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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立念(华东水利学院)文革日记(1966.5.7-196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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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立念(华东水利学院学生)文革日记(1966.5.7-1967.2.15)

     首先,我要感谢“大海”、“枕边书”、“姑苏半半生”等好朋友帮我建立“博客”,有机会写点回忆作文,由此交了不少朋友,使我感到生活丰富、有趣多了,十分高兴。
    “博客”这玩意儿,有点像“包厢”里的“卡拉,OK!”,自拉自唱,间或会得到“鼓掌声”。这原先起源于小日本的“がらあき”原意是“完全空”、“空空的”,后又延伸为“空乐队”的意思,伴奏的只是录音,没有真正的“后台”实体,想不到这个“虚拟”的乐队也能让人唱得感动人心,作用不可小觑。不知怎么回事,日本的原创好像被美国佬“偷”去用了,又被聪明的中国人,谐音改造成了“卡拉,OK!”在全国开花,小日本竟没有为此“专利”索赔,有点意思呢。
    1963年,我进大学, 就开始写日记(现在已经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所以早就不写了)。
    我的日记当然不能和《雷锋日记》比,因为这完全没有可比性。“雷锋叔叔”是做好事不留名,但他要写在日记里让全国人民学习的;也没资格和“蒋委员长”的日记相提并论,老蒋一代枭雄,我是蝼蚁小民,因为退休了,经常会取出“流水账”看看,回忆已经逝去的“流金岁月”。看着看着,突然,我觉得这些“隐私”和有些“段子”可以像“维基解密”那样让大家知道的,在那疯狂的年代,人们是如何跟着毛大爷“发疯”的。我想,将近五十年前的文字大概不会伤害任何人了,也许,我会用“洁本”手法隐藏若干字,避免我的好友不舒服。
    这些日记,尤其是1966年5月起,开始有了“质”的提升,那年5月,我下到苏北农村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学校是按照省委的指示安排学生和当地政府一起搞运动,结果,准备“蹲点”半年的点位,一个多月后就撤了,学生造反返校“闹革命”去也。
    我准备像明代的“白描小说”那样,“原汁原味”解密,作为“博文”挂出来,让大家欣赏。这些文字虽然粗糙,但还可阅读,为了让大家知道当时背景,有时会在后面“点评”自己的日记。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可供诸位一笑。
    徐干生先生在他的遗著《复归的素人》“剖心洗脑”中,就有他“不忍卒读”的日记,这些日记虽然是“遵命之作”,向造反派交代思想,但徐先生老道、高超的文字,分明在挖苦、讽刺对手,竟没被看出来,真令人叫绝!我要向徐先生学习,但不含任何“讽刺”,毕竟那时我只有二十出头,因为“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嘛。
    我准备让1966年5月7日的日记打头阵,那天,准备往苏北高邮农村去了,再说“五·七”指示,干部参加劳动,后来又创办“五·七”干校,都是很重要的时间点。
   “回忆苏高中老师系列作文”暂告一段落,近日将推出“今心解密”日记,请多关照。

    Jan.7th.2011    亥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nd7u.html#cmt_1828825


今心解密 日记 1966.05.07. 任务



(打开日记本④,一张印有“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和焦裕禄照片的书签呈现在眼前,上写道:‘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面貌,必须首先改变现县委的精神状态。——焦裕禄同志的话
我在书签背面用英文写道:I got the picture from Li. 可是我忘了“Li”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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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7日星期六 晴
    (东灯公社示意图)1:40000
    任务

    12个县工作队。向工作队同志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造自己。促进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化,关键在于毛泽东思想挂帅。当地学毛选全县最高,是高产第二流,自流灌溉,吃饭不成问题,有菜、没油,群众没副业收入,房子全是茅屋,没后门,没窗户,衣服有虱子。风俗习惯封建,男同学不要开玩笑,有意见,按习惯办事。社教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主要搞社教、水利工程。
    今天高兴的是又打破了个人的举重记录,推了三十三个,第二次推了二十七个,显然是大胜利,下乡前的计划实现了。
    晚上,立醒告诉吾,他已经加入了共青团,“五四”时公布在光荣榜上的,吾心中说不出的高兴,吾要向他学习。
——————————
评注:
    1966年5月,在省委安排下,“华东水利学院”的部分师生,被安排前往苏北高邮农村进行为期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师生被分散安插在各工作队中,规定不能暴露身份,已经开过动员会了。日记的开头,我绘制了一张“东灯公社示意图”,没法“搬”过来给各位欣赏。图中显示,我去的“东灯公社灯塔大队10小队”位于大运河东岸的公路边侧。日记中“立醒”是我大弟弟,1963年我俩一起去南京读书,他考上中专“南京电力学校”,学校就在“华水”后门草场门,和省委是邻居。
    学校给学生寝室配有锻炼身体的20千克重铸铁杠铃,另有少量40千克杠铃,我用的应该是20千克。
    日记中语句不够通顺之处,维持原状,不再改动。

    Jan.9th.2011  申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ne4l.html#cmt_2220381



1966年5月8日星期日 晴
    “------自己当心,争取入团吧。”

    吾和立醒在“品芳”甜食店干了碗赤豆元宵和一块双芯团,于是去配了本活页,在十字路口分手了。立醒跟我握手告别,临走时说:“------自己当心,争取入团吧!”吾说一定。自己太落后了,小的们都跑在吾的前面去了,若自己不加把油,是落后于形势了!
    下午睡一觉,他们去看电影,吾不高(兴)去。又去电校,把一件小的棉毛衫给他,他说13日再来一下。
    晚饭后又去谢先生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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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括号中的字,是现在补上的。
    弟弟关心我,望我争取入团,使我感到很惭愧。可他并不知道,不久前,我已经从团干部处“收回”了入团申请书。我觉得入团太难了,和团干部的谈话中发现,自己离开团员“标准”太遥远了,首先,学习别人那样每星期写思想汇报就不容易做到,于是借口要“完善”这份申请书,便要了回来,不打算再提交了。那时,每次我去叔叔家(1964年,我小叔叔通过老上级陈光的关系,从甘肃一个原子弹基地调回江苏,在南京江宁县任县委书记),叔叔就关照我要争取入党,我不禁暗暗叫苦,入团都这么难,还争取入党?我和弟弟的生活费是叔叔婶婶提供的,我连连称:“诺!”,后来终于忍不住把鲁迅抬了出来,说:“鲁迅不是党员,不是还照样被称为‘共产主义战士’吗?”叔叔辩不过我,无奈地说:“那你就做鲁迅吧。”我是没资格当鲁迅的,且“做鲁迅”很危险呢!现在想来,只怪“我们当年好困惑”。
    日记中提到的“谢先生”是浙江人,小资本家,精明,一“解放”就把房产卖了,是1953年搬进我家的第一位房客,无业,在家“赋闲”,有一个独生女儿,1956年考入“浙江大学”,由于容貌关系,男生“趋之若鹜”,竟被“六角恋爱”,受到校方批评,谢先生怕了,立即去杭州把女儿的铺盖卷回家,不读书了。女儿就跟妈妈一起当托儿所阿姨。后经人介绍,嫁了个老革命,就是“华水”的图书馆主任周少然先生,年龄差异一直处于“保密”状态(赶今儿个不要太时髦啊!),谢先生就常住“华水”教工家属区女婿家,我平时称呼他“谢伯伯”。我上初中时,谢先生开始给我看“三言二拍”,那时,我把能搜罗到的各种“演义”都看遍了。谢先生还告诉我,我家(富郎中巷18号)对面“徳寿坊”的沈家和鲁迅“有关系”呢,谢先生和沈家也有来往,我太小,不解事。直到本世纪初,我从资料上得知,辛亥革命元老,沈瓞民先生(1878-1969)就住在德寿坊,沈瓞民是浙江钱塘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03年奉母校浙江大学堂之命再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时,和鲁迅、陈寅恪、刘乃弼、顾琅、张邦华等同寝室,1921年,沈瓞民定居苏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常见这位老人拄着拐杖在街上溜达。
    使我愧疚的是,1966年“文革”初期,我贴了谢先生女婿周少然一张大字报,“批判”这位老革命“革命意志衰退”。其实,周少然从小跟哥哥(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离家闹革命,身体一直有病。据说这张大字报把这位老革命气的吃不下饭,直到1968年毕业分配前夕,我才不好意思地去老革命家作别,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这张大字报,至今还让我追悔莫及,“与人斗”,伤痕累累,其苦无比!

    Jan.10th.2011  亥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nflu.html



1966年5月9日星期一晴 32℃
    “政治”和“业务”讨论了一天

    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都是讨论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比较疲倦。讨论的效果不太大,还是差不多和以前的一样。
    吾的游泳证给“羊头”①抢去,涂改了吾的名字,他去游了,吾却游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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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0日 星期二 雷雨→晴  
九号十六点 吾国第三个核装置成功爆炸

    第三节课在柯文宿舍②中得知吾国第三个核装置爆炸了,吾心情十分高兴,“乌啦!”帝国主义更加害怕吾们了。周恩来在对巴基斯坦的记者四句话:A.中国不会主动地向美国挑起战争;B.中国说了话是算数的;C.有准备的;D.战阵一旦打起来是没有界线的。
    吾们有了自己的核武器,讲起话来也很有力,使全世界受压拍人民出口气、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慌!
    午睡由柯文的喝茶声把吾惊醒了,吾真有点恨他,不过,不到几分钟就响铃了。
    下午,范在201③总结政治和业务,谈问题。有同学夸夸其谈,放礼炮。革掉“吾”字,去掉“怕”字,打掉“满”字,去掉“〤”④字。

附记一: 下乡要带四个字下去“谦虚”“埋头”

    下乡,是吾生平第三次了。不过以前下乡的日子非常短,加起来只有一个多星期,且是去郊区⑤比较好的茶花大队。这次非同小可,是去社教,改造自己的思想,去促进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化,吾们要花点劲去。
    由于吾平时还较爱开玩笑,比较所谓“浪漫”,在学校中还可以,下乡后就不能这样了。寒书记⑥讲:那里的风俗习惯比较封建。这一点吾要特别注意,不然,会出不好的影响。
    下去后,农民对吾的态度可能有两种:敬而远之或者很热情。知识青年对吾的态度可能是,看不起或很热情。不管怎么着,吾要“谦虚”和“埋头”,要多听群众、贫下中农的意见,要团结农村中的先进分子,密切联系老工作队员,遇事“三思而行”,要善于听反面意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分析问题。工作要有步骤、有计划、有措施,要果断,只要是原则性问题就要坚持,其它非原则姓的就不必多插手。自己工作能力要慢慢培养,不能操之过急。
    在农村要记些有意义的事,老贫农的话、好人好事都要记,自己思想活动都要真实反映在日记本上。

附记二:《燕山夜话》

    邓拓是《北京日报》的编辑,他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凡社会主义的黑话。
    三十六计:
    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击、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借途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死不痴、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
    这里没有:增兵减灶、十面埋伏、虚张声势、诱敌深入、拖刀计、疑兵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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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① “羊头”是同学胡锡纯的绰号,住在我对面422寝室,是班生活委员,大概他的“游泳证”丢了,却把我的游泳证“抢去”用,竟不以为怪,这纯真的友情不久被“文革”撕得粉碎。当时南京22所本科高校中只有“华东水利学院”配备有游泳池。
    ② 同学柯文,住在斜对面420寝室,是班文娱委员。
    ③ 范是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范钟秀先生,我们那天应该是在“水利馆”201阶梯教室听他讲话。
    ④ 看不清这个字,也猜不出,我写的潦草。
    ⑤ 苏州郊区虎丘茶花大队。
     ⑥ 寒书记是系总支书记寒平,其实他姓王,“寒平”是他干革命时的化名。“文革”初期,由于他犯了像成龙那样自嘲为“男人都容易犯的错误”,被斗惨了,这委实太冤枉了,弄个“二奶”、“三奶”------“N奶”,那是时下官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和炫耀权力的象征。就像当年曾经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看到报纸上关于政府官员要作“人民的公仆”的文章时忍不住大笑起来:“什么公仆?我只知道仆人只会偷窃主人的钱财,拐骗主人的姨太太!”,1981年的“文摘报”刊登了这条民国旧闻,标题是:“孙传芳笑破了肚皮”。

    Jan.11th.2011     亥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ng76.html#cmt_2071187



1966年5月12日 星期四 阴
一点小小的help

    要下乡了,我知道贾①夏天没有短裤②,于是在前几天把一条半旧的裤给了他,起先他不要,后来吾声明吾有有两条,于是他收了。
    今天吾又把一双灯芯绒旧鞋给了他。他鞋子很少,吾鞋子很多(也都是旧的)③,应当帮助他,虽则这也算是对同学的关心,但也决(绝)不是什么小恩小惠,因为我只是尽自己的力来做这些了,助人为乐是应当的,他出身贫农,生活很苦,家中连火柴的钱都舍不得使,而吾出身城市,生活水平较高,应当调解一下,这是应当的。
    下乡:
    一个突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为纲;
    二个提高:1、提高无产阶级觉悟,2、提高自己的政治积极性;
    二个划清:1、划清敌我界限,2、划清两条道路斗争是非;
    四个改变:1、生活习惯,2、思想作风,3、学习方式、内容(学好阶级斗争一门课与书本知识)④,4、劳动习惯,这是对自己。对群众:1、干群关系,2、干部作风,3、迷信习惯,4、社会风气。
    五个明确:1、明确听党的话(犯错误要汇报)⑤,2、坚持社会主义方向,3、依靠贫下中农,4、不忘阶级斗争,5、要革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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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看到这篇日记,感很到惭愧,居然认为把旧裤子、鞋子给人是“助人为乐”,实在不好意思。不过,那时的学生读很清苦,被称为“穷学生”,衣裳都打补丁,去“新街口”玩,从校门虎踞关步行要四十分钟,花八分钱坐公共汽车,那是“奢侈”。1962 年后,高校招生向农村倾斜,班里大部分是农村来的贫下中农子女,基本上享受全额助学金,我得靠叔叔提供生活费。说来有点心酸,老爸为了我弟兄两的生活费,伤透脑筋,有人提醒老爸:你过去冒着生命危险搞地下工作,帮共产党干活,他们在你家有吃有喝,现在都是官了,生活好了,你却穷了,难道他们不应该帮帮你?!于是老爸求叔叔帮忙,叔叔同意了,每月10元。这样,扣除我每月必须上交五元伙食差额后,剩下的五元就是我和弟弟每月的零花钱,有时我拿三元,我觉得我的耗费大些呢。但是,农村来的学生比我还差,但每到年底,他们家生产队“分红”,会邮寄一些好吃的来,让大家分享,这是同学友情。有件事我终身难忘。
    那是1968年8月,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中计,不明真相的学生们打了毛大爷派去的“工宣队”,还死了人,毛大爷的“走马灯”显示,画面该换了。我搞专案调查从外地刚回学校,发现我的皮箱被人动过,正在疑惑,这时隔壁寝室的同学司马均德匆匆跑来低声对我说:“工宣队要开进来了,你箱子上的那两个‘符号’不太合适,我就拿锉刀把它锉掉了。”我感到很吃惊,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连句道谢的话都没有。原来,我那皮箱的铜搭扣上,有两个国民党十二角星标志的铜铸图案,我一直没在意,这皮箱是老爸在1963年给我上大学用的,箱子年龄比我大。司马是我班也是我年级唯一的学生党员,“文革”来了,派别让大家除了“斗争”已无话可说,万万没想到他在暗中保护我,我当时心里是很感激的,但就是不愿意流露出来。直到去年(2010年),当我知道他已退休在老家,立即去电话,说了声半个世纪前就应该说的“谢谢!”
    纯真的友情是不能用“助人为乐”四字打发的,也不可以用“雷锋精神”类比的,尽管“文革”把这种友情撕得粉碎,但碎片还在,现在,人们正在努力将碎片复原。但是,有人要我们忘掉“文革”灾难,那就应该动用“三家村”专治“健忘症”的处方了:对他大喝一声,狗血淋头,击一闷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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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是我同寝室的贾德胜,令我高兴的是他现在就住在园区,离我五站路,近在咫尺。他女儿、女婿都是园区白领,这位河南籍老同学转战大半个中国,乘上“改革开放”的东风又来到了我的身边。
     ② 夏天穿的外裤。
     ③④⑤ 原文有括号。

    Jan.13th.2011  戌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nig5.html


日记 1966.05.13. 《最初的年代》&《打铜锣》





后排左起:辛忠礼(四川成都) 贾德胜(河南扶沟) 孔宪宏(浙江杭州)
中排左起:蒋齐之(湖南长沙) 梁宗南(福建福州)
前排左起:潘立念(今心) 王蘅传(江苏兴化) 靳书源(江西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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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3日 星期五 阴
《最初的年代》&《打铜锣》

    中午刚刚和立醒弟告别,就和L、C ①去看《最初的年代》。这部影片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一定的成就,反映的情况比较真实感强,在中间有许多镜头类似中国的摄影师的手法,显然是在学习中国。回想起以前有一部《山鹰之歌》就没有这么好,看了前面的后(面)的基本情况大致可以猜出来。
    刚欣赏完,又和L去曙光看花鼓戏《打铜锣》,吾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去看的,先前曾听蒋齐之②不致(止)一次的提起它如何如何好,倒要见识一下。
    还比较令人满意,唱腔的新鲜是第一次所闻,有的调子非常滑稽而好听,尤其在《补锅》(电影《打铜锣》有两部戏)中的唱腔富有感情。看完这影片,的确证实朱友清③的话:“反映了湖南水平。”以前听说湖南妇人十分凶、泼辣,这下可是证实了。这些女人们给吾一个印象是:狡猾、凶狠、诡辩、蛮不讲理、泼辣,甚至把男子汉压在底下,真令人害怕。
    晚上和郁离炎④谈心,去门口⑤吃面条,路上碰到老张⑥和他的老乡。和炎说了许多,吾把自己家史都讲给他听了,他对吾叔叔的参加革命特别听得仔细,并且表示佩服。这还在光嘴上讲如何学习革命前辈,而要用实际行动去实现的,吾俩相互鼓励,都表示要争取加入自己的组织!吾决心要在社教运动中努力改造自己。
    晚自习后又和离炎等一起闲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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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记载我一天连看两部电影,感到惊奇,但立即释然了,因为第二天(5月14日)就下乡了。可能那时觉得在乡下搞半年社教,就很少有机会看电影了吧,从这篇日记看来,当时还是想“争取加入自己的组织”的。
    《最初的年代》可能是阿尔巴尼亚片子,具体情节脑中一片空白,一点影子也找不着。那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影院鲜有朋友的片子上映,这时连老大哥的片子也少见踪影了。五十年代末,我有幸看过中国进口仅有的一部美国片《社会中坚》,影片开始好像是一群人举着罢工标语转圈,一直转到影片结尾,难看极了,后来,“好莱坞”三字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没落腐朽”了。
    至今难忘《打铜锣》,影片中那个在田里手提铜锣,一边敲打、一边吆喝:“秋收季节,鸡鸭小心”的憨厚湖南汉子,不断地被村子里那群“狡猾、凶狠、诡辩、蛮不讲理、泼辣”的湖南女人们呵斥着,可怜极了,不禁让人怜悯起来。我无法理解,同样的湖南汉子,“曾剃头”的民办“湘军”是何等凶悍了得,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悍匪“长毛”剃个精光,连“曾剃头”的老乡毛大爷也在《新青年》上击节赞叹:“曾文公收拾‘洪、杨’一仗,真是漂亮!”,但老曾算什么!毛大爷在这点上竟还是学了楚霸王的:“彼可取而代也”,很快就要了八千万无辜百姓的命!
    《打铜锣》由两部独立的片子组成,我更喜欢后面的《补锅》,那个泼辣、可爱、漂亮的小女孩和走街穿巷的补锅匠的调情戏,煞是诙谐有趣,小女孩虽然被妈妈呵斥,但还是和补锅工匠好上了。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取得怪怪的小演员。想不到,数十年后,这个小演员竟成了“难忘今宵”、著名的“大演员”,她就是鼎鼎大名的李谷一。
——————————
注:
     ① L是和我一个寝室老家福州的梁宗南,C是老家四川广汉的高隆远。
     ② 蒋齐之住我对面422寝室,老家湖南长沙,我称他“湘军”。
     ③ 朱友清住我斜对面420寝室,湖南零陵县人,也是“湘军”。
     ④ 郁离炎是我系69届学生,我的好友、苏州老乡。
     ⑤ 校门口右对面、虎踞关口,一对四川老夫妇开的面馆,老头是聋子,有一女儿做帮手。
     ⑥ 老张是谁?记不起来了。
       日记中圆括弧是现加的。

    Jan.14th.2011  酉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nizk.html#cmt_2221392


日记 1966.05.14.&15. “三点钟”& 第一天





这张老照片摄于50年前的1960年12月苏州南门照相馆。那时刚进苏高中,两人中午在南门闲逛时不经意的留影。
    我左边那位帅哥潘裕翼,和我“二初中”、“苏高中”均是同班同学、股腕之交,弟弟潘裕达是苏高中67届届;老爸潘德斋,是苏高中物理老师;祖母潘达于,知名人士;曾祖父潘祖荫,清咸丰二年探花,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祖父、乾隆五十八年状元潘世恩,官封太傅及武英殿大学士。左宗棠被弹劾时潘祖荫3次上疏营救,左以大盂鼎相赠,报答潘氏上奏保举的大恩。潘氏新编家谱被“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收录。
    1990年出版的三卷本《曾国藩》一书中有左宗棠获罪和潘祖荫相救的情节,有意思的是潘祖荫不认识左宗棠也没见过他,只听一面之词知道该人了得,便在皇上面前说:“大清不可一日无曾国藩,湘军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更有意思的是,该书作者湖南衡阳人唐浩明先生1970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前身),是我校友。
    1951年,潘达于全家将苏州七处房地产(其中一处是太监弄松鹤楼一片地块)和满房间的商、周以来珍贵青铜器包括大盂鼎还有大克鼎(大克鼎乃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以及数千件名贵字画(有宰相刘罗锅字画)全部、干净、彻底、毫无保留地献给政府,好似献出了一座“金山”,换来了文化部部长茅盾亲笔写就的一纸表彰证书。从此,潘达于一家加入了“无产阶级”队伍,成了“没落的贵族”。  
——————————
1966年5月14日 星期六 阴→晴
“三点钟才开始呢!”

    早上吾提前起身了,可是来了个紧急通知说要12点集合,3点无船,因为船未到。
    真是急是(死)人,吾什么都准备好了,恨不得马上飞到高邮①去,这样一来又要吾等半天了,比较令人不高兴,反正急也没有用。
    于是趁上午这功夫把肥大的行李进行精简,床下的棉胎不带去了(乡下有的是稻草)②,这样就显得瘦了些,吾比较满意了,这是“δ”③,替吾想的主意,真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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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5日 星期日 晴
第一天 The First Day

    在船上度过了十小时左右(非常不好过的十小时)④,就在高邮上岸了。
    昨晚在船上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左右,且睡在热烘烘的炉子边的储藏室中,在高七八低(七高八低)的行李上翻来覆去的休息着——睡不着,许乃吉⑤后来跑掉了——太热了,自己竟侥幸地睡了一个多小时,老马⑥等睡在吾下边的蓆上,看上去没有睡着。在短短的六小时中吃了两顿饭,肚子没有受难(这也并不是“受难”,而是锻炼)⑦。
    到了目的地,上午据说没事,于是吾去街上,不料,一回来就在讨论了,于是吾马上坐好。由队长(姓常)⑧用泰兴话点了名然后由高隆远⑨念了段文章,后半段司马叫吾念,于是吾念了,不料“缴械”两字读错了,真是太不应该了,十一点半去吃饭。
    饭后,党员们去听报告,吾去洗了两件衣服,就睡了(很舒服,虽然是被叫醒的) ⑩。
——————————
评注:
    1948年,作家肖军发表在《文化报》上的“新年献词”值得一读:
    “所谓民主也、革命也、共产也------此真背人逆天、颠倒伦常之举,复加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挖人之根------甚至净身出户,此真亘古未有之强盗行为,真李自成、张献忠之不若也。满清虽异族,日本虽异类,尚不为此,胡共产党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
    这是肖军对共产党在解放区发动农村土改运动的肺腑之言!
    研究“文革”的史学家和“党史”专家,把1966年5月16日定为“文革”运动开始之日。那么,这篇日记是“文革”前夜的记事了,难怪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迷信吗?不!据说人类有“第六感官”呢。
    日记显示,原本计划半年的“社教”工作,被暴风骤雨般的“文革”打乱了,华水学生在7月3日返校投入了另一场被称之为“史无前例”、“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我只想说:在这不到两个月的“社教”,使我明白:那群“面向黄土背朝天”、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没资格称“农民”,他们实在是“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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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高邮,是苏北大运河旁的富庶之地、亩产超千斤甚至双千斤,高邮鸭蛋非常有名。
    ② 原文有括号。
    ③ 我给贾德胜同学取得绰号,该符号是数学中的希腊字母,读音:“代尔达”,常被表示“增量”或“误差”。
    ④ 原文有括号。
    ⑤ 许乃吉,山东人,是我年级三班同学。
    ⑥ 老马是司马均德,常州金坛人,我年级唯一的一位学生党员。
    ⑦ 原文有括号。
    ⑧ 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⑨ 高隆远,四川广汉人,和我同寝室的同学。
    ⑩ 原文有括号。


    Jan.16th.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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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老照片是1963年苏高中毕业前的留影。后排左起:范迪佳(班长西北工业大学),宋仰廉(可惜,遭遇“滑铁卢”,名落孙山);前排左起:潘立念(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前身),潘裕翼(华东师范大学)。
记得我曾劝裕翼考“理工”科大学,那时我有偏见,看不起“医农”和“文史”专业,因为这类专业可以免考数、理、化,或只考其中一、二门。但他喜欢英语,竟没如愿,进了“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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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 星期一 晴
突出政治,百战百胜!

农民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

    “不但农民与地主之间是一分为二的,就是农民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不是铁板一块毫无矛盾,而是时时处处都充满矛盾。当前,农民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不同态度上,在农民内部广大的贫农、下中农坚持集体经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以富裕中农中间的一部分人为代表的一些农民,却往往还留恋小农经济,热心于个人发家致富,自发地倾向资本主义道路。”
    “------”
    “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便会反映到农民内部来。”

突出政治,百战百胜!

    突出政治不是一劳永逸的事,要反复落实,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突出政治的道路,队伍才能越打越硬、越打越红,才能高举红旗勇往直前。只有把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以政治统帅一切,生产技术才能落在实处。吾们要一辈子突出政治,与忽视政治作一辈子斗争。  
    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之特长,利用对方之特短:
    矛盾双方斗争最激烈的时刻,这时善于分析对方和自己的特长与特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之特长利用对方之特短,运用正确的战术就能战胜对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是书斋里的死哲学,而是从群众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为群众革命斗争服务的活哲学。
    讨论:大好形势还有阶级敌人。
    (1)、为什么过渡时期还有阶级敌人?
    (2)、为什么要高举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不高举有什么危害?
    (3)、大好形势与经济责任的关系?
    讨论:用主席思想武装自己,大好形势是和阶级斗争应该联系起来的。
    下午:
    发言提纲:念十条问题(文件)①学习前面几个问题。
    题目:大好形势与积极主动的关系?and第二个题:为什么------,  国内、国外、自己头脑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两个阶级的斗争。
    一、吾国内还存在两个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及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国内的很多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过来的,头脑中有资产阶级思想且严重;
    二、国外有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腐蚀,影片资产阶级方式、修正主义,香港片,人们排队(买票),崇拜外国;
    三、自己的学习目的。
    阶级斗争好像与自己没关系,政治嗅觉不灵,对某些事没提高到阶级斗争纲上来分析,形势是非常的,反映在生活水平提高。城市中的:受外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侵蚀,电影、贩卖东西(粮票之类)②,困难时期弃学经商。
    下午讨论是解放军美喜③同志,关心问吾:“要不要去穿衣服?”吾说:“不要!”因为他只看见吾穿一件汗衫,他不清楚吾是习惯这样的,一方面由于自己想锻炼一下,另一方面穿得太多会流鼻血(倒霉的病)④。吾对昭久⑤说:“上午过秋天,下午过夏天,晚上又过秋天。”
    当梁晨光⑥发言后,吾就发言了。
    小结:收获比昨天大,同志(们)都联系思想谈阶级斗争,这非常好,但有的联系较少,如〤〤⑦,讲的是大道理多,这也有好处,可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但愿不是空头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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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显示,社教工作队正在认真学习如何“与人斗”!
    就在这一天,康生主持(国家主席刘少奇这时只能听康生摆布了,还在做梦)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宣布打倒,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文字,后被证实是毛大爷的原话。
    此时,知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的,知道毛大爷要搞掉刘少奇的,据陈伯达后来在狱中回忆称:“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几位常委像听天书一样不得要领。刘少奇还问参加会议的彭真有什么要说的,希冀他能辩解,结果彭真无话可说,表示服从,在文件上签字,同意打倒自己。
    刘少奇也签字同意《五·一六通知》,就是说,刘少奇为自己签发了自己的“死亡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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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文有括号,没注明的括号是现加的。
    ② 同上。
    ③ 贾美喜,军人,当地人武部工作,工作队进村后就换成便衣了,和我同住一老贫农家。很活跃,会唱各种“忆苦思甜”歌”,还会说快板。他特别喜欢我信封上的“仿宋体”,他后来的信封都让我替他写上“仿宋体”,我那时还不知道这种漂亮的“仿宋体”是大奸臣秦桧发明的。
    ④ 原文有括号,我从小身体虚弱,天热就会流鼻血,后来竟自动好了。
    ⑤ 周昭久,南通人,同寝室。
    ⑥ 梁宗南,福州人,“梁晨光”是我给这位院西乐队队长取的绰号,无任何含义,同寝室,在我下铺。
     ⑦ 原文如此。

    Jan.18th.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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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66.05.17. 党的方针



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摄于1949年。左上角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胸章标志军装的那位就是我老爸,蛮神气的呢!右上角的那位叫:翟志祥(音),绰号“小三子”,大军渡江前,上级要他去苏州吉庆街48号(老门牌28号)找一个叫潘云深的“地下工作者”。那时,我家是共党的一个地下秘密联络点、交通站。老爸以国民党的身份“潜伏”在苏州,掩护共产党的活动。老爸还曾冒着生命危险,用金子买通国民党特务,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但是“干革命就会有牺牲”,国民党反动派为追杀我小叔叔,逼亲娘(“亲娘”即“祖母”,常州地区称谓,我儿时就这么叫她的)口供,不招!被枪托打得口吐鲜血,还一把火烧光了三伯伯的房子和家产,不幸的是,我的两位未见过面的五伯伯、六伯伯(均是共产党员)于1946年,被国民党枪杀在常州西夏墅,胜利后,当地还建了“烈士纪念馆”纪念他们呢。据说,现在当地政府开发地皮,搞创收,纪念馆早就灰飞烟灭了。
    我记得儿时家里客人特别多,像李铁梅唱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他们常常会从臭烘烘的口袋里抓把长生果(花生)给我享用。老爸是不准他们随意外出的,必须在家待命。据亲戚说,家里还挖有地道以备不测。他们装扮成“老板”、“小开”,逐个往苏北转移,穿着的西装、皮鞋,都是老爸叫伙计用扁担从店里挑回来的呢。听说,其中有个叫蒋剑桥的人,胜利后担任了吉林市的市委书记。
    要知道,在共和国鲜红的五星红旗上,也有我亲娘的一滴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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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7日 星期二 阴
党的方针是:

    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做斗争,同自然界做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五个不忘记要背出来,和六个标准一样地背出来,有利于工作)①。
    地主说:“东南佳客主,扬眉吐气时!”②
    阶级and阶级斗争的小结:三个方面:(1)学习中解决;(2)正存在什么问题;(3)今后怎么样。
    甲. ①、初步弄通了过渡时期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A. 找到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源。毛主席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较长时间,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道路斗争,吾国城市和农村都严重地存在斗争,阶级敌人用“和平演变”法来斗了;
       B. 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讨论中例举大量事实;
       C. 亮了自己思想,过去对这方面的看法。
       ②、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升学的目的。
       ③、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
    乙. 通过大量事实抓两个纲的好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进一步认识是非抓不可。
    丙. 认识大好形势和阶级斗争关系,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讨论中存在问题:①、讨论阶级斗争形势时外部多,和平演变的严重,内部谈的少;理论多,联系实际少一些,具体的谈的少; ②、讨论深度差,问题提的少,革命道理多。
    今后怎么样:阶级斗争的理论还要继续学习,到实践中去锻炼,一次比一次认识更提高,在实际工作中站稳阶级立场,划清界限,时刻站稳,立场鲜明。
    下午讨论:
       A.为什么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的。
       ①、每个事物都包含对立的方面;②、一分为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③、一分为二是吾们观察问题的根本方法。
      B.怎样一分为二看问题,有些什么经验教训。
       ①、对形势和阶级斗争的认识;②、对基层干部的看法;③、对贫下中农、建党对象的看法;④、工作队本身老干(部)③新干(部)的看法;⑤、对高邮地区的看法。
    有些社员开始很积极去揭发干部,这可能是暂时的,可能是为了和某些干部有仇之故也,要通过现象看本质,好话坏话都要听,对干部定案要依靠群众来定,不可发态度,干部翻案听群众意见。
    一天下来讨论了各种问题,如何一分为二的看待干部,这些老队员讲的联系实际,事例很生动,他们很谦虚,说自己的理论水平没有学生的水平高,表示要向同学学习。其实他们实际经验是十分多的,吾们是外行,讨论中只能所谓谈理论了,只是空谈,比不上他们的。
    吾觉得自己在讨论中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向老队员学习,要“谦虚、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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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工作队继续学习如何“与人斗”。
    当时我们在学习中共扬州地委办公室编制的《干部学习材料》,选两段给各位阅读:
    (1)、“今天,我国领土台湾,还在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霸占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人没有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吃、穿,受压迫,受剥削。我们决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凌,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所有受苦的人民。”———雷锋日记
    (2)、“眼睛看着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心里想着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被压迫的人民。什么是我们的理想?就是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们的一生。国内还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不消灭,我们就永远不放下枪杆子。”———解放军某部红九连
   1966年,《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标题是:“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文章说:“新的一年,1966年开始了。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各条战线上突出政治因而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政治挂帅挂帅,主张实行‘物质刺激’、‘利润刺激、‘奖金刺激’,发展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所奉行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
    我们不知道是,就在5月17日这天深夜,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自杀。邓拓在遗书中写道:“《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171篇,有问题的有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的,一定会搞清楚的------”。“文革”首开“祭录”,邓拓成为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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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文有括号。  
    ② 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地主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
    ③ 括号是现加的。


    Jan.20th.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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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66.05.18. 要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



这张老照片背面有条日历章:“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就是1946年5月22日了,我来到这混沌的世界算来已有192天了(生日:1945年11月11日)。这年,爸爸三十五岁,妈妈才二十岁,抱着我,我正茫然地“向前看”着,左边站着我哥哥立权,看来老爸情绪不错。
    1937年,东洋人来了,大批苏州人开始了“逃难”生涯。老爸一家混杂在难民中,仓惶夺命,遇到船就乘船,能上汽车就上汽车,或者就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沿长江逆流而上,向大后方四川逃去。途经溧阳,哥哥出生了,却不敢稍停片刻,一家人千辛万苦抵达成都。老爸考得修建成都飞机场的工作,国民政府规定职工必须集体加入国民党,并按照薪酬授予文职军衔,于是,老爸档案里就有了“上尉绘图员”的纸片。不久,老爸去重庆,前妈不幸病故,真“家破人亡”也。接着,老爸带哥哥去了西安,遇到我妈(河北定县人),就又有了家,我生在陕西三原。美国两颗原子弹把小日本炸投降了,全家回到了阔别八年的苏州。这时,老爸才知道,他半数弟兄已成了共党分子,十弟兄联袂演出的“国共合作”大戏也就此开场了,我家(吉庆街老门牌28号)立即成了共党的秘密联络点,终于盼到了胜利。“文革”来了,老爸竟成了“大鱼”、“公安六条”专政对象,这下有难无处逃了,抄家、封箱是正常程序,令我震惊的是:有整整一年时间,老爸每天早上在单位(苏州二建前身)门口被“挂牌示众”、请罪,何罪之有?!可是,老爸至死都没给我们透露过一丁点这奇耻大辱,难道这也是“地下工作”需要保密的吗?数年前,我在盘门一个工地任“总监”,“苏州二建”的一位项目经理在我办公室闲聊时,给我讲起了半个世纪前批斗老爸的骇人场景(经理当年还是个小学徒),难怪老爸曾对我说过:“活着没意思,死了好。”说要钻到公共汽车轮子下了结,我当时竟不以为然,认为老爸不够坚强。项目经理的故事,使我顿时脸色大变,他吓得逃跑了,我关上门,不由得老泪纵横。
    肖军真是先知先觉:“所谓民主也、革命也、共产也------此真背人逆天、颠倒伦常之举,复加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挖人之根------甚至净身出户,此真亘古未有之强盗行为,真李自成、张献忠之不若也。满清虽异族,日本虽异类,尚不为此,胡共产党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 马勒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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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8日 星期三 阴雨
要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

    几天的讨论中,自己体会到,只有真正地和贫下中农结合才能发现问题,自己平时爱“清洁”,一有脏衣服就洗,以后是否会厌农民脏呢?一定会的!我出身城市,这种长期地住在农村是第一次,一定要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轻装上阵,否则是不行的,事实已经由老同志的许多事例证明了。
    吾脑中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很重,一定要在农村的社教运动中好好地滚上一身泥。
    你不是在争取入团吗?现在是最好的锻炼时刻,是考验人的时候,应带头去干,要彻底(可能不会这样)①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使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化。
    晚饭后碰到林丽英②,她已经审批通过入团了,她鼓励吾要加劲,且谦虚地说我会赶上她的,还叫我去和张孟春③这个前任组织委员多谈谈(这已经显得不太可能了,吾已经无发言权了)④,有什么谈头?她现在不再是团干部了,被“贬职”了(大约是困难时期犯的错误之故)⑤,和干部谈话是要的,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靠自己努力,这一点吾已经很明白了。
    吾反正也有自己的主见,不愿再走弯路和犯不必要的错误。其实这些都是由于自己的粗糙性急之故, 冷静一点吧,潘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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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仿佛是个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机会赎罪的罪人,何以至此?
    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这可能是最早出现“文化大革命”词条的社论,不久,前缀“社会主义”被改为“无产阶级”,立即成了血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自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文化战线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就进一步开展起来了------”
    就在这1966年5月18日,林彪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作了一次关于“政变”的讲话。这是因为毛大爷在杭州秘密会见会见林彪时嘱其“像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再讲一篇。林彪演说道:“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叠打’。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毛大爷没料到他的亲密战友也要搞政变,要杀死他!林彪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却认为林彪是条汉子,颇有“荆轲刺秦”的豪情,且他从没向毛大爷低过头、写过检查。引而广之,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帝国主义的烧夷弹把皇储炸死在朝鲜战场上,从此阻断了“毛二世”的出现,因此,中国人民是幸运的,山姆大叔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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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文有括号,认为自己不容易做到。
    ② 林丽英原先在我们四班,三年级调整专业时,她被调入五班(海洋专业),梁宗南从五班调到四班,睡在我下铺。
    ③ 张孟春是我班团干部,很能干。所谓困难时期,指1959至1962年,她还是个中学生,听说她帮哥哥倒腾“粮票”。这实在算不上什么“错误”,那时,毛大爷已害得百姓饿殍遍地,各地竞相拷贝“人相食”的恐怖大片,倒腾几张粮票是为了活命,何罪之有?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④ 原文有括号,我认为团员标准太高,尤其无法做到一星期汇报一次思想,不久前就把入团申请书取回了,这意味着我没有入团的要求了,所以就“已经无发言权了”,再说,张已经不是团组织委员了,林丽英去了五班后可能不清楚四班的情况,林丽英指路指错了方向,我又不便说明。可能我想利用社教的机会表现一下,搞点“资本”再要求加入“自己的组织”,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因为我的梦还没做完呢。
    ⑤ 原文有括号。

    Jan.22nd.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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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66.05.19.&20. 为什么?& 经验之谈



这张没注明日期的老照片估计是在1945年拍摄的,站在妈妈旁边的立权哥哥,那年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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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9日 星期四 阴雨
为什么?

    为什么老是在M ①呢?真是岂有此理,说明自己包袱没丢掉。
    我们队中只有六、七个人不是团员,集(绝)大多数是组织中的人物,吾要努力。
    贾同志说:“工作队中要发展的,你努力格②!”吾心中十分高兴,吾一定努力。丢掉思想上的包袱,轻装上阵、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丢掉一切坏东西,前进!前进!

1966年5月20日 星期五 阴→晴
介绍毛主席著作学习经验之谈

    讨论革命化问题,大家偏重于自己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谈的成绩较少,后在讨论最后的几分钟内,贾同志扭转了,谈了他们大队(原来的)③成绩。
    在教育人时要自己受教育,要参加劳动,吾要做以下几点:
    (1)、尽自己力干,努力学毛选,改造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和自己;
    (2)、谦虚谨慎,多听群众意见;
    (3)、积极主动,敢当群众小学生,尽自己力量参加劳动(当然在搞好工作的同时);
    (4)、丢掉私人杂念,一股革命朝气贯穿始终;
    (5)、在工作中尽可能少和女社员谈东西,若要谈,则少而精,不多啰嗦。这也没法,因为当地群众比较封建④,不过大方一些也不要紧的;
     (6)、多做好人好事,自己知道就行了,用不着让别人知道(这样对自己有好处的)少说一点废话,多做一点利人的事。
    介绍毛主席著作学习经验之谈:
    孙廷盛(贫农)⑤:六二年高中毕业,没考大学,下乡务农扎下根,虱子问题,工作繁重问题。
    张孟春:像放机关枪一样地,非常那个地,在寒书记来临之下,发表了一系列言论,的确如此!
    队长发言:每个人都有害怕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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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显示,工作队学习了八天,直到5月24日才下到生产队里,至于学习的意义嘛,“喝狼奶”也!
    1966年,《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标题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社论说:“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资料显示,1966年5月20日,刘少奇住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安子文分别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四个分组。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临时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实际上之隶属于毛大爷,也只对毛大爷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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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可能当时为某件事感到“郁闷”,用字母“M”是为了保密,现在无所谓了,该解密了,却记不得什么事了,这是模仿矛盾、巴金,经常用“S”小姐,去“Y”城市的写法,真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了。
    ② 同组的“老兵油子”贾美喜,苏北地方话,句后常带“格”。
    ③ 原文有括号。
    ④ 错!下去后才知道,苏北妇女有点湖南“辣妹”味,说她们封建纯属“误导”。
    ⑤ 原文有括号。

    Jan.24th.2011  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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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66.05.21. 学《严重的教训》按语



这张没注明日期的老照片应该是在1945年拍摄的,左边我老爸,右边我妈妈,中间我哥哥,我还没出现在照片中,立权哥哥那年八岁,全家在陕西,还没回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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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1日 星期六 晴
学《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

    主席在这一文①中指出,要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思想和政治的保证,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去做,细致地去做。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 这段话告诉我们,农村工作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把旧的习惯势力铲除,要占领思想阵地。
    上午听两个报告,关于高邮县的一些情况和生产队情况。下午〤〤②中复述上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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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社教工作队继续学习。
    《严重的教训》一文,反映了毛大爷对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主次关系的认识与“抓革命、促生产”的治国思想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治国方略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式提出的,但从毛大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来看,这个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实际上就已经萌芽。早在1943年10月,毛大爷就初步表达了只有通过革命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他认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大爷有所不知,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就是他自己,他应该知道有“周处除三害”这出京戏,该学学周处,把自己“除掉”才是“硬道理”。
    1966年5月21日这天,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态,完全同意林彪5月18日的讲话,林彪那天大谈“政变”问题,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大谈政变问题,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说毛大爷和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周在关键时刻总是紧跟毛大爷,也是“顶峰论”和“天才论”的鼓吹者。
据传,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有了周恩来,不少干部得到了保护,没有周恩来,也许‘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不会拖得这么长。”
——————————
注:
    ① 1955年秋,毛大爷在《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命题。
    ② 原文不清楚,故打叉。

    Jan.26th.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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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66.05.23.&24. 明天进村&“你很讨人喜欢”



这张老照片摄于“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二月卅日”即1946年12月30日。左边是我老爸,右边是小叔叔,中间是我哥哥。小叔叔当过私塾先生,会诗文,拉得一手好二胡,他赠我的“中堂”显示出相当的书法功力,但赠我的二胡被我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根据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CP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和行政机关全部撤到长江以北,这张照片应该是叔叔转移苏北前和老爸的合影。大军北撤后,叔叔就在苏北扬州附近有个叫“仙女庙(镇)”一带活动。
抗战期间,小叔叔曾被日本鬼子追杀,为抓捕这位区委书记,悬赏一千大洋呢。叔叔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次与日本鬼子邂逅,战斗中,鬼子包围了他所在的小屋,形势十分危急,眼看就要被敌人活捉,于是“狗急跳墙”,叔叔踢开大门,扔出两个手榴弹,炸响后,立即手持双枪边打边冲地逃脱了,竟然毫发无损。他经常在我面前吹嘘:“他们是抓不到我的!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的,给我四个字:‘火中取栗’,冒险而已。我没受过伤,你看,我身上连枪伤疤痕都没有呢。”叔叔命大,今年已经96岁高龄,在镇江安度晚年。



1966年5月23日 星期一 晴
明天入村①

1966年5月24日 星期二 晴
“你很讨人喜欢”

    昨晚,吾和辛忠理(礼)②讨论下乡的一点体会和决心,吾告诉他,吾有信心搞好工作,且自己相心(信)③自己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很多人(少的,老的)④都喜欢接近吾。于是辛忠理(礼)很坦率地说:“你是很讨人喜欢的!”“为什么?”吾倒要问个所以然,他又欲言又止。既然吾能“讨人喜欢”,则要利用(这)⑤一点,做农村工作,发动群众。
    今天上午就要下农村,吾买了顶礼帽式小草帽,很便宜,结果,队员们都称之是特务、叛徒,有位同志还说吾像甫志高,甚至说吾是很坏的那个,引得在休息的同志都笑了。只有在农村好好锻炼,才能脱胎换骨。
    由汽车把吾们送到大运河旁,正式入村了⑥。
    先到了一个叫杨加于的贫农家中,他正在修理工具,吾又无话可说,和李荣贵静坐,等老万商量住所,结果让了那位公社干部(他是蹲点抓生产)⑦,住到姓王的贫农家中(共产党员)⑧,他非常热情、周密地安排了吾们三个,腾出了一间房子出来,还给吾们开了个窗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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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工作队集训完毕,“狼奶”喝足,下去撕咬的时刻到了,“鬼子进村了”!
    就在这天,1966年5月23日,毛大爷的秘书田家英,在中南海自杀了,年仅44岁。“伴君如伴虎”,田家英是“文革”开始继邓拓之后的第二位牺牲者。毛大爷在外地“遥控”党中央,这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职务,刘少奇主持会议对朱德进行了批判。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姚文元人副组长。首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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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23日,只有标题,没记日记,以后不一定天天记。苏高中校友、博友“渭南汉”先生建议我配上日记影印,不过太占空间,也看不清,今天暂且加上一张。②把辛忠礼的名字写错了,说明我不注意细节,易得罪人。③字写错。④原文由括号。⑤现加括号。⑥今天看来,应该是“鬼子”进村了。⑦原文有括号,这位公社干部不属于社教工作队,应属于挨整对象。⑧原文有括号。

    Jan.30th.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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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66.05.25.&26. 他们笑了



这张老照片摄于1950年左右,左边是我妈妈,右边是婶婶。
    婶婶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抗战时期,一天,她在老百姓家,突然,“鬼子进村了”,来不及躲了,匆忙藏在帐子后面。房东发现帐子在动,急忙抱着自己孩子坐在床沿喂奶,还不断地摇晃、拍打,哼催眠曲,鬼子见这村妇家里没什么好搜的,就走了。婶婶解释说:“我是被吓得发抖啊,所以连帐子也抖动了,要不是房东的掩护,肯定没命了!”女人胆大的少嘛,可以谅解。也许她把这个故事也讲给同事听过,因为“造反派”批斗她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如果她被捕的话,肯定是叛徒。其实,鬼子对抗日份子是绝不手软的,她会成烈士。
    1968年,我去镇江看望婶婶,那时叔叔已成为“走资派”被关进去了,婶婶愁眉苦脸地跟我讲,检查老是通不过,怎么办呢?我把她的“认罪书”拿来一看,吃了一惊,原来她自杀过,被救活了,被罪加一等,谓之“畏罪自杀”。我立即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帮你写!”当即“奋笔疾书”,一会儿就成。婶婶把我写的“认罪书”,小心翼翼地誊了一遍交上去了。第二天婶婶回家高兴地对我说:“通过了!”。我松了一口气,告诉婶婶:“今后凡是遇到这类事,你尽管‘上纲上线’,承认自己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尽管你不是,没事的!因为你历史上是清白的”。婶婶听了,居然高兴地笑了,好像得到了什么“真谛”,我的心却不禁悲凉起来,他们逃过了日本鬼子的追杀,又逃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但他们能逃过这次莫名的“追杀”吗?多年后,叔叔在我老爸面前还为了这事直夸我:“立念的笔头还可以呢!”我知道后却高兴不起来,很郁闷呢!真是的,看来我只能写写“认罪书”一类的劳什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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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5日 星期三 晴
他们笑了

    上午参加劳动,社员们对吾笑了,因为不知道怎样打麦的,且又笨手笨脚,不灵光。他们问吾:“插过秧吗?”吾说没有。上午劳动一下,肚子很饿,很累,锻炼一下就好了。
    中午王广卿①烧了两种饭,给我们弄了三个菜,煮大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稀的。吾觉得很不自在,贾同志就告诉他:“以后不要烧两种饭,烧稀的好了。”老王这人真太好了,他说:“这并不是那个②,而是为了搞好生产。”吾们再三解释,他允许了。
    贫下中农对工作队员是十分的关心,那吾们如何采取措施呢?只有团结他们,发动他们,把关系搞好,把灯塔大队搞好,把伟大的社教运动搞好,让灯塔永远放射出辉光明③,指导前进,把灯塔大队在全公社竖起一块活样板来。

1966年5月26日 星期四 晴
无题④

    四点钟,老贾的歌声⑤把吾吵醒了,才起来。四点半要集合,到大队开社员大会。
    常队长讲了话(照提纲念的)⑥。工作队的权力是比较大的,队中干部就要遵工作队的指示办事(实际上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⑦,说工作队是代表党和毛主席的,一举一动都要慎重小心,不可粗枝大叶。会上公社的组织科副科长讲了话(老范有点不同意他讲的)⑧抓生产等事。
    下午去摸社员的情况。这时,吾感到两腿发软,浑身无力,好像要瘫下来一样,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坚持去了吧,是很自然的,一下子还不能适应农村生活,以后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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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是下到生产队的第一天劳动。特别一提的是那个老兵油子贾美喜,非常活跃,会唱不少歌,如:“解放军叔叔好,穿皮鞋,戴手表,漂亮的阿姨后头跑------”,这跟我后来在青海听到的民歌:“自从来了解放军,藏族的生活变了样,阿里松巴嗨哟嗨,解放军叔叔好,穿的皮鞋戴的罗马表哟嗨------”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青海还有:“花儿与少年”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样的非常优秀的民歌。
    就在这1966年的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外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康生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把大字报底稿送给在外地的毛大爷,大爷如获至宝,决定向全国广播,“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放出人世间的所有邪恶——贪婪、虚无、攻击、造谣、污蔑、诽谤、中伤、嫉妒、痛苦,当再盖上盒子时,希望却被锁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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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我的房东,贫农,共产党员。② 意思是不算啥的。农民兄弟一日三餐喝稀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村里孩子都很瘦,但“饭”后小肚皮都特别大,那是一肚子的稀汤灌的,稀粥中的米粒太少了。③  原文如此,大概想写成“光辉”或“光明”吧。④ 日记没取题目。⑤ 和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兵油子贾美喜同志。⑥⑦原文有括号。⑧ 原文有括号,老范是谁?记不起来了。

    Feb.1st.2011  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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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66.05.27. 无题



这张老照片摄于1947年,左边是我娘娘(姑妈)抱着比我大两个月的表兄胡永毅,中间婶婶抱着我,右边妈妈抱着我弟弟立醒。
    娘娘大学一毕业就当了全职太太,英文呱呱叫,有时在家和“寄公公”(立权哥说,在重庆,他曾被老爸寄养在这位一起逃难的老人家里,所以叫他“寄公公”,也是娘娘的干爹,老人有一儿子和老爸是同学,非常要好。“寄公公”曾在上海海关和美国人一起工作,上世纪三十年代退休时,一次就拿到三十多万银元退休金。老人子女全留学美国,还有个儿子叫王心渊,上世纪二十年代学成归国,水利专家,解放后任“长办”总工)拉家常就用英语会话,一手漂亮、娟秀的英文手写体让我汗颜。1937年逃难途中,娘娘和姑夫去了贵州,姑夫找工作当了美军翻译。姑夫家是地主,名下曾分得数十亩田,但姑夫南京“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工作,从未曾经手。“文革”来了,“寄公公”受到一点惊吓,1966年去世了,享年97岁,姑夫被定为“漏划地主”,从此身无分文。1970年,我从甘肃回苏州,送老爸“一家”去苏北射阳农村落户劳动。去吉庆街看望娘娘时,惊骇地看见姑夫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裳,拿着笸箩准备外出工作——捉垃圾,娘娘对着我眼泪汪汪。1971年,我再去娘娘家,娘娘已一病不起,躺在床上,朝我挥挥手,不让我靠近,已病得很重,怕我被传染,我心里难过极了。不久,娘娘便去世了。1979年,姑夫平反,补发十年工资,研究院让他去疗养,姑夫竟激动得不能自己,不去!高高兴兴地上班工作去了,多善良的臣民啊!唉,“鹅城”草民的对手,满脑智慧、十分狡诈、万分恶毒、无比残忍、太过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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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7日 星期五 晴
无题①

    毛主席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它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又指出:“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所以,在农村中不仅要努力地参加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去投入阶级斗争的活动,要去摸熟贫下中农的各种情况,去发动他们组织他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忆苦思甜的方式教育他们(同时教育自己)②。
    但是,昨天晚上去访问的一家贫农,叫她谈谈解放前的苦难生活,她却说:解放前没什么苦③。这就比较难办了,可能她还不太会讲话,或者没有感到剥削的痛苦和实质,也只有慢慢启发她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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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读到这篇日记,感到一丝诡异,请一位贫农谈谈“解放前”的苦,倒点苦水出来让大家瞧瞧,她居然说:“解放前没什么苦”。其实,所谓“地主”,也不见得个个都是脸谱式的坏蛋,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对支持解放区政府的地主称之为“开明地主”,只是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敌人”和“朋友”可以不断转换身份,甚至就像穿衣,穿旧了就可以扔掉的。被塑造的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四大地主”也都不是真实的,黄世仁和白毛女的故事竟是凭空捏造的,刘文彩还在当地兴办学校让穷人读书呢,可解放后,一家被枪毙六个。
    “也只有慢慢启发她”大概也是要“让子弹飞”、慢慢飞一会儿吧!
    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元旦献词”说:“------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在农村和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断革命和彻底革命的精神重新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这对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进世界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社教运动意在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煽动仇恨、仇富,要大家“乐此不疲”,大爷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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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这篇日记没取题目名。 ② 原文有括号。 ③ 现用黑色加深,怎么会有这个记载呢?贫农居然不觉得“解放前”的生活是苦难生活,令人吃惊! ④ 她觉得“解放前”的生活不苦,为何非要她觉得苦?所谓“启发”,实“煽动”也!

    Feb.3rd.2011  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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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66.05.28. 摔了一跤



这张老照片摄于“中华民国卅五年拾月叁壹日”即1946年10月31日,左边即老夫本人,右边是大我约两个月的表兄胡永毅。
    三年后,我和他同进小仓口“苏州新苏师范附属小学幼稚班”,他很聪明,是个好孩子,我却弱智又差劲。所以,1950年他升入一年级,我留级。记得幼稚班的顾老师一次在课堂上不知发什么劳什子东西,点到名的就拿到一张纸片,我吵着要,老师瞪我一眼说:“会有你的,急什么?!”等我欢天喜地回家举着那张纸给老爸时,老爸一声不吭,随即也瞪我一眼,说:“留级!”可我不明白“留级”是什么意思,反正不妙,立即逃走了,原来那是一张成绩报告单。当年搬家到富郎中巷18号,老爸想让我进巷子里的“养育巷第二小学”一年级,老师考问我,但我什么都“不知道”,只好继续上“幼稚班”。于是,我跟着这位表兄亦步亦趋,先后进慕家花园的“二初中”、三元坊“苏高中”、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像在唱“同一首歌”,但始终比他低一级,低一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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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8日 星期六 雨
摔了一跤

    上午在大队部开完会回来摔了一跤,由于路途较滑之故也。高邮农村的路,一下雨后非常滑,套鞋上很快沾上一大块、一大块泥把(巴)①,尤其在过桥的时候更是要小心了。
    弟弟②来信了,写了两张纸,提了几点希望,是給吾做思想工作的,是教吾耐心地看完这封信。其中有几段:
    “------对贫下中农要热情诚恳,不要有一点大学生的架子,或给农民留下一个到底是城里来的大学生的概念。”;
    “如家里③有小孩的话,可要带好,不要乱哄,要教他们做好人好事。所以,你一个月要用多少④,估计一下,下次来信告知,我以后寄来,那一个月要多少,要多些就多寄些,不用,则少寄些,余下的我代为保存------”;
    “------千万要注意艰苦朴素工作作风,在农村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忽视这一点,则农民就会跟你疏远,并要注意,农民家中吃什么,你要(就)⑤吃什么,真心情愿和农民结合在一起。自己的生活水平绝不能超出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随便买熟食(就是便宜也不能特殊化)⑥------为革命艰苦些算不了什么,反而能锻炼人------”;
    “------讲话语气方面,我也跟你一样,语气太重,因此往往好事办坏事,自己讲话当然可知道。反正我是出于好心,但现在不人人都是雷锋,所以态度是很重要的方面,如果不注意,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如果双方谈得很好,但突然对方不讲了或有些敷衍了事,应警惕自己讲话冲人⑦了------如果别人语气不好,则自己千万不要跳起来,这方面修养要千万注意------”。
    “------”。
    看看吧,弟弟比吾都强,吾要向他学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做得及时,对吾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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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把弟弟的信几乎全抄写在日记里,可见我很重视,也说明我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存在“问题”。那是纯真的年代,令人留恋。可是,毛大爷这个“打伞和尚”总是喜欢像孙猴子那样让人不得安宁。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核心成员是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拥护者和吹鼓手,后来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毛大爷对他们的政治回报。毛大爷的“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取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能。用这种显然违反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的有关规定采取了非制度化的做法,以此来篡党夺权。大概毛大爷觉得自己的“马克思+秦始皇”还不够,也不过瘾,需要披上合法的外衣,把“党中央”当作“汉献帝”,自比曹操,来个“挟天子而令诸侯”,不也快哉!?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便相继因受迫害离开中央文革小组,很快,中央文革小组完全为江青控制即毛大爷所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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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现加的括号。②在“南京电力学校”读书的弟弟立醒。③指社教所住的房东家。④指我每月3元的零花钱。在校的伙食费每月13元,下乡后每月给房东交11元,剩下2元蛮可以打发了,那3元就让弟弟保存。⑤现加括号。⑥原文有括号。⑦得罪人的意思。

    Feb.6th.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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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66.05.29.&30. 要调查些什么人呢?



这张照片摄于“中华民国卅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即1946年5月22日,相片下方有钢印“国际照相”,是当时位于苏州北局的一家最好的照相馆了。我半岁多(生日1945年11月11日)。
    看着我这六十五年前的倩影,感慨万分,唉,真是“对酒当歌,转眼就是百岁!”。难怪大师季羡林说:“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原来,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应该记住大师这振聋发聩的人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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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9日 星期日 晴
要调查些什么人呢?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实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故。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思想,有锐利的观察(力)①。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②。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专业不必在座。”
    晚上在小学开了个基干民兵和队长会议,贾在会上雷厉风行的讲话,十分得劲,很有说服力。社员都表示要好好地干一番。李队长表示决心在这次大忙③中要带头好好干一番。

1966年5月30日 星期一 阴
瞌睡死了

    这几天一般只睡五、六小时,真困极了,每天又劳动半天又工作,一面听汇报工作,一边瞌睡。老同志却干劲实(十)④足,不太睡,要学习他们,吾要练一下才能战胜瞌睡。不光是练,还要注意身体,觉得软绵绵的使不出劲,睡眠太少之故也。
    今天“五卅”纪念日,想必报上会有所文章,几天来没和《新华日报》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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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两篇日记反映了当时工作队的工作十分辛苦。贾美喜的报告十分蛊惑人心,意思是要利用自己之“长”猛攻对手之“短”,要整人有术,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竟听得津津有味,所以有“贾在会上雷厉风行的讲话,十分得劲。”的记载,这是“狼奶”的功效!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酝酿成立红卫兵组织。后来,这一天被视为红卫兵的诞生日。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组织临时工作组一事写信向毛大爷请示。信中写道:“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大爷当日批示:“同意这样做”。31日,陈伯达率领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我们并不知道,毛大爷将像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向全世界宣战那样,要利用这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向国家机器、向同志们、同胞们开火了,最后还会像西太后那样把“红卫兵”像“义和团”一样残酷地宰杀掉!
    外面的世界已经很“精彩”,我们工作队仍在“桃花源里可耕田”,可是生产队里已不见“河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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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括号是后加的。②看来贾美喜同志学毛选学的不错,毛大爷曾说过革命靠流氓之类的话。③农忙,夏收夏种,马上就要栽秧了。④括号是现加的。

    Feb.9th.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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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微笑的脸上分明含着一丝坚韧,她就是我的亲娘(即祖母,常州地区称谓)。亲娘于1953年去世,享年79岁。
    亲娘生了老爸、伯伯、叔叔十兄弟,老爸排行第八,老五到老十,六弟兄共赴革命,“干革命,就会有牺牲!”五伯、六伯于1946年牺牲在常州西夏墅。敌人为追捕小叔叔,逼口供,亲娘被枪托打得口吐鲜血,敌人还一把火烧光了三伯伯新盖的三间瓦房和家产。今年春节,一个堂姐又谈起此事,她说:“他们怎么能抓到叔叔呢?”是啊,叔叔来无踪,去无影,机灵着呢!
    亲娘为“共和国”的诞生,献出了两个儿子,自己被打伤。我不敢说,亲娘像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尼洛夫娜,儿子巴维尔走上革命道路而被捕,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在车站散发印有儿子在法庭上演说的传单给群众,被捕时庄严地宣称:“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
    亲娘没撒过传单,但我以为,亲娘是鲁迅笔下的“中国的脊梁”!
    要知道,在“共和国”鲜艳的红旗上,有我亲娘的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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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31日 星期二 阴
社员劲头搞,但效果不大

    插秧两天半只载了17亩田(计划一天十二亩),差得太远了。但社员早在2点就起身插秧了,下肥的社员早出晚归,但效果不大,这是什么问题呢?
    主要是分工有问题,虽然劲头足,但方法不对,是吃力不讨好。社员的这种乐观的劳动精神,吾是佩服的。吾这几天搞了几下就是累得很,她们①却还高声打拍秧号子,十分乐观,吾却不行。
    “社员是容易发动的,主要是干部。”有社员这样反映。的确,焦裕禄说:“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这几天表现好的是:徐明珍、朱金兰等人,他们很积极。
    吾是个草包,不会栽秧也不会拔秧,只能打秧格子②和拉拉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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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正是夏忙季节,按照当地的风俗,下田栽秧只是女人的事,男人们竟不屑一顾,但我们工作队员都干起了栽秧的农活,我还挑草粪施肥。我们早上两点就起身,晚上十点才能睡,那个累啊,真是终身难忘。
    我在大队部曾看到一张国务院签发的亩产双千斤的奖状。就这样的劳动强度,我却从来没有吃过一顿白米饭,感到又累又饿,社员们竟三天两头跟在生产队长屁股后面,要求“再分点”口粮。和我同住的老兵油子贾同志,看来也快扛不住了,打岔似地问我:“你们身边有钱有粮票吗?”我说:“有点儿!”贾立即悄悄地对我耳语起来:“以后可以趁镇上开会的时候,买点大饼。”又神秘兮兮地用双手做了个往口袋里塞东西的动作,说:“放在口袋里,不要让他们看见!”我立即说:“明白!”我们不得不违反“同吃、同住、同劳动”中的“同吃”这一规定了,老贾说的“他们”指的当然是贫下中农。
    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有同学告诉我:房东和他们同吃“稀的”,等工作队员下田后,房东竟偷偷地溜回家去吃“干的”。怎么会有这样“狡猾”的贫下中农呢?听说,这些“个别”贫下中农是逃过荒、跑过码头的,去过新疆和上海,是见过世面的呢。看来,“见世面”不是好事,见多识广的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和维稳,难怪孔老二认为有五种人该杀,“通达而险”者是其中之一。。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率领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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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在当地,栽秧是妇女干的农活,男人不粘手,苏北其它地方不知是否如此。② 打格子有点像测量放线,让秧苗栽得整齐些。

    Feb.12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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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66.06.01. “13亩田的完成栽秧”



老夫这张玉照摄于“中华民国卅五年拾月叁壹日”即1946年10月31日,打扮与我和表兄的合影中的衣着一模一样,是同一天拍摄的。
    我茫然地向前看着,可能正在注视摄影师那魔术师般的怪动作,企图引我笑,我却笑不出来,只觉得世界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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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日 星期三 晴→阴
“13亩田的完成栽秧”①

    昨晚,贾②又雷厉风行地开了一个动员会,坚决要出动大批劳力去栽秧,于是排出了30个人。
    整天的劳动中,社员们都十分买(卖)③劲,但出现自私的现象:
    如:每人一行的栽秧,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就算了,结果别人去帮助栽秧,她们反而说:“不要来帮,吾们自己栽好了!”当吾把她们身后的秧苗拿给空手的妇女时,她们却说:“不作兴把秧老给别人啊!”一切都没有集体观念,连团员徐明珍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她还是帮别人栽了秧。
    下午,李荣贵(桂)④终于去住院了,吾去送他的,患急性肝炎,肝肿3—4cm,小便发金黄(色)⑤,眼白出黄,要住一个多月的院,由自行车把他送到高邮。老李还比较好,很有一套生活和工作经验的,他告诉吾,他也要天天记日记了,把学习毛选的心得记下来。
    几天来,还没有完全适应农村生活。
    太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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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栽秧这活,我实在学不会,记得她们把我栽成的歪七歪八的秧全部拔掉重栽,所以只好做她们的下手,把秧苗传来递去的,或打打“秧格子”。和我一起的同学谢水泉,竟是栽秧的好把式,秧苗栽的整齐、挺拔,又快又好,受到妇女们的交口称赞,把我嫉妒死了。原来谢同学来自四川农村,他的活当然是驾轻就熟、非同凡响了。
    这天,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晚间向全国播发了聂元梓、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星尘、夏剑豸、宋一秀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是根据毛大爷的指示播发的,并于次日全文发表。作为党的领袖他没有亲自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把北京大学党委定义为“反动堡垒”,大爷要在教育界打破一个政治缺口,让北大先乱,再让天下大乱。当晚,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少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开头就让人振聋发聩:“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上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牛鬼蛇神”出自唐代杜牧《李贺诗序》:“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比喻形形色色的坏人。毛大爷在1955年3月首次使用此语,称:“凡是错误的东西,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1963年5月9日,毛大爷把地、富、反、坏(分子)和牛鬼蛇神穿在一起,正式成为让人惊悚万分的政治术语,这时,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成了“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打倒一切”,撒旦魔鬼已经向人类举起了屠刀!
     这时我们在农村报纸很少见,还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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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文如此,不通顺,不知为何还加上引号。② 即贾美喜,老兵油子。③ 括号现加的。④ 老工作队员,前文为“桂”,本文为“贵”,搞不清了。⑤ 括号现加的。

    Feb.15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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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老照片大约摄于1947年。右边是我小叔叔,左边是婶婶。根据1945年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的“双十协定”,叔叔随大军(新四军)以及行政机关全部从苏南撤到苏北。照片中,叔叔摆出的“POSE”很别致,可能代表了那时的革命“范儿”。叔叔那时就在苏北活动,直到1949年4月21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1964年元月,我年级去苏北江都水利枢纽工地劳动实习。叔叔告诉我,他曾在江都仙女庙(镇)一带活动,搞土改,还除掉了当地一个恶霸。据说他带领小分队冲进了一个“庙会”,打死了不少坏蛋,却不见“头子”,最后发现恶霸躲在桌子底下,立即开枪,恶霸竟装死。原来,恶霸身上的丝绵袍子曾浸泡过水,子弹射不进,于是叔叔掀起他的丝绵袍,又给了一梭子,恶霸才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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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日 星期四 晴
“不好了,决堤了!”

    刚刚清好仓库的大麦回到家,这时外面有人大叫:“不好了,倒下来了,决堤了!”在座的王宝恩、泉、贾①跑出去了。原来七队打麦场上前面的堤坝倒塌了,哗哗哗的水声响得很。
    现在,老贾要去请示公社了。水还在流,汹涌得很,水泉在等把下面的堤预备挖破,且已经挖破了,水向支流流去了,七队打麦场水已经浸了一部分,不过已经没有大的危险了。
    水还在响,流得很厉(害)②。(下午四点左右记)③
    寒平、范④都来决堤之处,来观察。吾倒打麦场去了。这些妇女真不像话,还用话来骗吾,吾只好和另一个拐子⑤谈,吾比较相信他,他们⑥太自私了,叫她们留下要开会,却一个个跑回去了,说要去“看孩子”。这纯粹是借口,还是贾雷厉风行地训了一顿,他们才服帖。运动一开始,只有严肃认的真,不要说笑。
    队中的干部是“油条”,社员是自私,这是农民的毛病⑦,其革命性是有的,只要启发后才能觉悟他(她)⑧们,否则不行,农民究竟是农民,不是工人那样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
    堤决了,队中决定6人(其它队也有去)⑨突击,争取明天放水⑩。
    四队、七队社员较听话,任务完成得很好。
    吾手中的几个泡破掉了,又老了。贾说:“手中生几个瞄弹泡,去打老蒋!”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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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农民受着双重压迫:政治上受歧视,说他们愚昧、落后、自私;经济上受到所谓的“剪刀差”的残酷剥削(国家低价收购农副产品,高价返销工业品)。其实工人才是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力,英国工人的工作被先进的机器生产取代,失业了,就有了砸毁机器的“革命”举动。资产阶级老板不断地让技术人员发明新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应该说资本家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王力、关锋执笔)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进一步发展了毛大爷的“斗争哲学” 。奇怪的是,毛大爷称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巴黎公社的宣言书”,它的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可是这张大字报没有讨论马列主义原理,也没有提及马克思和列宁,只是批判了三位官员,与马列主义没有任何瓜葛,丝毫也看不出什么马列主义来。大概马列主义的“最后解释权”是归属毛大爷掌控的。没几年,被大爷送上“天堂”的聂元梓,又被大爷定为“无政府主义”送进了“地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实大爷自己的灵魂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了,应该好好“触及”。
    从此,全国进入“指鹿为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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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王宝恩、谢水泉、贾美喜均是社教工作队队员,谢水泉是我班同学,我和谢、贾同住老贫农王广卿家。② 现加括号。③ 原文有括号。④ 寒平是我院系总支书记,范钟秀是我年级政治辅导员。⑤ 这个社员是瘸子。⑥ 人称比较乱。⑦ 谁没有这“毛病”?可笑!⑧⑨ 原文有括号。 ⑩苏北农田大部分是自流灌溉。⑾ 不知“瞄弹泡”是什么意思,反正老贾在任何时刻都想着打台湾。我们负有解放台湾的神圣的使命,要“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兄弟们和姐妹们,还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呢!

    Feb.18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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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水文系68—4班的二十八位同学和两位老师的合影,地点在紫金山顶峰,胶卷漏了点光。
    后面站立者从左到右十四人(括号籍贯)应该是:
    黄忠祥(江苏如皋)、刘奎禹(江苏南京)、谌员根(江西新建)、柯文(江苏海安)、胡锡纯(江苏扬州)、辛忠礼(四川成都)、刘铁僧(河南洛阳)、王冬生(湖南桃花江)、许翼正(浙江温州)、周昭九(江苏南通)、张孟春(山东济南)、司马均德(江苏金坛)、沈其莉(湖南长沙)、谢水泉(四川)
    席地而坐者从左到右十六人:
    高隆远(四川广汉)、朱友清(湖南零陵)、贾德胜(河南许昌)、叶龙章(江苏泰兴)、靳书源(江西赣州)、梁宗南(福建福州)、刘铁锚(江苏南京)、潘立念(今心苏州)、何伟雄(老师广东)、崔广柏(老师上海)、李天常(河南洛阳)、马萍章(江苏南京)、孙义财(上海)、王蘅传(江苏兴化)、蒋齐之(湖南长沙)、孔宪宏(浙江杭州)。
    前排右起第五人是“今心”,右边紧挨我的是梁宗南同学,左边是崔广柏老师,我和他中间空隙后面的蹲者,是何伟雄老师。后面第一排站立最右边的是谢水泉同学,1966年5月至7月初,我年级在苏北高邮社教时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同住在老贫农王广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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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4日 星期六 晴
身体有点支不住,怎么办?

    这样下去,身体总有一天要病下来的。早晨起来就浑身无力、懒洋洋的,直想睡觉①,真是弄得没有办法,心有余而力不足,看到谢和贾②这么带劲地搞,自己成这个样子,太不争气了。
    平时锻炼也不少,为什么现在用不上呢?什么问题呢,主要原因何在?
    一方面是身体糟糕③。

1966年6月5日 星期日 晴
查账的任务

    生产队查账的任务④给吾了,任务很严重⑤,锻炼的时刻、考验的时刻到了。
    为社员好好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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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两天的日记,显示我已经吃不消了,写了 “一方面是身体糟糕”,可能想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思想有问题。这是那时比较顺当的思路,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滋生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现在清楚了,这实在是体力不够的问题,根本吃不饱,遑论“锻炼思想”了。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和“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社论。社论说:“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爆破手’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村黑店炸个粉碎。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把一切牛鬼蛇神打个落花流水------我们的党是-----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坚决拔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由新市委领导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以派出的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
    同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向毛大爷汇报情况,请毛大爷回京主持工作,毛大爷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这是毛大爷对刘少奇的正式授权,但很快,大爷就“覆手为雨、覆手为雨”。
    6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说是:“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对于一些接受他们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的学生,精心培养,给予各种方便条件和特殊照顾。他们企图培养出一批修正主义的苗子,把他们散布到各地。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对于工农子弟,对于抵制他们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的学生,极端仇视。------”。 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第一张大字报作者聂元梓、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星尘、夏剑豸、宋一秀的文章《党中央的决定百倍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不久,陈伯达向毛大爷建议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如“厄尔尼诺”带来的五级飓风,像魔鬼般地扫荡了幻想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人类的“幸福”的中国人民。此时,我们社教工作队像位于“飓风眼”中的静土,暂时风平浪静、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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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栽秧的活非常累,早上两、三点钟起身,去秧田移秧苗,运到水田栽秧,一直要忙到晚上十点多才能倒在床上歇息,一天只睡四小时,怎么吃得消啊?② 同住的谢水泉同学和贾美喜。③ 原文如此,可能太累了,不高兴再写“另一方面”了。④ 查账,是社教运动“四清”工作中重要的工作,清经济、清财务。⑤ 将“严重”改成“严峻”好一些。

    Feb.24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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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老照片摄于1965年,背景是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图书馆,台阶上站着六位七舍423室的全体同学。从左到右依次是:靳书源、高隆远、梁宗南、周昭久、贾德胜、潘立念(今心),我是“室长”。
    资料显示,1939年颁布的战时保甲制度《县各级组织纲要》中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不得少于六保,多于十五保”。看来,我勉强相当于民国时期“保甲制度”中的“甲长”。我这个“室长”可不是上级任命的,也不是政治辅导员辅导指定的,而是室内同窗一致推选的,也就是所谓“民选”的。任期仅“一届”,5年。这就根本不用为“接班人”、“继承人”的问题去煞费苦心地去“忧国忧民”作秀,警惕什么“抢班夺权”、“阶级斗争”的劳什子玩意儿,更不会有“血腥风雨”恐怖事件。据说现在为了当个村长什么的竟发生了人命案,为当“公仆”,何以至此?作为民选室长,选民若是不喜欢我,我会识相地“自动”下台,高高兴兴地去做“国家的主人”,否则会被茉莉花的香味熏死的。我认为那时我是个称职的“公仆”,经常扫地、抹桌打扫卫生。要知道,这个“室长”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官”衔。每当好友听我叙述西北的经历时,无意地总要问一句:“你是什么官?”,我只好回答:“没有官衔,但当过室长。”弄得好友们一头雾水,可见人们的“官本位”思想是多么地深入人心。再说了,企业里无论什么级别的领导,都是不能算“官”的,但我却认定“室长”是个“官”,因为对我来讲,这“室长”弥足珍贵,是美好的回忆。
    令人高兴的是,贾德胜这位河南籍同窗,就住在苏州工业园区,和我“近在咫尺”,公交车仅五站距离,分别数十年的同学又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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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7日 星期二 晴
俱乐部诞生了

    由老贾的吩咐下,吾整整一天搞俱乐部的布置和设计工作。上午写了半天字①下午又布置了很多时间,真有点头昏脑花,连说话也不感兴趣了。
    既然俱乐部已经办起来了,我们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思想阵地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社教工作增添一点光彩。

1966年6月8日 星期三 阴→雷暴雨
险恶的暴雨雷电

    开了一天会,到打麦场,已经变天了。西北角的大块乌云里的积雨云飞来了,云层低的要命,好像要塌下来一样。
    几个干部在抢收麦子的工作,往仓库里倒。暴风刮得吾两眼睁不开,眼痛得很。麦场上麦灰飞扬,许多麦堆刮倒了,真要命。成林②建议吾先走,过桥当心。于是吾拿了文件和凳子走了。已经下了,点子很大,走到坝上时,险恶的暴雨来了,树纷纷刮得弯下了腰,挡住了路。雨点刮在吾脸上,痛得要命,像针扎一样,路泥滑得不得了,几次要滑到河中去,到成林家附近,正式跌跤了,跌了三次,终于滑到沟中去(还好,掉下去一只脚)③浑身像是水中捞上来的,两眼无法睁开,跌跌冲冲,冲到门口,开了门。
    吾第一次在这险恶的暴雨雷电中走路,这是初次,以后还有呢。
    锻炼吧,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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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工作队副队长贾美喜,是个“干将”,点子多,经验丰富,是块好料,建“俱乐部”的主意就是他出的,要占领宣传阵地了。读着1966年6月8日的日记,不由得想起高尔基的抒情诗《海燕》“------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加油!”
    高尔基诗中的这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曾激励过几代人,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1966年6月7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同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贴出大字报反对蒋南翔和校党委,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到清华大学支持造反行动,并展开辩论。
    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指出,批判旧世界,批判毒害劳动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贯穿在一切工作中的任务。
    “激情燃烧的岁月”,很快将演变为“怒火燃烧的岁月”!
    传说,十九世纪中叶,有“一个幽灵在西欧徘徊”,谁料,上世纪初,这鬼魂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它那若明若暗、幽灵般诡异的“星星之火”,借助“鹅城”的“一声炮响”,竟“可以燎原”整个中国,惊诧、狂躁的人们和他们的子孙们,直到差不多一个世纪后才恍然大悟:这是人类史上“万年一遇”的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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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记得是用毛笔写的,还特别选用了一条毛大爷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忘记是从哪篇文章摘选的。② 是六队社员。 ③ 原文有括号。

    Mar.2nd.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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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三人照摄于1965年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图书馆前的平台。右边是同学孔宪宏(杭州),中立者是同学孙义财,左边就是我(今心)。1968年12月,孔宪宏去了甘肃和四川交界的白龙江水电站工地(“汶川”上游的一个梯级电站),孙义财去了贵州乌江渡水电站工地,我来到了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工地。
    我在水电四局开挖三队三连一排(当时水电四局以部队形式军事化管理)当了一名砼(混凝土)工,还经常打风钻、风镐。可是,没多久我就受伤了。我刚报到不久,大坝溢洪道不少每块数千吨的砼边墙和底板被每秒40米流速的泄洪水流冲翻了,开挖三队负责重建。一天,我从高处往下跳,地上拆散的模板上,一根锐利、粗壮的“朝天钉”刺穿了左脚胶鞋底,直奔脚心,顿时疼得我直冒眼泪,大叫一声,立即倒地开始呻吟起来。一位浓眉大眼的叫杨全山的临夏大汉,立即飞跑过来,把木板从我鞋底上使劲拔掉,让我坐好,脱掉鞋,用小木板狠劲敲打伤口周围,据说这样可以把伤口里面的污血放出来,这是必须紧急处理的,铁钉有锈,易感染“破伤风”,老工人在这方面已很有经验了。钉子扎得很深,疼得无法走路了,老杨师傅直接把我从山下背到山上红柳台驻地医院。为防“朝天钉”,在工地穿皮鞋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那时,轮胎底翻毛皮鞋是紧俏商品,我立即写信给老爸,老爸买到后就托一位也在四局工作、探亲回苏州的校友(祁建华,华水工程力学系,1965年分配四局,那时正在红柳台四局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思想。1978年他考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留美“柏克莱加州大学”)带来了。这双皮鞋很重,难为建华兄了。
    不久,从乌江渡传来惊骇的消息,照片的中立者,孙义财同学的右手被皮带输送机卷走了。要不是体力好(是优秀的兵乓球运动员),左手死命抱住一根杆子,那就完了,那么去年我班同学在上海世博会聚会时,就无法见面了。孙同学像讲书里一个人的普通故事那样,平静地向我叙述了四十年多年前的这桩惨烈事故。原来,他一边劳动一边正在搞技术革新,领导十分器重他,他在一个细节上太认真了:如果不取出掉进机器的一个杂物,成果可能报废;但疏忽了另一个细节:一位工人正按动电钮,孙伸手时,机器转动了------。我望着他那整天插在右侧裤兜里的“右手”,不由得黯然伤神,肩膀也不存在了,那是一个连同整个肩胛骨的假肢。
    孙同学告诉我:胳臂被卷入机器的一刹那,他尚能清醒地向那位工人呼喊:快拉闸!孙还悄悄告诉我,在昏厥瞬间,竟“看见”妈妈坐在不远的天空云端的莲花坛中,对他厉声喝道:“你怎么可以来?!快回去!!”
    我听得要掉眼泪! 原来,神仙是有的,菩萨也是有的,在那未知的“平行世界”里,有好多好多像妈妈一样的“观世音”菩萨在暗中保佑着我们“鹅城”不幸的小民!
    让“无神论”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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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2日 星期日 阴
二点起身

    为了集中力量把中稻栽好,队部决定突击两天,把四夏搞好,工作队员要全部投入战斗①。于是今天早晨两点就给老贾叫醒去下田了。吾昏昏阵阵(沉沉)②地去了,实在疲乏得很。干到六点多吃早饭,又干到十一点,下午又干到七点多,真是大运动量。
    干得太累了,不高兴多噜苏,好好休息,明天要起早呢!

1966年6月13日 星期一 阴
挑草粪

    与昨天一样,两点钟起身了,头脑较昨天清醒。又去田中叉草粪,只是心跳得很,肚子又空,后来逐渐不怎么觉得了③。
    队长显然没有把吾放在眼中,早晨十点多就说肚子饿了,不干了,吃了饭再干。吾对他说:“下午下雨,可能(路)难④走,还是早晨多干些。”他却不听,走了,在场的人也走了,于是吾只好也走了。在床上躺了很久才吃饭。老贾回来有点生气,因为下工太早了,且早晨检查下来,六队最差,一、二、七队较好。
    下午吾决定再挑草粪,肩膀显然肿起来了,不然,为什么觉得胀呢?果然如此!把一池草粪挖完,吾决定再俱乐部开个短会,把他们的不重视工作的思想和干部的阳奉阴违有力地讲了一下,希望他们今后注意着。最后问他们有没有决定(心)⑤搞好生产,他们异口同声地应道:“有!”吾很高兴,问题似乎解决了一下⑥。
    由于外面下雨,吾没有雨伞,只好留在家中写写语录之类。
——————————
评注:
    如果农民有自己的土地,难道还用得着别人来催他干活吗?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分配也是平均的,何苦自己多出力?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即使在腐败的清朝和动乱的民国,农民多少还是有自己的土地的。但毛大爷利用土改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达到目的后就收回土地,“食言而肥”。令人齿寒的是,当今政府已经成了全国最大最大的大地主,成了官商,竟还作秀“打压房价”,难道政府是可以做生意的吗?
    1966年6月9日至12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大爷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这是刘少奇第二次向毛大爷汇报。大爷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他还提倡半年之内不读书,实际上,从6月1日起,全国所有大中专学校学生已经基本停课了,毛大爷“一言九鼎”。
    6月12日,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揪斗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罪名是“镇压校内的革命群众运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道路”。随即,中共江苏省委作出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决定说:“鉴于目前大专院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当时的学生还为之欢呼雀跃,尤其是高中生。那么,农村那“广阔的天地”已在向他们亲切地招手了。
——————————
注:
    ① 毛大爷向来是把生产当成“战斗”的,所以他的臣民都学会了用“战斗”、“战役”或“决战”来搞生产。他只会打仗、整人,搞建设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1959年至1962年,造成三千七百五十万百姓非正常死亡。② 括号现加的。③ 饿久了,就会没感觉了,这很危险呢。④⑤ 括号现加的,⑥ 不通,多了“一下”两字。
    Mar.11th.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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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1965年。左起依次是同学:许翼正(浙江温州)、王冬生(湖南桃花江)、靳书源(江西赣州)、蒋齐之(湖南长沙)、谢水泉(四川邛崃,1966年5月7日至7月3日,在高邮东墩公社灯塔大队第六生产队教时,和我、贾美喜同住贫农党员王广卿家)。
   同学相聚世博会时,才知道王冬生早已悄悄地走了,在此,我对王冬生同学表示深切的怀念。
   刚进华水,我只知道王冬生是湖南人。两年后,我问他是湖南什么地方人,王冬生大笑起来,说:“我是湖南桃花江的!”见我迷惑,他笑着解释道:“桃花江是‘美人窝’啊!”我惊讶地“哦”了一声,于是他讲开了,后来他竟唱了一曲“桃花江,美人窝”的歌,让我乐得眉开眼笑,记得我还要他再唱一遍,于是他在寝室又用湖南高腔来了一遍。说实在,这嗓音,我不敢恭维,觉得他把这首好歌“糟蹋了”。这是首诙谐、发噱、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小调。可惜我“五音不全”,词也忘了,否则就可以在此“解密”与诸位共享了。暗思量,如果让当今那位红透中国乃至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宋姓女歌星来唱,就更醉人了,据说宋歌星就是出生在湖南“桃花江”的“美人窝”里,难怪妖媚迷人。
    1964年,我年级在苏北江都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地实习劳动。记得是1月17日(找不到那本日记了)上午10时许,我正在闸墩旁钢筋车间用“电弧焊”机器对接钢筋,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出去一看,啊,不好,脚手架垮塌了!施工人员连同混凝土搅拌机也随着从数十米高处坠落,大家惊慌地向那边跑去,这场事故当场死了三人。不久,《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抢救十八个阶级弟兄”的文章,写得很感人,但没提死人的事,王冬生是其中的一个“阶级弟兄”。
    王冬生只是脚部受伤,可是,就是这点伤最终要了他的命。据说,他后来腿伤发作,不能走路无法工作了。单位说:这是在学校时的事故,找学校去吧,可学校“记不清”数十年前的事了,再说,学生受伤怎么挂“工伤”呢?他刚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建水电站更是个悲壮的事业。四局转移飞沙走石的青海龙羊峡时,局领导请大家先做的一件大事竟是:在这片长着“骆驼草”(俗称“发菜”,很名贵)的荒地上物色一块“合适”的墓地。要知道,水电站工地发生事故死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龙羊峡离西宁将近两百公里,翻越3500米的“日月山”(唐朝文成公主进西藏必经之路),把尸体运去西宁火化就有点“折腾”了。很快,数个墓地方案经“帅选”、“可行性研究”后,在一次局调度会上,决定将不远不近、隐蔽、幽静的山谷作为“合适”的墓地,还从当时“重复数百遍”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的影片中获得灵感,取名“葫芦峪”。
    1970年,我曾在水电四局开挖三队的篮球场上,看过一部有关日本水电站建设的纪录片,有一个镜头使我震撼、至今难忘:在庆祝一个水电站并网发电的典礼仪式上,政府官员、公司领导全体肃立,手举香烛,祭典为建设电站而牺牲的职工,深深地弯腰向亡灵三鞠躬,默哀数分钟!影片“默哀”时,却响起了“画外音”:“资本家一边残酷压迫、剥削工人阶级,一边假惺惺、假慈悲------”(那时,看这些片子都有“画外音”,或有专人用“麦克风”大声批判,甚至高喊口号,以免“革命群众”中毒。)
    我所经历的水电站,在“庆典”时,从没听到有人提起为电站献身的职工,连一丁点的“假惺惺、假慈悲”都没有,有的是“英勇辈出”的庆功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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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4日 星期二 雨
工作处在被动

    最近几天的工作显然是老贾一手在抓,分配的工作由他决定,自己没有主动权,这是个问题。如果老贾一走①,则留下两人更会没头绪。
    针对这种情况,只有好好地搞好目前的工作,去主动地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不要打被动仗。上次王玉廷②来问六队的情况,吾却若明若暗。这种形势很是不利,只有确切地深入地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今天上午写了点语录送到各家各户张贴起来,下午又去补了课,给没去上工的老人讲解两个反对、两个高举、两个团结③。据老贾回来讲,明天上午以片集中,学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现在北京市委改组了,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等人撤职了,据说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也要调动,真是个大改组④。明日下午检查。
    老贾有的工作似乎有点临时抱佛脚,听说要检查,马上吩咐吾写语录。其实这应早作准备,否则就不会这样仓促“应战”了。上午的语录终算贴到各家各户去了,有些社员喜欢红纸写的,不欢喜黄纸的,真有点迷信思想。
    这几天精神坏极了,早上起来就两腿发软,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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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文化大革命”的新闻开始在农村传播开来,大家知道了北京的情况,同学们开始议论了,但社教工作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6月下旬,工作队中的华水学生才有了“异动”。
    记得当时有个社员慌慌张张地跑来对我说:“乖乖隆地咚,中央台点了我们灯塔大队的名了!”我一头雾水,吃惊不小,暗想不至于吧?仔细一问,才知道他搞混了,肯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了“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名,“邓拓”的“拓”是多音字,念“tuo”或“ta”,和“灯塔”两字的拼音竟一模一样,再加上苏北“下江官话”,就雌雄难辨了,且还冠以“三家村”,所以这位社员以为“村”里灯塔大队要出大事了,唉,真好笑!可是很快,大家就要笑不起来了,我们华水学生要被打成“反党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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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当时据说贾美喜要回当地“人武部”。② 社教工作队材料员。③ 记不得这政府惯用的数字口号式游戏的宣传内容了。④ 我们“身在桃花源,何以知魏晋?”这时我们对外面翻天覆地、如荼似火的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

    Mar.14.2011  酉时





这是我的同学靳书源先生。这张文革前的照片被剪成这样,我已经忘了是什么原因。靳先生在学校见到我相册里的这张照片曾埋怨我,大有意见。但我至今还珍藏着,因为老照片张张弥足珍贵。
    刚进华水,新生互不认识,我也懒得问。记得一次,有位班干部叫我去三舍(女士宿舍)通知三个女同学来开会,我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呢?他很吃惊,批评道:“入学上课都好几个月了,你怎么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也感到有欠缺,他说我“不联系群众”,我不以为然,因为我也是群众,只是个“室长”。不过,靳书源刚来的第一天,我就把他记住了。
    刚入学,我被安排在七舍422寝室,晚上刚躺下,突然,对面423寝室的同学跑到422来了,他们是我同班的新生。原来,423有个江西来的老表,叫靳书源的同学,在盥洗室冲凉时丢失了几十元(好像是三十元)钱,年级政治辅导员在和靳同学谈话,可能在了解情况侦查破案吧。那时学生伙食费每月十元,失窃几十元该是“大案”了,那么,靳同学家里的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了。到了深夜(没有手表,不知几点),谈话仍未结束,我瞌睡极了。还好,和423的一个四川人聊起来了,他叫辛忠礼,我发现他有点口吃(却不影响施展他那动人的歌喉),学的是俄语,辛特地提醒我说,他是一口“标准的莫斯科音”。辛同学当选为423室长。
    不久,我寝室的一个叫罗细根的江西籍同学,不知什么原因,去了河川系,靳书源先生从423寝室来到了他的床位(这样,每个寝室均为六人),于是,靳先生成了我的室友。
    靳书源先生是河北人,老爸是1938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是江西冶金学院的教授,靳的哥哥是“亲人解放军”,上尉军衔(来看望过靳老弟,是个帅哥),一个姐姐在西安上大学,是个不错的家庭呢。可是有一天,我有了惊人的发现,在寝室见他填写的履历表上有段骇人的文字:“------1957年,向党猖狂进攻。”原来,他老爸在1957年响应党的号召,向领导提了意见,竟被打成右派。听靳说,工资连降三级,从四级教授,降到七级(那时大学教师:一级至三级是正教授,四级至六级是副教授,七级至九级是讲师,十级至十三级为助教,大学毕业转正后才十三级)。靳怪我不该看他的东西,可我已经看了,还建议他修改措辞。我说:没有必要用报纸上的语气写履历嘛,报上、文件上怎么报道政治运动,那只好认了,但不作兴用“猖狂进攻”写自己老爸,总归不怎么合适吧,不知道靳老弟后来是否采纳了我的意见。他喜欢看外国小说,我也喜欢看,我们成了“胸无宿物”的好朋友。
    后来,我俩一起去了刘家峡,同在开挖三队,同去八盘峡,同去龙羊峡,直到1981年他调回江西才分手。
    靳书源先生在上海落脚了,也“常回家看看”江西南昌,每年还飞往珠海歇息,成了幸福的候鸟一族。
    岁月沧桑,时光如白驹过隙。眼下,我正在“时空隧道”的那端,骑在白驹身上不想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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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5日 星期三 阴
爸爸和弟弟对吾的关心

    弟弟寄来信了,还付了一张剪报《通过生活关》,上面用红笔划着一条条的(要吾注意读)①,再三
地嘱咐吾要努力改造自己,丢掉个人主义面子,放下知识分子架子,学做工农兵的样子。
    老爸的来信中也强调这一点,批评吾爱面子思想,工作不主动,关心别人不够,鼓励吾好好地在运动中改造自己争取入团,做红色接班人②。
    党、毛主席、老师、工作队老同志、爸爸、弟弟对吾这样地关心,吾还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14号的《新华日报》上头条新闻是: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被省委撤掉了职务,所有高校都举行集合(会)③,声讨匡亚明④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行为,张贴大字报。吾校的大字报从饭厅贴到校门口,停课十天进行文化大革命,市委还派工作组四人去水院⑤。
    四月二十九日,北京的杀伤外国朋友(马里)⑥的反革命分子杨〤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真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目前看来,不拿枪的敌人真疯狂极了,与吾们作拼死的斗争,这是你死我活的、尖锐的,愿我们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锻炼自己,成红色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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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显示,我是十分愿意“改造自己”的,可是我至今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有什么罪,竟需要不断地改造。也许,大凡“公仆”是掌舵的,所以经常“谆谆教导”国家的“主人”不要迷失方向,那么,“公仆”就类似于为患眼疾的主人带路的导盲犬了。
     日记上关于杀伤外国朋友一事,是指1966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持刀杀伤外国人的杨国庆死刑。杨庆国持刀杀伤马里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巴卡里·特拉奥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马罗一等秘书的夫人,经救治后均恢复健康。杨国庆在供词中称:“我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国际血案,挑起国际纠纷,败坏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在宣判大会上讲了话,他说,现行反革命犯杨国庆行凶杀人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指出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这起事件表现中国人民的排外情绪,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恶意中伤。实际上,排外情绪已经蔓延了,一年多后,1967年8月22日,北京发生了红卫兵放火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外交上的恶劣行径,就像数天前3月11日的日本的九级地震、恐怖海啸,世界为之震惊,“帝、修、反”使馆纷纷准备撤离,以为中国会像当年的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向全世界开战那样,利用“红卫兵”攻打各国驻华使馆了,毛大爷要向全世界开战、埋葬“帝、修、反”了。
    1966年6月15日这天,毛大爷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讲,“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说穿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和他的幕僚们,以报刘少奇们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一箭之仇”,为遮人耳目,大爷需要用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以售其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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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文有括号。② 老爸没这“水平”写出这样的时髦警句,是我自以为是的分析为“做红色接班人”,实际上这与吾无干,自作多情。③ 括号现加的,④ 匡亚明是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和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级,行政六级。⑤ 华东水利学院。⑥ 原有括号。

    Mar.17th.2011  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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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被我剪得残缺不全的老照片可能是在1964年拍摄的,是靳书源(下立者江西赣州)和贾德胜(河南许昌)上下铺两位室友。
    贾德胜这位河南籍同学,非常忠厚老实,是贫下中农子女,团干部。不知为什么,我给他取了个绰号叫“δ ”(希腊字母,在数学中表示增量或误差),大家觉得有趣,就叫开了。
    可是,在“史无前例”的运动初期,学生互相斗起来了,贾德胜先生在关键时刻拉了我一把。
    那是1966年9月中旬,江苏省委决定包一列火车把华水的“革命师生”分两批送到北京,参加首都国庆十七周年庆典,但是,黑七类除外(地、富、反、坏、右、特务和走资派)。那么,这就需要大家在会上“过堂”,亮一下自己的“家庭成份”。有人暗示,我的出身有问题。我开始恐慌起来,因为老爸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的历史,只知道他掩护过叔叔他们搞革命,有些事还是叔叔讲给我听的,我根本不知道老爸竟参加了“国民党”,现在却有人似乎知道了。怎么办?此前,我在饭厅门口贴过一张大字报,那是全院师生都能看到的地方,标题是“警告一批混账东西”,公开反对抄家“破四旧”,那时大字报可都是“实名制” 。立即有个河川70的叫王希俊的学生在楼梯上拦住我,要我去饭厅辩论,说他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我已经“闯穷祸”了,这时,那“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色恐怖”血腥波涛已席卷全国。7月30日,水文66的上海籍学生倪樑因为出身问题,吓得跑到南京燕子矶跳崖自杀了,9月7日,系气象教研组女老师李承淑上吊自尽了,因为党组织公布了她以前在开展“向党交心”活动中向党交出的多年的私人日记,竟是“反动日记”。去不成北京不要紧,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万般无奈,我把贾德胜先生悄悄拉到楼梯转弯休息平台上,小心翼翼地向这位团干部作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汇报”,我是在向上帝作灵魂的“忏悔”,希望组织饶恕我这个罪人。贾先生听了以后笑道:“这有什么呢?你爸爸参加过国民党,不过,这和其他国民党员不一样,是帮共产党干革命。周恩来还参加过国民党呢,没事!”当时我那无可名状的感激简直就像在快没顶的海啸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哭了!
     近半世纪后,2010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要我猜猜他是谁?我实在无法想象他就是贾德胜先生,他还告诉我,他就住在苏州园区。My God!近在咫尺!此时此刻,双方已激动万分、语无伦次!原来,本世纪初,他女儿女婿来苏州发展,进入园区,已是“有房有车”的成功人士,贾先生先生也随女儿一家在园区定居了,也有大房子,且一直在打听我,终于从同学处得到了我的音信。  
    感谢上帝,世上好人多,好人有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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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2日 星期三 晴
查账心得

    查了一天多的账,颇有收获,心情很舒畅。发现不少问题,有不记账的收入发票,有把上年发票报账的单据,有不记往来账的借款------
    问题不少,但进度很慢,慢得很,五本半单据查了半天还没结束,怎能完成任务呢?只能起点早带点晚了。
    查账要:突出政治,带着问题学。查,要善于思考联系,发动群众查(这点做得很不够)①要耐心细致。
    时间是太紧了,说25号就要查清账内账,这真有点任务观点。上面既然这样规定,就要尽力而为了(吾是有意见的)②,这并不是自己的态度不正确,究竟自己业务水平有限,且匆匆结束,质量是很差的,加上队中梅玉池③态度强硬,同学都不敢问,昨天还和王冬生④吵了架。吾对它(他)⑤大有意见,但应尽量搞好工作,不能计较他的态度,应承认他的业务是有一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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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里,日记中提到了王冬生同学,我对王冬生同学表示深切的怀念,他已经不幸因病去世了。
    我想,王冬生和梅玉池吵架是必然的,湖南人脾气不得了,似曾国藩的湘军。我跟着梅玉池半夜三更地抄了会计的家,心里一直很感到内疚,他那拙劣的工作方法让人厌恶,可他是老队员,是负责人,我得服从。
    我没学过财务,所以只能向老队员梅玉池认真学习。但很快有人(忘了是谁)告诉我说:梅玉池原是会计,但是个“犯过错误”的人,上面就是因为他有“经验”,才把他调到社教工作队来的。我非常吃惊,就是说梅有“前科”,上峰居然要利用他的“贪腐”经验搞社教?我“晕”!不过,我认为,也许是上面要他“将功补过”而采取的“一石二鸟”的策略,可现在看来,这并不简单,这是个“黑”吃“黑”的“黑社会”!
    史载,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三日三夜。其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史籍中并无记载。有一部千古不外传的秘籍,专门讲述治国之道的书,其中就有一段就说到二人的这次谈话,现节录如下: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
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
这就是“专制集权的精髓和不传之秘”也!
    1966年6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毛大爷1957年三月发表的。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是兴无灭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强大思想武器,用它来戳穿钻进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画皮,彻底粉碎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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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②括号是现加的。③ 梅玉池是社教工作队老队员,负责查账。④ 王冬生是我班同学,他在第九生产队,和辛忠礼同学在一起。⑤ 括号现加的,人称错误。

    Mar.29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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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博文谈到由于老爸国民党员的问题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在《今心解密日记》“1966.05.17.”至“1966.05.31.”叙述了关于老爸以国民党的身份“潜伏”苏州的故事,现略加补充。
    这张老照片摄于1948年,手作翻书状者是我小叔叔,腰插驳壳枪的是叔叔的通讯员。此时小叔叔已随大军从苏南撤至苏北,在扬州地区、高邮一带活动。照片中,叔叔的“POSE”很别致,也许,那时叔叔已经明白了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的“硬道理”。
     1981年,我从青海探亲回苏州,中途去镇江小叔叔家。进门就见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年人,约莫五十多岁,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戴副秀朗架眼镜,更显儒雅。我想他年轻时肯定是个“帅哥”。他正在帮厨,估计是叔叔手下的什么人。其实,叔叔家有两个保姆呢,不必操心。当他知道我是从青海回来时,立即停下活计,向我作自我介绍,笑眯眯地说:“我姓殷,殷墟的殷。我以前是你叔叔的通信员,我认为现在仍然应该是他的通信员呢。”我有点好奇。“我知道你!”他瞅着我说,我来了兴趣,怎么回事?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认识你爸爸,还去过你家呢。”这下,我有点吃惊了,注意力开始集中起来,盯着他。原来,他是个老革命呢!他眯起眼晴,回忆道:
    “那是1947年,我还是个小伙子呢,接到命令,要往苏北转移,上级要我到苏州吉庆街找你爸爸。在苏州呆了几天后,我就打扮成资本家的‘少爷’、‘小开’模样,提著皮包,上了去苏北的航船。当时国民党查得紧啊!上船后,国民党特务也跟上来了,我心里很紧张。特务正挨个盘查,我就乘此机会,慢慢地走到船头,仰起头,作看风景状,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特务过来了,见我这架势:西式分头,西装革履,领带挺括,黑漆皮鞋擦得呗儿亮,就对我笑笑,扭头去查别人了。”说完,他嘘了口气:“我这‘小开’扮得还是蛮像的,否则就有危险了!”是的,他年轻帅气,对特务居然有杀伤力,妙哉!
   这位“通信员”走后,叔叔告诉我:“他叫殷旭,现在是‘无锡大学’'的党委书记呢,他的名字还是我给他取得呢,‘旭日东升’的‘旭’,多好的名字!”婶婶在一旁插话:“不过老婆把他看得可紧呢,口袋里有时连请客的钱也拿不出来呢!”哦,殷旭先生患有“气管炎”啊,小毛病,不碍事的。殷旭,是的,烈士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好一个“旭日东升”啊!
    照片上那位腰插驳壳枪的帅哥就是殷旭先生!1983年,我在叔叔家又见到了这位“通讯员”。可是,八十年代末我去镇江时,惊悉殷旭先生竟得了一场大病,已经去世了。婶婶还告诉我一件怪事,叔叔婶婶去医院看他时,想和他最后一起留影,可是相机的快门就是按不动,只好作罢,回到家里,快门竟又恢复正常了,婶婶以为“大吉”,谁知竟是“凶”。
   殷旭先生英年早逝,才58岁,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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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3日 星期四 晴
会计的一言一行

    “经济账还在吾这里呢,还结什么经济(账)①?”昨天下午,当聊起池②知道查账的明天结经济(账)③时,(倪)④笑眯眯说道,这是话中有话。
    晚上本来要开会,后来梅玉池⑤来了,真是太好了。他和吾在成山⑥的家中谈了一下账情,吾讲了一些情况。后来发兴⑦说,池还有账没有交出了。于是老梅和吾马上去突然袭击,德⑧也在裹粽子,吾把他叫走了,进了房,告诉他,还有账没有交出了。“没有了,不信可去看!”他说道。吾们毫不客气地跟了进去。
    把箱子拿出来了,于是老梅像公安人员,灵巧地用手在箱子中翻来翻去,把许多“不是的”账都弄了出来,有出卖小麦的发票,有明细账,农行串据⑨------都搞了出来,一大堆纸、书。
    梅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于是吾们又弄清一层:账还没彻底交清。
    今天上午,德池又以“革命化”姿态大谈自己问题不大的,群众的意见不能听,要吾“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是公社什么培养的对象、接班人,不放他走,又如何如何,把自己吹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真替他难受。问题是严重的,群众终究要发动起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终要完满结束。
    昨晚搞到三点多钟,睡二小时,起来已经摇摇欲倒,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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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查账得有一套手段才行。看来生产队的会计倪德池挺“狡猾”的,在和我玩“捉迷藏”游戏呢!
    注意,日记写到“裹粽子”,记得端午节快到了,我东家老贫农、共产党员王广卿也包了不少粽子,我心中暗喜,可以品尝粽子了。但我始终没见到房东煮粽子,后来干脆不见了“粽影”!不知他们吧粽子放到什么地方去了,送人了?真是怪哉!我没好意思问,好像老贾和水泉也没提起此事,成了一个“不解之谜”。这亩产双千斤的先进队,竟吃不到一顿白米饭,令人不解!现在想来,这是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对农民的“征收”太苛刻了。
    1966年6月,毛大爷写了一首至今还未公开发表的《七律·有所思》,诗曰:“青松怒向苍天发,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故国人民有所思。”把“文化大革命”比作“青松怒向青天发”,让人民理解他的目的和苦心。这是毛大爷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篇文字作品。
    当代大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中共之所以能打平天下,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三位湖南老乡,如若亲兄弟的亲密合作也是重要因素。他们的合作和分裂,和早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天王和东王、北王、翼王,从同生共死,到你死我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长毛的可悲,是他们天下才打了一半,便自己火倂起来,所以就被敌人消灭了。毛泽东和他们稍有不同的是,毛自己打了天下,才关门火倂,危险性就比较小了。”
    老唐先生可谓“一语中的”!毛大爷只不过是一个“能打平天下”的“长毛”、“天王”而已,而且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毛”!
    “四清”社教运动实质上是共产党内部又一次“火倂”的开始,接着而来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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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括号现加的。② 生产队会计倪德池。③④ 括号现加的。⑤ 社教工作队老队员,负责查账。⑥ 社员。⑦ 帮助查账的社员。⑧ 倪德池在包粽子,端午节快到了。⑨ 可能指成串的单据。

    Apr.2nd.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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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篇博文写了关于老爸参加过“国民党”,我在“文革”中受冲击。现在再往“国民党”这苦涩的汤药中加点“红糖”。
叔叔在这张老照片下方写有一行字:“一九五六年与抗日时期县区领导陈寒、邹沛然、钱慰英等同志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第二人是我叔叔,左起第三人是陈寒,就是这位“陈寒同志”要求老爸“潜伏”苏州的。共产党胜利后,陈寒先生官拜江苏省纺织工业厅厅长。
    1937年日军侵华,老爸全家从苏州逃往四川后,录取成都飞机场勘测工作,国民政府要求职工集体加入国民党,并按照酬薪授予文职军衔,老爸被授予“上尉绘图员”衔。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老爸告别了八年颠仆流离的苦难生活,回到苏州,地下党负责人陈寒先生找来了,要求刚从内地回到苏州的老爸,去苏州国民政府登记国民党身份,以此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这意味着什么,老爸是清楚的,但老爸同意了。于是,我家吉庆街48号(老门牌28号)成了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交通站,老爸成了“潜伏”苏州的一名共产党的间谍。至此,老爸十弟兄中的六个,先后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五伯伯和六伯伯不幸于1946年被敌人杀害,为“共和国”的诞生血洒常州西夏墅(今年春节我从离休多年的堂姐夫处获知,五伯伯是被敌人捆绑后塞进麻袋扔到江中杀害的)。
   老爸“潜伏”期间,在苏州国民政府的“国大”选举中曾获得“一票”。老爸视国民党的“假民主”选举作儿戏,和朋友开玩笑,互投对方一票,居然记录在案。谁料,“文化大革命”中,档案中这“一票”竟成了老爸的又一“罪状”。我只知道家被炒,箱柜被封,连换洗衣服都没法取出。老爸开始只对我说:活着没意思;后来对我说:想死了算了,钻入公共汽车底下就成了。当时我只觉得老爸有点过分,受点批判算什么?因为老爸天天回家,工资照发,一切“正常”。但不知道他竟成了条“大鱼”,在单位被无休止的批斗。直到2005年,我在苏州盘门一工地任总监,承包商“苏州二建”一个叫汪炳利的项目经理竟然曾和老爸是同事(汪当年是个小学徒),汪炳利先生告诉我:有整整一年,老爸每天早晨在单位门口被挂牌示众------啊!“挂牌示众”!?老爸直到去世也没提起过这一辈子所受到的“奇耻大辱”,这难道也需要“严守机密”吗?我顿时脸色大变,汪经理见状“吓”得逃走了。我关起门来,悄悄流泪。
   老爸于1980年退休,1981年补办了离休手续。苏州市委承认了老爸1946年“参加革命”的历史,晋升两级工资,小弟立蔓顶替工作。老爸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大陆注册的国民党员,能享受“离休”待遇,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在1949年以来的和平年代里,政府屡屡失控犯罪,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人祸,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累计竟达八千余万,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还多,更比日本鬼子屠杀的中国人民还要多得多得多得多!但政府仍霸占着舆论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只给受害人“平反”了事,连文明社会最起码的道德文章“赔礼道歉”这一礼仪也不愿意效仿,更谈不上向人民谢罪了。要知道,在这一点上远远比不了愿写“罪己诏”的封建帝皇,也及不上满清政府那个老女人——慈禧太后。
   老爸已于2003年去世了,老爸十弟兄,在世的“老干部”仅剩小叔叔一人,今年已经九十六岁了,在镇江安享幸福的晚年。
    应该警惕:一群人们歌颂的东西,也许使另一群人受到极大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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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4日 星期五 晴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①这几天抓得不紧。吾不累,为了完成查账任务,这方面是松弛了。
    晚上由徐宏珍、周英、刘汉珍、吴有重、张芳玉、王广卿、王福珍、周发兴、李芳等人②参加学习文化大革命,由谢③来边读边议。
    后来由吾讲了故事“一个鸡蛋家当”④,专治健忘症,这故事很说明问题。
    今天精神很好,锻炼俯卧撑共一百下,不然觉得胸口很闷。查了一天账,眼睛、胸部均是很紧张,胸口有点疼,这是暂时现象,以后会好转的!

1966年6月25日 星期六 雨
The Work In The Evening ⑤

    吾犯了个小错误。
    晚上开会没有和谢通气,还以为只是学习毛选。于是吾讲完后就说:“会议结束!”不了,谢还有话讲,(且是刚是会议的开始)⑥,结果有点不太好!
    以后要多多商量才好!

笑话连篇

    晚上开会有人said:“You hanve a daughter and a boy.”⑦真是笑话极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还说吾早已有老婆。这真是使人开不了口,这事,他们是会胡想的,以后只有拿出十项原则⑧给他们看过,不然会干妈妈长,干妈妈短,干妈妈家中开茶馆⑨,会不好的!
    以后对于这些事只有严以待之,不能有丝毫地屈服,要好好地干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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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生产队、甚至公社,大概也不知道社教工作队里有大学生参加,为了搞好运动,这是十分保密的。所以女社员喜欢打听这些年轻人。大家混熟后,她们就会真真假假地开玩笑,就会多嘴多舌起来,说我有两个孩子云云。为不暴露身份,我当然连连称“诺”。学生似乎是“特工”,有点“潜伏”的味道呢!
    生产队开始“动”起来了,组织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当时大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我在会上讲“一个鸡蛋的家当”,可能是分析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发表该文的恶毒用意。故事情节简单:一个男人拿着一个鸡蛋浮想连篇,给老婆说,他要把这个鸡蛋孵化成小鸡,小鸡长大了可以下很多蛋,很多蛋又可以孵出很多小鸡,这些小鸡长大了又可以下更多的蛋,变卖后即可得一笔很可观的银子,就可以买新衣服穿,还可以买大房子住,老婆听得眉开眼笑。谁料,这人忘乎所以,竟说还要娶个小妾。他老婆不干了,立即柳眉倒竖骂开了,还夺过男人手中那颗鸡蛋往地上一摔,完蛋了,梦想破灭了。毛大爷喜欢“对号入座”,认为“一个鸡蛋家当”讽刺政府“空话连篇”,吹牛“吹豁边”。“专治健忘症”是“燕山夜话”的另一个故事。
    1966年6月2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主要在‘造反’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显然,红卫兵小将已经得知毛大爷关于教育战线的评价及“大闹天宫”的主张,这张大字报给予积极响应。一个月后,经江青推荐,获得大爷大力赞扬和支持,红卫兵成为迅速席卷全国的造反派组织。  
    1966年6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访问阿尔巴尼亚,双方举行了会谈。25日、29日分别发表社论:《中阿友谊的又一个高峰》、《中阿战斗友谊万岁》。那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只有阿尔巴尼亚这“欧洲的最后一盏明灯”了。据说那时金日成已经是朝鲜人民的“红太阳”了,当金日成知道毛大爷也是“红太阳”后,气的把志愿军烈士陵园彻底砸毁了。“天无二日”嘛,真是的!我们那时称朝鲜为“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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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深入农村。② 都是第六生产队的社员。③ 谢水泉同学。④ 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在杂志“燕山夜话”上轮番发表的杂文,这是其中的一篇。⑤ 英文标题,意为:晚上的工作。⑥ 原文有括号。⑦英文,意为:有人说:“你有一个女孩,一个男孩。”⑧ 不记得哪“十项原则”了。⑨ 忘了是什么意思,可能指闲言碎语、罗里啰嗦的事吧。

    Apr.4th.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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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1968年华水“水利馆”前的草坪上。前排左起:许翼正(浙江温州)、靳书源(江西赣州)、梁宗南(福建福州)、潘立念(今心)、司马均德(江苏金坛)、高隆远(四川广汉);后排左起:孙义财(上海)、黄忠祥(江苏如皋)、辛忠礼(四川成都)、刘铁僧(河南鲁山)、蒋齐之(湖南长沙)、贾德胜(河南洛阳)、王蘅传(江苏兴化)。
   蹲在我身旁、前排左起第五人:司马均德先生,是我班的一位共产党员,也是我年级唯一的一位“党员同志”。
   1968年夏天,我作为院党委副书记郑镇的专案人员,刚从江西新建县劳改农场“提审”了犯人,在返校途中就不断听到令人揪心的消息:清华大学蒯大富造反派与进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生了“武斗”,死了人,全国形势顿时又变得紧张起来。
回到学校,同学谈论的都是有关“蒯司令”和工人武斗之类令人心焦的事情,还说,“工宣队”马上也要开进“华水”了。这时,有件事使我感到不安:皮箱被人动过了。这皮箱是老爸在我去南京上学时给我的,它的年龄比我大,箱子正面的两个铜板锁的搭扣上,原先铸有的两个并不十分显眼的“十二角太阳”国民党党徽图案,被人锉掉了,怪哉!谁干的?正在疑惑,隔壁司马均德先生跑进来了,在我耳边小声说道:“你箱子上的符号不合适,‘工宣队’马上要开进来了,你又不在,为避免麻烦,我就帮你用锉刀锉掉了。”我“哦”了一声,点点头,没说什么。我与司马先生往来不多,“文革”初期,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与他“辩论”过、争吵过,之后就形同陌路。司马先生大我几岁,出身革命家庭,什么组织都没参加,被认为是“自由战士”、“逍遥派”。想不到这位老兄竟在暗中保护我,尤其是在这种时候,我心里十分感激,但我不愿意向他“示弱”,只是“哦”了一声后就再不言语,司马先生说完就匆匆离去。事后,我很内疚,竟连“谢谢”也不愿说,太刻薄了。估计他在各寝室都仔细检查过,以免发生不测之事,我这才觉得司马均德先生不简单,确是个“特殊材料组成”的人呢!
快半个世纪过去了,2010年2月的一天,我获悉了司马均德先生的音信,立即拨通了电话,忙不迭地大声送去了跨世纪的“谢谢!”两字。也许,有人认为我这人很“拙力”,那也无所谓啦!因为,此时我觉得犹如亲手打开了贮存百年的“茅台”瓶盖,醇香满屋让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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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6日 星期日 阴
说话要谨慎多思索

    这几天的说话往往是无形中,无意地暴露出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好得都是自己同志在场,若给社员这样听得(到)①,就影响很不好了。
    这几天查账工作,主要在理票据中,往往会弄乱,东少一本,西少一本,结果又从桌子上、床上找到了,一点也没头绪,真是太不像话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

    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每个同志来说,是一次实际的阶级斗争锻炼。

    资产阶级的五个法宝:  
    ① 一个法宝,名之曰:“放”;
    ② 一个法宝,叫作:“先立后破”;
    ③ 一个法宝,叫作:“反对和防止‘左派学阀’”;
    ④ 一个法宝,叫作:“纯学术讨论”;
    ⑤ 还有一个主要法宝叫作:“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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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近一个月后,我们高邮社教工作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有了一定的认识,学生们开始“脑筋急转弯”了。日记中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五个法宝”,现在看来是完全正确的,是“五朵香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1966年6月26日,毛大爷对湖南省委、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讲,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看来,毛大爷一生是以革命造反精神为宗旨的,以“与人斗其乐无穷”来为日常生活“排忧解难”的,以此为乐,且“乐此不疲”!学者壶暗港指出:“毛泽东搞新的长征,就成为历史的倒退与历史的反动。”(壶暗港《xxx与文革》大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批语中说:请各级党委根据此报告精神,部署本地区文化战线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央认为,文化部在报告中提出的对运动的部署,以及组织坚强的革命化的工作队,举办集训班等办法,是可行的。文化部的“请示报告”声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要彻底清除。这一报告是江青、张春桥组织人炮制的,正中大爷的“下怀”。
    就在四年前的1962年的9月24日至27日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在毛大爷的声色俱厉的坚持之下,一下子把六个月前所开的“七千人大会”的纠左政策,全部翻了案。要继续实行“阶级斗争”。他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提出要在全国各阶层推行一项以阶级斗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的主题反映在农村工作上,便是所谓的“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反映在城市工作中,则是所谓“五反运动”:“反贪腐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毛、刘两派已变成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了。
    毛大爷的“阶级斗争”、“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等一系列血腥的拙力思想,把刚从“困难时期”恢复过来的中国经济再次拖到“崩溃”的边缘;老百姓刚和“温饱”沾点边,过上安稳日子,这位脑满肠肥的“打伞和尚”就感到浑身痒痒,不舒服了,非得让人们进入“共产主义地狱”(“新指令”语)才善罢甘休。那么,为什么大爷要这样干呢?因为他不是人,是“神”!是一尊“真神”!是一尊真正的“牛鬼蛇神”!
    军旅作家“新指令”说:“唱着‘东方红’,迎来苦日子!”
    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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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改成“到”合适些,括号现加的。

    Apr.7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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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1965年室友们照片。左起依次为:贾德胜(河南扶沟);梁宗南(福建福州);周昭久(江苏南通);潘立念(今心);靳书源(江西赣州)。缺室友高隆远(四川广汉)。
    周昭久先生(照片:中立者)是我班的团干部。
    2010年,分别近半个世纪的同学欢聚上海世博会。期间,和周昭久先生回忆往事,我特别提起一件事,向他表示感谢!可是,老同学周昭久先生竟说记不得了,让我不免有点失望,也许,周先生没把它当回事,但对我说来却是件大事了,因为我在日记中有记载,且很详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立即解密这篇日记:
1964年11月6日 星期五 晴
一根长鱼刺——热情的昭久——高尚的医生
    我喉管疼得要命,讨厌的鱼刺折磨着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虽然加以饭团和油球也无济于事。
    晚上,我回到宿舍,使劲地咳,想把它驱逐出去。不了,搞了几下,喉咙愈来愈疼,而且出血了,恶心得不得了。高隆远在旁边叫我不要这样,这样会有伤害的。
    我艰苦地到图书馆,告知周昭久等,昭久立即表示要陪我去卫生科,于是就去了。
    卫生科值班医生说,她也没办法,要去工人医院挂急诊。于是,开了两张单子。三路车把我们送到随家仓,径往医院。
    当我填好病单,且在“急诊”上填好后,不多会儿,有两位护士叫我测体温,后来便叫我填病历,她拿起电话:“张医生来一下,这里有急诊!”我坐着,昭久在旁边。
    “你有什么病?”一位中年女医生笑眯眯地问我,于是我回答了。她把病情填好后,一位年轻的医生来了,他就是张医生。他先叫我坐下,然后问了一下,就开始动手。他把一把钳子伸进我口中,用反光镜看着,我恶心得想吐。于是他给我上了点“地卡因”麻药,继续工作。我却只是恶心,粘液不断从我口中溢出,昭久在帮着拉着舌头,我顺从地坐着,结果还只是拉出一点儿。
    “你先休息一下。”他就跑出去了,我料想他去拿器具了。几个护士(大约是见习生)【注:原有括号】过来好奇地问我,有几个人在周围谈论着,一会儿笑了。“你到里面去一下!”张医生来了,于是我们跟他进去,一个比较安适的小手术间。“躺下,把嘴中吐掉。”于是我尽力吧粘液吐去,躺在床上。他用一只不知什么东西直插我的喉中,然后用一把很长很细的钳子夹住了那根鱼刺,这时,我恶心到极点,难过极了,又想呕!
    “别动,出来了!”他终于把一根刺拿出来了,“好家伙,这么长!”他感叹着。我一看,也大吃一惊,竟有一寸多长的白鱼刺骨,他在水中洗一下,就拿出去展览了,看的人都惊叹他的手艺,有的很好笑地对我看,“怎么吃下这么大鱼刺?”“我也不知道。”我舒服地笑了。后来,他又检查了一下,就给我开了张药方。
    “我走了,谢谢你!”我临走时,对他真感激,只能用“谢谢”来表示一下,其实,这“谢谢”两字远远不能代替我的感激。
    白求恩式的医生,人民的医生,他不怕脏、不怕烦,助人为乐的精神值得我学习,然则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姓“张”,在“五官科”,以后要好好学习他!
    从这件事情中,使我明白,吃饭要讲卫生,不可狼吞虎咽任务观点了。昭久又很热情地和我一起返校了。

   在键盘上敲打当年这篇日记时,心情还是非常激动,我那年刚十九岁,弱智极了,遇到急事就手足无措,不知咋办,只知道向同学求助,周昭久先生帮了我,陪我去了医院。我想,周昭久先生一定能回忆起这桩“小事”,那是我们值得回忆的纯真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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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7日 星期一 晴
查账要主动

    查账必须学会主动地发现问题从而来处理问题,不然会显得被动。工作进度太慢了,下午我独个儿把队上抄录下来的一些资料核对了一部分,其余的还没有上去,这是比较成问题的。明天吾要去串联访问一下各个干部多吃多占①的情况,从而加以旁证进行核实,把具体数字定将出来。

锻炼的方式

    由于这几天查账,参加劳动较少,身体要锻炼才行。一种方法是俯卧撑(可达到35个)②,一种方法是下蹲(无负载)③,效果也不错的。

1966年6月28日 星期二 晴→雨
贴寒平的大字报

    早晨拔麻时,被〤等叫去,看了一下“寒平为什么封锁消息”④。
    半天学习,写批判文章。
    封锁消息:① 不了解情况,不叫封锁消息;② 什么是封锁消息。
    1、学习21号社论,24、25号两篇社论;
    2、如何对黑帮批判;
    3、如何揭发小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第一条黑线⑤:徐航→寒平→王金(黄瑾)⑥→左光其;第二条黑线⑦是:陶白→欧阳惠林→胡叔度⑧。郑镇⑨有问题,王金(黄瑾)写的,郑镇等交给欧阳惠林,欧阳惠林→胡叔度、郑在发、胡连元、〤〤〤⑩。
    王金(黄瑾)“宫廷政变”计划、问题“万言书”⑾。郑镇、徐航书记转欧阳部长,是否给秀兰⑿看,请示郑镇书记:
     ① 胡叔度走了,新书记不来。历史上已把党委书记的责任落到郑镇身上,胡叔度调往金县北大⒀搞“四清”,永远不忘胡的培养;
    ② 行政上提拔三个副院长,刘晓群(已被剥夺领导权)⒁,对他政治问题不考虑。毛系云任党务副院长,这人精明能干,左东启为科研副院长,政治业务都有一定水平;
    ③ 政治部主任由寒平任,有魄力,但浮漂,下面可设35岁副主任;
    ④ 教务部应提拔一人,〤〤为处长;
    ⑤ 寒平走后,藏为欣是不行的,当不了第一书记,可由院办张来担任。其人气量小,不注意知识分子团结。河川系姓刘的十年来工作无起色,要调到党委去,叫梁永康也调去,让梁永康做主管行政工作;
     ⑦ 水港系总支可以交班了,商共威根本不必调来;
    ⑧ 水力学官冲毕不行,不要等仪器烂掉再检讨(由黄金老婆交出)⒂——组织部长。
    寒平,江苏文教处副处长,徐航为处长。
    让我们高呼:打倒徐航、寒平、王金(黄瑾)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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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所谓“多吃多占”,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的新名词,指生产队干部巧立名目,变相贪污集体的财产。这种腐败水平与今日之官员数以亿元、乃至数十亿的贪污,“小巫见大巫”的形容词已不够用了,因为这“小巫”似乎像“扶贫对象”了,几斤大米和几斤肉算个啥?可那时就可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分析批判。落实多吃多占的具体金额,必须退赔并受相应处分。
    6月28日的日记,开始出现有人写大字报的记载。虽然已经三年级了,但是学生对学校的领导以及其它系不熟悉,所以名字记不清。年轻能干的水港系总支书记黄瑾不甘寂寞,有当年“高岗”的味道,写了一份人事建议报告,竟被炒作成“宫廷政变”、“万言书”,那是“欲加之罪”了。
    但是,日记里提到的院副书记郑镇,“文革”中竟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郑镇专案组”的成员之一,走南闯北近两年,调查他的“托派嫌疑”(托洛斯基,斯大林的反对派)问题。为此,我还写了两篇作文:《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和《提审茨冈》(这姐妹篇共计四万多字),看过此文的好友戏称:这是我“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将适时分期推出,以飨网友。  
    1966年6月27日这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由刘少奇通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问题。刘少奇称:这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是严重的,“彭、罗、陆、杨”是有发生政变可能的,还特别重申一年多前毛大爷对地方、军队的一些同志说的话:“假如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悲哉!刘大爷、邓小平还不如“红灯记”中的李铁梅,铁梅都能“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呢!刘邓完全同意毛大爷的“文化大革命”,没料到毛大爷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收拾他们这对宝货,刘少奇们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那种“先害人,后被害”的血腥内讧的传统杀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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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生产队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巧立名目,变相贪污社员的劳动果实。②③ 原有括号。我喜欢健身,现在我每星期去园区“宝力豪”(PowerHouse)健身房三次。 ④ 大字报标题,寒平是我系总支书记。⑤ 学校内“黑帮”。⑥ 括号现加的,当时并不熟悉学校这些领导,名字写错了(后面两个括号也是),黄瑾是水港系总支书记。⑦ 江苏省机关内“黑帮”。⑧ 胡叔度是我院党委书记,行政8级(和“南京大学”副书记胡畏是亲兄弟,他们的夫人是亲姐妹),后被调到外交部任西欧司副司长。陶白是江苏省宣传部常务副部长。⑨ 郑镇是我院党委副书记。⑩ 日记上的字模糊不清。⑾ 实际上是一份人事建议书。⑿ 任秀兰在院党委任职,她自称是电影《风雪大别山》中“秀兰”的原型,这有可能是真的,她丈夫史景班在南京军区工作,中将军衔。⒀ 可能是北大在金县搞“四清”,胡叔度被调那儿工作。⒁⒂ 原有括号。

    Apr.10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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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摄于1968年秋天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内,面对校门不远的“神像”下。左起依次是:许翼正(浙江温州);潘立念(今心);王蘅传(江苏兴化);孔宪宏(杭州);黄忠祥(江苏如皋)。
    背后大路中央的那尊“神像”,1968年用砼垒起后,独领“风骚”没几年,“神”死了。中国人民是幸运的,大爷没“万岁”,皇储也因在朝鲜战场违反纪律,生火做“蛋炒饭”,那夺命的炊烟引来了敌机,被扔下的烧夷弹炸死了。山姆大叔功不可没!从此阻断了“毛二世”的出现,中国得以免蹈北韩的覆辙。大爷死骨未寒,婆姨就被抓,这挡道的镰刀斧头帮“帮主”塑像很快被捣毁了,这该是中国最“給力”的“强拆”吧!
    黄忠祥,因为胖,所以绰号“油球”,住我斜对面420寝室。1968年秋的一天,我独自在寝室看报,黄先生进来了,他眼睛看人时,脖子总会不由自主的略斜向上歪,还要微微颤动一下,我感到有趣,觉得要耍个魔术让他开心开心。我给他一小方白纸,说:你在纸上写上一个字或一句话,将纸对折几下把字隐蔽,然后交给我摆弄几下,我就立马知道纸上写的是什么。他不相信,待我动作完毕,说出字条上的字时,黄忠祥先生惊讶得合不拢嘴,他要求我再来一次,这次他全神贯注、瞪大眼睛,当我又准确无误地说出纸上的字后,黄先生终于万分激动地大喊起来:“哎呀!乖乖,你怎么成了神仙啦!?”我微笑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他还要我再来一遍,我就再来一遍,可是他要我耍第四次时,被我婉言拒绝了。因为魔术是不宜在观众面前多次重复的,尤其是“近台魔术”,容易穿帮,就像毛大爷的“魔术”,可谓变化多端,可惜他的“思想”重复百遍没成“真理”,善良的百姓发现了“猫腻”,终被拆穿“西洋镜”,成为笑柄!
    数天后,我见黄忠祥先生在寝室写信,信封写有“陆苏男”收,我问他:“这个‘陆苏男’是谁?”他不吭声,“那我也要写信给他!”我说。黄忠祥先生竟紧张起来,我明白了,立即说道:“我马上去写!”。一个小时后,我告诉他,我已经把信发出去了。黄先生顿时脸色大变,但是我仍然装扮得煞有其事的样子,他终于恐慌起来,我很满意,就到此为止吧,告诉他,这不是真的。事态严峻起来了,因为黄先生竟不信这是假的,他匆忙回寝室去了。我感到不安,立即追进房间,好说歹说也没用,他认定我给“陆苏男”寄信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他:“这要紧吗?”,黄忠祥先生虎着脸,不再理我,并开始收拾东西。天啊,他要回家去,他要去如皋“陆苏男”那儿!可是,外面已经下起了大雨,一旁的同学劝他:“教授(我的绰号)在给你开玩笑啊,外面这么大雨,不要回去啦!”可是,黄忠祥先生头也不回,挎着包下楼了,我窗口望去,黄先生已消失在“倾缸大雨”中。忽然,我“醒悟”了:这小子该是趁此机会回家一趟吧。但我猜错了。约莫一星期后,黄忠祥先生回来了,我弱弱地问他,怎么样?他板着脸,只是说,一回去就找到“陆苏男”那儿,问她:是否收到过什么信?她说:没有。于是他转身就走了,“陆苏男”感到黄忠祥先生这人变得很怪、很怪!这是真的吗?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愿仁慈的主饶恕我吧!我暗暗祈祷: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好像昨天才参加工作,今天就退休了。我在咫尺的苏州工业园区贾德胜先生(同寝室河南籍同学,本世纪初定居园区)家作客,当老贾谈起他们一批分配在青铜峡同学的情况,说到黄忠祥先生的夫人“陆苏男”如何如何时,估计老贾并不清楚上世纪的这段“公案”,我也没再提起,只是悄悄地舒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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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29日 星期三 阴雨
声讨寒平范钟秀

    由于分团的阻挠,上午没有在公社开成声讨会。下午一点多开始了,吾们显然迟到了,就在后面坐了。
    先由贾德胜念了校中王金(黄瑾)①老婆秀兰交出来的“宫廷政变”②,万言之长。一开始就生成了很剧烈、火热的气氛。一个一个跳上去声讨了。孙义财、高隆远、刘铁僧等发了言:
    “质问你,范钟秀,为什么封锁消息 ?!”
    “你是寒平的走狗!”
    “你抑制革命的群众运动!”
    每一个人发了言,一边高呼口号:“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声势浩大、振奋人心!全场的人,真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
    发言中,呼叫范③到前面去,还把分团的人揪出一个出来(打击面太广了,不太好)④,声色俱厉地叫他坦白(其实,他的问题没什么,而同学一时之愤)⑤,写检讨。
    全场始终是气氛紧张、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蔡惠生、刘治中、陈安勇⑥等积极分子非常勇敢,范在下面可难受呢。吾第一次看到他有今天这下场。
    回忆起来,范以前的确有很大问题,谁料到寒平是个大坏蛋,生活极端堕落,是黑线一伙的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口上谈马列主义,干的是资产阶级货色,实属可恶!
    范平时喜欢讽刺挖苦学生:① 吾在寝室中贴了“2/3穷白”⑦的字样,后来他发现了,就恶恶地说:“潘〤〤,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不知道这个著名的数字和词吗?不!他是在恶狠狠地讽刺吾。② 趾高气扬,同学给他打招呼,他却理也不理⑧,真恶!③ 拍马讨好寒平,是寒平的忠实走狗。
    这场声讨会是大快人心,把敌人的威风扫地,踏上一只脚。
    会议最后宣读了给省委和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件,要求立即返校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宣布了战斗小组名单(有辛寡头一个)⑨。
    会议结束,吾心里却久久平不下来。在这种运动要培养自己的沉着、仔细⑩,不然会失足的!
    这仅仅是运动的序幕,好戏⑾在后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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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寒平是我院水文系系总支书记,原姓王,“寒平”是他“投奔梁山”参加革命时的化名,马列主义理论“杠杠的”,连讲四、五小时是“小菜一碟”。谁知有些女老师竟成了他的“二奶”、“三奶”----“N奶”。摆在当今,这是显示官员工作能力强弱的标志之一。范钟秀是1960年毕业留校,成了我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当然要紧跟书记的,很正常,说他是寒平的走狗并不为过,但骂人不对,鲁迅说:“谩骂绝不是战斗!”。
    被炒作成耸人听闻的“宫廷政变”,其实是水港系系总支书记黄瑾的一份人事建议报告,向院党委或省委谈学校的人事安排,太正常了。再说了,一个普通大学有什么资格和“宫廷”沾边?“文革”中,毛大爷思想被称为革命事业的“显微镜”、“望远镜”,照此说来,还有“放大镜”的功能呢!
    不过,1954年被“粉碎”的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倒是勉强可以戴上“宫廷政变”的桂冠,但至今也拿不出什么证据。《高饶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一书,洋洋洒洒四十多万字,我实在看不出高岗有什么错,不过是高岗去各家串联,大谈人事方面的建议,包括对自己的安排,当时饶漱石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谁料,陈毅和饶漱石在新四军时就有“宿怨”,陈毅到毛大爷处告密去了,小平更成了打手(这是至今“高饶反党联盟”没被平反的重要原因),周恩来“推波助澜”,高、饶就完蛋了。资料显示,毛大爷曾暗示高岗,他对刘少奇不满意,高岗“心有灵犀一点通”,开始动作了。可是高岗误判形势,因为毛大爷虽然对刘少奇不满,但时辰未到。高岗这位“枪手”在瞄准上升的猎物时,准星“提前量”过大。大爷当时正用人之际,没打算搞高岗,高岗曾出色地完成了“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使彭大将军和山姆大叔打了个平手,功不可没,高岗在斯大林眼中竟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事情闹大了,在东北城市街道上竟出了“高岗万岁!”的标语,“功高震主”!让大爷有“尾大不掉”之感,这“难言之隐”被精明的周恩来看在眼里,老周和少奇是好朋友,立即加入了围剿高岗一伙。当老高觉得“上当受骗”时,为时晚矣!毛大爷为了“维稳”,只好“挥泪斩马谡”,把高、饶捆绑一起,斥之为“高饶反党联盟”。毛大爷整人有个“潜规则”,非把对手打成“集团”、“联盟”、“军事俱乐部”,才能彰显自己多么的“明察秋毫”,下手“名正言顺”。难怪三年后,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个“冤家对头”被毛大爷冠以“章罗联盟”钦定右派时,罗隆基竟闯入章伯钧家大吵大闹,天真地责问章伯钧:“我什么时候和你联盟过?”真是个酸秀才,“拎不清”!
    最终,高岗吞抢自杀(一说服毒),饶漱石病死监狱。共党内讧、窝里斗,大爷美其名曰:“路线斗争”。
    窃以为,作为中央领导人,平时他们是不可以互相串门、聊家常的,甚至是被禁止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搞“分裂活动”,搞“宫廷政变”!史料证明,地位能混到“南书房行走”的人,就已经不再是正常的“人”了。唉!综观党史,“那摩温”(Number One)有几个善终的?公仆们竟然还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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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括号现加的,那时对学校的老师不熟悉。贾德胜、孙义财、高隆远、刘铁僧均是我班同学,我没上台发言。② 是人事建议书,炒作成“宫廷政变”。③ 范钟秀,年级政治辅导员。④ 原有括号,这是我当时的看法。这人应是公社干部。⑤ 原有括号。⑥ 我年级其他班的同学。⑦ 政治课和各种洗脑报告会上,老师和领导不断提醒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盼望着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所以我在寝室床头贴上这“警句”。范“明知故问”,好像我这样的人是没资格去“解放”世上2/3受苦的人。⑧ 也许,他没听见,他是近视眼,可能没看见?。⑨ 原有括号,是辛忠礼同学的绰号。⑩ 在这样的运动中怎么能“沉着”?不久我也疯了。⑾ 不是“好戏”,是人类互相杀戮、死伤过亿、震惊世界的悲剧。

    Apr.13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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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摄于1968年11月,在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靠近校门口山坡的党委办公室前草坪上。左起依次为:柯文(江苏海安)、潘立念(今心)、刘师傅(我年级在南京长江大桥劳动时的大桥工人师傅,大桥于1969年元旦通车。)、刘铁锚(南京)、孔宪宏(杭州)。  
    上一篇博文老照片中曾提到我的绰号:“教授”。我经常给别人取“绰号”取乐,竟没人计较,同学们还亲切地叫我“教授”,大学五年生活就是在“教授”的呼唤声中混过去的。“教授”这称谓让我十分受用,始作俑者就是柯文先生(左起第一人),他是我班的团干部、文娱委员。
    1963年入学不久,天凉了,我穿上了老爸的旧衣裳,一件暗蓝色、粗呢子三个口袋的学生装,面子已经被磨得像麻袋片似的,两肩有衬垫,衣裳里面再穿上一件旧西装背心(有同学称它“小衣服”)也可避寒。看上去,外貌倒也显得“棱角分明”、颇为精神的样子,我自己并没感觉。一天晚自习回寝室,在走廊和柯文先生闲聊,柯先生说我这个人很有趣,模仿能力很强,问我为什么不去当演员,我好生奇怪,难道我能演戏吗?我这张“face ”是不够条件的呀,能对得起观众吗?“演员”,在我眼里是十分神秘、高尚而又令人羡慕的行当,我模仿别人是为了取笑、“逗乐子”,不登大雅之堂的“拙力”表演怎能和“演员”联系在一起呢?无法想象数十年后,居然有个叫赵本山的,为了“温饱”,走街串巷专门以残障、弱智的可怜一族作为取笑对象为生的街头艺人竟成了“殃视蠢晚”不可或缺的人物。柯先生看着我,笑道:“你很像教授模样呢,我们以后就叫你‘教授’吧!”我听了很高兴,但我还不知道“教授模样”应该是个什么样字,也许应当有点“神气活现”的样子?我这件民国时期的旧衣裳居然让我神气起来了?有意思。从此,我就慢慢开始享受“教授”的美誉了,虽然在“文革”两派斗争尖锐的岁月中断了一阵子,但不久就又恢复了“名誉”。
    柯文先生作为班级的文娱委员,教会了我们不少“革命歌曲”,诸如“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等,至今我还能哼上几句呢,这要归功于柯文先生了,尤其要感谢柯文先生给我取的“教授”这个很雅致的绰号,直到今天,我还感到美滋滋的,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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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30日 星期四 阴雨
声讨寒平范钟秀的会议讨论

    上午,学习文化大革命。
    对昨天的会议进行了总结。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是难免的,打击面较广。对总团团长打断讲话,有点过火,若把他也打成牛鬼蛇神,太不恰当。然革命群众一起来,总是要有点错误,但比起成绩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①。
    吾队的战斗小组是:张孟春、谢水泉、王冬生②。
    战斗在继续着,东墩分团要派回贾德胜、蔡尉生还有一个农水的同学回去③。
    下午,谢④出东墩开会。
    吾在场头过秤,大黄麦6496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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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社教工作队的华水学生,已经上了毛大爷的贼船,开始了和大爷“风雨同舟”的漫漫“长征”路,虽然华水健儿个个会游泳,但没有翻船落水、呛几口脏水的心理准备,更没有料到还会遇到可怕的“地震”和恐怖的“海啸”。
    1966年6月30日,毛大爷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拒绝他们提出的在7月1日党的生日正式发表毛大爷在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要求。显然,如果此时公开发表,对毛大爷十分不利,他现在需要的是“个人崇拜”,而不是“自我批评”。
    同日,刘少奇、邓小平就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写信给毛大爷。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区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起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40-45%,现在只完成35%。经在京的同志们讨论后,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海正在四清的40万职工的企业,决定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同日,周恩来视察酒泉运载火箭发射基地,观看中、近程火箭发射试验,并祝贺发射成功。
    此时,全国的工业已经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产生了严重影响。但“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没料到三天后,我们华水全体学生从苏北高邮“社教工作队”的“四清”工作组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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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这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洗脑的结果。② 同班同学,王冬生同学已于多年前因病去世了。③ 可能指会学校联系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④ 谢水泉。

    Apr.16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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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普通射手证”是1965年获得的。1964年10月25日的日记,记述了那天我第一次打靶的场景:
   【 “砰、砰------”在游泳池(注:那时南京高校只有华水有游泳池)两旁站着水文68级同学,在实弹射击。大概要轮到我了,于是站在周友谓旁边帮他加子弹。他两枪脱靶,一枪九环。在司马(注:司马均德)旁的大约是女射击运动员,看望远镜报告靶号的命中率。
    “下面是张孟春,钱大益,潘立念------”于是我就很舒服地趴在地上,先练习瞄准。不一会儿马部长(注:院武装部部长)说“可以加子弹了!”于是我加上了第一颗子弹,周友谓也在旁边帮着。我心里有点紧张,但是还比较镇静,以前在学校俱乐部中曾射过,打得也有七、八环,不知现在怎么样。目标已经瞄准,我毫不犹豫地扣了火。“砰!”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枪膛上也冒出一缕青烟。“多少?8号!”我很激动地问那位观察员。“八环!”她看了会儿告诉我说,我心中有点高兴,接着又推上第二颗子弹,周有谓在旁边鼓励我。我瞄准了,又扣火了。还是很激动,“8号是九环!”那位观察员报告道。“教授(注:我的绰号,详见上一篇博文)加油,争取优秀!”我也不知哪位同学在鼓励我,大约是X(注:原文如此。),孔宪宏也在鼓励我,我感到有许眼睛在盯着我。
    我镇静地上了第三颗子弹,也就是最后一颗子弹,这时心跳得厉害,屏住呼吸,细细瞄准。由于过分紧张没瞄好,于是重新换口气瞄准,马部长也在旁边看着我------过来一点,再过去一点,再高一点,瞄准了,于是我静静地扣动扳机。“砰!”我的第三颗子弹出膛了,我激动得很,静静地等着观察员的报告。“8号打得很好,命中十环!”啊,十环!真兴奋得不得了:第一枪八环,第二枪九环,第三枪十环,共是27环,是“优秀”的成绩了。“最高纪录27环了。”于是大家纷纷议论,刚才最高是26环。我激动得无法形容,后来终于的慢慢安静下来。
    “真厉害!”、“教授祝贺你了!”周昭久笑容可掬地祝贺我,我只好说:“哪里,哪里,这是偶然的。”自己觉得态度可谦虚了。“哪里是偶然的,我怎么不会那么偶然呢?”林丽英在一旁“驳斥”我,但我还是这样说。毛主席说:“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很对,我可骄傲不得啊!】
    这篇日记记录了我当年第一次用小口径步枪打30米环靶的情景。有了“三枪拍案惊奇”的骄人战绩,半年后,1965年4月4日,院武装部让我前往中山门“南京市射击运动俱乐部”过把瘾,打150米胸靶。这次使用的是苏制步枪,“老毛子”个儿高,所以枪身特长,是前苏联卫国战争中用的那种枪,很沉。虽然也是“卧姿”射击,但不易瞄准,这次第一枪就脱靶,第二枪七环,第三枪八环,共十五环,成绩比第一次差多了,但是我还是获得了这张对我说来颇具意义的珍贵的“普通射手证”。
    1982年,有一支铁道兵悄然来到我当时的青海龙羊峡水电站工地支援建设。一个星期天,“亲人解放军”邀请我们“勘测设计处”(原“施工技术处”)的同胞们一同打靶。这次是国产半自动步枪无依托“站姿”150米胸靶,难度大,这需要“給力”,评判只有“中”和“不中”。可惜“大盖帽”军人射出的子弹竟多数找不到“北”,杯具啊!我把两梭子共20发子弹慢慢点射出去,只有一发脱靶,其余全部命中,枪法可谓“盖了帽”了,洗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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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日 星期五 晴
我们是走对的

    整个一天,为了水院学生在前天开了声讨黑帮分子(大会)①一事,在高邮集训的老队员连夜赶回,进行阻止这一运动,说要有步骤、有计划,不要走邪路,说什么战斗小组是“非法”的,“乱来”,不服从分团党委的领导等一系列大帽子。
    事实正相反:
    灯塔的文化大革命学习冷冷清清。当我们听到院党委的黑线被揭出来后,怎么按捺得住心头的怒火?怎么按捺得住革命的激情?连夜写大字报,还怕什么身体会不好,会搞垮呢?战斗小组是临时的,且还在准备请团部批准,有的会议都经指导员同意的,难道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吗?
    反正压制群众运动是不对的,吾们的成绩大的,缺点很少,可忽略不计。
    一切都是运动的开端,怎么没有错误呢?如一点错误都没有,则(这)②到奇怪了。而常荣华③却污蔑吾们“非法”的组织、“打着红旗反红旗”,真岂有此理呢!
    还提出几点规则④:① 不许乱跑,上任何地方要申报队长;② 其它队来的人要告知队党委;③ 联络要由指导员去------。
    反正是压制!压制!认为我们是错的。这件事说明,吾们已经走在运动前列了,比队党委、分团先走一步了。
    让吾们高呼:
    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⑤
    保卫毛主席!
    保卫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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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社教工作队中的“华水”学生,已经开始变得狂躁不安、蠢蠢欲动。其实,“不是我们无能”而是“中了共军的奸计!”清华大学红卫兵头目蒯大富,1968年被赶下台后,沉痛地写检查反思:“写不完的检查,站不完的队,喊不完的万岁,流不完的泪!”只有一人在暗中窃喜,“窃国大盗”是也!
    196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社论,高度评价毛大爷和他的思想。不仅引用了刘少奇在1945年在“七大”上的“天才论”,还引用了林彪的“顶峰论”、“最高最活论”。事实上,刘少奇是“天才论”的“吉尼斯”记录的首创者,二十一年后,该记录不幸被林彪的“顶峰论”打破,刘少奇这位上世纪四、五十代“毛泽东思想”流行劲歌的原唱者竟受到“凌迟”待遇。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传达了毛大爷想依靠“党员”和“团员”,并作为无产阶级左派的核心;当大爷发现这种常规“西药”靠不住、无法治愈自己的心病时,就立即抛弃了这两支队伍,开始服用“红卫兵” 这副“中草药”;当他感到“红卫兵”很快成了药渣,于病无补时,又转向“工人阶级”这支“抗生素”;可是当毛大爷感到“抗生素”也不“給力”时,就找“激素”,靠毛远新、王海容等亲信传达信息、执行“最高指示”。病入膏肓的大爷,最后竟然把“通房丫鬟”也拉进了政治局,上了“封神榜”。还好,老天有眼,大爷没万岁,太子也因在朝鲜战场“有恃无恐”,违反纪律烧“蛋炒饭”,终被那袅袅炊烟引来的敌机扔下的烧夷“蛋”炸死,早早地去朝拜他的祖师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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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② 括号现加的。③ 社教工作队队长,据说是培养对象,是“接班人”呢。④ 社教工作队针对华水学生非法制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条款。⑤ 讲的是明朝年间,京城一珠宝店,有个叫王义的老板给皇帝做了一个金匾后,又被要求做一个玉屏风,感到财力不够,自杀了。儿子王明为报仇,做了皇帝的侍卫,在一次狩猎时把皇帝拉下马,正待下手,被人捉住,受“千刀万剐”之刑,身上肉被一片一片割下来,却傲然屹立,两眼充满仇恨,好像要把皇上一口吞下去似的。1958年底,毛大爷让明史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剧本《海瑞罢官》,要大家学习“海瑞”,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庐山会议”是《海瑞罢官》发表半年多年后的1959年召开的,毛大爷竟“倒打一耙”,指责吴晗是为彭德怀翻案,真乃“狼和小羊”式的“天下冤案”也!

    Apr.19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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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3日晚,高邮县东墩公社灯塔大队第六生产队的干部,知道我要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时,给我发了“奖状”。上面写道:“兹有潘立念同志在清理资财工作中有显著成绩,以资表扬。东墩公社灯塔大队6队六六年七月三日”。


(注:不知为何,我在1966年7月3日离开东墩公社时,灯塔大队第六生产队给我的一张奖状被系统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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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日 星期六 晴
返校!“打起背包就出发”

    中午刚替王冬生理完发①,梅玉池②来通知开会,不知什么会。
    睡了一觉去队部,碰到Zn、C在大便③,告诉吾:“告诉你好消息,要打起背包就出发!”吾听了不明白。后来才清楚,要返校参加运动,省委打来电报④。
    真兴奋,吾连抽C买的两支烟⑤!
    但下午开会,主要是来整吾们的,说是总结成绩大会,但对吾们学生却进行一系列污蔑。说什么:“你们要造反!”、“胡搞!”、“你们开的是反党大会!”
    岂有此理!
    难道吾们声讨“黑帮”是反党大会,是造反?!成立战斗小组是非法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面对面的斗争剧烈⑥ 进行,互相反驳。但泰兴工作队⑦的人的论点站不住脚,不经一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的青年学生是了不起的!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吾们终于胜利了!
    返校!“打起背包就出发”
    艰苦的斗争仍在吾们的面前摆着,去担起它吧!

1966年7月3日 星期日 晴
告别信

    晚上,吾把给贫下中农和社员的告别信写了一下。
    亲爱的贫协代表、贫下中农和全体社员同志们: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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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省委来电报了,我们终于要返校闹“革命”了。令我高兴的是可以不再挨饿了,回去吃顿饱饭那实在是件很幸福的事啊!在我大脑中,“农村”这个词,就是“穷困”和“饥饿”的代名词!记得一次在镇上开会,和一个同学买了不少大饼,我还开玩笑说:“快把我饿得像蒋XX一样了!”因为被大陆称之为“人民公敌”的蒋XX,在纪录片、照片、漫画上的形象,简直和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一样瘦的可怜,据说蒋XX先生是位烟酒不沾的清教徒,佩服!
    1966年7月2日,毛大爷给刘、邓回信,同意了6月30日刘、邓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表示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刘、邓在很认真地贯彻毛大爷的指示,以为“彭、罗、陆、杨”就是大爷所谓的“睡在身边的赫鲁X夫”,且已被揪出、打倒,现在不过是让群众受点教育罢了。刘在1959年“黄袍加身”后,《人民日报》就大版篇幅刊登“论XX党员的修养”,风头盖过了“毛选”,在这以后的金色的七年中,享尽了个人荣耀,尤其携如花美眷,三访外国,受友邦二十一炮最隆重元首之礼相迎,这是刘的“福”,却不知已惹“杀身之祸”。毛大爷“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江X更是暗咬玉牙,恨不能把王XX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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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会理发,常给班里同学理发。② 社教工作队主管查账工作。③ Zn是辛忠礼同学,C是高隆远同学,农村厕所是开放式的,不避人。④ 江苏省委来电报,要求社教工作队中的学生全部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⑤ 我是不抽烟的。 ⑥ 应为“激烈”。⑦ 社教工作队的成员主要来自泰兴,和“华水”学生组成“社教工作队”在高邮展开工作。⑧ 遗憾,没记录“告别信”全文。

    Apr.22nd.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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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1968年的照片是在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水利馆前的草坪上拍摄的。左起依次为:梁宗南(福建福州)、王蘅传(江苏兴化)、靳书源(江西赣州)、潘立念(今心)。
     梁宗南先生原在五班,是“海洋水文”专业班。可是,在1964年二年级时,系里将“海洋水文”和“陆地水文”的学生进行调整,据说是根据学生的“出身”安排的,因而引起不小的“震动”,但是系领导和辅导员对此却“忌讳莫深”。为了使大家安心,一天晚上,系总支副书记藏惠欣(女)“同志”专门召集全年级同学在水利馆301阶梯教室开会“解释”,当然全是鬼话。我们心知肚明,很可笑,难道担心“成分”有“问题”的学生将来会偷渡海峡“叛逃”台湾不成?
    日记显示:梁宗南先生是在1964年12月11日从“海洋”登陆我们“陆地”四班的。那天日记开头有这么一句:“中午饭后,梁宗南搬来住了,在我的上面,周友谓则搬往五班------”同时我班的钱大益和林丽也调往五班,原五班的方肇湖(可能受此刺激,竟诱发了精神病,终于不治。)也来到了四班。从此,我和梁宗南成了上下铺,不过,我想睡上铺时,梁先生就到下铺,若我又想在下铺时,梁先生就得去上铺歇息,后来。我终于固定在上铺了,不再“折腾”。
    在“文革”如荼似火的1968年夏天,我作为院党委副书记郑镇的专案组成员,前往福建调查,去过梁宗南先生的家。我在前年写的作文《提审茨冈》中曾提及:
    “------到了福州,先去同学梁X X拜访,他家的一架立式钢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我说,钢琴是他爸在五十年代初给他妹妹买的,妹妹在1955年全市学生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呢。梁随即弹了曲‘红灯记’请我欣赏。在享用丰盛的海味午餐时,梁老爸对我说:‘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比较落后-----’是的,那时的福州,给我的印象不怎么样,街上大部分是东歪西倒的木结构房子,有些还用木柱硬撑着呢。第二天,梁X X带我一起去闽江游泳。三天后,我就去福州附近闽侯一个叫‘苍前山’的地方,这是副书记的老家了。”
    记得梁宗南先生的哥哥那天正在家院子里手握哑铃练拳,还开玩笑地问我:“你们那个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水文系’好不好啊?”因为那时只有美国高校开设有“水文系”,曾在美国留学的刘光文先生(一级教授)把“水文系”移植到中国来了,前苏联竟没有“水文系”,所以华水的“水文系”就有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美誉。
    梁宗南先生手风琴拉得棒,小提琴不错,二胡也好,曾任学校“西乐队”队长。1968年的一天,梁宗南先生把辛忠礼、靳书源和我带到“西乐队”活动室,让我们随便玩玩,一房间的乐器真是琳琅满目:黑管、单簧管、双簧管、拉管、长笛、小号、圆号、小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可惜我“一窍不通”。据说靠在墙角的那把“倍大提琴”经常被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借去用,“南师”竟买不起,真是怪哉!辛忠礼先生拿起一把小号就吹,当然吹不大响,梁先生要他拿回寝室练练。我后悔没拿把双簧管“回寝室”练练,以后再顺便带到刘家峡工地去“练练”,估计梁先生也不会有多大意见,因为我们那时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好生了得!我很喜欢学校每天早晨播放的催人起身的“江南好”乐曲,不过,其中双簧管那“咕噜噜”的低沉、浑厚的声音竟有点“催眠”作用。
    梁宗南先生经常邀请靳书源、辛忠礼我们一伙,到寝室旁的清凉山上去野餐,分享他从家里带来的美味。
    梁宗南先生游泳技艺高强,曾和蒋齐之先生参加过横渡长江活动,我体力不够,只能去“横渡玄武湖”和水西门“横渡夹江”(游到长江江心洲,再返回)了,还游过臭烘烘的秦淮河。
    1968年年底,梁宗南、靳书源、王蘅传、许翼正、刘奎禹、柯文、方肇湖、胡锡纯、张孟春,还有徐大同、何长春、曹治民、李伦芳、杨绍仁、李福田、陈彩堂、许乃吉、赵俊、宋本、方蕾等三十位水文68级的同学,一起奔赴大西北甘肃“水利电力部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现: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劳动,我和梁宗南、靳书源、王蘅传、许翼正都在“开挖三队”打风钻近三年,许大同先生和柯文先生在房建队盖房子,有幸和“涛哥”做了回同事。
    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挂出来的“老照片”,大都是梁宗南先生那架很旧的进口照相机拍摄的,想不到这些黑白照片能为我的博文增添不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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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4日 星期一 晴
校工作队讲话

    A、 要求①:
    (1)自觉遵守纪律、听指挥。还讲,在高邮虽有一些不符合文化大革命,但是允许的,都是为搞好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出发的,不要紧的,说他牛鬼蛇神,只要他不是就算了;
    (2)上船后休息外,还抓紧时间学习社论“党的阳光照耀文化大革命”、“右派学生------”;
    (3)在船上不谈校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路上不谈内部情况,可以三三两两讨论,否则容易泄密;
    (4)返校后,有人欢迎,车站的,校门口的。先不忙行李,而去饭厅开会,由工作组谈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四点要求自觉蹲守,不然会乱。
    B、关于校文化大革命情况:
    总的形势大好,群众(较多学生)②已经充分发动,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为主。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切牛鬼蛇神------由省委派去的工作队领导,各级党委、革命的左派来领导、指示,要按工作队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由省委排出的各级领导干部,有革命左派,要合作。
    注意问题:
    (1)这次运动大字报、小字报都可写,任何人都可写,贴到指定的地方去,不贴到外面去;
    (2)大会、小会都可以开,不同类型都可开,只能在家中③开;
    (3)不上街去游行;
    (4)声援问题,声援可以,要有组织;
    (5)要提高警惕防止发生突变的事情;
    (6)不打人、不骂人、不侮辱人,说理斗争;
    (7)不要用大字报涉及生活上的问题。
    要求同学自觉遵守,不讲了(时间关系)④。
    黄副团长⑤讲话:
    大家来了,很认真,成绩很大。三同,生活上的很大改变------
    晚上(已来到南京)⑥
    郑⑦:(1)政治自始至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2)认识意义,积极投入运动;(3)在校师生员工不仅要彻底革命,争取大多数师生员工一起革命;(4)要大家自觉认真维护秩序;(5)把一切资产阶级权威揪出来。
    杨作培⑧:要求是好的,是革命行动,王金(黄瑾)⑨停职检查,寒平⑩拘留。
    (1)活学活用毛著;(2)学了用,语录,阶级斗争方面香花、毒草的论述,6月1号后的社论,23条⑾,边学边议,边议边揭发;(4)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蛮干,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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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省委派人来接我们回校,进驻学校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领导给我们打招呼来了,害怕出“漏子”呢!当时我们都激动坏了,这些教诲没有引起我们的反感,实际上他们都是刘少奇的打手。
    就在1966年7月4日这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组织,继6月24日贴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又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全文如下: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读完全消灭了吗?没有!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心黑帮吗?不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消灭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红卫兵!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撼山易,撼红卫兵难!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苦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了。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上世纪末,有识之士指出,1949年以后长大的一代是“用狼奶喂大的一代”。这群狼孩,眼睛闪烁着可怕的绿光,要吃人,它们已经嗅到了血腥味。原来,我们有个狼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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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省委派驻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领导讲话,没记名。② 原有括号。③ 指学校内。④ 原有括号。⑤ 社教工作团团长。⑥ 原有括号。⑦ 应该是华水党委副书记郑镇。⑧ 忘了杨作培是谁。⑨ 现加括号。⑩ 水文系系总支书记。⑾ 社教运动中的二十三条。

    Apr.25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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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红卫兵”组织还很严密,不仅有袖章,还有印着“丘八”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证件,左边盖有硕大的“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印鉴,中间那符号显示它属于“镰刀斧头帮”;右边的大印是“江苏省红卫兵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华东水利学院兵团”。“华水革联”的全称是“华东水利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后来各个不同派系的联合组织,只是校内一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学校大部分老师和教授们大都加入了“革联”,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革联”的外围组织是“江苏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就是说,全省工人组织以我院造反派学生的“马头是瞻”。那时,南京大学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南大八·二七”是南京市二十二所高校的老大,其外围组织是“江苏八·二七”;南京工业学院(东南大学)的“南工东方红”是老二,其外围组织是“江苏东方红”;华水(河海大学)“革联”是南京仅有的三个全国重点大学的“老三”,也是江苏的“老三”,能量不可小觑。在1967年1月26日的江苏省夺权问题上,这三大组织均持“P派”观点,即:“1·26夺权好个屁!”,简称“P派”,是拥护许世友的“拥军”派。
    证件用蓝黑墨水填写,诡异的是“编号”竟用红笔写就,冥冥之中隐藏着一丝不吉。“狡兔死,走狗烹”,不久,毛大爷一脚把无知的“愤青”踢下台,让曾经的“下属”—工人阶级来“领导”我们了,大爷不愧是整人的“九段”高手!
    呈上打油诗一首:
幽灵
(七言)
  红兵誓把大爷卫,
  黎民却遭马列危。
  长征万里穷途归,
  打伞和尚实牛鬼。
  黔首感念张天师,
       只怨当年洪太尉。(注)
注:
    东汉“五斗米道”的创始者张陵,传说神通广大,有龙虎护法,以符除“五毒”碎瘟消灾,以五雷驱“五鬼”霹妖镇邪,被民间尊称为“天师”。其形象一般为身着道袍,五雷出手。《水浒》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中,说宋仁宗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临朝,祈禳瘟疫。洪太尉来到龙虎山上清宫的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这“伏魔之殿”中央有一个石碑,凿着:“遇洪而开”,洪太尉不听劝阻,命人把封皮揭了,将铁槌打开大锁,出现一个大“黑洞”,只听见一声响亮,一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诗曰:
    千古幽局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
    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核。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

   祸从江西出,从此天下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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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6日 晴→雨
看大字报

    一整天是看大字报和写大字报。
    今天食欲开始正常起来了①,只是浑身没有力气,不知怎么搞的,因此讲话力气也没有。
    上午在寝室中写大字报,下午在工程馆睡了一觉,去图书馆写大字报,贴大字报。 外面大字报真多极了,吾看得眼花,只好集中力量看一部分,议一部分,然后再作其它的措施。
    问题不少,揭发出的有:
    反革命寒平;
    寒平的走狗②:李玉瑶,林传真,吴连云,范钟秀;
    寒平的私人秘书:王佩兰;
    流氓张维然③;
    反革命分子黄瑾④;
    图书馆主任:周少然⑤;
    ------
    举不胜举。
    吾今天也贴了周少然一张大字报,原文如下:
    周少然,你居心何在?

    图书馆主任周少然,工作一向懒懒散散,精神萎靡,革命意志消沉。有同学说他像个“快死了的人⑥”,一点也不过分。
    又一次周少然问吾:“你对图书馆有什么意见没有?”吾一时不知从何谈起,接着他提醒吾说:“我们图书馆还比较好,不像其它学校,有的书其它学校借不到,这里可以借到。”听了这话,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吾们图书馆中可以借到的是什么书,看黄色书是“比较好”好的吗?你居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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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是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极尽造谣、污蔑、诽谤、中伤、攻击的“四大”有效武器,是文革“绞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所以,当一个人想作一个“螺丝钉”时,就得掂量掂量了,可不能“助纣为虐”。
    “大字报”,是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以来,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一种“报刊”,是毛大爷1957年大耍“阴谋+阳谋”时发明的互相揭短、揭隐私的有力武器。“文革”中铺天盖地的数万亿张大字报的领先之作,是由北京大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领衔写的,于1966年5月25日在北大贴出,是第一张向上级领导造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不知聂元梓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秘密关系,乃发动全校各单位遍贴大字报加以反击,一时北大校园之内,一片字山报海,掀起了文革期间第一阵大字报、大辩论的狂潮。
    这张被大爷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1966年5月31日晚由中央台广播,翌日在“人民日报”配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刊出。
    于是全国高校闻风而动,我院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6月3日,由水文69的一个叫“邹高贵”的同学带头贴出的。
    我也闻风而动,贴出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对周少然先生进行诽谤、攻击。结果是:本来我还常去谢先生那儿走动,这下自己把自己“封杀”了。后来家里传来消息,听说周少然先生气得吃不下饭时,我立即后悔了,且至今追悔莫及。两年后,临毕业,我硬着头皮去告辞,他们一家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唉,与人斗其苦无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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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在高邮农村社教天天吃不饱,天天挨饿,可能把肠胃伤害了。② 这几人都是系里的教师。③ 张维然是老师,小助教,正在谈恋爱,说他流氓,过分了。没多久,见他和一个女军人在一起,不知是否成了他的另一半。④ 水港系总支书记,“宫廷政变”万言书的始作俑者。⑤ 周少然是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的弟弟,我家房客谢先生的女婿。⑥ 周少然跟他哥哥参加革命,身体一直有病,我把别人的评论写在大字报上,对老革命进行人身攻击,太不道德了。

    May Day 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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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6-22



这张被我剪裁的照片是在何时何处拍摄的,记不得了,估计应该是在1967年的下半年。照片上五人都是华水(河海大学)的苏州人,前排左起:陆宗玉(工程力学系数学老师,绰号:“小六子”)、马祖强(工程力学系66届学生,苏高中校友)、李纪人(水文系67届学生,苏高中校友),后排左起:郁离炎(水文系69届学生)、朱宗海(河川系70届学生)。
李纪人先生是我的好友,又是高中和大学的校友。1966年8月,他就和一些同学秘密去北京,18日那天,见到了“红太阳”,回校后就和学校鼎鼎大名的张永芳(革联的头儿)同学秘密成立了以党团员组成的“星火”战斗队。我佩服他的才能,文采好,主意又多。我在北京“专案”调查时,他带我去绰号“一撮毛”的他表哥家玩,我在上海“专案”时,还专门去虬江路上海钢琴厂拜访过他老爸,他家住“侍其巷”,常来我家。
照片上的“小六子”(陆宗玉)先生,却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了,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小六子”1962年华水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在当年的“华水革联”中是个 “人物”。我们的师生关系非常好,他经常请我们穷学生喝冷饮。“小六子”比我大六、七岁,我对他“言听计从”,继而“唯命是从”。就是他,在1967年8月,苏州武斗升级、“刺刀见红”的当口,来到我家,要我“继续战斗下去”。我是南京“P派”(江苏1.26夺权好个“屁”)的成员,那时“P派”已经挡不住“好派”的大刀、长矛,“华水革联”和“南师·八三”(“好派”)在校门口武斗时,一位学生被长矛刺穿肚皮,流出了肠子,送医院抢救。没几天,中山东路出现了数百面“揪许世友”的大旗,“P派”学生仓惶夺命逃回家乡,我当然也就“赋闲”在家了。由于“小六子”的来访,我就作为“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南京的“P派”支援苏州“踢派”,来到阊门“交通兵团”工作,成了一名“火线指挥部记者”,并负责出版《交通战报》。这时,从上海来了两位女大学生,和我一起搞采集、编写工作。我亲自刻蜡纸油印,起初还像模像样地出版了若干期《战报》,可是,不久就忙于撰写“悼词”了,因为护城河外的“支派”和城里的“踢派”兵戎相见,互相开火,开始死人了------。
陈礼姗是上海师范学院69届学生,师院“井冈山”造反组织成员,她和上海体育学院“114”造反组织的一位女同学一起来苏州声援“踢派”,来到了“交通兵团”,和我一起搞《交通战报》,也是“火线记者”。那时一般师范学院是四年制,那么,陈礼姗应该比我小两岁,才20岁吧。可是,令人心碎的是,我精心写就的第一篇“悼词”,祭典的就是这位女孩子。苏州“踢派”在察院场召开追悼陈礼姗的大会时,我非常伤心地聆听了我那篇一字未删的祭文。随后,一排手枪、一排步枪、一排机枪轮番向天空怒吼,虽然那撕心裂肺的“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声是用“吴侬软语”的苏州话喊的,没有什么杀伤力,但那清脆、凄厉的排枪声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陈礼姗的音容笑貌让我梦牵魂绕,请问苍天,谁是凶手?!
1966年8月24日,陈礼姗在阊门城下“踢派”的碉堡中,举枪在射击孔向护城河对面射出一颗子弹,当她试图发射第二颗子弹时,竟被对方“狙击手”射来的枪弹穿过射击孔,击中左眼,顿时血流如注,当场身亡。此时,小陈妈妈并不知道女儿在苏州。
不久,那个刚“崭露头角”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十万人大会,纪念陈礼姗“烈士”。
一眨眼,退休了,我常想,如果没有该死的“文革”,陈礼姗早就该当奶奶了。可是,那颗罪恶的子弹把这位勇敢的“女记者”永远定格在20岁,再也长不大!我试着写点回忆作文,准备适时推出其中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陈礼姗》。
当年,若没有“文革”,陆宗玉先生也就不会吩咐我去“交通兵团”,我也不会是“火线指挥部记者”,也就没有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了。唉,荒唐!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大爷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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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7日 星期四 阵雨
李纪人的一点经验

晚上,李纪人①自吾介绍了几点苏高中老乡写大字报的经验:(1)议论;(2)揭发;(3)侧面意见。这其实吾们都做了点。
李要召集所有苏高中老乡。明日晚上去(和)②南师的苏高中老乡会面谈谈目前工作,预备借③二十只校徽。
李纪人和毛系云④、韩〤⑤接触是较多的,他要多贴些大字报的。
现在工作队规定上午七点至十一点是看大字报、议大字报、写大字报,下午坚持三个小时或更多时间的毛选学习。今天下午学的是:《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谈到后来转到高邮的那次声讨大会,越谈越气人!
晚上,饭后看大字报。张⑥谈了些东西,她有的地方讲得有道理,有的地方有点主观强了,说有些人私心杂念,还有像〤〤 ⑦一些。吾有不同看法,这要慢慢地动起来,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饶人的!
写得太乱,对不起吾!

1966年7月8日 星期五 雨
听了江渭清的报告⑧

1966年 7月9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晚上锻炼,明天放假!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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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李纪人,水文系67届学生,英语学的不错,学校已把他作为英语教研组的师资力量送去南京大学外语系深造,这时回来参加本校的“文革”运动。他比我高一届,年级团员干部,又是我苏高中校友,文章写得好,工作能力强,是个“人中吕布”,我对他简直也是“言听计从”,去南师(隔壁邻居“南京师范学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借校徽”干什么用,没有记忆,看来不太“光明正大”。
日记中常出现“锻炼”一词,因为我有健身的习惯。退休后,我仍然每周三次去园区一家美国人开设的健身房(Power House “宝力豪”,其实直译为“发电厂”也不错)健身。
1966年7月7日这天,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与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联席会议,由康生对延期召开“两会”作了说明。因为刘少奇在6月27日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1965年已经延期一次了。刘少奇已经意识到毛大爷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每年一次“两会”的制度发生了改变。康生称“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最大的民主,意思是可以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刘少奇已无力回天。
7月8日,毛大爷写给江青一封信,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目的和手段,“文革”目的就是要打倒刘邓,为此要借助林彪,同时又十分担心,暗示将来无法甩开“尾大不掉”的林彪,此信为日后处理林彪埋下伏笔。据说,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王任重都看过或知道毛大爷“给江青的信” 及内容。那么,林彪早已看透了毛大爷的政治目的,那么,毛大爷这次玩的仍是“阳谋”了。大爷把刘少奇、林彪害死后,1972年,公布了这封六年前“给江青的信”,全国人民为之惊异!
这封“给江青的信”,是继毛大爷在6月写下的未公开发表的《七律·有所思》(青松怒向青天发,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故国人民有所思。)后,是“文革”中的第二篇个人作品(当然,那些劳什子“最新最高指示”除外)。有人认为《七律·有所思》水平不怎么样,怀疑不是大爷写的,其实,大爷的许多诗作和文章都是别人写的,大爷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据说是当时的秘书胡乔木写的,竟占为己有。1965年秋,大爷发表的屁词:《念奴娇·鸟儿问答》那就更不怎么样了嘛!
7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文化大革命更广阔更深入地开展起来”的文章,刊登了江渭清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五万人的干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文章说:“最后,江渭清热情地说,我们这个大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坚决保证: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定不移地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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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李纪人是水文67的学生,我的校友,也是苏高中校友,文笔不错,常在院宣传处行走。② 括号现加的。③ 借校徽干什么,搞阴谋诡计?是否去了呢?忘了。④ 院宣传部的领导,“文革”中被批斗吃尽苦头,在一次全院批斗会上,脖子竟被挂上用铅丝窜着的杠铃用的铁圆盘,脖子被勒出血了,作孽。⑤ 不知是谁。⑥ 可能是张孟春。⑦ 看不清字。⑧⑨均没具体内容,遗憾。

May 4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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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革联”胸章诞生于1967年初,全称应是:“华东水利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它的前身是:“华东水利学院革命串联会”。
    由于“革联”在干部问题上持“保护一大批,打击一小撮”的观点,所以深得广大师生的拥护。“革联”终将“水院”的三个一级教授“收入禳中”,他们是:严凯教授(著名《天演论》译者、大学者严复的孙子),港工专家,学部委员;徐芝纶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毕业,力学专家,钱学森同学);刘光文教授:著名水文学家、教育家,将美国的水文系引入中国,中国水文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使华水的水文系有“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美誉。
    1967年的一天,我在“革联”办公室见到刘光文先生坐着,一问,原来刘先生想加入“革联”。这时,水文系的师生绝大部分成了“革联”成员。一个非常肥胖的、教我们《陆地水文原理》的施成熙教授(三级教授)也成了我们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有件轶事:我向施教授借过钱。
    1967年的一天,斜对面寝室的绰号“油球”的黄忠祥同学(在“今心解密 日记 1966.06.29. 声讨寒平范钟秀”有专门介绍)到我寝室来,见他愁眉不展的样子,就问他有什么不如意。原来,他“很差钱”,吃饭成了问题。黄忠祥先生是享受全额助学金的学生,“文革”不久,由于人员不定,食堂采取饭菜票制,学校把助学金发给个人了。我不便问他,皱眉想了一下,就安慰他说:“我来想办法”,我想到了胖教授施成熙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教师,一级至三级是正教授,四级至六级为副教授,七级至九级为讲师,十级至十三级为助教,大学生毕业转正后相当于十三级助教。一级教授月工资为330元人民币(党员扣除30元,作党费),若是学部委员,则另有一百元津贴。施成熙教授的待遇也是不错的。我立即找到了才认识不久的施教授的研究生,询问施教授的住地。讲明原因后,他把我领到山西路一个僻静之处,向我指认了大门。他胆小,要我不要泄露是他告诉我的地址,我当然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我就和黄忠祥先生来到施成熙家。一个年轻人开了门,是施教授的儿子。有人曾在大字报上揭发施教授儿子考大学“屡战屡败”,最后通过拉关系“开后门”进了“南京农学院”,被我们认为是一件非常“腐败”、“无耻”的事情,结果被农学院除名了事,现在看来这真是太“小儿科”了。我们进门经过小花园,见施教授端坐在像客堂一样的起居室靠椅上。彼此寒暄一番,我就直奔主题。施教授扭动了一下肥硕的身躯,“滴粒滚圆”的脸盘勉强露出一丝笑容,问我,要借多少,我说:“七元”。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我忘了,可能是我按照当时每月伙食费标准13元计算的,如果是半个月费用,那么“四舍五入”就是这个数。施教授一口答应了。我立即写了“借条”,让黄忠祥先生签字,我也签了名。说了声“谢谢!”我们就告辞了,黄忠祥先生十分高兴。我暗思量,哼!现在教授不上课,养尊处优,舒服极了,得让你出点血,根本没想到“还”字!
    一年后,毕业前夕的一天,学校的高音喇呼不断呼喊:“请水文68的黄忠祥同学去教务处,有事找你!”,我们感到愕然!我早把借钱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黄忠祥先生也很纳闷。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提醒黄忠祥先生可能是借钱的事。我有点“愤愤然”,施教授真小气!但转念一想,也情有可原,因为“工宣队”进校后,“革联”就不复存在了,学生和教授们全被“工宣队”监管着。
    我想,施成熙教授得向“工宣队”汇报学生和他的有关活动,因此黄忠祥先生得还钱去。唉,真是的!
    这也算是一件历史的旧账吧,借钱还钱,天经地义,哪能像样板戏里的“杨白劳”非但借钱不还,还要举起扁担追打债主“黄世仁”呢?欠债越久,应还的“利息”就越多,不是吗?
    那位带路的研究生是南京人,后来被分配到兰州“西北勘测设计院冰川冻土研究所”,可是我在甘肃刘家峡水电工程局工作不久,就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我非常吃惊。那是一次外出考查,他乘坐的卡车出了车祸,他头部受伤,当人们去救他的时候,他却说:“快去救他们,我不要紧。”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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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0日 星期日 晴
去新街口闲一会儿

    早晨特地去新街口玩了一下,买了一元钱邮票,去甜食店尝了一下家乡风味酒酿元宵,非常好!
    晚,李纪人组织校友十多人,来揭母校①的盖子。谈到了朱伯尼、许楠英、杨柳等周大新(心)之类②。又谈到华罗庚③和匡亚明④对线,也是坏蛋。
    后来吹起牛来了,什么“滑头”,什么“赤佬”,什么“猴子”等。
    又谈黄瑾⑤看大字报,只看签名,然后就骂:“没有良心!”等之类的话。
    会议散了,还要进行第二次揭呢!
    给爸爸和立权⑥写了信。

1966年7月11日 晴
    苏高中来信

    校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激烈,革命师生觉悟大增。
    中午刚刚睡去,接到苏高中来信,拆开看。
    整篇讲述校内的阶级斗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揭发。说是市委书记的儿子李鹏年⑦写了第一张揭发老师的大字报,开始大规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有人混水摸鱼,借机报复。
    揭发出的有张友聚⑧(教育局局长),(19)⑨63—(19)64的教育大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数学教研组王宗海、葛云书⑩等,各个教研组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校内的革命学生声势大增、轰轰烈烈。 当听到中央决定取消高考制度的决定时,居然很多人流下了泪,还去市委写了决心书。
    这几天主要精力在于编写大字报,揭深、揭透之。现在的问题在于浮于表面现象的谈,实质的东西却揭得少甚至还没有动,这点以后要纠正的。还有,吾日前已经觉得揭不出什么东西了,这是什么问题呢?说明自己还要好好地学习毛选,以毛著为照妖镜来照一切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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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李纪人是水文67届的学生,我苏高中校友,他想发动苏高中校友把母校的“文革”之火煽得旺一些。在这段时间,运动却有点“冷冷清清”,日记中有了 “吾日前已经觉得揭不出什么东西了”的感想,这是当时“工作组”所希望的,也是刘少奇们所希望的,可是这和毛大爷的“希望”是背道而驰的。
   毛大爷在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信中还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们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这时离“天下大乱”还差得远呢!毛大爷老早就从打“AB团”的运动中尝到了“甜头”,杀害了十万红军将士,达到了“夺权”的目的。从此,政治运动成了毛大爷“篡党夺权”有力武器。但他知道,阴谋诡计是不能公开的,要让老百姓“上了一当又一当,当当上得不一样”,毛大爷对“运动”的喜爱,就鸦片一样让大爷染上了“毒瘾”,无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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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指“苏高中”。② 朱伯尼、许楠英、杨柳、周大心分别是苏高中的生物、化学、语文、英语老师。括号是后加的。③ 华罗庚,世界著名数学家,曾先后来苏高中两次,我有幸在1962年在苏高中室外操场上聆听他的报告。记得华罗庚说,他想考苏高中,但没钱,竟没如愿。④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⑤ 黄瑾,水港系系总支书记。⑥ 立权是我哥哥。⑦当时苏州市委领导人是柳林、李执中。⑧ 张友聚,原苏高中党委书记、校长。⑨ 括号后加的。⑩ 都是苏高中数学老师,王宗海曾代过我们三(1)班几节课。

    May 7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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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1965年11月初,是在华水(河海大学)靠近校门的小山坡上的党委办公室马列主义教研组前的草坪上拍摄的。第二排左起第一人是我(今心)。背后那栋房子颇有名气,曾是马歇尔的公馆。乔治·卡特里克·马歇尔是美国五星上将、前参谋总长,在1945年至1947年初,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出使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的历史事件,对中国近代史有重大影响。
    照片上的同学,我却一个也记不得了,只知道他们是来自河川系、水港系、工程力学系以及其它系的同学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鲜为人知的是,我曾经是学校文工团的成员之一,连我班上的同学也很少有人知道。
    1955年,立权哥去“北京工业学院”读书后,我就在他房间里翻箱倒柜,得其所哉。把他精心制作的变速电风扇、幻灯机的等“家用电器”拼命地“把玩”,直到全部弄坏。但我对抽屉里的一支“国光”牌口琴却十分珍爱,上初中时,教室里的有线广播经常播放口琴大师潘金声吹奏的口琴曲,那优美的琴声竟如同手风琴一样不分伯仲,让我“如醉似痴”。于是我学吹“单音”,继而学会了吹奏“复音”。1963年,这把口琴就跟我一起进了“华水”。1965年,学校文工团成立“口琴队”,我前去报名,居然录取了。1965年10月26日的日记曾有记载:
    “------饭后,在报廊那里聚集了好多人,原来公布了院文工团名单。吾很快看见了‘潘立念’三个字,心里很平静,这是意料之中之的,没什么了不起。吾看了半天,只认识一个‘梁宗南’,不知吾年级还有谁。吾算了一下,文工团共有140人,各个队均包括进去了。”
    我的室友梁宗南先生,后来担任了西乐队队长。另有一篇1965年11月3日的日记写道:
1965年11月3日 星期三 阴
口琴队的活动

    课外活动在水(117)室,是口琴队的活动室。一个戴眼镜的大约是队长,讲了一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引言,接着要大家谈谈以后如何搞。是一片的寂静,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像熊一样的同学,问大家是否参加过口琴队,他们都说没参加过口琴队,吾说参加过中学的口琴队。那人问吾是什么中学,吾回答说是“苏高中”,他点点头。
    接着就稀稀落落地讲别的什么活动,吾提了点意见。虽则元旦节后吾不在学校,要去实习了,但吾的意见那位队长点头称是。
    口琴队的活动大约就这样。
  
    那天日记记述了口琴队队员初次见面的情况。后来曾练过“共产主义接班人”、“雷锋之歌”等“红歌”。照片就是口琴队某次活动后拍摄的,前排左起第三人是口琴队队长,摄影师就是日记中那位“像熊一样的同学”,他是位印尼华侨。1966年初,我外出实习去了,不知道“口琴队”是否在1966年元旦登台演出过。1966年5月,我随学校去高邮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就迎来了“万年一遇”的红灾。所以,我始终没有在学校登台表演过,可是,我却在臭名昭著的“文革”舞台上“客串”了“造反派”角色,让我抱憾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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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2日 星期二 晴
《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

    左派生的光荣责任就是:
    “在党的领导下,把绝大多数愿意革命的同学和老师都团结起来,坚决贯彻党的政策,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开火。毛主席的话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我们一定要时时、处处、事事都按毛主席的只是办事。分清敌我,积极革命,拥护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只要我们这样去办,我们就一定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我们就一定能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①
  
1966年7月14日 星期四 晴
Study Chairman Mans Works Of a Week ②

    上午八点,在水利馆草坪上听了张同志(工作队)③的报告,关于目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存在的缺点。分析了原因,缺点有“怕”的情绪,有松动的情绪,怕引火烧身等。
    主要是由于学习毛选不够。以前一向把毛泽东伟大思想红旗举得不高,不然为什么会患得患失呢?一个多小时的报告结束后,吾、Zn④、孙、、沈、蒋⑤几个进行了座谈,他们团员都去图书馆开会去了。
    这几天身体总是软绵绵的,不知什么道理,没有力气,肚子不舒服,可能还是那天吃麦子⑥之故吧。
    锻炼身体还是要的,40Kg⑦只能举十来个了,今天躺举十七个,已筋疲力尽了。吾争取很短时间内恢复到原来水平——三十多个。引体向上十来个还可以。同学们这几天的锻炼显然放松了,应抓紧起来。
   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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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时,我们已经不上课了,整天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已经感到没什么意思了,觉得学校里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得差不多了。但院工作组动员大家不要“怕”,要进一步“引火烧身”。实际上,许多大字报都是夸大事实、人身攻击、公报私仇。挖空心思写出来的大字报能有什么好东西吗?
    毛大爷一再提到,要全国学校,停课六个月,让学生“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并鼓励学生打倒一切权威,树立新权威。学生要闹事,军警一概不许干涉,放手让他们闹去,打砸抢,又怎样?只有学生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有通过大乱,才能达到大治。学生造反越乱越好。毛大爷自有雄兵数百万;便衣和特务,不计其数。他老人家可以随时的拨乱反正,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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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引自一篇什么社论。② 学毛著一星期。③ 原有括号。④ Zn是辛忠礼。⑤ 分别是孙义财、沈其莉、蒋齐之。⑥ 我在7月3日离开灯塔大队时,房东王广卿特地用没脱皮的麦子煮“饭”招待我们,这是我在社教时吃的唯一的一顿“饭”,难吃极了,还不易消化。⑦ 40公斤重铸铁杠铃,学生寝室都有配备。

    May 10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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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婶婶抱着我的照片摄于“中华民国36年”即1947年,照片下方有钢印:“国际照相”四字,就是苏州北局的国际照相馆。我还依稀记得,手里拿着的这只铁质玩具可以用嘴吹出尖尖的响声。
    小时候,婶婶蛮喜欢我的,儿时一直睡在婶婶身边。1960年,婶婶来我家,那是饥饿的岁月,婶婶提起我小时候常常拿着饼干不吃,却在床上把饼干“滚来滚去”地玩,这让我觉得是神话故事了,竟脱口而出:“怎么会不吃?”。婶婶身体不好,一直未孕,很想从老爸那儿“要一个”。1951年春节,老爸弟兄们在常州西夏墅团聚了,这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回故乡老家。我又见到了白发苍苍、笑眯眯的祖母,家里人多极了。一天晚上,有人要我对叔叔改口叫“爹爹”,我就叫了,大家都高兴地笑了。婶婶给我讲,要跟她去东北的,我说好的,叔叔高兴得合不拢嘴,妈妈、老爸也笑了,气氛特别的欢乐。我六岁了,明白大人们的意思,心里也是愿意。第二天,大雪刚停,老爸和妈妈没理我,带着弟弟妹妹要回苏州了,他们出大门,踏雪而去。可不知为什么,我情不自禁地冲了出去,大声喊道:“我也要回家!”,有人想拉住我,但被我挣脱了,不顾雪地路滑,冲到妈妈身边就一把拽住了妈妈的紫红呢子大衣,老爸说了句:“你怎么来了?”妈妈只是笑,老爸就再没吱声。估计后面一屋子的大人都有点不高兴吧,叔叔婶婶一定很生气吧,这就是命了。
    那年雪真大,回到家,我惊讶地发现花园里有一个很大的雪人,井边那棵粗壮的、略有倾斜的梅花树竟被大雪压断了。在家留守的哥哥告诉我,我们去常州时,天下大雪,却有客人来访,没见到老爸,客人们就趁兴把园子里的雪堆成了有鼻子有眼的雪人,“臂弯”中还夹了把竹丝扫帚。
     不久,雪人“流泪”了,个头变得越来越小,似乎心有不甘,拖了近一个月才离去。 从此,园子里的桂花树、海棠树、枇杷树、枣树、梨树竟逐年一棵棵枯萎死去。让我心疼的是,花园西南角那株高大的年年八月香气袭人的桂花树也不再开花了,终于在1960年病怏怏地死去了。桂花树上曾有个“鸟巢”,儿时我经常在树上爬上爬下,帮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如果我成了叔叔、婶婶的儿子,那么我就是老革命的后代了,那么我就有了“好出生”,那么我血管里流淌的就是“纯正”的、不带一点杂质“雅利安人种”的高贵血液,就有资格“解放全人类”了。可是,我没走上“革命”道路,“一闪念”就紧跟“国民党上尉绘图员”的老爸回家了。
    现在想想,觉得很可笑。因为在封建皇朝,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当皇帝,否则就必需作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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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6日 星期六 晴 热
无题①

    晚上,去找立醒②。等了几十分钟没等到,预备星期一傍晚会面。
    校中电影《秘密图纸》,已看过了,加演的片子很好,是记录解放前的苦生活,忆苦思甜。
    明天休息!

1966年7月17日 星期日 晴 快热死了
婶婶在校门口

    大清早刚起身折被子,“米老鼠”③跑来了,说有我电话④,于是我去了。
    接电话的是女同志声音,我不知是谁,还叫吾去校门口,于是吾好奇地穿衣服去了。到了门口才知道,原来婶婶来了,她正在门口的凳子上坐着——不好进来的⑤。
    于是在校门口谈了几十分钟。原来婶婶去安徽巢县出差,回来路过⑥南京,现住在金陵饭店207室。叔叔现在在北京出差,留在家中的是建庆和立蔓⑦。
    她问吾为什么不写信?为什么寄钱来又不回信?吾实在没有空,还以为寄给立醒了。
    谈了杂七杂八的事,又谈到目前的文化大革命要注意的问题。
    吾送她到11路汽车站,叫吾下午和立醒去玩。
    回宿舍洗了被单。
    吃好饭,休息一会儿,就去约立醒,破天荒地允许⑧吾进去了。他买校内桃子(6分一斤)⑨,他们校内游泳池也不差,还可以。
    二点二十分,到了金陵饭店。婶一人在207,后来又来了一个女同志(她一起的)⑩,吃了只西瓜,闲扯家常。讲立聂挣钱了(二、三十元一月)⑾。立蔓之事,说他比几个兄弟都灵,嘴很厉害,说建一⑿脑子好,会算居民里的小账,说得吾和立醒不时的大笑。
    看上去婶婶是要⒀立蔓的,又说几个堂房亲戚都不同意这样(小人之心)⒁,这也没什么,主要是看两厢情愿才可,否则不行!
    谈了很多。不久,又进来一位四川成都出差的同志。四点半了,吾们告辞了,婶婶要吾们有空去玩玩,说要二十号才走。
    从山西路回来,经过新华书店,买了本《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又突然心血来潮去看了电影“深厚的友谊”⒂------卡博同志访问中国的情况,真好看极了。中阿两国的友谊是用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影片自始至终实在热烈的欢迎仪式中进行,对贵宾空前的欢迎。
    回来时,头脑昏沉沉的,脚下轻飘飘的,似乎又病了,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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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叔叔、婶婶此时已从南京江宁调往镇江工作。叔叔是通过一个叫陈光(不是那个代理林彪115师师长的陈光,那个陈光早在1954年就被整死了。)的老上级、省委副书记,才得以从甘肃一个核基地调到江宁县任县委书记的,因为陈光主管农林口,不久调叔叔去镇江任农机局局长去了。所以,我就不方便去叔叔家了,一般在“十·一”或“五·一”才去镇江。日记中主要是家庭私事,婶婶身体不好,未生养,我家却有弟兄、妹妹八人,婶婶一直想从我家要个孩子去。建庆是我大妹妹,早在1954年就被婶婶要去了,立蔓是我最小的弟弟,妈妈1961年去世时才2岁,婶婶想把他领去做儿子,亲戚有点嫉妒,这主要还是大家的生活水平太低的缘故吧。
    7月7日这天,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湖北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农业机械化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文件认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从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地方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今后十五年即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文化大革命”使得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化为泡影,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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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没取题目。② 在南京电力学校上学的大弟弟。③ 忘了是谁,应该是靳书源先生,因为我给不少同学取了未曾公开的绰号,只在日记中使用,可是我没备注,疏忽了。④ 那时学生宿舍楼道处装有电话。⑤ 外人不能随便进校会客。⑥ 叔叔和婶婶已经从江宁调到镇江市工作。⑦ 建庆是我大妹妹,立蔓是我最小的弟弟。⑧ 那时文革期间,外人也不能随便进校会客了。⑨⑩⑾ 原有括号,立聂是我二弟。⑿ 我妹妹。⒀ 婶婶要领立蔓做儿子。⒁ 原有括号。⒂ 影片主要宣传中阿友谊,我们就剩下欧洲阿尔巴尼亚这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了,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家全变“修”了。

    May 13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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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8月13日,南京举行了第一届横渡玄武湖活动。我有幸获得了这张“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的“南京市第一届游渡玄武湖纪念卡”。当我拿到这张空白的纪念卡,准备自己填写名字时,室友高隆远先生认为自己填写不合适,我也深以为然,于是请高先生帮我填上名字,这“潘立念”三字就是高隆远先生的“墨宝”了。
    为了安全,参加“游渡”的人员,是需要经过测试的,1964年8月10日的日记中,有叙述:
    【------今天中午游泳,一会儿测验横渡长江和玄武湖。我虽然不久前游了四百米,但现在要游六百米(横渡长江是二千米),只要耐一下就可以了。于是第二批上阵开始了。当游了三个来回后吃了口水,鼻子有点呛,但后来马上矫正了。我用蛙泳和仰泳交替游完了六百米,在这过程中是比较艰巨的、吃力的,胸部感到胀,终于克服障碍完成了。接着裁判领我去登记,表示及格。啊!13日下午要去横渡玄武湖了,我真激动!】
   当时由于体力有限,不敢问津“横渡长江”。游泳池的测试及格后,8月13日正式下水,那天日记很详细:
1966年8月13日 星期四 晴
横渡六百米的玄武湖

    下午两点半多,由学校的卡车把我们送到玄武湖解放门。我们又编入第七组了。在解放门停了一下,等第三批的人,一会儿来了,校车一共运了三次才运完一百三十多人。
    游泳起点处,许多只穿游泳衣的人在做准备活动,发令枪每隔二分钟响一下,也就是说每隔二分钟就有一组(约18人)开始起游。半小时过去了,我们开始脱衣服,游泳裤是早已穿在身上的,于是开始准备。很快轮到第七组,服务人员每人给两根白橡皮筋,作记号。吾们刚到湖边,就看到令人恶心的脏水,比游泳池脏多了,有一股怪味。正在这时突然有人不行了,开始下沉,有没顶的危险,岸上的人大声疾呼:“快救人! ”“运动员快下水!”运动员“啪!啪!啪!”地下水了,那同学开始往回游,很快被救上岸,原来是第三组的同学。不一会儿又有一人往回游,说:“不行了!”吾当时有点急,不知下水会这样。
    “第一排下水!”于是第七组第一排8人下水了,接着吾也下了水。很快一层污水翻了上来,水脏的得难以形容,一股奇臭,脚下踩到是滑黏黏的不知什么烂泥,难受极了。
    “砰!”发令枪响了,吾们齐向前!吾先用蛙泳游了二十多米,只觉得直往下沉,大约水的比重要小些。报上曾记载:吸足气,人比重为0.96至0.98,吐完气是1.0以上。又觉得下面一会儿热得难受的暖流,一会儿冷得不舒服的寒流,后来只好以仰泳代之。这样轻松多了,可以在水面上慢慢划。很多同学都超过吾了,连后面的第十二批也赶上来了,吾有点慌。
    “慢慢游,方向错了,向左些!”停在湖中船上的人提醒吾。对!反正不计时的,用不到去争,于是心平静了。方向时常弄错,因为是仰泳的缘故,不得不时常回过头来看看终点,大约还有三百米,红旗在那里招手!
    蛙泳简直有点施展不开,只好游了五、六米就以仰泳代之,仰泳真舒服,人躺着,脸全露出水面,换气便当得很。吾估计他们已快上岸了,于是又翻下水,以蛙泳加速前进。终点终于清楚地显在眼前,还有五十多米了。
    “加油!”岸上传来了令人兴奋的鼓励声,吾以最后力量拼命游! 终点终于到了,玄武湖被征服了,吾很兴奋。这时感到胸部很胀,口很渴。上岸时,脚下的泥真滑得要命,只好慢慢前进。
    “你是第几组?”
    “第七组!”吾说道。这时老师说:“还少二人!”吾的天!吾以为吾是最后一个,原来还有两人没到终 点。
    “派人去接吧,不然会有危险的!”几名运动员下水了。可是他不愿上船,还坚持着,他叫陈江。又隔了十多分钟,他上岸了,宋教授(注)很不高兴,认为测验有问题。
    “有人病了!!”忽然有人跑来说,大约用力过度了,一位白衣医生过来了,给他们吃药。
    “明天叫南京市体育老师都来,每人看一道水,测验渡江的运动员!”当吾们回到起点时,那位比较老的教太极拳的老师嘟嚷道。因为这次渡湖显然有问题,吾认为这样很对,对安全有保障。
    游泳裤已经干了,反正无处可换裤了,就穿着回去算了。三路车把吾送到校门!

注:
    华水体育教研组组长,宋鸿坦先生,是位体育教授。室友梁宗南曾告诉我,他老爸认识宋教授。可是梁先生从来没好意思去找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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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18日 星期一 晴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红旗杂志在重新发表这篇《讲话》时,指出这篇讲话是:(1)指南针;(2)照妖镜;(3)进军号。
    学习了一上午,收获较大。由于老是看书,联系的实际问题少,相对比其他同学要差劲些。
    快结束时,昭久①开始讲话,传达了工作组的一些指示:(A)要求解决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规律;(B)解决活学活用的问题,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亮出来,消除私人杂念;(C)解决文化大革命有关政策问题。

1966年7月19日 星期二 晴
“残酷”的天气 —— 闷热

    热死了,头脑子总是昏沉沉的无一点劲,汗流夹背真难过。
    但想起农村的农民已在田间劳动,更是辛苦了,比较一下真差至万里。
    南京的天气就是火炉②,这也难怪的。
    晚上和李纪人③谈一下什么工作分配等问题,要吾作最艰苦、最“坏”的打算,只有这样从思想上正确起来才行,的确如此。其实多考虑也没用,一切由国家安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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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段时间,我和李纪人来往比较频繁,他是学长,又是苏高中校友,我对他很敬重。
    这时,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正和“工作组”斗得难分难解,蒯司令还被关了起来,而刘少奇、邓小平也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忽然,晴空霹雳,毛大爷畅游长江之后,突然回到北京。
    1966年7月18日,大爷终于从外地回到了北京。事实证明,只要毛大爷离开北京,就准保搞阴谋去了。  
    当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毛大爷就在11月13日离开北京到各省“视察”去了,在外地长达八个多月,一边“视察”,一边“阴谋+阳谋”,时刻注意着北京“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毛大爷觉得对这场夺权斗争已“稳操胜券”。所以,此次回京非同寻常,他的重大举措就是结束刘少奇的中央领导工作,要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
    毛大爷回到北京故意拒绝刘少奇前来汇报工作,而是听取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看了有关学校的材料,随后发表了谈话。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还说,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小三大差别。特别要反对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批、二斗、三改”。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该有这个准备。当他看到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批语时,对张春桥讲,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我)才明白(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大爷亲自向中央文革进行政治交底,让他们成为打倒刘少奇的急先锋。
    同日,刘少奇、邓小平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李雪峰认为各学校行政组织已经瘫痪,不派工作组就不能实现党的领导。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派工作组,与邓小平发生争执,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虽然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的意见就是毛大爷的意见,他是毛大爷的代理人。这是毛、刘的第一次交锋。
    7月19日,刘少奇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如果集体决定重大决策,毛大爷是无法撤销工作组的,他需要争取另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的支持。
    事实证明,周恩来能做毛大爷不敢做、或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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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寝室周昭久同学,班干部。② 那时的南京、重庆、武汉这三大城市,夏天的天气非常热,有全国三大火炉之称。③ 水文67 学生,由学校作为英语教研组师资送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

    May 16th.2011 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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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1968年11月底,在学校水利馆的外楼梯上拍摄的。前排右起第二人是我(今心),第三人是长江大桥工地的刘师傅。照片不十分清晰,前排右起第五人好像是我班孙义财先生,后排右起第二人是我班朱友清先生,其余的都是我们年级的同学。真奇怪,在按动快门的瞬间,我却在“仰望星空”,竟比温总理建议大家“仰望星空”的时间提前了四十多年,且在大白天。
    这位刘师傅是东北人,看上去面相资格很老,实际那时只不过27岁。我们水文68的学生在进校“工宣队”的督促下,从1968年10月22日至11月24日,在长江大桥参加劳动一个多月,和大桥的工人师傅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工地三班倒。晚上除了出工的同学,我们有时就和工人一起开会学习,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记得有位工人师傅举了一个例子:工人穿的工作服只能在上班穿,若下班继续穿,那是“私”字大发作,为了防止工人占公家的“便宜”,工作服上竟被印上“上班穿,下班脱”的字样,认为这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相信工人阶级,这可把老工人的肺都“气炸了”。此后,我就经常听到老工人的肺被“气炸了”的故事。时间长了,有人产生了疑问:“怎么工人阶级的肺就那么容易被气炸呢?”。我发现开会时刘师傅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大都像平时强调工地的安全生产问题那样,希望同学不要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1968年11月1日,我在长江大桥南桥“引桥”下,进行制作大桥钢筋砼预制梁的浇筑工作,正灰头土脸地抱着一袋水泥往搅拌机中倒,这时,工地高音喇叭开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已于 10月31日闭幕的消息。发布的《公报》说: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我听到这个消息虽然并不吃惊,但心里还是有点慌,这会对我们的“专案审查小组”带来影响,因为我的专案组是趋于“保护”院党委副书记郑镇的,后来确实有麻烦了。
    一个月的劳动锻炼结束后,刘师傅来学校和我们相聚,留下了珍贵的照片。毕业分配前,刘师傅还给我们寄来了《老五篇》,他一人买了43本。穷学生没有收入,老大哥刘师傅想得真周到。
    1969年元旦,我来到了兰州“刘家峡水电工程局办事处”,就准备要往刘家峡赶去,办事处负责人告诉我们:“同学们不用急,你们到了办事处,就是已经到刘家峡工程局报到了。”这时,我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南京长江大桥已于1969年1月1日正式通车。”的消息。
    不知刘师傅现在可好,他也退休了吧,愿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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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0日 星期三 晴 炎热
作息制度的改变

    中午,李纪人①先告诉我说,作息制度要改变了:上午从7:30—11:30;下午从3:30—5:30,晚上则是自由安排时间,可以出去玩。
    这样显然要好得多,中午可多睡一会儿了。今天足足睡了二个半小时,很舒畅的。
    游泳池也开放了,他们去游泳,而吾还不去——主要身体不舒服之故也。
    这几天家中没有来信,不知怎么搞的。
    天气太热,真没有办法对付!

1966年7月21日 星期四 晴 炎热
体力有显著好转

    比较兴奋,从下午开始,精神开始很好,体力大有恢复。四十Kg(杠铃)②二次都推了十六下。(虽则比以前差得远)③。
    这样,对自己的学习有很大好处。以后要多注意身体,尤其在饮食方面尤其要注意一点④。
    这几天的学习,收获不是太大的。晚饭后找δ⑤谈了半小时,对班上的情况和干部的情况以及同学的反映。干部和同学间是有隔阂的,同学是不太听干部的话,干部对工作抓不起来,有的干部主观还是比较强(如X)⑥。
    学习又延到星期六上午,这说明以后的学习仍要加强的。学习文件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为主。这的确是一篇好文章,在其中的许多话,都是针对目前文化大革命,主席很有远见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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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委员会名单是: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委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肖华、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该决定当日下发全党,谁也没有料到十天后,毛大爷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日—12日),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突变。不要说外国人猜不到,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意想不到。这就是个人专制主义、独裁国家的特点。
    同日,周恩来到毛大爷处开会。他俩之间已经建立了政治联盟,刘少奇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毛大爷通过周恩来剪除了一个个政治对手、绊脚石,做了他做不到的事,为他老人家毛家人接班的漫漫九曲路(九泉路)上扫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可是,毛大爷无法除掉最后的周恩来这块拦路石。还好,他终于把周恩来“折腾”死了,且死在他前头,真大喜过望也!毛大爷拒绝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并扬言他有“不参加的自由”。那时,党的高层中,有耳语私传说,毛大爷初闻噩耗时,对周曾有“一个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语(糖得纲著《毛泽东专政始末》第198页。“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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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李纪人,水文67学生,苏高中校友。已去南京大学学习,现回校参加运动。② 括号现加的,40公斤杠铃。③ 原有括号。④ 语句不通顺,保持原样,不再修改。⑤ δ是希腊字母,室友贾德胜先生的绰号。⑥ 原有括号,可能是周昭久先生。⑦ 全国人民都被毛大爷蒙蔽了。

    May 19th.2011  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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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南京市参加渡江湖活动合格证”是由“南京市军事野营游泳指导办公室”于1965年6月9日签发的,活动名称为“渡江”,并盖有“江苏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和“华东水利学院体育教研组”的红章。有了这张合格证,就可以参加渡江活动了。可是我只参加了水西门那儿的横渡夹江的活动,游程不过六百米,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具备横渡长江的体力。那天的渡江日记如下:
1965年6月13日 星期日 阴→晴
今日伏长江他日擒蛟龙

    ------吃了三块大饼和二根油条后,校车把我们送到水西门外。步行二十多分钟,来到游道。三百米的江并不怎么寛,对面的地物依稀可见。华水院是高校的先锋队,大家脱了衣服做准备活动。
    不知什么时候,解放军的鼓动队来了,吾们热烈欢迎。其中演出的节目短而精彩,有女声独唱,唱的是苏州话,颇感亲切,还有快板、京剧,都是配合横渡长江而编排的,十分起作用。
    “咚、咚、咚------”的响声出现了,泅渡开始了。先由解放军武装泅渡,这比较精彩,他们把头部都露出水面。这时鞭炮声、锣鼓声不断,“噗、噗、噗”的机关枪声和冲锋枪声在水面上传来,这种动人的场面是比较少见的。
    “华水的下!”不知谁喊了一声。于是扑通、扑通地跳下水,在红领巾和体院武装泅渡的后面,吾们跟上去了。很快就游到对岸,也不讲究什么队形。倒霉的是一上江心洲,脚上的皮就给弄碎了一小块,很不舒服,请一个解放军为吾涂了些红药水。二分钟后,吾们又游回去了,游到船的旁边时,怎么也游不快,老是往船靠近,且是身不由主的,这大约是“伯努利效应”①的体现吧。
向你们上岸后,一个仅仅用芦苇围起来的、上面(高处)②的人可清楚看见的一小块地方变成了临时更衣室。朱友清已拿着衣服在里面等着。三分钟后穿好衣服,洗好脚后集队。
    “这次我们全部游过来了,我仅代表-----向你们祝贺!”宋主任③发言了,他就是去年为游玄武湖作报告的宋教授。二十分钟后回到汽车中,半小时后,我们出现在学校,这时已经十一点了。上楼休息会儿就下楼了。
    饭后,吾和梁去“曙光”④,由于某种原因吾们不坐车了,步行而去。看了部1957年拍摄后又“锁”起来的《不夜城》。孙道临扮演了一个受人批判的人——资本家张伯纬。这部影片简直是胡闹了,不仅抽去“阶级斗争”,同时歪曲了党的方针政策,糟糕透了。
    汽车吧吾们送到学校,L⑤去陪陈学光⑥看关节炎去了,我去游泳池玩,痛快地洗了个澡。
    一天也没干什么事,就这样完蛋⑦了!

注:
    ①《流体动力学》中的一个著名力学原理。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 1700~1782)瑞士物理学家、数学家、医学家。1738年出版了《流体动力学》一书,共13章。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书中用能量守恒定律解决流体的流动问题,写出了流体动力学的基本方程,后人称之为“伯努利方程”,提出了“流速增加、压强降低”的伯努利原理。就是说,流速快的流体会受到流速慢的流体的“挤压”。例如:人们若站在离奔驰的列车太近,就会感到有一股力量将人体往列车方向推,很危险,就是这个道理。 ② 原有括号。③ 华水体育教研组组长,宋鸿坦教授。④ 好像是在南京鼓楼的一家影院。⑤ L梁宗南先生。⑥ 是一个同学。⑦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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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2日 星期五 晴
《如何理解“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

    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上会议上的讲话》①一文中谈到,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的态度,有些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指出:“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
    应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昨天上午由δ②提出,要吾作解释。i③又去请教“理论家”〤〤〤④来讲讲,她也有点支吾,说道:“作为教授的知识分子,吾们就要叫他学毛选,要尽量地让他们多读,但又不是强迫。”但吾又问:“为什么他们现在不大学,而又要去斗他们,说他们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呢?”于是没有回答上来。δ的解释大致和〤〤〤同,吾听得都不十分满意的。
    主席这句话显然是很有分寸的,主席指的“他们”是指“一部分唯心主义者”、“宗教爱国人士”、“有神论者”,对这些人当然“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啰。吾们怎能与这些人相提并论呢?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对于那些人,只有说服——教育——说服,以达到毛泽东思想广泛地传播。
    所以说,主席的这句话是有分寸、有分量的,我们不能片面地去理解。

附:一个小时的电话——游泳池见闻

    为了晚上游泳一事,几乎和一位朱先生吵起来,各持已见。后打电话给总支和工作队员讲,李天常⑤为此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电话,而朱也打电话,互相讲理由。
    问题主要是曹治民⑥去讲什么:“由于明天要游行⑦,所以晚上不来游了。”于是就把最后一场取消了。在门口吵的人有69级的,有本年级的,真起劲。商议结果是:下星期给补一场游泳。于是大家不欢而归。吾还骂了朱一句:“他妈的!”他马上找上了,又差一点吵起来。
    骂人是不对的,但骂牛鬼蛇神是可以的,他私自决定不开放就该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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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显示,我们学生像一群迂腐的酸秀才,正为毛大爷的一篇劳什子文章而在一本正经地、认真地钻“牛角尖”,太可笑了。我在游泳池对管理员来了句“国骂”,还找到了“理由”,真不好意思。
    1966年7月22日这天,刘少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坚决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声明说,中国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战胜美帝。同日,首都近百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同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意见》。他认为,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有教育帮助,改正错误。可是,就在当天,毛大爷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中央局书记时说,要改变工作组的做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
    现在看来,邓大人晚年发动的越南战争,是一大败笔。数十年“援越抗美”成果,一朝化为乌有,惜哉!
    现在看来,毛大爷乃属于“隐藏很深”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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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毛大爷这篇1957年3月12日的讲话,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公开发表的。主要是: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对于知识分子队伍及其思想状况所作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提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② 指同学贾德胜先生。③ 英文小写“i”,意为“我”。④ 我把名字隐去了。⑤ 李天常,河南洛阳人,我班班长。⑥ 我年级同学,足球运动员,可能那时负责年级体育活动,后来也和我们一起被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电工程局,他开挖二队劳动,我在开挖三队。⑦“援越抗美”游行。

    May 22nd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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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大约摄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位方脸大耳、目光炯炯、气宇轩昂的老者,知识渊博、精“周易”、通英文。我叫他“寄公公”,我在《今心解密日记 1966.05.27.无题》曾提到“寄公公”。照片上,“寄公公”衣服胸襟上配有的服饰图案好似一张世界地图,可能是他任职上海海关时的海关“Logo”(标志),时任海关税务部门负责人。
    老爸和“寄公公”的一个儿子是中学同学,特别要好,那时“寄公公”已退休苏州。可是,1937年,东洋人来了,于是老爸全家和“寄公公”全家结伴,“仓惶夺命”往四川逃去。逃难途经溧阳时立权哥出生了,到重庆后,立权的妈妈不幸去世,老爸就把立权哥寄养在他家,因而立权哥称呼他“寄公公”,老夫人就称“寄好婆”了。他们非常喜欢秀丽端庄、心地善良的娘娘,于是娘娘就作了“寄公公”的女儿。娘娘大学一毕业就成了全职太太,姑夫一家和“寄公公”一家就住在一起。娘娘英文“呱呱叫”,在家常和“寄公公 ”用英语会话。
    记得1958年的春节,年近九旬的“寄公公”竟从吉庆街步行来富郎中巷18号我家,和老爸互道“春节快乐,身体健康”,“寄公公”身体很棒呢!说来笑话,那时,我每月要去娘娘家一次,去玩,还兼收房租,同时送去妈妈亲笔写的“收条”,因为他们住的吉庆街48号的房子是老爸的(房子在1958年被“公私合营”,变相被政府“充公”了,“生活资料”竟被当作“生产资料”一样地被“公私合营”,真可谓“不择手段”了。据说如果老爸此前将房产送给娘娘就能免此“厄运”。房子原在“小仓口”往南约五十米处河沿地带,于本世纪初被拆除)。
    这年秋天,我“照洌”去娘娘家玩,见娘娘和“寄公公”正忙着从北厢房活动地板下取出一贯贯的铜钱和一些铜质古物,特别是那些一捆捆“原装”的用油纸包扎的一百个铜钱一串、十串为一贯的钱币,让我十分“眼热”,那真是比“十五贯”还多啊!说是要马上卖给废品站了,当时我真想要几个铜钱玩玩,可惜不好意思开口。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老百姓响应国家号召,为实现当年钢产量翻一番的“1070万吨”的宏伟目标,正竭尽全力把能找到的“废铜烂铁”,甚至铁栏杆、铜床、铁床等金属制品当作废品卖给废品收购站送去回炉。谁料,本来还是家用的好东西竟炼成了毫无价值的铁疙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寄好婆”得病,“寄公公”受到惊吓,相继去世,“寄公公”那年96岁。祸不单行,不久,姑夫被打成“漏划地主”,娘娘受到冲击,一病不起,1972去世。
    庆幸的是,1966年“破四旧”最疯狂之时,当造反派闯入娘娘家,进入“寄公公”房间,正要动手时,却被一位“识货”的领队阻止了,因为他发现书柜里的大部分书籍竟是“缮本”、“孤本”,弥足珍贵,于是就只贴上“封条”,招呼大家撤走了。
    我现在只是想,如果没有恐怖的“文革”,“寄公公”应该可以活过一百岁,娘娘也能颐养天年,会有个幸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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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3日 星期六 晴
早三点钟起身

    水声把我弄醒了,这时是三点钟了。
    忙了一会儿,下去吃饭、整队。本来女生不去的,后见它班女生都去,李①叫Zn②去叫,把三个人③都找来去参加今天南京市50万人的示威游行。
    吾把手中的旗和李纪人④换了一下,上写的是:坚决支持胡志明主席七月十七日的战斗号召。
    队伍从南师后门⑤进去会合,由大门向五台山体育场行进,五台山是五万人集合地。
    7点,由彭冲⑥和南京市政协主席讲话后,又有越南代表⑦讲话,精神是一致的,援越抗美,中国人民誓做越南人民的后盾。 8点开始游行,就沿途回来,口号声不断,吾的嗓子都喊哑了,但劲头很足的。
    这次游行是继昨天北京100万游行的又一次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昨天刘少奇代表全国七亿人民庄严地声明决定忍受最大的民族牺牲,誓做越南人民的后盾,中国广大土地是越南的大后方。这是一次对美帝国主义的严正警告。
    今天拉了三次肚子,因此下午不得不去讨论了一小时后,去卫生科看病,配了点药。回来把寝室打扫一下,改观了一下面貌,整洁了不少。
    晚上7点去游泳池痛快地游了一小时,很舒服,只是水太热了。
    电影“红色背篓”⑧已看过了,看了加映吉林煤矿的“万人坑”等,就回宿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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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刘少奇1966年7月22日发表“代表全国七亿人民庄严地声明”的第二天,即7月23日,毛大爷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求“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毛大爷早已通过林彪把军队牢牢掌握住了,已稳操胜券。
    同日,毛大爷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针对刘少奇的观点,坚持不要搞工作组,说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毛大爷回北京后,马上决定撤销工作组,就是要搬掉政治对手,清除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这些政治障碍,由周恩来搬掉这些政治障碍是最合适的人选。
    7月23日晚,周恩来到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此时,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尽管以前他们共同决定派工作组,但周恩来已经站在毛大爷一边了。
    陈伯达、江青还根据毛大爷的指示,从7月22日至26日,四次去北京大学煽风点火。
—————————
注:
    ① 李天常,班长。② Zn是化学元素锌,我用它表示辛忠礼同学。③ 指我班的三个女同学。④ 水文67的学生,我的苏高中校友,来往密切,⑤ 南师(南京师范大学)后门和华水大门约距离一百来米左右。⑥ 彭冲当时是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⑦ 估计是留学生,我们学校有不少留学生。⑧ 北京电影制片厂1965年拍摄的电影,叙述华北地区一个供销合作社先进工作者的故事。

    May 25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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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5年3月30日获得了这张“江苏省高等学校体育锻炼标准等级证明书”,虽然只是通过了“一级”,可我已经满足了,因为自己体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有部分同学没通过呢。那时上面曾号召大家去“江湖河海”游泳锻炼,但“体育锻炼标准”里却没有“游泳”这一项,真是怪哉,也难怪,那时南京二十二所高校中,只有“华水”备有用泳池,这也是搞水利工作的职业使然,学生都得学会游泳,如果搞水利工作不幸溺水而亡,那简直是笑话了。我曾慕名前去游过脏兮兮的、颇有名气的“秦淮河”呢!1965年日记中有记载:
1965年5月30日 星期日 晴
畅游秦淮河
  
    天空万里无云,真是锻炼游泳的好机会。下午饭后不久,我们寝室(注)(C除外)的成员和422的蒋齐之六人整装前往秦淮河!
    “秦淮河往哪边走?”终于吾们几个请问老乡了。虽然在清凉山上看到这条不大的何,但是路径很不熟,只好讨教。“大约往那边再走六、七里!”真见鬼,要走这么多路?于是吾们在d的启发下走城墙。不久我的左脚小指的一块皮擦去了,因为没穿鞋子,仅仅穿了拖鞋,鲜血冒出来了。但吾还是继续前进,让它去流!不久就止住了,可能是血小板的功劳。走不久,发现已经走了冤枉路,绕了个大圈子。
    选择好一个地方准备游,X第一个下水,虽则他一点也不会。“好冷,好冷!”他叫道。吾望了下河面,不太宽,但至少有七、八十公尺,且水是够脏的,这也没办法。这时有一个赤身裸体的中年男子从对岸游来,上岸后一丝不挂,他不知羞耻,还和别人交谈着什么,吾们都很鄙视他。在不远的地方一个人在捕鱼。反正两岸的人也不少,吾们不管这些了,于是大家都下水了。
    水很脏,且吾的脚趾又破了,所以游的时候很不带劲。吾、蒋、L三个都游到对岸,回视X、D、E三个正在弄水,不太敢游,尤其X,等于在洗澡。吾们三个在对岸休息了一下,就游回来了,吾均用仰泳完成的,水实在太脏,用蛙泳得把头埋在水中,所以只好仰游。这是第一次横渡。X等几个在晒太阳,不太想游了。
    “教授再游一次过去!”L提醒吾。“吾的脚不行,不想过去了!”吾真的不太高兴再游过去了。
    “去吧,去吧,你玄武湖六百米都游过去了!”
    在L的一再催促下,吾终于第二次横渡过去,很快又返回,这样两个来回大约三百多米左右。
    “这是吾们第一次游秦淮河,但又是最后一次游秦淮河!”吾幽默地说道。的确这水太脏,什么洗马桶、洗杂物均在这里进行,要不是学校游泳池这样晚开,鬼才去秦淮河呢!
    于是大家穿好衣服,从另一条路返回学校。在三楼洗了个澡,就躺下睡,其实也睡不着,因为很多人太关心吾们的宿舍了,不时有人来敲门,其实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注:我们寝室六人,我给他们分别用字母表示:C为高隆远先生;X为周昭久先生;L为梁宗南先生;D为贾德胜先生;E是靳书源先生。遗憾地是这次高隆远先生没参加我们的游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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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4日 星期日 晴
给〤〤写了一封信

    上午化了一个半小时给〤〤①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的是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及有关家中的情况,并最后向他提出四点要求:(1)学会游泳;(2)给爸爸妈妈做工作,关系和睦;(3)开始写日记;(4)关于标点符号,感叹号的问题。九点钟把信发掉了。
    十点钟去游泳,差一点把眼镜掉了。
    晚上谈一下苏州情况——由于扇子一事引起的。i②买了把8分的纸扇③,说这是有一百年历史,还折扣呢!于是这些室员不相信,开始了争论,无意中谈起了苏州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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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7月24日凌晨,周恩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工作组的不同看法作了说明,说什么工作组的派出,有它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在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否则不好工作。这表明周恩来无法调解毛大爷和刘少奇之间的政治分歧,要知道,毛大爷在所谓“原则问题”和“路线问题”上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周恩来已经和毛大爷站在一起了。
    同日,毛大爷回到北京六天后,才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开会,听取刘少奇汇报,这一做法本身已经打破了常规,先听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还让中央文革小组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毫无道理地让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了六天。大爷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障碍,要立即撤出。大爷还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真是“奇谈怪论”、心怀叵测!
    这次会议是毛大爷打倒刘少奇的关键性会议,会议表明,在决策问题上,毛大爷的决策已经取代了集体决策,这表明,毛大爷决不允许任何其他领导人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其实,毛大爷早就和郭沫若一唱一和,提出要为曹操翻案。原来,大爷自比曹操,把“党中央”当作汉献帝捕获,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成就了佛法无边的“打伞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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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隐去名字。② 英文字母,意为“我”。3、苏州纸扇还有三分一把的和五分一把的,但记不得这是什么扇子,竟有一百年历史,应该指扇子厂的历史吧。

    May 28th 2011  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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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蒋齐之先生和靳书源先生的天安门前的合影,应该是在1966年9月拍摄的,一眨眼,四十五年过去了。我在1966.08.29.的日记中写道:“他们去Piking革命去了”。那天晚上,我在寝室和梁宗南先生、靳书源先生告别。梁、靳二位是去省委开了证明去北京的,还有王冬生、蒋齐之、李天常、谢水泉、朱友清、叶龙章、周昭久、刘奎禹八位先生是作为班里选出的代表去北京的。我非常“眼热”,也去省委开证明,未果,只好作罢。半个月后的9月18日,我终于坐上了省委为“华水”学生安排的专列去了北京,如愿以偿。
    给蒋、靳二位先生献上打油诗一首:
朝拜
       湘江赣水汇红都,(注)
  城楼门前驻玉足,
人道韶山救星出,
  进京却称始皇祖。

     毛大爷在1958年8月19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八年后,他老人家不顾已是年迈古稀之年,竟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为蛊惑无知的学生,放风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这种崭新的、骇人听闻的“毛泽东思想”虽然举世震惊,却也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不要说当时我们打心眼里就非常非常喜欢这句名言,现在虽然退休了,仍然喜欢不已哦!
  
注:蒋齐之先生是湖南人,靳书源先生是江西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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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5日星期一晴
要有冷静而又严肃的头脑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常常会被一些比较激动的事而使头脑发热,会出现过“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要保持冷静,对问题考虑要严肃,否则就不能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一小撮牛鬼蛇神开火。
    同学们之间,现在显得有点冷,互相讲对方说的是“黑话”、“要揪出来”①。固然,这是开玩笑,但无影(形)②当中却使同学间造成了隔膜,甚至会不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开玩笑,要有分寸的,不能任性地乱谈。
    对于干部要“一分为二”地看,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一面,是团结的对象,不能瞧不起他们,更不能与他们采取的工作措施而对抗,因为有的东西是工作队③布置下来的,对的我们还应该接受。
    总之,一句话,要做冷静的促进派。
    时间还长,烈火见真金!
——————————
评注:
    日记显示,那时我的头脑还是蛮清醒的,但很快,大爷好像疯了,于是大家都跟着疯了!全国八亿人都疯了,真的疯了!
    1966年7月25日,毛大爷撇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大部分人员,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大爷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大爷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说: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大爷是在向地方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打招呼”、“政治交底”。十一天后,毛大爷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要了刘少奇的命!
    同日,毛大爷明确表示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的批语,却并不下文件加以制止。大爷一向喜爱玩“过河拆桥”的把戏,被利用的走卒如同“走马灯”上的人物,不断转换。
    可以说,自从1949年大爷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吆喝,只有他一个人真正的“从此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民从此都得趴下了。大爷更是喜欢不断地把知识分子从地上拎起来,甩下去,又拎起来甩下去,乐此不疲,还要在他们身上不断地碾来踏去,竟至血流千里,伏尸遍野,没死的大都也被打断了脊梁骨。原来,大爷已不满足于畅游长江了,现在要在他多年苦心营造的已颇具规模的血海中畅游,然后“过把瘾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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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都是当年报纸和大字报上用的经典词汇。② 括号现加的,原文中的“影”是别字。③ 即进驻学校的“工作组”。

    May 31st.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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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情不自禁又想起儿时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妈妈。这张照片摄于“中华民国卅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即1946年8月27日,我还不到一周岁(生日:1945.11.11.),妈妈抱着我,一旁站着立权哥哥。照片下有个钢印:“萝蔓LuoMann”,应该是苏州一家照相馆的名称了。
    细看照片,我惊异地发现妈妈左手腕好像戴了一块手表,但我没有妈妈戴表的记忆。那年妈妈二十岁,家里有好几个阿妈(女佣),称呼妈妈“少奶”,这是我是记住了的。那时生活不错,老爸和妈妈常带我去“开明”大戏院听京戏,很晚才回家。老爸是戏迷,记得五十年代初,老爸不知从哪里淘了台笨重的手摇留声机,还是德国货。老爸常从“寄公公”处借来好多好多京戏唱片。据亲戚说,老爸还是“票友”,老爸和戏院的人很熟。记得一天下午,我和老爸在“开明”戏院外坐在“小公园”的长条靠椅上等开场,遇见戏院的人,老爸笑着说道:“怎么样?再饶(赠送)两张吧!”,居然奏效,我真佩服老爸。老爸说他最喜欢听“四平调”,如“甘露寺”中乔国老的唱段。妈妈也会哼几段呢,据一位“老革命”说,那时他在我家常让妈妈“唱一段”呢,妈妈是河北人,可谓“字正腔圆”。
    可是,老爸慢慢地好像对留声机没了兴趣。于是我就动手劳作起来,机器经不住我和立醒弟弟的摆弄,经常闹“罢工”。最后也只剩下了三张“金嗓子”周旋的唱片:《歌女忙》、《点秋香》和《月下佳人》。我那时“佳”、“住”不分,且始终弄不明白“月下住人”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佳人”和“住人”大有区别。
    1969年底,老爸已经59岁了,也被“光荣批准”下放苏北农村落户。于是家中的红木三连橱柜、红木镜台、红木梳妆台、红木衣架、红木躺椅、榉木大立柜、榉木方桌、供桌、凳子------等,房间和客堂里所有的名贵木器家具统统被处理变卖,价钱之廉令人无法想象、匪夷所思,只记得那只制作精美、非常沉重的红木躺椅只作价13元,那位我非常熟悉的也在富郎中巷居住的旧货店蔡先生还埋怨嚷嚷:“这只红木躺椅去做红木筷的话,是出不了多少料的,做不了几双红木筷的。”好像吃亏了似的。那台留声机则遭到了被当作废铜烂铁处理的待遇,掏空了的房间全被政府贴上了封条(不久就被有点背景的人住进来了)。

这张立蔓弟弟(属猪)的照片,摄于1965年。1961年大饥荒,妈妈没能熬过饥寒交迫的岁月,撒手人寰,立蔓才二岁。下面的日记中写道:“于是不得不写了一封信给爸爸。”记得信中希望老爸让立蔓弟弟去镇江叔叔家合适。
    立蔓去了镇江叔叔家,成了叔叔的儿子。可是,由于叔叔、婶婶教育方法失误,导至立蔓屡次从家中溜出,小小年纪,竟然大胆偷扒火车“叛逃”苏州,可是老爸已于1969年全家被遣送到苏北射阳农村安家、劳动,苏州只剩四弟立聂在玻璃厂工作,家中无人。立蔓在街上成了“流浪者”拉兹,很快被政府当时的“城管”当作“盲流”剃了光头关进收容所,不久由立聂弟领出送至镇江。谁知他又“逃”回苏州------,后被小叔叔送至九叔叔家看管,接着被送到当地一家“苗圃”劳动度日。1980年,老爸终于离开了居住十年的射阳一个叫“八大家”的村落(我那时从甘肃、青海回家探亲也只能去射阳了),回到苏州。一些曾受到老爸“保护”过的老干部非常同情老爸的遭遇,纷纷出面去市委呼吁、作证,苏州市委终于承认了老爸在1946年参加“革命”的事实,于是老爸退休不久又补办了“ 离休”手续,享受了“离休待遇”,立蔓弟才得以“顶替”到“苏州二建”工作,结束了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不幸的童年使立蔓的性格变得孤僻、怪异、任性、嗜酒,至今仍孑然一身。唉,我们弟兄八个,他最苦了。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十分留恋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写博文时竟也“眼里常含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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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6日 星期二 晴 下午雷雨
清凉山一点也不清凉

    清凉山,怪哉!就是不清凉,为何?山上的风声呼呼,但宿舍里却无动于衷,闷热得要死,偶尔有一点风,也是从门外来的热风。
    今天的午睡时热醒的,汗流满面,要不是这样热,也不会两次下游泳池。
    清凉山,对于七舍来说是不确切的。
    这几天盼家里中的来信,可总是不来,于是不得不写了一封信给爸爸,把有关的情况讲了讲,还附上立权①的信,关于立蔓②的事谈了一下,最后问了一下〤〤③的事。
    一天没有干什么。五点半劳动割草,八点钟结束,九点游泳,下午三点又去游,晚上八点钟学习。
    这几天怎么老是想家呢?真成问题,要好好地把私心杂念放一放,不然是会不好的。年纪轻轻的,要专心一致地搞工作,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今晚12点到早上6点,要和朱友清④值夜班,明天早晨可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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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7月22日至26日,根据毛大爷的指示,陈伯达、江青四次去北京大学。25日、26日两个晚上,江青亲自主持北大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陈伯达在26日晚大会上宣布撤掉工作组,罢张承先的官。并说,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毛大爷听了录音,明确表示反对工作组。
    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欢呼毛泽东又一次畅游长江,并引用毛泽东所说的:“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的风浪时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动力。社论说,毛大爷畅游长江一小时零五分,游程近三十华里。毛大爷身体这样好,精力这样充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亿万人民衷心祝福毛大爷万寿无疆!
    毛大爷游泳是“作秀”,向人们显示他不仅政治上是个“超人”,在体力上也是无人能及的“超人”。更是向刘少奇们示威:大爷我还不会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呢,你们等着瞧!
    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毛大爷亲自修改,以中共北京市委名义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允许大专院校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实际上,这是文革初期各大、中、专学校自发成立群众组织的合法文件,为以后群众派性斗争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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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哥哥。② 立蔓是我最小的弟弟。③ 记不得是谁。④ 朱友清是我班同学,湖南零陵人,和他一起在七舍大门值班。

    Jun.3rd.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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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室友梁宗南先生和靳书源先生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应该是在1966年9月拍摄的。这与蒋齐之先生和靳书源先生的合影一样,在“今心解密日记 1966.08.29. 他们去Piking革命去了”中提到:我在那天晚上和梁宗南先生、靳书源先生告别。梁、靳二位是去省委开了证明去北京的,还有王冬生、蒋齐之、李天常、谢水泉、朱友清、叶龙章、周昭久、刘奎禹八位先生是作为班里选出的代表去北京的。我非常“眼热”,也去省委开证明,未果,只好作罢。但半个月后的9月18日,我坐上了省委为“华水”学生安排的专列去了北京。
    给定居福州的梁先生和定居上海的靳先生献上打油诗一首(一笑):

进京
  大爷吆喝红卫兵,
  宗南书源同进京,
  千头万绪齐造反,
  九洲震荡世界惊。

    现在“唱红打黑”正“方兴未艾”,愈演愈烈。若有人一定要继承毛大爷的衣钵,借尸还魂,那么,大爷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今后还要来多次”的梦呓,就可能成真!
    由此观之,作为“一战”的老兵(红卫兵),很有可能还要遭遇“二战”的硝烟,即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很好,我早就清了嗓子,等着再次引吭高歌毛大爷他老人家那气吞山河的“造反有理”歌呢!
    有意思的是,世界著名大科学家爱恩斯坦在回答人们“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的疑问时,可谓“惊世骇俗”:“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不过第四次世界大战将会用棍棒和石块来作战。”
    既然如此,那么,为了自卫,必须认真应战,全力以赴,且不惜去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不会再有“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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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7日 星期三 晴热
去阴阳营吃碗面

    不知何故,肚子觉得饿,于是去阴阳营①。到那里,有的商店已经打烊了,我向面店里去。
    往口袋中一挖,只有二两粮票,还有张半斤的不知掉往何处去了(真粗心)②。于是买了碗肉面(0.2元)③。等了二十分钟(真慢)④面来了。
    面比较好,主要在于汤是鸡汤,很鲜,油水很足,肉则很少也,味道甚佳。刘治中和钱汉平⑤欣赏了馄饨。干完后,一起来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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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当时即使有钞票,若不和粮票联袂出场的话,也是吃不到饭的,粮票比钱金贵多了。新中国最早发行的地方粮票,是西南地区1950年1月发行的面额一斤半的大米票。发行最早的全国通用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于1955年9月公开发行.直到到1992年底粮票全部停止流通。记得最饥饿的1960-1962年,在苏州,三元人民币才可“换”到一斤粮票。
    1966年7月27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发表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是继1966年6月24日发表“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7月4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的又一篇“力作”,并在当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全文刊载。“三论”叫嚣:“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有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还需要!”这和毛大爷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今后还要来多次的梦呓,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日,周恩来两次到毛大爷处开会。然后到刘少奇处并约邓小平、陶铸谈话,表面上在“协调”工作,实质是帮助了毛大爷的忙。从此,周恩来成为毛大爷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政治人物,其作用不可小觑,直到周死去为止。
    同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批判工作组大会,康生制造诬陷彭真的“二月兵变”假案,康生讲话诬陷说:“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兵变!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直到1980年,“二月兵变”一案经中共中央调查后指出:“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捏造的谎言。”
    其实,“路人皆知”,康生幕后那只巨大黑手就是大爷。
    可笑的是,现在的“唱红打黑”者,竟然还以为自己是“镰刀斧头帮”,不明白自己已经“蜕化”成贪官、“黑帮”,就像京剧《除三害》中的周处:不明白自己是“第三害”,还傻了吧唧地去问百姓,我已为百姓除去山上恶虎、水中蛟龙,还有一害是谁?
    也许,他们是假装“不明白”,善良的百姓也就假装“不知道”,只是因为还未到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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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阴阳营在华水大门东约五百米,离南京师范学院正门不远。②③④ 原有括号。⑤ 我年级同学。

    Jun.6th.2011  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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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发黄的照片,摄于“中华民国卅七年叁月八日”即1948年3月8日。我已经两岁多了,端坐在椅子上,目光迟钝、表情呆板,不太“灵光”的样子。且平时言语木讷,性情寡淡,所以大人们把我归入“老实”的那种。可是,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怎么在二十年后,会在疯狂的“文革”中失去理智,跟著一帮人“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据老爸讲,我从小不爱吭声,不哭、不闹,等到大人们想起我了,却发现我已经坐趴在座车里睡着了,且经常如此,所以我竟有点驼背。为此,老爸还一直感到歉疚,觉得没照顾好我,说那时家中那么多阿妈(女佣),却没想到让她们多抱抱我,那么,我就不至于“弯腰曲背”了。
    日记中常有锻炼身体的叙述,这主要与自己的体质有关。
    我儿时体质很差,尤其是肠胃不好。据一位堂姐说,那时亲娘(祖母,常州地区称谓)常唠叨:“细佬(小孩)肚子不好,就不让他吃,哪能不廋啊。”所以,我经常需要跟着老爸去医院看病的,老爸向医生叙述我的症状,我都能背出来了,老是那几句:面黄肌瘦,折腰懒掼,还常流鼻血。我还住过两天医院,那是上二年级那年的冬季,一天,我的脑袋无缘无故地肿了起来,连棉帽也带不上了,医生非要我住院。上五年级时,一天早晨爬不起来了,请来的一位私人医生说我得了“伤寒”,不仅不给我吃饭了,连一点零食也是不能吃的,说是吃了就有危险。我开始害怕起来,数天后,我哀求妈妈让我含颗橄榄,因为嘴里实在太“乏味”了,并保证“不咽下去”,妈妈答应了我,叮嘱我千万不能吃下去的,我假装吐了出来,却咽下去一小半,因为已成渣子,无法判断。对于这次大病,我至今表示怀疑,后来医生又来家了,居然说:“可以让他吃一点看看”。我一听,怎么还要“看看”,要么他没有肯定我得的是“伤寒”?他一走,我就“开斋”了,忍不住饕餮“大嚼”起来,竟没事!这位颇有名气的私人医生,就是住在养育巷“使徒堂”斜对面的“朱继培医师”,住宅外墙上还有大幅的广告。
    也怪,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开始慢慢好转,到南京上学后,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一直坚持至今。所以,日记中常有体育锻炼方面的记载,也就不奇怪了。现在虽然退休了,还每星期去三次“Power House(宝力豪)”健身房,且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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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8日 晴 热
“你比较悠闲”

    晚上,L①对吾说,近来几天我显得比较悠闲,睡觉睡得很早。
    的确这样,由于自己对这文化大革命觉得没什么可揭而放松了。早晨杨作陪的报告作得很好,对吾启发很大。一个革命左派是要自己争取做到,是有一定条件的,而吾离这条件又何其远!
    L又指出i做错了两件事:(1)不该把水文69—4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情讲出来,不该说他们贴第一张大字报有私心杂念(还没到时辰);(2)在高邮不该把内部的消息讲出来,应遵守工作队员“保守秘密”的原则。又指出讲话欠考虑,光把不对的讲出来,但又不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发言达不到很好的收效。
    总之,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锻炼人的。

附:狡猾的〤〤,简单的〤〤。
    〤〤②这几天狡猾极了,手段愈来愈“高明”。
    当要大家讲讲还有什么私心杂念时,却不声不响、一言不发,当讲到理论部分,却大讲而特讲、绘声绘色,讲到“团结95%”时喜笑颜开,认为自己并不是打击对象,他根本不提这95%是要经过批评斗争后达到团结的,只字不提自己的私心杂念(可恶!)③,他的手段比高邮油滑、更加隐蔽,现在他似乎尽量地少和同学谈这方面的事,见人就点头说笑,不像以前的〤〤了,变得“和蔼”可亲了。
    〤〤头脑就显得没有〤〤“复杂”,比较直爽,有的问题还大胆暴露自己的看法,不拐弯抹角的。
    今天,吴堡队④贴了裘庆乡一张大字报,〤〤、〤〤、〤〤自己签上了名又涂掉了,且把字扯得烂了。这种作法是十分地不对,出尔反尔,立场不坚定,受到同学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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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同学的观点开始分化,渐渐地,开始出现互相揭短、攻击。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了学生斗学生的恶劣局面,据说有人“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现将日记里的人名,全部隐去。
    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了个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决定说:在工作中撤销之后,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次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大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在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传达了毛大爷提出的文化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刘少奇最后讲了话,他说:“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刘还说;“过去派工作组,这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据说,大会结束,毛大爷来到会场主席台,与全体与会者见面。
    南京的大专院校师生在8月4日早晨,集会五台山体育场,听取了这次大会的实况录音。我对刘少奇讲话中的“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非常奇怪,怎么“文化大革命”连刘少奇都不“不晓得”怎么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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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英文字母,不再注明名字。② 〤〤表示某人,隐去名字。③ 文中括号均原有。④ 高邮社教地点,灯塔大队旁边的一个大队,应该也是属于东墩公社,裘庆乡也是参加社教的一位华水老师。

    Jun.9th.2011  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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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这件东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位于“慕家花园”、我的母校“苏州市第二初级中学”发给我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邮戳上盖有“57.8.15.18”字样,那么应该是1957年8月15日18点发出的邮件了。上面有一个“潘立念”长方形红章,因那时我有块“玉石”,就用小学曾经“劳作”课上使用的刻刀制作了一枚图章。这信封跟着我转战大半个中国,也终于“叶落归根”回到苏州了,信封已有点破损,毕竟五十四年了,对我说来真是弥足珍贵。
    清楚地记得,接到通知书后的某天上午,我正在园子里注视着海棠树上爬行的小虫子发呆,背后传来一个声音:“你叫潘立念吧?”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走廊里站着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便答道:“是的。”园子东侧是一条“敞开式”十五、六米的走廊,一道“女儿墙”似的矮墙与园子隔开。因大门内有房客,所以大门经常不关,但访客必须经过一段八、九长的“封闭式”的走廊通过“腰门”才能进入园子“敞开式”长廊,再左拐五米向北通过“天井”才能进到“天井”两侧的东、西厢房或进到客堂。这个女人没按门铃,进来后又没继续“前进”,却在走廊里直呼我的大名,好生奇怪!可是我也不问她有何贵干,就立即跑进去叫妈妈。原来,她将是我不久的初一班主任,现在来“家庭访问”了。
    我继续在园子里玩,只听到老师和妈妈在天井西厢房里谈得很投机,用“火热”两字也不为过的。奇怪的是,老师和我说的是苏州话,但和妈妈谈话用的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且“卷舌音”非常厉害,活像嘴里含了一颗橄榄在说话。妈妈是河北定县人,非常高兴这位老师是北京人(苏州话说的也不赖),那么,算是遇到“知音”了。说来真怪啊!我从来就是用苏州话和妈妈对会话的,妈妈一点苏州话也不会,但能听懂,可是我从来没有感到妈妈说的是“普通话”,直到此时,我方才“醒悟”过来:妈妈平时说的竟是“普通话”!
    老师要走了,我和老师道别,和妈妈一道送老师到大门口。
    我初一的班主任叫“王玉贞”,就是这位来家访的老师,担任我们的“自然地理”课。只怪我的学习成绩很糟糕,所以王老师并不十分“注意”我。她那一口标准的“京腔”、“京片子”,那简直是京戏中的“程派青衣”道白,让课堂上的学生“十分受用”。
    这信封上的字,很可能就是王老师的笔迹,我十分怀念王玉贞老师,祝她天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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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9日 星期五 晴
〤〤〤同志训话了,很神气!

    上午讨论到尾声(还没结束)①〤〤〤②开始训话了,说:“你们是不是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首要地位?!”,“是不是会犹豫没有搞好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是把吃饭第一、睡觉第二、游泳第三、运动第四?”,“你们对我讲的话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好一副“官架子”!自己不把思想放进去,挂起钩,一味地教训人(可恨!)③,怎么能把讨论会搞好呢。“干部不领,水牛掉进!”越是这样,同学们就难以挂钩了。“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④为什么开讨论会总是高高在上呢?为什么总是会冷冰冰,教条地评一番、会议不如别的小组呢?
    〤〤〤讲话总把自己远离群众、训人。“运动第四”?你自己在臆造(可耻!)⑤还声明“当然不是全部,而是少数人”(害怕讲多了对自己不利)⑥。作为〤〤〤的得意门徒,对同学们的呼吁置之不理(私心杂念重着呢!)⑦却一股劲的要同学如何挂自己的思想(当然要挂,但你却以教训人的口吻)⑧,这是什么品质?避重就轻!
    我们讲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也要有批评—团结—批评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这点难道忘了吗?〤〤〤只会批评别人,说昨天看“桃花扇”⑨的人马马虎虎,不保证学习时间,你这些为什么不当面提出?放“马后炮”!
    “好的负责人,能够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⑩我看〤〤〤这方面大有问题,缺少自我批评。
    至于我呢?
    的确在这次运动中还要调动积极因素。一方面,自己学习毛选方面收获比起其他同学来还差得远,但积极性还是有的,自我批评、批评还开展的,这要看以后的实践。干部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也是一个原因。
    我觉得讨论会上要活跃,要勇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活泼、大胆暴露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达到讨论的收效。
    放下臭架子,请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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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恕我将日记中的名字隐去,用〤〤表示,因为日记反映的只是个人观点,难免有失偏颇,请当事人不要见怪,请原谅哦。这是历史的“黑匣子”,那时,大家都疯了,不是吗?
    7月29日,毛大爷提议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因为大爷想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应每五年开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八届中央委员会应于1961年到期,而八届十中全会是在1962年开的。毛大爷已经破坏了这一制度,完全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随意决定。毛大爷意识到,他搞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争议,遇到了阻力,他要履行一个“合法手续”,让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他要使得中央文革小组凌驾在中央机构之上,要老婆孩子一起上,且只有破坏党章规定才能继续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谓“赤膊上阵”,此之谓也!
    同日,中国政府与巴基斯坦政府在北京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一亿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这项援助,1966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无偿援助共四笔,价值1.8亿多元。这一年,我国对外援助共22.89亿元,竟占财政总支出的4.2%,比1965年增加10%,毛大爷就是用这种手段梦想当“第三世界”的头,完全不顾自己老百姓的死活,善良的百姓只好勒紧腰带,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受受苦的人”,还真以为“不解放全人类,自身就得不到解放”呢。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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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有括号。② 隐去名字。③ 原有括号。④ 不知出处。⑤⑥⑦⑧原有括号。⑨ “桃花扇”是当时一部被批判的电影,学校组织观看。⑩ 出自一位领导人之口,不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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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这位端庄秀丽、心地善良的女子,就是我的娘娘(姑妈)。照片大约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娘娘大学毕业后就当起了全职太太。 我在“今心解密日记 1966.07.23. 早三点起身”中的老照片短文曾叙述了“寄公公”和娘娘一家的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每到春节前夕,老爸就会让我去吉庆街娘娘家,招呼他们来我家吃年夜饭,那是我最高兴的事了。他们一来,我就和表弟几个玩“捉迷藏”。家里房间多,在花园、楼上、楼下找个地方躲起来,一时半会还真不易找得到的呢,真还有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呢!
    1963年高考前夕,我去娘娘家。娘娘的大儿子、比我大三个月的表兄,已在1962年考取了“华东水利学院”,他也是我“二初中”和“苏高中”校友。本来我们在吉庆街小仓口的“新苏师范”幼稚园是同班的,可是我愚笨,留级,竟上了两年“幼稚园”,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了,只能跟在后面亦步亦趋。1962年是全国高考最难的一年,全国同龄青年约1500万,大学招生仅十万左右(后来得知,1963年增加了三万左右)。老兄此时在南京,娘娘并不了解什么情况,却慎重其事地问我:“要不要算算命”?我很好奇,要算!
    娘娘本想让精通“周易”的“寄公公”来算,但考虑到他已经九十多岁了,娘娘就自告奋勇亲自帮我算。娘娘很快进到“寄公公”房间,不一会儿就拿了本书和一个小盒出来了,那是一本厚厚的字典样的精装硬面书。娘娘教我把骰子如何往一只碗中“丢”下去,好像需要“丢”几次,于是就得到了“上上、中上、上下”等变化莫测的排列、组合中的一种集合,然后就去翻阅那本“字典”(好像并不是“周易”那种起卦、变爻、变卦的算法),在相应的章节查到一首“七言”诗,娘娘一面读,一面让我看。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月亮有圆又有缺”,似乎并不十分吉利,我显得有点“沮丧”,娘娘的表情也有点“于心不忍”的样子,只是不断安慰我:“不一定准的。”能考上吗?或许是“美中不足”的意思吧,但愿如此!
    等到高考“发榜”,我没录取第一表(第二表是十个非重点院校)的十个全国重点高校的第一、二志愿,录取了第三个,即“华东水利学院”。我非常高兴,毕竟考上了,不用担心下乡、支边了。可是,高高兴兴去南京报到后,又立即泄了气,原来那个劳什子什么“水文系”,比“地质系”好不了多少的,以后要去大西北,去山沟,工作“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校学唱“勘测队员之歌”的第一句就是:“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帐篷;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真是“杯具”啊!
    娘娘算得真准啊!
    可是,六年后,娘娘一家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厄运。“清理阶级队伍”时,姑夫遭到了“清算”。姑夫祖上虽是苏州知名的大地主,姑夫名下有几十亩地,但他在“中央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工作从没经营过;尽管抗战爆发后,姑夫一家逃亡大西南,曾担任过援华美军的翻译,但这也是逃亡在外,为“讨生活”考得的“饭碗”啊,竟被“罪加一等”!终被打成“漏划地主”。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我能体会到“地主”两字套在脖子上的分量,不言而喻,娘娘自然就成了“地主婆”。1969年底,我从甘肃回苏州送老爸“一家”去苏北农村“安家落户”后,赶紧去吉庆街看望娘娘,进门就惊骇地看到姑夫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衣裳正准备外出工作——捉垃圾(被下放农村,和社员一样,靠挣“工分”度日,常进城“积肥”),娘娘眼泪汪汪,无助地望着我。
    1971年,我再度去娘娘家时,娘娘已一病不起,她怕传染,不让我靠近,我只好坐在房门口,心里难过极了。不久,娘娘便含冤去世。
    对于十年后的“一纸平反”,我们当然会本能地立即想到,首先要感谢“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绝对轻易不敢随便忘记还要感谢“国家”的,可是,一条鲜活、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早早地消逝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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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30日 星期六 晴
曲剧《箭杆河边》

    晚饭后,去电校接见了立醒①,谈了些文化大革命之事,电校党委不太大,只是1962年开后门之类。又说南京市委通知稿运动,下午休息(本星期三至下星期三)②,而我院不是这样,不知是何道理。
    曲剧《箭杆河边》③比较好看,描写北京一村庄的阶级斗争的情况,唱得别有风味,只是演员动作比较呆板(吸取大都这样的),总的还是好的,很有教育意义。

1966年7月31日 星期日 晴
谈锻炼

    毛主席七月十六在长江中游了一小时另五分,达三十华里。毛主席这样健康,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目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学对体育锻炼似乎放松了,早锻炼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在活动(我是其中一个)④。这是不太好的,有的同学甚至打了铃还不起床,这是十分不正常的。
    我的锻炼强度比以前减了不少,40Kg的(杠铃)⑤最多举十九个,怎么也打不破20个,负重下蹲40Kg今天上午咬牙蹲了111个,第二次又来了41个,弄得满身大汗,满身是豆大汗珠,滴滴嗒嗒地掉在地上。事后痛快地用冷水浇身,两腿十分吃劲。本想十点去游泳的,也不去了。
    上午给家中寄去一本《毛主席语录》,给〤〤〤⑥寄去《毛泽东论文艺》。
    锻炼还是要坚持,尤其是游泳,蛙泳怎么也学不精(不下苦功夫怎么行)⑦,侧泳收效很大,现在争取学会蝶泳(更难学了)⑧。

附:水文66级的小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倪樑自杀了!活该!

    昨天,由于水文66级同学贴了小牛鬼蛇神大字报,倪樑⑨抗拒运动,只身跑往燕子矶跳矶自杀了。这只能说明他至死不改反动立场、执迷不悟,企图以死来与党的政策对抗。阶的级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是正确的。
    党的政策是英明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谁要是与党的政策背道而驰,谁就自取灭亡。阶级敌人是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疯狂地来夺取他们(已经失去)⑩的天堂”。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列宁的话是正确的。
    让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坚决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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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倪樑住七舍三楼,我年级住四楼。晚自习回宿舍,常见他在楼梯口弹奏吉它。文革中,“吉它”被视为资产阶级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乐器,用它弹奏,那就必定是“靡靡之音”的黄色乐曲了。所以,出身资产阶家庭的倪樑自然就是“的小牛鬼蛇神”了。大字报上揭发倪樑的“反动日记”中,倪樑自比“蜡烛”、“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这样的语句却让我暗暗惊叹。倪樑是上海人,戴眼镜,中等个儿,脸面白净,属于秀气、标致的那种。倪樑有才,可惜了,是“文革”的牺牲品,我日记中“小牛鬼蛇神”是我强加到他头上的“不实之词”,应该去掉,我要向仁慈的主深深地忏悔,向这位“冤魂”道歉,说声“对不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苏州“人民商场”又重现吉它的身影,但必须出具“公安局”或专业“文工团”的证明才能购得。我曾托好友、水电四局厦门籍同事,陈惠光先生出差苏州时弄了一把,千里迢迢带到甘肃刘家峡,可惜,我连“夏威夷”指法都没学会,就甭说好看的“西班牙”指法了,真是“新箍马桶三日香”,以后转战八盘峡、盐锅峡、龙羊峡------最后那把吉它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在讲话中承认了不懂得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此时,毛大爷就在后台,大爷听到刘少奇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愤愤地说道:“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30日和31日,根据毛大爷的指示,周恩来代表大爷和党中央两次听取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的汇报,支持他的革命行动。蒯大富自称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后来毛大爷像扔臭袜子一样把他扔掉了,这大概也是老蒯“做梦也没想到的”。难怪蒯大富倒台后感叹道:“写不完的检查,站不完的队,喊不完的万岁,流不完的泪!”
   “伴君如伴虎”,这应该算是封建王朝的“千古铁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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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大弟弟。② 原有括号。③ 北京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黑白戏曲片。④ 原有括号。⑤ 现加括号。⑥ 一个朋友。⑦⑧ 原有括号。⑨ 倪樑是上海人,中等个儿,面容白洁,长相属于“秀气”、“标致”的那种。⑩ 句子前后,现加括号,可能列宁原话还有几个字,不知是哪篇文章。

    Jun.15th.2011  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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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这只信封纸质很差,已破败不堪,信封右下角有“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字样。这是“苏高中”在1960年发给我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上面我还用钢笔写了“1960.8.3日”字样,那么我就是那天收到的了(没找到邮戳,也许在破损部位)。那年,全国老百姓已全面进入“饥寒交迫”的所谓“困难时期”,难怪学校用纸质差劲的废纸做成这样的信封(尽管“苏州市第二初级中学”的信封也是用废纸做成的,但结实多了)。信封上“潘立念”和“苏高中”长方形红章,那是我用小学劳作课的刻刀和“玉石”自制的图章。现在引用2010年12月16日挂出的第一篇博文:《我的苏高中老师徐干生先生》开头的文字,叙述一下我进“苏高中”的历史:
    【半个世纪前的1959年,就听说,进了苏高中就好比一只脚已跨入大学校门,尽管有点夸张,但此话不虚,一流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实验设备是有力的后盾。我不是好学生,还留过级(惭愧,念了两年幼稚班)。
    1959年,我升初三,母校是慕家花园的“苏州市第二初级中学”,纯初中。政治课老师说,1959年是继1958年继续“大跃进”的一年。不久,学校要办高中了,希望大家报考本校。我们不愿意!为保证生源质量,班主任对班长和一些好学生挑明:必须考本校!我有幸不是好学生,严厉的班主任还把两个在“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运动中没有完成抓捕任务(苍蝇200只,蚊子指标忘了)的学生上半学期的“操行等第”定为“丙”,量刑重,判得恨,且记录在案,这意味着“品行不端”,离开流氓也差不多“距离只有五十米”了,我就是其中之一,才十四岁,幼小的心灵受不了,捧着这张成绩单哭了一场。1960年,我把“苏高中”三个字填在报考表的“第一志愿”里。孤陋寡闻的我,不知道苏高中的全称是“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还好,没影响录取。不久,“二初中”的高中被解散,听说好学生都被市二中“消化”掉了,我暗自庆幸,真是善哉!
   1960年9月1日,我进苏高中,高一开设外语课,高高兴兴地领到了“俄语”课本,没闻几天书香,教务处突然把我班的“俄语”课本收回,换成“英语”课本。全班同学一脸惘然,不是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吗?没有任何解释,老师只是讲,一(1)班特殊,上面决定你们改学英语。一(1)班确实特殊,年龄小些,且全是男生,是“和尚班”。后来才知道,原来老大哥“变修”了,不能学了。】
    看了徐干生先生公子徐贲为他老爸整理出版的《复归的素人》一书,我才知道,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老师们遭受了非人的磨难,让我“老泪纵横”,不能自己。
    苏高中对我的一生影响非常大,尤其老师都很优秀,所以我2010年12月13日刚开“博客”时,就连续挂出八篇回忆苏高中老师的作文,八位老师是:徐干生、朱伯尼、俞启超、许楠英、夏蕴文、华伟仁、傅祖崇、蔡华麒。
    但愿历史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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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日 星期一 晴
庆祝建军三十九周年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是三十九周年纪念日。三十九周年前的1927年8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进行了“南昌起义”。
附:“听得轰隆一声!”

    倪樑①在昨天中午吃了一点饭就对同学说:“吾要去看大字报了。”大家信以为真,于是倪在下午失踪了。
    大约晚上九点许,倪出现在燕子矶②的某山上往下跳。当地的农民“听得轰隆一声”以为是山上石头掉下来了,没有追究。第二天早晨才发现的尸体,后脑勺裂开了,筋骨断了,把内脏都搞坏了,不得救了,死了。
    水文66级的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倪樑顽抗到底了,死了活该!
    从事实揭发出可知,水文66级问题很多,男女关系复杂极了,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好好地揭。
    倪樑的反动言论说不尽,最近几天还大唱“萨拉毛主席”③,说“像蜡烛,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④真是坏极了。
    像这种人,最好多死几个⑤,少一个,好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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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大爷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中央局和自治区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首都高校师生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刘少奇在会上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出了问题,责任由我负责。”陈伯达讲话中谈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会议第一天,印发了毛大爷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肯定了清华附中红卫兵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毛大爷在信中写道:“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们,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这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邀请“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中央全会,违背了党章有关规定,毛大爷需要寻找新的政治力量,特别是“造反派”、“红卫兵”。
    因为会上毛大爷和刘少奇发生了两次面对面的冲突,原定会期五天被延长为十二天。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全会的开幕式上,毛大爷对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很不满意,认为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真正搞“文化大革命”的人打下去,把学生打下去,斥责刘少奇等人,迷信自己高明。第二次是8月4日,批评中央(指刘少奇等)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其实质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认为刘少奇等人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仍主动让步,作检讨,说要负主要责任。毛大爷对刘少奇的检讨不满意,咄咄逼人,再次指责刘少奇在北京搞专政,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刘少奇忍无可忍,回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这下激怒了毛大爷,立即与刘少奇翻脸,把刘少奇怒斥为“牛鬼蛇神”。
    于是,毛大爷立即改变会议进程,他要一个人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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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水文系66届学生,上海人,被人贴了张大字报,就吓得自杀。② 山燕子矶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北郊观音门外,长江三大名矶之一,是岩山东北的一支。海拨36米。山石直立江上,三面临空,形似燕子展翅欲飞,故名为燕子矶。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由燕子矶登陆,直逼南京。③ 有首新疆歌曲“想念毛主席”,讲一个新疆人“科尔班大叔”要骑着小毛驴去北京见日夜想念的毛大爷,其中有“萨拉毛主席”唱词,意为想念毛主席,可是倪樑唱此歌曲被怀疑他想“杀了毛主席”,真是欲加之罪了。④ 可能是倪樑从书上抄来的“警句”,我当时暗自惊叹,后来发现这不是倪樑的“原创”。⑤ 那时就是这种心态,够狠的。

    Jun.18th.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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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老爸抱着我,妈妈抱着立醒弟,后面中立者是立权哥。
    1937年,日本鬼子入侵中国,老爸一家逃亡四川。为讨生活,老爸考入国民政府修建成都机场的部门工作,按规定“集体加入国民党”,并按照薪酬被授予“上尉绘图员”(文职)军衔。1945年,日本投降,老爸回到了阔别八年的苏州,遵照共产党苏州地下组织的指示,前往苏州“伪政府”登记“国民党”身份,“潜伏”下来掩护共产党的秘密活动。至此,老爸弟兄十个,有六个参加了“革命”,其中二个(五伯伯、六伯伯)为“共和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终于盼来了胜利。
    2005年,我在苏州盘门一个工地任“总监”,一天,我正在整理“U”盘中的工程资料,“苏州二建”的一位项目经理汪〤〤先生来到我身边,我就顺便调出“U”盘中的这张老照片,指问道:“你认识他吗?”我只是猜想,汪先生是“苏州二建”老职工,很有可能和老爸是“同事”。“不认识啊-- ----”他像个“丈二和尚”,我提示:此人曾在“二建”工作、离休。汪先生迷惑地看着我,手托下巴坐着,像似法国雕塑家罗丹为但丁《地狱之门》总体设计中的“思想者”(汪先生只是多了身衣裳),有模有样地“思想”起来了,抬头又看看照片,顿时瞪大眼睛,惊叫起来:“啊,他叫潘云深,是你老爸?”我笑了。可是,马上我就笑不起来了。汪先生开始口无遮拦地说道:“啊,那时我刚参加工作,还是个学徒,还是小年轻呢!啊,那时单位叫‘修建大队’,不叫‘二建’;啊,那时领导是〤〤〤,一个女的是------”接着又意犹未尽地说道:“那时你爸天天被批斗,每天早晨在饮马桥单位门口‘挂牌示众’一个多小时,每天还------”汪先生忽然发现我的脸色不对了,便闭上了嘴,“逃”走了。
    怎么回事?老爸还被单位“批斗”、“挂牌示众”?这真是惊天秘密!可老爸从来没有和家人讲过呀!细细回想起来,老爸在我面前曾流露过悲观厌世的话语:“活着真没意思!”“国民党真腐败,怎么可以‘集体加入国民党’呢?真害人!”“他们怎么可以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事情呢?”一天,老爸明明白白地对我说道:“其实死是很容易的,只要钻进公共汽车轮子底下就可以了。”我当时不以为然,认为老爸不够坚强,抄家已没什么东西可“充公”,只是箱子上贴上封条,换洗衣服不方便了,工资没扣,人也没关,有什么呢?想不到老爸还受此奇耻大辱!
    老爸不愧是“潜伏”的“地下”工作者,不顾危险,不惜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的“联络站”、“交通站”,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闯入“匪巢”,用金条买通“特务”,营救被铺的“同志”。为了“主义”而严守“秘密”。
    我暗自流泪。可是,我至今仍不明白,老爸为什么还要瞒着我们,把自己为此而遭到“清算”、“批斗”的苦难经历,当作“秘密”带到“地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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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日 星期二 晴热
(略)

1966年8月3日 星期三 晴
“撤销工作组”“成立文革委员会”

    昨晚七时听了杨作陪①报告,讲了三件事:(1)向工作队提意见;(2)成立“文革委员会”;(3)撤销工作组。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工作组不适应形势了。
    听完后讨论了很久,还想不通:“不适应形势”。
    今天中午真相大白了,南大还送来还送来了“公开信”大字报以及刘少奇在北大的讲话②,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反扑革命学生,被党中央撤销一切职务。北大学生还进行二万多人的六小时辩论会,康生、江青同志作了重要报告,指出“文革”应学生自己搞,工作组包办不了,否则对运动有障碍。
    前几天北京开了万人大会③,宣读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成立“文革委员会”。吾坚决拥护中央这一决定。
    林彪说:“任何大好形势下,都有阴暗一面。”
    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④讲得英明极了。
    下午想洗澡,陈彩堂⑤来叫人下去游行,吾匆匆下去了。原来同学们把徐航⑥、徐福连,黄瑾⑦等拖了出来,游校带高帽子(纸篓)⑧、洒黑墨水,大长革命左派气势,黑帮终有今天。
    晚上写信,写了一半。因为明天要去五台山听刘、周二同志录音报告⑨,预备听后再写。
    上午和〤〤〤⑩吵了一架,因为他说“文革委员会只能由党员参加”、“文革委员会不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我气愤极了。他正在暗自兴奋。工作组走了,他可抬头了,又可用〤〤牌子压人了。吾把桌子一拍,发起态度来了(这点不够冷静)⑾,吾还说有的学校以前已成立“文革委员会”,〤〤〤、〤〤〤(〤〤〤的小狗)⑿、〤〤〤(不明事理者)⒀竟一味问我“那只学校?”吾说:“信不信由你,吾不讲。”他们似乎找到了借口,气势汹汹地问:“为什么不讲?”吾气得哭不出来,最后狠狠地说:“交大”,这么一来,他们竟马上说:“那就好了。”平静下来了(岂有此理)⒁。
    〤〤〤竟敢说:“文革委员会只能由党员参加”、“文革委员会不是群众组织”。
    吾要警告:若再和反革命分子寒〤⒂及其走狗范〤〤⒃一鼻孔出气,就要你尝尝群众运动的味道,给你戴上“小牛鬼蛇神”帽子,好一个狡猾的年轻“老狐狸”,不要执迷不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今天下午是吾最快活的时候了,把心中要讲的话都讲了,L也是这样的。〤〤〤一言不发,睁着两只又大又空的妖眼团团转,他终于又一声不响了。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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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大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讲了话。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在讲话中承认了不懂得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此时,毛大爷就在后台,大爷听到刘少奇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愤愤地说道:“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旁边的工作人员感到十分震惊。
    30日和31南京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也随之撤销了。
    8月3日的日记反映了撤销工作组以后,同学们争论不休。我显然开始“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了,变得疯狂起来,我觉得那时大家全疯了。为让“伤疤”不再“流血”,我将日记中涉及的具体人名全部隐去,因为我发现,那时段的日记已经很快地“蜕变”为“狂人日记”了。
    这时,我们并不知道,北京正在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大爷和刘少奇这两位当代的“天王”和“东王”发生了“内讧”。不过,这位“东王”为了“更上一层楼”,在延安吹捧大爷的“思想”时,曾不惜“泡沫”飞溅,在反右时出手的“左勾拳”也夺人性命,现在竟向大爷低声下气地“赔不是”,被逼急了就回说他“有五条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毫无林彪的绿林“骨气”:就是不认错,就是不作检查,就是要和你大爷争个“鱼死网破”。这点上,林彪是条汉子!
    在毛大爷、中央文革小组的公开和秘密的煽风点火之下,清华大学就要产生学生司令了。果然,那个和王光美正面冲突的蒯大富很快就成了“蒯司令”。
    对于毛大爷有关打人的讲话,我居然在日记中写道:“讲得英明极了”。难怪本世纪初,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狼”的教育,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原来,我还有个“狼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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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省委派往华水的工作组组长。② ③ 指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讲了话。④ 针对出现的打死人的事件,毛大爷有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据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传达,指示内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⑤ 我年级其它班同学。⑥ 徐航是院党委第三副书记。⑦ 徐福连是谁,忘了;黄瑾是水港系系总支书记。⑧ 原有括号。⑨ 同②。⑩ 涉及具体人名均用〤〤〤表示。⑾ ⑿ ⒀ ⒁ 原有括号。⒂ 系总支书记。⒃ 年级辅导员。

    Jun.21st.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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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今心
                       纪 念 陈 礼 姗 君

(一)
  
       1967年8月25日,是上海师范学院69届学生,陈礼姗小姐遇害的日子。
我亲历了这个事件,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本想用“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个标题来写几个字,纪念这个女孩,但又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为这是鲁迅先生用过的经典标题,我们在初中语文课上都学过先生这篇著名的文章。即使是借用一下,我也觉得是对先生的冒犯和不恭。思来想去,决定暂时还是先“借用”一下,因为我还没找到更合适的标题,那么,待我想好了合适的标题,再“还给”先生吧。
      虽然暂“无标题”,我仍然要纪念她,尽管她不是“刘和珍君”。世界上不少有名的乐曲可以是“无标题音乐”。据说贝多芬完成于1803-1804年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本来是有标题的,原稿上的标题是《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是应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邀请为拿破仑写的,当时拿破仑对于贝多芬来说,是一个革命的理想,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但当“老贝”听到“老拿”称帝的消息时,愤然撕去标题页,并愤怒地高喊:“这是一个独裁者!”于是,这首著名交响曲成了“无标题”音乐。后来才又改成了《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即现在的曲名。这部作品于1805年在维也纳初演一举成功,指挥是贝多芬自己。从此贝多芬蜚声于欧洲乐坛。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疯狂的年代,是恐怖的年代,因为有一个人疯了,八亿人紧跟着全疯了!
    上世纪的 1967年1月26日,南京的造反派夺了省委大权,由于“分赃不均”,刚把保守派“黑字军”打下去而取得“全面胜利”的造反派,立即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说:“夺权好得很!”被称为“好派”;另一派人说:“夺权好个屁!”就被称为“屁派”。
    可是,这个“屁”字太俗,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再说,气味不佳,更不知何时袭来。虽说毛大爷在不久前的1965年秋,发表的新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其中:“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分明有“屁”!不过,那是“屁词”的作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抒发的浪漫革命豪情啊!怎能相比?看来,这种档次很高的“屁”,老百姓是没资格放的,更是不能随便乱“放”的。所以,“屁派”很快自动改称“P派”。这个英文字母尽管和汉语拼音发音类似,但“四声”中,“P”发“平声”,“屁”是“去声”,还是有区别的嘛。这样,“P派”在行文或向“首长”汇报工作时,就显得文雅多了。这种“土洋结合”、立场分明的派别代号,很快就被我们“屁派”接受了。这在当时毫无“言论自由”、人们“噤若寒蝉”的红色年代里,真是称得上是难得的“黑色幽默”了,可悲的是,竟没人觉得好笑!
     毕竟,吴人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苏州人就比南京“大萝卜”儒雅多了,虽然也发生了类似的“夺权”事件,苏州人用“支派”和“踢派”来加以区别,这似乎和南京的“好派”与“P派”遥相呼应,其实却“暗藏玄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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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4日 星期四晴
录音报告: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

    早晨二点起身,五点半开始在五万多人的高校学生的五台山体育场,听中央领导人的录音报告(内容见后)①。
    消息传来:吴天石②死了,他老婆装疯。
    晚上消息传来:他老婆死了。吴天石,血(管)③硬化,41℃。
     活该!活该!
    中午给〤〤〤④给写了十页长信,把录音记录抄给他,计一万多字,信空前的厚,故加了8分邮票。
    晚上看大字报,明天海68要和韩壁⑤等,为了成立“文革委员会”一事进行辩论,我也要去上参加,从9:00——10:30,他们当然辩不过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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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造反派打死了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夫妇,令我们十分震惊。虽然毛大爷说了“好人打坏人活该!”但也不能往死里打啊!杀人偿命,古来如此,天经地义。人们一时恐慌起来。可是,“法不责众”,再说了,中国何曾有过“法”?此事竟不了了之。既然群“狼”尝到了“腥”,知道了“血”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美味,那么,人类在进化的最后阶段还残存的那一丁点“兽性”,就理所当然地、很快被激发起来了,于是大家就紧跟着“打伞和尚”,与少林和尚似的,开了杀戒。从此,“和尚”不再以“和”为“尚”。
    可鄙的是,南京师范学院的造反派竟以“8月3日”为傲,建立的造反组织竟取名“南师八·三”,他们是后来的“好派”。我们“华水革联”鄙视地叫他们“南师瘪三”! 从此,拉开了造反派之间惨绝人寰的血腥残杀的序幕。所以,我决定把两年前写就的“作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挂出来,纪念一位无辜被杀的大学生。
    毛大爷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运动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很危险,这是镇压、是恐怖,这恐怖来自中央。毛大爷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大爷认为:刘少奇等人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大爷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少奇忍无可忍,回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这下激怒了毛大爷。当叶剑英说道: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大爷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把刘少奇怒斥为“牛鬼蛇神”。
    同日,周恩来、陈伯达参加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宣布为所谓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平反,坚决支持广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号召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彻底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们被逼向万丈深渊,已无路可逃。
    唉,中国人也从此与“河蟹”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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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有括号,但没找到内容。② 吴天石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66年8月3日被南京师范学院造反派打死了。③ 后加括号。④ 隐去名字。⑤ “海68”,应该是指“海洋水文68”五班,“韩壁”是谁?都记不得了。

     Jun.24th.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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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今心
纪 念 陈 礼 姗 君

(二)
  
     1967年8月初,南京的“P派”和“好派”已经“兵戎相见”,军队一直暗中支持“P派”。于是“好派”成立了“揪许(世友)指挥部”,中山东路已经飘扬起三百多面“揪”许世友的大旗。我学校(“华东水利学院”,现为“河海大学”)和邻居“南师”(现为“南京师范大学”)也发生了“械斗”,我们“P派”一个同学①的肚皮,被“南师”未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长矛刺穿,肠子流了出来,送医院抢救去了。这时,南京军区已经公开表态支持“P派”了,但许司令不得不躲了起来。不过,他扬言:“谁要是来抓我,先让他们死一个连!”是的,要知道,许司令的枪法好生了得,据说他,手持枪、不转身、闭双眼、甩臂回射,就可以把身后的目标击中。一代开国名将,现在进洞扮老鼠、“躲猫猫”,竟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把戏,真是共和国的悲哀!
       形势已“危如累卵”,座落在虎踞关的“清凉山”成了“凄凉山”。山下的华水校园,“P派”的“革命”师生差不多“撤”完了,空荡荡的像个“死城”。暗思量,自己不过是“P派”的一个走卒,何必呢,也得实施“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了。虽然在南京已经住了四年了,不过是一只小皮箱的家当,寄放在一个好友家后,就连夜“撤”出南京城,像孙悟空似的,不得志时,就吆喝一声:“俺老孙回家去也!”
       谁料,苏州两派“领先一步”,已经开战了。 我1967年8月6日的日记标题是:“恐怖的苏城”。
  日记是这样记述的:
     “2号晚上,(乘)305次车和L②等返家了。本来L等,要往苏州游玩的,遗憾得很,他们下车后不能通行,要到早上五点方可,这下他们又上车了,以后再说。于是我无奈地只好坐等天亮。车站上,是手持古巴大砍刀(的人),用红绸裹刀柄,腰插匕首,在汽车上吆喝着,一片杀气。这里基本上是革派的天下,老保都滚蛋了,逃到城外去了!
      “6307部队③对苏州人民犯了罪!把枪支交给老保,屠杀无辜人民,长敌人威风,灭人民志气,何其毒也! 师院(‘江苏师范学院’,现为‘苏州大学’)、医学院(苏州医学院)的老保们有步枪、机关枪、轻机枪,大杀出手,杀死‘铁师’(铁道师范学院)、‘116’④的红卫兵小将无数。杀!血!血债要用血来还!
    “今天,跑到陆 X X⑤ 家,搞到介绍信,去‘文攻武卫’司令部开张‘通行证’,又和陆往苏医(苏州医学院)看了一下,大门口的那具机枪手尸体仍是原封不动,已开始腐烂,都是苍蝇。人们都捂着鼻子在‘欣赏’,无人去收尸。有人说:这是‘冶金厂’的(人),还有家属,可是不愿来了!
      “(去)养育巷耶稣堂里参观了下,‘六月天兵’的人在里面,似乎很乱七八糟。
'踢派'的人们时常拿着枪、刀在街上耀武扬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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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去年,和分别四十多年的同学在上海世博会欢聚,谈起那“文革”岁月,才知道这位被刺穿肚皮的学生不是华水的,而是“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学生。② L是室友梁宗南先生,下文说自己忘记了。但不再改动。文中括号均是后加的。③ 驻扎苏州6307部队的头儿是向孝书,是南京军区二十七军下属的一个师,军长尤太忠。那时的迟浩田只是6307部队里的一个小混混。④ 苏州的一个中学生造反派组织。⑤ 请看博文:“今心解密 日记 1966.07.-09. 李纪人的一点经验”,有陆〤〤的照片,他叫陆宗玉,苏州人,1962年华水师资班毕业留校,是工程力学系数学教研组的数学老师,我们是“铁哥儿”们,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六子”,我对他不仅是“唯命是从”,甚至到了“盲从”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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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5日 星期五晴
追记“八·三”事件

    8月3日下午,我院革命师生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跑往院党委办公室,把正在喜笑颜开的牛鬼蛇神(因为听说工作组走了)①拖将出来。他们不开门,同学就从气窗中进取拖,戴高帽子游校。徐航、黄瑾②等人都游了街,大杀敌人气焰,“8·3”事件好得很!
    可是在讨论中,小组一小撮人大力反对带高帽子(为敌人掩护)③,说“戴一下并不能把他们批倒、批臭”、“打人是不对的”等,反正是反对。我们说,对这些趾高气扬的敌人就要戴高帽子,杀杀他们的狗威风,长自己志气,把他们威风扫地再踏上一只脚!
    安培林④工作队队长,在4号晚上水文系党团员大会上大肆放毒,说什么“你们现在给他戴(高帽子)⑤,下一个运动他给你戴!”我们要问下一次是什么运动?你居心何在?他说讲错了,心是好的(放屁)⑥。反正从会上大肆污蔑革命群众运动,说:“主席说你们是主力军,不要飘飘然起来”、“我是党员”、“主力军应是党团员”,难道党员就要打击群众运动?难道徐航等这些“党员”也是主力军?(无耻!)⑦早晨的“新街口”⑧大字报怒斥安桂林,要他坦白交代。
    晚上收到立醒来信,附爸爸的一信。
    由于想得太多了,直至2点钟才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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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院领导人开始饱尝“文革”之苦,学生们的脑神经被不时从北京传来的毛大爷那挑衅、煽情的讲话刺激得无比兴奋起来,动物的原始野性被激活了,学院成了“疯人院”。  
    1966年8月5日,毛大爷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忽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自己亲自写的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爷的这张大字报是写在旧报纸,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可以发人深省吗?”
    这篇两百多字的大字报是毛大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三个代表作(第一个是在6月份写的,未曾公开发表的诗:“有所思”,第二个是在7月8日给江青的信),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将其定性为反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毛大爷要进一步清算刘少奇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错误”,借以逃避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罪责。  
    在8月4日的会议上,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大爷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把刘少奇怒斥为“牛鬼蛇神”。有意思的是,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报告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都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刘少奇这才明白过来,毛大爷这次要“横扫”他这个“牛鬼蛇神”了!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成了毛大爷的盟友。8月5日晚,周恩来去毛大爷处开会,毛与周讨论了他的接班人问题。大爷对他说,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七年(原资料指:1945-1966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7年(指1959-1966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建议,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大爷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在大连养病)接来北京吧。”当晚,周恩来通知刘少奇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接见外宾。刘少奇已经知道了毛大爷的大字报内容,知道已被毛大爷下“逐客令”了。
    这一下,一直藏身幕后三、四年的毛大爷,终于赤膊上阵了!许多不解之谜一下子都豁然开朗了,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干掉刘少奇!
    但是,毛大爷显然低估了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在他的心目中,他不仅是“打伞和尚”,更是佛祖,刘只是个“鬼司令”。大爷赤膊上阵,亲自出马“炮打司令部”,至多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得干干净净。谁知道,他“炮打司令部”的结果,司令被他打死了,小鬼却不容易收拾,结果形势失控,弄得中华帝国,遍地皆鬼,他这个阎王也收拾不了,一拖十年,就变成“十年浩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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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有括号。② 徐航是院第三把手,黄瑾是水港系总支书记。③ 原有括号。④ 安培林和下述的安桂林应是同一人。⑤ 现加括号。⑥⑦ 原有括号。⑧ 学校大字报墙的十字街口。

    Jun.27th.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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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今心
纪 念 陈 礼 姗 君

(四)
  
    但是,有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我,为什么我们南京“拥军”的“P派”,到苏州后竟干起了“反军”的勾当了呢?尽管苏州“踢派”的观点也是“好个屁!”可他们反对二十七军(军长是尤太忠,迟浩田还只是个“小混混”)驻苏6307部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转而想想,林副统帅说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真是的,管它呢!
     一起去的还有一个校友。兵团和我们联系日常工作的是一个不苟言笑、模样冷峻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姓李,大家叫她“小李”。工作伊始,我们立即把“交通战报”第一版“创刊号”,将内容“务虚”一下,出版了。我“亲自”刻蜡板,又“亲自”油印,够忙乎的,正在这时,“海外”来人了。
     大约是第三天的一个上午,小李领着两个女孩来到我们面前,介绍说,她们是上海某某单位的造反派,是来支援苏州地区造反派的,以后就由你们四个人一起办报吧。奇怪的是,小李没告诉我她俩的姓名,更不知道她们是组织派来的还是个人行为。不过,我很高兴,有道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可以让她们“帮帮忙”了,脑中已经把她们的工作安排好了:刻蜡板、印刷的干活!
     有点担心,两个女孩来这枪声连天的苏州,爸爸妈妈放心吗?因为城外的“支派”和城里的“踢派”,都在护城河边开挖战壕、构筑工事、修建碉堡和掩体。双方火力都有所增强,只是还没开炮。但是“战争”眼看就要升级,虽然只隔开一条护城河,还是很危险的。
      一个身材高大、健美、剪发、容貌端庄的女子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学生,“上体114”造反派组织成员,我想,没人敢欺负她;另一个身材中等、瓜子脸、梳两羊角小辫的女孩,是“上海新师大”(上海师范学院)69届的学生,造反组织“井冈山”的成员。从外貌比较,这个文弱、美丽的女孩比那个体院“高大威猛”的女孩更秀气、更标致,两条淡淡的弯眉下,有一对好看的“杏眼”,尤其是说完话后微微一笑,嘴一抿,脸额的嘴角边就现出两个诱人小酒窝,使我有点“醉晕晕”的感觉(因为,我像蒋介石先生似的,也是“烟酒不沾”的呢),加上一般上海人显现的固有的“自傲”性格,还有点“小公主”的味儿呢。可是,上海人竟敢把“天堂”般的苏州称为“乡下”,真让我“气不打一处来”。她们也没告诉我她们姓甚名谁,我也不好意思再问,更不知道小李安排她们住在哪里,怎么吃饭。因为我是回家吃饭的。这几天,“兵团”工人的活动像土匪,粗话连篇,真没文化!很担心她们呢,尤其是在那个年代、那种时刻。
    唉,那年头也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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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7日 星期日 晴
仍一无所获

    下午3:30—6:00的酝酿讨论仍是一无所获,〤〤〤、〤〤〤①等人一再表演昨天的角色。
    〤〤〤发言,提出自己没条件当代表,赞成〤〤〤当代表,讲话尖锐,他批评了〤。〤马上跟上来发言,赞成〤〤〤。
    丑事发生了,最后又在争论不休、闹哄哄的气氛中投票选举。结果,〤竟自食其言,投自己的票(投自己是可以的,为何如此骄傲?至少应谦虚。)②
    由于会议越往下开,我的心情越气愤。现在不想多写了,〤〤〤这个摇头摆尾的小丑专门挑人家的“碴儿”,而一“挑”总错。〤〤〤从昨天到今天讨论,一再说错原则性话,一再检讨他这种发言不负责,以后要警告他了。主持会议的人〤〤〤有偏心(私心大得很)③。
    晚上去“南师”了一下,它校大字报没有我校贴得多。

1966年8月8日 星期一 晴  室内38℃  太阳下53℃
南师华水辩论“8.3”事件

    昨天去南师听辩论“8.3”事件,中途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决定④。
    我坚决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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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全国发生了批斗、打人事件,且打死了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夫妇被打死了。可是毛大爷发表了支持打人的《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据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传达,指示内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 ,这样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红色恐怖”浪潮很快席卷全国。现在居然兴起“唱红”,历史要重演吗?又疯了吗?
    1966年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毛大爷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尽管没点名,但与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都知道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大为震惊。毛大爷在党内地位之高、权力之大是无人可以挑战的,是一言九鼎的。列席会议的郭沫若写词歌颂毛大爷的大字报,称毛大爷是“心中红太阳!”。但毛大爷并不领情,看不起郭沫若,后来斥他“名曰共产党,崇拜孔老二”。
    同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加速大量出版毛大爷著作,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把出版和发行的毛大爷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毛大爷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制定具体计划,要在两年中印发《毛泽东选集》3500万部。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社论称,读毛大爷的书,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政治生活的第一需要,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度成为毛大爷思想的大学校,并对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策规定。《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还就教育改革、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对科技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等作了规定。决定最后指出,毛大爷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同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大大神化毛大爷,称毛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孙冶方的‘理论’是修正主义谬论”的文章。说经济学家孙冶方的理论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和管理,主张用利润指标来推动企业管理,就是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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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名字全部隐去。②③ 原有括号。④《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Jul.3rd.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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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忘却的纪念  今心
纪 念 陈 礼 姗 君
  
(五)

      两个女孩声称她们也会写些东西呢。哦!那就写吧。写得怎样呢?实在不敢恭维。我在1967年8月18日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述的:
    “------由于上海‘新师大’的几个人来这里,四、五天搞了三个(三版)《交通战报》,文章冗长,卖弄理论,多处很似笑话,如什么:‘文攻武卫’近似‘文攻’------”
     为什么记述的是“几个人”?想不起来了,记得此时还来了个戴眼镜的“北京大学”的酸秀才,腔调和她们差不多,可能还有其它学校的人。我对他(她)们的文章很不满意,甚至挖苦地取笑说:
     “什么‘文攻武卫’近似于‘文攻’?这又不是做数学题,搞什么近似计算?江青同志讲的‘文攻武卫’,意思就是‘攻’,就是‘打’!我们要领会首长讲话的实质精神嘛!”
      确实,我当时就是这么领会的,领会得还很透彻呢!接着,我又意犹未尽地说道:
     “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我就准备去前方看看呢。我是得过‘普通射手证’的呢。学校第一次小口径步枪打靶(50米),打三枪,成绩是:八环、九环、十环,后来学校又安排我到‘南京军人俱乐部’打苏制(苏联老式步枪,枪杆特长)步枪呢,一百五十米的胸靶,成绩是:五环、七环、八环。不过,那是以前一九六五年的事了,‘全民皆兵’嘛,我是基干民兵呢。我不仅横渡了玄武湖,还横渡长江呢!”我吹牛①了,我得先镇住她们,让她们“服帖”。
      见她们脸上闪现出的惊讶、佩服的神色,我感到很满意(现在很后悔)。真的,我也确实想到“火线”去摸枪,可只是因为忙。至于文章是怎么改的,忘了,但小女孩那不好意思的微笑和那醉人的小酒窝,我这辈子是忘不了的。
      记得大约三、四天后,正埋头干活,小李跑来对我说道:“她们要回家一趟呢,过几天再回来。”抬头望,只见那女孩正站在小李身后对我笑,我心里竟莫名一热,赶紧对小李说:“哦,知道了”。是啊,形势已经变得愈来愈坏,每天清晨五点左右,就响起枪声。机关枪就像过年放的鞭炮“五百响”、“一千响”,枪声已经持续到了晚上掌灯时分,我家在富郎中巷,能听得清清楚楚。“前线”有点吃紧,“报社”已经走了些人,哦,她们也要走了,大概不会“回来”的了,和我一起的校友,都已经不肯来了嘛。可是,这样一来,“报社”就只剩我一人“孤军奋战”了。
    “小六子”(陆 X X)知道后, 叫我想想办法,再找找人看,还有什么人可以来。我试过几次了,问题不是“可以来”,而是“不愿来”。
      “战事”升级了,夜间照样枪声不断,据说兵团还派“侦察兵”游过河去“摸哨”、刺探“敌情”。
    老爸开始劝我:“不要去了吧”。不理!可老爸警告我了。我说:好的,还有一点活,干完就拉到了。不过,我的活是干不完的,我愿意再等等,我愿意坚持下去,我要和“踢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一个人撰稿、编辑、刻钢板、油印,这“革命工作”着实够累的呢。俗话说: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静下来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念她们了。
    她们会回来吗?什么时候回来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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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事实是:我没横渡过长江,只是渡了“夹江”;有了小口径步枪的射击成绩,学校让我去俱乐部打靶,一时不能适应那种比我身体还长的苏制老式步枪,第一枪“脱靶”了,但是我仍然获得了“普通射手证”,这也是我在年级里唯一可以值得骄傲的“战绩”了。“普通射手证”已在“今心解密日记 1966.07.01.我们是走对的”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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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9日 星期一 晴热 40℃
关于打人问题

    目前,为打人一事同学们时常争得面红耳赤。其实,问题并不难解决的,在这里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昨晚,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个决定非常英明、非常及时地解决了实在问题。又指出:“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指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
    既然已经打了人,那以后注意不要打就算了。中央负责同志①指出:“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以后不要再打人了。”
    我们对打人事件要有正确评价,怎么可以说是“反革命行动”、“反党”?这给牛鬼蛇神听见了会高兴啊!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们揪住了牛鬼蛇神打,也是逼出来的。当徐航等人听见说工作组撤走,多高兴啊!趾高气扬起来了。同学们进了党委办公室,揪将出来游街、戴高帽子(好得很!)②未免会发生打人的现象,我们可以加以制止(但当时没这样)③。我没有参加这一事件,但我对这事件的评价是:成绩是主流,缺点是支流,是革命的行动,大方向没有错。
    我真诚地建议,以后不要花很大精力去讨论打人问题,还是来好好学习文件,领会精神,集中火力,射向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倒资产阶级学者权威,改革教育制度,一斗、二批、三改。
    明天要讨论学习文件。

附: 41℃高温

     昨天,太阳下面气温:53℃,室内38℃。这几天一直少见的高温,以至下午休息,不学习了,这是当对我们的关怀。但我觉得晚上应好好补课,加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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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至此,打人已经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哪有什么“人权”的概念,更遑论“民主”、“自由”了,而这正是“文革”要消灭的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继续内斗。
    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1965年毛大爷计划发动“文革”前,已升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6月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陆定一被打倒后又兼宣传部长、文革小组顾问。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陶又蒙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跃升为毛、林、周之下的党内第四把手。可见毛对陶的期望之切和倚畀之深。显然,毛大爷在炮打刘邓之后希望提拔陶铸和林彪,一文一武彼此牵制,为他大举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哼哈二将”、肱股大臣。但是,陶铸是个有点人性的方正之士,既不像林彪,主动走向极左,甘当打手和鹰犬;也不愿师事三把手周恩来,对毛大爷无条件服从。陶铸自有个性,不愿指鹿为马,将非作是,因而它对江青和文革小组成员的言行,每每不能同意,以至与文革小组唱反调,激起文革小组发动群众来打倒这个“叛徒”、“保皇党”,直把陶铸与刘、邓同列,一起打倒。陶铸真是不识抬举,在那个年代,一旦被列为敌人,就非置于死地而不可了,毛大爷认为只有让红卫兵去解决他了。红卫兵应声而来,陶铸就失去自由而失踪了。1969年11月30日,61岁的陶铸被发现死在合肥,尸体无人能辨,因为上面只有一个号码。陶铸死的十八天前,刘少奇的尸体也在开封被发现,也是无人能识。陶比刘小十岁,但只比刘多活了1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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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这位“中央负责同志”毛大爷是也。②③ 原有括号。

    Jul.6th.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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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今心
纪 念 陈 礼 姗 君

(六)

    1967年的8月26日,我在连天、炸豆般的枪声中,踏进位于苏州阊门内“交通兵团”宣传部“报社”时,就觉得气氛不大对头。
    小李本来就不漂亮嘛,今天更是死样怪气的一脸严肃,模样冷峻着呢,肃立着,活像个“吊死鬼”!我惊骇地发现,她腰间的皮带里竟然别了把小手枪。真是的,一个女孩子家,何必呢。她侧着身,不搭理我,北方人叫作“连脖子也不给”!好像我欠了她什么似的。我有点不高兴了,有点尴尬,只好没话找话:“小李,那两个上海人可能不会来了吧?”,小李这才慢慢转过身,两眼盯着我,骇人地说道:“小陈已经英勇地牺牲了!”
    用“晴天霹雳”来形容我当时的惊骇神态是不为过的。啊!小陈牺牲了?哪个小陈?谁是小陈?是那两个上海人?不!她们不是回上海了吗?这是怎么回事?!我惊得呆若木鸡!!
    小李红着双眼,如诉似泣地叙述着,我才明白过来。只怪我昨天下午回家早了点,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事。
    原来,昨天下午,她们就已经从上海返回苏州,却没有来办公室,径直上了“前线”。她们竟不顾危险,跑到阊门护城河“火线”的一个碉堡里去了。当时双方激战犹酣,虽说只是隔了一条运河,不用近战,更不用“郭兴复”式的“二百米内刺刀见红”的硬功夫,可是,战况的激烈程度,完全可以和好莱坞“二战大片”中的场景媲美,更像前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兵临城下》的“狙击手”,互比枪法。不过,规模要比单兵作战的“狙击手”大多了,也气派、壮观多了,城外“支派”和城内“踢派”,双方投入的抢手“数以十计”,都在碉堡、掩体里干活。小陈(这时,我才知道瓜子脸女孩姓陈)居然也掂起一把日制“三八”式步枪,搁在碉堡的枪眼里就试开了。我不知道她是否打过枪,更不知道她瞄准的是什么目标(这永远是个迷了),说是她射出第一发子弹后,正准备打第二发,这真叫“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到她扣动扳机,不知对岸何处飞来一颗“罪恶”的子弹,竟从枪眼钻了进来,正中小陈左眼,小陈当即血流如注,瘫倒在地,连哼一声都来不及,在送医院前就死了,不,她“牺牲”了!
    小陈死了?!苍天!为什么?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不敢像村妇一样地跑到街头去捶胸顿足、哭天喊地,却着实让我难过了好多天,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那时,一般像“上海师范学院”那样的院校是四年制(北师大、华师大是五年制),计算不错的话,小陈是69届的学生,应该比我小两岁,她才二十岁啊!一朵鲜花就这样被残忍地撕碎了!从此,她就永远、永远地再也长不大!从此,她就永远、永远地被“定格”在“二十岁”,被定格为“小女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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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0日 星期三 晴 热
去省委门口游行

    下午五点,全院师生去北京西路省委门口①游行,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前往的还有“东方无线电厂”、“琅琊小学”、“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省委负责同志几十人接见了我们,在上面②由代表发言。
    口号声不绝,我的喉咙都喊哑了,但心中很高兴。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晚上去游泳,人太多了。
    据说又游长江③,南京市才2000人参加,吾院才25人,年级只有5人,真是少极了,主要是保护和交通问题。

1966年8月11日 星期四 晴 晚上雨
矛盾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最近几天,心里比较比较矛盾。涉及家中事④,思想有包袱了。但我尽量少想,专心一致参加校内文化大革命!
  
附:天气凉了(?)

    昨晚差不多有十级大风。吹得天昏地暗,把玻璃都弄碎了,凉多了。
    今天比昨天凉快,是不是从此天气凉快了呢?是个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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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8月10日,毛大爷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十六条》)公布的群众。毛大爷向全国人民号召,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大爷公开向全国发出的政治动员令。当时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不仅列席全会,而且在会上就《炮打司令部》一文向中央委员会作权威性解释: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
   如果算上8月10日这天毛大爷私自在会议期间,出来接见革命群众的话,那么,毛大爷在“文革”期间,就共有九次接见群众的记录。毛大爷这次在为自己庆贺,中央常委五人(毛、刘、周、朱、陈),他争取到了朱德的一票,以3:2通过了决议。那时曾有小道消息说,事后,林彪曾说,如果决议通不过,就下令逮捕刘少奇,不知是否有此事。
    一星期后的8月18日,毛大爷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在京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对上城楼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后来她欠下六条人命的血债)说:“要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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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从学校前门出发,要经过西康路口和北京西路交叉口的“华东饭店”(原美国大使馆,AB大楼)就要走一段路才能到位于“草场门”的省委,我平时从后门到电校、省委近多了。② 省委门口搭设了临时“主席台”。③ 横渡长江的活动,当时每年举办一次,我班蒋齐之、梁宗南参加了横渡长江活动。我仅在1964年参加了横渡南京玄武湖活动(600米)和1965年的南京水西门横渡“夹江”(游到长江中的一个江心洲,再游回来,仅六、七百米米左右)的活动。④ 家中事,就此打住。⑤ 南京是当时全国三大火炉(重庆、武汉、南京)之一,此时却天气凉快。

    Jul.9th.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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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今心
纪 念 陈 礼 姗 君
        
(八)

      王洪文,这个六年以后才有资格进入大爷的御前核心组织——“四人帮”团伙,当时还未成“气候”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不久,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纪念小陈的大会,参加纪念大会的约有十万人。我在报上看到了这则头条新闻。
       她是谁?我写悼辞时,不好意思地询问小李:“小陈叫什么名字呢?”小李用怪异的、不屑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有病,她的脸部表情就像早已被淘汰的“286”电脑,几秒种后才告诉我:“陈礼姗”。
       陈礼姗,这就是当年震惊苏城,令苏州人刻骨铭心、扼腕叹息、欲哭无泪的名字,小陈被“踢派”追认为“烈士”。
    可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不久,南京军区来人了,找我们“流落”在苏州的南京“P派”开会、谈话,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说是我们在苏州搞错了、支持错了,怎么可以去支持反军的“踢派”?应该支持城外的“支派”,应该支持军队!怎么回事?
      我的天啊!又是个“晴天霹雳”!不要搞错哦!折腾了这么久,南京“P派”不该支持苏州“踢派”?支持错了?为什么?天有病啊,人也有病啊?我们疯了吗?
    “站队”站错了要“站”回来的,必须重新“站队”!
     “玩笑”实在是开大了,陆 X X 赶紧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向“踢派”头头解释说:要改变方向了。“踢派”气坏了,觉得被我们出卖了!孰料,陆 X X 竟一脸坦然,解释说:“我们可以重新站队的嘛!”人家当然不干!双方竟争吵起来了,陆竟狠狠地甩下一句:“这是革命的出尔反尔!”走人了。
      真不知人间还有那两个字!我又气又恨,“小六子”啊,“小六子”,这是玩“游戏”吗?能开这样的玩笑吗?即使是“游戏”,也是有游戏规则的吧!终于,我忍无可忍,开始变得愤怒起来,“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质问陆 X X:
     “难道,陈礼姗就这样白死了吗?!”
      他默然,不安地看着我:“镇静!要镇静!”
      镇静个屁!“屁派”的脸面都给你丢尽了呀!
    TMD ,窝槽泥马!
       “娘希匹!”不管你现在是“小六子”,那怕你成了“小八子”,即便立马成了披着虎皮的“丘八”,又怎么样?老子从此不再拥护你,不再听从你的调遣了!今后“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我才不管呢!我不走,我不离开“交通兵团”,我是要和“踢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尽管我心里明白,“踢派”已来日无多,可我于心不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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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3日 星期六 晴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下午5:00听了重要报告。本月1号至12号在北京召开了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
    7:10,全院革命师生去省委表决心。人真多级了。有各处来的大专院校,省委负责同志李士英同志接见了我们,然后又去新街口新华日报社门口去表决心,回到学校已经12点了。本来学校还要放“自有后来人”,我不去看,太累了。
    出去时拖鞋坏了,寄放在不知哪位教工那里,明天去拿。

附:关于〤〤〤同志为文革小组成员的建议
(发言稿)1966.8.13下午

    昨天,我考虑了三个文革小组成员:〤、〤、〤①,今天上午又考虑了〤同学。他们都是好同志,〤〤〤、〤〤〤虽然都犯了一些比较大的错误,但本质是好的,〤〤〤勇于承认错误,〤〤〤逐步认识,有的同学给他提意见,至今还保留,我相信,他今后会继续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在上午再三考虑第五个人,中午睡也睡不着,在一点一刻决定起来好好考虑第五个人。第五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几天选举以来默默无闻的〤〤〤同志。这个人一直在我头脑中打转,丢不开,思想斗争很剧烈。本来不想提第五个人,但同学大多数人意见是五个人为准,在绝大多数同学的意见下,我放弃了三个人为小组的看法,而采取了五个人的看法
    在选〤〤〤这个问题上,我的脑中在〤〤〤和〤〤〤两人身上挑选,因此久久决定不下来,现在突然发现我的想法多余的,因为可在这两人身上任选一个,但为了使文化大革命开展顺利,有利于工作,选〤〤〤好一点,因为〤〤〤是个烈士的子女,他本人是一个〤〤〤〤〤〤,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的,我想他阶级仇恨是很深的
    我选〤〤〤有三个出发点:① 出身好;② 他本人是〤〤〤〤〤〤,属第二和第三种干部之间的干部,是团结的对象;③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希望他一旦当选文革小组成员,能在运动中痛改前非,在运动中重新做人,这不仅对运动有利,并对于改造〤〤〤本人是很有帮助的,希望他不要忘本。优点:① 工作能力强;② 脑子聪敏,想得出办法;③ 善于团结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④ 善于做一些人的思想工作;⑤ 虽然毛选学得很不好,谈不上“活学活用”,更谈不上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但毕竟还有点收获,因为同学向他提出批评,在各方面都证明他是错了的时候,他能承认这一点,这一点还是好的。缺点:① 立场不稳。大家很清楚,在高邮那次声讨院内黑帮大会,是做了群众尾巴,和老队员一起来在同学中做所谓思想工作,要他先承认这次大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会,是反革命的大会,对革命的群众毫不吝啬地泼冷水,对寒平是多么的崇拜,对〤〤〤真是亲密异常,是顶头上司的错误的群众路线和干部路线是坚决的执行者,在这里不多谈,他的立场问题,因为同学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② “怕”字当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包袱重重,平时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来抓住他的小辫子,而他本人不认真进行自我批评,不接受群众的批评,态度是恶劣的。记得我有一次讨论会上和他争文革委员会性质问题(当时我态度不好),我最后问他:“你到底承认不承认文革委员会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一口否定说:“不是的!”于是我不和他争了,因为坚持的原则不同。据说他后来在别的同学面前承认了错误,究竟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承认还是好的,说明他不是不可救药。为什么他会说“文革委员会不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呢?我想并不是他思想反动(这并不是为他辩护),大家要实事求是,因为他考虑到了班上只有他一个〤〤,年级只不过三个吧②,这是多么好的事,等工作组一走又可以耀武扬威了。因此那晚杨作培做报告说撤销工作组时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显得活跃起来了,他的高兴和同学的高兴有性质上不同,他想做官当老爷了,后来同学选举对他不闻不问,又显得愁眉苦脸了。这次我提他为文革小组的成员,想必他会高兴地,但我希望这次高兴和以前有性质的不同;③ 架子大。自以为是,摆老资格,做同学思想工作,从来是高高在上教训人,从不把自己摆进去,我想被他做思想工作的人是深有体会的。因此同学们对他不是敬而远之,而是不和他接近,不愿和他多讲话。这里说明一点,为什么〤〤〤征求同学对〤〤〤的〤〤的意见时,我要赞成他〤〤呢?因为我当时不明真相,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违背了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英明指示;④ 是个学毛选的落后分子,比起来〤〤〤来差得多,比起〤〤〤来差得更远了,我从来没有听见他用主席话来做同学的思想工作,从来没有“活学活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和选举中是个大暴露。
    我不愿多谈〤〤〤的缺点了,因为在座的差不多都有大大小小的错误或缺点,但〤〤〤的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这才是真正所谓的“原则性”的问题。
    对〤〤〤提几点希望:① 若〤〤〤同志一旦当选,希望他努力学习毛选,活学活用,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② 若〤〤〤同志一旦当选,希望他能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③ 若〤〤〤同志一旦当选,希望他在运动中努力改造自己(不当选同样可以),不要做官当老爷,固步自封,要真正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俯首甘为孺子牛”,放下以前的臭架子;④ 若〤〤〤一旦当选,要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丢掉思想包袱,要谦虚一些,处理问题要调查研究,不要给别人乱扣不应扣下的帽子,不要人云亦云,好好地为人民服务;⑤ 希望你不要忘本,你是烈士的子女要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不然是对不起革命前辈,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培养,对不起同学对你的殷切希望。我坚信你会像刘解梅一样痛改前非的。只要这样,〤〤〤同志还是个好干部、好党员,并不是不可救药的。、
    几点说明:① 这些事个人意见,若不对可用小字报形式提出或当面谈,可以保留自己意见;② 我提〤〤〤是个人的看法,若你们反对我,可以听听你们的意见;③ 我提出五位同学:李、谢、贾、谌、司马,可以随时加以否定,只要我在思考中某些地方不符合小组成员资格的我可以马上加以否定,那怕今天或明天。
    对会议的几点希望:① 希望同学们都要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大题目着想,实事求是,不要意气用事,不要有成见,事实真相是摆在那里的;② 态度要严肃。这一点我在昨天会议上已提出,这里重复一下会有好处,因为这里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事,不是儿戏,要严肃认真,这是起码的道德品质;③ 在别人发言时别插嘴(我可能以后还会犯,这一点希望同学们原谅),这也是礼貌问题;④ 希望大会主持者放下“官老爷”的臭架子,要及时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不可加以压制,因为压制是不行的,群众不同意你这样做,要罢你的官,希望以后多多注意。主席说:“凡是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主席又说:“在辩论中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能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人,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的手里。”⑤ 希望大会主持者对文革小组人员的酝酿要充分些,不要凭一时激动就来个“下面投票,怎么样?”等问题的提法,这是错误的,群众不同意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碰到问题要冷静些”、“处理问题要慎重些”,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教导。
    最后,我深信:我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革命的同学万岁!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致以革命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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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惊讶地发现日记中竟有一篇“关于〤〤〤同志为文革小组成员的建议”的发言稿,小组会上的发言,我居然十分认真,这篇3000多字发言稿,现在看来是一篇“奇文”了,我就拿出来“奇文共欣赏”吧,请大家不要见怪,我很可笑,所以就当笑料吧!
    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贯彻八届市一中全会精神而召开的,于23日结束。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党,必须认真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苏联没有搞,所以失败了。我们就要搞,要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代替一切旧思想。”“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毛主席讲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我们面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提出,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林彪提的三条办法,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8月16日,毛大爷批准了林彪的讲话稿,毛大爷和林彪进入“亲密战友”期,林彪开始帮助毛大爷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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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打叉处是人名,隐去。② 我记不得了。

   Jul.15.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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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今心
纪 念 陈 礼 姗 君
          
(九)
        
      不管,我还坚持着!
      不过,工作确实也做不下去了,郁闷极了。TMD,现在只有照相馆的人在暗暗高兴呢!因为“兵团”开始不断地有人“牺牲”,这就需要不断地赶制“烈士”遗照,而且照片放大的尺寸是蛮大的,对照相馆来说,这显然是极大的“利好”,战场死人开始“唱多”。
    “报社”办公桌上已堆满了“烈士”遗像。当然啰,他们已经享受不到小陈那种高规格悼念仪式的待遇了。虽然是大热天,但是在这种气氛下工作,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汗毛凛凛。不再出版“交通战报”了,我的工作确实也转向了,整天介的写“悼辞”,与死人打交道,这不是好事哦。按照“约定俗成”,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潜规则”,“悼词”中应该要写“烈士”他们的生前事迹的。难怪有人说,“最棒”的产品在“广告”里,“最好”的人在“悼词”里,大概就是这个理。可是,我并不认识他们,也无人介绍情况,怎么写呢?无人可以商量,可想而知,“孤军奋战”的工作压力是非常之大的。冥思苦索多时,终于,我想出了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搞个统一格式。即先放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式样雷同的套话,这些浪漫煽情的词语,在毛大爷公开发表的三十七首诗词里比比皆是,简直可以“手到擒来”,革命的浪漫主义情调足够抚慰这些“烈士”的“在天之灵”了,然后掺和些诸如“伟大”、“光荣”、“学毛著”、“不怕牺牲”等方面、非常适合各类烈士的颂词和“活学活用”的“先进事迹”,再在具体内容上略作润色,尽管看起来“烈士”好像是一个模子里雕刻出来的,但“烈士”的家庭背景、年龄、职业还是有区别的嘛,最后把“烈士”的名字填入即成。这样,给后来的“烈士”们写“悼辞”就方便、快捷多了,只要在这“通用表格”填上“烈士”名字,“河蟹”一下,一会儿就大功告成。不要小看我的“智慧”喔,这有点“国标”GB的意思呢,有点像现代时髦的“ISO 2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呢,看来,我那时的思维竟超前将近三、四十年呢!我把这个工作方法教给“交通兵团”的同仁,大家也很以为然。
    我交代一下工作,准备走人了。再说,胥们城外开始向城里发射迫击炮了,城内也不安全了,有点路子的苏州人,开始往上海“逃难”去了,老爸斥责我了,不走不行了嘛,更何况我们南京“P派”支持苏州“踢派”是错误的,做了“错”事,不能继续错了啊!
      没几天,“踢派”复仇了,阊门城外河对岸,上千间商店、民房被“战火”吞噬了,苏州人再次尝到了“内战”的苦难!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总是以屠杀自己的同胞为乐,令人费解的是,共军打国军的电影和电视剧仍在不断地拍摄,不断地热炒,不断地升温,票房不断地飙升,好不热闹!可是,这是宣传内战啊!这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啊,有什么好神气的呢?不就是“共产主义”战胜了“三民主义吗”?但是,“三民主义”像个“照妖镜”似的,不是还在吗?记得1960年,二战英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时,据说毛大爷也不甘示弱,也想在老蒙前逞英雄,就给蒙哥马利大肆吹嘘“三大战役”,共军是如何打败国军的。谁料老蒙听完后,竟一声不吭,最后来了一句:“我们西方不宣传这样的历史,因为这是内战,屠杀自己的同胞不能算英雄!”毛大爷一时语塞,气不打一处来。
    不久,“中央文革”像煞有介事的派出了一个以刘锦平为首的“调查团”,到苏南地区调查“"武斗”的情况。据说,城外的“无家可归者”跪倒在“调查团”的面前哀号:“求求你们啊,不要打了吧!” 可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刘少奇还没死呢!老百姓的“苦难的历程”,才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列出轨的“疯狂列车”,满载着惊慌失措的人们,犹如脱缰的野马,向着骇人的万丈深渊驶去,“乘客”们全疯了。列车没人能拦,除非这匹“疯马”立即死去!
       终于,九年后的一九七六年,随著中国东北上空的一场千年罕见的陨石雨,这颗灾星,也随之陨落了!八亿人终于得救了!
     毛大爷生前,非常害怕死后会被“鞭尸”,这显然是多虑了,大爷不但没被判“鞭刑”,还有人特地为大爷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中华门原址上建了个厝顿“尸体”的“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本来就有“墓碑”的意思呢,最近,又在一旁建了个大坟包似地“国家大剧院”,天安门广场简直快成了“坟场”了,这块风水宝地被糟蹋了呀!
      窃以为,只要这具“木乃伊”继续“暴尸在外”,不迁出天安门,老“天”就不得“安”宁,人们就不得安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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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4日 星期日 晴
去山西路累得要命(活该)

    上午爬起来,激动得写大字报《为什么把真正的革命左派排挤在文革小组之外》,很快写好了。自己思考了一下,究竟要不要贴出去,征求了Li、Jiang ①的意见,认为:① 文革小组已选出,据民主集中制原则;② 贴出去没什么用,反而引起争论,对文化革命不利;③ 考虑到班中的团结。鉴于以上情况,我忍住了,为了顾全大局,不贴为宜,不过这些问题迟早要澄清的。
    Jiang 建议我去玄武湖看大象,因为已经最后一天了。于是我和靳书源两人去山西路,边谈边走,较投机,对班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探讨。十点半在山西路一家甜食店欣赏了“赤豆元宵”(本来要酒酿的,可惜没有)②,不好吃极了,光是甜,一点也不鲜美,比新街口的差多了。又去修了一下钢笔,他给我洗了一下,于是可打25滴墨水(本来可四十滴),要五分钱,我给他了(废话!)。
    已经不早了,决定去玄武湖看大象,拖着疲乏不堪的身子回校,一点力也没有了(比较奇怪)。在学校侧门的一老师家拿回了破拖鞋。
    吃好饭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于是上楼睡觉,直到四点五十分才起身,比较舒服。
    从这天发现,以后少去散步,越散越懒,真太遗憾了。
    晚上,张孟春要开什么民主生活会,预备去一下。
    晚6:30记

1966年8月15日 星期一 晴
〤〤〤承认错误

    上午10点半,在“水301”③开会,谈上星期六去省委表决心的秩序问题。〤〤〤④承认了打架的错误行为是破坏纪律,破坏秩序。
——————————
评注:
    日记中反映出我政治上很幼稚,且意气用事。唉,现在想来,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1966年8月14日,中央把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补选结果,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全会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2人:谢富治、刘宁一。
    1966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团中央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等停职反省。团中央积极派工作组,被认为犯了错误。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大会上宣布这一决定。  
———————————
注:
    ① 可能是李天常和蒋齐之两位同学。② 文中所有的括号均原有的。③ 水利馆301阶梯教室。④ 隐去名字。

    Jul.18.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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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今心
                                  纪念 陈 礼 姗 君
          
(十)
  
       我现在已是“奔七”的老人了,文中一直称陈礼姗为“小陈”、“小女孩”,那是我现在用老眼昏花的眼神在“看”她、回忆她。可是,半个世纪前,她就已被那颗罪恶的子弹定格为“小女孩',再也“长不大”了,早已被残忍地剥夺了作“妈妈”、“奶奶”的权利。如果没有那该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小陈现在也退休了吧。她很美,应该早都抱孙子了吧。我现在只是希望诸位,不再评说小陈是“烈士”还是“白死”,我们只是纪念她,记住她,在这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条鲜活的生命,她不过是被人类史上“万年一遇”的“洪灾”吞噬的八千万无辜生命(从1949年大爷在城楼上的一声吆喝算起)中的一个。只要“幽灵”还在,那么,头上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还在。
    所谓“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小陈还真是“名副其实”地倒在了阊门“城”下的运河旁的啊!有人说,世上是没有“如果”两字的,可是,不对啊,因为《辞海》里明明有啊!
      作为一个政治家,回避历史,这种态度是极不严肃的,沉默岂能掩盖血写的事实?善良的百姓很迷惑,涛哥为什么不把“文革十年”从“辉煌六十年”中剔除出去呢?1971年,我在“甘肃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开挖三队三连一排锻炼、改造,当风钻工、砼工已两年有余,这种体力活和我的身体是十分不“河蟹”的。闲暇之余,在小川俱乐部观看了局组织的文艺表演,其中有涛哥的表演节目:“洗衣歌”,涛哥扮演了一位被一群美丽的西藏姑娘包围的手持一盆衣服、模样俊朗的解放军小战士,演得很精彩,那舞步、那道白、那表情、那表演水平简直可以和专业文艺队媲美,不分伯仲。不过,扮演“鸵鸟”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据说,前些时候,在涛哥苏北家乡的街头电杆上都曾挂满上了这样一副对联:
    “和谐社会花似锦,科学发展势如涛。”
    妙极!有“两字”简直是“呼之欲出”。可是,很快被好事者加上“横批”:
    “一派胡言”!
    天地良心,我觉得涛哥的“科学发展观”真是振奋人心哪!我深信,在涛哥“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英明指导下,我那日夜“魂系梦绕”的思念就要实现了!
    我坚信,不久,中国的科学家们,在破解爱恩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研究方面,一定会向“伟光正”的CP(“P”派!)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一定会取得“重大”的“历史性突破”,一定能找到超越时空的“众神之门”的“虫洞”,并且在应用上,一定能很快地进入“实质性阶段”。那么,我就可以像“英雄救美”式的美国“好莱坞大片”里的无敌英雄、施瓦辛格那样,乘上奇妙、神速的“光子火箭”,穿越那玄妙、梦幻般的四维“时空隧道”,回到上世纪的1967年,回到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苏州阊门城下,我要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冲上去,赶在陈礼姗进入碉堡之前,一把拦住她,并紧紧地拽住她的双手再也不松开,对她说:
    “小陈,我们回家吧,这不关咱们的事,这都不是真的!”

(The End)


(注: 叶剑英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化大革命” 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本文初稿完成于2009年11月1日,修改于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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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6日 星期一 晴
去南大看大字报

    晚饭后,和梁、靳、孙①去南大②看大字报。南大的大字报很多,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比我院要有气氛,我院却冷冷清清。
    回校,有部分同学坐校车去南林③参加辩论会,本来我们要去的,可是人数有限,不去了。
    在校门口碰到张孟春一伙人,那红纸贴“欢迎新华书店喜报”④。张把大红纸留给我,于是我把它交给蒋贴在门口一侧,左右刚好对称。
    回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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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8月1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他说:“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的,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而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成长。”
    1966年8月16日,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早在3月22日,林彪提出:“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时间比例现在是三七开,可以考虑改为四六开、对半开,甚至倒三七开。”8月,他又提出:“九个军兵种军政教育的时间都要来个全面的大改变。”根据林彪意见作出的这一《决定》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练部队为40%,半训练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部队为10%。并规定,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
    史学家认为,林彪为什么这么“左”?上了“贼船”,下不来了?这是个谜!
    因为,林彪这位中华五千年史上的难得一见的名将,岂是盏省油的灯?他眼见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罗瑞卿------等人的可悲下场,他能心中没有警觉?这是常识嘛。不少人还是看得很清楚,何况这位最会“知己知彼”、“虚虚实实”、“兵不厌诈”------历史上的名将?
    前苏联的悲剧,已在神州拉开了序幕。
    资料显示:沙俄时代的80年中,沙皇曾判决625个政治犯,处死191个。
    可是,前苏联列宁时代的11个政治局委员,被斯大林处死11个,只剩下一个马屁精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自己。列宁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出席的1162个代表,被斯大林枪毙了1095个,红军中5个元帅被枪毙3个,15个国防部部长全被枪毙,80个军长被枪毙了57个,110个师长被枪毙87个,195个旅长被枪毙121个,上校以上军官被处死80%,列宁时代的州委书记被处决了95%。强行合作化,在素有苏联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就饿死了500万人。
    据说,苏联的大清洗,阿道夫·希特勒欣喜若狂,他要授予斯大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
    我目睹、经历了1949年以来,毛大爷的各种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拔白旗、打印度、中苏论战,援越抗美、知青下乡、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是个“老运动员”了。
    在和平年代里,竟被大爷整死八千万人。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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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是梁宗南、靳书源、孙义财三位同学。② 南京大学。③ 南京林学院。④ 没记录喜报内容,大约是新华书店来告诉大家“毛选”四卷来了。
  
    Jul.21st.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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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   今心
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
                                                     ——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
(一)

      自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世贸组织)的成员时,可以说,不管你承认与否,这一天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应该已经与世界“接轨”了,什么样的经济就应该配套什么样的政治,连中学生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成了这个“地球村”的一个“村民”后,尽管还是村里的“贫下中农”,但卖身契一旦签订,那么,不管穷人、富人,大家都得遵守签字画押的“游戏规则”,哪怕你是“杨白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耍赖,抽起扁担追打“黄世仁”是违法的,是流氓无产者的卑劣行径。大家一律平等,享受自由、民主、平等,都可以在“村”里“希望的田野”上放歌、散步、远足。
    我喜欢远足,可是刚出门,就被“违章”施工的“防火墙”拦住了,门卫说,那是“金盾”工程,岂有此理!还好,墙外有人向我扔来“消防软梯”,于是我“翻墙”而出,作“逍遥游”,真是快哉,得其所哉!  
在“村”边小河旁的一个“磨坊”里休息时,我听到电视歌曲“变调”了。虽然以前对“村外”的情况略有所闻,但听到《南泥湾》歌唱的不是“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见到MTV的背景画面竟是盛开的鲜艳的罂粟花时,还是感到万分震惊,这是革命圣地延安吗?这是“希望的田野” 吗?这难道是真的吗?  
      1942年至1945年,共产国际①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苏联人彼得·费拉基米洛夫②的《延安日记》,于2004年,由东方出版社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公开出版发行了。
      彼得·费拉基米洛夫,在1942年8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邀请尤任③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没吭声。邓发④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到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⑤在《我的中国世界》里喃喃自语:“孙中山是一个无私的君子,他的品格无可置疑,但他摧毁了他的同胞生之所系的一大秩序。天国是美好的,但真危险啊!万一在走向天国的途中,灵魂失落在地狱里,那怎么办呢?”
      无疑,赛珍珠从孙中山的革命中已经看出了问题。中国是一个小农社会,人民教育素质低,尤其是农民闹革命,“灵魂”更容易失落在“地狱里”,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所谓“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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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先后出现三个共产国际组织。第一国际指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里面有一个叫布朗基的法国秘密社团的领导人,是第一国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主义坚信,不管生产力发展处于什么水,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马克思也是第一国际的创始人之一,随着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第一国际于1876年解散;第二国际(1889–1916),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并建立第二国际,恩格斯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在选举中获得成功,也就是所谓的“议会斗争”、“和平过渡”,这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有很大的意义,无疑,第二国际是正确的;第三国际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成立。后来由于苏联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顾不上国际共运,遂于1943年5月22日,由《真理报》宣布解散。列宁背叛了第二国际,而分裂出来组织了崇尚暴力的国际组织,史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第二国际的普列汉诺夫(1856—1918)、列宁的老师这样评说列宁:
    “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说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社会主义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应等待。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他的背叛。”“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朗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
    普列汉诺夫还以惊人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布尔什维克经历饥荒、经济破坏、剥夺农民三次危机后,将出现第四次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第四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这个解体过程将持续几十年。”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被历史一一证实了。
    军旅作家 X·ziling说:“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是中肯的。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没有对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议会斗争、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变化,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共产党宣言》误导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使徒,这些伟大的使徒把《宣言》中的空想和暴力发展到极端,误导了第三国际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党和人民。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
    ② 彼得·费拉基米洛夫,1942年至1945年,第三共产国际驻中共延安的特派代表 ,毛大爷经常讨好他,甚至暗示可以向他提供女人(彼得非常鄙视毛大爷),向他打听小道消息,尤其是斯大林的意图。中共党史很少提到此人。③ 尤任是彼得·费拉基米洛夫的助手,医生。④ 邓发(1906—1946),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46年4月8日,邓发、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在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⑤ 赛珍珠(Pearl S. Buck或Pearl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1932年借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女性;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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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7日 星期三 晴
电校的“8.8”事件

    吃好早饭,我和蒋、梁、靳①去电校②参加他们的关于“8·8”的辩论大会。“8·8”事件指8月8号电校同学给坏蛋戴帽子游校一事而论的。
    电校不如以前那样冷冷清清的了,大字报的栅栏已建起来了,同学们来来往往的议论。各兄弟学校都有人来援助,有机校③的,有师院④附中的等等。
    辩论进行得很剧烈,尤其南师附中一个戴眼镜的小将虽则是给别人扣一连串的帽子,虽则有些地方不合逻辑,但态度是坚决的,讲的很有道理:“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戴不戴高帽子的问题,而是革命造反有没有理的问题。”讲得精湛。
    辩论到快十一点多了,我们退出了会场,基本情况已大致了解了。
    下午,我们同学校门口马路两侧异常隆重地欢迎前来送毛选著作的新华书店的同志。彩车徐徐而进,同学们的歌声、口号声不绝,旌旗招展,又歌又舞,好不热闹。
    在大操场上  由各系代表发言,大会始终在口号声中进行的,大会结束开始发放毛选四卷。
    晚上,班中派出的六个代表:我、刘铁锚、王冬生、谢水泉、蒋齐之、沈其莉,待一会儿去省委表决心。在西康路上呆了一个多小时。入场后,又呆了近一个小时大会才开始。彭冲⑤讲话,省委的许多负责人都接见了我们,江渭清⑥还讲了讲,表示坚决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我们退场,江渭清不在主席台上了,很遗憾,没有看见他。
    回来睡觉已经十点了,看到我班部分同学贴大字报,呼吁〤〤〤⑦揭发她主子李玉瑶⑧的罪恶,好得很,我早就提醒她,她却不睬。

附:锻炼心得

    一个多月来,我没有放松体育锻炼,早晨锻炼上肢(双杠、单杠、举重),下午五点半锻炼下肢(负重下蹲),平时一到规定时间就去游泳。总而言之,没有放松锻炼。
    我班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还有蒋齐之,其他人就不常见了,有的同学甚至放松,或者不锻炼了,这是极大的错误。
    经常锻炼,精神就会好的。虽则在负重下蹲会汗流夹背,满脸豆大的汗珠,可是心情是舒畅的、愉快的。我们眼光遥远一些,不能怕热,不能怕苦,又不能怕人笑话,要持之以恒。
    总而言之,要向毛主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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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社论说:“我们学游泳,不是学好了再下水,而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马克思说:‘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任何时刻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同日,中共中央转发毛大爷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党高级干部已经知道党中央的巨变,同时也感到极大震惊。从此,受到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已不再工作,由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毛大爷绕开各级党政组织直接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出强烈的政治信息和政治动员令,在全国公开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毛大爷不仅走向政治“一线”,还走进广大群众,亲自公开发动“文化大革命”。
    同日,《红旗》杂志评论员发表“红卫兵赞”,十分赞赏红卫兵的革命首创精神,是文化大革命的新事物。毛大爷和红卫兵的关系是:毛大爷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大爷的红小兵。
    同日,毛大爷给北京大学题字:“新北大”。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举行庆祝大会,长时间高呼,毛大爷万岁。《新北大》创刊号还登载了革命师生为欢呼毛大爷给新校刊题字而写的稿件,他们写道:“毛主席的题字是动员令、号召书。它号召我们砸碎旧北大,创造新北大。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抗大’为榜样,建设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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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同学蒋齐之、梁宗南、靳书源。② 南京电力学校。③ 南京机械学校。④ 南京师范学院。⑤ 彭冲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⑥ 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⑦ 隐去名字。⑧ 水文系总支干部、老师。

    Jul.24th.2011  午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s9rf.html



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 今心
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
                                                     ——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
(二)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无意中解救了陷于困境、被国民政府冠名为“共匪”的延安共产党政权。经常有惊人之举的张学良成了英雄,“一白遮百丑”,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因此父籍子贵,变得十分光辉,大陆出版的有关张学良父子的历史传纪、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原本身材廋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张作霖当土匪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别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罗宾汉式的好汉,人家土匪也好,被招安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张作霖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前的最轰动的惊人之举,是从苏联大使馆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统统地被他送上绞架,后来也基本上没人提了,这具绞架现在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更是作出“一枪不发”的惊人之举,拱手让出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张学良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又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的惊人之举,扣押了来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先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从此,历史被改写了。有意思的是,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国共合作”这个词的,更谈不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了。蒋先生认为这是“共匪”已经向他“投诚”、“输诚”,蒋介石为“兑现”诺言,不得不收编“共匪”,将其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归属国军阎锡山指挥,新四军归属国军顾祝同指挥,共同抗日。可是,这两支军队不听国军调遣,且总是游击、游击,“游而不击”。不久,中共在 1937年9月26日的“洛川会议”上,却制定了这样一个抗日方针:“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战”。最近,在2009年11月23日的,《扬子晚报》B版刊登的《国民党第二代谍王沈之岳》一文中说:“------例如,抗战初期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壮大自己’,并指示以晋、陕、皖为根据地,逐步朝华北、华中等地推进,全力发展组织,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俟机以大吃小,解决国民党军队,毛泽东的‘指示’,被沈之岳这位双面间谍密报给了蒋介石,后来,沈还把新四军不按照规定转移的‘图谋’,密告蒋介石,而引发‘皖南事变’”。
    有资料显示,毛大爷在会上还有“惊人之语”,大爷谆谆告诫大家:不要急于做抗日英雄,现在是“三国演义”(共军、国军、日军),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国土越多越好,将来就可以去接收,这就是爱国。
    上世纪末,军旅作家张正隆著《皖南事变》一书,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史实,但刚出版就被封杀,据说前国家主席王震要枪毙作者,张正隆逃往东北的一个老领导那儿,躲起来了。原来,新四军吃拿国军的粮饷,还不断制造事端,为此,蒋介石非常恼火,要求毛大爷将新四军撤走,集中到八路军一带,毛大爷表示同意。于是蒋介石关照沿途国军协助。可是,毛大爷竟电令新四军军长项英走另一条路线,项英立即电告延安,要求和蒋介石联系,因当时延安规定,新四军、八路军和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联系,必须经由延安同意,并由延安的电台中转,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延安的无线电台“坏了”,发生了“故障”。项英联系不上延安,也联系不上蒋介石,只得硬着头皮,按照毛大爷的规定的路线转移。结果,新四军被沿途的国军视为“异动”,发生冲突,新四军打死了国军的一个师长,蒋介石大怒,命令顾祝同消灭“叛军”,国军上官云相所部立即包围了新四军,全部、干净地消灭这支“异动”的新四军,被俘的新四军被关入“上饶集中营”(有电影《上饶集中营》),耐人思味的是,“事变”第二天,延安的电台就“恢复”正常了。有史学家称,“皖南事变”是毛大爷的苦肉计,企图以此来消灭资格比他还老的项英及其人员。2006年9月6日初版,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有相关“皖南事变”的叙述。
看来,这是真的!
      彭大将军的“百团大战”和“林副统帅”的“平型关大战”显然不符合“洛川会议”精神,于是被批判为“左倾盲动”主义、“暴露了实力”。既然是“一分抗日”的政策,延安的共军头儿们就没什么事干了。于是,毛大爷放手来搞“大生产”,种植罂粟,提炼鸦片,据说张思德就是被垮塌的炼鸦窑压死的。自给自足后,再来个“窝里斗”,搞排除异己的勾当,美其名曰:“整风”,史称“延安整风”。毛大爷(1941年)说:“洛浦(张闻天)是汉献帝,我是曹操。但我不具备曹操的美德,曹操满足于文王爵位,只是他的儿子,后来篡了位。我本人则要持剑篡位。”共党元老任弼时看不过去,曾劝大爷不要急,应该开会走正常途径,但毛大爷急不可耐,还是把总书记张闻天的大权夺了过来。

       我在1967年6月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了我院副书记郑镇的专案组的一员,竟嗅到了“延安整风”的血腥味。下面,就是我把那“流金岁月”中的一些回忆记述下来的故事,不过,请原谅我可能要稍微噜苏一些,以便让我沉浸在梦魇般的“反思”心情时,尽量能延长其中还算得上是“愉悦”的时光,望诸位耐心分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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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 星期四 晴
江渭清说:“我是来看大字报的”

    晚上8点多,校门口开来了二辆大客车,一辆小汽车。月四、五十人下来了,他们是省委来的。我正在吃馄饨①,赶忙结束,跑进校门,问梅雪解②:“来了些什么人?”梅答:“是省委来的,江渭清③也来了,看大字报。”于是我赶上去。
    江渭清是个廋个子,头上有点秃,可精神很好,手持芭蕉④,在看大字报,旁边站着一些同学。
    江渭清问:“这是同学写的吗?”“是的。”旁边一位同学答道。
    “什么系?”“河川系。”
    “那66级什么意思?”“表示66级,今年毕业。”
    “那是二年级的吧,为什么‘66—2’呢?”“是今年毕业的,‘2’代表二班。”
    “啊,哦!”
    我在旁边暗笑,江对我们的编制是不了解的。江的这种不耻下问的谦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江看大字报看得很仔细,很有精神。旁边的同学越围越多了,我离开了。
    在小店⑤买肥皂之际,外面吵吵的,原来江渭清要去饭厅做报告了。同学们飞快地往饭厅跑,希望走在前面,我赶紧跑出去,往饭厅去。
    饭厅里已挤满了人,有的站在桌子上了,江渭清来了,同学们鼓掌着,高呼口号。 江渭清笑眯眯地上讲台,欢呼声不绝:“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江渭清说:“我是来看大字报的!”(大笑,鼓掌)⑥
    “我就是省委的工作同志—江渭清。”(鼓掌)我们的首长就是如此谦虚,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在报告中着重提出学习毛主席思想的重要性,要学习林彪的指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学习、熟悉运用“十六条”。赞扬我们学校学生的大字报是:“引一段毛主席语录,写一段事实”,说水院的学生学得好,“我们老革命是碰到了新问题”。
    最后,江渭清领大家呼口号: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华东水利学院革命师生员工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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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记述了我第一次见到江渭清来我校看大字报的情景,江完全模仿了刘少奇的口吻发表讲话的,可见刘少奇的人脉何其厉害,这也是毛大爷非常痛恨的事,必须除之而后快。
    1966年8月18日当天,毛大爷首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大爷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到京串联的红卫兵。女师大附中一个叫“宋彬彬”(据说是宋任穷的女儿,就是本博文刊出的那张彩照上的女孩)的红卫兵登上天安门,给毛大爷戴上“红卫兵”袖章。大爷嫌她芳名太文雅了,劝她要武一点,果然,她就改名“宋要武”。其后,在她的铜头皮带的猛抽下,有六个“牛鬼蛇神”被“要武”活活打死。后来改革开放了,这个美丽的小杀人犯曾再度改名到美国留学,结婚、流产。霜晨月夕,面对在暗处徘徊的六条冤魂,不知她何以自遣良宵?
    毛大爷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大爷和党中央讲了话,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就风俗、旧习气,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一切革命者都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随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大会结束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林彪在讲话结束时高呼:“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比周恩来多了一个万岁。在20世纪60年代,同样在天安门,林彪、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向毛大爷称“万岁”,与封建王朝的大臣向皇帝称“万岁”的地点是相同的,语言惊人相似。此后,对毛大爷的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其规模之大,热情之高,早超过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当晚,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准备冲入故宫,周恩来当即指示关闭故宫。
    “8·18”大会以后,全国掀起大规模的“破四旧”的高潮,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
    从8月18日,毛大爷接见青年学生之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普遍发生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律的非法野蛮行为,这些红卫兵的“破四旧”革命行动立即造成了恶性、惨无人道的社会暴力。
——————————
注:
    ① 校门口路对面“南京师范学院”后门,常年有一个肩挑馄饨担子,担子主人是一位近四十岁、中等个儿、瘦骨嶙峋的南京人。一碗馄饨一角三分、一两粮票,对穷学生来说真是“味道美极了”,我常光顾。馄饨担旁虎踞关口,有一家四川老夫妇开的面条点,味道也不错。再往阴阳营方向走七、八十米,还有一家小面店,店主是位近五十岁左右的山东人,据说是个劳改释放人员,态度非常和蔼,面条也很美味。② 梅雪解好像也是我年级同学。③ 江渭清: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记得他好像是个瘸子,走路一瘸一瘸。④ 芭蕉扇。⑤ 学校图书馆下边离饭厅不远的小店。⑥ 括号均原有的。

     Jul.27th.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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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  今心
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
                                                     ——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
(三)

     1967年夏,算来我还不到22岁,可谓“年幼无知、孤陋寡闻”,已经荒废了一年的学业,可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却风风火火、昂首阔步地迈入了第二个年头。“华水”(原“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造反派打算在学校的“三结合”校领导班子中,结合一批“革命干部”,于是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他们的历史。
    我听说后,心里有了“小九九”,“大串联”很不过瘾,还想再出去玩玩。就立即找到了负责专案的年级同学林炳章先生。哥儿们好说,他一口答应,我于是加入了“虎啸”战斗队,这个战斗队专门负责全院原院党委、系总支领导的有关“叛徒、特务、走资派、假党员------”系列专案。
    我是原副书记郑镇的专案组成员之一,需要去省委组织部查阅档案。那时,毛大爷已堪称世界上“打黑”的祖师爷了,绝对属于一流终极产品,比起近来重庆那个不入流的“唱红打黑”的小混混剥戏赖,不知要“牛B”多少多少倍啊!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虽然“国家机器”、各级党组织、党员全被毛大爷打翻在地,且不断被他肆意地、来来回回地、践来踏去,我们专案组成员,尽管个个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却不是党员,按照“文革”前共产党组织的规定,非党群众是没资格染指党内机密文件的,可是,这个规定仍然没被废除。那么,我们“专案组”仍然是不能查阅组织部的档案。怎么办?还好,省委组织部的同志非常配合,“急中生智”,立即变通了一下,认为可以让我们“听档案”,由组织部的人念给我们听,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听完档案,吃惊不小,这位书记在延安时,有“托派”嫌疑,档案中竟还有“此人不可重用”的结论,真令人沮丧。这是真的吗?
托洛茨基(1879~1940),全名: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Лев.Давидович.Троцкий (Lev Davidovich Bronschtine)俄国与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苏俄(前苏联)①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翼领袖,他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 “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第三共产国际和第四国际②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三国际前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执笔人)。简而言之,“托派”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斯大林时代,以托洛斯基为首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后,于1940年,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机关特务拉蒙·麦卡德(Ramón Mercader)用冰斧砍死在他蜗居的墨西哥寓所。
      专案组决定,我和一位老师③,立即赴北京调查。我们在牛街的“水电干校”④住下后,第二天就直奔外交部,找曾涛⑤;再到水电部,找钱正英⑥。
说来惭愧,我现在有点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产影片中那个整日“梦想复辟”的“老地主”,经常深更半夜、偷偷地摸到“村口”,把埋藏在“老槐树”地底下“瓮罐”中的那本“变天帐”取出来翻阅。我那天的日记挺有意思:
    “1967年6月14日 星期二 晴
    “九点多,就往外交部路去了------ 外交部来访的人很多,大多是来了解情况的,带我们进(来)⑦的(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我们正商量斗争他呢,你们先谈,时间不要太长。’那个(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终于和我们在9:30会面了,个子(不高)很胖,满面红光。由于凳子只有两只,他主动地要坐在地上,让我们坐椅子。我们就客气一番,他说:‘你们是造反派,坐吧。’’我心里真好笑!
    “曾涛终于到椅子上坐了,我则倚在桌子上记录。他先申明,已经有人来过了⑧,并已讲了四点情况,他愿意再重覆一下,于是他开始重覆了------
    “11:00离开外交部,下午3:00到水电部。
    “水电部的人告诉我们:‘(是否)明天打电话联系,因为刘澜波和钱正英被斗,开大会。’天气不好,好像要下雨,我们就进去‘列席’了会议。钱正英低着头,刘澜波⑨也低着头,正在肆意抵赖包庇反革命李锐⑩-----
      批斗会结束,会场响起了口号:‘打倒钱正英!打倒刘澜波!打倒反革命分子李锐!’”

                                             (待续)
————————————
注:
    ① 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USSR,俄СССР),简称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1991年12月26日解体。曾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② 第三国际是列宁背叛了第二国际,于1919年成立的组织,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后,继续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立了国际组织,史称“第四国际”,就是“托派”组织,和中国革命的先驱、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先生多有联系,毫无疑问,陈独秀是托派。托洛斯基被斯大林暗杀后,这个组织也就灰飞烟灭了。③ 就是教我们“水化学”的熊椿懋老师。④ 水电部办的干部学校。⑤ 曾涛,当时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是南京大学造反派“南大八·二七”的头头曾邦元的叔叔。⑥ 钱正英时任水电部副部长。⑦ 均为现加括号,通顺些。⑧ 可能是另外一派,就是校内一小撮“好派”,人数很少,能量不小。⑨ 刘澜波,水电部部长,是以薄一波、安子文为首的“六十一个叛徒”案中的一个,胡耀邦生前力排众议,平反了该案,不久却遭到薄一波“落井下石”、恩将仇报。但是,事实上“张闻天明明写的是,刘少奇同志当年写给他的信中说‘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可是薄一波等却是发表了《反共启事》出狱的。这与刘少奇同志的信和张闻天同志的复信存在着不一致。此事恐怕别人全无责任,除了薄一波,因为他是狱中党支部的负责人,对事情有随机决定权,狱中别的党员按照纪律都要服从他。”(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86页,东方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据此看来,薄一波并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做。他一生叛变成性。⑩ 李锐,1958年任毛大爷的工业秘书,后任水电部副部长,著有《庐山会议实录》、《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大跃进”亲历记》《论三峡工程》《毛泽东早年与晚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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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9日 星期五 阴 雨
明晨一点四十五分起身

    明晨一点四十五分起身,二点半集合,出发至新街口广场,举行十五万人的盛大集会游行,类似北京那样的。北京市毛主席穿了军装和他亲密战友在天安门上接见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①。
    下午在图书馆吃了一杯凉开水肚子就痛了,晚上吃好晚饭后更痛了,早点休息吧。
    这几天很凉快,有的已经穿起棉毛衫了,真是“草木皆兵”,过几天一定会很热,主要受台风影响之故。

1966年8月20日 星期六 阴
新街口大集会

    果然,1点45分起身了,否则铃怎么会响呢?
    早饭,每人比平时多了一只馒头,说明食堂工友对同学是很关怀的。吃完饭匆匆去校门口集合,不多久就出发了。马萍章在我的左边,刘铁锚在右边,前面是方肇湖,后面是张孟春和沈其莉。
    锣鼓一直敲到新街口附近,队伍停下来了,就在那里听报告。这是长江路口南北货商店的右侧的快车道上的我们坐下来了。
    要去解手,和孙②一起去世界剧场,真是少见的,要“排队”,我们只好退出另找地方。回到那里,天色已亮。广播喇叭响起“东方红”等革命歌曲。
    大约六点多大会开始,由江渭清③作报告,由南京的一个工厂工人代表讲话(浙江口音)④,由南京师院附中的“红卫兵”代表讲话,最后由镇江农机学院的五十多个来宁学生代表讲话(声音沙哑)⑤。末了,由彭冲⑥同志领全场的革命师生呼口号。大会宣布游行开始。
    游行行列中,由新华社的记者在双人梯上用手提摄影机摄制电影和拍照。前面是南化工和后面的南气象⑦。气象者利用有利条件制了很多红色的气球,下拴有“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字样的巨幅标语。
    游行队伍随着我院的仪仗队带引下,经过新街口的一小部分,往右转弯,从快车道折向慢车道原路返回学校。一路上高呼口号,敲锣鼓的同学是特别辛苦了一点,一路上没有停过。
    到学校内见顾廼湘⑧几个劳改犯在扫街,还栓有牌子⑨,样子十分“可怜”,杀了他(她)⑩们狗威风。
    到楼上已八点十分。洗了几件衣服,已九点,睡到十点半起来了。
    晚上看《农奴》《两家人》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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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社论说:“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破旧立新的思想大革命”
    同日,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宣言书,倡议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气),立“四新”。全是个学校的红卫兵纷纷响应,发出的“通令”、“勒令”不计其数。
   同日,“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据新华社报道,红卫兵纷纷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气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破四旧’由更改地名开始,包括破‘奇装异服’、破发型,大批销毁所谓‘反动黄色书籍’,发展到毁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把‘牛鬼蛇神’和‘黑五类’驱赶出北京。在红卫兵的倡议下,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街’,东交民巷被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被改为‘防修路’,东风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全聚德烤鸭店、亨得利钟表店、蓝天时装店等久负盛名的商店也纷纷易名。红卫兵带着剪刀等工具,凡遇‘牛仔裤’、‘牛仔衫’、等‘奇装异服’,‘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轻则喝令马上回去改掉,重则当场剪掉,甚至不惜动用拳脚。有一服装店贴出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批是‘兴无灭资’,此外,大批古今中外的书籍被付之一炬。颐和园佛香阁释迦牟尼等塑像百倍砸碎,大批古迹受损或受到破坏。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竟有4922处被毁坏,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红卫兵把矛头对准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从8月25日,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有据统计,1966年8、9两个月里,北京市被轰回原籍的“牛鬼蛇神”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被打死的1000多人。”(《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24页。1996年9月第一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发行)
    “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后,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北藏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屠杀行动从8月27日开始。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立新村死五十三人,马村死三十四人,六合庄死十一人,共计九十八人。”(军旅作家新指令,《红X X的陨落》下卷,第529页,2007年第一版)
    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中旬,正是在毛大爷的公开鼓励和支持下,发动“破四旧”运动,已经演变为公开的大规模的践踏人权的运动,显示了它的暴力的疯狂性和残酷性。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这个无法无天的“打伞和尚”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可是,这个令人毛骨悚然、飘忽不定的幽灵,仍在四处游荡,至今阴魂不散,企图“借尸还魂”。
——————————
注:
    ①  1966年8月18日,毛大爷首次在天安门上接见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20日,江渭清在南京新街口主席台上检阅江苏省的革命师生,也让学生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亦步亦趋”地紧跟毛大爷,② 同学孙义财先生。③ 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④⑤ 原文有括号。⑥ 彭冲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⑦ 南京化工学院和南京气象学院。⑧ 马列主义教研组的一位女教授。⑨ 身上挂了“牛鬼蛇神”的牌子表明身份。⑩ 原文由括号。⑾ 晚上放映电影,《农奴》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对话,实在非常难看。

    Jul.30th.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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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 今心
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
                                                     ——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
(四)

李锐,1917年4月生,湖南人,武汉大学毕业,1937年5月入党,时任水电部副部长,那时已被打倒,于1967年11月10日-1975年,在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八年。我只记得在中学时,看过一本《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不太厚,是李锐写的。1959年,诡秘的“庐山会议”,被毛大爷打倒的“军事俱乐部”成员是指: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李锐是捎带的,在“反党集团”中还排不上什么名次。由于李锐是党内少有的“才子”,写了几部书,名气就越来越大了,但书中文字有“抬高”自己之嫌①。我的专案与李锐关系不大,没找他。
钱正英,1923年7月生,浙江嘉兴人,1941年入党,上海大同大学肄业,早在1952年已经是共和国唯一的女部长了,那年,高校院系调整,由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农学院等学校的水利系,在南京合并组建成“华东水利学院”,三个一级教授:严凯、徐芝纶、刘光文三位院士、学部委员,也随之“合并”到“华水”。钱正英兼第一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1985年,“华水”更名为“河海大学”,据说“河海大学”一直可追溯到1915年创建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4年改名为“河海工科大学”)。中共史上鼎鼎大名的张闻天先生,1917年他17岁时进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中共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之一、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先生也是那时进“河海”的,这样,两位革命先驱竟和我成了校友。更让人引以为豪的是,校门口的校牌:“河海大学”四字是邓大人的墨宝。据说,学校通过水电部的内线,希望邓小平为新校名题字,那天邓小平刚看到电视新闻中国女排获得“五连冠”,心情非常好,立即提笔写了几幅,选出一幅满意的交给秘书,水电部接到邓大人秘书电话后,匆忙派人去取,秘书看到来人“衣冠不整”,竟大为不满,斥责他态度很不庄重。是啊,邓大人已把自己造成一尊“神”了,邓小平与第三代领袖交班时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是邓小平心灵的自白, 也是他一生行径的总结,尽管他自称“我是人民的儿子”。
言归正传。
水电部大礼堂的批斗会一结束,我就急不可待地跑到部长办公室,找到了被斗得垂头丧气的钱正英,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她。这位四十多岁、秀气、剪发、身材高挑、干练的女部长,年轻时该是个“可人儿” ,也是“幸运儿”,28岁就荣任共和国唯一的女部长。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66年9月下旬,那时,江苏省委包了一列火车,分两批把“华水”的三千余位“革命师生”送到北京,参加国庆十七周年庆典(毛大爷第四次接见红卫兵),那天,钱正英到北京西城区“百万庄”的“水科院”驻地慰问我们来了,我们大部分人住在“大礼堂”,大家出来了,只见钱正英跳上一张凳子,扯开嗓门,热情洋溢地向我们喊道:“同学们,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能接待‘华水’的革命师生,感到万分的荣幸------”最后,钱正英笑眯眯地告诉我们:“你们一会儿将会得到一袋子水果,那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送给你们的!”
啊!毛大爷竟然也知道我们来了?哇塞!我简直无法形容当时感到有多么多么的幸福了。据说,以前有劳模非常幸福地和毛大爷握过手后,硬是一个多星期都舍不得洗那只被握过的手,还不断地用这只手不断地和其他人握手,来个“资源共享”,我也硬是把这袋水果留到国庆节前夕才慢慢享用。不过,从卫生角度考虑,一个多星期不洗手,实在是很不卫生,易滋生细菌,更会传染疾病,祸及众生,同理,苹果搁的时间长了也会变质腐烂,危害身体。
当我看到钱正英跳上凳子致欢迎词时,不由地联想起来,她可以和样板戏《杜鹃山》里的女英雄柯湘媲美呢:在紧密、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中,柯湘从若明若暗的舞台深处,手持驳壳枪,碎步冲向台前,在刹那间打开的耀眼的水银灯下,在台前突然立定、亮相,造型完毕,随即退后几步,踩着鼓点,再跃上三、四个台阶(有时是土墩),来个华丽转身,摆出居高临下的傲然姿态,然后向环绕在她这尊“塑像”周围的手持大刀长矛、来自各路的英雄好汉们举枪振臂一呼:“同志们!”,那个光辉形象着实让人振奋、激动不已啊!
可谁能料到,不到一年,我会和这位令人尊敬的女部长再次会面,还要她配合调查“案情”,唉,想想真有意思!问答中,她还是那样自信,令我不满的是,好像对我提的问题总有些说不清楚或不了解,最后她说:
“你去找我丈夫黄辛白了解吧。”
我当时十分惊异,又感到新鲜,想不到黄辛白是她先生,是和高教部部长蒋南翔一起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我看着她,没吱声,心想,还得去趟高教部呢。钱正英显然猜出了我的心思,犹豫了一下,但立即很干脆地对我说道:
“这样吧,去我家找他,我家住手帕胡同四号。”她随即在便条上写上地址给我。
世界真奇妙!女部长的丈夫是高教部副部长,真是天生一对,地成一双,可谓“强强联合”啊,现在她先生黄辛白在家“赋闲”?
      因为线索太多,挺忙,所以,一个星期后我才去手帕胡同。
那天是1967年6月21日,我沿著长安街往西走去,不住地向人打听:“手帕胡同”路在何方?竟鲜有人知。正在烦恼之际,路边电杆上的高音喇叭响了,长安街忽然戒严了,想不到,这一天我有幸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待续)
注:
    ① 比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第95页,“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一节中,7月10日左右,毛大爷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和他,七个人组成起草小组。但根据1993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记载起草小组最初为五人: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7月13日,毛大爷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成为十一人小组。李锐在书中有意漏写了起草小组最初的成员陈伯达和杨尚昆,而把半路进入小组的李锐他自己的作用突现出来,与史实不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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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1日 星期日 晴 凉快
《哈尔滨之夏》好极了

    晨7点五十分许,和孙①干了一碗豆腐花后,进入“曙光”影院看《哈尔滨之夏》②。
    这个影片共有二十个节目,每个节目都是欢欣鼓舞的。虽《上海之春》③我没有看过,但可以设想两者的特点都是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都是群众性的文艺节目,演出的有小学生,甚至有街道居民,各方面的人都有。
    一句话,《哈尔滨之夏》好得很。
    下午,梁④等去游长江,和市体委的人“吵”⑤了一下,因为市体委要不让他们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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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8月21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规定指出:一,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开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二、如地方政府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时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三、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四、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五、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六、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铁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七、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
    当年,毛大爷尚不敢动用军队向学生开枪,但是,邓大人敢!
    同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说:“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红旗杂志》还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青少年致敬”,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称红卫兵:“要把北京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
    同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大爷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很快这条指示成为全国各地“打人”的“合法性”依据,成为最流行的最高指示。
    同日,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富春给毛大爷、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写报告,对如何搞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十条意见,毛大爷在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由,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8月21日,毛大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主张,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
    现在看来,虽然社会暴力突然刚刚兴起,但只要依法办事,适当干预,还是有可能控制和制止的,但毛大爷却亲自下令严禁动用解放军和警察干预青年学生的暴力行动。八亿人民顿时被最流氓、最暴力、最血腥的“红色恐怖”气氛所笼罩。
    难怪蒋先生在1949年撤离大陆、蜗居台湾时,无奈地说:大陆沦陷了!
——————————
注:
    ① 应是孙义财先生。②“哈尔滨之夏”是上世纪原六十年代初拍摄的一部文艺片。③ “上海之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拍摄的一部文艺片,早于“哈尔滨之夏”。④ 应是梁宗南先生,还有蒋齐之先生,他们是“浪里白条”张顺,游泳高手。⑤ 这个“吵”字原有引号,应该是发生意见分歧而争论起来,因为梁宗南先生是个没脾气的人。

    Aug.2nd.2011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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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 今心
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
                                                     ——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
(五)
  
     那天日记是这样的:
   “1967年6月21日星期三晴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见到周总理
    下午往手帕胡同找黄辛白,48路车到王府井,则见东西长安街两旁旗帜飘扬,锣鼓声震天,热闹非凡。原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快到来了,这时已经三点多了。等了两个多钟头还没来,往天安门转转,那里是歌舞宣传队,由黑人(演员)演戏,有腰鼓,两旁的人暂时坐在地上,6点半左右,贵宾快来了,戒备森严。我们所谓‘无组织群众’被置在人行道上,人行道边缘由街道居民的革命组织把守着,大道上是有组织的欢迎群众,有军队,以学校的学生为多。每道街口已经有军队执勤把守,起码有二、三十人负责一个口子,已经戒严,不通车了。我们本来在里面走着,后来终于被叫到人行道上站着。从2点到6点半,卡翁达总统才来。两边群众开始欢呼。头一辆是摄影师汽车,后面则是总理和卡翁达的敞篷车,周总理看清楚了,精神很好,手拿主席语录,笑容可掬------
这时已经七点多了,队伍开始疏散。”

  这次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来访,无疑给已在世界上日益“孤寂”的中国增添了一丝生气,据说首都有十万人夹道欢迎。当晚,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卡翁达总统。24日,毛大爷、林彪会见了卡翁达总统,26日,中赞发表了联合公报
      回想起1966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国庆游行,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见到了天安门上的毛大爷和周总理,太远,看不清。这次看得十分清楚,总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脸带笑容,好像刚修过脸,脸额两边和下颚呈青色,似乎还泛出青光,不断地挥动着手里的小红书,向道路两边欢迎的人群致意。我真是太高兴了,虽然总理的敞篷车速度很快,简直是“刹那间”飞驰而过,但这可是五十年一遇的几率啊,四个多小时的等待,值!
       手帕胡同终于找到了,好像过了“西单”,又过了“西四”,终于才在一片灰蓬蓬的平房地带,弯七弯八的小胡同里慢慢摸到了。
       四号的大门竟没关,一推就开了。 刚进门,是一个不小的院子,但不像北京“四合院”,占地面积不小。左手是起居室和卧室,右边有一小房子,当然都是平房。院子里有两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正在骑自行车玩耍,应该是钱正英的孩子。我非常惊讶地发现钱正英在房外的台板上洗东西,可是仔细一看,不是,不知这位外貌和钱正英十分相像的中年妇女是谁,猜想或许是她的姐姐。那位妇女见了我们,问找谁,我立即说明来意,她请我们进屋。
    家中摆设一般,但正中有只乳白色长方形矮柜,是冰箱,那时有这玩意儿是十分不简单的,大约也只有部长级别的官员或资本家才有条件享用吧。左边的玻璃窗上,贴有用毛笔在A4大小的方块白纸上弯弯扭扭写的“打倒黄辛白”几个大字,纸角朝向呈上、下、左、右,颇“艺术”,一张纸上一个字,字迹稚嫩,这不像单位、街道居委会干的,估计是他们孩子干的,因为大人一般不会自己糟践自己,尽管像翦伯赞和傅雷那样的精英,在自杀前,口袋里揣着的遗书上竟写有“毛X X万岁!”、“共X X万岁!”令人齿寒的绝望呼号,那是他们为了企图保护亲属免遭株连的最可怜、最原始的本能使然。我想:在自家贴这样的标语,应该是全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孩子写老爸的大字报,儿子打老子,夫妻互揭,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是很普遍的,不稀奇。毛大爷说了:“与人斗其乐无穷!”最令人不齿的斗争方式就是“六亲不认”和“大义灭亲”,这完全颠覆了中华民族的人伦传统。所以,中国人在自称“礼仪之邦”时,应该先让自己的脸皮子红一红的。外国警匪片中,警察总要提醒被捉的强盗:“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说的一切将成为法庭的证词!”多么“人性”的提醒,多么令人羡慕的“沉默权”,在这点上,“四人帮”的智囊张春桥是懂的,在庄严的法庭上,虽然像电影《农奴》,至始至终没有一句“台词”,“潜台词”却是:先生们,为什么放过了“帮主”?!
    黄辛白从里屋出来了。这位上海人,中等偏高个儿,气宇轩昂,短发,脸盘椭圆略呈长方形,皮肤白皙,两眼炯炯有神,可谓一表人才,是个“帅哥”,外貌有点像电影《红日》里的张灵甫(演员:舒适)。他招呼我们坐下后,自己在冰箱旁的椅子上坐着。表情有点木然、呆板,但不属于“严肃”的那种,心情不好吧,估计应该是挨过无数次批斗了,日子不会好过。谈话像是在小学“老师”提问“学生”的模式中进行的,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就不说,小心翼翼,绝不多说,像个“算盘子”:拨一拨、动一动。完全不像他夫人“正英同志”那样健谈、干练、泼辣。记得我和钱正英在办公室谈话时,还不时有人进来手捧文件要她签字呢,几份文件看得飞快,签字的速度也很“麻利”呢,大约批斗次数多了,反而无所谓了,一点也不像被打倒的样子。我当时就好生奇怪,在批斗会上,人们个个“慷慨陈词”、“义愤填膺”地挥拳呐喊,可是会后大家仍对钱正英尊重有加,这是疯狂的时代,“人格分裂”的时代,人们成了《镜花缘》“两面国”里的“两面人”。不过,谣传周恩来要“保”钱正英的“小道消息”是真的了,总理曾说:“中国还只有一位女部长嘛!”
    我还问了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情况,诸如:“上海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①以及“读书会”②的一些事情。眼看已无“油水”可榨,就告辞了。
    看来,北京首站的任务暂且可以告一段落了。从6月13日在北京牛街“水电干校”住下,直到7月3日离开北京,在这二十天中去了不少部门,收获颇丰。
    这段时间,我们走访了:外交部、水电部、高教部、文化部、国防部、八机部、对外经委、全国妇联、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农科院、马列主义研究院等。工作虽然很忙,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主任、大使、部长先生们都配合得不错,个个都表现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都能专注地倾听我发出的声音,让我倍感满意。列宁说:“最会休息的人,也就是最会工作的人!”所以,我抓紧时机,去了:八达岭、地下宫殿、十三陵、香山、颐和园、天桥、天坛、北海,但故宫不开放,没捞到去,颇感遗憾。
    按照在学校拟定的专案工作程序,我们接着要“南下”:去武汉、沙市“走一遭”。没料到,差点“遭遇”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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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几所大学的学生不好好学习,常搞“动乱”,其中以“上海大学”为甚,CP不少著名人物,如瞿秋白早期亦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担任过教师。② 不少“读书会”如“萤火”之类,被疑似“托派”外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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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2日 星期一 晴→阴
陕西省“白色恐怖”

    午睡时,贾匆匆而进,报道了西安的“白色恐怖①”,说学校新街口②贴有有关报道的大字报。说西安大学生受到省委等黑帮的毒打,造成流血事件,有的暴徒竟专找女同学打,甚至扒她们衣服和裤子,把她们打得昏过去流血不止,而学生没有回来等等。又说西安交大来了十五个学生住在南大③,要求学生去支援。省委已同意去一千多名,我院去200人。又据说北京人大和北大的学生一去西安下车后就遭毒打扣起来,真令人气愤极了,恨不得把这些混蛋枪毙掉。
    下午讨论派代表,因提议朱友清和贾德胜,途中贾德胜被范④叫出去一会儿,贾回来又说“有情况”。原来又寄来完全与上午情况相反的大字报,说西安交大一小撮反党分子的暴行,说把省委革命干部拖出来跪在地上太阳底下晒,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且还打人。又说什么他们高呼:“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山西省委”等,又说总有两个口号是错的。
    校内新街口几处有关西安交大和兰州大学的情况大字报内容形形色色、各种各样,不知哪是真,哪是假,哪是可靠,哪是不可靠。
    现在的革命形势真是变化迅速异常,我们要用最锐利的武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一切、批判一切。现在是考验人的时候,让革命的烈火来考验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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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天,从校外传来的全国各地的尤其是来自西安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多而杂,使得我们良莠不辨,实在搞不清。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谨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规定如下: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有革命学生打警察,不准还手。
    经毛大爷批准的上述的公安部的《规定》,明确提出,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1966年8月21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两个《规定》没经法律程序,就为社会暴力运动开了“绿灯”,为红卫兵提供了国家保护。同样,1967年7月和1968年7月,毛大爷亲自下令出动军队公开镇压各种革命造反派组织,也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以国家暴力镇压社会暴力,是“文化大革命”中死伤人数最多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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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谓之“白色恐怖”,学生暴力运动,谓之“红色恐怖”,均是血腥恐怖。 ② 校内大量的大字报栏,形成了一个热闹的街口景观,被先生戏称“新街口”。③ 指“南京大学”④ 辅导员范钟秀。

    Aug.5th.2010  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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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  今心
                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
                                              ——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
(六)

     1967年7月3日,我离开北京,途经郑州,在舅舅家住了两天,7月5日到达武汉。
   这时,“文革”形势已日趋紧张。现先抄录两篇日记:
  【1967年7月8日 星期六 晴 闷热
       除了长矛还是长矛!!
   武汉大学门口,有几辆全副武装的头戴安全帽手执特别梭镖的人往里开进去,车下面有学生鼓掌欢迎,路人并不感到惊讶!
  武大的校舍不错,不过比较分散。里面没什么学生,冷悄悄的,偶尔有几个拿长矛的人走过,并不奇怪。
  东湖那里较多的人在游泳,那些身上晒得像焦炭,黑得可怕,狂热地戏水玩耍。烈日当空,头脑被晒得昏咚咚的。尽快地挤在令人难受的15路公共车中,直跑到大桥,轮渡到汉口,“南泥湾”旁边。
  武汉局势紧张极了,可能过不了二天又会大屠杀的。
  明天去沙市。
  晚上发生奇迹,“丢失”①二十来天的蚌埠—北京的火车票竟在书包底下找到了,真奇怪极了!】

【1967年7月9日 星期日 雨→阴 船上
      打、砸、抢、烧、杀------
  5舍19号是我的铺位(老熊②就在对面5号),我床下的老兄是二个‘武大’③的,5号下边的是水利电力学院④的,我们很快就搞熟了!
  武汉的进攻武器,从古战场的长矛,现代化的‘装甲车’,国民党的刀枪,北洋军阀的木棍、水龙,美国鬼子的汽油、炸弹,日本法西斯的打、砸------,而这些都是令人心寒的‘百万雄师’④干的。他们是动作最迅速的、最令人胆寒,他们屠杀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他们可以捅死怀孕的妇女、八九岁的儿童、无辜的群众,甚至过路的人们。对于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人,则以木棍、长矛对待------
  用汽车制成的装甲车,还是到了郑州听说的。用汽油烧楼------
  武汉的‘三新’(新武大、新水院、新湖大)、‘三联’⑤等造反派却是到六月份成立的。
  ‘百万雄师’的屠杀,岂不令人吃惊吗?
  他们讲了很多,令人恐怖。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打倒陈大麻子!
  胜利属于造反派战友!
                        晚上于‘东方红’36号】

  在武汉,我透过江边小旅馆的窗子,骇人地看到,不断有被绳子或铅丝捆着的尸体从长江江面漂流而下,听到造反派的高音喇叭不断地发出“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口号停顿期间,播出的是冼星海的“黄河怨”,那低沉、悲凄的女中音,叙述着一个被侮辱的青年女子,在投向黄河母亲的怀抱前,无奈、悲愤地向苍天发出的哀怨和控诉,像在给自己、更像是在为别人送葬,鬼魂似的“如诉似泣”的声音在扬子江上回荡,久久不肯散去。不妙啊!不能再待下去了啊,立马在7月15日,乘“东方红31号”客轮,离开武汉回南京。真幸运,感谢我的“第六感官”,因为几天后的7月20日,武汉军区陈再道支持的“百万雄师”造反组织,绑架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⑥,这起震惊全国的“动乱”,史称“七·二0事件”。立即全市戒严,那时走,就走不掉了。
  原来,1967年春夏之交,武汉地区两大派组织“三钢三新”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经常发生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升级。武汉造反派公开冲击军区,社会秩序十分混乱。7月14日,毛大爷、周恩来来到了武汉。当天,谢富治⑦、王力也从重庆赶到武汉。15日和16日,毛大爷和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确定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大爷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但“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负责人陈再道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但是,谢富治和王力在18日送周恩来回京后,却直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佩戴造反派袖章,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组织,并说“造反派受压制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
  谢富治、王力的表态,成了“七·二0事件”的导火索。造反派出动广播车,到处播发王力讲话录音,激起了“百万雄狮”群众及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20日凌晨,“百万雄师”群众和部分解放军涌入“东湖宾馆”,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并回答问题,在遭到拒绝后,他们将王力抓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同时,武汉数十万人军民乘数千辆大卡车,排成四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王力等人的行径。已回京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责令军区负责人保证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就被转移到二十九师。当日毛大爷离开武汉南下。“七·二0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大做文章。22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25日,北京举行百万人的欢迎大会,林彪等出席,公开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声讨“七·二0事件”,“百万雄师”被定为发革命组织,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而予以解散。湖北省掀起大规模的清查、批斗。与此同时,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各地纷纷揪斗本地区的“陈再道”,全国掀起“揪军内一小撮”。
   数十年后,我从叶永烈写的《‘四人帮’兴亡》一书中得知,当时毛大爷在武汉差一点被冲击。不明就里的造反派已经冲进了大爷下榻的“东湖宾馆”,但离住处不远就被拦住了。据《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276页)披露:这段时间,该省被打死打伤者约有18·4万人。
  7月22日,江青发表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现在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手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的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谢富治、王力同志,我们能允许吗?”。
   次日《文汇报》即披露了江青这个讲话的精神。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使全国各地武斗流血事件更加频繁,“内战”达到高潮。“揪军内一小撮”开始了,全国武斗迅速升级。
   赶回南京,可是南京也“开打”了。一个同学的肚皮被邻居“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未来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长矛刺穿了,肚肠被挑出来了。要命啊!我仓惶夺命逃回苏州,孰料,苏州也“开打”了,打得更狠,人们那“血染的风采”,让我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武斗“杯具”⑧!
   仁慈的主啊!我怎么总也躲不开这如影似随的“幽灵”般恐怖血腥的“拉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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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到北京后,找不到车票了,出不了站。正好遇见学校的二位教工,让他们先出站,买上两张站台票进来“接人”,于是就一起出站了。② 同专案组的熊椿懋老师。③ 武汉大学。④ 该组织名称取自毛大爷的一首著名七律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⑤ “三联”是什么组织,不详。⑥ 王力,1967年8月底,毛泽东批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坏人,是小爬虫,立刻抓起来”,王力作为替罪羊被突然打倒,1968年1月26日,被投入“秦城监狱”,囚禁14年,但从未被正式起诉。1982年1月28日被释放。1983年被开除党籍,之后居住北京,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平反,1996年5月查出胰腺癌,1996年10月21日去世。⑦ 谢富治(1909-1972),湖北黄安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10月16日,中共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⑧ 见博文:《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陈礼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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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3日星期二晴
他们去西安了

    二班的十几个人和吾班的高隆远①,下午去火车站乘8点多的车去西安了,吾大力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本来吾也想去的,且衣服等都准备好了,要和孙②等一起去,可后来转念,大约不合适,学校中人都这样就不行了,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就要受阻碍了。但吾多么愿意去西安,去更加火热的斗争中去闯一下,哪怕流血牺牲、挨打都是愿意的。
    今天电台广播,说有些地方负责人煽动工农群众斗学生等是错误的,是反革命的。这些肯定是指西北一些流血事件而言的!讲得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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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因为西安发生了打人流血事件,我们学校派出学生代表前往西安支援那里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全国已经处于“红色恐怖”之中,“人权”已不复存在。
    1966年8月23日,毛大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位、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同日,红卫兵将北京市文化局各类艺术珍品、文物抢掠一空,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释迦牟尼像。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社论说:有的地方,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收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社论说: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人们的灵魂。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内,就把这些代表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是大快人心的喜事。社论欢呼,“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葆革命的青春。“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任何顽固的旧势力也阻挡不了的洪流。“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同日,李达被迫害、批斗死去。李达1921年2月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主持筹备中共一大工作。李达有三点得罪了毛大爷:(1)、说大爷在参加党的一大时,还不是党员;(2)、1949年后,说应该尊重大爷,但是在理论上可以和大爷争论;(3)、1958年“大跃进”时,李达是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不该在大爷来武汉时,当面说大爷头脑发热。
    同日,作家老舍由于受到残酷迫害,被迫跳入“太平湖”自杀身亡(有些资料记述是24日自杀)。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学习“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编者按说:“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这一伟大著作,更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更好地用毛主席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伟大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如果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我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断侵略者的脊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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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因为西安地区传来大字报说,那里发生了打死人的“白色恐怖”,学校决定派学生代表去西安支援那里的革命群众。② 孙义财同学。

  Aug.11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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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 今心
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
                                                     ——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
(七)

那时大爷和他婆姨号召造反派“文攻武卫”和“揪军内一小撮”,我的专案工作被中断了两个多月。
1967年7月15日乘船逃离武汉,回南京后,拥军的“P派”已无立足之地,只能“战略转移”,我于8月5日潜回苏州,在家“赋闲”。但有人登门要我“继续战斗”,所以就有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陈礼姗君》那篇泣血文字,直到1967年10月初,才恢复了专案工作。
      先前在北京二十多天,外调资料基本有了一点头绪,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也没见什么“托派”的蛛丝马迹。可是,这位原党委副书记郑镇同志,虽然在延安时期的工作是勤恳的,但情绪是低落的,实在搞不清是什么原因。有人提供了具体情况,他在延安时,晚上经常哼哼三十年代电影《夜半歌声》①的插曲:
     “风凄凄,雨淋淋,
    阴沉沉,在这茫茫的黑夜里,
      我像小鸟回不了窝,回不了窝------”

乖乖!真有点阴深深、汗毛凛凛的感觉,何以至此?在革命圣地延安居然唱这样的歌,确实令人费解,一般是工作上受了委屈或爱情受到了打击,才会如此。于是,我决定不动声色地找他夫人了解,找一些有关的女士了解。
一天上午,我突然地悄悄来到书记家中,夫人刚要出门,但还是很客气的接待了我这位不速之客。
书记夫人的名字怪怪的,叫“列冰”,“百家姓”上似乎没有这个姓,这应是化名,参加革命用化名很正常,真名反而被遗忘。“列冰”,其含义可能隐含“列宁”的“士兵”或者“卫兵”?不得而知。夫人的长相还不错,可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也许比不上延安“四大美人”之一的江青,但配这位矮墩墩的书记大人是“绰绰有余”了。列冰叙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说是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的共计3年多时间“延安整风”期间,从“白区”投奔延安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受到了严厉的审查。原来,这些放弃优裕的城市生活,投奔“梁山”的充满浪漫幻想的热血青年,一般都被人背后监视著,监视的人称为“网员”,被监视的人是不知道的,但监视别人的人,又可能被另外的人监视著,这就是“网中有网”、“网外有网”,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谁也搞不清何时会被“一网打尽”。回想起来,“延安整风”比起好莱坞惊险大片“碟中谍”,是毫不逊色的。夫人还说,有许多人被整成“精神病”了,还有人自杀。我听了,觉得十分新鲜、怪异,还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不由得怀疑起来,这怎么可能呢?再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光辉的篇章”,不就是中学语文书上“反对当八股”所讲的情况吗?“延安整风”也是“深入人心”的嘛!怎么会这么恐怖?。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关于“延安整风”的“奇谈怪论”,且慢,居然还有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诡异事件,怎么历史书上从来没有说过呢?这位夫人就是被“抢救”的其中一个,夫人告诉我说,她差点被打成“特务”,还说,如果查出有“托派”问题,就很可能要被“枪毙”的。天啊!我想,她是不敢对我瞎说的,一定是真的,夫人竟如此口无遮拦对一个陌生的专案人员大谈“延安整风”的“阴暗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可以断定:她至今还不知道自己丈夫档案中有“托派”嫌疑的“黑材料”,即使是这位书记本人,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竟被亲爱的“党妈妈”判有“此人不可重用”的骇人结论!我明白了,书记夫人之所以向我“透露”这些惊天秘密,只是向我解释,“延安整风”的“审干”工作做的过头了,她丈夫是清白的。哦,有点道理!
      为了“对革命负责”,专案组决定,一定要把介绍他去延安的那个神秘人物找到,必须再到上海、北京细细侦查。要从前国民政府的档案中,找出这个人,谈何容易!
      1967年10月19日,我终于在上海市公安局那“汗牛充栋”的敌伪档案中,如同大海捞针似的对资料进行“拉网式”的翻查、比对、分析,终于,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关键人。我们立即赶到溧阳路(长乐路派出所),“按图索骥”地找到了他上海的家和家人。
    使我得意的是,其它专案组是找不到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从何处找突破口,这可是我的“小秘密”!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位关键人物介绍别人去“投奔梁山”,自己却被朝廷“招安”了,跑到国民党那儿去了。共产党胜利后,在1955年全国“肃反”时,他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待续)
注:
    ① 电影《夜半歌声》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恐怖片”,据说当年在上海公演时还吓死了一个小孩。1959年,我偷偷地去看了这部片子。此片由著名的金山和胡萍主演,1960年,金山还主演《风暴》。金山后来的妻子就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周恩来和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不仅是朋友,更是朱德的莫逆之交,两人结伴到欧洲考察学习。1922年10月,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后来孙炳文牺牲,女儿孙维世由周恩来抚养。林彪在莫斯科看中了留学苏联的孙维世,被婉拒,从此成了林彪的“梦中情人”。孙维世最终被毛大爷褫夺“董贞”,继而被叶群害死。诡异的是,资料显示:孙维世的“逮捕令”是她干爹周恩来签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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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晴
“去造反!”

    我早晨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华东水利学院港建①革命造反队”。
    今天上街,才看到马路上都已革命化了。“西康路”变成了“革命路”、“延安路”。许多商店都已改成“延安小吃店”、“红旗服装店”、“革命浴室”等。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些都要感谢“红卫兵”小将们。在服装店、理发店、书店等门口贴了小将们的“警告”:若再发现有奇装异服、包头、坏书,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了,勒令他们停业整顿。
    我们在山西路、鼓楼等企业,把资本家“请出”来了,和革命群众一起声讨资本家,高呼“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勒令他们:(1)、从九月一日起,不准拿定息②。(2)、把“公私合营企业”改成“国营企业”。(3)、把所有剥削来的存款全部归还③给国家、人民。若有一条办不到,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了——造反!
    经过的马路到处贴有革命师生的革命造反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姓‘资’的、姓‘修’的滚他妈的蛋!”“警告------”。在汽车屁股上贴了各所中学更名的广告,“宁海路中学”已更名为“抗大附中”,其校歌为“抗日军政校歌”,其作风是“三八作风”,还要请林彪为名誉校长,请毛主席题字。 “南京师范学院”改为“东方红大学”等等,好极了!
    形势像长江洪流向前奔驰着,我愿作洪流中的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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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天,我参加了学校港建专业的“造反队”,上街“破四旧”去了。记得到了山西路的“和平”电影院,港建一位领队的同学勒令影院老板出来,老实交代为什么取名“和平电影院”。老板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战战兢兢地站在凳子上不知所云。不等他“交代”完,造反派急不可待地呼喊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并立即将准备好的大白纸,写上“战斗”两字,覆盖在影院门口上方的“和平”两字上。就这样,我们把山西路的“和平”店影院改成了“战斗”电影院。接着要老板坦白交代剥削而得的家中存款数字,并逼迫他交出存款单。老板无可奈何地进入影院,取出存款单交给领队,那位同学立即激动地大声宣布:“存款单上竟然有六百元!”大家义愤填膺,因为这是一笔“巨款”,肯定是剥削得来的,众口一词要求没收、上缴国库!大获全胜,队伍继续向新街口方向杀去。这时,我落在了后面,中途退场了,因为总感到有点不对劲,我们是土匪、强盗吗?几天后,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警告这些混账东西》,公开反对抄家、“破四旧”,差一点闯“穷祸”。
    1966年8月24日至26日,新华社连续报道全国各地红卫兵“破四旧”运动。24日新华社报道:“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对剥削阶级‘四旧’发起总攻。”25日报道:“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26日,以“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为题报道了包括乌鲁木齐、拉萨市在内的各地情况。各种新闻媒介也对“破四旧”作了大量报道。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  社论说:“毛主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又说:‘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础。’”社论说:“为破旧立新而大喊大叫,这是刚刚创刊的‘新北大’的战斗任务,也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战斗任务。”
    亏得好多珍贵文物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去了,否则不堪设想!
——————————
注:
    ① 水港系港建专业。② 1956年,毛大爷“食言而肥”,强制性地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给资本家一点企业利润中百分之几的钱款,称之为“定息”,美其名曰:“赎买政策”,就把私营企业企“国有化”了,事实是“没收”。半个多世纪后,又全部被CP的权贵瓜分,成了他们的私产。③ 等于没收。

    Aug.14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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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  今心
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
                                                     ——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
(八)
  
    日记显示,1967年10月3日至11月8日,我出现在上海。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查到了书记去延安的介绍人后,就去了福建和江西,并在南昌劳改农场提审了这位介绍人,随后再次“北上”。我准备另外撰文叙述这次上海、福建、江西的“南下”经历。本文着重叙述“北上”的专案工作。
      1967年11月14日,我坐22次车,于15日傍晚18:00到北京。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北京,为了把北京的线索理出头绪来,我决定召开一次会议,让几个知情人一起谈谈。我没有通知钱正英、黄辛白夫妇,因为他们提供上海的大学情况已经差不多了,据资料看来,上海的什么“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基本属于“野鸡大学”。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学校本来就不怎么样,学生还不好好念书,却整日不是“谈恋爱”就是去社会上“闹事”、搞“动乱”。我通知了:周特夫、曾涛、郭健、杜干全这四位“同志”,并准备在其中的一个部长家中开会。
关于那天的会议纪要,日记竟然有四、五页,现摘录头尾部分:

    【时  间: 1967年11月26日 星期日 晴 上午8:30---12:00
       地  点:北京 弓玄胡同8号
      主持人:潘立念、熊椿懋
     记  录:潘立念
      出席人:周特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主任、八机部军管会主任
                       曾  涛    国务院外交部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
                        郭  健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杜干全   对外经济委员会委员(助理部长)

      潘领着念(毛主席)语录若干段。
    熊:介绍案情。
        ------(略)
      上午的会议开得还可以,大使先生很滑头;总参政治部主任很诚恳、老实、可爱;杜干全很老实,但还有害怕心理;郭健很有魄力、有主见------
      结束时已经12点了,和他们告别,郭健送我们到门口。门外一辆崭新的轿车,显然是周特夫的------
一切说明,郑的结论可以下,但要找点旁证,他们也认为我们根本的东西抓住了。】

关于“延安整风”,这几个知情的老革命都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对于“抢救失足者运动” 更是讳莫如深,似乎这是一个共产党的机密。但我清楚了,原院党委副书记夫人列冰反映的整风细节,是真实的,可靠的!何况,我知道了北大学生王实味投奔共产党后,“延安整风”期间被整、被关,不久,胡宗南攻打延安,延安政府撤退时,被视为“累赘”,干脆在枯井旁被砍了头①!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那时延安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肖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写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被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立即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大爷坐不住了,他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更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又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四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②。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胡宗南攻打延安,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王震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王实味妻子、北大同学刘莹,竟然三十多年后才获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
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刘莹打开中央电台的广播,忽然听到了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细听,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刘莹人事不知。守候了40年,已经72岁的老太太怎能经受如此大的打击?
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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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王实味被处决后,据说毛大爷1949年才知道,听到汇报后,毛大爷震怒了,说:“你还我一个王实味!”令人惊叹的是,党内的任何一次屠杀,大爷总不在案发“现场”,事后总会表示“震怒”或“痛惜”,并巧妙地嫁祸于人,逃脱罪责。
    ②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联盟”、“军事俱乐部”,例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高饶联盟”、“章罗联盟”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即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大爷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大爷写过—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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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5日星期四晴
立念→建新

   “破四旧,立四新,
     为了适应新形势,
     原名本叫潘立念,
      现在更名潘建新。”
    希望革命同学大力支持!(大字报)①

    昨天晚上我决定更名了。本来改为“立新”,可是与弟弟“立醒”有冲突。在周昭久②的建议下改为“建新”。我用大字报形式贴在七舍③楼梯边墙上,得到同学的支持。边上很多批:“支持潘建新的革命行动!”“好,好!”我心中很高兴。
    下午开黄瑾④的声讨会。黄瑾油滑,不老实,被主席团提出的五个问题一个个的避而不答,却像作报告似的在泛泛而谈,受到广大同学的谴责。最后把黄瑾围操场一周。  (类似戴高帽子)⑤。
    晚上去街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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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改了名字叫“建新”,这新名字其实够俗气的,当时跟风而行,自以为很时髦。为了响应“破四旧”,年级有位同学姓“钱”,干脆改名叫“钱不要”。这可不是玩笑,学校教务处尊重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特地在教门口公布了改名的“花名册”,学士证也将更换。这是少有的改名“群体事件”。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也没有去办理“换证”手续。
    1966年8月25日这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向‘红卫兵’致以革命的战斗敬礼”。社论说:“我们南京市的‘红卫兵’,在革命的暴风雨里诞生了!”“我们完全相信,‘红卫兵’,作为我们最高司令毛主席的红卫兵一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紧密地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坚强的、勇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突击队,成为一支扫荡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突击队。”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思想——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发表二十周年”。社论说:“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谁怕谁更多些?谁比谁更强大些?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正是帝国主义、各国反对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十分虚弱,正是他们害怕我们,而绝不是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者的任务是,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把千千万万的人民的头脑武装起来,提高他们的革命信心和决心,在更大范围内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动革命的进攻。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不怕困难,前赴后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那木,全世界一定是人民的!”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我们什么都不怕——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发表二十周年”。社论说:“毛主席二十年前发表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这是一篇伟大的、天才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著作。”“我们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不怕一切困难,不怕任何敌人。真理在我们方面,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看来,美帝国主义已经在我们的面前“发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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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原有括号。② 同寝室同学。③ 七舍四楼是我们水文68的寝室。④ 黄瑾,我院水港系系总支书记。⑥ 原有括号。
  
     Aug.17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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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 今心
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
                                                     ——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
(九)
  
       弓弦胡同8号,那将近半个世纪前的短短几小时的会议时间不算长,但恍若昨天发生的一样。弓玄胡同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是个闹中取静的去处,,北京美术馆就在这条胡同15号。
    那天,我和熊老师从牛街“水电干校”乘车过来,但交通不畅。长安街一带被“开肠破肚”,倒不是备战,而是开始修建“地铁”了,天安门城楼也全部被“芦席”封闭起来了,说是在“大修”(据说后来“拆开”一看,天安门竟被“高大雄伟”了许多)。我们只得步行了。
        我和熊老师跨入弓玄胡同8号大门时,周特夫①、郭健②和杜干全③夫妇、曾涛④他们已经在恭候我们了,正聊得起劲。 曾涛先生见我们来了,立即站了起来,嬉皮笑脸地冲着我说:“哈哈,你们讲好八点钟开会,自己怎么却先迟到了?”咦?他“竟敢”说我们迟到了!我只得表示歉意。心想:从牛街到这里蛮远的路嘛,怎比得上你们有小车?曾涛还不无得意地提醒我说:“上次你们来时,姚登山⑤他们‘九九战斗队’正批斗我,他们要打倒陈毅,打倒曾涛。现在,姚登山这帮人,目前正在被批斗呢!”他居然幸灾乐祸,很滑头呢。
    坐下后,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八点十分,迟到不多嘛。可是他们却继续谈话,似乎老朋友好久不见的样子,我不忍心打断他们,但时间很宝贵。终于,我不得不提醒他们:“是不是可以开会了?”于是大家安静下来,言归正传。
    曾涛先生作为驻外使节,完全可以撑起大国形象。现在想想,让那个“獐头鼠耳”、其貌不扬的大板牙李肇星扮演外交部长,那真叫“作孽”,实在有失国体。上次见面时,他正被批斗,木然的表情和黄辛白差不多。但在这次会议上,他显得特别活跃,简直是“判若两人”。原来,他是一个性格诙谐、幽默的性情中人。
    曾涛先生就是当时著名的“南京大学‘八·二七’”造反派组织头头、曾邦元的叔叔。给我的印象不错,五十多岁,方脸大耳,白发,大背头。一口“呱啦松脆”的苏北下江官话。曾涛认为:档案中材料本身可能就有问题,不过,那时上海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要审查的,这应该让群众下结论,专案组应该把上海的情况仔细查查。
       周特夫,时任解放军总参政治部副主任、八机部军官会主任。五十多岁模样,胖乎乎的显得有点“笨重”,戴副眼镜,文质彬彬。会前,我去“德胜门”八机部找他,通知他开会的时间、地点。刚进到他的办公室,他立即站了起来,一点架子也没有,并连声答应一定参加会议。这位总参政治部主任,是上天安门和“红太阳”一起检阅游行队伍的人物之一,那时报纸刊登上天安门参加接见“红卫兵”的长长的名单中总有“周特夫”三字。周特夫说,那时上海来了一批人,有七、八十个。郑镇这个人能吃苦耐劳、埋头苦干,但沉默寡言,政治上不开窍,从当时“修养”来看,他很听话。那时发展“新地区”,就把“洋包子”尽量抽出来,后来就“整风”,要查清楚。如果说,听过一、二次“托派”报告,可能是自己不清楚,不算什么的。至于“三分区”的“托派”案,和他没什么关系,要是嫌疑很大,那么早在1942年就会把他精简掉了。周特夫认为:郑镇档案里的材料值得怀疑,“托派”问题和他的介绍人应该没有关系。
     郭健和杜干全是夫妇,弓玄胡同8号就是他们的家。当我提出要在她家开会时,郭女士一口答应!郭健在“文革”前访问过苏联,因为没“屈服”于苏联的说辞,曾被“红太阳”封为“反修战士”,比她丈夫的名气响多了。郭女士剪发,长相一般,个头不高,她是湖南“辣妹子”,果断、刚毅,说话很爽,她还透露了点隐私说:“那时延安确实有些紧张,老杜的女朋友谈一个吹一个,害怕他有问题。我才不怕呢,她们不干(敢),我干!”此时,高个偏瘦的杜干全先生在一旁笑,他那苍白泛红的脸色和谦和的微笑,显示出对他心仪的夫人充满了敬意。他们夫妇一致认为:一般人对郑的反映是比较好的,郑镇应该没有问题的,虽然介绍人是个坏家伙,只能说他没有看清楚介绍人的面目,但是这需要材料证明。
    最后,曾涛先生对我主持召开的这次“部长级”会议表示感谢,使得分别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得以重逢相叙。当我合起笔记本时,他又说道:“那时他们在我写的材料上还注明:曾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写材料仅供参考,哈哈!”
    哈哈,我觉得我已经喜欢上曾涛先生了。是的,我召开了一次“部长级”会议,会议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议各方对“实质性问题”进行了磋商,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位书记基本没问题,收获不小!可是,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些出席会议的部长先生们,此时也正在被审查,自身难保呢!
    唉!果然,不到一年,曾涛先生就把我卖了。
    1968年8月,毛大爷——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过河拔桥夫”),把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无知学生,像扔臭袜子一样地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扳动“绞肉机”,又重新拾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破旗,向学校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整肃“臭老九”。要知道,工人阶级曾是我们学生的“外围组织”,受我们的“领导”,现在我们却要受他们的教育?不要太滑稽哦,真让我们“气不打一处来”!
    1968年毕业前夕,曾涛先生告诉我院“工宣队”赴北京的专案组说:“上次来的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他们是‘保’郑镇的,搞的是‘反调查’!”
    呜呼!马勒戈壁,曾涛!

                                              (待续)
——————————
注:
    ① 周特夫(1918—1989),江苏阜宁人。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10师28团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23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处长、处长、副部长兼军衔处处长,西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生产部政委,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7月-1970年7月任第8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主任。1971年任江苏省军区副政委。1982年9月离职休养。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获2级独立自由勋章、2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989年3月28日逝世。
    ② 郭建(1912—2000),女,湖南株洲人。“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抵制日货。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人之一。1936年当选为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副主席,并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平津学联,被选为常委,奔走于天津、上海之间,参加青年妇女和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活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曾出访过亚、非、拉及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过许多国际性会议,是中国著名的国际妇女活动家。
    ③杜干全(1911—1982),江苏江都人。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革命。长期在苏北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任江都、如皋、泰兴、扬州等地的区长、县长、县委书记,扬州专署第一副专员、专员,扬州市委书记、市长,苏北行署秘书长、文教处长。全国解放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国家对外经济总局副局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1982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④ 曾涛(1914—1997)原名曾海仙,出生在江苏泰兴市。1937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镇江地委副书记,1952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1960年1月,调外交部工作。1977年12月,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驻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大使,新华社副社长,社长、顾问,1980年恢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主席,1997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⑤ 姚登山(1918—1998),又名姚忠。陶寺乡陈庄村人,少年家贫。13岁由外祖父接济,上高小。1938年1月,参加山西新军决死三纵队。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3月,任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服务司副司长。1966年3月,任驻印尼使馆参赞。在印尼,为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印尼反华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尊严。回国时,机场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迎接,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文革后离休,1998年在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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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6日星期五晴
“打倒徐航”

    上午第三节课时,吾年级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共有四十一人,都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我班有贾德胜、司马均德、叶龙章、柯文、朱友清、王冬生。我热烈祝贺这一革命组织的诞生,并希望红卫兵的成员积极起红卫兵的作用。
    下午四点,在大操场上开斗争徐航①这个黑帮分子大会。
    这个黑帮分子比黄瑾②更狡猾、更无赖。革命同志提出的问题要他交代,他却一股脑儿说:“不知道”“不清楚”“记不得了”真是混账透了。给他戴上很高很尖的高帽子。大会始终充满着斗争的气氛,口号声不绝:“打倒徐航!”“勒令徐航坦白交代!”“不准徐航滑过去!”等。
    大会开到七点多结束。把徐航绕场一周。在会场上还有来自北京、上海、扬州、无锡等地的革命代表,会后表示热烈欢送。我院来了六百多位从扬州来的革命人士,住在这里。
    明天早晨要欢迎越南留学生③,晚上忙着写字和贴标语牌。不一会儿,他们都去饭厅听人民大学来宁学生的关于北京文革情况的报告会了。
    立醒④刚才来电话说,今晚0点要去北京了,是省委同意的,他班上去三个,共有十多人。我坚决支持他的革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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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文化大革命”已经深入人心,学生已经没有了“师道尊严”。
    1966年26日,新华社以“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为题报道了包括乌鲁木齐、拉萨市在内的各地情况。各种新闻媒介也对“破四旧”作了大量报道。
    同日,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
    同日,河南洛阳红卫兵砸掉龙门石窟小佛像的头。
    同日,浙江省各地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开始转向冲击寺庙、掘古墓、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杭州的平湖秋月牌、虎跑的老虎雕像、岳王坟的岳飞、秦桧像等被砸被毁、或被丢弃。当红卫兵冲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隐寺时,浙江省委组织浙江大学几千名学生进行守卫。有关部门也采取措施,省军区在灵隐寺架上军用电话,以便联系能及时向周恩来办公室报告情况。8月底,周恩来发去“灵隐寺暂加封存”的电报,才使灵隐寺幸免于难。
    “破四旧”方兴未艾!毛大爷带头毁坏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罪行一定会得到清算!
——————————
注:
    ① 徐航是华东水利学院的第三把手。② 黄瑾是水港系总支书记。③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不上课了,越南留学生还照样按计划来我院学习。④ 立醒是我大弟弟,在“南京电力学校”读书。
  
    Aug.20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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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 今心
对民族的悲剧的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
                                                     ——俄罗斯  梅德韦杰夫
(十)
  
“工宣队”认定我们这个专案组在搞“右倾翻案”,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随时落下。
我开始恐慌起来,毕不了业咋办?哼,早知如此,第一次见到曾涛时,椅子不够,就不必客气,让这位正在挨批斗的大使先生“坐在地上”,不!让他“跪在地上”向我交代问题好了!
我的“头儿”、“专案组长”林炳章先生①被“专案”了,他却安慰我:“你放心,事情都由我承担好了。”还说已经准备去“老虎桥”(监狱)了。我想哭------
1968年底,我去“甘肃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开挖三队当了一名砼工。不久,学校传来消息,“头儿”林炳章先生迟了三个月毕业,去了青铜峡水电工程局。听说有一个还未毕业的69届学生,其父是一位国民党起义将官,被“工宣队”整得精神不正常了,一天,在寝室里公然当众用手指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大爷画像,“恶狠狠”地说:“都是你这个家伙,把我们全家害得好苦啊!”好,被判处10年徒刑!
“文革”中,我们系的年级五个班,一百三、四十号人,竟有六人被整成精神病,不久都死了,有两个跳河自杀(怪哉,会游泳的人会淹死?),一个分配“青铜峡水电工程局”后一个月即告失踪。
其中有一个同学,拉得一手好二胡,因为出身问题被整,竟一直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整日郁郁寡欢不能自拔。突然有一天,他开始出现在学校后门的“草场门”,整日在省委前面的北京西路的一个斜坡上,帮助一个个要上坡的架子车、手推车的人们,推车上坡,然后再回到坡下,继续等待将过来的架子车,不断地推车,不断地“轮回”(除了吃饭时间),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乐此不彼。令人心酸的是,“事发”不久,学校收到了不知是那个方面寄来的“表扬信”,称:“华水”出现了一位不肯透露姓名、隐姓埋名的“活雷锋”,只知道他是“华水”的学生,不管刮风下雨,天天坚持在“草场门”帮助推车上坡云云。
“活雷锋”?天啊!我们清楚地知道,他是我们年级的同学,叫“邱X X”,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他根本不是什么人见人爱、助人为乐的“活雷锋”,那有什么“活雷锋”?尽管他的躯壳依然活着,貌似健全的正常人,可是他的灵魂却早就死了,他是癫狂的精神病患者,说白了:他是个“疯子”。据说疯子有两种,“武疯子”和“文疯子”,他属于后者。毛大爷领导八亿人疯狂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已经把人们整得“七窍生烟”、“灵魂出窍”、“魂飞魄散”,尽管学校当局让这些疯子们住了一阵子精神病医院,可是,这种病是不容易治愈的。
一天,我班的方X X 同学和二班的邱X X同学,这两位较为安详的“文疯子”,不约而同来到我的寝室,当时只我一人在寝室里看“参考消息”。他们进来后并不坐下,只是向我笑笑,随即两人便站在门口旁若无人地谈起心来,有点“交流思想”的味道。他们的脸部表情始终带着微笑,很幸福、“河蟹”的样子,我静静地坐着,好奇地倾听两个疯子之间“超越时空”的交谈,有些话我听不太懂,感到很“玄妙”,好像来自未知的太空外星世界。让我惊讶是,他们竟然知道自己是病人,因为他们在互相询问对方的病情,有什么信息,最近吃什么药,还互相提出、询问无法理解的奇妙现象和疑问。令人称奇的是,他们都宣称能听到千里之外的亲人向他们传达的信息和谈话。其中一个最大的疑问是: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身边上空总有个“声音”在提醒他们,应该去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企图回避这个声音,可是办不到!且这个“声音”天天“如影似随”,总是赶也赶不走的。不知为什么,他俩没有“请教”我这个“健康人”的意思。两位老同学互相不断“询问”和“忏悔”的场景,让人潸然泪下,我们有罪吗?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这时,我忍不住想跳起来对他们来个“当头棒喝”:这个“声音”一定是来自“最高指示”,来自那个“幽灵”毛大爷!可我不敢,因为“时机未到”,所谓“天机不可泄露”,还担忧我这个“健康人”一旦同他们“交流思想”,很可能自己马上会被他们“河蟹”掉,从此坠入他们这个“玄妙”的“平行世界”,再也回不来了,那么,还是离他们远点。
现在想来,我还不如这两个知道自己是“病人”的疯子。那个年代,因为中国有一个人“疯”了,于是全国八亿人紧跟着全“疯”了。事实上,自以为是“健康人”的那种,无疑更是“疯子”。    
中国的政要们似乎向来特别青睐各种“世界第一”,那么,早在上世纪中叶,毛大爷就在这个封闭的国度里,只用了区区十年功夫就把中国打造成了“世界第一”的监狱和精神病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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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林炳章先生是我年级三班同学,时任院“虎啸”战斗队队长,负责院内各“专案组”的组长,福州人。1978年考上“华水”研究生,留校当老师,八十年代留学荷兰,后定居美国。1987年,我去“河海大学”换“毕业证”,那时“华东水利学院”已经更名“河海大学”,那么,我再持有“老证”,就有了“妾身不明”的担忧。林炳章先生刚从荷兰回来,我们见面叙述衷肠,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我。现在很后悔,不该换证,上面有“林彪题词”和有关文件、“语录”,“老证”已是不可多得的“文革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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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7日星期六晴
“热烈欢迎越南同志来我院学习”

    北京时间10点半左右,我年级和水文系大部分及其它系的同学在校门口了欢迎越南留学生。敲锣打鼓的好不热闹。越南人穿着和中国人一般,女的戴圆锥形的凉帽,脸上的两块骨头①很突出。男的和中国人差不多,稍微矮一些。他们先在南师和南大学习外文(中文)②,然后来我院学习的。这一批大约五十多个,住在学生一舍。这些越南同志来我国学习是中国人民的莫大光荣,也是我们应尽的一点义务。
    下午他们去渡夹江③了,我由于身体不太舒服,不去了。
    晚上看《白毛女》,第四遍看了,又受一次阶级教育。

1966年8月28日星期日晴
斗毛系云

    上午去徐福连④家造反。他说,只贪污了二张糖票,二张肥皂票,混蛋!
    去南大,和Zn⑤、刘铁锚看大字报。说北大有人贴少奇大字报,要罢他的官。
    下午从四点半至九点半,毛系云⑥他全部否认。让他跪在那里脚麻⑦,最后把他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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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门学校一直是越南留学生有力的“后方”,尤其在“援越抗美”中,与他们结成了“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不少越南留学生回国后成了骨干。可是,邓大人晚年的败笔之一,就是1979年“教训”越南兄弟的“拙力”举措。非但让上世纪六十年代那200亿美元的“援越抗美”的巨资化为乌有,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的生命,至今东南亚诸国对中国简直是“杯蛇弓影”,稍有风吹草动,就往“美帝国主义”那边跑。
    一次民兵训练,一个“广东人”拿着一杆枪和我交谈,不断比划着枪支,这位“广东人”枪技不错,思想比我好。后来才知道他是越南留学生。
    1966年8月27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骇人听闻的残杀事件。从8月27日到9月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有325名“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被杀害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据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田中,北京市有1700人被活活打死,有8·5万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此外,自“八·一八”大会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全市即有11·4万多户被红卫兵抄家,或被迫或闻风主动交出了各种财物。全市查抄了大量金银和金银制品,以及现金、现款、公债、外币计4478万元,图书235万册。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51万多件。各区县收存的财物变价计达1867万元。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炒,图书字画等被焚烧了8天8夜,大量文物被毁。(《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三卷,第129页。)
    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成立。
    8月28日,毛大爷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谈话。他说,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抖二批三改”,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当时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也有不少学生到北京来。毛大爷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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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上的颧头突出,身材很苗条。② 原有括号。③ 我在1965年已经横渡了夹江,从水西门下水,游到江心洲,来回六百多米。④ 徐福连是学校的行政人员。⑤ 辛忠礼同学。⑥ 我院的宣传部长。⑦ 毛系云被斗得很苦,学生让他下跪,还在他脖子上用铅丝挂上杠铃用的钢圆盘,脖子被勒出血,够惨的!
  
    Aug.23rd.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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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在那遥远的 Place
    
    不过,至今我还暗自庆幸,为了外出“旅游”的“小九九”,主动请缨,参加了“专案”工作,还有幸召开了一次“部长级会议”,有网友戏称,我当了一会儿“部长会议主席”。我早早地触摸了诡异的“延安整风”的案情,窥测了“党史”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脑子开始清醒起来。
      “部长”们后来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1976年3月,“水电四局”(我在“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勘测设计处”退休)进军青海“共和县”(恰不恰)海南藏族自治州,在海拔 2700米的“瓦里贡山”的“龙羊峡”安营扎寨,那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了。一天,我看到《青海日报》头版有一则新闻:曾涛同志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不禁嘀咕道:“久违了,老兄!”旁边的同事很奇怪,我却懒得解释,因为“说来话长”,且身体有病,严重的高原反应使我整天昏沉沉、有气无力,因为缺氧,氧气比苏州少了27%,每月95%粗粮,主食只有黑乎乎的青稞面馍馍,天天肚子痛,玉米“窝窝头”是“美餐”,玉米是“热性”的,青稞面是“凉性”的。我即使坐着,每分钟脉搏120跳、血压50/80,罕见的低血压。一次,我去西宁开会,副省长班玛旦增作报告,开场白第一句话竟是:“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充军发配的好地方!”顿时全场掌声雷动,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拼命的鼓起掌来,原来,藏族同胞和我们汉族人民的心灵是相通的,有共同语言的,我们和藏族同胞心连心。我虽然“五音不全”,但会哼哼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花儿与少年”,还会唱一首“无标题”藏歌,歌词道:
    “自从来了共产党,
藏族人生活变了样,
阿里红吧嘿哟嘿!
    解放军为啥这样好,
    穿的皮鞋,戴的罗马表啊!
    漂亮的阿姨后面跑!
    ------”
        据说,西北王、军阀马步芳还比较开明,龙羊峡所在地“恰不恰”,就是他改名为“共和”县的,当地干部告诉我说,从共和到西宁的公路两旁的参天大树也是军阀马步芳的功劳。1989年我去共和县开会,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位干部悄悄告诉我说,十世班禅不是病死的,而是按照“计划”组织安排他死的。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这位干部继续说道:因为藏族喇嘛(黄、红)教中有个秘密组织,专门计算和预测未来,据说他们“计算”出“转世灵通”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那么这位“十世班禅”就没有理由再活下去,必须死去,说是“被毒死”的,于是,1989年1月21日,身体非常健康的十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主持了一个仪式,当天晚上就去世了,据说是操劳过度,才五十一岁。我简直无法相信他所说一切。据说那位政府钦定的“十一世班禅”至今得不到大部分藏族人的认可,因为有好几个候选“转世灵童”,藏族人心仪的一位“转世灵童”早就“被失踪”了,以至于藏族人至今不肯“河蟹”,真是怪哉!
       难道,神圣喇嘛也有权力之争吗?
       按照共产党森严的封建特权等级制,有权召集“部长级会议”的,至少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吧,可是,这纯属“历史的误会”,其实我这辈子没什么出息,从来是“埋头干活”,从来不“要求进步”,所以从来也没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引以为豪的只是在学校担任了五年“一届”的寝室“室长”,是“室员”选的我,尽管不太称职,但是尽力了。不过,经我冥思苦索,如果一定要给自己脸上贴一点“金”,那么,我曾当过一会儿“翻译官”,但这也是“口说无凭”、无据可查的,因为这不用下“红头文件”。
       1987年5月,“水电四局”要投“国际标”,是英文标书。那时,认识英文字的人不多,我被派上了用场,搞翻译,成了三人小组组长。此时恰逢北京召开“世界国际大坝会议”,会后,一百多个外国专家分三批前来青海龙羊峡水电站考察。那时,青海的龙羊峡水电站是“中国第一”最大的水电站,也是黄河上游第一个“梯级电站”,号称“龙头电站”(龙尾是河南洛阳“小浪底水电站”),坝高178米,装机128万千瓦,库容247亿立方米。翻译人员不够,于是我客串会儿翻译,混吃了几顿美餐。一次,我和专家夫人们一桌,由于厨师的精湛的技艺,将冷盘的萝卜、瓜果、糕点等做成了“巧夺天工”、“美轮美奂”、“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小景观,桌上的“工艺品”让这帮夫人们“惊叹不已”,竟不敢施展刚学到手的“中国功夫”,抓着筷子不忍下箸。老外感叹中华民族不可思议的“饮食文化”,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更让鬼子们“啧啧称奇”。
        那时我就开始奇怪起来,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改革家也“层出不穷”,为什么非要从外国搬来一个大胡子供奉起来,当我们的祖宗呢?那种不可思议的“崇洋媚外”情结,竟发展到了不可理喻的狂热程度:谁反对大胡子就砍掉谁的头,谁反对大爷也要砍掉谁的头!有人估算,中国从1949年至1976年的二十八年中,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自称“马克思+秦始皇”的毛大爷,我们的“红太阳”、“大救星”,竟为了一个“老外”大胡子的“主义”和自己的独裁“思想”,残害了八千万无辜的生命,这比两次世界大战死掉的总人数的两倍还多!
这里,我衷心祝福曾涛他(她)们好运、长寿,如果他(她)们现在还在世的话;也许他(她)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就愿他们和上帝同在。我想,尽管他们是“无神论者”,但共产主义的天堂和耶和华的天堂应该是相通的吧,在天堂,人们没有了高、低、富、贵、贫、贱之分,都能分享上帝赐予的苹果,过上“河蟹”幸福的生活。
不要忘记赛珍珠的喃喃自语:“天国是美好的,但真危险啊!万一在走向天国的途中,灵魂失落在地狱里,那怎么办呢?”
现实如何呢?
最近,【亚X周刊】《警惕中国物极必反·许X远》评述道:“(国庆六十周年阅兵)當遊行隊伍通過天安門廣場時,人們以為會目睹一個新中國,結果看到的卻是一個舊時代,空洞的解說詞、極權式的審美、個人崇拜的堂皇呈現。自我誇耀的武器再先進,也掩飾不住靈魂的衰老。就像拿破侖三世想重現法蘭西帝國的輝煌一樣,北京要從毛X X 時代汲取營養。只可惜,這個以馬克思理論為基礎的政權,卻忘記了馬克思的名言:歷史一般發生兩次,第一次是正劇,第二次則是鬧劇。
北京也經常忘記中國古老的智慧——物極必反。輝煌與衰落總是同時到來。但或許在衰落時,北京政權最可怕的能力,將更有力的顯現出來,它將再次擺出一副寬容、自由、開放、實用與進步的姿態,讓人們誤以為一個新時代又到來了。這個政權太靈活,太缺乏原則了,它不需要為自己任何言行負責,只是隨著環境變化而改變。而人民也總是輕易原諒它。中國的穩定與進步,是依靠它的習慣性健忘來完成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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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尾声
    
“延AN整风”实质上是一场“微型”的“文化大革命”,是“正剧”的预演,毛大爷“小试牛刀”,成功地夺取了全部权力。二十多年后,为了开脱“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滔天大罪,企图嫁祸于显得颇为老实的刘少奇, 1966年5月16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黑幕。“屡试不爽”的“魔法”,使毛大爷不断尝到“甜头”,竟放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老百姓吃足了苦头。
      可惜,“西洋镜”一旦被拆穿,一文不值!这个告诉人们要在地上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人,原来是个大骗子,建的是“共产主义 D狱”!
       但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民犹如“鹅城”的草民,面对的是一群“黄四郎”,他们满脑智慧、非常狡诈、十分凶恶、万分血腥、无比残忍,太过强大了!若奈何?那么,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军旅作家辛X X 说:“唱着东方红,迎来苦日子。”
       俄国人熬过了74年,终于推翻了封建、独裁、专制制度的前苏联,邓尼金、高尔察克“二月革命”党人的鲜血没有白流,“白兰红”三色俄罗斯共和国国旗终于再次飘扬、高高飘扬!
       可是:2011年4月,俄国各大报竞相刊登:
       “把列宁送到中国去!”俄国人喊道。
      “X X 党滚回俄国去!”美国佬毫不客气。

对于不思进取、开历史倒车、想“借尸还魂”、一心继承骗子的“衣钵”,却嚷嚷要实现“河蟹社会”的人,人们可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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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退休后,才触摸电脑,有些回忆资料只能慢慢整理,因为敲打键盘是个技巧活,拼音不熟练,机器还老出错,得耐心伺候。
打工时,给业主汇报工作,老是将“业主”打成“野猪”。敲打“建国大业”老打成“见过大爷”,真烦人!现在又敲打出来一串:“贱X伪业”、“奸X伟业”、“贱X伟业”,破机器总和我过不去,“卧槽呢马”!
我对着这架破机器一筹莫展,修一修吧,不知是否可以继续运行,正思量,有人给我端来一壶茶,打开壶盖,那股沁人心腑的“茉 X 花”茶的香味,让人精神一振。
“换台新电脑!”我对老板吼道!
                                                                        
                                                                                (全文完)

Feb.4th.2010 初稿  2011年8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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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9日星期一晴
他们去Piking①革命去了

    上午去工人医院看左手腕,用灯光照射理疗的,要去五次呢。
    上午又在吵闹声中提出8人去北京:王冬生、蒋齐之、李天常、谢水泉、朱友清,叶龙章,周昭久、刘奎禹。L、E、Zn②是由省委打证明去的。
    下午和王闯③去省委接待室,要打证明去北京。而接待室的人却一股脑儿地说,你们的行为我们支持。但仍是不打证明,说中央来指示了,北京人太多了,什么清华大学已有十七万人了,什么吃饭、住宿成问题啰,胡说一通。我们已声明,那怕睡在街上我们也要去的,不吃饭也要革命。
    吾在五点半自动不谈了(没有结果的)④,南化⑤的人也是退出了。
    晚上想去北京。肩上扛着杠铃与L、E握手道别,要他们写信来。
    说的是晚上吃好饭又去党委办公室,要去安徽。办公室人说要有班文革小组“证明”,于是我退出了。我班文革小组就是保守,我说要去北京的谁也挡不住!!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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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看到不少同学去北京,搞得我心慌意乱,也非常想去北京见见“红太阳”呢!到处想办法,无果。可是“君子好逑求之不得”也!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没有群众起来,敢说,敢干,敢闯,就不可能有什么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也是这样。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同日,北京市某中学红卫兵把苏联驻华使馆前的“杨威路”改成“反修路”,举行20万人命名大会。
    同日,毛大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主张,对红卫兵运动来一个放任自流。要准备全国的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还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大爷之发动红卫兵,还要“对红卫兵运动来一个放任自流”,志在驱刘,后来刘被“凌迟”,那么毛林之间的直接冲突就无法避免了。大爷对比较“忠厚老实”的文人刘少奇都不能容忍,刘去林来,林比刘诡谲得多,而又手握兵权。刘死后,毛不能容忍林,而林为着自卫,势必用尽各种解数来反制,这是本能使然。
    毛大爷不惜通过砸烂他亲手建立的国家机器的手段,来打倒刘少奇,就好比一个凶神恶煞的母亲,先掐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再改嫁魔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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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那时的“北京”英文单词拼写。② 分别是同学梁宗南先生、靳书源先生、辛忠礼先生。③ 不知是谁,可能是王蘅传先生。④ 原有括号。⑤ 南京化工学院。⑥ 日记原文后面有13个感叹号,可见我那时是多么的疯狂,多么的热爱毛大爷!

    Aug.29th.2011  辰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xb2w.html





中华民国卅七年(1948年)
作文小结
  
     静下心来,又去翻阅老照片了。
    儿时的照片不少,“文革”期间遗失了一些,记得有一张蛮大的“写真”照,手里托着一只大苹果,大约是周岁时照的,也找不见了。先前已经挂出七、八张儿时的照片,现在发现还有一张“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照片,就是上面挂出的那张:手里也拿着苹果。觉得这是唯一的一张有点“微笑”的照片,可是仔细一看,还是没笑。也许,我是吃了很像圣经油画“伊田园”里“智慧树”上“智慧果”似的苹果,于是就和亚当、夏娃一样,知道了人间的“罪恶”,竟犯了“戒条”。
    现在,首先感谢这个“国家”,感谢“新浪网”给了我这个小天地,写作文,向上帝忏悔那逝去的岁月里我曾经做过的“助纣为虐”的事情,接下来,要感谢“四博士”:姑苏半半生、枕边书、大海、阳光四季,他们帮我建立了“博客”,让我交了不少新朋友,当然,不会忘记更要感谢“tao哥”了,据说“tao哥”的爱婿是“新浪网”老板。
    可是,兄弟我这几天心情不好,郁闷着呢,辛辛苦苦敲打的作文,《WGZA初探YAN整风》的最后两节竟被“河蟹”了四次,算下来,已经遭遇“虾兵蟹将”总共有十多次了,最早的一次是去年 2010年12月13日“开博”不到三个月发生的,那时还客气,弄到了“回收站”,我只好向“伟大的党”学习,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起来,还学会了造假,把好端端的人“糟蹋”一番,打成“〤〤”,把“正确”的字写成“错字”、“别字”、“白字”,甚至要变成“外国字”,这样一来,作文就毫无悬念地“复出”、顺利通过了,我只好向被“误导”的博友说声“对不起”了。可是,最近几次竟直接被网上“浪人”施以老拳,不再“客气”,冷不防一记狠狠的“左勾拳”就把我打翻在地。大爷教导我们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我有了备份,只好再认认真真地“造假”,让“浪人”分辨不出“真”和“假”。诸位评评理看,这帮“孔武有力”强壮了得的“浪人”欺负我这个“弱男子”、“老头子”算什么能耐啊?很是不作兴的,明显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嘛!“浪人”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眼底细胞已经进化到和“狼”的眼底一样了,泛出了“绿光”,脸也变绿了,成了“狼人”,要吃人啊?
    那么,我只好拼着老命“摸着石头过河”了,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还好,我是搞水利的,会游一会儿。
    不管“新浪”成了“新烂”,栏里有多少“狼人”,“横竖横,拆牛棚,拆掉牛棚住草房”!我已拿定主意,要继续忏悔!
    下一期,我将推出《提审茨冈》,我把它当作《WGZA案初探YAN整风》的姐妹篇,两篇作文合在一起,就完整了,为了各自独立成篇,局部内容会稍有重复。《WGZA案初探YAN整风》主要交代北京部分,《提审茨冈》主要回忆上海、福建和江西的侦查案情、提审犯人的故事,欢迎评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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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30日&31日星期二 & 三晴
向省委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从昨晚九点至今中午一点半,我在省委门口。共16.5小时①,现在仍在那里坚持“静坐”②。
    我们同学坏着一股热情去省委提出三点建议:①、让江渭清③出来接见我们;②、派调查天去扬州;③、保证去扬州的人生命安全。
    不想谈省委某些人的丑态了,有污纸张。工交部主任④竟敢代表省委宣称:“我讲的话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反复核实,确无此事⑤。”“一切后果由省委负责。”
    简直气人!
    不写了!!
    抗议!!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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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篇日记很短,却记载了1966年8月30日,“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在江苏省委门口的一次著名的“静坐绝食”事件,我竟然也混杂其中。
    那是1966年8月29日晚上,数十个扬州地区的造反派群众来到我校,在街口诉说着他们被扬州地委压制的情况,我正好在旁,就和一些同学跟着他们一起从学校后门来到“草场门”省委门口请愿,要求江渭清出来接见,讨个“说法”,未果,于是就“静坐”。大家在省委门口“席地而坐”,对着门口一群省委“工作人员”大唱“红歌”。先前为各单位向省委“报喜”而在门口搭建的临时“主席台”未拆除,不时有人跳上台发言,继而有人跳上去“抗议”,终于有北京来的大学生跳上台去号召大家“造省委的反!”了,北京学生认为江苏学生太“文质彬彬”了。第二天,我们从“静坐”转为“绝食”。凌晨,我们“静坐”群众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将扬州地委书记胡宏“开除党籍”,且立即付诸行动,散发“开除胡宏党籍”的传单,张贴布告。这样一直“折腾”到天明,省委开始妥协,有一位女工作人员上台宣布:江渭清同意在省委小礼堂接见我们,我们不同意,必须立即来大门口接见。那女人又称:请大家到省委食堂用餐,当然被我们一口回绝,认为这是“阴谋”。
    夏天的南京,是全国三大火炉之一,折磨着“静坐绝食”的学生,开始有人昏倒。正当我昏头昏脑之时,见贾德胜先生等一些同学竟抬来了一筐筐的米饭,水院食堂的“笼屉”我太熟悉了。我真想扑上去,但忍住了,不能“破坏”运动!我只是悄声告诉他们,一会儿我就回去。我实在吃不消了,已经坐了16个小时,现在又烈日当空,不吃不喝行吗?毛大爷不是教导我们说:“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嘛!
    我悄悄回到学校,把三顿饭并作一顿,洗脸刷牙。从30日下午三点,一直“酣睡”到31日早上9点,真是“舒服极了”!晚上去操场上看电影,仍能听到“草场门”那儿慷慨激扬的口号声。不知道这场“静坐绝食”斗争是何时了结的,我没再打听。后来,当我看到中央下达的“群众组织开除的党籍无效”的通知时,心中顿时有一点“悲凉”之感,终于明白:尽管出了那么多“走资派”、那么多“黑帮”,共产党决不会放弃政权!
    8月30日,周恩来向毛大爷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提出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机关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进行保护。9月1日,毛大爷批示:此件不发。
    8月31日,毛大爷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五十万人。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大爷和党中央讲话,称赞毛大爷为“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话:“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党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毛大爷当日批示了林彪的讲话,这表明他认同并正式批准了林彪“四个伟大”的提法。
    同日,著名风景区和佛教中心,位于湖南省的南岳寺庙文物被毁。8月中旬以来,在南岳的15所寺庙中珍藏的自唐朝以来历代所铸塑的479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和珍藏的54部藏经书、503副贝叶像以及大量珍贵的佛事设施,基本上被砸被焚,仅运下山当废旧物资处理的铜铁碎片就达60余吨,使蜚声海内外的千年古刹变成了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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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从29日晚上9时许到30日下午1点半,我在省委门口静坐了16.5小时,没喝一滴水,没吃一口饭,挺坚强的呢!② 我在30日下午1点半后,又饿又渴,实在无法承受了,就悄悄离开了,这是“明智的选择”。③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④ 这位工交部主任上台发言,曾自报姓名:耿建明(音),河南口音,四十多岁样子。⑤ 指扬州地委书记胡宏镇压群众一事。

    Sep.1st.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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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一) 茨冈是谁?

提审茨冈?茨冈是谁?日本人?印度人?俄国人?
吉普赛人,又称茨冈人,波西尼亚人,即罗姆人,起源于印度北部、散居世界各地的流浪民族。俄罗斯人称他们为茨冈人,法国人称他们为波西米亚人,西班牙人称他们为费拉明戈人,阿尔巴尼亚人称他们为埃费吉特人,希腊人称他们阿金加诺人,伊朗人称他们罗里人,斯里兰卡人称他们艾困塔卡人,英国人称他们为吉普赛人------但是,有一部分吉普赛人并不喜欢被称为“吉普赛人”。
1971年,这群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流浪民族,召开了世界罗姆人代表大会,他们决定自称“罗姆人”,是单独一个民族。这个源自印度的人种,传说从十世纪开始,向中东、欧洲方面移居,目前在欧洲则大约有1200万吉普赛人,法国境内有1·5万人,以旅居生活为主,他们的民族语言为“罗姆语”。本案触及的是“茨冈”,所以就沿用“俄国标准”,称他们为“茨冈”。
据说,该人种天生浪漫聪颖、多愁善感、桀傲不驯,还“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的笔下:《卡门》、《高龙巴》、《塔曼果》等著作里,就流淌出众多鲜活的茨冈形象。茨冈人酷爱无拘无束的“原生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茨冈”两字已经被赋有了“自由”的内涵。
本案的茨冈不是外国人,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原想在茨冈两字上加上引号成“茨冈”以示区别,可是,这样一来就变了味,有违取名者的意愿。不过,无论“茨冈”作为人名还是作为“自由”的化身,本文都可以读通,那就索性不加引号了。
我将本文作为《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的姐妹篇,把故事完整起来。其中有和题目间接有关的事情,也有平凡不值得写的事情,作为独立成篇,免不了稍有重复的部分,但我都不忍割爱。好在这些都不算什么文章,诸位把它当成作文即可,不必苛求什么文法、修辞,过得去就行了,文中顺便叙述一些相关事件和相关的名人逸事,或许以后可以拼凑成不太乏味的“回忆录”。
不过,升斗小民有资格写“回忆录”吗?难!这劳什子玩意儿好像是文人骚客的专利,间或还可赚点碎银子提高点生活质量呢。我要求不高,把回忆写下来,作些反思,进行忏悔,这也许是可行的。电脑写作很方便,想起来就写一点,最后把这些只言片语拼装、粘贴起来就是一篇作文,只要觉得还不至于“不忍猝读”,就挂出来给各位分享、交流,再根据反馈信息,修改后“存档”,作为自己“忏悔录”或“回忆录”的素材。当然,我不敢和那个出生瑞士、在法国成名的十八世纪的平民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忏悔录》有比较的意思,那可是惊世骇俗、流芳百世的世界经典名著。
1967年春夏之交,学校(“华东水利学院”,现为“河海大学”)要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两派各自为阵,精心挑选自己认为合适的院领导人选,希冀自己今后在这名正言顺的权力机构之下,处境能有所改善,仅此而已。那么,查清那位我们心仪的院党委副书记郑X的“托派”嫌疑问题,就是“重中之重”、迫在眉睫的任务。所以,1967年和1968年,我两次“北上”,两次“南下”。本来心中的“小九九”主要是为了欣赏、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才“主动请缨”参加专案组的,可是,事与愿违,“专案工作”需要我东奔西颠、冥思苦索,还要仔细分析案情:这是为什么?所以常常被搞得筋疲力尽、夜不能寐,也有点“为革命操碎了心”的韵味呢!
那时康生①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从“延安整风”开始,他就是搞专案的“老手”,后来才知道,他还是中共“红队”②杀人不眨眼的冷面“杀手”。我专门找了一些有关康生在专案方面的讲话资料来研究,熟悉“天津大学”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的关于“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个叛徒大案”的资料。记得康生一次在北京接见某学校红卫兵专案组人员有个讲话,其中有一句至今记忆犹新:“专案人员犹如在刀锋上跳舞一样”,意思是专案工作涉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务必小心谨慎。所以我们专案人员都非常认真。
现在想想,学生本该在学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个“三好学生”,可是在那生灵涂炭的疯狂年代,却跟着皇帝老儿一起“造反”,这本来就是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竟还忘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古训,真是“匪夷所思”,但是这却是事实。尽管现在这个逆流而上的政府依然健在,但是,我仍然为那时的行为感到深深的不安和内疚,尽管这纯属“历史的误会”,自己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却起着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现在退休了,有时间“反思”了,写些文字,以示“罪己诏”,应该是允许的。
本文主要叙述关于寻找这位别名“茨冈”、级别并不高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滩”的共产党人的经历。有意思的是,如果说“茨冈”两字意味着“自由”,那么,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踏上了寻找“自由”的漫漫之路了,那么,它在哪儿呢?
我开始“在刀锋上跳舞”。
哦,终于找到他(它)了,原来“自由”已经被关进牢笼,我“提审茨冈”,拷问“自由”,“自由”竟失去了自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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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山东胶县人;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是毛大爷的心腹、酷吏。康生是个才子,精文艺、戏曲,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还擅长书法、中国画,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大爷死后,康生即被清算,被开除党籍,骨灰被从八宝山抛出,灰飞烟灭。
    ② 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由周恩来一手创建的政治保卫组织,被老百姓称作“红队”或“打狗队”,其宗旨是惩奸除恶,保卫上海党中央。“红队”隶属于中央特科,是四个科里面的第三科。其余分别是一科总务科、二科情报科、四科交通科。20世纪30年代繁华的上海滩,拉车的、卖肉的、送报的、卖艺的……谁能想到他们身怀绝技,受过特殊训练?1931年春,顾顺章生活腐化,竟然违背组织纪律,在武汉摆摊“变戏法”捞外快弥补“经费”的不足,终于被叛徒指认被捕、叛变,随即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顾顺章当年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的重要成员,叛变后,起先只是交代了一些“小喽啰”,后来知道自己全家已被“红队”杀害,立即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成员和盘托出,要不是钱壮飞在国民党情报机关作卧底,并及时通报周恩来,恐怕就全完蛋了。周恩来逃走后,就决定将顾家灭门,因为当时党组织经常在顾家开会,顾家的人知道的事太多,另外也是要惩罚顾的叛变,于是周亲自带队(据说康生也在其中),来到顾家,以组织名义分别找他们谈话为由,一个一个地将他们叫进屋里用绳子勒死,将顾一家老小,包括顾的岳父、岳母、老婆、小姨子、仆人及顾的几个孩子(上至八十三岁的白发老人,下至三个月大的婴儿)等12人杀害,只留下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女孩没杀。尸体埋进地里,用水泥抹好。后来参与行动的一个“红队”队员被捕后交代了经过,于是法租界巡捕挖出了被捆绑的具具尸体,此案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后,一时震惊中外。当然,“腐败”的国民政府是无法侦破此案“滴”,这需要依靠共党的叛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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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日 星期四晴→阴
我想去北京

    早,贾德胜①告诉吾,他们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来了电报。(可能是高隆远②见到的,因为估计他们不一定赶得上,他们是29号晚动身的。)
    听了昨天下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外地来的革命师生和北京革命师生③的录音报告,周总理、林彪发了言,由江青主持。
    周总理说:“------大学生全部,中学生一部分都有来北京的机会。”我们听到这里,心里是多么高兴啊!
    我坚决要去北京!
    扬州情况非常严重,来信和许多揭发事实已证明扬州地委④是在疯狂地压制先生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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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同学一个个去了北京,这实在是令人羡慕不已。所以一听到周恩来说:“大学生全部,中学生一部分都有来北京的机会。”十分高兴,但不知道何时才能兑现,心里还是非常焦急。
    1966年9月1日,毛大爷给章士钊复信,信中说:“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因为8月30日,章士钊写信给毛大爷,讲述了8月19日北京大学红卫兵如何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毛大爷便于9月1日回了信。同时,总理办公室通知章士钊,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炒物品。周恩来亲自拟定了一份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其中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人。周恩来还指示301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
    同日,周恩来接见首都红卫兵时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还说,南京的同学要毁掉孙中山铜像,我们绝不赞成。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生100周年,宋庆龄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要求将通知下达到铁路各基层单位,向职工进行传达,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运输生产的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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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贾德胜先生,我的室友。② 高隆远先生,我的室友,日记中显示他于8月23去西安的,可能日记有误。③ 毛大爷第二次接见全国各地去北京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④ 扬州地委书记胡宏,已于8月31日被我们在省委门前“静坐绝食”的群众“开除”了党籍,后来中央下文件,被群众组织开除党籍的做法无效。

    Sep.4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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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二)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把时间拉回片刻。
2008年,侄儿帮我建立了邮箱。2009年,“伊妹儿”了几篇回忆作文给好友们消遣,不料有好友十分惊讶:“咦,想不到你潘某竟有此鲜为人知的故事?怎么从未听你说过呀?”这一问,自己也开始奇怪起来了,思来想去,可能是我的潜意识在作怪:觉得这些事情极为平常,不值一提,何况大家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遭遇的事情大同小异,也是极为平常的,所作所为也没什么错,既然是“极为平常”、“没什么错”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呢?退休了,写点回忆互相交流、本来就是为了“解解厌气”,作为“茶余饭后”谈资,一笑而已,不料有好友竟认真起来,发来“短消息”称:非常愿意阅读,希望能再度看到你的“文章”。那么,我要是把提审犯人的事情也抖搂出来,岂不骇人?我从来就一个是“妄自菲薄”的人,觉得自己很差劲,一辈子没出息,现在被好友、曾经的同事们鼓励了几句,竟让我有点激动起来了,要知道,这辈子鲜有人“表扬”我这个不求上进的落后分子,于是,我就有了写下去的勇气。不过,令人扫兴的事也时有发生,居然有人怀疑我所说的“近代史”,一位陌生博友点评说:“是这样吗?希望你不要误导啊!”,这下“呛”得我又想“辩论”了。可是,“我们都老了,你们还年轻,何必呢------”,二十多年前一位总书记的话让我安静了下来,是啊,他们还年轻,我们老了,我得认真反思,耐心地向年轻人解读曾经发生在这文明古国的“天方夜谭”,欣慰的是,质疑我的那位博友同时也“收藏”了我的那篇“博文”,足见人们是非常愿意了解这段历史的,这使我意识到,在切入主题前,环绕这陌生的“茨冈”以及“托派”问题,应该先尽我所知在“外围”作一些必要的“铺垫”,共同探讨这一党史中的“空白”,再“提审茨冈”也不迟。
学生“造反”正常吗?学生“提审”犯人正常吗?人们为了“主义”互相残杀正常吗?
夜深人静,月下反思。唉,我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尽管该病症是在后来才被发现,其实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就已经患上此病,大脑对事物的“正确”与“谬误”的判断上渐渐产生了问题,朴素点讲就是:脑子进水了,神经搭错了,系统短路了!
那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怎么回事呢?
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瑞典,这个世界上最早成功实践了恩格斯晚年“民主宪政”、“和平过渡”理论而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了抢劫案,闯进银行的劫匪很快就被警方包围了,于是劫匪把银行的六个男女职员关押在地下室作人质,劫匪成了绑匪,可谓罪加一等。为了人质的安全,“狙击手”没有贸然开枪,警匪双方竟对持了三天,警方与绑匪谈判,对绑匪进行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耐心“说服教育”工作,终于,双方达成妥协,绑匪缴械投降了。可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法庭上,作为证人的六位曾被绑架的人质,竟然全都认为这些绑匪是“好人”,法庭不应当判处他们有罪,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其中一个女人质,被绑架期间竟和一个绑匪谈起了恋爱,还说准备和绑匪结婚哩!理由很简单:首先,这些绑匪没有杀害他们,其次,他们不仅没有被杀害,绑匪还经常给他们提供面包和水,因而他们没被饿着,绑匪很关怀、爱护他们,还问寒问暖,“以人为本”非常的“人道”,不信?你们看哪,女孩不是还爱上了绑匪了吗?所以,六位人质一致要求法官宣告绑匪无罪,并立即当庭释放。有木有搞错啊?疯了吗?法官认为,这群人质一定是受到了绑匪的恐吓和和折磨,大脑神经受到的强烈刺激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承受能力,所以人质已经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且已经到了“好坏不分,香臭不辨”的不可理喻的危险地步,应该接受治疗。可是,对于法官的质疑,人质一致表示:他们没有受到绑匪的任何胁迫,没有受到恐吓,更没有被拷打和折磨,他们和绑匪相处得很“河蟹”,思维完全正常,他们的要求也是完全正确滴!
这咄咄怪事,使人们目瞪口呆。法庭最后是怎么处置的,不得而知。据说,为了搞明白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件,政府专门组织了有关医学专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文学家、精神病专家等著名学者进行了研究,在这短短三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社会精英们一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从人质出现的症状来看,应该是实属于医学范畴的疑难“病症”,由于该病症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出现,所以有人就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病症”,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令人欣慰的是,专家们找到了发病的外部因素,据说只要满足四个条件,正常人就会染上此病:(一)被绑架,处于随时都会丧失生命的险境之中;(二)人质不断地接受来自绑匪的恐怖信息,在恐惧中苟活;(三)人质的信息来源只有一个:绑匪;(四)人质不时地能得到绑匪提供的一些食物和水,不至于立即死去。只要处于这种环境中,正常人的大脑思维、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就会发生巨大的错位和扭曲,那么,就会出现像斯德哥尔摩被绑架的银行职员那样的病症,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原来,我就像这六个瑞典银行小职员,患上了瑞典特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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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日星期五晴
“找个机会,把姓潘的揪出来!”

    我前几天,由于出于不平,有人提出要“废除裙子”,被我贴出了“警告这些混账东西!”①。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说明穿裙子是可以的,只要不是什么“港式裙子”等就可以了。同时声明,在斗黑帮和资本家时,提出来要“废除裙子”这是不对的,转移了视线。因为裙子不属于“四旧”,不能强迫女同学,吾觉得这是对女同学的极大污辱。有人竟提出要女同学不穿裙子,而穿“别的衣服”,吾要为女同学鸣不平。
    于是有人在吾大字报上加批,说:“谩骂是不对的,不能解决问题。”又有人说:“找个机会,把姓潘的揪出来!”
    好得很,火烧上来了!昨天晚上,北京时间7:30,工读班的王希俊②,在楼梯上遇见吾,开门见山、长驱而入。
    “我要和你辩论,在大字报上加批的都要和你辩论!” “欢迎!”
    “你不要怕羞,女同学也要和你辩论!”
    “------”
    因为我已建议别在马路上辩,这样不适宜的,最好在寝室或在别的地方。于是他认为吾怕羞。吾声明怕羞就不会帖大字报了,革命者不怕引火烧身。王说:“你的大字报是不是革命的,还不能断定!”
    我又声明,我有权不参加辩论会,有权退出。王又说:“你不参加那就辩不成了,希望你参加。”我表示尽可能满足你们的要求,预备晚上对自己的大字报检查一下,有缺点就要改正,并以大字报贴出,若再不满意,则下午3:30——5:30在大字报下辩论。
    我昨晚写了份“谢谢,一点补充”的大字报,今晨贴出去了,阐明自己观点,以对话形式把昨晚和王的对话讲一番。承认自己骂“混账东西”不对,今后改正。又声明自己不是女同学,不能过多发表意见,并同意下午来辩论。
    (上午九点记)
    下午看大字报。王希俊贴出两张,第一张说,希在9:20在饭厅前辩论,不来的话就承认输了、错了。第二张说,你已在大字报上承认错误,所以不预备再辩论了。
    真是活见鬼!
    中饭后,上楼,床上有已张纸条:“请潘建新③同学来7—101④一下,有事商量。”于是去101。
    王希俊从床上起来,说,来和我商量辩论的地点、时间——若要辩论的话。我说明没有辩论的必要,已在大字报上承认自己不应骂人,但出发点是不同意“废止裙子”。王希俊忽然与昨天的讲话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说,并不是裙子都不能穿,可以穿的,只要不是“阿飞式”的。他既然能承认这一点,那就算了,用不着辩论了,他也同意。我说:“不打不相识。”他也笑了,与吾握握手。
    我发现他宿舍中有一张毛主席站在高山青松旁的一张全身像,是有问题的,请他把这张《东方红》⑤拿下来,向他说明几点:首先《东方红》里没有太阳,不知是早霞还是晚霞,且站在高山上像个隐士,孤零零的,还有他脚上的一只黑皮鞋像口黑棺材,所以很有问题。在游行时曾被红卫兵拿下的〤〤〤⑥的这幅主席《东方红》像。
    这几天似乎轻松,其实事情多得很呢!到现在班上只有13人了。
——————————,
评注:
    1966年8月24日,我跟着学校“华东水利学院港建革命造反队”去山西路“破四旧”,没跟着去新街口就中途回来了。8月25日我就改名为“潘建新”,不过,总觉得“破四旧”有点过火,于是在饭厅前贴出了“警告这些混账东西!”的大字报,强调有些日用品尽管是外国传入的,但不应该属于“四旧”之列,如:自来水笔、电影、点灯、留声机,乃至于裙子都不该废除,并指出,现在主要任务是“斗黑帮”,不应该转移斗争大方向,尤其有些人不让女同学穿裙子,实在是“混账东西”。大字报贴出后,当晚工读班的王希俊把我拦住在七舍楼道里,表情很凶,声称:“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我就觉得不妙了。回到寝室,记得对门的辛忠礼先生知道后,立即劝我说:你千万不可去辩论,要倒霉的。我这时才感事态严重,已经“闯穷祸”了,去辩论肯定输,可能还会被批斗,他们已经在大字报上加批:“找个机会,把姓潘的揪出来!”怎么办?为了逃避“辩论”,我只能先在大字报上认个错:骂人不对。终于“化险为夷”。看来,辛忠礼先生比我成熟多了,要谢谢他的提醒。
    从此,我对“贫下中农”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敬畏”感。
    这里提一下也改过名字的陈伯达先生。
    陈伯达(1904~1989),原名陈建相,字仲顺,福建泉州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人帮”被粉碎,陈伯达被判18年,在1981年保外就医出狱后,曾向前去采访的著名传纪作家叶永烈透露,他这个“陈伯达”名字的来历,是因为他崇拜两千多年前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人、古罗马时代的英雄“斯伯达克斯”,所以就取英雄名字中的两字译音“伯达”,成了“陈伯达”。
    陈伯达是留俄归国的老共产党员,抗战中期去延安,做过毛大爷三十年的秘书,长于写作,有“夫子”和“理论家”之称。解放后和毛大爷同归极左派。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大爷大搞公社化时,“人民公社”这一名词就是陈伯达发明的。“文革”发动时,那极左文选《五·一六通知》的原稿也是陈伯达的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划时代的著名、血腥的名词更是陈伯达的“创造发明”,且都被大爷采用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陈伯达迅速上升,成为全党第五把手(陶铸当时为第四)。“九大”中,陈再次跃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名次竟与周恩来相颉顽,甚至或有过之。这是陈伯达搞党从政之最高峰。谁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偶尔失言,竟于一夕之间,从天堂琼楼跌入谷底。当时大爷发动全党“批陈”声势不在批刘之下。毛大爷本来是想以陈伯达代替陶铸,制衡林彪,然陈伯达未能体会大爷的心思,终究也被抛弃。批陈事小,其作用好似“敲山震虎”,警告林彪。毛大爷当国二十八年,无年无月不在搞运动,“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后,又决定“南巡”吹风,公开批林。凡是被大爷重用之人都难逃厄运,据军旅作家辛X X解密的黑匣子得知,大爷的终极目标是要把江山收入毛氏后人囊中,路径:华〤〤→江〤→毛〤新。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第一部宪法是陈伯达起草的,陈伯达的不少文章被大爷占为己有,编入《毛选》。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著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值得一读,陈伯达不暗政治,是个书呆子。
——————————
注:
    ① 这是我贴出的大字报的标题,没把大字报底稿保留下来。② 华水在1965年招生时,在河川系开设了一个“半工半读”班,王希俊是这个班的70届学生。③ 为了迎合“破四旧,立四新”的需要,学校同学纷纷改名,如:卫东、红兵等,我年级有个姓“钱”的同学,竟改名叫“钱不要”。我改名为“潘建新”,最后不了了之。④ 河川系“工读班”在7宿一楼住,我在四楼。⑤ 这幅画其实没什么,只是大家阶级斗争的政治嗅觉太敏感了,防卫意识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⑥ 隐去名字。

    Sep.7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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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   (三)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三)建党、大爷党籍和贪腐

啊,把大爷比作绑匪?
这样说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无论在绑架人质的数量上和时间的长短上,绑匪都绝对没有资格和大爷相比,他们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人物,且大爷不高兴时,就会断你的粮。1957年大爷就向他的臣民发出警告:不听话就冒得饭恰!可是,听了大爷的话,更“冒得饭恰”,接着就饿死了三千七百多万人。所以,绑匪老外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人们都以为毛大爷是CP的创建人之一,党史专家们也“众口一词”声称:CP是在1921年成立的。其实,这是一件值得商榷、认真对待的大事,应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为了获得经费,以取得“革命”成功,竟勾结发动战争的德皇威廉二世,口头允诺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臭名昭著的“布列斯特”条约,承诺帮助德国打败自己的祖国,不惜充当“俄奸”的角色。历史开了个玩笑,俄国沙皇没被打败,却在1917年3月(俄历2月)被“二月革命”党人推翻了,并建立了“俄国临时政府”,可是这个“资产阶级政府”非常脆弱,列宁嗅到了腥味,感到机会来了,于1917年11月7日,成功地发动政变,颠覆了“白兰红”三色旗①下的俄国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史称“十月革命”。列宁的亲密战友、工人阶级的杰出领导人、托洛斯基,立下了汗马功劳。列宁不忘德皇的恩情,立马要“兑现承诺”,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同志们”的反对,玩笑的历史帮了列宁一个大忙:德国战败了,此事便不了了之。可是,不甘失败、奋起自卫的“俄国临时政府”首领高尔察克海军上将、邓尼金总参谋长②卷土重来,1920年,“白匪”把列宁打得晕头转向。列宁感到“白匪”和帝国主义要乘机包围、消灭新生政权,这时,他想到了中国,认为:如果中国和印度能成为苏联的一个“邦”,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变成”苏联人,一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那就太好了!于是,列宁向中国政府递来“橄榄枝”,放言:苏联愿意废除原沙皇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将沙皇占领的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无祖国,马列主义认为“爱国主义”是错误的、狭隘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扩展到全世界。所以,1931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出现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怪胎,也就不奇怪了。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竟赫然写道:全国各省、各地区、各民族均可独立,加入相应联邦。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个非法的“国中之国”终于在1934年9月被国军“强拆”掉了,有点时下的北约强拆“利比亚”的味道,党史爱摆弄数字,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于是“共匪”就在那年开始向西逃窜,美其名曰:“长征”,逃跑还要在旗子顶挂上“北上抗日”的“羊头”,真累!唉,即便是现在,这种公开分裂祖国的勾当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怎么可能不遭到“围剿”呢?这暂且不表。
于是,1920年初,列宁派人来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3月,派人找北洋政府实权人物、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联系;1920年4月,又派维金斯基来中国,就在4月,中国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那么,“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1日”一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应该是最早的党史造假案例,因为在一年前,李大钊、陈独秀已经把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起来了。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工人运动竟是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卵翼”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也是后话,暂且不表。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文革”前,他的职务仅仅是“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文革”初期就被整死。这时,一个“小道消息”在坊间立即流传开了:李达是大爷的入党介绍人。听到这个传闻,我很吃惊,这是真的吗?半个世纪快过去了,终于可以将这位据说是“决定世界三分之一人类命运的”、“受了人间香火,被熏黑了脸”的“大救星”请下神坛了。原来,1921年中共“一大”前夕,大爷竟然还不是党员。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曾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时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③?”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④。


李达之死,有三个致命原因:(1)不该透露毛大爷参加一大时不是党员;(2)1949年后,不该说在政治上应支持大爷,但在理论上可以和大爷争论;(3)1958年,不该在武汉和大爷争吵,当面指责大爷“头脑发热”。


毛大爷在上世纪的1920年,鲸吞了章士钊为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在社会上募集的两万圆大洋,因为留学生们根本不知道有人为他们募捐留学经费这回事。那时,二十块大洋可以抵换一两(十六两制)黄金,一千两黄金啊!此事是因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女士写回忆录而泄露了“天机”,书中提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大爷要给章士钊每月2000元生活补贴,曾被章士钊婉拒,但毛坚持,且笑着解释说是“还债”:说是二十年代用章士钊募捐的钱用于筹备党的“一大”会议了,感谢章帮助了党。哈!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明明是大爷委托章士钊为留学生赴西欧“勤工俭学”而募集的旅费,却被说成是筹备“一大”的经费,张冠李戴的“雕虫小技”,却露出了“马脚”。天晓得,毛大爷那时还不是党员哩,有何资格筹备“一大”会议费用?不过,毛大爷对章还良心未灭,想还老章的“人情债”可能是真心的了。毛大爷已经忘乎所以,说话太“大意”了,以为人不知,问题出在知情人还在,且活的年岁还比他长。毛“驾崩”后,有人⑤就要“说话”了,这样一来,毛大爷的贪污行为被暴露了。大爷有了金钱,就不会缺美女,就可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了,就可以和相好陶小姐谈情说爱了,就有“盘缠”去搞“调查研究”了。


啧啧,大爷人品可见一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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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1917年落下的“白兰红”三色旗,74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在俄国上空再次飘扬。② 高尔察克(1874年-1919年),俄国海军上将,“俄国临时政府”首领,不谙陆战,战败,1919年11月14日被红军契卡处死。邓尼金(1872-1947),任“俄国临时政府”总参谋长,和高尔察克遥相呼应,成为反苏维埃的白卫军首领,失败后逃往国外。 ③ 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④ 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⑤ 不详,资料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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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3日  星期六  晴
支农三天——抗旱

    早上又去工人医院光疗① 。左手腕就是不肯好,真有点气人。
    明天起,要去“江东人民公社”抗旱,支援三天。劳动强度是大的,虽则吾左手不太灵,但可以坚持。D②叫吾别去,但吾想了一下,还是应该去,抗旱的意义可大呢!
    医院回来,顺便去新街口看看大字报。真是到处都是,贴满了红卫兵小将的挑战书,好得很!各商店都被贴上“勒令------”、“警告------”③等等。
    一个高级理发店,本来剃个头要0.4元,现在只要0.1元④了,这个反造得好。
    吾本来想买双篮球鞋,但一想,田径鞋轻便,可是39码的田径鞋就是没有,于是吾决定买双39码的回力球鞋。钱都是平时不太用积下的,要8.48元,虽贵,但质量很好,海绵底的,异常结实,白色,有红线一圈,底是蓝黑色的,样子很动人。
    站在路边看大字报:
    一个资本家从上海揪回来了——他逃往上海的一个小朋为妈妈伸冤——被人打了,说他妈妈是阿飞⑤,是坏东西;
    一张告红卫兵的书,说“红卫兵”给阶级敌人围攻,打击了。
    ------
    形势好得很,街上到处有红卫兵在宣传,唱革命歌曲,汽车上也在宣传,没有语录牌的自行车不能通行。
    好极了!
    晚上看《军垦战歌》⑥,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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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可能我的手腕扭伤了,所以去学校的定点医院“工人医院”理疗。南京的“破四旧”正“方兴未艾”。人们的仪表都得“不修边幅”才能平安度日,否则就要被“剪裤管”、“剃平头”。满身补丁的衣服才能体现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精神,炎热的夏天再也见不到女人穿裙子,以至于人们的穿着以“工作服”的蓝色为基调,成了男女不分的千篇一律的蓝色,“蓝蚂蚁”的称谓是老外给中国人的绰号,一直叫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难怪当时不少年轻人都很喜爱电影中的“女特务”,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女人。
    1966年9月3日这天,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在寓所自杀身亡。傅雷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1年回国。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理事。解放后历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从上世纪共翻译三十年代初期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共翻译32部外国文艺名著,约500万字。1957年被打成右派。六十年代,以其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突出成就,被吸收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陶铸、陈毅等赞同,康生、姚文元反对,未通过《意见》稿。
    同日,乌鲁木齐市上千名学生保卫和冲击自治区党委,并静坐绝食,矛头主要指向自治区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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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可能手扭伤了,“光疗”大概就是现在的“理疗”。② 可能是室友贾德胜先生。③ 要商店“破四旧”。④ 那时的生活水平很低,每月10元就可以维持生计。⑤ 打扮时髦的人就被冠以“阿飞”的骂名,意为“流氓”。⑥ 大约是一部反映支边青年在军垦农场的纪录片。

    Sep.10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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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X茨冈   (肆)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四)排排坐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斯大林执政之后,列宁最信任、最亲密的战友托洛斯基于1927年被流放,1940年被暗杀。几乎所有的列宁主义的坚持者,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以及苏联的托洛斯基分子均于1927年开始被大幅逮捕。
    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用非常拙力、漏洞百出的手法谋杀了竞争对手基洛夫①后,竟借机开始了第二轮清洗。
    1936年至1938年,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的六位苏联领导人,除斯大林和已被驱逐国外的托洛斯基,还有另外四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全部被处决。列宁时代的11个政治局委员,被斯大林处死9个,只剩下一个马屁精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自己。1922年,列宁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十一大),出席的1162个代表,被斯大林枪毙了1095个,1934年苏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枪毙,139名中央委员中有90名被杀,红军中5个元帅被枪毙3个,5个一级集团军长中三个被枪毙,10个二级集团军长全部被枪毙,15个国防部部长全被枪毙,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被枪毙,80个军长中57个被枪毙,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枪毙,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枪毙,195个旅长中121个被枪毙,上校以上军官被处死80%,列宁时代的州委书记被处决了95%。强行合作化,在素有苏联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就饿死了500万人。
    可是,沙俄时代的80年中,“残暴”的沙皇只判决625个政治犯,处死了191个。
    苏联已经成了人间地狱。
    斯大林这个魔鬼,让苏联人民惨遭苦难,也使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伤元气,据说,苏联的大清洗,阿道夫·希特勒欣喜若狂,他要授予斯大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时的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个大独裁者,正处于“蜜月”时期,希特勒狂吠:“要消灭那些像昆虫一样繁殖的东方民族!”两个魔鬼正在密谋瓜分世界,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两国立即联手侵略波兰。
    1939年9月1日黎明,德国进攻波兰,半个月后,“现在轮到苏联来采取行动了。他们现在所谓的‘民主’,就要具体表现出来了。9月17日,俄国军队蜂拥地越过了几乎毫无防御的波兰的东部边境,在一个广阔的前线地带,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猛进。18日,它们占领了维尔纳(维尔纽斯),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它们的合作者德国军队会合”②。苏军占领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俘虏约25万名波兰军队官兵。1940年春,苏联将2万5千名波兰军官全部杀害在卡廷森林,史称“卡廷惨案”,事发后斯大林企图嫁祸希特勒(半个世纪后才真相大白,1990年,波兰总理访苏时,苏联承认此事,表示承担全部责任)。 斯大林得逞后,1939年11月28日,苏联莫洛托夫悍然宣布:《苏联、芬兰互不侵犯条约》作废,两天后,苏联军队就沿着长达一千英里的芬兰边境,从八处发起进攻,英勇的芬兰人民奋起自卫、顽强抵抗,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这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声誉扫地,臭名昭著。
    嗜血的斯大林没有料到,他的流氓盟友希特勒,突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于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闪电”般进攻苏联,实施了策划已久的“巴巴罗莎”计划。魔鬼斯大林受到了同是魔鬼的希特勒的惩罚。注意,希特勒德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党叫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工人党又名德国纳粹党,法西斯政党,即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曾译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纳粹是德语Nationalsozialist(民族社会主义者)一词的缩写词,Nazi的汉音译简称“法西斯党”。国家没有军队,军队归“党”指挥,“党卫军”是也!
    这时,老牌的“帝国主义”英国,正在和希特勒孤军奋战,当首相丘吉尔听到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消息后,对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说道:“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③丘吉尔立即发布广播演说:“------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这一切,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了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们站在他们的故乡门旁,在捍卫着他们家园------有些国家和政府行事愚蠢,它们让自己被人家各个击破-----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④

    苏联的悲剧,基本上是和中国的悲剧“同步”上演的,从毛大爷1927年上井冈山,巧妙地翦灭当地的农民起义将领袁文才、王佐⑤,自己当了山大王,紧接着就“打AB团”⑥,杀害自己红军近十万人,站稳了脚跟。后来,四方面军张国焘⑦中了大爷奸计,西路军惨遭覆灭;“皖南事变”更是大爷的“苦肉计”,翦除了对头项英⑧------“文化大革命”是大爷最后的疯狂!

大爷很懂得推销自己,尽管党内规定党员应当“严守秘密”,但大爷自己却是个例外,他经常喜欢向“敌对势力”西方媒体认真地“泄露机密”,再来个“出口”转“内销”,扩大影响。大爷对美国记者斯若自嘲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的,任何中国人都逃不出这位“打伞和尚”如来佛老祖般的手心,他像煞有介事地打坐在莲花坛里,闭目养神,口中轻轻的念念有词,就能使全国人民失去理智,变得狂躁不安,若把咒语念得稍稍重一些、中气足一些、时间再拉长一些,更能立马让人疯狂起来,变成杀人放火的撒旦魔鬼,“和尚”会根据需要,随时调节他那广阔胸怀中的浪漫豪气,以达到最佳效果,若有人不肯皈依“佛祖”,就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八亿只脚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可谓“佛法无边” 。令人感叹的是,大爷并没有亲自去西方取过经,只是道听途说一些马列的故事,看了几本翻译过来的“二手书”,就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惊人结论,真是“天才”!
至今,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是误读,也是误导。
由毛大爷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建立的国家机器确实被他亲手砸烂了,但他立即换上了一部“新”机器,这部看似结构简单、容易操作的“新”机器,却是一部骇人的高效率“绞肉机”,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就是这部机器的引擎,并完全掌控在这对夫妻冤家手中。请记住,那时凡枪决“犯人”,均有文件下达,张贴处决人犯的姓名上用朱笔打叉的布告下方,均有“公、检、法”署名并有朱笔打上硕大的红色“对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接班人”林彪,“阴谋”杀死他,大爷差点丢了小命。“接班人”摔死了,可大爷他那屡试不爽“百变魔术”的假动作,露出了破绽,“西洋镜”被拆穿,使他丢尽了脸面,无法自圆其说,善良的百姓也察觉出其中的“猫腻”。大爷侥幸躲过了“亲密战友”的劫杀,但上帝派出的地狱死神立即跟上了他,对大爷进行了为时五年不懈的追杀,这次,他逃不脱了!他那被朱笔染红的双手开始发抖了,他患上了世上罕见的“柏金森氏综合症”,据说该病无可救药,病人身上的肌肉会慢慢地、一块一块地死去,大爷不得不饱尝五年的“凌迟”之苦。弥留之际,他在呼噜呼噜的苟延残喘声中,发出了最后一声“时代的最强音”,那响声据说也只有大爷的通房丫鬟张玉凤能听懂:“难道我没有救了吗?”啊?还想活?帮帮忙!
历史老师袁X X说:“林彪等不及,想帮老毛死,没帮成。毛死了,1949年以后,毛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毛自己死掉了。”
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打伞和尚”在和平年代掀起的无数次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城市农村社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八千万无辜善良的百姓,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数还多得多!。
本世纪初,世界著名的《新闻周刊》(WEEK NEWS),刊登了由两千多位顶尖世界级专家、学者,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民主方式,选举产生了人类二十世纪恐X魔王的“排名”,毛大爷,这个无法无天的“打伞和尚”,被推上了第一把交椅,紧随其后的是斯大林、希特勒。
普京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至上。”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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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1886~1934),又名科斯特里科夫,前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生于维亚特卡省(今基洛夫州)乌尔茹姆市一小市民家庭。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1934年12月2日,谢尔盖·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参见《斯大林肃反秘史》(苏)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一版。
    ②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本(该书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卷第443页。③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第396页。④ 同前,著名的“丘吉尔演说”。 ⑤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是井冈山的王,允许毛大爷上山后,反而被当作土匪。1928年,中共“六大”会议通过的“对土匪的关系”的决议说:“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于是按“文件”规定,除掉他俩。袁文才、王佐于1930年2月被杀。⑥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 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 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毛大爷借此来排除异己、篡党夺权,屠杀红军中所谓的“AB团”,十万人惨遭杀害。⑦ 张国焘(1897-1979)中国共产党创始人。1922年1月,和瞿秋白、邓培,还有朝鲜代表金奎植,一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列宁。毛大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申府手下干活(登记图书)时,张国焘就是北大的学生领袖。长征时,张国焘按照中央指示往北进军,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大爷和周恩来却悄悄向陕北进发,张国焘的西路军被暴露,却掩护了大爷、周恩来的那支人马,结果可想而知,张国焘反被诬陷:搞分裂。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或《张国焘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书名不同,内容基本一致。⑧ 项英(1898.5—1941.3.14),原名项德隆,化名:江俊、张成;武昌人,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职务曾高于大爷,还极力反对大爷和江青结婚,后任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牺牲。参见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丹(Jon Hlliday)《毛X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06年9月第一版。 ⑨ 2011年9月10日《扬子晚报》B7版,“传奇解密”——苏联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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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4日 星期日 雨→阴
吾没有去抗旱

    在谌和贾①的建议下,吾没有去劳动。他们早晨3:40就起身了,吾把毯子给贾带去,他只带一条单被怎么行。
    下午睡了一下,就起身看看报纸。
    近五点多,给苏中②一(1)班梁俭和陈祥德③写去封信,谈了一下省里的情况,寄去了印刷品(是扬中的一个女红卫兵給吾的)④。
    他们说抗旱的同学回来了,由于下雨,渠道没法挖下去了。羊头和钢钢⑤第一个来(乘汽车来的)⑥。
    本来吾总容易激动的,现在在运动中越来越使吾冷静了。对一件事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要用最高指示来判别,否则会出差错的。如:大字报上说,蒋介石死了,可是《参考消息》上却还刊登蒋光头30号的讲话;大字报上说,李雪峰⑦原是《红岩》中的李敬源,为了纪念牺牲的江雪琴和许云峰而改名的,而北京一个红卫兵却说明没有此事,经市委了解亦没有此事。
    一家事,可以说成两种根本不同的性质,要由讲话人的观点、立场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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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现在可以谈谈林彪的不幸了。
    林彪原据说是个“怕光、怕水、怕风”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但是林立果的女友张宁对他有罪直接的观察,说:他老人家风烛残年的样子,他绝不可能是个搞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他是在退休、养病的状态中,被毛大爷接到庐山上去接替彭大将军,从此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了。
    林彪的另一个不幸,是他娶了个受过高等教育,而本质上是是个泼辣无知,却野心勃勃的老婆,简直和汪精卫的陈璧君一模一样。更可叹的是林彪的两个子女。他两人为爱护老爸,却走上了对立的路线。立果是北大毕业的硬汉子,眼看大爷对老爸玩弄于股掌之间,真是气愤填膺,就要搞“五七一计划”(武装起义),进行反抗。立衡是个弱女子,她看不惯她母亲叶群那女光棍作风把老爸推入绝路,转而乞怜周恩来,请周恩来来保护父亲。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他们这对小年轻,这怎么能搞得过曹操和诸葛孔明?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总司令不用说就是毛大爷。但林彪并不是狂热之人,他对毛大爷的内心原是深恶痛绝的,他这次搞毛的个人崇拜,搞到如次狂热的程度,犹如一条西方谚语所说:“搞不过他,就加入他,和他同流合污。”
    林彪这位中华五千年史上都难得一见的名将,岂是省油的灯?他看见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罗瑞卿等人的可悲下场,他心中能没有警觉?何况这位是“知己知彼”、“兵不厌诈”的历史名将?刘去林来,林比刘诡谲得多,又手握兵权。刘跨之后,毛大爷不能容忍林,而林为自卫,必用尽各种解数反制,这是理所当然的了。
    林彪实是被毛大爷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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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同学谌员根先生和贾德胜先生。② 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③ 可能是来南京串联的学生。④ 原有括号。⑤“羊头”是我班胡锡纯先生想绰号,钢钢是谁,不记得了。⑥ 原有括号。⑦ 李雪峰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6年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Sep.13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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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全家福,后立者哥哥立权,爸爸妈妈,前右角今心,往左依次二弟立聂、大弟立醒、妹妹建庆。
提审茨冈(五)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五)我的红领巾

现在,我得把另一个“黑匣子”从尘封近半个世纪的脑海中,拎出来,激活这段曾经的“流金岁月”,愿各位和我一道进行“秘境追踪”。我的专案工作是审查我院原副书记的“托派”嫌疑问题,那么,我就应该简单叙述一下“托派”问题的来源、代表人物以及当时国共两党对它态度。
这有点像考古工作,对刚发现的“地下文物”需要小心挖掘、耐心清理、认真考证才能还它历史的本来面目。可惜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文物工作者”,也就遑论“文物鉴定”了。可是,糟糕的是我不是C.P.,甚至连C.Y.都不是,即便儿时令我垂涎的、据说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那条鲜艳的“红领巾”——红旗的一角,要不是1957年全市小学开展“红领巾班”的竞赛运动,还围不到我的脖子上呢。我早就知道“红领巾”这玩意儿是“苏联老大哥”送给我们的礼品,像西装“领带”似的栓在脖子上挺神气呢。尽管我是六年级班上最后一个戴上红领巾的,妈妈仍然激动万分,立即给我穿上早已准备好的新衣裳,还让我到“国际照相馆”拍红领巾照呢!妈妈曾一直为我的“没出息”伤透了脑筋。
1949年,我在苏州“新苏师范”附属小学“幼稚班”上学,留级了,1950年,爸爸妈妈想乘搬家的机会,试着让我转学升一年级,可是,面试时,我对老师的提问始终保持“沉默”,所以只能再上一年“幼稚班”。换了环境,我见到的都是“陌生人”,就开始哭閙,怎么也不愿意去学校,即使妈妈和阿玛(女佣)把我拖到学校,那也是没有用的,我会立即跑回家。最后,妈妈只好让阿妈的比我大几岁叫“金仙”的女儿整天在学校陪我,我在教室里上课,可眼睛总是望着窗外,看“金仙”姐姐在不在,我不明白,一下课,就跑到她跟前拽住她。上学念书对我说来像“坐牢”,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金仙就可以不念书?“金仙”硬是在学校陪了我四、五天,才肯自己去学校。不久,哥哥发现我书包里那只他送给我的铅笔盒不见了,妈妈问我怎么回事?我只好如实招认:送给班上的好朋友了。妈妈立即认真检查起来,发现我的铅笔、本子也少了,平时玩的玻璃弹子、棋子、画片也都不见了。我只好说:他们要,就送给他们了。气的妈妈没办法,哥哥惋惜道:“那只铅笔盒上还印有一只香炉呢!”原来香炉是好东西?妈妈要我去“讨回来”,我不吭声,送人东西怎么可以要回来呢?
那时,新老政权交替之际,校风崇尚“尚武精神”,孩子们好打架“比武”,无人教训,我力气小,只能观看,待我班上的“大王”排名基本确定后,“头大王”很怜悯地对我说道:“要不,我封你当个‘末大王’吧!”我很佩服“头大王”,但对“末大王”的封赏是不服气的,可是我又打不过任何一个“王”。不久,我心目中的英雄“头大王”被“斥退”(现在叫“开除”)了,因为他在上课时,竟敢“造反”,公然冲上去,把一只废纸篓套在了女老师的头上,终于弄得那位女老师失声大哭起来。可“斥退”他也非易事,是几个孔武有力的男老师把“头大王”拖出校门,迅速关上大门才“大功告成”。
1953年,升三年级了。学校开始建立“少年先锋队”组织,第一批入队的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妈妈自然是知道的,可以想象,我的思想压力该有多大!那时,“红领巾”就是好孩子的标志,倍受人们的“尊敬”,像熊猫似的,乃稀罕之物。所以,学校每周一次的少先队活动,我总会躲在远远的角落“窥测”,看完庄严的“出队仪式”后才回家,这决不是“羡慕”两字可以打发的。
1956年,升六年级了。刚开学,严厉的毕业班班主任就急不可待地在课堂上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她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劈头盖脸地警告我说:“潘立念,听着,你现在不是读书,而是书读(试读),成绩不行就把你退回五年级去!”这可把我吓坏了!可是,实在不明白“书读”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也不想弄明白,也无法弄明白,反正不妙!直到退休后,在无聊地翻阅儿时成绩单时才醒悟过来:这“书读”应该是“试读”,那位胖胖的、很凶的班主任是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常熟人,讲苏州普通话夹杂常熟口音,“书”和“试”的发音差不多,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有“试读”一说。小学成绩分为:优、上、中、可、劣五等(“可”是勉强及格),我五年级成绩单中的十二项课程中只有“图画”得“中”,其余全是“可”,唉,真是“苦”!“品行概评”一栏写着:“早操不认真,上课坐时姿势不端正,思想不集中,屡经老师教导不改,没有进取心。”这就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我,纯粹一个弱智,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学读书,直到老爸警告我:“你再不好好读书,以后只好去‘捉垃圾’!”我却知道去街上“捉垃圾”、拾破烂是很没有面子的,妈妈也气得失望地呵斥我:“你呀,你,只配戴黑领巾!”,我竟一脸惘然,仍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下图是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成绩报告单,那时我叫“重士”,老爸说我是11月11日出生的,两个十一,那就是两个“士”,古时“士”和“仕”通用,也有“学而优则仕”的意思,希冀我的成绩能好些,谁料成绩更惨,毕业前又恢复“立念”,念即“今心”是也)

1957年的春天来临了。一天,上午刚上完体育课,班里一位让我感到“敬畏”的美丽的小姑娘在操场的一角拦住了我,她是左胳臂别着“三道杠”的少先队大队长,笑眯眯地对我说:“我和你说几句话。”接着就问道:“你现在对少先队有什么认识吗?”真奇怪,对我讲这些干什么?自从那位胖胖的班主任向我发出警告后,整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是希望能继续混下去,勉强毕个业,不要被退回五年级就行了,至于“对少先队有什么认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度,题目也太大了点。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只能呆呆的望着她。她见我不吱声,美丽的大眼睛竟显出了惊讶:“你难道对少先队没有什么想法?”她继续问道,还把带小辫子的剪发往后微微甩了一下,我实在无法理解她究竟想要干什么,见我如此痴呆,大队长只好实话实说:“你想加入少先队组织吗?!”天啊,当然想啊!我心里开始激动起来,可是我不够资格啊?我只好说:“想,但我是入不上的。”边说边就低头赶快走开了,我认为她是想帮助我的,且是奉命给我做“思想工作”来了,又是什么希望我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老一套!她愣了一下,紧追过来:“那么,你就写张‘入队申请书’吧,啊?!”我吃了一惊,但立即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着她,她有点急:“你回去就写‘申请书’,写好马上交给我!”啊,“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了?我不相信,问道:“有用吗?”因为我立即想到了那位兼少先队“辅导员”的凶狠的班主任。这时,大队长不再和我啰嗦,认真地教我写“入队申请书”的方法,再三叮嘱:写好就交给她!咦,好像她在求我,简直不可思议。
天上真的掉了块“大馅饼”,没几天我就“被光荣”地批准成为一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在隆重的入队仪式上,当大队长给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时,那是不能用“激动万分”四字来形容的,“辅导员”开始向我微笑,我和同学们第一次唱起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
从此,我不再是令人讨厌的坏学生,我也是“红领巾”!
不久,才明白过来,我之所以能入队,是因为全市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红领巾班”竞赛运动,哪个学校先出现“红领巾班”,那个学校就最光荣。我立即没有了入队时的那份高兴劲,我明白,自己仍然是班里最差的学生,现在只不过是“红领巾班”中最差的一个罢了,头上套上再多的光环,有嘛用?
可是,奇迹发生了:我的学习成绩竟突飞猛进,毕业前夕的复习阶段,班主任在课堂上,当众表扬了我!于是就有了点“一发而不可收”的架势。
遗憾的是,老师那“没有进取心”五字评语,却“一语成谶”,竟如同“紧箍咒”似的跟随了我一辈子。所以,我现在是硬着头皮写作文讲“党史”,讲“托派”问题,总归觉得难以为情,很有点不好意思,这不仅有班门弄斧之嫌,是否有资格讲也是个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被世界人民扔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只有一、二个独裁国家仍在“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了维护0.4%人的利益,还在一本正经地“挂羊头”,可是“我们不再受骗了”。老爸训斥我没出息,“以后只好去‘捉垃圾’!”那么,我就“捉垃圾”、“拾破烂”好了,那是为了向仁慈的主忏悔我那罪恶的灵魂,也就顾不了这许多了,俺豁出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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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5日星期一阴
C回来了

    中午C①回来了。
    我给家里寄去了传单和信。爸爸希望得到一些有关方面的消息,于是我满足了这一要求。我尽量地使爸爸妈妈也起来革命,做个文化革命运动中的闯将。

1966年9月6日星期一晴
什么是左派 (陶铸②)

    什么是左派?有些地方不清,他讲他是左派,他又讲他是右派,左派和右派都可以分得清的,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左装不成右,右也装不成左,真理永远是真理,错误就是错误,错误不会是真理。
    什么是左派呢?左派就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党的话。不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就不是左派,是假的。因为最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斗争才能坚决,革命最坚定。没有毛泽东思想,不听党的话和毛主席的话,不可能革命最勇敢、最坚定,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革命怎么能最坚定最勇敢呢?
    左派觉悟最高,要把别人带动起来,革命派不能带动革命,这是什么左派?左派可贵之处就是能团结95%的群众,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不怕苦,不怕死,一切为了人民无产阶级革命,最坚决,最能团结人。说这个不行,说那个不行,都是保皇派,就是他自己是马克思怎么能行?
    左派的行为最模范。什么叫模范呢?为了革命利益、社会主义利益,没有个人主义思想,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对就对,错就错,才能取得群众拥护。
    明天预备去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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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什么是左派》陶铸写的摘要,很拗口,无非想说明“左派”不是自封的,需要用实际行动体现,才能被群众认同,还准备去扬州“煽风点火”。现在反思,“左派”就是“革命派”,就有点可怕,就有点“血腥”,就有点是“恐怖主义”的味道,犹如“法塔赫”,如“哈马斯”、如“塔利班”,如“基地组织”,就是阿拉法特、萨达特、卡扎菲、拉登!在这个意义上讲,“左派”应该是反对政府的那一派,和世界各国的“左派”是一个意思,已经与“接轨”了。有意思的是,1957年,毛大爷却把反对政府、反对他的人定为“右派”,真是有点怪怪的!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运动命的通知》。主要的内容有: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有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安排,个人按定量交量票,饭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偶那个值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通知》下发后,大串联在全国出现高潮,约有上千万学生串联,交通运输堵塞,社会秩序混乱,商店商品花色品种减少,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出现混乱。为了稳定局面,减轻财政负担,减少客货运积压,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停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和12月18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坐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各地串联。这种免费大串联之维持了四个月就不得不停止。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社论说,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问题,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敌人对人民是不会宽恕的,我们提倡文斗,不是要宽恕敌人的罪恶活动,而是为了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人民的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它是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16所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的,以“三司”而闻名,由蒯大富等人领导,受中央文革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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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C是室友高隆远先生。② 陶铸(1908 01.16 - 1969 11.30),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祁阳石洞源榔树村(今祁阳石洞源陶家湾村)。1924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春回湖南,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文革”初期,曾是中共第四把手,毛大爷要利用陶铸,没如愿,将他害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城春秋》写的就是陶铸在厦门的劫狱故事。

    Sep.16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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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  (六)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六)“联吴容CP” 和“联陈容CP”

行文至此,觉得需要再用几节文字,来扫清“外围”的“不明飞行物”,才能安全进入我的“时空隧道”,完成短暂的“虫洞”之旅。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值得纪念。可是有人在抢夺话语权,更有人在歪曲历史,说什么“辛亥革命”失败了,错!一百年前革命先辈在大陆播下的“种子”,只是不幸遭到了“万年一遇”的洪灾,在半个多世纪前被无情冲走,漂洋过海,不屈的“种子”已在宝岛生根开花,如今已硕果累累。不管“美丽岛”的颜色是“绿”还是“蓝”,它如同一面硕大的“照妖镜”,魔鬼在它面前只能原形毕露!
那么,曾经的“一声炮响”,是如何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呢?
最著名的孙中山研究学者、广州中山大学孙文研究所所长陈X麒教授说:“在国民党所有文件里,没有发现‘联俄容共’四个字。只有共产党文件里才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注意,“联俄容共”前面“联俄”两字意味着中方的“主动”行为。
事实是:苏俄兜售的革命,在中国开始的两次“联吴容共”和“联陈容共”都失败了,第三次的“联孙容共”获得了成功。

托洛茨基(1879~1940),全名: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列夫·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Лев.Давидович.Троцкий (Lev Davidovich Bronschtine)俄国与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苏俄(前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翼领袖,他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 “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三国际”前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执笔人)。简而言之,“托派”就是前苏联以托洛斯基为首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后,创建“第四国际”,领导“托派”继续活动。1940年,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机关特务拉蒙·麦卡德(Ramón Mercader)用冰斧砍死在他蜗居的墨西哥寓所。

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了“临时政府”,即“俄罗斯人民共和国”。1917年11月7日,俄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托洛斯基,揭开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组织、发动了一场“没有抵抗的暴动”(苏·尼古拉·韦尔特《十月革命:没有抵抗的暴动》),即所谓的“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19时39分,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举手投降,要么遭受“阿芙乐尔”巡洋舰和彼得保罗要塞大炮的炮火袭击。21时,“阿芙乐尔”巡洋舰按开炮了,由于舰艇上没有任何炮弹,它只不过放了一个空炮。冬宫也并非被攻克,而是守军放弃后被占领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被逮捕,托洛斯基讽刺道:“你们是一群失败的可怜家伙,你们的角色扮演完了,去你们该去的地方,滚进历史的垃圾堆吧!”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十分脆弱,所以列宁们的革命成本非常低,没死几个人,无产阶级就夺取了政权。
1917年11月7日,列宁在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所起草的决议中,对十月革命的斗争形式作了准确的说明:“苏维埃特别强调群众在这次罕见的不流血的的和异常顺利的起义中所表现的团结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同心同德的精神------”在这场最终将导致翻天覆地结果的革命中,仅仅死了六、七个人,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罕见的不流血的和异常的顺利”(2010年6月13日《扬子晚报》“传奇解密”)
列宁为此欣喜若狂,11月10日,列宁用德语对托洛斯基说道:“真快活!”他后来又表示:“在俄罗斯发动一场世界革命真是易如翻掌。”这个时候,一切都看似令人吃惊且又易如翻掌------或者说无足轻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片混乱之中,欧洲各国政府几乎都没有察觉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强烈举动、
可是,新生政权,立即遭到了原“俄罗斯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高尔察克将军和总参谋长邓尼金的“反扑”,把列宁的苏维埃政权打得“晕头转向”。这时,列宁想到了中国和印度,企图联合这两头“醒狮”共同来反对帝国主义和“白军”的围剿,于是向中国政府伸出了“橄榄枝”。

近代史显示,任何弱国的人民在绝望中寻找出路时,国内发生的“动乱”或“革命”,其背后都早已出现或立即出现“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子,当“饥不择食”的革命者拿到列强们递来的面包时,哪怕上面的黄油是致命的剧毒,也都会紧抓不放,把它当成“救命稻草”。
1920年3月,列宁让维金斯基来到中国,策划建立共产党组织。
维金斯基①找到了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军阀吴佩孚,对老吴说:中、俄两国应该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如果你能把两年前中国政府(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共同防御条约》废除掉,俄国人民会感谢你。吴说:这个容易,那是段祺瑞搞的,他是我的手下败将,要撤就撤掉好了。俄国人闻言大喜,1920年10月9日,维金斯基在苏联《消息报》报上发表文章说:吴佩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于是,苏俄进一步派人来和吴佩孚联系。这年8月,“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已经在上海成立。李大钊就去看吴佩孚的参谋长白坚武,要求带他去见吴佩孚。
吴佩孚是一个很爱国的军阀,在军阀中,数他名声最好,但很厉害,专制、独裁,听说共产党找他,他觉得应该团结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对共产党要求提出的“保护劳工”四字,表示同意,说:“我愿意保护劳工”,打出了“亲民”形象。李大钊听他愿意“保护劳工”,马上向吴佩孚提出一个很“妙”的建议:“那么,我就给你推荐六个人,让他们在京汉铁路上当‘稽查员’。”吴佩孚说:“好!我马上命令他们执行。”这六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每人每月大洋120元(那时20元兑换一两黄金)。于是,那六个人在京沪铁路主动脉上到处宣传工人运动,建立工人俱乐部,建立工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在军阀吴佩孚的“卵翼下”、在中国的北方开始发展、壮大了。接着,李大钊又“热心”地给吴佩孚推荐了更多的共产党员担任各方面的“稽查员”,在政府各部门“帮助”吴佩孚。后来就有了吴佩孚镇压“二·七大罢工”,但在这之前,共产党是因为吴佩孚而在中国真正走向群众运动,走向了社会,于是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苏联在中国联合的第一个人就是吴佩孚,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吴佩孚是一位爱国将军。一年后,1921年6月27日,苏联告诉吴佩孚,希望他派兵到外蒙帮他们镇压“白匪”,这些“白匪”实际上是捍卫“俄罗斯共和国”的人民武装。吴佩孚说:“我不干涉他人国家内政”,断然拒绝!没几天,1920年7月18日,苏联居然违反1915年中俄关于都不得派兵进入外蒙的协议,悍然派兵进驻外蒙,攻占库伦(乌兰巴托)占领了外蒙。吴佩孚立即和苏联断绝一切关系,因为外蒙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苏俄的“联吴容共”宣告失败,开始了“联陈容共”,找的代理人是孙中山的部下陈炯②。
辛亥革命后,陈炯明在广东有一定的力量,他在福建漳州高喊:“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福建办了《民心报》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专门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着干。1920年,他居然写信给北洋军阀,一定要保护陈独秀(托派)③能来到漳州共谋大事。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1)我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必须是独立的,政府不得干预;(2)教育经费独立,从广东财政支出十分之一;(3)广东省宣传的政治路线、政治思想、政治学说,必须和我宣传的一模一样。陈独秀宣传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陈炯明竟全部答应。陈炯明另拨30万大洋给陈独秀成立有关宣传方面的“培训所”,中共广东支部建立了,广东共产党员谭平山、谭植荣、陈公博等人开始密谋反对孙中山,要把广东变成“社会主义广东省”。
陈炯明的表现也得了到苏联的赞赏。
1920年4月29日,苏联派出维金斯基去福建见了陈炯明,苏联派海军中将路博专程到福建漳州找到陈炯明,帮助训练军队,在武装上支持。陈炯明被苏联找上了,这就是苏俄“联吴容共”失败后的“联陈容共”。
可是陈炯明命运不济,因为苏俄派出了一个精明的叫马林④的代表来到中国后,马林得出一个结论:此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太大了。他说:(1)陈炯明只想当“广东王”,他没有“志在全国”,而我们要今天的中国全部变成苏联一样的国家,而不只是想把广东变成苏联的一个省;(2)陈炯明野心大、胆子大,可是没有水平,缺少知识;(3)国民党发动“省港海员罢工”,显示了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巨大力量。他发现孙中山才是在中国最有声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如果苏联政府不去联合孙中山,而去联合陈炯明,将会犯历史性大错。于是马林找陈炯明谈了整整十天,陈炯明也向他暴露了他实际上是反对孙中山、反对中国国民革命,实际上他想把广东变成他陈家天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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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维金斯基(1893—1953),又名吴庭康魏琴,俄罗斯人,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长。1920年3月,维金斯基来到中国,李大钊在北京北会见维金斯基,同他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② 陈炯明(1878年-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致力于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中国,与孙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权”、不惜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为国共两党均不受欢迎的争议人物。下野后退居香港,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并首任该党总理。后病卒于香港,翌年迁葬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后来,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写了本《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书中全盘否定孙中山,主要依据是用当时陈炯明在香港办的骂孙中山的报纸资料来继续诋毁孙中山。
    ③ 陈独秀(1879—1942),中国最大的托派。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发表退党声明在先)。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④ 马林(Maring),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全权代表共产国际。是经历过复杂斗争考验的老练革命家。这位荷兰职业革命者在华两年多所做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有着马林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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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7日  星期三 大风大雨
不是红卫兵不能去扬州

    早晨,曹治民①对吾讲,去扬州串联一定要是红卫兵,否则,是去不成的,所以学校打了证明也白搭。这说明车站的红卫兵是十分“无法无天”的,是“厉害的”。这种革命行动吾抱什么态度呢!?当然是支持的,虽则吾不能去。
    中午把一些印刷品寄给爸爸。
    吃饭不定量②确实很好,面条大量供应的,我中午吃的与以前差不多,二两面条,三、四两饭;早晨二两稀饭一只馒头;晚上二两稀饭,总是要超出的。有个疑问,我校吃得少的人究竟是十分少的,如果超支后(肯定超得多),学校怎么办呢③?
    晚上,体育馆继续进行斗争黑帮分子毛系云④的大会,我在10:30离开了会场。
    这几天很冷,大约是由于十四号台风的影响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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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显示,班里一部分同学通过推荐或去省委开证明都去北京串联了,我在南京也想动动,想去扬州串联,自己不是红卫兵,还没资格去扬州。
    日记中我谈到吃饭问题,感到担忧,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食堂是包伙制,学生每月定量31斤,伙食费13元,由班级生活委员记录每人自报的一日三餐的饭量,若超出31斤,就另交钱和粮票,若少于31斤,那么到月末就由学校伙食科将“余粮”退回本人。文革初,“红五类”认为这种制度被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们“占便宜”了,因为“狗崽子”在食堂吃的少,却拿上退回的粮票到外面去“享受”,应该废除这种“不合理”制度,让大家共享“余粮”。于是伙食科就不再退回个人的“伙食尾子”,开始了“有饭大家吃”的“共产”生活,这简直就是“人民公社”那种“吃饭不要钱”的翻版。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年轻人都有一副功能齐全的“好下水”,“红五类”低估了“狗崽子”们的肚量,食堂开始“寅吃卯粮”,无法支撑了。不久,“大锅饭”就被“饭菜票”制替代了,学校将助学金发给本人,个人自己包干伙食,不享受助学金的仍自掏腰包,这样大家都感到方便。我隐约感到:那种“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实在是太遥远了。
    1966年9月7日,毛大爷致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信。信中写道:青岛、长沙、西安发生的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要求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
    同日,各地串联学生在京人数已经超过3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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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年级二班同学。② 其实还是定量的,各人的粮食都放在“一个锅里”,不分彼此。③ 因为没听说中央对“红五类”废除的伙食制对超出部分的粮食是否有“最高最新指示”。④ 毛系云是学校的宣传部长,吃足了苦头。

    Sep.19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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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 (七)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七)“联孙容共”

马林立刻给苏共中央打报告,说不能联合陈炯明。就在这时,陈炯明发动了兵变。苏联立即决定抛弃陈炯明,联合孙中山。
1922年2、3月份,苏联派马林找孙中山十余次。在陈炯明叛变前,孙中山断然拒绝联合苏联。
第一次,马林找孙中山谈心,孙中山就说:“苏联搞共产,我很诧异!”他的意思是说,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错路。
第二次,马林找他谈的时候说,孙中山说:“我们不可能和苏联建立联合的关系!”
第三次,孙中山跟马林说:“中国国民党志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打倒军阀,‘北伐’一天不能成功不要想和我谈和苏联联合的事情。”他全拒绝了。
然而,苏联政府又派出另一个代表团来找孙中山,要求和孙中山共同发表联合的文件,孙中山断然拒绝,孙中山只说了一句话:“将来我会派一个最好同志到苏联考察后再说。”这个最好的同志就是蒋介石。发表联合声明文件的要求被拒绝了。
这是孙中山在言辞上的拒绝。
1922年5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开了两个会。一个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代表大会”,邀请孙中山同时开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对这两个会都断然拒绝,没有参加,态度十分明朗,也就是说,苏联要联合孙中山的意图没成功,苏联的“联孙容共”被拒绝。可是,历史造化作弄人。
不过几个月后,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了。孙中山“二次护法”失败。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7月,苏联派全权代表越飞①和马林来到中国,直奔上海,找到失败的孙中山,孙中山的讲话变得缓和了:“在目前情况下,我可以考虑和苏联建立一个联合的关系。”
紧接着,英国记者瑟索郎姆探访孙中山,孙中山说:“国民党是我的孩子,我和国民党现在在水里,现在要淹死了,我希望英美国家、西方国家来帮助我们,可是他们不理睬我。这时从上游飘来一根稻草,救命的稻草,我想抓住这根稻草。结果英美国家们就向我大声疾呼说,你千万不要和俄国人搞到一起去,那我就问他们,你们会帮助我吗?他们不吭声。好了,虽然是俄国飘来的一根‘稻草’,总归是一根稻草,我先抓住它再说吧!”
孙中山就是在这样没有路的情况下,抓住了这根稻草,被“联孙容共”了。
可贵的是,孙中山被“联孙容共”后,并没有背离辛亥革命的原则和使命。

苏联是革命的两手:一手抓住北洋军阀,拉关系;一手在中国找它可以联合“容共”的对象。孙中山在一种垂死的、绝望的困境下抓住了俄国这根“稻草”,也只是权宜之计,也是策略,所以,他提出了条件。
当越飞在1922年7月,带着马林来到中国要求联合孙中山的时候,孙中山虽然说了一些敏感的话,但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从1922年2月起,一直相互谈判了将近一年时间,到1923年1月26日,才在上海和苏联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发表《孙中山和越飞联合宣言》,宣称:
“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②
《宣言》另一版本如下:
“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民族独立。”
就是说,苏联向国民党保证不进行共产革命。同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指出:“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③这表明,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由国民党掌握领导权。
苏联同意了孙中山的意见。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孙中山系统地演讲“三民主义”,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至今,还没有看到有人批判“马克思主义”比孙中山批得更高明、更精确,那是一百年前啊!孙中山特地提出“四项原则”以正视听:
(1)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2)坚持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
(3)坚持民主共和,反对阶级专政;
(4)坚持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果不服从国民党的思想和命令,我就开除他们,如果苏俄为中共讲话,我就和苏联断绝关系。
堪为铮铮铁骨!
有意思的是,“老佛爷”和“人民的儿子”也有一套“四项原则”或叫“四个坚持”。1898年9月21日,晚清顽固守旧派总头子“老佛爷”发动政变,镇压了“百日维新(即康梁变法)”。如果说赵 XX是光绪的话,那个自称“人民的儿子”的便是“老佛爷”第二。
“老佛爷”的“四个坚持”是:(1)坚持大清祖宗和先皇的既定家法、规矩不变;(2)坚持满清八旗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变;(3)坚持高于一切的皇权不变;(4)坚持走大清(中国)自己的封建专制道路不变。在“四个坚持不变”的基础上,“老佛爷”还咬牙切齿地说:“决不搞‘三权鼎立’,决不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于倡导‘变法’者,杀无赦!”
“人民的儿子”的“四个坚持”,与“老佛爷”的“四个坚持”如出一辙:(1)“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共和国,况且它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可能建立,因为国家是社会各阶级的“河蟹”形式,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2)“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一党专政、就是维护一党一己的利益,从而剥夺了人民的权利;(3)“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一花独放、就是堵塞言路、就是不允许任何不同思想观念和异议的存在,就是只允许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观的存在,必须唱“同一首歌”;(4)“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封建专制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在国民党所有文件里,没有发现‘联俄容共’四个字。只有共产党文件里才有。”的原因,同理,在宝岛那边的教科书里也找不到“国共合作”四字,因为老孙和老蒋也有“四项基本原则”滴。
如果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知,定会一声叹息:“怪俺老孙‘只是心太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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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越飞(1883年10月10日-1927年11月16日)出生于俄国一个富裕家庭,中学时即参加政治活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后在俄国各地活动,1906年被迫流亡,先到德国柏林,后被逐,转至维也纳。1908-1912年学习医学并与托洛斯基一同编辑《真理报》。1912年回国,被捕并流放西伯利亚。1921年7月26日,获任驻华特命全权代表,8月22日抵达北京。1925年参加俄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越飞因不堪政治上日益加剧的压力,1927年11月16日在莫斯科的医院内自杀身亡。1987年恢复名誉。② 参见《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与布哈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第223页。③ 同前,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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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8日 星期四 雨→阴→晴
李承淑自杀了!活该!

    气象教研组一条大毒蛇①畏罪自杀了。昨天上午7:00到校,请假说要到医院看病,结果没去工人医院,回家上吊自杀了(她②小孩发现后,用剪刀把绳剪断,掉下来死了,本来可能可以活的,舌头没有出来),死于8:30—9:00。她是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曾写信给毛主席说,她有两条出路:(1)反革命到底;(2)自杀。多么疯狂啊!
    现把她生前的黑诗③抄下,足可说明她的反动了:

    ① 百兽朝拜鼠为王,多言此事过范唐,问君何物制鼠王,猎公早已升天堂。
    ② 圣代君王贵英灵,今朝天子弃贤人,身微知广落路旁,身贵才薄登高堂。
    ③ 九洲饥声处处闻,恰似饥神乱凡尘,若说东宫诏书明,却怪饥神九洲同。
    ④ 跃进狂风刮九洲,万民挨冻亿民饥,民盼圣贤千万代,唯有尧舜万古传。
    ⑤ 一声炼钢召四方,秀才弃书民弃农,弃书犹可弃农危,好钢难以充饥肠。

   以上反动诗五首,是这条大毒蛇所一贯的立场,是由其阶级立场根源决定的,死的活该!大字报有登出水工教研组陈宝研④的一家反动罪证,刊登了他妹妹的两封信,说红卫兵在他家抄出日本军刀两把,一把雪亮,一把半锈半亮,子弹二十余发,各种手枪,国民党徽------。
    这些阶级敌人还想变天,真是痴心妄想!
    (晚上8:00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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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气象教研组的女教师李承淑的“畏罪自杀”,事出有因。本来日记是绝对秘密的个人隐私,不同于雷锋那种“苦大仇深”的“红五类”,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充满无产阶级“朴素的阶级感情”的日记堂而皇之地公布于众,“做好事不留名”却留在日记里,自己死后可以让全国人民学习。后来得知,“文革”前,李承淑为了响应党的“向党交心”的号召,主动向组织上交自己的私密日记,表示同“资产阶级”决裂,向“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表决心。谁能料到,组织竟背信弃义地出卖了她,还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众。如同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在1966年9月2日深夜自杀前,在留下的遗书中所言:“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过。”在“文革”中,面对邪恶所表现出来的“士可杀不可辱”者不知道有多少。毛大爷,你这老贼,俺给你三百鞭!
     这五首诗是我当时怀着愤怒的心情,在“水利馆”的大字报上抄录下来的,快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李承淑老师写的诗真是棒极了,可惜她相信了邪恶势力,轻信了“披着羊皮的狼”,我现在同样怀着愤怒的心情再次阅读它!

    1966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全文如下:
    为了确保党和国家的机密安全,特作以下规定:一、密码、电报、机密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等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所有机关干部、革命群众和革命师生都有责任加以保护。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的红卫兵,应协同党政机关和解放军负起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光荣任务。二、党政机关的密码、机要资料,未经领导机关负责人批准,任何人不得人以索取和动用。任何人不得拦阻和检查机要交通人员。三、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机要、档案、和机密资料部门的办公室和库房。如发生群众性的这类运动时,主要负责同志应即出来坚决劝阻,号召革命群众起来保卫党和国家机密,防止坏人乘机破坏。如果发现个别坏分子进行破坏时,应在群众中揭露后依法处理。
注意:中共中央竟认为红卫兵是“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的红卫兵”,现在看来,这实在非常可笑、荒唐,但“红卫兵”确实是一支类似当年被“清朝政府”利用,后又被“老佛爷”斩杀的“义和团”流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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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大毒蛇”是我给畏罪自杀的李承淑冠的名,这是非常错误的,我现在要推翻强加给她的“不实之词”,向她的在天之灵鞠躬、道歉!② 即李承淑老师,没教过我们的课,教我们“三气”(《气象学》、《气候学》、《天气学》)的是“历史反革命”周恩济先生,周教授是“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同学。可是,竺可桢写信召唤爱国的周恩济先生回国后,不久便被打成“反革命”,但学校仍让他教书。③ 不是“黑诗”,是“千古绝唱”。④ 陈宝研应该也是位老师,不熟悉。


    Sep.22nd.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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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八)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八)老蒋会托氏

1922年3月,苏俄全权代表马林第三次找孙中山要求联合时,仍被孙中山拒绝了,孙中山只说了一句话:“将来我会派一个最好同志到苏联考察后再说。”
1923年8月16日,由孙中山命名“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以商人打扮的蒋介石为团长,其他成员有:沈定一、王登云(翻译)、张太雷(中共党员),秘密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一路颠簸,25日到达满洲里, 9月2日抵达莫斯科。路途半个多月的辛苦,可想而知。考察完毕,蒋介石于11月29日率团离开莫斯科回国,12月15日回到上海。
蒋介石对孙中山派他去苏联的决定,自然是诚心服从。1923年7月下旬,蒋介石就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筹备工作。他多次找到孙中山、汪精卫、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商讨代表团的组成和考察计划的细节及内容,还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马林会面,征询意见,了解情况,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蒋介石还抓紧时间“恶补”俄语,他觉得此行不仅对国家有利,“以期根本解决此国事耳”,而且对他的前途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愉悦之情溢于言表:“为个人计,则也甚得也。”(蒋介石1923年7月23日“日记”)
此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埋头于书面报告——《西北军事计划意见书》的起草:拟定提纲、改正修饰、校阅修订等。因为孙中山的构想只有一个大致轮廓,具体方案须由蒋介石拟议完成。为保证这份书面报告能得到苏俄的支持,取得预想的结果,蒋介石的工作非常投入。
10月13日,蒋介石满怀热望把这份洋洋洒洒长达万言的《中国革命之前途》亲自送交苏方。但令蒋介石纳闷的是,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苏方没有任何消息。处在焦虑与无奈状态之下的蒋介石在屋内踱来踱去,度日如年,催吧,怕苏方反感,显得低三下四。他只好向苏方负责接待的人多次暗示,自己“由于精神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想“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苏方居然未置一词。
那么,苏方为什么对自己请来专门探讨中国西北军事问题的客人如此冷淡、把蒋介石寄予厚望、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军事计划置之不理长达一个月呢?其中一个原因一直被历史尘埃所覆盖。从托洛斯基写给斯大林的“绝密”信件(现存前苏联苏共中央档案馆)中,可窥此堂奥。实际上,苏联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报告还是十分重视的,它被直接送到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手中,正在养病的托洛斯基认真阅读了蒋介石的《西北军事计划》,这位当时地位在斯大林之上、苏联军事部门的最高决策者于11月2日致信斯大林,表示:“我认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中山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时间准备的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之后。”斯大林完全同意这一意见。托洛斯基信中所指的“欧洲局势”很大程度上是指德国局势。当时德国局势正“如火如荼”,如果德国革命胜利,那么“世界革命”将完全改观。
此时,对于求上门来的蒋介石可以说是如坐针毡,也难怪蒋介石几十年后对此仍颇有微词。苏方对蒋介石的《西北军事计划》不热心还另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苏联已经把外蒙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新疆也“垂涎三尺”,蒋介石对此多少有些察觉,也是他称苏俄为“凯撒之帝国主义”的由来,后来蒋介石坚决拒绝在外蒙独立的协议上签字。
一个月过去了,苏联人来找度日如年、身心疲惫的蒋介石,通知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准备会见他。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时,竟表现得有些紧张,就是处在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中”。蒋介石明白,谜底就要揭开了。
  11月12日下午3时,蒋介石应邀前往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参加双方的会谈。寒暄之后,立即进入主题。斯克良斯基直奔主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提方案并得出如下结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做好政治准备工作,否则,在现在形势下,一切军事行动会归于失败-----”面带笑容的蒋介石听罢就像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愣了片刻,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试图能有所改变。一直到下午五点半也没有谈成。蒋介石没有放弃最后希望,他请斯克良斯基转交自己给托洛斯基的一封亲笔信,斯克良斯基愉快地答应了,表示一定转达他的意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终于,1923年11月27日下午3点,仍在住院的托洛斯基礼貌性地会见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托洛斯基对因病一直未能会见代表团表示了歉意。随后,托洛斯基“就中国局势和国民党在解放运动中应起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真诚的看法”托氏的说法和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没什么不同,蒋介石的亲笔信根本不可能改变老托的意思,只不过托洛斯基的谈话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放到宣传工作上”因为中国革命“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没有群众基础的武装行动只能是军事冒险,最后难免归于失败”,他提醒蒋介石“苏维埃的经验值得很好借鉴”,办“一份好的报纸胜过一个不好的师团”。他斩钉截铁地总结说,孙中山和“国民党应当立即地、急剧地调整自己的政治方向盘”,“尽力放弃军事冒险,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去”。对于托洛斯基的看法,蒋介石表示不能全部接受,因为中国有别于革命前的俄国,“各国的的帝国主义者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加之南北军阀间的不断斗争,局势变幻不定,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和保护,单纯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为了获取苏方的支持,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
“希望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能够成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一”。
蒋介石急迫的心情表露出来的弦外之音,不知为什么惹得托洛斯基有点不快,托洛斯基气冲冲地说:“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蒋介石闻听此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在托洛斯基看来,蒙古居然不是中国自己的本土。显然,这种探讨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会见,就这样无疾而终。此后,苏联人再也没有同蒋介石讨论过什么“西北军事计划”,寄托着孙中山和蒋介石梦想的“西北军事计划”最终落了个“胎死腹中”的结局。
所以,苏联和中共反对国民政府“北俄伐”的根子就在这里,后来只好尊重“人民的选择”变为支持“北伐”,有点时下对待利比亚人民推翻“卡叔”的味道。

这里不得不提及当时苏俄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共产共妻”①事件。
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出版,其中有段文字: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深入研究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史的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限於抢掠财产和屠杀,这个革命还要全面破坏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社会性关系的混乱,是布尔什维克造成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後,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 。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 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1990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这本杂志指出,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事件。在苏共和苏联的正式文件中,也许根本找不到关於性资源“公有化”的文字,可布尔什维克有一个让性全面解放的立场,性道德的沦丧,源於党的这个思想。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克朗黛:《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1920年)。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阶级的性需求,把恋爱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玩意儿,为无产阶级所排斥。
  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後头,历史学家缅古诺夫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强奸)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六十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
     有一些女孩後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後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後被杀害,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後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着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於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
       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叁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 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内战 争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後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於十六岁。

老蒋必定也对此耳有所闻,蒋介石对苏联将近三个月的考察,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获得的负面印象颇深。估计,此时老蒋心中已埋下反共的种子,发芽是迟早的事,只是不动声色,所谓“深藏不露”,狡猾之极,因为国民革命需要卢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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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2010年11月19日,党报《苏州日报》刊登了一篇《由苏俄“共妻令”煽动的“共产共妻”谣言》的文章,披露了“十月革命”后发生的这个事件。说是“1918年,苏联一个布匹店小老板赫瓦托夫伪造了一份‘共妻法令’,并将之付诸实施。这位冒险家死后,‘共妻令’并没有随法庭的审判而结束,反而成为‘共产共妻’谣言的源头。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里,苏联‘共妻’说曾持续多年。对这一敏感而离奇的事件,苏联史学界观点并不统一。一些苏联史学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只是一笔带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苏联中央媒体才先后披露一些事实:在1918年,在许多地方报纸上,出现了一道伪造的‘共妻法令’。那些吃白饭的好色之徒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1930年。”可是,疑问是:(1)那个布店小老板竟有如此大的魔力,使地方报纸竞相刊登“共妻令”?(2)小老板最后被逮捕,为他法庭辩护的律师、女辩护人科隆泰在长达四十分钟的发言中她以精彩的语言捍卫她的“爱神”理论,她为被告辩护说,男女关系过于随便,缺乏形式上的约束,导致时下人们举止轻浮才使得被告的“法令”有了市场。并且认为,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底层固有的自由散漫,以及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不会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消亡,还会多少遗留下痕迹,资产阶级的沉渣陋习还会泛滥,辩护人科隆泰要求法庭格外开恩,将被告从法庭直接无罪释放。令人奇怪的是,法庭的红军老战士、陪审员反复商量了三个小时,“因科隆泰毕竟位高权重,他们最终采纳了她的意见”,最后当庭判决因赫瓦托夫犯罪证据不足,法庭当庭释放。但第二天这位小老板被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杀死在他的布店里。为什么?(3)“共妻令”竟“被一些吃白饭的好色之徒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1930年”,没人管?《苏州日报》刊出该文章,原意是辟谣,可是适得其反,“越描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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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9日星期五 晴
我班文革小组不得力

    几天来,文革小组的能力显得很薄弱。一方面只剩下δ①一人,另一方面工作能力不太强,不大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工作显得很被动。
    在这方面我也很难想出得力的办法帮助解决,在这里仅表示遗憾了。

1966年9月10日星期六晴
电影《胜利在望》

    看电影《胜利在望》②,比较好!

1966年9月11日星期日晴
立醒回来了
  
    早饭后就去电校,碰见立醒,他还没吃饭,于是往外走。
    他说5号回来顺便去苏州一下。苏州情况比较复杂,经常展开辩论。市委像个老先生,不表示任何态度。别人要炮轰市委,市委却默默无言,真是糟透了,革命各道自己头上来就不行了。
    说苏州经常炒家。吾巷中有家③搜出80000多元,1800多块银元,还有三十几个金手镯,真是疯狂,藏这么多钱,最后这家主人从三楼跳下来自杀了。活该!
    家中把牌位④打掉了(很明智),而谢先生⑤的大老婆干瞪眼,问:“为什么把它打掉?”这些老顽固,岂有此理!谢也很明智,把许多画撕掉了,卖了,害怕别人来抄家。
    说〤〤⑥曾来南京,8号回苏的,很忙,经常在外活动。

附:〤〤〤是什么货色

    〤⑦是反革命分子〤〤⑧的走卒,〤〤〤⑨手下的一名得力的助手,是《水院简报》⑩的得力通讯员,曾为二班的所谓体育为革命而锻炼起过草,迷惑不少人。为什么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无动于衷?
   〤〤〤⑾,我深知你批判能力很强,听到“兵临城下”⑿是坏影片,马上写信给新华社,表示这是毒草,很敏感。遗憾的是为什么看完“抓壮丁”⒀却大肆宣扬,叫同学快去看说是〤〤⒁的,演得好,放了不少毒。你曾是《前线》⒂杂志的忠实读者,说这个杂志很好,又说《文艺报》⒃如何好,好在哪里?你所说的都是毒物、毒草。
    希望你好好回忆,起来革命,好好地把刘书〤、〤〤〤等人的反动言论挖一挖,革命不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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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篇日记,通篇在发泄自己对一些同学的不满。现在看来,被我攻击的人,他们对一些事物的观点却是十分有见地的,比我“睿智”,现在,我要向他们说声:“对不起!”。我只是跟着极左思潮开始疯狂起来,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迈向深渊 ”,只是当别人也开始向我“亮剑”时,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尚“先天不足”,有什么资格“革命”呢?但是,让人迷惑不解的是,每当自己感到“万分沮丧”之时,毛大爷就会及时说出我们的“心里话”,真是怪哉!毛大爷很能掌握受压、想“造反”的人的心理呢!
    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运动的主流。
    毛大爷对知识分子是有顾虑的。1957年的鸣放期间,本来大爷想用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风清党,结果出了“纰漏”,弄成了全国高级知识分子“联合”反党的尴尬局面。这次他老人家“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利用专家、学者,连大学生都不敢轻动。因此他搞“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原是从中学开始的,搞出点经验来了,“红卫兵”才进入大学的。在“五·一六”之后,红卫兵就在北京的几个中学,先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起来,蔓延至北京市几十个中学里的中学生数十万人中,迅速地出现了。
    毛大爷现在用不明真相、“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来搞垮对手的这种卑劣手段是刘少奇们所始料不及的,他们希冀从正式的党的会议上与大爷“一争高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木已成舟”,一旦开会,就只有听“判决”的份了。不按规矩出牌,是大爷的强项,也是集权专制下,政治流氓的惯用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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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室友贾德胜先生。② 越南影片,叙述侵越美军把越南老百姓强行集中迁入“战略村”进行监督生活,反映了越南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生活。③ 那是家住“富郎中巷”顾乃大的家,那是一所大宅,虽已破旧,气派还是非凡的,顾乃大是留德女博士,著名医生,终生未婚,“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妹妹顾乃琴也是名医,曾任“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④ 供奉祖先的灵位,曾吊挂在客堂走廊的天花板下。⑤ 我家房客,有两个老婆,大老婆未生养,小老婆生了一个女儿,1956年考入浙江大学,由于美貌,被“六角恋爱”,由于“狼多肉少”,没处理好关系,受校方批评,谢先生将女儿领回家,不读书了。1960年经人介绍,嫁给了华水图书馆主任、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的弟弟、转业军人周少然先生。⑥ 看不清字。⑦ 隐去名字。⑧ 水文系总支书记。⑨ 我水文68级年级辅导员。⑩ 华水校内报刊。1⑾ 隐去名字。⑿⒀ 1965年公演的国产影片。⒁ 看不清字。⒂⒃ 均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编辑的报刊志。

    Sep.25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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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 (九)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九)T派的由来和处境

老马认为,共产主义只能在全世界同时实现。列宁同志却“创造”、“发展”了老马的主义,在俄国“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列宁的老师PL汉诺夫①(1856---1918)认为列宁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PL汉诺夫晚年留下了政治遗言:
   (1)“要是我指责他(列宁)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错误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应该等待。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他的背叛”;
    (3)“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即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
    PL汉诺夫还以惊人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布尔什维克在经历饥荒、经济破产、剥夺农民三次危机后将出现第四次危机即意识形态危机:“在这第四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现在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个解体过程持续了几十年(具体说是74年),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了,PL汉诺夫的预言被历史一一证实了。这篇难得一见的奇闻,苏联解体后在档案馆被发现,奇就奇在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走势,竟与PL汉诺夫实际初的预言惊人的相似。
    俄国《独立报》1999年11月30日编发了PL汉诺夫政治遗嘱的同时,还发表了遗嘱发表经过、文献真伪考证和遗嘱曲折经历的几篇文章。
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列宁的“第三国际”认为,各国共产党应站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放眼世界革命,“爱国主义”是狭隘的、错误的,应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实际上,中共成了“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严格地说,就是苏俄莫斯科的一个支部。列宁生前非常看好托洛斯基,列宁死后,“第三国际”被斯大林掌控,中共只能以斯大林的“马首是瞻” 。可是,托洛斯基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和斯大林大相径庭,尤其在“第三国际”如何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观点更是与斯大林南辕北辙。托洛斯基不同意中共加入国民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斯大林则认为,中共力量太小,而且,其成员组成绝大部分是农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不了中国革命的,只有依附国民党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当时中共力量很小不说,且穷,靠卢布苟活,那就只有仰人鼻息,用当今时髦话讲就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吆喝“同一首歌”。从此,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吃尽了苦头。

孙中山先生显然对共产党有戒心,屡次警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②马林只好灰溜溜地回国向斯大林汇报去了。
即使孙中山如此作为,仍然受到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Zhang太炎的严厉斥责。1929年3月12日,章太炎在孙中山南京安葬典礼(史称奉安大典)上,送的挽联竟是: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c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③应继魏忠贤④。”
早在1920年代,一位国民党元老曾预言性地指出:“追随共产主义运动,犹如追随一位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到地狱里寻找天堂”,天使面具是因为共产主义宣言中集合了全人类最美好、最动听的理念与言辞,魔鬼的本质是因为阶级斗争的邪说再加上“一dang专政”,权力膨涨失控,走向绝对的腐败的不归路。

此时的Chen独秀始终认为:共产党应该脱离国民党,否则共产党就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蒋介石先生是何等的精明,1923年访苏前他还在恶补俄语,对苏俄的制度充满了幻想,但他访苏回来后就醒悟了,一山岂容二虎?国共两党迟早分道扬镳。中共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架势,只能忍气吞声。终于导致中共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Chen独秀,这位前清秀才,觉得再也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认为斯大林不是为世界共产主义事业,而是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共,终于忍无可忍,向中央提交辞呈(辞呈在先,开除在后)。中共为掩饰“难言之隐”,只能把陈独秀当作替罪羊,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抛弃了事,这就是所谓中共党内的“第一次路线斗争” !

这里,必须提及苏联莫斯科的“孙中山大学”,因为那时的莫斯科已经成了“红色麦加”,第一批去朝圣的国共双方约有340名留学生,“孙中山大学”堪称中国托派发源地、大本营。
孙中山于 1925年3月12日去世后,对于急切想使中国相信他们是一片好心的俄国共产党来说,正好表示他们友谊的良机。为了纪念孙中山,他们于1925年秋,在莫斯科开办了“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这所大学寿命不长,在1930年秋就停办了。尽管如此,,它对中国两党的事态发展都有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正如它是二十年代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1917年后中俄关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还是国共两党党史的组成部分。
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9月,中山大学的正式开学,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的“蜜月”,中山大学是继俄国人帮助下在1924年5月建立“黄埔军校”后开办的第二个学校。不论是参加开学典礼的俄国人还是中国留学生,无不为之感到振奋。大厅披上了盛装。列宁和孙中山像分别挂在大厅两侧墙上两国国旗之下。包括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内的很多来宾出席了开学典礼。当天晚上很多来宾致词,可是只有犹太人托洛斯基的演说词赢得了同学们的赞誉。他说:
“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不论他是一个同志或者一位公民,他如果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不配当俄国共产党或者苏维埃公民。”⑤
虽然蒋介石的俄国之行败兴而归,但是,在俄国领导人中,老蒋对TL斯基的感觉却还可以:“大多数向孙中山博士致意和表示愿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竭诚合作的苏联党政领导人是犹太人,只有加米涅夫和契切林例外,他们是俄罗斯人------这引起我特别的兴趣。我发现像TL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越飞等人比较起来,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蒋介石在回忆录里继续写道:“我同托洛斯基谈话,数他最开门见山------他慎重其事地对我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⑥
看起来,托洛斯基由于他的崇高的国际威望,因为他比斯大林还原为著名,因而被请来主持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
可是,中国共产党很快在中山大学进行了全面渗透,中山大学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校”,这使得蒋介石很恼火,使得斯大林更恼火,因为原意是为国民党办的大学,现在却被中共掌控了,本也想“睁一眼闭一眼”,可是中共留学生竟和托洛斯基一个腔调,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即唆使中共留学生的王明(陈绍禹)进行“维稳”。此时,在苏联控制了“东方劳动大学”和“孙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共产党员的王明,是铁杆“斯大林派”,他配合主子,对留学生中“托洛斯基派”进行残酷打击,瞿秋白的大弟弟瞿少白就是在那时被暗害的。
斯大林面对留学生失控的无奈,只得在1930年将“孙中山大学”关闭了事。

1931年4月24日、6月21日,中共头子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人叛变后,最后均被蒋介石枪毙。中共没了主儿,王明组成了“临时中央”,成了中共当时实际最高领导人。他后来从苏联回延安后就竭力打击回国的“托派”留学生。平心而论,毛大爷那时对“托派”似乎并没在意,但随著和王明争权夺利斗争的白炽化,毛大爷也就不管“托派”与否,把留苏归来的张闻天等书生统统地捋下去了事。“延安整风”期间,凡是“托派”均被开除党籍,格杀勿论!
陈独秀辞去共产党总书记后,“蜗居”上海,赋闲在家,有机会阅读托洛斯基的论著,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托洛斯基早就持有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观点,主张中共独立革命。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立即接受了托洛斯基的思想。可贵的是,陈独秀和托洛斯基经常通过书信进行争论,搞清问题,并没有全盘接受托洛斯基的观点,但一旦被说服,就立即表示同意,无疑,陈独秀是“托派”。
此时,散落中国各地、有意见分歧的几个“托派”组织,在陈独秀的协调下联合起来了,于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作为负责人,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处书记,组织部主任是陈亦谋,宣传部主任是郑超麟------。并于5月9日发表“第一号报告:给‘国际书记处和托洛斯基’的信”。至此,中共史上的另一个“党中央”诞生了,并继续坚持与国民党进行不屈的斗争,直到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为止。这个“党中央”很短命。
国民党认为“托派”是共产党组织,是“共匪”,必须消灭!
由苏共扶植的延安共产党,称“托派”是“托匪”, 必须消灭!
被国共双方追杀的“托派”,不得不整日里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干革命”。共产党胜利后,罗瑞卿继续负责追捕“托派”份子,1952年2月更是采取了全国逮捕“托派”的大行动。郑超麟被国民党关了两次监狱,坐了7年牢;1952年至1979年,又在共产党的监狱坐了28年牢,正是“把牢底坐穿”了。
“托派”真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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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普列汉诺夫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他写的哲学理论著作曾经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1903年俄国社会主义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渐渐和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1917年回到俄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但并不支持反革命。1918年3月,普列汉诺夫已经病入膏肓,他自知来日无多,叫来好友捷依奇,开始口授“政治遗嘱”,其时他已极度虚弱,但思路清晰,有条不紊。长达两个多星期的口授耗尽了普列汉诺夫的最后精力,他于1918年6月12日溘然长逝。遗嘱历尽曲折,至今方中见天日。② 黑皮书:“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右倾投降主义’是谁的路线”,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1日第一版。③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④ 魏忠贤。明朝宦官、奸臣。⑤ 黑皮书:“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33页。 ⑥ 同前,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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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2日星期一晴
向工人、贫下中农缴枪!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出身非“黑七类”①又非“红五类”②的我来说,是个考验,到底站在哪个立场上讲话,这是个原则性问题。
    运动以来,自己犯了很多立场性错误。
    如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应以最有力的支持,应看到主流,看到主要方面。虽然某些做法是不妥当的,但应正确对待之。革命的群众运动未免会有缺点,这是开始,斗争后,经验会丰富。我们应不是去挑剔,更不应骂街。上次大字报上骂人③,这是立场性错误,把贫下中农和红卫兵也骂进去了,这种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在此,应警惕自己以后不再犯。
    昨晚贴了〤〤〤④的大字报(贴在走廊中),〤对大字报的态度是恶劣的,接连地问:你为何现在抛出这张大字报?你贴大字报是别有用心的,你在运动中干了些什么?你逃避劳动,手疼不下乡,却在家中举重!你造谣!
    对于〤〤〤的一派胡言,在此仅表遗憾,他为什么会这样歇斯底里大发作,真正没问题的人,再贴多少大字报也是贴不倒的,真金不怕火炼。我提出〤〤〤和〤〤〤有关系,因〤〤〤曾为二班写过报道,且是《水院简报》⑤的通讯员,年级黑板报编辑。他说:“我不认识〤〤〤!”我为他害羞。
    对于手疼没下乡一事,我仅对〤〤〤表示遗憾,我曾把医生讲的话对他反映,他同意我不去,反映给〤给听,〤叫我在家休息。于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的,向〤〤〤表示:“我这次不去,下次再去,反正一定要去。”他反问道:“你什么时候再去?”接着又说:“算了,休息休息。”我没之吱声。但他竟会说我对这次抗旱的态度应好好检查。我是气极了,老实说,由于举重扭伤了左手已三星期,一直没好转,去工人医院 “理疗”,第一次光照射后好一些,又去举重(这是不对的)不行,于是我对〤说:“不行,我的手不能多来。”于是一个星期都没有举。到了照射第四次后,手好了,于是又举重了。而〤反唇相讥问道:“你锻炼目的是为什么?好好检查!”我真不明白他的意图,于是答曰:“为祖国建设。”“为祖国建设?那你为什么举重时还这里瞧瞧,那里瞧瞧?”我只是哭笑不得,他对同学的体育锻炼到底抱什么态度?我深表遗憾(这些事发生在早晨和〤的争论后)。
    对于〤〤,我已经不想和他多讲什么了。他这个人我已经看得很清楚,同学们也看的很清楚,为节约纸张,不对他多议论。
    对〤〤这个人,应一分为二看,主流和支流。他出身于贫农,自来红,好得很,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烙印,立场是站稳的,敢于斗争的,作风是正派的,在这里我表示要向他学习。但未免有不少缺点,讲话是不负责任的(可能自己会前说后忘),对同学不是抱诚恳态度,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缺点不敢勇于承认,我以后要提醒他。对他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为要斗争到底,否则对我班的团结,对这次文化大革命大有害处,因为他毕竟是班的文革小组组长。如果不称职,是要被“罢官”的,我不希望他会有这个下场。所以,他虽然对我的态度很不好,但我不计较这些,要顾全大局,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工人、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在城市和高邮社教已看得很清楚,他们大公无私,吃苦耐劳,富有革命斗争性,是革命的主力,我不向他们投降,难道向资产阶级投降?我要向工人、贫下中农缴枪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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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把具体人的名字全隐去了,也许有人能猜出来的。不管如何,现在,我要向他们鞠躬,深表道歉、忏悔,说声“对不起”!只是我们都中了“奸计”了!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始作俑者已“Gong With The Wind ”(“随风而去”(美)玛格丽特·密西尔《飘》),曾经的“伤痕”早已被流逝的岁月“抚平”。我想,现在能在“博客”上回忆往事,这实在是一件“幸事”了,因为有些“人还在,心不死”!
    “文化大革命”这宗中华民族“五千年”有史以来的“十年浩劫”,当时的参与者、受害者后后来的史学家,都一致同意是毛大爷“亲自策划的,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为实行“共产主义”而清除“走资派”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从1949年以来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反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的背景,以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大爷被迫检查为导火索,其实际目的就是毛大爷为“泄私愤”、推卸“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罪责,为了彻底摧毁“根深蒂固”的刘少奇集团,和刘少奇反极左的意识形态,而达成毛大爷绝对独裁的政治运动。
    然“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善良的人们深受其害,不要以为在一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就能了结,只要你一旦挨批,只要你还活着,那就永远也逃不脱以后的历次运动,次次挨批,未完未了,必须练就“老运动员”的体魄才能苟活。
    毛大爷永怀“小人之心”,且“瑕疵必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没资格称“政治家”,也没资格当“政客”,用说书先生“扬子江”的话来讲,他只是个“政治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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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黑七类”,指“文革”初期,根据学生出身的阶级成分,划分“等级”的最末一等,学生的父母或祖父母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特务、走资派”,后来又加上了“叛徒、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位于第九,“臭老九”的美誉有此而来,后来毛大爷为了利用“知识分子”,竟模仿“威虎山”上的“座山雕”说:“老九不能走!”。② 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③ 指8月底,我贴出大字报:《警告这些混账东西》,闯下“穷祸”。④ 名字全部隐去,用〤〤代替。⑤ 学校内部报刊。⑥ 我的态度是很虔诚的。

    Sep.28th.2011  辰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v13j.html



提 审 茨 冈(十)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进专案组

1963年,我来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上学,当时在校师生不过三千多人(目前在校学生就有39800人,将近四万人,难以想象怎么教育),我国从1963年起,高校招生开始讲究出身和成分,所以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城市学生很少,成了“异类”。本应该在1968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2月份才分配。尽管我不喜欢这个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①的“水文系”,但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荒废了足足两年学业,还是让人感到很惋惜。我的宿舍就在清凉山脚下,但是我连山后近在咫尺的“莫愁湖”也没去过,夫子庙也没去过,鼎鼎大名的“总统府”居然也没拜访过,现在回想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有点可惜了。
1967年夏,我还不到22岁,可谓“年幼无知、孤陋寡闻”,政治上还是块“白板”不说,连一丁点“阶级斗争”的经验也没有。这时已经荒废了一年学业,“文化大革命”却风风火火、昂首阔步地迈入了第二个年头。“华水”造反派打算在学校的“三结合”校领导班子中,结合一批“革命干部”,于是成立专案组,审查他们的历史。
      我听说后,心里立即有了“小九九”,“大串联”很不过瘾,想再出去“看看”,觉得身边的东西不稀奇,且迟早可以去看,外边的世界才精彩。就立即找到了负责专案的年级同学福州人林炳章先生。哥儿们好说,他一口答应,于是我去了刚成立不久的“虎啸”战斗队,该战斗队专门负责审查院党委、系总支等党员干部涉及的有关“叛徒、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嫌疑问题的系列专案调查工作。
    我成了院副书记郑镇的专案组成员之一,需要去省委组织部查阅档案。那时,毛大爷已堪称世界上“打黑”的祖师爷了,绝对属于一流终极产品,“山姆大叔”小布什派出数万士兵打的是山羊小国的拉登、塔利班,是外人,俺们大爷在这世界泱泱大国创建、组织了数千万“红卫兵”打的是本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起重庆那个不入流的“唱红打黑”的小混混,更不知道要“牛B”多少倍啊!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虽然国家机器、各级党组织全被毛大爷打翻在地,且不断被他肆意地、来来回回地、践来踏去,但这个腐朽体制仍然傲然屹立,就是不倒。我们专案组成员,尽管个个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都是“革命师生”,却不是党员,按照“文革”前的规定,非党员群众是没资格染指党内机密文件的,干部“档案”更是禁区。“造反”一年多了,仍然不是“同志”,这个规定仍然没被废除,我们“专案组”仍然不能查阅组织部的档案,怎么办?还好,我们曾是拥军的“P派”,省军管会组织部的同志非常配合,“急中生智”,立即变通了一下,认为可以让我们“听档案”,组织部的人就开始念给我们听,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当我们听完档案,吃惊不小,这位书记在延安时,有“托派”嫌疑,档案中竟还有“此人不可重用”的结论,真令人沮丧!
不过,既然是“嫌疑”,就必须搞清楚,否则就无法把他结合到学校“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中去。副书记只是向专案组提供了介绍他去延安的那个人的姓名,由于时间久远,不知道现在人在何方。
专案组的任务是:找到此人。先前反思时,一直认为自己在“文革”中是属于“跳梁”的那种,现在想想,那时还曾扮演过“福尔摩斯”的角色,就感到有点释然了。
把当时的日记又仔细的阅读了一遍,觉得我的《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一文中有两处需要更正:
(1) 1967年7月15日,我从武汉逃回南京,各地造反派开始“揪军内一小撮”,全国进入全面“内战”。专案工作中断了不到3个月,而不是4个多月。日记显示:1967年9月30日,我出现在上海,又继续“工作”了,并在1967年10月30日,去江西劳改农场提审犯人,1967年11月,二上北京。关于在北京、武汉和苏州等地的情况,我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和《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中作了交代,不再赘述。1968年初,我参加了“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的“抓黑手”行动小组,在苏州、常熟、“沙家浜”一带活动,突袭了“郭建光”,直到1968年下半年,我又再次南下江西提审犯人;
(2)副书记的革命引路人,后来参加了国民党,他没有离开上海。参加“中华复兴社”的是案中另一人。
翻阅日记时,我惊讶地发现,1967年9月,华水造反派“对外作战部”的秘书竟然是我,可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曾经当过这个劳什子的秘书“官”,可是这里有日记白纸黑字为证:

1967年9月19日 星期二 晴~阴
这位大秘书

“这位大秘书!”他们这样称呼我。一下子我成了“革联”对外作战部的秘书先生了,那也不错,试试看嘛,这是“老革命”干新工作了,〤〤〤②也是秘书先生了。活动室有两个,303室和202室。上午开会直到十二点钟。下午好睡,到二点起来,洗完被子去港建楼拿“信”③,交给李纪人④。
秘书之事还没搞过,恐怕要常坐办公室了,这倒也很辛苦的啰。
周友谓⑤买到明天的戏票,电影现代戏片段,去欣赏一下好了!

六天后的日记写道:
1967年9月25日 星期一 晴
去上海

任务来了,马上去上海!
几天来的秘书的我,确实太忙了。22号晚十一点四十分,和革司、红联⑥老保联合起来了,老子一点也想不通,还说想不通也要想通。我想,我d思想大约落后于形势了!
上午办了手续马上出发,现在是十一点多。
                                     水(101)⑦

情况可能是,一方面我得继续院副书记的专案工作,另一方面,我没在意这个秘书“岗位”,那时经常“城头变换大王旗”,草头王多的去了,更何况此时竟要和一小撮“老保”联合,不爽!反正不上课,与其看同学在寝室的走道上摆棋摊,下围棋打擂台,还不如离开这闹哄哄的清凉山,到外面散散心,这无疑是明智之举。所以,我把这短命的“秘书”早就扔到“爪哇国”去了。
准备“战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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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水文系”是我国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刘光文先生从美国引进的,他把美国留学的一套搬来中国,在“华水”创建了“水文系”。当时这玩意儿连苏联老大哥的大学里也没有设立,故如此调侃“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水文系,但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专业和地质专业的辛苦程度可谓“不分伯仲”,是涉及“算水账”、预报洪水的专业,建水电站必须根据水文资料才能确定该不该建大坝,建多大、多高的大坝,做的是工程前期工作和各地区常年的水情监测工作,是水利尖兵,所以没什么人愿意学,可是我们这代人对于各种专业了解很少,根本不懂得什么专业今后会在城市工作,什么专业去山沟,那时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谢天谢地了,就没多考虑,很陌生的“水文”两字迷惑了不少人,等到明白了,已经“木已成舟”。
    ② 也是我年级的同学,隐去名字。③ 不知是什么“信”,记不得了。④ 李纪人,“苏高中”校友,1962年考入华水“水文系”,文革前,由学校作为华水“师资”,派去南京大学专攻英语,“文革”期间回校,此人非常能干,可谓“人中吕布”,我很听他的话。⑤ 周友谓,我班同学,我的室友,后调往五班(海洋班)。⑥ 华水的“华水革联”是学校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革司”和“红联”是人数很少的另一派,大约只占全院十分之一不到,反军的“P派”。⑦ 水利馆1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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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3日星期二晴
批评是团结的纽带

    这几天,与同学争得面红耳赤,也可能时有误会。但意见不同是可以的,也是正常的,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是可取得一致的观点。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又指出:“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的,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
    我们班级中的〤〤〤、〤〤〤①等人,出身虽是剥削阶级家庭,成分不好,但在运动中的表现还是较好的,勇于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开火的,表现一般,他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不是说明他们已经背叛,则要打个问号了。总而言之,在目前情况,是争取团结的对象。
    我出身于一个“中间”地带②的人,既非“黑七类”③又非“红五类”④,是个动摇阶层。首先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如果立场不对,则谈不上革命,甚至会成反革命。
    对于红卫兵(班中的)⑤和文革小组成员一些缺点和错误,要有“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可意气用事,否则会“吃力不讨好”!
    现在〤〤〤的态度很不好,有些地方对我提的一些东西出尔反尔,不实事求是,怎么办?只有耐心、耐心、再耐心。对他应有100%的信心。他本质是好的,我想,他以后会接受批评的,只要他能学好毛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就可以了。
    对于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是一定要与他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如果批评首先计较态度,那等于完蛋一半。一定要谦虚、耐心,否则“吃力不讨好”且会“分裂”,这一点要警惕的。
    一句话:批评是团结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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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反映出班上同学的各种观点频现,且争论激烈。我自己想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认为自己是个“中间”人物,真是幼稚可笑、可悲。
    当时,北京有个1959年高中毕业的遇罗克,成绩优秀,因为出身问题,进不了大学。他写了篇著名的《出身论》,此文于当年7月初稿、9月定稿,以大字报形式贴出,立即震惊全国。文中对“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等荒谬、极左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可是,遇罗克竟被当成“反革命”于1970年3月5日的公审大会后枪决,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因言获罪”,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大救星”一生中所干的罪恶勾当之一!
    所以,史学家唐〤〤认为:“毛大爷可以做皇帝,不能做主席。‘自古帝皇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定是一位顶呱呱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有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日本式,你学的再像模像样,你没有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袁世凯的悲剧,是背着总统的包袱去做皇帝,蒋、毛二公的悲剧,则是背着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他们三人,都死不瞑目。自叹‘壮志未酬’也,悲夫。”
    真是一针见血!那么,我们的“公仆”绝对是:“背着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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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隐去名字,均用“〤〤〤”代替。② 自己一厢情愿的分析自己。③ “黑七类”指:地、富、反、坏、右、特务、走资派。④ “红五类”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⑤ 原有括号。

    Oct.1st.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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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一)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一)淮海路1288号

侦查“投奔梁山”的引路人的踪迹,对一个非专业的学生说来,难度太大了,尤其寻找上个朝代的人就更难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国共内战,双方战死数千万生命。唐代曹松为战乱中不幸的百姓,无辜的平民,他憎恨着那些操戈作祸,裂地封侯的乱臣贼子,愤怒出诗人,他的《己亥岁二首》就是明证,其中一首说道:“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前天是 10月1日,是这个红色政权建立六十二周年的纪念日,行文至此,不胜感慨
中共党魁王〤,曾在1989年杀气腾腾地放言:“谁要夺取这个政权,就拿二千万颗人头来换!”那么就是说,中共是牺牲了二千万人的性命才从国民政府夺取了话语权的。在这骇人的数字中,有我五伯伯、六伯伯的二颗头颅。那时我不并知道这个新政权为了“共产主义”究竟死了多少人,更不知道国民政府为了捍卫“三民主义”又死了多少人。1965年,小叔叔在南京江宁县任县委书记,所以我差不多每逢星期天就去江宁东山镇,叔叔告诉我,我的五伯伯、六伯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于1946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常州西夏墅,是革命烈士,祖母曾为了掩护他,拒绝招供,被国民党的兵打得吐血,还把三伯伯的房子一把大火烧个精光。原来,那鲜艳的五星红旗上也有我祖母的一滴血!叔叔以此为由,一再要求我加入共产党,这简直是要我去“嫦娥奔月”了,我自叹弗如,但不甘示弱,竟不识好歹地和叔叔“辩论”起来,最后说:“我要向鲁迅学习,鲁迅不是党员,可也是共产主义战士!”叔叔居然被我呛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只得叹口气道,那你就学鲁迅去吧。后来才明白,鲁迅是不能随便学的,否则,大狱伺候。
今年3月27日,我去常州老同学司马均德先生家中作客,谈去年“上海世博会”的欢聚,回忆“文革”,他那时是我班也是我年级唯一的学生共产党员,曾暗中保护过我,让我感动了半个世纪。分别几十年了,无所不谈,我告诉他,我老爸是离休干部,当他听我讲述的家事后,司马先生竟吃惊起来,责怪我说:“原来你伯伯、叔叔都是老革命,老爸也是搞‘地下’工作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要是我那时知道,早就把你入团了!”也许他是对的,可那时我总觉得叔叔他们的事情和我关系不大,那两个伯伯我也没见过,老爸不和我讲这些,我也不清楚,只是叔叔老是吹嘘他如何打鬼子,鬼子还悬赏一千大洋抓他,后来又如何打国民党,好像只有他革命,别人都是“帮帮忙”而已,这是我要和他“辩论”的起因之一,我隐隐约约知道老爸是国民党,“帮忙”掩护过他们,可这“国民党”却是比较吓人的,所以在学校里我也从不提起,只向一两个密友透露过。文革初期,会上竟有人影射此事,吓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估计辅导员泄的密。
内战双方死了数千万人,所以,我受理此案时,就担心这个革命“引路人”是否还在人间?
此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应该是个活跃分子,组织大学生参加什么“萤火”、“光明”等读书会组织,还介绍学生去“革命圣地”延安,应是个人物,他是谁?还在吗?在哪里?在侦查、打探隐私方面,我没有福尔摩斯那睿智的脑神经和老到的处世经验,头儿明显地高估了我的智商。这个断了线的风筝在哪儿呢?我不得不冥思苦索起来,有点夜不能寐的意思呢。咦,“灵感”来了!
1966年“文革”初期,风头十足的“南开大学”红卫兵小将,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充当“周兴”、“来俊臣”式酷吏的康生暗示下,在江青的指使下,从“敌伪档案”中,翻出了1936年的国民党报纸,揪出了以安子文、刘兰涛、薄一波为首的叛徒集团,史称“六十一个叛徒集团”。
1936年,在国民党“草岚子”监狱被关押的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个共产党人,当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履行了国民政府规定的手续,出狱了。按照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坐牢的共产党员只要写一个“反共启示”,在报上一登载,就可以被释放。于是他们写了,公开刊登“反共启事”,声明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事实是,张闻天曾在1967年2月18日给毛大爷等关于此事的信中,附上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的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工作干部的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①
可是,现在出版的讲述这六十一人的书刊,在引用张闻天的证明时,都把“简单手续”一词前面的“不反共、不发表”的六个字删除了。
现在看来,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人原来是可以这样作的吗?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只是一种手段?同样的不可思议,心慈手软的老蒋就居然相信了这些“白条”上的黑字。这就是“文革”时期震惊全国的被康生“暗示”后、由南开大学“革命小将”“揪出”来的“六十一个叛徒”的大案。
另有一人坚决不肯在“反共启示”上签名,即便被告知这是党中央的指示后,他也不干,他就是“文革”中,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的刘格平,他的骨头是硬的,像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由于他拒绝提拔曾当过日本人密探和伪保长的陈永贵,而被江青捋下台。江青是证据确属的叛徒,有资料显示张春桥是和崔万秋有接触、疑似军统特务的人,姚文元的老爸姚蓬子更是在1931年成了共产党的叛徒,并从特务头子徐恩曾那儿领取特务津贴。大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怎么就菌集了这些货色?据说大爷对此竟然还十分清楚,实在搞不懂,要么,这只能说明大爷是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
这个“六十一个叛徒”大案,为处心积虑要打倒刘少奇的毛大爷提供了“炮弹”,给这位昔日“毛泽东思想”原唱者,拦腰打进了一个致命的楔子。此时,毛大爷和江青这对夫妻冤家的“二人转”演技,已经升华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就连那个靠走街串巷唱小曲为生、当今在央视春晚不可或缺的专以糟蹋智障、残疾人为能事的赵〤〤这厮也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这个震惊全国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大案,启发了我!
既然这位书记大人是从上海“投奔梁山”的,那么,上海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敌伪档案”应该会留有他们的“倩影”,这是我上海侦查工作的“重中之重”
四十四年前的今天,1967年10月3日,我来到了淮海中路1288号,这是一位70届校友安排的住处。日记中写道:

1967年10月3日 星期二 晴
房子问题

“找到房子了!”老熊②对我说道------。我来到淮海中路one two eight eight ③号,房子美极了,三楼住宿,设备齐全,洗脸室、抽水马桶,浴缸。这是资本家被抄家后留下的空房子,里面是一些老“工总”、我“革联”的材料,原来里面的费忠兴④去宁波了(一个星期)⑤,还有一把“万握铃”⑥。它位于常熟路小剧场那儿,旁边15路车直到黄河路。
-风景很好,又很静,是个工作的好地方!老熊建议我住在这里,我满口答应,来体验一下这种生活,因为我还没有单独居住这种“高级”的房子。
至于什么电灯、水、茶都是比较好解决的。
这个“密室”⑦是十分重要,将是我“革联”永远的活动场所。
话得说回来,万一这里又不行,要另请高明,否则有碍工作。新的、从未有过的生活明天开始。
                                   (待续)
____________
注:
  ①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东方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② 我系教“水化学”的熊椿懋老师,和我是一个专案组的成员,我俩一起去北京和上海外调,后来我分别和戴贤凯、许木土同学搭档外调。③ 意为1288号。④ 费忠兴是何许人,不知道,也没谋面。⑤ 原有括号。⑥ 即小提琴 Violin 的译音。⑦ 我那时认为是我院造反派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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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4日星期三晴
看最最好的电影

    晚上看毛主席和百万革命师生集合的电影① ,现在还没有看,8:30看,现在8:00.

1966年9月15日星期四晴
婶婶忘却了

    已经15号了,可婶婶还没寄钱来,不知何故。特写信去问了。如果已寄出,则要询问一下,如果没有寄出,那就忘记了吧!
    下午斗刘晓群(教务处处长)②。他态度比任何一个都要强硬,极不老实。他可恶之处就是排挤工农子弟,死不承认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包庇,干罪恶勾当!
    斗争会从2:30—7:30,比较成功。郑镇③和河川系的刘图义④一面揭发,一面承认错误,看上去刘图义的错误要大些!

1966年9月16日星期五晴
头脑胀得很

    今天我哭了⑤,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对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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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很巧,我的《提审茨冈》(十一)正好提到关于我叔叔、伯伯、老爸参加“革命”和有关“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件的事情。
    9月16日的日记,仅仅一句话,这天却是我受到冲击的一天。因为有规定,“黑七类”子女没资格坐省委为华水包下的专列去北京参加“国庆十七周年”的庆典。那么,学生就得开会,“自报家门”谈谈自己的出身问题,可是有人矛头暗暗指向我(我怀疑可能是年级辅导员故意泄露了一些“机密”)。我对老爸的经历是不清楚的,一时“措手不及”难以招架。这里不再赘述,请参阅:博文“今心解密日记 1966.06.22. 查账心得”,老照片中有详细叙述。
    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以文化大革命为纲,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外出串联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联。对工矿企业等单位的领导干部需要撤换的,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同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15日,毛大爷第三次接见来京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群众约百万人。林彪代表毛大爷、党中央在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发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页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9月16日,康生就安子文、薄一波等出狱问题给毛大爷写信。信中写道:“我长期怀疑刘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当时坐狱的人,大致可分三类:一、少数人反对刘少奇这个决定,拒不执行(据说刘格平等人反对);二、有些人立场不稳,组织上服从;三、有些人本来就已经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二、三类人,约计70余人。现在有些人的名字,还弄不清楚(已弄清楚一些,补证),现住在继续查证,详细查明后报。”信后还附有5份有关的1936年京津地区报纸影印件。毛大爷在信上批:已阅。
    同日,新华社十六日电:发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看来,运动有点失控了,已经有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了。
——————————
注:
    ① 应该是1966年8月18日,毛大爷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的电影:《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② 刘晓群是个老革命,据说解放前的土改时期,已经是解放军团长了,却骑着高头大马回到家乡,为地主父亲说项、翻案,在“文革”中当然罪责难逃了。③ 水院党委副书记,我是他的“专案组”成员,为了查清他的“托派”(托洛斯基派,简称托派,托派的思想以托洛斯基为首,是斯大林的反对派。前苏联斯大林执政之後,对党内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打击迫害,苏联的托派人士或非托派被大幅逮捕,损害了党内民主,制造了大量冤案。与此同时,其他共产政权的托派人士的命运也坎坷。)嫌疑问题,“南下、北上”断断续续历经一年多,没查到什么问题,却知道了前苏联斯大林时期恐怖的党内斗争的来龙去脉,过早触摸到了“延安整风”的真相。④ 刘图义是华水河川系的系总支书记。⑤ “今天我哭了”,请看博文“今心解密 日记 1966.06.22. 查账心得”,老照片中有详细叙述,这里不再赘述。

   Oct.4th.2011  卯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v6jz.html



提审茨冈(十二)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二)房东求救

“这是资本家被抄家后留下的空房子”。
这是日记对淮海路1288号的注脚。关于“文革”中初期红卫兵“破四旧”,将“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赶入农村的事件和残杀“阶级敌人”的惨烈事件,发生在1966年8、9月份,我没见到有关上海市当时的抄家情况资料,但从北京的情况也“可见一斑”:
“ 1966年8月27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骇人听闻的残杀事件。从8月27日到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有325名“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被杀害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据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中,北京市有1700人被活活打死,有8·5万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此外,自“八·一八”大会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全市即有11·4万多户被红卫兵抄家,或被迫或闻风主动交出了各种财物。全市查抄了大量金银和金银制品,以及现金、现款、公债、外币计4478万元,图书235万册。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51万多件。各区县收存的财物变价计达1867万元。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炒,图书字画等被焚烧了8天8夜,大量文物被毁。”①
那么,作为1967年初“一月革命风暴”的发源地上海,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成绩”不会比北京差,天晓得全国发生了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骇人的是:俺们大爷说了,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

我临时“下榻”之处,淮海路1288号是一幢米黄色外墙、墙中嵌有下方上圆“挪威式”窗户、罩有“科隆大教堂”式尖顶屋面的三层西式洋房,第一层面积最大,向上依次递减,房后有花园,独门独户,花式镂空铸铁栏杆挡住了人行道上的匆匆过客,旁边还有两幢和这一模一样的洋房。暗思量,这是“万恶的旧社会”资本家的居住区吧。我用钥匙打开了这幢洋房大门,看似空无一人,是个“空大厦”,安静极了。
给我安排住宿的河川系70届的史美鹏先生告诉我说,我的卧室在三楼。
三楼有两间房,我的这间足有三十多平米,应该是客厅,竟然也空空如也,地上凌乱地堆了些书刊、资料、旧物,连张椅子都没有。奇怪!怎么回事?难道让我睡地铺?正在胡乱琢磨,史美鹏先生来了,还带了条薄被,对我说:“你先凑合着住吧,这是木地板,还好,天气不冷,以后再设法换住处吧。”我没吭声,只好这样了。
这时才知道,原来,被抄家的房东正“蜗居”在一楼的储藏室中呢,三楼另一间住着一对新婚夫妇,日记这样记载:

1967年10月5日 星期四 晴
一对新人,哑巴加聋子

对面的一家,是一对新婚夫妇,男的是聋子,女的是哑巴,是一对绝妙的夫妻。看来,他(她)②们过得很幸福,时常从房中发出哭一般的笑声,欢乐异常。今天晚上,我进了新房一下, 他热情地请我坐下,请我吃糖、喝茶,十分客气。他爱人的表妹(是“交大”的学生)③来看他,用笔进行问答。
对聋子说来,世界是寂静的,寂静的,这是很苦闷的。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很乐观,是多么的乐观啊!她时常用手势狂妄地指划着,不时地发出哭一般的笑声,有时眼睛瞪着我,男的时常讲一些话,作她的翻译(手势译成话)。
我恨同情他们。九平方米的房子,没有窗,住的是阁楼,那样尖顶的阁楼式房子,男主人很不满意、很不满足。
这种结合是十分有趣的,他们的思想用手来比划,他们的工作是埋头苦干、不声不响,他们的行动------
这就是1288号三楼的人家。

这段日记,写得粗糙,过于刻薄,那位男主人不是先天性聋子,后来得病,聋了,表达的语言也逐渐忘记了,是个半聋哑人,所以还能帮助“翻译”全聋哑的妻子的手语,看来妻子性子有点急,经常发出“嗷、嗷”的声音,那“笑声”也是变了调的,像“哭”,那是“苦恼人的笑”。现在读来,颇有趣。聋哑人用“手谈”和“笔谈”的方式交流思想,要是那位央视春晚“不可或缺”的本山大叔知道了,定会在他那以讥讽残疾人为乐的表演中再加“佐料”。
男主人告诉我,他已经向领导反映,要求调换一个大些的房子。我当时有点纳闷,这所大房子基本全都空关着,为什么不让他们住呢?也许,他们的档次还不够,这些腾空的房子是“备而不用”,等待贵客?谁料想,二年多后,我家的房子也被“腾空”了,老爸全家被赶到苏北射阳一个叫“八大家”的村落去劳动改造了。

日记激活了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时空“黑匣子”内的磁带,激活了我那沉睡的脑细胞。
一天晚上,我刚回到1288号“空大厦”,听得有人上楼来了。随着一阵急促的楼梯声,一位四十多岁、徐娘半老、“风韵尤存”的中年妇女,神色慌张地出现在我面前,怯生生、仓促、低声地对我说道:
“今天红卫兵有行动了,谢谢你能否帮我们去居委会说一说呢?” 原来,她是一楼“蜗居”房东的“阿妈”(女佣)。
我十分吃惊,听口音,她像是苏州乡下人。她告诉我说,今晚红卫兵要把资本家集中起来“审问”,不排除有“肢体碰撞”的事件发生,“阿妈”为东家着急着呢!可是,我一个外地人,能帮什么忙?大概东家已是万般无奈,叫女佣搬我这个“救兵”来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衣着特殊,穿的是军裤,左臂戴了个“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袖章。军装原是69、70届学生在1965年搞军训时,学校向部队购置的几百套士兵服,原已搁置仓库,谁想“文革”武斗派上了用场,在校学生打开仓库每人一套,有人也给我搞了一套,我不喜欢两个兜子的军衣,所以只穿军裤。其实我是“伪军”,战斗刚开始,一个同学就被邻居“南师‘八三’”造反派用长矛挑穿了肚皮,肠子流出来了,我立马就逃回苏州去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红色恐怖”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武斗也结束了,怎么可以再搞这种“恐怖”活动呢?我憎恨“抄家”、“破四旧”,为此我还差一点受冲击,我决定扮演一回“救星”,可是我是外地“红卫兵”,不知行不行,但立即答应去试试。
出大门,沿着昏暗的路灯走,正准备向路人打听“居委会”的去处,不远处见到两三个没领章帽徽的“丘八”,站在路旁,其中一个竟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说:“今晚行动取消了。”还说:“本来要通知你一起来的,但里弄居委会不同意搞,只好算了!”咦,他们知道我住这里?!我注意到他手中捏了一根鞭子,真悬!我“哦!”了一声,不再理睬他们。立即返身回去,去东家“蜗居”之地——储藏室。
储藏室离楼梯不远,敲开门一看,就不想进去了。储藏室是个短短的“狭长”地带,摆满了日常用品,连转身都困难。房东和他儿子就像一个模子出来的,都瘦骨嶙峋,都架了副眼镜,只是老人面部肌肉下坠、多皱纹,坐着,儿子个儿很高,站着,活像赛凡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没见到女主人。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他们应该高兴。老人看着我,漠然道:
“阿拉(我、我们)也是非常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的。”
我晕!这是什么话?他边说边扶着椅子想站起来,但站不起来,站半拉又坐下了。真没劲,我转身走了,阿妈追了出来,跟我到楼梯口,悄悄地对我说道:“其实,他们一家是好人,是被冤枉的。”我纳闷了,有什么冤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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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三卷,第129页。② 日记中括号均原有括号。③“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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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17日  星期六  晴
明天去北京,万分高兴
是否黑七类,事实可证

    昨天一天讨论我去北京的问题,我哭了①,饭也吃不下。
    主要是两点:①。在大字报上指责红卫兵的某些缺点;②、我在讨论中讲了爸爸曾参加国民党。
    在大字报问题上,我现在全盘否认②,虽则其中有的内容是正确的。先要考虑自己的态问题,对一些人骂了“混账东西”,把红卫兵也包括进去了,以前对这一点的确考虑不周,骂得没有阶级性,骂了同志,我承认了错。谈到爸爸曾参加过国民党,说心里话,自己也不清楚,婶婶对我讲是对革命工作需要出发让他加入的。究竟如何,我已写出两信(爸爸、叔叔)去了解,事实总要纯清的,我难道是“黑七类”③子弟?????
    上午讨论〤〤〤④的问题,他爸爸是自由职业兼地主,母亲是地主,但认识很不清,态度也不好,故红卫兵不让他去北京,我同意⑤!
    去不去北京,并不能说明他“革命”或“不革命”,但去了北京可以看看形势,见见世面,对自己是一种促进。现在我才发言,讲话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否则会无形中被坏人利用!

附:大字报——《在骂声中成长》⑥  清华811战斗小组

   【在群众的泥巴里滚过千百次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经过万千次的考验的革命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谩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但字典中总还有那么个“骂”字,因为骂声在生活中总是难免的。责骂和非难总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是在骂声中成长的!
    骂声使混蛋发抖,骂声使政治庸人傍徨,骂声对革命者来说倒是一个小小的考验。敌人的骂声,这是光荣,越发证明我们的道路正确。同志的“骂”声,这是误会,真相大白,我们将更团结。敌人的骂声使我们高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同志的“骂”声,使我们警戒,为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敌人的骂声,我们嗤之以鼻,予以迎头痛击。对于同志的“骂”声,我们是认真听取,骂不当的给以热情解释。
    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人,送进耳中的敌人骂声,将一浪高一浪,这是骄傲,坚定方向。沿着错误道路前进的人,送进耳中同志的骂声,将与日俱增,这是警惕,回头是岸!
    劝同志之间的“责骂”可以休矣!
    但愿敌人的叫骂声浪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就是要在骂声中成长。】

    以上这张大字报写得很有水平,对我说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在斗争中魔炼自己,对自己是一个考验。骂错了人应检查,对红卫兵的优点首先要肯定,然后可以提出批评。“批评、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永远要使用下去!
    今天中午收到婶婶的来信,于是我放了很大的心,心中轻松了一些。上几天没收到汇款,我担心叔叔是否被揪出来了⑦(白多心一番,转牛角尖,叔叔是“红五类”,婶婶也是“红五类”不会有问题)⑧。现在我吃不大下饭,思想还是很乱,在事情没有弄清楚前,被认为是剥削阶级出身一事,只有放在心中。事实胜于雄辩,不用担心的,叔叔会如实告诉我的⑨。
    对于红卫兵的一些缺点我还是要个别向他们提出的,不能对他们的态度“听之任之”、“明哲保身”,这是犯了自由主义,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改造世界观的同时,要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我要向叔叔、婶婶学习,向无产阶级的子弟学习,做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当一名毛主席的小兵,争取加入红卫兵组织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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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那时去北京不是件容易的事,“黑七类”免谈。同学们在会议上一个个自报家门,像“过堂”一样,要把自己“知道”或“不知道”的家中隐私“亮出来”,以此判断你的血管里的血是否“纯净”,裁定你是属于那个阶级的“人”,是否有资格去北京。我为了保护自己,居然同意不让〤〤〤去北京的结论,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结果,那位同学竟没去成。不久,喧嚣尘上的“血统论”收敛了一点,那位同学自己去北京串联了,在这里,我要向这位同学道个歉,说声“对不起”。后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炮制者、“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立夫,被当作“五·一六”分子关了起来,还在狱中教唱“牛鬼蛇神嚎歌”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大家都中了大爷的奸计!
    1966年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社论说:“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
    同期《红旗》杂志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文章说:“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文章说,革命的敌人污蔑红卫兵是“少年狂热分子”、“违背人类尊严”、“破坏社会传统”,红卫兵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起劲的反对,这真是光荣得很。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纪念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发表二十周年”。社论说:“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思想的伟大的、天才的发展。”“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胆略和革命的智慧结合起来,把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一定能战胜帝国主义,战胜现代修正主义,战胜各国反动派,战胜一切牛鬼蛇神。”
    上述文章对红卫兵的暴力行动和对文化的破坏行为只字未提,有意掩盖事实真相,极大地鼓励他们的造反行为。此时的“天下大乱”和残暴行为,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结果,更是由毛大爷、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政治合谋和政治发动的社会结果,毛大爷为大规模破坏人权,破坏法制,制造武斗,破坏秩序大开绿灯,造成无法统计的生命、财产损失。
    可怕的是,大爷并没有“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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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请参阅“今心解密 日记 1966.06.22. 查账心得”中老照片的短文。② 承认贴出的“警告这些混账东,西”大字报错了,因为我反对抄家“破四旧”,认为不少“舶来品”如:点灯、电话、电影、钢笔、沙发等有用,不能“破”。③ “黑七类”:地、富、反、坏、右、特务、走资派。④ 隐去名字。⑤ 我赞同班里“文革”小组的意见,不同意他去北京。⑥ 当时转录的一张大字报,以为很好,就抄写在日记里了。⑦ 叔叔直到1968年才被当作“走资派”被“造反派”揪出来,关进了“牛棚”。⑧ 原有括号。⑨ 对于老爸参加国民党一事,在“今心解密 日记 1966.06.24.&25. 文化大革命”中老照片的短文有叙述,这儿不再赘述。⑩ 后来我加入了“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至今仍感到很内疚,上当了。

    Oct.7th.2011  辰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vamx.html



提审茨冈(十五)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五)富郎中巷

1966年10月21日,告别了淮海路1288号“豪宅”,我迁到离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一座不错的房子里住了。记得里面那螺旋状上升的楼梯中间,还有部内外可以透视的鸟笼子般的电梯呢,头儿是两个年轻人,是个什么机关所在,忘了,那儿离外滩很近。
我不停地在与副书记线索有关的部门之间穿梭,有时一个部门去好几次。在上海市革委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汇区教育局等单位排查有关人物的情况后,觉得上海市公安局的敌伪档案是重中之重,准备在案情的外围情况摸清以后一举拿下。
工作余暇,我常到外滩散步,那里有一个相当大的旧货市场。一天,我在一个小门面的摊位前欣赏工艺品小玩意,摊主注视着我,他居然认出我是苏州来的,并不容置疑地说道:“你住在富郎中巷,对吧!”我惊讶万分,世界真小!原来胖胖的摊主也是“富郎中巷”的居民,在外滩“练摊”,他知道我,我却记不得他了。这样的巧合,不知道《应用数学》中的“概率论”是怎么计算的,唉,早就忘光了。

那么,我就顺便说说苏州的“富郎中巷”吧,我住在18号,一墙之隔就是“南阳里”,斜对面是“徳寿坊”。
富郎中巷,东出养育巷对花街巷,西出剪金桥巷。巷东口,北宋时曾立“德寿坊”,南宋重立时改名“好礼坊”,皆表彰北宋刑部郎中苏州守令富严之耆德,故名富郎中巷。民国时期开业医生寓此者甚多,有顾允若、顾乃绩、顾乃大、陆子安等。富严,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进士,仁宗庆历元年(1041),以刑部郎中知苏州。嘉佑年,又以秘书监再任苏州知府(明正德《姑苏志·古今手令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范仲淹给富严的《边事帖》,对富严给予自己苏州家乡人的关照深表谢忱。
从18号至24号,历史上都曾是“吴宅”的院落,这是一幢清朝古建筑。中国闻名的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家、专家陈从周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专门对这幢古建筑进行考察,还认为有个墙角基石纹饰非常罕见,对这古建拍摄了数十张照片备考。
不清楚原主人是何许人,只是最近8月9日《苏州日报》突然刊登了一篇“我市启动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程——让老宅在‘活用’中新生”的文章,说是政府将对苏州首批十二个试点老宅:潘世恩故居、德邻堂吴宅、潘镒芬故居、潘祖荫故居、钮家巷王宅、大儒巷丁宅、博医院旧址、富郎中巷吴宅、大石头巷秦宅、顾廷龙故居、岭南会馆、东齐会馆进行保护利用改造。又据说要把富郎中巷的吴宅改造成区博物馆。
这下我才知道,原来这幢老房子被称为“吴宅”,而且要住不成了。
1950年,我家从吉庆街搬来富郎中巷18号,因为房子大,房间多,大部分空着,老爸就出租了一些。
我家的第一个房客谢先生是浙江绍兴人,在1953年搬来住的,曾经是个什么老板,1949年新老政权交替之时,毫无悬念地变卖了全部资产,立即成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无产阶级”,开始吃老本,赋闲在家,生活却继续“小资”。老爸后来非常羡慕他的“精明”,感叹自己的愚昧,花了三十两金子,向破落地主买下18号这栋“豪宅”,价钱是便宜了些,可是带来了无尽的烦恼。1958年,连同吉庆街的老宅和这18号中的将近三分之二的房产被“共产”了,没想到共产党是做无本生意的,烂熟的“空手套白狼”的擒拿术,让老百姓防不胜防。现在,他们将如何处置这仅剩的二白多平米的“私房”呢?反正老百姓总输。去年,我曾接到政府部门的电话,了解情况,最后那人安慰我说:“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哦,我怀疑那仍是“鳄鱼的眼泪”!
谢先生有两位明媒正娶夫人,当然,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允许的。大太太未生养,二太太生了个如花似玉的女儿,1956年考入浙江大学。可是不久,我发现谢伯伯(我这样称呼谢先生)去了杭州,和她一起回来后,这位大学生一直在家待着,有时我和弟弟与他们父女俩一起打“杜洛克”(扑克牌的一种打法)。谢伯伯还经常借给我书看,那是苏州人冯梦龙写的“三言二拍”,看完“三言”想要“二拍”,却没有,有人说那“二拍”是荒诞小说,不让看。谢伯伯家中都是古书,这“三言”是他从外面图书馆中借来给我看的,受益匪浅。
一天,谢伯伯又把屋里的书摆到天井太阳底下晒,一边和我说,对面“徳寿坊”那位姓沈的老人,书非常多,谢伯伯和他有来往,还说那老人和鲁迅关系不错呢。我那时上小学,知道鲁迅是个文学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国民党怕他,可我很弱智,意识不到谢伯伯说这话的意义。后来才明白,那位老人竟是鼎鼎大名的辛亥革命元老沈瓞民先生。
DIARY <wbr>19660923 <wbr>“自由主义”第十一种 <wbr>& <wbr>提审茨冈(十五)富郎中巷
“徳寿坊”坊门上的红色五角星,是1924年秋,经沈瓞民先生的学生叶天地提议而塑成的,这是出现在苏州的标志革命的第一颗五角红星。

沈瓞民先生(1878-1969),浙江钱塘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03年奉母校浙江大学堂之命再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时,和鲁迅、陈寅恪、刘乃弼、顾琅、张邦华等同寝室。沈瓞民早年受康、梁思想影响,返国后即在上海创办“时宜学塾”和“识字处”,宣传救亡思想,被清廷列入“乱党”名单予以通缉,遂先后八次遁往日本为逋客,化名“高山独立郎”。客居日本时与孙中山、章太炎、陶成章、黄兴等交往,并参与筹组光复会,又加入同盟会,主编《胡天》。当时著有《读史方舆纪要校补》、《中国外患史》等书籍①。
 1904年,沈瓞民受光复会推举潜入国内策动倒清②,不幸事败,遂潜往上海,执教于南洋公学、务本女学、健行公学和上海师范传习所。武昌首义后,他率众参加攻打上海制造局一役,后返浙江先后任都督府秘书、上虞③民事长、宁波民事长。袁世凯称帝之际,他曾集合独立旅、常备队,参加“二次革命”并宣告宁波独立。后事败入囚,被光复会营救,再赴东瀛亡命,至袁氏暴死,方得回国。随后在山东、山西、江西等处勘察煤矿。
1921年,沈瓞民定居苏州“徳寿坊”,有书斋名“自得斋”,这是他《中国外患史》一书版权所换得的。当时他还是章太炎国学会的特约讲习。抗战时,他又任新四军地下经济组织“长江商行”董事,及至新政权成立,又先后出任江苏和苏州的省、市政协委员,继又被聘为中国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沈瓞民先生曾长期研究《易经》,著有《三易新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常见这位老人身穿蓝色长袍,手拄龙头拐杖从“徳寿坊”里出来,在街上溜达,巷子很窄,有时老人竟看我一眼,也许,他觉得一个孩子不看书、傻乎乎地站在大门口“看野眼”,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怪可惜吧。他那不高的身躯、肥硕的脸盘、黑长眉中夹杂的白眉毛让我记忆犹新,伴着那拐杖的“笃、笃”声,他那慢吞吞、笃悠悠的走势至今仍呈现在我眼前。那时我还满脑康乐球、洋画、玻璃弹子,“摸黑龙咚”的不开窍,否则,定会上前好好伺候,做他的“粉丝”,至少设法合个影吧!
遗憾的是,谢伯伯和沈瓞民先生究竟是什么关系,成了千古之谜。
后来知道,谢伯伯的宝贝女儿刚进“浙江大学”不久,就遇上麻烦了,可能是学校里不准谈恋爱,更有可能是“狼多肉少”,竟被“六角恋爱”,被教务处批评,谢伯伯胆小,接回女儿,不再上学,同他一起“赋闲”在家,有时和我弟弟一起打“杜洛克”④。后来经人介绍,于1960年嫁给了一位大她二十岁左右的老革命、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的弟弟、转业军人、“华水”图书馆主任周〤〤先生。“文革”中,我竟失去理智,贴了她丈夫一张大字报,说他不是“体弱多病”而是严重的“革命意志衰退”,气得周先生几天吃不下饭。“吃不下饭”的信息是谢伯伯告诉我老爸的,老爸来信把我训斥一番,我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感到“追悔莫及”,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1968年底毕业前,考虑再三,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华水”家属区,与周先生一家道别,他们一家人不计前嫌,热情地接待了我。唉,与人斗其苦无比!
  
鲜为人知的是,富郎中巷57号,私人医生顾乃大豪宅斜对门席家,还曾住过我的“干爹”,他是我工作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当时鼎鼎大名的副总工程师温济中先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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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还著有:《高山忆旧录》记辛亥革命前后之事,还有《记光复会二三事》、《谈<胡天>杂志的回忆》宣传革命。② 据沈瓞民的回忆:当时鲁迅也正式加了入光复会。③ 上虞,即绍兴。④ 杜洛克,扑克牌的一种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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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3日星期五晴
“自由主义”的第十一种

    “自己错了,也已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毛泽东  
    我最近接连地犯了“自由主义”的第十一种,
    自己也经常要下定决心去克服,但意志总不坚决,自己很苦恼。昨天差一点和S①吵架,好得S并没有生气。只怪我不好,莫名其妙地生气,太犯不着了。自己应有一定的主见,要目光远大、高瞻远瞩,一切不可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应该冷静地思考,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经常用主席思想来对照自己,才可少出错误。
    今天去了文化部、中宣部、高教部、团中央。本想去看《收租院》②泥塑人,但故宫旁边排队的人是空前的,一批只进一百人,若等在那里非得到晚上不成,于是决定明天去。
    文化部的大字报不算多,主要是对周杨、陆定一、谢冰③等人的反党罪行。夏衍④的罪行也多得很,拍了许多“黑片”,浪费了一千多元⑤左右(因为不能演出,太糟了)⑥,如《捉鬼计》、《鲁迅传》、《红楼梦》《------》。打着红旗反红旗,有的根本就是打着黑旗明目张胆地干!许多演员,如白〤(生活极端糜烂)⑦,赵〤、赵〤等(还有陈〤)⑧都是一丘之貉。
    中宣部则是把陆定一、阮铭等人的大字报。阮铭的争论很多,有的说他是“革命左派”,有的写匿名信警告他。那里的大字报并不算多。
    高教部的大字报更少一些。揭的有叶圣陶、吴伟、蒋南翔⑨等人。
    团中央在南池子。揭的是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王伟⑩。他们生活作风都市很坏的,调戏妇女等。公开滥用主席名义,企图来一场混战,反党反社会主义。
    ------
    三点半我回水科院, 刘铁僧去找老乡了,黄忠祥走散了。
    回来洗个冷水澡。遇见了水文69—2的刘川,说他班上有九个人没来北京,是“黑七类”的子弟,刘〤心也没有去,还有个沈(孙)⑾〤英没去成,她是张〤〤的同省老乡,出身是“工商业者”。刘〤心的社会关系复杂,没去成。这是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一种有力的教育。
    至于我的出身,不出九月份就会真相大白,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可以澄清,只有盼叔叔和爸爸的来信⑿。
    我以后一定要冷静,那怕顺利的时候也不能头脑发热。自己年纪不小了,应该懂得如何在阶级斗争中生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虽则贫农是半无产阶级,但也应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讲话、办事,否则就会站到与人民队里的方面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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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自己心神不定,一直希望出身不要有问题,急盼叔叔和老爸来信,给个“说法”,以洗脱自己出身有“问题”或有“嫌疑”的罪行。现在想想,真作孽,我竟然不知道“我是谁?”了,这是不是笑话呢?不是,他们是“以毛大爷之心,度百姓之腹”啊,可悲!有部成龙拍摄的美国片“我是谁?”,我没看过,不知是否也是类似的意思。
    到了北京,心里还是很不踏实。记得那时即使同车到了北京的学生也并不安稳,有两个学生竟被“赶回去”了,一个是水文67的,一个是水文69的,前者不知什么原因,后者出身有问题,还在吃饭时不小心把公家的一摞碗打掉了,弄得大家心惊胆战、噤若寒蝉。
    1966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歌颂毛大爷的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伟大领袖毛泽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工农兵,革命路上打先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们走在大路上”、“坚决和越南兄弟战斗在一起”等。
    原来,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唱红打黑”了
    同日,新华社北京电:发表《解放军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保卫和建设我们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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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班的同学。② 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罪行展览,人物用泥塑做成。③ 文化部的领导,周扬是文化部部长。④ 夏衍,著名文学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⑤ 数字可能有误,不过那时一千元是“巨款”了。⑥⑦⑧⑾原有括号。⑨ 均是教育家,蒋南翔时任高教部部长。⑩ 均是团中央领导,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是当时团中央著名的“三胡”。⑿ 希望叔叔和爸爸来信说明我的出身情况。当时社会上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陷入需要证明自己“身份”的怪圈,这是悲剧。
  
    Oct,16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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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六)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六) 温济中先生

温济中先生,1919年出生广东梅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三门峡工程局的大右派,离婚独身。后随“水电四局”转移至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工地,最终被调往到青海省工作,提前退休在青海恰卜恰①。有意思的是,温济中先生不仅在藏区认了个藏民作儿子,还重新回到了“水电四局”工作。
1976年,“水电四局”开始从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向青海龙羊峡转移。我在1976年4月23日下午3时许,来到了飞沙走石的龙羊峡黄河左岸、海拔2700米的瓦里贡山,住进了帐篷。那里的氧气比苏州少了27%,坐着不动,我的脉搏每分钟120跳,血压是50/80.②,吃的是青稞面,天天肚子疼③,够吓人的吧!每天早上起身就得掀掉盖在被子上那积满厚厚一层黄土的塑料布,因为那里天天“沙尘暴”④。三个月后才住进了办公室兼宿舍的“干打垒”⑤房子。
一天中午,我的上司、周怡中⑥先生从“恰不恰”赶回办公室,激动地大呼小叫:“啊!今天遇见了温老头,说要请我们吃‘天鹅肉’⑦------”。我不禁也“啊!”了一声,吃天鹅肉?谁是“温老头”?
原来,周怡中先生和几位局领导去州委公干,返回途中,小车被已经退休在恰不恰的“温老头”拦住了,一定要老同事去他家坐一会儿。看得出,这次会面他们都十分兴奋。我好奇地听着老周谈论“温老头”在“三门峡工程局”和“水电四局”的轶事。“温老头”大名叫温济中,广东人,是位“刚正不阿”的大右派,后来离婚独居,到青海工作后,认了个外貌和他十分相像的小藏民作干儿子,他离开四局后一直在青海转战,提前退休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知道“水电四局”开进了龙羊峡,温济中先生就在家门口,开始密切注意来往的车辆。那地方人迹罕至,当时龙羊峡到西宁没有公路,非得绕道“恰不恰”的公路才能到西宁,这天终于被守候在门口的温先生逮着了。
数天后的一个早晨,温济中先生出现在我们“施工技术处”办公室,和周怡中先生他们谈论关于重新回“水电四局”工作的事情。那年,温济中先生五十七岁。
温济中先生个子不高,干廋,小方脸,不像广东人,鼻梁高而尖,满头整齐的乌发,双目炯炯有神,微红的脸额,气色非常好⑧。他们谈话时,似乎我这个人不存在。我发现“温老头”和老周都很会“侃大山”,妙语连珠,十分风趣,实在观察不出这个老右派有任何丝毫的“沮丧”表情,似乎和一般的右派有天壤之别。我刚转正不久,一个小小的技术员只有仰望前辈的份,在一旁专心听他们吹牛,感到十分新鲜。
那年,大爷尸骨未寒,他婆姨就被投入大牢,“四人帮”完蛋了。报刊说,终于“结束了法西斯统治”、“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技术人员短缺,温济中先生要求重回四局工作的申请很快被青海省批准了,“水电四局”的书记又是他的好朋友,四局立马上报水电部,并立即被部任命为“水电四局”副总工程师。从此,我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温济中先生的办公室就在“施工技术处”隔壁,当他知道我是苏州人时,就笑眯眯地告诉我说,他1950年在苏州住了两年⑨。是吗?有意思,我非常高兴,当他说是住在苏州“富郎中巷”时,我兴奋极了,当他谈到对面的邻居是一家姓“顾”的人家时,我终于开始激动起来了,并立即告诉他说,顾家在当地有点名气,姐妹三人全是留洋博士,老大叫顾乃大,独身,留德名医,1966年8月,造反派“破四旧”抄家时,被搜出不少金银财宝,她当场跳楼自杀了。温济中先生听说后非常吃惊,唏嘘不已。我还告诉他,我家是在1950年从吉庆街搬到富郎中巷的,是用船从剪金桥巷的小河运送的家具,从巷西头往东头搬。这下该轮到我吃惊了,他居然记得那时确实有人家搬家过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凑巧的事?啊!即便那时他见到了我,我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五岁孩子呢,想不到二十五年后,我们竟“在那遥远的地方”再次相会,真好似做梦一般!
从此,我俩就成了心无宿物、无所不谈的“忘年交”。可是,不久我俩关系就“被升级”,成了“父子”关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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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恰不恰”,藏语,驿站的意思,后被“西北王”马步芳改名为“共和县”,现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所在地。② 严重缺氧,低血压,这对身体伤害很大,尤其对内帐有危害。后来经常跑步锻炼,有所改善,但缺氧造成的损伤无法弥补。③ 那时各省粮食互不流通,除非粮食歉收,外省调运支援。青稞面是凉性的,吃了肚子疼,比热性的玉米面差多了。1983年,评上工程师职称的技术人员,发给优待证,每月配给10斤左右大米或面粉。④ “沙尘暴”,每天下午2、3 点钟,开始飞沙走石,尤其在春夏之交,气候更为恶劣。⑤ “干打垒”,用泥土分层夯实做成墙壁,基础一般60厘米宽,向上逐渐收缩为30厘米宽,所以一般书桌是面无法紧贴墙面,中间有空隙。⑥ 周怡中先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时任“水电四局”施工技术处科长,1983年调往水电部南京江北“大气监测”单位当头儿。⑦ 始终不知道他们是否吃到了什么天鹅肉。⑧ 脸色泛红,其实不是健康的标志,可能有心脏病,温济中先生就有心脏病。⑨ 温济中先生住富郎中巷57号姓席的朋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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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4日星期六晴
单独行动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
     今天我单独行动了。
    在动物园,沈其莉①她们去石油学院,吾则乘七路汽车到交道口,又乘18路车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厂的大字报不算多,但也了解了不少的东西。
    张平、于洋、陈强、崔嵬、岳野②都是坏东西,汪洋③是个大当权派。他们总的都是为自己,吃喝玩乐,生活腐朽得很,低级下流,和落后的女演员鬼混,拍了很多坏片子。《小二黑结婚》与党提出的青年晚婚这一政策相抵抗,“青春之歌”美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宋景诗”、“五朵金花”“芦笙恋歌“、“洞箫横吹”都是一类货色④,“女篮五号”是剽窃了业余作者的“女篮十五号”改编的。
    崔嵬有一次在河北拍“小兵张嘎”,发生少见的洪水,逃到天津,而其他的摄影人员把仪器抢救而出,结果崔还评为抗洪英雄,怪哉!
    抄了一天大字报。
    由于“北影”很远,从宿舍到那里要乘一个小时左右的汽车,故在十一点左右离开,去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⑤竟不是十分大的,门也很小。五分门票进去后,看了没有看见过的东西:象、长颈鹿、河马、犀牛,还看了各种老虎(非洲虎、东北虎)、狮子、野牛、斑马。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就出来了。
    回来后,三点钟,洗个澡。

    附:
    昨晚和王和廷⑥去前门、天安门前玩了一下。王和廷这个人我已经进一步了解了,不是太令人理想的,以后只有少和其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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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天在北京到处“革命串联”,最后串到了“动物园”看老虎,这是中央首长们也是同意的,让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开开眼界”。
    196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主要意见是:一,关于改换旧商店的招牌,扫除服务行业中陈规陋习的倡议。二、公私合营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三、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四、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和组织,目前一般不要改变。五、独立劳动者包括个体手工业者,个体服务业和修理业人员,个体三轮车工人,应当允许其存在。六、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储蓄存款,继续实行存款自由、取款自由的原则,利息照付。反革命分子的储蓄存款应当没收的,依法处理。七、公债未还部分按原定办法还本付息。八、出口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有明显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一般目前暂不变动。九、国内市场的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应当坚决地有领导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十、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量标准,目前不要提高,要继续严格控制吃商品粮的人数。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播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群众一听就懂,一用就灵。”“他们对地震造成的严重灾害,表现了‘房倒志不倒,地动心不摇’的英雄气概。”“让我们把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
    同日,在上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准备强制一、二百名资产阶级资本家游街示众,被周恩来制止。
    归根结底,政府要控制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掠夺“阶级敌人”的财富。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只允许全国人民有一个思想——毛大爷思想。
    一个思想,就是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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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班同学。② 都是演员。③ 汪洋好像是厂长。④ 这些电影全部不能上映了,只剩八个“样板戏”。⑤ “北京动物园”给我的印象不错,让我感到看了这个动物园,那么其它的动物园就不必去了,且动物很集中。⑥ 忘了这个王和廷是谁,应该是我院学生。

    Oct.19th.2011  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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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七)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七)干爹

有要好同事担心,我和“大右派”搞在一起,这样可不好呢!还不无忧虑地提醒我说:“如果再来运动,那么我们就只好选你当‘右派’了。”啊,是这样,可我才不管这些呢!
1982年,“文革”后首次评定工程师职称,有人开始对我进行“暗算”了,说我简直像是大右派温济中先生的“干儿子” 。我有点愤怒,称这帮人是“红色乐队”。温济中先生是职称评委之一,对我又特别好,他们不愿意有这种“厚此薄彼”现象的发生,嫉妒着呢!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温济中先生通报了,谁料,他居然很生气的说道:“你怎么配当我的儿子啊!”真是失望极了,我立即苦下了脸,他看着我这样子,就有点于心不忍,开始怜悯我了,安慰我说:“没关系,让他们去说吧!”。要知道,他们不晓得温济中先生也是个有点背景的人呢,他的胞兄,乃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鼎鼎大名的温济泽先生是也!他的嫂子是当年红色“麦加”延安的四大美人之一呢!能攀上这门亲想必不会太差呢!那时,温济中先生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他刚从北京返青海,就立马告诉我说,他把准备申请入党的事告诉了哥哥温济泽先生,他哥哥很支持呢,和他哥哥同办公室的胡乔木先生也在一旁鼓励他说:“加入共产党组织是对的嘛!”。听干爹这么说,我心里却有点不以为然,“右派”入党?岂不滑稽!但也不可置否,不过,我立即不客气地挖苦他,口无遮拦地说道:“那你以后就可以像孙悟空似的,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了,好去大闹天宫啦!”温济中先生,不,我干爹,这时竟像天真的小孩似的,“哈哈哈------!”高兴的笑了。
从此,对我和温济中先生的关系“说三道四”的人,我对他们变得非常友好,因为能修来这般的“父子关系”是我的福分。
1984年,正值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之际,“青海省水力发电学会”在温济中先生的操劳下,在西宁宣布成立了,大家都十分高兴。会后,干爹告诉我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他谈恋爱了,很漂亮的呢,还曾是周恩来总理的舞伴呢!说是部里来祝贺“学会”成立的一个叫常〤的人介绍的。我听到这个好消息,自然十分高兴,是啊,我还应该有个像样的“干妈”啊,对不!不过,干爹忧心忡忡地给我说,有一个叫舒同的“情敌”在追求她。使我深感担忧,舒同是老革命、山东省的省委书记、著名书法家啊!被毛大爷称赞为“党内一枝笔,红军书法家”。
还好,樊姨选择了干爹,因为她不愿再嫁给老革命了。

干妈就是照片上的那位樊姨,当时五十多岁,当时刚五十出头,有个女儿,丈夫是某海军的一个司令员,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司令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致死。这位司令被造反派抓走之时,自知凶多吉少,一边走一边向夫人招手道别:“小樊,再见了,小樊,再见了,自己多保重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就传来了丈夫的噩耗,留下了可怜的孤儿寡母。
两个苦难的人儿结婚了,开始了人生“第二春”的幸福生活。可是不多久,1986年的一天,干爹突然感到不适,竟是“中风”的症状,不能动弹了,四局医院毫无办法,赶紧送青海省人民医院,谁料那里的大夫们竟也束手无策。干爹终于向老哥求救了,北京的温济泽立即向中央求救,说是有个亲弟弟长期在青海工作,是水电四局总工程师,现在-----。那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香”起来了,再说温济泽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耀邦同志肯定帮忙。中央立即成立医疗小组、派出专机直飞西宁抢救温济中先生。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专机还运来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医疗仪器设备,诊断是脑血栓,并立即判定了部位,立即手术。干爹终于转危为安、顺利脱险。就在医疗小组准备离开之时,四局“质量技术安全处”有个小伙因为莫名瘫痪,也在省医院治疗,总不见好,小伙子哀求医疗小组是否也能救救他,医疗小组同意了,果然手到病除,不久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真棒!
不久,干爹就正式退休了,在北京十里堡定居,那里原是“水电四局”很大的一个驻京办事处,后来成了退休基地。
1992年9月,我在北京和干爹、干妈相聚了。那是我到涿州公差,处理设计修改事宜,那里也是“水电四局”在北京郊区寻觅到的一个职工退休基地。这时,我所在的“施工技术处”也已经升级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勘测设计院”。

“水电四局”是个“人才辈出”的国企单位。那么,我再谈谈另一位副总工程师罗西北①先生,他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史上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的战友、罗亦农烈士的遗孤。他夫人赵〤〤曾当过我的红娘,所以,我有幸和罗西北先生有数面之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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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罗西北是湖南湘潭人,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曾创下4000万元高票房的国产反法西斯影片《红樱桃》,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两个中国孩子在苏德战争中的故事。其中的男孩儿,专门送发阵亡通知书的“黑色信使”罗小蛮,其原型正是罗西北先生。罗西北先生和李鹏一样,被周恩来收为养子,周恩来去世时,中央通知罗西北先生赶往北京守灵。
     罗西北生于1926年12月,2005年11月17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9岁。1938年至1941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1年到苏联学习,参加了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1945年回国在东北参加了抗日战争,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1954年起,先后任燃料工业部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主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刘家峡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水电四局设计院院长、书记,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水电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副会长。2000年离休后,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高级顾问、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技术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工程咨询协会顾问兼技术委员。罗西北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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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5日 星期日 晴
《收租院》

    今天又是单独行动。
    乘①路车去故宫下车,排队看《收租院》①泥塑人像。从七点排到了十点多,进了故宫②。令人很不满意,是因为《收租院》的泥塑人像不全,大部分是巨幅照片代之,使人很不满足。只有一间,只是主要部分。电影上的《收租院》记载有一百多个人像。这也不要紧,反正大略的情况已经清楚,刘文彩的罪恶史有所了解。
    出来后,去对面的“红卫兵”公园(原是“景山公园”)③去了一下,登上最高处。故宫的全景已基本看见了,外面是护城河、城墙,呈方形的城,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小古殿,里面房子很多------
    在故宫《收租院》广播站领了张免费电影票:“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④。乘九路车至“东四”下车,是“红卫兵”影院(原是“明星影院”)⑤。这一遍看得很透彻。“红卫兵”影院人很少,十二点二十开映,一点十分出来。
    于是又乘①路车回来,洗个澡。

    附:
    昨晚七时许,开欢迎晚会,水科院的同志表演了较多节目,基本上是唱一些革命歌曲。虽然唱得有时引起台下人的笑声(准备不充分)⑥,但会上的气氛很是活跃,也有其它学校的来表演,朝鲜族的、佳木斯的等等。
    我刚上床⑦,一个戴眼镜的女学生模样到舞台上表演,说刚才本来要表演“红卫兵舞”,却受到阻挠⑧,还说有人想解散《红卫兵》这个组织,又说还有三个小朋友在争,她妈妈把她哥哥又是要打云云,这时全体学生都起来表示抗议,一时弄得较乱。后来水科院的一个同志上台来说明情况,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平静了一下,反正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于是大家先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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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这一代是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却是没见过地主,只是从小学语文书和电影中知道了最有名的“四大地主”:
    一、黄世仁:是从电影“白毛女”中知道的。据说老外看了后,提出了几个问题:(1)为什么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的债可以不还,还很有道理?为什么喜儿要把自己生的孩子用石头压死,人权何在?为什么喜儿就不可以和黄世仁结婚呢?“文革”中的芭蕾舞“白毛女”就更加令老外吃惊了,杨白劳非但不还钱,还手持扁担满屋子追打黄世仁。虽然老外的提问有点怪,却似乎有点意思,后来才知道,“白毛女”是假的;
    二、周扒皮:在小学语文书知道的。我当时只是感到做地主也不容易,半夜起来学鸡叫,地主睡不好觉也挺辛苦呢。后来知道,作者高玉宝的家乡人,竟不知道有“周扒皮”这个地主,“半夜鸡叫”的事也闻所未闻,原来故事是假的;
    三、南霸天: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海南大地主、大坏蛋,纯属“子虚乌有”,可是被借用拍电影的那座大房子的主人却在“文革”中被批斗,吃尽了苦头;
    四、刘文彩:确有其人,“文革”中,我参观过他的家。可是,后来经调查披露,刘文彩家中那座著名的“水牢”竟是假的。“受害者”冷月英控诉被刘文彩关在“水牢”中受迫害的故事,竟前言不对后语,矛盾百出,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竟脱口而出道:“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原来如此。但刘文彩发善心办教育是真的,他的弟弟刘文辉率部起义投诚共产党是真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刘文彩一家有六人被枪毙也是真的。
    现在想说:我们不再受骗了,已经太迟了。有识之士指出,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因为我们有个狼妈妈!
    “不幸的是CCP迷信和曲解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偏信了列宁主义阶级仇恨之说。建国后,以政府机器,泰山压顶的力量,关门杀狗,一举把地主屠杀了八十余万人(实际数字显然远远大于公开数字。)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和南联盟科索沃的种族净化手段,实在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解决问题,产生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拍。因为杀人是有瘾的,‘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仇人杀红了眼,下一步就要杀自己的人了。据说张献忠每天都要杀人,等到杀得无人可杀时,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队伍里拨出人来,以供屠杀。CP当年当年把阶级敌人杀光了,就开始杀自己的同志了。”
史学家唐〤〤如是说。
——————————
注:
    ① 说的是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罪恶史,用泥塑人像编排成若干场景,进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后来我串联到成都大邑县,参观了刘文彩家中的“收租院”,很“受教育”。现在知道,那是CP编造的,大部分不符合事实,连冷月英控诉的“水牢”纯属“子虚乌有”。② 可能是“雍和宫”。③ 原有括号。④ 总共八次接见,忘了是那一次接见“红卫兵”,应该是前面四次中的一次,因为国庆节是第五次接见。⑤⑥ 原有括号。⑦ 我们就在大礼堂舞台下的长条椅子上睡觉。⑧ 这可能是水科院内部的家庭纠纷事。

     Oct.22nd.2011  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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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八)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八) 罗西北先生

罗西北先生的父亲罗亦农,生于1901年,湖南湘潭人,出生于一户家庭殷实的人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罗亦农作为江西代表,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并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7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曾是瞿秋白秘书和陈独秀秘书的资深“托派”郑超麟①先生,1927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他在《郑超麟回忆录》②“记罗亦农”一文中,有罗亦农牺牲的情节:


“我到秋白家去打听消息,杨之华③看见我就说,据戈登路巡捕房传出消息,罗亦农是被一对夫妇出卖的。瞿秋白禁止杨之华说下去。下午,邓小平来到公寓看我们,特别叫我注意今天的晚报。黄昏时,我买了晚报来看,上面有醒目的标题,说法租界某处新搬来一对夫妇,早晨有人持枪闯入室内,打死了男的,女的躲入床下,受了伤,未死。于是我明白,这对夫妇原来是霍家新与贺之华------
“李哲时④在龙华收殓了罗亦农的遗体,又来我家收拾了罗亦农的遗物。我还记得,她一进来就伏在罗亦农睡的床上嚎啕大哭。李哲时还在世,她可能记得罗亦农的遗体安置在哪里。”
贺之华何许人也?朱德前妻、第四位夫人、朱敏的亲妈是也!
历史留下来的多种记述中都称贺之华生得很漂亮,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在其《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之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1926年5月,党中央决定调朱德回国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只好让妻子贺之华和女儿朱敏暂居苏联。朱德回国后没多久,贺之华就让她妹妹把朱敏接回了成都,改名贺飞飞。贺之华是个注重生活享受的人,婚后和朴实敦厚的朱德彼此间感情日渐疏远,此后,贺之华爱上了从法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革命青年霍家新,并再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与霍家新结了婚。
1928年初,组织上安排霍家新、贺之华夫妇回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上海,贺之华与邓颖超蔡畅等结拜成中央妇委“八姐妹”。其时,何家兴、贺之华夫妇住的是一间大洋房。当年4月15日,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把和邓小平等人接头的地点安排在贺之华家的楼上。罗亦农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之一,国民党悬赏3000美金捉拿之。
爱慕虚荣、贪图享受的贺之华此时早就叛变了中国共产党,暗地里为国民党特务提供情报,以换取利益维持她的高消费生活。听说罗亦农等人要会面的消息,她觉得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她偷偷地去巡捕房告了密。结果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鬃当场被抓,前来赴约见面的邓小平晚来了一分钟,躲过此劫。
为了维持高消费、再去国外学习,不惜把她住地楼上每天来共产党机关办公的罗亦农出卖了,揣上了肮脏的几万美金赏金,正准备出逃,就被共党除奸组织干掉了。
4月15日当晚,周恩来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幢西式洋房的三楼,紧急召集顾顺章⑤、陈赓⑥、洪扬生⑦开会。这幢西式洋房由一位白俄老太看管。洋房的三楼由特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和一名女同志以夫妻的名义租下,作为特科总部的接头地点。顾顺章、陈赓尚未听完周恩来的介绍,几乎异口同声,脱口而出:“叛徒肯定是霍家新与贺之华!”罗亦农被捕牺牲后,邓小平和李维汉⑧作出了锄奸决定,由陈赓带人执行。4月25日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的住宅前,在猛烈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锄奸队)冲入贺房中,迫其交出手中党员名单后,开枪打死了霍家新和贺之华。但后来贺之华没有死,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给国民党送到医院救治。本来红队还要到医院干掉贺,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看守很严,没有机会下手。
最近报纸⑨上披露,贺之华后来在老家养伤,默默地死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据说,孙红雷主演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电视剧中,导演真实再现了这个刺杀情节。
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在上海龙华刑场牺牲时,罗西北还在襁褓之中,为了躲避蒋介石的追杀,妈妈李哲时抱着他东躲西藏。和李鹏一样,被周恩来收为养子,送苏联留学,学成后在水电部门工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罗西北先生在“水电四局”任副总工程师。“文革”来临,毛大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势如破竹席卷全国,“红二代的他也无法幸免,不断挨整。在一次批斗会上,突然把衣裳脱个精光,罗西北,这位烈士的遗孤,刹那间疯了!真的疯了!!终于疯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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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郑超麟,1901年出生在福建漳平县。苏俄第二次寻找联合的是陈炯明。1919年,司令部设在漳平县的陈炯明,要求在他管辖下县知事每县派二、三名半官费生去法国留学。十九岁的郑超麟就是通过这个途径乘上保罗·列嘉号大邮轮去法国留学的,后来和邓小平在一起勤工俭学,是铁杆“托派”。②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③ 杨之华,瞿秋白夫人。④ 李时哲,罗亦农夫人。⑤ 顾顺章,上海人,中共早期领导人,1931年叛变,全家有八口人,上至八十多岁、下至几个月孩子全被“红队”杀灭。1934年被蒋介石以图谋和共产党联络,被枪杀。⑥ 陈赓(1903-1961),黄埔军校一期,1956年被授予
    ⑦ 洪扬生是一个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以后担任过党中央的政治交通员。1928年11月,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叁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中央的政治保护工作;特委下设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特委是诀策机构,特科是行动机构,就好比一个人,特委是头脑,特科是人的手和脚。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扬生便调入特科,担任特科一科的负责人。1930年前后,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进行的每一件政治锄奸案,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亲自参加了由周恩来、康生的顾顺章灭门案。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 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 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过的上述指示。但潘汉年敷衍了 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 劳动,五八年再被捕,一直关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为保卫革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 解放后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对他实行“专政”,但没有把他灭口。文革结束后 ,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作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⑧ 李维汉(1896-1984),原名厚儒,字和笙,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是校友,无产阶级革命家。⑨ 2010年《扬子晚报》B班曾有介绍,资料未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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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6日星期一晴
叫刘〤〤滚蛋!!

    早晨吃饭前,全体革命师生开了个会。那些地主阶级的狗崽子①们干了很多坏事。
    昨晚,地主出身的刘〤〤②打碎了四十几只碗却溜之大吉,并说:“与我无关!”真可恶。还有力学系的两个女生竟去河中游泳,真是可耻!还有力学系的女生说:“二毛二菜票③怎么够吃?”这就给杭州三中的串联同学听到了,且看到她倒掉米喝汤,昨晚就写了大字报。
    会场上很激烈,坚决要这些狗崽子滚回去,要把他们揪出来。
    于是上午不去照相(水科院组织的人义务照相),进行整风。
    下午休息一下,去天安门照相,一行九人去的。我以为等到照相完后起码要一小时,于是去玩了一下,回来后,结果他们已经照好了,我也不生气,反正事已如此,埋怨是没有用的。在北京留影是很有意义的,没有和同学一起照,也用不着烦恼,以后可能还有机会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冷静,不能任性。
    食堂几侧贴了很多的大字报,关于刘〤〤,还有那位倒掉米汤的臭小姐!
    现在斗争是尖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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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为了不小心打碎了四十几只碗的刘〤〤被赶回南京去了,那几个“臭小姐”是否被驱赶,忘了。反正主要他们是出身有问题,是“贱民”,做的一切事情都不得人心,尤其做错了事就你更加倒霉了。
    196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宣传32111钻井队灭火的英雄事迹。社论说:“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充满革命激情的语言。”“灵魂的改造,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搏斗,是异常艰巨的思想革命。我们的工作千头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灵魂,用毛泽东思想扫除人们头脑里的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亿万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就能够改天换地,创造奇迹。什么帝国主义,什么修正主义,什么反动派,什么牛鬼蛇神,什么艰难险阻,统统不在话下。”
    同日,新华社北京26日电:“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记32111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血战火海的勇士们”。说: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是伟大毛泽东时代的我国人民的英雄本色!
    同日,北京34所中学红卫兵和外地学生准备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在9月27日召开命名大会,被周恩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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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黑七类”(地、富、反、坏、右、特务、走资派)出身的子女都被称为“狗崽子”,遭到了空前的人身侮辱,对于“人权”两字简直是闻所未闻。② 刘〤〤(隐去名字)是水文67届的学生,福建人。③ 可能是当时规定的伙食标准。

    Oct.25th.2011  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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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茨冈(十九)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十九)红娘

1968年12月,毕业分配时,我主动要求去祖国的大西北锻炼,所以在1969年元月1日就到“甘肃省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报到去了。分在右岸红柳台山上的“开挖三队”,和一房间的回族民工住在一起,干了将近三年风钻工和砼工。1971年8月,被安排在局生产指挥部,1972年4月调往下游的盐锅峡水电站护坦工程,1973年3月,调往813①(八盘峡水电站)分局“质量安全检查组”工作。此时,被打倒的局副总工程师罗西北先生仍然“蜗居”在刘家峡。他夫人赵〤〤是个活动能力很强的人,获悉八盘峡有个“王老五”,就要为我介绍女友。
1973年9月,“柏拉图”式地谈了五年的女友,有幸从农村知青中被选拔上大学了,毫无悬念地就立马弃我而去,让我万分沮丧。1974年初的一天,从工地回办公室,有人告诉我,说是刘家峡有人打电话找我,叫我去一趟。反正我常去刘家峡,凭八盘峡分局的工作证乘火车免票,那里还有我的“窝”,和一位与我同届的清华大学毕业的叫李伍成的人住在一个宿舍。当时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值得打电话找我,那年代长途电话找人可是件大事,我以为那里后勤部②要我腾房间。
我乘局里的破旧火车去刘家峡了,别看那车厢陈旧不堪,现在想来那竟是宝贝,据说是慈禧太后乘坐的车厢,太老式了,就调拨给了我们的刘家峡工程局铁路分局使用。两个小时路程到了刘家峡,才知道要去“相亲”,介绍人是鼎鼎大名的罗西北先生的夫人赵〤〤女士。可是,她的出名并不是由于她的公公是罗亦农的缘故,因为老革命都已经臭不可闻,都被打倒了,而是因为她偷用局里明令禁用的电炉,竟被罚款数百元之钜而惊动全局,那时数百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据说在当场“人赃俱全”被查获时,赵女士镇静自若,坦然面对,说道:“我愿受罚。”叫人大跌眼镜的是,夫人平静地问道:“那么罚款后,是否可以继续使用(电炉)?”原来,罗西北一家很“小资”,喜欢享用电炉烤制的面包。
我去罗西北家作客了。他家也是一般的工地家属住宅,两个上中学的女儿,一家四口两间平房显然小了点。进门是前半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地上和桌子上堆满了俄文平装和精装书籍,不由得令我肃然起敬起来。罗西北先生戴眼镜,坐在靠椅上,身体似乎好多了,气色也不错,可头发已经花白了,看上去不止四十多岁。罗西北先生只是笑眯眯的看着我,没和我说话。记得当时我就把对罗西北先生的印象轻轻地告诉了夫人,谁料夫人竟立马对罗西北先生大声嚷嚷;“小潘说你像五、六十岁的人呢1”搞得我慌乱不已,真后悔,我不该这么说的。还好,罗西北先生没吭声,只是继续笑眯眯,后来他说了几句什么话,却记不得了,是四川口音。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就欣赏起写字台玻璃板下的照片。夫人一旁指点说,这张是罗西北先生和毛大爷的侄子在天安门前的合影。我仔细看,似乎两人年龄相仿,那肯定不是毛远新了,但相貌竟然和毛大爷十分相像,不知是哪房侄子,我没多问,但有一张微微泛黄的漂亮女子照片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就问夫人:“这是谁呢?”夫人的表情立即显得意起来,声音也立即变成了高八度:“这是我呀!”我暗暗吃惊,“小潘,还有呢!”夫人边说,边飞也似地跑进里屋,取出几本相册给我欣赏,罗西北先生却只是笑。唉!时间真是个魔鬼,我实在无法把照片上的美人儿和眼前这位胖墩墩的夫人联系起来。
在夫人的安排下,我在女孩家里和女孩聊了会儿就告辞了。令我惊愕的是:我刚离开,女孩竟嚎啕大哭起来。因为她爸爸第二天早晨就找到我住处,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迷惑极了,说:“不知道啊!”。我赶紧忐忑不安地来到罗西北先生家里,夫人问我,我就把昨天的经过情况和谈话内容滴水不漏地如实相告。谁料,夫人竟叹了口气,估计女孩爸爸也已和夫人接触过了。原来,女孩认为我没有诚意,她很聪明呢!自从我被首任女友“吹灯”后,心情大变,在女朋友的问题上,就一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了,这种心情被她那女性特有的敏感察觉出来了,更要命的是虽然她有点“丰满”,我却不应该问她的体重是多少呢,真该死了!这时,罗西北先生除了笑出了声,还埋怨道:“唉呀,这个女娃儿也是心眼太小了嘛!”这下,我松了口气,不能全怪我吧!后来,虽经夫人又安排几次会面,毕竟没缘分,只好作罢。现在想来,我这个人不善应酬,不会敷衍,喜怒形于色,没半点“城府”可言,不仅令人失望,有时还真令人讨厌!真是恶习难改、本性难移,想改,也难!
所以,女孩常被我惹哭,自己也总被人取笑,日子辛酸难捱啊!
本该就此打住,言归正传,可是思来想去,还是意犹未尽。开头我就声明过,本文“其中有和题目间接有关的事情,也有平凡不值得写的事情,但我都不忍割爱”。在“水电四局”比温济中先生和罗西北先生更加有名的人物是一条“卧龙”,这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该回避的,否则就“显失公平”了,他就是“涛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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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甘肃八盘峡周边有“保密”单位,所以八盘峡称“813分局”,地址是“甘肃兰州98信箱”。② 那时工程局是部队编制,分三大部:政治部、后勤部、生产指挥部,我在“开挖三队”三连一排当混凝土(砼)工、风钻工。据说,如果没有“文革”,这个工程局将改编成工程兵部队,1978年,安徽陈村工程局就被改编为工程兵部队。水电部至今仍有二支水电工程兵部队,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曾是水电部队的头,少将军衔。我水文68年级五班的周大兵同学,在葛洲坝工程局升任第一把手后,1991年夏天,曾去青海“水电四局”公干,和我会面,有幸和他共进午餐。不久,他就成了将军,和刘源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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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27日星期二  晴
听动员报告

    昨晚去民族学院,有内部片子。反动分子班禅额尔德尼①的叛国投敌的斗争会,班禅十分狡猾,避重就轻!
    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狼,干尽了坏事,搞女人、造武器、买炸药、改装汽车、造炮、买军服(金刚军)②------
    进行了三次检查,极不老实,只保留筹会委员的职务,撤销其它职务!
    今天早晨听国庆游行的动员报告,这次有250万人游行,比往常(50万)大五倍,前进速度是60M/minute③,要手挽手,拿语录本。为了让大家看到主席,不拿彩旗,只扛主席像!从27—29④进行排练,不去串联。30号休息,吃好、睡好,充分地准备国庆。
    上午听完报告进行了学习。
    中午睡了两个小时,很得劲,起来排队型。左边是69级同学,左边是孔兴无⑤,每排20个人。我们在天安门是第五路(从天安门算起)⑥,很远,主席肯定看不清,也没办法!反正要服从大局。
    若一旦在天安门发生突然事件,如:有人昏倒,就立即扶住,过天安门再治疗;若有坏人闹事,则立即揪住(作报告的后面添了“不放”两字,都笑了)⑦。经过天安门的处理,因为有好多外宾要观礼,有的是“友好”的(大部分)⑧,有的是“观潮”,有的是反对,要注意影响!!
    排完队就学习,明天练步伐!
    晚上听西藏的索朗单玛⑨忆苦思甜的报告,7:00入场。
    现在刚吃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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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显示,我去民族学院看了斗争十世班禅的内部片子,是在民族学院的操场上放映的,班禅企图背叛祖国的“铁证如山”,现在看来,有猫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89年10月,我和四局的一位同事前往共和县(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即“恰不恰”)参加当地“水利学会”的成立会议,一位汉人干部悄悄告诉我说,十世班禅是被有计划的害死的,说是藏族喇嘛教里有个神秘组织,对转世灵童进行了预测,“发现”转世灵童已经诞生了,那么,现世的班禅就不该再活下去,于是就秘密下毒处死了身体健康的十世班禅。十世班禅喇嘛的神秘暴毙一直是个谜,也直接导致了89六司前的同一年在藏人居住地的反共浪潮。1989年1月23日, 十世班禅喇嘛在扎西伦布寺的东陵扎西南捷开光大典後一次座谈会上,用中文发表的演讲。内容简而言之:西藏所失大于所得。1月28日,十世班禅在西藏视察时突然病逝。因为死得很突然,西藏人心震动,传闻四起。甚至有说班禅喇嘛是被陪同他的人〤〤〤下令毒死的。  
    1966年9月27日,大家开始排练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17周年的游行的列队,这是毛大爷在“文化大革命”中第四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后来拍成彩色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庆祝建国十七周年”。要知道,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是没资格见“红太阳”的,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接见,可惜太远了,那时我实在无法看清毛大爷和他“亲密战友”的真面目!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北京)召开。据当事人回忆,在毛大爷主持的会议中,有关国号的讨论时,大爷曾主张维持“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而华商陈嘉庚激烈反对。陈嘉庚主张新政权应当与蒋介石的老政权彻底划清界线,决不能再用“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了。几经辩论,终于接受了张奚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张奚若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批评共产党一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幻想未来。”
    “文革”中,刻有水浒一百单八将的爱国华商陈嘉庚墓,被红卫兵砸烂。现在想来,当年如果没有这位热爱水浒的老华侨乱干国政,“中华民国”的国号如果没被废除,那么今日两岸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有地位权力者,可以“一言兴邦”也可“一言丧帮”,唉,这惹事的乌鸦嘴!
    1966年9月27日,黑龙江合江地区劳改分局红卫兵串联,召开“炮打司令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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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即班禅十世。 ② 原有括号,这部纪录片令人震撼,好像班禅要造反了。③ 每分钟60米。④ 从27日至29日。⑤ 我左边的人不认识,只知道他是69级学生,右边应该是我班的孔宪宏先生,那时改了名字叫“孔兴无”,但后来改名风潮一过,就不了了之。⑥⑦⑧ 日记中均原有括号。⑨ 大概是一位西藏的“翻身农奴”。

    Oct.28th.2011  辰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vjqm.html



诸位,好友不断提醒我:博文太长。那么,就让提审犯人的回忆作文暂停一下,现在只挂出日记。不好意思,兄弟我只好在此表示歉意,谢谢!

                                   1966年9月29日  星期四  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干一辈子革命。
    〤〤①上次来信曾提到,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把毛泽东思想子子孙孙传下去,永不变色!我很感动,他确实变了不少,我要不要向他学习呢?要!
    我的一切显得多么的差啊!
    刚才话筒中讲,今天上午8:00—11:00不进行操练,有重要情况?上午安排学习文件,教歌。罗凤舞②说:10:00—11:00还要操练======
    “------”是一个插曲,现在言归正传,继续学毛著:
    在甲种本480页上一段话很好,对于人民内部的争论,主席是很科学地分析了,他说:“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况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才能真正解决。”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障碍的,跑200M中栏或低栏,难道光创造纪录?这是个谜,只有自己教育自己,从毛糙—光滑,从鲁莽—冷静,从粗心—细心,从简单—复杂------这一系列的过程,不是在几天内就行形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生活,在考验中来锻炼自己。
    时间老人总是墨守陈规,一天复一天,年复一年,默默无声地忠诚地执行着自己的铁一无二的职务,从没有失误而受谴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像流水一样地过去了。“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但人们却以一天等于二十年③的惊人的水平前进着。这样看来,我现在已经活了五十多万年了(从58年起算),算得上“老寿星”了,遗憾的是自己做的工作可怜得很,怎么办,好好赶上!
    午睡了一下,做了恶梦:什么有人想谋害毛主席,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武器,把几个同学都杀伤力了,我也在毛主席身边,把毛主席掩护到一座山上去------荒唐得很④!
    起身,2:30至4:00进行整连的操练,不久就去休息,洗脸,洗澡。晚上进行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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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提到“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句“大跃进”年代著名的口号,那是马克思在1863年4月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天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间。”于是1958年脑子发热的大爷就把“可能会有”变成“现在就有”了。
    毛大爷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失败后,他第二着棋显然就是搞“从大乱求大治”。首先砸掉前途看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出个“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混乱局面来,然后再由他自己拨乱反正。毛大爷一再向周恩来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有点不耐烦,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据胡乔木回忆,1956年4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问题,单独去见毛。两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曾戏谈如何淡化毛大爷的独裁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大爷出现,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这一形式主义。大家同意了,周恩来曾加了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有好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部分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
    1958年1月,毛大爷在南宁召开部分中央领导和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恩来因公迟到,大爷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为国务院总理。1月16日,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缩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随后毛在大会上叫道,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周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表态自动辞职。毛对周说道:“你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事后,周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的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经众一致挽留,这次“罢相”危机,始暂时淡化。所以毛大爷在周去世后,对周恩来曾有“一个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语。
    毛大爷的“十五年超越英国”的幻想开始了。结果搞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汉书》上有个故事:某家有位“节妇”,守寡多年,冰洁玉清,不幸一次被强盗强暴了,后来就乱搞男女关系,变成了“荡妇”了。毛大爷失去信用的下场和她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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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隐去名字。② 罗凤舞,是二班还是三班的同学,忘了。③ 1958年“大跃进”的一句著名的蛊惑人心的口号。④ 现在看来,这个恶梦很现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0ysdh.html



1966年9月30日  星期五  晴
王〤〤滚蛋了

    王〤〤①,果然不是好东西。今天中午前,他们班级贴出了“勒令”②,王在下午六点滚回去,不许他参加节日游行。这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我大力支持!
    前几天给家里发一信,谅已收到,不知情况如何变化的。

附:梨子、鸡蛋、糖三角、甜饼、------ 汽车、吃饭不要钱

    标题说明了什么?说明里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③。
    明天是国庆游行,要全力以赴地投入,让毛主席检阅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到底。鼻子可能会流血④,要带点药棉。一切都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今天上午休息,晚上12点起身⑤,明晨九点开大会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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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毛大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共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0月1日,俺参加的1966年“建国十七周年”的国庆游行是毛大爷第四次(前三次分别是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接见红卫兵。
    食堂伙食非常好,记得俺每天早、中、晚均要吞食三个“二两”标称的馒头(中午不回来,俺就带上三个)。已经实行“吃饭不要钱了”,接着,坐车也不要钱了,凭学生证就可以领到火车票,后来连漂也免了,只要在学士证上盖个车站的章就可以了。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下旬,北京红卫兵公布的战果是,33695户居民被抄家,1772人被打死。9月,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约一百人先后被红卫兵揪斗或抄家,占总数的38.5% 。在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地区,全市“破四旧”总共抄出各种财物,其中有现金:556万元,存款4050万元,公债261万元,黄金四万多两,金银饰品六万多件,银元60多万块;在美丽的杭州,平湖秋月牌、虎跑泉老虎塑像、岳王坟岳飞像、秦桧像等被砸被毁。
    在中国美丽的城市苏州,全市抄家64056户,仅图书、字画、文物等达17万件(俺家富郎中巷的留德医学女博士顾乃大,抄家时当场跳楼自杀身亡)。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10月14日以前,被指为“牛鬼蛇神”而从城市赶到农村的人数全国共达39.7万人,其中北京市8.5万人被扣上“地、富、反、坏”的帽子驱出北京。这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胡〤钢《毛泽东与文革》大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上册第207页)
    9月间,江青批评周总理就是“和稀泥”、“折中主义”。根据江青意见,《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首要的根本条件,就是拥护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忠实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矛头直指周恩来。
    毛大爷的“红卫兵”,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怪胎”,要生出“鬼儿子”来了。“红卫兵”酷似当年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一个“闹教”,一个“闹革命”。毛大爷有“四人帮”和“文革小组”,巧的是西太后也有个“亲贵四人帮”和指挥义和团的“御前小组”。真是永远说不清的历史闹剧。只是论规模,“红卫兵”大出“义和团”一百倍以上。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不过十余万人,可是毛大爷在北京八次检阅的请来北京“闹革命”的红卫兵,总人数在一千一百万以上了,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两位,一个无知的老女人,一个强不知以为知的老男人,几乎都把国家民族弄到万劫不复的境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在一个充满不平的社会里,人心动荡,要知道,“解放”(台湾教科书说“沦陷”)以来,人们向党员小班长“工头”提个意见,就可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身受不平的人都蠢蠢欲动,也可说是民心思乱吧。现在皇帝老儿和太后都来领导造反了,“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对社会不公的发泄,应该说这是对“解放”以来独裁政权的一次“名正言顺”的起义,可惜,就像电影《南征北战》张军长的参谋所说:“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中了共军的奸计!”,中了大爷的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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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隐去名字,但此人不是我年级的同学,记不得他是哪个系的同学了。② 这种公然践踏“人权”、侵犯人身自由的布告,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司空见惯,很平常的事了。③ 记得从那时起,“红卫兵”串联就开始“吃饭不要钱”“免费旅游”了。④ 我从小鼻子就爱流血,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自愈的。⑤ 其实那天就没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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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我休息

    他们都出去玩了,因为今天一天是自由安排。
    上午给家中写信,可连信封也没有,同学也没有,邮店也没有,因为不办公。就做了个信封,把二十张主席语录全寄了回去,其中十张是给〤〤①的。要他们把它们都贴在各处,把家中的政治气氛搞得浓浓的。
    而自己光有热烈不镇定,光紧张而没有秩序,这会带来多大的损失,不仅不能跟上形势,而且会受到时代的淘汰。对于有点东西光凭一时热情,缺乏冷静分析的头脑,简单、片面、主观、粗糙,这样会使别人吃不消的,以后要好好注意。
    下午我照常不出去,午睡到三点多,昏昏的用冷水冲洗头脑,冷静了些。
    5号就要回校了,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革命中学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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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华水部分“革命师生”1966年9月18日乘坐江苏省委安排的专列来到北京已近半个月了,俺们参加了国庆十七周年的游行,晚上还在清华大学参加晚会观赏焰火。不过,俺的列队离天安门城楼较远,有木有见到红太阳还是个谜,但心情还是不错滴!
    1966年10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
    社论说:“十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凡事抓住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生动活泼,就欣欣向荣。凡事离开了这个纲的地方和部门,就出现歪风邪气,就迷失方向,就受到挫折。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工作会议上告诉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为什么党内会出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是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用各种办法腐蚀共产党的干部,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毛主席在当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教导我们,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是向全体共产党员敲起的警钟。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但是,也有一小撮人却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了。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最后说:“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其他的叛徒、工贼,天天疯狂地咒骂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咒骂呢?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无法阻挡的,它必然会唤醒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唤醒广大的革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他们的统治的宝座是岌岌可危的。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绝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他们都将被自己的掘墓人革命群众所埋葬。”
    社论铿锵有力,真有意思!
    俺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流传的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号:“苏联就是我们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真是“振聋发聩”,如“醍醐灌顶”,大爷“金口玉言”,应该是正确的,也是很有预见性的。目前在“伟光正”的领导下,正沿着这个方向义无反顾地、有条不紊地、有序地发展着,只是大家不要急,因为大爷说了:“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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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隐去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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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3日  星期一  晴
32111

    昨晚和刘、黄①去新街口②电影院看“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③,记载了8月31日接见的情况,半小时左右,很好看!
    今天上午整队去人民大学听32111钻井队④的报告和王铁人⑤的报告。
    钻进队长王有发不在,给周总理请去了,王进喜也不在。只听了副队长和几个英雄的发言。的确英勇得很,敢于斗争,不怕牺牲!
    下午参观民族学院的红卫兵造反的展览会,其中有头骨做的碗,人皮的鼓⑥,真惨。本来要参观班禅的反革命展览会,由于人较多,没有去看。
    今晚放映“上甘岭”。

1966年10月4日  星期二  晴
他输了吗?
  
    自从那天去民族学院看了电影后,我心情是十分不舒畅的,对他⑦发了点脾气,或许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态度不怎么傲了。
    种种迹象表明,他内心是乱的。今天上午去参观展览会------葫芦里的药似乎已经看清楚了。
    用不着多说,如果事实并不如此,那么太苛刻了,反正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
    不多啰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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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6月22日凌晨,位于四川合江县和江津县交界的泸州气矿塘河1号井在进行钻井试压过程中,防喷气管破裂,强大的气流呼啸而出,在击碎井场上的防爆灯后,引发了一场冲天大火,形成长宽五十多米、高三十多米的一片火海。钢制井架烧垮了,钻机、柴油机熔化为铁砣砣,整个气田面临毁灭的危险。在此作业的32111钻井队全队职工和家属奋不顾身,冒着生命危险抢关气源闸门,与烈火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在附近施工的石油钻前工程团16中队一百多位民工的协助下,终于控制了气流,扑灭了这场大火,保住了气井。当班的张永庆等6位同志英勇牺牲,21人被烈火烧伤。
    1966年10月3日这天,我们就是去人民大学听英雄作报告。
    由于安全事故不断的发生,中国一直处于“英雄辈出”的时代,政府又擅长“魔术”表演,善于将“杯具”转化为“洗具”,两者互补性还很强,让老百姓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种中国特色,打1949年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声“断喝”,全国人民 的“杯具”就开始了!
    在不同场合,毛太祖一再提到,要全国学校,停课六个月让学生“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并鼓励他们打倒一切权威。
    “红卫兵”组织一经发动,立即像毛大爷曾说的“星火燎原”,一发难收。我们坐了“专列”上了北京,成群结队去各大学“取经”,伙食免费供应,吃饭不要钱,到处游玩,乖乖,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我们对毛太祖他老人家能不山呼万岁吗!到后来,搞串联,调查反革命黑材料,火车轮船一律免费,到祖国的大西北、大西南,俯瞰秦岭、三峡、都江堰等名胜古迹,到处有接待,小将长,小将短,恭维溜须之辞不绝于耳。身为红卫兵小将,带袖章,手执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好不威风?看到牛鬼蛇神只要一声吆喝,对方无不俯首听命。短短人生数十寒暑,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劝君应惜少年时,像这样的风光岁月,一生能有几年?能怪小将,搞打砸抢之起劲哉?只是在毛太祖的的鼓励声中,在小将们的棍棒皮鞭之下,不知又平添多少屈死的冤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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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刘、黄两人是谁?记不清了,这个“黄”很可能是“油球”黄忠祥,因为我班里只有一个姓“黄”。 ② 有意思,这是北京的“新街口”。③ 电影是8月31日毛大爷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④ “评注”中已有说明。⑤ “王铁人”即当时大名鼎鼎的石油工人王进喜,是国民党党员(不是CP那个“二奶”国民党,是“解放前”的国民党)。⑥ 后来获悉,这些“头骨做的碗,人皮的鼓”是藏族人的风俗。⑦ 记不得此人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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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5日  星期三  阴
比较辛苦的旅途 641次车

    上午1:00准时起床,3:00达到北京火车站。  
    排着队,就去车站里面走了一遭。建筑很华丽的,结实,薄壳设计,大的吊灯,整块光滑的大理石,一切都是极高级的。在高一语文课本上念到北京站的建筑,现在再实际观之,真是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了!
    六点上车。这车的设备比上次差,水很少,且没有广播,又挤------
    一上来,67级①的人就上来抢位子。那个王忠裕②的样子更难看了,跟我们年级的人争得面红耳赤。他们自己不想想,上次是怎么来的(全部软席坐着而来)③,不评评“良心”。但我们也不去争,宁可自己吃亏一点,也要把方便让给别人,我们年级很多人站起来让他们。我早就跑出车厢,到“交通要道”④门口去了,让他们安排再说,自己站着没关系!
    火车开得比上次慢!
    很累,想睡又睡不着。张孟春⑤头晕,不舒服。
    现在已经买了两次梨,因为开水实在少,只能这样了,在天津和德州分别买了两次。
    现在已向济南进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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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们“打道回府”了,在北京半个月的“革命串联”结束了,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还有到全国各地串联的好事。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在转发批示中说,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紧急指示》说:“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是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一律宣布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以前军委总政对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权力机构。
    同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
    《紧急指示》实际上是取消了院校党委的领导,军队和地方院校开始正式“动乱”了。
    1966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再放手让学生串联一个月。

图片说明:
    1966年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议论,毛太祖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经毛太祖这么一说,刘少奇不敢再说了。
    张霖之:(1908-1967) 原名张朝明,“文革”第一个被打死的“走资派”。河北南宫人。1925年入南宫县师范讲习所学习。1927年起任小学教员。1929年夏考入驻山东烟台的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944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民运部部长。1947年8月第十一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政委。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政委。渡江战役后,1949年4月任南京市副市长。同年底赴西南地区,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重庆工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8月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5 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4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1956年5月任电机制造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1957年9月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7年1月22日在北京被迫害致死。1992年12月由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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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比我们高一届,忘了是什么系的学生。② 这个人应该是67级的。③ 原有括号。④ 车厢连接处。⑤ 我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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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6日  星期四  晴
北京——南京

    满载着革命的豪情,满载着北京红卫兵的干劲,由641次车回南京了。
    步行回校。张孟春①扁桃体溃烂,39.8℃,真了不得,不得了。
    上午“大扫除”了,洗了外衣,又洗了内衣,直忙到吃饭。中午只要喝汤,不要吃饭,因为嘴太干了。
    下午昏昏地睡了二小时,起来写了两封信给家中和立权②。原来立权也去北京了,今下午收到他的18号的信,真遗憾,没有碰到面,害他等了。他住在前门一个旅社中。他说准备回校后再寄钱给我,要我先向同学借一下,于是我就写信给他了。
    给家中的一信,附一张给〤〤③的信(爸叫我附的),顺便给他一张“碰到问题学语录”④。说叔叔⑤给爸去信,关于爸的历史问题,爸正在写,时间较少,大概不多久就会寄来的。
    晚上要王佩兰⑥交代寒平⑦的情况。
    现在越南留学生⑧参观农水郑肇君⑨的反动教授的展览会,越南学生就要全部回去了,原因是因为这里文化大革命。现在正在图书馆一楼介绍情况,我们的会议只好再拖几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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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在北京住了半个月,长了不少见识,心态很不错,感到十分满意。回到学校继续参加“斗黑帮”。参观了“反动教授”郑肇君的展览,展览会上有金银财宝、古玩、皮货、衣物,这些浮财没什么稀奇,给我印象最深的却一套“绣像金瓶梅”和一些画。《金瓶梅》是明代著名的写实的“白描小说”,和意大利卜加邱的名著《十日谈》相媲美,都是有名的禁书,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介绍,被鲁迅称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让我垂涎不已;还有一副奇怪的画,画面下方有一个仰卧披发的裸体女人,被一条猛牛压在身上,牛上方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后来我在青海“塔尔寺”也见到类似的画,好像与信仰有关,异常诡异,神秘莫测。“反动教授”郑肇君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任国民政府水利次长,签字同意炸开河南“花园口”水淹日军,当然是蒋介石的主意,后来平反了。
1966年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地方院校师生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江青在讲话中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于红卫兵小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予公开支持。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学习“湖南农名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章。这篇在1927年3月写就的,号召“痞子”们到地主家中“杀猪出谷”、在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给“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的文章,激励了一帮“无产者”的革命豪情。湖南有个清朝进士、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湖南士绅叶德辉(祖籍苏州吴县),湘潭人,毛大祖同乡。叶德辉政治思想保守,曾反对“戊戌变法”。就是他,不甘寂寞,“不识大体”,在1927年指责毛大祖搞的湖南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最终惹来杀身之祸,被革命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杀害,砍头前,叶德辉愤然提笔写下一副对联讥讽农会,真是千古绝对:
    农运方兴,稻、梁、菽、麦、黍、稷,一般杂种。
    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横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和共党翻脸后,时任湖南国军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的许克祥和共产党关系尚可,按兵不动。但“痞子”玩火玩大了,士绅、地主、社会精英均被他们视作“土豪劣绅”或“小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甚至砍头,咋看起来,这“农运”好似“文革”。许克祥终于忍无可忍,于1927年5月21日(马日)翻脸,史称“马日事变”。叶德辉学问好,精通目录学、版本学、理学,说理深入浅出,据说,如今研究出版史、目录学等都无法绕过叶德辉的研究成果。
    原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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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张孟春是我班同学。② 是我哥哥。③ 隐去名字,原有括号。④ 像类似查阅“老黄历”一样的来确定是否能“出门”、“动土”的那种小册子。⑤ 就是镇江的那位小叔叔,是老爸弟兄十个最小的一个,1939年参加革命,现年已经96岁高龄。⑥ 水文系老师。⑦ 水文系总支书记。⑧ 那时华水的越南留学生很多,学校还关照我们不要有“大国沙文主义”,对他们要友好还要谦虚,“文革”不上课,所以他们要回国了。⑨ 郑肇君是华水教授,担任过国民政府水利部次长(相当于副部长),抗战时期,蒋介石要炸河南“花园口”水淹日军,就是他签字同意蒋的意见。这个展览会规模不小,占据图书馆整个一楼,实际是抄家展览会。
图片说明:
   画面上,一个藏民手捧造反派塞给他的另一位莫名其妙的尊神发呆,不知何方来的神仙。那时,达赖流亡在外,十世班禅被关押。
    西藏的寺庙原有7000多座,现在只剩数百座。1968年12月,我被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开挖三队三连一排当工人,和回族工人住在一起。有汉族工人悄悄告诉我:造反派强迫“回回”养猪呢,离刘家峡不远的回族东乡县,是个闻名的“寡妇乡”,在十年前的1959年西藏叛乱,西北回民也“揭竿而起”,兰州军区司令员马以声将军奉命率领亲人解放军弾压,但回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男人们全部“战死”。可是,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剩下的“另一半”,他们的妻子、老太婆们竟手握剪刀、棍棒,义无反顾地向手持火焰喷射器、武装到牙齿的对手冲了上去,悲惨的是,这并不影响战斗的顺利进展。据说,马将军被“批评”了。
    1995年初,我在西宁寓所,看到电视画面上,成千上万头载白色回民帽的人们,在广场上摇臂呐喊:独立、自由!我当时只是想:这些“阿穆流”(汉人背地里对“回回”的称谓,这三个字是甘肃土话,意为“怎么了?”)懂什么自由?可是,这也绝不是三言两语能打发的,何况,现在不必上学都能懂得什么叫“自由”!  
葛维亚
文革也有时会把真实的丑事揭露出来,寒平和王佩兰的淫乱之事,被一些教师当场拿获,尽人皆知。寒平我很熟,满口马列主义,一肚子那男盗女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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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7日  星期五  晴
矛盾终究是矛盾着

    这几天,我的心情矛盾得很,但心情很愉快的。这个矛盾一下子是没有人可以帮助我解决的,只有自己心中可以明白。
    一年多了,对〤〤①的看法时而动摇,时而又坚定,有的只有双方心中可以明白了。有次为了远离之,顶了她几句,但〤〤并没有这样而生我的气,相反地还问我借饭票,参观时还把装有毛主席语录和证件藏在我书包中,说我的书包空着,天凉时还问我有无多余的衣服?我怎么会有呢?如果有了,借给〤〤也是不合适的,这些都可在她们中间解决的,而反尔找我,我心情很复杂,没了主见!
    爸爸来信叫我写封信回去,顺便写一封信给〤〤②,于是我照办了。
    矛盾终究还是矛盾,什么时候解决呢,自己也不清楚,有十多个例子可以说明〤〤对我很好的,但我又想接近〤〤,又想离开〤〤,心情复杂。现在正在向我发动进攻,我企图防御,而没有勇气。
    还有个〤〤③,也在向我进攻似的,对于她我只好敷衍了,不能多讲什么话,这样真不太好了,有时把菜减给我,0r把饭倒给我,诸如此类。不多说了,反正不去多噜苏。
    归根结底,自己这方面现在不能多考虑的,可是具体的情况又出现了,如何去处理呢?自己想不出办法,如果冷冰冰待之,又不太好,如果迎合,那更不太好,采取折中,又靠不住,总要一边倒一下的,究竟往哪一边,只有看形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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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篇日记。本来不想挂出来的,这是属于很“隐私”的那种。现在看来,都是我当年的“神经过敏”,或称为“自作多情”了,其实对方都毫无此意。现在想想自己已是“奔七”的人了,用赵总书记的话来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了------” 所以挂出来,让大家笑笑。太祖说过:“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我觉得,现在学一下法国大哲学家、《忏悔录》的作者卢梭,也未尚不可吧。可是,卢梭是个实干家,和“华伦”夫人有一腿;对加蕾小姐、葛莱芬丽小姐也有非分之想;爱上乌德托夫人后,埃皮奈夫人竟为此吃醋------我没有卢梭的才华,更没有他那繁多可供资谈的“艳遇”,唉,甘拜下风!
    细想起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才上小学,街上经常有人说唱“婚姻法”,宣传男女“自由”恋爱、男女平等。记得有一天,我家斜对门有一位老太太,靠在大门上,懒懒地看着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女子,自言自语地感叹道:“是啊,现在新法了,女人也可以骑脚踏车了!”原来,在万恶的旧社会,女人骑自行车居然是伤风败俗的事。
    毛太祖一人当国二十八年中,全国疆土远大于欧洲和美国,中国人口也从六亿增至八亿,他一个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达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太祖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也没有真正实行过,毛太祖竟在中共一次会议上说道:只有傻瓜才会去执行宪法,但还是需要制定一部(大意如此)。所以,连那位依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竟然被抓走、被批斗,最后被“凌迟而死”。骨灰盒上连名字也没权写上,那“刘卫王”三个字让人“滴血”。
    那么,在百法皆废的情况下,《婚姻法》何以依法独行?有人认为,这是太祖约束开国功臣和老干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了天下,进了城,食色,性也,在这花花世界里,大小功臣自然都应该享受点“歌儿美女”,乡下的黄脸婆也得让让位才好。中国历史上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便是这样的。所以中共“进城”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来,这显然是毛太祖特别许可的,甚至是他特意设计的,也是含义深远的,尽管后来证明无此必要:现在的“二奶”、“三奶”------“N奶”还不是多的去了?
   太祖自称:“打伞和尚”(无法无天)。那么,就这两部仅有的“法典”,也早就成了一堆废纸了。
   * 1966年10月7日,黑龙江红卫兵电话员窃听该省省委、公安厅给中央的长度电话。
   * 同日,新疆学生去农垦部闹事。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按太祖的思想顺利地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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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挂出的作文被“河蟹”,先挂“时空隧道”吧!
    ① 隐去名字,但这个名字在日记中是个字母,俺自己也回忆不起是谁。② 隐去名字。③ 隐去名字。但这名字也是字母,想不起是谁了。

图片说明:
    图片上的《毛泽东思想照耀着鲁迅》是许广平“文革”初期写的,非常怪异。鲁迅先生是1936年去世的,毛太祖思想在1945年共党的七大上,才由吹鼓手刘少奇提出来,这种“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怎么可能穿越时空隧道去“照耀”已经去世近十年的鲁迅呢?他的未亡人许广平先生有病吗?我想,这即使不是“遵命之作”,也是许广平先生的“违心之作”。看看周海婴笔下的的许广平就明白了:
    “在‘文革’中,我们住的景山东前街7号与李初梨隔壁相邻。得知李家遭到抄、砸,破坏严重,她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同时也开始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和我商量怎么避免红卫兵闯进我家来造反。”、“每逢母亲外出,我们总要检查她胸前的毛主席像是否佩戴端正,‘红宝书’是否放在随身小拎包里。这是家里人谁都与责任做的检查工序。我们临街的大墙原来光秃秃的一色青砖,没有大标语,我们怕革命警惕性特高的红卫兵产生怀疑,冲进来责问,就赶紧去买红色的油漆,刷了‘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心里才踏实下来。在这惶惶不安的日子里,母亲的身体愈加衰弱,经常心率过缓,心绞痛频频发作。不想就在此时,被造反派夺了权的北京医院,竟将她的医疗关系,跟领导干部和所谓‘资反分子’一道驱逐了。她被转到设备较差药品供应又不多的医院去就医,以至后来造成令我悲痛终生的后果。”、“曾有朋友问过我,当时总理有一个保护对象的名单,你母亲也在其内吧?我从后来发表的总理草拟的名单中,并未看到母亲的名字。而实际上,即使那些上名单的首长和头面人物,有的照样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这是人所共知的。”
    周海婴最后写道: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味,罗稷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稷南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2001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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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8日 星期六 阴→雨
  〤〤〤在病房中

    〤〤〤①回来就病了,睡在病房中,今天〤告诉我的,于是中午去看了他一下。
    他躺在床上,见我来了就起来了。还有点热度,精神很好,满面春风。我就向他谈了点最近学习的情况,他还要住三天。
    I give 〤〤 a little 纸②。临走时就给他了。他真是粗枝大叶,把茶杯都打翻了,慌里慌张的,把药都弄湿了!太粗心了!
   〤〤后来叫我走,可能有他的同学来,于是我就走了。在谈话间,他的老乡69级的,曾来过。见在谈话就很快告辞了。

1966年10月9日 星期日 晴
没回来

    上午去电校,立醒③没回来。
    晚上在水利馆参加了辩论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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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10月8日,天津市有关方面统计公布了全市“破四旧”所抄财物的数字。据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全是“破四旧”总共抄出财物1.3万汽车。其中有:现金556万元,存款4050万元,公债261万元,黄金4万多两,金银饰品6万多件,银元60多万块。北京红卫兵公布的战果是: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的40天内,33695户被抄家,1772人被打死。(《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三卷第141页。)
    10月9日,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非法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抄家的目的是找江青过去的一封信。江腾蛟在上海选派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化装成红卫兵,并挑选一些空军干部子女组成抄家队伍。抄家后,江腾蛟将抄出的有关江青的信件和相片交给叶群。江青、叶群将材料烧毁。
    同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数千名职工学生包围昆仑饭店,要求揪斗自治区和兵团负责人。
    同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代表,制止红卫兵批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但是,他们还是在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清华园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等人的大会。当王光美被押着出场时,她套着紧箍着身子的旗袍,头戴一顶洋草帽,脖颈挂着一串乒乓球制的“项链”。这个丑化和污辱王光美的穿戴是江青亲手制造的。
    想到我们美丽的祖国,何以一时变成如此的鬼蜮世界?我们又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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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打叉处,隐去名字。② 原文如此。③ 在南京电力学校上学的弟弟。④ 那时“辩论会”太多了,常常演变为“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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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1963年4至5月间,国家主席刘少奇携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四国。王光美首度以国家领导人的夫人身份出访,十分引人注目;尤其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与印尼总统苏加诺共舞,更是大出风头。其后这一出访过程拍成彩色纪录片,王光美的形象遂在民间轰动一时。
    片子是《刘主席访问东南亚四国》,不久就成了“大毒草”。那里面王光美风光极了。她是共产党国家第一次以第一夫人身份出访的人,过去苏联都没有先例。所以,江青特别嫉妒。甚至这件事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都很有关系。“文革”时有批判材料称:……在国内广泛放映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新闻纪录片,树立刘少奇的个人威信,为其篡党篡政作舆论准备,并宣扬这个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搞投降主义、大搞夫人外交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所谓“项链事件”,发生在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学生批斗王光美时,据说出于江青授意,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说:“王光美不老实,她去印度尼西亚之前来看我。我当时正有病住在上海,她说她想戴项链,穿花衣服去访问。……我告诉她是应该准备几件衣服,还告诉她我主张穿黑颜色的。她是一个党员,不应该戴项链。”她安排大家看王光美东南亚之行的电影片,这是她对王光美多次进行攻击的材料。她向大家宣布:“这部片子宣传了资产阶级宫廷般的生活。”
批斗会上,经过一番对峙之后,三个女红卫兵强迫第一夫人(刘少奇当时仍是国家主席)去穿一件丝质旗袍,一双高跟鞋,戴上一顶英国贵族式的宽边草帽,看看这是她和苏加诺“调情”时的那身打扮。……由江青导演的压轴戏开场了,红卫兵拿出了最主要的道具来对付王光美。一串乒乓球串成的稀奇古怪、丑陋不堪的项链挂在王光美脖子上,每个球上都打了叉子。这是一串江青进行报复的套索。为了留作纪念,江青还让人拍下了当时的照片。


关于这一公案,王光美晚年回忆说:这次访问是少奇同志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出访,好像也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国际上比较注目。1957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和1960年少奇同志访问苏联,都不是以国家主席身份。……江青在上海也讲到出国穿戴的事。她对我说:“你在国外戴什么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江青当时是劝我不要戴别针,没说不要戴项链。“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我,不知怎么的,造反派说江青要我别戴项链我不听,成了一条罪状。
有人说,两位夫人争荣,是“文革”起因之一,或许有点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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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0日  星期一  晴
忆苦思甜

    昨天听了雨花公社的一位贫下中农社员的忆苦思甜的报告会。讲得不太清楚,因而也就听得不太清楚了,颇为遗憾。
    晚上自己成立“念念不忘”战斗小组,写了唐奇①大字报。几分钟后,又改为“杀杀杀,嘿!”②战斗小组,引起大家哄笑,这有什么好笑的!

1966年10月11日  星期二  晴
宣布退出班文革小组的领导

    值“延安”战斗小组(梁、刘禹)③宣布退出班文革小组④后不久几分钟,我亦宣布退出班文革小组的领导⑤,自己组成“杀杀杀,嘿!”战斗小组。组长和组员虽只一人,但可起点作用的。
    以后怎么搞法,除了写大字报,还要看大字报,分析大字报,若不对的,则自己要改正。新生事物上来,不会完美无缺的,总有曲折、反复的。
    每天两小时毛选学习,仍在北教进行,上午两小时后则看大字报,写大字报。下午时间尽量参加班中活动。对文革小组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看到问题,看到缺点,不可一概而论的肯定和否定。
    自己只要努力学习毛著,在大方向、原则性问题上,坚持正确,那么细小问题也可很快解决的。
    今天下午写了篇“警惕,谭立夫⑥南下了”大字报贴出去,花了两小时左右完成。一个人工作,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吃力一点也不要紧。
    现在院内成立了很多很多战斗小组,水流千转总归大海。我相信,最后大家都会统一思想的,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⑦的光荣而伟大的战斗任务。
    现在的问题要好好辩清楚才可以,否则把握不住大方向的,否则会产生恶果。
    梁宗南⑧现在也敢说敢为了,好得很!要大力支持之。
    现在都要集中力量来搞革命了!其他的一切都要抛开的,否则不行
    平时的行动按作息制度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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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那时洗脑“忆苦思甜”经常出事故,常有“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忆的是三年(1959-1962年)“困难时期”的“苦”,搞得主持人尴尬不已,让“裆妈妈”狼狈不堪!
    这时,班里一些颇有些思想的人纷纷宣布不再受班“文革小组”的领导,出去另立队伍,那么我也紧紧跟上,宣布“独立”,成立“独立大队”——“杀杀杀,嘿”战斗队,开始了一个人的战斗!凡有人要加入我的组织,均被我婉拒,因为我要“独立”!独立和自由向来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长盛不衰的主题,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写出了我们对自由的无比向往。
    日记中提到一个叫“谭立夫”的人,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
    1966年,这个叫做谭立夫的人,对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的“鬼见愁”对联发表讲话。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是现代血统论的代表作。虽然极力兜售此货的谭立夫是大学生,但是它的主要市场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中学校园。现在还无从考证是谁,也没有人出来表示自己应该享有对对联的发明权。但谭立夫是“对联”的鼓吹者,这是公认的。辛亥革命55年之后,如此荒唐的玩意儿在当时北京的每一所中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社会主义正统思想的殿堂,究其根源,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有关,与以“自来红”自称的干部子弟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入党的爷娘头脑中还没有得到改造的农民意识有关。“对联”因谭立夫讲话而传播到全国各地,因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又称为谭立夫路线。谭立夫路线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遇罗克。遇罗克因反对“对联”,撰写《出身论》而惨遭杀害。他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他的血溅在“老三届”的身上、手上。遇罗克是中国20世纪后50年中出现的最勇敢,最杰出的思想者。他的绝笔“乾坤持重我头轻”一定会流传下去。认真反思吧,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在和平时期倒在了马列屠刀下啊!
    1966年10月10日,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但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还是不满足,要求王光美去该校参加批判大会。当天,周恩来就此事批示,要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不要王光美去参加会议。
    1966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55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蒋介石先生在台湾发表“告全国军民书”。蒋先生称:“亚洲的共祸源于中国大陆,也必终于中国大陆。目前乱贼邪教、土匪流寇构成的思想统治了大陆,‘红卫兵运动’证明了大陆政权已分崩离析,红卫兵是今日的黄巢、李闯、白莲教、义和团,为国人所不耻。‘破四旧’、‘立四新’毁灭人类文明,大陆经济已走向破产,台湾军民枕戈待旦,与大陆同胞共同讨逆,迈向三民主义大道。”(《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三卷,第1298页)
    1966年10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社论说:“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林彪同志总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各种‘左’的右的错误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具讽刺意味的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这位毛的亲密战友,“刺毛”失败,“乘机逃跑”,摔死在外蒙古温都尔汗。他虽然没资格和“荆轲”齐名,但他拒绝向老贼写检查、拒不认“错”,在这点上,林彪还是条汉子!
    有人读完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回忆录后,得出惊人结论:林彪是被毛太祖和周恩来合谋害死的。但有人认为周恩来不是“策划者”,仅仅是“执行者”,也有人认为可能只是“参与者”,还有人说他至少是个“知情者”。那么,这就诠释了为什么飞机上了天,往回飞时竟不准它降落,为什么“人们的儿子”说驾驶员潘景寅“是个好人”,为什么后来周恩来坐自己的专机竟不放心地询问机组人员:你们都是党员吗?航线正确吗?那么,周恩来以往坐专机从来没有流露过的担忧,使机组人员感到迷惑,这也就不奇怪了,也许,“恩来同志”觉得可能有一天,进了太空后就会像林副统帅那样摔死在“温都尔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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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唐奇(女)院党委的一个成员。② 这是我自己成立的只有一个人的战斗小组,写稿、写大字报、贴大字报比较辛苦。别人感到好笑而自己不笑,说明他们的神经系统当时还算正常的,而我的神经系统已经出了毛病。③ “延安”战斗小组是班里的一个比较大的组织,括号内所写“梁、刘禹”,可能是梁宗南先生和刘奎禹先生,他们宣布“独立”,不再受班级“文革小组”的领导了。④ 班文革小组,可能根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在那年七、八月份建立的。⑤ 我紧紧跟上,也宣布“独立”,自己领导自己了。⑥ 那时不知何处获悉的小道消息,赶紧写大字报告诉大家。谭立夫是当时反动血统论的鼓吹者。⑦ “一斗、二批、三改”,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有完整的说法:“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⑧ 我的下铺福州籍同学,在《提审茨冈》博文中,曾提到我到他家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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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年10月12日  星期三  晴
新党委靠边站

    和梁、刘①在北教写了个“工作队请回来,新党委②靠边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大字,贴在新街口③。
    有的说新党委不能靠边站,有的说要,大辩论业已开始,形式很好。
    何伟雄④加入了梁的“延安”战斗小组,我的独立小组⑤基本上快并进去了,但不愿意马上采取这种措施,应自己保持特色。
    下午在操场上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大会。参加的人很多,有南京红卫兵总部的有背景的------
    婶婶汇来的款,写“潘建新”⑥收,把“建”写成“立”了,真糟糕!
    〤〤〤⑥情绪正常。
    晚上听周总理的录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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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标题:“新党委靠边站”,令人感慨。“文革”初期,院党委照例是“烂掉了”,被“打倒”了。可是奇怪的是,造反派又张罗成立了个“新党委”,江苏省委正式批准了这个“怪胎”,经由江苏省委副书记张仲良(不久即被甘肃省造反派揪回批斗。因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任甘肃省省委书记。“甘肃省‘灾’前人口为1585·7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102·3万人,死亡比例6·45%。在统计的全国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排序第六位。”——《红〤〤的陨落——千秋功罪毛〤〤》第382页)下达,这在全国也属罕见。新党委的头目:任秀兰,自称是电影《风雪大别山》中“秀兰”的原型,令全院师生肃然起敬。这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丈夫史景班是南京军区的一位中将。可是,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任秀兰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她,说她是“政治扒手”。1971年,我在甘肃“水电部刘家峡水电工程局”开挖队当砼工、风钻工已经两年多,还在山上,正值全国清查“5·16”反革命组织的高潮期间,这时,传来了任秀兰自杀的消息。据说,任秀兰从囚禁她的“学生三舍”窗口跳下,直接落入了没上盖的化粪池中,可能先受了伤,再掉进粪池,竟这样被淹死了,落了个“遗臭万年”的下场。原先她只是院党委的一般干部,穿着朴素,像个乡间村妇,并不“知名”,可立马成了“革命的闯将”。我相信她不可能是“反革命”,可惜最终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文革”牺牲品。
    一个人何必为了这些“名”和“利”去斗争呢?尤其是像任秀兰这样的老革命,一个“妇道人家”去“抛头露面”出尽风头,有意思吗?当然,像江青这样的“妇道人家”,本来也可以安稳度过一生的,说得实在些,她也是一个“文革”牺牲品,不过只是一个“可足道”的牺牲品罢了。毛太祖也曾说过,一个革命政党,正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它有其青年、壮年、中年、晚年诸阶段,最后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毛太祖生前,被全国人民不知喊了几万万万次的“万岁!”,最后还不是只活了八十三岁就“驾崩”了?一个革命政党,原有它的革命任务要完成,任务完成了没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会自然地寿终正寝。反之,如果违反自然规律,胡作非为,就会被时代和人民所唾弃,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横死。君不见二战前,德国纳粹党(“纳粹”的称呼来自德语的“Nazi”,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简写。纳粹主义,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mus”缩写“Nazismus”的音译,意译为“民族社会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褐衫党,和二战后东欧的劳动党、工人党,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不都如此?
    196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社论要求(1)为革命而学。(2)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3)在用字上狠下功夫。(4)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5)重点文章经常学,根本观点反复学。(6)干部学在前头。
    毛的思想就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独裁。这是一种至今仍有人在高举的“红色恐怖思想”,只要这种思想不被铲除,老百姓要得到“河蟹”,那是“与虎谋皮”、“痴人说梦”!
——————————
注:
    ① 梁、刘:应该是梁宗南先生,但是“刘”是谁,记不得了,可能是刘奎禹先生(已去世),因为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记有:“(梁、刘禹)宣布退出------” ② 我院很特殊,“文革”初期,院党委“烂掉了”,被打倒。在造反派策划下,又成立了一个“新党委”。③ 学校内部的一个东西、南北向的十字路口。④ 何伟雄先生是教我们“工程地质”的老师,广东人,“加入了梁的‘延安’战斗小组”,那么,梁宗南先生是“延安”战斗小组的创始人了。⑤ 我自己成立了“杀杀杀,嘿!”战斗小组,是名副其实的“独立大队”,因为我疯了。⑥ 此时我已经改名叫“潘建新”,后来不了了之,婶婶每月给我汇来生活费用,可能一时搞不清,把名字写错了。⑦ 隐去名字。

图片说明
    宋任穷(1909-2005 ),原名宋韵琴。湖南浏阳人。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浏阳县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区委委员兼共青团特支书记。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失败后,紧跟毛太祖上了井冈山,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干事、连党代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
   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毫无悬念的被彻底打倒、批臭,再被踏上七亿只脚!

1966年10月13日  星期四  晴
“这里要住三千人”

    许多革命师生来宁串联了,水院则要住三千人。
    苏州的“东风大学”(江苏师院)①、苏州六中,都在这里,师院的住在体育馆。下午曾去找他们,可是都出去了,遗憾!
    北教不能呆了,那里要住四十人,明天还不知自己在哪里活动才好呢,明天再决定吧。
    苏高中来的一部分同学住在南京十中,我和〤②去找了几个谈谈(工程馆)③,苏中的牛鬼蛇神很多,校长许楠英④问题特别多。
    晚上在图书馆参观反动教授郑肇君⑤的展览会和。郑这个臭教授简直坏透了,料子有几箱子,衣服多得不知其数,其中有一件水獭领的价值八百多元⑥。真是吓煞人了,他们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真不能计算的了。有大量的黄色画报、书籍、西方唱片。他的父亲、母亲是清朝的统治者,当官的⑦;他和陈立夫有来往,留学德国,还有蒋介石的照片,真反动透顶的了。
    受的教育很大,我一定全力以赴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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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让学生“串联”一个月。所以,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开始来南京“串联”,接待工作如何进行的不清楚,在教室里随便怎样都是容易安置的。我还没想到要出去“串联”,因为同学也还没什么动静。实际上,“串联”三、四个月也不止,让大家过了把吃饭“不要钱”的旅游热。
    毛太祖要让“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刮阴风”,“点鬼火”,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刘少奇的组织体系,把刘少奇们这帮“牛鬼蛇神”清除干净,然后再把打翻在地的“牛鬼”们,有选择地再拉起来一帮,为自己所用。
    有史学家认为,刘和毛的关系,颇像陈立夫和蒋介石的关系。国民党是全党皆知的“蒋家天下陈家党”。共产党里没有这句话,却有这个事实,那就是“毛家天下刘家党”。可是刘少奇对共产党的掌握,却又和国民党的CC系不同,CC是棒打不散的,排他性极强的组织,刘少奇集团则是大山头对小山头的呼应,总山头有共同的次文化和一致的方向性,而不构成一个CC一样的派系整体。毛太祖的胡作非为,在党内山头之间,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太祖搞极左运动,搞得全国天翻地覆之时,刘少奇的纠左刹车政策,和这些稳健的山头,方向是一致的。尤其是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全国大小山头都是以刘少奇的马首是瞻,和刘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表面上看来,他们也都是“毛家天下刘家党”的基本成员。所以,毛太祖虽然大力发动“四清”的极左政策,搞了三年整,对刘毫发无损,且为知情者窃笑。在这种情况下,毛太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内行的斗争专家、非常之人,就要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为重建他的“毛家天下”、“毛氏王朝”,彻底搞掉那个犯上作乱的“刘家党”,把全国政党来个大换血,毛太祖就得采取非常的手段了,就得要砸烂这个毛太祖他老人家自己亲手建立的、却被别人操纵的“国家机器”了。那么,不谙世事的“红卫兵”就是他的武器,让“红卫兵”去充当炮灰,要搞得“全国山河一片红”。
    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怪胎,因此也就这样呱呱坠地了。
——————————
注:
    ① 原有括号,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改名为“东风大学”,即现在的“苏州大学”。② 隐去名字。③ 去“工程馆”,学院的一个教学楼,那时“华水”学生才三千多人,这时学校要安排外地来南京串联的三千左右的学生,很不简单了。原有括号。④ 许楠英,“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副校长,是我三(1)的化学老师。在博文:(四)《我的苏高中老师许楠英先生》中有我的回忆。⑤ 郑肇君是我院教授(我院有三个一级教授,郑肇君可能是二级教授),曾任国民政府水利次长,签字同意蒋介石炸开河南“花园口”水淹日军。在“今心解密日记 1966.10.06. 北京—南京”的“评注”中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⑥ 那个年代学生的伙食费是每月十三元,一个二级工每月工资才三十六元,一件衣服价值八百元,无疑是要吓倒我们这些穷学生的。⑦ 在图书馆一楼的郑肇君抄家展览会上,有两幅尺寸很大的带画轴的郑肇君父亲穿着官服、母亲穿着官太太服饰的彩色画像。

图片说明:
    在那被玷污的岁月,这样的宣传画到处可见,大街小巷、商店、办公室、宿舍,那怕是在“阴暗的角落里”、厕所里都无法幸免!林彪正亦步亦趋地跟着毛太祖向地狱走去,大陆百姓满怀豪情、毫无悬念地紧跟戴着天使般美丽面具的魔鬼们,欢天喜地去地狱寻找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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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4日  星期五  晴
誓师大会

    下午,在饭厅开筹委会开的“向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①开火”的誓师大会。
    有的人上去发言,却把口号喊错了,造成极坏影响。如“火炬”战斗小组,喊成:“坚持毛泽东的反动资产②------”这种人很难说思想上有问题,且是接连有两个人的发言喊错。
    会议后来变成了辩论大会。辩论伙食科的把工人打成“黑帮”③的罪行,有十三个人是“黑帮”。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在台上争麦克风,很激烈。
    后来要宣布休会,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要继续开下去。争执一番,一部分开饭了,另一部分继续着。我觉得“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④,故同意休息。
    晚上花了点时间誊了份简历。

1966年10月15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冷得很

    昨晚把我冻醒了。天真冷,冷得这么突然,中午也不见得暖和多少。
    晚上看电影“李科长巧难炊事员”⑤、“渡江侦察记”。
    晚上很冷,有的穿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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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的“誓师大会”说明,当时一条是以毛太祖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据说是“你死我活”的。所以,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毛太祖还利用独有的话语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和前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将“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定义为:以怨报德、背信弃义、篡党夺权阴谋分子的含义,以至于被洗脑至今的国人,一提起这个名字,就立即联想到“叛徒”、“阴谋家”。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是为推行“政治改革”而失败的落难英雄,而戈尔巴乔夫则被世界人民视为成功推行“政治改革”而献身的英雄。
    日记提到“却把口号喊错了,造成极坏影响”这是因为上台喊口号的人,太激动了,一不小心神经“搭错”,出了纰漏。所以,那时经常发生台上喊口号的积极分子,被立即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杯具”,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他的小说《耶稣基督眼里的福音书》里,叙述魔鬼曾想改邪归正,向上帝忏悔。但上帝拒绝了,而上帝拒绝的理由是惊世骇俗的:
     “因为我不能没有你所代表的邪恶而存在。如果魔鬼不是魔鬼,上帝就不成其为上帝”。
    上帝的敌人是魔鬼,可是上帝又不能没有魔鬼。魔鬼与上帝同在,绝对的恶与绝对的善共存,这就是神圣的辩证法。上帝无所不能,只是不能消灭魔鬼。魔鬼是上帝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有魔鬼的诱惑和对魔鬼的恐惧,人们才感到需要上帝;否则,上帝也就可有可无了。
    毛太祖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为他们受到阶级敌人的压迫。敌人越多越凶恶,越不能没有毛太祖。毛太祖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没有敌人。一旦外敌打倒了,毛太祖就要在内部搜寻新的敌人,搞内斗了。不过毛太祖搜寻的“敌人”不再是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他认为试图或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外或多或少有一些独立思想的分子,这些人被大爷说成是“反党”“反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和镇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种恐怖感,加上系统的强化的政治思想灌输,人们变得盲目地跟随共产党和毛太祖。尽管这样,人们还是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不知道哪一天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种政治迫害到“文革”发展到顶峰。为了搜寻和肃清他视为心腹之患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毛在人民群众中制造一种虚假的危机感,似乎资本主义复辟的大祸临头,修正主义篡党的危险迫在眉睫,只有拜倒在他的脚下,一切听从他的指挥,斗争、斗争、再斗争,国家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下级和上司斗,群众和领导斗,同事和同事斗,学生和校长老师斗,“红五类”和“黑七类”斗,子女和父母斗,朋友和朋友斗,“造反派”和“保皇派”斗,“造反派”的这一派和那一派斗 ……. 直斗得中华大地昏天黑地,日月无光,直斗得八亿人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所有这些人都声称他们誓死保卫毛太祖。“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 ”、“谁敢动毛太祖一根毫毛,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八亿只脚 ! ”在这种斗争的狂热中,任何被怀疑为对大爷不忠的人就面临灭顶之灾了。
    人们“明白”了,如果自己不首先跳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亲人、要好的朋友、曾经的同志,那么,下一个挨批斗的可能就会轮到你。在极权淫威下,为了保护自己,人们人性扭曲、良知泯灭、道德沦丧,这正是太祖他老人家需要的,中华民族的脊梁被他生生地打断了。
    时下所谓的“道德滑坡”,其实是从1949年,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声吆喝声中开始的,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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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那时宣传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大爷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日记写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② 记得是“工程力学系”的一个学生喊错了口号。那时,经常有人上台发言喊错口号,因为太激动了。可是,这样无意喊错口号的人基本上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荒唐可拍。③ 那时,工人是没有资格当“黑帮”的,“黑帮”还只是当权派和知识分子享受的专利,所以我在日记中有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的感叹。④ 毛大爷的“斗争哲学”。⑤ 这是196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仅半小时彩色动画片,讲的是解放军某连炊事班的五好食堂的故事。

图片说明
    薄一波(1908—2007),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县蒋村人人。1925年入党,曾在山西,天津等地从事兵运等工作,3次入狱。1946年起,担任军队领导工作。建国后,历任华北局第1书记,军区政委,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3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
    他是著名的“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个叛徒”案子中的“那摩温”(老大)。这样一个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狱的货真价实的叛徒,被耀邦平反后,竟“恩将仇报”,伙同“人民的儿子”对耀邦“逼宫”,“犯上作乱”。手段之鄙劣,品质之下流,为世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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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6日  星期日  晴
立醒还没有回来

    早饭后就去电校①了。
    遗憾的是,他还没有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料想他广州、武汉、重庆都访问②过了。
    下午本想去五台山参加“全国在宁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誓师大会”③,由于头脑昏沉沉的就没有去,洗了个热水澡。
    到南师后门处印洗天安门留影④的相片,洗了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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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立醒弟已经外出串联一个多月了,可我还没有动作,思想还是够“保守”的了。
    1966年10月16日这天,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他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相反的道路”。他在讲话中引用毛太祖“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点名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他说:“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路线错误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他们负主要责任”。“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他在讲话中强调要去掉各种“怕”字,放手发动群众,“历史上有些人,就是从害怕群众走到镇压群众,从害怕革命走到反革命的”。他还批评了“自来红”的观点,提出:“坚持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4日,毛太祖在陈伯达讲稿的送稿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陈伯达还建议,各地红卫兵的战果,必须开展览会,以便充分暴露那些公开的和暗藏的牛鬼蛇神。正是根据他的建议,会议印发了记录红卫兵“破四旧”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的情况简报》
    看来,毛太祖要对刘少奇、邓小平来个“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了。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迟,小人报仇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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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华水后门的“草场门”、省委边上的南京电力学校。② 串联。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众多运动中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来势凶猛。④ 离校门口约一百来米处,是“南京师范学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的后门,后门很小,是个单开门,旁边有个洗照片的小店,洗印的那照片就是本人博客首页“个人资料”那张。

图片说明:  
    陈伯达(1904~1989),原名陈建相,字仲顺,福建泉州惠安人。1927年加入共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著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在毛太祖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成为毛太祖手下的“一支笔”。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同时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陈伯达因坚持“唯生产力论”和赞成“天才论”,即被定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的头子后,被戴上;“国民党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帽子,这显示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文件明文宣布:“陈伯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他名义上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实际上反对中央文革”。但如今毛太祖和中共中央的这些白纸黑字的论断却故意被遗忘(为了回避对太祖的影响,后来又将陈伯达归入“四人帮”一伙),颇多蹊跷。
    毛太祖五卷《选集》有160篇文章,其中只有12篇是毛太祖自己写的,还有13篇是将别人的文章修改后作为自己的,其它竟全是是别人的原文,其中不少是陈伯达的文章。陈伯达还发明了“人民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经典”政治词汇。
    198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怀里(Ray-mondf.Wylie)的著作《毛主义的兴起:毛泽东,陈伯达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书中写道:“无论是在毛泽东同中国共产党党内亲苏份子的权力斗争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理论斗争中,陈伯达始终是一位关键人物。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毛泽东思想提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理论指导的过程中,陈伯达都起了关键的作用。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终表达)正式写进党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理论和行动指南,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陈伯达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而且名列第三。七届二中全会升为正式中央委员。陈伯达升迁如此之快,可见他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他是一位为毛泽东服务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不列颠百科全书》说,陈伯达从延安时代就是“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

1970年11月18日,林彪对周恩来、康生、纪登奎,就中共中央在11月16日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在党内上层展开检举、揭发事件听取意见时说:“中国马列主义理论家、主席的助手也反党,谁还有意见?”
    历史对陈伯达这位不谙政治斗争的一介书生,将给出正确的评价。顺便说说关于“陈伯达”的轶事,著名作家叶永烈采访陈伯达时,陈告诉叶:因为他崇拜英雄斯伯达克斯,故改名“伯达”。唉,他跟着魔鬼走,当不了英雄,成了“狗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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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7日  星期一  晴
王光美首次检查了

    王光美在清华犯了严重的错误,清华出了很多大字报:“王光美快回来打菜”、“王阿姨回来消毒”等。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王光美不回清华,害怕她下不了台,由书面①的拿去。她检查了三点:① 对工作组迷信;② 对清华的形势估计错误;③ 对错误认识不足,错上加错。
    王光美的的父亲是大资本家,可是王光美把她父亲的墓立在八宝山。北京红卫兵造反师全部在八宝山,先哀悼烈士,然后把王光美父亲的墓碑打得稀烂。碑高2.01M、墓高0.45M、占地30.8㎡,栽树38棵,碑②如下:
    先父 王槐青公   墓
    生于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故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
    子   光英  僯  琦  〤  〤
    女   光平  正  美  中  和
  
    王光美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与刘少奇有关。
    周总理对红卫兵说明,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不要把事情弄大,若王光美回清华,势必要涉及很多人,很不好,给外国人知道了很不好。外国人也在仰望北京③,敌人也是这样的,希望这方面的传单不要乱发,中央也不同意的。
    今天立权寄来五元,还有封挂号信。
    信中写得很好,我一定这样,要坚决地拒绝her④,无论今后怎么要远离之,为大局出发而着想。同时指出和〤〤⑤是合适的!叫我保持通信,可是他不知道目前的某种情况!
    一切还早着呢,等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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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毛大爷从1965年11月离开北京,在外面“休假”长达八个多月之久,远在上海、杭州不断窥测方向。直到1966年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又于7月16日在长江畅游了一番,以示“身体健康”,被子民三呼万岁后回到北京,开始收拾刘、邓。
    彭真等人,对于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在五月二十五日贴出的大字报,认为是“犯上作乱”。北大校长宋硕、陆平等人又不知聂元梓等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密切关系,乃发动全校各单位遍贴大字报加以反击,一时北大校园内,一片字山报海,掀起了文革期间第一阵大字报、大辩论的狂潮。“中央文革”一见大事不好,就连夜将聂元梓大字报原文报向在西湖刘庄独家的毛大爷。大爷下令公开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5月31日,陈伯达强制接收并改组了《人民日报》社。聂元梓的大字报翌日在该报以通栏标题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时刊出。一事真相大白,北大全校乃至全国形势逆转,原在下风的聂元梓一夜之间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见大事不妙,二人无能为力。乃联袂飞向杭州请示,敬请毛大爷回京坐镇,被大爷婉拒。毛大爷嘱咐二人回北京安定大局。这样才出现所谓派“工作组”的问题。原来按照共产党一般的党务传统,凡遇大事,都是上级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单位解决问题,此次刘、邓也照老办法指派“工作组”进驻北大、清华,这显然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要命的是,刘少奇为了慎重起见,竟把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也作为“工作组”成员,去了解情况。两校“革命师生”正在揪斗校中作威作福的“当权派”,大造他们的反,正在起劲头上,忽然来了“工作组”,大泼冷水,立即激起众怒。
     毛大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对于刘、邓来说,派不派“工作组”都是死定了。
     刘少奇、王光美已经被毛大爷下了“逐客令”,日子难捱,暂时还没有被批斗,毛大爷自有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要玩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像猫,在吞噬“美食”前,先要用锐利的“猫爪”将“老鼠”折腾一番,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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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要求王光美向清华革命师生作书面检查,交出去。② 日记上画有一张墓碑图,“先父”一行字在碑中间,“生于”一行在右侧,“子”在左侧上方,“女”在下方,打“〤”处,因日记的字看不清。这条消息可能是从大字报上摘录的。③ 那时传说,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苏联转移到中国北京了。④ 原文如此,已经回忆不起来这个人是谁。⑤ 隐去名字。

图片说明:
    卞仲云(1916-1966),北师大附中校长,1966年8月5日下午一点半许,在学校遭到学生批斗,卞仲云一边敲着簸箕一边喊:“我是牛鬼蛇神”,红卫兵用带有钉子的木棍揍她,卞继续喊“我是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砸烂我的狗头”,皮鞭、棍棒不断向她飞去------卞仲云倒下了,在科学院工作的丈夫王先生赶来用板车把妻子拖往医院时,红卫兵向王先生狂吠:“你不老实改造,就是这个下场!”。卞仲云终于不治,当晚九时左右死去。卞仲云是“史无前例”中被打死的第一位女校长。那天,“大阄星”在中南海发表了惊世骇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时空隧道 <wbr>19661017 <wbr>王光美首次检查时空隧道 <wbr>19661017 <wbr>王光美首次检查
    1966年8月18日,毛大爷首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大爷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到京串联的红卫兵。北师大附中一个叫“宋彬彬”的红卫兵登上天安门,给大爷他老人家戴上“红卫兵”袖章。大爷嫌她芳名太文雅了,劝她要武一点,她就改名“宋要武”。在她的铜头皮带的猛抽下,有六个“牛鬼蛇神”被“要武”一伙活活打死,卞仲云身上的血迹、伤痕,有“要武”的手迹。后来改革开放了,这个美丽的小杀人犯曾再度改名到美国留学,结婚、流产。霜晨月夕,面对在暗处徘徊的六条冤魂,不知她何以自遣良宵?诸位,彬彬原来她也是个受害者啊。关于这六条人命,法官应该判她呢?还是应该判她身后的教唆犯、黑手?想到我们美丽的祖国,何以变成如此魑魅魍魉的鬼蜮世界?我们又从何说起呢?

1966年10月18日  星期一  晴
立醒真行

    立醒①在水文教研组的房间里找到了我,于是我出来了,请刘奎禹②代我开会。
    和立醒上宿舍。
    他到了很多地方,去了广州、长沙、武汉、重庆、韶山、中美合作所等地,见识挺广的。他到了这么多地方,讲起话来也厉害起来了,到处闯给闯出来了,以后反正我也要出去闯的。
    他又跑到苏州呆了四个钟头,说家中还是这样。立聂③神气起来了,因为在做工,在工厂里,一个月二十多元,穿得整齐,还有零用,不可一世。这种思想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一向如此,再加上家里情况,也不能搞好的。
    对〤〤④不抱任何希望。立权来信批评得对。〤〤〤比较厉害,真矛盾啊!
    立醒带来几枚纪念章,我一下佩戴了四个⑤:主席语录、韶山、天安门、小红旗。后来只戴了三个,很吸引人的,我真高兴极了。
    他没带钱,向同学借了六元,且还向广东省委、武汉等地借了几元钱。我给了他7元,他真节约。要是换到我,真不知要用去多少。在外面三十六天,是很行的。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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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见到弟弟立醒出去串联,很有感想,觉得自己也应该出去转转了。
    1966年10月18日,毛太祖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150万人受到接见。此次接见前,发生了“口号事件”。17日,中央宣传部废除了16日为这次接见拟定的“标准口号”,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删去了一些过长的文字,其中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改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删掉了另外四个口号。首都红卫兵三司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立即起来“斗争”。18日晨5时,中央政治局在毛太祖身边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号”,并增加了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口号事件”后被归罪于陶铸、熊复等人。
    同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在天安门前观礼台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日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大字报。红卫兵正是积极响应毛太祖“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才这样做的。此时,全世界和全中国都已知道,毛大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社论说:“今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纪念我国文化战线上最英雄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无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可贵的性格’”。
   我不得不再次引述周海婴的叙述,看太祖如何用上述谎言以售其奸: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味,罗稷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稷南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2001年9月第一版,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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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在“南京电力学校”上学的大弟。② 刘奎禹先生是同班同学,前几年已经去世。那时请他代我开会,忘了是什么会议。③ 我四弟。④ 用叉叉隐去名字。⑤ 不好意思,那时很爱出风头。

图片说明: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8月12 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份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 “黑七类”。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太祖的像章,不准唱毛太祖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上海的红卫兵抄了10万多户;武汉的红卫兵抄了两万多户。还有一些地方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屠杀。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广西的宾阳县,20天里屠杀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4000多人,逼迫自杀 300多人。
    北京青年工人、“右派份子”的儿子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猛烈抨击了弥漫中国上下、以家庭出身决定前途命运的歧视行径。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统论的人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尽管遇罗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也曾批判过的血统论,尽管遇罗克在入狱后向当局表示:“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我的日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获自由。
遇罗克因写作《出身论》,驳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身陷囹圄,其罪行在“一打三反”中迅速升级。遇罗克的处决令就是周恩来签署的,俺们敬爱的总理还说了一句“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遇罗克最终以“现行反革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
    鼓吹“反动血统论”的“联动”、谭力夫重新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驳血统论的遇罗克却惨遭灭顶之灾。说到底,血统论符合CCP的阶级路线,而遇罗克的《出身论》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1979年,CCP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导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
    据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
    出身不重要吗?No!党魁陈云生前曾说(大意):把权力交给我们自己的子女,这就比较放心,他们不至于挖自己的祖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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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9日  星期三  晴
和张孟春的谈话

    到201①去找贾德胜②,可他不在,只有张孟春一人在那里。于是问她,贾在哪里?她却反问我:
    “你找他有什么事?”
    “有事,他在哪里?”
    “找他什么事,你不已脱离了班了吗?”
    “他在哪里?”我不耐烦了。
    “告诉你,他在会议室,到底有什么事?”
    我没有去,就坐在她旁边,告诉她,主要是纯清我的家庭出身问题,用什么形式最好。她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这是次要的,以后再说好了。于是谈了一会儿就下楼找靳去省委报喜(因为昨天下午1时,毛主席乘敞篷车接见在京革命师生)③,可是没有去,就叫靳上201谈谈。
    于是张、靳 and I ④开始谈班中的事情。她说,因为自己没有脱离班级⑤,见贾等在201 ,故也跑到201来的(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101),而贾等理都不理,她很生气。于是我告诉她,没什么气,何必呢?
    和张又扯到在某地搜出金银、枪支等,一直讲到地下宫殿的发现,古代坟墓,埃及的金字塔,陨石等,还讲到秦始皇、吴王墓,很有趣。靳也很带劲,讲陨石打伤人等。
    不知不觉已晌午了,于是一起下去,走向饭厅。一路上张还不断地嘀咕,她家中的一只瓷盆上的两只猫会腾空而起,会升高一段。真荒谬极了!
    我像一个生人,在十字街头徘徊
    现在全院正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形势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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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10月14日,收到老爸寄来他本人的简历。考虑再三,觉得有必要向班干部做个交代,老爸虽然是“国民党”,但老爸用这个身份掩护叔叔他们一帮共产党的活动,家里实际上是苏州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说明自己尚不属于“黑七类”出身,而应该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那种,觉得先前那种“妾身不明”的痛苦情结可以了结了,所以就有了上述这段日记。我至今一直怀疑是那位“政治辅导员”泄密了学生的“隐私”,因为只有他能看学生的“档案”。这种故事在中国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是说,很多人竟被搞得不知道自己究竟“我是谁”,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是“好人”,就可以不被“无产阶级专政”了。CP要控制人的“自由”,还要控制人的思想,至今不仅要控制经济,更要继续控制政治和思想,赖在舆论的制高点发号施令。但控制人们的思想,这已经被证明是很可笑的事,认为“真理在握”就可以随意杀人,这是一种恐怖行为,这种组织就是“恐怖组织”。难怪胡风晚年思想有了更大的升华,认为:有人以为“真理在握”就可以随意杀人,那么,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真理”就值得怀疑了。
    毛太祖的工业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先生,用八个字来评价毛太祖他老人家的一生:“功高盖世,罪恶滔天”,这是比较客观的评价。“功高盖世”是指毛太祖在1949年前和蒋介石先生争天下,毛赢了;“罪恶滔天”是指1949年后,当了比秦始皇还“厉害一百倍”的“马克思+秦始皇”后,害死了八千万无辜的中国老百姓。但是,“俺”认为,太祖在1949年登基前也是杀人如麻“罪恶滔天”。
    有史学家认为,毛太祖的政权是封建帝制传统的回光返照,是属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的现象。
    “从帝王专制,要转变为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就,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一转变程序,大致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要经历两百年以上的艰苦岁月,始可粗告完成。换言之------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至下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以结束了。”(唐的港:《毛〤〤专政始末1949——1976》2010年7月第一版)
    阿弥托福,但愿“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如果这位史学家预测准确,我辈长寿者,作兴还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的社会,那是不远的2040年左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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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学校教育楼,水利馆阶梯教室。② 贾德胜是同寝室河南籍同学,那时是班文革小组成员,出身贫农,和我关系很好,在1966年9月华水学生集体坐省委包的专列去北京串联,需要审查出身,贾德胜先生帮我说过话。老贾现在就住在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汽车离我家只有6站路。张孟春是同班同学。③ 文中均原有括号,指1966年10月18日,毛大爷第五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京革命师生。④ 张、靳 and I ,意为“张孟春、靳书源和我”,靳书源是同寝室河北籍同学,其父亲靳凤桐先生1938年北京大学毕业,“解放”后任江西冶金学院教授。1957年听了党的话,提了点意见,即被打成“右派”,连降三级。一次我看到靳填的履历表,称他父亲“1957年疯狂向党进攻”,我非常惊讶,就说不该这么写,只要一般的叙述就可以了,报刊、文件上这些词汇随它去,没办法,但自己不可以这样写。可是靳书源先生埋怨我偷看了他的“隐私”,当然这是我不对,不知他是否改写。后来我在博文中“今心解密”此事,靳书源先生见了此文还是蛮高兴的。⑤ 指脱离“班文革小组”的领导。我在“今心解密 日记 1966.10.10.&11.忆苦思甜”中说,自己宣布脱离“班文革小组”领导,自己成立“战斗小组”。
图片说明:
    老舍(1899.2.3.-1966.8.24.),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夫人胡絜青(1905-2001)。
    老舍1950年回国以后,眼见人们的现实生活比解放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一切全都归功于CP的领导,故而他全身心地以自己的写作才华去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以后,更是在政治热情的无形驱使下写了许多遵命的文字。CP是穷人的党,他自己又是穷苦人出身,他觉得天生与CP是相融的。所以对于五十年代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他是由衷地拥护,并且教导青年人如果想走文学道路,一定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
    据资料证实,仅在50年代,老舍就几乎身临其境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再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右派言论。无论是否自觉自愿,在有关的批判会上,作为与会者的老舍,须“痛斥”批判对象,表达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坚定立场;有时,还须以一位文艺界的代表、具有某项领导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
     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后,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两文,认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 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胡风遭受了老舍如此的批判,当1999年胡风夫人梅志回忆起来,却仍然表示:“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就是当时写的什么,胡风也没有当回事。我们并不在意老舍当时对我们的批判,倒是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胡风吃了一惊,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事实上,老舍对许多被批斗者,都有过令他们难忘的在批判过后的慰藉:1960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的丁玲,因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头衔并未被剥夺,被召回北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在会场上,遇到许多熟人,她巴望着哪怕有一个人过来能跟她说一句话,可是没有。这时,与她素无深交的老舍,却当着众人的面,主动走过来跟她握手,大声问:怎么样?还好吧!吴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后,老舍见到新凤霞,鼓励她勇敢面对生活,要多给祖光写信。他对不大识字的新凤霞说:“写信也是学文化,像作文一样,一天写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一次,老舍逛旧货摊,买回来一幅齐白石的画,回到家才发现,画轴签条上有吴祖光的名字,他动情地说:这可是祖光的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将来他若活着回来,我能把画儿亲手还给他,该多好!后来,老舍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亲的吴祖光,了了这桩亲手还画的心愿。吴祖光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老舍却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力把你家卖掉的画全买回来还你。”
    1966年夏天,“文革”风暴呼啸而至。1966年8月23日下午,老舍去北京文联“参加运动”,受到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批斗,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焚烧一批市文化局收存的戏剧服装及道具,把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戏剧艺术家荀慧生、白芸生、马连良等三十余人押来现场批斗,当场剃他们的阴阳头,墨汁淋在脑袋上,勒令围跪在熊熊大火四周,一面灼烤,一面用钢头皮带抽头。三十几名作家、艺术家个个头破血流。作家老舍说了句“士可杀、不可辱”,被当场打晕死过去......他们强加罪名在老舍头上,使老舍遭到了人格上的侮辱。如此不堪忍受的侮辱降临到头上,老舍毫不犹豫,平静而坚定地选择了死亡。1966年8月24日凌晨,年近古稀遍体鳞伤的老舍先生独自走出了生活了16年的百花小院,来到德胜门外城西北角上的太平湖,在太平湖边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个夜晚,然后步入湖水自尽。没有人知道,在老舍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坐在太平湖边都想了些什么。
    1966年夏天,北京第三中学语文老师石志宗在龙潭湖投湖自杀;
    1968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季谷在校园丽娃湖投湖自杀;
    1968年11月5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吴惟能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其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
    1968年11月5日,在圆明园池塘中发现四具尸体。那时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高潮。
    据上海市内部统计数字,在“文革”初期和这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子运动”中,上海近一万人自杀。据北京内部统计的一份统计,北京有3000人自杀,200人被打死.实际数字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那么全国呢?这些数字都是很大的数字,大到可以作统计角度研究,这是“文革”的恐怖之一种,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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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0日  星期四  晴
省委有鬼

    为什么正当我院开展批判院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将回院检查①时,要我们下乡一个月劳动,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当然不否认目前支农是应当的,为什么早不下去,晚不下去,片在这个节骨眼上下去呢?好好分析一下,省委的这种作法是很“聪明”的,在以新的形式欺骗群众,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要马虎。省委心中有鬼!
    再过22天就是我的21岁生日了,要好好迎接它,庆贺它,这是不平凡的二十一年。

1966年10月21日  星期五  晴
工人赤卫队成立

    晚上7;30,任秀兰表②态,避重就轻态度极不老实。
    早晨9:30,在水(201),任的态度是恶劣的,不高兴多记了。
    昨天,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成立。唐奇③在开会2/3后才到场,且东张西望,吃馒头,真是小丑,一点也不董事。
    新党委委员李怀稳④用主席像当大便纸,实属可恨,应该枪毙!
    新党委委员李怀稳说,谭立夫⑤讲话好得很,有的中央首长还讲不出来(岂有此理!)⑥。
    新党委是什么货色,不是很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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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学院本来冷冷清清的局面,在工作组撤走后,运动又迅速热火起来了,院革命师生坚决要求工作组回来作检查,认为“工作组”和“新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院“新党委”这个“怪胎”,马上被埋葬了!
    1966年10月21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准备在天安门召开50—100万人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被周恩来制止。
    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邓小平老部下)带头揭发邓小平。谢富治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毛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哪里来的。”周恩来在第五小组会议上承认:“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看得很清楚,我们看不清楚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这是周恩来的“跟人”政治哲学,无条件紧跟毛太祖,不管毛太祖是否正确。后来,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也有类似记载。这反映了毛太祖搞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窝里斗”、同级斗同级、下级揭发上级。
    进入10月至12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再掀高潮,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被迫检讨,继续扩大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波及军队、公检法系统、公交系统、和农村地区。
    在中共八届市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地位被林彪代替,刘在党内的地位降至第八位,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刘少奇被迫向毛太祖检讨,回应太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他的问题,包括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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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先省委派出的进驻学校的工作组,被认为是执行了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他们回校作检查。② 原院党委“烂掉”了,省委批准华水成立“新党委”,任秀兰是头儿,自称是电影《风雪大别山》里的秀兰原型,她丈夫是南京军区中将史景班。可是不久,这个“新党委”被革命师生视为阻碍“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要她做检查,大约在1970年跳楼自杀,那时我已经在刘家峡当混凝土工。③ 唐奇是“新党委”成员。④ 李怀稳也是“新党委”成员。⑤ 谭立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血统论”的鼓吹者。⑥ 原有括号。

图片说明:
    傅雷(1908-1966),文学翻译家,上海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傅雷作为一个翻译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尤以翻译巴尔扎克小说著称。有人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自80年代出版至今,已经感动了数百万读者。
    傅雷有两个儿子,一名“聪”,一名“敏”,都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1966年时,傅敏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英语教师。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学教员和校长们遭到红卫兵的野蛮攻击,傅敏在学校附近投水自杀,未死。他的哥哥钢琴家傅聪,1958年在公派波兰学习毕业的时候,不回中国,去了英国,当时被称作“叛国分子”。
    1966年8月下旬,傅雷被抄家和“斗争”,9月3日,傅雷在历经红卫兵造反派批斗、殴打后,在家中和夫人朱梅馥一起自杀身亡,死前留下遗书。
    作家叶永烈写有《傅雷之死》一文,其中没有提到傅敏自杀未遂的事情,提到了傅聪在1980年的一段话:“我在波兰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指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了,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非正常死亡》,第49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
    有一个传说,说傅聪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被删掉了,整句话应该是:“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因为我没有和家人一起受苦。”这个传说真假未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受苦的确实不仅仅是傅雷一家。
    傅雷的二儿子傅敏说:“此系父母留下的最后一封家信。写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九月三日凌晨,父母就从从容容、坦坦荡荡的含恨弃世。那时家兄远在英国,我虽在北京,但犹如泥菩萨过河。故遗书是写给我舅舅朱人秀的。”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〤〤,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自己配制的毒药,辗转而亡。目睹、确证丈夫已经死去,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这是死者生前考虑到,以免在踢倒凳子后发出响声,影响邻居。
    傅雷是真正的读书人,他的夫人朱梅馥是天使。
    “梅妻鹤字在孤山,六月飞雪五更寒,从此梅花尽染白,泣血一鸣上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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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5日  星期二  晴
河南省委的红色

    郑州的街道给我的印象是“红”。到处是语录牌,是红旗、国旗,红色最多,黄色为次。政治气氛相当浓厚,红卫兵到处散传单------
    上午舅舅领我去街上走了一圈。有的街道类似南京,很宽阔,有的则很狭小。行政区①那里很好,有高大的建筑(本来那里都是荒地,后来省委由开封迁来之故)②。一体育场在开会(反苏修政府驱逐留学生)③,卖语录牌的人多的要死(据舅说这还不算多)④-----
    一切都是很“乱”,火车站里很是这样。
    下午睡到三点半起来。
    晚上和舅舅又扯了一回,他叫我明天走,因为他后天要去明泉(民权)⑤县工作了------
    又扯了一下潘复生⑥等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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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郑州有个区称为“行政区”,在“二七广场”那一片,是省委机关所在。②③④ 原有括号。⑤ 现加括号,原文“明泉”,说明我对河南不熟悉。记得当时舅舅给我20元钱,叫我到第二天就走,说是可以去成都找表哥。舅舅被调到民权县工作,那时心情不是太好。6、潘复生(1908—1980) 原名刘开浚,又名刘巨川。山东省文登市侯家镇二马村人。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52年11月,潘复生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1956年9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因反对浮夸风,受到批评,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撤职下放到西华农场劳动。1967年1月,潘复生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此后,因在文革中执行了“四人帮”左的反动路线,受到监护审查。1980年4月病故。1982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不作组织处理。

评注:
    那时全国各地都成了“红海洋”,凡是墙壁、电杆、公共汽车都布满“语录”、标语牌,呈现一片红色,这是时下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在我印象中,郑州尤甚。
    1966年10月25日,毛大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建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就是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注意,毛大爷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这是在暗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与他毛大爷无关,是“一线”刘少奇干的。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大爷不仅要逃避饿死人的滔天大罪,还要乘机夺回“皇权”。
    同日,毛大爷、中共中央致电阿尔巴尼亚,祝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说是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哈,痴人说梦!)
    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点紧张。”“两头的劲很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中间有一些顶牛,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有几个领导人,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在一个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陈伯达在当天也讲了话,他说:中央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为什么刘邓路线能在全国推行呢?这是因为毛主席外出不在北京,是刘邓利用中央大权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路线。他说,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变成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就是要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他们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没有人批判他的错误东西,邓这个人凭他的聪明,好像他是天生的百科全书。陈伯达又说,现在刘邓并没有承认错误,他们还要进攻。
    刘少奇、邓小平受到全面围剿。可是,如果不收拾刘邓,那么成千上万无辜的“革命师生”就要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实际上他们是一丘之貉、刽子手!
    有史学家认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大爷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就此收兵”,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政治机会窗口”。因为最大的政敌,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主动向毛大爷检讨,不仅自己承担责任,而且还为下面的干部开脱责任。这样就可以按照毛大爷自己计划的十个月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按照这一设想,1967年春节或3月底就可以“鸣金收兵”了,当时大多数与会的人们都以为不久“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还信以为真。另一个选择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继续“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毛大爷选择了后者。所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发展、升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次发动。它带来的破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化、教育领域和党政领导机关,而且波及农业、工业等各行各业,很快就从党内政治斗争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也就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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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这张1966年10月24日,从南京“浦口——兰州”的624次车票具也很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俺凭学生证“得到”的,那时就“实名制”了,俺刚改了名字“潘建新”。哈,乘车不要钱!那年头,大、中专学生进行“革命串联”游山玩水是得到俺们心中的“红太阳”恩准滴!所以是免费的,还可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社会”待遇,俺们当然要千遍万遍地高呼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啦!
    俺这次不去兰州(因为俺有远见,搞水电的今后一般都去西北山沟),而是先去郑州看望从未谋面的舅舅、舅妈、姨夫、姨妈和一大群陌生的表弟、表妹,然后再去宝鸡俺哥那儿瞧瞧,再“南下”,去成都看望从没见过面的表哥。表哥是跟着大军去西南“剿匪”(其实剿的是“国军”,因为“国军”被“共匪”打败了所以就被成了“匪”,“共匪”则摇身一变,成了“解放军”)最后就留在了四川,在汶川和一位羌族姑娘结婚成家了,此时正他在成都“民委招待所”休养。因为“剿匪”,表哥有时就得露宿雪山、荒野,结果染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共军胜利后,他基本上一直在“养病”。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刚发生,俺急的立马打听,郑州表弟说没事,但房子毁了。表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去世了,因为“革命”,就得了这该死的病,遗憾的是,俺至今没见过这位“羌人”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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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7日  星期四  晴(宝鸡冷、沙暴)
宝鸡

    昨日从下午三点一直站到今天上午七点①,真够呛!
    宝鸡很冷,冷极了,别人穿棉大衣呢!天昏地暗的很,灰蒙蒙的,虽是万里无云,可却是灰尘弥漫,太阳像蒙了纱布的电灯泡,软弱无力。
    立权在车站门口等我,我很高兴地迎了上去,叫了声:“哥哥”。他用自行车把一只提包先回宿舍了,我坐二路车去了。
    天气很冷,我脸、唇都可能冻紫了。跑到宿舍,立权把床铺了,我睡了。他刚从北京回来,不久又要外出,真巧,没有扑空。
    睡到十点多,我醒了。立权拿了麻糕给我,我狠狠地吃掉了(肚子的确饿)②。又睡了。
    中午谈了一会儿。
    下午去办理签证,走到车站的。看了一下大字报,宝鸡市委把一个中学的32名学生打成反革命,情节似很严重,要宝鸡市委出来平反。于是市委要召开“市委检讨,批判揭发”的大会。革命师生按时去体育场了,可是市委又在电话通知不开这次会了,欺骗了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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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在后车上一直站了16个小时,车厢走道、座位下、行李架上全是人,甚至连厕所都挤满了人,连转身的动作都不容易完成。② 原有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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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乘上了郑州至重庆的681次快车,中途在宝鸡下车了,去立权哥哥处看看,那时,他还住在集体宿舍。
    立权哥在1960年从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原分配在四机部工作。可是不久,自己主动要求下基层锻炼,于是就来到四机部下属的在宝鸡的一个军工厂工作了,地址是43信箱32分箱,即“长岭机器厂”,后来小有名气的冰箱“长岭阿里斯顿”就是这家军工厂生产的。唉,其实,在北京不是蛮好吗?我不太理解那时人们的“好”思想。
    立权哥告诉我说,他工作的地方是准备“吃原子弹”的地方,时刻准备苏修、美帝来轰炸。据说,姜太公钓鱼的地方也在离宝鸡不远处。
    1966年10月27日这天,我国在本国国土上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实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10月14日之前,被定为“牛鬼蛇神”而被从城市赶到农村的人数,全国达39·4万人。其中北京市有8·5万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10月9日至28日,在毛大爷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将这些有关资料,作为“红卫兵运动”的胜利战果以“参考资料”发给与会者。这些“白底黑字”的材料就成为践踏“人权”、破坏“法制”的证据。但这些只是全国范围内红卫兵“破四旧”中的冰山一角。
    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公开煽动下,各地红卫兵大破“四旧”,冲击学校、文化机构、政府机关和全社会。中国几千年文化遗产遭到空前的破坏,全国交通运输系统严重堵塞,大量物资积压待运,邮电、电信不畅或中断,工业企业停产、减产,生产秩序混乱。大部分党政机关受到冲击,无法正常运作。一时间,中国从“天下大治”急剧陷入“天下大乱”。1970年12月18日,毛大爷对斯诺承认,那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显然,毛大爷非常了解而且清楚当时大乱的真实情况。
    最激烈的武斗发生在红卫兵内部。红卫兵一开始就存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上的分裂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毛大爷在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我闯了一个祸,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毛大爷既是“文化大革命”的放火者,也是纵火者。世界上各国执政党领袖,没有一个能像毛大爷那样,以放火、纵火的方式来摧毁自己执政的“国家机器”,这还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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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我搞到的郑州至重庆的681次车票,竟保留至今。车票显示,我在10月29日签票,还要乘681次车。日记表明,那天没挤上681次,人实在太多了,随即683次车(北京至重庆)进站了,我就拼命挤上了上去,30日到成都,就去找表哥刘志新,10月31日,到同学青年里11号辛忠礼先生的家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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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9日&30日   星期六 晴 & 星期日阴
二十小时的站立

    立权①把我送到火车站时是近5:00(29日),因为他工作很忙,试制新产品,所以又赶回去了。
    我本来乘681次车,遗憾的是人太多了,没有挤上去。本是6:00的车,延迟到8:30来了。
    683次来了(北京—重庆)②,于是不顾拥挤终于上去了,心中感到兴奋,虽然是挤得毫无插针之地,本来弄不好又上不去。
    车上,比从郑州至宝鸡的车更辛苦了,没水、没座,只好站了20小时到成都。越过了秦岭,路途是弯曲的,爬山用的是电气机车拉的,蒸汽机拉不上去。到成都是30日4:00。下车后头重脚轻,很劳累,肚子又空,于是去面店吃了面(两碗),辣味很浓。
    由18路车把我带到一个叫龙马市(?)③坐了五站,又坐4路下车,走到民委招待所,询问了传达室,就在一舍找到了从未见过面的表哥④。很兴奋,与他握了手。
    他是个中等身材,和舅舅差不多的人,不好应酬,性格很直爽,也不客套。讲的河南话,可后来又讲四川话了,很纯的四川话。因他1949年在南京,后西进⑤,在刘伯承的部队下面,现在身体不好,在成都休养。
    上午扯了会,就上街看造反展览会,遗憾的是不开放了。一路上看了大字报。什么028空军的冯德华等十三个人的大字报,又有西南局的“打倒刘少奇”之类的,还有“万炮齐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等。在路上又看到红卫兵押着一个双手高举的“可怜人”,抄家去了。
    在热闹区转了一下,就去东风影院看《列宁在1918》⑥,好看极了。列宁的和蔼可亲,风趣可爱和果断、聪明的性格,实使我从内心感到敬佩;斯大林没有像列宁那样活跃,很老实。
    看了两个多小时电影,已经一点多了,于是去吃汤团,我吃了三碗,志新干了两碗,由于我再也压不下去了,退掉了一碗。
    志新上午替我买了本《欧阳海之歌》⑦,很好的一本书,他以前曾买了五、六本,却都送给同事去了,真是好得很。
    四川的菜就是离不开辣,且狠辣,我不太习惯,但又喜欢辣,真是有趣的矛盾。
    现在一切都很好!
                            30日晚7:30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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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哥哥。② 文中括号均原有。③ 记不清这个什么地方了。④ 表哥刘志新。⑤ 跟刘伯承去大西南“剿匪”去了。⑥ 电影《列宁在1918》是当时少有的外国片子,还有一部是《列宁在十月》,和八个样板戏享受同等待遇。后来这几部前苏联片被称之为“阴谋电影”,情节虚假,属于“奉命之作”,吹捧独裁者斯大林。⑦ 上世纪六十年代非常红的记实小说,叙述佳木斯的一个叫欧阳海的战士拦惊马舍己救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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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的“访亲问友”的串联,已经来到第三站:成都。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竟饿死了八百万人,有说饿死了上千万人。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根据刘洪康先生主编:《当代中国人口,四川分册》(1988年,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一书中,提供了各年度末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数据。经计算结果表明,四川生非正常死亡800万人,少出生人口600万人。《中国人口》这套书的数据是官方提供的,与实际情况有差距。事实上,今天不可能得到完全可靠的饿死人的数字,这是因为,在大饥荒期间,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强了人口统计工作”,这样一来,死亡数字就大大减少,直至“生得多,死的少”才算完事。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共青团市委书记廖〤康在他的书中说饿死1250万人,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〤说:“有的县饿死将近总人数的20%,不少县在10%”。曹〤基先生在他的《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中认为,从1959年—1961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940.2万人,如果加上1958年底和1962年的数,非正常死亡应在1000万人以上。新华社高级记者杨〤绳先生认为,四川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1000万到1200万人之间,少出生人口在400万—800万之间。四川省居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
    我来到了这个“天府之国”。
    舅舅、舅妈是河北人,一家定居郑州,1948年10月郑州解放时,表哥志新还不到18岁,就闹着要参军,舅舅只好同意。我记得妈妈和别人说过,1949年,表哥志新跟着大军过江打到了南京,老爸和妈妈知道后,非常高兴,老爸立即给志新寄去一支“派克”钢笔,意思是解放了,希望志新继续念书。可是,志新告诉我,他在南京不久,就随着刘伯承部队进四川“剿匪”去了,山区“剿匪”是个又累又危险的活,晚上行军休息,就睡在雪地里,结果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似乎是个不治之症。当时我还听不明白,为什么一解放就急着去“剿匪”呢?山里的土匪可以慢慢消灭嘛,后来才醒悟过来,他们去打的是国民党残余部队,这时的“国军”已被称为“匪”了,“共军”以前是被“国军”称为“共匪”的,唉,“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成都还真是不错,成都人喜爱喝茶,还辅以丰富的小吃、糕点、瓜子之类的食品,生活很休闲的样子。我和志新也坐在茶馆里喝茶,他告诉我,成都有“三多”:茶馆多、饭馆多、厕所多。我后来注意观察,果然如此。
    1949年后,表哥就在因地震而名扬天下的汶川县的一个公社当公社书记,成了家,至今也从没谋面的嫂子是羌族人,有四个男孩。因为志新哥有病,就基本上经常住在“民委招待所”休养。后来只是这位嫂子遭到了地震之苦,还好,这是房子坏了,人没事。不过志新表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病去世了。
    1966年10月30日电:《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社论说:“今天,我们纪念鲁迅,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他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彻底革命精神。‘打落水狗’是鲁迅彻底革命精神的突出表现。鲁迅坚决反对对待敌人‘恕道’和‘宽容’;痛斥将‘打落水狗’精神诬为‘偏激’、‘嫉恶太严’的谬论。鲁迅明确地指出,‘狗性’是不能改变的,如果让它‘爬到岸上’,得到喘息的机会,就会有一天‘咬死’许多革命者------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可以讲‘恕道’吗?难道可以让他们有朝一日爬起来‘咬死’革命者吗?不,我们要学习鲁迅‘打落水狗’的彻底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大会上作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讲话,号召大家学习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
    毫无疑问,毛大爷认为刘少奇必须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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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雷锋叔叔的pose摆得还很在行,就等摄影师拍照了。若能穿越时空隧道,推荐雷锋叔叔去电影学院修炼一下,在老谋子麾下拍电影,那一定能成为国际影星,勇夺奥斯卡大奖。唉,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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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31日  星期一  晴
省民委招待所

    民委招待所住的都是其它县来参观的一些干部,有的就像志新那样在养病休养的。
    里面很清静,布置十分的好,我感到很不错。志新的脾气与舅舅差不多的,很老实,他是长期休养的,故里面的人都很熟悉他,交友也是很广的。
    早晨和志新出去看《欢呼三颗原子弹爆炸》①,拍得很成功,一切都显示了中国国防的加强。
    中午在一家饭店吃饭,弄了条鱼②,狠辣。志新大约认为我是南方人之故吧,他是不吃鱼的,怕刺。
    下午我一人去火车站,顺路看看大字报。
    买车票的地方挤的很,倒霉的是车票已经签到了23号的了。正在那里发愁,不料一个四川石油学院的学生问我有没学士证,因为他学生证已用过几次了,不好再打票,他打到上海去的是七号的,而决定去北京,且第二天就好走。于是我求之不得的收下了③,让他用我的学士证办了票,在前面请别人带的。
    弄好票就乘 ①路车到青年里,到辛老二④的家去了一下,见了他哥哥,扯了会儿。他妈妈在高血压⑤。后来他爸爸要我留下吃晚饭,我告辞了⑥。他哥哥塞给我一把糖果。

     1966.11.1.成讯记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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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是《欢呼第三颗原子弹爆炸》还是《欢呼三颗原子弹爆炸》,忘了。原文如此。② 记得那条鱼是“红色”的,只是因为是用四川特有的“酥油海椒”烹调的,看起来表面全是红色辣子,但吃起来不算太辣,我竟然把它全吃掉了,一点不剩,味道美极了!③ 不知道为什么我收下这张车票,实际上我是10月5日乘车去重庆的。④ “辛老二”就是同班同学辛忠礼先生是也,他肯定不在家的,此时不知他串联“流串”到何处去了。⑤ 原文“在高血压”有笔误,原意是她妈妈在生病,可能在房里躺着,我没见到。⑥ 他爸爸要留我吃饭,这很不好意思,就告辞了,他爸爸却不戴眼镜。⑦ 第二天,我住到“成都电讯工业学院”去了,在那儿补记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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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想,既来到成都,就想着去辛忠礼先生家见识见识的。来到青年里11号,辛老二的哥哥在家,她妈妈在生病,可能在房里躺着,我没见到。我在小小的“客厅”坐着,和辛忠礼先生的哥哥闲谈。记得座位中间的茶几上的一只座钟竟是“停运”的,指针被“定格”在一个可能会被误导的时间点,我没问辛老大这是为什么,是没上发条,还是坏了?辛忠礼的哥哥也戴眼镜,可是比辛老二皮肤白多了,也英俊多了,斯文多了,好像在兰州大学上学,和我聊了会儿成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爸爸后来从外面进来了,好像个子不低,廋廋的,显得精干,但看起像是个老工人似的,我竟有点奇怪,干什么工作,不详。一会儿,他爸爸要留我吃饭,我很难为情,感到不好意思起来,就赶紧告辞了。辛忠礼的哥哥竟抓了把水果糖塞给我,送到我弄堂口。非常遗憾,没见到辛忠礼先生的妈妈,因为辛忠礼先生在学校里老是说她妈妈怎么怎么能干,是小学六年级资深班主任,教课教的如何如何的好,却很少见他说他老爸。
    1966年10月31日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
    通知说,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在车站不断发生围车、拦车和阻止列车运行以及乘车纠纷等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一、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计划地组织革命师生来京进行革命串联,适当控制来京人数。二、为了不使北京接待工作过分困难,决定从11月1日到5日,各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暂缓来京,各线铁路局停开来京专列5天。三、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严禁强迫铁路局延长列车运行区段,或改变列车运行方向。四、在车站和列车上任何人都不准用各种借口妨碍铁路职工执行任务。五、凡是革命师生专列都要派人民解放军随车值勤,协助维持乘车秩序,保证运输安全,并在列车上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六、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
    在1966年11月,周恩来不同意“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可是,在这个月里,林彪、陈伯达先后在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斗争”等一类的说法对此首肯,并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大爷,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由于毛大爷坚持,这一提法未作修改。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0月底,红卫兵冲进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办公室。
    进入1966年10月—11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迅速冲击了军事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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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这张保存完好的仍然“崭新”的1966年“成都市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的背面印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现在看着这张四十六年前的“红卫兵”、大中院校学生的“革命师生”免费乘车证,不胜感慨,在那个年代就享受到了时下苏州市七十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待遇:乘车不要钱。不过,现在我还要再过三年半才能再次享受这个待遇。那个疯狂的年代,中国的社会福利竟整整超前了半个世纪,领先世界一流水平!唉,想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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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4日  星期五  阴
参观刘文彩的大地主庄园

    四点半就起身了,步行到“四川剧院”。
    第15号汽车只有我们两人,显然来得很早。但快七点时,人们纷纷跳汽车,发的车票等于大面积失效了,往上爬就是了。
    本来我还是带队的,看形势只有带头爬。于是和南工的同学奔往开来的汽车跳将进去,兴奋得很,若排队上车,那只有排到明年去了。
    那个司机也真坏,由于大家一再催他快开车,他像吃了“夹生饭”似的,说:“车上要下来几个,否则有危险。”大家不下来,磨了半天,快到十点钟了,司机才大发慈悲开车了,真冤哉枉也!别人早去了。
    到刘文彩的庄园是十二点。买五分门票(其实不应卖门票的)①过去,匆匆参观了“第一室”,又跑往第二部分,第三、四部分。参观的质量不高,因为三点要开车回去的,这只能怪司机了。
    受的教育是大的,但总的感觉没有拍摄的电影好。房子很矮,没有电影中的高,东西似乎也没有电影中的“新”,但里面的东西都是劳动人民的结晶,给刘搜刮去了。
    刘的生活是腐朽的、可耻的,杀人如麻,是四川的霸王,比皇帝还厉害②。里面的第二部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部分布置得很有问题,被红卫兵贴了很多大字报:语录少,且画也有问题,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③,大约要重布置的。
    ------
    三点回来,那个司机却2:40开车了,真岂有此理!好得我们提前了一点,回到城里是5:00钟。
   明天又要赶91次车④,真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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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有括号,当时想,进行阶级教育,怎么能收费?现在才明白,CP就是为了钱,他们靠烧、杀、掳、掠、邪、骗、煽、斗、痞、间、灭、控、奸、贪、欺、打、砸、抢这十八般武艺已经先富起来了,他们一开始就是因为一顿饭没吃好,才反政府搞动乱,效仿“太平天国”,居然成功了! ② 被CP欺骗了。③ 具体怎么样的,记不得了。④ 去重庆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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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5月至7月,我在苏北高邮社教,曾请一位贫农谈谈“解放前”的苦,倒点苦水出来让大家瞧瞧,她居然说:“解放前没什么苦”,让我十分惊讶。其实,所谓“地主”,也不见得个个都是脸谱式的坏蛋,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对支持解放区政府的地主称之为“开明地主”,只是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敌人”和“朋友”可以不断转换身份,甚至就像穿衣,穿旧了就可以扔掉的。被塑造的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这“四大地主”也都不是真实的,黄世仁和白毛女的故事竟是凭空捏造的,小学课本上的周扒皮“半夜鸡叫”竟是一个叫高玉宝的人编造出来的假货,南霸天也是虚构的。
    刘文彩这个人是有的。我参观了刘文彩的家,觉得他不是被宣传的那样,不过房子是很多,却不大,层高也不够,使人感到压抑,所谓“中式客厅”、“西式客厅”小得“一笃笃”,一个厅不过十多平米,还没有我家的客堂大。现在才知道,刘文彩是个“开明地主”,还在当地兴办学校让穷人读书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出生的国人,对于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是绝对不陌生的,其“臭名昭著”的“水牢”以及反映其对农民“残酷压榨”的群雕“收租院”迄今还刻在不少国人的脑海中,而且迄今还有不少国人并不知晓,“水牢”和“收租院”都只是CCP出于政治需要而炮制出来的谎言,一个所谓刘文彩“水牢”,由此“声名鹊起”、曾“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四川大邑县农妇冷月英冷妈妈。
    而水牢的主角冷月英“红”透全国,其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64年庄园陈列馆改馆之前,冷月英任唐场蔬菜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改馆之后她被提拔为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并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不过,她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充当“阶级斗争活教材”。而文革十年,是她演讲最为忙碌的时期。据说她在全国各地演讲了一千多场,听众上百万。
    文革结束,不再“阶级斗争”,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虽然她仍然担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实际上无事可干。于是便主动申请退休。1981年9月15日,冷月英正式隐退。曾有记者去采访她,冷月英竟对记者说:“不要再问了,是县里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的。”。不久,她在落寞和困惑中去世,时年73岁。
    “子虚乌有”的故事感动了全国人民,感动了我,结果白恨一场!真实的刘文彩恰恰是一个大善人。
    1949年的土改,杀掉了农村大批“精英”——地主。要知道,刘文辉的弟弟刘文辉还是国军的起义将领呢,可是新政权把刘文彩一家枪毙了六个,“文革”中刘文彩坟墓被挖,抛尸荒郊。
    土改,使得农民获得土地,CCP告诉农民兄弟,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的儿子们必须参军,不去就办“学习班”,这倒也罢了,谁料到手的土地没几年被“魔术师”变戏法骗走了。
    40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50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人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1966年11月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凡属于国家专政工具部门,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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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就是日记里写的:“买五分门票(其实不应卖门票的)”,参观了刘文彩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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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5日 & 6日  星期六、日  阴
万家灯火的见实

    经常听别人说什么万家灯火,其实也只有重庆才能算真正的看到“万家灯火”(除非在其它地方飞机上可见)①。
    91次“快车”拖了十七个小时另二十五分钟才能从成都把我送到重庆,来到了这个山城、《红岩》小说的所在地,使我坐车的疲劳劲消失了,火车站好像就在山上的。
    下车后,只见房屋在山上筑的,马路是绕山而上,由汽车直送到江边,再由古怪的“拖车”②把我们送到江边,轮渡过去。爬山锻炼似的来到了“红岩七中”,累得不得了、了不得!嘴里干涩难受,谈而乏味。
    很快安排了住宿,吃过午饭就睡,知道四点。和李德清③跑出去散步,心思在搞火车票上,觉得很没有劲。这里离“闹市”较远,还要过江,坐汽车,足足一个多小时才能倒车站(猜想的)。在“南浩正街”的一家小饮食店中欣赏了一晚很有“味道”的面,比南京的高级,只要一毛,又辣、又鲜、又咸,很得口。
    徒步往江边。长江显得很窄,水却很急,对面的山城房屋密度显得很大,“步步升高”。有的房子是“空中楼阁”,悬空,在四下只有四个很长的砖柱或木柱顶着,危险极了!屋子下面就有绿水,或有瀑布冲下,很是别致,街道是古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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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新奇,明天再过江去。

1966年11月7日  星期二  阴
红岩村

    下午去红岩村参观。由十七路车来到纪念馆。
    里面有周恩来、邓颖超、林彪、林伯渠、王若飞、董必武等领导人办公的地方。
    很好!
    明天去歌乐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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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文中括号均原有。 ② 缆车。 ③ 李德清,上海人。是成都遇见的“南京工业学院”(东南大学)70届一年级学生。④ 歌乐山,是著名的“渣滓洞”、“白公馆”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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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篇作文挂出后,被狼人吃掉两次,上午八点多被吃,俺把反美的文革图片换成毛大爷神像,结果下午三点多又被吃掉,俺在晚上六点多才发现,就改成这一幅“红灯记”,把中央台白某人说的一些话也拿下了,不知他们是否还会感到害怕。可能巧合,俺的日记正好写到去重庆串联,博友说,可能“重庆”山城成了敏感词,博友的某些评论也可能含有使他们难受的词句,俺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体制竟如此脆弱。)
    来到了重庆,和途中遇见的李德清先生结伴串联。可是,由于后来在火车上他病了,我只好改变计划,不去柳州、桂林等地串联了,把他一直送回上海。
    196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祝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说是“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一贯互相支持,并肩战斗。这种友谊是革命的友谊,是战斗的友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谊。我们深信,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伟大友谊,在今后的岁月里,必将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1966年11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发表“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准备捣毁“孔家店”,火烧孔像刨平孔坟。至12月7日,共破坏文物6618件,毁坏古书2700册,各种字画900多轴,毁坏历代古碑1000余座。
    此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二个国家,中国自称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还有最后的一盏“欧洲的明灯”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全变修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官方报纸才披露那时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把大量的工业产品和自己口中省下的农副产品一船船的运往这盏明灯,让它继续燃烧,可是他们不但肆意糟蹋我们给他们的物资,还转手倒卖换成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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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8日  星期二  阴
烈士墓-渣滓洞-梅园-白公馆-流血

    来到烈士墓,坐了半个小时汽车。
    先在烈士墓绕一圈,然后去杨家山展览馆,路很远,又是山路,较吃力。光看到是阅兵场,又是训狼犬室, 走了好久,沿铁轨往渣滓洞。那里的队伍真长。于是为了简化(不然得排二小时左右),就在高处鸟瞰,它周围有六个警岗(是按原样复修的),里面不大,围墙较高,上面有电网,整个牢房是设在山角角里的,周围是峭壁似的,跑出去是不可能的,里面似乎有人居住,还晾有衣服,也不知怎么搞的,里面竟还住人。
    往白公馆的路很高,不自觉地进行着爬山运动,来到了梅园(美国特务的办公处、舞厅等)①爬上去挺高,来到了宋绮云、杨虎城、②车跃先③的被害处和黄显声④将军的殉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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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公馆是个小楼房似的,里面是地板、门,好似一般较好的家庭住宅,光线也很好,通道很小。馆内贴了很多大字报,要求为烈士建碑。这个牢房布置得不恐怖,据说是重庆市委把它美化了------
    烈士牺牲很多,敌人残害烈士的刑罚是多种多样的、残忍的。
    参观了三个多小时,就又去排队乘汽车了,排了几次队来到火车站。本来要去红岩村去补上昨天的不足——盖纪念性的印(因昨天没带语录本)⑤,可是时间已晚,且排队的人是空前的多,气馁了,预备明天再说。
    坐12路车,倒霉的事来了,德清⑥已经上车去了,人太挤,我等下一辆,结果等了好久好久才来一辆,人们都气得大声责问车上的驾驶员等,我挤上去了,可不小心给汽车门挤着了,右手顿时疼痛非凡,叫了起来,放开后已经麻木了,难受非常,一会儿大拇指出血了,原来撕破了皮,顷刻只觉得滑黏黏的,低头一看出了血,马上浑身无力、眼冒金花,恶心得很,我快晕倒了(自己这样感觉)⑦,叫了声:“驾驶员”,她也不知什么,忙于她应付下面的埋怨声。于是,我忍住了,尽量使自己清醒,左手无力地爬在别人背上。一会儿车开了,凉风吹进,才觉得好了一些------
    今天一天成绩主要,但也碰到了很多的不顺利,只有怪自己太心急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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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文中原有括号。“中美合作所”所在地,与屠杀政治犯无关。 1943年4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字。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军统乡下办事处钟家山正式成立,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按协定的规定:“中美合作所系因对日作战而成立,如战争结束应立即宣告结束。”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时任中美合作所代表的L·A·洛夫格利少校草草地给戴笠写了一份备忘录:“既然杜鲁门总统决定于十月一日解散战略情报局,中美合作所协定不再有效,所以,人员应该撤走……”中美合作所结束后,所剩余的物资包括办公家具、桌椅板凳床等以及特工使用的手铐、枪支等全部移交给军统局。中美合作所自成立以来,完全以促进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努力打击敌人为目的,从多方协助美国太平洋舰队,攻击敌海军与所占领岛屿,最后直捣日本本土。仅1944年6月至1945年6月一年的时间,中美合作所指挥的部队就击毙了2万3千名日军、击伤了9000名,俘虏了300名,摧毁了209座桥梁、84辆机车、141只船舰、97个日军军需库。中美合作所的对日作战,为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集中营在地理位置上,都在歌乐山下,但是它们是两个单位,第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同处歌乐山地域范围内,白公馆属于国防部保密局,渣滓洞隶属于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第二,军统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是1939年开始关押政治犯,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至1945年在歌乐山建立的一个国际情报组织;第三,重庆解放前夕发生大屠杀时,中美合作所组织已经不存在。所以,中美合作所和军统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这是CCP不顾事实的欺骗,蒙蔽老百姓,煽动仇恨。
    ② 杨虎城,西北军将领。宋绮云,杨虎城秘书。  ③ 车耀先,1937年12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积极从事党的上层统战工作。1940年,车耀先被捕。④ 黄显声(1896-1949),字警钟,九一八事变时的辽宁警务处长,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⑤ 文中括号均原有。⑥ 李德清,在成都结识的“南京工业学院”(现:东南大学)70届一年级学生,一路结伴而行。⑦ 原有括号,这件事情早就忘了,重温日记,依稀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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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在重庆《红岩》故事的所在地,我接受了一次难得的革命传统教育。可是《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初期就被迫害致死了,那个“中美合作所”美国人伙同国民党联袂迫害革命烈士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和中国的“四大地主”一样,也是编造的“鬼故事”,误导了一代人。
    1966年11月8日,毛大爷接见了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越南代表团感谢毛大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给予的巨大援助。毛大爷重申了中国继续支持和原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令人扼腕的是,1979年,“人民的儿子”毫无道理地发动攻打越南的战争,将中国人民“抗美援越”所作出的一切贡献化为乌有。既然他自称是“人民的儿子”,当然就是俺的儿子,儿子的四大罪状是:(1)、反右急先锋;(2)、1975年镇压回族,炮轰云南和甸回民村,夷为平地,死伤------;(3)发动攻打越南战争;(4)、白酒乐死。)
    同日,周恩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学校红卫兵代表。周恩来批评“北航红旗”组织说:你们给陶铸同志贴大字报、标语,共七个贴到贴到到陶铸头上合适不合适?------他要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见他,我不同意这个口号。不只我不同意,毛大爷也不会同意。周恩来还说,大民主应有个界限,在最大的民主上应有集中,必要的集中还是要的,八·八(十六条)公报是毛大爷审定的,新的政治局常委是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周恩来还批评了一些组织冲击中南海的行动。
    周恩来“助纣为虐”的帮凶面目隐藏较深,在慢慢暴露,老百姓上当受骗,成了“阿斗”,也跟着做大爷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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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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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9日  星期三  阴
喜看《欧阳海之歌》

    李①拿了我的日记本、语录本、《十六条》,特地在看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的影片后。独自去了红岩村,去盖纪念印了,于是我一人留在“家”中。

没什么事,就看《欧阳海之歌》②,非常好看,无论在艺术上和政治上都可算第一,成功得很,有几处写的很好,我都哭了出来,的确好!真是好!就是好!硬是好!
    把欧阳海的成长过程和心理活动都描写得十分逼真,作者的“心理学”大约是学得很到家的。
    一口气看了一百多页,快完了。为了“细水长流”舍不得都看完,留到以后再看,就暂告一段落了。
    去上新街弄了个镜架。
    明天④晚上就要离开重庆去贵阳或者桂林了,广州就决定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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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李德清,是在成都结识、结伴而行的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70届学生。② 《欧阳海之歌》,一部当时红极一时的纪实小说,写了一个为了救一群孩子,勇拦惊马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刘英俊的故事。④ 奇怪,车票显示是11月8日的,但实际上是9日晚离开重庆,9日早上8点还去重庆一个叫“上新街”的影院看了电影“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可能是8日那天车门挤了右手,受了点伤,后来签票改乘9日的火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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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从日记看,我在重庆游玩了四天,给我的印象不错。记得我刚过江就有人过来接待,一位女老师听说我是从南京来的,竟然啧啧称奇,好像我是“天外来客”似的,这说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闭塞,见识可怜,难怪毛大爷随便说什么,大家都会轻易相信,老百姓太善良了,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就在我重庆怡然自得逍遥游时,“文革”初期第一次震惊全国的“卧轨”事件发生了。
    【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9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浪潮的影响和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主要是蒯大富的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11月6日,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情况下等30多人开会,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并于9日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王洪文因为是党员,被推举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但由于“工总司”是一个违反当时中央规定的跨行业组织,所以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精神,采取了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工总司”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去市委大楼揪市委领导。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10日凌晨,“工总司”决定由王洪文带2000余人冲进火车站,强占列车,赴京请愿。火车离开上海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安亭车站。“工总司”群众当即下车,卧轨拦截客车,致使沪宁线中断运行30多小时,制造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上海市委的汇报后,立即回电,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坚决不能承恩“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处理此事,张春桥到上海后,绕过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驱车到安亭找王洪文等几个造反派头头开会,并达成协议。13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1)、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2)、承认11月9日的大会和工人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3)、安亭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5)、对上海“工总司”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为此,上海市委负责人曾打电话向中央汇报,并开会对张春桥提出了批评。但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张春桥的做法,毛大爷也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并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的名字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慢慢地小有名气,接着就一发而不可收,到了七十年代初,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形成了“四人帮”,而且是其中的首恶。
    毛大爷彻底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1966年11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社论说:“当前,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新时代。各国人民从自己的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是他们战斗的旗子,胜利的旗子。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的人越来越多。以美国为的帝国主义,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最害怕的就是各国人民的觉醒,就是各国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
    现在看来,这社论真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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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10日  星期四  阴(有毛毛雨)
一天一夜

    中午饭后就来火车站候车,不一会儿,用李的办法①挤进了车站。
    25次、93次车都没有来,晚点了。25次去上海的本是11:33来,可是迟迟不来。晚上很冷,没有棉衣,非常冷,很难受,恨不得回去算了。
    睡也不好(冷得很)②,坐也不好,熬了一夜。

1966年11月11日  星期五  阴雨
继续晚点

    现在已经12:25了,可是25次③车仍没有来,据说要下午2:00才来,且不知什么时候开车。
    真厌烦死了,早晨吃点饼干。车站中人很多,大多是挤进来的——这个办法最好。
    列车继续晚点,真麻烦死了,憋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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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李是李德清,是在成都结识、结伴而行的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70届学生。忘了是什么办法。② 原有括号。③ 记得25次车是重庆至上海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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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看来串联遇到了“肠梗阻”,已经没有了“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想回家了。那时的火车交通晚点实在是太“正常了”,火车正点才是很奇怪的事情。
    1966年11月11日是俺21周岁的生日,那恼人的火车,让我忘记了。
    1966年11月10日至11日,毛太祖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有200万人受到接见。毛太祖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次接见采用检阅的方式,毛太祖乘敞篷车检阅。
    老毛不断地在接见无知的“红卫兵”,喜欢听革命群众“三呼万岁”,他的帝王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为了消灭异己,尤其是有点头脑的知识分子,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主要是整肃知识分子。
    在毛时代,集权专制制度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进一步打击文化人,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而维护这种集权专制制度的合法性,老毛发明了一个独特的理由:知识越多越反动。
早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老毛有个发言,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是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
老毛承认在坑儒的数量上超过秦始皇100倍。其实,除了在数量上超越秦始皇(不是100倍,而是几万倍)以外,在坑杀知识分子的技巧和手段上也多有创新,为历代暴君所望尘莫及。
    创新之一是:先辱后杀。知识分子大都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条,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老毛则别开生面、大胆创新。他开始声称:“大部分不杀”,让这些人先感恩戴德一番,然后进行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自诬、自污。经过多次、反复的自我羞辱和互相羞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早已荡然无存,成为一堆行尸走肉,只有向他老人家乞怜了。再通过惩罚性的超负荷劳动,从肉体上折磨你,让你在“早日改造好,重新做人”的诱导下,大量透支体力和生命。多少人正是在这样长期的超强的劳动折磨下,加上恶劣的伙食,一点点地消耗掉自己的生命。毛不承担“杀人”或者说“坑儒”的罪名,却收到了“杀”与“坑”的实际效果。
老毛的第二个重大创新在于:物尽其用。把这些昔日的仇敌,在他们死亡之前,让他们从事那些高度危险、艰难、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不需要任何报酬而又特别听话、彻底驯顺的劳动力,是C P夺取政权后从事所有危险、艰苦建设工程的主要人力资源,既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逼迫敌人、消弭其斗志和思考能力。真是一举多得。可以这样说:老毛把这些人生命的使用价值挖掘、发挥、利用达到极致,古今中外,无人企及。许多知识分子正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超负荷地透支体力和生命,最终魂归西天。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包括重大工程、粮食、…….既满足了物资极端匮乏时的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替换了许多危险作业中其它劳动力,避免了其它劳动者伤亡的代价。
应该看到,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被中共政权直接处死者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精英是被广大的“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口号下被当权者煽动,群起围攻,迫害致死的。那就应该问,为什么这种荒诞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行,广大的群众竟如同群氓,其中应该有其更深刻的因源。
首先,最根本的因源是C P的一党专政体制,即党天下,它在本质上是中国几千年极权专制制度的延续。C P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基本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如历代农民革命一样,胜利者的意识是以一个新皇权取代旧皇权。新政权尽管打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旗号,但专制王朝的思想依然不变。C P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为了争取群众,特别是争取民主知识分子,作为同盟军,在口头上承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提出共同纲领,甚至为针对国民党而提出“一党专政遍地成灾”的口号。但在胜利后,这些先前同路人,便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彻底清除。只有这样,才能使极权专制制度在革命的外衣下得以延续。
所以,用老毛“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消灭贪官污吏、消除腐败是不可能办到的,也是恐怖的,只有摧毁这个罪恶的体制才能根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才是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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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日记上方的那张乘车证是从北京到浦口的车票。1966年9月,江苏省委包了一列火车,分两批把“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的“革命师生”送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我是第一批,于1966年8月18日乘火车去北京,参加了国庆十七周年的国庆游行(老毛第四次接见来京的全国各地红卫兵),我在10月5日领到这张火车票回南京。

下图:车票的背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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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12日-15日  星期六---星期二  阴—雨
四天四夜

    11号晚上,六点钟25次,由重庆往上海的列车开来了,它终于来了。
    站在站台上的革命师生一下子涌了上去,大都是从窗口爬进去的。我看着行李包,李德清①独个在往前面挤,非常的吃力,终于上去了。我把行李从窗口递给他,艰难地从门口上去了(窗口不善于爬)②。
    列车真是无上下插针之地,那个老兄③又突然呕吐了,要我扶他一起下去,我真急死了。由于行李找不到,先扶他下去走了一下,好一些,于是上去了。我担心极了。
    和列车员商量一下,就坐到乘务员室中去了。
    艰难的四天,是非常难过的,本来要往桂林的,由于心情很不好,就准备直接回去了。
    车上没什么茶喝④,第八节车厢下面弹簧压得弹不起来了,好容易动员一部分人下去,到行李车去。
    晚上列车长来乘务员室,谈“山海经”,他是个老革命,十二岁参加革命,今年37岁,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立过很多功,拿过七只奖章。他谈到贵阳压死四个人,南昌又压死一人,外面很挤,劝我们早点回去。
    ------12号过去了;
    ------13号过去了;
    ------14号又过去了。
    15号是星期二了,我们在桂林停车整8小时,因为有人爬车,吊在车上不下来,无法开,后来终于开了。
    经过杭州来到了上海。
    上海下车又跳上了306次车去南京方向,我在苏州下了车。在昆山时开始下雨了,走出车站,没公共汽车,后来好容易盼到一辆,到察院场下车,步行回家。
    一切多变了,门开在“南阳里”⑤了,葡萄架塌了,桂花树⑥死了,园子里堆了很多棺材板(是抄出来的)⑦,这些棺木是从别人家抄出后,暂存在那里的。
    门是由吴师母⑧开的。
    长途串联已告尾声,写得很乱,以后再一点点补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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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李德清,是“南京工业学院”(东南大学)70届学生,在成都认识后和我结伴而行。② 原有括号。③ 李德清。④ 这里所说的“茶”,其实是“水”的意思,即使没有茶叶的一杯水,苏州一带的人仍称其为“茶水”。⑤ 原先的大门开在“富郎中巷”,旁边就是“南阳里”,现在已经拆光了。⑥ 家中花园里原先有很多树,有梅花树,有海棠树、枣树、肉痒树、桂花树、苹果树、葡萄树,还有香椿树,那棵两层楼高差不多和高墙齐平的桂花树是我儿时经常爬上爬下戏耍的去处,值得一提的是那棵“肉痒树”,只要你轻轻的抚摸那两人多高的“肉痒树”光溜溜的树皮,树干就会抖动起来,非常有趣。可是从1950年一场大雪把井边的梅花树压塌后,树木们的“身体”如“王小二过年”,开始一年不如一年,最后差不多都去世了。⑦ 原有括号,“棺材”可能是老百姓家的“寿材”,抄出后被“解体”成“板材”了。⑧ 1956年搬进我家的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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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显示,串联没有一副好身体是不行的。这位叫李德清的学生和我从成都开始结伴而行,成了患难兄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方。
    1966年11月13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首都个人体育场军队院校大会上发表讲话。陈毅说:“搞路线斗争,第一顾全大局。”“为顾全大局可以牺牲局部,牺牲个人利益。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徐向前在讲话中说:“你们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反映自己的意见,是批评,要解答问题,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一方面他们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番面,你们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岁了,有的还有病,要照顾身体,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叶剑英说:“运动初期,同志们坚决反抗,坚决斗争,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成了谬误,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发生了谬误,越过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同志一次、两次、三次地承认错误,挨打挨斗------为了国家,为了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不准人家革命。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情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老军头们发出了“哀鸣”。
    11月14日,戚本禹、姚文元接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革命造反派”部分学生。戚本禹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虽然宣告失败,但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斗争不会风平浪静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会甘心失败,在北京不是听说“秋后算账”吗?现在已经秋后,“秋后算账”看来算不成了,冬天会不会算?冬天算不成春后会不会算呢?他们还要给革命派算账。所谓算账就是复辟,就是反攻倒算,执行他们的路线,重新镇压学生。“秋后算账”其实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攻倒算的口号,如果我们不发动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是要算账的。
    11月15日,北京一个叫伊林·涤西的人在清华大学贴出“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他是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刘振忠、张立才的笔名。大字报对林彪当年3月18日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进行批驳。认为林彪关于“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等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像毛主席那样,中国党还将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站’。”同时,准备还提出“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地改变,17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国际机器。”大字报贴出后,当日被作为攻击林彪的“大毒草”而撕毁。作者将其油印成传单四处散发。12月,作者被清华、北大的造反派以“反对林副主席”的罪名批斗。12月20日,北京市公安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将作者逮捕,直到1968年9月才释放。1979年6月,经北京市公安局作出复查决定,彻底为作者平反,恢复名誉。
    同日,王力接见外地来京工人代表。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工人发动起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很好的事情。我们感到工人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不能阻挡的-----很多同志很关心工厂中成立的许多革命组织,问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意见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力,怕什么?有什么害怕的!”
    乱的还不够,不知毛太祖还要在浑水中摸什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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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这张苏州市乘车证保存完好,这张“文革”车票品相不错,还是“嚓呱啦全新”的样子。不知为何乘车日期前后只有五天,说明苏州人的精明、小气,因为我是27日才回南京,那么22日后就不乘车了吗?那八路和九路车为什么不给“串联”乘,可能是去郊区游玩的“长途车”,可能那时市内一共只有七路公交车,具体记不得是怎么回事了。

下图:乘车证的背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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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18日  星期五  晴
苏高中近况

    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去苏高中①一下。
    那里冷清得很,大字报大部分别给雨打掉了,没什么人在那儿。在里面逛了一下,在门口遇到盛春年②,坐下闲谈一番。谈到很多东西,周克华③的同学也问了问了她一些情况,我当然照实说了,付之一笑而已。
    “陈老夫子”④和“催化剂”⑤在接待室中,帮助借被子等事物,我上去和他们握握手,谈得很投机。听说买纪念章凭乘车证⑥,可是我还没有领。于是上午去“八字塔”⑦那里领了张车证,去医学院⑧和苏中去买,遗憾的是都没有了,只好待明天。在医学院又碰到了夏伟霖⑨同学,他在沙洲农场中,来串联了。
    苏州的一般情况还可以。要把市委副书记李执中揪出来等等,王敬先⑩已给省委罢了官等。

“今心”1963年苏高中毕业照
附记:
    昨天为了东北街外公⑾死去一事,家中两位当家⑿的吵翻了,她的做法太粗暴了,把碗摔破了,并打了他一下耳光,真是岂有此理。我只好在一旁笑(其实心中很是遗憾)⒀。死人还很平静的,为何活人却要吵翻天?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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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我的母校“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② 盛春年,比我低一届“苏高中”校友,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家住在富郎中巷,我对门的邻居,此时也串联回家了。③ 周克华,比我低二届“苏高中”校友,是“华水”河川系70届学生。④ “陈老夫子”是“苏高中”语文老师陈治中先生,我的课程老师。⑤ “催化剂”是物理老师蔡华麒先生,我的课程老师。我在2011年1月7日写的博文:(八)《我的苏高中老师蔡华麒先生》一文有详细介绍。⑥ 指市内免费公交车“乘车证”,就是前期博文“时空隧道19661112-15”刊出的乘车证,怪不得乘车证上写的日期是1966年11月18日。7、“八字塔”是苏州话,即“北寺塔”。⑧ “苏高中”对面的一所大学“苏州医学院”,现在已经并入“苏州大学”(原“江苏师范学院”)。⑨ 夏伟霖,“苏高中”同班同学,高考遭遇“滑铁卢”,去农场了。⑩ 王敬先,不知何许人也。⑾ 立权哥的亲外公。⑿ 继母来后,从此家中不得安宁。⒀ 原有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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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革命串联”终于“串”回了家。串联太累了,回家前中断了两天日记。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通知》说,预计到11月20日至,来过首都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将近9百万人,为了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今年在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联。从21日起,全国水路交通,只免费输送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联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说,最近根据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焚毁。
    1966年11月17日,全国计划、工交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于12月23日结束。会议讨论了工业交通企业“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会议讨论了几个突出问题:(1)生产指挥系统不健全,约有5%到10%的工业企业领导班子瘫痪;(2)运输紧张,全国师生大串联是运输紧张的主要原因,物资积压严重;(3)设备维修差,地方企业的维修计划只能完成60%左右;(4)机械工业的在制品大量减少。因此强调:(1)工业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2)工业战线开展文化大革命必须分期分批进行;(3)坚持8小时工作制,业余闹革命;(4)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不得跨地区串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起草了《工业交通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但是《十五条》尚未定稿即遭到批判并被否定。
    同日下午,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等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王力宣读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其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工人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争执,不要武斗,不要因为纠纷而妨碍生产,不要停工,不要脱离生产。
    1966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社论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解放军战士蔡永祥同志,为了抢救红卫兵的专车,英勇地现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英勇行为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让我们向伟大祖国的忠实保卫者,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人民解放军学习!”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改造世界观”。社论说:“我军全体人员,都应当响应总政治部的号召,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同志学习”“我们正处在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革的伟大时代,正处在国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奋进,共产主义精神蓬勃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形势变化之急速,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必须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适应这种急速的变化,跟上这伟大时代的脚步,永远前进,永远革命!”
    社论中“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名句,是1958年3月9日至3月26日的成都金牛坝宾馆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来的,史称“成都会议”。“成都会议”和当年1月6日在南宁由毛太祖主持的“南宁会议”如出一辙,毛太祖在“南宁会议”上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3月25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做检查,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步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向性的错误。”随后,陈云作了发言,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陈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用理论的语言把毛太祖的想法“科学化”,还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得到了毛太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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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19日  星期六  晴
感冒几天真不舒服

    重庆回来,感冒一直没有好,头脑昏沉沉的,很重。
    去苏高中弄了几只塑料纪念章,很大,但不鲜(艳)①。没有干什么。
    九点多,在苏高中得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串联暂行停止,到明年四月份继续长征形式来大串联。这个决定21日执行。
    的确应该这样了,否则就太“乱”②了些!

1966年11月20日  星期日  晴→阴
水流千转终归大海

    江河日夜奔腾,气势磅礴,不可一世。然其归宿是沧汪的东海,流到尽头,只有入,而不可返回者,人者,也此乎。
    串联到归宿,仍南京一地,总算看到了大半个河山,也办了一些不能办到的小事。然深感遗憾的是长沙等地却没有去,由于行色匆匆③之故。
    郑州、成都、重庆之地算是最有收效,拿到一部分材料。
    郑州街上是一片红,成都街上人非常多,重庆的房子均在山上(其实自行车是无能为力的)④。由于很匆忙,又辛苦,一口气回苏。
    在苏州,弄到一塑料主席纪念章,是很漂亮的,广州等地不逊色,只有成都一些地方最差,暗淡无光,大约川地之人手脚是不十分灵快的,个子一般都较矮,有三多⑤,有的汤团之类还是上海人以前去开设的。
    下午和立蔓去太监弄⑥吃了一客宁波汤团,味道一般,但比较便宜的,二两竟做了十只。当时爸爸和立成去看电影“收租院”⑦去了。

    附:邹〤〤的流氓习气

    我算倒霉,现在的流氓邹〤〤⑧来做妈妈,真倒一辈子“阎王霉”。
    她不仅善于诡辩、骂人,还善于打人。“十六条”上尚且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她竟敢打起我的爸爸来了。都为了一点眼屎那么大的小事,故弄玄虚地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且目空一切,满口的“理论”,其实狗屁不通,名副其实地“打着红旗反红旗”。
    家中的弟弟妹妹是将来的接班人她竟如此对待,动不动打人。她所谓的教育是压、吓、骗、打、骂,一套封建的毒素。当然爸爸这方面也有问题,但远远的比不上邹〤〤那样的狠毒、狠心、狼心+狗肺。真属可恨!
    爸爸气不过,骂她“泼妇”、“屎裤子”。骂得好,基本如此!但骂人也是不对的,以后不能再骂,但打人更是不对,大约她已经习惯而又自然了,不打手发痒嘛。
    今天,她又企图在我身上发脾气,问我有没有看立醒给我的信,我说:“没有”,她又说我和爸爸是串通的。简直笑话,我当时只好对她冷笑一声。
    老实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经受过各种风波了,对于她这种样子,我是“先礼后兵”的,实在不得已才吵,目前还没有到这种程度,要考虑到爸爸有点吃不消这种“锻炼”的,俗话说:“铁尺磨成绣花针”,那绣花针再磨下去岂不是要没有了呢?
    关键是弟弟妹妹太小,不知道各种事情,我相信不多几年,她也不敢再这样猖狂了,否则自己倒霉了。
    爸爸的脾气也不好,缺乏“忍”字,不喜欢“拍马屁”,所以邹是特别狠的,两个人的脾气针锋相对的。
    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各奔前程。但看来还没有这种气候和温度,发不出这种芽来,因为那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分歧,好像得了疟疾病一样的可恶、可气、可恨!
    我现在只把它当作若无其事的不作为正事,若犯到我头上来,也轻轻地回敬她一下,反正无损于我的。 现在待在家中,爸叫我月底左右再走,我则要看看风云气色的。
    一些议论先发表这些,以后再噜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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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现加括号。② 乱字加上引号,意为那不是“乱”。③ “串联”很累,另外结伴而行的6、李德清有病了,所以就坐重庆到上海的车直接回家,中途没再下车。④ 原有括号。⑤ 在成都时,表哥告诉我成都有三多:饭馆多、茶馆多、厕所多,我留心观察,果然如此。⑥ 苏州观前街旁一颇有名气的小街道。⑦ 人人都在接受“阶级教育”,接受“洗脑”,煽动阶级仇恨,谁料到“四大地主”都是共党编造的谎话。⑧ 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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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托俺们毛太祖的福,我从1966年10月23日至11月15日,“革命串联”了大半个中国,终于回家了。顺便回到母校看看,遇见了曾经的任课老师(见上一篇日记),还幸运地搞到了毛太祖纪念章。可是在家里并不安静,那个令人厌恶的继母太烦人了,日记“附”记的隐私现在解密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参杂其间,“上纲上线”,读来感到很“发噱”,可供诸位一笑。
    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表了关于“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的重要通告。
    1966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中央在批示中说: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北京市委重要通告的内容是: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发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可是,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狱、集中营,全国八亿人被大爷绑架了整整十年。
    同日,上海市时代中学学生陆荣根在中宣部贴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长篇大字报。接着在12月1日又贴出炮轰陶铸的大字报。
    陶铸(1908-1969)不愿听从“中央文革”的指示,不愿按照大爷的话办事,那么,陶铸就死到临头了。
    陶铸,这位湖南学徒出身的黄埔五期生,是个能文能武的领袖人才,笃信马列的共产党员。他和林彪一样随着共产党出生入死。国共内战时期,陶铸原是林彪四野的骨干,文革前,已历任广东省长、广东省第一书记,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等方面要职,有南天王之称。1965年老毛部署文革时,陶铸升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陶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陆定一被打倒之后又兼任宣传部部长、文革小组顾问,有权指导文革小组的一切活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陶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跃升为毛、林、周之下党内第四把手。可见毛太祖对他期望之切,和倚畀之深。显然,毛在炮打刘邓之后,希望提拔陶铸和林彪,一文一武,彼此牵制,为他大举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哼哈二将,股肱大臣。可是陶铸不识抬举,不愿做毛太祖的打手和鹰犬,不愿师事三把手周恩来,对毛无条件服从,不愿指鹿为马。那么,毛太祖就把陶铸视为敌人了,让红卫兵收拾他。1969年11月30日,六十一岁的陶铸死在合肥,陶铸比刘少奇小十岁,但只比刘少奇多活了十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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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1-22日  星期一、二  晴  比较冷、有霜
苏州的临时工造反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苏州城沸腾着,到处在造资产阶级的反,一切不合理的制度都将被打得落花流水,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打翻在地,在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临时工和长时的工人是不平等的,无论在福利还是在经济收入中,都比不上一般工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际,他们起来造反了。为什么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各人的待遇两样呢?造反吧!!
    立聂①也是临时工,这下可有点便宜他了,不但星期天不扣工资且还有增加的奖金。本是每月24元,这月竟领了35元的工资,发了很多的日用品。这也说明了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律平等,只有中国才能办到这些,不然,资产阶级法权②是很难被消灭了,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③了。
    苏州的外地串联的学生很多,可笑的是连“卤汁豆腐干”④都售完了。早晨去火车站的时候,观前街口头的食品店外已经排了相当长的队伍,门还没有开。我上去问一个“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你买什么东西?”回答是“豆腐干”,奇哉!据说各种菱角已只供应外地的了。可能北方人连这种东西都没有吃过的。怪哉!
    火车站人很少,当天就可回南京或者上海,所以吾心中也很镇静,到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去办理好了。
    立聂的自来水笔不在,只好用立蔓⑤的铅笔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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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立聂,我二弟。② “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的“深奥”莫测的谬论,张春桥在1958年,通过柯庆施从毛太祖那儿摸到的情况,根据太祖的意图,写了篇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立即受到了太祖的青睐,被老毛注意起来了。③ “一天等于二十年”,是1958年大跃进时髦的口号,是 1958年3月9日至3月26日的成都金牛坝宾馆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由陈伯达提出来的,史称“成都会议”。④ 卤汁豆腐干,是苏州的一种美味,那时仅1角5分钱一盒。⑤ 立蔓,我的四弟弟,最小的弟弟,这天的日记是用铅笔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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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看来,毛太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全国,深入人心。临时工们也在运动中尝到了甜头,老百姓按照太祖的指示把当官的统统的打倒了,平时作威作福的官吏倒了霉。所以说,太祖的“文化大革命”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无独有偶,上世纪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获得大选的胜利,也是有充分的群众基础。因此,不该把全部责任都让老毛一人承担,俺们老百姓的愚昧无知也是值得深刻反思,尽管这种愚昧与毛太祖的洗脑有密切关系,谁让老百姓太善良、老实了?
    1966年11月21日,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指出,刘邓路线主要是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陶铸竟然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故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那么,陶铸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就要完蛋了。事实是,老陶看不惯江青的做派,对毛太祖也心存不满,想护着刘少奇,这说明陶铸良心未灭,但代价是惨重的,因为,在这个罪恶体制下,只要稍微暴露一点人性,就会被他们撕裂成纷纷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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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中央突然宣布:团中央书记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改组以胡耀邦为第一书记的书记处,好端端的团中央机关,瞬间成了“修正主义的黑窝”,秩序大乱。胡耀邦戴上了“修正主义黑帮头子”的帽子,不分白天黑夜,被揪出来挂牌示众、批斗。
    图为:团中央机关的大院里批斗胡耀邦、胡克实、王伟。胡耀邦被逼着从窗子里爬出来,弯着腰,对着麦克风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每三十分钟出来表演一回,满足一批批“革命群众”的义愤和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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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3日  星期三  晴
27号离苏

    在家已经待了不少日子了,串联得已经差不多了,休息几天就预备走,初步定在本星期天(27号)①下午走。学校中不知搞得怎么样了,却一点也不清楚,心里很是记挂。
    上午去二初中,碰到了“严老太婆”②,于是在原来的校长室中闲扯了会儿,谈东谈西。原来三(1)班的同学已经模糊,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卫育仑、王一品、章永庆、黄峻等③,其余的已经生疏了。谈到学校中的情况,吾顺便把南京、江苏省委的情况谈了一下,严对这些都是不太清楚的,或许在传单上看到,也是片面的。
    二初中的“红粉厂”④没有关门,是属于教育局的了,而有些钱二初中却可以用。为此,还在内操场那里修建比我院大二倍的游泳池⑤,很好,但没有那样的高级。
    后来就告辞了,碰见了叫算术的朱培华⑥老师。
    去了观前,买了根京胡外弦。
    下午一点多去吉庆街⑦,娘娘去开会了,一个人都没有,只好回来。
                                                              下午3:10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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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有括号。② “严老太婆”是慕家花园“苏州市第二初级中学”三年级数学老师严殿英先生的“绰号”,也是我三(2)班的班主任。1959年,由于我没完成“除四害”抓捕苍蝇和蚊子的指标,成绩单上的“操行等第”被严厉的严殿英老师打成“丙”,使我难过得哭了一场。③ 都是同班同学,只知道黄峻事业有成,是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岗位上退休的。④ 1958年大跃进,二初中办了生产抛光镜片用红粉的“红粉厂”,那时“苏高中”生产硫酸亚铁原料,“二初中”将它加工成“红粉”,大赚其钱。⑤ 这个游泳池用浆砌块石垒成,粗制滥造,不怎么样。⑥ 朱培华先生是教我们初一算术的老师。⑦ 吉庆街48号是我1950年前居住的老宅。老爸、妈妈、立权哥和我,在1945年鬼子投降后,全家从陕西返回苏州,吉庆街老宅就成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联络点,因为老爸弟兄十人中有五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南抗战,老爸回来后用国民党身份掩护地下党活动,五伯伯和六伯伯不幸被国民党杀害,成了烈士。“文革”中,老爸被“专政”、批斗,他的“革命”工作在1981年才被苏州市委承认,补办了离休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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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那张回南京的车票还在,校名写错了。看来,“文革”将车票的“实名制”提前了将近半个世纪呢。下面所示学生证上的名字把“潘立念”划掉了,由教务处写成“潘建新”,学号是“68118”,这个数字蛮吉利的,我的“博客地址”就用了这个数字。1963年新生入学的学生证不久弄丢了,这是1964年6月重新办的,主页盖有“成都”、“重庆”等地的车站章。

回南京前,去初中母校看看。慕家花园的“苏州市第二初级中学”原是英国人办的“英华女中”,校舍、设备都比较完善,尤其是“健身房”的设置在当时十分“豪华”,那是英国人的杰作。1957年,我进入“二初中”学习,第二年就遇上了“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好日子,学校创办了“细菌肥料厂”和“红粉厂”。“二初中”和“苏高中”合作,苏高中生产的绿莹莹的硫酸亚铁源源不断运来,“二初中”立即将它加工成抛光镜片不可或缺的氧化铁红粉,赚了不少钱,我们那时才十三、四岁,成了名副其实的受剥削的“童工”。学校有了钱就建造了游泳池。
    1958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我记忆犹新。自从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中国也开始放卫星,不过那是农业高产“人造卫星”,资料显示:
   1958年6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95斤;6月12日达3530斤;
   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亩产小麦4353斤;
   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谷城县先锋农业社亩产小麦5806斤;
   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报道业社亩产小麦7320斤;
    7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亩产早稻5806斤;
   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亩产早稻9195斤;
   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亩产早稻10597斤;
   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亩产早稻36956斤;
   8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中稻43075斤9两;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亩产中稻3869斤4两;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亩产中稻52599斤;
   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逋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中稻60435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中稻82525斤;
   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蹇什克农场小产亩产8585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精确到“两”、“钱”),这是水稻最高的亩产量。
   据专家统计:C CP从1949年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而毛太祖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人数是3755万8千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万人,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如下:安徽633万人;四川940.2万人,贵州174.6万人,湖南248.6万人,甘肃102.3万人,河南293.9万人,广西93.1万人,云南80.4万人,山东180.6万人,江苏152.7万人,湖北67.5万人,福建31.3万人,辽宁33.0万人,广东65.7万人,黑龙江19.0万人,河北61.0万人,江西18.1万人,陕西18.7万人,吉林12.0万人,浙江14.1万人,山西6.0万人。 安徽省人口死亡比例最高,达千分之18.37,最小是山西,达千分之0.37 。
以上数据摘自《红太阳〤陨落——千秋功罪毛〤东》(作者:军旅作家辛〤陵)、《墓·碑》(新华社高级记者杨〤绳)。
    早在1957年,第一任教育部长、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就批评CP:“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幻想未来”,结果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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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4日  星期四  晴
王祖德回来了

    从长风厂回来,妈①告诉我,王祖德②回来了。我很高兴,立即去盛家浜去了。
    王不在,只有他妈妈和爸爸在贴自来火盒壳子,大家闲扯一番。王去火车站看情况去了。
    陶启正③家被抄了,买米的店里,里面的一家潘戴眼睛④的也抄了,李菊〤⑤又是如何如何。
    ------
    一切都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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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继母。② 王祖德,“苏高中”同班同学,1963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③ 陶启正,“二初中”同班同学,家住盛家浜、游马坡巷交叉口处,父亲是“苏州振亚丝厂”的老板。④ 在盛家浜用“粮食供应证”定点买米的所在,弄堂里有一个姓潘的戴眼镜的老太太,被批斗、抄家。⑤ 记得是一个小学同学,也住在盛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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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显示,我家附近的不少居民,都遭殃了,抄家、批斗成了家常便饭,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1966年11月24日,周恩来就西北局请示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给毛大爷写信。信中写道:“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的信,请阅。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但他们若有新材料,可送中央查处。据说,南开学生曾从高仰云(南开大学副校长)家中抄出一些自首材料。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毛太祖阅后批示:“照办”。
    同日,中共中央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批复。批复说: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日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再大会上公布和追查。26日,中共中央就同一问题电复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电报说: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它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总而言之,CCP所有的许诺,所说的话,乃至于白纸黑字发出的文件、签署的盟约,都可以不作数的,今天可以把昨天的文件作废,明天又可以将今天冠冕堂皇签署的盟约视为废纸,“覆手为雨、覆手为雨”,就是这个组织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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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这是由“华东水利学院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1966年10月23日为我开出的一张到兰州方向进行“革命串联”的介绍信,不知为何,居然在括号中写我是“职工”。我当日持这张介绍信去浦口拿到了次日去兰州的624次车票,由于人多,又改乘753次火车去郑州。

下图:
介绍信右下角大印详图。

下图:
1966年10月24日开往兰州的624次车票,改签当日去郑州的753次火车。(该车票曾在博文:“时空隧道19661025 河南省委的红色”中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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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5日  星期五  晴
100%

    某人说:“我对〤〤〤有百分之一白的信心!”①也许这句话是对的,也许完全错了,这里缺少“一分为二”的观点。
    我们既要看到问题的一面,又要看到另外一面,否则是幻想了。要看到成功的一面,又要看到失败的一面,否则不小心会碰到钉子。任何事情都要有两手的准备。
    人之所以生两条腿,就是为了能上,而且要能下。对任何事物若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就会变成空洞而又失望的了。
    我的最大缺点是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因此,有点事情会过急或者过分。这种粗糙而又缺乏耐心的人,往往是要吃亏的。
    但愿我总能辨清是非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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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三个“〤”原文如此,这可能是自己假设有人这么说,然后发表“议论”,谈什么“一分为二”这种糊弄人的深奥哲学问题,幼稚可笑极了。② 受了狼的教育,我一辈子辨别不清“是”和“非”,直到退休,才明白一些,可是“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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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这篇日记显示我在钻“牛角尖”,早已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不知为什么,紧接后面的26日和27日两天,没有记日记。
    1966年11月25日、26日,毛太祖连续两天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250万人受到接见。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老毛最后一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除了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以及八个“样板戏”的片子,还有那“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不断地轮番放映。副统帅被太祖设计害死后,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电影就不能看了。太祖的婆姨被投入死牢后,老毛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八个样板戏也“寿终正寝”了,那“列宁在十月”等也成了阴谋电影,不再放映,“地雷战”等“三战”电影也看的“老茧起”了,没人欣赏了。可是这些影片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无法清除。
    11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从8月18日以来的3个多月中,毛大爷已接见了1100多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11月27日,“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在北大附中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的主要政治倾向是反对蒯大富的首都三司、反对中央文革小组。12月5日,“联动”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并在北京刷出一批标语,其中有“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等口号。联动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1979年,北京市公安局作出复查,1984年,对“联动”问题正式平反。
    现在的书刊对“联动”倍加赞赏,因为“联动”的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的,他们的打、砸、抢,坚持血统论的暴力行为也变成光明行为了。“联动”被取缔后,部分成员一度被关押,不久全被释放。被捕的“联动”在1967年4月全部被释放,其后,'联动"成员们又做了哪些事呢?高〤、严家〤,在《“文化大革命” 十年史》一书第119页写道:
    “他们每天在天安门广场骑车飞奔,高呼口号。不少高校的‘联动’成员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中学生中势均力敌的‘四、三’‘四、四’两大派斗争。五月初,全市‘联动’成员串联在一起,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二十八中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用各种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他们高呼:‘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你们这些狗崽子!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联动在这时无法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因而,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成了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在一片批判的声浪中,‘联动’组织松散了,然而,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地下室仍设有‘联动’的联络站,虽然处境十分困窘,却也一直持续到1968年春夏之交。”
    试想,如果“联动”在当时得了势,其主张果能得以实现,中国将会变成一种什么样子?可是,“联动”阴魂不散,不久前的重庆,就有它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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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06-22

左起:潘裕达(苏高中67届)、潘达于(1906-2007,苏州名门潘世恩、潘祖荫之后,潘裕达、潘裕翼的祖母)、潘立念(“今心”)、潘裕翼(196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摄于2004年1月22日晚)

1966年11月28日  星期一  阴
从头越

    昨天坐了648次车618次车终于又回到了南京,串联暂告一段落。。
    大前天上午,曾和王祖德①闲扯,前天下午又和居民的婆婆妈妈去北局参观防空展览会,很快就走出的。参观后去“驼背五少爷”②——宋仰廉家中去,正值他休息,很巧的。他洗澡回来,我和王等了三刻钟了。他学开汽车,目前正在一路汽车上行责,车号是:09——40169。
    和宋闲谈,什么都讲着玩,仍像三年前的今天那样快乐。毫无隔阂,很兴奋。宋现在汽车公司,每月15元③。反正比我们以后有出息,因为他居然可成为工人④了。
    我又提醒宋,三年前老潘⑤、“万能脚”⑥和我,还有宋合影留念的照片⑦可有?他大叫道:“寄给老潘了两张了!”我又问:有无多?说道:没有了。又去找出来,我是坐在凳上的,后面是范,左是潘。他硬是不肯给我照片,而给我一张底片,倒也好,反正很有用。不过,他一下子又后悔了,说忘了用底片和我换纪念章。说心里话,我没有什么纪念章了,都弄空了,且自己对这些小玩意兴趣不大,故身边仅有一只,其余的都送掉了。

后排左起:范迪佳(三(1)班班长,西北工业大学)、宋仰廉,前排左起:今心(华东水利学院)、潘裕翼(华东师范大学,苏州“贵潘”,祖母潘达于先生无偿献给国家大量的珍贵字画和青铜器,其中大盂鼎和大克鼎分别是北京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文中所述就是这张合影照片,摄于1963年夏)
    四点三刻告辞了,宋又留恋地陪我们去玄妙观一下,在观前街革命察院场口⑧分手了。
    昨天上午8点从家离开,告别了爸爸妈妈、邻居,返校了,签到的是304次,后来又去改了648次车,却是棚车,我不在意,跑到火车头那一节去了,它是唯一的客车室。站到镇江,下去,可那个守门的红卫兵真厉害,硬是不给我出站⑨,说中途返校不可停下。我不高兴多辩,看看又混不出去,就算了,换上618次(客)。心里想,要出去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火车站并不是封闭的,我可以绕出去的,但是并不十分想去镇江,故没去。
    在618次车上,碰到几个南京军事学院的,几个“大”学生闲扯,大约是在2路车上分手的。在汽车上遇到苏州来的两个学生(是混出来的)⑩,帮他们领到水院。
    一到七舍,很“凄凉”,只有叶和方在“420”,“422“⑾却锁住了,他们都在外面串联和长征去了。
    在今年,我不再准备出去,一方面了解一下南京一个一方面休息,多月来的情况。
    大串联从10月23日晚上——11月27日晚,整整五星期三十五天,今天告一段落,一切都重新开始吧!
1966年11月28日  星期一  晴
    再写一点
  
    上午写了点东西,晚上又想再写一点什么,可又写不出来了,很矛盾。
    工读班的王玉冠⑿回来了。在宿舍里与他谈了一会儿,他又想出去了,但不想步行,企图借长征的名义去坐车到广州。认为“长征队”⒀牌子硬,到其它地方一定会接待的。
    我不想出去,且今年不出去,明年再作了决定。目前先把身体磨练一下,再去艰苦一下。
    下午给志新⒁和婶婶各发一信,家中的信慢慢再些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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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王祖德先生,“苏高中”三(1)班同班同学。② 高中同班同学宋仰廉先生的绰号,取自语文课本鲁迅《药》。③ 苏州公交公司,每月15元可能是学徒工资。④ 因为那时知识分子已经被毛大爷搞臭了,能当个工人是非常吃香的,成了工人阶级,这是真实思想反映。⑤ 老潘,潘裕翼先生,1963年进“华东师范大学”。⑥ “万能脚”是高中同学范迪佳先生的绰号,1963年进“西北工业大学”。去年范先生在网上看到了这张照片,很激动,就加评说:“我就是范迪佳”,并留下手机号。我也很激动,立即通话。互联网真神奇,帮俺找到了当年的“老领导”。⑦ 见博文“今心解密 日记 1966.05.16. 突出政治,百战百胜”的照片。⑧ 苏州察院场、观前街口,是最繁华的地段。⑨ 可能车站管理部门根据中央有关停止串联的文件,不让学生返校期间中途出站,因为那时学生车票都很特殊,一看便知。⑩ 日记中括号均原有括号。⑾ 宿舍编号,“叶和方”,是同学叶龙章先生和方肇湖先生。⑿ 王玉冠先生,苏高中“姑苏半半生”的同班同学,华水70届学生。1965年,华水试点在河川系办“半工半读”班,招生一个班。1970年被分别配云南,上世纪八十年代下海办公司,成了亿万富翁。一段时期,苏州的红木树材大部分是这位“王老板”从云南、缅甸运来的。⒀ “长征队”,指1967年初效仿“大连工业学院”的步行到北京的壮举,模仿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形式,进行革命串联,但时间并不长。⒁。志新,是我表哥刘志新先生,在四川汶川县某公社任书记。“解放”前夕,在郑州参军,渡江南下,又随大军进四川“剿匪”,雪山草地宿营,得了“风湿性心脏病”,无法正常工作,一直在“四川民委招待所”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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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托太祖的福,在校外公费游山玩水、访亲问友,“革命串联”五个星期,比起现在的公仆们的公费吃喝玩乐、出国旅游、包二奶骄奢淫逸的生活,实在是不足道的,不过,都冠以“革命”两字,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说事。1967年初,我也步行“长征”了,不过用“还乡团”三字更确切些,我和几个要好朋友,从南京、句容、镇江、扬州、镇江、常州、苏州,“长征”回家了。
   1966年11月28日,周恩来修改和审定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成都拟来北京请愿工人的电报。强调工人请愿不能妨碍生产。希望:在省、市委和厂矿企业的领导方面,要保证不得解雇工人、不得扣工资,不得打击报复,不得用党籍、团籍来威胁工人;在工人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得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运输。    
     同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陈伯达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江青、周恩来先后讲了话。陈伯达在讲话中说:“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常常是从文艺方面开头的。我们现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江青在讲话中谈了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说几年前“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实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今年,“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即跟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说的完全相反,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我们才知道,所谓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个革命事件!他们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时我才充分认识到,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尤其是错误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吧工作队派出去了”。江青讲话还批判了“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周恩来讲话中祝贺北京京剧一团、中国京剧院、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剧院芭蕾舞剧团等四个文艺团体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并希望今后还有新的文艺单位加入。
    同日,毛太祖致电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同志,周恩来总理致电阿尔巴尼亚穆罕默德·谢胡主席,最热烈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祝贺中、阿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可是,还是反目成仇了,欧洲的这盏社会主义“明灯”熄灭了。用“搬起石头扎自己的脚”来形容老毛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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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9日  星期二  晴→阴冷
“张永芳抢广播器材了”

    晚上从电校回来(没找到弟弟①,去北京了),看到大字报栏中贴有特大号字:“强烈抗议张永芳②为首的抢广播器材!”、“一切后果由造反指挥部负责!”------
    我以为已经抢了,跑到广播室。遗憾得很,根本没有动手,张永芳在那里辩论。
    黑字③红卫兵在那里极力保卫广播站,还有工程力学系的张杰,在气势汹汹地胡说八道。明摆的事实,肯定是在造谣中伤“革命串联会”,岂有此理!!!
   水院的“保皇”精神真是“万岁”了,这些人,头脑中就是“怕”字当头,对“筹委会”是极为迷信,这些人非常混蛋,是十足的糊涂蛋!
    其实,这一点也不算过分,要只广播器材有什么不可以的,这种行动比起南大“八·二七”④来“右倾”得多了,可是一些人觉得不舒服了,说怪话。这些人眼界小,成不了什么大事的!
    水院人慢慢多了⑤,开始火热起来了!好得很!

1966年11月30日  星期三  晴冷
太冷了
    没心情记,明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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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弟弟立醒在“南京电力学校”上学。② 张永芳是水院水港系67届党员学生,华水造反派组织“革命串联会”的头儿。③ 保守派红袖章上的“红卫兵”三个字是黑色的,有别于红底黄字袖章的造反派。在1967年元月3日全南京的武斗中,所有黑字红卫兵或黑字工人保守组织,全被造反派血腥摧垮。接着在元月26日夺权中,造反派分账不均,又立即分裂成“好派”和“P派”,从此武斗不断升级,血腥风雨。④ 南京大学造反派组织:“南大八·二七”。⑤ 学生大部分停止串联回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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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学校造反派开始要占领舆论制高点,强占广播器材。戈培尔说过:“谣言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在独裁国家,现在仍被视为放之四海皆准、“颠簸不破的真理”!
    1966年11月29日,陈毅、叶剑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说: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斗争的目标很不明确,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斗,要有区别,不同对待。路线斗争怎么斗法?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搞路线斗争,不要简单化、扩大化。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叶剑英在讲话中批评了一些人冲击中南海、国防部的做法。在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军内造反派对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进行了批判。
    1966年11月30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习‘为人民服务’”,(1)破私立公,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2)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3)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4)为了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团结同志,团结人民。
    现在应该在“为人民服务”后面加上一个“币”字就妥了。
    在1966年11月份,部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进驻设在成都市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和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强占了办公大楼,并将西南局和省委主要领导干部拉上街头,轮番批斗。自此,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已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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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1967年,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这一年,大约在八、九月的一天,习仲勋被军管人员押送到西北农学院接受批斗。
    1962年《刘志丹》长篇小说上半部完稿后,曾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该书的部分章节也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连载。此后,在这一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煽动诬陷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小说反党”,习仲勋等也被无辜株连,打成反党集团。9月22日,中央决定成立“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负责。经过三年的审查,1965年12月,撤销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习仲勋被隐姓埋名下放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在厂里口碑很好。但是,工人干部哪里知道这位级别很高的副厂长竟是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更加变本加厉,诬陷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小说反党一大发明,制造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对涉案人员的迫害进一步升级。康生将尚未结束的专案审查有关资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并将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机密泄露给西安的造反派。1966年冬天,西北大学的红卫兵为争抢头功,立即赶赴洛阳将习仲勋绑架到西安,关押在中文系学生楼的“牛棚”里。
    习仲勋在西北农学院被批斗的这一天,天气晴朗,杨陵地区的机关、学校、商店、农村的群众看到在西农批斗习仲勋同志的海报,来的人很多。西大操场云集有数万之众。此前,习仲勋虽然在政治舞台上暂时消失了,但他在陕西人民心中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除。当军管人员将习仲勋同志交给西农红卫兵后,他的脖子上立刻被戴上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彭高习反党集团头目习仲勋”。 “习仲勋”三个字被颠倒写着、打上红叉叉。他的两只胳膊被两个红卫兵向后反扭着,并揪着头发,“坐上”“喷气式飞机”押上了台。同时陪斗的有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宣传部长刘端棻、副部长(原西农党委书记)陈吾愚、西农党委代理书记康迪等。
    1962年,陕西遭粮食不够吃。富平县通过陕西省人委上报国务院反映灾情。经周恩来批准,给陕西和富平调运了一批粮食救灾。据说在富平县就此问题批斗习仲勋同志时,台下的老百姓都低下了头,哭声一片。这是造反派的愚蠢行为。习仲勋是富平人,1962年他给富平调粮救活了富平人民。那些刚从死亡线上活过来的人怎能忘记他们的救命恩人呢!当习仲勋从台上押下来上汽车时,不足百米的距离,群众围上来,给他的衣兜里装满了鸡蛋、花生、核桃、红枣等食品。可见公道自在民心中。”————引自《史话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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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1日  星期四  晴
忆成都

    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的确很好,价格便宜的鱼皮花生是“辛寡头”①一再吹嘘的,其实也不过如此。天阴沉沉、灰蒙蒙,似乎是成都的惯性,难怪偶尔出了个把钟头太阳就叫嚷:“今天是好天”②了。四川人比较老实。
    “同志们,慢慢走,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③汽车上的红卫兵用音乐性的四川话念着,像唱歌一样,给我的印象算是最深的。
    成都的特产,我领教了,没什么好,仅在白色的梅花形的饼糕中含有糖而已,只甜而不香。
    成都的人很多,街道上显得挤,只有“英雄口”④那儿宽舒些。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比起南京差得远了。
    成都是人多的地方,“蜀道之南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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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辛寡头”,住在我对面422寝室的同学,辛忠礼先生的绰号,他也是室长。② 成都基本上常年阴天,太阳很少露面。③ 公共汽车上的女红卫兵是中学生,在公共汽车上宣传,稚嫩的童音像唱歌。④ “英雄口”,是一个广场似的十字路口,原名“盐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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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在追忆成都的串联印象,可见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不错,尤其是各类小吃,特别是面条味道“美极了”,那里有一种叫作“酥油海椒”的调味品,很不错,我是怕辣的,志新表哥请我吃了一条涂满“酥油海椒”的鱼,成了红色,竟被我全部报销了,这种辣味让我很享受。成都不弱于重庆。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通知”规定:“11月26日前到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在12月20 日以前,免费乘火车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在北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外地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也须在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12月21日后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凡是回原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律开给直达票,中途不要停留,徒步长征的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办法另定。”
    同日,北京林业学院李洪山在辩论会上批判中央文革小组。他提出三点意见:(1)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2)中央文革小组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招摇撞骗;(3)中央文革小组把谭立夫打成右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从11月下旬到12月,北京连续出现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件。11月24日,北航“八一纵队”组织连续贴出“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被说成是“升起了大规模炮轰中央文革的第一颗信号弹”。不久,在各院校和北京市许多街道,包括天安门,都出现了“中央文革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标语,还有一些大字报点名批判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的一系列讲话。12月5日,在林业学院辩论会上,清华大学学生易振亚提出:(1)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是错误的;(2)林彪也可以怀疑,林彪的经验没有刘少奇丰富,刘少奇都会犯错误,林彪就肯定不犯错误吗?(3)文化大革命以来是一片黑暗;(4)尽管江青讲话见报了,我们还是要批判。外电对炮轰中央文革的事件均作了报道。后来,这些事件被作为“12月黑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而受到批判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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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大陆,时任苏州市委副书记的李执中被批斗。
    李执中,1921年11月出生于山东蓬莱县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在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胜利后,先后任中共溧水县委书记,江苏省商业厅副厅长、江苏省委财贸部副部长,苏州市委副书记,苏州市革委会副主任,镇江地委书记,江苏省公安局局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委员。1979年底至1985年5月,先后担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任省民政厅厅长,省人民政府顾问。是中共“十一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江苏省第三、四、五、六、七、八次党代会代表。1985年6月至1993年5月,担任江苏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08年2月18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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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日  星期五  晴  冰
柏林、按桂林在水(201)作检查

    昨晚开了个会,是革命串联会①的组织落实问题,有材料组、联络组、宣传组、后勤组------从7:00开始谈,到九点多结束。
    来了又讨论,明天(今天)②的下午“红色革命军”③叫工作队④检查。我方要不要参加,齐曰:“不参加!”于是确定明天上午先叫工作队检查,因为工作队是“造反指挥部”⑤要回来的。定于2号上午8:30 水(201)⑥。
    今天和方肇湖⑦在那里准时到了,麦克风都安了,可是柏林⑧一拖再拖,还没有把检查写好,要下午才能完工,又说“自己思想不断提高需要加工加点------”完全是在顽抗。后来经200多位在座的师生一再抗议,柏林终于上台检查了。
    检查当然是极不老实的,避重就轻,安桂林⑨的检查亦然。
   我在11:50离开会场,去吃饭了。
   下午会议继续召开着。
    3:25我又进(201),在这以前串联会的在员工食堂门口闹,把宣传车都开去了,很热闹------
    (201)柏林检查,人们问他:“宫廷政变⑩是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宫廷政变”,真是岂有此理,后来又说喉疼,原谅他。于是在5:30结束会议。
    张永芳⑾说:“检查是十分不满意的!”

附:1966年10月串联路线的时间⑿:                                                
(23日15:30)(24日1:00)  (8:00)    (17:19)  (27日7:00)   (30日14:00)  (11月5日16:00)
    南京-----→浦口-624次→徐州-753次→郑州-681次→宝鸡--683次-→成都--91次--→重庆--25次-→
    上海-----→苏州-648次→南京
(15日19:00)(11月15日0:30)(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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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革命串联会”,造反派组织,后来成了水院最大的组织,南京的“P派”。② 原有括号,指昨晚会上讨论的事情。③ 另一个造反派组织。④ 省委派来我院的“工作组”。⑤ “造反指挥部”,即后来的“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⑥ “水利馆”二楼阶梯教室,水(101)—水(301)都是上大课的阶梯教室。⑦ 方肇湖先生,我班同学,由于分专业时受到刺激,患上精神病,已去世多年。⑧ 柏林(职务不详),工作组组长。⑨ 安桂林(江苏省公安厅厅长),工作组副组长。⑩ “宫廷政变”,水港系系总支书记黄瑾给院党委的一份院人事安排建议书,被无限上纲放大为反革命“宫廷政变”,类似于高岗、饶漱石的“高饶联盟”那种人事建议。⑾ 张永芳,华水水港系67届学生,党员。⑿ 串联返校后,日记后面的“附”是当时根据车票日期整理成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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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文革初期刘少奇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是C CP的一贯做法。1949年C P发动政变,推翻了民国政府,后来凡是基层组织出现问题,就会派“工作组”去解决,成了一种传统,这次也得到了毛太祖的默认。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晚间向全国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当晚,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了北京大学,这时毛太祖在杭州。刘少奇多次给太祖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有得到明确答复。6月4日,刘、邓乘专机去杭州向太祖汇报情况,并请毛太祖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那么,刘少奇就以为毛默认了派工作组的办法,刘没料到已经落入了万劫不复的陷阱。毛太祖不愧是“阶级斗争”的九段高手。
    在那个“毛〤〤时代”,大学中很少不是“学阀”,可是,这些学阀面对的也是一批趾高气扬学阀,只是“小学阀”而已,特别是清华、北大一级的大学,有志青年一旦考入这种学校,就自以为是“天之骄子”,你这个作威作福的小小的校党委、老学阀,还有工作组,算个屁!毛太祖也是掌握群众心理的九段高手,面对这种情况,真是得心应手。7月18日,毛太祖回到北京,把刘少奇晾在一边,专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立即表态否定了“工作组”。北京的工作组被迫向院校的“革命师生”作出了检查,南京的院校的工作组当然无法幸免,它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都得下油锅、进地狱。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致信毛太祖,建议慎重发表新华社新闻报道稿“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此稿中点名批判原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部的许多负责人,包括彭真、陆定一等15人,已由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意。毛太祖接信后删掉了被点人名。
    毛太祖对周恩来一直耿耿于怀,早年周恩来是毛的上级。1931年,毛用“肃托”、打“AB团”排除异己,导致了“富Tian事件”,红军“哗变”,喊出口号:“打倒毛〤〤,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结果,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毛〤〤共杀害了十万红军将士,终于被中央解除过职务,周让老毛子难堪。毛登基后,总想报一箭之仇,但现在又离不开周恩来。所以毛太祖对周恩来曾有“一个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毛〤〤专政始末》)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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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1966年12月,成都的一个冬夜,永兴巷7号的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负有特殊使命的红卫兵包围了。红卫兵们翻墙而进,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怀押往北京。12月22日晚,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了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
     1967年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暗示了折磨彭德怀的信号。戚本禹口沫横飞:“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恶狠狠地训话:“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就在康生、陈伯达支持戚本禹讲话几天之后,1967年7月19日,韩爱晶有恃无恐,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7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一份《关于彭德怀1967年7月19日至22日监护情况》记录如下: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1973年春末,彭大量便血,最后诊断为直肠癌。1974年夏,彭病危,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引起剧烈的痛楚,但是,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老彭终于大骂毛太祖。 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彭德怀含恨去世,终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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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3日  星期六  晴
算是工作了一些

    早晨8:10—10:00,在原来的教工俱乐部里写了份大字报,曰:“解放军同志站起来吧”,原题是“在工作队中开刀”,觉得不合适,而改掉了。其中主要是号召杨竹培①等快起来向安桂林、柏林②开火。当然还片面,在大字报上已经有人加批③了。
    上午算这样度过了。
    中午遇到郁离炎④等,预备长征去杭州,可以返回时在家中过春节。想得倒不错,我不去的,郁也不太想去的。“让我在这里养得胖点”他说,真有意思。
    今晚人民大会堂⑤召开什么“工人造反”的什么组织,“串联会⑥的都去!”张永芳⑦同志在下午的会议上说道。我却不太想去了,好好休息休息,看看报,学习一下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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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记不得那天我写的大字报“解放军同志站起来吧”说些什么,日记没记录,没留底稿。这些毫无意义的大字报写了不少,写、抄、贴都是自己一个人干,那时竟有这么大干劲真是疯狂。这时已经停止乘火车串联,开始掀起“步行长征”串联的热潮。
    工作组是江苏省委江渭清按照北京刘少奇的旨意和模式派驻大专院校的,刘少奇是在毛太祖的默认下继续派出工作组的,且立即要抓学生中的“右派”。清华学生蒯大富幼稚,没有阶级斗争经验,被关了起来。刘少奇中计,这回毛太祖要吃掉他这条“大鱼”,夺回王位重披黄袍,林彪当“二传手”,华国锋作“陪衬人”,最后传位江青、毛远新。所以刘少奇派不派工作组,检查不检查,都得掉入太祖设下的陷阱,跳不出“打伞和尚”如来佛的“五指山”。群众纯粹是群氓、阿斗。现在反思起来,感到好笑极了,可是当时俺们竟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是“反修防修”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1966年12月3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两个群众组织代表。
   同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号召全国革命文艺大军沿着毛太祖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陈伯达致开幕词,周恩来、江青、谢镗忠、吴德、谭元寿在会上发言。中央其他领导人陶铸、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了会议。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铭”。
   同日,中央军委转发太祖、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1)专业、复员军人不得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2)不得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3)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工交系统也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要席卷全国。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不仅将来可以促生产,一定时间内搞得好,还可以立竿见影。过去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迎接,不是堵而是要扩大,要渗透到每个领域,要改变社会面貌。文化革命是不能停的大战役,思想革命,要经常打,不能停火,长期地打下去。
    毛太祖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亲密战友就鼓吹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战役”,那就得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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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② 杨竹培、安桂林、柏林,都是省委派驻“华水”的工作组成员,分别是组长和副组长。③ 在大字报上用钢笔或毛笔直接加上“批语”,有点像博文下面的“点评”,不过博客“点评”基本上是赞美之词,大字报上“加批”是发表不同意见,批评多,赞美少,有的甚至是谩骂。④ 郁离炎先生,水文69届学生,苏州同乡。⑤ 南京的“人民大会堂”。⑥ “串联会”,后来发展成为“华水”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华东水利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⑦ 张永芳先生,是水港系67届学生,“革联”的头儿。他在1966年8月,成立了“华水”第一个造反派组织:“星火”战斗队。有人查“星火”成员的出身,他们竟都很“红”,全是党、团员,张永芳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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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义乌人,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副市长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当权者残酷批斗,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家破人亡。
   1959年4月,鉴于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毛太祖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之后,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随即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老毛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可笑的是:吴晗是在“庐山会议”前发表的《海瑞罢官》等作品,1959年6月1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时,全国的报刊也在宣传海瑞的事迹,在全国出现了学习海瑞精神的热潮。这怎么能和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的“庐山会议”联系起来?难道吴晗“未卜先知”地配合彭德怀的“翻毛”信件?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人说吴晗虽然是研究“明史”的专家,可惜他没有研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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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4日  星期日  晴
冲进港建楼!好!!

    今晨1:00左右,张永芳①带了十几个造反队员,把党委办公室,组织部等都封掉了,且冲进了港建大楼②,把各处的“可疑点”都封上了,不料把宿舍也封掉了几个(后来启掉的)③。这种革命行动好得很,但还是“右倾”的(比起南大来说)④。
    早饭时,看到港建楼某同学的“抗议”,说“港建专业”是“保密专业”,又称:“串联会的头子张永芳------”
    午饭又看到“抗议”旁边的“抗议”,说那个同学故意说出“港建”是“保密”的,是别有用心,是“泄露国家机密”,又称港建楼中确实整理过材料⑤------
    整个上午,我们十多个人差不多在一舍三楼上和柏林、安桂林⑥辩,他们拒不接受造反指挥部要求,安桂林拒不去江苏饭店一起查封黑材料⑦,硬要我们和“红色革命军”黑字“保皇”派⑧协议。明明知道我们观点不一致,但他这种用意就是挑动学生斗学生。
    最后,安桂林是去了的,柏林却有点老奸巨猾了。
    杨作培⑨态度很好(早就知道学生的厉害了)⑩,声称自己身上没有黑材料。某些工作人员气呼呼地在纸条上签了名,表示自己没有材料,他们是极不愿意签名的。我们是对他们负责,他们却发脾气,太不应该了,也难怪他们。
    他们自己说:“本来是来革命的,现在却来检查了!”真是很不得力、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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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张永芳先生,水港系67届学生,共产党员,“革命串联会”的头,也是后来“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的头儿。② 港建大楼,是水港系港建专业学生居住、上课的大楼。港建专业直属“海军部”,学生由“海军部”安排分配,一般去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当然,这些学生“出身”不会有“问题”,都“根正苗红”。③ 原有括号。④ 南大,即“南京大学”,原有括号。⑤ 指“黑材料”,学生害怕工作组“秋后算账”,就去查抄被怀疑匿藏“黑材料”的“港建大楼”,一般人平时不得进入该大楼。⑥ 安桂林、柏林,工作组副组长。⑦ 江苏饭店也被怀疑是工作组匿藏“黑材料”的地方。⑧ 那时很奇怪,保守组织用“红底黑字”袖章以区分和造反派的观点不同,“红色革命军”就是这样的组织,他们大都是1966年七、八月份文革初期的“革命派”,以“红五类”为主。1967年1月3日,“江苏饭店”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江苏的“黑字”保守派被造反派彻底打垮。⑨ 杨作培,工作组组长。⑩ 原有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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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工作组被学生揪住不放,要求他们交出“黑材料”,所谓“黑材料”就是指平时或运动中,人们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和别人检举揭发的书面材料、“小报告”,甚至涉及的“个人隐私”。因为大家都品赏过毛太祖1957年的“阴谋”和“阳谋”,表面上不这么说,心里却“下意识”的都这样想,因为一旦“黑材料”被塞进“个人档案”,就会影响一辈子,所以学生对自己是否有“黑材料”一事特别在意,非常起劲,也情有可原,前车之鉴,值得警惕。
    1966年12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和否定了全国公交会议起草的“公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讨论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同日,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等被红卫兵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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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1966年,叶剑英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讲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根据北京301医院各科专家研究的成果,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林副主席可以活到120岁。此消息一出,举国欢庆,谁也没有质疑过这样的“成果”。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一时锣鼓喧天,鞭炮不断。闻者,更是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全文如下:
    “最最幸福最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北京消息:最近经北京医学界检查了毛主席的身体,从毛主席的健康身体可以断言,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能长寿到一百四十岁至一百五十岁以上!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这是我们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思想烈火‘战斗组’
    云南人民印刷厂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全球’战斗团   印刷
    毛泽东思想造反队”

   当年“今心”在学校的大字报栏看到了这则别人转抄的“好消息”,曾感到非常幸福,非常欣慰!只可惜毛泽东并没能如专家研究“成果”说的那样,活到150岁,十年后的1976年,83岁的毛泽东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最后八卦一下,不知道当时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听到这个消息后作何感想。毛泽东活150岁,他活120岁,比毛泽东小14岁的林彪显然是活不过毛泽东的。难道这就是他着急抢班夺权的诱因?要真是如此,那当时发布这个消息的“专家”和红卫兵组织那可真的是对副统帅十分的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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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5日  星期一  晴
闲!?

    柯文、王蘅传、胡锡纯①回校了又增加了三个人。


1966年12月6日  星期二  晴
要搞下去的

    这两天有点松劲了。主要是受郁离炎②的影响,他现在有点像是闲人一样,什么都不愿管,这点有点不好了。
    今天似乎没什么做,早晨把七舍的厕所打扫了一下,弄干净了,比较好的。但仅仅是一点“好事”,没有全部进行清扫,一方面自己没有这么多心情。
    “头头子”张永芳③现在似乎很忙的,不太讲话,资格似乎很老。他很有魄力的,有的做法似乎不合适,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很好,我支持他。
    下午,周昭久④回来了。
    晚,又和郁去阴阳营⑤吃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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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柯文、王蘅传、胡锡纯,均是同班同学。② 郁离炎,水文69届的学生,苏州籍同乡。③ 张永芳,华水“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的头儿。日记上“头头子”,原文如此。④ 周昭久,同寝室同学。⑤ 阴阳营,在“南京师范学院”前门附近,“华水”前门正东约五百米处。郁,苏州籍,水文69届的郁离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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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响应毛太祖的号召,串联到全国(台湾除外)各地串联、点火,基本告一段落,都陆续回校了,华水的学生也不例外,一个一个的回校了,刚回校,精神懒散,无所事事,不知又要发什么疯。那时华水师生一共才三千来人,学生宿舍只有1——7舍。我住的七舍还是大跃进的产物,是“竹筋混凝土”建造的,似乎质量还可以,1978年我回南京重访七舍,它还是老样子,“只是朱颜改”。听说现在的华水(河海大学)师生竟然将近四万人?真是乖乖隆地咚,韭菜炒大葱!
    1966年12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和否定了全国工交会议起草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讨论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林彪在会议上提出,主动地把“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要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批判周恩来、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关于工矿企业站来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提纲》。会后,中共中央下发由陈伯达等起草的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工交、农业、科研等领域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
    12月5日,在北京林业学院的辩论会上,清华大学学生易振亚提出:(1)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是错误的;(2)林彪也可以怀疑,林彪的经验没有刘少奇丰富,刘少奇都会犯错误,林彪就肯定不会犯错误吗?;(3)文化大革命以来是一片黑暗;(4)尽管江青的讲话见报了,我们还是要批判。
    那时,人们大胆怀疑一切,北京各院校和北京许多街道,包括天安门都出现了“中央文革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标语,大字报上点名批判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的一系列讲话。
    12月6日,上海发生大规模群众武斗,并造成数人死亡,周恩来找上海学生谈话。
    外电对炮轰中央文革的事件均作了报道。后来这些事件被作为“十二月黑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而受到批判和镇压。
    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连串无法无天的做法,受到好多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的质疑,但他们都没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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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文革期间的中学语文书: “彻底埋葬帝修反”,《语文》,吉林省中学试用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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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7日  星期三  晴
他要去步行了,去新安江

    下午,在大字报处碰到郁某①,他已由院打好步行去新安江的证明。
    也许主要目的是为了途中可以补助拾斤粮票2元钱②,也许他真的会去新安江的,但我却表示怀疑,因为证明上只有他一人去,他自己称为“独立支队”,可能走到苏州就算了吧,谁会知道呢。
    中央又出通告,说本月二十号后,各种车辆一律自费了。这个决定很及时的,因为有的人借“返校”之名却不断地中途下车,到处游玩一番,这怎么行呢。所以只能这样才能搞好工作。
    立醒③在北京。爸爸写信来说,醒已准备返校了,就在这几天,可能步行返宁,但还没有具体决定。
    昨天晚上“串联会”④接管(抢占)⑤了水院广播站,据说在晚上11点广播了数十遍“声明”,我可没听见,因为已经睡着了。我是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的,只有这样,水院才能大乱。
    目前已经回来12人了,不久将会更多些的。

1966年12月8日  星期四  晴
长征?!

         30⑥        28      33     32        15        68      25       12     32
    南京---→麒麟门---→汤山---→句容---→后白墅---→南镇街---→南渡---→湖桥---→溧阳---→徐舍--

30      16        6       40       25      50        32         15       25         6        20
-→宜兴---→川埠---→丁山---→夹浦---→长兴---→湖州---→箐山市---→埭溪---→三桥埠---→武康---→

     12       50       20       28       12       18       8          18       25       25      
彭公---→瓶瑶---→杭州---→觅桥---→杭县---→许村---→长安---→周王庙---→斜桥---→海宁---→王店--

30     34         12        12      20       18       40       ...
--嘉兴---→王江泾---→盛泽---→平望---→八坼---→吴江---→苏州---→南京

    初步决定步行去的,有张立人、顾大炎、郁离炎⑦ and I ⑧。一切手续由郁离炎办理了。
——————————
注:
    ① 水文69届的郁离炎先生。② 步行长征,学校发给补助。③ 立醒,我大弟弟在南京电力学校上学。④ “串联会”,即后来华水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华水革联”。⑤ 原有括号。⑥ 数字为“华里”。⑦ 张立人先生、顾大炎先生均是66届海洋水文学生。⑧ and I : “和我”。
——————————
评注:
    日记显示,我准备和两位高年级、一位低年级的同乡按照已经计划好的路线进行步行“长征”,准备到新安江看看。新安江水电站建于1957年4月,是建国后中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主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共9台发电机组,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其位于杭州建德市新安江镇以西6公里的桐官峡谷中,一江碧水逶迤东去,宛如一个巨大的天然空调,给这座小城带来独特的小气候,使新安江成为名闻遐迩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水电站大坝之西,就是高峡平湖,因建水电站而形成的人工湖(新安江水库)千岛湖。新安江水电站控制流域面积10442平方公里,占新安江流域面积的89.4%。水库具有多年调节性能,设计正常高水位108米,相应面积580平方公里,水库总库容为220亿立方米。
    也许这“长征”路线有点毛病,看不出目的地新安江的所在,也许俺们那时对新安江的具体位置不熟悉,更可能俺们的潜意识中只是借口“长征”,乘机领取点人民币、粮票、物品等补助,因为那时中央文件有规定的,学校是积极支持的。结果俺们连江苏的地界也没出,倒是去了扬州旅游一趟,随即成了“回乡团”到了苏州,以至于当时的日记题目上竟然打上“?!”,说明原先自己都表示怀疑,不一定去新安江,而是回家。那时苏州籍的顾大炎先生、郁离炎先生,还有常州籍的张立人先生和俺的关系非常紧密,都在清凉山脚下的“学生7舍”住,分别在二楼、三楼,俺在四楼。

前排左起:苏高中李淦华老师、苏高中马文豪老师、苏高中老师王维生(姑苏半半生)先生;
后排左起:“今心”、郁离炎先生(华水水文系69届)、徐钊先生(华水河川系66届)、王玉冠先生(华水河川系70届)、朱宗海先生(华水河川系70届)。(摄于苏州凤凰街润记饭店 2006年5月6日,“今心”初次和“姑苏半半生”见面,王玉冠先生宴请好友)  

    那时俺还没有认识住在“学生七舍”一楼的河川系70届王玉冠(“姑苏半半生”王维生先生的高中同班同学)先生,但是后来成了俺非常好的好朋友。俺1968年12月30日离开南京,王玉冠先生送我上火车,那已经是半夜了,那恋恋不舍的分别之情至今历历在目,他还“调侃”俺要请客呢,可是俺囊中羞涩,但承诺拿到工资就立即给他寄钱来,请他去饭店“饕鬄”大嚼。俺到了刘家峡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大部分给家寄去外,即给王玉冠先生汇去10元,自己只留下吃饭钱。可是,从此我再也得不到他的信息了。直到1995年10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问道:“你阿是潘立念?”啊!王玉冠先生,确证后,紧接着一句就是:“我还欠你10元钱呢!”我连忙说:“这是请你们吃饭的啊,怎么是欠我的钱?”我有点不高兴,他怎么记得这么清?第二天,王玉冠先生来我老宅富郎中巷18号,他面貌不大变,老样子,见了我就握手,没有寒暄,说道:“你寄来的那10元钱救了我!”我大吃一惊,怎么回事?
     原来,那年我离校不久,王玉冠年级辅导员找他谈话,说是要取消他的助学金,因为他的出身有问题,他老爸不再是“小业主”,而是“资本家”了。王玉冠在河川系就读的这个“半工半读”班,是教育改革试点班,享受全额助学金。他的家境本来就不行了,老爸“解放前”开了个眼镜厂,后来当然被“共产”了,可能厂的规模不大,定为“小业主”,可是在那把人划分成等级的“毛泽东时代”里,“文革”运动中“出身成分”更是被“破格提升”,我老爸都成了“资本家”了啊。王玉冠先生立即也遭到了“贱民”的待遇,当然不能享受人民的“助学金”了。王玉冠先生只能无奈地向辅导员表示:我考这个专业,就是图个“助学金”,现在老爸的工资从九十多元降到只有三十多元,要养活家中七、八人,我哪有钱吃饭?如果是这样,就只能卷铺盖回家了!
    是的,1968年初的一天晚上,俺曾经去阊门专诸巷王玉冠先生家,和他商量到常熟去“抓黑手”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军管会派出的“抓黑手专案组”成员,负责调查苏南武斗幕后的“黑手”。我一进门就见王先生一家人正在喝粥,桌上只有一只小空碗,估计是咸菜碗,吃光了,碗里有些黑渣渣,他的弟弟妹妹一大帮,或坐或站,在“豁落落”地喝那“稀巴浪汤”的白粥------我坐在一旁一句话都说不出,但王玉冠先生还客气地问我:“你要不要来一碗?”他那瘦骨嶙峋的父亲见我婉言后,脑袋微微摇晃一下,说了一句让我感到十分恐怖至今仍刻骨铭心的话:“共〤裆真是黑心!”要知道,那时说这样的话会有什么下场吗?唉------
         辅导员没当场作结论,可是在这难捱的几个月中,助学金竟然被“腰折”,王玉冠先生那时根本不敢轻易动用我请他去饭店的那10元钱,硬是每月从这10元中“抽出几元”弥补热量的不足,竟然坚持到后来学校“网开一面”,恢复了王先生的助学金“待遇”,那中间的几个月是“饥饿的岁月”,是那三年“困难时期”的再现!
    我听得要掉泪!
    王玉冠先生在1970年被分配在云南昆明。顺便补充说一下:王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下海经商,早已是亿万富翁。啊,真高兴,王先生不再挨饿了!
    不过,我还要抄录当年今日发生的事:
    1966年12月8日,谢富治给林彪写报告提出,“很有必要对王光美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进行。”谢富治的目的不在王光美本人,而是要陷害刘少奇。
    原来毛太祖他老人家硬是要带领全国人民进地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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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长征是“宣传队”、“播种机”、“北上抗日”?
     1933年5月,Jiang·总统亲自组织和指挥对“酥·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终将这个1931年11月7日乱裆C ·CP秉承洋鬼子意志成立的分裂祖国的国中之国:“中华 酥维 埃共和国”毒瘤铲除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C CP不抗日,搞动乱,建立非法组织,这种叛国勾当,哪怕是现在,任何世界上公认的合法政府的任何领导人都是无法容忍的。应该说,这第五次交·费是成功的,但不彻底,“只是心太软”。一小撮叛·匪被逃脱,仓皇夺命,谓之“长征”,侥幸流窜陕北,种下祸根。
    现在C CP政府准备花费纳税人好多好多亿元,要组织全国数万名省厅局级干部“重走长·征路”,老百姓立即响应,纷纷表示:不要任何报酬,自愿充当“国军”,保证不让一个贪官污吏活着到达陕北!唉,为时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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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9日  星期四  晴
又不想去了

    心里一直在犹豫不决到底出去长征①还是不出去呢?有点模棱两可的了,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出去为妙,原因有几点:
    A、天气很冷,要带很多的东西,似乎是负重行军了;
    B、比较艰苦的,我却不大受得了;
    C、自己去的决心不大,去了后,效果也不大好;
    C、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正在搞“斗、批、改”②,若人都走空了,那么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大约运动搞到明年四月份就结束了③,到四月份有组织地去不是更好一些吗?
    所以不想出去的了。
    我的独立思考也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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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长征串联”,后来就变了味,学生们利用“长征”的机会,继续游山玩水,或步行“回家”。② 中共中央通过的《十六条》提出“斗、批、改”的任务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毛太祖在1967年初又说“斗、批、改”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减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③ 毛太祖本来美妙打算,准备在1967年搞掉刘少奇后就鸣金收兵。谁料,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想把魔鬼再装进去就不容易了,因为他必须把自己这个魔头装进去才行。后来那“人民的儿子”却把“明珠”、“自有”、“人圈”装进了那魔盒,妖魔继续作祟,危害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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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早在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报导了大连海运学院学生徒步去北京的事,肯定了“徒步串联”的壮举,于是全国大中院校纷纷效仿这个始作俑者,“长征串联”成了当时非常时髦的事情。
    对于步行串联,也就是所谓的“长征”,那是中央下了文件,不再让大专院校和中学生享受乘坐火车、汽车、轮船在全国各地游山玩水免费旅游了。“串联”本意是毛太祖利用无知的学生到各省去“刮阴风”点“鬼火”,为他彻底打倒、搞臭刘少奇这个和他不同属一个数量级上的政敌,竟“杀鸡用牛刀”。为了掩盖他的“私仇公报”和“曲线”传位给毛家(毛远新)的图谋,其表象变得扑朔迷离,像刺毛虫那样的绚丽多彩却又很伤人,为了把道路上的障碍一个个清除掉,弄出一些什么“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千万颗人头就要落地”说辞忽悠老百姓,善良的人们被他蒙住了。
    那时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还在发挥着非凡的魔力:一提农民起义,就是“可歌可泣”;一提国民党“反动派”,就是“三座大山”;一提台湾同胞,就是“水深火热”;一提赫鲁晓夫,就是“阴谋诡计”、“忘恩负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1966年12月9日,关于厂矿工人的“革命串联”,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失调规定(草案)》。说是:(1)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2)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3)八小时以外时间,除了每周讨论一次问题以外,都有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4)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5)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6)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7)有问题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以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8)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9)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10)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进行革命串联。学校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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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照片选自《老苏州——百年历程:1895-2000》。
    1969年,毛太祖说“苏修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俺们和老大哥在珍宝岛打起来了。不久,副统帅发出了“第一号通令”: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
    1969年年底至1970年初,古老的苏州城掀起一场以干部、居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先后有四、五批城市居民被遣送到苏北盐城、射阳、大丰等地“插队落户”,一时搞得全城百姓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只要一听到门外锣鼓喧天的“报喜”队伍来了,就担心自己可能被“光荣批准”了。
    那时,我在刘家峡“水电四局”工作还不满一年。1969年11月,接到老爸的电报,说是要下乡了,要我回家,那天日记写的很简单:
    1969年11月27日  星期四  晴
突变
  
    20日来电:安家落户。21日动身,郑州两天,到镇江25日,知道详情,又赶到苏。
    基本全家去苏北盐城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也好!

    接到电报俺就动身,工作还不满一年,没有“探亲假”,只能请“事假”,我有些“存休”假,但路费不报销。舅舅、姨妈都在郑州、小叔叔在镇江,所以中途都下车去看望一下。
    我感到很奇怪,因为老爸已经59岁了,快退休了,还要下乡“改造思想”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老爸已经被提拔成“资本家”了,作为“资产阶级”当然要改造,这与年龄无关。我在1968年毕业前夕填写《毕业生登记表》时,曾经思想斗争了好一会儿,以前总是在“家庭出身”一栏中写“职员”两字,当我获悉老爸被打成“资本家”时,心里很郁闷,但没有声张,同学都不知道,辅导员靠边了,学校更不知道。唉,“写,还是不写,这是个问题!”,犹如汉姆莱特遇到的棘手问题:“是死,是活,这是个问题!”俺胆小,终于咬咬牙,写上“资本家”三字,考虑到万一以后被查出来,就会有“隐瞒成分”的罪过,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有点不甘心,于是在下面写上了一行小字,记得大意是:“‘文革’前是“职员”,这是最近被划定的,尚未有正式结论。”因为一旦成了“阶级敌人”、“专政对象”那就性命交关。
    回到家里,老爸还没被“光荣批准”,但老爸说:“势在必行”。没有悬念,果然要上路。那些珍贵的家具遭了秧,好似“枯树剥皮”,基本被掠夺精光。旧货店“老蔡”在楼上楼下来回穿梭“报价”时,继母小声问我:“你自己看看,想不想留一件?”我认为这主意不错,但不好意思狮子大开口,就挑了一只齐胸高的双开门红木柜留下了,其余:一人多高的红木衣架,10元、红木躺椅,15元,榉木椅子、角牌凳(凳面如麻将牌)、榉木八仙桌、长条供桌、三连大镜子红木穿衣柜、三镜子红木梳妆台、单镜红木梳妆台、榉木大立柜、榉木写字台------全被贱卖,总共才不到一千元,客堂里的画、大花瓶、红木底座镶嵌的老寿星磁屏,楼上“春、夏、秋、冬”四幅长条挂画,还有吃饭间的罗马大钟、收音机则都送了人,一台留声机还是德国货,当废铜烂铁处理了。记得那只红木躺椅可沉呢,一个人也很难搬动,那位相知的专门收旧货的也住富郎中巷的蔡先生还嘟嘟嚷嚷道:“这只躺椅没什么价值了,出不了几双红木筷。”哦,只好做红木筷?好像他吃亏似的。不久吉庆街娘娘(姑妈)告诉我,我要下来的那只柜子“正好”不是“红木”的,其它都是。我气馁极了,怪自己不识货,娘娘是这方面的“权威”,不会错,究竟是什么料作,当时没问,后来再也没机会问她,娘娘心情不好,于1971年郁闷而死,因为姑父家是苏州大地主出身,名下有田地,虽然他中央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工作,从没经营过,但脱不了干系,且1937年东洋人来后,全家逃难到贵州,在大后方当过盟军美国佬的翻译,那更是罪加一等,成了“漏划地主”,取消工资,下放农村劳动。
    富郎中巷老宅只留下西厢房给当工人的立聂弟住了,他是工人阶级,不见得也要下去吧,果然,老四没有被动员。其余房子全被贴上封条,不久,楼上就住进三家有点门路的人家,楼下亦然。
    老爸一家去苏北住茅草房了,立马成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彻底的“无产阶级”了,准确一点说,应该属于“贫下中农”,还好,老爸还有工资。老爸的“主要问题”是,鬼子来了,逃到了成都、重庆,由于工作关系必须“集体加入国民党”,按照酬薪标准,被授予“上尉”军衔。日本人投降后,回到苏州,老爸遵照“地下党”指示,以国民党身份做掩护工作,吉庆街48号成了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老爸还冒着生命危险去无锡监狱用金条买通特务营救过“同志”,俺的五伯、六伯为“革命”献出生命。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造反派认为老爸是国民党,怎么可能帮共产党?肯定有问题,是条大鱼!1968年老爸被“揪出来”后,每天早晨在饮马桥单位门口挂牌示众一小时,“挂牌示众”的事情是我在2005年才知道的(我是一个工程总监,项目经理是老爸单位的同事,告诉俺那时他还是小年轻,在单位当学徒),老爸从未透露。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造反派的“无知”,这可是毛太祖的思想,当时对“白区”的地下党有个十六字方针:“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可是胜利后,老猫对地下党人员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政策:“降格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所以,潘汉年、关露等那些曾在“隐蔽战线”工作过的名人,为什么会遭到整肃、迫害、湮灭的疑问,就得到解释了,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本来就不被信任,且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像老爸这些小喽啰更是不足挂齿了。
    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苏州干部、居民“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官方始终噤声,历史记载是个空白,应该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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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06-23
1966年12月10日&11日  星期六&日  晴 阴
还是去长征吧
  
    矛盾的心理终于被要出去的心愿战胜了,于是就和郁离炎①一起借了水壶等,还写了(申请)②要求补助球鞋、塑料布、背包带③等东西。
    昨天中午去领了五百张纸④,下午就刻了语录钢板,一直比较兴奋。
    今日碰到范⑤,他说:“申请看过了,同意,8元⑥”。我很高兴,明天去办理鞋子之类的了。
    去吧,呆在学校中也没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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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郁离炎先生,水文69届学生,比我底一届。② 原有括号。③ 球鞋、塑料布、背包带。这几样东西可以按照有关“长征”的补助规定领导实物,尤其是塑料布,当时是稀罕之物,记得是日本进口的,中国还不会生产或者是很少生产。④ 五百张白纸,记不得是多大的一张,比现在的A4纸小。因为“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需要向沿途的百姓“宣传”。⑤ 范:应该是年级政治辅导员(那时洗脑制度的需要,相当于班主任,不一定开课)范钟秀先生。“文革”前,他曾一度住在俺们学生七舍4楼的楼梯间,有同学发现他经常在晚上统一熄灯后,偷偷的在门外“窃听”,于是福建学生就改用家乡话,他就没辙了。⑥“长征”补助,“华水”的统一标准,不知道其它学校怎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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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1966年8 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连海运学院15位红卫兵“小将”从大连步行至伟大首都的消息,震动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15位“革命小将”怀着对老毛子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响应他老人家号召,走出城市,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工农兵,不怕雨打日晒,不管路途遥远,步行一千公里,历时一个月,到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脏、“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红色麦加——北京。开创了步行串联的先例。
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报导了大连海运学院学生徒步去北京的事,肯定了“徒步串联”的壮举,大陆各地的大中院校师生纷纷响应。后来,坐火车、轮船、汽车的免费旅行“串联”取消了,就开始折腾步行“长征”,实际上还是游山玩水,中央也睁一眼闭一眼。学生不念书,工人不上工,国民经济开始向崩溃的边缘前进。
俺的“长征”一波三折,最后还是决定去“长征”。
历史老师和政治老师告诉俺们,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那为什么1931年9月18日鬼子来了,不抗日,却在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企图颠覆世界公认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分裂国家?),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第五次剿匪是成功的,叛国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还来个啊Q“精神胜利法”说是去“长征”,可惜老蒋“心太软”,可怜的儿子小蒋还在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那儿当“人质”。叛匪于1936年“西安事变”竟以此为筹码,逼蒋“招安”,残部被收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中了“公费”奸计!)。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毒瘤被铲除了,究竟谁“破产”了?)。长征又是宣传队(宣传“北上抗日”?拉倒吧!)。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善良的百姓被欺骗了,大陆终被沦陷),长征又是播种机(此话不假,据说生了不少小孩,还分送给老百姓),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造就了令人恶心的“红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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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照片选自《老苏州——百年历程:1895-2000》。 1969年11月至1970年初春,数万苏州居民大约分五批被遣送苏北盐城、大丰、射阳等农村落户,输送工具就是轮船,这历史场景如惊鸿一瞥,被定格在“文革”血泪史上,至今让俺刻骨铭心,不能自己!
    这次具规模、“成建制”的苏州居民“上山下乡”运动,可以和“山西老槐树”的故事媲美,是落实副统帅的“一号通令”、应对“苏修、美帝”可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而采取的“疏散”措施。被“疏散”的都是当时有“问题”的户头,也许怕这批人和“国外敌对势力”来个“里应外合”?传说最后一批是用枪杆子押解去的,当时我不太相信,至今仍尚无证据证实此事,那就随它去吧。我有幸也被戴上大红花,坐上三轮车,从富郎中巷老宅开始“游街示众”,经过景德路等地绕城大约四分之一圈,再回到老宅。第二天胸前仍戴着塑料制成的大红花,坐上了开往射阳的直达船,三天三夜,终于抵达苏北射阳一个叫“八大家”的村落。老爸去公社报到时,才发现自己还年轻,只有49岁!年龄“被年轻”化,政府竟“瞒天过海”伪造数据,现在更成了“驾轻就熟”的造假专家。俺翻开当年的日记,望着凌乱的字迹,恍若隔世:

1969年12月19日  星期五  晴
临海公社

    一切的一切,上帝都决定了!
    除了立聂,爸、妈、建一、立成①去射阳临海公社永和一队第一生产队落户了。
    7号,在一片黑暗中(仅早上4点)②,上了汽车。我和爸爸、妈妈、建一、立成都戴了光荣花,新华、陈杏英、阿姨③都来送行了。
    拖拖拉拉直到九点,察院场④上还开了个欢送会,就到离火车站不远的平门码头上船了,有的人开始哭泣了,有的人眼圈红了。别了,住了多年的姑苏城!别了,一切的一切都在眼前一晃而过。
    爸爸已59岁,明年60岁了,带了全家去苏北落户,我只担心,身体是否吃得消?年纪这么大了,怎么劳动法?领导上的政策究竟是如何贯彻的?为什么此后到了公社,名单上写爸爸年龄却是49岁⑤?写错了吗?这是过细的工作吗?当然,大方向是不错的啰!
    我的心情始终是异样的,妈妈的身体这么差,年迈的爸爸将带着幼稚的立成、不见世面的建一“改造世界观”去了。
    路上的幸苦不必说,以后到达了“八大家”,顾名思义是八家人,可见地方之艰苦。
    这里动员说:“苏北房子都造好了,贫下中农都准备好了!”、“咸菜都腌好了!”⑥然而我却莫名其妙!
    三面是水⑦,跟沧浪亭媲美,到“八大家”九华里,缺少食堂和火柴⑧。农村究竟不比城市,带了四只热水瓶,人们都感叹:“乖乖,四只热水瓶!”⑨可见生活之贫。
    我不想再写下去了,还是让我安静一点,立醒⑩怎么还没有来?

注:(从日记语气看,应该是从苏北回到苏州后写的)
    ① 建一,妹妹,是年16岁;三弟立成,是年12岁。二弟立聂是工厂工人,没被下放。② 原有括号,1969年12月7日早晨。③ 送行的亲戚。④ 察院场,苏州的“王府井”观前街所在地。⑤ 老爸刚到“八大家”临海公社,就去公社报到,签到时,发现“花名册”上自己的年龄被篡改了,59岁变成了49岁,回“家”后就告诉我们这件奇事。现在看来,这种手段实在太正常了,否则好意思把一个就要退休的老人发配这么远去劳动改造?农村肯不肯收也是问题。⑥苏州官方来动员下乡的干部如是说。⑦ 那个冬暖夏凉的新居茅草屋的周围环境,俺揶揄和苏州著名古迹“沧浪亭”有一比。⑧ 火柴,即“自来火”,从“新家”到“八大家”还有九华里路程。⑨ 贫下中农们来“家”串门,惊叹竟然有四只热水瓶,那么,贫下中农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唉,不说也罢!⑩ 立醒,大弟,1967年从“南京电力学校”分配到东北“延边朝鲜自治州延吉电业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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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年12月12日  星期一  晴
“茂林在东北”

    郁离炎去伙食科了(财务科)①,声言要退五个月②的助学金,并扬言:“茂林在东北③”。伙食科的问他:“茂林好像在皖南事变的地方吧?”“不,在东北!”结果那伙食科的也就不问了。
    于是,退了很大的一笔款子,18元。一直退到明年五月份。
    申请补助的我算最多④,张立人⑤没有,顾大炎⑥2元,郁离炎7元。后来张终算又借了13元,还是郁离炎去借的。
    一切都差不多了,还有粮票没有领下来。
    可以准时20号出发,看大炎的脚⑦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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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有括号,郁离炎先生,水文69届学生。② 就是有五个月不在学校食堂用餐,伙食科按照学生外出“长征”时间的长短将助学金退给学生,作为“长征”途中的费用。③ 他说错了,其目的可能是为了领取“全国粮票”,比“江苏地方粮票”金贵。④ 记不得为什么我最多,可能难得申请一次,被批准了。⑤⑥ 张立人、顾大炎,都是海洋水文66届学生。⑦ 当时顾大炎可能患有脚疾,还没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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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可能外出长征的介绍信上写了“步行长征”有“茂林”两字,迷惑人,所以伙食科工作人员就询问起来,郁离炎先生竟撒谎,居然吓住对方,真荒唐。我们都住在学生七舍,所以才认识,张立人先生是常州人,郁离炎先生、顾大炎先生是苏州人,组成了一个“还乡团”,巧立名目,胡扯什么去“茂林”,实际上准备用“长征”的名义偷偷走回家去,还能得到补助,何乐不为?那时手中有十几元钱就是“一笔”财富了,真是的。
    坐火车、轮船、汽车的免费旅行“串联”取消了,开始折腾步行“长征”旅游了。学生不念书,工人要不上工了,国民经济开始向崩溃的边缘前进。
    1966年12月12日,首都造反派10万余人在工人体育场召开“首都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集团誓师大会”。会上批判了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吴晗等人。
     这年的12月12日,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30周年纪念日。俺现在才搞清楚,国军是抗日的,打了1117次大仗,牺牲了三百多万士兵,203个将军为国捐躯,终于取得抗日胜利,可是毛太祖却说老蒋下山“摘桃子”来了。老猫成功的三大因素是:日本侵略、国民党不争气、毛太祖不择手段,勾结------哦,不说也罢!难怪老猫要感谢田中角荣。
     同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说是:“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群众所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和提高领导核心,进一步提高斗争艺术------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和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组织起来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历史任务。”
    同期《红旗》发表了王力等人写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篇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文章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它是使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拉倒吧,一派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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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照片选自《老苏州——百年历程:1895-2000》。
    1969年11月至1970年初春,数万苏州居民大约分五批被遣送苏北盐城、大丰、射阳等农村落户,输送工具就是轮船,这种大规模、全家“成建制”地发配农村劳改的历史场景,如惊鸿一瞥,被定格在“文革”血泪史上,至今让俺刻骨铭心,不能自己!
     船上的三天三夜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乘客都是一副死板的脸,表情肌不再工作,人们不再生死离别似的哭天喊地,因为泪已干,“笑”,从此成了一种奢侈品。我在船头部位,舱底铺床被子可以勉强躺下休息。我注意到一位四五十岁、个子不高的男子常常跑前跑后帮忙张罗,以为他是“工作人员”,可是,他很快就遭到了一位女“护送”人员的阿斥,提醒他不必如此,原来他和我们是“同类”。两位“护送”人员在船头“上班”,和我“近在咫尺”,不多长时间,我从这女人和同伴聊天的话语中,觉得她好像是我中学同学张志忠①先生的什么人,后来待我回到苏州,去西麒麟巷16号拜访老同学张志铁先生②时,正好遇见这位女人,她记不得我,可是她那“厉害”的样子俺永记不忘,淡然一问,果然是她!原来她是张志忠先生的小嫂子,张志铁先生的弟媳妇。1973年,张志忠先生的老爸③还为我介绍过女朋友呢,现在可谓“一声叹息”!
    再说那位被“阿斥”的中年汉子,竟然是工人,下放农村只有一笔几百元的退职费,以后就要靠自己挣“工分”养活自己了,我非常奇怪,但也不便多问,他却主动地悄悄地对着我的耳朵说道:“不要相信他们,都是连‘噱’带‘骗’的把我们老百姓弄下来的!”我当然明白“他们”是谁!有意思的是,这个人和我老爸下放在一个大队,这是我后来探亲苏北才知道的,他还经常来老爸那儿“蹭饭”,被老爸看不起,问老爸怎么回事?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也姓潘,可是,让我肃然起敬的是,他竟是曾经的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学生,至于怎么落拓到这等田地,老爸没说,我没多问,这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还会有什么原因!我只是觉得他来“蹭饭”,老爸应该“考虑”,不该“小气”,可老爸总说他“没出息”。有一年,见到这位本家了,他能说会道,无所不谈,有点“口若悬河”,可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老爸却没有“留饭”的意思,他就走了,不知为什么,至今我心里还感到有点对不起这位本家,觉得老爸不对,肯定是继母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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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张志忠先生,比我小一岁,苏州二初中同桌,苏高中时我在三(1)班,他在三(2)班,1963年进“西安交大”,原苏州机械局局长,“创元集团”老总。② 张志铁先生,张志忠先生的大哥哥,中学时生病,休学三年,1963年和我一起去南京“华水”上学,是他老爸送我们上的火车。③ 张志诚先生,著名老中医,民主人士,苏州政府采纳了他提出的将“卧龙街”(“护龙街”?)改成“人民路”的建议,沿用至今。老先生有远见,很早就将张志忠的几个姐姐送往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张志忠先生的一位姐夫曾是西藏军区、西藏自治区的头儿,“文革”中不幸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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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13日  星期二  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粮票已经领回来了,袖章①也搞到了,背包带、塑料布也给郁搞来了,一切都准备就绪。
    步行路线②可能会变,但变化很大,到明天讨论再说好了。
    今天中午和陈〤〤③吵了一架,因为他自己戴了黑字袖章,还说别人是“老保”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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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专门有标注“步行长征”的红袖章。② 见“时空隧道”1966年12月7日和12月8日的日记 标有长征“路线图”。③ 陈〤〤先生(请允许俺隐去名字),记得是年级二班同学(我是四班)。④ 那时南京两派界限分明,凡是“保守派”组织,竟都戴红底黑字的“红卫兵”袖章,工人组织亦然。1967年1月3日,在古城南京江苏饭店爆发了一场流血事件,这是“文革”以来江苏第一起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冲突的双方,一方是当时南京城内名声“显赫”的造反派(“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另一派被称之为“保皇派”的“赤卫队”(戴红底黑字袖章),“红总”大获全胜,“赤卫队”被彻底被打垮。顿时谣言四起,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被指责为流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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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从日记看来,我已经做好了“长征”的准备,随时都可以出发,所以当时取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将“东施效颦”重走“长征路”流窜回家。
    为什么和陈〤〤先生吵架,日记中似已说明,但我要补充一点,此人后来的表现俺不敢恭维。他是和我一起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的,记得他在“开挖三队”二连当风钻工。1975年,水电部在“水电四局”重建“西北勘测设计院”时,他去了设计院“泥沙组”,那时设计院暂时落脚刘家峡(后迁至西安市)。陈先生正“红”旗下,出身又好,院里部门领导贾〤树先生一定要发展他“入党”,可是在听取院内人士意见的会上,遭到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这可能和陈先生的为人很有关系。令人惊骇的是“事情正在起变化”,恰恰此时陈先生“东窗事发”,他有“贪污”行为。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技术人员,怎么贪污法?立马有人向我解释说,他贪污的是同道出差的“途中补贴费”,即“差旅费”。同道出差的老家伙们回来后,让陈先生一人去代办报销事宜,那时补贴费很可怜,一天块把钱而已,可他老兄“枯树扒皮”,在每人身上拔几根毛,不知怎么被同道们发现了“猫腻”,于是成了当时设计院的一大丑闻,被广为流传让人耻笑。俺也觉得很难为情,怎么同学中出这么个货,太丢脸啦,太坍台啦!因为他贪得也TMD太小家子气了,区区几元钱就被打倒了,哪怕像现在至少贪腐个几亿不就过瘾了吗?俗话说“过把瘾就死”嘛,怎么眼界那么小,没见过钱啊?贪腐太少,当然没资格入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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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1966年8月5日,毛太祖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共计251个字,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太祖的这张大字报是写在6月2日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有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
    有学者指出,这张大字报是毛太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三个书面代表作,但没有具体指出第一、四篇是什么文章。我以为,第一个代表作应该是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其中的一段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太祖的第二个书面代表作是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在这篇1738个字的作品中,他提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治国思路,即“天下大乱说”。在他看来,“天下大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乱了“阶级敌人”的阵脚,发动了广大群众,“乱”和“治”是相互转化,没有“乱”就没有“治”,只有“天下大乱”,而后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乱”和“治”还是循环的,是有周期的,每七八年来一次。而他在信中说的“天下大乱”则是“全面内战”,毛太祖仍然以“打天下”的思维方式来“治天下”,真是荒唐之极,且是写给他最信赖的婆姨江青的,还说:“------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不欢迎这样说的”,这不是昏庸,而是自感寡不敌众,必须老婆孩子一起上!六年后的1972年7月,毛太祖公布了这封信,全党、全军、全国为之震惊。我当时在甘肃盐锅峡水电站“护坦工程指挥部”干活,开会听取了这封信,感到非常惊讶:那么就是说,老猫他老人家早就看出林彪的狼子野心了,所以要林彪当副统帅、做他的“接班人”?他是“未卜先知”了?怎么也解释不通啊!有人说这封信是“假的”,可是多数人认为这是真的,符合老猫的一贯做派——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毛太祖在1966年6月,写下了《七律·有所思》的诗:
    青松怒向苍天发,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红旗,
    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首诗写的不怎么样,从没公开过,是否老猫所作存疑,时间早于第三个作品,该属于第几个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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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14日&15日  星期三&星期四  雪  阴
心情之乱
  
    今天早晨起来,外边一片白,原来下了好大的雪,比较冷。
    本来要去玄武湖照相,因为郁有一卷胶卷。可是后来孙义财①没有借照相机。自己心情不好,因为生病(感冒)②,头昏,饭吃不下,什么都没劲。
    晚上在郁室③“吹牛”,说贵阳撞车④死了人之类。又说杭州那里列车车辆里搜出定时炸弹⑤,又说特务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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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孙义财先生,我隔壁寝室同班同学,1968年底分配乌江渡工程局,劳动时不幸右手被皮带传送机从肩膀起全部截断,终身残疾。 ② 原有括号。③ 郁离炎先生宿舍,在七舍三楼,我在四楼。④ 记不得贵阳的那次事故了。 ⑤ 那时刚发生了蔡永祥救列车的英雄故事,弄得草木皆兵。说是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象往常一样警惕地守卫在杭州钱塘江大桥哨位上。2点43分,由南昌开来的764次列车呼啸地向大桥飞奔而来。蔡永祥突然发现距哨位40米的轨道上,有一根大木头横在那里。司机虽然采取了紧急制动,但巨大的惯性使列车仍然轰隆隆地向前冲去。在雪亮的车灯下,司机看到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向列车跑过来,在即将过来的列车前,拼命把大木头掀出了轨道……乘客、列车以及钱塘江大桥安然无恙,而年仅18岁的蔡永祥,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表彰他的英雄业绩,南京部队党委决定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追记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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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可能因为老天下了一场大雪,顾大炎先生足疾未痊愈,大家还没有“长征”上路的意思。
    1966年12月14日,周恩来两次同成都“工人造反团”代表谈话,指出不要只想到个人,要想到全体。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共有十条,主要内容是:(1)、抓革命促生产,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2)、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十六条》、社教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3)、重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四旧、立四新;(4)、坚定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5)、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委员会,它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6)、建立和发展以为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串联。要向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7)、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队与队、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联。坚持文斗,不用武斗。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8)、对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决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造反;(9)、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工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根据具体情况,妥然安排;(10)、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自从大陆沦陷后,人们被划分成工人、贫农、下中农、地、富、反、坏、右的等级,在“文革”中又继续细化,增添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使得老猫恐怖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得以继续发展、存活。原来,这种反人类的体制是必须把老百姓长期置于恐怖之下才能维持下去,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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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的遗址还保留在那里,毒气室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是我们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个小时。惟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十年的噩梦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 2005年11月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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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16日  星期五  阴  毛雨
任秀兰又昏倒了

    下午1:30的由革命串联会①主办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大会上,任②又昏倒了。
    这次会开得很为成功,真正触及了任的资产阶级灵魂。是为了工作队的电报,任可能去偷看了工作队要撤销的这一消息。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所以她会一口否认之,结果大约气得昏倒了(触及了灵魂)③。
    李纪人③首先上去发言,说任秀兰是慈禧太后,唐奇④是泼妇,“扒手集团”等。
    这次会很成功,揭了很多重大问题。
    今天下午在饭厅召开《被斗工人平反大会》,任秀兰又作检查了,总不深刻。会议一直开到六点左右。我则在三点多去理了发,洗了个澡。
    昨天的会议很是精彩的。任一方面很脑地⑤再声明自己不会偷看电报的,一方面又叫工作队出来作证。柏林和杨⑥出去上台讲了,可是到了关键总一滑而过去了,所以下面的群众十分气愤。因为柏林拿到电报时,已经拆开了,任是去叫一个人拿来看的,究竟如何还不清楚,因为那个人去北京串联去了。
    这几天刘晓群、黄瑾⑦等人颇为得意的,尤其是黄瑾大字报特别多,第二批大字报有153张,且仍没写完。这个人的理论水平是有的,只太傲气了。
    司马⑧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没什么可敷衍的,贾⑨回来整日与我嬉皮笑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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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革命串联会,后来发展成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是华水造反组织,南京拥军的“P派”(1967年1·26夺权好个屁,故名。),组织规模在江苏是“老三”,老大是“南大八·二七”,老二是“南工东方红”。② 任,即任秀兰,老革命,原院党委委员,自称是电影“风雪大别山”主角“秀兰”原型,丈夫史景班先生是南京军区一位中将。③ 原有括号。④ 李纪人先生,那时水文67学生,苏高中校友,很能干,很有能量。⑤ 原文如此。⑥ 华水工作组组长和副组长:柏林,杨作培。⑦ 刘晓群,老革命,河川系领导;黄瑾是水港系总支书记,当时才四十多岁,很能干,文革前写了一份院组织人事建议书,向院党委献策,居然被称为“宫廷政变”。⑧ 司马均德先生,同班同学,共产党员。是他在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华水前,暗暗地将我皮箱铜锁搭扣上的两只国民党“十二角”太阳标志用锉刀锉掉了,保护了我。那时我刚“专案”回校,不明就里,不以为然,没表示什么。将近半世纪后,当我得知了司马先生电话后,立即送去了上世纪就应该说的“谢谢!”。⑨ 贾德胜先生是河南籍同寝室同学,现住苏州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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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6年文革初期,我院院党委“烂掉了”,省委批准成立了以任秀兰为首的“新党委”,这恐怕在当时大陆也是罕见的,“新党委”很短命,不久任秀兰等就备受煎熬,为了过关,竟发生了“偷看”机密文件的“丑闻”(真好笑,这算什么呀)。院工作组成员也日子难过,如痴如狂的学生都以为“天下为己任”,紧跟毛太祖闹革命。我在1969年来到刘家峡水电四局开挖队不久,传来消息说,任秀兰跳楼自杀了,不巧,竟从关押她的学生三舍三楼跳进了化粪池,落了个遗臭万年,将自己《风雪大别山》电影的原型“秀兰”的光辉形象糟蹋了,不知道她丈夫史景班(南京军区)中将后来如何。
    1966年12月16日,新华社发表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同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就行了“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会议宣布“西城区纠察队”等中学红卫兵组织是镇压革命的非法组织,予以解散。江青在讲话中说,西城纠察队等组织中“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她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的名,说他们是支持这些组织的,对此要负责任。周恩来在讲话中说,犯严重错误,甚至犯了罪的孩子们,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低头认罪,坦白出来他们所以犯罪、犯错误的原因,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也给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机会嘛!康生在讲话中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红卫兵运动推动了全世界的青年人,他们向往你们,赞扬你们,崇拜你们,希望他们在所在国家里能像你们这样幸福。
    同日,马连良去世。马连良,回族,北京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在长期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创造了善于用唱、做、念、舞的综合艺术表演形式,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马派”艺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惨遭迫害,不幸逝世,终年65岁。“文革”后平反。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说:“据说马连良致命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了面条的碗,一个跟斗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
    据说,马连良夫妇离开香港回来前,曾请星象家算命卜挂。一个有名的星象家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马夫人迷惑不解地追问:“那他十五年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手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果然,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整整是十五个年头,这是命?
    “文革”噩梦一直在延续,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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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1966年8、9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大陆,“破四旧”横扫每个角落。

    “有人责备我:‘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遭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感到厌倦?’他用了‘厌倦’二字。我想起那十年的生活,感到的却是恐怖,不是厌倦。今天我的眼前还有一个魔影。手拿烙铁的妖怪在我的这本集子里也留下了可怕的烙印——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中的一片空白。
  ‘十年的审查?那是一场大骗局。我忘不了那些骗子。我说审查,是指读者的审查,多数读者的审查。’我这样回答,‘我相信不会再出现那样的空白。’
  是的,一纸勒令就使我搁笔十年的事决不会再发生了。”
                                    ——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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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17日  星期六  阴雨
“5094”

    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作,决定去北京路①,把领到的钱储起来,账号是:5094 。因为明年五个月的助学金②都领来了,故为了防止遗失而采取了这一措施。
    这几天感冒一直没有很好地去掉,有点倒霉似的,精神也很不正常,有时显然会歇斯底里,有时却沉默,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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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华水(河海大学)校址在西康路一号,“虎踞关”旁,西康路北头即北京路,左角转弯有一储蓄所。② “助学金”,现称“奖学金”,我每月5元,那时伙食费每月13元。因为“步行长征”,估计有五个月不在学校,所以可以领到五个月的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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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那时学校助学金(奖学金)最高每月是15元还是16元,记不清了,我只申请到5元助学金,叔叔每月寄给我10元,交足每月13元伙食费,这样,剩下5元就是我和电校弟弟两人的零花钱,一般我是舍不得乘公共汽车去新街口玩的,因为那样要花8分钱,简直太“奢侈”了,步行40分钟了事。领到5个月助学金就是25元,那么,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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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仙女应无恙
     图片选自《刘家峡水电站图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77年9月第一版。
    见到这张照片,我决定“解密”当时发生在甘肃盐锅峡的一个“知青”故事,那是个血腥、惨痛的悲剧,曾经震撼古老的黄河峡谷。“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了”,讲出来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忘记那“荒诞的十年”。必须说明,撰稿者有误,这张图片不属于“刘家峡”,实际是甘肃“八盘峡水电站”的照片,这位美丽的女孩姓郭,可是,我讲的故事不是她,而是她们知青中另一个“她”。
    1972年8月,我从刘家峡水电四局生产指挥部调往“盐锅峡水电站护坦工程指挥部”,参加盐锅峡电站溢洪道护坦修复工程,竣工后,于1973年5月调往“水电四局八盘峡分局”,在“质量检查组”干活,尚未转正,仍是“实习生”,有幸和那位也是“实习生”的“那摩温”在一个分局。
    那年,北京一家电影制片厂来八盘峡工地拍摄纪录片,要求分局协助。这时,刘家峡的四局职工子弟中学已经毕业不少学生,暂时还未下乡,部里也没有招工指标,四局作为“权宜之计”,让这些学生去“盐锅峡护坦工程指挥部”当临时“合同工”,我那时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太熟悉他们了!工程结束后,这些“准知青”全部转移到“八盘峡”,继续当“合同工”。图片上那位笑容可掬的女孩就是其中的一位,已是电焊工,摄制组来后,她有一张很“中国”的脸蛋,被选中充当“临时演员”,镜头是坝顶,背景是滔滔黄河。晚上、白天均进行拍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夜里,导演一声令下,大坝上数十把电焊枪同时“开火”,如绚丽灿烂的焰火,电站大坝、黄河两岸群山又闪亮登场了,惊艳万分、煞是好看。不久,我们就看到了这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可惜记不得片名了,否则网上应该可以查到。
    让我们回到1971年。那年6月,我从开挖三队调到四局“生产指挥部”,闲暇之余,就坐上四局的火车去兰州游玩,不要小看四局那几节陈旧不堪的怪异车厢,据说那是“慈禧太后”的专用车厢呢,被撂在北京没人要,部里就它弄到刘家峡给“四局铁路分局”用了。我很快就有了惊人发现:一位身材高挑、美艳的绝色女子出现在火车上,乌黑云鬓中藏着一副白皙好看的鹅蛋脸,两腮透着少女特有的一脉醉人的红晕,细长漆黑的蚕眉舞入云鬓,那双晶亮眼睛分明是两颗硕大的黑珍珠,熠烁可爱,鼻梁挺秀,嘴巴小巧,古人形容美人“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显然还不够,她身材匀称、健美,啊!不知天上何方仙子下凡,飞来山沟了。好友见状,转过头来低声耳语:她是局中学生,住在盐锅峡。学生?拉倒吧,明明是熟透的美味“仙桃”嘛,用现在时尚话说,叫做“梦中情人”吧,让人魂牵梦绕!
    1972年7月,我到“盐锅峡护坦工程指挥部”上班,时年27岁。那年月,知识分子很“臭”,尽管流传“臭豆腐干虽臭,但吃起来香”,那是一厢情愿。老猫早在1957年就谋划“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他老人家竟然把知识分子比喻成狗:“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①原来我是狗,谁愿意与狗为伍?工程局,人类的另一半本来就少,何况我是异类,人们对大学生“敬而远之”,即使介绍朋友,也先要查出身,有一女孩还未来见面,就被她妈妈警告:“近视眼三代遗传!”唉,不说也罢。
    盐锅峡水电站在1962年就建成发电了,但还有部分四局职工住着,往刘家峡和八盘峡上班的职工就要乘四局的小火车,他们的子女也得坐火车去刘家峡有高中师资的职工子弟中学读书,早出晚归,现在这些高中生都毕业了,大部分在盐锅峡护坦工程当合同工。
     一天,我在盐锅峡驻地闲逛,见到同学李先生②在一房门口站着,就过去搭讪,他叫我进屋坐坐。哦,原来这屋子是四局盐锅峡分局的总机室,一位中年妇女在好多接线柱的“柜子”③前坐着,为叙述方便,这里就称她“张师傅”吧。
    张师傅中等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很客气,请我坐下。张师傅一开口,我就知道她是地道的上海人,有着南方人的灵活和狡黠,还有点“见面熟”。经同学介绍情况,张师傅竟立即要帮我介绍女朋友,是她的表妹,在新疆农场。我一听就没有劲,似乎只能在“知青”的圈里打转,没表态,不可置否。数天后,同学招呼我去那总机室,原来张师傅拿来了她表妹的照片叫我看,是一张风景照,看不大清,反正也不在意。这次张师傅特地邀请我去她家玩,讲定了时间。星期日休息,我如约前往。
    让俺惊喜万分的是,火车上见到的那位绝色女子,也在张师傅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是张师傅的女儿。张师傅有五六个孩子,她是老大。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只好假痴假呆,和张师傅闲聊,不!是聆听“王母娘娘”介绍“仙女”表姨妈的情况,俺立马也飘飘欲仙了。当然,俺立马表示愿意考虑她那位新疆表妹,唉,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吧?这时,张师傅当家的回来了,眉目清秀瘦瘦的高个子,也是四局的工人师傅,一口呱啦松脆的扬州下江官话。这时我想起同学叶祖德④先生来了,据他研究发现:凡是父母亲中,一个是上海人,另一个是苏北人,那么,他们的孩子肯定都很漂亮,我问他为什么,叶先生说是根据“应用数学”⑤统计规律得出的结论。叶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啊,我不得不暗暗佩服!
    这么说来,俺和这位“赋闲”在家的“仙女”的关系应该有进一步发展了,答案是肯定的!不知为什么,“仙女”没有出现在盐锅峡那帮“合同工”中,但是她那英俊的大弟弟是其中一位。后来我又去过张师傅家几次,和“仙女”单独谈过话,因为她妈妈会自动离开一会儿。不久,就有人提醒张师傅:你何必把那么远的新疆表妹介绍给小潘呢,把你女儿给他不就行了?据说张师傅高兴地笑了。
    可是,俺没坚持下去,她那位表妹的事也就不了了之。现在看来,俺被世俗的偏见压倒了,有人提醒说:俺已被人取笑,说俺经常往有女孩子的人家跑。现在想来是俺可笑,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合理合法啊?又听说张师傅的当家,“作风”不怎么样,俺就更加不好意思去了,其实这有什么啊,和孩子无关嘛!不过我很迷茫,张师傅女儿迟早得下乡,下乡后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上来,这副棋很难下,这才是俺“弃子”⑥的真正原因。
    冷静下来,俺不去她家了,据说张师傅后来对人埋怨道:“不知道什么人在说坏话,小潘不肯来了。”唉,这不太确切,随便吧。
    就在我调到“八盘峡”不久,这批“合同工”包括图片上那位“画中人”小郭,当然还有“仙女”,全部都下乡了,“仙女”就在盐锅峡附近农村,成了“插队知青”。可是,“仙女”很快就遇到了麻烦,“狼多肉少”,她被“盐锅峡化工厂”的一位年轻工人盯上了,非要和她谈朋友,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女知青受到保护,据说强迫女知青谈恋爱,当时的罪名相当于“破坏军婚”。“仙女”坚决不同意,张师傅更不会同意。可是,工人阶级厉害啊,这位年轻人竟天天在张师傅家门口大吵大闹,还胡乱放鞭炮捣乱,成了盐锅峡每天的头条新闻。少噜苏,年轻人找机会直接去乡下将仙女“拿下”了,这还了得,“破坏军婚”!俺听说后,扼腕不已,非常痛恨这个小“流氓”、“恶棍”!
    张师傅怎肯罢休,将年轻人告上法庭,很快,法庭判处年轻人死刑,立即执行!
    枪毙了?天啊!何以至此?俺震惊万分,无法言表!
    让人痛心的是,悲剧还没有完。年轻人的爸爸找来了,当老人得知儿子已经被枪决时,可以想象这位父亲的悲痛、悲愤和愤怒,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恐怖岁月啊,绝望的父亲从盐锅峡大坝溢洪道护坦前的黄河大桥上纵身跃下------
    后来,俺还去过盐锅峡几次,那是因为盐锅峡水电厂一位“清华大学”66届毕业的陈先生,是俺好友的哥哥,初学围棋,棋艺不如“北京水电学校”毕业的一位同事,就要俺去比试比试。哦,俺也是初学围棋,兴趣颇大,就应邀前往,居然把陈先生的同事杀得落花流水,陈先生满意地斜眼看着那位同事,调侃道:“怎么样?你还想准备组织人马去四局比赛吗?”啊,这样的水平居然还奢望参加比赛?大家都笑了,俺也笑了,要知道,在四局,俺还排不上号。
    俺没有忘记来到盐锅峡黄河大桥看看,这是俺走过多次的桥,俺在桥中央默然地望着滔滔黄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那位可怜的父亲自杀前也许有个愿望:报仇雪耻!
    凶手是谁?我决心像摩萨德⑦追杀纳粹战犯那样,锲而不舍地跟踪这血腥魔鬼,追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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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1957年3月19日,猫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党员干部会议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林学院)第288页。② 李伦芳先生,水文68届二班。当时被调到四局盐锅峡分局小学当老师。③ 那时的电话需要经总机室接线才能通话。④ 叶祖德先生,无锡人,华水水文68届同学,已于前几年在无锡去世。⑤ 《应用数学》,水文系的重要专业课,即“概率论”,博彩业、赌棍很重视这门学科。⑥ “弃子”:围棋术语,意为被放弃的棋子。 ⑦ 以色列的特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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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18日  星期日  阴雨
每天晚上都吹牛
  
    最近几天,每天晚上都在309①进行“吹牛”活动,大谈“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现象。如,有人贴李井泉②的大字报,说要“绞死李井泉”,还有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又谈到上海人在外地串联时不讲理,许多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
    又说济南附近碰车③,死了好多人。谭启龙④差不多了,时常跑医院------
    24号快近了,就要出发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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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可能是水利馆309,但是又不像,那时谁去教室?应该是学生七舍309室,水文69届苏州籍同乡郁离炎先生的寝室。② 李井泉,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③ 不知是什么车祸,可能是火车。④ 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