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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生:一次不平常的北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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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不平常的北京之行




发布日期:2007-05-09 访问数:275
吴洪生

一、推选代表赴京
1966年5、6月份,我当时是嘉兴三中六六届应届高中毕业生,正当为上高校继续深造而积极准备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冲塌了我正常的求学之途。随之,人生之路也无法抗拒地被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漩涡中。各校广大师生、员工先后纷纷投入到这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中。6、7月间,三中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革会”)成立。也许当年我是高中毕业班,属于校中的大哥大姐一类,或许我是班上的团干部,因这类“特殊因素”,我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为“校革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各个学校在“校革会”的领导下开始在学生、教职员工中筹建红卫兵组织。在突出“阶级成份”、“政治条件”的特殊年代里,吸收和发展红卫兵要进行严格政审、逐级报批,这样建立起来的红卫兵组织,事后被称之为“官办红卫兵”。后来在学校逐渐出现由学生、教职员工自发成立、并亮着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
8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北京红卫兵后,顷刻间激发了全国各地红卫兵要求赴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政治热情和强烈愿望,有电文的、有请愿的,呼声一浪高似一浪。不久(约在9月上旬),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通知,同意各地有领导、有组织地推选革命师生代表分期分批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以及参观、学习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这一通知在9月上旬由嘉兴县委文革小组向各校、各单位传达(主要是教育系统的中等学校),并组织师生进行热烈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学习通知后自己有什么体会,去北京的任务是什么,应该以什么实际行动来报答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这一通知精神及上级有关指示,各校开始推选赴京的革命师生代表,除了强调所谓的“政治条件”外,在人数比例上是十选一。
9月10日、11日,各校分别推选出赴京的师生代表。据当时统计,全县共有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为7522人,共推选出学生代表701人,教职工53人。我是嘉兴三中被推选上赴京的学生代表之一。
9月13日下午,新塍、王店、新丰、凤桥、南汇等地被推选出的赴京师生代表集中于嘉兴县城,吴兴、平湖、桐乡等县的代表也陆续抵达嘉兴。全地区(海宁、海盐除外)实际赴京人数为1449人 (包括工作人员14人),其中嘉兴县为639人(包括工作人员4人)、吴兴县为440人(包括工作人员3人)、平湖县172人(包括工作人员3人)、桐乡县197人(包括工作人员3人)。全地区赴京人员成立一个支队(下设若干中队及小队),由嘉兴地委办公室副主任郑立恒同志、嘉兴县委办公室主任方刘荣同志负责带领。嘉兴县劳动局的周荣奎同志协助方刘荣同志负责嘉兴县的赴京代表队伍。各校的赴京代表也由各校的有关负责人带领,如一中的张立德、三中的姚禹璞(女)、新塍中学的洪修贤,其它学校的负责人我已记不清了。我还记得让我协助姚禹璞同志做好三中赴京师生代表的一些具体工作。
就在这天晚上,中共嘉兴县委、县人委在县工人文化宫为赴京代表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县委副书记龙其夫讲了话,我和嘉兴卫校的顾仰勇作为赴京学生代表也在会上表了决心,当时嘉兴县的“五好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电控厂工人汪阿凤同志与嘉北公社向阳大队贫协主席桂林书同志也分别在会上发了言。随后进行了文艺演出。会上气氛热烈,情绪激昂,“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了整个会场。
9月14日清晨,嘉兴地区的全体赴京师生代表集中在嘉兴火车站,地区路凤祥副专员在车站致了欢送词,5时40分左右,嘉兴赴京代表乘坐从杭州调来的“专列”(专为运送赴京代表的列车),在嘉兴县级机关红卫兵、部分工厂红卫兵代表的欢送声中缓缓地驶离嘉兴。每节车厢差不多坐了120人左右,是以学校为单位安排入坐的。我们这批赴京师生代表随身所带行李很简单,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品外,在我印象中较深的有几样是必不可少的:佩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有各种各样材质做成的不同式样的像章)、一套黄军装、一只军用挎包内放一本红宝书(用红色塑壳封起来的毛主席语录本)和套在左臂上的红卫兵袖章。也许今天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东西却是衡量人“革命”与“不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标记,也是当年政治上的时髦潮流。
第一次离开嘉兴去北京,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沉浸在兴奋和激动之中。“北京怎么样?”“天安门广场大不大?”“毛主席会不会接见我们?”我们在相互的交谈中自言自语地构画着种种美好的设想。随着向北行驶的滚滚车轮,各节车厢里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歌声,有合唱的、有独唱的,一阵接一阵,此起彼伏。天黑了,夜深了,车厢里逐渐安静下来,有些人开始慢慢地进入梦乡。到了夜晚10点多,火车抵达了安徽蚌埠火车站时,一桩意外事情发生了。一大批进入梦乡和或将进入梦乡的赴京代表被车窗外站台上的喧闹声、呼喊声所惊醒,只见蚌埠车站站台上挤满了臂带红卫兵袖章的学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车上乘务员只是告诉大家,火车是临时停靠,不要慌,不要打开车厢窗门。不久便得知,原来是站台上有四、五百红卫兵学生要拦车去北京。只见有的红卫兵手紧紧拉着车门外的把手不放,有的则使劲敲打着车厢窗门,呼叫着要求车厢里面的人把窗打开。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列车没法启动。在车厢内、外的双方对峙了好长一段时间仍无改观的情况下,车厢内决定派出代表与车窗外红卫兵学生代表进行商谈。商谈中,车厢内代表认为这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赴京代表“专列”,不能随便也无权安排其他人进来;蚌埠车站上的学生代表则认为,你们可以去北京,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去北京见毛主席是大家共同心愿。双方商谈了很长时间仍没有丝毫进展,并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批机灵的蚌埠红卫兵学生伺机进入车厢,强行打开了面向站台的不少车窗门,早已作好爬窗进入车厢的蚌埠红卫兵学生一下子推的推、拉的拉,硬是从各个车窗口爬进了车厢内,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一些车厢的车门也只能打开了,站台上的红卫兵学生蜂涌着挤进了各节车厢,差不多每节车厢里挤进了四、五十个人。车厢与车厢的接口处、车厢的过道上、洗漱处等都站满了人,不少蚌埠上来的学生干脆坐或半躺在车厢过道的地板上。
9月15日凌晨1时左右,火车在蚌埠车站耽搁了3个小时左右时间后终于又开始启动了,并加快了向北行驶的速度。车厢内原先双方对峙的气氛,随着滚滚的车轮渐渐趋向缓和。从和蚌埠红卫兵学生的交谈中得知,他们之所以要“硬闯”这趟列车,是因为他们不知从何渠道得悉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这一、二天内要又一次接见各地赴京的红卫兵代表。或许是共同的赴京目标和愿望,双方在热烈的交谈中开始融洽起来。
就在这天晚上8时左右,我们这趟嘉兴地区赴京代表的“专列”抵达了北京站。火车刚停站,就只听得车站上的广播喇叭声中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在北京天安门又一次接见了各地的赴京红卫兵代表的声音。一听到这个消息,车上所有的人惊呆了,好似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冷透了心。好不容易有了这次机会上北京见毛主席,这下子愿望又落了空,不知何时还能有机会见他老人家,大家都感到希望很渺茫。因为我们这批赴京代表是由组织推选、带领的,所以北京市接待处方面有人带着我们乘坐专用大客车来到北京市女子11中学。当晚,大家怀着极其低落的情绪住宿在该校,而半途杀进这趟“专列”的蚌埠红卫兵学生到京后则自行去寻找落脚之处。
二、留京欢度国庆
当时北京市的压力很大,为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赴京红卫兵,许多学校都事先腾空了教室,为各地来京者提供住宿之处,并在交通运输、膳食等方面都作了最大努力,做了大量艰苦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所落脚的北京女子11中学的各个教室基本都腾空了,除了一批师生去外地或北京各校进行所谓“文革”运动相互交流外,一部分师生则留校接待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我们就是其中的一批。当时北京天气还比较热,我们就睡在地铺上(即水泥地板上铺上一条草席),一间教室可以睡20~30人左右。白天三餐,基本上是小米粥、窝窝头加酱菜,适当时间也会改善一下伙食,能享受到白馒头和在蔬菜中加上点肉片。虽说这些伙食并不太合南方人的口味,但我们这批是从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中熬过来的人很快就适应了,况且我们也理解北京的难处,他们已经作了最大努力了,当然,更主要的是这次赴京的目标和愿望促使我们根本没心思去计较生活上的一些不利因素。
就在到北京女子11中学的当天晚上,我们这批代表无论怎么睡总是睡不住。大家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毛主席什么时候再接见红卫兵?我们这次赴京能否见到毛主席?因为每个人心里很清楚,上面有规定赴京的代表无特殊情况,一般在北京逗留时间不能超过半个月(包括旅途上来去时间)。怎么办?大家绞尽脑汁在想,想着想着,我和几个代表几乎同时提出,去北京有关部门提请愿要求。说干就干,不少代表从地铺上一跃而起,有的赶紧忙着刷写浙江嘉兴赴京代表要求见毛主席的横幅;有的则思考提请愿要求的要点;有的则去其它教室发动代表。结果在晚上11时多,女子11中的校门口一下子集聚了近百人的队伍,有三中的、有二中的、有嘉兴卫校的,有老师、也有学生。去哪里提请愿要求,最后决定到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具体在什么路记不清楚了,反正离女子11中学不太远,走过去大概半个小时多一点时间)。到了那边一看,不得了,接待站门外东一堆、西一堆站满了各地来的红卫兵,有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有内蒙古的、有辽宁的、也有四川的……反正操着各地的方言口音。接待站门口有解放军岗哨警卫,时有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内外忙碌着联系,即为接待站领导逐批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进行登记预约、传呼接见通知等。从各地红卫兵代表争着与接待室工作人员登记约见的交谈中,得知接待站外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除了少数地方的代表是反映当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外,大部分都是自发组织来京要求见毛主席的,当然也有类似我们这批有组织带领的赴京师生代表。我们这批深夜请愿的代表趁着值班接待人员到门外通知某地代表被接见之时,赶紧抓住机会把我们的赴京情况和强烈愿望简要提了出来。当时值班的接待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接待站的有关领导很忙,正在接待某地红卫兵,轮到安排接待你们时会通知你们,请耐心等待。大概等了2个小时左右,终于轮到我们了。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很有气质的军队领导干部(后来才得知是杨成武将军),他听完我们的汇报和要求后,十分耐心而真诚的告知我们,你们的要求和想法我会及时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你们既然作为北京请来的客人,就好好看看北京、了解北京。半个小时不到这次接见就结束了。我们返回女子11中时已经是16日凌晨3时左右。这天上午,我被一辆小轿车接走,不久到了某宾馆处(记不清何处),原来是另住在这里的地区赴京代表带头人郑立恒、方刘荣等领导临时召集开个情况交流会。会上各校领队汇报了代表中的一些思想动态。最后郑立恒同志强调了以下几点意思:一是要注意了解代表的思想状况,做好必要的解释工作;二是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三是要求受毛主度接见的愿望,地区会通过一定渠道反映上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这批赴京代表一方面是耐心等待上面消息;另一方面是抓紧时间去有关学校(主要是一些当时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较热闹的高等院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那时头脑挺简单,初次上北京想的不是去游玩、欣赏北京的名胜古迹,而是去学校里抄写一些所谓“有份量”、“有代表性”的“革命大字报”内容和有关中央领导人的一些“重要指示”。我也先后去了北大,北航等校。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单纯得幼稚可笑。
大约过了三天时间,我们终于等来了“喜讯”,说中央某位领导要接见我们这批北京请来的客人。某日上午(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我们嘉兴地区的全体赴京代表在北京市接待处同志的引领下,乘车到了一个大会堂(事后知道是政协大会堂),只见大会堂里已经坐了不少红卫兵代表,我们嘉兴地区代表按指定位置坐下后,又陆续进来不知何地的一批又一批代表。整个大会堂基本上坐满了人。9月的北京天气依然很热,尤其是几千人集聚在一个会堂里,更觉得闷热,但尽管这样,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不少人在猜想着这次大概是周总理来接见我们。我们在会堂里等了1个小时左右,才见从主席台的左侧旁走出两位领导:一位个不高年纪稍长,另一位个高年纪稍轻。后者对着话筒朝台下在座的说(大意):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在百忙中来看望大家,下面请他转达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接着年纪稍长的周秘书长大致讲了以下内容:你们是党中央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大家辛苦了;北京市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任务很重、压力很大,但会想尽办法做好接待工作;我受委托并转达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经研究决定同意你们留在北京过国庆节,并接受毛主席检阅。周秘书长说完就匆匆离开了。这次“接见”只有10分钟左右时间。在场的全体代表一听到这一“特大喜讯”,顿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会场久久难以平静下来。
事后的第二天开始,我们这批赴京代表就接到通知,要接受军训,由部队派来的解放军同志指导训练,内容主要是站队、走步、方队组合阵容等。每天上下午各一次。这样的集中训练约四、五天时间。
9月30日下午,赴京代表团的三中领队告诉我:经组织上研究决定,你被推选为上北京天安门观礼台代表之一,事后又得知同上天安门观礼台的还有新塍中学的吴祥华(他十分荣幸地在十月一日上午事先被安排参观了天安门城楼)、嘉兴一中的学生苏××共三名学生代表。就在这天晚上,我被部队派出的吉普车秘密送到了某部队营地(后来得知这是中南海内守卫部队营房)。在那里,国庆筹备机构的有关领导告诉我们上观礼台要注意的有关事项和纪律,并向在场的人发放国庆观礼证。我拿到的是一条红底烫着金字的长方形(类似书签)观礼证,其右上方写着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中间写的是观礼代表证几个比较大的字,其下方用括号标出东二台,左下方什么字记不清(因这条观礼证后来被人借走欣赏后从此下落不明)。这样我才知道我观礼位置是在天安门城墙旁的东二台(新塍中学吴祥华和一中的苏某二人在什么位置观礼我就不知道了,从北京回来后,我们之间也失去了联系)。第二天,即十月一日一清早,约六、七点钟,我胸前佩上观礼证和其他代表一起分别坐上指定的专用大客车,并由专人带路将我们运送到天安门的各个观礼台,送我们来的同志告诉我们,受阅结束后,根据专用车所停靠地址返回。我按照指定的位置来到东二台,这时候东二台上的人还不多。我极目四眺:天安门城楼上插满了红旗,金水桥的栏杆上、东一、东二(前后二台中间隔一方小水池,在举行重大活动时相互间不能走动)、西一、西二四个观礼台两旁以及天安门广场四周都竖起了红旗,高悬在空中的巨型气球下拖着长长的红色条幅,上面写着当时政治色彩极浓的标语内容,什么“伟大的统帅……”、什么“林副统帅(即林彪,是当年中国最高政坛上的风云领导人)……”。不久,一批又一批的观礼代表被送来,到了九点半左右,只见四个观礼台上基本上都站满了人,有穿着各种民族服装的、操着各种口音的。快近十点钟时四个观礼台上的代表开始涌动起来,原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已经登上天安门城楼。到了十点正,天安门广场国庆行街、检阅仪式正式开始。一批又一批的受阅方队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除了工、农、兵等各方队外,学生红卫兵方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有北京当地的,也有各地来的红卫兵代表队伍。作为观礼代表的我和其它观礼代表一样,无心去欣赏行走的方阵队伍,只是踮着双脚拼命地朝天安门城楼观望。“毛主席过来了”“毛主席万岁!”随着有人的高呼声,我终于看到了一个身着黄军装、手拿黄军帽挥舞着的高大身影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边转角处,真是毛主席。因视线距离实在太远,我怕看不清楚,只好再三恳求旁边一位拿着望远镜观望的代表,终算借来朝上观望,这才比较清楚看清了毛主席。虽然借镜观望时间极短,但圆了我这次赴京之梦,同时我也真佩服带镜代表事先准备工作考虑得细致周到。毛主席他在城楼上不时地从东边走向西边,又从西边走向东边,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当天安门广场大道上受检阅的学生红卫兵方阵队伍出现时,广场上的喇叭声不时地叫喊着:赶快向前走,跟上前面的队伍。原来是每当一个学生红卫兵方阵队伍行走到天安门城楼前面的广场上时,队伍速度即刻就慢了下来,想见毛主席的心情促使其放慢行走速度,甚至停步不前。所以高音喇叭是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
约在下午3时左右,只见行走在天安门广场大道上的学生红卫兵以及广场大道两旁作背景的学生红卫兵队伍一下子朝天安门城墙前面的金水桥涌去。很快毛主席从中南海出来到金水桥要亲自面见学生红卫兵的消息传来,我获悉后,奋不顾身和其他观礼代表往金水桥方向奔去。整个广场以及四个观礼台秩序一下子打乱了。无奈红卫兵实在太多我挤都挤不进去,更别想说到金水桥边上。手拉着手的解放军指战员是一层接一层,在拥挤的人群当中整整围了五圈,竭力设法阻挡潮涌般向前挤的红卫兵。后来听说,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和怕红卫兵小将(这是当年对学生的爱称)发生意外情况,迅即安排警卫人员将毛主席护送进中南海内。
10月2日,我们很快得到了北京市接待处为我们安排好的离京返回嘉兴的列车具体行程时间。10月8日左右,我们这批赴京代表回到了嘉兴。因特殊情况,我们这次北京之行逗留时间超过了上面规定的时间,因而在返回嘉兴前后,各校自发组织的红卫兵对此提出种种责问,这是后话。
这次赴京之行,我在见到了心中思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同时又欢度了国庆节,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也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此行我印象中较深的是三个字:“红”“热”“神”。红,即北京到处是红旗、红色横幅;热,即北京人不仅对外地来的客人热情,更主要的是北京人和全国各地的人一样都有着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强烈热情;神,即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对领袖的崇敬之情几乎达到崇“神”的境界。
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写下此文,唯一目的就是想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嘉兴学校红卫兵活动史留点墨迹。因时隔四十六年,文中所忆之事如有误或不妥之处,谨请当年知情者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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