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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沪中学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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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母校“新沪中学”,前身是“私立京沪中学”。据记载,新沪中学原校址为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接受的敌产---原“日本海军俱乐部”(老市民称“东洋花园 ”,地处溧阳路1177号,接近四平路口。)
1945年创建京沪中学时,汤恩伯任董事长,校务由第一任校长黄树滋先生【注1】全权处理。当时学校占地28亩,后增至35亩,(不包括外操场14亩地)楼房原有七栋,后新增至12栋。1946年8月开始,京沪中学首批招生高初中九个班级,共计460人。(包括寄宿生100人)学生除上海学生外,还有来自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外地学生,一律通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故新生各科文化基础相当扎实。1947年夏,高、初中生增至760人,同时增建了民后楼和化学实验室。1948年高、初中生增至825人。解放后初期学生人数达到2590人,为上海滩上大型的私立中学。
       黄树滋校长早年就留学日本,精通教育,抗战前又担任过中国三、四十年代名气极大的中学“春晖中学”【注2】的校长,故治学开明而严谨。为了创建名校品牌,除了以原春晖中学的教师为主要班底外,他还广揽教学人才,分别从扬州中学、上海的复兴中学、光华大学附中等 等名校高薪聘请了大批有名望的教师和学者,如陆本渊、魏凤江、陈致平、黄丹护、陈致平、励乃骥、蒋伯潜、胡斗文、丁浩霖等等。故师资力量相当雄厚、教学质量也极高。(扬州中学为当时江南名校,人称第一脚踏进扬中,第二只就踏进了上流社会。乔冠华就毕业于此校。)
历史上,新沪中学培养过许多人才,遗憾的是至今没人专门统计过。仅仅据我个人所知,有至今享誉世界的当今敦煌学权威、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女,59年新沪中学毕业生,考取北大考古系。电视中曾经系列报道过她在敦煌苦干了一辈子的感人事迹。而且近年来她首创了敦煌系统资料的数字化存储。敦煌莫高窟前建有她的石刻全身立像。为名人生前立像,在中国除了毛泽东之外,樊锦诗恐怕是少有的一位了。)
        新沪中学知名的毕业生还有解放初新沪学生地下党员、前徐汇区政协主席吴蔚英、全国劳动模范、著名的教育家钱梦龙( 48届),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委员陈高华(50届,北大历史系毕业。)、前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电影演员孙滨(51届)、新中国第一个批女飞行员之一的吴文珠(56届);前中央电视台总编辑兼副台长、撰稿《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潘汉年》等一系列大型纪录片的报告文学作家陈汉元(56届)、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西班牙文系主任、教育部评估专家组成员吕龙根(61届)、九十年代重庆市长(姓名我已忘);九十年代历任浙江省工商银行总行行长、上海市工商银行总行行长的沈若蕾(男,63届,我的对门老邻居、比我大三岁);电影演员陈鸿梅(75届);华师大教授、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著名语言学家林祥媚。现在的上海国际客运中心总经理王迟;以及前同济大学校长、现任的国务院科技部长万钢(最后两人为新沪中学老三届),等等,他们都是新沪中学的毕业生。其实,新沪中学培养出的出类拔萃的人才(包括许多海外成名的人士和著名企业家)远不止这些人。
据我所知,在老新沪中学担任过教师的最有名的就有梵文专家、泰戈尔的唯一中国弟子、英迪拉·甘地的同窗好友魏凤江,被誉为中印友谊的“民间大使、 四十年代英语专家丁浩霖,民国元老、著名学者、教育家蒋伯潜,曾任浙江文史馆研究员。励乃骥,民国元老,1926年就加入孙文主义学会,曾经历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院长,五十年代曾任过新沪中学数理教师,退休后又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郑保定老师,抗战时为盟军的翻译,参加过衡阳保卫战。后在桂林著名的美军援华空军“陈纳德飞虎队”司令部工作。经魏德曼推荐,他曾经带领一批飞行员赴美培训。同时,郑保定老师也是我校五、六十年代深受学生爱戴的顶级英语教师。
        1947年,新沪中学就有了第一名中共党员陈丽华,是她首先开始发展地下外围组织。至49年,新沪中学就有以吴蔚英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党支部(约20人,绝大多数为青年学生)进行秘密活动,并公开成立中共外围组织“新生社”,创办“新生报”,私下散发传单,传播革命思想,在黄树滋校长的庇护下,组织不断壮大。解放前夕,他们成立护校队,绘制上海北四川路详细地图,冒雨带领解放军迂回包围国民党军队。49年6月初,上海市军管会以舒文为军代表、覃英为组长,接管了京沪中学。届时四达路的“中正中学”并入京沪中学,于是,京沪中学更名为“新沪中学”。覃英成为新沪的第二任中共校长。(根据网上的回忆录,覃英是一个相当富有人情味、又相当民主的共产党员校长)但新沪中学的建制依然为私立中学。
       (二)
        1954年,原“私立前进中学”【注3】併入,此时我校已经成为拥有42个班级、学生人数达2590人的大型完全中学。1954年,新沪中学响应上海市教育局的号召,先后无私地调出两批优秀骨干教师支援解放后新建的高等院校,担任大学教师和教授。直至反右运动重创后,大批骨干教师被打成右派、历史反革命,师资力量才被严重摧残削弱,(下文将详述)高考升学率开始明显滑坡。解放前,新沪中学作为一所私立中学。在寸土如金的大上海,教学大楼之多、占地之大在私立中学中绝无仅有的。尤其是藏书量之多更是在上海虹口区各个中学中首屈一指,中学名师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新沪中学各科优秀师资济济一堂,阵容强大。故名声在外,新生来源好, 高一的录取比例大约为八、九取一,故高考成绩极为出色。解放后从1948年一直到1958年我校高考平均升学率高达98%,而且重点大学占其中的95%,是虹口区名副其实的名校。五、六十年代,新沪中学高中毕业生中考取医学院的百分比特别高。和现在不一样,当时考大学模式是文、理、工、医、农分开,每类要考六、七门学科,所以考医学类大学比较难。
         自然,当时新沪的学费比起公办中学也昂贵得多。(高中每学期60大洋、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级职员的月工资)记得解放初我三哥和表哥同时考进新沪中学,由于表哥家境不佳,读了半年,实在付不起学费,不得不转学到复兴中学。在今天的虹口区的中学生看来,这种事几乎是本末倒置。


         1925年,黄树滋从东京高等师大学毕业回国。黄树滋曾回家乡与其弟黄清野共同在祖宅创办免费农民夜校,教农民读书识字,甚受农民欢迎。解放初土改时,那些曾在农民夜校学习过老贫农仍念念不忘他们兄弟俩的这段感人义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树滋被迫离开省城,暂避他乡。1930年,黄树滋应经亨颐先生之聘,毅然返回家乡,不顾土匪绑架的风险,出任春晖中学校长,并且连任达五年之久,成为抗战前在春晖中学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黄树滋主持春晖中学校政,(春晖中学在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的名校)继承和发扬了春晖的优良传统,教育认真,师生融洽,学风民主,言论自由。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支持春晖师生积极投人抗日救亡斗争,触犯了国民党政府当局。
         1935年,浙江省教育厅指派省督学来校导演了一场“驱黄夺权”的闹剧,从而引发了由春晖师生和新旧校友联手的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连何香凝女士等许多名人也来函声援,终于迫使当局取消了接管方案。事后为平息这场风波,黄树滋主动提出了辞呈。
         汤恩伯自1926年从日本回国后投靠蒋介石,成了蒋的亲信嫡系,迅速发迹。在黄树滋任春晖校长期间,汤恩伯曾多次来信要他出去做官,均被他婉言谢绝。但黄树滋辞职以后,一家八口的生计日益艰难,在其妻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已给汤恩伯去信求职。汤恩伯不食前言,以礼相待,欲委以重任,但黄树滋不愿从政,他只想在部队中干些文化教育工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商定在南岳衡山创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由蒋介石任主任,汤恩伯和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汤恩伯委派黄树滋以教育长助理的机要室主任的职务先去筹备。黄树滋通过与叶剑英朝夕相处,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他曾利用自己的工作权限,为共产党的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所以,当叶剑英在离开南岳干训班时曾紧握黄树滋的手说:“ 你做的好事,我们全知道,共产党不会忘了你这个朋友,我们后会有期。”
         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由于黄树滋坚决要求重返浙江教育岗位,汤恩伯从上海办事处拨出上述的溧阳路地盘,以蒋经国的名义恳请他筹办京沪中学。1946年夏,由汤恩伯任董事长、黄树滋任校长的上海市私立京沪中学建成开学。当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黄树滋坚持开明办学的方针,多方延聘名师,培育良好校风,同时利用汤恩伯这块招牌,掩护和支持校内地下党员(包括中共地下党、高中生。他解放后任。)和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汤恩伯与黄树滋的关系也迅速恶化,直至最后彻底翻脸。就在上海临解放前的某一天,汤恩伯把黄树滋叫到他家中,掏出一把手枪往桌上一撂,恶狠狠地说:“我待你不薄,你为何总是给共产党说话? 现在我要你马上去台湾,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这时正好进来几个美国人和翻译,黄树滋只说了一句:“那就让我先回家去安排一下。”趁机急速溜出汤家。于是全家匆忙出走,转移到成都南路亲戚家的小楼避难。过了十几天,终于盼来了上海的解放。解放后,他离开上海京沪中学回浙江老家。应邀担任杭州市第四中学校长。1956年以浙江省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出席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一位真正与共产党长期精诚合作、同舟共济的民主人士。但是,“文化大革命”使黄树滋也难以逃脱这场巨大的劫难,与汤恩伯的特殊关系成为他永远无法说得清的历史罪状,终于使他于1970年饮恨而终。


       (三)
       从1960年至1966年,我的高、初中学生时代都就读于新沪中学。1977年我又回到母校,长期从教高中物理教学,历任十四届高三毕业班物理教师、教研组长、中层干部、民主党派(民进)支部主任、三届虹口区兼杨浦区物理高级教师资格评审委员。
        从1960年到2009年退休,从学生到教师,我就读于此、立业于此。前后时间延续达四十余年,在母校,我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目睹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母校原校址的拆毁和两次搬迁。以及2008年新沪中学的“无疾而终”。老新沪的一草一木对我如此亲切,年华流逝,往事如烟,一切仿佛电影般淡出。窗前灯下,凭着历历在目的记忆,我运用初级电脑水平画出了一张六十年代老新沪的学校平面图,供新沪中学校友参考,同时也作为一名66届高三中毕业生对母校“亡故”的祭奠,抚案沉思,感慨不已。
“红楼“为办公行政楼。红楼的一楼是总务处、团委、教导处、油印室、音乐教室、地理、历史办公室。二楼有五个大办公室,每个五十多平方米,大办公室都一律朝南、高敞明亮,每个办公室内部配有盥洗室,洗手池。三楼(加层)是五个教室。
        中大楼、南大楼皆为为解放前日本人所建西式洋房,两边有缓缓的坡道,轿车直接可以驶到楼门前,既方便、又避雨。此外有北大楼、中小楼四栋、北小楼、北后楼、南后楼、民后楼、校办工厂、木工间以及独立于教学大楼的化学实验室、民主棚大礼堂(一幢独特的纯毛竹结构的建筑物,上海仅此一座,面积很大,约可以坐十几个班级的学生)。
解放后,当时的新沪中学师资雄厚。听老教师告诉我,新沪还有多个高薪聘请的名师在新沪兼职,这些客座教师雇用黄包车来回奔波于各名校之间,被戏称为“黄包车先生”。教师的俸禄、待遇也自然相当优厚,直至五十年代末,教师的午餐仍旧沿行解放前的包桌制,教师不吃食堂,六人一桌,五菜一汤。中午下课,学生们常常看见四川路大饭店的几个伙计用扁担挑着热腾腾的饭菜大蒸笼,往教师食堂里送。据老教师说,那时,每天上班前,学校工友早已把办公室垃圾清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教师在办公桌上放上茶叶罐,那么,教师上班时,一杯热茶已经为你泡好了。六十年代,,新沪中学只有七八个工友,却管理着一大摊事,效率非常高。从打扫校园、办公室到张罗学生食堂、木工、电工、泥瓦、花木、修理、上下搬运等等,他们都非常敬业。比如木匠王岐山(有时加上一个临时工)就要负责全校两千多张课桌椅的修理工作。电工老丁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五十多岁,背有些驼,双手布满老茧,整天忙忙碌碌,里里外外一把手,我甚至于以为他是哑巴,因为他几乎像鱼一样极为寡言,但随叫随到。老教师都对他格外尊重和敬佩。我亲眼看见过他修理用电设备,居然从不关电闸,也不带手套而带电操作。据后来物理老师告诉我,他的厚厚的老茧是绝对保险的绝缘层,所以既安全,工作效率又高。78年我回新沪从教时,他早已退休十多年了,可老教师依然常常叨念着他的吃苦耐劳。
新沪中学中大楼,正对校门。南大楼延伸的后部是生物仪器室、阅览室兼舞厅、庞大的图书馆。南大楼楼前那棵广玉兰树由于缺乏管理,已经营养不良。中学时代,它极其茂盛,落下的花瓣比手掌还大。
        新沪中学本部不但占地三十五亩,还有一个面积达十四亩的校外操场,处于离开总校约一百多米的宝安路边,面积三万多平方米,因此学校总面积加起来相当于当时两个复兴中学的面积。看门人兼体育器械管理员是个山东人,我们称呼他老刘,长脸、额头上都是一排排皱纹,满脸胡子拉杂,他相当负责而且严厉得不留情面,经常骂骂咧咧的忙碌着收拾被人乱扔的器械。所以,年轻的体育教师和调皮的学生都害怕他。
       大操场边有一个室内体操棚,三百五十米跑道、三个排球场、三个篮球场、田径、沙坑场地。西北、东北角各有一个国民党时代阴森森的钢筋水泥大地堡,一个上半截已经炸毁,另一个里面黑洞洞的。暑假期间,一下雨,除了操场跑道,百草疯长,几乎齐膝高,一片片青翠翠的巨大草地,虫吟蛙鸣,生机盎然。由于我家就住在新沪操场对面,从小就常常去那里捉蚱蜢、蟋蟀,捕知了,捞蝌蚪。新沪大操场是我和小伙伴们童趣的乐园。迁校前后,外操场一再被蚕食,最终被剥夺。外操场旧址根据教育局规划建成后来的两座学校,即溧阳中学和宝安路小学。
解放前后,新沪中学的排球队与棒球队在全市中学中非常有名,屡屡夺冠。直1956前我校男、女排球、男子篮球一直雄踞虹口区冠、亚军宝座。优秀的棒球、排球教练还有朱光汉、董健(女)、林秀峰等(男,韩国籍,他在改革开放后回韩国,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关于他在韩国奥运会上热心做中文翻译义工的报道。)我们学校有一位体育教师郭启达老师(我的隔壁邻居),是旧上海很有名气的棒球教练,曾经当过孙科的陪练。郭启达老师被打为右派后,开除教籍,削职为普通员工。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后,政治形势稍微开放,他的一位学生(已经是香港大商人)来沪看望恩师,请他吃饭、还请他去打羽毛球。球场上,年近六十的郭老师也许百感交集,过于激动,突发心脏病,当场救治不及去世。在我的印象中郭启达老师是我们弄堂里出名的好好先生,谦谦君子,一家三代人都非常有教养。他怎么可能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对此,我至今始终无法启动自己的想象。
老一辈教师告诉我,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新沪中学民主党派成员极多,占教师、、总人数30%以上,民盟、民建、民进、民革、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几乎包括所有的民主党派支部,是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大鸣大放时,一大批资深的优秀教师纷纷抨击共产党员校长陆鼎丰根本不懂教育,属于“外行领导内行”,致使新沪中学的教学质量滑坡、高考升学率逐年下降,影响了名牌中学的声誉。
        于是,当时一大批对教育现状焦虑不堪的民主党派教师大胆提出主张:把南大楼一块(约三分之一地盘)划地而治,由他们来管理,实行“一校两制”。用事实来比一比,看看到底谁治校的教学质量高,可谓政治上极为幼稚。正如中共已故开国元老王某所坦言的:“老子挖的坑,怎么能让你来拉屎!?”
       反右后期,这种与党“分庭抗礼”的主张自然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反右运动结束,开始收网抓鱼,新沪中学里“揪出”的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的数量之多在上海的中学中名列第一,成为反右斗争中的“重灾区”,与另一个“重灾区”复旦大学一样高居榜首,在当时是路人皆知的。于是,反右运动清算时,大批教师或戴帽、或开除教籍、或入狱、或押送外地劳动改造、或沦为打杂的工务员。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那个年代,只要党支部书记签字,公安部门就轻易可以将一名员工以某种罪名拘押起来,甚至劳教。当时,“右派”竟然占教师总数四分之一,共计三十余人,几乎都是民主党派成员,(还不包括所谓“历史反革命”)。其中包括知名的大右派罗海沙(民革负责人)以及黄寿同(新沪中学工会主席)、徐则文等人。(民盟负责人,因为他的“右派”言论加上解放前入过三青团,就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判刑三年,发配甘肃劳改三年。徐则文至今健在,曾经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新沪中学‘反右’纪实》一文。)据他在《纪实》中说,尤其可笑的是:在当时“为党整风”辩论会上的张世琳老师(女)仅仅是大会主持人,甚至连一句“右倾”的话也没说过,后期居然也一起被划为“右派”,蒙受莫名之灾,真是可笑而可悲。无异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反右往事不堪回首。同学勾文海曾经告诉我,在号召“百家争鸣、为党整风”前期,她的母亲赵克文(也是新沪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既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上台发言。于是教导主任王康德(党干部)特别找她促膝谈心,进行动员:“你也是老教师哦,,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也有不少委屈嘛。谈出来为党整风嘛,大家都有责任敞开心扉,希望你说说心里话,不要有顾虑嘛。”语气恳切、目光和蔼,充满了“期待”。而他母亲却警觉性很强,以各种理由婉言推辞,故没有轻易上当,侥幸逃过了一劫。而他的父亲(民盟、九三学社骨干、市府高级干部)却在市府慷慨陈词,对我国高中数学教材中全盘照搬苏联教材提出质疑,包括不同意删去高中教材中“解析几何”部分等。于是,运动后期他被带帽右派并且受到民盟严重警告处分。
        英国诗人拜伦说:“他们经过千辛万苦达到了陆地,或许会发现那陆地原来是一块礁岩。”而对所谓的右派分子而言,他们直言不讳地“帮助党整风”后发现的恐怕不是什么礁岩,而是一个大大的捕兽夹。由于“右派分子”多数为教学骨干和名师,使新沪中学的师资队伍受到致命性的打击,教学质量一落千丈,沦为二、三流中学。
        俱往矣,政权未立之前,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百般笼络。可政权初立没几年,就立即翻脸,六亲不认,甚至横加迫害。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不让你分辩解释,却让你不断地自我羞辱,即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外国人形象化地称之为“洗脑”。)哄你开口,名曰:“为党洗脸、帮助党整风”。嗣后,又罗织罪名,说你是阴谋,他却是阳谋,即所谓的“反右运动”。纯粹是六十年代版的大型“钓鱼执法”。呜呼,独裁之下,安有公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记得我在62年读初二时,教我们班的几何老师姚祖焕先生就是劳教后侥幸回校的“右派分子”,做人低调,但教学风格严谨,水平尤其了得。初中几何相当难教,但是他的教学思路清晰,语言简练。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师德的老教师,在养成初中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方面诲人不倦,并迅速地提高了我们的逻辑分析能力。单单他上课的板书就令人惊叹不已, 脸盆大的圆,他拿起粉笔一挥而就,从来不用圆规。但他只配教初二,当时,这已是属于相当“宽宏”的安排了。
       (四)
       张诚一老师是一位慈眉善目,脸颊白皙,温文尔雅的人。而且,在我学生时代和回新沪任教的漫长岁月中,在我印象中的张诚一老师始终是一个低调、谨慎、勤勤恳恳的教导处职员,他奉命书写的教导处通知(无论是钢笔字还是毛笔字)都是可以临摹的标准行楷,书法极有根底。后来我才知道他曾经在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革去教籍,才沦为普通职员。我也亲眼看到他在六十年代曾经成功地培养出一支庞大的新沪中学民乐队。(那时我正在新沪中学念初中,听过这个乐队演奏的“金蛇狂舞”、“旱天雷”、“紫竹调”等难度颇大的名曲)现在,我又在网上看到67届的校友们对他众口一词的称赞,他们的回忆文章中说他是一位循循善诱、才华横溢的音乐老师。摘录如下:
“我跟张老师学的是二胡,由于这一类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大多数也都是某一门课的任课老师。因而有一天学琴,我曾问张老师教哪个班、哪一门课?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但仍然很温和地回答说:“ 我是犯过错误的人,暂时还不能给同学们上课 ”。我的心一惊,隐隐产生一种同情。”“…也许领导(施纫秋校长)觉得只让他在总务处打杂实在可惜,由他来组建指导这个课余文艺团体确是‘慧眼识珠’。民族乐器的‘十八般武艺’,张老师真是样样‘来事’,而琵琶是他的最爱。他独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 使我们所有的乐团队员大为倾倒…”
但万万没有想到,另一场更大的浩劫很快就会接踵而至,他又重新沦为政治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长期对共产党绝对信任和抱有殷切希望的知识分子,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否则,就不会由于真诚对共产党“进言”而成为右派分子,这真是一段可悲的历史悖论。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2000年,已经退休多年、年近八十的张诚一老师竟然又向党支部递上第N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使得党支部颇为难堪、举棋不定。以至于党支部书记曾经专为此事找我这个民主党派干部征求看法(我当时也可以算“老新沪”了),使我们这些比他小一辈的教师大为诧异,深感这位受过几十年委屈的张老师在政治上超乎想象的执着,这样的大好人恐怕连“史记”中也绝无仅有。
        据67届校友说,六十年代的新沪中学校徽的题字是他的墨宝,但我看完全不像他的端庄凝重的书法风格。也有许多人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名师张友白的手迹。依我看从政治角度推断,两人题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只不过是如今新沪老校友们对恩师崇敬而产生的美好猜测而已。因为,无论他们两人的书法水平在新沪中学如何出类拔萃,共产党的中学怎么可能让右派分子来题写校徽呢?果然,据我最近多方了解才弄清,题写校徽的乃是当时新沪中学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翻云覆雨的姓应的大人物,本文避讳,不屑于提起任何政治运动健将。
我们的体育老师朱光汉,体育教研组长兼校排球队教练,身体壮实,古铜色的肤色,目光炯炯逼人,俨然一位武将的形象。然而他的书法底蕴不浅,也写得一手好字。他对学生的严厉在新沪中学是出了名的。记得一次,由于我们在体育课上“引体向上”做得不认真,他罚我们在单杠上吊了五分钟,引得同学哈哈大笑。1978年,我回到母校老新沪任教,居然发现他依然没有被“解放”,(他解放前曾经担任“前进中学”总务主任,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密切。文化革命中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还在干扫地、冲厕所的清洁工。十多年的老同事都对他形同陌路人一样,从不打招呼。世态炎凉,莫过此。
       当我一眼认出他时,忍不住一阵悲凉。偷偷把他拉到中大楼后面一个阴暗的甬道里,紧紧地握住他戴着工作手套的右手,轻轻地安慰他“保重。”他穿着一件旧兮兮的工作服,拎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桶,却一句话也不说,木木地看着我,全然没有了当年豪爽的风度。我常常私下诧异,为什么那个时代人的形象往往会有那么大的落差,今为座上客,明为阶下囚。形同冰火两重天。(注:直到八十年代初朱光汉老师才被“解放”)


        但是反右运动之后,我校仍有不少“硕果仅存”的优秀教师。如化学二级教师尹凤玉和毛天锡、(内行人都知道当时的二级教师相当于现在的特级教师,整个虹口区没几个人。)此外还有数学教师张友白(脱帽右派)、浦新墨(脱帽右派),语文老师纪民、谢寅生、林得连、胡秉诚,化学教师许经,物理老师许怿和,黄益治,生物老师徐蕴玉,以及培养出不少高足的美术老师黄昌元、外语老师郑保定(脱帽右派)、体育老师朱光汉、林秀峰、和蔼可亲的音乐老师祁屹、张诚一老师(脱帽右派)以及初中的优秀教师如:郑士俊、诸阿鑫、关锡鸿、陆秀君、张象碧、章云裳、胡俊声、陈昭华以及如慈母般的语文艾侠老师。他(她)们中的许多人至今健在。(请谅解,限于当时我是中学生,仅仅根据个人的依稀记忆,所以,我可能会遗漏许多优秀的老教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新沪中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百分之七十的老师“ 靠边站 ”甚至遭到批斗,一些优秀的老教师纷纷受到种种攻击、迫害、凌辱。而老教师林得连、郑保定、毛天锡、董健、朱光汉、校长施纫秋以及张振华等人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批斗形式包括抄家、戴高帽子、游校示众、让他们集体站在北小楼平台上挂牌子进行全校批斗、甚至剃“阴阳头”(如徐水仙等)。尤为不可思议的是董健老师家的四、五只宠物猫被红卫兵一一处死、悬挂示众,使她痛不欲生。高二年级一位语文老师(据说是唐学增老师)因为曾经留法而被抄家,他藏起书房钥匙,甚至跪在红卫兵面前求饶,但根本挡不住抄家风的洪流,最终他的大量珍贵藏书依然被当场在弄堂里付之一炬。张友白老师绝望地自杀了,毛天锡、校长施纫秋等人被长期“隔离审查”几年后忍辱抱病而死。
文化大革命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社会上有一套七、八本的名气很响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例题、难题的解释相当详尽,极易自学速成。被当时的老三届和应届高中生毕业生奉为高考复习的“圣经”。而且市面上此书经常脱销。甚至连当时“参考消息”报的欧美报道中,都有对这套优秀丛书的特色大加赞扬的评论。当时,老教师关锡鸿指着该书的编委名单,如数家珍地一一告诉我,其中有六、七位都是反右前后出自老新沪中学的名师。他们都是上海和各地大学的教授或学科专家。
         新沪中学的生物标本室是我学生时代印象极深的地方,它在南大楼侧面有一条单独的入口阶梯。我当学生时,曾经为生物老师搬过几次生物标本。目睹其规模之大,简直是个小型生物博物馆,共两、三层,而且光线昏暗的室内装潢考究。一进门,就觉得阴森恐怖,神秘莫测。顺着铺有地毯的深红色精致楼梯盘旋而上,至少能看到两具真正的人体骷髅骨架站在那里凝视着你,使人毛骨悚然。还有珍贵的金丝猴、小熊猫、猞猁标本、以及数以千计的动植物标本、模型。尤其是浸在福尔马林玻璃瓶里的许多正常和畸形的胎、幼儿标本,常常使我看得流连忘返。这些都是第一任校长黄树滋创立私立中学时不惜工本购置的,即使与公办的各中学相比也堪称颇具规模、相当豪华。经过两次迁校,上交给虹口区教育局的教具已经无法计算。
北大楼和北小楼之间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型水泥旧建筑,厚铁门终年紧锁,从来没人进去过。这是1945年前日本人所造的钢骨水泥地道的入口,据老教师说,下面的地道宽四米、两辆双斗摩托车可以并排行驶,地道长达三公里以上,直通日本宪兵司令部。(即今天四川北路、黄渡路口、“天兴”百货商场对面一排灰色大楼,抗战后曾经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
文革前期,幕后拼命抛出教师档案“黑材料”并暗中的操纵者就是党支部下的档案材料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天下大乱,于是,连迫害教师的人也开始“受迫害”了,包括某些领导者。总之,历次政治运动如同宇宙“黑洞”的漩涡,卷进去的不仅仅是千万冤屈受难者,也包括少数劣迹斑斑的历史罪人。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宣队进驻新沪中学,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教育领导舞台。那时的新沪中学的校长(当时称为学校“革委会”主任)就是上海力车胎厂的造反派头头,至于他们如何治校,那就更加不值得我在这里无端地浪费笔墨了。
         新沪中学教室的数量之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出过名的。七十年代,正值青少年人口高峰期,初中入学人数猛增,为了容纳众多学生,教育局要求新沪中学大规模增加招生班级数目。新沪中学也采用了其它中学一样的方法:上课班级是两班倒,一半班级的学生上“早班”,下午两点钟放学。另一半上“下午班”。于是,新沪中学一下子竟然扩充到108个教学班。这也是中国式的创新。当时有人戏称,新沪中学成了亚洲第一大中学,此言并不为过,可见当年新沪中学教室数量之多。
1978年我回校任教高三物理时,单单七七届高三年级(当时安排在宝安路新沪分校,即后来的宝安路小学)就有十八个班级。由于文革后早就取消了入学考试,入学新生完全按街道分块划分,所以,学生之间的文化基础相差极为悬殊,以至于高三毕业考试的试卷中竟有三分之一内容考小学文化知识,其中有一道数学填空题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中国人口有6亿,6后面有( )个0。 ”
由于百分之四十的学生来自像东交通路、梧州路一带的棚户贫民区,他们从小就不会说上海话。有几个班主任为了便于平时与同学交流,练就了一口字正腔圆的苏北话。尤其是杨其杰、吴忠民、刘寿保老师,在办公室里经常教那些一点儿也不懂苏北话的男女老师,他们的“业余培训”既生动又幽默,常常引得老师们捧腹大笑,可他们自己一点不笑,标准的冷面逗哏。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至今我模仿苏北方言依然NNOU.。尤其是十八班(双差生班)教室里满墙的痰迹、足球印和涂鸦,学生说清一色的铿锵苏北话,老师上课必须用苏北普通话授课,否则学生们会齐声大叫:“听不懂!”这个班的班主任、任课老师都是治班能人,然而,班主任挑选班长不得不启用学生中“道行最深”的江湖能人,否则根本“镇”不住十八班的英雄好汉们。(我这里丝毫没有褒贬苏北人的意思,但确实是真实历史的重述。)
        (五)
         八十年代,由于新沪中学地处四平路、溧阳路口的黄金地段,成为地产商馋涎欲滴的一块肥肉。 1985年,虹口教育局完全出于经济考虑,声称校址将用于“外商开发”,指令新沪中学尽快搬迁。老教师闻讯后,有的甚至潸然泪下,他们几次联名申诉教育局未果。于是,新沪中学高中部搬迁至延风中学旧址的局促之地苟延残喘。(面积仅不到十亩地)而初中部被解散,许多骨干教师如王频、熊圆明、李梦麟、周建勋、吴忠民等被分配或自谋出路到四川、广灵、长风、溧阳等几所初级中学,老新沪从此名存实亡。
期间,即将退休的虹口区人大主任某女士为了老新沪地块的房产买卖洽谈、频频往来于香港、新加坡之间三、四次。(八十年代,能够出一次国那是风光无限的美差。尤其是按当时出国条例,每次回国能够带回一、两件外国大型电器,如电视机、冰箱等。而国内当时是要凭大量外汇券供应的,不但价钱贵,还得要有“路子”。)但旧校址地产买卖几度落空,多次搁浅或易手,一会儿听说是卖给新加坡地产商,一会儿又说正在与法国人谈判。十几幢楼统统拆光了,地基也挖了,可是造房却遥遥无期。大片空地闲置长达近十年之久,成为超级的“ 烂尾工程 ”。老新沪旧址上只见一大片黄土、荒草以及一堆堆臭烘烘的垃圾山,还有几个面积达一百平方米的深坑水窪,引得大量蚊虫滋生。夏天一到,周围居民(包括宝安路上我的家)晚上睡觉被叮得苦不堪言。我想,假如老新沪中学的地产属于私人所有,一拖十多年,早就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宣布破产了。而在当时则司空见惯。叫你搬就得搬,如果抗命,连校长也得撤职。我相信,这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在其他国家必然会遭到公众的弹劾和问责。
        老新沪中学在拆除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大楼、南大楼一楼地板下的通风夹层在解放前日本人建造时曾经不惜工本地使用了大量十几米长、横截面大如月饼盒的优质进口美国红松,(我亲眼所见)经历四十年,木料笔直,丝毫没有变形,木质也完好如初。拆房承包商因此而大发横财。更不用说几棵非常值钱的高达几层楼的雪松、广玉兰树等等至今无人知晓其下落。
         据说,单单是承包拆除中大楼和南大楼的楼梯铜嵌条的个体户几个月内就一下子成了“万元户”,请读者注意,那时上海人均工资不到百元。八十年代初的“万元户”,那绝对是暴富的代名词。最近,前港督彭定康说:“中国的威胁,不是它的廉价商品,而是消灭了民主的致富方式。”这番话令人久久玩味。
遥遥十年之后,终于建成所谓的“喜临门”大酒家以及周围的豪宅。
         至今,许多新沪老教师每次经过此地都唏嘘不已。有时晚上,我经过此地,只见夜色中这座几十层楼豪华大酒家的客房窗户灯火寥若晨星。显然,大酒家的入住客房率不到5% ,经济效益从何谈起。
名校老新沪在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这座高耸的建筑物宛如老新沪的墓碑一样凄然屹立在溧阳路、四平路口上。国外有问责制,但老新沪中学地块的房地产买卖的不民主、不透明内幕却被长期“和谐”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还原老新沪易址买卖的历史真相。
        自从1985年新沪中学迁校到地处四平路桥下的天宝路后销声匿迹,(即原“延风中学”旧址,仅不到10亩地,而且地处于棚户区中。),改名为“新沪高级中学”,老新沪中学在虹口区居民的视野中消失,甚至许多不知情的市民误以为新沪中学已经解散。不言而喻,从此以后,新沪中学的高一新生的入学分数线自然是一落千丈,学生质量也今非昔比,自此进入“第四世界”。
1988年,教育局作为安抚,新沪中学高中部又奉命第二次搬迁。从天宝路搬到地处虹口区东北角、当时相当偏远的密云路,占地也仅十八亩。(1988年最后的新沪中学校址:密云路481号)新校舍的设计原来是建造一所初中学校校舍的规模,根本不是为新沪中学专门建造的,所以教室数量少、空间又小,而且当时没有大礼堂,操场面积倨促。(由于教学活动难以展开,后来又建造了一所四层大楼,顶楼为大礼堂)至于高考升学率,则始终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低谷中徘徊。然而在九十年代,新沪中学作为市级“依法治校”示范性学校的大名却在其他中学的校长当中被作为饭后茶余的美谈。
        2002年,在最后一任由安徽引进的民主党派校长杨明棣担纲下,由于他不媚上,重才而务实,推行重奖高考绩优教师等一系列措施,新沪中学的高考升学率迅速飙升,连续四、五年达到90%以上的高考升学率(本科生在40%上下),能够把学习基础一般、能力平平的学生拔升到这样的高校录取率,这真是连内行人也看不懂的变化。搞中学教育的人都明白,我们这类学校的脱颖而出,全体教师付出的心血、精力、时间和艰难远远大于那些重点中学的老师。记得九十年代几次上海市物理竞赛决赛,我辅导的学生获得市二、三等奖的有八、九名,还有一名获得一等奖。 2005年,虹口区高考模拟考,我执教的高三(8)班的物理平均分超过两所区重点中学,使区物理教研员大为惊讶,坚持要我上台介绍教学经验。
但是,新沪中学最后几年的高考教绩的”振兴”,犹如老人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以后两年,新的党支部书记上任,(她是74届初中毕业生、是由居委会干部提拔上来的政工干部。每次与她一起听课、评课时,我惊讶地发现,她对高中的数理化基本常识居然一窍不通。)由于她和属下们旷日持久的上告、折腾、冲突后,校长责任制的一元化领导摇摇欲坠。(他们指责的主要罪名是:校长竭力排斥党的领导。)教育局最后庄严决定,一了百了,新沪中学解散,并入钟山中学。原校长、党支部书记调出新沪,另行安排。2008年,新沪中学消失了。
面对新沪的再次沉沦,在学校拆併之前半年,我几乎是绝望地离开了几十年不舍得离开的母校,被聘请到占地180亩的“上海外国语实验中学”任教物理,兼任科研室主任、培训新教师。当时胡锦涛的弟弟、复兴中学刚退休的校长胡锦星担任该校校长。尽管学校设施相当现代化、且享受高薪,董事长和校长也极为器重我,学生们又特别喜欢我的物理课。但我依然牵挂着我母校的命运,遥闻着它临终前的呻吟。(如图:我沉浸在上外实验中学学生的爱戴中,暂时忘却了种种哀思和回忆。)
        半年后,新沪中学有将近一半教师面临自谋出路、被动员提前退休或转校,剩下的教师併入钟山中学。同年,移交校产,我校依然有不少珍品尚存。除了大批诸如“四库全书”之类的珍贵典籍和大量仪器之外,余下相当多陈旧的书籍、画册统统被堆积在两间教室的地板上。钟山中学领导决定,任人选购,一律五毛一本,捷足先登者收获颇丰,一些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古旧书、画册、书法拓本、辞典等等被抢购一空。听说,其中有一本陈旧的摄影画册,内容都是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公审枪毙地主的现场摄影集,被一位独具慧眼的老师买走。据我估计,这种极其罕见的史料在古董市场上转手肯定能卖上千元。听说,在接收新沪“遗产”时,有一具金丝猴标本有些霉变,那位无知的钟山中学校长L居然打算扔掉。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新沪中学终于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了。
        一所学校就像一艘巨轮,要建造好这艘船,并使它尽善尽美,不知道需要花费多么巨大的财力、精力和岁月的磨砺,而且还必须有一位好船长,才能绕开暗礁、冰山,乘风破浪。( 可惜,在新沪中学的历史上能够留下浓墨重彩的称职校长屈指可数。) 但是,要让这艘“泰坦尼克号”迅速沉没却易如反掌。罪过啊,毁掉的是几代人的心血。
         老新沪中学的两次搬迁,历尽磨难,直至最后死亡。它由兴盛而衰亡的历史在中国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我是目前唯一既就读于新沪中学七年,(包括文革一年)又在母校执教几十年的亲历者,目睹母校的兴衰存亡,披露这段历史,义不容辞。真实地还原新沪史实,是我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一件我认为功德无量的善事。
        鲁迅先生说过:“ 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的人物。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破坏。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但没有谁会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的,就是一样的道理。” 本文根本不屑于描画那些在新沪中学历史上相继粉墨登场的政客和小人,如反右运动中运筹帷幄的幕后人物、文化大革命中众多“ 英雄豪杰 ”、以及新沪中学寿终正寝前最后几年里、上下折腾、唯恐天下不乱的一批跳梁小丑等。道理同上。


【注1】:黄树滋,1897年出生于上虞丰惠镇蒲湾村的书香世家。1921年以公费出国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大学。在校学习期间,结识了当时在学校附近以经营小饭铺为生的浙江同乡汤恩伯。当时汤恩伯正在设法进陆军士官学校,黄树滋的慷慨解囊相助使汤恩伯感激不尽,一再表示:将来若有出头之日定当报答厚恩。当然,黄树滋的这一义举,并不是为了日后图报,而纯粹出于对同乡的同情。
【注2】:春晖中学是中国三十年代的名校,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许多名人曾经任教于此所中学。该校居然还能不定期地邀请到当时社会各界名流,如蔡元培、张闻天、叶圣陶、胡愈之、黄炎培、陈望道、黎锦晖、俞平伯、吴稚晖、何香凝、廖承志、柳亚子、张大千、黄宾虹等都前来考察和讲学。大导演谢晋、泰戈尔的门生魏风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作家黄源、哈佛大学教授石雨江等许多名人的高中时代皆毕业于此校。)
【注3】:“前进中学”是由《前线日报》总编辑、著名作家曹聚仁先生创立,并担任前进中学校长。期间,他不受学校分文酬劳,这种清廉耿介情操在物欲横流的现在更加令人肃然起敬。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军管会通知,将没收前进中学校产,幸经曹聚仁偕同教务和总务主任前往军管会说明,始获允许于暑假迁出,另租房舍。不久曹聚仁离校移居香港,后来曹聚仁又为两岸国共秘密和谈多次奔波,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台湾方面对和谈失去信心为止。他被誉为“国共密使”。
【注】:陆鼎丰,解放前是苏南游击队干部,他担任新沪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长达十多年。我的印象中,每次全校大会上他的发言总是“形势一片大好”,“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说教空洞,冗长乏味,毫无文采可言。而且一口浓重的崇明普通话,说话错别字特多。比如, 我读新沪中学六年,他在历次大会上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读成“核化诈”,从来没有改正过,当然也没有人敢于纠正他。最近听说,他早已随女儿移居美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享受了多年社会福利之后,前几年因老年痴呆症去世。)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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