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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阳:“两个文革”说与196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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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革”说与1967年“811”
陈一阳

今天,又是“811 ”。

两天前,看到共识网 2013/8/9发表钱理群先生一篇《毛泽东新评》文章,讲到“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 “民间思想村落”为中心的民间思潮的空前活跃”:

——当时以林彪外逃为标志,形成了文革巨大的社会舆精神危机,所有人都觉得,文革难以为继,中国需要一个转机。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一个思考的中心。民间思想者对此作出了不同回答,大体上提出了未来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的路向。一是以陈尔晋、徐水良为代表,要求推进以“防止官僚特权,保障劳动者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二是以李一哲。卢叔宁为代表,以推进民主、法治和启蒙作为中国的出路;三是以顾凖、张木生、陈一谘、王申酉唯代表,主张以发展生产力唯第一要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民间思想的设想,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所提出的民生、法治、启蒙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不同程度上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所接受,事实上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确实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他们是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但作进一步考察,也不难发现,民间思想者许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思想和要求,如李一哲、卢叔宁所提出的“民主宪法”,卢叔宁所强调的“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中心的启蒙理想,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启蒙运动中事实上都是被忽略了。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民间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份,即陈尔晋等所提出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实上被搁置了,民间思想者在这方面提供的宝贵的批判资源,也完全被强迫遗忘,这些思想先驱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令人叹息。而这样的搁置于遗忘的结果,就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当年早已经提出的特权阶级和劳动者的权利问题,都更加突出且严重,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这里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是足以使我们警醒与深思的。

钱理群先生所说的“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也就是徐友渔先生所专门研究过的“两个文革”说。
共识网2011年10月18日发表徐友渔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所在关于“两个文革”说的发言稿。徐友渔先生说:

——所谓“两个文革”说,就是这么一种主张,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只有毛泽东发动的那个文化革命,就是官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文革,那个文革是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所谓的革命路线或者要打倒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这个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文革,大家概念中就有这么一个文革。“两个文革”说主张,除了这么一个文革,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

——在文革研究有林林总总那么多文献、那么多观点、那么多流派的情况之下,我根据己的研究,认为“两个文革”说可能是文革研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可以和这个问题相提并论。我甚至觉得第二个问题的研究理论成果还不如这一个,所以,“两个文革”说应该是文化革命研究里最重要的话题,或者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是第一点。
——但我今天除了谈理论之外,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两个文革”说在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呢?大概可以这么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文革的否定可能是达到了最高潮,那些想说文革好话的人是最没有市场的时候。但是随着90年代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起来以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文革说好话的思潮就越来越升温
——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的很多说法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中国现在并不是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对于处理社会不公正问题,对于变革中国社会是没有太多的想法的,没有外面的信息和借鉴,但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深入人心,所以他们在看待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上,看待这种贪污腐败特权问题上,看待未来中国应该怎么变革的问题上,他们受文革的影响超过所有的西方理论,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中,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最深入人心的,人们最习惯的思维方式还是文革的思维方式。他们在考虑自己行为的时候,文革的行为模式,比如“打倒贪官污吏、走资派”,“大民主”等等方式,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这些东西最相关的就是跟“两个文革”说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了解这个学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文革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幽灵,而是现实生活中影响甚至支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了。我觉得,了解文化大革命对现在的影响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考证的结果就是,最早的是王希哲在1981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篇论文里提出两个文革的学说,首次提出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跟毛泽东想打倒政敌的文革是相对立的。我介绍一下王希哲这个人,1974年的时候,文化革命的异端思潮里最重要的一篇大字报叫做《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广东三个人写的叫做“李一哲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个作者每个人用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李”就是李正天,后来是广东美院的教授,“一”是陈一阳,是一个干部,广东省电台的干部,“哲”就是王希哲。我研究文革专门采访过这几个作者,【一阳注:徐友渔先生其实并未采访过我,他所采访过的“一个广东省电台干部”误以为是我、其实应该是郭鸿志先生】

钱理群先生和徐友渔先生在以上文字都提到了“李一哲“。作为“李一哲”之“一”,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相关评论。钱理群先生所说的文革后期出现的“民间思潮”或徐友渔先生所说的“两个文革”说,我想有必要作一点补充说明:那就是——1967年“811“。

1967年“8-11”,对于我以及广州十七中许多同学,是人生一大拐点——甚至可以说,没有“八一一”,就没有后来的“李一哲”。当时,我写过一首诗:

心事茫茫茫茫然,独上云山对苍天。
长歌当哭安魂曲,大笔难书殇神篇。
放潮汹涌百三峡,纵马驰骋加万鞭。
英魂忽问欲何往?北斗茫茫我何言?!

1967年7、8月间,当时在全国文革出现普遍“武斗”的大背景之下,8月11日,那天,我们广州十七中一批同学,因为听说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先生在白云机场被“绑架”,开车前往营救,途经东风路时,遭到对立派的伏击,打死5人、打伤十多人。因为王希哲也中了一枪,需要住院治疗,所以,他委托我全权负责善后——我那年20岁,在勉为其难处理了方方面面许多事情之后,我亲手把那5位比我都还小。最小才15岁的遇难同学的遗体推进火化炉的场景,实在难以言说而一辈子刻骨铭心。

我们当时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文革”为什么普遍出现那么两大派、两大派之间为什么出现这样你死我活的武斗?——我们开始“超越派性”,1967“811”之后才一个多月,我们广州十七中两大派就实现了“大联合”,那时,“主义兵”请“井冈山“看《红卫兵万岁》,“井冈山”请“主义兵”看《红卫兵战歌》,成为一时佳话。我们在学校里,也开始形成自觉读书学习思考讨论的风气和习惯,在上山下乡之后直到现在退休之后,在不少同学之间还仍然保持着这样的风气和习惯。
——可以说从1967“811”那一刻开始,我们开始了对文革的思考与研究。

今天,四十六年之后的“811”,我们60多老同学在“知青园”相聚。有同学说起现实存在的各种思潮和新派别的严重对立,我说,有不同的思想、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不同派别,我们应该看作是正常的社会现象,问题在于不同思想不同派别要学会互相尊重,共和相处,要学会如何理性交流,而不至于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避免出现文革那样镇压异端的“宗教裁判所”——中国应该成为文明的健康的社会。

又记:在聚会时,罗斯明同学说起他最近正为苏东坡题写“六榕”的故事创作的雕塑,我说,多年以前,我写过一首诗,就有关这个故事。他要我写给他作参考,

七律——六榕寺
多少宏图多少梦,人间从不少英雄。
高僧几个云天外,名士大都雾水中。
闲坐榕阴享小觉,兴登塔顶沐长风。
大江东去意犹在,何事东坡题“六榕”?

2013/8/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fa3bc10101f3r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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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font-size: 12pt,12pt]2013/8/11“两个文革”说与1967年“811”
陈一阳

今天,又是“811 ”。

两天前,看到共识网 2013/8/9发表钱理群先生一篇《毛泽东新评》文章,讲到“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 “民间思想村落”为中心的民间思潮的空前活跃”:

——当时以林彪外逃为标志,形成了文革巨大的社会舆精神危机,所有人都觉得,文革难以为继,中国需要一个转机。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一个思考的中心。民间思想者对此作出了不同回答,大体上提出了未来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的路向。一是以陈尔晋、徐水良为代表,要求推进以“防止官僚特权,保障劳动者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二是以李一哲。卢叔宁为代表,以推进民主、法治和启蒙作为中国的出路;三是以顾凖、张木生、陈一谘、王申酉唯代表,主张以发展生产力唯第一要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民间思想的设想,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所提出的民生、法治、启蒙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不同程度上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所接受,事实上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确实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他们是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但作进一步考察,也不难发现,民间思想者许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思想和要求,如李一哲、卢叔宁所提出的“民主宪法”,卢叔宁所强调的“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中心的启蒙理想,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启蒙运动中事实上都是被忽略了。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民间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份,即陈尔晋等所提出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实上被搁置了,民间思想者在这方面提供的宝贵的批判资源,也完全被强迫遗忘,这些思想先驱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令人叹息。而这样的搁置于遗忘的结果,就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当年早已经提出的特权阶级和劳动者的权利问题,都更加突出且严重,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这里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是足以使我们警醒与深思的。

钱理群先生所说的“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也就是徐友渔先生所专门研究过的“两个文革”说。
共识网2011年10月18日发表徐友渔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所在关于“两个文革”说的发言稿。徐友渔先生说:

——所谓“两个文革”说,就是这么一种主张,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只有毛泽东发动的那个文化革命,就是官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文革,那个文革是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所谓的革命路线或者要打倒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这个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文革,大家概念中就有这么一个文革。“两个文革”说主张,除了这么一个文革,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

——在文革研究有林林总总那么多文献、那么多观点、那么多流派的情况之下,我根据己的研究,认为“两个文革”说可能是文革研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可以和这个问题相提并论。我甚至觉得第二个问题的研究理论成果还不如这一个,所以,“两个文革”说应该是文化革命研究里最重要的话题,或者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是第一点。
——但我今天除了谈理论之外,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两个文革”说在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呢?大概可以这么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文革的否定可能是达到了最高潮,那些想说文革好话的人是最没有市场的时候。但是随着90年代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起来以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文革说好话的思潮就越来越升温
——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的很多说法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中国现在并不是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对于处理社会不公正问题,对于变革中国社会是没有太多的想法的,没有外面的信息和借鉴,但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深入人心,所以他们在看待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上,看待这种贪污腐败特权问题上,看待未来中国应该怎么变革的问题上,他们受文革的影响超过所有的西方理论,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中,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最深入人心的,人们最习惯的思维方式还是文革的思维方式。他们在考虑自己行为的时候,文革的行为模式,比如“打倒贪官污吏、走资派”,“大民主”等等方式,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这些东西最相关的就是跟“两个文革”说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了解这个学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文革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幽灵,而是现实生活中影响甚至支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了。我觉得,了解文化大革命对现在的影响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考证的结果就是,最早的是王希哲在1981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篇论文里提出两个文革的学说,首次提出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跟毛泽东想打倒政敌的文革是相对立的。我介绍一下王希哲这个人,1974年的时候,文化革命的异端思潮里最重要的一篇大字报叫做《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广东三个人写的叫做“李一哲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个作者每个人用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李”就是李正天,后来是广东美院的教授,“一”是陈一阳,是一个干部,广东省电台的干部,“哲”就是王希哲。我研究文革专门采访过这几个作者,【一阳注:徐友渔先生其实并未采访过我,他所采访过的“一个广东省电台干部”误以为是我、其实应该是郭鸿志先生】

钱理群先生和徐友渔先生在以上文字都提到了“李一哲“。作为“李一哲”之“一”,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相关评论。钱理群先生所说的文革后期出现的“民间思潮”或徐友渔先生所说的“两个文革”说,我想有必要作一点补充说明:那就是——1967年“811“。

1967年“8-11”,对于我以及广州十七中许多同学,是人生一大拐点——甚至可以说,没有“八一一”,就没有后来的“李一哲”。当时,我写过一首诗:

心事茫茫茫茫然,独上云山对苍天。
长歌当哭安魂曲,大笔难书殇神篇。
放潮汹涌百三峡,纵马驰骋加万鞭。
英魂忽问欲何往?北斗茫茫我何言?!

1967年7、8月间,当时在全国文革出现普遍“武斗”的大背景之下,8月11日,那天,我们广州十七中一批同学,因为听说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先生在白云机场被“绑架”,开车前往营救,途经东风路时,遭到对立派的伏击,打死5人、打伤十多人。因为王希哲也中了一枪,需要住院治疗,所以,他委托我全权负责善后——我那年20岁,在勉为其难处理了方方面面许多事情之后,我亲手把那5位比我都还小。最小才15岁的遇难同学的遗体推进火化炉的场景,实在难以言说而一辈子刻骨铭心。

我们当时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文革”为什么普遍出现那么两大派、两大派之间为什么出现这样你死我活的武斗?——我们开始“超越派性”,1967“811”之后才一个多月,我们广州十七中两大派就实现了“大联合”,那时,“主义兵”请“井冈山“看《红卫兵万岁》,“井冈山”请“主义兵”看《红卫兵战歌》,成为一时佳话。我们在学校里,也开始形成自觉读书学习思考讨论的风气和习惯,在上山下乡之后直到现在退休之后,在不少同学之间还仍然保持着这样的风气和习惯。
——可以说从1967“811”那一刻开始,我们开始了对文革的思考与研究。

今天,四十六年之后的“811”,我们60多老同学在“知青园”相聚。有同学说起现实存在的各种思潮和新派别的严重对立,我说,有不同的思想、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不同派别,我们应该看作是正常的社会现象,问题在于不同思想不同派别要学会互相尊重,共和相处,要学会如何理性交流,而不至于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避免出现文革那样镇压异端的“宗教裁判所”——中国应该成为文明的健康的社会。

又记:在聚会时,罗斯明同学说起他最近正为苏东坡题写“六榕”的故事创作的雕塑,我说,多年以前,我写过一首诗,就有关这个故事。他要我写给他作参考,

七律——六榕寺
多少宏图多少梦,人间从不少英雄。
高僧几个云天外,名士大都雾水中。
闲坐榕阴享小觉,兴登塔顶沐长风。
大江东去意犹在,何事东坡题“六榕”?

2013/8/112013/8/11“两个文革”说与1967年“811”
陈一阳

今天,又是“811 ”。

两天前,看到共识网 2013/8/9发表钱理群先生一篇《毛泽东新评》文章,讲到“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 “民间思想村落”为中心的民间思潮的空前活跃”:

——当时以林彪外逃为标志,形成了文革巨大的社会舆精神危机,所有人都觉得,文革难以为继,中国需要一个转机。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一个思考的中心。民间思想者对此作出了不同回答,大体上提出了未来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的路向。一是以陈尔晋、徐水良为代表,要求推进以“防止官僚特权,保障劳动者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二是以李一哲。卢叔宁为代表,以推进民主、法治和启蒙作为中国的出路;三是以顾凖、张木生、陈一谘、王申酉唯代表,主张以发展生产力唯第一要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民间思想的设想,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所提出的民生、法治、启蒙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不同程度上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所接受,事实上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确实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他们是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但作进一步考察,也不难发现,民间思想者许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思想和要求,如李一哲、卢叔宁所提出的“民主宪法”,卢叔宁所强调的“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中心的启蒙理想,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启蒙运动中事实上都是被忽略了。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民间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份,即陈尔晋等所提出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实上被搁置了,民间思想者在这方面提供的宝贵的批判资源,也完全被强迫遗忘,这些思想先驱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令人叹息。而这样的搁置于遗忘的结果,就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当年早已经提出的特权阶级和劳动者的权利问题,都更加突出且严重,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这里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是足以使我们警醒与深思的。

钱理群先生所说的“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也就是徐友渔先生所专门研究过的“两个文革”说。
共识网2011年10月18日发表徐友渔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所在关于“两个文革”说的发言稿。徐友渔先生说:

——所谓“两个文革”说,就是这么一种主张,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只有毛泽东发动的那个文化革命,就是官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文革,那个文革是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所谓的革命路线或者要打倒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这个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文革,大家概念中就有这么一个文革。“两个文革”说主张,除了这么一个文革,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

——在文革研究有林林总总那么多文献、那么多观点、那么多流派的情况之下,我根据己的研究,认为“两个文革”说可能是文革研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可以和这个问题相提并论。我甚至觉得第二个问题的研究理论成果还不如这一个,所以,“两个文革”说应该是文化革命研究里最重要的话题,或者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是第一点。
——但我今天除了谈理论之外,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两个文革”说在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呢?大概可以这么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文革的否定可能是达到了最高潮,那些想说文革好话的人是最没有市场的时候。但是随着90年代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起来以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文革说好话的思潮就越来越升温
——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的很多说法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中国现在并不是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对于处理社会不公正问题,对于变革中国社会是没有太多的想法的,没有外面的信息和借鉴,但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深入人心,所以他们在看待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上,看待这种贪污腐败特权问题上,看待未来中国应该怎么变革的问题上,他们受文革的影响超过所有的西方理论,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中,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最深入人心的,人们最习惯的思维方式还是文革的思维方式。他们在考虑自己行为的时候,文革的行为模式,比如“打倒贪官污吏、走资派”,“大民主”等等方式,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这些东西最相关的就是跟“两个文革”说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了解这个学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文革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幽灵,而是现实生活中影响甚至支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了。我觉得,了解文化大革命对现在的影响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考证的结果就是,最早的是王希哲在1981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篇论文里提出两个文革的学说,首次提出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跟毛泽东想打倒政敌的文革是相对立的。我介绍一下王希哲这个人,1974年的时候,文化革命的异端思潮里最重要的一篇大字报叫做《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广东三个人写的叫做“李一哲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个作者每个人用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李”就是李正天,后来是广东美院的教授,“一”是陈一阳,是一个干部,广东省电台的干部,“哲”就是王希哲。我研究文革专门采访过这几个作者,【一阳注:徐友渔先生其实并未采访过我,他所采访过的“一个广东省电台干部”误以为是我、其实应该是郭鸿志先生】

钱理群先生和徐友渔先生在以上文字都提到了“李一哲“。作为“李一哲”之“一”,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相关评论。钱理群先生所说的文革后期出现的“民间思潮”或徐友渔先生所说的“两个文革”说,我想有必要作一点补充说明:那就是——1967年“811“。

1967年“8-11”,对于我以及广州十七中许多同学,是人生一大拐点——甚至可以说,没有“八一一”,就没有后来的“李一哲”。当时,我写过一首诗:

心事茫茫茫茫然,独上云山对苍天。
长歌当哭安魂曲,大笔难书殇神篇。
放潮汹涌百三峡,纵马驰骋加万鞭。
英魂忽问欲何往?北斗茫茫我何言?!

1967年7、8月间,当时在全国文革出现普遍“武斗”的大背景之下,8月11日,那天,我们广州十七中一批同学,因为听说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先生在白云机场被“绑架”,开车前往营救,途经东风路时,遭到对立派的伏击,打死5人、打伤十多人。因为王希哲也中了一枪,需要住院治疗,所以,他委托我全权负责善后——我那年20岁,在勉为其难处理了方方面面许多事情之后,我亲手把那5位比我都还小。最小才15岁的遇难同学的遗体推进火化炉的场景,实在难以言说而一辈子刻骨铭心。

我们当时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文革”为什么普遍出现那么两大派、两大派之间为什么出现这样你死我活的武斗?——我们开始“超越派性”,1967“811”之后才一个多月,我们广州十七中两大派就实现了“大联合”,那时,“主义兵”请“井冈山“看《红卫兵万岁》,“井冈山”请“主义兵”看《红卫兵战歌》,成为一时佳话。我们在学校里,也开始形成自觉读书学习思考讨论的风气和习惯,在上山下乡之后直到现在退休之后,在不少同学之间还仍然保持着这样的风气和习惯。
——可以说从1967“811”那一刻开始,我们开始了对文革的思考与研究。

今天,四十六年之后的“811”,我们60多老同学在“知青园”相聚。有同学说起现实存在的各种思潮和新派别的严重对立,我说,有不同的思想、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不同派别,我们应该看作是正常的社会现象,问题在于不同思想不同派别要学会互相尊重,共和相处,要学会如何理性交流,而不至于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避免出现文革那样镇压异端的“宗教裁判所”——中国应该成为文明的健康的社会。

又记:在聚会时,罗斯明同学说起他最近正为苏东坡题写“六榕”的故事创作的雕塑,我说,多年以前,我写过一首诗,就有关这个故事。他要我写给他作参考,

七律——六榕寺
多少宏图多少梦,人间从不少英雄。
高僧几个云天外,名士大都雾水中。
闲坐榕阴享小觉,兴登塔顶沐长风。
大江东去意犹在,何事东坡题“六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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