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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丽:天津耀华中学(十六中)文革回忆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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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耀华中学(十六中)文革亲历回忆录(一)

兼讨姜克之寇元郭亦勤毕道珍等人在“文革”中的罪行

孟庆丽



我的家庭背景

    1954年9月,我于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本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当年留校任数学系高等代数助教。但自大学毕业后,名义上是教学人员,实际上做党务工作。我在大学母校工作期间,恰值“肃反”、“反右”、以及“整党”。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可忙了党员。在数学系教师中,除了党的专职干部外,我又是唯一的党员,在任何运动中,都少不了我去整人。说心里话,我对整人的工作一不情愿;二又外行。可是个人头上顶着个党员的桂冠,若在整人时,不下狠手,就要受党组织的批评,为了表示个人忠于党,往往不得不看着党委当权派们的脸色办事,唯恐个人一时疏忽,违背了党的旨意与原则,自己这个用身家性命得来的党员称号就难以保全了。
我自1950年3月25日入党以来,在党组织的审查教育下,可谓在后娘手里受气的孩儿;抑或在一个严厉婆管教下的童养媳。试问这是为什么?
这必须说明我的出身。
我于1932年1月十七日出生于哈尔滨市,我的原籍是黑龙江省瑷珲县。在我出生时,祖父孟云卿可能是个地方的小官吏;父亲孟宪斌于青年时入过讲武堂受军训,后来又在伪满洲国军队任中校。约1936年,父亲逝世,母亲与公婆关系不睦,于是带着我离开孟家,投奔至天津外祖母家寄居。
我初来天津市,便居住在外婆家,当时她家坐落在英租界伦敦路92号大宅门内。该幢楼至今还巍然屹立,现在改为成都道36号。这幢楼本来是我外公陶经武(1878-1930年)生前的私宅。外公是奉系军阀的司令,与东北军区督办万福林、抗日将领马占山等均为儿女亲家。
    我初入陶府,犹如《红楼梦》中的刘姥姥的外孙板儿入了大观园,眼前一片眼花缭乱,看什么都新鲜,由大舅陶茂正的大客厅的博古架上摆的各种古玩,至厕所中的抽水马桶,这都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入目的。
    我自入陶府寄人篱下始,就一直定居天津,我亲眼看到陶府由胜至衰的过程。外公生前置了万贯家财,若没有任何主、客观因素,一家人本分度日,外公的遗产可供其子孙后代几辈子都用不完。
据我了解,陶府的部分财产:
一)   外公生前,在东北海伦县置办万顷良田,为当地头号大地主。凡在该县定居的亲门近支,皆靠着万顷良田养活一家。管理这大片土地者叫刘显庭。1946年土改,刘显庭作为二地主,遭了“点天灯”的酷刑。
二)   在天津各租界盖筑楼房,但以英租界为主,我所知道的陶氏房产,除了当年居住的老宅外,还有长沙路上的十幢小二楼,名曰“瑞纬山庄”。“瑞纬山庄”四字用水磨石做成,其真迹出于我大舅陶茂正之手。此外在岳阳道上还有十余所四合院。启名曰“郑业里”。因大舅原名陶茂正。自外公逝世,陶茂正成为当家人,因此凡属外公名下的财产,一律改名为“陶茂郑”之产业。如今郑业里已被拆除,改为高层建筑,名为“郑业里大楼”。我在儿时,曾恍惚听说意租界也有陶氏房产。
    1942年,陶茂正卖了原居之老宅,举家迁居昆明路270号,这是一幢三层四底的楼房,室内装修皆为菲律宾木。该房侧旁,也有一幢楼与昆明路270号结构完全相同。陶茂正将其卖给了一位企业兼教育家张务滋。张务滋便将这座楼建立了一所私立小学,启名“燕达小学”。解放后,该小学改名为“昆明路小学”。
    到了1949年1月,天津解放,陶茂正已将上述房产完全卖尽,坐吃山空,他本人既有鸦片嗜好,有无职业,因此成为彻底的城市贫民。
三)   东郊区东局子乡(现已归属河东区)有上百亩的陶氏坟茔,看坟人名刘广福,该人早已作古,他有两个儿子,年龄皆比我大。大儿乳名“傻子”;二儿乳名蛤蟆。在该坟地中,有我外公的陵墓,是一座高约三米蒙古包式的墓,墓中有三座棺材:我外公的金丝楠木棺居中,右侧是他的原配妻子王氏(1879——1953),王氏是我的亲外婆。左侧是外公的第三妾宋氏(1893——1918年)之棺,宋氏乃陶茂正之生母。
该坟地埋了许多早年陶氏家族中作古者据我所知:
外公的二房妾吴氏(1883——1937年)之墓。
外公的四房妾赵氏(1879——1931年)之墓。
外公的六房妾永氏(?——1919年)之墓。
外公的次子陶茂鲁(1913——1919年)之墓。陶茂鲁为吴氏所出。
外公的四子陶茂燕(1927——1936年)之墓。
陶茂正的发妻万蕴华{1908——1942年}之墓。
万蕴华的次子陶严鼐(1930年生,不久即夭折)之墓。
万蕴华之四子陶严德(1934年生,不久即夭折)之墓。
万蕴华之次女陶严梅(1935——1939年)之墓。
万蕴华之三女陶严铃(1937——1944年)之墓。
陶茂正之庶出女陶严锐(1941——1944年)之墓。
    以上就是我自幼由关外至关内所生活的客观环境的经济实况。
    我自幼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虽然生活条件优越,但并未染上一些贵族生活恶习,诸如逢年过节陶宅的孩子们便聚集一伙聚赌,打麻将、推牌九、玩扑克。这一律与我无缘。我倒是受了姥姥与三姨陶毓华(1926——1944)的影响,从小是个戏迷,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又逐渐成了影迷。
    我于1938——1945年,在居家不远的私立志达小学(解放后改为西安道二小)上学。
    1945年开始中学生涯,我的中学母校是天主教会所办的“圣功女子中学”。我在母校一待就是六年。圣功女中乃是今日“新华中学”的前身。
    在中学阶段,可分为解放前、后两段。解放前,我是个不问政治,只知埋头用功读书的听话的学生;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学校中的外国修女们以及夏景如校长皆纷纷离校,出走至台湾、香港。学校中增添了由“华大”、“革大”培养出来的革命干部来校教课。这些革命老师主要担任政治课,有的还担任史地,语文等科。
  我在当时革命潮流的推促下,思想追求进步,积极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参加学校所组织的社团活动·····
  由于我表现要求进步的迫切出于真诚,使当时的地下民青组织的负责人齐振勋(现为离休干部),王文秀(为天津市自行车厂的退休干部,长期定居美国)二人介绍我加入了地下民青,时间是在1949年4月。同年8月,我又于校内民青诸同学一起到南开中学参加团训班。于8月30日,在南开中学礼堂集体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乃是天津市解放后的首批青年团团员。后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则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
  我从团训班回校后,不久全国举行建国大典,学校也搞大型庆祝,继之,在校内建团,学校中的大批要求进步的学生都参加到团组织中来了,当年,在我校便成立了“团总支”。
1950年初,正值寒假期间,我与校内的部分革命积极骨干师生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政训班”,政训班结束后,我便顺利地入了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张文琴(原为团市委的干部,后来调至我校任党、团专职干部,在我高中毕业后,她又被调至中共河西区党委工作),王文秀。
  高中毕业后,我在天津师院上了三年大学,毕业后又当了四年助教,1958年3月,被分配至天津市第十六中学,任高一年级的几何、代数课程。从此开始了我正式上讲台,向青年一代学生主讲数学知识的教育,教学正途。

                 我在耀华中学从教的过程
   我自打儿时起,就知耀华是一所全市闻名的中学,而且走在马路上,时不时地经过该校,透过校门往校园中看,各校舍青瓦明窗,操场广阔,各种体育器械设备齐全,该校与墙子河对岸的“大同女中”遥遥对峙,两校一比,大同女中就显得寒酸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愿大同女中的校址改为“天津广播函授大学”了。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黄家花园一带的街头巷尾处的顽童信口数叨:阔耀华,穷志达;浪圣功,怂广东。
  耀华、志达、圣功、广东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津门的四所尽人皆知的学校,耀华为首,该校设备齐全,师资质量高,可能薪水也比别校高。志达中学座落在马场道,这是所穷学校,虽有小学部(乃是鄙人的小学母校),但不论是中学抑或小学只用个“穷”字了矣。圣功中学则是我儿时梦寐以求的学习天堂。这所学校坐落在马场道上,我并不懂天主教是个啥道门,我相中圣功的那套庄严、鲜明的校服(白色长袖衬衣,黑色带背心的没膝长裙白长筒麻纱袜,白色回力球鞋),因圣功的校服有特色,且该校只招女生,因此社会流言对该校冠之以“浪”。至于广东中学是比较质低的学校,据说竟招被它校刷下来抑或开除的学生。所谓“怂”者意即“没出息”“窝囊”也。
   到了解放后,耀华中学改为天津市第十六中学。1958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带着学校党委给我开的组织介绍信来到十六中。
   我先奔了第四校舍二楼党支部,找到韩烽校长,该人我在天津师院见过一、两次,因此我认识这位领导。我在党支部见到韩烽,将介绍信交给他,说明我前来报到上班····
    韩烽校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我介绍室中其他几位同志,我记得有孙毓筠(党的专职干部)、徐金培(不知任什么职务,该同志不久便被调离,所以我在十六中工作时,并未与他有任何接触)、金秉真校长······以上诸人也都主动与我亲切握手,表示欢迎,使我一入这个新单位,便感到有家的温暖。
    韩烽校长派人领我去了第一校舍数学教研室,该室在第一校舍一进门左侧,共有两间屋子相对而立,一间为高中组;一间为初中组。我进了高中组一瞧,嘿!不禁心中喜悦,我在此又遇故人。一为我大学时的同窗李济舟,我两在一个班内,因他比我长两岁,实为我的师兄,他在我们上大学时入的团,如今在十六中他已成为党员,我们在上学期间就是好友,如今又成为同仁,自然欢喜不禁;另一位陈明跃老师,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只比我低一届,这回我两不仅为同事,而且同教一个课程。当年高一年级共六个班,我教一、二、三班的几何、代数,陈明跃教四、五、六班的几何、代数。陈明跃老师虽然年级比我低,可谓我的师弟,但在下有自知之明,人家的业务水平比我高,我将他视为个人业务上的辅导老师。

   此外,在高中组的成员中,还有我的一名师弟,名叫赵士纲,他虽系师院数学系专科的学员,但业务过硬,不比本科生差。
    据我记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夕,十六中高中数学课设置:高一:几何(平面)、代数,各科每周三节课;高二:代数、三角、几何(立体)。我只记得代数大约每周四节课。其他两科因我未曾任教,故不记得每周设多少节课。高三:代数、立体几何、据个人记忆代数课每周至少四节;立体几何每周究竟上多少节则不记得了。此外高三还设解析几何课。
  关于高中组教师分工如下:
高一代数、几何由陈明跃、孟庆丽担任;
高二三角由陈平亚、李济舟担任;
高二代数由冯百颐担任;
高二立体几何由范景荣赵士纲担任;
高三代数由冯百颐担任,一年后陈明跃与冯百颐二人担任;
高三立体几何由沈希泳,肖仁杰担任。后来高中组又添加了陆钦樾老师,他是我组中最年轻的小学弟。他本人既是十六中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即留在母校任教,在我初入十六中时,于1959年始,他与我教同头课程,即高一年级的几何、代数。陆钦樾之弟钦栻是十六中1961届高中毕业生。解析几何课由谁教,我却想不起来了。
我一到十六中,便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与有关学校中的党务、社会活动工作,当时我的心情是愉快的,该校对我来说,虽系生地,但不乏熟人。
  除了我所在的数学组外,语文组有李惠珍,是我大学同学,她是中文系的学员;化学组有谭佩蓉,是我中学同窗,她是南开大学化学系1955届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即分配至十六中任教。史地组有毕云茹,她也是我大学同窗,平日每逢开全体教员会时难免打头碰脸,相聚一堂,彼此言谈叙旧······
  在数学高中组,除上述我的一些大学同窗外,与我关系比较亲密融洽者是:
  沈希泳,她约长我二十岁,是当年学校中屈指可数的一级教师之一(此外有化学组的娄仲英、体育组的姚恩汉)她教学经验丰富,教法灵活,教学语言逻辑性强,有的同学这样评价她的教学:
  “沈老师在教学中,为我们总结了一套立体几何解法大全,她交给了我们一把解各种疑难题的万能钥匙”。
  沈希泳老师平日与金秉真校长友谊深厚,她迫切要求入党,但不知何故,长期没解决入党问题,她是学校民盟负责人。
  大约在1960年期间,金秉真校长对我说,沈希泳申请入党多年,因一些历史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其组织问题,故只能让她参加到民主党派中。金校长嘱咐我平日多关心沈老师的思想,抓时间找她谈话,并准许我到党支部翻阅沈老师的档案。
  金校长这次是代表组织给我布置任务,我的态度也十分严肃,于是抽教课之暇,特意到党支部找郭天增同志要了沈希泳的档案,在党支部内就地阅读。
沈希泳,生于1911年,天津人,三十年代末毕业于天津南大数学系。她的老师有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也是周恩来总理的老师),黄钰生(周恩来的同窗)等。大学毕业后即受聘天津耀华中学。约1937年结婚,其夫姓庸名讳,职业记不得了。当年沈生一女,启名庸容,庸容也是耀华的学生,未待高中毕业便被分配至国家篮球队。
  庸容尚在襁褓中,其父患癌症,死于天津马大夫医院(今肿瘤医院),庸讳死时沈尚未及而立,从此母女相依为命,沈靠教学抚育孤女。
沈爱京剧,昆曲,在旧时好票戏,其擅演的京剧剧目有:《大登殿》饰代战公主,昆曲《游园惊梦》(《牡丹亭》中之一折饰杜丽娘)······
  1945年,抗日胜利,沈除了在耀华任教外,还兼教其他中学的课程,为的是多赚点“钟点费”,犹如今日歌星的“走穴”。这时国民党派一接收大员来接管天津,该人名叫施奎龄。
  施奎龄其人是“双栖类”人,他一边为国民党做事,暗中又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联系,为共产党服务。施的夫人与沈希泳是同窗挚友,沈经常至施家与施夫人聚会,时间长了,与施奎龄本人也熟悉了。
  施聘沈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施在社会上有应酬,皆带沈赴会,施仗个人权势为沈租中国大戏院,让沈票戏。
  我看罢沈的档案,心中明白了为什么沈申请入党多年,竟一直游离在党外,我认为她个人再加倍努力,也无济于事,党组织不会吸收一个国民党的“花瓶”入党。
  对沈的历史,我对任何人也未透露过,而借工作之便,我表示虚心向沈学习教学方法,对她由衷尊敬;同时也鼓励她靠近党,相信党,有什么活思想要及时向党敞开心扉,不要有顾虑······
  从我到十六中任教,不过年余的时间,便于沈希泳老师结为好友,她身为教研组长,又是市、区内的教学骨干,每逢寒、暑假期,市内召开各科教研活动。数学专科的骨干有:沈希泳、边叔阳(一中校长专攻数学)叶一帆(女六中数学教研组长,一级教师为黄钰生的夫人,沈希泳称她为“师母”),王瑜庭(十六中副校长,专攻数学),······这些人皆为市级以及和平区范围中的数学权威人物。
  多年来,我认为自己与沈希泳老师的关系很正常,我本着对她在业务上求教的精神,对她即诚恳又尊敬,她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目的的催促下,也从心底里希望我帮助,我十分理解她的心情,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又感到抱歉,对她的迫切要求却又爱莫能助。
  由于平日与沈希泳交往频繁,故对她的生活实况了解的也比较多。当年沈希泳住耀华中学附近的福顺里(门牌号不记得了)某幢二楼的两间屋,她平日不开火,而是回自己的娘家用餐。沈希泳的娘家乃是她十叔、十婶当家,地址也在福顺里附近,我只去过一次,但略站了站便离去了,所以其详细地址也忘了。
沈老师的娘家当时是三代同堂,沈的叔、婶有子女,根据她对我说,其叔有儿子,名字我不知道,庸容称其为“舅”,十叔的儿媳是个医务工作者,我也不详其姓名,庸容称她为舅妈,舅妈之子名沈克让,为耀华老初二的学生。现住北京。
  沈老师的十叔还有一女,即沈希泳的堂妹,名沈希林。希林已婚,但她本人与其儿子王抗(与沈克让年龄相仿)皆在姥家居住。
  所以说沈的十叔家是个大家庭,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庸容几乎每年都从北京回津探亲,在我印象中,沈希泳、雍容母女两关系甚为融洽,庸容像个孝女。待庸容回津后,母女二人也到沈希泳的十叔家吃饭,只晚饭后,母女二人才从十姥姥家回福顺里睡觉。
  大约在1963年始,雍容有了对象,男方名叫李宝全,也是国家篮球队的成员,李宝全是个党员,这一来,沈希泳乐了,真是天上掉下了个乘龙快婿。
  沈老师曾兴冲冲地对我说:“这回我可有了儿子了,我把宝全当儿子看”。她盛情邀请我下班后到她家去看宝全,我也及时赴约,晚饭后到福顺里沈老师家,看到宝全与庸容皆在家中,二人很般配,高高大大,宝全的确有一身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一旦宝全、庸容成双成对来津,沈老师必带爱婿、爱女拜望一些有名望的亲朋,娘儿三也不开火,到庸容的十姥姥家吃饭,十姥姥家的舅舅、姨妈也把宝全视为凤凰,虽然当时在度荒期间,但根据全家人配给的一些稀罕之物也都无私地奉献出来,招待宝全这位“娇客”。以上情况是沈老师在没人与我闲拉呱时谈的。每当她一提到宝全时,面上很自然浮现出欣慰、得意之色。
  我通过沈老师本人,看到她带着宝全、庸容的合影有无数帧。沈老师虽然没解决入党问题,但好事一桩接一桩地来临,每次评选市、区、校级模范,沈老师必备推荐至最高级;不久她又被选举为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她即将赴京参加人代会的前夕,她特意找我谈话说,她感到心情很沉重,认为个人不敢承受这全国人民代表的殊荣。
  我记得个人当时很自然地对她说:
  “沈老师,您没必要感到沉重,当全国人民代表正是党和人民对您的信任,又不是您个人削尖脑袋托门子走路子钻进去的。您放心去吧,祝您一路顺风,我在学校等您的好消息”。于是她愉快地与我分手,到北京开会·····
  人代会闭幕,沈老师由京回津,她把人代会的全体成员大幅合影照拿到组里给全体同仁看。关于她在北京开会的情况并没有跟我说任何内容,至今只记得她当时对我说在代表大会上,看到一些著名的京剧演员,其中有杜近芳,她说杜近芳真像梅兰芳,因当时社会上流传杜近芳是梅兰芳与孟小冬(京剧女老生的翘楚)所生之女。她还说:“杜近芳长得与渠川琇像双胞胎,可杜近芳受端详,杜近芳越看越美,而渠川琇越看越丑”。我凝目思之,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提到渠川琇老师,不禁又使我回忆起往事,其实渠川琇是我的中学老师,她于其姐渠川琛在1945年时皆在圣功女中工作。渠川琛任训育主任;渠川琇任初一语文教师。
渠川琛、渠川琇皆不是我的业师,我入圣功不久,她们接连便双双离校了。待我到1958年到耀华任教时,又遇到渠川琇,当时渠川琇已入党,我于她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通过渠川琇,使我得知渠川琇与渠川琛皆为老处女。渠川琇在党组织生活中暴露问题说她弟弟被划为“右派”,为此她特地找到韩峰校长交代这个问题。韩峰安慰她说:“川琇同志,你不必有思想顾虑,你弟弟是你弟弟,你是你,党不会把她的问题扣在你身上,让你承担罪责。”
一九六五年,我教当年高一六班,有一学生叫渠荣遴,是渠川琇的侄子,不知渠荣遴是否就是渠川琇的那位右派弟弟的儿子,在我教渠荣遴时,其父已作古。
  渠川琇于一九五八年秋,调至天津师院任教,专攻《文心雕龙》,八十年代初,我曾到师院听课,听川琇老师讲《文心雕龙》的某篇。不久就听说渠川琇逝世了。
  再把话拉回来说沈希泳,她最亲的人是庸容,后来加上李宝全。她盼望宝全、庸容这对佳偶快些成婚,本来二人都到了结婚年龄,大约一九六四年冬,庸容跟未婚夫宝全回哈尔滨探亲,二人从哈市回津不久,便结婚了。因当时条件限制,沈老师也没敢在组里发喜糖,据了解雍容结婚没有举行典礼活动,我们数学组中,也没人张罗大家凑钱为雍容买结婚礼品。
  事后沈希泳拿了一张两寸黑白照片,上面是宝全、庸容二人并肩半身照,宝全穿了件毛衣;雍容穿了件中式短夹袄,权且作为结婚纪念照了。
  雍容的婚期就在沈老师所居住的福顺里度过的,顶多住三、五日,新夫妇就离津返京,从此后,直至文革开始,庸容夫妇再未回津。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天津宾馆临时工作数日,在宾馆看到雍容带篮球队住在天津宾馆,因当时我两尚未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虽然面对面地彼此注视片刻,但未敢交谈,诚心装不认识,擦肩而过。
  二00七年参加耀华校庆,看到雍容,彼此十分热情地招呼一声,因身旁有其他学生等我,我也没来得及与庸容叙旧,便匆匆离去,事后我听刘崇秀老师说,李宝全与庸容的夫妻关系恶劣,庸容还不时地挨宝全的打。不知此话的真伪。保全与雍容恋爱时,那是十分卿卿我我,甜甜蜜蜜的。如今已成为老夫老妻,应更加恩爱才是,怎能下的去手呢?
  我在数学组的第二位好友:
  冯百颐,她原名冯庆萱,早年毕业于耀华中学。她与其妹冯慰萱为同窗,冯慰萱是党员,解放后为和平区成都道小学校长,其子石惟正,为耀华五十年代末毕业生,天津市著名歌唱家,曾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其儿媳陈蓉蓉,也为天津市著名歌唱家,近年患癌症已故。石惟正之妹惟和,是耀华一九六0届高中毕业生,现在何处不详。
  冯百颐老师至文革时未婚,在文革中才嫁,男方系何人以及名讳均不详。只知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学生石毓红的舅父。
  石毓红为耀华中学一九六0届高中毕业生,她是天津杨柳青石家大院的后代,其族兄石毓涛是我国有“话剧皇帝”之誉也兼银坛红小生的双栖演员,其艺名是石挥。
石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演艺界红透了天。他在话剧中塑造了“文天祥”的形象。我亲眼观看过石挥与“艺术常青树”李丽华主演的优秀影片《艳阳天》、《假凤虚凰》。此外,石挥与京剧名伶童芷苓,金嗓子周璇联合主演的《夜店》。石挥与周璇有过一段婚外情。一九五七年在上海被打成右派,竟跳了黄浦江自溺身亡。
冯百颐在耀华退休,到了改革开放八十年代时,我在耀华中学还见过冯百颐,目前状况不详。
在我与冯老师同事时,她加入了民盟组织,关于入党问题,她也曾试探性地对我谈过,但她不似沈希泳老师那样迫切,她表示当个党外民主人士足矣。
冯老师善教代数,教多年高三年级的代数,因在业务上我也偏重代数,所以经常向她请教有关代数的业务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似乎没听过她的课。对她的教学特点实难说明点滴,我从侧面观察,她虽不是党员教师,但在学生中颇有威信,特别是在对学生高考的升学上似乎很有准,她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指导学生报考什么类型的大学。对这个问题,我具体观察是在一九六0年。到了一九六一年在高考招生上强调以阶级为纲,关于指导学生的志愿的权限上,要让位给党员教师,冯老师在此工作上,便没有用武之地了。
一九六一届的高中毕业生的高考命运主要掌握在接林、刘崇秀二人手里,因为该届毕业生的“高考政治鉴定”的“结语”共分四类,即根据该生的家庭出身与本人在校的政治表现,在政治鉴定的文字上以“本人适考绝密专业”、“本人适考机密专业”、“本人适考一般专业”、“本人不宜录取”等四个等级。
  如果学生的直系亲属是“右派”,抑或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学生在学校如何表现积极,也不能被绝密、机密专业类校录取,混上个“一般专业”便算烧高香了。
   我自到耀华任教后,时刻没忘记自己是个响当当的共产党员,我的丈夫岳荣是天津解放时的进城干部,不久任天津市委组织部的机要秘书,曾给市级领导路达(其子路平为耀华中学一九六四届高中毕业生、其女路培英是耀华中学一九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杨英(其二女杨平地是耀华中学一九六二届毕业生、三女杨淑芳是耀华中学一九六六届毕业生);娄凝先(其长子娄向明是耀华中学一九六五届高中毕业生······)等人的警卫员。当我在耀华初期任教时,岳荣是天津纺织局的中层干部,我虽出身于剥削阶级,但我当年已是老党员(我的入党转正时期是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我的老公是当年最时尚,且令人瞩目的工农进城干部,其含金量有如打败小日本后国民党从南方飞来的接收大员。记得在我幼年时,亲友中有些比我年长十余岁的妞们,在敌伪时期不肯轻易下嫁,而翘首盼望飞机从南方运来的“白马王子”。
而待我长到谈婚论嫁时,那个时代的进步少女都纷纷向进城的“土八路”们投怀送抱,我在偶然的机遇下,与岳荣共事,而且他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俩于一九五一年夏结识,一九五三年元旦结婚,我认为个人为了彻底铲除剥削阶级铭刻在我身上的烙印,嫁个下中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当丈夫,说明我的阶级“觉悟高”,早早地就与剥削家庭划清了界限。
凭着我个人的政治条件,在耀华中学初期工作期间,颇受该校党支部的重视,我的业务水平虽不过硬,但我既虚心又勤奋,在数学组的群众关系还称得上是好的。我除了在教学上努力争取上游外,在课下我与所教的学生搞好关系,尤其注意家庭出身系劳动者,且个人思想要求进步的学生,我与他们形成莫逆之交,积极启发他们申请入党,于是我在耀华从教以来,先后介绍以下学生入党:
(1)  赵连发,一九六0年耀华高中毕业生。毕业后保送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定居成都,与我至今保持联系。
(2)  于全和,一九六0年高中毕业生。毕业后考入北京工程学院,在学期间,因吐血休学,回津,先在耀华中学党支部帮忙,后调至天津市教育局工作,早已退休,已患半身不遂十多年矣。
(3)  李淑敏:耀华中学一九六0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政治课,直至退休。
(4)  李松麐:一九六0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留校教俄语,文革前夕离校,后听说他在津门搞外事活动,现已退休在家。
(5)  张秀珍:一九六一届耀华高中毕业生,现定居北京。
(6)   张顺成:一九六六届耀华高中毕业生,文革中期被分配至天津日报社任农业部记者,现已退休。
(7)  乔明凌:一九六七届耀华高中毕业生,不知何故她在文革初期就离开耀华,至今无联系。
  根据上述我发展党员的业绩,可谓在校内党员中给党组织增注新血液的成效是显著的。此外,党支部看中我即肯甘当驯服工具,且文笔不笨,往往利用我整理一些党内、外有关资料,类如给校领导写发言稿,给重点民主人士申请上报市模范资料等。如党支部曾授意我为王瑜庭校长整过评市级先进材料。王校长精通数学各科业务,有时还兼课,我曾听过他讲立体几何课,我虽对这门课比较陌生,但还听得出老师阐述概念 以及板书上看清画图的技巧,我认为王校长的业务是非常精湛,并由衷感佩,所以为他整理材料是不甚费力的。
   从党外的师生眼中看来 ,在文革前,似乎我在校中还是党内骨干,因自一九六四年暑期中 ,我就被调至党支部专搞整理材料的工作。可是当时党支部在李文渭书记的主持下,对我却是控制使用,原因是我老公岳荣同志发生了问题。岳荣今已作古,我与他于一九七0年离婚,他于一九五九年被开除党籍,缘由:
1,   乱搞男女关系,曾与多个女同志有不正当的性关系。
2,   与纺织局局长严震、办公室主任黄汉不和,故被判为“反党”错误,开除党籍,并且在行政上由十八级降为二十级。
  岳荣自被开除党籍后,便长期在家泡病号,由于我当时没于岳荣离异,因此当组织内部视我为“反党分子”的老婆,虽然没理由给我任何处分,却视我为党的边缘人物,在需用我时,便使用一把,一旦不需要我了,便把我踢到南墙头凉快去。
当年耀华党内与我命运类似的党员还有音乐老师郑素芳同志。她与解放前嫁一国民党的官员杜某。杜某与解放天津前夕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郑素芳本欲与丈夫一起赴台,但她当时身怀有孕,几近临盆,所以暂留大陆。解放初,杜某给郑素芳寄一“入台准许证”,郑素芳欲抱新生儿(启名杜燕辉,乳名小燕)赴台,企图夫妻、父子团圆,却被当地派出所拦阻,并将郑素芳扣押,勒令郑与杜离异。
  一九五八年末,耀华党支部吸收郑素芳入党。当年恰值大跃进,校内部分师生参加海河劳动。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岁月中,我是海河劳动之一员,劳动地点在塘沽,于此时期,校内外塘沽传讯,说刘崇秀同志光荣入党。
  继之,校内大炼钢铁运动中,吴家训(历史地理老师)同志火线入党。
待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过不久,我组的肖仁杰(立体几何教师)同志入党。
  于一九五九年暑假前夕,上述新党员在大礼堂举行入党宣誓大会。监誓人为校长韩峰。
  上述党员皆按时转了正,唯独郑素芳同志因与杜某的关系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其转正问题一直拖延至一九六四年,党支部开会,取消郑素芳预备期。

                  文革前奏——“四清”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开始,我曾与其他教师带学生下乡劳动。我们下的“点儿”是东郊区增兴窑大队。
事也凑巧,增兴窑毗邻着东局子,我外公的墓高高耸立,这可是耀华党组织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而我又是墓中老军阀的嫡亲外孙女,这样一来,我成了货真价实的剥削分子的后裔。我对党如何表忠心,对工作如何不惜力地卖命干的都得不到党的信任。再加上我当时还与“反党分子”岳荣同床共枕。当时党组织内部将我定为重点审查对象,成立了“孟庆丽专案组”,派刘崇秀同志全权到天津市纺织局党委调查“岳荣的反党问题”的真实内幕,从中了解在岳荣的问题中,孟庆丽是否参与了,孟庆丽本人对其夫的反党问题究竟持何态度。
在我带领学生从增兴窑下乡劳动回校后,学校开始搞“四清”,市、区教育局以及其它有关单位派四清工作队至耀华。在四清工作成员中,往往有很大流动性,人员很杂,我至今也搞不清谁是谁。不过有几个过去熟悉的人如,潘强,是市教育局的干部,五十年代初曾任天津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务主任,是岳荣的老师,所以我早年就认识他。再有张庆义,也是市局干部。此外,有两位女同志,一位姓孔;一位姓李,因她二人经常出席党员会,所以我逐渐地认识了她俩。但如今早已忘记她们的芳名了。
“四清”开始,校领导个个“下楼”,即一一在全校老师会上做检查,检查个人有哪些不符合党员标准的言行,在“四清工作队”的帮助下,校领导于汝鲛(正校长)、金秉真(副校长)、李文渭(党支部专职书记)等人一一在全校全体教师会上做检查,没费什么劲都“下楼”了。
继之进行“党员登记”,即“整党”。在开党小组会上,每个党员在会上自我检查,每个人要按“党员八条标准”衡量个人有哪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实际内容,然后党支部大会吸收部分群众参加,进行党员逐个登记。在“党员登记”过程中,要求广大群众对党员提意见。
在开支部大会实施党员逐个登记期间,“四清工作队”离校了。
约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的一天(具体时间我忘了,可能在十月份中、下旬),党支部开扩大会议,先由于汝鲛同志向会上介绍本校“四清”的成果,以及这次党员实行重新登记的重大意义,,然后各党小组派代表发言,各小组的意见几乎千篇一律,结果是同意全校党员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按时登记,只有在下孟庆丽、袁新(属耀华夜校成员)的党员登记问题有疑义。
会议中先解决我的登记问题,集中会议上党内外的同志们给我提出的意见综合如下:
1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2与犯有严重错误的丈夫斗争不力,界限不清。
3 在教学上喜欢教男生,对女生不重视。
4 平日穿著不朴素,在制服里经常衬着丝绸紧身袄。
5 平日孟庆丽的母亲经常给她送吃的东西,不是牛奶,就是蛋糕。
6 对个人要求不严格,不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7 在群众面前往往盛气凌人,总以党员教训他人的面孔出现,自认为了不起。
针对以上意见,我在当时的情况威迫下,表示虚心接受,但至今我对上述意见认为都不值一瞥。我认为我自入党以来,对个人思想改造是自觉的;对个人要求也是严格的;我对群众是尊重的;对学生(不分性别)都是由衷热爱的。我认为学生是教师的生命延续,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一般是客观、无私的,公正的,多年来我检验个人与学生的关系是亲密无间、情深意厚的。学生是我工作的动力。如今我已至耄耋之年,与昔年我所亲授的不同校、不同届的学生们还保持连续不断的交往,我今日与学生的友谊状况,对五十年前耀华中学党内外的一些人对我的评估给予一个响亮的回应。
在群众热气腾腾地议论我的“党员登记”问题,在会上党内外绝大多数同志几乎一致认为我距一个合格党员的标准实在太远,要求对我实行延缓登记,以观后效。
感谢刘崇秀同志站起来,替我做了一番辩护。
刘崇秀说:“孟庆丽同志家庭出身于剥削阶级,但她本人并未参与任何剥削行动,况在她尚未加入组织前,家庭经济已趋崩溃,现在她靠个人劳动来养家。她入党多年来,对家庭的实况都向党组织交待清楚,她与家庭的界限是清楚的。”
“再有关于孟庆丽与她爱人的关系问题,岳荣在市纺织局犯了严重的错误,孟庆丽对岳荣的问题是站在党员立场上处理的。首先她把个人所了解的有关岳荣一些在她面前暴露出的错误言行,她不仅向学校党支部作了汇报,她还亲自到纺织局与局领导严震、黄汉等同志揭发岳荣在家中的具体表现,,并向严、黄二同志提供一些不为他人所知的情况,使市纺织局的领导对孟庆丽同志这种为了维护党的利益,而敢于和亲人斗争的精神表示满意。综合以上情况,我认为孟庆丽同志应按时登记。”
  刘崇秀同志的发言,立刻使会议气氛扭转,表决结果,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我按时登记;齐淑华、曾广湉二人仍保留给我“延缓登记”的考验。最终只得少数服从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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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领导了校办工厂
  
自从我实现了“党员按期登记”后,不久,于汝鲛亲自找我“个别谈话”,多年来我似乎做了病,就怕党的领导同志找我谈话,不知我又触犯了什么“党的天条”,当听到学校党政一把手找我“个别谈话”,立即吓得心又跳,腿又软,战战兢兢地来到校长室,问:“与校长找我什么事?”
不料,于汝鲛当时只一人在校长室,本来校长室还有金秉真的座位,但当时她不在校内,于汝鲛看到我,立即露出很少见的和颜悦色,让我在他身旁的座位上坐下说: “小孟呀,我叫你来,跟你商量一件事,如今校办工厂是学校学生们的重要阵地,自从校办厂开办以来,由xxx与xxx来领导,至今搞得毫无起色,支部决定你今后领导校办厂,组织上相信你能胜任这项工作,你从明天起,就到校办厂上班,怎么样?”
多年我为保住个人党籍,习惯了用热脸贴党组织领导人的冷屁股,如今难得于汝鲛同志给了我一张笑脸,使我感激涕零,受宠若惊,立即坚定地表决心:
“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一定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争取做出成绩。”
于是我从一九六四年末开始离开教师队伍,正式下校办工厂全权负责该厂的工作。
对校办厂的工作,我本是陌生的,但肯于虚心向厂中的工人、干部学习,依靠他们的帮助,时间不久,便把局面打开了,该厂的所有同仁对我印象很好,认为我待人诚挚、热情,有的工人主动找我谈话,向我叙说家庭、思想问题······
如今我记忆中,我在校办厂工作时,关系较密切的同志有:徐志英(总务处的干部)刘保国(工人,后来做了耀华中学老工友老丁的门婿),杨师傅(名讳忘了,他是校办厂的技术骨干),韩老道(绰号,名讳忘了,他也是校办厂的工人)······
有关对外加工的业务联系,我将此项交给徐志英,因他一向管此项工作,况这项工作是沾钱的事,我从不爱管钱,更不善管钱,索性将这事一古脑儿地推给徐志英,他每接一项任务,都经过李重明(党员,原为数学组初中教师,后来提升为总务处主任)我们校办工厂是下属总务处的一个机构。
我在担任校办厂领导工作期间,重点抓“劳动教育”工作,学校每周都安排各年级各班轮流到校办厂劳动。我每周都到天津市各有名望的工厂请市、区级劳模到学校给在厂参加劳动的学生讲课,主题是“劳动创造人类”,“劳动伟大,光荣”,“在劳动中如何改造思想”,“如何在劳动中争取当模范人物”······
  这些报告,都是我在事先与报告人共同备课,将主要内容作一番规划,因此使报告内容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符合潮流”,所以收到参加劳动的师生们的赞许。
由于我初抓校办厂工作不久,便使校办厂的工作初有起色,当时校党支部的专职干部姜克之看到我逗趣:“嘿!你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呀!”
要说姜克之其人,我不待见他,长期来我观察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势力鬼。姜克之没什么主见,看谁得势就一个劲地巴结、拍马、溜须、捧臭脚,当一旦这些人倒霉了,他一定立刻落井下石,反戈一击。在后文中,我还要费笔墨写他在文革中所干的坏事,他妈的,什么东西!
与此期间,范景戎曾教初中某班的课,她亲自带学生参加劳动。我与她在数学组工作时,关系就很好,我喜欢她衣着朴素、大方、讲究、合体;行动、语言、干脆、利落,按说她是我的师姑。因其胞兄范恩琨(天主教徒,天津大学机械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是我中学时期的校长。
我趁此相对闲暇之期,与范老师大说特唠一些家常往事·····
原来范景戎与范恩琨是同胞兄妹,且二人为其亲生父母的长子与长女。因其伯父系范家的长房,其伯母一生无所出,故恩琨、景戎兄妹二人从小过继给伯父做子女。
范恩琨成年后,与伯父、母共居,并未二老送终。
范景戎成年后,嫁给曹某(是曹锟的孙辈),因范景戎婚后既要教书,又生小孩,所以她虽然从名义上过继给伯母,但仍与生母同居。其夫曹某长期定居北京,因其工作单位在京,因此他们夫妻一直异地而居。
范之长女名曹乃明,她于一九五九年在耀华初中毕业,上高中时就学于他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耀华一九六二届毕业生杨晓雄结婚。杨小雄在校期间,便是本年级的文艺骨干,编过现代话剧《药》(根据鲁迅原著改编)《耍猴》以及《智取威虎山》等。按晓雄的文学水平,本该在高考期间被北京大学文学院录取,结果考上了河北大学中文系。
杨晓雄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当上了天津儿童影院“影评编辑”,并任组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张家口文化局,后又调至北京,任《戏剧电影报》首任主编。他写了九部电影和多部电视剧。其代表作有:《太后吉祥》、《日落紫禁城》、《京华烟云》、《夜幕下的哈尔滨》和《纸醉金迷》等。
可惜天妒英才,在《纸醉金迷》尚未写完,晓雄便患了癌症,回天津治疗,但为时已晚,终于二00七年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晓雄与乃明夫妇头胎生了双胞胎姐妹,至于他们有几个子女,我尚不详,现在乃明定居北京。
  范景戎的第二、第三个子女的性别、年龄我均不详,因我与范老师私人感情虽好,但我从没去过她家,因她住在娘家,上有老母、兄嫂,下有弟、妹、子、侄,乌乌泱泱的一大家子人,去了还得八方周旋,没什么必要非去不可的情况下,我尽量少去给人家添麻烦。
  一次,我在路上碰到范老师带领他最小的儿子出来购物,那孩子也就三、四岁的样子,至今推算,此儿的出生年代大约在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之交。因是偶尔邂逅,彼此招呼一声便分道扬镳了。
  此外,我还与物理组的张骏老师是好友,是他拉我与他一起抓“国防科技小组”。当时学校有“报务”、“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射击”、“摄影”等组。我一向对以上的科技是不感兴趣的,更谈不到精通了,但各组中均有我平日钟爱的学生,我为了能在课余时间与个人喜欢的学生多接触,顺便也可以学习一些各项国防科技业务。但对学习业务来说,我不甚上心,只是都浮皮潦草地浅尝辄止而已。
我自知个人没资格领导国防科技,所以在业务方面,我十分推崇张骏老师,张骏多年来都是我的挚友,他的脾气倔,在教研组中不合群,但唯独与我谈得来。
在国防科技各专业组中,我也有许多知音的学生:
报务组有:
于全和(前文已介绍);
孙毓星:一九六二届高中毕业生,是全年级业务尖子,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现居北京。
王梅:一九六二届高中毕业生。其父王仁枕为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的师辈。
翟君鵾:一九六五届毕业生。
方陆鹏:一九六八届高中毕业生。
闫恩泽:一九六六届高中毕业生。
航空模型组:
李梅苏:一九六0届高中毕业生,因在外地工作,故多年未联系。

航海模型组:
沈长庆:一九六二届高中毕业生。

二0一二年九月,我到耀华中学参加该届学生毕业五十周年庆祝会,遇到沈长庆,得机与他做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个别谈心,得知其祖父沈尹默乃著名书法家(辞海中有专栏介绍),他目前正拟自费出一部家史。
摄影组:
李芲:一九六五届高中毕业生。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专业。其父李同鑫生前为天津市某单位的总工程师。某年耀华中学建游泳池时,这位李工曾多次来校指导。
  李仑兄弟三人皆为耀华校友。李仑之兄李崑为耀华一九六二届高中毕业生,李仑之弟为耀华中学一九六六届高中毕业生。
李仑大学毕业后曾被分配至沈阳工作,后调回天津,在天塔工作,他在天津电视塔设计中参与了重要工作,中央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曾专门采访过他。
在文革前,我的学校生活幸福、多彩、绚烂,我每天以校为家,为了国防科技组的发展,我多次跑天津市体育馆,由此结识了肖连榕、小崔(名讳忘了)老师,彼此结为好友,他俩具体负责全市中小学的“国防科技”小组的活动。肖、崔二位老师对耀华中学的国防科技小组活动也很重视,记得一九六五年深秋,体育馆给耀华中学国防科技小组来电话,该电话是由我亲自接听的。小崔让我即日到体育馆去领取电器材料,为此我不敢怠慢,立刻在学校中抓了辆运货三轮,将大批变压气之类的电讯器材拉回学校。因报务组人多,活动地点设在礼堂地下室,所占幅员面积广阔,故我将从体育馆搬回来的器材暂放报务组保存。
在文革中,报务组被抄,我被扣押在学校成立的专管“牛鬼蛇神”的劳改队进行劳改。一天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者之一费春和特意从劳改队中将我单独调出,问我在领导学校报务组的工作中,有没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实话告知,我虽然经常参加报务组的活动,但至今不会发报,不会如何与国际联系。现在想起来费春和真是天真幼稚的可笑矣。
费春和其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调至耀华中学任化学课老师。平日工作努力,积极靠近党,“四清”后由刘崇秀老师介绍入党,到了文革初期,他首先对刘崇秀反戈一击,在文革工作组的授意下,将刘崇秀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刘崇秀发展了费春和入党,实际上是给自己培养了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现在回忆文革初期,有些党团积极分子中的女同志,对待学校中的领导人见风使舵发嗲丑态十分令人作呕。在刘崇秀当权时,追着刘崇秀跑,娇气嫩声地喊:“老刘、老刘,我有问题请示”。一旦刘崇秀被揪出,无缘无故地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发嗲的娘们马上就翻脸了。这是学校进驻了文革工作队,成员有耿忱、岳xx(女)、连纲(女,音译)····其中抓日常工作的是一名姓宋的男同志,那发嗲的娘们(不屑提名道姓)则对宋xx上赶着拍马:“老宋,老宋我要找你汇报情况”。再后来运动继续深入,进驻学校的工作队被撤,进来一帮工、农、军宣队,一些工宣队中的工人下到教师中帮助教师“革命”,她们又谄媚地向工宣队成员:“X 师傅,何时有空,我想向您谈谈活思想·····”
我听她这一席话,认为她实在不觉闷,才入党几天?在入党申请过程中,没少拍刘崇秀、孟传书的马屁,如今入了党了,看到工作队的风头硬了,因工作对当时的目的就是抓校内“修正主义”典型,他们(工作队)暗中找了党外一名积极拥护工作队的群众陶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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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无人道的“文革”
  
一九六六年新春刚过,二月底,三月初开始逐渐地我心中总感觉忐忑不安,阶级斗争弦越绷越紧,待春暖花开时节,随着气候的变暖,人们本该精神振奋、英姿飒飒,更加勤奋的工作,可是我从报章中感到不久又会来政治运动,若运动中不整党员,我还不觉惊恐,若整党员,我必首当其冲地再次充当倒霉蛋。
后来报纸上大批“三家村”,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从头至尾批个体无完肤,我感到惶惑,邓、吴、廖究竟何许人也?我一点都不了解,更别说看过他们的著作以及是否接触过他们。
当时是我联想一九五五年,我在天津师院工作,忽然学校党委下达命令,号召全党、全民反胡风,并在本单位中揪出“胡风分子”。听到这一指令,令我摸不着头脑,胡风是谁?干嘛要反他?学校中谁和胡风认识?胡风分子要干嘛?······
但那时我心地坦荡,反正我不知道胡风是谁,更甭说和胡风有啥关系。既然今日党叫咱反胡风,那就听党的话反把!至于咋反,那就听学校党委会的指示了。至今回忆当年的愚拙,实在惭愧。因反胡风时,我没受什么挂络,只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在人家屁股后头跟着摇旗呐喊的喽啰,所以对我来说,在整个反胡风运动中,我是迷糊着开始,随后又糊里巴涂地结束。
反胡风运动结束过去三、四十年后,我仍不清楚当时党大张旗鼓地反胡风的意义。 待退休后,有了闲暇时间,有机会翻找一些资料,使我得知:
胡风其人,乃四川原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鲁迅的得意门生,当年是北京文坛理论权威。
一九五四年,胡风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对共产党在制定文艺方针政策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胡风主张“文艺创作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建议党应允许作家保持独立的人格····。
党中央领导针对胡风上的万言书,责成有关部门整理“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这些材料全部从秘密抄查胡风的亲友、学生的私人信件、日记中摘抄而来。材料被送至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文艺报》,该报加上“按语”后,把“材料”全文作为“反面教材”发表之。并决定再由《人民日报》转载之,告示天下。
中国作协党组不敢怠慢这一政治任务,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按语”内容,决定由《文艺报》的笔杆子康濯执写“按语”,康濯熬了个通宵,写了“编者按语”。当初的文艺界、文化届只把“胡风问题”视为学术上的问题,“按语”上的口吻基本上也是这个调儿。
“按语”层层上交审查,到了毛泽东手中,便下了批示:
“胡风问题怎么是反动文艺观,反动学术思想问题?胡风一伙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是明火执仗的叛乱集团!”
“胡风集团是一个长期隐伏在革命阵营内部,以颠覆共产党领导,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阴谋团伙,他们策划与密室,点火与基层,他们一封封反动信件是射向共产党的一粒粒手榴弹,他们是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应当立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清查,对他们实行专政·····”
中国作家协会的人员以及《文艺报》的编辑们听了上述指示,个个吓出一身冷汗,他们感到毛主席对“按语”的批示,实际上是对他们予严厉尖锐的斥责,于是人人都争着抢着检讨“错误”,向毛主席“请罪”,以求得侥幸过关。
于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全国各单位开展了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一场现代文字大狱就此展开。各行各业,凡跟胡风有过来往,通过书信,甚至只听过胡风演讲,平日谈过胡风著作的人,统统一律打成“胡风份子”。这些人被斗,开除公职,逮捕入狱·····
在胡风案中,全国为此受害者达十九万之多,其中死亡的知识分子达一万多人。在反胡风运动开展前,国家公安局查获胡风私人信件乃是非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一九八四年,国家权力部门给胡风予部分平反,说:“把学术思想当做”现行反革命问题”处理,并且扩大化”。 一九八六年,胡风逝世。
  关于“三家村”问题距“胡风”问题正好过了十年的岁月,那么现在党中央、毛主席是不是又要大搞一场规模更大的政治运动,就在此时前后使其,又大批“海瑞罢官”。当时在我记忆中,通过听报告,得知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大约是一九五九年)曾赞扬过海瑞这一历史人物。并向全党提出:
“要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劳改,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要做到“五不怕””。
在听这报告时,我似乎还记得“不怕离婚”这条。
   当时毛主席教导党员要学习海瑞精神,为了维护党的利益要“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现在看来,往年的胡风、吴晗等人是符合海瑞精神向党坦率纳谏的,怎么都一一倒了滔天大霉呢?
我听了报告,对毛主席所提的“五不怕”要求做了一番反思,对这几个“不怕”,我除了不怕“丢官”与不怕“离婚”外,其他几个我都怕。因为:
我从上高中起就要求进步,自愿参加革命,终于入了党,党章上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员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所以我认为当共产党员是光荣的,因为直言敢谏而被开除党籍,与其如此,干脆别谏。再说个人是党内的草民,一切以顺从党的意愿,老老实实的在党内平安呆着,平白无故地惹事找不自在干嘛?因此我怕被“开除党籍”。
至于被劳改、坐牢、杀头等罪过我更怕,当时我虽未经过这些折磨,但我凭看书看剧以及想象那苦都不好受。可是在文革期间,我被革命群众劳改了,也坐牢了,坐牢基地均在耀华学校内。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我正心神不安、惶惶惑惑、战战兢兢地天天到校上班之际,记得是六月六日上午,报刊上登载了北京大学革命先锋女将聂元梓向党中央开炮,写了一章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继之毛主席又贴出了一张题为《我的一点意见》的大字报,公然支持聂元梓的“革命行动”。
这一来,耀华中学大乱,学生从课堂中走出,大喊大叫地闹“革命”。
老师们一看学生们奋起大闹革命,于是也不敢沉默,不知是谁号召全体教职员工在物理阶梯教室开大会,批判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
耀华中学一级化学老师娄钟英慷慨激昂地上台发言,我这位口无遮拦的娄大姑也不斟词酌句,在发言中冒出了一句“我们要为党国的利益,如何如何·····”这“党国”二字从口中一出,可惹了大祸,一些投机分子将娄老师在会上的发言传给了校中的“革命”学生,说她至今还梦想着国民党卷土重来······





于是全校师生集中精力将斗争矛头指向娄钟英。对娄钟英其人,我虽不与她在同一教研组,但我知道她是全市中学化学权威教师,我的高中化学教师薛恩钰先生在一九五八年时,曾多次来耀华听娄老师所教高一年级的化学课,而且在全校广大的学生群众中对娄老师的化学课之评价也是极高的。由此我内心十分钦佩她的教学能力。她的长子张锦平是耀华中学一九六二届的高中毕业生,张锦平虽非我亲授过的学生,但我和他还是相当熟悉的。关于现在张锦平的情况则不闻其详,多次校友会均未遇到他。
另一方面,从私生活方面,我对娄老师也很同情,她与其夫张某人共生了四个子女,锦平为长,下面有三个弟、妹,我只见过锦平最小的弟弟,有时娄老师领他参加学校中的文娱晚会,这孩子大约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后来娄老师与其夫离异,个人抚养四个子女,其夫却与楼老师的妹妹结婚,二人去了沈阳定居。我作为旁观者都替她鸣不平,恨其夫与妹,但她却宽宏大度,她知我与其长子锦平的关系,于是在业余中偶然相遇,总主动地与我招呼,唠家常,对我说:“我妹妹又给我来信了,说让我为她买·····”我听了此话,不仅生气,可是娄老师不管,该说就说。
当学校师生矛头针对娄钟英时,我认为娄老师的问题不属敌我矛盾的范畴,她身上有缺点,同志们应善意地帮助嘛!因此毫不犹豫地提笔写了张“向娄钟英进一言”为题的大字报。
内容为:
一. 娄钟英的化学业务可谓“精”矣,望今后在业务上精益求精,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二. 要坚持积极靠近党,努力改造世界观,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人民教师。
三. 进一步加强思想修养,力争谦虚谨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在党的教育下,取得更大进步。
不料,我的这张大字报,立即在校内点了火,群众中立即嚷出“学校中党内出了叛徒”,孟庆丽身为党员,把“亲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娄钟英”视为同志,孟庆丽的居心何在?
由与孟庆丽“那违背党的行为”,继之,引出了刘崇秀,刘崇秀从一九六四年四清后,已由一般政治教师,逐步升迁为政教处主任,不久又升为学校党的专职书记。可为党的新生领导同志。他在四清整党(党员登记)会议上,极力保荐孟庆丽按时登记,说明他在党内利用职权,包庇党内“坏分子孟庆丽”。我认为此事是齐淑华、曾广湉两位党员在群众中鼓动的,因在“四清”后期党员登记会上,这两位同志是建议让我“缓登”的。这次我成了“丧失革命立场的坏党员”正说明齐、曾二位党员政治眼光敏锐,而刘崇秀却成为“掩护党内叛徒——孟庆丽的罪魁祸首”。
在学校的大字报中揭发“刘崇秀与孟庆丽二人穿一条连裆裤······”不久学校开大会声讨“刘崇秀的修正主义罪行”,以及“金秉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的实例”,在大会上,曾广湉说金秉真与党内走资派王金鼎(当时是市委文教部部长)的关系密切,不仅如此,金秉真与王金鼎的老婆邵淑惠(当时为天津市第三十四中学校长)平日交往频繁,他们三人聚合一起阴谋反党·····但曾广湉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是给金秉真校长口大帽子,对金反党的事是毫无实质性的内容。可是曾广湉在会上的发言却受到学校广大师生的赞许,从她的发言中,使群众得知金秉真在党内有上线、下线,而且彼此之间“勾结紧密”、“狼狈为奸”。
  我对曾广湉的发言却大有反感,我从一九四七年就认识王金鼎,他曾到我的母校圣功给学生做报告,当年我还是个初中生,圣功女中当时任训育主任的卢英华老师特请在工商大学的王金鼎老师给学生在周会上讲话:
对王金鼎当时的政治背景我一无所知,至今记得王金鼎在会上给同学们讲了一个故事:
在一个白雪纷飞的日子里,同时有三个人到破庙中避雪,其中一个书生;一个卖烧饼的;另一个则是乞丐。
书生在庙中观雪,不禁感慨道:“大雪好风景”。
卖烧饼的听了书生那酸腐味的诗句,不禁恨声接到:“阻我卖烧饼”。 乞丐听了,心中也不禁有气,心想:书生吃饱了,故作风雅地吟诗弄雪;卖烧饼的若是肚饥了,有烧饼充饥;我如今穷的天当被,地做床,肚中空空没有一粒米,身穿破衣烂衫,又饿又冻,真是难熬,因此也不禁愤怒道:“哎呀!好冷,好冷!”听众至此,不禁哄堂大笑。
四年后,我在圣功高中毕业,我所在的大学天津师院,当年附属在津沽大学,作为一个学院,到了一九五二年,我的大学才正式名为“天津师院”。
我一入校,便知学校的教务长是王金鼎,虽说教务长并不认识我这个小百姓,可是早在四年前就亲身聆听到教务长先生的教诲了。在我入校当年,教务长三十四岁,且其家属就住在校内教师宿舍,当是教务长的妻子据说是一位中学教师,但不知其职务,王教务长的夫人整天出入津沽大学,我也早就认识,但从未有任何联系。当年教务长夫妇只有一个爱子,不知此孩名讳,只听校内众人都叫他“小平”。
教务长在全校师生中威信很高,党员一律称其为“金鼎同志”,他一九三七年入党,他的口才好,讲话水平高,每当他上台作报告都获得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金鼎同志离校,后来听说他担任了市党委文教部长。天津十六中的校址与三十四中的校址毗邻,两校关系密切,市内开教研会总将十六中与三十四中的同科教师编在一组,平时这两校的同科教师也自发地互相来往,彼此研讨教学上的问题。
王金鼎的妻邵淑惠十三十四中校长,她与金秉真都是专管教学的校长,且二人均为党员,绍、金两校长关系融洽,乃是十分正确,更是正常的。文革运动一来,将王金鼎夫妇与金秉真的关系一个劲的往“反革命集团”性质上拉,这都是什么茬对什么茬呀!但当时我已被校内的广大“革命群众”视为党内异类,我心中有话也不敢说出一个字。我对一些党员当时的行为颇有异议。如:
姜克之,他本是政治教师,后来调入党支部工作,他平日与刘崇秀关系很好,是刘崇秀的得力助手。待刘崇秀被揪出,并在天津日报上刊载出刘崇秀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时,姜克之则对刘崇秀反戈一击,在批斗会上,声嘶力竭地呼口号,振臂高呼“打到修正主义分子刘崇秀!”在批斗中甚至带着哭腔,我看到姜克之的表演,真想上台撤他两个嘴巴子,但当时我不敢。此外党员李曼莉看刘崇秀半月前尚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指挥运动,短时间内沦为阶下囚,李曼莉对刘崇秀的态度也是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她甚至痛哭流涕地揭发刘崇秀的“罪责”。姜克之也好,李曼莉也罢,他俩从哪借来的眼泪放在眼窝里流出,诚心表演给大家看。说明自己是“革命的党员”。
至今我认为刘崇秀是个好同志,文革前,我俩就谈得来,因为我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爱学生。有时以学生为话题,从在一块一聊就是半天。文革初期,我和刘崇秀皆被学校“革命群众”揪到劳改队中,给刘崇秀订的罪名是“黑帮头子”,给我的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劳改队的成员还有:
孟传书:原为四清工作队的成员,四清后,升为学校副校长,在劳改队中订为“黑店二掌柜”。
金秉真:被订为“黑店祖师婆”。
李文渭:被订为“黑店老板娘”。
王瑜庭:被订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郑资慧:语文老师,因其作为权威不够份儿,且本人有非党员,故其罪名为“黑店走卒”。
时秀文:图书馆职工,也被订为“黑店走卒”。
陆钦樾:不知他被订为何罪名。但不久就出了了劳改队。
当是所有劳改队的成员胸前都有一块长方形的布条作为标志,犹如现代单位职工的上岗证,这还不算,右手还要挥着一面三角形的纸旗,旗上书“混蛋劳改队”,混蛋劳改队中的成员被校内的“革命群众”呼之为“牛鬼蛇神”。
学校中的“牛鬼蛇神”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外,还应有沈希泳,但在我记忆中,沈希泳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便从学校消失了。其实当时群众还没碰触到她身上,学校劳改队尚未成立,而金秉真和我的问题刚在校内有了苗头,沈希泳便失踪了。当时我心中明白她已意识到个人在运动中跑不了了。因她与国民党接收大员施奎龄的关系问题在党内唯有金秉真与我二人最知情。如今我和金秉真二人均为运动中的对象,在适当时刻,我和金秉真一定将她抛出来不可,她和施的关系一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不是丢大人现大眼了吗?所以她思前想后三十六策,死为上策。所以,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起,我就再未见到沈希泳的身影。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街上看到沈希林,希林对我说,沈希泳在自杀前,先喝下两瓶“敌敌畏”继之纵身跳入墙子河身亡,其尸身被被天津市公安部门打捞上来。当时我尚未从文革运动的阴影中完全出来,所以不敢与沈希林多谈,听了沈希林的话,未敢多逗留打听详细情况,便匆匆与其告别,所以对沈希泳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些。
劳改队中还有:
王传一:总务主任,其罪名我忘了。
韩xx:原为生物老师,后调校办工厂工作,不详其罪名。
马奔:史地老师,本性张,其子张治鑑为耀华中学一九六0届高中毕业生,马奔在耀华中学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一笔刚毅遒劲的毛笔字,直至今日,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劳改队的成员们天天举着纸旗,被红卫兵赶得四处跑,红卫兵叫我们干啥就干啥,一边干着活(诸如打扫礼堂等),一边还要挨着打,当时正值一九六六年盛夏,骄阳似火,劳改队员集合时,都得右手打着纸旗,脖子上挂着用硬壳草板纸片约有一尺半见方的大牌子,上书个人的罪名,然后一一报名。刘崇秀带头,我弯腰看到他头上滴下的汗水落在地上碎了八瓣。
劳改队正式成立后不久,我在操场上劳动,一日忽然在劳改队中发现了范景戎,她当时被剃了“阴阳头”。
往日我眼中的范景戎穿戴时尚、合体、且不失朴素大方的楷模,如今她面容憔悴,脸上无一丝血色,且衣衫不整,我几乎没认出她来,当我两四目相对时,她会心地冲我点了点头,我也不敢与她交谈,只得低头拔操场的草。
范景戎究竟是被何人揪出,放置在劳改队的,我至今不晓,范景戎在劳改队只待了二、三日,一天劳改队临解散时,管理劳改队的“革命小将”是寇元(老三届高三学员联系电话:13501024944电子邮箱:yuankou@pku.edu.cn)他每天将牛鬼蛇神们集中起来,让大家唱“牛鬼蛇神歌”:
我是牛鬼蛇神,
人民对我专政,
我要老老实实,
要是我不老实,
把我砸烂杂碎。
砸烂,杂碎!
在下午五时许,解散“牛鬼蛇神”们回家,(那是牛鬼蛇神们尚未被集中起来),寇元又叫大家齐声唱“牛鬼蛇神”歌,齐唱完后,又让个别人唱。当时指定范景戎唱,范景戎用沙哑的嗓子唱了,当时我听范景戎带哭腔的歌唱,不禁为她揪心,她平日就有心脏病,大约在一九六三年,又患了肺病,休息了一个短时期,就来校上班,如今她哪禁得起这样的虐待与折磨?



寇元至今拒不道歉!


待范景戎唱罢后,寇元皱着眉头冲“牛鬼蛇神”们下令解散,不承想寇司令召集一群初一的“革命小将”,个个手举军用皮带将每个“牛鬼蛇神”都不分头尾地抽打,当时范景戎实在招架不住,不仅两膝跪地,连滚带爬地向学校大门滚去,一些女红卫兵笑着向寇元报功道:“嘻嘻!瞧范景戎瘸的走不了啦!”



这就是寇元
第二天,我上学校参加“劳改队”劳动时,就没见到范景戎,当时我还暗中纳闷:“范老师怎么了?是不是经不起折腾病了,再不就是被红卫兵打趴下啦······”
不料,我在不久便听说范景戎被打死了,究竟是谁打死的她,又在何地打死的范老师,此事我至今不详。
一九六六年冬初,劳改队解散,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们随着社会大流儿逍遥了一阵。一九六七年,大约在春季,一天郭亦勤(老三届高三学员联系电话:13803040069,23122208 电子邮箱:yuoyiqin21@126.com)将我叫至跟前,极为严肃地说:“孟庆丽你不配待在人民队伍中,跟我走,先去你家,收拾一下你的行李,从今日起,你被留校审查”。当时我住和平区宜昌道宜和村一号,(如今该建筑已被拆)当时只郭亦勤一人押我到家,家中无一人,两个孩子去了学校,岳荣也去了单位。我只拿了一些随身物品,连便条都忘了给家人写,按说我应为家中留下只言片语,当夜我肯定回不了家,家人会怎么想?但我给家人又能留些什么言语呢?我简直脑子大了,按说我实在应冷静处事,可是这事来得太突然,当时我实在处于懵懂状况。现在细思之,我应请示郭亦勤,问他是否该给我的家人们留言?他也没提醒我此事,只催我快些收拾东西,跟他走,我便迅速地锁好房门,与郭亦勤回了十六中。



郭亦勤近照

郭亦勤将我安置在第二校舍二楼一间教室中,当时学校已停课多日,教室早失去原来的面貌,看来郭亦勤对关押我留校审查早有布置,室内放了一张单人床,无疑这是我的卧床。从一九六七年春的某日起,十六中内开始关押“牛鬼蛇神”,而第一个被关押者就是我孟庆丽,而且在我被关押的时日左右,只有我一个“犯人”。
提起郭亦勤其人,令我心中淌血,他是我亲授过的学生,他与蒋大为同窗,在一九六三年,他初升高一年级时,我是他的班主任。
郭亦勤是班干部,共青团员,是班内的骨干,一九六五年,我介绍了郭亦勤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张顺成入党,当时我虽已不教他们班了,但郭亦勤却找到我,要求我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诚恳地请示我对他多加教育、帮助。
在文革前,郭亦勤患病,休学在家养病,我还特意与张顺成到他家去看他。他在休学期间,三天两头到学校中找我,向我汇报思想,征求我对他提出批评,还希望我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
时不过半载,郭亦勤便把我视为仇敌,他把我带至驻地后,便神秘地隐退了,他立即叫来几位女兵,在屋中看守我,女兵们也不问我什么,我也不向她们说什么,就这样互相大眼对小眼地互相盯着。那天晚上我没心思吃饭,只是坐在床上发愣,到了晚上,我连衣服都没脱,便囫囵个的躺在床上假寐,我感到前途未卜,因此辗转反侧地在床上烙饼,在心如油煎的情况下,焉能进入梦乡。
我将脸向墙壁躺,把后背朝向女红卫兵们。我闭目假睡,听女兵们翻弄我从家中带来的生活用品,我当时佯装不知,不予理睬,心说:“任凭你们翻找吧,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犯私的东西,当时我带来的价格不算菲的一瓶润肤霜,名为“44776香粉蜜”,当时售价大约人民币三元左右,这在当时是质量最高的女性化妆品,因为我从儿时,便由母亲和姨母处学来的,用此化妆品擦脸。这种香粉蜜由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流行,至文革时,个百货商场还售之,我从小到大都使用它”。 到了次日,郭亦勤撤走了看守我的女兵,令我打扫全校各校舍的女厕所。  待我结束了一天的劳动后,郭亦勤将我叫到驻地对我审问,翻过来,调过去就是关于我的“家庭罪恶”,“我的丈夫岳荣的罪行与我的联系”。那天郭亦勤令头天看守我的女兵们(我一个都不认识,更叫不出姓名)联合给我写大字报:
“孟庆丽罪大恶极,抗拒革命运动,对学校革委会扣押她留校审查的决定极为不满,她携一瓶高级香涂料,企图自杀。因我们几位小将彻夜未眠,严密看守她,才使她的阴谋企图未遂······”
自从我在校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在押犯”被留校审查起,最初几天,每当晚间郭亦勤将我审毕(他并未打过我)后,当他离开我的驻地时,便将门反锁上,并对我说:“我先将你锁起来,明天一早再给你开门”。
我如今想起来,真是佩服我当年的健康状况,竟能整夜不解手,若是现在,我有时犯失眠,一个晚上要上四、五次厕所排泄。
一天,不知郭亦勤是诚心还是忘了,竟将我紧闭一整天,我既没有吃饭、喝水,甚至也没上厕所,当然也没人理我,我在被监禁的屋中足足憋了一天,又不敢叫唤,只得苦熬苦憋着,到此时,我也豁出去了,心想就这样等死吧······
一直熬到晚饭后,郭亦勤终于开锁进门来了,他也不问我什么问题,我看到他,求他白天给我开门,起码让我按时能到食堂打饭,到锅炉房取热水解渴,他当时表示慷慨应允,临离开我的住房时,仍从外面将我反锁上说:“明天一早给你开锁”。
郭亦勤走后,我心中好一阵嘀咕,别时他又骗我,我当天已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因足有二十四小时水米未沾牙,在郭亦勤未离开我时,我本想请示他让我出屋上厕所,以及喝口水,买点吃的,他当时似有鬼催命似的不容我向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便匆匆离去,因此我又遭了一宿罪。
第二天早晨起来,郭亦勤及时给我开了屋门,我暂时得到行动自由,急忙走到女厕所解手,继之,对着自来水龙头,狠命地喝了一气自来水。我从那天起,可以按时到食堂打饭,到锅炉房打水,劳动的项目还是打扫各校舍的女厕所。



这就是郭亦勤
不久一日的晚饭后,全校“革命师生”基本离校,郭亦勤将我从住房调了出来,将我领至第四校舍地下室的一间屋内,我一看只有姜克之一人在房中坐着,郭亦勤很亲密地傍在姜克之身旁坐下,他们俩像法官似的端正地坐在我的对面,却叫我站着受审,他俩心不在焉地有一句没一句地问我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凡是我能回答的都尽量回答了,没费多大功夫,姜克之、郭亦勤二人站起来欲离去,他俩走至门前,郭亦勤命令我道:“站着别动,还有事找你”。
我服从命令,笔直站立原地,等待来人闻讯审查.说时迟、那时快,姜、郭刚出屋门,立时冲进六、七个初二年级的女红卫兵,其中我只认识一人,名叫毕道珍(联系电话:13612121021、23259666、电子邮箱:bdze@sina.com)因前一度,我曾临时代过初二年级的代数课。这六、七位女小将英姿飒爽地冲进屋中,对我拳打脚踢,我一时站立不稳,不禁用手拽住一位女将的衣衫口袋,把她的口袋撕破,我也倒在地下,她们不容我站起来,就地伸出脚,将我往死里踏,真是将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她们将我暴暴地打了一顿,过足了打人的瘾,便勒令我站起身来,滚回自己的住地。
往日我也挨过打,那是尚未押在校内,且挨打的并非我一人,我亲眼看到刘崇秀、李文渭等党内领导同志挨红卫兵们的皮鞭子抽打,我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可是当时与我同时挨打的还有其他蒙难同志。
记得当时在学校内造反最烈的有郑钢铁(老高一学员,六八届高中毕业生,联系电话:010——67091276)他曾恶狠狠地对我说:“孟庆丽,你放老实点,他妈的,对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就得武斗”。说罢便用皮鞭子抽了我一鞭。郑钢铁的亲密战友绰号叫“猴子”,猴子在文革初期打死了人,为此受公安部门拘留,猴子被释放出来后老实了,在未看到他在学校咋呼。公安部门拘留猴子,实际是变相保护。在猴子未被监禁前,有一天我正在操场上劳动,猴子看到我,并没打我,只是吊儿郎当地对我说:“孟庆丽,听说你的罪恶不小,你把你所有的罪状写详细了,交给我”。
我即刻答应从命,我劳动回去后,不敢怠慢猴子的命令,赶快提笔书写“认罪材料”,等待猴子来领取,但猴子还没来得及取走我的“认罪书”,他先被军管了。
这次我在第四校舍地下室,挨了毕道珍等人的毒打,完全是姜克之、郭亦勤二人策划的。我回到屋中,内心实在不平,问苍天,我孟庆丽自一九五0年入党以来,对党无限忠诚,对教学工作更是全力以赴,我百思个人的“罪错”总也认识不了,即便我有罪,我认为姜克之、与郭亦勤也不该对我如此阴损毒辣。于是我推开屋门(当时郭亦勤已不从屋外反锁我了)到党支部找姜克之(姜一直住校,就住第四校舍二楼党支部对面的一间小屋内),因郭亦勤已回家,他布置初二女生打我的任务后,就离开场地。我向姜克之提了我的想法,我说:“不管我有多大罪过,你不该跟郭亦勤联合整治我,让我挨初二女生的暴揍”。



左一就是现在的毕道珍


姜克之大言不惭地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你若不犯重大罪过,即使我让他们打你,他们也不会打你”。
但究竟我犯了啥“罪”,姜克之当时还没那水平敢于给我定“罪”。
过了没二、三日,一天我在打扫厕所,忽然有两个女兵将我叫出,她们将我交给了两个男兵(这些人我一概不认识)这两位男小兵一边一个将我押到第一校舍二楼一间教室中,教室中坐满了新入学(一九六九届)的学员,由十六中的老学员们(我一概不认识)主持批斗我,说我联合个人的“反革命”丈夫“阴谋反党”,“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在批斗我的过程中,我互感耳坠肉麻疼了一下,继之,我的耳坠处鲜血直淌,流在地面上,原来听众中一顽童用弹弓射我,将我耳朵射伤,押我的红小兵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张谁人擤鼻涕后抛下的废纸,给我贴在耳朵上的患处。在批斗我时,姜克之、郭亦勤均未出场。
记得在小型批斗我的专题会上,约有六、七个人发言,内容皆言之无物,无中生有,至今早不能拾起往日的记忆了,只注意到发言中,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岳荣的追随者。
批斗结束,红卫兵押我出场,趁此档儿,一个小将走至我面前,用军用皮带上的铁钎子猛抽我的脸,我的右脸颊立即变成茄紫色,真感谢上帝保佑,我的右眼竟没被打瞎。我当时并看不见自己究竟被打成什么德行,可是当红卫兵押我走在学校前院时,有的人看到我,吓得直捂眼;有的却幸灾乐祸地讥笑,待我得机在校舍中照镜子看到我的形象,我的脸简直想开了果子铺,上面有红、黄、紫青诸色,犹如戏台上的鬼卒,大概过了半月许,上述的诸五彩色泽才从我的脸上逐渐消失。一天,我扫完厕所,幸好没有“革命派”提审我,我回到住房,将门关上,坐在床上“阅读”毛选,(当时只有“毛”选一种书籍可读)不一会,当时高三年级的学员董国璞(现定居深圳,联系电话:13802224818  0755——25549293)带领二、三名红小兵押着时秀文进了我的房间。我和时秀文平时没什么更密切的关系,因她是图书馆的职员,我平日到图书馆借、还书彼此见面时,也就是互相点头招呼而已。可是文革初期在劳改队中,我才与时秀文每天在一起劳动,因而熟悉起来。我得知她解放前曾在伪南京政府工作过,并且在南京政府接待过电影演员陈云裳、顾兰君、顾梅君姐妹,李丽华等人。以上诸人皆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上半叶的银海红星,我对此颇感兴趣,但不敢表现出来。后来劳改队解散,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释放出来,对学校中的党员同志我不敢接近,怕给人家惹麻烦。但我认为时秀文不是敌人,至于在旧社会中,曾在南京政府工作,我认为这也仅是历史问题,因此有闲暇时间愿与人们接触,当时与我接触的人主要有娄钟英与时秀文。娄钟英曾到我家串门,将他孩子穿小的鞋子拿到我家,给我的孩子穿,还有一次,时间约一九六七年冬,我和娄钟英在十六中接待了一位一九六0年毕业生王振亚(男,通讯地址不详)那天我和娄老师还有王振亚三人一起找了十六中附近的一个小馆共进晚餐。
此外,我和石秀文老师经常来往,彼此到对方的家中串门,当时我住在体育馆附近的宜昌道,石秀文的家离我家住址不远,但我现在忘却了详细地址。
通过与时老师经常联系,得识其夫曹某,同时也知道时老师共有五个子女:
大女儿曹琪,生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六七年我介绍曹琪与我的朋友徐某某(名讳忘记了),中共党员,原为和平区芷江路粮店经理交朋友,二人于一九六七年秋结婚。他俩结婚时,我正在小组会上挨整,心情不好,故婉拒这对新婚夫妇的邀请,徐、曹二人结婚不久,我就被郭亦勤扣押在校审查了。
二女儿曹玲,当年在外地定居,已婚。我不认识此人。
三子不知其名,在外地工作,我未见过。
四子,不知其名,在天津市内工作,具体情况不详,在时老师家见过此人。
五女,不知其名,当时在家,可能是中学生,但实情不详。
时秀文也开始被关押在校,且与我同屋,我本来很同情她,心想在前一个时期,我俩关系可谓亲密,如今虽然蒙难,但总算在一起患难与共,我希望与她和睦相处,共度难关。
当时时秀文右手腕被红卫兵打折,及时被送至医院,大夫给她上了夹板,董国璞将医院为史秀文开的药交给我,告诉我各种药物的服用方法,令我按时监督时秀文吃药,我只好唯唯从命。
时秀文初来校经受审查,她表现十分烦躁,不服管教,总是折裂,我想这位时老师也太不识时务了,既然已身陷囹圄,就该审时度势,随着客观形势发展,对待个人的“问题”,适应当前的处境,可是时秀文整天蓬头垢面,与红卫兵对抗,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时秀文被关押不久,学校二次成立“劳改队”。女队员除了我和时秀文外,还有金秉真(作为党内走资派的代表)。
劳改队的男队员有:
姚恩汉:体育老师,为国家篮球裁判。我一向对体育不重视,故与学校中的体育组的老师也不谙熟。不过我曾在全体教师会上多次听过姚老的发言,从老先生的发言中使我感受到他是个热爱学生的老师,他说学生们对他的鼓励,使他产生极大的工作动力。所以我对姚老的印象极好,这次分配在一个劳改队中,我不清楚他的“问题”性质,猜测可能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吧!
在文革前,我从未与姚老有任何接触,甚至都未曾说过话,可是如今一下子成了难友,他对我很好,从年龄上说,他应是我的长辈,我内心尊敬他。在劳改队中令我最难忘的一次就是我和姚老的一次单独接触,我用铁锨在操场掘地,并拔草,一个不小心将右手的拇指关节挫伤,当时便握不住铁锨把儿了,待回到劳改队,姚老用手给我按摩伤处,足足用了二十多分钟,终于使我的右手拇指恢复自由转动了。我万分感激姚老,低声对他说:“谢谢”,他对我轻声说:“看来你平日缺乏劳动锻炼”。
文革后九十年代我退休了,我从十六中一九七一届学员边宝山(住和平区赤峰道九十四号)家中,结识姚老的邻居某人(名讳忘了,他是边宝山父亲的好友),从此人处得知姚老已卧床,不能行动,神智也不清晰了。姚老起码有九个子女,如今老爷子生活不能自理,身边并没有子女侍奉,只有老伴儿一人守在姚老身边,姚老夫妇个头都不高,姚老平日昵称老伴儿为“矬子”,据边宝山家的那位朋友说自姚老不能行动后,整日价卧在床上,高呼“矬子、矬子!”我本想请这位新结识的友人陪我去看望姚老,他却阻止道:“不必,姚老现已认不清人啦!”因此我也就顺坡打消看望姚老的念头。
回忆十六中的劳改队,在“文革”初期成立一个时期当时被收集在“劳改”队的成员众多,在上文我已做了介绍,但劳改队的成员并未被留校扣押,到下班时,都被放回家,次日再回校继续劳改,管理劳改队的主脑人是寇元。
到了一九六六年末,劳改队被解散,劳改队员个个成了逍遥派,从此我再未见到寇元。
到了一九六七年秋学校首次成立劳改机构,第一个在押犯就是在下孟庆丽一人,过了半个月,又增添了时秀文,也与我押在同一房间。
没几天功夫,劳改队的队伍逐渐扩大,去年劳改队的成员大部分在内,但党内的领导人刘崇秀、孟传书、李文渭没入劳改队,只有金秉真校长一人进入了这次的劳改队。
但留校在押人员只有我和时秀文二人,其余的队员只和我们一起劳动,到了下班时间都放回家。
又过了不多几日,凡劳改队的成员一律关押在十六中自行特设的监狱内坐牢。
这样一来,我和时秀文被迁出原房间,从中辗转许多次不同的宿地,我现在也记不清何时居何地了,使我记忆最清的就是学校革委会决定将全体“牛鬼蛇神”们集中在礼堂地下室,我们全体人员的吃、喝,学习均在临时的牛棚——礼堂地下室。
在我们大家未搬至礼堂地下室之前,好似在第二校舍抑或第三校舍二楼的一间教室住过一个时期,当时的女在押犯除了我、时秀文、还有金秉真。自从金秉真入了劳改队,我一直与金秉真睡一张通铺,将教室中的椅子六张拼起来,比双人床小些,睡两个人倒不嫌挤。时秀文也住这间教室,因她当时情绪暴躁,整天不洗脸,不刷牙,弄得浑身散发臭气,我和金秉真都不愿靠近她,嫌她脏。
当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虽处于被管制的生活,但比起文革初期挨打、批斗又打旗子、又挂牌子的那种侮辱人格的待遇要仁道得多,我们集体劳动,集体用餐,初时革委会限制我们只许吃粗粮和食堂所售的最次等的菜,后来对此也不与限制了,我们每人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自愿购买饭菜。但我知道,金秉真校长和姚恩汉两位老师在劳改队中属于高工资,大概姚恩汉每月工资是149.5元,是中学教师工资的顶峰。金秉真的工资与他不相上下,但自他们入劳改队后,学校每月只发给他们十元的生活费,至于劳改队的其他人又有谁受此经济惩处我就不详了。。后来娄钟英也被揪入劳改队,是否每月只发她十元生活费?她的丈夫早就被其令妹夺走了,二人在沈阳(?)定居,恐怕也有他们的子女。至于娄老师这方面,长子张锦平当年尚未大学毕业,其余皆为未成年青少年,他们如何谋生?
自从娄钟英进入劳改队后,我和她只是在吃饭、学习时在一起。我们女犯人的屋中,白天是大家的集中营,所有的犯人劳动后,均集中在女犯人的宿舍中,向毛主席请罪,宿舍墙壁正中挂着毛主席像。
请罪后,背《毛主席语录》,但我如今回忆。似乎娄钟英不与我住一屋,究竟革委会把她单独押在什么地方,我至今不得而知。
就在此期间,红卫兵将李青樱老师(数学组初中组长)押到我们宿舍中,但她只跟我们住在一起,不参加劳动,也不和我们一起吃饭,她可以自由到食堂打饭拿到宿舍单独吃。
我不知李青樱为何也入了“牛棚”,我想是因为她的丈夫徐志诚是资本家的缘故?在文革前,我知道徐志诚拿定息,究竟徐志诚当年掌握什么企业,我也不知。就因徐志诚的本人成分问题,李青樱不敢提出入党申请。
其实李青樱老师思想积极要求进步,课讲得也好,待学生犹如慈母,如一九六二届高中毕业生胡惠民,系革干子弟,但不知何故,其父、母皆不管他,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在他上学期间,李青樱老师让他住在自己的家中,才使他有了安身之所。李青樱住和平区沙市道辅恩里。李青樱老师是胡惠民终生的恩师。胡惠民的同窗李宗豪同学对我说,胡惠民在上学期间,也一度住在李宗豪家中(和平区成都道永定里)。
胡惠民于一九六二年在十六中高中毕业,考入天津市轻工业学院,后来他在安徽宿县担任领导干部,近一、二年间,我从电脑上看到胡惠民犯了经济案,贪污公款490万,被判无期徒刑。
李青樱老师与我驻劳改队的禁闭室,其在押时间不长,我们彼此不敢过话,只是趁看守劳改队的人不注意之际,互相以目示意,表示关怀,她对我十分照顾。因我当时行动不自由,一切生活用品得先请示看守人后,再有看守人通知家属给我送来,例如卫生纸、护肤霜之类的妇女用品,李青樱老师经常给予我援助。
有一天,我劳动完毕回屋,看到李青樱老师独自坐在她的睡床上抹泪,我也不敢问她原因。没过数日,李青樱老师便被释放回家。时间约一九六七年初冬,关于李青樱老师的问题在校内从未宣布过,所以我至今不详。
李青樱老师有五个子女:
大女儿的名讳我忘了,是耀华老三届高中学员,因她不是我的学生,所以我和她没有任何过从。
二女儿我只在学校见过一次。对她更不熟悉。
第三、第四号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也不知。
第五个孩子是男孩,估计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时李青樱将此孩带到学校中。
据今回忆,当年被押在学校劳改队的男性人员,除上述的姚恩汉老师外,还有:
刘志远这两个老头在劳改队中交代问题,弄得我哭笑不得。
姚恩汉暴露思想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主席就被揪出来了,我认为这是毛主席犯了个人主义······”他还没把话说完,便被管理劳改队的工作人员周宝山(学校老工友)斥责回去了。至今我认为周宝山师傅将姚老师的话打断是出于好心,姚老师当时认为将个人真心话暴露出来,以示忠于党的表现,可是在那个时代,谁胆敢反对毛主席那是要杀头的。
刘远志(音译)与姚恩汉年龄相仿,据说他于一九三二年就入了党,他在劳改队中交代说,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县长尹东征(音译)与县委书记刘征(音译),因尹、刘二人是刘志远的挚友,因他二人建议刘志远入党,刘志远说:“我当时对入不如党没怎么看重,可是尹东征和刘征两位党员对我很好,我想“士为知己者死”,他俩劝我入党,我就入了·····”
刘志远说至此,我不禁要笑,但又不敢,只得低头,上牙咬住下唇,尽量使自己别笑出声。刘志远是我老乡,一口纯正的东北方言,我听他的声音倍感熟悉、亲切。
这位刘志远又接着说:“后来我被土匪逮了起来,又不知怎么,匪人把我放了,我从土匪窝出来后,有找党组织报到,组织里的一位同志对我说,“你投降匪人了,党不要你了”我听了这话,虽然没言语,可心里却说,爱要不要,反正在党也得吃饭,不在党也照样吃饭。这就是我在党、脱党的经过”。
刘远志这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刘远志五音不全,每天劳改队向毛主席请罪时,先唱“东方红”歌曲,再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因刘远志五音不全,唱歌跑调儿,红卫兵们(我一个也不认识)诚心拿他开涮,非让他独唱“东方红”不可,他唱不出正确的调子,使红卫兵个个捧腹大笑,可是在场的“牛鬼蛇神”们个个皆销声匿迹,不敢发出丝毫声响。
红卫兵们把刘远志琢磨玩耍够了,还竟意犹未尽,这时文革运动日益深入,上级派来的工作队一批批更换,最后终于在学校中绝迹。逐渐地由工厂、农村以及部队中往学校派工宣队、农宣队与军宣队,工、农、军宣队三令五申,不许红卫兵殴打劳改队的成员。
因此。红卫兵不便对刘远志下手,当时劳改队中还关押着四个学生,这些学生我如今只记得姓氏,名字却忘了。
王xx, 可能是老初一学员。
张xx,老初三学员。
魏xx,老初三学员。
李xx,一九六九届新入校的学员。
红卫兵命王xx从劳改队出列打刘远志,起初小王还犹豫,不忍下手打人,红卫兵们却厉声指责他,让他使出浑身解数,狠揍这个“脱党分子”。小王被逼不过,便拳脚相加地将刘志远的浑身上下打了个遍。看来小王这厮可能是个社会混混,曾与一些好斗之徒学过武术。他打刘远志的姿势活塞戏台上的武生,举手、投足,一招一式又洒脱又嗖嗖生风。我见小王打刘志远,不禁心中有疼痛又紧缩,对当场观摩这场面犹如耍猴戏闹剧的红卫兵颇有反感,他们简直没人性。
这四名被关押的学生均属未成年人,即便犯了杀人罪,也不至于判死刑 。我至今不知这四个孩子为什么被关押?其中小李年龄最小,顶大不过十五岁。
有一天,“牛鬼蛇神”们劳动后,回屋学习,我发现小李双目发饧,继之坐不稳,口流涎水,我感到这孩子不对劲,联想他可能吃了什么东西。我知道当时金秉真患失眠,家中给她送来数十片安眠药,我立刻报告给管劳改队的朱大为老师(新分配来校工作的新老师),朱老师便叫金秉真检查个人药物,果然数十片安眠药一片不剩,只留下一个空纸袋,于是小李被立即送至医院洗胃。从此,小李便脱离劳改队了。
不久小王、小张、小魏诸人也出了劳改队。
劳改队的其他成员:
李士坤:夜校职工。系摘帽右派。该人在劳改队中表现较好,干活技巧高,平日他看我身体单薄,在集体劳动中,他总暗中帮我,在劳改队中,我俩心照不宣,彼此结下诚挚的友谊。
张雨堂:也系摘帽右派,这人学历高,乃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革前,我跟他没有任何接触,他的右派帽子摘掉后,被分配在学校图书馆当职员。
文革前,我就听到学校中群众老师流传着,说张雨堂与英语老师曹锡绵关系暧昧……
但关于曹、张二人的花案,学校党支部从未插手管过。
曹锡绵是我中学是英文老师胡智敏(女,1916 -1993)在北京辅仁大学的同窗好友,胡智敏老师是我的恩师,因此我对曹锡绵也视为师长,平日虽因在不同教研组工作,很少打交道,但听他人议论曹锡绵与张雨堂搞瞎八时,内心颇不自在。希望此事不是真的。
通过群众议论曹、张之事,我不恨曹,倒特别恨张。
一九六六冬——一九六七春末之际,学校劳改队尚未成立,我和石秀文还未被学校扣押在校审查之际,我常到时秀文家串门,总想从时秀文嘴里掏出些有关老电影明星陈云裳、李丽华等人的情况。但她的确对她们的情况了解甚少。她只是在南京政府工作时期,代表政府工作人员,在宴会上招待这些影人。
到了时秀文家,有时聊到学校的情况,因她与张雨堂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她骂张雨堂是个流氓,对图书馆的女职员缑文焕(武一校长的妻子)叶绍桐(美术教师傅玉柱的妻子)等人挑逗、嬉戏,极不正经。
时秀文对我说:“有一天,叶绍桐对张雨堂说,曹锡绵把她的小儿子带学校来玩了,我看那小男孩怎么像你呀!张听叶的话后得意忘形的哈哈大笑”。
时秀文把张雨堂算是恨透了,说张雨堂与缑文焕搞瞎八,我到时老师家中串门,时骂缑是“养汉老婆。”
我听了时秀文的传话,对张雨堂更加反感。
不想不过半载,我和时秀文以及张雨堂皆被关进学校监狱,我对时秀文本来感情较好,但从她进入劳改队后,一直作着闹事,一次她从第一校舍一楼女厕所的窗户跳至校外,正好跳在沙堆上,引得马路上的群众围观。红卫兵命令我把她从沙堆里扶起来,将她送至驻地。当时学校劳改队中的在押犯只有我和时秀文二人,我本欲与她结为难友,在蒙难中,互相扶持共度难关。可她在劳改队中一个劲地生事,弄疯卖傻,逐渐地我与她疏远,每天劳动回住地,我忙洗漱,打饭、然后学毛选。
因屋中就一个单人床,在时秀文没来前,我睡在床上,她来校后,我把床让给她,我睡在屋中原设的一把仅能容一个小个子的瘦子躺下的木椅上。
初时,时秀文被红卫兵打折了右腕,我照顾她吃药,给她打饭,背地里劝她稍安勿躁,经受运动的考验。她不听我善心相劝,却大声高唱样板戏,一会儿学“胡传魁”;一会儿又学“阿庆嫂”。关我俩牢房的隔壁,一间住男红卫兵,一间住女红卫兵,其中我只知一位男红卫兵的名字叫王维臣(老高一学员,联系电话:13752026081)。红卫兵们听到我们屋中传来比哭还难听的歌声,便走了进来,一看,我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学“毛选”;这位刚被关押不久的时秀文却像犯神经病似的指手画脚地大唱特唱呢······
红卫兵见此状,对时秀文当时的表现憋不住地笑了起来,继之,便厉声呵斥她“老实点儿,没事干别装疯,搞搞个人卫生,或者背诵几条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对她倒十分开恩,只是训斥了几句,并没给予她任何皮肉之苦。
后来劳改在押的队伍扩大了,我就和时秀文不再独处了,她在劳改队中始终焦躁。她和刘志远成了红卫兵们的嬉耍对象,但刘志远令我同情,而时秀文却令我嫌弃。
劳改队中还有一位资历颇深的老耀华中学的骨干英语教师郭寿鹏,我从一九四七年就认识他。当年我在圣功女中上初二,暑假期间到广西路基督青年会补习英语,英语班的主讲老师就是郭寿鹏。
  一九五八年我调至十六中任教,与郭寿鹏成为同事,本想趁机叙叙多年师生之谊,不料得知郭系摘帽右派,我身为党员他虽已摘帽,但起码也未有“严重问题”之人,所以,我当年只对他敬而远之。
  他一度曾在图书馆工作过,还曾教过短时期的初中代数课。到了一九六四年,因英语组的阮敬錚老师(一直把关高三英语,教学水平极高)被调离十六中,则高三英语由他担任。
郭寿鹏老师因“右派”问题,受政治压抑多年,这回终有良机施展其专业才华了,他还没充分在讲台上发挥其业务实力出来,随着阶级斗争弦日益绷紧,关于他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经常被“政治警惕高”的学生缕缕地反映到党支部:
在英语课上,郭老师对学生讲,英国人尊重女性,凡过马路、上电梯·····只要男、女相遇,男士们必须彬彬有礼地让路,并对女士礼貌地说:“Ladg first,(女士优先)”。
党支部的工作人员们认为郭寿鹏做“崇洋媚外”的反动宣传。
一九四七年,我在基督教青年会英语班结业庆祝会上,同学们就鼓动郭老师唱歌,他当年与同学们关系融洽,慨然大方地站起身来,站在学员中央,引喉高唱两首民间歌曲:


                            《一》

张家的娃娃有点伤风咳嗽;


张家的娃娃有点伤风咳嗽。

·········


给他擦点儿万金油!

                             《二》

好大的西北风呀!
狂啸穿过树林里。
他教树林跳舞,
一、二、三、四、呼、呼、呼!
·······
  在一九六四年末,迎元旦晚会上,同学们又叫郭寿鹏老师唱歌,这位老先生心无城府地又把十七年前唱的那首“好大的西北风”拿了出来,在学生中大唱特唱,这一情况立时被反映到党支部,党支部则认为郭寿鹏的这首歌暗喻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为西北风,借在联欢会唱歌之机,用毒箭射向党。
也可能是由于我和郭寿鹏在旧社会一度曾为师生,如今二人一同沦为“牛鬼蛇神”为“人民的公敌”的地步,我也不像文革前,对他怀有戒心了,我认为共产党今日把我这个对党无限虔诚的儿女竟然推到敌人的营垒,我内心充满哀怨、委屈,于是对劳改队中的人员,就按个人意志该与谁亲,该与谁疏,由个人意志而定了。于是我与郭寿鹏相处的关系也很和谐。有时,管理人员不在眼前,我俩还偷偷地叙旧,他对我说:
“庆丽,你还记得吗,一九四七年时,在广西路青年会,我教你的英文课内容吗?”
  “怎么不记得。当时您给我们班讲的是《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
  我从中学时,就喜欢读英语,当时我想现在虽身陷“劳改队”中,身心不能获自由,但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劳动改造”和学“毛著”外,总有点滴空余时间学点外语。我身为共产党员多年,对斗争经验还是有些积累,我知道在“劳改队”中只能学适应现实政治形势的英语,如“毛主席万岁!”“向工人阶级致敬!”“打到地、富、反、坏、右!”······
  在劳改队中,除了郭寿鹏老师是全校的英语权威外,还有一个姓刘的男老师,其年龄不大,与我不相上下,但他的级别很高,当时为三级教师。类如我是一九五四年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的青年,到了文革期间,顶高为五级教师,有的一直停留在八级,至八十年代才开始涨工资。
这位刘老师看来有背景,不然不会定那么高的级别,他的名字我忘了,他在学校的绰号叫“法国刘”。他的业务能力也不差,但却没教过高三英语。
  他这次进入劳改队,不知是什么问题,他是南方人,长得像外国混血儿。他在劳改队中也挨过重打,红卫兵把他的脸打青了右半边。
在劳改队集中学习空余时,我偷着让他教我“毛主席万岁!”的英语说法,
他很快乐地对我读到:“Long  Life  Chair man Mao!”
还有:“向工人阶级致敬!”
“Salute to the working Class!”
“打到地、富反、坏、右!”
“Beat to the Landlords ,rich peasants, Reactionaries, bad persons and rights!”
那是管理劳改队的人除了一大帮男女红卫兵(人员太多,我现在几乎一个也想不起来,其中没有一个是我亲授过的学生),此外还有一个工友周宝山,教师朱大为,和周大为同时调至十六中的一位青年男教师。
我想即便我偷着跟法国刘学英语也犯不了死罪,何况我所学的内容在当时可谓Mordern English(时髦英语)。我才不怕他们查呢!
法国刘也是一时心血来潮,在校“劳改”期间,忽然一天他从学校潜逃了,在外没逍遥两天,又被学校红卫兵追回来了。我当时心中为他捏一把汗,心想这次准得挨斗。可是出我意料,法国刘逃跑回校后,不但没受严厉的批斗,反而在劳改队中受到优待,比我们一般的队员处境皆佳。而且又早早的出了劳改队。
劳改队中还有一位总务处职员,名叫徐振树,是年龄较大者,听说他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入的共产党,后来又叛党,情况与刘志远类似。在工友周宝山管理劳改队时,他对我较好,曾偷着对我说徐振树是出卖毛泽民的叛徒,我不知周宝山根据什么说的。但当时听此信息,真觉触目惊心,但也有怀疑,至今我不晓徐振树的历史。
徐振树的妻子经常到学校看望他,总给他送些好吃的熟菜,害怕他在学校受屈,总给留些零用钱 ,看来他们虽系老夫老妻,但十分恩爱。我看到此情,认为徐妻真打心眼里爱老公。我如果是徐振树的妻子,非与他离婚不可。
我当时的政治前途未卜,往坏处估计,也可能判刑、枪毙。这算是遭到头了。往好处盘算,“革命群众”可能将我的问题划归人民内部矛盾,但我实在不敢奢望还能被留在党内了。我的丈夫岳荣正在被军管,当时押在和平区公安局中,他的问题性质比我严重很多,究竟前途如何我更无法想象,假如我今后恢复人身自由,不管“革命人民”对他如何处理,即便他的处境由于我,我也和他离婚。因为我俩之间的感情已丧失净尽。
物理教研组的老教师刘祝生也与我关在劳改队中。劳改队的主管人员与红卫兵让他交代问题,他表示抗拒,说个人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为此引起主管老师朱大为的不满。有一次朱大为押了全体“劳改犯”扫礼堂,可能不久在礼堂中开批斗会。刘祝生老师不小心地用扫帚碰了一下朱大为,使朱大为暴怒,恨恨地踹了刘祝生一脚。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幕。
自一九六七年秋,学校劳改队形成规模,我心想姜克之、郭亦勤这两位“先锋”准时劳改队的主脑,可是郭亦勤只在我单独被押时,对我严加审讯、控制,组织红小兵围攻我毒打后,在劳改队人员逐日增加时,我却从未见过他。
郭亦勤把我折腾了个够后,我只看到他单独审徐振树。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夏一天,劳改队员们集中清扫游泳池,郭亦勤在几个红小兵的拥簇下,押着徐振树离开劳改队,到了图书馆的一间屋子里审讯,因郭审徐的地方距劳改队员劳动的地方近,所以,我边低头干活,边听郭亦勤怒斥徐振树说:“你到底说不说?”
继之听到徐振树低声混淆不清的言语,他的话我却一个字也听不清······
郭亦勤时不时地大声吵嚷,命徐振树交代“罪行”,实质上就是“逼、供、信”。
这时忽然传来徐振树嚎叫:“哎——呦——呦·······”不知郭亦勤指使红小兵给徐振树上了什么酷刑,反正没把徐振树整死。
劳改队中还有一些成员,可现在是在回忆不起来了,恍惚记得还有一位程XX老师,他是夜校的成员,另一位是宁XX老师,也是夜校的老师。······
一九六七年末,部分劳改队成员被释放回家居住,可是每天到校上班时,能按原来主管劳改队的老师规定你干啥就得干啥。
我的劳动项目仍是打扫各校舍的女厕所,有一天,我正在第四校舍扫楼道,我原来知心的学生如张顺成(老高三学员,是由我介绍入党者,在上文已作介绍)、高健(张顺成的同窗,也是平日我钟爱的学生,在班内任班长。现在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院的博导)二人见到我吓得一再躲藏,当时即便在校内与我单独碰面时,也装作看不见,远远离去。张、高二人对我的态度令我心寒。但自我从劳改队释放后,有恢复了工作,他俩对我很快地改变了态度,而且多次与我聚会,是我心灵上的创伤日渐平复。
在文革中,整我最狠得是郭亦勤,这在上文我已详述了,虽然待我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后,他对我尚好,我也几次为朋友解决孩子的升学问题转托过他,(郭亦勤后来成为天津幼师的领导),彼此又恢复了正常的关系,但我对他总心有余悸,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与他联系的。因在文革运动中,他对我的伤害太深了。我现在默想在文革中,郭除了往死里整我和徐振树二人外,他还连同姜克之整了谁?大可猜测,他现在一提文革,便像无辜者似的,将个人的错误推了个干净,心中不愧疚吗?我听说蒋大为也被他暗算过。蒋大为原来是郭的同窗,在文革前,蒋大为的音乐天才就已在校内崭露头角,文革中,可能有北京有关部门来耀华中学了解蒋大为的情况,意欲调蒋大为到北京的有关音乐部门工作。当时郭亦勤是学校的革委会领导者之一,北京来人恰好由郭亦勤接待,郭亦勤在北京来人面前可能说了蒋大为的坏话,所以蒋大为未能到北京工作,最后还是上山下乡了。但蒋大为的音乐才能终未被天公所弃,如今是举世闻名的歌唱家。这是全国人民皆知晓得不容置疑的事实。
蒋大为也是我的亲授弟子,在我教他的时候,我不时地批评他“不务正业”;只在小三门——音、体、美上下功夫,数、理、化、英以及中文等科却不甚了了。蒋大为在文革前,只是在校中文娱汇演中能显露头角,在班中连个小组长都没混上。
文革时,我是全校重点的“牛鬼蛇神”,我记得一张关于“反动事实”的大字报上登载两则关于我的“反动事实”。
一,我外祖父陶经武死时,因思想反动,被“革命党”杀头,为此在进棺材时,按了个金脑袋。这事肯定不是事实。据我了解,我外公卒于一九三0年,那年鄙人尚未出生。后来听外婆与母亲讲说我外公当年死于心脏病,当时死在天津某医院。后来将尸身抬至府中老宅(即今成都道36号)内,入殓,请僧道大念超生咒,最后出大殡,埋至原东郊东局子“陶家坟地中”。
二,我父亲孟宪斌原为伪满军队中校,因与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沾亲带故,于是与一九三六年被伪满洲国免职,为此便到其岳父家陶府暂时寄居,大约在一九三七年春末,我亲眼看到我父亲离开陶宅,言说往小站谋职。从此一去不返,音讯全无。父亲的早年失踪,至今在我心中还是个解不开的谜。
但在文革我被整期间,耀华的部分群众给我写的大字报中却说,我父亲当年离开天津后,是骑马、跨刀去了台湾。不知此说有无根据。
即便上述两条“罪状”属实,那也不是我的问题。外公死时,我尚未出生;父亲离津时,我年方五岁,对此我完全不能左右历史,即使外公真在死时,按上金头,父亲果然去了台湾,按现在的观点来看,不可谓坏事。只可惜,这两椿事皆不是耀华当时的“革命群众”所杜撰的那样。
学校劳改队大部分队员长期俯首帖耳低头认罪,也许感动了“革命群众”,记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岁诞辰的头一天,“学校革委会”特准我们这帮“牛鬼蛇神”们与全校“革命师生”一起为毛主席吃催生饺子——羊肉白菜馅。其实我平日不吃羊肉馅饺子,可是在当时的处境下,哪能挑食?我端着一碗水饺吃的特香,一点也不嫌膻气味了。次日。全校“革命师生”又为毛主席吃打卤面,管理劳改队的一位红卫兵(不知是谁)给我们训话说:“革命群众对你们这群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宽大,昨天让你们吃了饺子,今天还让你们吃捞面,你们要感谢毛主席对你们的恩惠和宽大。”
说罢,他令我们起立,按高矮个站好队,右手捧《毛主席语录》,站在毛主席像前,齐声高喊:“感谢毛主席,感谢毛主席!”
边喊还便将红宝书高高举起,感谢完毕后,才在“牛棚”中按规定的位置坐下吃饭。
毛主席寿辰一过,紧接着便是春节。记得在春节前数日,我正在第四校舍二楼打扫楼道,我看到蒋大为迎面走来,为了避免双方见面时尴尬,我刚想转身避之,但已来不及了,蒋大为竟来至我面前,如果当时他装作没看见我抑或对我怒目而视之,然后离去,如果这样,我是毫无怨言的,因为我当他的班主任时,对他没有给予一个老师对学生的疼爱、热望与期待,而总是批评他不认真学习主课。这时我在倒霉之际,蒋大为趁机报复我,我是什么话也不能说。不料,蒋大为见到我,还一如既往,亲切地叫我一声“孟老师,请您多保重!”说罢匆匆离去,带我醒过味儿来,回味蒋大为的话,我的心犹如泡在温热的水里,泪水情不自禁的夺眶而出。自文革开始以来,我是一直没听到任何人称我为“孟老师”三个字。蒋大为今日喊了我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重如珠玉、泰山,蒋大为对我的恩德我永远不忘。谢谢你,我国著名的歌唱家!我的最诚挚、钟爱的学生,请你原谅我在教你的黄金日子里,对你珍爱、鼓励、照顾不够。
春节临近了,朱大为老师在“劳改队”中宣布释放“牛鬼蛇神”中部分回家与家人团聚过春节的名单:
我记得有:我、金秉真、郭寿鹏、李士昆(业校人员)程XX(夜校人员)、法国刘·····
朱大为宣布完回家过春节的劳改犯的名单后,我看到郭寿鹏请示朱大为说:“朱老师,我想在春节回家期间,到澡堂洗一次澡不知能允许吗?”
朱大为表示允许了。当时我想多日未痛快地洗过澡,也想到澡堂中洗个痛快,可是又忽然想到还是算了吧,在家烧壶热水好歹洗洗算了,少一事比多一事强。我决心在春节期间足不出户,闭门思过,等待假日后,回到学校继续服刑。
  记得春节留在学校继续受审的人有:
  娄钟英、时秀文、宁XX(业校成员)、刘志远、徐振树、还有董绍康·····
  对董绍康其人,我在上文中没来得及提到,他也是业校老师,据了解,他是杨柳青的大户子弟,平日生活很阔绰,我对他并不熟悉,而与他的堂妹董绍琴是圣功女中的初中同学。绍琴比我高一届,她在圣功女中初中毕业后,便转学上了南开女中,绍琴于解放前便参加了革命,为离休干部,近年因病逝世。
我在春节放假期间,与我母亲和一双儿女居住在宜昌道宜和村一号汽车房,这时文革前岳荣通过其单位(天津市纺研所)要了这个居住地,我家原先住的芷江路22号让给了我母亲和我姑母居住。我姑母于一九六五年病逝,芷江路的住地有我母亲一人居住,文革中街道造反派勒令我母亲搬至耀华里一间小面积的平房内居住。在我被学校关押期间,我母亲为了照顾孩子,便搬至宜昌道,将耀华里那间平房锁了门。趁此街道造反派又拧门撬锁,将我母亲的家具行李一股脑地搬至河西区南昌路24号一间又黑又潮面积仅十一、二平米的平房内。
我回家当时,岳荣还在军管并被关押在和平分局,说心里话,我当时心想,不管我的政治前途今后如何,坐牢也好,枪毙也罢,我希望岳荣永远被关在狱中。我现在恨得他真到咬牙切齿的程度。我之所以在十多年前选他为终身伴侣,是因为他比我出身好,又是老党员,对党忠诚,在我俩初婚时,有多少亲朋好友羡慕我俩这对革命伴侣,婚后三年内,不仅儿女双全,他又升职增薪,我大学毕业后,也有了理想的工作。我母亲虽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但人家也是小学教员,不仅不用我们赡养,而且还贴补我们的生活。我姑母虽无工作,但却为我们家中当了不要工资的保姆,我的一双儿女都是我年迈的姑母拉扯大的。当时六口之家,可谓各司其职,且五十年代下半叶,全家总收入每月约180元,近小康矣。
岳荣其人生来不配有好命运,刚走顺境,他就不知北了,乱搞男女关系,反对单位党的领导同志,个人胡作非为,终于一九五九年被开除党籍(岳荣入党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此后,便在家泡病号,又受降职、降薪的处分(由行政18级将至20级)。继续玩女性,包括其所在单位的女职员,个人同乡亲属的女儿,以及紧邻中的妇女······刘崇秀对我说,纺研所给岳荣的绰号是“鬼难拿”。
除了上述问题外,我听我母亲说岳荣曾过节社会流氓(我不认识)贩卖烟土。对他这一犯法之事,我当时对驻地派出所与十六中党支部分别对这一问题做了检举。
我至今认为从“四清”开始,我就倒了霉,到了文革,问题进一步恶化,我不明白个人究竟犯了什么法,又哪一点做得不够共产党员的标准。我更加无限后悔为什么不早些于岳荣离婚?到了我下决心和他离婚时,我也被“革命群众”管制了,想办离婚手续也不可能了。
一九六七年我在家过春节期间,孩子们让我陪他俩看电影,我拒绝了,对他俩说:“妈妈现在被学校订为劳改犯,如今革委会允许妈妈回家与你们一起过春节,是毛主席和人民对我的宽大,你们应该对我加强管制、监督,只许我老老实实,不许我乱说乱动,我不能跟你们出去玩,你们去吧!我在家学毛著,写认罪书”。
我按我个人想的去履行,每天晨起,先将屋内、屋外,包括厕所都一一清扫了,因在学校里干这些活儿,已形成习惯,家里这么小的阵地,不费一刻工夫,就完活了。接着个人洗漱完毕,全家人也都陆续起床,母亲为全家准备了早餐。
我吃毕早饭后,便个人规定学习谋篇“毛选”中的文章:如《论阶级分析》、《为人民服务》、《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每学习一篇文章,边写一篇“学习心得”,每日记日记,以便假满回校后,交给朱大为。
春节过后,我按时回了学校劳改队,将个人在家中所写的日记与学习毛选个别篇章的“学习心得”材料交给了朱大伟。我并没有向他交代我在家过年的情况。
因为我在家期间,曾有一些家中抑或我个人以及岳荣的朋友来访,我都不客气的拒之门外,不让人家进屋,并无论来访者是谁,我都是相同的一席话:“感谢您的来访,但对不起,我不能请您进屋叙谈,因为丈夫岳荣,现在关在监狱,将来如何处理尚不能定。我已被学校定为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政治前途未卜,您现在最好远离我家,省的给自己找麻烦,也省的我过几天回校后,向领导交代我在家过年时,都接触了哪些人,彼此都说了哪些话,又干了哪些事。一旦我有幸获得自由,一定前去拜访您,向您汇报我问题的实况。但我此时,也仅是奢望而已,我至今顾虑,我不久也可能被判刑坐牢呢!”
来人听到我这一席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转身离去。所以我在看到朱大为,没说上述情况。
不久,学校开大会,将法国刘与业校的程XX释放出劳改队,回到教师队伍中。
自从法国刘的问题解决后,一天红卫兵领着新驻进学校的工宣队人员参观劳改队,新派来的工宣队是由轮胎厂的工人中选拔出来的,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听说毛主席派来的工人师傅来巡查我们,大家都不待红卫兵命令,立刻齐刷刷地从座位上起立,站的要多直有多直。我想工人师傅准出一位代表,向我们严厉地训斥一顿,骂我们“反动透顶”,告诫我们要下决心“彻底改造”。但的确出乎我意料,工人师傅个个和颜悦色,客气地让我们坐下,工人师傅个别地向我们分别谈话,让我们放下思想包袱,等待今后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
工宣队中,我对一位名叫丛锡珠(男,当时年约三十四、五岁)师傅印象很深,他从态度上十分和蔼可亲,记得前一阶段,有一位军宣队成员,集中我们劳改队站在操场上训话,用他那不知何地区的侉调说:“你们都是罪人·······”我当时听了他的话,内心十分气愤,心中暗骂:“去你妈的,我罪大恶极,你有能耐将我枪毙、活埋?我看你小子能在十六中咋呼多久?”后来还有个中年老娘们,迈着一双解放脚,将劳改队也集中起来,用那宝坻县的侉调训斥我们说:“你们这群牛鬼蛇神注意了,天天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宝书,知道吗?,我得空就下去检查。”我对这个老X更不屑一顾,心想:“你能认识毛主席的宝书中的几个字,如今就作威作福地楞充大尾巴鹰,快他妈回家抱孩子吧!姑奶奶我今后即使受极刑,至死也他妈的不服你这个老X。”
如今丛师傅则不同了,他对劳改队的各个成员都表示友好。当他来至我面前,我立即站起来,低头听训,他则硬按我坐下,亲切地躬身对我说:“你是叫孟庆丽吗?”我点头表示“我是”,他继续说:“你要乐观看你的问题,不要自暴自弃。”说罢,他便离开我,去到别的队员身边谈话去了。
由此,我对轮胎厂派来的工宣队印象颇好,尤其是对丛锡珠师傅十分感激。自我入“劳改队”以来,在劳改场地上经常看工、农、军宣队的人员,我一见到他们(有男有女)必然立正、低头、让路,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似地,总是对我怒目而视,我心想,“你们了解我孟庆丽的情况吗?即便我犯了死罪,也没抱你家孩子下井,至于像今日煞有介事似的虚张声势吗?我从心里讨厌他们。”
如今见到丛师傅这样地把我们劳改队的人看成人的工宣队师傅太令我惊奇与少见了,但我还是对工宣队的成员有戒心,谁知道人家怎么想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也许诚心装出慈悲假象,哄骗我们,到时候再往死里整我们。所以,我决定对工宣队敬而远之。
一九六八年三月始,我在劳改队中的处境越来越好,记得一次全校开批斗老校长韩峰的大会,由体育组一位姓刘的男老师(名讳忘了)到劳改队中召集众劳改犯做了陪斗对象,他当时耀武扬威地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集合站好队,跟来领你们的红卫兵去礼堂,做韩峰的陪斗对象。除了孟庆丽不去外,其余的人,一律都去。”
我听了刘老师这一命令后,忙老老实实地坐在平日规定的座位上,心中忐忑迷茫有一搭没一搭地无心看着“毛选”。可是我心里嘀咕:“若说韩校长在位时,还真把我看成个料儿,因有些比较重要的党内材料,他特意让我写,当时我感到无限自豪,因学校中最高的党的领导人重视我,说明我在党内不是个白痴宝儿。现在学校劳改队中的许多成员,尤其是业校的教职员,当韩校长在位时,可能连正眼都没瞧过他们,如今却做韩峰的陪斗,岂不冤哉枉哉!当时若让我当韩峰的陪斗,说实话,我还真不冤。”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劳改队的主管允许我自由出入,有时让我出校办事。例如当时时秀文患了严重的糖尿病,红卫兵押她去了医院验尿,事后朱大为命我去医院为时秀文领化验报告。我的这一行动是自行出入学校的,并没有红卫兵的押送。我不知道郭亦勤此时干嘛去了,我如今自由行动,他和姜克之能放心吗?
记得在三月十六日晚,劳改队还在向毛主席作晚汇报,正集中学“毛选”,我因事没吃晚饭,这时我可以自由规定个人吃饭的时间,可以到食堂购买我爱吃的饭菜。我拿着饭盒经过后操场去食堂买晚饭,迎面看到工宣队丛师傅。我本来应立刻立正、低头、听训,可是丛师傅曾对劳改队的主管人朱大为、周宝山交待:“要善待劳改队的成员,别说他们尚未定罪,即使定为敌我矛盾,那也不是学校革委会与工宣队说了算,自然要上交公安、法律部门处理。今后不要让他们对我们立正、这种惩罚是不符合政策的。”
所以我当时与丛师傅碰头时,并不敢打招呼,只好低头当瞧不见,径直到食堂买饭,好拿到劳改队中去吃。
不料,丛师傅却热情地招呼我,:“去买饭呀!”“哦!丛师傅我去买饭。”说罢我就匆匆离去。我在食堂买好了饭菜,端着饭盒出来,又看到丛师傅站在图书馆门前未动,我低头往前走,没想到丛师傅叫住我说:“告诉你,你快解放了,等你离开劳改队后,领导上要分配你教课,你可要使出全身的能耐,在教学上发挥自己的力量,为革命再立新功。”
丛师傅这一席话,简直将我送上九重天,我孟庆丽这辈子还能归入到人民教师队伍中来吗?上讲台,为学生传授知识,这可是我这辈子最热爱的工作。丛师傅这番话靠得住吗?可是又想,丛师傅在工宣队中可不是等闲之辈,听说他还是工宣队长,作为当时学校中的最高领导者之一,竟能和我这个“牛鬼蛇神”说出一席如此语重心长的话,当时我俩谈话时,旁边虽无一人,可也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图书馆门前,由丛师傅大方、公正地告诉我,只有丛师傅一人当时对我衷恳地说了这番话,激动得我双眼含泪,说不出一个字。最后只颤声对从师父说:“谢谢您的教导!”立即扭身离去,回到劳改队,坐下吃饭,边回味丛师傅的话,我逐渐确信:“我在劳改队中快熬出头了!”想至此,不禁眼泪潸潸落下,可是又怕被劳改队的红卫兵看见,急忙用手帕将眼泪擦干。
可是我落泪終被在场的红卫兵看到,一位红卫兵(我不认识)很和善地问我“为什么流泪?”我忙掩饰道:“我没流泪,因尘土眯了眼。”红卫兵们并没有责难我,任凭我慢慢吃饭,饭后,洗刷毕饭盒后,我便拿出“毛选”认真阅读。
三月二十七日,我上午离家,徒步到校,立刻拿起扫帚,按规定做女厕所与楼道的卫生,忽然周宝山师傅通知我说:“你快去礼堂通道,张华荣老师叫你。”
张华荣叫我干什么?她本是业校老师,“四清”后入党,文革初期,积极拥戴上级派遣来的工作队,是打击刘崇秀的先锋。为此,在工作队的抬举下,虽为新党员,却被封为党的“先锋”。
当时在工作队来校时,她初入党时的支部大会,如今想起来,尚影影绰绰地有印象,究竟哪位党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我实在记不清楚了。
张华荣在文革中,可谓党的风云人物,但我对她的印象并不好。文革初,我尚未被揪出前,我看她总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姿态,在党内会议上,痛斥刘崇秀、孟传书合伙搞“阴谋”。她骂当时党内领导人还不说,紧接着便标榜自己说:“校内广大的革命师生群众都夸我,说我党性强,比校中所有的党员觉悟都高。可是我回到家后,晚上睡觉不踏实,心中不平静,我对上级工作队的意图体会不深,跟得不紧······”
青年政治教师,其父陶XX为十六中物理老师;其夫李今森为十六中一九六一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后曾任市教育局抑或和平区教育局副局长。陶嘉莉本人已作古多年),支使陶嘉莉写“革命大字报”,指控“刘崇秀、孟传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金秉真为“资产阶级走资派”。
在陶嘉莉的这张“革命大字报”的带动下,在学校中掀起了阶级斗争的盖子。跟随陶佳丽者甚众多。陶嘉莉成了十六中的聂元梓。
我不敢跟随陶嘉莉,因我当时尚有自知之明,自觉不配充当革命派,让我随着众人一起摇旗呐喊反对刘崇秀那是万万不行的,因刘崇秀是我的恩公,只想等待着在运动中,跟着刘崇修一块倒霉进“劳改队”。
在我第一次被单独隔离审查时,有一天,我刚进校门,便遭红卫兵的围攻毒打,这时,陈可璧老师(党员、语文教师,业务水平较高,南方人,年龄大约比我大二、三岁,现在尚健在,有时我俩同时出席历届毕业生的聚会)挺身而出,她用身体护送我进校,为此陈老师也挨了打。
在文革中,我发觉陈可璧也与张华荣不睦,当张华荣在党内会议上吹牛时,陈可璧、曾广湉两位党员对她都予以批评,建议她应谦虚谨慎,因当时张荣华有工作队的撑腰,她不服陈可璧、与曾广湉对她的批评,由此,学校党支部内产生了分裂。
我心内虽看不上张华荣,但口中不敢发出一句微词,因人家当时是党的宠儿,而鄙人却为党的“舍哥儿”,今后还能不能呆在党内?个人对此是毫无信心的。
当时我身为学校“劳改犯”,忽听革命派的党员张华荣叫我,不由得浑身哆嗦。前两日,从丛师傅口中,看到一些个人前途的曙光,是不是我的问题又升级了,弄不好,别送我入监狱吧!唉,甭管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既然张荣华叫我,我就得奉命报道。
我犹犹豫豫地来之礼堂,在甬道上看到张华荣,尊敬的“革命者”,久违了!自从我被关押在校内,为时有九个多月了,与此期间,我从未看见过张华荣,如今见到她,不觉下意识地立正、低头,表示“认罪”,颤抖地问道:“张老师,阶级异己分子孟庆丽奉您的命令来到。不知你对我有何训教?或有何差遣?请指示。”
我用目中的余光偷窥张华荣的面色,只见她一脸秋霜,满脸横肉,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孟庆丽,你的罪恶是深重的,不过人民还是决定对你宽大处理,明天开大会,决定你在大会上发言,你要对毛主席和人民对你的宽大表示感谢。”
听了张荣华的一席话,我满头雾水,既然“革命群众”对我要宽大处理,那么我今后应干什么?是不是仍在劳改队中参加劳动?所谓“宽大”,到底宽大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进一步问张华荣这个问题,从心中也不屑于和她废话,甚至于一句感谢的语言都没说,便扭头出了礼堂。赶巧迎面碰上丛锡珠师傅,我见到丛师傅,也不像前两天那样拘谨了,而是立即迎了上去,主动打招呼:“丛师傅,我正要找你,有事情想问问。”
丛师傅笑着问:“嘛事呀?”
“刚才张华荣找我说,明天学校开宽严大会要对我做宽大处理,对我究竟怎么个宽大法,我心中没底,是不是开会后,我就可以离开劳改队了?如果离开劳改队,领导决定把我安排到哪?”
我见了丛师傅,如见亲人,一口气将心中要说的话,全说了出来。
“明天开的会是落实政策大会,你明日开完会后,就恢复教师名义了,领导上决定将你安排到某连某排担任班主任,并且担任你的本行教学。前几日我不是对你讲了吗,你要拿出个人的全部精力搞好教学工作呦!”
听了丛师傅一席话,使我感到如全身沐浴在春风中,从文革开始,我就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我终于盼到了回归人民队伍中来,且又能站在讲台上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机会了。我终于将失去的天堂夺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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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耀华中学(十六中)“文革”亲历回忆录(四)

兼讨姜克之寇元郭亦勤毕道珍等人在“文革”中的罪行
                      
                        
孟庆丽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终于获得解放,我彻底离开“劳改队”,革委会安排我到二连五排(当时学校按连排编制进行教学)任代数课,并担任该排的班主任。 二连的领导教师:连长由刘宗华(业校教师)担任;指导员由张华荣担任。对我的这两位顶头上司我均没什么好感,我打心眼里腻歪他俩那可厌的过“左”的面孔。可是我又无可奈何,人家当时正处政治优势,刘连长还不是党员,张华荣何时转的正,我也不晓。我是刚从“劳改队”释放出来的并被宽大处理的俘虏,在刘连长和张指导员面前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哪敢有一丝一毫的咋刺儿,一切都得仰人鼻息,看人家的脸色行事。
   我到了二连五排,出任班主任,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一九五五年出生,与我的儿子岳新生同龄。他们当时的文化基础皆为小学四年级。
   我接了二连五排的班主任后,一心扑在学生身上,时间不长,我便与这群与我儿子同龄的学生打成一片。他们当年是根据家庭住址入学的,因此他们大部分住在南室内的平房区。自我接班后,曾与全连的老师进行一次长途拉练,回校后,只要学校不安排更重大的政治任务,我就抓学习。一般在周日上午,我召集全班学生到校补课。我感到我的这些学生文化底子太薄,他们当年已年过十五岁了,才学到小学四年级的程度。
在二连五排中,我培养了以下几名学生作为班内骨干:
李小华:自一九七二年我离开十六中后,至今无联系。
刘新森:现为天津群艺馆副馆长,油画家。
杨天成:现为天津市某交通队长。
赵顺通:现为天津市某企业的工程师。
张洪跃:现为人民医院按摩师。
以上诸同学都集中住南市,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彼此家长也是近邻相互关系和谐,亲如一家。后来又在同一小学上学,至小学四年级始,便赶上文化大革命,至一九六八年以整班端的方式一同进入十六中上初一。
二连五班中,有个特殊学员,名叫边宝山,据说他年过五岁才会说话,起初他父母认为他生来是个哑巴,他生于一九五0年,比同班同学年长五岁,如果不赶上文化大革命这一“大好时机”,我保证他一辈子也小学不能毕业。当时在学校中,众人都取笑他是“永远快乐的一年级”。
边宝山初入十六中时,年过十八岁,比同班同学起码高一头,且长得虎虎实实,肥粗大胖,说话瓮声瓮气。班上的坏小子们总拿他开涮,边宝山联句整话都说不上,就更甭提算数、写字了。
可是在一九六八年秋,一天我正在第三校舍一楼的一间教室中,正带领全班同学逐条学“毛主席语录”。我领读,然后全班同学齐声读·······忽然一位同学举手,我立即停止读诵,叫举手人起立,报告有何事情?
举手者名叫白国岩(其父白蓝天是原天津市评剧团的编导,其姑母白玫是原东北电影界的著名女星,与日本华人影星李香兰齐名)白国岩起身对我说:“孟老师,边宝山写反标”。
我一听此话,吓得立即全身起了一层白毛汗,心说:“我刚从劳改队出来,尚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做梦没想到又来事了”。我忙走到边宝山的座位旁,因白国岩与边宝山坐在比邻的座位。我看到边宝山在课桌上写着“打到林副主席”这几个字。
当时“林副主席”在人民心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打到林副主席就等于打到毛主席,这还了得,边宝山不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吗?  我登时被吓傻了,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我的班干部起了决定作用,立即有几个人一起动手处理现场:
两个人将边宝山的课桌抬至教室的空地,保持其所写的反标的原状,并下令不许任何人对此课桌碰触。
又两个人分别站在边宝山身边,将其看押,不许他乱动。
再两个人离开教室,找工宣队的师傅到教室查看现场,以决定如何进一步处理。
不大工夫,工宣队的师傅来了(究竟是哪位工人师傅,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忙将边宝山在桌面上写有反标的课桌抬走,继之,和平区公安局来人,将边宝山带走,关押在看守所······

边宝山在看守所呆着,尚未被释放出来,紧接着我班的学员孙兰根又出事了,孙兰根与边宝山是近邻,二人都住和平区赤峰道上的民宅中。

一天孙兰根放学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何故,与路上的小混混起了冲突,这位孙爷一时兴起拿出一把三角刮刀把对方的心脏捅了,好在没捅死,抬到医院救治可能活过来了。

孙兰根自知惹了祸,主动到了和平分局去自首,结果也被看守所关押。边、孙两人被和平区看守所关押均不足月,便先后被释放回校。他俩回校后,并没立即回班,而是在学校内做些清洁工作,如打扫操场、游泳池,或在图书馆(当时住着工、农、军宣队的成员)做些杂活,如扫厕所、楼道、或为工、农、军宣队员们的卧室做卫生等。
与此期间,全校师生隔三差五在礼堂召开批判边宝山、孙兰根的专题批判会。此时文革期间的那些给被批者“坐飞机”、“揪头发”以及拳脚相加的酷刑逐渐一一酌免,批判会的主持者一上台,先宣布这次批判会的主题,然后厉声喊道:
“边宝山、孙兰根自动走上台来!”
继之,边宝山迈着类似京剧舞台上赵云的步伐,昂首挺胸地上台,站在台上的右侧;而孙兰根因个子小,走上台时腰肢左右摇摆,活赛戏台上的闺门旦,一扭一扭地走在台上的左侧。边、孙二少倒是挺驯服地站在台上立正,然后自动低下他们那高贵的头。因此时,学校的广大群众对批斗大会早已司空见惯,也可以说早就对这种耍猴般的游戏玩腻了。再说边、孙二人都是小青年,他俩与学校中的任何人无冤无仇,所以对他俩的批斗会只是走走形式。在会上,我班的有些顽皮小子(究竟是谁,我也记不得了)在批斗现场上画边、孙二人在台上的肖像素描,批判会后,学生们拿来给我看,当时令我哭笑不得。
边宝山、孙兰根终于回到班上了,我在干部会上嘱咐干部们要做同学的工作,不要对边、孙二位同学奚落、歧视,大家对他俩要团结、关注。学生们倒还算听话,边、孙入班正常学习,与班上的同学们能和睦相处。我感到幸运,在边、孙二人的问题上,我怕姜克之、张华荣等革命派(此时郭亦勤已经离校)再找我茬,将屎盆子扣在我头上。
  一九七一年,“林彪反党集团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边宝山的同窗们都冲他挑大拇哥说:“边大哥真有先见之明。和平公安应该给咱边兄平反。”
  大约在一九七一年,以边宝山为首的七一届学员,凡属相为马者均给予分配工作,二连五排的分配任务由我负责。我将边宝山分配至邮局工作,起初邮局领导让他当邮递员,因他识字不多,实难完成此项任务,于是邮局领导有分配他到基建科充当泥瓦匠至退休。
  我在二连五排的工作中,可谓一帆风顺,一批年龄较大的学生皆先后分配了工作,他们与我至今未断联系,师生情谊已逾近半个世纪,可谓绵长。

  一九七零年下半年,十六中党内开始吐故纳新,我心想个人准是党内“吐故”的对象。吐故纳新准的再次过关,我心中已做好充分准备,心想党如今对我开恩,以将我安排在人民内部的营垒中,起码我不是人民的敌人了,只能算做“犯了严重错误,抑或不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是我的老公岳荣的问题已订案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听到此消息,对我没多大触动。因我和岳荣的感情早已破裂。即使在这次文革中,对他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而我被定为阶级敌人,我也决定与他非离婚不可。

有缘看此拙文的读者会对我产生疑问,为什么对岳荣如此深恶痛绝?听我慢慢道来:

我与岳荣初识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当时我俩都是中共河西区委派至天津市河西区津光小学帮助小学教员整风,岳荣为班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在为期不足一个月的过程中,我俩合作的时分默契,可谓志同道合。小教整风结束后,于同年九月五日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恋爱过程中,我俩的爱情可谓“蜜里调油”;一九五三年元旦,我和岳荣结婚,在婚后三年内,我生了一女,(五三年十二月四日出生)、一子(五五年六月一日出生)。在此期间我俩夫妻关系尚和睦。

就在一九五五年,赶上“肃反”运动,岳荣当年作为青年老党员,由新华区人委人事科调出,至党校学习,由党校结业后,被调入南开区公私合营泰东棉织厂,以公股代表的身份任厂长,为此其级别由行政21级升迁至18级,工资由60元左右涨至90元左右。

这时岳荣参加革命以来最辉煌的历程,如果这位先生从此稳步前进,加强学习修养,谦虚谨慎地为人民服务,我确信他的前程会是平坦、光明的。
  遗憾的是岳荣文化水平低,出身于下中农的小户人家,自幼没见过大世面,如今托共产党的福,一因入党早,二因出身好,三因至少具有中等文化,四因年龄较轻(一九五五年岳荣二十八岁)。基于以上四条,当领导提拔他,开始迈入小单位中的领导干部阶层,我当时也为个人老公受到党组织的重视与提拔而欣慰。
  但我虽然表面上由于政治虚荣心的趋势与岳荣在人面前故意做出夫妻恩爱和睦的样子,内心却日益增加痛苦、疑虑。原因是夫妻之间的性生活越来越不协调,我自结婚始(因在婚前没有性行为)便发现个人“性冷”(这个名词还是以后我逐渐悟出来的),因在夫妻两性交欢时,我感到痛苦、畏惧,而岳荣却是个“性亢奋”者,再行生活方面,他对我一丝一毫也不迁就,我在这方面实在难以满足他的需要。所以他后来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屡犯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七零年三月,我和岳荣很顺利地办了离婚手续,从此,我带两个儿女离开我和岳荣共同居住的家(和平区宜昌道宜和村一号)而迁至我母亲陶毓珍的家。一九七0年初秋,十六中党支部给予我党内留察两年的处分,理由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错误。当时党支部派姜克之找我,令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名,我驯顺地按照姜克之的指示,在有关材料上签了名,并表示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宽大处理”。
  记得在决定给予我“党内留察”处分决定的会上,除了全体党员参加外,还吸收了许多党外积极分子,会议是在第四校舍二楼物理实验室中召开的。
  在此会议上有几位同志的发言,其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位是当年十六中革命左派群众蒋彬(忘记他是那是哪个专业的教师)说我在该会上做的检查不真实,对党不够忠诚。对他的这个论点,我至今不能接受。我自一九五0年三月二十五日入党后,之一九七0年,受党教育已三十多年,在党的教育下,我一直注意加强党性,并时刻要求自己对党无限忠诚,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行事。在文革中,我无故遭群众的殴打、侮辱,我都坚持对党无限信任,坚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将我个人的一切真实情况都相当披露无遗,这样还说我向党交心不真实,对党不忠诚,那么究竟让我该咋办,才算既真实又忠诚呢?我认为个人身为一个老党员,至今我心怀坦荡,无愧于党与人民。
   一直盯着我、整我的党员姜克之(原为政治教师,后调至党支部做党的专职干部)他在会上,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孟庆丽,你多年来竟给党组织丢脸,依我的意见,你根本就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本应开除你的党籍,但念你尚有悔改的愿望,再挽救你一次。我建议给你留察两年的处分。如果考验你两年后,你还是像现在的状况,那就坚决将你清除出党。”
  费春和(化学老师,文革时期,升为革委会主任)在此会上,对我给予同志般的善意鼓励,他说:“我坚信孟庆丽同志在两年后,一定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希望孟庆丽同志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在留察期间更加靠近组织,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费春和自我被放出劳改队后,一直对我很友好,在决定给予我“留察”处分的会上,他的发言是与人为善的,为此至今我很感激他。在我初入劳改队时,他一度怀疑我有里通外国的情况,我想在此时,他已在思想上做了否定。会议后,我背着“留察”的包袱在党内入了“又副册”,在党的各项会议中,既无选举权,也无被选举权,虽有发言权,但当时鄙人在党内处于“重孙子媳妇”的地位,即使对一些问题有看法,但也噤若寒蝉。我好似是一个被特设的杀人犯,成天价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唯恐一句错话抑或一个不合党规的行为再罪加一等。
  这时据我了解仍在劳改队的时秀文被定性为“文化特务”、娄钟英被定性为“潜伏特务”。后来不知什么原由,劳改队解散,时秀文、娄钟英、董绍康等老师被允许回家,但上班时,仍未归入教师队伍,还是在校内做卫生工作。
  一九七一年,由轮胎厂派入十六中的工宣队回厂,换了一茬新工宣队(我已忘记是由那个单位排入的)这时,校内还有一位孙哲森老师(男 生物教师)的问题尚未有结论,但他并没有被揪入劳改队。此外在我未出劳改队期间,红卫兵将已退休的张文林老师(女 语文教师)押入校内,单独关闭,没有和我们大批劳改人员在一起。张文林老师何时被释放回家,以及其问题的实况,我均不了解。
自轮胎厂工宣队离校不久,学校党政领导决定调十四、五名中老年教师支援新建校——天津第三师范学校。
  我记得当时被调至“天津三师”的老师还有党员许行(他是文科专业的老师。至于是什么专业我不记得了)许行虽不像我似的在文革中受到党组织的严厉惩处,但我内心感到十六中党组织并不待见许行。
  在这次调动工作中,只有我一个人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分配,我知道当时十六中党支部拿我当作包袱,甩了出去,我想只要在工作中,努力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论在任何客观条件下,都能做出可观的成绩。十六中不要我拉到,既然人家将我踢出校外,我便毅然出走。也绝不恳求任何人为我说好话挽留我。

我在未到“三师”报道前,是这么想的,三师党政待我好,是我幸,待我不好,是我命。一九七一年秋末,我到三师报道,一看该校教师清一色地是新分配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皆是一九六五届的高中毕业生,可谓当时教育战线上的新生力军。
  至于学生,皆由天津市东、西、南、北郊的中学中选调上来的“七一”届学生。学生共有十八个班。我被分配至十七班教语文(我开始由数学转至语文,这是我个人的意志),该校位于南郊双林农场附近。我心中方大悟处为什么许行等人都不服从调动呢?原来该校地处穷乡僻壤,四周几乎无人烟,学校环境恶略,条件不是一星半点的差,与十六中比乃是天壤之别。
  当年学生们没有课桌椅,老师也没有办公室,学生上课,以三块砖头为座,以两膝盖为书桌。老师绝大部分住校。学校的布局似解放初期为工人建的“工人新村”,一排排平房,老师备课也只好在个人的宿舍内。一间宿舍一般住三、四名教师。
学校领导人,我如今记得熊知一(男 由天津大学下放的干部),刘树奇(男 知其来历),李杰(男 不知其来历)······
  我初入三师,环境艰苦,恶劣,后学校条件略好转,首先解决了学生上课的课桌椅,当时学校中还有工宣队师傅,逐渐地学校建立了党总支以及下属的各分支、教务处,总务处等权力机构办公室。
  到了一九七二年春节寒假时期,学校又在东江路一个场院成立了分校,分校校址距市内比总校又近了一大步,并在近处有93路公交车。
  分校成立后,校革委会确定由总校抽出五个班到分校,在分校上课的班是由11班至15班,我原带的第17班改为15班。五个班中11、12两个班为东郊区的学生,13、15班则是西郊区学生。
  在分校的领导有工宣队王师傅(男 名讳忘了)还有一位党员张XX(男 名讳忘了,只记得他的外号是“张大鼻子”),因分校规模小,将各科老师组成一个综合教研组,组长是我和一位青年教师周新民(男 物理教师,不是南大就是天大毕业生)。我和喜欢这位青年搭档,他是南方人,个头矮,但十分精悍,课讲得好,我特佩服他的书法,行、草、楷各种类型的字人家写的特棒。我俩在教研组领导中配合得十分默契,而且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在三师所有的青年教师中,我从内心诚服并爱戴的只有新民一个人。
  我肩膀扛着“党内留察”处分,并身负重任,在三师工作一年,感谢三师党总支,给我按时撤销了处分。一九七三年夏,学校革委会按“社来社去”的原则,将三师第一届学员都适时地分配了,于是分校撤销,我与分校全体教师都回总校。
  当三师第二届学员选调入校后,教师按专业分各教研组,当年学校分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音乐、美术等专业,一个专业有一个教研组。
  从一九七三年始,三师选调学员按专业分配各归其类。我是语文教研组的一员。我在三师搞“评法批儒”时,曾与我昔年在耀华任教时的老领导韩峰有一段接触。韩峰怎被调至三师?按他的革命资历比熊知一、刘树奇等高的不是一、二级之距,如今韩峰在三师没有任何职务,只是将其名暂时挂在该校,就在此时,我于韩校长得机促膝详谈,韩校长对我说,他在文革的问题至今尚未有结论,因他不同意当时党组织给他的结论,所以坚持不在有关材料上签字,于是问题一直拖延未解决,所以如今只得在三师干坐。
  如今想来,韩校长是个硬骨头有原则的党员,宁可受屈被冷落,也不向错误决定低头。韩校长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至今不晓。前文我以提到,我在耀华劳改队时,学校“革命群众”曾将韩校长揪至学校批斗,当是十六中我等劳改队员全体陪斗,只有我一人幸免。不料,数年后,我于韩校长在三师相遇,承蒙三师革委会领导当时看得起我俩,让我们暂时脱产,与几位比较优秀的政治教师(具体人忘了)整日集中在学校图书馆看“评法批儒”的资料,为今后校内大规模地搞“评法批儒”做准备工作。至于韩校长何时离开三师,其问题如何落实,以及又调至哪个单位工作,我就一概不知道了。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已退休,接到耀华的通知,要我到耀华聚会。我按时赴约,并不是师生聚会,乃是老耀华的职工聚会,在此聚会上,我看到了韩校长,看来他是此会的召集人,我俩见面时,他十分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然后又集体合了几张影,我便离去了。从此,我再未见到他。后来听说他逝世了。
  我在三师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至一九七七年,全国高考恢复,从那年起,“三师”首次接纳通过考试进来的学员,我被分配教美术、音乐两个专业班的“文学欣赏”课,当时国家教育制度刚刚恢复,并日臻走上正轨,但尚有许多残缺。首先,我在三师所教的课程没有教材,我只好到音乐、美术学院找一些专业老师取经,回来再从艺海中拾贝,费狠劲写两份不同内容的教案,勉强将课对付下来。
  一九七八年,学校传来消息“三师”将解散,改为“工读”学校,凡愿留在该校者,工资可增18元。对此我很沮丧,我的教学工作,已步上正轨,同学们对我讲的课,还是首肯的,我也不嫌三师穷,更不怕该校地址偏僻,我如今在三师教课,如鱼得水,感到无限舒畅,怎么好好地又出幺蛾子,干嘛学校又解散?我可不愿意留在“工读”学校,文革中的红卫兵我已经充分领教了。如今再对付一群小流氓,我可受不了,别说工资涨18元,即使涨38元,我也不干。
  三师的学员与“二师”合并,而是地处刘家房子(位于北郊),当时熊知一校长劝我和学生移至二师,但二师的交通比三师更为不便,为此我与儿、女商量,我是不是带老母去二师任教。商量的结果,家人与一些挚友都劝我不去“二师”,他们认为我母亲年迈(当时老母已年近八旬),万一老太太有病,送医院都是问题。于是我决定不去“二师”,只好听天由命,待三师党组织分配了。
  在我正焦心如焚地待分配期间,忽然有一天,“三师”党组织通知我去耀华中学党支部,说有事找我。
  我听此消息,不禁又吓一跳,心想,我在三师老老实实地呆着,这又咋啦?耀华找我干嘛?是不是嗔着三师党总支给我按时撤销“党内留察处分”啦!若是你耀华党支部认为三师党总支不该给我撤销处分,别找我呀!你们趁“三师”党总支尚未解散之际,该找这个机构,或将处分再加于我身,让我二次扛着处分,进入新单位再行考验,如实在不解恨的话,也可以开除我的党籍,若认为我的罪实不可赦,也可以逮捕我入狱坐牢,甚至枪毙。
  我按耀华党支部的通知,届时报道,接待我的是施仲芳老师(原为物理老师,后调至党支部做专职工作),我问她找我何事?她立即递给我一张铅印的材料,内容是“一九七0年——一九七二年十六中党支部给孟庆丽同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决定的决定之修正”。我接过材料从头至尾仔细阅读了全文,说明我在文革中未犯任何错误,在文革中无故被斗,被劳改等行为是错误的。文革后期,十六中党支部给予孟庆丽同志两年“党内留察”处分也是错误的,如今予以更正。
  看过材料,我还能说什么?只有心平气和地在有关材料上签名,表示同意党组织意见。从此我在文革中造的罪孽终于告一段落,在我人生的历史上画上一个句号。
  一九七八年,我离开三师,党组织分配我到天津师专工作,一九八八年,我正式退休,后来天津师专归入天津师大,我的组织关系又归入“师大”。
  以上材料内容,因一些情节距今积沉多年,难免有误,但诸多皆是我亲身经历,我衷心倾诉给知音者,望求理解,并对这段史实的真实性给予鉴查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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