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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汾河:怀念育英(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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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育英

       我在太原育英学校一共呆了五年,两年高小三年初中。这五年全是住校。校址在新民北正街和东仓巷,我先后住在北肖墙和东仓巷。
       前往学校之前,我妈妈交代我:到了学校,如果让你住楼房,你不要住在楼上。说这个话的原因是,我小时候经常尿炕。尿炕的频率比较高,尿的效果比较严重,常常把被子尿湿一大片。在老家时,睡炕,只铺一张席子;到了获鹿,住在部队的宿舍里,睡床,要铺褥子,褥子常常被我尿成地图。以我妈妈的认识,楼房是由木板造成的,一般都是两层,住在楼上,一旦尿了炕,尿势必要渗到楼下。我也没住过什么楼房,对住楼有什么问题,根本不清楚。但是,对妈妈的叮嘱,我是记住了。到了学校,我没有尿床,起码是很少尿床。因为,没有发生同学笑话我尿床的事,也没有晒被子晒褥子。反倒是有位女同学很突出,常常拿出被子褥子晒太阳。她对同学们的态度,从来都是不屑一顾,我行我素。听说她有病,不知后来是什么时候治好了。
       到了学校,看到学校确实有楼房,却没有把我安排在楼上住,而是住在了北肖墙的一个高墙大院里,这个院子距离学校还有一段路。每天排队上下学。现在已经记不清这个院子原来的名字了,记得这是一所挺大的院落,门前有条东西方向的通道,进了大门有个比较宽阔的院子,我们住的房子是上了台阶的一处平房。在这个平房的后面,好像还有一座戏台。在这里住的时候,曾经发生了规模很大的流感,全班同学大部分都感染了,只剩下三五人没有躺下。我也生病了,好像不太严重。老师们都很着急,跑前跑后地非常关照大家。学校实行了封闭,我们就在宿舍住了几天,不能出门不能串门,也不上课。
       育英学校和教职员工,全有解放军的背景。据一位校友程原生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太原育英学校”中说:
     “1948年3月,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因后勤保障的迫切需要,聂荣臻、罗瑞卿、杨德志、杨成武、耿飚等晋察冀野战军(后改19兵团)首长亲自组织筹备,将部队随军子女集中在一起,选拔有文化知识的青年指战员在野战军后方留守驻地——河北晋县西李家庄集中。“一个小木箱子、300元边区币,华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就成立了”。此即太原市育英学校的前身,首任校长李佩卿这样回忆。她是后来授衔的开国上将方国华将军的夫人,副校长则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一个小木箱子、300元边区币,华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就成立了”。
        “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18、19、20兵团攻克太原。在新民北正街七号、阎锡山五妹子的东花园里,随军的校领导郝治平、陈志平和彭德怀、罗瑞卿、周士第等首长共进午餐。看着东花园宫院相套,长廊环绕,雕梁画栋,罗瑞卿就在饭桌上提议,将育英学校建在此地,彭德怀同志当即拍板。从此,一直随军奔波的育英学校,终于在硝烟散尽的太原城安定下来,开始了半军事化的学校教育。当时,学校已更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育英学校”。”“ 1954年,19兵团司令部撤销,学校移交华北军区 (后更名北京军区),学校先后更名“华北军区育英学校”“北京军区育英学校”。”
       1950年底,19兵团入朝作战,常有出征的将士半夜把孩子送到育英学校。有的家长连孩子的大名都没有交代清楚就匆忙离去,老师只能用眼前的物件登记姓名,结果一些孩子被奇怪地叫做灯泡、灯罩、糊糊等。直到孩子的父母回国来校,才一一对号认领。
      我到育英学校时,校长是王坦,有一个副校长是程国才(?),还有一个副校长记不起姓名了。在志愿军回国后,从朝鲜回来的团长王佩选担任了校长。他从部队到了地方,对地方的事情不熟悉。看到学生们自由散漫,还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记得有一次他把学生们集合起来,挥着胳臂对着学生们说:“一定要把这些歪风邪气一扫而光。”到了困难时期来临时,学生们的口粮减少了,粗细粮的配比也变了,他很不满意,气冲冲地跑到教育局去提意见去了。当他了解到国家的情况,回来后已没了脾气。随着困难时期的延续,学生们的定量都填不饱肚子。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格外紧张。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和参谋长肖文久亲临学校视察,随即召开驻军负责人会议,决定21军从军长到士兵近3万人,每人每月节约一斤口粮给学校。按照杨勇司令员指示,部队从内蒙古打猎所得的黄羊中,拿出部分送给学校。63军也调出副业生产的食油支援育英学校。他们没要国家一分钱,完全以父兄身份,节省自己的口粮来哺育子弟。”
       杨勇将军到育英学校,我同其他同学一样围着他看,要把这个志愿军的司令员看个够。他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穿着军服,真是器宇轩昂。我原来以为他就是礼节性地到学校转了转,并不知道他给学生们解决了吃饭问题。我记得的情况是,21军从副业生产中给学校调拨了一些粮食,将我们的粮食标准从31斤提高到36斤。黄羊肉吃没吃上,已经忘了。好像学校是由省军区代管,省军区在解决粮油方面也给学校贡献了一些力量。但是,那时还轮不上63军支援学校,既然是21军驻防,就不应该是其他军。在21军调走后,先是69军,后来才有63军与69军换防。
       炊事员都是复转军人,大都是年轻人。他们在做饭时,经常做点手脚。那时我们是男女生分班,每个班的窝头分别占一个笼屉。本来男生的饭量大,可以和女生商量商量,给男生的窝头做大一点。可是那帮子炊事员成心捣乱,反倒把女生的窝头做得比男生的还要大,大得还不是一点点,而是很明显。这个情况惹得我们常常向校长告状。经过多次斗争,这个问题才算解决了。
      老点的教职员工,都是从部队下来的。学校有一辆美国吉普车和两辆苏制嘎斯六九卡车,开吉普车的司机好像是姓张,个子很高,长得非常魁梧。据说彭德怀在西安检阅部队时,就是他开的车。开嘎斯车的有一个司机叫任守文。后来不开车了,看守传达室。他的名字我能记住的一个原因,是我离开学校后,还多次去学校,总要碰到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姓韩的同学在被送去劳教时,校长大喝一声:“任守文,给我捆起来!”那个与我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之所以被送去劳教,其实没有太大的错误。他只是觉得学校生活乏味,想去当野人,好像也有过逃学旷课的情况。这本来是可以教育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被人们看得很严重。殊不知,一旦经过劳教,一个人的人生就有了污点,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的不良影响啊。后来再没见过这个姓韩的同学,听说他在粮食系统工作了。
   育英学校特别重视革命传统教育。1960年,学校特别聘请享有盛名的“十大军属”来校做报告。其中有董存瑞和罗盛教两位烈士的父亲,黄继光和刘胡兰两位烈士的母亲,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震林,中印反击战的英雄等。学校经常举行革命故事会,表演评书《红岩》等,孩子们从小就树立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这段话提到的人,我都见过。罗盛教的父亲叫罗迭开,董存瑞的父亲叫董全忠,刘胡兰的母亲叫胡文秀。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应该不是葛振林而是宋学义。宋学义不是作为军人,而是作为劳动模范来的,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衣服,戴着一顶帽子。同他一起来的是一位有多项发明的革新能手。在这之前,当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等等长篇小说纷纷出版,到处洋溢革命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时候,在省军区军人俱乐部听过孙达德的报告。他是林海雪原里的人物,像杨子荣一样,是确有其人。在听他的报告后,才知道杨子荣是在抓郑三炮时,因为天冷,枪被冻了,子弹没打响,反倒被郑三炮打死了。报告会结束时,他在大家的掌声中离场,经过我的身旁。我清楚地看到他个子不高,与我们想象中的英雄大不一样。在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后,还请来一位英雄到学校作报告。他是一个上士,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可惜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我父亲也去过朝鲜,在那里立了两次三等功。父亲去朝鲜,家里人知道。那时我很小,不怎么懂事。妈妈很担心,一听说我们村或者我们县有人在朝鲜牺牲了,她就着急。父亲回国较早。他回国后,我母亲就把家里的粮食卖了,凑点路费,换点粮票,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到河北辛集去看他。)
    学校有自己的卫生所,设内科、外科、化验室、X光室、药房和50张病床。21军军长、少将肖应棠是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指挥员,他的夫人申英亲自担任校卫生所副所长,轮流与医生们到各班巡夜,整理蹬开的被子,叫醒常尿床的孩子起床小便,观察孩子的脸色体温,确保每个孩子身体健康。志愿军兵团司令杨得志与政委李志民曾当面对校卫生所所长张业胜说:“孩子出了问题,我找你算账”,后来孩子们都称其为“张司药”。
       我到育英时,卫生所的所长姓白,留个大背头,经常穿件呢子军装上衣,走路有点跛,不知道是不是打仗时受过伤。申英是副所长,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人。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宋学义、葛振林被救后,她就是给他们治伤的医生之一。因为申英是宋学义的救命恩人,所以宋学义还专程到学校与师生们见了面。卫生所最响亮的口号是“有病及早看,免得成后患,既影响学习,又影响锻炼。”可是,我没有很好按照这句话去做,那时气管就好像有点问题,没有好好看好好治疗,到现在真成了大问题了。杨得志那时应该是解放军19兵团的司令,后来当过志愿军司令。
       我上六年级时,学校有了初中部。我们也从北肖墙搬到了东仓巷,住在东仓巷路南的一个院子里,那里好像是三排或者两排平房,有些教职工也住在那里。于波老师一家人就住在那里。路北是省军区的曙光幼儿园,在幼儿园的东边,开始建设中学部。在课余,同学们与老师们一起背砖头,盖起了教学楼和宿舍楼,形成了现在育英中学的雏形。
     1964年,中央军委决定,军队开办的学校全部移交当地政府。身为中校现役军官的王佩选校长与李连清书记,无限留恋地脱下了军装。
   “文革”结束后,因小学部校址被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占用,小学部就没有恢复起来。仅留的中学部后改为太原市第二十六中学。1988年迎来40周年校庆之际,经全体老校友一致要求,学校向市政府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后,恢复校名为“太原市育英中学校”,现为太原市重点中学。
       小学部是育英学校的本部,被省军区占用,不知与中学部建在曙光幼儿园是否有交换关系?肯定与“文革”期间的混乱有关。文革后期,省射击队恢复训练,因场地被省军区的工程队占用。为了要回场地,我多次到北京军区、总政、总后等处反映情况,包括向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江青等人写信反映。因此,在清查“四人帮”时,让我交代给王洪文和江青写信的事。李连清书记原来在北京军区495仓库当主任,射击队的训练场地原来就是495仓库的地方,后来经省军区副司令员、山西省国防体育协会主席蔡爱卿少将努力,北京军区后勤部批准,将这块地方无偿拨给了山西省体委,作为国防体育俱乐部的训练场地。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是北边有一道城墙,可以做靶挡。那道城墙里面建有仓库,很深很长。在“文革”中,这个地方被省军区后勤部违反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规定而占用了大部分。有一次我见到李连清时,我们都对省军区随意占用地方的房舍、场地等很不满意,他说他也多次向上反映,要求将小学部归还育英学校。军队在国家的地位很强势,在“文革”中军队搞“三支两军”,对各地都有很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军队干部子弟,一直对军队抱有强烈的好感,但是,通过省军区占用射击队训练场地,以及这个期间他们的种种行为,彻底改变了我对军队的态度,由热爱变成了厌恶。
       育英学校建校40周年时,我去了。这时的育英学校,只剩下中学这半个,而且改名为26中。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些认识的同学,包括已经是副市长的王昕。在这个场合,我想应该要求恢复育英的校名,就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下恢复校名的要求。然后,就对那些认识的校友们说:快签名。一连收集了十来个人的签名,就把这张纸递到主席台。我的字写得不好,又是匆匆忙忙,写得更为潦草。主席台的老师念不连贯,我干脆走上去自己念了一遍。大概意识是,以阎锡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都回复了校名,为什么共产党打下的江山,自己的校名就恢复不了。当我把要求说完,全场想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次活动后不久,育英学校的校名就恢复了。
       在校庆50周年时,我没有接到通知,心里很不舒服,到了下午才去学校看了看。在那里看到了王昕和牛辉林的照片,看到了刘亚洲赠送的电视机等。大部分校友已经走了,只看到零零星星的校友,我认识的只有原来同班的王开明。他家在大同,后来就回到了大同。在学校时,他的笛子吹得不错。还看到肖淑英,她是个大校,因为没有在一个班,与她不熟,也就没有打招呼。听说肖应棠的女儿肖春华也是个大校,她与我是同年级,多少应该还有印象,可惜没见到她。
       在五年级,是男女混合编班,到了初中以后,开始也是男女生混合编班,后来变成了男女生分班。与我同在一个班呆过的同学,记得比较清楚的有省军区副司令员韩卫民的儿子韩前进、彭副司令员的女儿彭宝林、政治部主任刘世洪的儿子刘维平、后勤部部长的女儿李东生,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的女儿王四平(后改为王维),华北区书记处书记池必卿的儿子池太峰,市委书记李琦的女儿李延玲,市委领导胡亦仁的女儿胡屯兰、市政府领导的儿子张群炎,民革山西省主委的女儿潘志群等等。其他同学在太原并有过联系的有李梦东、徐超、梁爱民、姚利戈、王亚欣、童文华、郭同善等。听说李素琴后来上了山西医学院,但没有联系。在外地的有张大宁、张万林、牛学普、田秋野、王英、王珏等。
      在育英学校时,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个群体里,我深受那种大公无私、嫉恶如仇、团结友爱、勇于担当等等精神的影响。另外想想,也许是那时使我埋下了自卑的祸根。原因是我从农村到了这样一个学校,差距太大,各个方面都常常落在同学们的后面,尤其是有些同学比较父亲的官位时,我只能哑无声息,我父亲的职位在全班是最低的。因此,在我后来所表现的性格特点,常常是分裂的,一方面有见义勇为、敢于担当的勇气,另一方又有临危退缩、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胆怯。
      我这一辈子很多事总是不赶趟,只有进入太原育英这所学校,应该是赶上了趟。这所有着革命精神的学校,在我一生中具有难以替代的光荣和自豪。
      我怀念育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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