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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敏:大学憧憬成梦(河北南宫中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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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届高中38班  周淑敏


  1960年9月1日至1966年7月  我在南宫中学读初中、高中,6年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革命传统、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功底。这使我获得了为党为人民为社会工作、服务的必备的能力。那时侯,在徐跻青校长的领导下,我的母校一步步走向辉煌,成为河北教育战线培养人才尖子的四十座小宝塔之一。1965年高考升学率达85%以上,超过了历年。我是1966年高中毕业生,我们这一届四个班,在学习态度、学习成绩、校领导抓紧的程度等各方面都强于上一届,我们的口号是超过上届,我们一定能超过上一届,一定能再给南宫中学争光! 然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将理想变成梦幻,留下终生的遗憾,每触及此,中学生活便如电影般一幕幕展现开来。
低指标、瓜菜代
1960年9月1日,南宫一中开学了,吃完早饭,叔叔用自行车给我驮着铺盖、零用物品和一部分玉米、红薯干,送我上中学,我们两个是步行到校的,那年我十三岁。学校在学堂街,是个解放前的大教堂,里面也有解放后盖的一排排教室。初一年级四个班56至59班,我被分到了56班。上了初中,我的户口仍在农村,每个人都是不断地从家中往学校背玉米驮红薯或红薯干,用来换饭票,在初中的三年里,我都是在学校集体住宿。
上了一中后,仍处在低指标、瓜菜代时期,村里的大食堂已经解散,社员们各回各家吃饭,生活依然很苦。学校的生活还不如自己家,学校食堂里给得少,顿顿吃不饱,饿得慌。班里分成几个小组,一组有八、九个人,每组一个水桶,一个脸盆,用水桶盛稀的,脸盆盛干粮,打回来再分。一天三顿饭吃不到多少粮食,绝大多数是红薯制品,即红薯叶子和红薯面。干粮是纯红薯面做的饼子,表面又黑又光,里面有时搀点红薯叶子。粥也是红薯面的,面粗一些。中午偶尔吃顿白面菜包子,每人两个,喝点稀米汤或白菜汤。上了三年初中,挨了三年饿。
那时,学校规定一些时间,让学生们到地里采红薯叶子。在院子里晾干后,码成垛,垛到一个大教堂里,这个大教堂很高,教堂门口朝南,满满的一大教堂红薯叶,直垛到房顶。学校生活苦,因为自己年龄小,再加有前两年低指标瓜莱代挨饿的基础,所以上了一中之后感觉不到多么苦。可以说是身在苦中不知苦,自己考上了一中,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哪里还觉苦哇!只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生活越来越好,特别是现在生活很幸福,吃得这么好,这么香甜,才逐渐比较出以前的苦真是苦,现在我是身在甜中百分之百地知甜,身在甜中总忆苦。
那时,每周上5天半课,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一天半。每逢周六午饭后,我必定回家干农活。有时赶上这天中午学校吃白面菜包子。每人吃两个,我准是吃一个,把另一个带回家,也许给姥娘吃、姥爷吃,或给妹妹、弟弟吃,母亲从来舍不得吃一口。等星期日晚上返校时,母亲总是做二合面、三合面、四合面的干粮,或熟红薯,装一布提包,让我带回学校充饥。每逢上午大课间,我和同学们都回宿舍吃一通。上了初三后,学习紧了,有时周六回不了家,妹妹淑君就经常到学校给我送干粮。时间一长,我班的女同学们也认识我妹妹了。初中的三年,我和我班的同学们就这样在苦的生活中度过来了。我在上初二、初三的时候,学生生活虽然从1962年起有所好转,也能吃上点儿白面了,但还是吃不饱。我在贵州工作的叔叔曾寄给我五元钱到学校里,我很高兴,哪舍得买吃的东西呢?后来交了学费了。好多男同学虽然也是同样的苦,他们离家路远,回家少,家里穷,从家里拿不回吃的东西来,男生又比女生吃得多,平时更饥饿。有时饿得实在受不了,几个男同学就想点儿办法到饭店里吃一顿。
学节目、练歌舞
从上初一开始,学校课外活动就比较多。文娱活动开展得挺好,唱歌,跳舞,排练节目,整个校园生机盎然。学校高中班有时搞文艺会演,我们就排队到东校(高中部)去看,曾看过高中班演出的《罗常秀》《白毛女》等戏剧,还有二人转、大合唱等好多节目。“二人转”是高中33班赵金贵和张秋琦两位同学演的,唱词一开头是:“雄鸡呀叫呀,东方出月牙呀,老两口手拉着手就把那地来下呀……”。初中一年级音乐教师周英荣(南方人),教我们排练歌舞。他是脾气比较怪的一个人,操一口南方话教我们,还时常冒出一句话:“我屋里有豆子、有萝卜、有花生,谁要是饿了渴了,就去吃喝吧。”他教我们的歌舞中歌词内容大多是是歌颂共产党、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的。  
我们五十六班表演过好多小节目,到了初二、初三,我们学唱了好多支歌,大都是歌颂人民公社的,还有一些电影插曲。
学校经常组织我们看电影,看电影对我来说从来就是最好的享受。我们看的电影大多是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片子,如:《董存瑞》《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暴风骤雨》《柳堡的故事》《地雷战》《地道战》等等,建国后的片子有《李双双》《槐树庄》《生活的权力》等等。
上了高中班以后,学校的文体活动仍然开展得有声有色,每学期都要举办文艺汇演和体育运动会。我们38班全体师生积极训练,踊跃报名参加运动会。我是体育运动活跃分子,每次运动会我都参加长跑、百米赛、接力赛等项目,我还参加了学校女子篮球队,常常在课外活动时间打篮球。1965年上体育课时,我学会了游泳,在课余时间我反复练习普通式、蛙式和仰泳等游泳姿势,在南宫县城南关的大水库里,我参加了运动会游泳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游泳比赛时,我班的李长群和四十班的杨兴华同学护卫着我。  
高中语文教师温进灿是手风琴专家,每支歌都有温老师伴奏,他教给我们唱了许多支歌。还有粱立福老师歌唱得也很好,在台上唱了一支歌“绵江河”,这支歌很好听。演出过后,几乎全校师生都学会了这支歌,歌词有几句是“绵江河,绵江河,月光下的绵江河。你的颜色兰生生。一道一道兰水波啊兰水波。看见你的颜色呀,老红军的影子眼前过,他们那兰色的军装……”。我还学会了不少用毛主席诗词编成的的歌,现在唱起来仍然是那样悦耳动听。
我们班表演的小节目有“会亲家”、“放牛娃”、“逛新城”等。“逛新城”是由胡新锁和牛会英合演的,水平比较高,在城北的农村陈伯居演出时,我曾用扩音器为他们伴唱。“会亲家”第一段唱词是“一根蔓上两朵花呀,群英会上遇亲家呀,半年没见那亲家的面啦,见面就把那家常拉呀,哎嗨吆吆,哎嗨吆吆,咱的村里变化大呀,我的那个亲家呀”。
我在学校里每学会一首歌,周六、周日回家干农活时,在地里准教给在一起干活的那些同龄女少年们唱,她们跟着我学了不少的革命歌曲。
情难却五十六
上完了初中一年级。我们从学堂街搬到了东街路北南宫一中中心校的院落里,跟初二、初三的同学们在一起了,离高中班也近了。进入二年级,我们整个南宫一中从初一到高三,经历了一场大动荡——南宫一、二中合并,合并的中学全名改为“河北南宫中学”。一、二中的一部分学生被下放到全县各片、镇中学,二中的学生走的多,一中的学生走的少。我们班走了少数同学,我仍留在五十六班。到了初中二年级后学期,各班稳定了。我们整个年级又搬家了,搬到了学胡同,也换了班主任,原先是程德老师,改为李桂平老师,她是党员,教初二政治课,送我们初中毕业。
五十六班是一个团结、活泼的班集体,同学们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互相帮助,思想进步,积极参加班里和学校的集体活动,前后两个班主任都为人忠厚,可近可亲,对学生们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信赖。我热爱这个班集体,生活学习在这样一个班集体里我感到非常温暖。在初中三年里,我除了在文化知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外,在思想方面的进步也是很大的,一是在初三时加入了共青团。二是社会知识增加了不少,思想认识随之发生了较深刻的变化,从而使我的学习目的更加明确。
在初三,教政治课的是任映坤老师,初三一年的政治课就讲了一本书,是毛主席的原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任老师讲政治课讲得好,讲得生动、活泼,对我们循循善诱,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讲了个透。可以说每堂政治课都吸引了我们100%的注意力。一年的政治学习,使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比在小学时学习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课文时对毛主席、对党的感情又加深了一层,极大地推动了我的思想进步。我开始要求入团了,没有人催我,没有人叫我写申请书,完全是我出自内心自发的要求和意愿。我主动写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组织,又找团支书、团支委和团员们反映我的迫切心情,征求他们对我的意见。在1963年5月,我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团组织吸收了我这个三好学生、入团积极分子为共青团员了,我的入团介绍人是团支书贾奎杰和支委温兰风。初中毕业前夕,全班17名团员和班主任李桂平老师在一起合了影,这张照片我保存了多年,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张照片,那年我16岁,在1982年我的老家从姥娘家搬到了我们新家时,这张照片给搬丢了,还有我后来上赵庄师范的毕业证书也给弄丢了。
在学校里,我知道了什么是商品粮,什么是农业粮户口。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想想我在每一个周六、周日和每个假期里的每一天在农业地里干活的苦和累。再看看我们56班几个居住在县城、父母都有工作、全家都吃商品粮的张二秀、景如英、乔兰景、张瑞真等同学过的悠闲自在的城里生活。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太不公平了,除了自然羡慕他们以外,我要改变自己的面貌,脱离农业地的决心与日俱增。我要好好学习,要上高中考大学,我要自己奋斗。将来也要找一份好工作要超过他们。要达到目标,除了努力学习上大学之外,别无他路。
我考取南宫中学成为这所名校的一个学生,觉得很自豪。我们的校长徐跻青是一位革命老前辈,是行政13级干部。他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在冀南在南宫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南宫中学的底子很厚,规模较大。初中部、高中部分别在三处,中心校挂牌子在东街路北。这里原来是“文庙”,校长办公室就在大成殿内,清代教育家、书法家张裕钊所书的“南宫县学碑”也在校园内,学校大门口还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刻石,高一、高二年级也在此院。三年级历来单独一个院落称高三大院,与中心校隔一条小马路,门口朝西与中心校东门口相对。初中分校l962年由西街教堂移至东街学胡同。一中有两个大操场、两个大礼堂、两个教师食堂、两个学生食堂,还有图书阅览室,各年级均有理、化实验室。从初一到高三,1200名学生都在学校集体住宿,教师们虽没有单独宿舍区,但各自的住处都比较宽敞,有的有老人、孩子随住。
一中的数、理、化、生物各科教具、各实验室设备器具物品应有尽有,先进齐全完备,全部由德国进口。图书馆藏有《四库全书》(真本),还有徐悲鸿百骏图等珍贵文物。负责保管的王含祥老师说是受省教育厅委托进行保管的,任何人没有处理的权力。南宫一中的天文望远镜是先进、一流的,倍数很高,有的老师对我说从望远镜里看星星,星星像磨盘一样大。
在60年代,省内重点中学之间经常相互拜访交流经验,老师们曾到石家庄的一所重点中学参观,参观后老师们很是自豪,都觉得南宫中学自己的学校底子的确厚实,别的学校有的东西(包括初、高中升学率)咱都有,咱有的东西别的学校却没有。
对调入和分配的教师,徐校长严格把关,坚持对每一个教师的要求标准——高素质。凡南宫一中要的教师不经过邢台地区,而是河北省教育厅直接对南宫一中,一般是徐校长张口要什么样的,省厅就给推荐什么样的。个别时候徐校长认为不合格的,则很快将其送回。
有这么一回,徐校长要一位体育教师,省教育厅给推荐了个女的,女的就女的吧,徐校长倒也不挑剔非得给个男的,但是当这位女同志来到南宫一中,徐校长接待时见她那描眉画眼、穿着布拉几、说话娇里娇气一副娇小姐的样子,谈话不到10分钟徐校长就决定了她的去留。
徐校长爱才如命,选才甚严,所用教师宁缺勿滥,保证了南宫一中教师队伍的高质量。教学方法也比较新颖独特。每一位老师都能充分发挥自己教学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深受学生们称赞的教学风格。
60年代中期,河北省教育厅娄厅长带着一帮子领导和老师到南宫中学举行大规模观摩教学,有一节课是初中部教平面几何的孟国耀老师讲的。这节课难度相当大,牵涉的有关知识挺多,这么复杂集中的内容,讲课时间又是这么短,讲好这一课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孟老师在讲课中大家的掌声不断,赞叹声连片,讲完了课了,老师们还不想走。徐校长问娄厅长听课之后有什么感受,娄厅长打了个比喻:“就象在大伏天里喝了一杯清茶。”娄厅长问徐校长这样的老师有多少个,徐校长答道:“多着呢,一个赛一个。”(我上初中时也是孟老师教我们几何课)。
南宫中学老师教学水平是出了名的。再拿高三老师来说吧,物理老师赵树纪讲课幽默风趣,像说相声一样,静力学、力的分解合成等较难的基础知识,他都能深入浅出,使学生们容易理解记忆;化学老师肖德对化学很有研究,入木三分,在平时就给同学们把知识夯实砸死、让学生们吃透、嚼烂了,当总复习高潮到来之后,他从来不再多占复习时间不搞突击复习;语文老师刘增林讲课时眉飞色舞,学生们听课特感兴趣,他教我们班语文课,我深有感受。刘老师讲课讲到高兴时笑逐颜开,很动感情,学生们也跟着笑,讲到痛心时,他难过,有时掉眼泪,学生们也跟着难过掉泪儿,他讲《孔雀东南飞》,讲得很好,师生们都说刘老师的语文功底真是太棒了。
大学——美好憧憬
1963年9月1日,我和妹妹各自带着南宫中学高中部和初中部的“录取通知书”和准考证,借用别人的自行车驮着铺盖到河北南宫中学报到。这一年闹水灾,有些外县的同学不能按时到校。高一年级四个班即37至40班,37、38班学俄语,39班、40班学英语,我被分到了40班。我在初中学俄语,对俄语兴趣很大,愿学俄语。在报到时老师们知道了我的情况,正巧38班有个同学愿学英语,38班的班主任孙廷宝老师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换班,我表示愿意,对方表示也愿意。于是在开学不久,我便到了38班,那个同学到了40班。
河北南宫中学是河北省有名的中学,是河北省四十八座小宝塔之一,周围各县的尖子生纷纷慕名报考南宫中学,高中班面向邢台地区东八县招生。高中班除了对烈士孤儿学生有照顾外,其余则都是尖子生,所以每年高考升学率很高。
高中时期,我们照常都在学校集体住宿,学生生活比在初中时强了许多。跟在初中一样,用水桶打饭回来分,用搪瓷盆盛干粮,大课间喝水。早饭是棒子饼子小咸菜,中午常吃蒸红薯白菜面糊汤,吃不饱时,我有时就和别的同学合一份红薯吃。虽然学生把户口都迁到了学校,学校统一到粮局购买粮食,同学们还是每顿吃不饱,高中三年,依然是不断从家里拿干粮。
高中阶段的学习、活动和劳动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首先是高三第二学期赶上了邢台地区大地震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我想在后面的篇章里叙述。二是学习欧阳海英雄事迹。在高三第一学期我觉得活动还是挺有意义的,教我们语文的刘增林老师为了增加我们的社会知识,使我们开阔眼界受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在晚饭后让我们班全体学生聚合在教室里,给我们读一本厚厚的书《欧阳海之歌》。每读一个章节,用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再上晚自习。这本书写得真好啊,刘老师每次都读得挺带劲,挺有感情,我们很爱听,认真地听,鸦雀无声,我们都听迷了。《欧阳海之歌》读完了,我们又开始弄诗。三是学唱革命歌曲。晚饭后这段时间学识谱学唱革命歌曲,照常是聚集在教室里。学唱的歌曲很多。有“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红岩上红梅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雪山上升起红太阳,拉萨城内闪金光……”,“马儿啊,你慢些走”等等。四是不断参加生产劳动。上高一、高二时,在紧张学习的同时,课外活动也不少,我积极参加了有关生产劳动,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新城体育场附近的学校菜地里干活,同时积极参加班里的集体活动,思想要求进步,因为在高中学生中不发展党员,我无法要求入党。
那时,我们每学期都要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劳动或农业生产劳动。我们曾卷起铺盖到县城西南30里开外的臧家庄修邢南(邢台——南宫)公路桥,到县城西北的陈伯居村北修建公路,到县城东南距县城20多里的大高村修建公路。还到县城东北8里地的韩家庄参加了一星期农业生产劳动,到西里棉油厂帮助工人收棉花、垛棉花、整理仓库等。我们还带上铺盖到南宫中学在城南五、六十里的后双炉村东购买的土地上开荒,……跟我在自己村里干农活挣工分一样,学校的体力劳动,我都在出大力,流大汗,都在扎扎实实地锻炼着强壮着我的身体。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参加的重体力劳动是我的福分,到了以后到了目前,不用说城市里的中学生了,就是县城里的中学生们,也早已与之不挨边了。
在高中班学习的三年,比在初中紧张多了,我学习认真刻苦,精神十分集中,力争做到文理全面发展。上到高二,文理科分开了。我的俄语突出,从高一到高三,我的俄语在全班全年级拔尖,俄语考试分数从没下过97分,同学们一直称呼我“大使”,动不动就“大使”“大使”地叫我。1966年5月高中毕业前夕,高三进行完了政审,在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开始考虑填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从第一批志愿的第一个大学北京大学填到第三批志愿的最后一个大学西藏民族学院,所报专业我是清一色的俄语,带“师”字的院校我不予理睬。南宫中学历年高考升学率很高,1965年超过85%,不少的学生考上了北大、清华、北航、北邮及军事院校。这个成绩给了我们这下一届的学生以极大的鼓舞。我们这一届的高中毕业生都在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考过上一届,超过上一届!当然我考大学的劲头和信心更足。1965届的高考成绩的取得是与主抓教学的副校长阎巨峰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位副校长从邢台文教局调到南宫中学任副校长时间不算太长,他管理学生抓教学抓高考有经验,师生们都很敬佩他,在我们上高二的时候,他经常向我们宣传高三学生们,尤其是杨存荣、郑俊淑等高材生们的学习精神。
遭遇邢台地震
在高考进入总复习的时候。邢台地区发生了大地震。1966年3月8日早晨5点钟,师生们尚在睡梦中。我正在下床小便,忽然间地动房摇站不稳了,房顶咯吱咯吱乱响,同学们都被这巨大的声响惊醒了。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洋相百出,有的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有的不穿衣服就呼呼地往门口爬,有的大喊小叫往铺板底下躲,有的草草穿上衣服也不穿鞋就往门口跑,我也吓坏了,提起裤子往门口跑,想开门,可怎么也打不开,后来两、三个人合起来费了一段时间才把门打开。
院子里的师生们也正在吵吵嚷嚷议论着刚才发生的地动房摇。又过了几个小时,通过广播。我们才知道这是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知道了地震震中是隆尧巨鹿宁晋三县交界的白家寨、毛尔寨、牛家桥一带。波及到周围好几个县,各县的震感非常强烈。震中的房屋倒塌,有的社员被砸死砸伤,在37班读书的焦芹英的母亲被砸死了,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家庭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学生和老师不敢进屋了,不能上课了,当天学校就购置物料,动员学生们搭建简易防震棚。相当长一段时间,全校师生就睡在这简易棚子里。
党中央、国务院很关心灾区人民,周总理亲临邢台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挥抗震救灾。
南宫中学的全体师生动员起来,以班为单位分赴南宫县西部、西南部抗震救灾。我们38班去的是南冯家村,这个村损失较重.好多房屋倒塌,人畜受伤,到处残墙破壁,我们帮助社员到村北地里干活时,看见田地里多处裂了大缝。生产大队派人在一家社员闲置的房子里专门为我们40来名师生做饭,白天,我们有的帮助社员修建房屋,建牲口棚,有的下地帮社员干活,有的宣传党的抗震救灾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晚上,学生们十几个人为一组,睡在几个地窖里,从未进屋去睡过。我睡的这个地窖里有10多个男女同学,男同学有马永清等,女同学有鲁荣国、华大连等,班主任也睡在我们这个地窖里。大震过后,余震频繁。夜间,只要听见呼呼呼……像刮风的声音,便马上又地震了,接着地窖里又是一阵阵强烈的抖动。抗震救灾一个多月,我们返回了学校,开始上课了。因为我们是高三,再过三个月就要高考了,学习任务很重。开始上课后,余震仍在不断发生。有时正在上课时,教室就摇晃。有一次,下课了,我和几个同学正在院子里说话。这时又地震了,眼看着我们的教室的左上角墙面震得都有裂缝了。
我村的社员们也在抗震救灾。虽然损失不大,但人们情绪纷乱,家家在外面搭起了窝棚。不敢在家里睡觉。我回家后跟姥娘、姥爷、妹妹、弟弟睡在棚子里,我母亲胆子大。她说什么也不肯出来到棚子里睡觉。
遇上了大运动
在高考前夕,遇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我记事至1966年我19岁。我知道我们党和国家发生了好多大事。
没上学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过枪毙反革命头目刘必达时的情形,南宫县成千上万的民众群情激愤,非要千刀万剐他不可。跟奶奶到城里去,她指着城北边的一个大广场告诉我说刘必达就是在这里被枪毙的;我村的一个汉奸也是在那个时期被枪毙的;1956年夏天发了大水,在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听到城里敲锣打鼓,大人们说是在庆祝公私合营;1957年春天反右派,等我1960年上了一中以后,语文课本中有篇课文是《不平常的春天》,说的就是1957年春天反右派的事;1962年反右倾,我们南宫中学有的负责人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63年我上初三时,我党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收音机、大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广播;1964年民兵大比武,学校里体育老师唐振汉组织我们大练兵,练队形练持枪法,在假期里我多次参加了我们村组织的民兵大练兵,好几套动作我做得很熟练很带劲儿,曾参加了城关片组织的大比武,成绩不错;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清理阶级队伍。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搞四清,中共中央推广了全国闻名的“桃园经验”;我们高二的学生们到城东边十几里地的一个村里参加劳动,宣传党的四清政策。那时侯我们年龄小,只能粗浅的认为,只要运动就是革命,就是进步。
1965年,报纸上登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上半年报纸上刊登出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批判三家村、四家店。5月份发表了“十六条”,理论文化界的论战一步步激烈起来,大约也是在5月份,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在校园里张贴出了攻击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彭佩云的大字报,很快在全国传开了,反响很强烈,这张大字报进一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6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副标题是“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写的第一句就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聂元梓一夜之间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在《炮打司令部》中,如果说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初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聂元梓等人揭批陆平、彭佩云的大字报进一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炮打司令部》则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点燃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这场烈火犹如千军万马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势不可挡,从北京迅速燃到全国。以青年学生为先锋,造反派用重炮向各级党委、各级公检法、各级大小司令部猛轰。从青年学生们冲锋陷阵,发展到各界总动员。全国乱了,文化大革命闹得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个革命的党的好干部,一个个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好教师被批斗、被打倒、被迫害致残致死。青年学生们喊得最响的口号是:“斗私批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把地富反坏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毛主席的心永不变,头可破,血可流,毛泽东思想永不丢”。“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首次接见了全国红卫兵代表,紧接着,前所未有的红卫兵壮举——全国各地大串连开始了,全国上下一片红,颗颗红心向着党,红旗飘飘,红旗招展,红卫兵徒步大串连,——长征队伍络绎不绝,奔向延安、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奔向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有少数红卫兵则乘车到达目的地。革命师生想去那里就去那里,没有人管,没人阻拦,真正是自由组合,自由串连。全国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战斗队、造反司令部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北师大的“井冈山”全国有名,与聂元梓相比稍靠后的清华大学蒯大富、北师大的谭爱晶,也很快成了红卫兵崇拜的偶像。
    南宫县、南宫中学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1966年6月,南宫县城内乱了。首先是南宫中学的学生造县委的反了。我们停课了,县直的工作人员也不正常上班了,有的人陆续加入了学生游行的行列。我们高三年级是在七月高中毕业,毕业证倒是按时发给了我们,但学校领导没让我们离开学校,而是让我们留在学校搞了两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7年,是南宫中学的学生们在校内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年。南宫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六个年级,共24个班,都实行打破班级大联合,“观点”相同的学生联合到一起,成立了许多个战斗队,这两大“观点”的战斗队们又进行了自发大联合,成立了两个“革命造反总部”。南宫中学校园内外,县人委、县政府以及城内四街墙壁上全是大字报,纸张和墨水五颜六色,揭发批判内容言辞激烈,张贴形式五花八门,同学们为了取得“各派”的“胜利”而整天写大字报,刻印发放传单,经常加夜班。
从1967年第二季度开始,“四大”在南宫中学升级了——学校成立了专案组,把所有教师分成了几类,开始揪斗、批斗、拳打脚踢老师了。老师们有的靠边站无所事事,有的被隔离审查剃成阴阳头,有的被罚打扫卫生掏垃圾,有的被咒骂为牛鬼蛇神限制了人身自由。初中部的教导主任兼历史课教师郑钟毓在被学生批斗抽打之中气绝身亡,初中物理教师邢之祯被逼跳井自杀,高二数学教师张子宾和初三教语文课的班主任孟庆春老师遍体鳞伤几乎被整死、打死,主抓高中部教学并且已抓出显著成效的副校长阎巨峰被迫自缢身亡……南宫中学齐整整、好端端的教师队伍被彻底整垮,被命名为河北省四十座小宝塔之一的河北南宫中学被彻底摧毁了。劫后余生的老师们有的被调到了各片及社办高中,有的调回了原籍,极少数留在了南宫中学。学生们呢,则更是悲惨,荒废了学业,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心灵的创伤更是难以愈合。
革破了大学梦
就这样,我们南宫中学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命运不佳,在1966年上半年里,在我们准备进入总复习的关键时刻,两桩大事发生了。第一桩大事是邢台地区发生了大地震,我们抗震救灾被迫停止学习一个多月,严重地影响了我们高考总复习;第二桩大事是当我们从抗震救灾一线返回学校又抓紧了总复习并填报好了高考志愿,全力以赴准备七·一全国统一高考的前夕,于6月1日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彻底扭转了我们的命运,毁坏了我们辉煌的前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民日报》上登出了周总理指示:高考延期半年进行。这几个字比别的字大两倍至三倍,很醒目。我们等啊,盼啊,等来盼去,日思夜盼,半年多过去了,哪有高考的迹象啊?!全国越来越乱,高考越来越无期了。这一延期,一延就是十一年哪!原来,文化大革命是把我们老高三的命给革了,使我们梦寐以求上大学的理想变成了泡影!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啊!
那段历史,不仅是南宫中学的悲剧,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整个社会的悲剧。记下来,可以做一面镜子,让后人照照,不让悲剧重演!
  
  (选自河北南宫中学百年校庆丛书《我的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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