方的中学甚多,不计其数。
母校杭高,即当时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在抗日战争中先后西迁金华、丽水、青田等地与省内其他学校联合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和“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等,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坚持办学8年。据《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记载:“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开始后,杭高等学校分批迁往金华琐园上课。12月23日杭州沦陷,又迁至丽水暂设办事处,教务则陷于停顿。民国27年(1938)6月,省政府决议将南迁的杭高、杭初、杭师、杭女中、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嘉兴中学和湖州中学等7所省立中等学校合并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设高中、初中、师范三部。校址设丽水县碧湖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由原嘉兴中学校长张印通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高中部主任。项定荣(另有他就)、唐世芳(兼初中部主任)、徐旭东(兼师范部主任)、孙简文、周翔等7校原任校长均为校务委员,并通令7校流散之学生到校登记。结果原杭高商科学生前往登记者廖廖无几,除应届毕业生有5人登记准予继续开班外,其余一、二年级各4、5人被编入普通科肄业,并且停止了当年商科招生,使商科办学一度中断〔民国28年(1939)春季恢复商科招生〕。
  民国28年(1939)6月,省立联中奉命分为各自独立的3所学校:“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级中学”,“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师范学校”,校长由原3个部主任分任。凡杭高之文卷簿册、学生名籍、图书、仪器及校产,均转入联高;原杭高的教师、职员、学生也转入联高。从此,杭高精神得以一脉相承。联高校址设碧湖,校本部在龙子庙,一年级男学生宿舍在胡公庙,生物、化学、物理教室和实验室在广福寺,并在龙子庙后东北方的两处新盖草舍教室十几个及借用庙宇,因陋就简地办学。
  民国31年(1942)春,增招会计人员短训班1期,修业1年。该校设普通高中和商业专科。商科每次均招1班,共7个班级,学生男174人,女94人,合计268人,教职员男18人,女1人,合计19人,校址在碧湖龙子庙;普通高中秋季收2班,春季招1班,共有9个班,学生418人,其中男378人,女40人,教职员28人,其中男25人,女3人,校址在碧湖龙子庙、广福寺、胡公庙。
  5月,日寇从金华南犯,战火波及丽水,联高从碧湖疏迁到双港。6月迁到云和县小顺、沈村。嗣后,又转辗到景宁。7月,学校几经迁徙最后落脚于青田县南田村,以临时校舍为依托,重新安顿下来。此时,张印通校长已辞职,由杭高老教师崔东伯先生接任校长。(有关崔东伯先生简介见文后注释)民国31年(1942年)7月,崔东伯先生出任校长。崔东伯先生经常穿着草鞋步行到设在方岩的省政府领取学校的粮食和经费。崔东伯先生主张学校管理家庭化,反复告诫教师职员们要视学生为自己的子女。在艰苦的条件下,联高的教学仍然很出色,在东南沿海一带颇有名气。每届毕业班的前几名可以保送、免试进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当时,一部分学生向往革命,思想进步,成立了“三月社”,组织读书会,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文艺书刊,引导同学用文艺手段和黑暗的反动势力作斗争,引起当局和校内反动势力的注意。崔东伯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拒绝开除并保护了“三月社”的发起人。1945年抗战胜利,联高迁回杭州,当时运输条件相当艰苦,从浙南到杭州大部分路途均靠步行,校内一切公物图书仪器均由年长学生肩挑背驮,崔东伯先生亲自参与并走在队伍最前面。到杭州后,崔东伯先生又带领师生员工修缮校舍,使学校在1946年初开课复校。
  联高从1938年6月到1942年5月,在碧湖办学整整4年,办学条件和物质生活均极为艰苦,茅舍庙宇祠堂当教室、宿舍,用的是粗糙纸张印刷的课本簿册,点的是光线暗淡的桐油灯,吃的是南瓜、芋艿、野菜,缺盐少药,疾病增加,师生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教学,为抗战大业造就了一批批人才。学校在碧湖期间,尽管生活艰苦,日寇步步入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但师生们继承杭高时代的革命斗争传统,爱国热情丝毫未减,同仇敌忾,奋力投身于抗日救国洪流之中,同学们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演出抗日救国的戏剧,组织“读书会”“历史研究会”、“时事座谈会”、学习和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其时,该校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坚持斗争,甚为活跃。
民国34年(1945)9月,抗日战争胜利,年底,联高从青田县南田村全部迁回杭州,恢复校名为“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

据杭高网站《院士风采》栏目记载杭州高级中学至今共计有46位校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外国科学院院士。根据杭高网站公布的中外院士校友的毕业届别,其中有13位中外院士系1938年至1945年期间毕业于浙江省立联高(杭高)的校友。
2006年出版的杭高校史《百年名校——杭州高级中学》一书全书约15万5千余字,而作者竟仅以如下寥寥69字记录抗日战争中杭高西迁办学之八年伟业。原文照录如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杭高师生被迫流亡浙南地区,辗转于金华琐园、丽水碧湖、文成南田等地,相继组建“联中”、“联高”,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教学。”真所谓惜墨如金,实在太过于莫名吝啬。不知作者为何有此春秋笔法实在太令人费解。
另据笔者近期读书偶得;抗日战争中尚有复旦大学附中曾从上海西迁安徽。复旦附中皖校于1938年由复旦大学校友谢小鲁在安徽省徽州黟县设立。该校址设立在原东吴大学附中旧址上,开设有高中、初中学部。因办学成绩显著,曾受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的嘉奖。在黟县办学七年中,共培养了高中毕业生27名。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学界的栋梁之才。
浙江鄞县临时联合学校迁之浙江宁海。宁波被日寇侵占沦陷后,各中学开始流亡之路。1941年下半年,鄞县女中、鄞县商校、鄞县乡村师范等校流亡在宁海的教师,经民国政府省教育厅批准,开办了鄞县临时联合学校。校址初选在宁海龙宫,后辗转至宁海前童和跃龙山,设普通科、商科、师范三科。当时宁波不愿受奴化教育的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就读,学生最多时达700多人。
南京金陵大学附中:抗战时内迁到四川万县沙河子办学。
河南省安阳中学:1943年先迁到河南郏县,后迁到陕西岐山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才迁回河南安阳。





注释:崔东伯先生简介:

崔东伯(1898~1987)



崔东伯是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崔东伯,江苏宜兴人。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今南京大学)数学系,在名师熊庆来、何鲁等教授的精心培养下,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毕业后先后受聘于海州中学、苏州中学、浙江大学附设杭州高级工业学校任数学教师。1933年秋,应杭高校长项定荣邀请,到杭州高级中学任教,直到1976年退休,先后在杭高工作42年。

   崔东伯是一名教育家、数学家,又是一位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高迁到丽水碧湖,与嘉兴中学等7校联合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1942年,崔东伯出任校长,经常穿着草鞋步行到设在方岩的省政府领取学校的粮食和经费。崔东伯主张学校管理家庭化,反复告诫教师职员们要视学生为自己的子女。在艰苦的条件下,联高的教学仍然很出色,在东南沿海一带颇有名气。每届毕业班的前几名可以保送、免试进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当时,一部分学生向往革命,思想进步,成立了“三月社”,组织读书会,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文艺书刊,引导同学用文艺手段和黑暗的反动势力作斗争,引起当局和校内反动势力的注意。崔东伯不顾个人安危,拒绝开除并保护了“三月社”的发起人。1945年抗战胜利,联高迁回杭州,当时运输条件相当艰苦,从浙南到杭州大部分路途均靠步行,校内一切公物图书仪器均由年长学生肩挑背驮,崔东伯亲自参与并走在队伍最前面。到杭州后,又带领师生员工修缮校舍,使学校在1946年初开课复校。同年4月,崔东伯邀请马寅初向全校师生发表了“不打倒官僚资本,无法搞国家建设”的演说。在当时反动政治氛围的重压下,马先生义正词严的抨击和崔东伯激流勇进的气魄,都给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月初,当传闻国民党政府将要“开放内河航行权”,杭高学生决定要联合兄弟学校举行罢课,上街游行,学生代表走访了崔东伯,崔东伯态度鲜明地说:“同学们是有理由的,我不会干涉你们的行动。” 6月13日,在浙大、杭高学生的带领下,杭州市爆发了5000名学生参加的大游行。崔东伯也因此而被免职,离开杭高到他校任教。1949年9月,崔东伯回到杭高,专任数学教师,一心扑在教学上,1953、1954年先后被评为杭州市先进工作者。1956年担任副校长,分管教育工作。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崔东伯写了不少数学教学论文,还编写了《大学投考全书·数学之部》、《高等代数精解》、《平面三角精解》、《初中代数教学讲话》和《高中代数》等书。

   崔东伯于195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是当时副主席中唯一的一位中学教师,也是以前历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中唯一的一位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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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三:1966年高考之殇(八)

         从抗日战争时杭高西迁説起  (下)



笔者在拙文《贡院旧澜拾零》的“破题”一节的开始部分曾就母校杭一中校园所在地的老地名,即当年杭一中所在街道的地址“贡院前”和杭一中“贡院校园”的来历,进行了简要的阐述。谈及“公元1459年即明英宗天顺三年浙江贡院迁入母校杭州一中所在校址。在近四百五十年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为止,浙江贡院在此地举行了约一百五十次科举乡试。”
杭一中系1905年废除科举制前由具有维新思想的杭州知府林启1899年创办的浙江第一所西式新学、浙江第一所公立普通中学—养正书塾。后以省立一中之名与省立一师合并移入贡院。所以杭一中校园一直被学生们称作贡院校园。不知现今恢复了杭高老校名后的学弟学妹们是如何称呼校园的,还会乃唤作“贡院校园”吗?
1951年起按教育部要求开始实行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以后至1965年,杭一中贡院校园每年都无一例外的被安排作为全国统一高考的试场场地。笔者曾在1964年、1965年两次充当杭一中高考试场的服务人员,感受和熏染了高考试场那种特有的紧张而又神秘的氛围。只可惜在 1966年6月17日晚央广电台联播节目播送中央高考推迟半年通知后,曾憧憬多年踏入高考试场的美梦破灭,已实行14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戛然而止。
但杭高(杭一中)贡院校园与中国科举制,与中国高考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传承是无法割断和抹杀的。
中国科举制度的确立应是在隋朝隋文帝时期开始的,即公元前581年至公元前604年年间,隋文帝为了实行中央集权的统一,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最先开始实行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不可分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使选拔任用人才的权力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不拘一格、广纳贤才。想方设法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入仕参政的机会,让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各式人才担任各级官吏。隋文帝正式废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始开科举制之先河。公元605年,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标志着中国科举制度正式确立。是隋朝奠定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基础,后经历代历朝参照沿用,并不断变革完善。至唐代,中国科举制度方成为定制。后宋元明清四代继而沿用传承。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清朝政府谕令从丙午(1906年)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此诏书宣告了中国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后至此寿终正寝。
纵观中国历史对科举制进行客观评价时应于充分肯定。中国科举制度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人才竞争体系。正是这种科举考试人才竞争体系与官僚选拔制度的相辅相成,将长期封闭无序的等级社会转变成为一种相对开放流动的等级社会——“考试选拔社会”。使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震古烁今,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民族和国家。中国科举制度在时间跨度长达1300多年的延续传承运转中,不但是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文化学术思想的核心。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朝廷和民间皆基本认同的由圣重典,更是传统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
  但不可否认科举考试制度确实弊端明显。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考生的分数战胜了门第、血统、关系、金钱等等诸种传统因素,对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纵观中国历史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甚至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存在深刻的影响。
中国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各代,连皇帝们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唐王朝至昭宗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还是念念不忘科举取士。晚唐80年间,只有4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这4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性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5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登上中原政治舞台。但就是在这样动乱年代,除了后梁有3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2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不断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可见,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教育制度,科举制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因此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最为特殊的方面。
1864年12月,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中,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
对于1938年至1943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试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办法。以及1951年起,国务院高教部推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若都武断地进行评说的话,可以以为都是变相的科举制度,或是中国科举制度在近现代的变革性传承。真不知道当年号称熟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历史掌故烂熟于心的毛泽东在下令推迟高考继而废除高考制度达十一年之久到底是为了什么?看起来也只能有待各方面条件均能满足进一步开展历史研究的情况下,由后人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了。
(本节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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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四:
           丙午年乙未月末去北京串联的另类遭遇(一)

            混入浙大学生进京专列去北京串联(上)


前些日子在拜读杨绛先生的大作《第一次观礼-旧事拾零》时,隐约地记起自己1966年8月下旬与几个同学半夜到杭州城站火车站坐蹭火车混入省委安排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大学生们去北京串联的专列到北京后的种种另类遭遇和见闻。
1955年的五一节,杨绛先生好歹还上了回观礼台。准许上观礼台发给的观礼条还分大红,粉红,橙色,绿色四色四等。尽管杨绛先生别在胸前的是个绿条儿的,说是属最末一等的。杨绛先生在文中写道;在观礼台上“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我什么也看不见。”“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却也失去自我,溶和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1966年8月末,小可第一次到北京串联,就被北京红卫兵东城区指挥部一纸公告和帮凶们的驱赶下逐出北京,因为是非红五类子弟连仰望天安门城楼伟人、接受伟人检阅的资格也被取消。在北京只逗留了48小时,即返回杭州。硬是错过了毛主席“8.31”第二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大好机遇。也不给非红五类子弟机会感受心情激荡、热泪盈眶的滋味,以及见识百万众人三呼万岁、顶礼膜拜的壮美大场面。
1966年8月下旬,夏末秋初。那时的杭州天气似乎比现今要凉快不少,只是中午前后在太阳照射下有一阵燥热。白天已穿长袖衬衣、早晚还得加上件薄外套。按往年惯例此时暑假尚未结束临近开学之际,本应是抓紧完成暑假作业,或去新华书店挑选几本开学要开的新课程的参考书的开学前的准备时段。有机会还能邀集几个同道死党再去登一回五云山,翻越一回郎当岭。还可以到六和塔下的航海俱乐部游泳场附近下水横渡一次钱塘江。渡江时带几个打足气的篮排球内胆随行,渡到对岸准能摸上一堆又肥又大又特鲜的江鲜黄蚬儿装在塑胶线网袋里用球内胆飘回来,回家晚餐可以用来开一回荤,还是很美味的。
如果不是1966年的高考先说被推迟半年实则被取消,笔者也许正在准备行装去远方哪个非重点大学或自己并不喜欢的学校和专业报到了。当然也很可能已经开始被动员去充当支援宁夏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知识青年了。
而当时的杭一中贡院校园,已全然不是往年应有的模样。高音喇叭在一进楼顶声嘶力竭地不停吼叫,不是播送勒令牛鬼蛇神如何如何,就是号召向谁谁谁宣战。广播间歇也只能听到“**红”和“……靠舵手”的曲子。往日悠扬的民乐《步步高》和《金蛇狂舞》《光明行》或是男生们喜欢的十分抒情的《航标兵之歌》和悲壮的《满江红》、女生们爱听的名曲《茉莉花》和《夜莺》等等也统统都没有了音讯。
一进的前厅和走廊,一进二进之间全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为贴大字报专门制作用毛竹支撑的芦席棚已遍布校园教学楼之间的绿化地。几乎天天要为欢呼最高最新指示发表而更替的大标语使校园周圈的墙壁和一进到五进、六进教学楼外墙都经常改变颜色。偶尔来一场秋初杭城常见的雷暴雨毫不留情的冲击洗刷,贡院校园里就惨不忍睹啦,五彩斑斓的围墙,支离破碎的大标语在几进教学楼的外墙上随风飘舞,那些大字报棚上的大字报也就满处墨水淋漓得如到处瀑布下流,一塌糊涂了。除了收废品的进来收拾,已没有谁还会记得要敬惜字纸了。
在那个争相革命,就生怕没有革命资格、不许革命的年代,由于父亲在单位的“四清”运动中受到冲击被免职下放劳动。后因个人历史问题事出有因,本人认罪态度较好便敌我矛盾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轻处理。消息传来小可立即被杭一中的“赵太爷”们取消了参加革命的资格。小可从“红五类”立时成了非红五类子弟。这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轮不上小可参与。当时小可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也没有资格再参加学校党支部组织的写作小组继续写大字报批判反动权威。小可当然更不想自行组织或参加必须经校文革筹委会和班级红卫兵组织及学校各红卫兵总部层层审查批准才能允许成立的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学生的战斗队。当然也绝不敢继续为尚无时间表的高考复习功课。只能在贡院校园里混混日子,过一天两个半天地度日如年。
八月下旬的那几天杭州城里突然热闹了起来。自打“8.18”天安门城楼被伟人登高一呼的红卫兵狂飙席卷全国,杭州亦不例外。整个杭州城被突然冒出来的红卫兵小将的“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所淹没。杭州中学生红卫兵气焰尤为嚣张,在北京红卫兵掀起破“四旧”战役后,他们也不甘示弱,蠢蠢欲动。
8月23日,杭城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全副“武装”走上杭州街头,向所谓“封、资、修”的所有目标开战。在商业闹市捣毁商店旧招牌,给商店改名。砸毁“延龄路”,中山路等旧路牌,改“延龄路”为延安路。改“中山路”为“东风路”等等。搞得几条热闹的商业街乌烟瘴气,行人稀少,大商店纷纷关门歇业。只有好赶热闹场子好围观、好兴起“杭儿风”的一些市民在远处的街口或巷头巷尾踮脚张望。
西泠桥旁的苏小小墓被扒平。遍布西湖景区景点各处所有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西湖十景”石碑被砸烂。杭州大学的一部分红卫兵不甘落伍特别激进极左,妄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竟把矛头直指“岳王庙”。一张控诉岳飞镇压农民起义等数十条罪行的“声讨檄文”,张贴在岳王庙门前朱红色围墙上。在高呼革命口号的一片狂热的气氛中杭大红卫兵开始扫荡整个岳庙。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抱柱楹联和匾额纷纷被摘下砸烂或劈为薪柴。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等匾额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楹联也未能幸免于难。还算万幸的是这些杭大红卫兵手头没有更锋利更坚挺的工具,他们手中的铁锤和镐头对岳王庙里的石碑、石人、石马等下手无能为力无法捣毁,最终让这些珍贵文物终于逃过一劫。杭州大学红卫兵们的这一无知极端的举动,激励了杭四中中学红卫兵突发奇想要捣毁烧掉千年古寺——灵隐寺,中学红卫兵种种过激的行为逼使一部分浙大学生和杭州工人市民、郊区农民奋起自发采取行动坚决保卫灵隐寺而与之严重对立起来。甚至发生冲突事件。该严重事件经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报告国务院,终于惊动了周恩来总理。8月27日周总理指示浙江省委杭州市委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并要求杭州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立即保护好灵隐寺。周总理的指示才使灵隐寺得以保全。杭州市政府迅速关闭灵隐寺及灵隐景区并宣布暂时停止开放,把灵隐寺全部用砖块封死。随即派部队进驻灵隐寺景区内实施军队保护。总算使灵隐寺完整保留下来。
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非红五类学生不能上街“破四旧”,也不敢上街看热闹。也只是整天在教室里无聊地听一些胆大的同学说说上街破四旧的盛况,或是听听还愿意与我们交往的红卫兵同学大讲破四旧革命成果。几天下来甚感乏味。
一天下午,父亲任杭州铁路局调度室主任的同班同学T兄的口中传来消息。说是今天,8月24日。浙江大学部分红卫兵已经集结在杭州火车站站前广场,坚决要求省委派专列送浙大红卫兵上北京见毛主席。大批浙大的学生带着被子和日用品整齐地坐在城站路和广场上,省市委派出大批工作人员上前劝说做工作,要求浙大学生回校就地闹革命。各大学的领导和大学生们来了,杭州市委的领导来了,省委的领导来了,大喇叭不停地播送着省委的通知和号召。浙大学生一下就离开了站前广场,好像浙大学生被劝了回去。其实不然,浙大学生们在统一指挥下都分散离开城站广场,到城站附近的小马路或弄堂里歇息待命。天刚刚暗下来,浙大学生又整齐的聚集在城站广场,大声高呼口号,要求省委立即派火车专列送红卫兵进京,要求去北京见毛主席。最有意思的是好多前来做劝说工作的杭大,浙农大,浙医大等大学的不少学生后来竟也留在城站火车站与浙大学生为伍,准备一起继续请愿,要求去北京见毛主席。
听到这个小道消息我们几个感到颇有些新意,也很有些刺激。我便悄悄地问T兄,省委有可能派专列送浙大红卫兵到北京?T兄迟疑拖延了半天,才低声告诉我,其实浙大红卫兵再坚持半天,去北京专列就会发车。而且今天只要浙大学生再闹,还会发车的。还问我去不去北京?我回答一个字,去。T兄问,你自行车有吗?我回答,有。他说,好。那就今晚听我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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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四:
            丙午年乙未月去北京串联的另类遭遇(二)

                     混入浙大学生进京专列去北京串联(下)


那天晚上近八点时,T兄等我一进教室门就拉住我,低声说,进京专列今晚一定发车。要想去北京现在马上去城站火车站上车。
我与T兄立即骑上自行车抄小路走捷径直奔城站火车站。好像一路上还有其他班级的同学与我俩一起往火车站飞奔,是哪些同学我都记不起来了。到了城站火车站,只听见站前广场的高音喇叭还在高喊着大中学校红卫兵要响应省市委号召就地闹革命,要大家马上回到校园去。而广场上浙大的学生们已不见一个人影。
T兄说,不好,怕是浙大进京专列要开车了。我俩马上将自行车上锁推入城站站前广场对面马路边的一家旅馆的内部停车处一停,调头往车站里跑。旅馆的工作人员追出来喊,喂,这里不能停脚踏车的!我与T兄全不予理会,只顾自己往车站里跑。我跟着T兄熟门熟路地从出站口进入车站。只见站内第一道停车线上停着那列进京专列绿皮火车。
我与T兄马上登上那列火车,每节车厢门口照例有列车员把守,他们看见学生打扮的青年人一律放行,连问都不问。最多看一下上车的青年学生有没有带校徽。只是严格阻拦不许中老年旅客人等登上火车专列。
一上车就听到车上广播在播音,“红卫兵小将们,上车马上找到座位坐好。本进京专列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大家上车后,往后面车厢走,本列车的后部车厢还有空位。”前面的大多车厢已经坐满了大学生,还有人站着或挤着坐了。我俩闻声往最后面的几节车厢走去,找到了一个两人座位安顿下来。坐了一会儿才想想自己旅途和去京的生活用品和费用的着落。我虽背了个军用挎包大小的绿色帆布小书包,里面只有一个搪瓷水杯,一个笔记本和笔。还有两块大的毛巾手帕和一小块肥皂、一把牙刷。口袋里只有一张五元纸币和几毛零钱。傍晚临走也不敢与老妈谈及此事。想到北京有洲华表哥浙大毕业到北京工作已有近十年。心里才稍微平静些。又等了好半天,大约在零点时分也就是8月25日凌晨,列车缓缓开动离开杭州城站,车厢里一片欢呼声。我俩还看到了班上的JX同学和高三(T)班的XHD同学等。
夜深了,不一会儿就迷糊起来,我与T兄都睡过去了。专列一路停站很少,而且大站不停,大多停靠小站。停站时间极短,遇到前方列车就马上停车等候。一旦开车速度相当地快。
在迷迷糊糊中听到火车停站了,一阵肉粽子香味和叫卖声传来,“嘉兴大肉粽,两角一只,赤豆细沙粽,一角半一只。”原来嘉兴到啦。很想下车买一只粽子解馋解决肚子饿的问题。但思忖半天还是忍住了。只是下车在嘉兴车站买了一张明信片给家里父母写了几句话以告平安和去向,当即将明信片寄出。后来上车又睡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一大早,列车广播中告知列车免费向乘坐进京专列的红卫兵小将提供早中晚餐。从那天开始早餐是一饭盒面条,有时是加肉丝,有时加鸡蛋。中餐一饭盒米饭加冬瓜盐肉。晚餐米饭加青菜肉丝粉丝或西红柿鸡蛋豆腐。而且米饭管够添。就是早餐的面条有时煮得太烂,但菜饭的口味不错都能吃下去还抗饿。没想到专列还免费供餐,心中一阵暗喜。好家伙,解决了囊中羞涩的大问题。
这进京专列一到白天速度极慢,不是避让列车就是在无名小站停车半天,还不开车门不许下车。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时分才到车到南京。隔着车窗,首次见到心乡往之已久的母亲河——万里长江。远远望去长江澄江如练,在有月亮的夜色下见到的长江仿佛是一条白莽莽的玉带,长江不时有轻涛拍岸,逶迤东去。南岸是闪烁灯火如天际繁星,向北望去是黑鸦鸦的一片。当时南京跨江的长江大桥还没建成,京沪铁路分成两截,江北的叫津浦线,江南的叫沪宁线。这火车过长江要靠轮船摆渡,不仅从未见识过,的确还颇为壮观。专列火车当即被解体成三列,火车头就留在了南岸,分成三列的火车车厢被运上船用了近半个小时。火车渡轮才鸣笛启航。我们在车厢里,透过茫茫的夜色,依稀看见远处的江中心孤零零地耸立着几个大桥桥墩,据说建桥工程已经复工,只是正从岸边和水下开始进行施工。“一桥飞架南北”终将实现。渡轮一到北岸——浦口站,马上就有火车头来拉车厢,“亢当,亢当”的撞击声陪伴着车厢的后退或前进,将近个把多小时的火车轮渡就在苍茫的夜色中有条不紊地运作。几声明亮高亢的火车轮渡汽笛声在江面上威武地震荡着特别地显得庄严雄浑。专列火车开了,突然发现火车前进方向与原先相反——原来向着前方的座位变成了向后方向。火车在浦口站没有停留很久,月台上暗淡的灯光照着铁路两旁的排排树木向后倒退,耳边又传来火车车轮撞击轨道时发出的那极有规律节奏声“卡达,咔哒”。
8月26日白天,进京专列在安徽蚌埠车站被无理阻停了将近五六个小时。只见沪籍口音的女列车长下车上车的十余次与车站交涉,均无效果。后来几次这位长得很清秀的中年女列车长被蚌埠车站的人所激怒,气得她上车就破口大骂:“这些灰孙子们他妈的真不是些好东西,连电话都不让打,生怕我们状告上海局。等一下到济南一定好好地告他们一大状!叫灰孙子王八蛋们晓得晓得阿拉老娘格厉害!”与她一起下车交涉的几个腰圆膀粗的男列车员们和车厢内的大学生和我们几个都哄堂大笑并长时间热烈鼓掌致敬。反而搞得女列车长脸都红了,她连连摆手就走开了。
这一路上,京沪线沿途的南北各种小吃特产实在太馋人,太有诱惑力啦。各地车站上出售的特产和小吃,还大声叫卖的记得有;苏州的蜜汁豆腐干,无锡肉骨头和油面筋嵌肉,南京鸭胗干,符离集烧鸡,山东大花生大红枣,德州扒鸡,天津狗不理包子等等。但也只有少数大学生在大快朵颐,大部分学生都在咽口水,用精神会餐吹牛解馋。
8月26日晚11时许,进京专列终于到达目的地首都北京。北京火车站是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从新闻电影和照片中多次见到,似乎早已很熟悉了。
刚一出站,就有北京红卫兵接待站工作人员用喇叭反复喊叫着:“浙江来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们迅速出站往站前广场左侧出口排队上车,马上送你们去接待点休息。”我与T兄便跟着大队伍往车站广场左侧涌去。接着就跟着上了一辆卡车。卡车在深夜北京街头飞奔,不一会儿就到了一个胡同口,下车进入胡同里的一个小学,看见校门口的校牌是“北京市东城区东高房小学”。在学校老师引导下大家进入一个个教室,就在用课桌并成的床上休息,把用作褥子的厚毯子盖身上和衣而眠。几天来在火车上只是靠在座位上或扒在小桌子上睡的,都没睡好。所以到北京了,一旦人把心放下、人的身体放平睡就一下呼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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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四:
            丙午年乙未月去北京串联的另类遭遇(三)
            在北京逗留的四十八小时(1)
    到北京的第二天,即 1966年8月27日。我如常日就早早起来晨练,到东高房小学外面转了一转。才知道东高房小学在北京东城区沙滩北街东高房胡同里,往那条胡同深处望过去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老北京传统的四合院,青砖黛瓦,四合院院门大多是黑漆或大红漆双扉,有几家四合院大门上还镶有金色或暗殷红色的圆柱形大门钉在晨曦里闪亮。在清晨的京城幽静中显得格外古朴沉稳,古色古香。这里离景山公园东门仅一步之遥,离天安门也不太远的。现从网络上查到,北京市东城区东高房小学是个有百年多历史的老资格老小学。东高房小学历经清末和民国至今还存在,是个从学校诞生起就成长在老北京胡同深处的平民名校。在老北京市民眼里东高房小学是老百姓自家胡同里为自己家的孩子们开蒙授业的学校或私塾一般。
初次到北京人生地不熟我不敢远走,只是在胡同口的报摊上买了一张北京地图就回到东高房小学。回到小学发现学校的女老师们都已经忙了起来,烧开水的,晾晒被子的,摘菜洗菜的在满校园里忙乎。老师们让胡同口回民小吃店的师傅把炸油饼的大油锅,煮豆腐脑和羊肉汤的炉子也搬进了校园。老师们看见我回来就招呼说,“浙江同学,你稍等一会儿哦,一人两油饼一碗豆腐脑作早餐你觉得够吃吗?”我赶紧回答,“够了够了,绰绰有余啦。”那些女老师们听了都大声笑了起来,我以为我说错了什么,就问她们,我说错了吗?她们回答没错,就是你的普通话讲得真不错,我们还以为浙江来的红卫兵就会说浙江方言,浙江方言都会如同外语一般听不懂啦。昨晚上你们刚来时,有的老师还真遇上了几个只会说方言的同学,他们说什么,我们一句都听不懂。几乎无法沟通。
我对东高房小学的女老师们说浙江人的方言种类太多太丰富,方言是地隔十里之外各不相同的。如浙江温州一带的方言,大部分的浙江人也听不懂的。我是杭州人,杭州在南宋时曾作为南宋的首都(1138年宋高宗诏书定临安为“行在所”)达130多年之久。由于南宋朝廷大批北方人南下杭州,所以使杭州方言逐渐增加了许多北方话的元素,这样使杭州人学普通话似乎容易些,其实也说不好。比你们北京人差得太远。女老师们听了又是一阵哄笑。搞得我倒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
在分发早餐时,一位好像是小学领导的女老师大声说,要大家吃好早餐带学生证或串联介绍信到办公室登记并发放北京市大串联师生免费乘车证。并告知供应中晚餐的时间。如外出不在我校就餐,可每人每日领取餐费人民币0.50元自行解决一日三餐。
吃好了早餐我又拿出北京地图找个椅子坐在教室外面细细地研究起来。想着今天先到洲华表哥的单位去一趟,妈妈肯定已经与他联系过,今天去少不了要挨尅的。那也得去。起码他会与妈妈联系告我的情况,也好让妈妈放心。表哥所在的北京东郊化工厂说是在东郊九龙山附近,已经出朝阳区的地界快到通县了。我好不容易才查到要到东单附近乘1路公汽到底,再换11路公汽到九龙山,还要步行二三公里路才到的。问了一下东高房小学的老师到九龙山东郊化工厂来回要多长时间,他们告诉我单程大约近两个多小时,来回就不好说了,特别是11路公汽晚上收班很早,小心去了回不来。
我正在犹豫之中,杭一中高二(T)的女生ZM同学走过来轻轻地对我说:“我找了老半天啦,没找到认识的女同学,就认得你一个杭一中的男生。我是高二(T)班的ZM。你今天能不能陪我去天安门一带转转,再送我去西单附近的亲戚家?”我笑着说:“你认识我?我怎么没印象。”ZM同学说,“哎呀,你在杭一中校园里那么有名气,当然是我们认识你啦,你哪会认识我这样的小女生。怎么样,能发扬互助精神帮助一下女同学吗?”看来我只有答应帮助啦。我以为反正在北京还有时日的,洲华哥那里就只能改天去了。便去东高房小学办公室领取了免费乘车证和当日伙食费五毛钱就与ZM同学一起出发了。看了看那张红色的革命师生来京大串联乘车证还真不错,除45路开往十三陵的公汽不通用以外,持证可以免费乘坐北京市市区所有公共汽(电)车各线。
那时男女青年学生的正常交往往往不会在意别人如何感觉,很正统,也很纯洁,完全没有非分之想。与ZM同学从沙滩北街步行至长安街,一直向西,一路上我俩总保持一米左右距离。当然是不敢牵手的。
我俩先到天安门,走上金水桥遥望天安门城楼。仰望抚摸华表。我在东西两个观礼台之间来回走了好几趟,反复向天安门城楼眺望。我甚至还想登上观礼台,走到观礼台的最高一层看看能否看清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切。只是有警察守卫并有警示牌告知不能登上观礼台而作罢。ZM同学感到有些奇怪,问我看见什么啦。我只好回答随便看看,什么都没看清楚。
我俩再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离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十余米时,我突然停了下来。抬头仰望着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许久,我深深地对纪念牌鞠躬三次,甚至想下跪磕头,行三拜九磕之礼。ZM同学被我的突然举动吓了一跳。她悄声问我,我也必须这么鞠躬?这我才醒悟赶紧对她说,随便,你随便吧。但ZM同学还是完全按照我的礼数,同样来了一遍。走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我俩围着纪念碑走了好几圈。仔仔细细欣赏了纪念碑四周的革命历史浮雕作品。
走下人民英雄纪念碑,一直往前门箭楼走了好远。那时还没有那个大煞风景,破坏中轴线又不伦不类的“纪念堂”。接着到了人民大会堂,参观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记得好像当时有个中国革命历史文物陈列展览。
然后我俩还穿过前门到了大栅栏一带,这里有几家老北京的老字号商店如同仁堂药店,瑞蚨祥绸布店,内联升鞋帽店,六必居酱菜店等等。老字号虽被红卫兵破四旧改了名字,但都还在营业中。大栅栏应是体现老北京老字号的传统商业中心。也是构成北京都城历史记忆和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美中不足的是老北京的老字号剩下没几家,有的还是有招牌没营业很久了。那里的规模实在太小啦。想寻找大名鼎鼎的老北京天桥,也太令人失望啦,那里只有几家小烟酒商店小饭店外全是破旧房子和几乎解体的小四合院,天桥一带完全就成了贫民窟。我执意在大栅栏、天桥逛了好久,一直到ZM同学直喊,太没意思啦,肚子饿了。赶快去西单我亲戚家吃午饭啦。我俩才乘公共汽车从前门直达西单。
走过西单商场,又走过太仆寺胡同,走到一个有大屋顶的五层或六层大楼的大院门口时,ZM同学说:“你快来看!这个院子里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我很诧异的反问:是吗?ZM同学很认真的回答,是的,不会错的。看起来ZM同学决不是没来过北京的。后来在二十年以后,我曾经被单位指派被中组部借调来北京协助工作近半年。工作地点虽在翠明庄,曾有好几次开会终于进过这个大院。每次进这个大院常常会私下想起当年的故事来。
仿佛记得ZM同学的亲戚家就在西单灵境胡同或太卜寺胡同一带,具体地址已没有一点印象了。但她的亲戚家是胡同深处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平房里还有火炕。我记得十分清楚。已经过了饭点,亲戚家老太太要我俩先上炕喝水,先摆上了小炕桌。不一会儿老太太端了三四个炒菜上来,有青椒肉片,豆角炒肉,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小青菜还有西红柿鸡蛋汤。看见有好吃的、我也不客气的自己盛上满满一大碗大米饭就先开吃起来,惹得ZM和老太太看着我的吃相直乐。老太太高兴地说,好好,这小伙子实在,是个好小伙。还一个劲儿看着ZM,搞得ZM同学脸都红了。我倒很坦然无所谓的,因为这是完成临时接受的“护花”任务。
吃完了午饭本想赶快离开ZM亲戚家,到去年随父母调北京工作的我班同学翁永宁就读的北京110中学去找翁永宁同学借件汗衫和短裤。回东高房小学洗个澡,一出汗这人都有些发臭了。谁知饭后一阵倦意袭来,只得在火炕上睡下,马上就睡过去了。等醒来一看,ZM同学也在炕上睡着了。我突然感到头痛肚子痛,还有想呕吐的感觉,ZM同学醒了,也说头痛肚子痛也想吐。这位亲戚老太太不慌不忙的将ZM从杭州带去的茶叶抓了一小撮,煮了两杯茶水并放入红糖要我俩马上喝下去。我半信半疑地三口两口的喝了下去,不到半个时辰一切症状便消失。老太太说,这南方长大的孩子到了北方有点水土不服。喝点家乡的茶水马上就会好的。从此这一招我学到手受益匪浅,后来走南闯北时总会记得带些杭州茶叶在身边,如有类似水土不服症状出现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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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四:
                  丙午年乙未月去北京串联的另类遭遇(四)
                  
                               在北京逗留的四十八小时(2)


与ZM同学和她亲戚家老太太告别后,我就从西单步行到西四。在街边,先找了个公用电话给洲华哥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北京东郊化工厂总机,找到了洲华哥。话还没说几句就被洲华哥批评了,他说我这么大的人还不会珍惜父母的关爱,太不懂事。走这么远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太不像话了。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在今年“五一”节结婚了,新房就暂设在西四北八条胡同某院某号,是借住嫂子父母家的空闲房子。表哥要我明天上午去他新房那里吃饺子,见见未曾见面的嫂子。他俩明天正好是星期天厂休。我马上就答应了。
然后,我坐公汽直奔百万庄北京110中学。很顺利地找到了翁永宁同学,又跟他回到百万庄寅区国务院家属楼家中借到了汗衫和内衣。永宁同学热情地邀我在他家洗澡用晚餐。我都婉言谢绝了,以还有事要回东高房小学为由离开翁永宁家。在刚要离开翁永宁家时,翁永宁的弟弟翁永曦回家来了。翁永曦同学1965年时他全家因父亲调北京工作迁京前亦是杭一中初三的学生。翁永宁之弟翁永曦在杭一中时早就认识,便又多聊了一会儿。聊了些什么?现在都已经记不得了。只可惜近年来好长时间一直未能与翁永宁同学取得过联系。
    近年在重启改革之时,八十年代改革初期的往事常常被媒体重新提起。尤其是与王岐山等“改革四君子”有关的故事和相关回忆常见于报端。“改革四君子”中的杭一中校友翁永曦这个熟悉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关注。
         以我的一管之见,如翁永曦校友这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等四人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中国改革青年先驱者本应该在杭高网站的《百年星辰》栏目留名的。假如翁永曦校友真的被录入杭高网站《百年星辰》栏目,已在《百年星辰》栏目中留名的那几位省部级高官们和个别垄断性大国企的老总看到后不知能否都会自感黯然失色。
翁永曦校友曾在农村插队。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省部级)。后来还下基层到安徽凤城县,嘉山县担任多年县委书记,由于政绩显著,很得基层群众和干部拥戴。

1979年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又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之时,他们“四君子”经研究预测1980年中国经济将要出现经济大幅度震荡和衰退。王岐山提议四人合作写一份报告给中央。翁永曦负责写报告最后总结部分,他用了八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此报告被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主要领导陈云,姚依林等人所肯定。报告中的相关建议大部分被中央所采纳。此报告首开纪录,“四君子”为改革出谋划策就一发不可收拾。从四人共同署名发表的《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一文,一直到在莫干山会议多次发表有关改革高论。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这样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给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发生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他们“改革四君子”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许多我国经济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

当时民间还流传对“改革四君子”评价还有“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一说,但这都不是戏说。无非是在描绘这四人的脑子,口才,笔头子如何了得而已。至于王岐山的“腿”一说,那是因为那个年代王岐山的代步工具总是很前卫的,他早就以私人摩托车代步。尽管目前只有王岐山一人还在从政,但“改革四君子”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但愿我以上的一管之见能被杭高网站的编辑老师们过目。

那天晚上乘公汽回到东单,找了个小饭店化两角五分吃了一盘肉丝炒饼,有肉丝、洋葱、豆角、菜椒和切丝的烙饼合炒。一盘炒饼的量很大,味道也相当不错。
回到东高房小学时已经是近十点钟,大部分同学都已经睡了。我赶快找到小学后院的洗澡间用冷水简单冲了个澡,又打来几个暖瓶的热水洗了头,换上了从翁永宁同学家借来的汗衫内衣。人顿时觉得清醒精神了很多,一丝睡意都没有了。
第一次到北京,回顾一天的北京之行感慨良多。坦率直言是很激动和颇感新鲜的。但也有更多的失望和遗憾。首先感到的是北京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首都太过于简朴,太过于陈旧,整个城市显得缺乏生机和活力。当然要除开天安门、故宫、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等的祖宗遗留下来皇宫及相关历史遗存和新中国诞生后的政治地标性大建筑物以外。一旦再除开迎接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以外实在也是泛善可陈。其实自己也知道北京故宫和众多皇家建筑确实在世界上是无可比拟的珍贵遗产。可惜在当时的年青人心目中并不为此感到十分珍贵和自豪的。但同时竟然对老舍先生,鲁迅先生笔下描绘过的那些老北京街道上的大牌楼大牌坊,老北京各大城门的城墙和城楼已经全部消失而心中感到愤愤不平。
使人感到更失望的是北京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前门大栅栏等地,确实还不及杭州的中山中路、官巷口及解放路,延龄路商业区,更不用说与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比较了。而西四,东单一带也还赶不上杭州庆春路,中山北路一带的商业繁华程度。北京商店里的商品陈列方式也较为原始,陈旧,犹如老电影《林家铺子》中展示的20世纪30-40年代小集镇老商铺的陈列方式。实在太老派啦。北京大商店的大玻璃展览橱窗也特别少,就是看到几处有展览橱窗,橱窗的设计和商品展示方式早已过时。连几处新华书店也是场面大,图书陈列太少。这也许与近年来的大力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关。假如北京的这些街道上要是没有那些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来来往往,说实话与浙江当时的某几个大县城其实相差无几。北京这样落后的商业业态真的与北京这个大都市形象很不匹配,真的很缺乏大都市应具备的活力和生机。
    再则,至今我都不知自己当时出于什么动机,一来到天安门城楼首先在天安门城楼下多角度向城楼上反复眺望。可是我发现根本无法看清城楼上人的五官和脸部轮廓形象。天安门城楼前从华表处往城楼上仰望看不清,走上金水桥看不请。甚至走到金水桥中央往上眺望也看不清。在金水桥上再往前走被带枪的警卫人员喊不许再往前走而作罢。从东西两个观礼台方向向天安门城楼眺望更加看不清。假如有机会登上天安门城楼两侧的东西观礼台的最高一层,不知能否看清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我便开始十分怀疑每年国庆或五一节以及这个月“8.18”伟人检阅革命队伍和红卫兵小将的新闻报道中有关一些细节的真实性。当然当时只敢腹诽而已,从来不敢在公开场合乱说的。这是第一天北京之行最大的遗憾。
    还有一个极其怪异的感想是自己在特别“高大上”的天安门城楼伟岸、巍峨、高不可攀面前,感到作为一个普通人太过于渺小,太微不足道。真是皇权浩荡啊,顿时有一种无端的自卑感以及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消极心态概不由己地冒将出来。想到这里,记得当时自己对自己有如此想法还自责再三。并将此事记入日记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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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四:
             丙午年乙未月去北京串联的另类遭遇(五)


                           在北京逗留的四十八小时(3)







    1966年8月28日,到北京的第三天早晨。我还是早起外出晨练。走得要比昨天远得多,已经跑过景山公园东门好远了才开始原路返回。回到东高房小学时,老师们正忙着准备今日早餐——北京炸酱面。现炸肉酱,切黄瓜丝烫豆角丝,用大锅煮面条过水。我想昨天吃了早餐又领了5毛钱伙食费外出,今天可没有资格吃炸酱面啦,想收拾好书包就直接去西四北八条胡同表哥家的。走到院子里几个女老师把一大碗炸酱面端了过来非要你用早餐不可,我解释半天也不行。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地吃了起来。
    刚刚吃完早餐,东高房小学的各个教室的有线广播喇叭在喊,“红卫兵北京市东城区指挥部召集浙江来京革命师生到学校后院小操场开会,宣读红卫兵东城指挥部公告,请各位立即到小操场集合。”
    那会议一开始按照当时流行模式,上台的北京红卫兵都是一身土黄色细平布或人字呢布带肩章扣眼和布挂钩的旧军装,腰间个个系着武装带或军用腰带牛皮带。个个先自报家庭出生,那都是革军革干出身。再念几段毛主席语录,便指挥全场大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造反歌。然后杀气腾腾地宣读红卫兵东城区指挥部公告,公告文字很长,有好几段最高指示。主要意思是马上要组织来京革命师生开展军训,准备接受毛主席检阅。一切混入来京革命师生队伍中“黑六类”子弟要立即离开北京,返回原地接受革命群众监督。还当场喝问在场师生中是否有黑六类子弟,如有立即离开北京返回原地。还要大家互相检举揭发。可半天没有人回应。那些北京红卫兵就一遍一遍地喊,还是无人应答。眼看这几个北京红卫兵的火气越来越大。搞得会场气氛极其恐怖紧张。
    突然,有一个异常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台上,他用再熟悉不过的公鸭嗓和结结巴巴的、不连贯的、常常出现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或不知自己所云为何物的杭州普通话(简称:杭普话),开口自报家庭出身是三代血统产业工人(?)。他表示自己代表杭一中来京串联的所有红五类子弟坚决拥护红卫兵北京东城指挥部的公告,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不光是黑六类子弟应立即离开北京返回原地,所有非红五类子弟也都要马上离开北京,返回原地接受监督改造。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台上和台下的北京红卫兵拍手叫好和欢呼。但与会的大多浙江来京革命师生们几乎都毫无反应,只是沉默着。
    我往会场两旁用眼晴余光一扫,看到T兄已起身离开会场,用摇手向我示意。我点头回应。我知道T兄在北京有亲戚,手里还有铁路家属免票的。接着又有好一大批人,好几个熟悉的身影立即起身离开会场走出东高房小学。在北京红八月红色恐怖的强力威慑下,选择回避和沉默也许是最好选择。
    而那位公鸭嗓先生还在那台上喋喋不休地嚷嚷如同犬吠,说什么在场的非红五类子弟不要不识时务,非红五类子弟要自己识相点,最好自行离开这里,赶快离开北京是上上策,这是革命的需要,这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需要。难道非要北京红卫兵按人头点名,当场把各位一一逐出会场都赶出北京不成?非要搞得大家都“嗷吱搭味”地很难堪不成?引得在场的北京红卫兵们又是一阵鼓掌和乱吼。听到这里,我几乎有立即冲上台去与之理论一番的冲动,我强行克制压抑着自己,思虑再三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人与人生而天生平等是一个永恒的人权思想主题。那些以革命名义拉大旗作虎皮而产生的家庭出身人权歧视虽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现代中国要坚持发扬人与人生生而平等的人权思想还有赖于后人的不断努力。中国当年发生的人权歧视绝不同于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这种人权歧视不是以保守的或宗教的旗号出现的,而是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终极目标下实行的。在那种非法秩序下根本没有全体公民的平等人权。中国曾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就因为自己父辈或祖辈是所谓“黑六类”就天生没有资格升学、参军,就业、参加共青团或共产党组织。这种不平等的人权社会也并不是中国特色,在前苏联和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样存在过。唯一的区别只是有人记录和无人记录而已。我们当然无权强迫新一代人必须认同过去的历史记忆,也绝对无权对新一代人隐瞒、屏蔽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悲剧。没有文字存留的民族都能靠口口相传世代传承本民族的历史悲欢。有世界最完美的汉语文化,自古就有丰富历史记事记实传统的中华民族应该把曾经发生过的人权歧视的那一段历史如实记载,让历史的细节记载告诉新一代人当年文革中历史进程的真实情况。这是曾经经历了这一切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在文革刚刚在杭一中贡院校园兴起时,那位公鸭嗓先生便十分高调极左。常常喜欢躲在幕后教唆几个同道支持者出面作恶搞名堂,如惹出矛盾后他再出来调停。如无人理会他照样继续唱出高调来。今日竟然亲自赤膊上阵,真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极左变色龙。文革运动还真是识别人头和人品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真可惜直至四十多年后,至今还未曾听人说过或荣幸地聆听过这位先生反思忏悔或检讨当年自己种种作为的一句说词。
    我还记得英国剑桥大学刘瑜女士在《南方周末》(2010年7月15日)上发表的文章中一段话:“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当时,我深切地感到人的尊严和自尊心的底线被强力的外部刺激所伤害,所侵犯。几乎到了不可忍受的境地。人的平等地位是天经地义的,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一旦有人要越过底线,一切皆会发生之。我真想与之一拼了之。而在短暂的无意识中猛然又记起了孔老夫子的教诲:“可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我当即转身离开会场,将昨晚才洗未干的内衣卷作一团用牛皮纸包起装入书包,随即离开了东高房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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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四:
             丙午年乙未月去北京串联的另类遭遇(六)

             在北京逗留的的四十八小时(4)





    走上沙滩北街,我想先去哪里?首先马上打消了去表哥家的念头。到东单找到了去动物园的公汽站,决定在那里转332路公汽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找杭一中1964届高中毕业生徐光春学长请益,打听有关今年高考后续消息和听取老学长的相应高见或建议。这是我来京前想定必须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
    徐光春学长在1963年至1964年曾任杭一中学生会干部和《一中青年》刊物和黑板报总编。我当时正迷上了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好好的一首诗写好,也要硬是改成不论不类的阶梯诗。曾几次给《一中青年》投稿。一次被总编徐光春学长约谈,他说你能写出很好的诗,诗中有几个段落也很有意境和想象余地的,你还是再顾及全篇地用心思考后再修改就成。不必刻意改成“马体”诗,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还不如多读国学名著古诗,多读些书、多练写作为要。在老学长的鼓励和指点下,我有几篇散文也在《一中青年》发表。有一篇散文在《一中青年》发表时,老学长特意加上了编者按语推荐词以资鼓励。老学长徐光春不但是杭一中学生会干部,还是当时《杭州日报》外聘的正式记者。是杭一中低年级同学们崇拜的偶像。1964年高考,老学长徐光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深造是名至实归的。
    到了动物园公汽站下车,落入眼帘的首先是金碧辉煌的北京展览馆。有如苏联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高悬在建筑物顶端。据说在北京展览馆的西侧有个莫斯科餐厅,豪华得犹如欧式宫殿。但这些已全都顾不上,一心寻找332路公交车到人民大学是在双榆树站下,还是在人民大学站下很有些纠结。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延安的陕北公学,据说人大在1949年进城后,一直以培养在职干部提高为主,为国务院和国家机关培养干部为主,有如英国的伊顿公学。60年代初才开始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在人民大学站下车走不远,就看到人民大学的校门,这是人大的东门。门口竖着两个灰色水泥柱子,右边是等线印刷体白底黑字的校牌六个大字:“中国人民大学”。左边是蓝底白字的门牌:“海淀路39号”。进入校园,满眼都是灰色的大片平房,为数不多的两层楼也是有如平房叠加起来的一般,最高的楼也只有三层,也都是灰色的楼房。看样子也有年头了。只有在校园的南面和东侧有两处新建成的教学楼和图书馆新楼好像是黄白色的高层建筑,还有一处高层大楼还在做内部装修尚未完工。整个人大校园基本上只有三色调组成,灰楼,绿树,黄土。要比浙大玉泉校区,浙大三分部原之江大学旧址,甚至浙江农大,浙江医大的校园相差甚远,太令人失望。好不容易在平房教学区找到了新闻系64级的教室,一打听说是老学长徐光春外出串联了,不在学校。有一位湖北省沔阳籍的许姓学长热情地接待我,问我还找谁?在失望之余,还是很欣慰。我告诉他,我想到北京大学找找杭一中老校友。这位许学长告诉我:“就从人民大学北门出去,步行穿过海淀镇,进北京大学南门就到啦,距离不远的,还不到公汽两站路。”
    在高人指点下,我出人大北门,路过人大附中,穿过海淀镇很快到了北大南门。北大校园毕竟曾是老北京燕京大学的校园——燕园。所谓后来被人戏称的“一塌糊涂”校园即博雅塔,未名湖湖畔景区等。包括淑春园、勺园、朗润园、镜春园、鸣鹤园、蔚秀园、畅春园、承泽园等八个古代园林,在明清两代即是著名的皇家园林。北大校园确实别具一格。我按指路牌很容易找到了北大哲学系。翘檐大屋顶的中式教学楼门口还有大黑板公示外地师生寻同学指南,在浙江杭州一栏就有杭一中老学长王鈺清的大名。我与王鈺清老学长一见如故,他说不用看学生证就认识小可,他说你们班的语文老师是王祖勋,你是王先生的得意门生嘛。时间已过中午,老学长拿着大饭盒带我上食堂吃午饭,帮我领了两个馒头和包菜炒肉,我也不客气的大吃起来。
    吃完饭,老学长要安排我住下。我赶快推辞,对他说我找你就想打听一下今年的高考有消息吗?明年什么时候有可能启动高考。王鈺清学长说:“从北大的情况来看,今年下半年是肯定没有招收新生计划的。北京其他大学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的。问题是上头的关注点根本不在这些事,上头情况很复杂,斗争也很尖锐。看样子高考这件事还一时排不上他们的议事日程。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啦。”我问他:“是不是明年也不好说,那1966年高考不就取消啦。”老学长说:“总之文化革命运动一来,教育战线首当其冲,是要全面否定所谓旧教育路线,实施教育革命。教育革命就包括改革旧高考制度在内的。你想会轻易恢复高考吗?不要太天真了。我建议你们还是有充分思想准备,要有下农村,下工厂锻炼一两年这方面的准备。高中各门功课可不能荒废了,特别是外语。要坚持抽空复习各门功课,等待时机,力争进大学深造。”老学长的一番话极有远见地为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只是谁也没有能预计到要十一年之后才启动恢复高考。王鈺清学长也十分关心杭一中的文革情况,打听熟悉的老师们的近况。我也尽所能了解的一一告知。与老学长王鈺清告别后,又返回动物园公交站,乘公汽直接奔北京站售票大厅。用学生证免费办理了今晚20点开行的45次特快列车北京-福州的座位票。我就在北京站附近饮食店买了两个火烧作晚饭。准备返回杭州。
    这一天下来自己觉得没有虚度,至少完成了来京的一项计划任务,已有所斩获。已经把一大清早所受到的伤害和侮辱忘却了许多。可已经不想再在北京待下去了。一方面是觉得被毛主席检阅的奢望已经无望了。最主要是囊中羞涩的问题也不好解决。当然去表哥那里一趟问题也许都解决了。前提是要硬着头皮挨骂,第一次见嫂子也得买点礼物,五元钱能买什么?如真是革命大串联刚刚开始,还是有机会再来北京的。
    其实自己完全可以在北大继续北京串联之行。头脑活泛些,退一步海宽天空。生就江山,造就命。可能因自己原籍是海宁盐官镇的“潮人”,加上客居杭州多年耳闻目睹被浸润得很深的“杭铁头”死硬脾气使自己总是一股道走到黑,就是碰了壁也不回头。所以后来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检阅五十余万红卫兵的消息传来,我没有丝毫后悔之意。因为自己已提前被北京红卫兵和帮凶们取消资格驱赶出北京返回杭州,无非又一次享受不许革命的待遇而已。既不欢天喜地,也不悲天忧人。只是想到曾经有过如此经历,就会有所收获。内心很淡定,也很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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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四:
           丙午年乙未月去北京串联的另类遭遇 (七)

           回杭州45次列车上的所见所闻




一上火车就看到了JX同学和XHD同学,我找到座位对号入座。我的座位与JX同学和XHD同学相隔不远,马上就与两位老同学聊了起来。我们没聊今天早上那番特别的另类遭遇,也不曾聊过那位公鸭嗓同学的卑劣作为。只是聊起在北京都到了那些大学?或是那些地方?有些什么收获等等。他们两位谈起了从沙滩北街往长安街走,先在沙滩北街“老北大红楼”附近的中科院社会科学学部看到了批斗中宣部“阎王”的批斗大会,没有看到“大阎王”陆定一,参加批斗会都是些“小阎王”。看起来斗争会还较为文明,只是让批斗对象低头哈腰接受批判。而在正义路的团中央大院看见了北京中学生红卫兵批斗团中央领导人“三胡一王”的大场面。那真是斗得十分惨烈。个个团中央领导人弯腰挂大牌子,批斗大会上北京红卫兵频频动手打人,被打得最厉害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红卫兵们一边开批斗大会一边打人,胡耀邦不服气,总是对红卫兵的问题答非所问或解释否认。胡耀邦也确实够厉害。而其他几个团中央书记则老实多了,也少挨打。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我听了感到十分惊愕。
我给他们两位讲了我去人民大学和北大的情况。特别谈到了北大哲学系的杭一中老学长王鈺清关于今年高考的那一番看法见解。听得JX同学和XHD同学都十分丧气。他俩反问我,今年高考真是无望了吗?那个通知不是说推迟半年吗?我想起了王鈺清老学长还特别指出过,其实那份高考招生工作推迟半年通知的文字已说得很清楚了。我们需仔细将文字所表述的意思进行认真琢磨研究,才能准确无误地领会文件精神。文件说“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没有说高考推迟半年。并谈及要“为实行新的招生办法做好准备工作”。没说要明年恢复高考的。我们三个又都为此沉默了许久许久。我一直为老学长王鈺清对中央文件的准确理解和解读使自己深感自愧不如,感到汗颜无地自容之至。
快到45次特快列车开车时间了,突然听得列车员与几个押送黑五类分子返回原籍的北京红卫兵高声大吵了起来。原来几个北京小女红卫兵押送两个说是逃亡的地主分子要送回安徽蚌埠,但没有车票列车员就不让他们上车。那几个女红卫兵蛮横无理地开口就骂人,似乎还想动手用武装带打人,直骂得列车员不敢回嘴,也不敢阻挡。只见那些小女红卫兵把两位年纪很大又较胖的一男一女的老人用绳子捆绑着拉上车来,老太太还能自己行动,老头子则已经走不动了、两腿一直在地上拖行,他的头也抬不起来。女红卫兵们要两位身上已有伤痕的老人跪在列车门旁的过道上,老太太还能勉强从命,老头子就根本无法直身只能躺在地上。女红卫兵就用绳子将老头子的脖子系上挂到列车门旁的挂钩上,老太太一个劲地哭泣哀告女红卫兵放了老头子,说老头子已经快完了、快没命了。老太太一哭,那些女红卫兵就打老太太,老太太照哭不误,女红卫兵们就继续打人。打人的一幕持续了好久。
刚到北京串联一乘上公共汽车,就有年龄很小的女红卫兵或红小兵在公汽上朗读毛主席语录,她们清脆的童声,清晰的朗读和会吃字和省字的北京土语很有特色、也特别可爱。可眼前这些女红卫兵凶神恶煞的残暴行为与公共汽车上的读毛主席语录的女红卫兵的差别实在太过悬殊。
看到这一幕,我们三个都实在看不下去,想干涉一下又不敢出手。想劝说一下又无从开口。JX同学几次要站起来冲过去出手,都被我与XHD同学一把紧紧拉住。我们座位周围的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也是敢怒不敢言。都在口中念念有词道,大家想想办法,想想办法,不然要死人的。
我上车后一直注意到这个车厢里乘客大约由三部分人流组成。人数最多的一拨是南下串联的北京中学红卫兵,他们身着旧军装,带红卫兵袖章,有的还带着红卫兵军旗做派十分高调。再一批是南下串联的北京各个大学大学生红卫兵,他们则较为低调。很少佩戴红卫兵袖章或标志。也很少有身着旧军装的,都是几个人在一起低声商量着什么。再就是为数不多的普通旅客了。
我思虑再三、灵机一动,只能试一试这“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办法啦。我冒险走到车厢里面的那一批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中间对他们中的几个年龄较大的女红卫兵说,能否请你们几位红卫兵小将帮帮忙,列车门口有两个要押送回原籍的地主分子已经快不行啦,请你们出马帮忙处理一下行吗?不能让押送人员再打人啦。现在列车员也不敢管啊。其中一位女红卫兵问我,你是红卫兵吗?我直率地回答说,我还没来得及参加呢。我是杭州一中高三年级学生并拿出了学生证。一位女红卫兵问我,你认识杭一中LH吗?我说认识,LH是我校高一年级的同学,我们还很熟。他哥哥在清华大学上学。一位高个子女红卫兵又问,那你认识FJZ吗?我说,知道这个人,他是初三年级的,但我与他不熟悉没打过交道。但他的姐姐是我们同年级隔壁班的。我的这几句回答似乎通过了他们的审查。那个女红卫兵马上就招呼上几个同伴,说走看看去。
在这几个中学红卫兵的强力制止下,打人就马上停止了。他们几个中学红卫兵把老头子从车厢门挂钩上放了下来,那老人明显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直挺挺地躺在车厢地板上一动也不动了。他们又喊来了列车长和列车员参与处理。当列车在安徽明光车站停站时延长停车时间,列车员把老人的尸体和老太太同时交给车站处理。当车站方要列车出具证明时,那几个中学女红卫兵先写了简短的文字证明,先要把两位老人送上火车的小红卫兵签字,45次列车长签字,他们自己也签了字。并要车站方打了个收条当场交给了45次列车长。
当我回到座位时,JX同学拍拍我的肩膀,没有说一句话。我也实在无话可说。我在想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魔法使这些刚刚涉世的青少年学生,甚至是刚刚开蒙的孩童变成了打人凶手或是杀人狂徒。在历史书上,在十余年的小学中学基础教育中老师没有讲过。我们就都以为人类历史上不曾发生过此类事件,以后也不会发生。其实在杭一中贡院校园的批斗大会上,有人已经初露端倪,小试拳脚。已有好几个反动权威老师已经挨打受伤。在北京串联逗留的48小时里,我们看到在沙滩北街,在西单街上红卫兵们押送所谓牛鬼蛇神们在游街,红卫兵们一路上拳脚和铜头武装带在挥舞个不停。红卫兵们抄家的队伍总是一路胜利凯旋。看到这些,每一个有正常思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往往只能叹气,反感,厌恶,还能表示什么?对于法西斯狂徒我们也许只能退避三舍,少惹为妙,可是心里能无动于衷吗?还是总采取可能变通的方法制止暴力。但我们难道真的别无它法吗?我也怀疑自己总能继续保持沉默吗?
据不完全统计,在恐怖的所谓“红八月”“破四旧”期间,北京市有3.3万户被抄家。8.5万人被驱赶出北京,致死1772人。就全国而言,“破四旧”狂潮不断蔓延,疯狂凶残到何等地步,如果对全国“破四旧”进行深入的调查统计,其结果定能使天地失色,神州共怒。
当列车过南京站快到上海时,那几位刚刚帮了大忙的北京中学红卫兵过来找我过去,说有事要请我帮忙。当我来到他们中间,那几位刚才出头帮忙的女红卫兵说,你能否参与我们首都红卫兵南下小分队一起行动?我迟疑半天不好回答。我问他们你们是北京哪个学校的?那个自称CYL的女红卫兵回答说,我是北京红卫兵战校的高一学生。我赶快与她握手。我说,好啊,原来你是清华附中的,那可是红卫兵诞生地的老红卫兵。CYL高兴地笑着说,互相学习。那位叫LZX的男红卫兵说,他是北京红卫兵军政学校的初三学生。这使我犯了难,我问他这原来是那个学校?LZX说是北京师院附中。CYL又说,他们小分队的大部分战友都是原来浙江军区西湖小学的学生。这一次来杭州是来串联煽风点火,发动杭州红卫兵向省市委走资派开火炮打司令部的。问我能否给他们当个带路的向导,如果有难处也不妨直说。我想了想一口就答应下来。我想刚才他们毕竟帮了忙,我现在一口回绝也似乎不太合适。但尽管答应了下来,我比刚才要他们帮忙时更为胆怯。自己毕竟是冒牌货,说话都不敢理直气壮。我在想,我与那些在火车上对手无寸铁老人施暴的北京小女红卫兵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也许是打人行凶资格的有和无。如果出现要我违心地去做违心的事,我只有选择拒绝和马上离开。我决不做违反自己原则的任何事情。至于如何识别处理有关问题,那只有到杭州后再视情况而自行处置啦。至今我还为当时自己为何十分迎合地马上答应北京红卫兵帮忙的请求而诧异。
火车晚点,在8月31日凌晨零点后到达杭州城站,到站前我与JX同学耳语:“他们要我当向导,我去。我会见机行事。放心。”
当我与首都红卫兵南下小分队刚出车站就有几个军人来接站,并把这十余人用军用嘎斯51卡车直送西湖小学。当晚在西湖小学就寝。第二天九月一日,一大早就被喊起来起来用早餐,有军人引导至食堂,好丰盛的自助早餐。那时不叫自助餐,好像叫自选餐。有牛奶,煎鸡蛋,香肠,面包,肉包子,油条,稀饭,面条等。食堂里有好几个老师与小分队的成员叙旧问候。早餐后又是军用嘎斯51卡车把小分队送至涌金公园。这个地点是CYL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后确定的,因为他们小分队想先到杭州市委造反。
我带他们穿过南山路到解放路附近的省人民大会堂旁边一条街上,一边是南山路、一边面对着延龄路上的解放街百货商店附近,有着高高的风火墙即旧时杭州将军府,是当时杭州市委和市政府所在地。北京红卫兵们试图直接冲进大门,被警卫人员阻挡。我就在一旁观看。首都红卫兵小分队无论用何种办法都无法进入市委大院。市委警卫人员迅速增援数十人将大院门口基本堵上,看起来警卫人员早有准备预案。这时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而市委院内根本无人理会首都红卫兵。突然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人高喊:“市委陈侠副书记就在附近住,去他家造反啊。”首都红卫兵小分队就跟那个高喊的人往涌金公园附近奔去。我一看机会来了,我掉头赶快离开现场。乘公汽回到城站火车站对面的旅馆取自行车。有人把我的自行车与T兄的自行车用链条锁又锁了一道。我高喊:“谁把我的车锁了,快来打开,不来打开,我就砸锁了!”旅馆里马上有人出来将链条锁打开,还要收取保管费一元六毛。我说:“什么保管费,老子去北京见毛主席都不要钱,还管饭。走开!”我也学红卫兵的做派野蛮了一回。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终于结束了这一次另类的北京之行。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本篇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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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五:贡院校园三位不屈的女性(一)






    文革伊始,我因家庭出身问题就被代表“正确路线”杭一中的“赵太爷”,“钱太爷”之流们以“革命”名义下实施的血统论所衍生的家庭出身人权歧视论非法栽定不许革命。被取消了参加红卫兵资格,也被取消了参加文革的资格。只能靠边“稍息”。但现在看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使我省得老是要为自己在文革中追随“正确路线”参与更多的恶行而感到良心不安和内疚。
    一直到1966年10月后开始批判“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红卫兵们内斗激烈自顾不暇。紧接着红卫兵们和造反派们又开始争权夺利,打派仗打得热火朝天。这才任由我们这些先前被入另册的同学们可以天天逍遥自在,不用常去学校。因此对于贡院校园里在那一段非常时期里曾经发生过的事确实知之不多。
    在1966年11月份由于观点不同和政治立场决定的政见不同,我与几位志同道合者公开宣布退出一个刚刚参加不久的准多数派组织。并参与创建成立了与当时由浙江大学学生主导的少数派组织观点一致的群众组织。当时在全杭州市中学界就数杭一中的少数派组织人最多,活动能量最大。但绝不敢在贡院校园里与杭一中强大的各多数派组织相抗衡,也从不对贡院校园里的文革运动发表明确的或有倾向的意见。只是在贡院校园里很不显眼的地方留有三两个办公室,组织的大部份人和大部分时间都在浙大等大专院校和社会上活动。我们严格遵循“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基本原则,坚持不与杭一中校内多数派发生正面冲突,力争在贡院校园里与多数派组织“和平共处”。因此我和同伴们有很长时间经常不在贡院校园里活动,就更对杭一中贡院校园文革中曾经发生的悲剧或故事知之甚少。
    杭一中前身杭高曾是民国年间“江南四大名中学”之一。当年的杭一中是浙江省杭州市重点中学之首。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处的特殊地位,大量的省市委政府及驻军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云集杭一中。从省委第一书记到省委省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从省军区司令,杭州军分区司令以及驻军部队首长都有子女在杭一中学习。杭一中已成为既成事实的一所干部子弟中学。虽还有一些专门从省内各地县招考的贫下中农子弟和少量印尼和越南归国华侨子弟。由于高级领导干部子弟多,各种信息资源就多,而且各种小道消息流传速度绝对快捷,一些小道消息的新鲜度和及时性基本上能与北京同步,所以杭一中文革运动的节奏要比杭州市其他中学的节奏快一个数量级。在文革来临前夕刚刚结束的杭一中“四清”运动后期就一次发展了四名高中学生党员,其中有两名是省委、市委领导干部子女、有两名从地县农村招考来的贫下中农子弟。此举首开杭州市中学界发展中学生为中共党员之先河。杭一中发展学生党员的时间甚至比北京的几个重点中学要早一些,尽管发展数量不及北京市的一些中学。已经使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政策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使贡院校园里一直弥漫着的极其“左倾”的所谓“突出政治”、“革命化”和“血统论”家庭出身人权歧视论的气氛使人更为压抑、恐怖。
     1966年“8.18”之后又在杭州市第一个成立了红卫兵的黑字兵组织“一中红卫兵”。因此文革中批判斗争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老师“师道尊严”的狂潮之烈度和广大教师被批判斗争受迫害之严重程度,甚至首开批斗“反动”中学生的先例在杭州市中学界都是首屈一指的。文革动乱十年受灾难的程度亦是无可比拟的。早就应该有志士仁人把杭一中文革中全部史实记录下来或撰写杭一中文革史。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至今未见。
    作为单一的个人确实无能力亦无法以文革运动发展的时间为序,或以杭一中文革大事记先后为序全面记叙或记录杭一中文革中零零总总的全部史实。只能凭个人记忆和支离破碎的日记本中点滴隐晦的记录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一些小型调查,把自己记忆中印象最深,能够记叙得较为完整的事件作些简要的反映和记录。在我的记忆中对被批斗的“反动”学生曾被红卫兵送入杭一中牛鬼蛇神“劳改队”的高一年级女同学SMZ。被迫在贡院校园上吊自杀的教导处女教师ZGY和在贡院校园被逼跳入水井自杀的教导处文印室女教师HMY等三位不屈女性的往事似乎依稀还有些印象。很想能再多收集些资料,多听听一些知情老同学的讲述,再结合个人记忆整理归纳,无论如何要将贡院校园三位不屈女性的主要事迹诸述于文字。在得知我在撰写拙文《贡院旧澜拾零》后,亦有好几位老同学多次叮咛一定要克服困难把这三位不屈的女性的在文革中抗争的史实记录下来,绝不要让血淋淋的往事湮没在历史记忆的盲区或无底的黑暗深潭里使之永不见天日。当时我都曾答应过老同学并作出了承诺的。
    两位女老师的以死抗争自杀身亡大约发生在1968年10月份以后的日子里。根据我不完整的私人日记记载;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7月26日毛泽东指示派北京3万名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包括清华,北大的等。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1968年9月5日:以萧山棉纺厂工人为主要力量和一部分解放军驻杭部队军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杭一中。
    1968年9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步行到山西和陕西农村插队落户的影响下,杭一中和杭二中计有70余名红卫兵战士共同组队出发去宁夏农村插队落户。杭一中于本日召开欢送大会,首开杭一中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之先河。一些老三届学生也在酝酿成立“赴新疆战斗队”,“赴黑龙江战斗队”。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大潮始拉开序幕
    1968年10月7日:驻杭一中工宣队召开关于狠抓阶级斗争,大搞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大会。要根据上级要求开展大宣传,大揭发,大普查,大批大斗认真搞好阶级队伍清理工作。说是前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的老杭高,留有一大帮国民党残渣余孽,到底还有没有潜伏特务?在文革中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有没有利用大民主干了那些反革命的勾当?在文革的最后阶段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要彻底清查清算。
    1968年10月9日:驻杭一中工宣队向杭一中师生传达中央紧急电报。说蒋介石已命令大陆潜伏特务在目前发起总动员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中央要全国军民切实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对敌斗争观念、坚决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
    1968年11月19日:我至今不知道因何种原因,以萧山棉纺厂工人为主的工宣队竟宣布全部撤出杭一中。另由杭州炼油厂派出的工宣队进驻杭一中。也不知什么原因整个杭一中高中部才仅有进驻工宣队的工人4人,解放军2人。
    由于贡院校园这三位不屈的女性的故事都是近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时过境迁得太久太久。况且没有当时的原始文字资料和影像资料留存。只有杭一中老三届高中初中学生中有正义感的同学间口口相传的故事。只凭借个人回忆来追忆这三位不屈的女性的往事往往会有遗漏或不甚准确的状况出现。一旦有过分失实失真的事情被当作史实记录下来,是对已逝的两位女性长者和对一直坚持奋斗,努力成才的SMZ同学的大不敬。所以我在起意写作、准备资料阶段曾十分犹豫,往往面对电脑键盘或握笔在手时,手在颤抖,心中恍惚得不知如何落笔。准备资料的时间已过去近两年,收集到的资料实在太少,但我决定还是执意动笔成篇,恭请知情者审阅批判、批评或指点、增补史实资料、对不实史料进行删改。近来我思虑许久,加之目前身体状况欠佳,似乎已到了不能再犹豫的时刻,必须要抓紧时间兑现诺言。我很愿意抛砖引玉以证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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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五:贡院校园三位不屈的女性(二)

              教导处ZGY老师的印象与往事




文革前杭一中教导处ZGY老师的名字至今还会出现在许多当年杭一中老三届学生的回忆录或是纪念杭一中毕业若干年或纪念进杭一中入学若干年的文章里,字里行间还经常都会重现ZGY老师的身影或是与她有关的许多往事。可见杭一中教导处ZGY老师的知名度和在学生心目中地位和印象非同一般。杭一中老三届学生们为ZGY老师在1968年10月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受迫害而在贡院校园上吊自杀,以死抗争的不屈精神而感叹,都为ZGY老师的不幸早逝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

上图为杭一中1967届高二(2)班为纪念入学五十周年而撰写的回忆录文集《朝花夕拾》。文集中有十余位同学深情地谈及了教导处ZGY老师的印象和往事。


1963年9月底左右,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作为班级的历史课代表应历史老师董舒林先生之邀,与同年级其他班级的几个历史课代表帮助董先生抄写校史资料。工作地点就在当时杭一中一进楼上的鲁迅先生纪念室。记得完成任务时,天色已有些暗黑下来了。我们几个就从一进二楼侧面靠外墙的楼梯走下来,我走在最前面。突然,一个带有外乡口音的普通话女性声音响了起来:“高一(7)班的王凯同学,你们那么多人从鲁迅纪念室出来怎么连电灯都不关啊!”我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在傍晚寂静的贡院校园里,有一个并不熟悉带诸暨口音的女声在直呼本人班级与姓名,刹时间着实感到很有些恐怖感。下得楼梯一看竟是教导处的ZGY老师,她一头短发,精神焕发又和蔼的面容,穿一件蓝灰色的两用衫正在楼下等着我们几个。走在最后的那一位同学赶快跑回去关灯了。刚开学的那些天就听班上住校的几个同学说,教导处这位ZGY老师厉害啊,在晚上黑暗中她能辨别学生的模样和声音。不管哪位住校生谁要是敢在晚间9时熄灯铃响后在寝室里作妖胡闹,ZGY老师当场能点出大名发出警告,警告后就几乎没人再敢胡作非为。因为第二天所在班级晨会时,班主任就知道昨晚谁在寝室胡闹违纪,不用解释,自行直接检讨不遵守寝室纪律,保证坚决改正才能了结。不然就继续反省检讨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从鲁迅纪念室下楼后曾暗自感叹,今天算是亲身领教了ZGY老师的法道。不料ZGY老师竟特别客气地对我们几个说,“大家辛苦了,赶紧回家吧。今天是周六,妈妈们等你们回家吃饭呢。”看样子,董老师是与ZGY老师打过招呼的。
好多老三届的同学都有一进杭一中就被ZGY老师直接喊出名字和班级的离奇经历。好多同学都很感奇怪,有的以为ZGY老师有特异功能。有人说,ZGY老师是在新四军浙东游击队里当侦察员时练得的硬功夫。其实不然,这完全是ZGY老师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所致。

上图是原杭一中1967届高中生吴国权先生的回忆录《墙痕》一书。吴先生在杭一中初中高中学习多年,他在回忆录的第二章“在杭一中的日子“中有专门追忆ZGY老师的大段文字。


1964年暑假里刚刚忙完了高考试场服务工作,班主任要我去教导处领班上十几名同学从事高考试场服务工作共计每人五角钱的降温补贴。一进教导处就见到ZGY老师背对办公室门,手里拿着一本有学生照片的新生登记表正在对着新生照片背诵姓名和班级正口中念念有词。我进去说明来意,ZGY老师马上拿出了一张单据要我直接去财务室领取降温补贴。我刚离开教导处办公室,ZGY老师又背诵了起来。我明白了Z老师过眼就能喊出学生姓名班级的特异功能的来历。原来ZGY老师事先花了大功夫对照学生相片反复背诵方记住学生名字。我想,当年全国各个中学(或者说无论什么学校)的教导处老师能如此认真负责背诵新生名字的可能仅此一位!如今可能再也见不到这样敬业恪守职责的老师了!
有人曾说,ZGY老师是杭一中教导处副主任。在我的记忆里这并非事实。但可确认ZGY老师是学生学籍管理员,学生寝室管理员,教学秩序管理员,还有女生辅导员等等。不过ZGY老师所管的事远远超出她的职责范围。
就拿每年的高考试场服务工作来说,杭一中有好多学生参与高考试场的服务工作。我在1964年及1965年夏天两次参加过高考试场服务工作。杭一中高考试场总监考由教导处主任王祖勋先生担任。凡学生担任试场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安排均由ZGY老师负责组织安排。除了安排佩戴试场工作人员标志的监考服务人员外,还有一批学生佩戴监考助理员标志。监考当然由老师担任,在一个考场内安排有两名监考。还配备一至两名监考助理员。
记得高考试场服务人员和监考助理员的工作安排会议都是由ZGY老师负责组织召开的。高考试场服务人员的工作安排除了分配岗位及职责,对试场内降温冰块的摆放和盛放冰块的器具都作出要求。因为那时的高考正值杭城夏天最炎热开始之时,当时没有空调降温,学校只有采购大量机冰,打碎后用容器盛放在试场内降温。还记得ZGY老师动员大家从家里借木盆来盛放冰块,还要头一天提前拿来木盆先用水泡一夜,以免漏水。因为木盆放冰块的降温效果要比用学校的铁皮桶效果好得多。ZGY老师还要求试场内放降温冰块器具要成对角斜线等距离摆放,以便使试场内降温较为均衡。
监考助理员则安排在试场外观察,从试场外面观察试场内考试情况,要求多角度向内观察,特别要注意试场内几个有反光或贴壁课桌的观察死角。发现情况立即向监考员报告处理。监考助理员不得自行处理问题和大声报告情况。现在想来当年这些已形成系统、形成规则的杭一中高考试场工作安排与具体要求也正是ZGY老师在教导处工作多年的经验结晶。如同她一眼过就能喊出学生姓名班级一样都是她对教学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精心研究,负责精神的生动体现。
由于ZGY老师负责学生寝室管理工作和教学纪律工作,她对少数高级干部子弟不遵守学校纪律的行为同样严格要求,严格管理,难免涉及得罪一部分高级干部子弟,所以文革初期也有些大字报莫名攻击ZGY老师是“狱卒”,是“宿监”,甚至污蔑ZGY老师迫害工农革干子弟。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文革开始后,ZGY老师的身影就不常见到了,也听不到她的喊声了。有时见到了她,她还是会笑容满脸的与你寒暄几句。1968年秋天来得早,气温又低。在杭一中工宣队领导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
据说就在那一年10月份的一天,ZGY老师在办公室聊天时谈及,王光美女士作为刘少奇主席夫人,多次出国访问,形象好而且有气质、不失中国第一夫人应有的优雅风度。王光美女士要比江青女士的名气大多了、口碑也要好多了之类的话。第二天,就有红卫兵组织贴出大字报“揪出攻击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ZGY”和巨幅大标语。有人抛出ZGY老师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参加新四军四明山浙东游击队的所谓“脱党”历史问题一起对ZGY老师实施所谓隔离反省,立即召开批斗大会进行残酷的批斗,殴打挂黑牌下跪等等。(其实所谓ZGY老师“脱党”问题早已按一般历史问题予以结论。)以致导致ZGY老师第二天就在贡院校园上吊自杀身亡,以死明志,以死抗争。可惜至今还不能确定ZGY老师自尽的具体日期和地点。
ZGY老师不幸罹难早逝,年仅四十多岁。杭一中顿失一位恪守职责,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好教师。杭一中老三届学生永远怀念ZGY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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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五:贡院校园三位不屈的女性(三)

       以死抗争的教导处文印室HMY老师




我在多次追忆教导处文印室的HMY老师时,竟一点也想不起来HMY老师当年长得什么模样?操什么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有多高的个子与身材?我仿佛几乎已全部失忆,没有一点印象能够回想起来一些当年的细节。我也曾为此问及许多同学,答案也与我的记忆基本相似,大家都记不起来。近半个世纪的岁月磨砺使当年的老三届学生似乎失去了所有对HMY老师的点滴印象。
只有个别有好记性的老同学还记得当年的点滴往事。我采访我的老班长HZD同学时,他竟还记得HMY老师是一位身材较为高挑而匀称的女老师。但至于对HMY老师容貌的描述又不甚了了。可能因那时的男生恐不敢仔细观赏漂亮女性的容貌长相。故没有留下深切的印象。
但是杭一中老三届学生特别是高三学生都会记得当年教导处文印室HMY老师和好几位老师用蜡纸钢板,铁笔刻制,油墨誊印的讲义和复习资料,试卷都是绝不亚于用打字机和铅字排版印刷的印刷品。仿宋字,正楷,行书有模有样,绝对正宗。资料印刷整洁,装订牢固经久耐用。
HMY老师的油印蜡纸钢板刻功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曾在杭一中不少高中学生中负有盛名。因为在文革初期,红卫兵们要刻印大批文革传单时,HMY老师曾当过他们的油印蜡纸钢板刻功的师傅和教练。
我手边还有一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杭一中教导处应老三届学生请求发给的《高中毕业证明书》完全还是当年风格,仿宋体正楷,钢板刻制油墨誊印的证明书。这就是当年杭一中教导处文印室的一贯做派,所以一直珍藏。
当年杭一中教导处文印室的老师们个个都有绝技或满腹经纶,绝非等闲之辈。记得文印室名叫XBR的一位男老师,不仅刻得一手好字,无论秦篆,魏碑,正楷,行书,草书等毛笔书法都能写得有如行云流水。刻制的讲义资料个个汉字如同铅字印刷。如一开口说起汉字由来滔滔不绝,在他口中每个汉字都有典故。不是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这般这般如何,就是《康熙字典》说是如何如何那般。据高二年级的ZXD同学回忆XBR老师曾说过有关汉字边旁结构的高论:“XBR老师说,中国汉字如何组合,那都是有一定之规的。都是有一定意义的。比如‘好’字,是由女字和子字组合而成的,女人与儿子那当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好’字啦。又比如,凡是与同开口讲话有关的字,都是从‘言’字旁,舌头一动,话语就来,所以‘话’字从言,从舌……”
XBR老师还说过,“汉字中有两个字是冤假错案哦,你们知道吗?”在场同学都摇头表示不知道。XBR老师就得意的说:“大家看,一个‘射’字,一个‘矮’字,这两个字的边旁结构所能表达的意思,同字面的含义是否正好相反?身体仅‘寸’,应该是‘矮’意思。而‘矢’即箭,‘委’即箭靶,合在一起,‘矮’字不正表示‘射’的含义吗?不知道哪位老祖宗把这两个字的意思搞反了,长时期约定俗成后就成无法平反的冤假错案啦。”大家听了茅塞顿开,收获颇丰。
可是在文革初期这位教导处文印室满腹汉字经纶的XBR 老师也被打成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交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至今不知后事如何。

上图为杭一中1967届高中生诸向东同学所著回忆录《人生之旅》。书中记述了杭一中教导处文印室HMY老师及XBR老师的许多往事。
教导处文印室的女教师HMY,写得一手飘逸,老道的正楷汉字,是文印室的钢板刻制讲义教材的绝对主力。当时HMY老师约四十多岁,听说未曾婚嫁还是单身贵族。至于HMY老师出身于殷实人家还是书香门第虽不详,当时肯定亦算是大家闺秀。曾受过高等教育的。她在1949年以前的民国年间曾在山东青岛美国人办的机构工作过。1949年5月杭州解放以后,组织上曾收到过革命群众举报,说发现HMY老师还与美国人有信件来往。但后经多次审干和清查均无发现HMY老师有政治历史问题。
文革时,红卫兵们还是怀疑HMY老师个人政治历史有重大问题。在“破四旧”时,“一中红卫兵”还专门到HMY老师在清河坊附近的家中实施了抄家革命行动,除了抄得有少量金银首饰和几件高档衣服丝绸旗袍和大花连衣裙外,红卫兵们一无所获。由于一时无法找到怀疑HMY老师政治历史问题的线索和证据,红卫兵们就让她天天刻写毛主席语录,红卫兵认为这样长期刻写毛主席语录难免不出差错,出一次差错就是“政治”错误,就可以按现行反革命行为批斗整治了。
HMY老师对工作特别认真,红卫兵们期望的所谓政治错误一直不曾出现过。可是由于长期的磨难使HMY老师失去了刻制毛主席语录的耐心和兴趣,开始极其厌烦刻制毛主席语录。终于有一天,HMY老师公开对红卫兵小将们说:“天天让我刻制这些东西,还不都是一样的,你们这么喜欢就把这些东西烧成灰喝下去好了……”如此“反动”的言论,使红卫兵们立即将HMY老师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审查,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
1968年10月10日白天,几个老三届初中学生来到牛棚不知道审问了HMY老师几个什么问题就扬长而去。当天晚上,HMY老师拿着个手电筒请假要求去厕所,这一去她就再也没有回到牛棚。
第二天一早,一个小男孩在贡院校园里操场附近的一口水井边玩耍。这口井就在杭一中教学楼一进的东面、紧靠一进楼前小路的操场边上,周围有一小片水泥地及一个矮矮的用砖砌成的井圈。小男孩突然发现这口水井水面上漂浮着头发一样的东西,十分害怕地就大喊起来。经打捞上来一看竟是教导处文印室HMY老师的尸体。
HMY老师死后依然整洁如故,口袋里还放有那只手电筒。据说她是窒息而亡的。有人说她是专门选择“双十节”自杀身亡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红卫兵们还组织了一大批大字报批判HMY老师的反革命罪行。
由于HMY老师孤身一人,没有亲人家属为她料理后事。当时驻杭一中工宣队和校方只是草草将HMY老师的遗体送至殡仪馆火化。至今尚不知HMY老师魂归何处。
这是1968年秋冬之际,在驻校工宣队领导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生的第二起教师自杀血案。

上图为杭一中1966届初中生、作家张抗抗所著回忆录《张抗抗自述人生》一书,书中记述了杭一中教导处文印室HMY老师的往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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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五:
             贡院校园三个不屈的女性  (四)

              高一女生SMZ同学的遭遇(上)



我知道杭一中老三届1968届高中生SMZ同学这个名字,要从1963年6月份召开的“一九六三年杭州市中学生代表会议”説起。当时自己还在地处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巷里的杭州第二初级中学上初三,正值初中毕业马上要参加中考之际。我被老师和同学推荐选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这一年杭州市中学生代表会议。会议在杭州工人文化宫会场举行,会期为两天。会议头天的中餐就在会场上每人发一份大排盖浇饭(即现在的快餐或盒饭)。第二天中午散会后全体与会代表排成两路纵队步行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革命歌曲,前往铜元路都锦生丝织厂对面的杭州女子中学食堂聚餐,十人一桌八菜一汤。由于刚从天天吃不饱饭、粮食不够瓜菜代将近有两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过来,刚刚才见到市面上有烧饼油条供应的日子里,还是少年的我、自然只会对当年中学生代表会议的用餐伙食印象最深。
在杭州女中校园后面的杭州第十二中学正值中午放学时,不少杭十二中的男生们看见有大批男生排队进入杭州女中就出其不意地大声的念出顺口溜,起哄看热闹:“格帮男生真当怪,排了队伍上女中。脸皮嘎厚肚皮舵(大),欺负皮娘儿(女生)嫑脸。”直到杭女中和十二中的老师们出来劝说干预好久,他们才偃旗息鼓。
记得中学生代表会议的第一天有团市委书记陆苏作工作报告,下午讨论。第二天由前团市委书记。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芝山作形势和任务报告。不管是工作报告,还是形势和任务报告都只围绕一个主题,即按照1962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最新精神进行学习和宣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一次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等。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尽管当时读不太懂以上的文字,更无法理解领会这些文字后面的深奥含义,所以并无留下太多印象。唯有会议上反复强调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几个字算是留下了极深印象。

特别是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芝山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强调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现实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国内外阶级敌人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和关注。周芝山副部长在报告中举例说明时,第一次听到了SMZ同学的名字。说是SMZ同学自幼与身为资本家的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从小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在小学时她就阅读了很多不健康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小学学习期间就写过不少所谓“反动”日记,她所写日记中曾对现实表示过不满,赞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SMZ的日记被小学老师发现后,就向党支部作汇报,学校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及时对SMZ同学开展思想教育和阶级教育。并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反映。现在SMZ同学已经小学毕业进入我市很好的一所中学初中部学习,思想变化很大,进步亦很快。说是有关部门极其重视对SMZ同学的教育问题,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阶级斗争胜利成果。假如SMZ同学继续要求进步,学习成绩优秀将来亦可以与工农革干子弟一样保送进入杭一中高中部学习。一定要把SMZ同学这个转化典型作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有战略意义的正面典型事例来抓好,抓实。继而以点带面抓好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写作本拙文时据多方求证,实际上SMZ同学已于1962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上杭一中初中部,在召开1963年杭州市中学生代表会议时,SMZ同学就在杭一中学习。周芝山部长在报告中故意隐去了SMZ同学已在杭一中读初中的重要细节,我估计周部长还是想保护SMZ同学这个转化典型的安全和确保转化典型试点培养工作成功之故。
1965年下半年,在杭一中团委举行的一次团干部会议上学习有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基本条件。毛主席指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谈及了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在这次会议上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市委宣传部和共青团杭州市委重点抓的家庭出身资产阶级的转化典型SMZ同学,今年新学期被杭一中高一年级录取入学。全校各级共青团组织要重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阶级斗争。这使我立即想起了两年多前在中学生代表会上周芝山部长的报告中提到过的那位SMZ同学。
1966年9月初,我到北京串联因家庭出身问题不许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被北京红卫兵和杭一中同去北京的极左分子们驱赶回到杭州。回到贡院校园发现在“一中红卫兵”押送下打扫大操场的“牛鬼蛇神”劳改队中除了有熟悉的十几位老师和所谓黑六类分子外,远远望去还有一位年轻女学生的身影,她被剃了“阴阳头”、即将半边头发全部剃去,留下半边头发。这是当时从北京流传过来侮辱所有男性女性的牛鬼蛇神黑帮分子人格尊严的一种残酷手段。那位女学生她穿着一件几乎洗得几乎发白的蓝色布中山装,旧中山装很不合身,过长的衣袖卷了好几叠,过大的衣服的下摆也已经到了膝盖。腰间用一根绳子系住当作腰带。有同学悄悄告诉我说,这就是高一某班的SMZ同学。因为我从来没有与SMZ同学见过面。
又过了几天,劳改队在贡院校园里四处拔草,清理垃圾。我先是看到了比前些日子更加瘦小,又被太阳晒得黑黢黢的曹文趣老师,我很想与他打个招呼,可他似乎不认识我、无视我的关注转身就走开了。其实我与曹先生本来就不熟悉的,曹先生并未给我班上过课的。使我内心感到更加内疚,因我在文革伊始就参与了校党支部领导组织的写作小组写大字报批判了曹文趣老师。我本来与曹先生素昧平生,没有过任何交集,也并不了解曹先生为人、人品与作品就盲目听从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指挥拿起笔作刀枪,贴大字报攻击曹先生为反动学术权威,使曹先生落入劳改队。看到曹先生的离开,我不敢继续再与曹先生打招呼。
我在近处又看到了SMZ同学。尽管她被剃了“阴阳头”,不敢贸然说是很清秀的面容,但还是具备江南普通邻家妹妹的神韵。我看过去SMZ同学仍不失青年知识女性的沉静和自如。她的眼神会告诉你,她内心的自省和主见是极其坚定的。她的眼帘和脸上还留有几处青色的伤痕,卷起袖子的手臂上也有多处已经结痂的疤痕。SMZ同学的神态十分坦然,宁静。她并不回避你注视的目光,时而仰起脸远眺傍晚天边的一道道云霞。我的目光不敢长时间与她目光对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还能如何帮助她,只是还残存在自己内心仅有的一点良知和同情心使我幻想再一次出现如同那天从北京回杭州的45次列车上的机会,使自己能够有个机会帮助她,便有些发起呆来。好在那天看押劳改队的“一中红卫兵”是几个还算熟识的男女高中生。他们只是走过来朝我看了几眼,并如同熟人一般与我聊了起来。我只得语无伦次地应付一下,赶快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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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五:
             贡院校园三个不屈的女性(五)

                    高一女生SMZ同学的遭遇(下)



我不知道SMZ同学是在什么确切的时间被当作“反动”学生批判并打入杭一中“牛鬼蛇神”劳改队的。有人说,SMZ同学作为团市委和市委宣传部重点抓的转化典型的身份,原来班上大部分同学是不知情的,仅有校领导、校团委和班主任知道。所以在文革开始前,SMZ同学还能相安无事。就在文革开始前夕,SMZ同学写的一份思想汇报谈及自己在杭一中藏书极其丰富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得到许多收获。在涉及中国历史部分对唐朝的武则天皇帝予以高度评价并且有颇多赞美褒奖之言词。据说杭一中当时个别校领导看到SMZ同学的这份思想汇报如获至宝,还遗憾的说:“可惜这是个学生的思想汇报,如果是老师写的就要出事啦,出问题啦,那就有得批判啦。”当时这位校领导可能还多少知道些政策,一时没有对SMZ同学下毒手。但后来不知何时SMZ同学的这份“思想汇报”落入红卫兵极左分子手中,使SMZ同学的这份“思想汇报”就成了“反动”学生的初步罪证。
知情人告诉我说,是在文革中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不知是什么人?是为了什么目的?竟将SMZ同学是市委宣传部和团市委重点培养的思想转化典型的组织机密泄露了出去。“一中红卫兵”们马上将斗争矛头对准了SMZ同学。这主要是为了批判市委宣传部和团市委的走资派执行包庇纵容“反动”学生SMZ,批判杭一中市委工作组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压制革命师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获得了批判“反动”学生SMZ的罪证。当时先任杭一中四清工作队队长后转任市委派驻杭一中文革工作组组长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芝山被批判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还成了包庇纵容“反动”学生SMZ的罪魁祸首。
据知情者回忆,SMZ同学所在的杭一中高一某班在当时也曾由校文革筹委会和校红卫兵组织过一次全班同学对SMZ同学的批判会。当时属于文革初期,还没有出现派别斗争。由于班上同学在一起时间不长,实际在一起学习时间还不足一年、互相之间也不太了解。所以整个批判会的调子不高,气氛也不浓,只是对SMZ同学进行了一般性的谴责,批判方式较为文明。大部分同学没发言,发言者大多是被事先指定发言的,批判亦是言不由衷,应付差事的。有不少同学对SMZ同学出众的才气和文笔略有了解,更有些同学认为SMZ同学很有思想,她处事处人也很显成熟便都顿生同情之意都不忍落井下石。开始大串联以后,班上同学们都北上南下的忙于串联。后来班里同学也几乎见不到SMZ同学了。也就谈不上批判之事了。
当时杭一中的“一中红卫兵”组织以破四旧为名对SMZ同学在横长寿路和广福路附近的家迅速组织进行了抄家革命行动。一帮红卫兵把SMZ同学的家抄得鸡飞狗跳,翻得乱七八糟地实施了百物大搬家,抄家时件件物品要过筛,凡是红卫兵认定是四旧的物品就统统没收。红卫兵把SMZ同学本来清洁简单而井井有条的家弄成如同垃圾场一般以后,便扬长而去。跟着红卫兵去抄家的几个SMZ的同班同学站在一旁看得心里实在不落忍,实在觉得太过分但又不敢吱声表示非议。几十年以后他们想起那个难忘的抄家场景惨状似乎还记忆犹新。
红卫兵们从SMZ同学家中抄家抄得了SMZ同学好几本日记本。红卫兵就把SMZ同学所谓的反动日记抄录成大字报张贴在杭一中大礼堂里。并组织全校广大学生前去批判揭发。
不知因何种原因,我确实不曾看到过揭发SMZ同学日记的大字报。我只能从杭一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著名作家张抗抗女士所著的《张抗抗自述人生》一书中“文革中的杭州一中”一节摘录有关情况如下:“我们战战兢兢地去看施同学日记的大字报,至今还记得有一篇日记的大意,是施同学的母亲给施同学看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同时感叹地对施同学说:“这些漂亮的旗袍,可惜如今都不能穿了……”施同学的日记写得很真实,没有当时盛行的那些假模假式的废话,文笔既老练又优美,知识丰富,思想成熟,比我们这些初三的学生要高出一头,看得出她读的书要比我们多得多。我在心里暗暗佩服施同学的才能,也惊讶她竟然敢这样直言不讳,实在有点太离经叛道了。”

上图为张抗抗所著《张抗抗自述人生》一书。


张抗抗同学在“文革中的杭州一中”一文中还写到:“有一次,我看到施同学拿着一把扫帚,被迫去打扫卫生,她幽灵一般地从走廊里远远飘过。她的神态十分宁静,微微扬着脸,就好像到台上去朗诵诗歌似的。记得我当时悄悄地旁边的一个同学:“你说,施同学的政治生命是不是从此就完了呢?”那个同学回答说:“那还用问,当然是完了,彻底完了,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不敢与施同学的目光对视,虽然心里有一丝微弱的同情,却也庆幸自己没有落到这样的地步。”

上图为张抗抗所著《张抗抗自述人生》一书的“文革中的杭州一中。”一节的照片。


有知情的同学告诉我说,SMZ同学被打成“反动”学生后,除了被剃阴阳头的人身侮辱外,还经常被红卫兵们殴打,打得遍体鳞伤。在劳改队与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关在一起。隔几天就被拉出去接受批斗,有时还把SMZ同学的父母也揪来一起陪斗,SMZ同学还被勒令赤裸着双膝跪在煤堆上接受批判。后来SMZ同学还被勒令去养猪,红卫兵硬要SMZ同学吃喂猪的冬瓜皮,还问她冬瓜皮是什么滋味?SMZ同学回答是酸的,红卫兵就一拳拳的打了过去,一直到她回答说冬瓜皮是甜的为止,才肯罢休。
据我了解SMZ同学是杭一中全校、也可能是杭州市中学界唯一一名被公开批判和被打入学校牛鬼蛇神劳改队劳改的中学女生。可见文革中杭一中的“红色恐怖”是何等的残忍,何等的不人道,何等的无视人权。也公然违反了当时的文革“十六条”和有关政策。
就是在那样一种难以忍受的非人道生活境况下,SMZ同学心性坚韧,忍受着,抗争着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1968年后SMZ同学与杭一中大部分老三届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当了知青。据说SMZ同学在浙江农村插队近五年,才被抽调到杭州一家无线电器材厂当了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后,当时杭一中初中部语文教师姜女士总记挂着SMZ同学。姜老师认为凭SMZ同学的学识能力和刻苦精神,考上大学应该是毫无悬念的。可是姜老师到处找也找不到SMZ同学,很有些着急。皇天不负有心人就在高考报名截止前的最后一天下午,姜老师终于在杭城少年宫广场附近的西湖湖畔找到了SMZ同学。姜老师苦口婆心地竭力鼓励她一定要参加高考,马上去报名参加高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SMZ同学还是听从了姜老师的建议,报名参加高考了。可那家无线电器材厂又不给SMZ同学时间脱产复习。就在那样十分仓促,短暂的几天复习后参加高考,SMZ同学被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毕业后留校在杭师大任教。
SMZ同学退休前系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导师。研究领域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经学,古代散文等。
据不完全考证SMZ同学在杭师大任教期间主要的学术成就如下;
著有古代文学著作《续古文观止评注》(2000年浙大出版社)
所著学术论文有;
《清代浙籍散文家的几个特点》(杭师大学报)
《‘虚言其大略’的方苞散文及其成因》(同上)
《“公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所昭示的桐城散文变革》(同上)
《屈原骚赋对“诗经”语言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同上)
《“易经”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及契合点》(同上)等。
还编著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若干集。
据说SMZ同学的先生亦是位成功人士。退休后的SMZ同学想必一定是相夫教子其乐融融安渡晚年了。
我们赞叹SMZ同学没有被在文革中所遇的悲惨遭遇和非人道的虐待所击倒,她在逆境中坚持奋斗,苦苦挣扎,历尽苦难,终于成才为国效力。我感到十分可惜的是,至今没有发现SMZ同学自己发声或亲自运笔,讲述记录当年自己经历的那一段文革非常时期遭遇的声音或文字。但SMZ同学仍然不愧为是杭一中“老三届”学生中的佼佼者。
      SMZ同学在文革中的遭遇本应该在杭高校史的文革历史部分留下一段详实的记载,为后世、为后人一之已甚。
(本篇全文完)
注:本篇文字曾参阅以下书籍资料。
《张抗抗自述人生》张抗抗著(原杭一中1966届初中学生)
《人生之旅》诸向东著(原杭一中1967届高中学生)
《墙痕—一个老知青的回忆》吴国权著(原杭一中1967届高中学生)
《朝花夕拾-纪念杭一中67届高二(2)入学五十周年》杭一中1967届高二(2)班集体著作。
在此笔者诚挚地向以上书籍资料的作者以及曾提供本篇文字有关素材的杭一中老三届老同学们一并致谢。特别要提及2013年10月突然病故的老班长、我的同桌HZD同学给予本文的巨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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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六:
            那年月里几个场景片断(二)

           1967年2月12日上午省体育场......(下)



这起震惊浙江的所谓少数派几十个学生冲跨多数派十万人斗江大会的事情,据说后来连毛主席他老人家也知晓了。后来有一次毛主席来杭州后,从军管会曾传出小道消息,说毛主席谈话时说想见见这些冲斗江大会的小将。但我尚不能证实这个消息是否真实可靠。
    斗江大会被冲垮了,斗江大会的主席台被拆垮了。会场的麦克风、扩音器、大喇叭都暂时落到了浙大少数派手里。浙大校内广播站那个声音很熟悉播音员的声音反复地在省体育场里响了好久:“1967年1月2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浙江省来京的多数派时,严厉批评了多数派揪斗、关押江华的行为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他是少数民族,我们要团结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再三说过,对江华要保。”还记得当时把周恩来总理有关江华问题的指示首先原原本本公之于众的是浙大少数派的LY,SY等人。他们几个从北京回来后知道多数派还是要批判斗争江华,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斗江大会。他们决定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公开发表。
2月10日浙大少数派组织以《周总理谈主席再三要保江华》和《保江华声明》为题散发了大量传单,据说散发张贴了好几千份。
因为他们这几个浙大的学生代表参加了那天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但他们未必知道当时周恩来总理凌晨回到西花厅,看到浙江省军区关于浙江问题的一份紧急请示后,拿起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要通了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此前,中央针对浙江的混乱形势,曾委派杜平政委以中央驻浙江代表的身份负责处理浙江问题。
  “杜平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指示让江华同志来北京治病。中央决定,2月11日晚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华同志来北京。你们要负责保证把江华同志安全地送到机场。为保证安全,路上要多派些人护送。”
  周恩来总理这一招绝对是釜底抽薪。浙江的多数派们不是要在2月12日召开批斗江华的10万人大会吗?!
  “总理,我马上召集会议,保证完成任务。”杜平政委就像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
  2月11日上午,杜平政委召集驻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等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多数派们虽然不情愿交出江华,但无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从。
  2月11日晚上,江华被安全地护送到嘉兴机场,飞往北京。
但浙江省的多数派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下,坚持要打倒江华。他们继续紧锣密鼓到处张贴海报,还是坚持决定于2月12日上午在浙江省体育场召开十万人批斗江华大会。这就是斗江大会的由来。
2月12日斗江大会被冲垮后,从此浙江省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彻底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以浙大为首的少数派也拉起队伍竖起大旗。两派斗争历尽血雨腥风,文斗武斗达两年之久。
当时,多数派们把原原本本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的浙大LY,SY等人横加罪名为泄露机密、伪造周总理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等。要把他们当做文革的叛徒来批判,甚至把两大派分裂的罪责也要他们承担。我们当然不能把如实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的浙大学生LY.SY等认定为造成浙江省两大派分裂的罪魁祸首。文革中浙江省两大派分裂的缘由当自有公论,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简单问题。但这一问题绝不是笔者拙文所涉片断场景的本意和主旨。我坚定地相信历史定会逐渐揭开文革所有真相,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至此笔者联想到文革初期也是涉及周恩来总理对保护杭州灵隐寺的四条指示,被当时杭州市市长王子达先生大胆地隐瞒了周恩来总理四条指示中的最后一条。从而保护了灵隐寺完好无损。王子达市长实为保护灵隐寺的大功臣,应该得到杭州市民和国人永久的怀念和尊敬。
1966年8月24日起,杭州的一些中学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高潮中突发奇想要捣毁烧掉千年古寺——灵隐寺,中学红卫兵过激的行为逼使一部分浙大学生和杭州工人市民、郊区农民奋起自发采取行动坚决保卫灵隐寺而与之严重对立起来。甚至发生冲突事件。该严重事件经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报告国务院,终于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1966年8月27日,周恩来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当晚,杭州市长王子达到灵隐寺,向在场浙大学生和中学生红卫兵传达了总理办公室电话指示记录。王子达市长传达说:“8月27日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来电,第一,希望革命的小将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为灵隐寺的问题发生冲突;第二,灵隐寺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国际上,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灵隐寺享有很高的声誉。希望能够保留下来。第三,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并要求杭州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立即保护好灵隐寺。”当听到周总理希望保留灵隐寺的这些明确指示时,浙大学子和在场的工人,农民和群众们当场立即欢呼起来。
王子达市长借此机会便不再宣读周总理的第四条指示。随后杭州市政府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封闭了灵隐寺,并派驻军进驻保护灵隐寺至文革结束。就这样使灵隐寺才得以完整地保护下来。
    其实,这位悉心保护杭城历史文物的好市长冒着极大的风险有意漏掉或隐瞒了北京总理办公室电话传来的周恩来总理四条指示中的最后一条:“第四,要爱护革命小将们的革命积极性,要是大家一致同意砸掉灵隐寺菩萨佛像,那就砸掉算了。”
当年,我就一直在思索上述两事同样都是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两种不同处理方式本应得到不同结果。但原原本本地执行指示的反而成为罪人。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老子》第十七章:“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案有不信。猷呵!其贵言也。成功逐事,而百姓谓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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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六:
             那年月里几个场景片断(三)

       1967年5月间上海同济大学校园......(上)



由于1966年的高考先说推迟半年、后来就干脆渺无音讯被取消。一直被取消了十一年之后才恢复高考制度。我在那些年月里对未能参加高考,对不能进大学上学总是有个难解的心结。大串联时总爱往大学里跑,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北京电影学院等等都去过,上海的交大,复旦,华师大等也都光顾了。当然去的最多的还是浙江大学。不管是浙大玉泉校区,还是浙大三分部原之江大学旧址也都没少去。既然上不了大学能经常到大学校园里来过把瘾也行啊。
1967年5月间曾随浙江省少数派组织赴沪告状时,那一次在上海同济大学校园的经历使人印象深刻很难忘。
1967年5月上旬,浙江少数派组织为了抗议支持省多数派的空五军军长陈励耘和20军军长南萍镇压少数派的罪行,组成了万人北上控告团在上海被阻。控告团被安置住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校园内。那时浙江少数派组织的领导权已经被掌握在工人“领袖”手中,他们行动起来往往动辄都是大手笔。这次行动浙江少数派领袖FJW动用了几乎整个杭嘉湖平原上所有的几百辆长途客车,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北上控告团车队直奔上海。
其实这次北上控告行动我们也可以不参加的,告状不告状似乎与我们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但当时已经串联成癖总想往外跑的这帮人都还想再串联一回。我出发那天也是什么都没带,直接和一帮人从杭一中贡院校园步行至武林门长途汽车站上车的。
一眼两头望不到头尾的长途客车长龙一辆接一辆地奔驶在沪杭公路上。实在没有太多可留下印象的事。正值春夏之交,雨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到了上海还在下雨。上海市革委会奉命截留接待浙江少数派北上控告团。
我们被安排在江湾五角场四平路的同济大学住下,大约共有三四千人左右。同济大学有个《东方红》兵团,听说还出了个学生**峰系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负责人,后来被上头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上海同济大学在当年杭一中贡院校园里的学生中口碑应是相当不错的,在一些数理化拔尖的学生中颇有青睐之意。好多不愿意远走北方上清华或去西南广东求学的报考理工科学生都把同济大学在高考登记表填报为第一志愿。还看到有的同学甚至在高中毕业考试后,在高考复习期间天天练习素描速写,说是如考入同济大学要立即先考试素描速写才能选择确定具体专业的。
邻居大哥WDY就是1963届杭一中高中毕业生以高分考入同济大学的,他那曾是营造厂会计师的父亲在儿子拿到同济大学录取通知书感叹地说:“子承父业啦,儿子考进了中国建筑业最高学府,我死也瞑目啦。”于是乎,邻居大哥成了整个住宅墙门里学生仔们的榜样和学业评价参照系。墙门里的一帮小弟兄对邻居大哥当然是刮目相看啦。平日里老大哥有数的几句教诲对墙门里的小弟兄们来说都是有一句算一句的,他就是墙门里所有学生仔们的私塾教师和崇拜的偶像一般。
1907年,德国医生宝隆在上海创办“同济德文医学堂”,取名“同济”意蕴合作共济。1912年增设工学堂,1923年正式定名为“同济大学”,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同济大学列为首批国立大学。随后,同济大学发展迅速,成为拥有医、工、理三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抗战爆发后八年之中六次迁校,曾内迁经浙、赣、滇、川,1946年回迁上海。至1949年,同济大学已发展成拥有理、工、医、文、法五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海内外声誉卓著。1952年高教部进行高校院系调整后,同济大学成为国内土木建筑领域学科专业最大最全的工科大学。
当时,我们被安置在同济大学大礼堂打地铺。那个大礼堂中间全无支柱和承重墙。由于大礼堂面积太大,近三千人住进去还有空间。大礼堂内男女分区用布帘隔开。统统草席铺地,两人一条薄被。可第一天半夜我就被窗外的雷雨惊醒,后又被水泥地潮湿和寒潮冻醒。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则是喷嚏连连,不思饮食了。
现今才了解,这个同济大学礼堂建于1962年。礼堂大厅宽40米,长56米,正面入口处为深8米、宽20米的5间折板顶开敞式门廊,门廊内进厅上层为放映室。大厅内侧为舞台。结构采用净跨40米,外跨54米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联方网架,网架顶作弧形拱状,外侧每8米布置钢筋混凝土三角架1对,以承受拱的侧推力。大厅两侧开门,网架其拱处辟折顶老虎窗。礼堂大厅拱顶网架组成的菱形网格,富有韵律感。它是上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探索新技术浪潮是建筑代表作,它的“落地拱”及“钢筋混凝土联方网架”是那一时期的孤例。据说该建筑1999年10月获"新中国50年上海经典建筑"提名奖,近年被列入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
那时我们在同济大学每天每顿的吃饭如同抢饭。校方把一大方盒一大方盒铝盒蒸的米饭让我们自己分发,说是管够吃,没有了再要。每顿的菜则是由校方工作人员分发。菜量少而且素菜多荤菜少
那些一起来沪的工人少数派们都先将一大盒一大盒的米饭拿在身边,等拿着大盆打菜回来的弟兄一起开吃,也不管别人。那些个工人阶级的素质真令人刮目相看。等我们几个排队打了菜回来,米饭都差不多没了,刮饭盒底子也盛不满几碗了。也不见同济大学校方再送饭来。于是就差不多顿顿吃不饱饿肚子。
带了些钱出来的弟兄便带大家到四平路周围的小吃店吃碗阳春面或买些菜包子充饥。但都是车水杯薪无济于事的,更不是长久之计。
这几天在同济大学过着这一睡地铺受冻感冒。二抢不上饭挨饿的日子实在不是滋味。有的同学便自行离开同济大学了。我也很有些犹豫起来。是自行回杭州呢,还是去上海亲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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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六:
            那年月里几个场景片断(四)
            
                1967年5月间上海同济大学校园......(下)



正准备行动的那天下午,浙大的ZZH老哥领着在同济大学上学邻居大哥找来了。邻居大哥一见我,二话不说一句便一把拉着就去了他的宿舍。先要我去四平路上的浴室洗澡换衣服。再就是吃一大碗牛肉面。回到邻居大哥的宿舍后,老大哥说,“想不到你也会跟这些人来上海的。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前几天到交大到处找过你,你居然就在同济大礼堂睡地铺。你知道吗?上海的张姚两位为何要专门把你们安排在交大和同济?而不安排到复旦或华师大,那是因为交大有“反到底”,同济有“东方红”那都是张姚的嫡系啊。你啊真是市面也不吝的。快二十岁的人啦,还愿意充当别人的牵线木偶?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要学会独立思考啦。这次运动开始都快一年了,看样子一下子还刹不住车的,你们就不要再瞎紧跟了,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能再继续人云亦云的。依我个人看法看来这次运动是不能被称作革命的,之所以不能称作革命,是因为它不是在能动地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或整个社会进步的。而相反的是用一种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理论指挥一切,领导一切。实际上就是驱使人、奴役人、征服人,使人自愿的或被迫地为某种思想或理论所管束,无条件地服从组织整体。绝没有民主自由和个人选择。”
我听到这些话感觉有点似明白似不明白的,但觉得过瘾得很。老大哥的有些话确能引起思想火花一激灵,还很有启迪的。但也为邻居大哥的独立思考和太于过激的言论有些担心,依我看这个老大哥其实真的比我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问他:“你是参加了同济东方红啦,还是在当逍遥派呢?”老大哥回答:“我是独立思考派,是读书派。什么组织我都不搭界的,我只是在读书,观察,思考。”
“你看看,今年年初上海差一点要出国际大笑话的。张先生和姚先生要上海工总司夺了上海大权,还别出心裁地把上海市政权机构叫作“上海人民公社”,还马上要向全世界发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当然这个“公社”的说法绝不是他们的首创,而是伟人在1966年8月4日评价北大那“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在先且为出处的。伟人无法揣测的出尔反尔和一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派使在上海的张姚两位十分尴尬,伟人先与张姚打了十几天不动声色的心理战后,再召见时一句话就把公社改作革委会。张姚两位先生算是马屁没拍到正地方上。老驹失辟啦。”
“记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时,伟人倒是多次提起过要建立中国的“巴黎公社”或提倡“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运动期间,也确曾出现过诸如“北京公社”,“上海公社”之类的红卫兵组织。我以为“公社”两个字之所以会如此讨伟人喜欢,也许只是出于民粹主义的误读。巴黎公社原本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自由、平等、博爱”是它的灵魂所在。民主制度在巴黎公社里,不存在人为预先设计的模式,而是根据斗争实际的需要,随着斗争的发展而自然逐渐呈现的。其中许多不尽相同的方式和方法,全都纯粹是人民的原创。而眼下所谓的“大民主”和“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根本不能与巴黎公社的大民主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当现今掌权的多数派们为上苍恩赐的民主而惊人地爆发出历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之时,便可能立马转身就会有极其惊人的作为。正如今年2月份复旦大学红革会们稍对张先生的“叛徒的历史疮疤”进行一下探讨后,这些曾为之欢欣鼓舞的复旦红革会们们便随即尝到了一记“革命委员会”铁拳打来的钢铁滋味。”
“曾经写进一度成为文革“圣经”的《十六条》的巴黎公社,到了如今,便再也不见诸于官方文件,伟人也不曾再提起过。也许这巴黎公社四个字不过是曾经在某个瞬间闪现过,然后马上倏忽之间就隐没来自异国他乡的一个幽灵而已。看来张姚两位还是真的不懂中国政治,不了解伟人哦。”
我问老大哥:“你说文革不是革命?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搞文革呢?”
他回答:“依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一场由个人制造的“革命”,而非社会、历史、民族、宗教等各方面必然因素促成的。伟人那种顷刻间使天下翻天覆地的伟大魄力,不禁令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统领宇宙万物之神—宙斯。而令人不解的是,如今的伟人真不得了,真是一个不仅在中国神话故事传说里未曾出现过,还是个开天壁地的能如此全面掌控中国的一切、权势空前煊赫的神祗。”
“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干柴烈火般地发动起来,与其说是因为伟人个人伟大的魅力,还不如说更多地得力于他利用了民众,尤其是独创性地利用了青年学生,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其中主要是中学生潜力的充分利用。的确,他创造了极其独特的方式,这种方式以神秘诡异的手段迷惑了他的政治对手。他把群众十七年间累积起来不满和怨恨,以及文革一开始就响应伟人号召的学生激进分子被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实施镇压和专政所点燃的愤怒之火被引向上层建筑和高层领导人,继而祸及基层组织及其负责人。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生此时最愿意接受的唯一的革命理论认知,即伟人适时大力鼓吹的真理——“造反有理”。又借助因踢开“党委闹革命”而造成的权力真空而失控的间歇,通过各种**派的临时结盟,大串联,以及以此相伴随的有意放纵的媒介信息传播(包括传单、各种报刊之类),滚雪球般迅速形成并扩大体制外组织。如果不是存在集权主义、官僚主义的宿疾,不是原有的旧体制僵化的思路和操作将矛盾和问题发展到如此极致之巅峰,文化大革命决不可能于短时期就发动起来。”
听到这里,我想问的问题就更多了,邻居老大哥就说:“行了,就到此为止。我说得太多了,没有别的目的,就想让你多考虑些问题,还是多读些有用的书或广泛博览群书,少做跟屁虫。学会多思考些问题。也许慢慢地就能够学会独立思考的。我带你看看同济校园吧。”便结束了他那别具一格的谈话。我根本无心观赏同济校园的新老建筑,一直在思索着邻居大哥滔滔不绝的每一句话。
敢于怀疑权威,敢于独立思考,要用自己经过思考的想法主导自己的行动。不跟风,不盲从。这便是我同济大学校园之行的最大收获。这也许就是使我开始思想启蒙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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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六:那年月里几个场景片断(六)

          1967年6月6日杭丝联......   (2)

        6月5日晚杭丝联大食堂,拟是最后的晚餐



1967年5月9日日记记载;“今日下午,杭一中多数派组织贴出要我杭一中少数派组织立即交出电话和所有办公室的勒令公告。为避免发生冲突,少数派当即全部撤出杭一中贡院校园。随即红三司西湖纵队查抄杭一中少数派组织所有办公室……,我少数派组织损失甚大”。
于是整个五月份,杭一中少数派大部分同学只得到浙大或其他中学活动,只得让些多数派们尚不熟悉的初中低年级同学悄悄地返回贡院校园收拾残局,适当开展活动。
1967年6月5日上午,我们一帮子人在浙大活动时就听到多数派要包围进攻杭丝联的消息。少数派也在组织调派“铁三角”地区少数派工人力量增强杭丝联的防卫。
下午与DK,HY,老C等人自浙大准备返回杭一中贡院校园。走到昌化路遇到了几个初中小同学告知,说是WJ,XW,LJ等几位女生干将已去杭丝联。在老C和HY的建议下,我们几个也一起往拱宸桥方向去了。
傍晚,到了杭丝联大门口已是戒备森严,拉起了好几道铁丝网,还有好几处沙包垒成的圆形工事。靠近大门的那几座楼也都是戒备森严,楼顶上也有沙包和守卫人员。大门口布满了手拿铁棍铁管、头戴藤帽的门卫。门卫们态度凶狠地询问了我们几个,半天也不让我们进入。我们几个很有些丧气,当时颇有些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
不料正巧,此时杭棉少数派头目LKW,CRH与浙大的JHC还有一位不熟悉的杭丝联少数派头目等人正好出现在大门口,LKW师傅先开腔:“你们几个怎么才来,快进来啊!”我们回应:“守门的师傅不让进啊!”CRH马上对门卫说:“哎,老师傅!他们几个都是浙大动态组的,还不让他们快进来啊。”这些门卫们一听是浙大动态组的,赶快七手八脚地拉开了几道铁丝网。要知道那时群众组织的动态组就是KGB啊。其实我们几个都不是什么浙大动态组的。只是与浙大少数派组织动态组的少数大学生有些熟识而已。为了能进入杭丝联大门我们也不作解释,似乎就算默认一般。这竟让浙大的JHC笑个不停,他说:“听WJ说你们几个在浙大不会过来了的,怎么又来了。这里今晚或明天都不是好玩的地方啦。来干啥哦。”我们几个也不理会只是嘿嘿一傻笑。还是那个不熟悉的杭丝联少数派头目热情地招呼我们几个赶快去食堂吃晚饭,去晚了可能饭菜也会没了的。LKW和CRH都随声附和着。JHC则带着我们几个去了食堂,他说,他也没吃饭呢。还开玩笑说:“让我们共进最后的晚餐吧。”
一进大食堂餐厅就感到气氛不同往日。整个餐厅的座位已全部客满。但没一个人大声说话,个个都是在埋头吃饭,偶尔才有些许吃肉末粉丝的吸溜声。原来早几日前多数派已经切断了杭丝联食堂的副食蔬菜供应,今晚食堂只有米饭和肉末粉丝供应。食堂窗口贴出通知,“今日起食堂用餐一律免费。每位用餐者餐后可领取馒头两只。明日起本食堂停止餐食供应。非常时期请各位谅解。”
去年年底下厂劳动时曾多次在杭丝联的这个24小时供餐的大食堂吃饭。大灶窗口,小炒部,面食部,营养餐专窗一应俱全。食堂菜饭价廉物美,一毛五一份现炒的杭三鲜,一毛二一份荤素菜或青菜底加一大块红烧扎肉。八分一碗沃面或汤年糕,一毛五一碗肉丝面。大锅菜就更实惠啦。要是手里有中班或夜班营养餐卷到营养餐窗口领取营养餐拿那就都全免费了。
我们刚开始吃饭,突然停电了。食堂炊事员们给每个餐桌上点起了一根小红蜡烛。餐桌上那一盆盆本来就放多了酱油的肉末粉丝在烛光下,颜色显得更加殷红而深沉。烛光下,肉末粉丝的殷红色与米饭的惨白色、那红白的色差对比显然显得实在太过于夺目耀眼。使食堂餐厅平添一份极其敏感的色彩……
餐厅里的气氛绝对不同与往日。人影在烛光中变幻晃动,烛光随人影摇曳飘舞。但今晚烛光下的晚餐已全无浪漫香艳,只有无奈,彷徨,惶恐,等待,也许还有悲壮,绝望,期待……
餐厅用餐的人们都在窃窃私语或埋头吃饭。这边,有好几个年长些的工人师傅用大搪瓷碗喝起了黄酒,一边喝一边轻声细语,几个喝酒的同伴喝着喝着,聊着聊着。看起来似乎很有些伤感。不知道他们在议论些什么……
那边,几对大学生模样的男女同伴吃完了晚饭,还在聊天,间或能冒出几句慷慨陈词。几个女学生的眼眶被餐桌上红蜡烛的火光照地得闪闪发亮,她们的眼眶里且闪着晶莹的泪花。男生们不知道如何安慰同伴而语无伦次地嘟嘟囔囔……
只有看起来那些年少的中学生们餐桌边摆放着好些竖着的铁棍和丟成一摞的藤帽。还是他们洒脱,他们吃完了一份饭菜,又去盛上一份再吃。今晚肯定没人会再去为难他们……
食堂里的炊事员也都出来站在厨房门口望着大食堂餐厅里用餐的人们,他们难得有如此的清闲,今晚则以难以述说的复杂心情等待着用餐人们的离去……
还是浙大的老哥JHC开口打破了我们这餐桌的静寂沉默,“怎么啦,怎么都不说话啦,你们都以为今晚这一顿晚饭真的是最后的晚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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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六:
                    那年月里的几个场景  (八)

              1967年6月6日杭丝联......    (4)

                    
                  士林蓝运动衫的奥秘
  

大概也算我等运气还好。6月6日清晨开始的杭丝联武斗事件一天多中,多数派的藤帽铁棍们不曾向我们暂且蜗居的那栋三层仓库发动过进攻。可能因为此处仓库离杭丝联大门太远,而且是一座几乎全封闭的仓库未能引起注意。那仓库的窗户特别小,小窗户上装的还是毛玻璃而无法反光。此仓库只有靠厂区马路的一面墙上装有几个大窗户,那些窗户全都是朝外的那一面是有加工痕迹窟窿的铁皮,窗户里面是夹板封闭。仓库里的灯光难以透到外面去。但如果藤帽铁棍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所在的仓库不曾设防,没有任何自卫武器也毫无还手之力。连藤帽铁棍都没有。我等挨打,被抓当俘虏的下场那是铁定的。事后想来很有些后怕。
我等从6月5日那一顿晚餐后,一直到6月7日凌晨自行走出仓库为止未曾进过一粒或一口水米。感觉自己一直处于亢奋和激动中,全然忘却了饥饿口渴。一种莫名的类似于失控的精神状态似乎控制了那仓库里的大部分人。
时间转眼到了6月7日凌晨,藤帽铁棍们开始打扫战场,他们开始一栋楼一栋楼的逐楼清查。我们几个一商量还是自己下楼混出杭丝联以防不测。特别是还有几个女生在一起。
我多嘴地说了一句:“各位哥儿们,今日就都听我的。把士林蓝运动衫胸前的两个纽扣都解开穿在最外面,把外套脱下来系在腰间,往外走时不要东张西望的,一直往前走不要往两边看。女生在后,男生在前!”可没有人问我为什么?几个哥们都照办了。只是个别女生不服气,不太愿意在后面走。此时当然由不得她们了。因为我一下子想起了红三司西湖纵队的做派,他们都是把当时最时尚上海产的士林蓝运动衫当外套穿,把运动衫胸前的两个纽扣解开,都把旧军装系在腰间,骑自行车招摇过市的。
当我们一伙从那栋白色仓库出来后,厂区里竟无一人阻拦。虽也有人曾大声问过,“是西纵的吗?”我们也不理会他们,只顾往前行进。很顺利地从杭丝联边门出去,经过大关桥后一直抄捷径、走小路迂回行进。看清楚后面是否有人跟踪后,直奔南山路省军区大院,在军区礼堂遇到很多从杭丝联脱险的熟人或同学。在那里吃了6月5日晚餐后的第一餐热饭热菜。稍事休息后就各自回家了。
后有消息传来。6月5日晚,我们一起进入杭丝联的杭一中少数派同学中:
1.老C同学从杭丝联混出来后一直被人盯梢,老C就离开队伍自行突围。他很聪明地在围观群众中打听到了杭一中篮球队主力队员、我的同班同学SL兄家的地址。直奔SL家终于脱险。SL兄的老爹是南下老干部、时任杭丝联保卫科长。至今SL兄闲聊时还多次问及老C当年是如何打听到他家地址的,老C同学总是语焉不详或王顾左右而言他。
2.高三的YB同学被杭一中多数派认出当场被外校多数派殴打致伤。并被刀具刺伤腿部。住院治疗多日。不知是否留下残疾。
3.HY同学被西湖纵队认出,抓至据点严刑逼供,HY同学坚不吐实。被殴打致耳膜破裂至今有听力障碍,右手食指中指被打骨折致残,头部被击打严重受伤致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4.据说与HY同班的SM同学也被多数派认出,亦被殴打受伤。因SM同学后长期身居副部级公务员或垄断国企老总高位,早断绝了与大多往日旧友往来。故其当年具体情况至今不详。
拙文码字至此,本来一些要想说的想法或一些暂时不想说的话似乎都已经接近思维障碍,语言濒临枯竭。我突然意识到,在那已经翻过去的近半个世纪前的那一页里,所有的国人都曾经被裹挟前行,大多数人都不曾被幸免……。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自己的“那一个十年”,尽管它百色杂陈,也许一言难尽。但都还是应该我说我的,你说你的。而不说,不想说,或不许说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或对历史的亵渎。(本节全文完)
本文参阅摘录资料:
《五十年河东杭丝联》——作者:曹晓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e930740102wvnz.html

贡院旧澜拾零之七:
           死党们的坎坷    (一)

            
             老C(又名:胖子)(上)


在贡院校园里最后度过的那三年多特殊的岁月里,由于特殊的机缘结识了一帮特殊的朋友即死党,似乎要比同窗三年的同学之间还要更铁更投缘些。从那些动乱失学的年月开始,我们在一起被蒙蔽、一起被忽悠、被迷茫。继而一起独立思考,一起奋起抗争。一起被蹉跎失学,一起被迫赴农村插队……时至今日尚在一起准备度过人生最后的岁月。他们是我一生的死党,一生的诤友。
对于我和我的“死党”们来说,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正如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


老C(又名:胖子)

我与老C相识并熟悉那就很早啦。从1966年11月中旬在杭一中贡院校园里参加那个后来成为多数派骨干组织的一中“井冈山”兵团就开始相识了。
我与老C不同班,也不在同一个年级。但老C早就进入视野被我所关注。老C是当时杭一中学校篮球队绝对的主力铁后卫。当然,那时的篮球战术理论对篮球队后卫这个关键位置还没有发展到如今篮球运动科学进一步细分的地步,也没有出现目前流行的美国篮球理论的“控球后卫”——PG和“得分后卫”——SG的新位置。但老C这个球队铁后卫当时就经常能把控球过前场、组织全队进攻分若干波次和适时伺机组织篮下多次进攻等任务和战术实施全都承担了。尤其是他的远投(即如今的三分球)和篮下补篮功力绝对非同一般后卫。所以老C在篮球场上的出色表演早就被贡院校园里的诸多篮球球迷们盯住了。特别是每年杭州市中学校际篮球赛的初赛和复赛大多在贡院校园里风雨操场的篮球场进行的,决赛就会移师到市工人文化宫的篮球场了。
开始还是因为我班同学SL是校篮球队的主力中锋,所以我基本上场场不拉都会想法子去看球赛当拉拉队的。看多了比赛,老C便引起了我的关注。也就知道校篮球队的其他球员管老C叫“胖子”。老C班里的同学们常去球场给老C助威,知道了他比我低一个年级。
拿现在的流行语说,当年在贡院校园里老C的超级“粉丝”那是海了去了。每当老C一出场或是频频补板投中、不管三分球或两分球,那些老C的超级粉丝主力们——初中小女生们的尖叫声都能穿透风雨操场的大屋顶,久久地在贡院校园里回荡。杭一中男子篮球队多次获市中学篮球赛冠军,老C的功劳自然不小。
在每年举行的市中学生运动会的田赛上老C也能客串一把铁饼或铅球投掷项目,他虽得不了冠军,也稳能进入前十。
其实老C并不胖,一米八二左右的个头,匀称的身材,肌肉发达而修长的两腿和手臂显得很特别很显眼。他的助跑摸高据说一般起码在350厘米以上。老C长一张娃娃脸,长得确实又白又胖。他那让小女生们回头率极高的五官,配标准的国字脸和脸颊肌。老C这小伙子当然帅呆啦。他那浑身充盈着青春的魅力和超高的颜值频频爆表是不言而喻的。
与老C交往多了也不知道“胖子”的这个爱称是被爹妈首创喊出来的?还是被何时调皮同学起的外号?确实也无法考证啦。后来老C下乡到黑龙江富锦县农村插队当农民,很当了几年生产队长之后才被大家长期叫作“老C”。
记得与老C有了交往后,对老C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他爱吃糖果。在贡院校园里,他兜里的大白兔糖和奶油糖似乎总是不会断流的,一会儿就会拿出一颗糖果啖嚼起来。
老C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楷书行书大小由之都写得像模像样的。在文革之初他就成了抄写大字报的绝对主力。老C的国学功底也很扎实,唐诗宋词脱口而出,《论语》、《老子》等古籍中的名句典故举手拈来几句毫不费力。尤其是对《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和“曲则全”,“老耽贵柔”等观点观念十分崇尚且欣赏。
这些年来看到我好码字写些拙文忆旧,老C便多次对我念叨“君子述而不作”之说。
老C祖籍杭州余杭仓前高桥头。祖父亦是杭一中早期老校友。祖父C老先生1913年就入杭州府中就读,北大地质系毕业后留学美国,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硕士学位回国,历任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美国耶鲁大学名誉研究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中国蚕桑研究所所长、浙江医科大学教授。开创性地设置脊椎动物学、细菌学等课程,选育和保存多种优良蚕、桑品种,主编教材《生物学》、《生物学实验指导》,著有《东方蝾螈胚胎发育图谱》等。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为中国动物学会创始人之一,曾任浙江省动物学会名誉会长。
老C的父亲亦是原杭州大学教授。
老C本出身于杭城书香门第。极严的家教使之其待人接物自然和气诚恳,与人与事与世大抵无争。只是凡事太过于认真,有时无意之中自然就会得罪些一干太过于计较的“小人”们而已。老C考虑分析问题往往从历史缘由或问题全貌出发,逻辑性和理性分析意识极强。常常会有些不同寻常的结论出自老C口中。
舞文弄墨之事对老C来说也不外行,现转载昨日(2015年6月14日)老C给我发来七绝一首《晨练过苏堤忽感》以证我言绝非忽悠之词。老C诗曰:“栀子小花清雅香,苏堤万绿映湖光。刘庄圣主诗文在,烟柳随风意气扬。”我还记得在前几年纪念赴黑龙江插队四十周年之时,老C给我发来的另一首七绝:“四十年前翠柳芽,冰邨雪甸水村家。青春一掷慷而慨,我欲高歌生命花。”
   文革中在贡院校园与老C交往诸多絮事因均与本拙文主旨无涉,故皆略去不述。

照片说明:上述老照片系一位专门收集杭城历史老照片的新浪博客好友最近送我的。供各位参阅。
照片中的杭一中井冈山兵团已是绝对的多数派掌权啦。不能与我和老C在1966年11月加入的井冈山兵团同日而语。

贡院旧澜拾零之七:
            死党们的坎坷(二)

             老C(又名:胖子)(下)


时间一转眼到了1968年初,社会上的两派斗争还在继续。贡院校园里先是搞复课闹革命,但也总复不了课。校内的多数派又分裂成两派,因为两派都以为两派斗争似乎高于复课闹革命,谁也不听谁的。
1968年元月上旬有解放军军宣队进校说是来搞征兵的。他们只管征兵,不管复课闹革命。征兵期间不准打派仗,两派都要严格执行中央军委的征兵命令。
老C报名参军经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入伍到南京军区某坦克师当兵。据说该坦克师驻南京汤山附近,是当时我军唯一一个配备国产水陆两栖坦克的坦克师。将是解放台湾的先头部队。三月十六日老C换上军装出发,与老C们同时出发的还有去海军和空军的同学。老C出发的那天,已经被多数派打垮的杭一中少数派男女同学全体出动送行,一帮人齐声喊出送行口号“战友从军我送行,春雨淅沥启征程。钱江潮涌西子浪,投笔从戎头不吝。”呼口号时,每句两字一顿两次,三字一顿一次连呼三遍。口号短促有力,悲壮提气,别具一格。当场使在场的南京军区接兵军人们为之一震并立即鼓掌欢呼,带动全场鼓掌。记得那天的欢送老C们新兵出发的场面很是壮观。少数派们的表现令贡院校园的同学们刮目相看。
据带兵部队的军人私下说,老C和我班同学SL等校篮球队的几名主力队员将直接到坦克师直属队当兵,并编入坦克师篮球队。
五月初,当老C在坦克师新兵训练团新兵训练尚未结束时,就有消息传来说老C的一位兄长据说因有恶攻言论和反动日记等问题被以现行反革命罪获刑入狱。老C父亲亦因此被杭州大学隔离反省。我们几个同学为此就很担心已经入伍的老C,生怕会影响到他。没几天,就听说学校的保卫干事到南京出差了。
五月二十五日终于得知老C被部队退回学校。当老C穿着军绿色两个兜的士兵军服出现在眼前时,大家心情极其复杂。一帮鸟人们个个都只是眼巴巴地望着老C,不知如何开口是好,还是老C洒脱。他说:“大家好,我回来啦,我算是去部队逛了一趟,有了从军的经历。就是时间太短啦。我还好啦,你们这么啦,怎么都不说话?”
这是老C经历的第一个坎坷。
1968年下半年,伟人一声号令工宣队、军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大张旗鼓进入大中专院校占领上层建筑,组织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和永远管理学校。伟人同时还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当时就感觉此话十分凶险,实在太露骨了。但这是伟人的原话。可能这句原话是不能示与人的,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时就被改成“现在是小将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但从不同渠道来稍有修饰的话说的都还是一个意思,大家已经明白轮到我们这些所谓的“小将”们挨整的时候到了。
由于在文革后期浙江杭州的两大派打派仗、搞摩擦时间太长,所谓的“革委会”成立得太晚。等到掌权人刚想起“老三届”中学生的去向问题时,伟人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全国其他省市老三届中学生分配的“四个面向”政策,在杭州就变成了唯一一条出路——“上山下乡”。
我们一帮人在贡院校园常聚在一起商量如何上山下乡。由于都是少数派,生怕留在浙江农村被入另册,去浙江农村就不考虑了。是到新疆?到宁夏?还是到黑龙江?一帮人天天都在翻来覆去地讨论,总是没有一个能确定不变的结论。
1968年12月下旬杭州市毕办传来消息,有去黑龙江农村插队名额万余人。12月22日第一批去黑龙江抚远县插队的一百余名老三届中学生出发,有杭一中,杭二中,杭大附中,浙大附中等中学学生。内有十几名杭一中学生。其中有我们一帮人中的WJ同学和ZZ同学。他们两位几乎是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决定了自己上山下乡的去向。在送别他们之际同时加速了我们一帮人去向的确定。
素来遇事不愿先表态、有时特喜欢不按常理出牌的HY同学半开玩笑的说:“我们不妨也去山沟沟里读读马列主义,接触接触北大荒农村的实际,也许还有些希望做些实事。这比在贡院校园坐而论道总要强得多吧。”就HY同学的这一句话,不知为何基本上确定了我们这一帮人去黑龙江农村插队的去向。至今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也不甚了了的。
当时我们这一帮报名去黑龙江同江县插队的有十余人。由于同江县地处中苏边境必须经过政审方能前往插队,通过政审的只有五六个人,即有HY,XW,奇兄以及我等人。而老C,LJ,CT等人没有通过政审,就只能去二线县富锦县插队。老C可能还是因为兄长的问题未能过关。大家都很有些丧气,也很不开心。老C曾提议大家都去黑龙江二线县农村插队算了,先是无人附和、后来他自己又否定了,同意兵分两路。
这大概可以算是老C的第二个坎坷。
临近大家出发去黑龙江农村插队的日子快到了,在最后的聚会上老C说:“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出发,过几年有机会我们一定在同江会合。”老C自己说过的话竟然在几年后当真兑现了。老C在生产队很当了几年队长后,1973年被生产队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1975年大学毕业,他主动要求来同江工作,还与女朋友QH一起来了同江。与老C同在在富锦插队的CT同学也在大学毕业后也来同江工作了,先分配至向阳公社。后来就一直在我与HY工作的三村公社农技站工作了。
至于老C最后的一次坎坷,也是听老C自己在近年聚会时零零散散地讲述的。也不好意思详细了解打听。时下我也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意思。所述之事不一定都一一准确无误。
老C两口子后来也离开同江回到杭州工作。在一家名声很大的制药厂工作,两口子都在厂里从事技术或技术管理工作。由于他们专业知识扎实,工作认真且能力强,又有很好的协调组织能力很受单位领导器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企实施与外资合资经营,合资开发新产品的大潮涌来时,老C也被领导派遣到外地在外资合营公司任中方负责人。后来不知何故,外资合伙人卷款离去,合营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经营。其实老C完全可以向领导说明情况,继续通过法律手段追收资金,挽回损失。这也是一般做法和正常选择。但老C不知为何选择了自动离职……
近些年来老C的情况大有改观。据老C自述;多年来一直在股市上驰骋拼杀颇有斩获。好像入市资金从万字位一位数开始的,那后来已有所增长,肯定再不是一位数啦。实在可喜可贺。起初我们总为老C自动离职后的养老金和医保尚无着落的担心才真正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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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七:
             死党们的坎坷(五)

                       奇兄(教授)


我与奇兄熟识交往开始在1967年初左右。但我与奇兄的交情似乎还比前面两位死党更深一层。咱哥俩可算是超级“炕友”,即是当年在北大荒农村插队时睡在一铺火炕上多年的“炕友”。从1969年3月10日起在黑龙江同江三村农民李才家开始,再到“小狐狸”队长董华亭家西屋南炕借宿有半年多。三村二队知青房建好后又一起睡在一条炕上好几年。咱哥俩从来不理论谁炕头炕梢的。奇兄在杭一中上学时,他虽比我低一年级,可他出生月份要比我早两个月。我便称其为奇兄(大抵用于书面用语)。至于现在大家都直呼他为“教授”了,那当然是“在理务当”的。我也从不例外。
2009年5月9日在我们赴黑龙江同江县三村插队四十周年纪念之际,奇兄曾撰联如下:
“千余学子,一朝投笔,学躬耕黑土,成仕学工商,蹉跎岁月凭谁论。万里迁徙,十年轮回,付辛勤韶华,留音俗文情,多难家邦自我兴。”
奇兄初中、高中学习阶段都是在杭一中贡院校园里求学的。在杭一中学习期间,他在班上始终都是“学霸”级的好学生。高中一开学他又担任数学课代表,初中高中学习期间都还是杭一中无线电兴趣小组成员。奇兄这个超级“学霸”还是个“动手派”学霸。初中时,他就自己到吴山路一带淘换无线电零件,能自己动手装配超外差式五灯(六灯)两波段电子管收音机。文革后期曾自行装配了九寸黑白电视机。在摄影方面他是我们一帮死党中的先行者兼启蒙老师,他自己装配放大机,自己调配显影液定影液冲洗胶卷,印制照片。他还想办法购买过期的航空摄影胶卷,剪切后先试用多次确定胶卷感光度,以供135或127照相机使用。在当时照相胶卷奇缺、价格又很贵的情况下这也是节俭学摄影的无奈之策或最佳选择啦。假如没有他父亲留给他的那部德国制老蔡司127照相机和那些处理的航空胶卷,哪还有我们在北大荒农村插队的那些老照片。
奇兄虽是理科特别拔尖的学生,但他在贡院校园学习期间在杭一中教师文理兼备的治学理念指导下对国学国粹的学习和传存也都颇有心得。奇兄曾回忆道:“对书法有感觉是从初中开始,那时有大字课,记得我临的是颜真卿的《勤礼碑》。语文老师高美珍的粉笔板书非常漂亮。音乐美术老师赖一匡的书法更是出众,当赖老师抄写学校的重要布告时,常有一帮学生围观,观赏他对不同字体的自如运用。进入高中才发现,原来杭一中的老师,尤其语文老师,对书法有执着的追求与厚实的功底。……当年杭一中对学生的书法训练是抓得很紧的。每周要交大字作业。好字会吃“葡萄”,也就是红圈批注。特别优异的还会吃“一串葡萄”。好篇能得到在教学楼走廊张贴的殊荣。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学生中书法爱好者群起。”
奇兄还曾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在高中班主任语文老师孟克晋先生带领同学到西湖孤山放鹤亭讲解放鹤亭碑的康熙临摹董其昌书法作品——南北朝鲍照作品《舞鹤赋》的全过程。这给奇兄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文革初期“破四旧”之风袭来之时,奇兄和同学们曾化了两天时间对放鹤亭碑冒险进行了拓碑留存的文物保护活动。
还记得文革中,理工科拔尖的奇兄当时对文科大学生们的揶揄也是很尖酸的。那时他总拿浙大红暴会的大字报或打派仗的“鸿篇巨作”与杭州大学东方红兵团的那些大字报作比较,认为前者的文章逻辑性强,说理充分,语言简练明确,针对性突出,有战斗力。而后者的文章多咬文嚼字,文字难懂,酸文假醋太盛。而且“行之无文,行而不远”。并总以“东方红战旗迎风抖,东方红的战歌迎风吼,东方红的威名迎风扬,东方红的战士迎风战。”为例讽刺文科大学生们好“掉书袋”。
奇兄家道从容。曾任市规划院总工的父亲和从事幼儿师范教育的母亲使奇兄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良好的品行熏陶。据说他父亲年轻时,可能是刚大学毕业,便参加了中国桥梁泰斗茅以升领军的钱塘江大桥设计建造工作。据T兄说:“奇兄的父亲也是一位动手能力超强的工程师,摄影、无线电、机械……无所不能。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读小学时候曾亲眼看见他父亲骑着自己亲手改装的“机器脚踏车”,隆隆作响地从竹竿巷的小叉弄——白泽弄(当年奇兄一家曾住白泽弄)里开出来,在我的记忆里,这大约应该是全杭州第一辆自制的“机器脚踏车”,曾令附近居民佩服不已。奇兄的动手能力应该是与其父亲一脉相承的!”
奇兄一向的为人处事确实无可挑剔。特别是与朋友相处时直率真挚、坦承相见,不隐恶扬善。所以有些人就嫌他有时对朋友的言语有些尖刻。我以为如是好友挚友之间理应如此并无大碍。
奇兄喜好围棋。喜好音乐。贝多芬的《命运》《英雄》等交响曲和好些“老柴或老李”的世界名曲,我们都是在奇兄家多次偷偷地反复欣赏聆听的。在奇兄家甚至还听过唱片开头有“百代公司请梅兰芳老板唱或是请周信芳老板唱”的老腔沪式国语介绍的京剧老唱片。
奇兄喜好旅行。我与奇兄在同江三村插队期间曾两次赴抚远县旅行。头一次去抚远县我俩是从黑龙江富锦县二龙山起步行前往的。那是在1969年9月初中苏边境冲突频发硝烟未散,发生在7月8日的同江县八岔岛中苏武装冲突的枪炮声刚刚停歇。中苏边界冲突危机随时可能发生的时期。我俩属正宗愣头青竟会熟视无睹地从同江到富锦县二龙山,走正在由建设兵团六师修建的战备公路二抚公路到抚远三角洲。一路上有便车搭便车,没车就步行。啃冷馒头喝野泡子野沟子水,有时在野外过夜也无所谓。很有点像为文革时步行串联补课一般。第二次则是从同江坐船到抚远县,客轮来回就在黑龙江中苏界江上航行的。
每年从同江回杭州时,奇兄喜欢与一帮人一路旅游回杭。一起爬泰山,游中山陵,逛苏州观前街品苏州美食。我俩曾在苏州观前街的一家饭店用餐,点了四菜一汤。记得其中有一只苏帮菜“响油烂糊鳝丝”。等了许久菜还没上来,奇兄十分老道地将竹制菜牌笃笃在饭桌上敲了两下,那饭店堂倌便用苏州话马上高喊回答:“来哉,来哉。客人啊,菜末就快(苏州话应读作:夸)来哉!”
奇兄还曾在回同江途中到过大连旅顺海军基地。在旅顺基地海军当兵的杭一中同班同学帮助下穿上海军军服,冒充军人混入海军旅顺基地玩了好几天。窥探了一番海军基地开了眼界。
奇兄在下乡插队时除带了理科书籍外还带上了全套《中华活页文选》。当然一只万用表和自制快速电焊枪也都带上了,但一直要到大半年后等三村大队通电后才发挥作用。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常开半导体收音机修理作坊,为知青和老乡们修理收音机。大队的有线广播喇叭或扩音机出毛病也经常是奇兄手到病除的。
1970年初,奇兄被抽调到公社筹建公社广播站。忙乎了两三个月,装机,调试,架线,维修设备等等。上头突然通知奇兄又返回三村大队。说是工作需要。其实是县里乐业公社广播站工作的一位杭州知青错将莫斯科华语广播节目在有线广播中短时转播,全县为此对所有广播站工作人员全面实行政治审查,清退政审不合格人员。经查阅知青档案查出奇兄有个台湾亲戚,便立即对奇兄实施了清退回三村大队继续务农的清理行动。据奇兄后来回忆:“其实这个工作对我并无吸引力,与县广播站技术员一起干活时,我都可以给他们上课。平时又要干公社指派的杂事,像给领导写稿,参加工作队下乡,无休止的会议等等。不干也罢。只是那种不信任感太令人心寒。”
以上这大概就是奇兄的第一次坎坷。
可祸不单行,奇兄的第二次坎坷接踵而至。在这年秋天开始奇兄渐感乏力气短,精神也总是不比以前。不巧同一个队的ZG同学患肝炎在公社卫生院住院,奇兄多次前往照看,可能餐具未好好消毒。不久,我看到奇兄的眼球周围的眼白出现了黄褐色。我们都劝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为黄疸型肝炎。正巧当时知青们在排练准备演出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奇兄担任京剧鼓板指导,他竟要等正式演出后才回杭治疗病休。那个顽固执着劲儿无人能劝解,只能听凭奇兄任性。可我以为奇兄从公社广播站清退回生产队劳动其实是得病的最主要诱因,再加上生产队劳动强度大和长期营养不良。奇兄涵养好从不吱声,也从不向他人倾述种种不快或不如意而已。关键是历经这样坎坷后奇兄郁闷无奈的心情实在一时难以解脱之故。
奇兄的第三次坎坷发生在他1975年夏天回到杭州以后。当时他在同江县中学任物理教师已有五年,他是为解决母亲身边无子女之困被落实政策调回杭州的。1976年奇兄在杭州远郊中学教师任上遇到了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末班车,被推荐上杭州大学物理系。可是等办完所有手续,有关材料报到西湖区文教局便泥牛入海了。不知是何种原因使奇兄与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之交臂。估计又是政治审查之故。
好在第二年,1977年就恢复了高考,奇兄以高分考入浙江大学高分子化学专业本科。1979年奇兄在本科学习期间考上了浙江大学研究生。他只用四年时间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全部学业。我在外地从《浙江日报》教育新闻版上看到此消息,欣喜之余马上给奇兄去信祝贺。
奇兄在浙大研究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硕士博士导师及某系主任直至退休。对于奇兄在学术和专业上的建树和业绩我就述之不详了,当然更不敢“现挂”啦。
我到武钢工作后,奇兄曾先后两次到武钢,他是我们一帮死党中来武钢最多的一位。1995年奇兄到武钢是去四川开会后回程顺访,2006年他则是带了学生专门来武钢找合作项目的。
如今奇兄应聘还在浙大的某软件技术公司任顾问,每天还要坐两个小时交通车去上班。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每有黑龙江同江三村知青聚会或是高中同学聚会,奇兄都会积极参加。他有时还自告奋勇充当聚会活动倡导者,为聚会活动增加趣味和增色不少。
去年(2014年)奇兄还为所在班级纪念进杭一中学习五十周年参与编撰了纪念文集,他基本上是总编的担当。奇兄牵头精心编撰的那一本纪念文集《朝花夕拾》,内中有各个时期的老照片、金石篆刻作品。书法作品以及近三十篇诗歌、散文、回忆录的纪念文章琳琅满目。我求得一本,读得爱不释手。一个理工科教授充当文学美术编辑毫不外行,手到擒来。可喜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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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同窗杨树锋及些许往事(1)——
                             贡院旧澜拾零之十


1963年9月至1966年7月,杨树锋同学曾与我们杭州一中1966届高三(7)班全体同学同窗三年。2015年12月7日杨树锋同学成为从杭高走出的第五十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母校杭高的光荣和骄傲。亦是我们高三(7)班全体同学的光荣和骄傲。
我们杭州一中1966届高三(7)班全体同学从1963年9月进入杭州一中高中学习起至今已有53年。从我们应该按时毕业的1966年7月算起也已近50年。从我们未能按时得到应该得到的高中毕业证书和参加高考资格就全体被迫离开贡院校园上山下乡的1969年算来也已有47年。时日已过去太久,少年皆成白头翁。
中国自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开西学、新学学堂后的60余年来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坚持为国培养人才大计而坚持维护大中小学校正常教学活动的。就是在外敌入侵中国抗日战争的14年中也未曾有大中小学校停课停止招生达数年的现象。
抗日战争时期,老杭高就曾在老校长崔东伯先生参与和带领下先后西迁金华、丽水、青田等地与省内其他学校联合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和“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级中学”等坚持办学,教书育人高举杭高大旗不倒。老杭高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坚持办学8年,便是实证。
据杭高网站公布的50位中外院士校友的毕业届别,其中有13位中外院士系1938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毕业于浙江省立联高(杭高)的校友。
可我们老三届这一代人遭遇的文革大浩劫及经受的磨难太多太多。在我们高中毕业考试刚结束刚准备迎接高考之际,1966年高考突然先被推迟、后被无端取消。“停课闹革命”使我们在贡院校园曾停课失学达3年之久。故这前后共计近达6年光阴啊。我们那些在贡院校园高中同窗和停课失学的日子几乎都历历在目,似乎又影影绰绰。最使我们倍感庆幸的是1966年6月17日宣布被推迟的高考竟还能在11年之后重启,终于又使我们感到希望在召唤。每每想起这些林林总总的往事,我们总不免情不自禁地哽咽无语而无限感慨。
对那些日子的记忆,毕竟都经受了近半个世纪的沉淀和磨砺,难免会有许多遗漏和失真。好在我们班的同学们没有辜负母校和师长们当年辛勤的培育和殷殷期盼,绝大部分同学在失学11年后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或更高学历教育。有十余名同学成为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等。大家都为国为民效力而尽心竭力奋斗。我班杨树锋同学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光荣地为母校校史馆的院士墙再增添一份“老三届”学子迟来的辉煌。更使我们班全体同学们颇感自豪和极大慰藉。
我们与杨树锋同学同在一个班级完整地接受了高中教育全过程。虽然离开贡院校园后的47年中,全班同学天各一方,离多聚少。但对于杨树锋同学在贡院校园的一些印象深刻的往事还是不曾遗忘的。今应母校杭高校史办老师要求,在下克服癌症病痛,在高三(7)班同学们的大力帮助下奋力写就此拙文。以祝贺杨树锋同学荣获从杭高(杭州一中)走出的第5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感谢高中同窗杨树锋同学为母校——杭高增光添彩。真诚感谢母校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育与关爱。尽管我们敬爱的老师、有好几位先生已驾鹤西去,我们将永远缅怀铭记母校和老师们的恩情。愿母校杭高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班体育委员杨树锋

那是1963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们刚进入贡院校园的第一次迎新班会上。当时的班主任汪素岚老师要求全班每位同学用三句话介绍自己,即我的姓名,我来自哪个学校?我的爱好?
大部分同学的自我介绍却把“我的爱好”说成自己喜欢那门功课,或是把自己初中时学得较好的那门功课作为自己的爱好了。
在教室最右边的第四小组中间站起来一位中上等个子、面色有些黝黑,身材结实的男生来,他用稍带一丝丝嘶哑嗓音的杭州普通话大声地说:“我叫杨树锋,来自杭州六中,我的爱好是田径运动,我爱好的项目是中长跑。”杨树锋同学这别具一格的自我介绍词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就在那一次班会上,经班主任和团支部推荐班委候选人。全班同学投票选举了班长1人,男生副班长和女生副班长各1人,以及学习委员、体育委员、文娱委员、劳动委员、生活委员等共8人组成的班委会。杨树锋同学出任体育委员,并且在高中三年学习期间连选连任,直至高中毕业。
高中三年期间,杨树锋同学认真履行班级体育委员职责并积极带头参加体育锻炼活动。同学们现在还记得杨树锋不嫌其烦地组织课间眼保健操培训,并与班级文娱委员王莒南同学(中央电大毕业,浙江婺剧团 会计师)密切配合合作使全班同学很快学会了眼保健操。同学们每天在贡院校园大操场的课间广播操也是杨树锋同学认真组织的,曾使我班的课间操集合时间,队伍整齐程度和动作准确度等评分经常位于高三年级8个班的前列。
当年班里的学习尖子之一、哈尔滨师范大学1981年毕业的杨敏怀同学(北京某院校教师)至今还记得,每周一至周六下午的第四节课,杨树锋同学按学校要求总是将还在教室里自修的同学全部动员到校园或操场锻炼身体,进行课外活动。性格直率的杨敏怀同学说:“开始我不太喜欢体育活动,觉得有时间还不如做几道数学难题。对杨树锋每天要同学离开教室锻炼身体的举动很有些看法。但听到杨树锋同学总在宣传锻炼健康好身体。为祖国服务五十年的口号,也就欣然接受了他的劝导。”当年班文娱委员王莒南同学也对杨树锋同学每天下午第四节课动员同学们离开教室锻炼身体印象非常深刻。
由于杨树锋同学自己身体力行地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继续苦练中长跑运动项目。在1964年秋季的杭一中运动会上,杨树锋同学脱颖而出一举获得高中组800米第一名。当时的《一中青年》刊物还专门为此发表了对杨树锋同学的专访。舒恩和同学(中央电大经管专业毕业,经济师)当时任《一中青年》刊物的编辑记者,对此事尚有清晰的回忆。
至此杨树锋同学被选拔加入杭一中田径运动队,专门在课余从事800米至1500米中长跑项目专业训练。从1965年元旦开始,杨树锋同学连续两年参加了杭州市元旦环城接力赛,比赛起点从少年宫保俶路口起,经天目山路,环城北路,环城东路,终点为解放路大樟树(金衙庄)全程约万米以上。全程比赛共分10棒,每棒距离约900米左右。比赛分为初中组,高中组,成人组3个组别。杭一中田径队连续多年获得全市高中组冠军。在1966年杭州市元旦环城接力赛中杭一中田径队又获高中组冠军并打破成人组最高纪录。杨树锋同学连续两年跑在杭州市元旦环城接力赛最关键的第8棒表现相当突出。在杭一中田径运动队中有我班同学杨树锋,王松林(1968年参军至南京军区坦克师当兵,后为省体委干部),赵华章(1981年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毕业,上海铁路局杭铁分局职工大学教授)等3人,他们多次在杭州市中学生运动会和各项市级田径比赛中获奖为杭一中争光。
班里有3名同学为杭一中篮球队队员,还有3名同学为杭一中足球队队员。还有多名同学参加杭一中航海、航空模型运动队。他们都为杭一中取得过省市级比赛多项冠军和奖牌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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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十
               高中同窗杨树锋及些许往事(2)


下乡劳动初露锋芒

当年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当年每个学期杭一中都要组织各年级学生下农村劳动锻炼一周左右。不是到余杭,就是到萧山等杭州近郊农村参加夏种或秋收劳动。或是到梅家坞、龙井参加春季采茶劳动
1963年11月4日至11月11日,我班被安排到余杭县勾庄公社参加秋收劳动。11月3日我们刚刚完成了进杭一中以来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大部分同学还沉浸在对考试独特的出题方式和得分多少的迷雾里遐想。有人自以为过关而沾沾自喜,有人为难以预测的考试分数而心神不定,搞得很没情绪。少数同学还被刚进杭一中“杀威棒”式的各门主课水平测试失败而一直不知所措。对即将开始的下乡劳动锻炼全无概念和思想准备。
我们从杭一中贡院校园出发,步行一个上午终于来到勾庄公社。我们第四小组分到了勾庄公社吴家厍(she)生产队。这是一个社员不足五十户的小生产队。似乎属于地多劳力少的村子。由于村子地处勾庄公社边缘,靠近祥符公社和杭州市区。村子里的许多劳动力都在市区做临时工或跑运输。可能抢收晚稻和秋种有困难。所以我们十几个毛头小伙子和姑娘一进村子,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出来看热闹。最数高兴的是生产队小队长,老队长那缺了几个大门牙嘴笑得都闭不上,就一个劲儿叨咕:“有指望啦,有指望啦。”但还是有几个社员用当地方言悄悄地说:“奈看哦,来至一帮全是白吃饭的学生仔。百坦哦,有的是麻烦啦哩。”
杨树锋同学在一旁问我,“听到了没?听懂了没?”我会意的点头说:“咋办?”杨树锋同学回答说:“没说的,干个样子出来,不要给杭一中丢脸。”
在吴家厍生产队将近6天的劳动中,我们十几名杭一中的学生仔收割了晚稻近7亩。在绵绵的秋雨里抢收到手的稻谷免受了损失。还参与了脱谷、挑谷,冬种豆麦,选稻种等劳动,其中很有几天都是违反杭一中的纪律“下雨不参加劳动”禁令,擅自冒雨下地劳动的。
杨树锋同学作为班委干在前,走在前。记得当时晚稻品种是“矮脚南稻一号”,晚稻的秸秆很短,收割很是费劲。割稻时,农民要我们两人割六垄(行)晚稻。而杨树锋同学一人就执意割六垄(行),与农民正劳力同等标准。并且在每天的劳动中他总冲在前头。挑谷时,他把谷筐装得特别满,挑起来很稳当踏实地一直走在前。他在脱谷机前脱谷也不外行,很快掌握脱谷要领。吴家厍生产队的老队长和一帮老农们个个挑起大拇哥说:“这是个好小伙,干啥像啥。”
在我当年日记记述中还留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痕迹;
1963年11月10日日记:“今天是星期日。今天上午因为有雨在吴家厍生产队仓库里参加选稻种劳动。下午冒雨去跃进大队集中听取勾庄公社党委姚书记有关农村阶级斗争形势报告和忆苦思甜报告。一路上来回雨越下越大,我们几乎都是在乡间泥泞的小道上滑过去又趟回来的。手里的雨伞就成了防滑的拐杖。大家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上衣直往下淌水。好多同学都摔倒在泥泞中。卜小方同学摔得最厉害,整件棉袄全都湿透啦。程家贤和胡庆发同学也摔得浑身是泥。我要不是杨树锋同学眼疾手快地从身后一把拉住我,我就会滑入小路边的水塘!……”
我们离开吴家厍生产队的那前一天下午,生产队专门杀了两头羊,去鱼塘捕了好多鱼聚餐欢送杭一中的“学生仔”。那滚烫的羊肉汤,鲜香的红烧鱼。当时给几年来很缺乏高蛋白摄入,刚刚告别饥饿没几天的我们留下了极深的记忆。


杨树锋不是“学霸”。是刻苦,是坚持。

在我们高中三年(1963年9月-1966年6月)的学习期间,那时提倡“为革命学习,反对分数第一,反对分数挂帅。”因此班里从未公布过一次各项主课或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得分排行榜。学校也一直未曾进行过高中学生文理分科教学。但谁是学习尖子,谁是班上前十名,只是大家心里有数。
客观地、实是求是地说,杨树锋同学当时的学习成绩估计不在班里前十名之内,大部分同学说他学习成绩在班里中等偏上确是事实。但切不要以为在本文开篇就叙述了杨树锋的体育运动成绩和下乡劳动的突出表现而以为他当年只是个杭一中的“体育明星”或“劳动模范”而已。那都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杨树锋同学当年有意识地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和砥砺精神的往事记实。殊不知杨树锋同学在刻苦学习劲头和求知欲望方面在高三(7)班绝对名列前茅,可能无人尚能超越。他坚持独立思考,好学好问的求知态度是为各位任课老师和全班同学所熟知的。这也是事实。他不是学霸,是刻苦,是坚持。杨树锋同学是各门功课成绩全面均衡发展,德智体各方面全面优秀的好学生。
我以为唯一可以真实反映或证实杨树锋同学高中学习成绩真正水平的,那就是1966年5月毕业考试结束后,进入高考复习阶段时,学校按各班高三学生的三年来学习成绩进行的分类分组复习课程的分组安排情况。
为确保高三学生毕业考试和高考复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切实保障杭一中高考升学率,学校对高三毕业班学生各科总复习实施了学生按学习成绩分类上课的措施。每门课程由科任老师按学生平时学习情况分成三类进行分组复习。一类即优生提高组,二类即中上生提高组,三类即基本进度组。据我和许多同学的回忆,杨树锋同学的各门主课均被分在一类优生提高组的。这足以说明杨树锋同学当时高中毕业最后阶段优异的学习成绩。
尽管这短命的高考复习课程被1966年6月17日晚中央广播电台播送的《关于高考推迟半年的通知》而夭折。从这天起杭一中当时在校的2000余名高初中“老三届”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
杨树锋同学在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多次谈及杭州一中高中学习期间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和优良的学风留下极深刻印象,他往往会激动得哽咽而热泪盈眶,几乎不能自己。杨树锋同学对我们高三(7)班的良好的班风和浓烈的学习氛围多次提及和发出由衷的感叹。
我班同学陶明璋(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和杨敏怀同学都回忆道:“用功学习,当时在我班是极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同学都很用功的。大家每天在校晚自习,星期天放假,很多同学好象也都去学校自习。同学之间也都互相热情帮助,互相热心交流,都毫无私心,毫不保留。”
杨树锋同学学习中最突出的有两个特点,一是好提问题。不论课堂上或课后都会向各科老师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无的放矢的,提出的问题都是事先有准备写成小条子才逐条发问的。我记得有几个年轻老师被他问得回答说,“我查查资料,下次来上课回答你。”有时候他准备的问题没提完,晚自习时他还会继续向老师发问。
二是杨树锋好与班里各科学习尖子请教或讨论问题。谁说不服他,他就会一直坚持争论到底。杨树锋经常会向班里学习第一尖子、班长黄种德(浙大1981年毕业。后为浙江医疗仪器设备研究所研究员),理科学习尖子张仲民同学(1977年曾考入浙医大。后为中外合资企业高级工程师)和杨敏怀同学请教和讨论问题。
班长黄种德各科学习成绩和学习方法都极其优秀,且性格和顺并能大度宽容同学。杨树锋请教黄种德的次数最多,他俩争论不起来的原因是黄种德往往会由浅入深地三言两语很快解答了问题。一旦当杨树锋提出异议时,黄种德便会向杨树锋提出反问,往往是解决问题关键因素的几个反问,杨树锋便会马上埋头再研究那些问题了,不会再争论。
杨树锋与张仲民和杨敏怀等人请教讨论问题时,就经常会争论很久。张仲民同学对数学问题特别有研究,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倒他。自信心满满的张仲民,能几句话就把提问人打发了,你再问他,他会继续解释。但如你问错了一句,就会当场争论起来。
杨敏怀与杨树锋关系相当不错,杨敏怀的数学,物理,化学成绩都十分拔尖。杨树锋与杨敏怀交流提问最多,所以杨树锋与杨敏怀争论也最多。杨敏怀性格活泼,谈吐诙谐,好开个玩笑逗逗杨树锋。大多情况下,杨树锋不介意也不上当。可是难免有例外,两人就会争得脸红脖子粗。同学们经常看到放学后,他俩还在争论不休,有不争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的劲头。
杨敏怀最近回忆:“杨树锋留给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帮助我学会骑自行车。我参加体育运动较少,平时动作不算灵活,在初中曾学过骑自行车好几次,都因为摔跤而不学了。后来又想学,杨树锋鼓励我,又在车后给我把着。你想我不会骑,在车上都平衡不了,他在车后紧紧(牢牢)地把住。同时还要跟着车跑,多累啊。这样,几乎整整半天,我学会了骑车,他虽然身体很好,也累得不轻。当时我还没自行车,用的是黄种德的车。那时,同学之间的关系真的亲如兄弟。”
当时我与杨树锋所在的第四小组还有班上文理兼优,成绩很是拔尖的女学霸陈怡同学(宁夏大学毕业,1983年通过国家经委出国外语考试公派出国。后在德国定居。)杨树锋也没有少向陈怡同学请教提问的。陈怡同学也是耐心给杨树锋解疑释难。
杨树锋说,“自己在杭高学习时,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但是,他高中期间数学几乎没有考过高分,因为当时的试卷题目不断创新,一个题目有好几种解法,只写出一种是没有高分可拿的。记得在一次考试中,一张试卷有6道大题,前面几道题目的解法都在3个以上,最后一道题目还让自己创新编写一道题目,题目的编写当然是不容易的,考试难度相当大,成绩出来大家的分数基本上都在60到70多分之间,上80分的试卷都很难见。”
杨树锋说,“这样的创新题目写起来虽然难,但是很有趣也很有成就感。”我还记得高一时,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的三四种推导方式,要求大家再继续研究多找出几种推导方式。结果竟然有十几种推导方式被我们找出来。可见当时杭一中在教学方式上的特色。
当年化学老师吴文刚最近回忆道:“印象中,杨树锋不高,但非常壮实,读书很刻苦。平时问问题总比别的学生多一些。那时候成绩属于中上。”吴老师回忆:“杨树锋非常好学,尽管一周只上两节化学课,但杨树锋总会准备多个问题向老师求教,实验课上,他听得特别仔细,有时候完成老师布置的实验任务后,他还会按自己的想法尝试深层次的实验,有时做着做着都会忘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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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十
            高中同窗杨树锋及些许往事   (3)


金亮校长主持的教改试点班的些许往事

回想高中学习的三年中,母校杭一中曾对1966届高三(7)班以特别的关爱和教育,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是母校的师长指引了我们的学习方向,是母校的师长授予我们以“渔”而不是“鱼”。使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在以后的做人处事和经受磨难中都能胜任自如地、自信地经受考验。
杭高的一贯教育思想是以传承文化立校,以荟萃名师立业,以精进道德立人。当时的金亮校长则提出发扬鲁迅精神,将鲁迅精神作为杭一中的传统精神发扬光大,以努力传承杭一中优良传统主导杭一中校政的。
记得在1964年初,我们班被学校确定为落实减轻学生负担的所谓最高指示的“春节谈话”和“三七”指示的教改试点班。由当时号称杭州中学界“四大金刚”之首的杭一中校长金亮亲自挂帅主持。他安排了大量优秀教师把关。精心设计教改路径,在所谓减轻学生负担的口号下全面改革教学方式和课程安排,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其实减轻学生负担实在也未见其认真贯彻落实。反而新开设了以兴趣小组名义设置的书法练习课,古文选读课等课程,可见金亮校长的当时良苦用心之一斑。
当时数学课的《高等代数》就是由数学家、教育家崔东伯先生以开大课的形式教授的。崔东伯先生是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后即为南京大学)数学系的著名教育家,数学家崔东伯先生自民国年间起即是老“杭高”的名牌权威教师。1933年起在杭州高级中学任数学教师。1942年他接任杭高与嘉兴中学等七校联合在浙江丽水组建的浙江省立联高校长。抗战胜利后他继任杭高校长。1951年杭高更名为杭州一中后,崔东伯先生任杭一中副校长主管教学并兼任高中数学教师至文革前夕。
留在同学们印象中的崔东伯先生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严师。他讲课时从来不看讲稿和教材,一个课时能一口气讲下来,逻辑严密,能吸引住学生跟着他思索。他会重点反复提示强调讲课要点,有时还会冒出几个英语单词来。据说民国年间崔东伯先生是使用英语讲课的。如果我们听课不用心,做点交头接耳的小动作,他就会停顿片刻以示责备,因此大家对崔先生的课都从来不敢马虎。当时崔东伯先生编写的《大学投考全书·数学之部》、《高等代数精解》、《平面三角精解》和《高中代数》等书在同学们中广为传阅,十分抢手。
由1946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的王祖勋先生任我班语文教师。王祖勋先生1956年起任杭一中教导主任就兼任高中语文教师。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段纯先生(女)任我班物理教师。数学老师由杭州大学首届优秀毕业生陶敏之老师担任,他讲授《高等代数》和《平面解析几何》。而《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等几门课程由学识造诣深厚和讲课水平蜚声杭州中学界的老教师徐士中先生担任。
政治老师先由班主任汪素岚老师担任。后由杭一中教导处副主任、1954年浙江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许必宏老师亲自把关政治课。这样一来,杭一中教导处的两位正副主任都直接参与了教改班试点工作。俄语老师则由浙江师范学院首届俄语毕业生,由前苏联外教培养的优秀毕业生楼永洲老师担任。
金亮校长是1933年苏州师范毕业后曾长期从事教师职业。他1937年投身革命,长期在杭嘉湖沪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是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的。从高一年级下学期开始、金亮校长就在我们班主持教学改革试点班工作,组织实施教学改革探索有将近一年多时间。与金亮校长接触多了就对他有较多的了解和好感。感觉金亮校长比较熟悉而且能熟练掌握中学教学规律、较为关注中学教育发展整体趋势。还有较深的国学功底和古文造诣,尤其崇尚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以及“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等古训。
金亮校长曾亲自给我班讲授政治课。在他讲授的第一堂政治课上带领我班同学参观在一进二楼西头的鲁迅纪念室,讲述时任浙江一师生理化学教师的鲁迅先生如何崇尚科学,重视科学实验和科学实践。如何以民主科学思想抨击封建旧礼教的围攻。还带领我们到后校园鲁迅纪念亭缅怀鲁迅先生。以鲁迅精神感召学生。金校长还在政治课上讲述了杭一中前身浙江一师校友,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俞秀松,施存统以及中共初创时期的著名共产党人汪寿华,宣中华等人的革命事迹。要求同学们学习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继续发扬革命传统。
金校长倡导并主持开设毛笔书法课。金亮校长还请来了杭一中美术教师、国画家赖一匡先生抱病前来上了几堂书法课。金校长关心重用老教师,器重教学新秀。他懂得学生心理、特别注意引导学生摆正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
当时金亮校长实际上成了我们班的“大班主任”。他在每天早自习就来到我班教室,晚上晚自习后他还到住校同学寝室巡视,有时中午也会在教学楼巡查。有一次他发现我班教室的西面窗户有太阳光直射发现很热时,就马上要后勤部门来装了窗帘。
金亮校长有空与我班同学闲聊时总鼓励同学们,要好好把握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要努力在高中学习期间掌握自学的得力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高中三年学习中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受益终身。这些金亮校长出自肺腑之言被我班同学永远铭记在心。
据我班单志刚同学(1968年参军去空军任无线电技师。回杭后在工厂任技术员)回忆,“我1962年在杭一中读初中,因家境贫寒经常不吃早餐。一天饿极了,我就去后校园的胡萝卜地里拔了几根胡萝卜充饥,不巧被金校长当场发现,在问清情况后金校长连拔好几根大个胡萝卜交给我,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啦。”
单志刚同学还记得在1961年至1963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杭一中食堂养的几头猪都是在金亮校长主持下,每年杀猪后全部烧成红烧扎肉分给全体学生和教师。每人一块四两猪肉。曾在杭城传为佳话。
当得知金校长的爱子是志愿军烈士牺牲在朝鲜战场,同学们对金校长更为爱戴和崇敬。
可惜在1964年底,1965年初当杭一中开始“四清”运动后,我们这个金亮校长主抓的教改试点班就偃旗息鼓,无声无息了。“四清”运动还把金亮校长提倡分数第一,狠抓高考升学率。落实贯彻学生减轻负担的“春节谈话”和“三七指示”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等当作罪状而批判斗争。四清运动后期金亮校长被免除校长职务,调离杭一中。
但是金亮校长为我们班精心配置的名师队伍得以基本保留,使我班同学继续受益匪浅。
语文教师、杭一中教导主任王祖勋先生的有关学好语文的箴言我们永远铭记不忘。他说过:“读书不离笔,无笔不读书。”,“学好语文要勤读,勤练笔,勤动脑。”
王祖勋先生说:“学习语言的主要方法是靠记忆。学文言文的主要方法是靠诵读。因为学习语言的主要方法是靠记忆。理解是记忆的必要条件,但是光是理解并不能自然达到精确而牢固的记忆,还必须及时地、经常地进行复习,记忆才能巩固,否则就会遗忘。在这一点上,学文言文和学外语是相近的。”
他还说过“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在中学阶段应让学生熟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文言文(应有经典名篇约五十篇左右),熟悉和掌握一定数量的文言常用词(估计约八百个左右),在这个基础上,再教给学生一点文言常识(包括最基本的文言语法知识在内),使学生基本掌握文言文的自学能力。这都是前人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
王祖勋老师还经常结合古汉语作品的古训和内涵讲述做学问首先要做好人的大道理。他常说做人重于做学问。为人处事以和为贵。要以诚待人,以礼待人,以真待人。
    数学老师陶敏之在讲课时常常说,你们不要光注意学习数学解题的方法,而是要重点关注老师解题的思路和提示。注意解题的基本规律的总结和运用。陶敏之老师经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要求我们能对数学知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还要能“融会贯通”。这才是他终极的教学目的。也就是授学生以“渔”而不是仅仅是“鱼”。
当年教授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三角课程是徐士中老师。徐老师虽属半路出家当教师,早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徐老师数学功底非同一般。他讲课讲得出神入化,条理分明,由浅入深,没有一句废话或题外内容。能使学生听课听得十分专注,笔记也十分简练清晰。徐老师还好开玩笑。他说:“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这无需证明。连狗也知道。前面有个肉包子,狗不会绕个圈过去吧?”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还记得徐士中老师的烟瘾极大,上课前非要在教室外抽完最后一口烟才进教室。下课时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拿出烟卷到教室外马上点烟,很有几次徐老师把粉笔当作烟卷放入嘴上,同学们纷纷喊出声告诉徐老师。徐老师常常以“哦嘿,嘿嗨!”自嘲,以回复大家。
物理老师段纯是位女教师,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也能说出一番十分地道的杭州话,而且是纯真的上城口音。她讲课和同学们交流的最大特点就是幽默风趣。当时的物理课代表陶明璋同学回忆:“段老师能把初学物理的学生很难以理解的物理概念讲得十分通俗易懂。她说,物理概念可以用语文的字词句篇来理解,比如,电流就是电子的流动,电阻就是电子㳘动的阻力。讲到光学中的折射原理,她会用小孩子打弹子来比喻。还讲要注意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才能打得准。”
“段纯老师的口头语,那就印象太深刻啦。她常说,我就是要用大学的教学方法教你们,能让你们学会牢记基本概念,善于独立思考。她的教学特点就是用风趣幽默的语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授严谨的物理概念,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解决物理问题的方法。”
“从金亮校长主持教改试点班后,物理课教学改革的动作是很大的。段老师要求我们在做物理实验前必须认真做好实验报告准备提纲,包括实验系统调查,寻找阅读与该实验相关的文章。研究实验过程及实验中可能出現的问题。实验数据分析预测,实验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分析。这些的教学改革措施,基本上已经与大学教学要求相仿,段老师说,我用大学生写论文的要求严格要求你们,就是要培养严谨的科学思考过程,踏实的科研态度,不断进取的科学求实精神。这样的教育方法使我们得益很多。记得当时为了做好一次物理实验,我曾经跑了多家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论文资料,做了详细的实验准备。后来我在高校的科研中就会常常回想起段老师当年对我们谆谆教导的场景。当年在教改试点班的学习使我打下从事科研工作的扎实基础,也使我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果。”
段老师对学生特别热情。每次校庆活动,她都会到同学中来,那种期昐与同学交流的眼光,和蔼的笑容使人终身难忘。
2012年4月在班长黄种德带领下,我与程家贤(中央电大毕业,曾任杭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办处长)、陶明璋等同学曾专程到段纯老师家看望她老人家。段老师虽已90余岁高龄,但思路敏捷,表达清晰。她能认出黄种德是班长,好学生。陶明璋是物理课代表。我是小调皮。她还记得一次上课时,我接她的话茬说俏皮话引得哄堂大笑的往事。
俄语老师楼永洲在认真讲好每一堂课的同时,积极为学生创造俄语语言环境和对学习俄语的兴趣。他经常要大家多听原版俄语唱片和俄语歌曲,并要俄语成绩尖子俄语课代表陆风泉同学(81年哈师大毕业,中学高级教师,杭州外语人才储备库首席俄语翻译。)先行一步学会俄语流行歌曲,在课余给同学们教唱练习多首俄语歌曲。时至今日,我们班许多同学都还能流利地用俄语高唱《国际歌》,《共青团员之歌》,《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俄罗斯,我的故乡》等俄语歌曲。
楼永洲老师还把自己收藏的俄语原版读物和订阅的俄语原版报纸供大家传阅学习。记得到高三时,已很有一部分同学可以借助俄语字典读懂原版《真理报》的非专业文章和俄语原版小册子啦。
在如上述多名名师三年辛勤教育下,我们本应为母校,为老师们付出的心血,为国为民做出更多更好的奉献和业绩。可因为我们老三届学生生不逢时地遇上了十年浩劫,但我们没有沉沦,也没有消极或自暴自弃。我们似乎都在认真努力地实践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需要巨大的力量,这巨大力量毫无疑问应该来自母校和敬爱的老师们教诲和培育。杨树锋同学是我们当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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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十
            高中同窗杨树锋及些许往事(4)

     酷爱步行勇于吃苦

记得当年杨树锋家住上城区鼓楼外,望江路附近的袁井巷。也称下袁井巷。袁井巷在杭州巡抚署旧址北,即抚宁巷北侧。据明《万历志》记载;称这里为袁酒巷,因有南宋时当过京兆尹的袁彦纯曾在这里卖过酒,故有此名。后被讹称为袁井巷。从袁井巷到贡院前杭一中的距离,以百度地图测距,直线距离为3.6公里。步行大约需要近一个小时。当年的距离肯定要比现在远很多,旧时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街小巷会使杨树锋步行要绕行很远才能到达杭一中。杨树锋高中三年每天都是一直坚持步行或慢跑上下学。
记得当年某个周六,我与杨树锋同学从杭一中步行去他家拿一本书。我们两人只用了四十八分钟。杨树锋显得很轻松,而我却累得气喘吁吁的。只见杨树锋同学走进袁井巷口就到自来水给水站拿起一副木桶,挑起一担自来水走在前头。杨妈妈出来迎着我们说:“树锋啊,来同学啦,进屋吧。不用挑水啦,水桶我去还好了。”当时杭州城里居民大多用井水,各家食用的自来水大多从街道设置的给水站挑水的。一毛钱买十二根水牌,一根水牌可挑回一担自来水。
转眼来到了1966年下半年文革爆发。在文革中杨树锋同学不曾参加过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他是个正宗的“逍遥派”。他与我班大部分同学一样也没有给各位老师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贴过一张大字报。只是随大流,当看客。
据与杨树锋同学在1966年10月末一起参加从杭州到北京步行的程家贤和舒恩和同学倾情回忆了他们全程步行到北京的往事。
当时他们响应步行串联号召步行去北京,是谁发起的已经记不清楚啦。在舒恩和,杨树锋,程家贤等人的组织下班里同学有杨树锋、程家贤、舒恩和、张仲民等四人。还有高三的徐海达同学,高二的蔡浙生同学,高一的杨元一同学等人参加。
他们7位同学于1966年10月27日集中在张仲民同学家出发,途经五省30多县市,全程步行1300余公里。历时48天,胜利到达目的地北京。
舒恩和同学回忆说:“记得我们出发的第一天走了60来里路,到达一个叫上柏村歇营的。根据经验,刚开始步行,一天最多走50或60里路,就要歇下来,否则就会走伤,走不下去了。在上柏村的晚上,我们和村里的农民进行了联欢并访问了贫下中农。了解了第二天要走的路。当地农民告诉我们可以到湖州,但我们从地图上看到从这里到湖州还有90多里路。出发的第二天就走这么多路,恐怕要走伤的。但农民们都说没问题,他们都是这么走的。就这样,我们头脑一热就决定第二天走到湖州。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背上行李出发了。90里路可不是玩玩的,走着走着太阳下山了,天慢慢的黑下来了,但湖州还没到。我们有的人脚上走起了泡,一拐一拐的,心里的焦急没法说。走在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路上没灯也毫无办法,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啊。杨树锋同学走在最前面,鼓励着大家一定坚持。老杨就和大家说,你们慢慢走,坚持。我先快走,探路联系好住所,迎接你们,说着他跨大步往前走去。我们一瘸一拐往前走着,总算看到了灯光。这时老杨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大家着急的问,到了吗,到了吗?老杨说到了,还有50多米,到了马上可以吃饭,然后休息。说着他马上帮我们拿行李,扶着走不动的同学来到了住宿地。这一天可把我们走伤了,第二天我们只好在湖州休整一天。老杨因前天体力透支,整整睡了一天。”
“还记得有一天,我们的计划目的地是淮河边的五河县。早上出来,因为翻山无人可问路而走了弯路。当我们到达淮河边时天已黑了。我们沿着河边的堤岸,急促地寻找着渡口。天越来越黑,渐渐开始伸手不见五指。这时的杨树锋还是跑在最前面,一路走一路高叫着,摆渡的,摆渡的。就这样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呼喊着寻找着渡口。不知走了多少路,终于看到灯光,看到了盼望着的渡船。上了船,我们大家是又饿又累又困,坐在船上都不想动了,被河上的朔风一吹,不由瑟瑟发抖,抱紧了身子缩成一团。由于杨树锋事先已联系好招待所马上给我们安排了住所,又给我们端来了热腾腾香喷喷的小葱蛋花汤和松软的馍馍。看着这可口的食物,我们一下忘却了浑身的疲劳,就狼吞虎咽起来。饭后,杨树锋又给我们大家准备了热水,让大家浸泡双脚,消除了一天的疲劳。”
“到了河北地界,每天的主食都是吃玉米窝窝头。这玉米面的窝窝头一冷就硬得像石头,很难下咽。我们那时都是十七八九的毛头小伙子也没管那么多,晚上拿了几个窝窝头留着当早点。第二天一早就上路了,可能是路线计算有误,走了近两个小时还没见到原计划到达的小集市,我们几个掰着玉米窝头吞咽着吃下去了,可蔡浙生同学无论怎样都咽不下去,只好空着肚子走了近30里路,他实在吃不消了,他向我们不停地说着饿坏了,饿坏了,吃不消了。我们只能给他鼓气,再坚持坚持就要到了。杨树锋同学这时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几颗糖都给了蔡浙生同学。在步行串联中那些糖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仅有的零花钱不多,但也要买些糖块在途中以补充体力。我们就是这样互相关爱,互相照顾,一路上坚持步行走完了全程,胜利的到达祖国的首都北京。”
  “一路上,我们在江苏溧阳近郊的陶家村(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家乡)和当地农民们一起参加了他们的秋收和走访了革命先辈,听他们讲述革命斗争史。在山东枣庄访问了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王志胜)聆听了铁道游击队当年抗日斗争故事。到枣庄煤矿下到三百米以下矿井与矿工同劳动,亲身经历煤矿工人的辛勤劳动,体验了煤矿工人艰险的工作环境。在山东莱芜,听取了我军解放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莱芜战役的介绍。到江苏邳县凭吊了王杰烈士墓,敬献了花圈......接受了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步行串联给我们的人生经历留下了值得怀念的印迹。”
   “在整个行程中,杨树锋同学的吃苦精神、坚持精神、助人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杨树锋同学从进杭一中就在一起,同班同组。文革三年中,步行串联、下厂下乡劳动都在一起。一直到1969年初,我下乡去桐庐农村插队落户我俩才分开。他平时话不多,但很实在。有事总是走在前面,挑重担。步行串联,从杭州到北京,一千余公里的路程,横跨5个省,一路上不知会发生什么,谁也都心里没有数。当时我是队长。他总是很配合我,我看他身体比较好,又有体育锻炼的基础,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跑800米的,我就每次出发叫他当先遣队员,为我们早点联系好住宿、休息的地方。他每天总是走在最前面,背着行李雄赳赳的走在行军的路上。我们中途休息,他也不休息,要早早的为我们打好前站。”
程家贤同学回忆说:“杨树锋体力强、意志坚。经常为全队落实住宿打前站。为解老母思念之情,每到一地别人开始休息,他就上邮局寄明信片给母亲报平安,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他经常鼓励队友学习长征精神,不要怕吃苦。到天津后的最后阶段,京津公路120公里。在杨树锋提议下,作为长跑项目中的最后冲剌阶段来走,即一鼓足气走到目的地北京天安门。”
“杭州到北京的全程步行洗滌了我们的灵魂,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学会了吃苦,忍耐和坚持,使我们从精神意志到体能都得到了提升。再加上以后几年的农村插队经历,从此不识艰难困苦为何物。步行串联时,每天走七,八十里是常态,走一百里上下经常有,风霜雪雨寻常事。年青时看似是做的傻事,精神上的收益是终生受用的。我以为树锋同学此后的从教治学和攀登科学高峰的踏实苦干精神的养成,肯定和这段特殊的经历有关。”
1969年8月杨树锋同学来到金华石桥公社摩诃大队插队务农、后来经农民推荐当民办教师。在农村学校,他什么课程都教:扫盲班、语文、数学,甚至还有体育。杨树锋回忆,“当年不但要教书,还要自己动手盖教室、修操场。现在想想很有成就感的,因为得到农民兄弟的认可,实现了做人的价值。”
据程家贤、舒恩和同学多次回忆,杨树锋同学在金华农村插队期间回杭州或从杭州回金华石桥曾多次独自步行往返。步行往返次数尚无法统计,看来只有杨树锋同学自己知道。他步行往返杭州与金华农村间的目的之一是为家里节约路费。插队的那几年杨树锋在农村生产队天天劳动,但收入很少。每个劳动日仅有五毛钱分红。扣去口粮款后现金收入甚微。经济上尚不能完全自立。杨树锋也不想给母亲增加负担,他就对母亲说,自己回金华有路费。其实他的终极目的是步行往返磨砺意志,强壮健全体力和精神。从杭州袁井巷91号家里出发到金华石桥公社摩诃村全程约为205.09公里,步行前往至少需要两天以上时间。中间还要在途中过夜。内中的艰险困难也只有杨树锋同学自己体会经历过。
杨树锋同学酷爱步行勇于吃苦,就是他后来从事地质研究工作,是杨树锋同学走遍新疆大漠戈壁的新疆油田和辽宁半岛的辽河油田,山东大地的山山水水以及华南广袤地区创造业绩的底气和坚强意志的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尊敬师长与关心同学

杨树锋同学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和文革期间都十分尊敬老师,爱护老师。关心热爱同学,只要知道同学有困难,他就会出手相助。在我班同学中广为传为佳话。
王祖勋老师是我班语文教师,当时是杭一中教导处主任。后曾任杭州一中校长。王祖勋老师学术造诣深厚,教学方法很受广大同学赞许。王老师为人真诚,坦率,处事处人以和为贵。甚至在文革期间对待学生红卫兵的巨大冲击和批判也能以平和心态对待,不急不恼,有解释机会就轻声轻语慢慢解释。不能解释就保持沉默到底。我以为王祖勋老师是一位天性善于调和和平和处世的恩师。而能将王祖勋老师高尚品德和高超的处事处人真谛真正继承并领会到位的是杨树锋同学。
在王祖勋老师遭受冲击时,我班同学们曾千方百计地予以保护开脱,使王老师免遭皮肉之苦和长时间批斗。季永昌同学(杭州教育学院物理系1982年毕业生,后任杭师大开发办主任)在文革初期,一中红卫兵突然要将王祖勋老师拉上台批斗时,他便利用一中足球队同队战友和好朋友等熟人关系对主持批斗的同学私下悄悄地打招呼说:“王老师不是党员,是民主党派人士。他也不是实权派。也没有写过黑文章,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老人家年纪大,你们拉他上台批斗,他身体又单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怎么交代?”就是这一番话使当场王老师逃过一劫。后来季永昌同学还曾多次采取了不同方法保护了王祖勋老师。
杨树锋同学则在当时每天王祖勋老师下班回家时,悄悄地跟在王老师后面护送,一直看着王老师回到狮虎桥家中后才转身回家。生怕恩师出意外。当时经常与杨树锋同学同行保护王老师的还有陶明璋同学。他们暗中保护恩师的行动在那些恐怖动荡的日子里坚持了许久。
杨树锋同学与王祖勋老师的深厚感情可谓情同“父子”一般。杨树锋在杭六中读初中的班主任陈老师是王袓勋老师的爱人,而王袓勋老师是他高中语文老师。不管是在金华插队期间,还是在南京大学读书时,直到南大毕业参加工作,每年都会去拜访王老师,向王老师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继续聆听王老师的教诲。王老师年迈后,有几年他的子女出国深造。王老师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杨树锋同学操办处理。2011年在王祖勋老师生病期间,杨树锋在公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多次抽时间前往病房值守照护或看望恩师外,还通知我班同学们有空去看望王老师,使王老师受到极大安慰。在王祖勋老师去世后的告别会,都是杨树锋同学事先通知组织我班同学们参加。
这次杨树锋同学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后,在班上同学祝贺聚会的那一天(2015年12月19日),杨树锋同学与程家贤,王松林等同学一大早先赶到市郊丁桥杭州华侨陵园王祖勋老师墓前,庄重地举行拜祭恩师仪式,以告慰恩师,真诚感谢恩师的培育之恩。
    杨树锋同学热爱同学乐于助人。同学有困难他都会出手相助,不管是工作问题,还是子女升学问题,或是思想有旮瘩难以解开他都能尽心尽力帮助。能想法解决的就努力解决,力所不能及的就出主意,提建议开导同学。陶明璋,傳坚江,赵华章等很多同学多次受到杨树锋的帮助是深有体会的。
王爱宝同学还回忆说,杨树锋同学在高中学习时期就是乐于助人的,当时她妹妹因不幸烧伤住院,杨树锋与他们小组同学多次到医院帮助照顾。
1998年夏天,我亲身感受了杨树锋同学对我们父女的热忱帮助。当时正值女儿高中毕业,她一心想通过高考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浙江大学。不料高考前女儿被学校选拔推荐保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系。女儿以为西安电子科大不是自己理想中要进的大学,执意坚决不去那里上学。硬是要复读一年后再参加明年高考,一定要考进浙江大学。女儿很执拗固执地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父母怎么做思想工作都不行,而且已将父女关系搞得很僵,几乎无法再沟通。
回到杭州,我立即与尚在浙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任上的杨树锋同学取得联系,要他在百忙中一定抽时间与我女儿谈谈。杨树锋同学二话不说,马上安排在周日下午要我们去他家,他一定与我女儿好好谈谈。
当我们来到浙大玉泉校区大门对面的公寓楼中杨树锋同学简陋的居室,杨树锋早在楼下大门口迎接我们。坐定后杨树锋先于我寒暄了几句,但谈话中明显有含蓄地责备我之意,就要我先到玉泉校区转转,与女儿谈完了就打电话告诉我。只见女儿听懂了杨树锋伯伯用意,微微露出些笑意。
当我回到杨树锋的居室时,女儿已喜笑颜开并当场对我说,“我听杨伯伯的,我去西安电子科大上学,毕业后考浙大研究生。杨伯伯说了只要成绩合格一定优先录取。”我真是又惊又喜,不知道杨树锋同学有何种魔法能使女儿霍然开朗的。
过了一些时间,女儿才与我谈起1998年8月的那次与杨伯伯的谈话要义:“杨伯伯讲了三条。一是讲述了父辈艰辛求学之路不易和刻苦坚持精神。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不能虚度光阴,浪费时间。二是讲述了大学实质上大同小异,只有好的学生,没有坏的学校。西安电子科大的前身是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是1933年成立于江西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学校沿革而来的一流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是该校的王牌专业,在全国数一数二。是浙大所不能及的。当年我与你爸在准备高考时也十分想报考西军电的哦。三是进了大学不要松一口气,而要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和教学安排。要主动地,积极地转变自己在中学时期的学习方式,多与高年级同学多交流。谁转变快,谁就有学习主动权。并欢迎女儿有问题经常与他通信交流。”
这次杨树锋同学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消息还是女儿在众多媒体公开发布消息前,极其兴奋地发微信告知我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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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八:感悟和遗憾  (2)


       回顾那年两次被“组织” 开除(二)


可不到一星期,我又第二次被自己参与创建的突击队开除了。
大约在2月24日由ZA提议,LJ等人大力附议说是突击队要为整顿作风、增强组织战斗力要开展一次内部整风。而且要大家不留情面,大胆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不良作风。ZA与LJ都是高干子女。平日里接触不多,说实话我是不太看好这两位女将。她俩不光是有天生的高干子女的优越感,开口闭口我们革干子女如何如何,而且个人各方面基本知识和基本素养似乎也稍差一些。高中生一般应具备的文字能力和分析辨析能力也实在不敢恭维,也干不了什么具体事只是一贯的嘴巴功夫。再加上我一向言语直率,以实诚相待,有什么说什么,也从不顾忌什么。所以看不起ZA,LJ两位女同学的议论无意中也多少有些流露。所以平日里肯定在无意中得罪或语言不慎之故轻率冒犯了两位女同学。所以自己被开除一事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整风会一开始就出于我意料,斗争矛头直指本人。ZA首先开火,指出本人三大罪状。一是典型的口头革命派。二是善于以革命营私。三是善于捞政治资本,有一种投机商人的狡猾手段。但这些罪状都是只有帽子,没有内容和实例。LJ也虚张声势地讨伐了一通并没有新内容,说要看我的态度和认识错误程度,再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其他几位既不附和,也不发言都在沉默中。只有排骨和老C在打圆场,尽可能地缓和尴尬的局势。
我哪受得了这些无端攻击,当场逐条批驳这几条强加于人的罪名,除一一否认之外,还对ZA平日的表现和不足提出语言还较为平和的若干条意见,我话还没说完,ZA就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起来,因为我说的每一条意见都有依据和实例的,使ZA确实无法否认。这时LJ就跳出来高声说,“你这种态度,你这种态度!我看你再在突击队待下去是不合适的,不利于团结的。我代表大家宣布开除你出队。”ZA也像捞到救命稻草似的高声附和着。其他人直看着她们俩。此时,作为原籍海宁盐官镇的潮人和被强硬的“杭铁头“做派熏陶十余年的我大喊一声,“开除就开除,没什么大不了的!”摆出一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架势便扬长而去。老C,YB,排骨,WJ,XW等站起来都劝我不要离开。而ZA和LJ则说,“让他走,为了保持组织的纯洁性,被开除了就得走。”后来过了些时日,我又想归队时,LJ同学还是不答应、不同意我归队。
至于ZA和LJ当时究竟为什么要开除我,我始终不知道原因。当时就在浙大金浩川,李向阳那里晃荡晃荡帮忙近一个多月之后,我应杭一中红暴会三支队和四支队同学们之邀又回到杭一中红暴会。此时,ZA已经当兵去了北京,似乎在总政文工团话剧团当了演员。前些年她在一些电视剧或电影中多次出演过江青或叶群等反派角色,我以为ZA在形象上,气质上与江、叶两位大人物还是大相径庭。既谈不上形似,更不谈上神似。ZA充其量也就是位活报剧演员,好一个泼妇小丑而已。
当年我也曾问过LJ,她答复说,当时开除你是ZA一个人的主意,你得罪她太狠啦。我当时没说什么,现在就更不想弄清为何要开除我的原因了。
我们这一代人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教育我们做好孩子要诚实,要说真话不能骗人骗老师骗家长。
参加了少先队,就教育我们要忠诚于组织,对组织、对同志要坦白老实,不能说假话。组织会正确对待每一个少先队员。
加入了共青团,那组织的要求几乎与加入共产党一般。要严于律己,要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组织、对同志要绝对忠诚老实。要敢于与一切阶级敌人作斗争。总之人要诚实,对组织要老实,组织绝对不会错的。斗争哲学就是一切,斗则进,不斗则退。
老三届和中国的任何一代人一样,都有这一代人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失和历史局限。对老三届这特殊的一代人客观地评说,老三届成长在共和国初创的年代,那是一个政治运动频繁,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空想社会主义和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而这种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人生道路和心理历程都会有这段历史造成的深刻影响。文化大革命造成广大老三届学生停课失学,使他们中很多人丧失了系统学习文化知识和接受人类广泛文明教育的机会。加之国家政治路线走偏,政治教育另类,封建帝王思想回潮泛滥,都对老三届中的许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造成相当多的一些人知识贫乏,孤陋寡闻,乃至影响到道德修养、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文明传承。在虔诚的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破灭后,增加了几分失落和彷徨。但这种先天不足的缺失,有些人通过后来勤奋加以弥补,而有些人却带着这种缺失在社会上固执己见碰壁而抱憾终生。
尤其是文革猛然一来,随之人际关系的种种变化实在太大。人与人之间信任度大幅下降,朋友靠不牢,组织靠不住。谎言成灾,真假难分。由于读书太少,年纪尚轻。当时确实不好理解和接受,但也只能慢慢适应之,时间一长了也就感觉麻木迟钝。
一直到文革结束,在大学本科学习时选修了《伦理学》及《心理学》等几门学科后,对人际关系中的人格变异问题受当时社会历史现状变化而变化的科学论断有了初步的了解。才慢慢地似乎找到了文革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们处事处人有巨大变化的一些原因。首先使我感到有兴趣的概念是人格这个词汇的内涵和外延的许多内容。
人格(英语:Personality),又译为性格,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并在不同时间、地域下影响着人的内隐和外显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西方语言中"人格"一词,多源自拉丁文的persona,即"面具",暗示了"人格"的社会功能。人格更是体现了一个人的特点和与众不同。大千世界,自然有不同的人格元素组合成了著一个个性格迥异的个体。
社会心理学中讲的人格即是指人的个性。它是个体在先天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交往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个人稳定的心理特征总和。
早在19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沙莲香教授就曾深入调查过“文革”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影响。她的研究发现,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勤俭(所占比例为20.5%)、仁爱(所占比例为17.0%)、忠孝(所占比例为13.5%)和气节(所占比例为5.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3.5%)、进取(所占比例为12.5%)、功利(所占比例为6.5%),以及私德和屈从(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5%)②。进一步讲,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肯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既有肯定性评价(理智和进取),也有否定性评价(功利、私德和屈从)。这意味着,在被调查对象的眼里,虽然“文革”前的人们不够理智和进取,但也不算功利、自私和屈从。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多勤俭,缺理智。
在“文革”中,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屈从(所占比例为15.5%)、欺瞒(所占比例为11.5%)、中庸(所占比例为10.5%),以及私德和功利(二者所占比例均为6.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9.0%)、仁爱(所占比例为15.0%)、气节(所占比例为10.5%),以及忠孝和进取(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0%)。进一步讲,在“文革”中,除中庸外,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否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都属于肯定性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屈从和欺瞒成为中国人在“文革”中最具备的人格特质,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人在“文革”中人格的低评价,也体现出了人们对“文革”的不满意。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中的人格多屈从,缺理智。
就中国人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两个时期的人格表现而言,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相对比较良好,在“文革”中的人格最差。然而,从文化规制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建国后在较长时期内实施的以强制和暴力为特征的压服型文化规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各类“运动”给人们留下的深深的文化烙印恐怕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这种文化规制模式不仅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面从腹诽之风,而且由于长期高压迫使人们日渐深藏不露。因为这种“批判和压服”式的文化规制模式,一方面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具有普遍性的唯唯诺诺(“屈从”③所占比例为15.5%)、欺人瞒众(“欺瞒” ④所占比例为11.5%)、忍让求安(“中庸”⑤所占比例为10.5%)、损公利己和不择手段(“私德”⑥和“功利”⑦二者所占比例均为6.0%)之风,另一方面则使得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理智(所占比例为19.0%)、仁爱(所占比例为15.0%)、气节(所占比例为10.5%)、忠孝和进取(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0%)等优点和美德。
所以我们绝不能小觑社会历史政治环境对人格变异的巨大影响力。但愿这种使中国人人格变异有巨大影响的社会历史环境绝不要再度重现。因为我时时感到文革的幽灵依然在如今中国的土地上出没和游荡着。总要别人不要否认历史,自己呢?应如何正确处理文革历史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总是采取回避政策,不允许议论文革,为了不砍旗所以不许批判文革,甚至美化文革都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我以为总有一天还是要自食其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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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九:
                在贡院校园最后的日子里(1)

阅读《不是单靠面包》

从1968年到1969年3月是文革中杭一中大部分老三届中学生在贡院校园奄留又继续停课失学最后的日子。
我原本在杭一中贡院校园读三年书就可以高中毕业。如参加高考有可能继续升学。但结果是在贡院校园读了三年高中,刚完成高中毕业考试后正准备迎接高考时,先是1966年高考被推迟半年后,后又被无端地静悄悄地取消。被停课闹了三年文革运动,在贡院校园待了六年还不发给高中毕业证书。此乃首开杭一中百年历史之先河,实属今古奇观。
纵观杭高历史,从1899年6月29日清末杭州知府林启创办养正书塾开学起源至1966年6月初的杭一中始,未曾有此等全校学生在校被停课和被失学三年之久的劣迹记录。就是在日寇侵入中国的十四年抗日战争中,尽管杭高多次迁移校址避难,先迁之浙东金华,后又迁之浙西丽水、云和等地。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杭高都是能按时上课、按时召开毕业典礼,学生们都能按时毕业并继续升学的。现今在杭高网上《百年星辰》和《院士风采》栏目留名的47位中外院士中,其中就有13位中外院士毕业于1938年至1945年的浙江临高或联高(即杭高)。
诚可惜自1949年5月至今,杭高历届毕业生被评为中外院士的仅有10位。文革开始前应该毕业的老三届学生中仅有一位1966届高中女生“一花独放”地被评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且背后是訾议纷纷,尚不知真假。只能观之叹之矣。但总算使老三届学生榜上有名矣。
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驻校工宣队军宣队在忙乎他们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他们主导的“复课闹革命”,可是复课始终未曾复成,还是继续闹革命。他们是领了“圣旨”前来杭一中领导一切的。
我们这一帮人则“两耳不闻窗外事”地都忙着自己读自己喜欢的书,读手边能够搞到的各种书籍。主要是世界名著和苏俄文学作品。ZZ同学的父亲是美院教师,他的书籍来源就广泛些。老C同学的家庭是老杭州的书香门第,自然各种书籍的来源就相当多一些。几个干部子弟家里拥有众多的”灰皮书”和”黄皮书”,以及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也很是琳琅满目,都值得一读。反正有好书就大家轮流传阅,还时不时对大家都读过都感兴趣的好书举行过多次读后感专题讨论会。
那时阅读后至今还有些印象的书籍有;
法国巴尔扎克的《欧也妮 葛朗台》和《搅水女人》,还有《邦斯舅舅》等。那会儿大家传阅的巴尔扎克小说都是大翻译家傅雷翻译的版本,读起来确实与以前读过的其他版本的韵味完全不同。傅雷的译文极其传神,似乎像临画一样,形似神似浑然一致。据说他对翻译的要求是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讲究色彩变化,而且他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英国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
但读得最多的还是俄国和前苏联文学作品。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罪与罚》《白痴》等。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那些醉心于病态的人物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的深层生动的描写使人往往难以从小说人物的思绪中很快解脱,还经常会沉湎在小说的场景和心理活动描写中久久不能自拔。
也曾经传阅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此书被称作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生活教科书”。是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品。其思想培养了整整几代俄国革命活动家,列宁曾说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是马克思以前最大和最有才能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可是我记得在我们那帮人讨论《怎么办?》一书读后感时,竟有一大半同学都以为书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至于讨论中谁还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得了。
经查阅,在我的日记中唯一留下阅读名著书籍有文字记载痕迹的竟是前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名著——杜金采夫所著的《不是单靠面包》一书。
1968年11月29日日记照录;
“昨日从ZZ那里借了苏联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一书。先全文通读一遍再慢慢细细读来,甚好甚慰。”
“此书似乎是类似爱伦堡的《解冻》和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同类同题材的书籍。是当年苏联中年优秀作家的作品。是苏共二十大后猛烈抨击苏修的好作品。难怪此书当时会遭到苏共的强力批判。”
“书中对主人公洛巴特金以及娜佳和他们周围的同志们,还有一帮无耻的混蛋们,都写得太好了。人物个性鲜明,人物描写生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洛巴特金的无数有棱有角,有力有理的政治言论给人以巨大力量。洛巴特金说过一句:“你只要会思索,就不能束缚你的自由!”实在太精彩了。”
“当然,此书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也是难免的。总之,不外乎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给你启示和力量的小说。“
当时阅读《不是单靠面包》一书是在严重缺乏文学作品的滋养而囫囵吞枣的状态或饥不择食、饥渴无奈的情况下进行的。读后似乎觉得此书描绘反映的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场景是真实的,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此书读起来要比《罪与罚》等一类书籍要接地气,文字不太很涩口也要好读些。而且极容易产生一些共鸣和联想。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突然出现了一批反官僚主义和揭露时弊及阴暗面的小说。即所谓“解冻文学”。而对官僚主义针砭最深,在艺术上较为成功,因而影响也较大的,当推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一书。
苏共二十大后揭露斯大林时代黑暗面的“解冻文学”一度很热火。但是国内很少人知道,正是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发表,使苏共中央对当时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进行政治干预,赫鲁晓夫本人对《不是单靠面包》之类的作品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57年第3期)在题为《党和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问题》的专论中批评杜金采夫,说他“只热中于揭露,因而看不到远景,陷入了惊惶失措的境地。他把危险性夸大了,把在我国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实质上当作一面击不破的墙,把机关工作人员,甚至把科研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描写成蜕化分子”。掀起了对作者的批判高潮。从1957年开始,苏共便开始收紧“解冻”的闸门,特别是对文艺界的“不健康倾向”的批判,随后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解冻”文学思潮便基本停止发展。从此苏联再也没有能出现类似或超越《不是单靠面包》的作品发表。
在《不是单靠面包》一书的正文之后附有很长的附录。这是当时苏联作家协会关于批判《不是单靠面包》讨论会发言记录。
讨论会开始一些人发言是以赞扬《不是单靠面包》为主的。讨论会形势急转直下的原因,是因为作者杜金采夫的发言所引起的。他解释自己的写作动机,说1942年他参军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战壕里,经常抬头观望天空中的空战。他看见苏军的飞机被德军的飞机打得四处逃散,很是奇怪。不是报纸上总宣传我们的飞机是全世界最好的吗?于是产生小说创作的念头一定要如实反映真实的现实和生活。
杜金采夫的发言立刻引起许多作家的批判,认为杜金采夫的立场有问题,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就只差扣上“反党”和“反苏”的帽子了。其中发言者中就有苏联二战小说《日日夜夜》作者西蒙诺夫的发言。西蒙诺夫也写过《军人不是天生的》解冻文学作品,此时则坚决与杜金采夫划清政治界限。
杜金采夫固执地拒绝当众起来承认他的错误,但是最后他终究没有能顽抗到底。杜金采夫承认批评的正确和公正,还保证在他新的小说中不辜负他的同行们的希望。《不是单靠面包》的作者从此在文坛失声。
  《不是单靠面包》一书渲染了整个苏联社会阴暗,人们庸庸碌碌,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只有少数革新派孤军奋战,也只能成为最后的殉道者。
  小说《不是单靠面包》一书中一再表明,人不是单靠面包活着的,在同样的程度上,而是靠思想,靠信仰,靠理想。
但要详细回忆自己当时阅读《不是单靠面包》一书后有哪些启示和收获?的确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以为经过了三年文革运动浅表性的现实生活磨砺。多少接触了些社会现实,也粗浅地从整体上了解了现实中的中国。初步解脱了或动摇了多年说教被灌输的思维定势和固定模式,初步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问题。对文革,对社会,对现实中矛盾和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解读。不再轻易听信“舆论一律”的信息和相应的解读。故所以会对《不是单靠面包》一书留下曾经阅读的痕迹。
但是由于我们当时久居杭一中贡院校园时间太长,对于自己应有的“面包”在哪里?自己要获得“面包”的出路在哪里?还是感到茫茫然的,前途也还是十分渺茫的。也还没有进行过深切的思考。
《不是单靠面包》要你学会思索和独立思考是最及时的召唤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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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九:
               在贡院校园最后的日子里(2)


       百年名校被改名及其他

1968年12月18日日记照录;
“今日起杭州炼油厂正式接管杭一中。杭州一中正式改名为杭州炼油厂五七学校。今日下午召开了杭炼五七学校成立与庆祝大会。据说有万余人(?)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下午在教室里闲谈许久,周围好多同学都未涉足之。”
“这真是建校将近70周年的“江南四大名中”又新生了吗?!他们说这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胜利?!五七学校只能按“五七”道路继续前进了吗?真看不懂啊。没有人敢公开发出异议,即使有微词亦只能腹诽而已。但愿我不是莫名惊诧。”
“今晚,一帮人在ZZ家聚谈。归时已近子时。今乃戊申年甲子月壬戌日,天空乌漆墨黑,只有昏暗的路灯在树荫下闪烁。大家从楼外楼和中山公园隔壁的美院家属宿舍出来,一帮人走过平湖秋月,跑过白堤、断桥,至昭庆寺广场才兵分两路回家。一路上……”
至于那天晚上在ZZ家谈了些什么?在杭城冬日无月光的寒夜里,一路上又看到了什么?原汁原味的情景情节和谁们的话语都已不曾记得起来了。
就暂且默许我就仿佛遐想一回……
1909年,浙江绍兴人留日海归青年周树人应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杭一中前身)监督(即校长)沈钧儒先生之聘出任生理、化学教员。据知情者回忆,现杭高教学楼一进楼上的鲁迅纪念室系当年海归青年教师周树人的宿舍。上世纪50年代已在此设置鲁迅先生纪念室。后校园还曾建有鲁迅纪念亭。
据说当年每日每当转钟前,海归教员周树人常常会差遣门房或亲自下楼出贡院校园至仓桥、至青云街一带购置条头糕或小钵头酒酿宵夜的。现如今驻校工宣队们不打个招呼便改了杭一中的校名和校牌,不知道今晚海归教员周树人手捧条头糕和小钵头甜酒酿返回贡院校园还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在一进楼上宿舍吗?
我不知道哎。
我只知道毛泽东曾说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当年驻校工宣队们竟胆敢把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曾任教、留下了革命火种的江南名校杭一中擅自改名,是犯上吗?还是工宣队们领有圣旨便按旨办事或就可以为所欲为?当时似有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一说的,为何竟会如此这般?
我也不知道哦。
看来当年这区区几十人的驻校工宣队要比1920年3月29日因浙江一师(杭一中前身)学生的自办刊物《浙江新潮》宣传“自由,平等,互助,劳动的社会。”之故,被省政府派来查禁《浙江新潮》,要武装强行解散浙江一师的50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确实要厉害得多得多!
1968年12月18日,驻校工宣队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江南四大名中”杭一中的校牌砸碎,轻而易举地就将百年名校改名为“杭炼五七学校”开始领导一切。看来这文化革命中要领导一切的驻校工宣队真的很是了得。不服不行。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自1920年3月开始的为抵制反对查禁《浙江新潮》,免去校长经亨颐,解散“浙江一师”的“一师风潮”,最后以学生的抗争赢得胜利,以及500名武装警察撤退和省长被迫辞职而告终。同时还涌现了宣中华,俞秀松,施存统等一大批中共早期骨干。还有柔石,潘漠华,曹聚仁等左翼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而母校的前身——浙江一师巍然不动。
而1968年贡院校园里的老三届中学生大多老老实实跟着驻校工宣队的指挥而动作。少数对工宣队擅自篡改杭一中校名有微词的学生们也只敢躲在教室里腹诽而已,麻木得绝不敢公开反抗。如同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下无能的中国守军听凭屠城的日本军队任意宰割一般。至今想来令人寒心之极。真要为多年来贡院校园里的学生们被灌输、被说教的功力和效用点赞喝彩和深深地叹息。驻校工宣队们焉能不胜哉也。
我极其担心曾在在杭州府中(杭一中前身)读书达50天的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抗日烈士郁达夫先生会轻易答应百年名校被驻校工宣队擅自改名吗?
据杭一中1968届高中校友现为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作家罗以民先生所著的《郁达夫传》记载,1911年2月18日富阳人郁达夫与海宁人徐志摩同时考入杭州府中。“郁达夫自述在杭州府中读书约“半年”,但真正给他计算一下他总共在杭州府中仅读了50天的书。郁达夫为什么要将50天夸大到半年,这大约是因为当时的杭州府中是全国名校之故,能为该校学生不胜荣光。”
作为海宁望族富二代的徐志摩是经沈钧儒先生等推荐来报考杭州府中的。徐志摩知道这是浙江最好的中学,该校的老师都是当时浙江学术界的名宿。
当时杭州府中有个规定,成绩获第一的同学,才有资格当选级长,徐志摩在杭州府中读书的五年中,国文、理化、天文、英文等功课样样拔尖,考试排名总是得第一,因此,年年都是当之无愧的级长。
辛亥革命后,1913年7月杭州府中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17岁的徐志摩在校刊《友声》第一期,发表处女作《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从此开始了徐志摩短暂而闪亮的现代派大诗人,大散文作家人生之路。杭州第一中学是徐志摩先生发迹或理想开始的宝地。
我以为徐志摩先生在天之灵是一定不会放过乱改校名的驻校工宣队的,一定会让他们多做噩梦或不得安宁的。
一百多年以来自养正书塾开始,历经流金岁月直至今日杭高,从贡院校园里走出来的万千莘莘学子和无数志士学人,无不极其珍惜母校的历史,无不为母校的百年历史传存至今而自豪。但愿后人继往开来,不断精进,继续打造夯实百年名校。为国为民培育万千人才,实现中国复兴之梦。
可惜啊,2006年12月出版的《百年名校  杭州高级中学》一书未曾对杭一中的文革历史或曾被改校名等史实着墨,未见一字。
期望母校能尽快重修百年杭高史。真正要以百年杭高历史起始为本,实录历史,秉笔直书,努力“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求实勘正。要独表杭高一帜而不及其他为要。以史为鉴,以正视听。期盼早日能拜读尊重历史史实,且真实,完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百年杭高校史。
可惜啊,现上网运行的《杭高网》的“流金岁月”栏目未曾用心考证,竟将文革中的1968年12月18日杭一中被驻校工宣队改名为“杭州炼油厂五七学校”的史实时间,错误地记录为“1969年”!?也很不负责任地未曾说明何时恢复杭一中原校名的准确时间。
此实乃无视史实,愧对先人,误人子弟耶。何以师表育人乎?!希翼《杭高网》“流金岁月”栏目早日对此谬误认真考证勘误为要,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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