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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秋:我的人生一段经历 ——文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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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一段经历
——文革回忆

前     言
人过四十常怀旧,何况我已年过花甲!退休以后,回忆往事就成了我日常生活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往事也挥之不去地在我脑海里翻腾,其中回忆最多的就是文革。
文革,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无法绕过、也不能绕过的篇章,曾经影响了多少青少年的人生轨迹,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造成了多少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些年,我反复思考文革发生的真正原因,探讨这场浩劫给人们心灵带来的伤害与扭曲,尽量不被种种说法所左右,努力形成自己的一点看法。
我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告诉中青年朋友,由他们自己来判断是非曲直,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使中国再也不发生老一辈人曾经经历过的悲剧。
今年是文革发生四十五周年。回顾往事,颇多感叹,赋诗一首以抒情怀:

文革倏忽四五春,
少小已成花甲翁。
风雨神州多少事,
青山霁后更葱茏。

(记忆难免失真,难免疏漏。望知情者更正、补充)


一九六六年

六六年六月九号下午,学校党总支组织全校师生批斗了彭大年老师。批斗他的理由,一是他五七年以提意见为名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六0年给他摘了帽,是个“摘帽右派”;二是他这次借批判“三家村”为名写大字报又一次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不批斗不足以平民愤。我和同学们积极、主动地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了。
跟武汉市各个学校一样,这次批斗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我和同学们积极、主动地参加到这场“斗争”去也不是偶然的,有它极其深刻的原因,应该说,它的酝酿始于六二年开始搞的思想革命化。
一九六二年以后,全国兴起了思想革命化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学习毛泽东著作成为时尚。我自然不甘落后,“请”了一尊毛泽东石膏像。我打小就热爱毛泽东。这种爱,是老师教的,也是父亲培植的。我父亲解放前是京剧艺人,年轻时曾经“红”过上海滩;三十年代由于嗓音失韵而从事教学,带出了不少有出息的徒弟。但是,那时候战乱频仍,天下大乱,许多人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我父亲带着全家在苏北、皖南、皖北讨生活,就这样熬到了解放后。共产党来了,社会上对艺人的称呼也变了,不叫“戏子”,而叫“演员”,更让父亲高兴的是生活安定了,再也不用颠沛流离了,从此父亲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既热爱又敬佩。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心里就由父亲撒播了热爱共产党热爱毛泽东的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粒种子就萌发,出苗,长成了树。在工农兵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中,我理应走在前面。
每次在家学习毛泽东著作,都要把主席像端端正正地放在面前,然后捧读宝书;边读还边看毛泽东像,小声地向他老人家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有时写写读书心得,努力改造世界观。我跟同学们、跟好多人一样在脑子里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如果我想的和毛泽东说的不一样,那一定是我错了,就一定得改,因为毛泽东是不会错的;思想革命化就是用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六三年起,城乡搞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也叫小四清;后来越搞越大。六五年初,全国大规模进行“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是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上的一句话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被这句话震撼了,甚至感到有些紧张。我看了一些电影,像《夺印》、《分水岭》等,使我初步知道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状况,对我树立阶级斗争观念起了极大的作用。我知道很多单位都派人到乡下去搞四清,有些大学生也去了。我也有“去”的念头,但正在高中读书,是不能去的。为此,我十分遗憾。因此,我抓紧学习报上的有关文章。
《湖北日报》也积极开展思想革命化的工作,一度开展关于“四所”(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所见、所闻、所想、所为)的讨论。我看了不少文章,有很大收获,阶级斗争观念大大加强,阶级分析能力也有所“提高”。如对小偷的看法,以前认为是思想意识问题,现在认识到是阶级斗争问题,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他的思想,他贪图安逸,想不劳而获,说明他已经滑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
那时,报上非常猛烈地批判“智育第一”、“分数第一”,说这两个“第一”只强调学习成绩,不管思想革命化,长此下去,学生就会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报上还批判了冯定的“正义冲动论”,指出这种说法污蔑了无数革命英雄,难道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而是由于一时的冲动吗?我看了这些批判文章,深受启发,觉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以后就十分注意学习论述思想革命化的报纸刊物,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以前崇拜一些有名的古代文人学者,常常阅读他们的作品,读得还十分认真。六十年代初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全国大搞思想革命化。我“痛切”地认识到,古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古代的,老是读古诗词,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封建士大夫思想感情的影响,只会使自己充满陈腐气。应该多读当代的革命文艺作品。于是,我买了杨朔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还在封面后写诗明志:“古文实有味,险为八股沉。老书箱内锁,不做长衫人。”这毕竟是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呐!我当时哪里知道,我指望能帮我去掉陈腐气的杨朔会在六八年被迫害至死啊!
六四年全国京剧会演在北京进行。听武汉京剧团的人说,这次不但毛泽东接见了所有的演职员,还跟他们合影留念,照片发给每一个参加会演的人——我见过照片;江青还讲了话,叫《京剧革命》。
那时候,社会上的政治气氛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浓烈。在文艺界,这个气氛格外浓烈。《湖北日报》对一出京戏《胭脂虎》展开讨论,批判者有之,肯定者亦有之,很是热闹。当然,最后的结论是否定了这出戏。当时,还把一出戏《三关排宴》拍成电影,杨四郎再不是念念不忘故国、不忘母亲的忠臣孝子,而是个丧失了民族气节的大叛徒。武汉京剧团移植了这出戏,我看过。报上还批判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大将李秀成,指出他是背叛了农民革命的无耻叛徒。这样的批判给我带来极大的影响。
三月份,湖北省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我和同学们参加贫下中农游园活动。前一天,参加活动的学生都学唱一首歌,歌词是:


贫农下中农哎
翻身的日子火样红
如今掌握了印把子啊
紧紧抓住不呀不放松哟喂
噫哟喂哟呀儿哟子喂
紧紧抓住不呀不放松
呀儿呀儿哟子喂


同学们在歌声中“懂得”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掌权非常重要,否则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道理。第二天,我和同学们到中山公园与贫下中农代表共同搞了热闹而庄重的游园活动。
五月上旬,全国纪念发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武汉各大影院放映苏联、东欧的老电影。我没有都看,只看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这两部电影我小时候都看过,但基本上忘记了。这次重新观看,想到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时代的革命圣地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中心,更加深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憎恨。
这年九月,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发表了署名林彪的长篇论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我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特别是后面有一段最引起我们的兴趣——林彪把欧洲比喻为“世界的城市”,而把亚非拉地区比喻为“世界的农村”,以此证明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性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对当前世界形势极为形象而精辟的说明,这表明当前世界已处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时期;同时,也感到肩上的历史使命是何等重大,因为苏联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大旗和世界革命的大旗只能由中国高高举起,这将会是非常艰巨、非常艰巨的;但历史把这样伟大的革命重担交给了中国,我们就应该勇敢而坚决地挑起来。想到这里,我极为兴奋;当然又都为不能亲身参加埋葬资本主义的战斗而遗憾。
前几年,国际共运展开大论战。中共发表了许多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先批法国的多列士,再批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最后跟苏联“老大哥”摊牌了。苏共领导在七月份发表《公开信》,谈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中共中央从六三年九月起发表一系列文章,系统批判苏联《公开信》。当时,各单位都组织学习,气氛热烈,群情激愤。
和所有的中国大陆年轻人一样,我一直对赫鲁晓夫从红场陵墓搬走斯大林的遗体切齿痛恨,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在初中,学校领导跟学生们作报告,告诉学生: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没有始终抓紧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而给赫鲁晓夫篡夺领导权、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造成了可乘之机;所以,要保证我国不发生这种悲剧,就必须始终坚持抓紧阶级斗争,搞好思想革命化,抵制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狠批现代修正主义,现在搞的四清运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到了高中,这一方面的教育抓得更紧了更深入了。学校书记在开学典礼上说,现代修正主义有好多牌子的,有铁托牌的,乌布利希牌的,陶里亚蒂牌的,最坏的也是最危险的是赫鲁晓夫牌的,“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因为苏联是列宁的故乡,苏联党和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世界革命做过非常伟大的贡献,所以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特别具有迷惑性;不过,毛泽东无比英明,早就一眼识破现代修正主义的各种鬼蜮伎俩,并号召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要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一九六三年,我看过一部记录片,叫《世界人民公敌》,专门揭露美帝国主义凶恶嘴脸的。我从这部电影中了解到两点:一是美国已经法西斯化,跟纳粹德国一样了;再一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搞侵略,但处处碰壁。因此,我认为,美帝国主义离灭亡已经不远啦!现在,不仅要反帝,也要反修,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祖国永不变色。
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发表长篇论文《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颂扬伟大领袖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所做出的划时代贡献,接着又发表了《二论》、《三论》,引起巨大轰动。当时到处都在组织学习这三篇论文。各班由班主任辅导学生学习。经过学习,我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过了两个五十年,第一个五十年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第二个五十年以列宁为代表,当前则以毛泽东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我想,当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对世界革命做出了多么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今天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一定会做出更伟大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这一代是多么幸运和幸福啊!我一向遗憾自己没出生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不能参加如火如荼的激烈的生死决战,也没能参加反右、四清这些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如今赶上了这样的革命时代,真是再好不过了!
此外,我和同学们还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面的重要文章,参加忆苦思甜大会,听老人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愤怒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所谓反革命黑话,特别是批判《伟大的空话》,写批判稿在班级大会上愤怒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把嗓子也喊哑了。那时,嗓子哑不哑、哑的情况重不重是看你革命的感情深不深、革命的立场稳不稳的标准之一。我起初嗓子没有哑,很是着急,同学孙长生教我:喊口号的时候要尽最大的力气,喊完以后还要拖一下,能拖多久就多久。我照此办理,果然大有奇效,只两天工夫,嗓子就哑了。
六六年伊始,在学校领导安排下,师生们逐渐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课,而把文化课当成副课,更加积极努力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自四月份批判《燕山夜话》以来,上文化课已经越来越引不起学生的兴趣,批判活动越搞越多,火药味越来越浓。到了五月下旬,学校由每周六下午只开一次大型批判会改为周五周六两天不上课只开批判会,以班级开会讨论为主。
六月份,政治空气愈发火热,开始发烫了。在第一个星期里,《人民日报》几乎天天发表社论,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还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学们认为,期待已久的大革命终于来了,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因此一个个摩拳擦掌,感到天下国家全指望我们这些人啦。一股壮志豪情如烈火般在心中腾腾升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场运动中好好锻炼自己,争取成为新一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很快地,机会就来啦!
那天上午,校园里一如往常,老师上课,学生听讲,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正在暗中酝酿着。
我班第四堂课是物理,老师叫彭大年,给我们上复习课。他体态白胖,神情和蔼,语调温柔,教学行之有效,能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因此在学生中口碑不错。我不怎么喜欢数理化,因为计算太麻烦,特别是公式老记不住;但是对物理、化学课的非计算部分还是很感兴趣的。
正在上课之际,突然,学校共青团总支书记来了,叫走了班主席;过了一会儿,班主席又匆匆而来,叫走了团支部书记刘某,二人匆匆而去。对此,我也没在意,反正是领导又要安排大批判的事儿了。
那天,彭老师讲完课,自认为很满意,便布置了作业,还乐呵呵地走了。我那天也巧,睡午觉睡过了头,醒来一看钟,急死了,便连走带跑地往学校赶去,赶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路上,我不停地想象着正在上课的老师会如何批评我、同学们会如何讥笑我的情景。谁知,赶到学校后门时,却发现不见了平日的宁静,只听得一片喧嚣声,又见各教室里人影走动。
一进校门,就感到气氛不对,到处都是严肃而忙乱。办公室里,老师们在赶写大字报;来到班上,见黑板上写着“坚决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又见同学吕某满怀愤怒地在黑板上写下“彭大年是个老右派”七个大字。我大吃一惊:我的妈呀,骂老师啦!难道阶级斗争具体到我们学校来了?赶忙问别人是怎么回事儿。听说是这样的:彭大年这次借批判“三家村”的机会大骂共产党。写‘党’字,故意把‘兄’写掉了。听校领导讲,这就是污蔑我们党是没有兄弟党的党,而毛泽东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这不是有意反党反毛主席吗?要是工人贫下中农写的,那一般是笔误;可彭大年是右派,那性质就不同了,那就绝不是偶然的,是他右派本质的大暴露。
我经过批判“三家村”的“洗礼”,知道阶级敌人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时往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着革命的词语、喊着革命的口号却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彭大年不就是这样的吗?我要及时投入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去,和阶级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我开始写批判稿,可是批什么呢?从彭老师平时的言论里一时还想不出有什么问题来,不过,我知道彭老师还有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夺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胜利》,这个题目就有问题——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有谁会去“夺回”呢,那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所以他这张大字报就是暗中替阶级敌人说话的。分析到这里,我好高兴呐!一眼就看穿了彭大年的狼子野心,这是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反动言论的成果啊!就批这个“夺”字吧。写完之后,把稿子交给了刘某,由他交给学生会——学生会主席是本班同学郑某,目的当然是希望能让我上台发言。
大会是在下午四点钟开始的。在响电铃的同时,同学胡礼彬根据领导的安排跑到门房猛烈敲打挂在屋檐下的钢板(钢板是在突然停电时代替电铃的)。学校的气氛顿时更紧张了。各班学生一个个慷慨激昂、怒形于色,以近乎小跑的速度汇集在大操场。在一片仇恨的口号声中,几个学生提着木棒——这是练艺术体操用的——把彭老师押上主席台。彭老师脸色刷白,浑身筛糠般颤抖,几乎连台阶也上不了,后来被押送的学生七手八脚给拽上来,押到主席台右边角上站定,弯着腰在九十度左右。发言的学生一个接一个走上台去,挥舞拳头,瞪着眼睛,扯起嗓子,激动地宣读批判稿;老师代表也有发言的,他们显得比学生更激动,有的老师喊口号不是举一只胳膊,而是举两只胳膊,还要蹦踏几下。大会进行了两个多钟头,彭老师就一直没抬过头,也没伸直过腰。最后,学生会主席叫彭老师滚下去写交待。彭老师还没来得及“滚”,就被愤怒的学生一把揪下主席台押走了。
那一晚上,彭老师在教师宿舍二楼一直写交待。学生们四人一组轮流值班,每人手持木棒,虎视眈眈地监视着这个阶级敌人,不许他乱说乱动。直到转钟以后,尹业陶书记来了,要学生记住毛泽东的教导,“不虐待俘虏”,准许彭老师睡一会儿。彭老师这才上了床,但不得放下蚊帐,于是只好用被单蒙头而睡。我亲眼看见彭老师在抽泣。有人吼了他一声:“别做鬼样子!想用眼泪来换取我们同情吗?我们是不会上当的!”
第二天大清晨,担任监督任务的学生就把他提拎儿起来,要他自己读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他读得结结巴巴,带着哭腔,满脸是泪水和汗水。学生们并不满意,就自发地把他拽到食堂里,令他低头哈腰,把他批斗了一顿。斗完以后,又把他押到初中生上课的大楼,关在第二层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继续写交待。高二两个班的学生每两小时一班,每班两个学生负责监督,严密注意并记录他的一举一动;如有异常,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我就值过一个班。我看到彭老师一边写交待一边擦眼泪,不由得生出恻隐之心。但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在作怪,便自己“提醒”自己,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阶级敌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那几天,有老师在我们面前表示,自己对彭老师早有觉察,发现这个人不对劲,心里在暗暗提防着哩。若干年后,我想,当一个人无辜地被群体抛弃的时候,处境极其悲惨,其他人出于自保的动机,往往急于跟他“划清”界线,污蔑者有之,侮辱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拳脚相加者有之,一个个都“清醒”了,一个个都“聪明”了,这是觉悟呢,还是胆怯呢,甚而是残忍呢?
那次斗争会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身参加的“阶级斗争”,不再是旁观者了。我感觉好极了!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件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轨迹,因为就在十三号那天,上面派的工作组来了,此后学校再也没有开课,我也被人为地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涯,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


批斗班主任舒先龙
批斗彭老师之后,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只感觉意犹未尽,还想大干一场。六月十三号下午,工作组进驻我校。我们感到会有新的斗争将要开展。我和几个同学在传达室里谈了一个通宵,仍然精力充沛。上午,我们班请了工作组的一个人到教室里听取同学们的意见。我们的意见集中在班主任舒先龙身上。
在官方组织的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所谓“反动言论”的全国性活动,让我们学到了一种“本事”,就是从一句话里甚至一句话中的某个字上发现政治问题。舒先生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我的同学王巧巧六四年没考进高中,自愿下放到阳新县半壁(边)山农场,想投入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热烈的生产斗争,锻炼自己,改造世界观。可是,到了那里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每天就是出工——做饭——又出工——又做饭——晚上睡觉,单调至极,因此很灰心;更多的人是抱怨出身不好,来到这鬼不生蛋的地方,一辈子全完了,因此女孩子经常啼哭、男孩子则唉声叹气。她写信给我和其他关系好的同学,诉说内心的苦闷。我见她情绪消极,就回信给她说:“上山下乡的人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有真心实意的,有半心半意的,有被迫的。你是真心实意的,不要受那些半心半意的和被迫的人的影响。”我把自己的观点在高中同学中也讲过。我以为我很有分析头脑哩,可是遭到舒先生的批判,他说:凡是上山下乡的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的,因此都是革命的。把他们分成几类是没有看到他们的本质,有煽动性,客观上在破坏上山下乡。这一番“宏论”,把我弄得稀里糊涂,分不清是非了。他还组织批判我说的一些他认为错误的话。以后在上课时又多次旧话重提。对别的同学说过的话,他也能搞几句出来批一批。
他如此对待学生,首先是当时大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再就是跟他的政治经历有关。在五七年反右以前,他说话比较随便,曾戏言“毛泽东长得像婆婆”、“刘少奇长得像猴子”、“周恩来是美男子”等等。这些话搁到现在不会把他怎么样,可在那年月这都算大问题。他挨过严厉的批评,只是侥幸没被划为右派。从此,他很“注意”自己的言论。但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有好发议论的天性,迫于压抑的政治环境而不敢乱说,这对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是相当痛苦的。同时,他又想以“好”的表现在领导心目中重建“好”的形象。于是,他需要找批评的对象,我和一些同学就成了他宣泄内心压抑和在领导面前图表现的倒霉蛋。这样,他就难免跟我们这些学生“结仇”。平时,我们没有机会;可是运动一来,我们就对他“下手”了。别的同学是怎么想的,我不便断言。但我是想报复他的。我想用事实“证明”他才是真正“反动”的。
我们这些学生并不傻,也学会了他这一套,拿来对付他。他平时跟我们说话也常常口无遮拦,例如他说王杰死了进了棺材也是革命的、王杰的每个指甲都是革命的;投机是不好,但投革命之机有什么不好;胡志明主席快七十岁了也没结婚,我没结婚怕什么;等等。批判三家村以后,我们“学会”了观察、分析所谓反动言论的方法,把他说的话上纲上线一“分析”,觉得他更反动,就纷纷向工作组揭发他的“反动”言论,写成大字报贴在食堂里(贴在食堂里,一则食堂里有一面墙没有被“充分”利用,二则有很多师生在食堂用餐),并标上“醒目”的题目《舒先龙是扼杀青少年的刽子手》。面对着我们的大字报,他只能目瞪口呆。
老师们揭发的“问题”更厉害。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人人自保,而自保最“好”的办法就是罗织他人罪名,且越大越好。这样,就可以把斗争矛头引到那个罪人身上去。老师们揭发,说他讲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的第一句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有语法问题,用了“诸位”就不能用“们”,不过人们习惯了,也就不算错了。这句现在看来没有问题的话在那时可是非同小可——竟敢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懂语法!又查出他曾经说过“毛主席长得像婆婆”,还查出他说“别人读毛主席著作是顺着读的,我可以倒着读”,等等,几乎都够得上“惊天大案”!彭先生和舒先生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在小型批判会上,不知怎的,居然“发现”他是五七年反右时漏网的右派!所以,批他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称其为“右派分子舒先龙”。他浑身颤抖,脸上显出惊慌又无奈的神情。最令他惊慌的,是一位女老师的“揭发“。那位女教师愤怒“揭发”他,说他自吹“可以倒着读毛主席著作”,并且质问道:“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时,他脸上的汗顷刻间就流了下来。我坐在第一排当中,看得很清楚,心里是又解恨又可怜他。
小型批判会以后,工作组就组织了大型批判会。
时间:一九六六年七月底;
地点:武汉二十八中隔壁某个单位的大礼堂。
那时,武汉正热,总在三十七、八度之间,热得令人窒息。可舒先龙先生站在台上竟然浑身颤抖。我想到他平时训人的那副凶样子,心里那个高兴呐简直没法形容。我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我知道,要不是这场运动,我和同学们那有批判自己老师的机会呢?平时只有老师批学生的,哪有学生批老师的呢?学生批老师,那可是大逆不道啊!师道尊严嘛!而如今,革命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使学生也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学生可以批老师,还可以直呼老师的大名,老师还得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听着,要不停地点头,不许有半点不满的表示,那些有问题的老师对学生的指示必须百分之百地遵循——这在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呀!现在,那些想也不敢想的已经变成铁的事实啦!
少不了我。我一上台,就大声说:“舒先龙的反动言论多如牛毛,他的三反罪行罄竹难书!舒先龙,今天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画像前,在广大革命师生面前,我来问你:你说过,投革命之机有什么不好呢?投革命之机总比当反革命好。这话是你说的吧?你在宣扬什么?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干革命不能有半点私心,可是你竟然鼓吹‘投革命之机’,就是引诱青少年不要全心全意干革命。这是替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后备军。我们绝不会听你的那一套鬼话。你的阴谋绝不可能得逞!还有,你一直没找着老婆,心里发虚,为了掩盖你空虚的灵魂,你竟然胡说什么‘胡志明伯伯一辈子没有结婚,不是一样干革命吗?我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呢?’你这不是把自己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吗?你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敢把自己跟胡伯伯扯在一起!”
在我发言过程中,每当我要舒先生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台下就响起“快说快说”的呵斥声。我太激动了,满面流汗。我看了一眼舒先生,发现他也是汗流满面。我好高兴呐,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
后来,工作组长拿起话筒说:“这只疯狗对着太阳狂叫,我们绝不答应!现在把这个坏蛋押下去,要他彻底交待。他敢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押下去!”
舒先生抬起灰白的脸,看样子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居然径直往前走,差一点就要栽到台下去。一位工作组成员拉住了他,把他拽向后台。
八•一八之后,武汉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烫,由砸招牌开始,到更改路名,最后发展到拉人游街。当时只要是被单位或街道认为有问题的人,学生都可以拉他们出去游街。这些人,头发被剪,头皮或露或不露,走在大街上,往往引来人们一阵哄笑,笑他们是“癞皮狗”;有的还挂着牌子,甚至双手反剪,一律低着头,光着脚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行走。很快地,这股风就吹到各个中学来了,自然也吹到武汉二十八中来了。
八月二十三号下午,我来到学校,听见喧闹之声。一看,原来是有些班的学生把那些被工作组判定有问题的老师押着在校内游走,边走边喊口号。我走到教学大楼二楼,只见初三(三)班的一群学生拎着一个女老师的四肢,吆喝着把她抬进本班教室。我问那些师弟师妹,这个女的怎么了。师弟妹们气呼呼地七嘴八舌:
“看样子,她是昏过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我看,她那是装死!”
“等她醒了,再游!”
高二(二)班的学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洁的彭老师推出来,按着跪下,还把一个又破又脏的字纸篓扣在他头上。彭老师不声不响,高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有几个本班和外班的学生冲上去就是一顿老拳,打头打背打胸脯。彭老师躲避不了,只能发出哼哼声。
我班是高二(一)班,自然“不甘落后”,准备把舒先生拉出去游街。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到齐了。八点钟左右,郑某把正在劳动的舒先生叫来,庄严地向他宣告:鉴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高二(一)班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把他拉到社会上进行批判。舒先生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看了看周围面若冰霜的学生,一言未发,就低下了头。有人拿来一个字纸篓扣在舒先生头上,又用一根麻绳系住字纸篓,接着把绳子两头交叉从面部到耳下绕到脑后,系了一个结,又绕到脖子前面,打了个结,绳子多余部分由押解的人牵着。
队伍出了校门,四个同学拿着木棒分走两旁。一路上,张某领喊口号,同学们尽力跟着喊,行人或看或跟着走,有人还询问游街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还有个别人冲进队伍里给舒先生一巴掌。押解的人有时制止,有时又没制止。
很快就到了舒先生的家。邻居们和其他人都来围观,指指点点、唧唧喳喳。舒先生站在一张条凳上。有同学向围观的人们揭发他的罪行。人们听着,有的表情严肃,有的怒形于色,有的只做出点头状。郑某、张某带一些同学进到我家去,有人把我妈押解出来,也推到一张条凳上站着。他母子二人被勒令脱掉袜子,但不许抬头。他母子顺从地照办。有的同学把舒先生的一些有问题的书——线装书和页面发黄的书——搬出来堆在马路上,张某划着火柴把书烧掉。然后,赵某、张某带着队伍走了。
这时,已经是中午了。那天也真怪,热得出奇,太阳光像毒蛇信子一样狂舔着人们,舔得人皮肤阵阵生疼;空气滚烫,热得人汗流浃背,挥汗如雨;柏油地面被晒得几乎要冒火,穿着胶底凉鞋也能感觉得到那股难以忍受的灼热。舒先生光着脚板走路,却毫无感觉似的。我想他一定很疼,因为他一直紧咬着下嘴唇。
在江汉路亨达利钟表店附近,马路边围观者当中有一个人递给郑某一件金黄色衣服。郑某抖开一看,原来是道士穿的长袍,大笑起来,又绷着脸叫舒先生穿上。舒先生犹豫了一下,但是看见周围的人们都在呵斥他,就顺从地接过道袍,急忙穿在身上。围观者笑声一片,郑某、张某和同学们都大笑不止。我笑得直拍手、直跺脚。
队伍继续前进。
下午一、两点钟,这次“游街”才结束。
当时,我的感觉好极了。可是,直到八年后的批林批孔,当我的学生给我贴大字报历数我搞“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种种表现时,我才彻底明白“学生斗老师”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怕又多么可恨的事!其荒唐、可怕又可恨之处就在于,师生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地步,教育还怎么健康地进行下去?教育不能健康进行下去,还怎么培养出正常的学生——民族的后代?
大会由军干子弟赵某主持,工作组幕后坐镇。不少同学都发了言,其中自然其中自然少不了我。我一上台,就大声说:“舒先龙的反动言论多如牛毛,他的三反罪行罄竹难书!舒先龙,今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前,在广大革命师生面前,我来问你:你说过,投革命之机有什么不好呢?投革命之机总比当反革命好。这话是你说的吧?你在宣扬什么?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干革命不能有半点私心,可是你竟然鼓吹‘投革命之机’,就是引诱青少年不要全心全意干革命。这是替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后备军。我们绝不会听你的那一套鬼话。你的阴谋绝不可能得逞!还有,你一直没找着老婆,心里发虚,为了掩盖你空虚的灵魂,你竟然胡说什么‘胡志明伯伯一辈子没有结婚,不是一样干革命吗?我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呢?’你这不是把自己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吗?你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敢把自己跟胡伯伯扯在一起!”
在我发言过程中,每当我要舒先生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台下就响起“快说快说”的呵斥声。我太激动了,满面流汗。我看了一眼舒先生,发现他也是汗流满面。我好高兴呐,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
后来,工作组长拿起话筒说:“这只疯狗对着太阳狂叫,我们绝不答应!现在把这个坏蛋押下去,要他彻底交待。他敢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押下去!”
舒先生抬起灰白的脸,看样子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居然径直往前走,差一点就要栽到台下去。一位工作组成员拉住了他,把他拽向后台。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武汉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烫,由砸招牌开始,到更改路名,最后发展到拉人游街。当时只要是被单位或街道认为有问题的人,学生都可以拉他们出去游街。这些人,头发被剪,头皮或露或不露,走在大街上,往往引来人们一阵哄笑,笑他们是“癞皮狗”;有的还挂着牌子,甚至双手反剪,一律低着头,光着脚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行走。很快地,这股风就吹到各个中学来了,自然也吹到武汉二十八中来了。
八月二十三号下午,我来到学校,听见喧闹之声。一看,原来是有些班的学生把那些被工作组判定有问题的老师押着在校内游走,边走边喊口号。我走到教学大楼二楼,只见初三(三)班的一群学生拎着一个女老师的四肢,吆喝着把她抬进本班教室。我问那些师弟师妹,这个女的怎么了。师弟妹们气呼呼地七嘴八舌:
“看样子,她是昏过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我看,她那是装死!”
“等她醒了,再游!”
高二(二)班的学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洁的彭老师推出来,按着跪下,还把一个又破又脏的字纸篓扣在他头上。彭老师不声不响,高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有几个本班和外班的学生冲上去就是一顿老拳,打头打背打胸脯。彭老师躲避不了,只能发出哼哼声。
我班是高二(一)班,自然“不甘落后”,准备把舒先生拉出去游街。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到齐了。八点钟左右,郑某把正在劳动的舒先生叫来,庄严地向他宣告:鉴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高二(一)班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把他拉到社会上进行批判。舒先生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看了看周围面若冰霜的学生,一言未发,就低下了头。有人拿来一个字纸篓扣在舒先生头上,又用一根麻绳系住字纸篓,接着把绳子两头交叉从面部到耳下绕到脑后,系了一个结,又绕到脖子前面,打了个结,绳子多余部分由押解的人牵着。
队伍出了校门,四个同学拿着木棒分走两旁。一路上,张某领喊口号,同学们尽力跟着喊,行人或看或跟着走,有人还询问游街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还有个别人冲进队伍里给舒先生一巴掌。押解的人有时制止,有时又没制止。
很快就到了舒先生的家。邻居们和其他人都来围观,指指点点、唧唧喳喳。舒先生站在一张条凳上。有同学向围观的人们揭发他的“罪行”。人们听着,有的表情严肃,有的怒形于色,有的做出点头状。郑某、张某带一些同学进到他家去,有人把他妈押解出来,也推到一张条凳上站着。他母子二人被勒令脱掉袜子,但不许抬头。他母子顺从地照办。有的同学把舒先生的一些有问题的书——线装书和页面发黄的书——搬出来堆在马路上,张某划着火柴把书烧掉。然后,赵某、张某带着队伍走了。
这时,已经是中午了。那天也真怪,热得出奇,太阳光像毒蛇信子一样狂舔着人们,舔得人皮肤阵阵生疼;空气滚烫,热得人汗流浃背,挥汗如雨;柏油地面被晒得几乎要冒火,穿着胶底凉鞋也能感觉得到那股难以忍受的灼热。舒先生光着脚板走路,却毫无感觉似的。我想他一定很疼,因为他一直紧咬着下嘴唇。
在江汉路亨达利钟表店附近,马路边围观者当中有一个人递给郑某一件金黄色衣服。郑某抖开一看,原来是道士穿的长袍,大笑起来,又绷着脸叫舒先生穿上。舒先生犹豫了一下,但是看见周围的人们都在呵斥他,就顺从地接过道袍,急忙穿在身上。围观者笑声一片,郑某、张某和同学们都大笑不止。我笑得直拍手、直跺脚。
队伍继续前进。
下午一、两点钟,这次“游街”才结束。当时,我的感觉好极了。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我认识到把斗争矛头指向他是错误的,拉他出去游街更是错误的,但仍然认为他有反动言论,挨批判是应该的。直到八年后的批林批孔,当我的学生给我贴大字报历数我搞“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种种表现时,我才彻底明白“学生斗老师”是一件多么荒唐、多么可怕又多么可恨的事!其荒唐、可怕又可恨之处就在于,师生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地步,教育还怎么健康地进行下去?教育不能健康进行下去,还怎么培养出正常的学生——民族的后代?一个民族没有正常的后代,将如何自立于当今世界?
砸毁古德寺
那时节,我和同学们都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不亢奋是不可能的,因为广播电台在天天报道来自北京的消息:


“八月二十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
“我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职工和街道居民的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广播里还陆续传来许多新闻。先挑选几条如下:


1.“我们在广大市民的热烈支持下,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道,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行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2.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接受首都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保卫我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于八月二十六日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并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小学。”


这些报道燃起了文革的烈火,使全国的城市学生也燃起了要革命、要造反的的“激情”!
北京动了,武汉自然按捺不住。武汉的学生们学起北京红卫兵的样子,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武汉市也天天有革命新闻了:


三民路该为人民一路,民族路改为人民二路,民权路改为人民三路,民生路改为人民四路;
还有用“红卫”命名的路;
一些老字号也改名了:曹正兴菜刀厂改为武汉菜刀厂;
中苏友好宫改为武汉展览馆,友好商场改为武汉商场;
武汉关(江汉关)改为反帝大楼!


学校里有人贴出大字报,提议:既然街道、厂矿、机关、商店、马路的名字都改了,人名也应该改一改,坚决清除封资修的遗毒在人名上的表现。一刹时,应者如云。有人改名叫“承革”,以示继承革命传统的意思;有人改名叫“卫东”,就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其他同学,有改叫“永赤”的,有改叫“击空”的,有改叫“红卫”的,有……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我校召开红卫兵成立大会。学校里蒸腾着滚烫的“革命”气氛。一些人在四处张贴标语: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造反有理!”


广播里反复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金色的太阳》。操场的主席台上飘扬着各色彩旗;其中一面鲜红的旗子,在热风中高傲地飘荡,上面有“红卫兵”三个金黄色大字。
各班学生早已整整齐齐地摆好条凳,端坐在操场上,静静地等待大会召开。
九时正,“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军人子弟赵某主持大会。
在响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声中,第一批红五类子弟满怀豪情、面含微笑地走上主席台,戴上了印有“红卫兵”字样的大红袖章。班上的工人子弟也上了几个。
赵某庄严宣告:“武汉市武汉二十八中红卫兵组织今天正式成立了!”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广播里领呼口号,与此同时,锣鼓声也响了起来。看着春风得意的红五类子弟,没有戴上红袖章的学生羡慕得眼睛直往外喷火,从心里或嘴里发出不服气的啧啧声。
散会后,各班学生回班上去。大家还没坐定,就听得广播里在喊话:“快把凳子送回教室,各人抄家伙,立即到操场集合,马上出发,到古德寺采取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采取革命行动”是什么意思,有多么大的威慑力!
一千多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排好队,以红卫兵为先导,很多人手里抄着家伙——铁棍、木棒、榔头、废旧的菜刀,一路高歌,浩浩荡荡地向古德寺进发。我也捏着一根直径一厘米的铁棍,跟着革命队伍前进。
大街上,各路游行队伍来往不绝,敲着锣,擂着鼓,高举愤怒的拳头,呼喊着口号。“牛鬼蛇神”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凸凹不平,有的凹处可见头皮。他们脖子上挂着木牌,被押解着游街示众。木牌上写着:“投机倒把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大右派”等等字样。
当时,我的感觉好极了,心想:这些家伙都是落水狗!尽管斗了一次又一次,还是不能放过!就是要痛打落水狗,打得他们永远不能跑到岸上来咬人! 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审查了,直到此时此刻,我才想到:如果把我也像落水狗一样痛打不停的话,我可怎么活啊!
队伍来到古德寺外,只见大门紧闭,推也推不动。有人骂开了:“里面的臭和尚听着,你们想对抗革命潮流是痴心妄想!快把门打开!”里面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同学们愤怒了,不少人翻墙而过。这时,我听见里面传来僧人凄楚的哀求声和同学们愤怒的呵斥声。外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纷纷用手里的棍棒死命敲打门板。很快地,大门开了,外面的人蜂拥而入,几个和尚抱头鼠窜。学生们在一片“呕”声中杀向各处殿堂。顷刻间,到处响起乒令乓啷的打砸声。
我嫌自己太文雅,动作太慢,比不过那些工农子弟,万分羞愧,便紧跟着冲进大雄宝殿。这时,大殿内已是一片狼藉,遍地是各色旗幡的碎片和碎玻璃。我一时找不到可砸的东西,急得要命。忽然,我看见有一盏残破的莲花灯可怜巴巴地挂在梁上,大喜过望,赶忙拖过一条已被“采取革命行动”了的椅子,站在这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上用铁棍猛敲那盏可怜的莲花灯,必欲敲下地来而后快。莲花灯被打得左右晃荡,玻璃渣直往下掉,可那可恨的灯座就是死也不肯掉下来。我怕玻璃渣砸坏自己的眼镜,又怕扎伤了脸,打了几下,见莲花灯实在打不下来,就气喘吁吁地回到地上,把那个破椅子给打垮了,以泄心头之恨。
我看见有人冲着我笑,又气又羞,就来到楼上和尚的一处卧室。一伙学生刚革完命出来。我想,完了,又来晚了。走进去一看,还好,发现一把断了嘴的茶壶和几个裂了缝的杯子,上面有山有水。这还用说,地道的封资修,砸!砸它个稀巴烂!我抄起铁棍敲了几下,把这些东西给“革命”了,便高高兴兴地下楼,来到院子里。
大门口,经书已经堆成了小山。旁边躺着几个木雕佛像,上面尽是泥土,一副倒霉相。围观的人比蚂蚁还多,不少人脸上露出不解或诧异的神情。
红卫兵在准备火柴,说要烧书。很快地,点着了火。一刹时,火苗腾起,转眼已形成熊熊烈火,呼呼作响。几个红卫兵顺势把佛像丢到火堆上,很快地,佛像也烧着了。人们围着火堆笑啊,跳啊,鼓掌啊,欢呼啊,气氛之热烈比火更盛。
我口渴了,就到庙里的厨房去找水喝。几个和尚一看见我,马上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睁大了眼睛盯着我。此情此景,让我好满足啊!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成年人这样“尊重”过我哩!这就是革命的威力呀!
我一面接过一个老年和尚双手捧着送过来的开水,得意地喝着,一面严肃而亲切地说:“我们革命是有原则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虐待俘虏’。我们到这里采取革命行动,是来破四旧的,同时也是为了改造你们。你们长期脱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吃斋念佛,干些封建迷信活动。广大革命群众早就有意见了。今天这次革命行动,就是对你们冲一冲,要你们也参加革命。”见和尚们恭恭敬敬地连连点头,我心里那个乐啊,简直就没法儿说啦!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这样教训人哩,而且是一群大人!我喝完了水,把碗往一个和尚手里一塞,就昂首阔步走出厨房。
今天我教训几个和尚,并不是谁交给的任务,完全是我自愿进行的。若干年后,我想,那时“自觉”革命的人太多,所以造成的损失才特别大。中国人——其中有我一个——太容易被鼓动、被操纵,这正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悲剧丛生的原因。
武汉市佛教四大丛林之一的古德寺就这样被毁灭了!四大丛林之一的莲溪寺,也在文革中被毁掉。另外两座寺庙,即归元寺和宝通寺,则一直被关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放。古德寺大部分建筑被拆掉,主殿后来被当作某照相机厂的一个车间。该寺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开始重建,到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已然部分恢复;但是要恢复到以前的盛况,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典籍,儒释道的都有。关于佛教的,有赵朴初先生介绍佛教的小册子,有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等等。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和我的同学、校友们当年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自己摧残自己的民族赖以生存了几千年的根基——中华文化!世界上居然会有这样的民族和由这样的民族教养出来的子孙!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的说法,在我们这群糊涂孩子身上得到最具体最准确的证明!然而,时光已不可能倒流,做过的傻事已不可能更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房管局的人造反
六六年文革爆发。“八•一八”以后,全国刮起“破四旧”的十二级台风,武汉自然不可能例外。八月下旬的一天,房管局的一大群人敲锣打鼓,举着红旗,喊着口号,来到位于汉口自治一街的京剧团宿舍,在二栋右侧外墙上贴了一份《严正声明》,一个怒形于色的小伙子拿着铁制广播筒在庄严宣告:


京剧团宿舍里资产阶级高薪阶层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东风劲吹,捷报频传。一小撮牛鬼蛇神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真是大快人心!革命人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与自豪!
我们,房管局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干部,今天来造你们的反!你们竖着耳朵听着:你们拿着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挣来的血汗钱,不宣传无产阶级革文艺路线,不歌唱工农兵,反而尽唱老戏鬼戏黑戏,贩卖封资修的黑货,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腐蚀广大革命群众,腐蚀青少年,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已经堕落为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你们凭什么住在人民建造的楼房里?我们平时给你们整修房屋,是遵从党的政策,并不是觉得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们再也不想侍侯你们了!
我们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的干部勒令你们,立即滚出这个宿舍,让伟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住进来。倘若不遵从革命的法令,我们必将采取革命行动!勿谓言之不预也!
特此声明!
(大意如此。我的印象是,原作的措辞更激烈,气势更嚣张)


然后,他们又敲锣打鼓举红旗,又呼喊革命口号,十分得意、十分满足地走了。
他们走了,可宿舍里乱成了一团。班底们倒没什么,他们不是高薪阶层,不属于“滚出去”的范围,说不定还能乘机换个好一点的房间住哩,所以挺高兴地看着事态发展。角儿们和“二、三路”的不知如何是好,男人咒骂叹息,女人抹泪揪鼻子。
我回来了,看到房管局的大字报,非常气愤。我和一帮宿舍里的年轻人在一起议论了半天,认为他们的大方向错了,他们来闹,其实是为了房子。我自信地说:“对他们呐,就用斯大林的话来对付:‘不理睬它!’”我嘴上这么说,可是心一直噗噗跳个不停,紧张得把手不断地往衣服上抹。
我想得挺复杂的。我觉得这是文革以来遇到的一个重大考验。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应当将房子让给工人阶级,因为房子是工人建造的嘛。你高薪阶层住这么好的房子群众当然不服啊!这在武汉市可是甲级房子呀,比许多工人住的房子要好得多。可话又得说回来,这些年角儿们也真听党的话,党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思想上不通是有的,但在行动上是坚决服从没有二话的。五八年,党要唱现代戏,角儿们就唱。青年演员很快就适应了上面的要求,像姐姐、姐夫他们就是的;可有的老演员丢不掉老习惯,出演角色往往念白要上韵(中州韵或湖广韵),像武汉京剧团的陈鹤(音háo,豪)峰演杨白劳、高盛麟演红军指挥员就是的。演员们尽心尽力去演好每一场戏,把这看成学习革命老前辈的具体表现。尽管不太习惯,但还是努力去做。后来,现代戏不叫坐,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各剧团又演老戏。武汉京剧团上演连台本戏《封神榜》,还有其它老戏,生意可好了。六二年以后,搞四清、搞思想革命化,现代戏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武汉京剧团又演出《白毛女》、《赤卫军》、《飞夺泸定桥》、《红色娘子军》等剧目。我就看过郭玉昆演洪长清、杨菊萍演吴琼花。现代戏还是不叫坐,演一场亏一场,但是上面保着,工资照发,演员也就没意见。六四年,十一月下旬,全国的戏曲剧团一律封箱(把老戏的行头统统收在衣箱里),不再唱老戏,演员们就一门心思演新戏。演员们包括那些角儿们真是听党的话。可上面还是一百个不满意,老说演员们、尤其是角儿们演工农兵演得不像,是阶级感情问题,是世界观问题。真不知要把演员改造成什么样子,他们才满意!我很有同感。演员们、角儿们一直在努力改造自己,可怎么就是不行呢?要改造成什么样子才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只是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今天不是说说而已呀,是准备动手啦,这可不是好玩儿的,得认真对待。可怎么对待,我并不知道。我想,估计跟那些家伙辩论也是白搭,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幸好,老天有眼,报上发表了社论《红卫兵要向工农兵学习》,要求红卫兵必须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后,破四旧的风潮过去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武   斗
武斗,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现在的年轻人,包括45岁以内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现象,甚至不敢或不愿相信在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那样骇人听闻的事。出于历史的责任心,我觉得有必要给后代留下一份具体的史料,希望我们的后代能永远记住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再也不要上演那个时代的悲剧了。那种悲剧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一部分。
那是一九六七年,血腥的六月!
1967年,是文革的第二个年头,群众组织因观点不同而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两派之间进行着殊死的战斗,不少大、中城市处于血腥之中。
武汉的两大派是百万雄师(它是一个联合性的组织,是由一些反对钢新派的工人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的)及老红卫兵组织为一派,三钢(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三司革联及其他同一观点的组织为另一派(下面称其为钢新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一边是被说成是“造反派”,而百万雄师一边被说成是“保守派”。
造反派曾经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2月8日,几个造反组织(工人总部、九•一三、武汉二司为主)发表了一个声明,斥责另外几个造反组织是“投机商”、是“坏东西”。这就是武汉文革史上所称的“二•八声明”。另外几个造反组织当然不依不饶,进行猛烈反击。后来,武汉军区介入,发表了“严正声明”,支持对“二•八声明”的批判。三月份,说是中央文革的某人(听说是阎长贵)表了态,说“二•八声明”是“大毒草”;紧接着,工人总部的头头被捕,组织陷入瓦解状态,九•一三和武汉二司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样一来,原先几近消亡的“保守”组织便复活了,势力越来越大,逐渐压倒了造反派。于是,造反派中的钢新两派便联合起来,要为工人总部翻案,陷入瓦解状态的工人总部也动了起来。他们提出口号: “打倒武汉的谭震林——陈再道!”双方都有工人、学生和干部,斗得死去活来,由唇枪舌剑发展到动手动脚直到兵戎相见,
那时,武汉三镇的政治状况有所不同:武昌钢新派势力大,汉阳百万雄师势力大,汉口则双方各有据点——百万雄师以江汉公园为据点,钢新派以民众乐园为据点。
我当时是站在百万雄师一边的,但我的身份很“特殊”。是这样的:武汉还有个三司(武汉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我是其中一员。四月份钢新派闹起来以后,三司分化出一个“三司革联”,成了钢新派,而总部则既反对钢新派,又不跟百万雄师采取一致行动,成了骑墙派。我和三司的许多人一样坚决站在百万雄师一边却保留着三司成员的身份。
我那时在武汉市二十八中;因为笔头子硬,又会辩论(一会写,一会说,在文革中是特别吃香的两个“技能”),担任一个反对钢新派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头头。
六月八号,百万雄师和“红卫兵”(当时,保过王任重和张体学的学生始终认为自己是老红卫兵,是正宗的)在新华路体育场集会,声讨刘、邓、陶、王和张体学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还呼喊口号:“打倒孟夫唐,气死真保皇!”这个真正的保皇派指的就是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实际上,无论哪一派都是又造又保的。钢新派保他们的人,也是很“铁杆”的,也是“铁杆老保”。
会后,百万雄师和“红卫兵”又举行大规模游戏,武汉部队的一些官兵也参加了,从新华路到循礼门、到江汉路、再从中山大道到武胜路、到汉阳、到武昌。一路上,口号声此起彼伏,持续不断,赢得同观点群众极其热烈的掌声。
钢新派当然不依不饶,沿途干扰。在湖北大学(今武汉财经学院)外面,里面的钢新派抛出雨一般的石头,大的如拳头一样大,把我们的游行队伍差一点儿搞乱。我们这一边当然也不依不饶,有人冲进了湖大,于是双方发生了武斗。在继续前进的路上,看见有几辆钢新派的汽车(根据他们扯的旗子看出来的),我们的人冲上去把车窗砸碎了,把逃走慢的人也打了。
战场主要在汉口这边。第二天,我和几位战友到湖北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去过,只见几百米的街道上到处是残砖碎瓦,又听见有人在那里绘声绘色地讲述双方用洋镐棍对打、致使头破血流的情景。当时,谁也没想到会发生更惨烈的六一七武斗。
“六八”之后,有一天,我正和几个战友商谈写大字报造“革命”舆论的事。这时,一位中年人找上门来,问我们是哪一派的。我说是百万雄师一边的,是老红卫兵组织。他顿时就笑了,笑得十分憨厚,自我介绍说叫吴恒坤,在二十八中中旁边一个工厂(厂名已忘)工作,是“革命造反军”的,属于百万雄师。我和他热情握手,又问他的来意。他说汉口这边两派混合,难免受到攻击,最好我们这一派的人能联合起来,搞联防。我们一听很高兴,急忙表示愿意跟他们搞联防。他邀我们明天上午去他们厂办公室开会。我们答应了。
战友们推举我去,我也想接近工人阶级了解他们、同他们相结合(那时节,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相结合,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向往的。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这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标准),第二天就愉快地去了。参加会议的还有附近的两个厂,这样就有四个单位搞联防。经过会议,初步决定:一旦某个单位有麻烦,其他三个单位务必赶来支援;但是尽量不先动手,坚持说理斗争;实在不行,就干它。会议还决定,过几天再开一次会,把计划搞具体些。我回校后跟战友们传达了会议的决定。我们都摩拳擦掌,准备干它一仗。我知道,二十八中中这一带离汉口两派斗争的中心地区较远,在当时接近城乡结合部,一般来说,发生大型武斗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当年的我,和战友们一样,仍然希望能有一次经受“革命洗礼”的机会。
几天后的下午,也就是1967年6月17日,这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那天下午,我又去开会。
三点钟左右,“革命造反军”的一位头头去接电话,很快就回来了,说六渡桥、铜人像那边打起来了,还死了人,总部要他们组织人去江汉公园。说完,他就戴上柳条帽,抄起洋镐棍,带着一些情绪激动的人走了。我也要去。吴师傅诚恳而严肃地说:“不行!那儿危险!”
卡车飞快地开走了。
我决定自己去。我邀了同学张凤兰一起去。我们走出江汉北路,穿过循礼门铁路,经过中心百货商店,在江汉路与中山大道交叉处向右拐,朝六渡桥走去。这时,只见人们如潮水般向前涌去。到了陈列馆,我感到气氛越来越紧张,似乎弥漫着血腥味了,就停了一下,摸了摸衬衫胸袋里的武汉三司兵证,估计有这个兵证做掩护,钢新派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可是考虑到张凤兰没有这种兵证,不该要她去冒险,就要她在陈列馆门口等我。她答应了。我定了定神,就无畏地来到民众乐园侧门。
几辆军车驶来,车上满载军人,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本,唱着语录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又高呼口号:“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钢新派从周围涌来,指着军人大喊:
“你们支持老保!”
“老保杀害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老保讨还血债!”
“打倒武汉的谭震林!”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
“团结起来,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老保完蛋!”
口号声声,哭声阵阵。
猛听得,有人高喊:“让开!让开!”只见两个钢新派挟扶着一个气息奄奄的人往民众乐园侧门跑来。后面紧追着不少人,用玻璃瓶和砖头猛砸,用铁矛狠戳,高喊着:“打死他!打死他!”有人迎上去,连连摆手,也在高喊: “要注意政策!” “不虐待俘虏!”就这样,那个气息奄奄的人才得以被拖进了民众乐园。
我面对这一切,感到困惑、恐惧、痛苦!文化大革命嘛,不是“文化”吗,怎么动起“武”来了呢?从辩论到谩骂、又从推推搡搡到打打杀杀,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了?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我正在迅疾地思索着。一个人过来了,站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愤怒地指着军人叫喊:“你们还支持老保?你们看!”
我转身一看,见一群人推来一辆板车,一边哭着,一边冲着军人叫骂:“你们还支持老保?那些狗日养的在杀人呐!”
板车已经推到军车旁,上面有一个少年,大约十三岁左右,仰面躺着,上穿大红翻领汗衫,下穿蓝色裤衩,一目紧闭,一目微睁,双手摊开,只见咽喉部位一个血洞,车上血迹一片,来路血迹一行。许多人围上来,放声大哭。军人们神情严肃,默然无语。司机端坐驾驶室,手扶方向盘,双眼直视前方,直如石雕一般。
我蓦地觉得背脊发冷,恐怖感顿时压在心头。凭预感,我知道在这种氛围下只要有人把我检举出来,我顷刻间就会横尸街头,成为这个少年的祭品,即使我竭力申明自己是三司的也无济于事。我想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慢慢挤出人群,慢慢向陈列馆方向退去,离开一百多米之后,速度加快,几乎在跑,绕到大智路,向江汉公园走去。
我和张凤兰到了江汉公园,见到自己人了,我心里才松了口气。那些人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也有戴钢盔的,手执长矛,一个个怒形于色,挤上二十辆左右的大卡车。一问,才知道有几十个自己人被困在德华酒楼上了,不去解救他们,他们就死定了。那怎么行?当然得去救哇!
卡车上的人都激动万分:有一言不发瞪着眼的,有晃晃悠悠直抹汗的,有……也难怪,生死关头,活人哪个会不紧张?一位老工人鼓励车上一个青年工人说:“你别怕!你怕,对手更怕。你一怕,他就狠起来了。你冲上去就打就刺,学程咬金的三斧头!”那青年工人抿紧了嘴唇,一个劲地点头。老工人说:“年轻人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锻炼自己!”
一声长哨,汽车发动了。车上车下的人一起喊口号: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
“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镇压反革命!”
“下定决心,踏平工总!”
“永远和人民解放军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又是口号声声,欢呼阵阵。
我们跟着汽车跑到铜人像,又跑到妇女儿童商店,又跑到老会宾对面。我看到德华酒楼的楼顶上人头攒动,都戴着柳条帽,往铜人像方向张望,显然在焦急地等待援救。下面人行道上全是钢新派的人,有人使劲朝楼上投掷石块瓦片。旁边一座大楼顶上有人往德华酒楼砸砖头,几个百万雄师的人在那里警戒,用木板遮挡自己。砖头砸在木板上,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
已经有一些军人赶到了,劝说人们散开。但钢新派围着他们,怒目圆睁,指着他们的鼻子骂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有的姑娘哭红了眼睛,骂百万雄师狼心狗肺杀人不眨眼,要讨还血债。有的战士跟钢新派辩论起来,寸步不让。双方直争得汗流满面。钢新派方面的人多,战士们被推推搡搡的,常常站立不稳。
我在感情上绝对是站在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一边的,认为钢新派太蛮横;同时,在理智上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人杀了人的事实,因为直到现在为止自己一方还没人被对方杀死。不过,德华酒楼上的自己人被钢新派重重围困,脱不了身,危在旦夕,可见武斗的责任肯定是应由钢新派来承担的。
这时,百万雄师的人已经控制了各个路口,确保后方,敢死队组成长方阵型缓缓地向德华酒楼方向走来。钢新派也不示弱,从妇女儿童商店楼顶往下投掷砖块,砸在马路对面的门面上,铿铿作响;他们的敢死队也举着旗子、操着长矛冲上来了——两军相遇,必定是一场血肉横飞的厮杀!
忽然,又有一批军人赶到。军人们一部分迅速组成人墙横在马路上,另一部分分别劝阻双方敢死队员,但是劝阻不了。
解放军的人墙是薄弱的,只要有一方人员一冲,人墙就会坍塌。不知是谁高喊一声:“同志们,帮解放军制止武斗!”哗的一声,许多人冲上去了。我先是看着双方寒光闪闪的长矛可吓坏了,别看六月天气热,我可浑身直是发冷;后来看到解放军战士们组成人墙,又看到许多人冲了上去,顿时产生了一股壮志豪情,也冲上去加入了人墙的组合。人们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生人熟人,不问观点,不问派别,手挽着手,站在解放军前后。军民呼喊着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声里充满焦虑,充满期望。
这样的人墙有三层,是谁也推不倒冲不垮的。双方武斗人员面对老百姓都不能不有所顾忌,但都敢粗暴地对待解放军,因为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谁都可以欺负。我亲眼看见有的战士脸面上流淌着细细的水流,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想起这情景,我都无比感叹。都是娘生父母养的,倘若他们的父母在场,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狼狈、这样无奈地忍受一切,想必她们一定会抱住自己的儿子号啕大哭的呀!
世上的事太复杂,复杂得有时叫后人无法想像。组成人墙的人和围观的人一边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一边又互相辩论起来。有的为钢新派说话,大骂百万雄师是豺狼虎豹,要为挑起武斗负责;有的为百万雄师辩护,骂工人总部是反革命,骂二司三新也是反革命,要为挑起武斗负责。两边辩论起来,针锋相对,面红耳赤,有人说得泪水涟涟,竟至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但是谁也没松开手,而且随着双方武斗人员远远地面对面指责而挽得更紧了。
我站在钢新派这边地面上,却和钢新派的人辩论,辩得汗流满面。有人当着我的面大骂百万雄师是吃人的狮子,是法西斯。我说他们不该乱说,还说他们打砸抢抓抄,给那么多人开除党籍团籍,还不准三字兵起来造反。
后来,双方武斗人员被军人劝开,越离越远,人墙也自行解散。武斗被暂时制止了,但我感到的不是振奋,而是劳累——从肉体到心灵的劳累,昏头昏脑地回家。张凤兰也回去了。
那一晚,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可也一直没安下心。六渡桥那边不时传来广播声:“打!狠狠地打!”还传来冲锋号的声音。
后来几天,连降大雨。又过了几天,我到江汉公园找同学,特地打老会宾走。我早就听说那儿横着三具尸体,是百万雄师的,想去看,又怕看,最后还是忍不住,去看了。由于连降大雨,尸体腐烂得厉害,俱已发黑,散发恶臭,令人作呕;上面爬满苍蝇。我感到万分恶心,快要吐了,便急速离开回家了。这一天,吃饭难以下嚥。
若干年后,我一想起来就犯恶心。我常想,要是死的是我,那该多么可怕呀!要是死的是自己的亲人,那我会怎么面对呢?要是死的是熟人,那我会对他们的亲属说“这是革命的代价”吗?我无法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人是为了什么而死的呢?该如何评价他们呢?那些死了的人在主观上都是要革命呐,他们是为搞文革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应该追认他们为烈士,至少要承认一边吧,可是谁承认他们是烈士呢?当局没人过问这种事,一言不发,连个安慰的说辞也没有!看样子是白死了。如果将来又要老百姓革命,还会有谁去参加、去卖命吗?可能有人还要说:“要他们搞文斗,他们偏要搞武斗,死了怪谁?”如果有人这样说,我只能祝他断子绝孙!
双方呼喊的口号几乎一模一样,都要捍卫毛泽东、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中国共产党、捍卫中央文革,可是双方竟然都把对方当阶级敌人,都在以死相拼,都要消灭对方:这是多么滑稽的闹剧、又是多么惨痛的悲剧哟!
愿老天爷眷恋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吧!
让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闹剧和悲剧吧!



我的四次串联
我第一次串联去的是北京,时间是六六年八月三十号。
那时候,破四旧刚结束,学校里盛传毛泽东每天要接见八万人。我动了心思,想去北京见毛泽东,就把想法跟我的两个朋友孙长生和沈树信说了。他们也有这个念头,彼此一拍即合。孙长生说:“我爷爷一家在北京,在北新桥。正好可以去找他们。”于是,我们决定结伴同行。
当务之急是搞到去北京的火车票。怎么搞呢,我们毫无所知。经过商量,我们想去车站碰碰运气。三十号那天上午,到了大智门车站,我把我们三个的学生证递进售票窗口。我的心在急剧地跳动,不知会遇到怎样的局面。等了一会儿,喜从天降,售票员竟递出我们的学生证和三张车票,车票上标明的时间是当天晚上九点多钟的。登时,我们相视一笑——成功啦!碍于候车室的环境,我们忍住了;但是,一俟出了车站,我们禁不住大笑起来。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结果呀!太顺利啦!我们一路笑着走了一段路,然后各自回家。
当时,能到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并非所有的人,必须是“红五类”。我校就奉上级的命令安排过一次红五类子弟去北京的活动。我班的张美萍等人就遇到了这次机会。班上多少人羡慕至极。我、孙长生、沈树信还有其他不“红”(红五类)不“黑”(黑五类)的子弟们心中非常嫉妒、非常不服,却无可奈何。怎么办?只有自己想法子。走正路子不行,就想办法走歪路子。我们自己去搞票,没有校方批准,所以就不是正路子,所以就有人认为是非法的。
我不想把我去北京的事告诉我妈,嫌她啰嗦,就先转道住在航空路的京剧团打鼓佬张世恩叔叔家,向他家的当家人卓霞阿姨借十元钱,说是我妈要我来借的。她二话没说,给了我十块钱。我拿了钱,“代表”姆妈表示了谢意,便告辞回家。
当天晚上七点钟,我们在我所居住的自治一街武汉市京剧团大门口集合,就一起直奔车站。
进站很顺利,可是上车一点也不顺利。因为是从广州到北京的过路车,车上人本来就多,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了一身大汗,才挤进去,但只能站在车厢门口。后来,又来了一批大学生,边吆喝着边挤,竟把我们挤到两节车厢衔接的地方。孙长生喘着粗气说:“刘中秋,刘中秋,我要吐了!”我边喘着粗气边鼓励他:“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想想当年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又冷又饿,多艰苦啊!”有人说:“我这时候倒想爬雪山过草地哩。多凉快!”周围传来笑声。等后来车开动了,才稍许松动了些。我们就把书包垫着坐,双肘交叠往膝盖上一放,在列车的摇晃中睡着了。说是“睡着了”,其实是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等到天大亮的时候,车子早已过了信阳。我第一次看到了华北平原,嗬,那个大呀!我还看见了马车,北方农民挥舞马鞭赶着马前进——这都是在电影上才看到的啊,我兴奋得不得了!
车上的人基本上是湖南的学生。从他们的交谈中,从我们对他们的询问中,我了解到他们是到北京请愿的(原因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什么事跟警方起了冲突)。我们三个其实也是到北京想澄清一些感到困惑的问题。我们对“破四旧”最初是热烈拥护并积极参与的,参与了我校砸毁武汉佛教四大丛林之一的古德寺的行动,又参与了我班押送班主任舒先龙先生游街的活动。但是,我们和有些同学如胡国镕等还没有完全糊涂,都认为胡乱揪斗人是不对的,为此在班上跟文革小组负责人张某、刘某、郑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还去过市委信访部希望得到支持。不料,《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令我们哑口无言。但是,我们重温了毛泽东关于政策的说教,仍然想不明白,总想把问题搞清楚。这也是我们去北京的一个原因。因此,我们和那些湖南学生有共鸣之处。
从广播里,我们得知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五十万人,羡慕得不得了,深悔晚了一步,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当时,我们不知道,半个月后,我们也参加了毛的第三次接见。
我们当天晚上到了北京。
下车后出了站,我们去找长生他爷爷。一路上看到很多红卫兵小队,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见他们个个面无表情,所到之处,人人敬而远之。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不言不语,加上昏黄的路灯,给我的感觉是气氛非常压抑。
我们来到北新桥某居民区。这个居民区离马路有点距离,路灯更昏暗,又少,户外只有几个小学生在玩,我感到气氛更压抑。
长生在昏暗中拉住一个人,喊了声“奶奶”。他奶奶擦了擦眼睛,说了声:“呦,是长生啊!”就拉着她进了一个小院儿。我和沈树信也跟着进去了——我第一次实地看见了“仰慕”已久的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四合院。我一时很兴奋,又好奇。
他爷爷看见我们,不是笑容满面,而是严厉又带着惊恐地问我们:“你们是串连来了,还是请愿来了?” 我和沈树信看到这架式,心里老大不高兴;孙长生更是没好气地说:“什么都不是!”他爷爷又问了他几声。他一句话也不说。
我见气氛不对劲,就说:“爷爷,我们是来看大字报的。如果有不同意见还准备跟写大字报的人交换意见,还准备跟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谈谈,谈他们的《十条》,还……”
他爷爷一听此话竟然脸色大变:“那么说,你们是请愿来了?你们还敢跟清华红卫兵谈谈?不要脑袋啦?走!赶快走!现在就走!今儿晚上就走。现在是戡乱时期,别惹麻烦!”他堂叔也说:“你们还敢跟清华红卫兵谈谈?胆子也忒大了!他们定的《新十条》就跟《十六条》一样,各单位都乖乖执行,你们可千万别去碰他们!这样吧,我带你们去天安门的一个接待站,要是能接待你们,你们就留下来吧。”
长生这才转怒为喜,斜视了他爷爷一眼。他爷爷的脸本来就瘦,还满是褶子,再绷着脸,让人看着又别扭又害怕。听他堂叔说完以后,他爷爷一声不吭,陪着我们一起去了。



刚出院门,长生的奶奶一把拉住长生,呼唤了一声“长生”,就哭了。当时,我只觉得是通常的祖孙感情的表现,为此着实感动了一阵,但没有深入思考。过了几年,我在回想此一情景和他爷爷的态度时蓦地产生另一种心情,就是凄凉感。怎能不凄凉?长生和他爷爷、奶奶,一在北京,一在武汉,相隔两、三千里,见一次面实属不易;可是,在破四旧的狂潮刚刚过去,令人恐惧、压抑的社会氛围竟然使平素难得一见的祖孙不敢立即相聚,不得不“寻求”政治上的“保险系数”!那是个怎样的世道!
出了巷口,过马路,先到一个中等规模的饭馆吃点东西。他堂叔去叫菜去了。我观察了一下这个饭馆,发现饭馆内吃饭的人较多,但没什么人说话,几乎鸦雀无声,气氛显得肃杀;还发现个别服务人员胸前有块白布,上写该人的姓名和政治身份资本家或五类分子。我觉得北京的革命比武汉的厉害多了。正想着哩,长生他堂叔端来三盘菜,说:“吃饭的菜没了,就用下酒的菜吧。”我们匆匆吃过,就奔汽车站,上了去天安门的汽车。
汽车在昏暗的马路上前行,到了东单往右拐,上了东长安街,马路才明亮起来。到了天安门,我看见那一块特别亮。原来,整个天安门城楼都被高度数的电灯环绕,毛泽东巨幅画像的周围也是高度数的电灯。
到了府右街中南海西门,中央办公厅在那里临时设了一个接待站。八月八号那天,毛泽东路过时突然就下车去见了一些群众,报上登了毛泽东当时一句著名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会儿我来到这里,心里自然万分激动了。我们见到一位负责的工作人员。他轻言细语地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和蔼地说:“我给你们开个条子,你们去某处接待站。”说完,就开了个条子递给我。我们一行出来后,沿着路灯昏暗的马路走到另一处接待站。
接待站设置在一个不知是什么单位的小礼堂里。里面的人都堆起来了,都在急不可耐地等着安排。我们在大门口领了号,号码写在一张长方形的纸片上。我们领的号码是“***”,就耐心地等着叫号。工作人员忙着叫号,两个号码之间相隔几十号,凡属于号码范围以内的就急忙大喊:“到!” 工作人员验过他们的号,就安排他们去某单位或某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都有。我们来得太迟,当晚安排已不可能,只能在接待站囫囵睡一晚上了,等到第二天再说。我们劝长生的爷爷、堂叔先回去,说好等安排了就去找他们。他爷爷和他堂叔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离去。
接待站里早已“人满为患”,我们只得自谋睡处。八月底已是秋天,当晚还刮起了北风,气温降低了一些。我体质单薄,怕冷,就想找一处暖和的地方挤一挤,混一晚上再说。还别说,我很快就找到一处比较合适的地方——在礼堂的主席台上睡满了人,有几个大学生在侧着身子酣睡;我便在他们中间一尺左右宽的空隙里侧身睡下了。
第二天,大家早早就起身,等着安排。我们刚好被安排到北新桥方家胡同小学,离他爷爷家满近。这倒是没想到的,也许是老天爷的关照吧。
那时候,北京的革命气氛浓得很。人们正沉浸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后的亢奋情绪中。听说前几天好多学生和群众跑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游行,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沿途贴了不少标语。我在东单也看到过标语,有一幅的内容是:“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这一类标语是怀念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反对现在的苏联的。孙长生带我和沈树信到扬威路去了一趟。我看见扬威路中间用石灰浆画了一个粗粗的长长的箭头,箭头前面写了“反修路”三个大字;还看见了苏联大使馆。
为了支持串联,官方安排了许多大卡车,到指定的地点去坐,人满了,车就走;有时候,没赶上这样的车,就坐公共汽车,不用买票。在公汽上,售票员卖完了票,就大声背诵毛泽东语录。
我们跑了不少大学,在大学,看了好多大字报,真是长见识。每次跑了一个大学,我都很激动,因为大学里有很多很多大字报,内容基本上是我闻所未闻的讯息,例如有康生的讲话,说毛泽东在这方面超过了马克思、在那方面超过了列宁。我觉得我视野开阔了,头脑丰富了。
我们冒过一次险。我们三个来到清华大学附中,找到他们的接待处。一个学生接待了我们。我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表达了不同意见,主要是批评他们的《十条》扩大了打击面,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那个学生没有反驳我们,只是死盯着我们,然后问我们是什么成分。我当时被他盯得心里有点儿发虚,但无暇多想,就挺直腰杆说:“我父亲在武汉市江汉区工作,是革命干部。”那个学生才没有进一步盘问。这时候,有人进来喊:“你还磨蹭啥呢,快去开会,就等你了。”那个学生口气缓和地说:“我去开会去了。你们先坐会儿。”说完,拿了笔记本就走了。是沈树信还是孙长生说:“我看就别等了。谁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呢?他们都是高干子弟,真要把我们怎么了,没人敢管,吃亏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有理,还是“走”为上。我们打开门,看了看两边,见没有一个人,就赶紧走了。事后,我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后怕哩。我们那时候太年轻,不懂得江湖风险,弄得不好真会出什么事儿的。



我去北京带了十块钱,所以必须节省着用。我按每天伍毛(角)钱开销:早餐用一毛二到一毛伍,吃一个馒头(四分钱)或窝窝头(三分钱),再吃一碗稀饭(价格忘了),花粮票三两,再买一份酱菜丝;中餐、晚餐共用三毛或两毛八,各吃四两米饭,要花去一毛二,再买一份素菜。这是在饭馆里吃。如果在大学吃饭,花一毛伍、三两粮票买一张进餐证,可以领到一份带肉或带鱼或鱼肉都有的“盖浇饭”,味道相当不错,分量很足,比在饭馆吃强多了。所以,有时我们就在大学吃两顿。剩下的一毛钱是买水果吃的。常吃的有“京白梨”和天津鸭梨(雅梨)。后来,到第十天左右吧,听说来京串联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钱粮,我们就去申请了(拿学生证就行,很方便。不过是找哪个部门就记不清了),果然得到了补助,标准是一天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但钱粮不交给本人,有关部门给个证明条(上有公章),本人持此条去指定的饭馆用餐;为了方便学生到各校串联,允许学生带走一天的伙食。我们被安排到方家胡同小学附近的一家回民餐馆。这样一来,我的腰包登时就“鼓”起来啦,手头也“阔绰”了,就可以到别的饭馆吃“粉蒸肉”、“红烧肉”之类的高档伙食了啦
到北京才两、三天,寒潮就来了。我们三个还都穿着夏天的短服装,觉着好冷。寒潮是半夜来的。我越睡越冷,迷糊中竟伸手把相邻的一个河南来京的小学生的小棉被给扯过来了,盖在身上,沈树信也“沾”了点光。第二天,那位小学生说,怎么盖了棉被还冷。我和沈树信笑得不得了。这算是那次串联中一段喜剧性的插曲。长生的爷爷奶奶和他堂叔关心我们,借给我和沈树信一人一套长衣裤,是咔叽布的,完全能应付冷空气。这身衣裤我和沈树信都穿回到武汉,洗了以后还给了孙长生。他爷爷奶奶还借给我们一床棉被,晚上睡觉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们还上了景山,在景山上欣赏了故宫。本来是不会去的,因为北京的学生对外地来京的学生有意见,说多数人是来游山玩水的。后来,我们在北大(或清华)看到一张大字报,上面是陶铸的讲话,说许多外地学生是第一次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想看看首都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嘛(大意如此)。当时,陶铸是中共中央常委,第四号人物,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权倾一时,炙手可热。有他的话在那儿,我们如同拿了尚方宝剑一样“有恃无恐”起来,就有了“玩”的念头。这样,我们就上了景山。故宫顶上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显得分外鲜亮,非常壮观。
北京也有非常不好的现象。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到指定地点坐车,经过长生他二姑的工厂。我们想进去看大字报。门卫不让进去,说里面正在学习,雷打不动。有人去报信。这时,我看见厂门上贴有一张传单,是讲北京红卫兵大闹天津的事情的,见传单大部分已脱落,就想扯下来,可是扯了两下扯不动,就算了。长生的二姑来了,说正学习哩,有事儿晚上再说。我们就走了。当天晚上,长生从他爷爷那儿回到学校,笑得要命。我和沈树信问他笑什么,他说我走后,门卫准备叫人把我抓起来,说我不该撕扯传单。他二姑说,这孩子小时候得过病,神经有毛病。门卫这才算了。我听完了,只能苦笑。过了若干年,我想起此事就感叹不已:在那年月,做个正常人居然还不如做个精神病患者好。
还有一点:我看到了所谓牛鬼蛇神的队伍。北京破四旧比武汉厉害得多,好多街道里有问题的人被打了、被剪了头发。男人被剪了头发,倒无所谓,可是女人被剪了头发就惨啦,剪得乱七八糟的,只得剃成光头,还怎么见人呢?特别是熟人!我在北京就亲眼看见不少这样的女人。这些所谓牛鬼蛇神每天早晨集合听训话,然后劳动,干最脏最累的活儿。他们还被勒令唱一首歌,记得歌词有这几句:“我是牛鬼蛇神,我该死,我有罪!”唉,现在想想,那简直就是侮辱人!他们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们。说起来,谁也没有正式宣布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可是在实际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及其子女没有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掌权者可以任意决定对待他们的态度。
那次在北京,必须说到九月十五号毛泽东的接见。那次接见,在文革史上算第三次。见毛泽东,是我和孙长生、沈树信的心愿,也是到北京来的主要目的。现在和将来的年轻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可是在当年,见到毛泽东是一件最荣耀、最值得显摆的事。那是造神运动的结果。
有一天,我们到市委接待站去,走进一间客房,看见一个大学生。他操着广东腔的普通话问我们是那个省的。我们说是湖北的。他马上走过来拉着我们的手说:“也是中南区的,太好了!我们几个大学的战友准备召开誓师大会,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欢迎你们也去。”这时又有一些学生进来了,那个大学生问明来者都是中南五省的,就激动起来了,马上站在床上说:“鉴于中南区的革命形势落后于全国的革命形势,我们准备召开誓师大会,把中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起来,欢迎你们大家都去。地点是工人体育场,时间是明天。”大家一致表示肯定去。
第二天,我们去了。会场真是热闹,人山人海,歌声、口号声、呼喊声一阵接一阵。有一个喊声最响亮,就是“我们要见毛主席”,集体喊了无数遍。我们也跟着喊,喊得嗓子都快哑了。我们到北京已经十来天了,怎么一直没有毛泽东接见的消息,心里着实不甘。
我们到场外闲走一回,看见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司机正跟几个北京红卫兵聊着哩。他们都穿着军服。一个红卫兵傲慢地说:“操,他妈的,什么成分,想见毛主席!” 司机边抽烟边说:“主席能随便见他们吗?谁放心呐?”另一个红卫兵说:“别说你不放心,就是我们也不放心呐!他们,什么成分!”其他的红卫兵也说:“操,什么成分!”
我看着他们就来气。这要是在武汉的话,我早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只是在心里痛骂他们:“王八蛋!”
集会一直到天快黑了还没散,也不肯散。后来,来了中央文革的一位,是谁已记不清了,他说,同志们想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明大家是非常非常热爱毛主席的,我们完全理解同志们的心情;我回去以后一定把同志们的愿望向中央首长反映(大意如此)。
大会主持人规劝大家伙散去,等待好消息。集会的学生这才解散。
我以为见毛泽东也不知是哪辈子的事,都快不抱什么信心了。可是没想到,很快就梦想成真了。



记得是九月十二号下午,方家胡同小学接到通知,要学生代表去区里开会。我和一位河南来京的初中生去了。区里的一位领导激动万分地向与会者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将要接见广大革命群众!”顿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接着,区里领导交代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宜,但没有具体的安排。我们回校后就只能说个大概。校方不太满意。所以,区里第二次通知开会,校方没有告诉我,是学校的一个老师去的。当天晚上,他召集住在学校的所有学生开会,把具体安排一点一点告诉给我们,要求我们明天上午九点钟集合,九点半钟以前一定出发。我心里想,正式接见肯定是下午的事,去那么早干吗?
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把内务处理完毕,就直奔那家回民餐馆,拿了一天的伙食,有火烧、炸糕,装了一大书包,便匆匆赶回学校。饱餐一顿后,就耐心地等待。终于到九点钟了,所有的人匆匆集合,一行人迅速来到车站,上了车。汽车向天安门前进。快到东单的时候,车停了,那位老师催促我们快下车,说是前面已经戒严,要我们走着去天安门。走了才一会儿,我们看见好多参加接见的群众队伍在飞快地奔跑。不用说,都想冲到前面去,抢占尽可能接近天安门的位置。那位老师跟我们点点头,我们也跑了起来。我们队伍人不多,他带我们抄小巷,走近路,冲到东长安街,然后迅速跑向天安门。天安门外早已有人来了,我们离天安门至少一、两千米。我好遗憾,不过也只能如此。但是,我们这个队伍还是很齐心,只要前面有一点松动,就狠狠往前挤。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居然挤到离天安门一千米左右的地方。
那天群众来的很多,后来才知道有上百万人哩!北京卫戍区官兵和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纠察队组成人墙,从不同方向排列,形成一条又一条窄窄的通道,强行把人群分隔开,以免人挤成一堆,不好管理。
这时,我才理解方家胡同小学的老师为什么要我们早点集合了,敢情是想尽可能靠近天安门城楼。他们是本地人,知道接见活动中的奥秘。
五点钟,接见开始。先是林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接着是周总理讲话,说革命是不容易的,要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然后是毛泽东接见。在《东方红》、《金色的太阳》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声和播音员的解说中,毛泽东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他身后跟着一盏灯,为的是让群众看清楚。可我哪里看得清楚?借了一个望远镜,以为可以看清楚了,可是人又多,挤过来挤过去的,我连站都站不住,望远镜根本用不上,所以我只看见毛泽东的身影,还是模糊的——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接见完毕,城楼上广播里传出播音员的话:“现在,开始游行!”可是,半天没有动静,人们都很奇怪和纳闷。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估计是人太多,难以指挥,于是只得作罢。后来,中间的人向前门方向前进。这时,播音员说:“请大家向两边疏散!”反复呼叫。我们从东交民巷疏散出来,走回方家胡同。
一路上,见到好多好多街道办的人和小学生摆着矮桌子,上面放着装满水的罐子和开水瓶,站在人行道上,端着一碗水,大声喊着:“同志们,辛苦啦,请喝水吧!”我确实口渴难耐,喝了几次。
这次毛的接见让我着实地兴奋了好多天呐。这毕竟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国有六、七亿人,有机会参加这种接见活动的人能有多少?机会难得!
过了两天,我们就回武汉了。


我的第二次串联是在六六年十月下旬,我和我的三位同学去上海,坐东方红*号轮



同学胡国镕、崔启运和夏学宽来找我,邀我外出,到上海。我正想哩,双方一拍即合,遂一起去大船候船室搞了票。到了出发的那天,我们一行四人便乘东方红*号轮离汉。
我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浅蓝色手提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内衣、袜子、香皂(洗脸)和粗肥皂(洗衣服);还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既是用来学习的,也是用来当枕头的——学习列宁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当枕头。身上只带着饭钱,其余的钱和粮票都放在《毛选》的塑胶外壳里。在船上、火车上吃饭不要粮票。
文革中曾一度兴起更名热潮,人名、地名和单位名称都有改的。我班上同学有改名叫“永赤”、“击空”的,武汉的“中苏友好宫”改为“武汉展览馆”,等等;北京的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道,后来因世界影响太大,没改成。在这个背景下,由武汉至上海的轮船的名字自然也得改。原来的船都是“江”字号的,如“江安”、“江亚”等,现在都改为“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二号”到“东方红N号”。
我们坐的这艘船上有好多学生,有武汉的,也有从武汉上船的外地学生,大学生、中学生都有。这还不算,在去上海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城镇,每到一个码头,都有不少学生上船。学生们各自依关系而在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有谈理论问题的,也有谈实际问题的,船头、船尾、船舱里到处都有,有时观点一致谈得笑容满面,有时观点不同争得面红耳赤,各地口音响亮地满天飞,场面热闹极了。相互不相识的学生,因为住在一起,很快就混熟了,彼此交换消息。这时候,大家就用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交谈。我们就找过北京人民大学的学生讨论他们学校的情况,他们也向我们了解武汉的情况。有的码头我们下去走过,有芜湖、南京。因为船停靠的时间不长,我们不能走远,只在码头附近看看。所到之处都是大标语、大字报。
在船上,我们听到广播里传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消息。林彪讲了话,号召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搞步行串连。那个时候,林彪的讲话代表了毛泽东的声音。我们当然要响应啦。我们想,火车、轮船都坐过了,搞一搞步行串连该多好。我们当即决定回武汉后多邀几个同学组织长征队去延安。
到了上海,船一靠岸,就看见码头上一个人拿着铁制话筒、操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在高喊:“到上海串联的同学,我们欢迎你们!请按次序上岸,不要拥挤!”我们走出码头,看见路边上排列着一溜汽车,有公汽、有卡车。车装满一个走一个。我们被送到陆家浜路小学。
在陆家浜路小学安顿以后,我就去找我三叔。三叔叫刘福芳,是上海新华京剧团演员,工文丑。五九年暑期,他所在剧团在汉口“人民剧院”演出,我随他去过,看见他扮演《封神榜》里的费仲及其他戏里的角色。三婶携子女住在杭州;三叔独自留居上海,逢有假期才得回杭州看望妻小。三叔居住在老大沽路120号二楼上的一个亭子间,四面不见阳光,大白天还要开灯。
我非常顺利地找到了三叔的住处。我看看马路对面,那是马利斯小菜场,是我幼年常常由姐姐带去买菜、游乐的地方。上得楼去,没见到三叔,问邻居才知道他在剧场。我便找到剧场,看见了三叔。他比五九年那会儿更显得苍老了,但仍然比较壮实。当晚,我就歇在他那儿。
天还没亮哩,我被一阵阵歌声吵醒。歌声来自马利斯小菜场。三叔说,每天早晨都这样,先唱歌,唱的是广播里面反复播放的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要唱半天,唱完再工作。三叔说完直摇头,然后正儿八经地叮嘱我别把刚才说的话讲出去了。我笑着说“诶”。
天亮后,吃过早点,我向三叔告辞,找同学去了。
我和胡国镕等人首先到南京路。在一辆有轨电车上,一位中年女售票员站在座位上高声诵读毛泽东语录,唱毛泽东语录歌,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革命的同志们,我代表上海的工人阶级向你们表示最最最热烈的欢迎!目前到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已有八十多万。祝你们吃得好,睡得香,养足精神干革命!”
那天,秋风正猛,寒意甚浓。可我们心里热得像团火,哪里把这点儿冷风当回事,仍然意气风发地在马路上走走、看看。
南京路上老字号一个也没有了,全都改换了店名。人行道上,电线杆和楼房的墙壁上面全是大标语、大字报;马路两边走动着游行队伍,一批接一批,就像永远也走不完似的。我们被如雷贯耳的阵阵口号所激动,心潮澎湃。我们碰到了不少同学、校友,一见面就是相互问候,相互交换消息。



我们没急着回武汉,先走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几个地方,又去了海燕和天马电影制片厂,看大字报、听讲演、参加辩论会、索要各种资料。在上海前后待了十天,我们才离开。临行前一天傍晚,我特地去向三叔辞行。三叔很是依依不舍,送我上汽车的路上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右手。开车时,叮嘱我再来上海。我满口答应了。可是后来因种种缘故没有成行,故这次分别竟是永诀。
离开上海那天,火车站才热闹呕——人山人海。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们四个看着情况不太好,担心上不了车,就做好了“拼”的准备,先用力挤到入口处,静观变化。广播响了,入口开了,我们就拼命往里冲,四个人不分开,夏学宽打头,胡国镕第二,我和崔启运最弱,紧跟其后,遇到“障碍”就一起挤,于是一路上“所向披靡”,很快就上了车,还抢到挨窗户的坐位,然后欣赏别人抢车的各种情景。月台上尽是挤掉的鞋子、帽子、破脸盆和被子一些东西。胡国镕指着上衣说:“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上面的扣子全挤掉了。你说怪不怪?”我和崔启运、夏学宽也十分诧异,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没有直接回武汉,而是在沿线停过几个城市。在那几个地方,照例是到大学、中专看大字报、要资料。我们发现,这些学校要么没什么人了,只看见满墙的大字报;要么本校学生少,外地串联的学生多。看来,多数人都串联去了。我们和很多外地学生交谈文革的情况,谈得非常投机。
有好几次,火车在路上停了,大家打开车窗,跟别的火车上的人打招呼,互相询问是哪里的,要到哪里去,还互相鼓励搞好文化大革命;等车子发动时大家又在一片珍重道别声中分手。人们都被一种情绪支配了,即使素不相识,也会相互把对方当作同志或朋友。
我们在车上还见过北京军事院校的一群学生,他们都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在串联的人里面最耀眼也最神气。他们当中有一个男生站起来唱了一首歌,叫《毛主席万岁》,就唱“毛主席万岁”这一句。他是这样唱的: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就这样唱两段。第二段最后一句的“万万岁”唱高一点拉长一点。车上的人都跟着学,一下子就学会了。
我们也游山玩水,不过我们在游山玩水过程中有一种全新的体会。我们九月份在北京到景山公园玩过。在杭州,我们看到让人气愤的现象,就是几个高干子女挎着照相机站在小轿车旁照相。我们当时就议论说,这些高干子女过的生活跟工人农民子女过的相差也太大了点,看来文化革命不搞的确是不行的。
在杭州,我们走了大学,还走了西湖。在西湖,我们在秋日的阳光下沿着苏堤缓行,走过了断桥。我们还登上游艇游览“三潭印月”。在游艇上,我买了一张杭州市区图,看到上面标出了“岳坟”这个地名,就询问本地人,“岳坟”的情况怎么样。那人说,破四旧时没有被砸,但现在关闭了,不让参观。我觉得好遗憾。游艇上,一些人认为“岳坟”是不能砸,一些人认为砸也可、不砸也可。在杭州只待了两天就走了,就去了金华,没能去三婶家。
金华不大,半城半乡的,文革的气氛不浓。它那里没有大学,只有一个师范学校,我们便“慕名”而去。师范学校远离城区,我们是坐了公家提供的卡车才去成的。金华师范座落在一大片田野上,地形选得不错,只是校园内除了看门的老人外就空无一人了。教室里和大多数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全是骂工作组和党支部的。我们问看门人,老师、学生都到哪儿去了。看门人说了半天我们才听懂:老师学生回家的回家,串联的串联,我要不来,东西给偷光了也没人知道。我们感叹一番就离开了。
离开了金华,就去了南昌。在南昌,我们已没兴趣逛学校了,看完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就转道去了九江,准备在九江坐船回武汉。



到九江的时候,天色漆黑,夏学宽跟我们三个走散了,我们跟着一队人马来到一个接待站。接待站把我们安排进了一处条件较好的旅馆。我们早就困了,没吃东西就睡下了。
第二天,接待站的人把我们带到汽车站,并告诉我们,汽车只送到山脚下,后面的路自己走,走十八里山路才上得庐山。学生们没有怕走山路的,反而兴奋不已。
在车站遇到夏学宽,我们问他昨天晚上跑到哪儿去了。他说跟着一队人马到了另一个接待站,分了个四人间,没想到等了一晚上没见我们来。我们开怀大笑,遂一起上山。
山路并不难走,难就难在两点:一是上山比较累,越走越累,以致汗流浃背;偏偏天气又格外地好,太阳高照,却没有一丝儿风,所以更累了。二是有一处叫“好汉坡”,总有八十度,尽管修了石梯,但石梯有几百级,走起来相当艰难。我们“人自为战”,约好在庐山大厦门口见面。我一路走,一路看风景,倒也不太累。走过好汉坡,翻上公路,突然被阵阵凉风吹得十分舒服,这时我才知道,我们走的那面坡是背着风的,难怪热得要命。
我们住进了一个旅社,条件不错。下午,我们到庐山会议的会址去,听一位老人跟我们讲开会的情况。他是工作人员,给首长们倒水泡茶。他说毛主席对他挺客气,每次倒水,“主席都微笑着点头”。这让他好感动。他指着主席台上正当中一个位置说,主席就坐在这儿。晚饭前,我们沿山间小路游玩了几个地方。山水往下流淌,经过阶梯似的河道,有的地方落差很大,形成一道道小型的瀑布。我特别欣赏这种景象,用竹棍轻轻地拍打,小瀑布发出嘭嘭的响声,声音十分悦耳。第二天,我们还特地到仙人洞去。仙人洞不宽也不深,跟我们想象的差远啦,因此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对不远处一个景观很感兴趣:一块巨石从山体延伸了出去,石的侧面有繁体的“纵览云飞”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更奇的是,巨石与山体衔接处长出一棵松树,枝干非常粗壮,大有横空出世的气魄。我们决定在巨石上照相留念。照相的人太多,胡国镕和夏学宽不想等了,先行离开。我和崔启运耐心地等了近一小时,终于在那棵“劲松”旁照了相。这是我在文革中大串联时的第一张照片。
从庐山下来,就听说搭乘去武汉的船很难,“供不应求”。我们决定转回南昌,改乘火车。当晚就到了南昌火车站。我们没出车站,就睡在地上或靠着柱子睡,等着去长沙的火车。凌晨时分,还真等来了一辆去长沙的火车,我们都上去了。
在火车上碰到几个北京的红卫兵,就跟他们聊了起来。他们说到破四旧时打人的事:一是打人,把军用皮带上的“箍”都打变形了;二是那些天,脾气特别不好,老想着打人,连自己人见面一言不合就对打起来;三是有一对男女学生偷偷睡觉被捉奸在床,双双绑在树上被人用皮带打,打得头上、身上尽是血。他们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听得怒气冲天,恨不得揍他们一顿。
到了长沙,只待了一天,走了湖南大学,在街上看了一些大字报,就回接待站了。第二天上午,他们几个说再待一、两天,而我因为身上没什么钱了,又不想跟他们谁借钱,就决定先行离开长沙回武汉。上午十点钟左右上了一辆由广州至北京的车。这趟车刚一停下来,就有男列车员堵住车门不让上,说是人太多,许下不许上。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一节车厢中间,看见一个窗口尽是女学生,就突然把包裹往里一甩,趁那几个女生往后一让、还莫名其妙的当口,翻进了车厢。她们先是吃惊,再是愤怒,质问我为什么翻进来。我操着武汉口音吼道:“凭麽事你们能上我不能上?”她们显然被吓着了,不再吱声。我也见好就收,立马走开了,坐在洗脸的地方(当时学生乘坐的火车上早就不供应水了)。那个列车员瞪着眼睛看看我,没有说什么。这列火车走走停停,慢如蜗牛,好像用了十二个钟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可把我磨死啦。我出了站,看见车站里外尽是学生,站着、坐着、睡着的都有,乱哄哄的。那天是十一月六号。



我的第三次串联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号,是步行串联,目的地是延安。
我四处找同学,想凑至少十个人,可一时凑不齐,只得等一等。在此期间,我又去了武大、华工、湖大、水院看大字报、听辩论会、要资料。我们还去了二十八中,发现除了看门老人以外仍然几乎看不到别人。听看门人说,很多人串连去了,没出去串连的也是待在家里。面对人去校空的情景,我没一点凄凉的感觉,倒是很振奋——这是大战前的寂静呐,用不了多久就会热闹起来的!看门人说,学生不读书了,老师不上课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不想跟他辩论,觉得他水平太低,于是我只说了一句:这是革命的秩序!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我现在还记得他是那么惊讶,不解地盯着我。看着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心里好笑,觉得他太保守,跟不上形势。
胡国镕回来了,来找我,问我是不是还想步行串联。我说当然想喽,只是人员一时凑不齐。他说联系一些在汉的同学,看行不行。很快的,我们联系了不少人;后来,有的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去,但仍然有十个人认真而坚决地表示愿意步行去延安。就这样,在当月十七、八号,我们的长征队成立了,成员是胡国镕、夏学宽、胡礼彬、喻建明、张文国、吕平、夏磊和我,还有两位女生,汪尚芸和刘玉国。
我们紧张地筹备着:有人去搞红旗和红袖章;有人找校医索要所需的药品,如酒精、松节油、伤湿止痛膏、橡皮膏等等;有人找校图书室要分省地图册;我和张文国在刘玉国家里策划步行的路线。我拿着三角板在地图上比画、测量,准备从武汉到井冈山、再到韶山、到遵义、到泸定桥、到延安、最后到北京,估计行程不到一万里。我们嫌路程短了,就加了老山界和大雪山,还加了从北京回武汉的路程。我兴奋地说:“这样一来,行程就有一万五千里了。”我们被自己的宏大计划陶醉了!
刘玉国的父亲先是静静地听我们的议论,半天没说话,后来走到地图前看了一会儿,笑了起来,脸上露出说不清的表情。他先夸我们有志气,不愧为革命小将,甚至表示要学习我们的革命精神,可是又问了一句:“你们打算走几个月呀?” 我说走两个月。他说:“就算一天一百里,两个月也只能走六千里,还有九千里怎么办呢?” 我不在乎地说:“再走三个月不就有一万五千里了吗?” 刘父只是摇头。
刘父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一会儿,说了一番话,意思是:走路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要面临风雨大雪,还要考虑生病,还有水土不服,还有可能遇到的从未走过的山路,等等;后来操着武汉话说道:要是半路回来了,别人笑话你们,你们会说,“外面‘叻’(读音是‘lè’,那么)难走,你不晓得,去试下(读音是‘hà’)子看!”一席话说得我们三个都笑了。后来,我们和其他同学商量,觉得刘父讲得有理,应该听从,就改为直接从武汉到延安、再到北京,估计四千里路,一天走一百里,争取四十天走完。我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的。
十一月二十二日,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们长征队出发了!全队十个人,八男两女,戴着印有“小红军”字样的红袖章,举起绣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的旗子,满怀豪情地离开学校,沿着解放大道,向太平洋路方向前进。一路上,我们这个队伍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古人云:春风得意马蹄轻。当时是秋天,应该是“秋风得意脚步轻”,走得可带劲啦!



走着,走着,我才逐渐感到走路真的不容易。先是觉得累,再就是肩膀被背包带子勒得疼,后来是脚板底总像踩在沙子上,步步生疼,还不能坐,一坐下去就不想起来了。原本计划一天走九十里,谁知第一天只走了七十八里,少了十二里。我们在东西湖农场的新沟分场(六五年我校曾经在这里劳动,捡棉花)的一个保管屋落脚。一进门,来不及放背包,就坐在地上了,又是摸腿,又是揉脚,坐了好一会儿,才硬撑着铺稻草、解背包。饭是人家做的,开水、热水是人家送的,让我们少了很多麻烦。晚上,我们开会讨论,一致决定明天给补回来,走一百零二里。哪知道情况更糟,第二天竟然还不如第一天,只走了五十里!两天共欠了五十二里,看来是没法还了,此后再也没人提出“补回来”的问题了。我只觉得羞愧,当然更不敢提了。
步行串连刚几天,我们晚上还学习毛主席语录,后来太累,就没学了。
路上,我们不时碰见一些省内和外省的长征队,有大学生组成的,有高中生组成的,还有初中生组成的。来自省内专县的初中生长征队,多数是个个理过发的,头发很短,只覆盖头顶,男女生一个样。我们和他们彼此热情地打招呼,相互询问来自何方。
最初三天,我的状态还可以,算中等。可是接着的一个星期则是我状态最差的时候,髋关节非常疼痛,不能走快,只能一步一挨地走。原因是我自己造成的:在云梦县城,进接待站之前,我竟然跟一辆手扶拖拉机赛跑,超过了手扶拖拉机。当时,我还挺得意的,以为自己很不错哩。哪知,半夜里就觉着髋关节不对劲,一阵阵生疼;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就觉得行走十分艰难,一步一挨。祸不单行,两个膝关节也肿了,走路更难。出发时,我只得落单在最后。有一次,为了让我走快点,夏学宽、夏磊和胡礼彬轮流帮我背铺盖,我只挎个书包走。每天晚上,我用松节油狠命地擦搓髋关节。就这样,经过一个星期,我终于“熬”过来了。以后,我再没有落后。
我不落后了,而张文国不行了,原来他脚板底破了皮,又灌了脓,几乎不能走,日子比我还难“熬”;不过,他还是咬牙坚持着走,时间长达半个月。
我们在湖北境内经过云梦、安陆、随县、枣阳几个县,后来就进了河南境内。我们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的河南。那天晚上我们还住在枣阳一个生产队,第二天吃了早饭就出发,中午来到一个大队部,才知道已经进了河南了。听当地人讲,我们路上经过一座小石桥,桥那边是湖北,桥这边就是河南了。我们听了觉得好有意思啊!
我们在县城、农村都住过。那时候,在县城有接待站,在农村找个生产队就行。乡下生产队一听说是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就像接待大干部一样安排我们,小心翼翼、客客气气,生怕出一点闪失。不过,我们对他们也很有礼貌。夏磊喜欢搞体育活动,懂得如何保健,给一位农民按摩了腰部,又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那位农民顿时感觉腰部不疼了,也能伸直了,十分高兴。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在麦场上集合,准备出发。那人拿着请人代写的一份感谢信匆匆赶来,高声朗读,先夸了夏磊,然后夸我们,说我们是“当代的白求恩”。我们听了直想笑。我想,这当白求恩还挺容易的啊,一块伤湿止痛膏的事儿。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6-19
一九六七年

批判资反路线
从一九六六年十月起,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声势浩大且愈演愈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它的发生有一个酝酿过程。在我校——武汉第二十八中学——的过程是这样的。
六月九日上午,学校领导“发现”老右派彭大年以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为幌子,写“党”字只写一半,故意略去“兄”字,就是暗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兄弟党的党,也就是没有朋友,直接与毛泽东关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教导相对抗;于是立马召集共产党员和学生干部开会,布置批判事宜。下午两点多钟就组织了斗争彭大年的大会。当时,我和同学、校友们谁也没有想到,从那天起,学校就再也没有开课,我们的读书生涯实际上就在那天结束了,生活的轨迹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十三号,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我和班上同学纷纷起来揭发班主任舒先龙先生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其他各班的学生也纷纷写大字报揭发班主任和其他老师的问题。大字报铺天盖地,难以计数,教室里、墙壁上、校园路旁边都贴满了,连走廊、食堂也牵了绳子,把大字报粘在上面。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到处贴大字报,自己揭发自己,说自己趁三年自然灾害之机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偷了学校仓库里几个旧自行车轮胎和其他东西拿出去卖钱买高价米,犯下了滔天罪行,敬请同学们严厉批判。我班上的同学们议论过这事儿,只觉得好笑,因为偷的东西总共只卖了五块(元)钱左右。
就在这个月,武汉市“捷报”频传,一连揪出两个“三家村”:一个是武汉大学的李达、何定华、朱邵天,另一个是文艺界的程云、武克仁和某资产阶级权威。各个中学的学生们自然也不甘落后,我校各班都有一个被重点批判的老师,有的是班主任,有的是任课老师。我班上的自然是班主任舒老师。
七月十六号这天,毛泽东畅游了长江。第二天,报上刊登了毛泽东穿着睡衣高举右手向革命群众挥手致意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成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革的象征;还发表了社论,题目是:《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头脑灵活的人认为,这次毛泽东畅游长江是有政治意义的,跟以往的不一样。我接受这个看法。
工作组进校后没有组织师生批判党总支,却巧妙地把师生的注意力引到部分老师甚至学生身上去。进校没几天,他们就召开全校教师大会,警告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的老师要继续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别抱有侥幸心理,还说长江没有盖盖子,想不开的可以往里跳。一时间,老师们个个惊慌失措、谨小慎微。
对这种情况,我们这些学生是高兴的,都认为这种革命的恐怖是必要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但是,在工作组采取了另一类行动之后,学生的情绪就变了。工作组派人在各个班主持会议,让学生人人进行触及灵魂的革命。学生们非常听从工作组的话,纷纷进行自我批评;然后就相互揭发问题,思想的,作风的,什么都揭。学生中彼此的对立情绪在日益增长。这些事实后来都成为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证据。
工作组在七月下旬主持召开批判舒老师的大会。我是发言人之一,说得汗流满面,还当众嘲笑在三伏天居然会浑身打哆嗦的前班主任,心里说:你也有今天!
我也遇到非常不好办的事,让我伤透了脑筋。运动刚开始,姐姐姐夫就“下水”(不跟一般群众一起活动,单独交代所谓问题)了,姐夫还挨了斗。姐夫来信说,他们都属于敌我矛盾,只是姐姐暂时当人民内部看待等以后再作处理,希望家里人做好思想准备。闻听噩耗,姆妈和姐夫的妈又急又怕,哭成泪人。我根本就不相信姐姐姐夫会是反革命。姐夫是导演,平时爱聊,说过一些批评领导的牢骚话,说过几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报上发文批过这个“修正主义戏剧理论大师”),还编排过几出现代戏,如《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姐姐就会唱戏,只读了九个月的夜校,连结业证也没有。他们最大的问题是闹调动,想当飞演员挣大钱,顶多算世界观是没改造好,跟反革命是无论如何也沾不上边的呀,可怎么就弄成了敌我矛盾了呢?寝室外还有持枪民兵看守?想不通,真想不通!这时,宿舍里还发生了两件让人揪心的事:一是武汉京剧团的导演于宗昆投长江自尽,据说跟程云有关,还排了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黑戏《走麦城》,而这出戏是田汉搞的,于宗昆在北京的时候找过田汉,听剧团的人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肯定有问题;再一个是汉剧团的演员胡桂林跳汉水自杀,他的爱人王霞君哭得几欲昏厥,可是剧团领导还逼她揭发丈夫,她坚决不从,纵身跳楼以示抗争,不幸摔伤一条腿。我对他们两位熟得很,他们全是唱戏的,如今听说他们都自杀了,心里一阵惨然,因此更怕姐姐姐夫出事儿。
另一件触及灵魂的事就是对初中班主任徐贤栋老师的揭发。我跟徐老师的关系一向很好;可我从没想到,这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压力。就在七月中旬的一天,双洞门中学的工作组派人到二十八中来找我,严肃地说:“徐贤栋出身不好,思想反动,平时怪话连天,领导和老师们早就有意见了,所以这次运动一来,大家就纷纷揭发他的问题。据我们了解,你跟他关系密切,对他的情况一定有所了解,所以你要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揭发他的问题,特别是三反言论。” 我听着来人讲话,起初震惊,接着害怕,然后安心——我听出不会找我的麻烦。这时,我也觉得徐贤栋是有不少问题:例如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特别关心;又如把“为人民服务”庸俗化,说什么看见一个小孩跌倒了、跑过去把孩子扶起来也是为人民服务;还有,说什么任何人都不可能活到一万岁,这就是在暗暗否定“毛泽东万岁”;还有……越想,越觉得徐贤栋问题确实不小,是到了非揭发不可的时候了。于是,我拿起笔,刷刷刷,一口气写了三页材料纸。不过,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儿,只写徐贤栋说过的话,自己当时也跟着说的话就没有写。工作组的人似乎并不注意这一点,只注意徐贤栋说过些什么。他们对材料不十分满意,说我没有揭深揭透,还有顾虑,要我再想一想,说以后还要来找我。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了,以后怎么办呢?好在后来工作组挨批了,我总算舒了口气。
批斗了舒老师之后,我和同学们去东西湖农场的一个分场参加双抢。劳动很累,但谁也不在乎,因为大家在热烈讨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劳动之余议论,睡觉之前讨论,越议论越激动,似乎看到了一幅美妙无比的图画,人人先进,人人平等,我们正是画面里的主人,于是劳动时干得更欢了。
八月三号傍晚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即刻返校。有什么急事?大家面面相觑,谁也猜不着。等到第二天上午回校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后回到北京对运动状况很不满意,说搞得冷冷清清的,心里好难过,指示要撤回工作组,让学生自己干。同学们听了,不禁惊讶万分又欢喜万分。当晚在操场上师生们听录音,内容是中央首长在北京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大会。邓小平先讲,解释中央为什么派工作组,又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以后要不断学习。听了他的讲话,学生们没什么反应。周恩来第二个讲,说当年没有党的领导、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五四运动不也搞起来了吗?现在有党的领导有无产阶级专政,学生们一定能搞好革命。这时,录音里传出极其热烈的掌声,操场上也响起一片满足而振奋的笑声。最后是刘少奇讲话,说要保护少数,因为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家对他讲话也是反应平平。
不久,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通过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我和同学们兴奋地听着毛泽东、党中央的声音,越听越激动。《十六条》公布了。我和同学们认真学习、热烈讨论,完全沉浸在亢奋之中。从报上的文章得知,《十六条》的精神实质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最让人高兴的。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我和同学们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带着红卫兵袖章向学生们挥手、林彪发表重要讲话鼓励学生起来造反、周恩来说“我是个老红卫兵”,心里真是太激动了。报上发表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三篇论造反的文章,浓浓的火药味引起他和同学们无以言表的满腔激情。我们摩拳擦掌,也要像清华红卫兵一样,大干一场。很快地,学校成立红卫兵。
八月二十号,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带领下,我和同学们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上街游行。出了校门,沿江汉北路到循礼门,到永清街,到江边,到武汉关,到江汉路,到武胜路,到航空路,回到循礼门,再回到学校。一路高呼口号,一路搞宣传,一路唱歌。那一夜,腿走酸了,嗓子喊哑了,但觉得精神更振奋了,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力量。
在如火如荼的红八月,政治空气已经滚烫,已经燃烧,终于形成燎原之势,势不可挡。武汉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破四旧”的热潮。我和同学们一起砸了古德寺,押着舒老师游街。看着满街的红旗、亢奋的人群、垂头丧气、戴着高帽子游街的“牛鬼蛇神”,我陶醉了。电影里面才有的革命场面竟然生动地展现在眼前!
革命的感觉真好哇!
当然,革命当中也有过火现象。像武汉市京剧团有的角儿家里被抄了。这使我为姐姐姐夫担忧。还好,担心的事并没发生。要不然,我还真不好办:是顺应革命形势而大义灭亲呢,还是保护姐姐而逆历史潮流?我都决定不了。幸好,时代没给我出这道难题。
八月下旬,学校里盛传毛泽东每天要接见八万人。我心里比天气还热,也想去北京见见毛主席——这在当时是最大的荣幸,也是最大的荣誉。我把想法跟平时玩得很好的朋友孙长生、沈树信二人说了。他们也有这个念头,彼此一拍即合。三十号晚上,我们挤进了去北京的列车,第二天晚上到了北京。
我们到了一些大学,特别是清华、北大,看了许多大字报,上面有中央首长的讲话,说毛泽东在这方面超过了马克思,在那方面超过了列宁,独创了人民战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提高到崭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更加热爱、更加崇拜毛泽东了。
九月十五日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们和百万革命群众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我是激动万分,其他的学生也是万分激动,有的人脸上已分不清是汗水是泪水。他终于亲眼见到了毛泽东的伟大身影。后来这在宿舍、在班上引起轰动。
有的班干部对我们三人不经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开介绍信就擅自跑到北京去得行动极为不满,说是“非法”。我很是气愤,问他们什么叫“非法”。他们说:“不经过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批准就擅自行动就是非法!” 我也坚定地说:“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去串联、去学习是革命的需要,是合法!反对的人才非法!没听说过革命居然会非法!”其他的同学听了,多数不表态——但我相信,他们都赞成我的观点。
那时,北京南下造反大队来到武汉,联合武汉大专院校一部分学生造湖北省委的反,指出省委压制左派、把许多敢于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实属大方向错了,要批判,省委应向全省人民检讨。他们遇到重重阻力,举步维艰。各大专院校、各中学分成两派进行激烈的辩论。如何对待他们,成了划分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标准。凡拥护南下造反大队的,就是造反派;凡反对南下造反大队的,就是保守派。社会上,人们也分成两派,汉口六渡桥到老四季美一带经常有人——基本上是学生和青年工人,中老年不参与其中——在自发地探讨或辩论,常常争得唾沫横飞。
我们此时刚从北京回到武汉,就卷入了这场斗争中去。我在北京的大专院校看了很多鼓动造反的大字报,头脑里充满了造反意识,所以只经过简单的调查之后便自然站在北京南下造反大队一边。我在武大、华工、湖大、水院等大学看大字报、旁听并参与辩论。辩论的场面真热闹!有一次在湖大,人们围成一圈,一个身着军装的北京学生站在中间大声解释炮轰湖北省委的理由,还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另一个北京学生询问每一个发言者的家庭成分——只有成分不坏的人才有资格提问,但他不认识人,又没有本地人介绍,为此他眉头紧皱,还不断叹气,却无计可施。有人支持炮轰湖北省委,理由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明显地跟《十六条》对着干;有人反对炮轰湖北省委,理由是省委多年来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站在中间儿的北京学生说,炮轰湖北省委是针对文革当中的问题,至于以前的问题将会受到审查,是革命的轰不倒,不革命的轰倒活该。那时,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中央文革小组当副组长,省长张体学仍在主持工作,特别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已去中央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并成了中央常委,加上人们对党的极为朴素的阶级感情,所以反对炮轰湖北省委的人比支持炮轰湖北省委的人要多得多;当然更多的人在观望,包括那些成分上、政治上有问题的人。
二十八中有部分人公开声明支持北京南下造反大队。第二天,大字报上了墙,学校一下子就热闹起来,赞同的,反对的,阵线泾渭分明。双方于是展开辩论,辩着辩着,集中到一点,就是“怀疑一切”对不对。赞同的一方说:“怀疑一切”是对的,理由有,这是马克思说的,难道马克思错了吗?其二,毛主席说过,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能提倡奴隶主义。这“凡是”就是“一切”,这“问一个为什么”就是“怀疑”,所以“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就是“怀疑一切”。对湖北省委就要怀疑,要轰,是革命的打不倒,不革命的打倒活该。反对的说:不能“怀疑一切”。你怀疑共产党吗?怀疑社会主义吗?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吗?怀疑马列主义吗?怀疑《国际歌》吗?既然不能怀疑,那就证明“怀疑一切”错了。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谁也反驳不了谁。后来,有个物理老师说:“别为‘怀疑一切’辩护啦!其实你们自个儿也知道错了,只是不想认错罢了。你们且战且退,赶快认错吧!”不知是谁冲着他喊:“谁退啦?我动都没动嘛。”
我在湖大、武大和六渡桥跟别人辩论,常常辩到口干舌燥、嗓音嘶哑。我还在学校里坚决为“怀疑一切”辩护,自称是“怀疑一切”的万能论者。
国庆节那天,我从广播里听到林彪的重要讲话,知道要继续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很快地,好消息就来了!金秋十月的一天,我在学校里跟同学们讨论以后运动会怎么搞的问题,忽然听到广播里发出通知:“请全体同学注意了,请全体同学注意了,立即集中到各教室前的走廊上,准备听录音。”同学们立即走出教室,靠在水泥栏杆上,猜测着将要听到什么内容。我听到了周恩来宣布毛泽东、党中央的重要决定:给在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平反。接着,传出人们连连高呼“万岁”的声音。与此同时,各教学楼的走廊上也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我登时激动万分,觉得自己又一次紧跟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也为姐姐姐夫高兴。他想:“毛主席真是和群众心连心呐!”于是他和许多同学更积极地投入到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中去。
在批资反路线当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争论,就是如何对待非红五类出身的子女。我对这个问题是有想法的。记得在北京看大字报期间,有一首《造反歌》传得很广,歌词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滚、滚、滚,
滚他妈的蛋!

这首歌打击面很广,不但骂了出身不好的人,而且把数量庞大的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也排斥在革命之外。这不符合毛泽东充分发动群众的战略意图,也使共产党的形象受损,因为当时经常说“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怎么一到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呢?我对此非常愤恨。我在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得了一张油印的《江青同志讲话》,是在天桥剧场讲的,上面批“血统论”,说:“老子英雄儿好汉”现在用来骂出身不好的人是不对的,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应该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联是“理应如此”。看到这个《讲话》,我很是兴奋。我拿给好多人看,好像是拿着“尚方宝剑”似的。
十月中旬的一天,我去湖北大学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倾听一些老师、学生愤怒揭发工作组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事实。有一位女学生激动地说:“同学们、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中央文革说了,你们是光荣的反革命!”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还高喊“毛主席万岁”。我兴奋得把手也拍红了。我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由此受到启发:我校的工作组不也是这样的吗?不批党总支,只批老师,甚至在学生中揭发坏人坏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不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想到这里,我深深感到问题并不简单,同时产生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认为应该找同学、校友们认真讨论这个问题。我又想起了姐姐姐夫,希望他们快点平反。
武汉地区的大批判越来越深入,学生中杀出一批造反派。当时,我没有自己的组织,只是思想上的造反派。十月份,全国的大串连形成高潮。大串连把文革的火烧遍全国。武汉的大学生造反派为了控制宣传工具,更深入地批判资反路线,在一天晚上突然冲进红旗大楼,夺了湖北日报的权。这等于往油锅浇水——炸开了。造反派把红旗大楼各门紧闭,防止保守派冲进去。大门外、马路上,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我听到这个消息,就独自去了,并跟反对封闭红旗大楼的人进行辩论。
那时,大学生已然分了两派,中学生还没闹大,干部们还在观望,工人中想造反的一时还没动,而保守派已经先动起来了。我的辩论对手就是大学生和工人中的保守派。辩论中,我十分自豪,自己是中学生,跟大学生辩论,却不比他们差。大学生是文人,辩论起来只动口不动手;可那些工人“大老粗”们并没有那样斯文,动口不行就动手。我跟几位老工人辩论。那几位老工人先是把我推来搡去,后来其中一位伸出右手一把抓住我的领口,指着我的鼻尖骂,骂我跟五七年跑到报社外面乱喊乱叫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要把我拉到派出所去。我毫不示弱,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人过来帮我,制止那些人的粗鲁行为。
那一段时间,给我震动最大的是一张大字报。那张大字报贴在民众乐园大门外的墙上,内容是提出一系列问题,其中有:

是谁在六二年搞右倾,又在六四年搞形左而实右?
是谁背着毛泽东派工作组镇压学生?
毛泽东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又是针对谁说的?

看着这张大字报,人群中议论纷纷,像炸开了锅。联想到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一个中央领导人由第二位一下子就降到了第八,人们马上就猜到是刘少奇!年轻人看完大字报,都大声说“肯定是刘少奇!”而中、老年人看完后都默不做声,面无表情。我想,《十六条》说得对,运动是有阻力得的,阻力有一部分就来自这些中老年。
十月下旬,我和同班同学胡国鎔、崔启运、夏学宽一起去了上海。在大街上,我们被热闹的场面吸引住了:浩荡的游行队伍,响彻云霄的口号声,数不清的标语和大字报以及来串联的人群。我感到到底是大上海的工人阶级,就是不一样。
我和胡国鎔、夏学宽三个听了林彪接见革命群众时的讲话,决心响应林彪的号召,搞步行串联。回武汉后,我们邀了几个同学(汪尚云、刘玉国、喻建明、张文国、胡礼彬、吕平、夏磊)共十人组织长征队,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打着绣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旗子,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沿途散发毛泽东像、散发印有毛泽东语录的各种色彩的卡片,宣传文化大革命,打算先去延安,再去北京,然后回校批资反路线。,十二月二十号左右,我们到了西安,遇见同班同学李耀琼和别的班上的同学,组成十五人的队伍向延安前进。六七年元旦前两天,我们离开西安到延安去,路上接到一封同学爸爸妈妈的信,从信中得知学校里出现了不少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团”、“红教工”、“剑与火”等等,把党总支、工作组都批了。这封信改变了我们的想法,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继续步行已经没有必要,应该立即回师武汉,再不回去就要落后了。于是,我们一行决定赶回武汉。元月十五日,一大早,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我和一名初中部学生程宗勇从延安党校上了长途公汽,李耀琼、汪尚云、刘玉国和另一名初中部女生从某接待站出发,到达铜川,下车就立即上了去西安的火车,当晚到了西安。第二天中午,登车返汉。元月十七日晚七时左右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
刚进家门,姆妈就兴奋地告诉他,姐姐姐夫已经平反,到北京串连去了。我打心儿里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他老人家给了他们新的政治生命;不光是他们两个,多少被工作组整治过甚至打成反革命的人都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
我参加了由同学孙梦得、沈树信、张恒久等人发起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剑与火红卫兵”战斗队,紧张地工作着——写大字报,刷标语,参加各种批判会,批判工作组、党总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还批判走资派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这些坏蛋先是镇压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现在见镇压无效了,就变换手法,以支持大串连为名,大搞经济主义,妄图从经济方面入手,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常常参加与保守派面对面的斗争,而不分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我和造反派的战友们经常喊的口号是: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

在这一段时间里,徐老师到过我家。面对徐老师,我羞愧万分。徐老师说他非常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又说了自己挨整的事,说到动情处竟声音沙哑、清泪下流。最后,徐老师鼓励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去。姆妈在一旁听着,也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我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伤心、羞愧,更感到愤怒,决心把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和造反派的战友们响应要向走资派夺权的号召,夺了学校里的党政财文大权;报上发文要向私字夺权以后,又狠批头脑里的“私”字一闪念。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戚本禹发表了有名的长篇论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批判了被刘少奇吹捧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像炸雷一样震憾着人心。文章结尾部分连着问了几个问题,其实就是不点名地点了刘少奇的名。我看完文章,立即拿出刘少奇的黑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刘少奇的名字上狠狠地划了一个大叉叉。
当时,武汉各电影院放映《清宫秘史》,供批判用。为了严防这部反动影片给人们造成毒害,电影放到某些镜头时广播里就来一段批判。例如,当放到翁同和跟光绪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时候,就指出作者污蔑广大革命群众;当放到康有为出场拜见光绪帝的时候,就指出康有为是最大的保皇派——这时场内响起观众们会心的笑声;当放到珍妃力劝光绪帝不要西逃而留在北京的时候,就指出这种依靠帝国主义的行为是“彻底的卖国主义”——这时场内观众都啧啧不止••••••
那时候,人们想的是文化大革命,谈的是文化大革命,争吵的也是文化大革命,连小孩也卷进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小外甥秦小勇才刚刚两岁,也会背诵“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一看见毛泽东画像就举起右手。
由于造反派的坚决斗争,武汉的保守派兵败如山倒。在我眼里,一切都是那么顺利,那么正常,那么振奋人心。
革命的感觉真好哇!
文革到这个时候,对立的两派还是文斗,连辱骂对方的话也很少说;就是到了六七年初两派还在坚持文斗。争论《二•八声明》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南洋大楼下面看见两个造反组织“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工人总部”的人正激烈地辩论,直辩得唾沫横飞。争论结束,“工人总部”的一个人站在台阶上说:“同志们,刚才工造总司的战友讲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现在喊口号:‘向工造总司学习’、‘向工造总司致敬’、‘《二•八声明》是大香花!’”台阶下掌声一片。即使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可做梦也没想到,到了五月下旬竟然风云突变,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竟动起武来,到后来打人已不算什么,开始杀人了。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了!

            武  斗
武斗,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现在的年轻人,包括45岁以内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现象,甚至不敢或不愿相信在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出于历史的责任心,我想有必要给后代留下一份具体的史料,希望我们的后代能永远记住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再也不要上演那个时代的悲剧了。那种悲剧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一部分。
那是一九六七年,血腥的六月!
1967年,是文革的第二个年头,群众组织因观点不同而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两派之间进行着殊死的战斗,不少大、中城市处于血腥之中。
武汉的两大派是百万雄师(它是一个联合性的组织,是由一些反对钢新派的工人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的)及老红卫兵组织为一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及其他同一观点的组织为另一派 。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一边是被说成是“造反派”,而百万雄师一边被说成是“保守派”。
造反派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几个造反组织(工人总部、九•一三、武汉二司为主)发表了一个声明,斥责另外几个造反组织是“投机商”、是“坏东西”。这就是武汉文革史上所称的“二•八声明”。另外几个造反组织当然不依不饶,进行猛烈反击。后来,武汉军区介入,发表了“严正声明”,支持对“二•八声明”的批判。三月份,说是中央文革的某人(听说是阎长贵)表了态,说“二•八声明”是“大毒草”;紧接着,工人总部的头头被捕,组织陷入瓦解状态,九•一三和武汉二司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样一来,原先几近消亡的“保守”组织便复活了,势力越来越大,逐渐压倒了造反派。于是,造反派中的钢新两派便联合起来,要为工人总部翻案,陷入瓦解状态的工人总部也动了起来。他们提出口号: “打倒武汉的谭震林——陈再道!”双方都有工人、学生和干部,斗得死去活来,由唇枪舌剑发展到动手动脚直到兵戎相见,
那时,武汉三镇的政治状况有所不同:武昌钢新派势力大,汉阳百万雄师势力大,汉口则双方各有据点——百万雄师以江汉公园为据点,钢新派以民众乐园为据点。
我当时是站在百万雄师一边的,但我的身份很“特殊”。是这样的:武汉还有个三司(武汉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我是其中一员。四月份钢新派闹起来以后,三司分化出一个“三司革联”,成了钢新派,而总部则既反对钢新派,又不跟百万雄师采取一致行动,成了骑墙派。我和三司的许多人一样坚决站在百万雄师一边却保留着三司成员的身份。
我那时在武汉市二十八中;因为笔头子硬,又会辩论(一会写,一会说,在文革中是特别吃香的两个“技能”),担任一个反对钢新派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头头。
六月八号,百万雄师和“红卫兵”(当时,保过王任重和张体学的学生始终认为自己是老红卫兵,是正宗的)在新华路体育场集会,声讨刘、邓、陶、王和张体学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还呼喊口号:“打倒孟夫唐,气死真保皇!”这个真正的保皇派指的就是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下面称其为钢新派)。实际上,无论哪一派都是又造又保的。钢新派保他们的人,也是很“铁杆”的,也是“铁杆老保”。
会后,百万雄师和“红卫兵”又举行大规模游戏,武汉部队的一些官兵也参加了,从新华路到循礼门、到江汉路、再从中山大道到武胜路、到汉阳、到武昌。一路上,口号声此起彼伏,持续不断,赢得同观点群众极其热烈的掌声。
钢新派当然不依不饶,沿途干扰。在湖北大学(今武汉财经学院)外面,里面的钢新派抛出雨一般的石头,大的如拳头一样大,把我们的游行队伍差一点儿搞乱。我们这一边当然也不依不饶,有人冲进了湖大,于是双方发生了武斗。在继续前进的路上,看见有几辆钢新派的汽车(根据他们扯的旗子看出来的),我们的人冲上去把车窗砸碎了,把逃走慢的人也打了。
战场主要在汉口这边。第二天,我和几位战友到湖北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去过,只见几百米的街道上到处是残砖碎瓦,又听见有人在那里绘声绘色地讲述双方用洋镐棍对打、致使头破血流的情景。当时,谁也没想到会发生更惨烈的六一七武斗。
“六八“之后,有一天,我正和几个战友商谈写大字报造“革命”舆论的事。这时,一位中年人找上门来,问我们是哪一派的。我说是百万雄师一边的,是老红卫兵组织。他顿时就笑了,笑得十分憨厚,自我介绍说叫吴恒坤,在二十八中中旁边一个工厂(厂名已忘)工作,是“革命造反军”的,属于百万雄师。我和他热情握手,又问他的来意。他说汉口这边两派混合,难免受到攻击,最好我们这一派的人能联合起来,搞联防。我们一听很高兴,急忙表示愿意跟他们搞联防。他邀我们明天上午去他们厂办公室开会。我们答应了。
战友们推举我去,我也想接近工人阶级了解他们、同他们相结合(那时节,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相结合,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向往的。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这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标准),第二天就愉快地去了。参加会议的还有附近的两个厂,这样就有四个单位搞联防。经过会议,初步决定:一旦某个单位有麻烦,其他三个单位务必赶来支援;但是尽量不先动手,坚持说理斗争;实在不行,就干它。会议还决定,过几天再开一次会,把计划搞具体些。我回校后跟战友们传达了会议的决定。我们都摩拳擦掌,准备干它一仗。我知道,二十八中中这一带离汉口两派斗争的中心地区较远,在当时接近城乡结合部,一般来说,发生大型武斗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当年的我,和战友们一样,仍然希望能有一次经受“革命洗礼”的机会。
几天后的下午,也就是1967年6月17日,这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那天下午,我又去开会。
三点钟左右,“革命造反军”的一位头头去接电话,很快就回来了,说六渡桥、铜人像那边打起来了,还死了人,总部要他们组织人去江汉公园。说完,他就戴上柳条帽,抄起洋镐棍,带着一些情绪激动的人走了。我也要去。吴师傅诚恳而严肃地说:“不行!那儿危险!”
卡车飞快地开走了。
我决定自己去。我邀了同学张凤兰一起去。我们走出江汉北路,穿过循礼门铁路,经过中心百货商店,在江汉路与中山大道交叉处向右拐,朝六渡桥走去。这时,只见人们如潮水般向前涌去。到了陈列馆,我感到气氛越来越紧张,似乎弥漫着血腥味了,就停了一下,摸了摸衬衫胸袋里的武汉三司兵证,估计有这个兵证做掩护,钢新派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可是考虑到张凤兰没有这种兵证,不该要她去冒险,就要她在陈列馆门口等我。她答应了。我定了定神,就无畏地来到民众乐园侧门。
几辆军车驶来,车上满载军人,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本,唱着语录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又高呼口号:“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钢新派从周围涌来,指着军人大喊:
“你们支持老保!”
“老保杀害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老保讨还血债!”
“打倒武汉的谭震林!”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
“团结起来,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老保完蛋!”
口号声声,哭声阵阵。
猛听得,有人高喊:“让开!让开!”只见两个钢新派挟扶着一个气息奄奄的人往民众乐园侧门跑来。后面紧追着不少人,用玻璃瓶和砖头猛砸,用铁矛狠戳,高喊着:“打死他!打死他!”有人迎上去,连连摆手,也在高喊: “要注意政策!” “不虐待俘虏!”就这样,那个气息奄奄的人才得以被拖进了民众乐园。
我面对这一切,感到困惑、恐惧、痛苦!文化大革命嘛,不是“文化”吗,怎么动起“武”来了呢?从辩论到谩骂、又从推推搡搡到打打杀杀,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了?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我正在迅疾地思索着。一个人过来了,站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愤怒地指着军人叫喊:“你们还支持老保?你们看!”
我转身一看,见一群人推来一辆板车,一边哭着,一边冲着军人叫骂:“你们还支持老保?那些狗日养的在杀人呐!”
板车已经推到军车旁,上面有一个少年,大约十三岁左右,仰面躺着,上穿大红翻领汗衫,下穿蓝色裤衩,一目紧闭,一目微睁,双手摊开,只见咽喉部位一个血洞,车上血迹一片,来路血迹一行。许多人围上来,放声大哭。军人们神情严肃,默然无语。司机端坐驾驶室,手扶方向盘,双眼直视前方,直如石雕一般。
我蓦地觉得背脊发冷,恐怖感顿时压在心头。凭预感,我知道在这种氛围下只要有人把我检举出来,我顷刻间就会横尸街头,成为这个少年的祭品,即使我竭力申明自己是三司的也无济于事。我想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慢慢挤出人群,慢慢向陈列馆方向退去,离开一百多米之后,速度加快,几乎在跑,绕到大智路,向江汉公园走去。
我和张凤兰到了江汉公园,见到自己人了,我心里才松了口气。那些人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也有戴钢盔的,手执长矛,一个个怒形于色,挤上二十辆左右的大卡车。一问,才知道有几十个自己人被困在德华酒楼上了,不去解救他们,他们就死定了。那怎么行?当然得去救哇!
卡车上的人都激动万分:有一言不发瞪着眼的,有晃晃悠悠直抹汗的,有……也难怪,生死关头,活人哪个会不紧张?路上一位老工人鼓励车上一个青年工人说:“你别怕!你怕,对手更怕。你一怕,他就狠起来了。你冲上去就打就刺,学程咬金的三斧头!”那青年工人抿紧了嘴唇,一个劲地点头。老工人说:“年轻人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锻炼自己!”
有个人在大声说话:“武汉是和平解放的。和平解放不和平,残留的牛鬼蛇神特别多。这次文化大革命,他们就跳出来了。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一心,把他们消灭干净!”
一声长哨,汽车发动了。车上车下的人一起喊口号: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
“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镇压反革命!”
“下定决心,踏平工总!”
“永远和人民解放军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又是口号声声,欢呼阵阵。
我们跟着汽车跑到铜人像,又跑到妇女儿童商店,又跑到老会宾对面。我看到德华酒楼的楼顶上人头攒动,都戴着柳条帽,往铜人像方向张望,显然在焦急地等待援救。下面人行道上全是钢新派的人,有人使劲朝楼上投掷石块瓦片。旁边一座大楼顶上有人往德华酒楼砸砖头,几个百万雄师的人在那里警戒,用木板遮挡自己。砖头砸在木板上,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
已经有一些军人赶到了,劝说人们散开。但钢新派围着他们,怒目圆睁,指着他们的鼻子骂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有的姑娘哭红了眼睛,骂百万雄师狼心狗肺杀人不眨眼,要讨还血债。有的战士跟钢新派辩论起来,寸步不让。双方直争得汗流满面。钢新派方面的人多,战士们被推推搡搡的,常常站立不稳。
我在感情上绝对是站在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一边的,认为钢新派太蛮横;同时,在理智上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人杀了人的事实,因为直到现在为止自己一方还没人被对方杀死。不过,德华酒楼上的自己人被钢新派重重围困,脱不了身,危在旦夕,可见武斗的责任肯定是应由钢新派来承担的。
这时,百万雄师的人已经控制了各个路口,确保后方,敢死队组成长方阵型缓缓地向德华酒楼方向走来。钢新派也不示弱,从妇女儿童商店楼顶往下投掷砖块,砸在马路对面的门面上,铿铿作响;他们的敢死队也举着旗子、操着长矛冲上来了——两军相遇,必定是一场血肉横飞的厮杀!
忽然,又有一批军人赶到。军人们一部分迅速组成人墙横在马路上,另一部分分别劝阻双方敢死队员,但是劝阻不了。
解放军的人墙是薄弱的,只要有一方人员一冲,人墙就会坍塌。不知是谁高喊一声:“同志们,帮解放军制止武斗!”哗的一声,许多人冲上去了。我先是看着双方寒光闪闪的长矛可吓坏了,别看六月天气热,可浑身直是发冷;后来看到解放军战士们组成人墙,又看到许多人冲了上去,顿时产生了一股壮志豪情,和张凤兰也冲上去加入了人墙的组合。人们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生人熟人,不问观点,不问派别,手挽着手,站在解放军前后。军民呼喊着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声里充满焦虑,充满期望。
这样的人墙有三层,是谁也推不倒冲不垮的。双方武斗人员面对着革命群众都不能不有所顾忌,但都敢粗暴地对待解放军,因为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谁都可以欺负。我亲眼看见有的战士脸面上流淌着细细的水流,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想起这情景,我都无比感叹。都是娘生父母养的,倘若他们的父母在场,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狼狈这样无奈地忍受一切,想必她们一定会抱住自己的儿子号啕大哭的呀!
世上的事太复杂,复杂得有时叫后人无法想像。组成人墙的人和围观的人一边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一边又互相辩论起来。有的为钢新派说话,大骂百万雄师是豺狼虎豹,要为挑起武斗负责;有的为百万雄师辩护,骂工人总部是反革命,骂二司三新也是反革命,要为挑起武斗负责。两边辩论起来,针锋相对,面红耳赤,有人说得泪水涟涟,竟至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但是谁也没松开手,而且随着双方武斗人员远远地面对面指责而挽得更紧了。
我站在钢新派这边地面上,却和钢新派的人辩论,辩得汗流满面。有人当着我的面大骂百万雄师是吃人的狮子,是法西斯。我说他们不该乱说,还说:“他们打砸抢抓抄,给那么多人开除党籍团籍,还不准三字兵起来造反。”
后来,双方武斗人员被军人劝开,越离越远,人墙也自行解散。武斗被暂时制止了,但我感到的不是振奋,而是劳累——从肉体到心灵的劳累,昏头昏脑地回家。张凤兰也回去了。
那一晚,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可也一直没安下心。六渡桥那边不时传来广播声:“打!狠狠地打!”还传来冲锋号的声音。
后来几天,连降大雨。我妈说:“老天爷也在哭哇!”又过了几天,我到江汉公园找同学,特地打老会宾走。我早就听说那儿横着三具尸体,是百万雄师的,想去看,又怕看,最后还是忍不住,去看了。由于连降大雨,尸体腐烂得厉害,俱已发黑,散发恶臭,令人作呕;上面爬满苍蝇。我感到万分恶心,快要吐了,便急速离开回家了。这一天,吃饭难以下嚥。
若干年后,我一想起来就犯恶心。我常想,要是死的是我,那该多么可怕呀!要是死的是自己的亲人,那我会怎么活下去呢?要是死的是熟人,那我会对他们的亲属说“这是革命的代价”吗?我无法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人是为了什么而死的呢?该如何评价他们呢?那些死了的人在主观上都是要革命呐,他们是为搞文革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应该追认他们为烈士,至少要承认一边吧,可是谁承认他们是烈士呢?当局没人过问这种事,一言不发,连个安慰的说辞也没有!看样子是白死了。如果将来又要老百姓革命,还会有谁去参加、去卖命吗?可能有人还要说:“要他们搞文斗,他们偏要搞武斗,死了怪谁?”如果有人这样说,我只能祝他断子绝孙!
双方呼喊的口号几乎一模一样,都要捍卫毛泽东、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中国共产党、捍卫中央文革,可是双方竟然都把对方当阶级敌人,都在以死相拼,都要消灭对方:这是多么滑稽的闹剧、又是多么惨痛的悲剧!
愿老天爷多多眷恋我们这个民族吧!
让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闹剧和悲剧吧!

一九六八—七0年
再 教 育
一九六八年我和同学刘刚和他的弟弟刘荆相约下乡,十二月十三号在汉北中学上了大卡车。车子发动,出了学校,又出江汉北路,拐向解放大道,在新华路又拐向友谊路,到了中山大道,又拐向六渡桥,再去铜人像,左拐到了王家巷码头,又顺着沿江大道绕过江汉关走江汉路,穿过铁路到达循礼门,再往右拐,就正式开始了上山下乡的征程。
一路上,我始终处于亢奋状态,设想着各种生活与革命的情景。刘刚还在半路休息的时候吹笛子,曲子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和其我一些人跟着唱歌词: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里就是我的家。
••••••
当天傍晚就到了蕲春县城——漕河镇。还没进镇哩,公路两边就响起震耳的编炮声,充满火药香味的烟雾四处飘散,欢迎的人们或亲切或好奇地注视着我们这些“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我们在该县最大的招待所(县一招)吃饭、住宿。晚饭后,县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在隔壁的大礼堂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大会结束,县文工团演出了样板戏《红灯记》,是用黄梅剧曲调演唱的。
第二天来了很多卡车,送知青去各个知青点。我们沿着乡间公路由县城到区镇、在由区镇到达花凉亭铺子的。这个区镇离县城六十里,很小,长一里路左右,纵深也就两百米上下,错落着一些房屋,有农民和“吃皇粮”的人居住。别看它不起眼,它可是区里的“首府”,拥有全区最高行政机关——区委。
车子到了狮子公社火炬一大队地面上的花凉亭铺子。这是我开始知青生涯的地方。记得那天,下着小雨。经营铺子的姓孟。老孟热情接待我们一行,请我们喝茶,并告知:今天一大早,书记、会计就带着好多社员拿着锣鼓在此等候,说是迎接“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后来见知青还没到,就回大队部等候,又叮嘱老孟,一俟看到知青就立马报告。老孟说完,就叫女儿速去报告。钟佩文他们三个不太懂蕲春话,但听出点意思来,极为感动。
知青办的人跟老孟聊了起来。正聊着,就听见锣鼓声由远而近地传过来。我跑出去一看,见大队书记带着一些社员来了,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两百来号人。我感动极了,觉得贫下中农真是热情,顿时产生了扎根农村、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
我们在大队部吃中饭,鱼、肉、蛋、酒摆了一桌,大队会计、财经主任陪同就餐。这次吃饭,我险些闹了个笑话。是这样的:我看到桌子那边有一盘菜,黄灿灿、油光光、亮晶晶的,外观很好看,心想那是什么菜呢,就夹了一大筷子送进嘴里,谁知刚嚼了两口,就感到辣得要命,又不好意思吐出来,只得硬撑着咽了下去,刹那间汗流满面。事后,我们问过社员。社员告诉我们,当地人从来就把鲜生姜当菜吃,可防潮防寒。我们这才明白,以后也腌生姜当菜吃。只要不怕辣,吃起来也觉得满可口的。
吃完了饭,我们在干部、社员陪同下把行李放在上陈铺的住处。
晚上,在一盏气灯照耀下,大队召开欢迎大会。书记致欢迎词,主席语录引了一段又一段,有“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还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等等。我想,我们这些乡下干部学毛主席著作学得还满好的嘛。接着,我代表知青讲话。不想台下的人基本听不懂,但从人们憨厚、纯真的笑声中,可知我们是受欢迎的。接着,宣传队表演文艺节目。表演真不怎么样,唱功做功都差;说的是本地话,几乎听不明白。不过,“演员”们演得十分投入,黄梅调唱得倒也可以。
大队派了一位叫邓林生的来招呼我们几天。此人是贫农,又是共产党员。林生说大队要知青休息几天,不要急着出工。我提出:应该先了解陈湾小队哪几家是地主富农。县知青办的人一听就大加赞赏。第二天早饭后,县知青办的人回去了。林生带我们三个在全小队走了一圈。我们一一记住了五类分子的房子,免得以后走错了门。这可是原则问题呀!
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邓林生每到一家,都对那些人挺客气,很友善,对有的人还叫好听的。我们大惑不解,就问林生。林生显得很尴尬,吱唔了半天也没说清楚。我们心下疑惑,又不好再问。但我们坚决同五类分子保持距离:见面不打招呼,劳动时对那些人不理不睬,对那些人的孩子常常是严肃教育为主,等等。
后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更奇怪的现象。有一次劳动中间休息,陈队长拿来一份文件要我念给社员们听。我看了封面,知道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的报告,是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于是就念了起来,念得十分起劲。念完以后,我以为社员们会愤怒批判刘少奇的。可是,谁知道,他们竟然无动于衷,表情漠然,有的还在打瞌冲(瞌睡)。我感到很意外。后来,陈队长说,时间不早了,快出工吧。社员们就起身干活去了。以后也没一个人谈刘少奇的问题。
又有一次,晚上小队开大会,批斗几个五类分子。我们好兴奋,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而且是面对面的斗争啊!大会是在会计家的堂屋里开的。妇女都没到会,说是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可男的能到的都到了。大会开始,大家高声喊口号。当地人喊口号挺有意思,就是把稍微长一点的口号分几次喊完。例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分两次喊完。喊完口号,就吆喝一个地富分子上来。那人上来就咚的一声双膝下跪,高举双手,看来动作娴熟。一个叫高儿的社员发言,说那人偷树,破坏集体经济。那人低声说了几句,表情十分悲苦,似乎在为自己辩护。他们说的是本地话,我们基本没听懂,也就没有插嘴。一个批完了,又上来一个,也是上来就跪,高举双手。又是说他偷了什么东西,也是低声为自己辩护,表情更其悲苦。这时,只见高儿抄起自己坐的椅子,挨批的那人吓得抱住了头。我也吓了一大跳,心想山里人好蛮呐。可是高儿并没砸下来,举了一下就放下来了,坐着微微笑着。后面又批了一个。再就是大队书记讲话,意思是:会开得很好,以后要经常开,对社员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他一说完,大家就各自回家。我几个回到了家,烧水烫脚。原来农村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呀?早知如此,何必参加!浪费了我门的瞌睡。后来,我们发现,批斗会以后人们照样说说笑笑,属于贫下中农的一些人还是喊地富分子“哥”呀“爷”的,有的聊天还聊得满投机哩——阶级阵线一片“混乱”!对此,我一开始真是看不惯,也看不懂。问邓林生,他只说贫下中农觉悟低;可他自己也是一样的。后来我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也一改严肃的面孔,跟地富分子、地富子弟说话、递烟、下象棋。若干年后,当我回忆起受的这些“再教育”时,真是哭笑不得。
我们还受到一种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再教育”。我发现男人们永恒的话题就是“吃”(当然,地富分子绝不敢谈,怕说他们怀念失去的“天堂”)。在田里地里劳动时,人们往往回忆哪一次在哪里吃了一顿饱饭,什么“帮别人修屋,一日三餐酒,中间还喝两次茶”(这里请人帮忙做事,常把“加餐”叫做“喝茶”);什么“帮别人插田(插秧),吃糯米饭,吃了两三碗”。更有甚者,居然说什么“我那次吃粑——是哪一年记不得了,哦,是旧社会,我一次就吃了七八个,还喝了两碗糯米稀饭”••••••各人说的时侯,眉飞色舞,嘴巴直咂磨,好象正在吃哩。他们所说的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想象的,已经无从考察;但是,在那半饥半饱的年代,这样说说的确可以让人的肚子过过干瘾。起初,我不明白这些贫下中农怎么总是在谈吃的,连旧社会吃的经历也谈得津津有味。这些人的政治觉悟都到哪儿去了?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些参加劳动的干部听见了也从不制止,听之任之。后来我才逐渐明白过来。原来,在这个地方,知青每人每月粮食定量是六十五斤谷(按百分之七十算,折合大米四十五斤半),加上一斤谷子可换五斤红薯,或洋芋(土豆),或若干豆子,我几个当然足够了。可农民就没这个福份喽。他们定量很低,农忙时劳力也就四十斤谷子,非劳力只二十八斤;此外,还要从口粮中扣除一部分做工分粮。劳力多的家庭还好一点;那些劳力少的家庭就可怜了,而为了让劳力尽可能吃得稍微饱一点,其他成员就只得忍饥挨饿。双抢后的一天,隔壁的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细毛子(这里做父母的往往爱把小孩或幺儿子叫“毛儿”;即使幺儿子年纪很大了,也这样叫,以示疼爱),老是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几个吃饭,嘴里含着食指,眼睛睁得大大的——显然是饿了,因为他和他奶奶、小姨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我们实在看不下去,有一次把自己的饭匀点给细毛子吃了。细毛子只扭捏了一下,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第二天,细毛子的奶奶就送过来一碗酸菜和一碗辣萝卜丝,还流着泪表示感谢。后来在吃饭的时侯却再也没见细毛子过来。我无法理解,种粮食的居然老是吃不饱饭。由此,我明白了当地农民为什么老是谈“吃”。
男人们另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男女关系”,谈得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在田里、地里劳动时,男人们常常议论这种事。例如谁结婚那天晚上搞得太狠,把床弄得咯哩嘎啦响,外面都听得见;谁把老婆搞得不能起床;谁有阳痿,老婆气得边说边哭••••••议论起来无所顾忌,有时声音还挺大。开始,我觉得这些乡下人很无聊,这种事怎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聊呢?后来,也许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我们三个不反感了;不但不反感了,还参与旁听,还跟着笑。再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这里人基本不看报,也很少听广播,对革命问题漠不关心,所以精神生活十分单调而贫乏;而“吃”和“性”这两个问题能引起莫大的关注和兴趣,因为这些问题毕竟太现实了,任你是甚等样人都无法回避。
我们也受到了正面的再教育。从插队的第三天起,我们开始过起农民的生活。像农民一样,每天出工,自己烧饭;逢一号十五号放假,要跟社员上山砍柴。我第一次上山,小队长只帮我捆了两小捆柴。我嫌轻了,叫再加点。小队长笑着说,够了,够了。我心想,你看我文诌诌的,以为我不行吧,好,我就挑给你们看看。我把冲担往肩上一搁,挑起来就轻松自如地下山了。哪知,走着,走着,就感到肩头总有什么东西在梗着,梗得好疼;可用手摸摸,又什么也没有。我当时哪里知道,我那从不走远路挑重担的嫩肩膀,被磨得生疼。这且不言,我还累坏了,直喘粗气,两腿颤抖,连连换肩,惹得过往行人大笑不止。我觉得好没面子。回家后称一称柴火,只有三十七斤!左邻右舍都笑得不行了,说等晾干了也只够烧一顿饭的。我当时羞愧难当,想不到在农村生活居然也有这么难!以后在劳动时就有意挑重些,想把肩膀磨练出来,再由挑柴来检验自己锻炼的程度。过了几个月,我逐渐能挑到七、八十斤了;双抢时,我已经能挑谷把子了,每担一百斤(是特意为我捆小一点,其他人挑的一般在一百四、五十斤上下),无论在田里的稀泥中,还是在坚硬的路上,都能走得稳稳当当;偶尔也挑一百四五十斤,当然走路走得一歪一跛的。我有些难为情;但社员们常常以爽朗的笑声对我表示肯定。我因此干得更欢了,能力也更强了。
我还感受到队里人富于人情味的一面。那是六九年双抢时候的事。有一天真是热得出奇,这对收割早稻大有好处:上午割完,吃中饭时晒干,中饭后就好去收。人们来到田里,队长数一数来了几条冲担(“冲担”这时指的是能挑谷把的男劳力),就分了工。有人抱谷,有人捆谷,有人挑谷——大家就忙开了。天太热,个个汗如雨下。我们几个才不想去抱谷哩,那是妇孺小孩干的活儿,三个大小伙子混在里面,太丢人啦;再说,挑谷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怎能错过?所以我们不听劝阻,坚持挑谷。又有一次,我挑谷到附近的打谷场,放下担子,舒服地喝着用中草药配制的解暑茶。这时,听说富农子弟旺生病了,想请假休息。我问旺生回去没有。高儿说:“在我家坐着哩。”我端着一小竹筒解暑茶跑到高儿家去,只见旺生闭着眼靠在堂屋右边的墙上直哼哼。我说“你病啦?”旺生睁开眼睛,用手握住我左小臂,点了点头,说:“是呀,中秋,我病了。(我们和这里的社员相处久了,社员们早就不喊我们“同志”了,而直呼其名,表示亲切)”我感到了他身上过高的体温,就把茶递给他喝。他接过茶一饮而尽,还连连道谢。我说:“旺生,有病就休息,怕什么呢?实事求是嘛!”旺生只是摇头,眼里流出了泪水。我正好看见陈队长来了。陈队长向我询问旺生的病情,我如实报告,还说:“让他休息吧!” 陈队长有些犹豫。旁边的社员也都在帮着旺生说。这时,贫协组长来了,陈队长跟他一合计,就叫旺生回去吧。旺生听到准信,如同死囚接到赦书一般,拿起冲担,戴上草帽,就回家去了。以后,旺生对我特别客气,令他的孩子管我们几个叫“爷”,就是叔叔。
我在乡下还有一次当民工的经历。六九年四月初,小队贫协组长带一帮人上水利,我也兴冲冲地去了。队里的人住在水库脚下的黄湾。当晚,营部(那时民工按军队编制,小队是排,大队是连,公社是营)开大会。会场上吊着一个瓦壶,里面装满煤油,在壶嘴里塞进灯芯,就当灯用。一位负责人表扬刘刚,说他革命干劲最高,一天运了五十六车(手推车),比本地的劳力运的还多,接着就骂本地人连知青也不如,要他们向刘刚学习,还说明天要来检查,看谁偷懒。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亲自督战。
我先是挖泥土,后来看见别人推车跑得可欢了,就不想挖了,也推起小车来。下午运了十六车。我好累,吃了晚饭就躺倒在统铺上去了。
这儿的统铺十分简陋,就是先在地上并排打进几个有“丫”口的木桩,横着架好手腕粗的树杆,再沿着树杆放上比腕子稍微细一点的树棍,排得并不密,有一寸左右宽的间隙,然后把稻草一铺,上面再铺上棉被。这就是统铺了。城里人是没法睡的,可民工干活干累了,躺上去就着。我就是这样的。
一天晚饭后,我又迷糊了一阵。迷糊间,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原来是九大开幕了,广播里正播发公报。我一骨碌爬起来,把脸摩挲了几下,就冲出去了。
外面是一片欢腾的景象,人们在公路上、田埂上、湾子里游行,高呼各种口号。
从那天以后,几乎天天晚上读报、学文件,有时还学得很晚。不过,民工学文件兴趣不大,往往你念你的,我睡我的。领导也不管。我知道,民工们干得很辛苦,太累,想多睡一会儿养养精神。我几个跟民工一样,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大家把这种现象叫“会议催眠症”。
七0年六月,全区搞挖渠大会战。我们大队的民兵连驻扎在离大队三十里外的张湾。小队长要我送一百斤柴去。我二话没说就上路了。这时我仍然显得很文弱,但挑一百斤柴已不在话下了。再说,在公路上没人监督,想走就走,想歇就歇,多美的差事啊!不过,我觉得没去参加大会战就已经占了好大便宜,要是在路上偷懒,就太不像话了,越是没人监督就越要自觉革命,所以我路上只休息了一次,就一口气到了张湾。
在张湾我才知道大会战苦到什么程度。我看见有好几十号人病倒床上,发烧的,头昏的,拉肚子的……,民兵连长大声念着毛主席语录“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接着焦急地作动员工作,要求病倒的人坚持上工,说轻伤不下火线。有不少人当即起身拿了工具就走。民兵连长告诉我,动员生病的人上,也实在是没办法,任务太重,人手不够,只好硬着心肠这样做。我摸了民兵连长的额头,感到微微发烫,心中充满怜惜和敬佩之情。我感到惭愧,当即请战。民兵连长拍拍我的肩膀,夸了我几句,说我眼睛不好,就算了吧。
八月底,全区又搞挖渠大会战,大队民兵连驻扎在五里外的李湾。这次,小队长派我去了。我挑着被子、脸盆、白米、腌菜和箢子,先到大队部去集合,再一起开到驻扎地。我这回是从皮肉上体会了大会战的艰苦。每天天不亮就出工,早中饭都在工地吃。白天在巨石上打炮眼装炸药,天黑了收工,点药炸石;第二天搬走石头,再打眼装药。晚上吃罢饭,洗澡、洗衣、乘会儿凉,已到了十一、二点,上床就寝,到次日出工,仅能睡四、五个小时。上工时,打哈欠的特别多;中间休息时没一个人说话,你只能听见阵阵鼾声。这些农民,六月份苦干了一个月,七、八月搞“双抢”(抢割早稻,抢种晚稻),八月底又搞大会战,忙得脚不沾地。可大队、公社的领导还嫌进度太慢,常来巡视,一来就催促上工。一些贫下中农一面低声咒骂(也只有贫下中农敢骂几句),一面赶紧起来上工。
我是知青,受到特殊关照。在第一天晚上的动员大会上就有人提出我是知青,可不可以照顾一下;大队干部二话没说,当即拍板,允许我天亮以后出工,不定具体任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了多少就是多少,而工分仍然是十分。就这样,我还觉得好累。当然累呀!吃的是没有一点营养的腌菜,干的是超负荷的活儿,怎能不累?社员们告诉我,这次真算好的,六月份那次常常一天只能睡两个钟头;有一次睡了两个半钟头,领导说是看大家太累就照顾一次。我听了,心里暗自庆幸,也才知道为什么那次有那么多人生病。因此,我干得十分卖力。我总觉得不干好,实在对不住人。
     批判肖洛霍夫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说过:“肖洛霍夫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要敢于碰他。”我在黄冈师范学习时就“碰”过那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曾批判他精心培植的“大毒草”——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那是一九七0年十月的事。我正在语文排(当时黄冈师范按军事编制分班)进修。那时,每天的生活日程安排得很充实:早晨六点钟起床,十分钟后就去操场集合、跑步、做操,然后解散回寝室整理内务;六点四十五分上早自习,七点半下课、吃早饭;八点钟到十一点半上完课,就吃中饭,吃完中饭就休息,到下午两点钟再上课,一直到四点四十五下第三节课;五点半钟吃晚饭,接着是自由活动,七点钟上晚自习,直到九点下课回寝室,九点半钟熄灯。这是通常的安排。有时要从事一些其他活动,如参加劳动、访贫问苦、请人做报告、庆祝国庆和学习结束的汇报演出,就改变通常的生活日程。当时,对这样充满政治色彩的生活,我自然是相当惬意相当满足。这是我喜欢的生活。我抓紧时间学习着,还利用挤出来的时间干我喜欢干的事。我喜欢干的事有两件:一件事是教样板戏;再一件事就是批判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我在读小学时就看过连环画《一个人的遭遇》。那时我对主人公安德烈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深表同情,觉得这个人真可怜,一个完整美好的家庭被法西斯给残酷地毁灭了。后来听说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我很想看看。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特爱看苏联电影。我最爱看四类片子:一是史实性的片子,像《列宁在1918》、《伟大的公民》、《斯大林格勒战役》、《基辅姑娘》等;再一是战争片子,像《丹娘》、《坚守要塞》等;第三是反映少年儿童的片子,像《战火中的少先队》、《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丘克和盖克》等;第四是反特的片子,像《山中防哨》、《在伯爵的废墟上》。对言情片我是从不问津的。我非常希望能看到电影《一个人的遭遇》,可一直未见公映。后来听说这部电影有问题,只在内部放。我是中学生,自然是看不成的了。我一直想看一看原作,看它究竟有什么问题,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我在黄冈师范学习,看到报上登有几篇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文章,就又起了看《一个人的遭遇》的念头。我试着问排的辅导员章花荣老师,师范图书馆里有没有这本书。他答应找找看。也是我运气好,他很快就找到了给了我。我好高兴。
这本书的封面很简单,画面上一个复员军人,背着行囊,吸着香烟,带着一个小孩。画面的气氛是凄苦的。我没有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我要找出这棵大毒草里面的“毒”来。我花了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仔细阅读,深入思考,根据所学到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观点,果然看出了小说的“毒”:
作者塑造了一个苏联人民的可耻叛徒——安德烈。德国法西斯侵犯他的祖国,他应征上前线,不是斗志昂扬,而是悲悲切切。车站一片哭泣声,所有上前线的人都是哭丧着脸。他的妻子死死抱住他不愿放手,泣不成声。他先是觉得很不好,推开了妻子;可妻子在楞了一下之后,又发疯似地扑上来拥抱他,而他也把妻子紧紧抱在怀里。上了前线,战士们很少不怕死的,有的人写信时眼泪鼻涕竟然把信纸弄得一塌糊涂。他们一接仗就败了,很多人被俘,一些人被俘时还赤着膊,样子极其狼狈,全没有轩昂之气。安德烈本来躺在路边装死,后来见敌人向他走过来,就站起来当了战俘。敌军官为庆祝斯大林格勒即将陷落要他喝喜酒。他非但不严辞拒绝,痛斥敌人,反而一饮而尽,以致于敌军官都对他变得慈祥了。作者为了让这个叛徒后来回到苏军部队的情节有合理性,就捏造了一个不合理的情节:敌人让他给一个军官开轿车,而他把敌军官灌醉后就一车子把敌军官送到苏军阵地上。作者显然想以此为可耻的叛徒安德烈开脱。安德烈的儿子阿纳托利在苏军冲击柏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战友们为他儿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在葬礼上,他不是痛恨敌人、激励将士,而是说埋葬了儿子也同时“埋葬了我最后的希望”,完全没有革命者的气概。战后,他的家人全死了,他孤苦伶仃的。不久,他收养了一个孤儿,但生活苦不堪言,不得不四处流浪,寻找谋生之地。他不断询问自己:“生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整篇小说以凄凉开头,以凄凉结束,基调悲凉无比,全然没有战争胜利后欢欣鼓舞的气氛。
我认为这个安德烈丢尽了苏联人民的脸,可肖洛霍夫对这个叛徒竟然寄予了极大的同情。结尾处借一个苏联军官之口感叹地说:“什么在前面等着他们呢?”
我抓住这句话进行批判,写了一段笔记:“修正主义文艺的头子肖洛霍夫紧锣密鼓地配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卖力炮制所谓‘解冻文学’,抛出《一个人的遭遇》。这个阴险恶毒的家伙在这部小说里,竭力挑拨苏联人民不要去申讨法西斯的罪行,却念念不忘战争给自己带来的苦难,进而诱导人民去反对斯大林。好像苦难不是法西斯造成的,而是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从而彻底打败法西斯的斯大林带来的。斯大林是苏维埃国家的伟大元首,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旗帜和象征。肖洛霍夫把矛头指向伟大的斯大林,又何其毒也!”
我觉得意犹未尽,又用了一周的时间,写了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批判文章,系统批判《一个人的遭遇》,特别是批判小说结尾处的两段话:

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沙子,什么在前面等着我们呢?我希望,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具有不屈不挠性格的人,能经受一切,而那个孩子会在我父亲的身边长大,等我长大了也能经受一切,并且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我们这样做的话。
在战争的几年中上了年纪、白了头发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我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儿重要的是要及时转过脸去。……这儿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我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我认为,这两段话最恶毒。第一段简直就是挑拨苏联人民起来反对斯大林。你看,“孩子长大”正是苏共二十大以后,“障碍”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祖国号召我们这样做”就是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蒙蔽苏联人民反对列宁斯大林创建并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段渲染战争的苦难,宣扬战争恐怖论。
我把自己的批判文章给排章老师过目。他看后,大加赞赏,还修改了几处,并且拿到排里去宣讲,要大家都这样主动写批判文章,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学员们以赞赏的眼光看着我。我当时非常兴奋与自豪。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打了鬼也就被鬼缠上了。这两段话一直镌刻在我的大脑里,抹之不去;特别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审查时,这两句话更是常常在脑海里浮现,使我心酸,使我窝火。
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纪事

交心受审查

从黄冈师范学习归来以后,我怀着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满腔仇恨参加工作,准备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粉碎刘少奇妄图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粉碎帝国主义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阴谋。
不想,世事难料——我几乎被粉碎!
七0年十二月,全县在三角山召开批陈整风大会,办学习班讨伐“五•一六”和“决派” (即武汉的“五一六”分子)。
这次运动先是放包袱,人人过关;放完了,还要深挖思想根源,非红五类的还要从祖宗八代挖起。领导说了: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脑里没有一丁点儿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外,其他任何人的脑袋里无一例外地存有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就一定会出问题,甚至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因此每一个人都要严肃而正确地对待自己,先做革命的对象,放了包袱,再做革命的动力,以便同刘少奇、陈伯达以及我他们散布在各地的走卒斗争到底。领导们带头放包袱,党员、团员和一些写了入党入团申请书的人也跟着放了包袱。
我受到感染,非常激动。我原本就想在批陈整风中表现一番,就毫无顾忌地放了一通,把自己在文革中的事兜底诉说一遍,最后还诚恳表态:“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请同志们帮助我轻装上阵干革命。我一定要同一小撮政治骗子刘少奇、陈伯达之流斗争到底。”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我没能跟刘少奇、陈伯达之流做斗争,却被别人当作刘少奇、陈伯达之流一伙的给揪了出来,还被批了几次。我心里那个怨呐,找领导申诉过几次,不是遇到冷若冰霜的脸,就是遭到大声呵斥。
就这样,我被审查了——自找的!
不过,一开始我并没多大的思想负担。我认为一打三反是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自己跟这四条一个也不沾边,怕什么呢?再说了,让党组织审查一下有什么关系?通过审查取得党组织的进一步信任,其实是一件好事,真革命的就不怕审查!运动初期那么多领导干部受冲击,后来不也都重新当领导了吗?可始料不及的是,我发现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美好,运动的重点不是在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而是在抓“516”,人家楞是抓住我不放,把我跟“516”联在一起。我说自己不是“516”,不是“决派”,说了一次又一次,可人家总说我不老实,没向党说真心话,于是为了向党表忠心,我就越说越多,连真的带编的全有——为的是早点被解放,早点走上讲台。最后我实在没说的了,人家仍然不放过我,态度也变坏了。
我实在不知道怎样交待才算彻底,才算向党说了真心话。直到有一天专案组的小头目陈锦云问我是不是“决派”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才知道,如果不承认是“决派”的话,是过不了关的。我又气又恨,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我感到自己对党组织的一片真情被亵渎了。我想:他们要你向党讲真话,并不是真要你放包袱并对你进行教育,所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先当革命的对象再当革命的动力”全都是骗人的鬼话,全都是哄你说真话的诱饵!他们梦寐以求的只是抓几个阶级敌人,以便邀功请赏。难怪总说我交待不彻底,原来奥妙就在这儿!其实,他们屡次外调都一无所获就已经证明了一切。可他们就是不甘心,总想侥幸出现奇迹。去他妈的吧,老子就不承认!我愤慨地向陈锦云申明:自己不是什么决派;不但不是,而且还是反决派的。既然外调没有查到证据,请快把我解放出去。但学习班的领导根本不理睬,继续逼问。陈锦云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见我不承认,也不再逼我,而且对我的态度还逐渐友善起来。可是,陈锦云后来走了——据说是思想有些右倾,区辅导组组换了一个小头目何敬民来主持专案组的工作。他态度恶劣,不但对“革命对象”粗暴,对“革命动力”也粗暴。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能证明自己不是决派吗?你要能证明自己不是,那就找出证人来,我们就解放你。怎么样?”这时的我已经忍无可忍,就还了一句:“你能证明我是决派吗?你们要能证明我是,就找出证人来!”何敬民被顶得哑口无言。领导闻讯大怒,立马在小范围内组织批斗;见我不在乎,就又组织了大型批斗会。每次批斗完了,就一定有积极分子找我谈话,或威胁,或规劝。我再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了,知道他们又在耍花招,无非是要我承认自己是“决派”,再想到抗争也没用,于是选择了沉默。
学习班里还有一件让人愤恨的事,就是专案人员随便拆看审查对象的私人信件。我很反感。
专案人员正告我,这是革命的需要!我想不通,宪法上规定要保护公民通信的自由,他们怎么
可以一句“革命的需要”就随便拆别人的信呢?宪法还有没有权威性呢?要是没有权威性,还制定什么宪法呢?干脆宣布废除得了!可又不宣布废除,反而忙着制定新宪法。这是为什么呢?若干年后,我认识到,制定新宪法不是为了执行,而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这叫个什么事儿?
正当我无比沮丧的时候,有人点拨我:运动当中都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你放心,运动一完,你还是教你的书。我一下子放心了,就老老实实地听批判,还认真记笔记、写心得,在劳动中专拣重担挑在肩。学习班接到一个任务——修水库,要大干五天。很多人,特别是有问题的人(正在受审查的人员和有历史问题——如加入过国民党、五七年给党提过意见等——的人,挑着担子飞跑,连膝盖也跑肿了。我也这样干。一些本地老师也夸我,说我插队几年有收获,像个劳动的样子。我自然喜滋滋的,尽管没得到一次表扬(按当时流行的道理,革命对象好好劳动是应该的),依然干劲冲天。我觉得应该彻底改造世界观。只要自己态度好,解放起来就会快。我认为那一天将很快到来!
可是,我又一次做梦也没想到,对我的审查竟然一拖就将近两年!
我完全懵了,接着就烦了,后来就恨了!
那时学习班里批判一个说法,就是“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很有些紧张,考虑到自己是外地人,怕当地人会害我。我时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处处保持低调,广结善缘,果然没几个人真想害我。
我还找到了“找乐子”的方法。在学习班没待多久,就适应了那种生活。先是专门想自己的问题,没心思注意身边的事。后来,逐渐发现许多值得一笑的现象。一些人,特别是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人,骂自己骂得才有意思呢,什么“我是一堆臭狗屎,我连狗屎也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我有什么用啊,只会害人”,什么“我侮辱了一个妇女,就是侮辱贫下中农,侮辱我的母亲和阶级姊妹啊”,有的泪流如注,有的捶胸顿足,最次的也要把眼睛揉得发红,以示诚意。他们的表演让我暗暗发笑。其实,他们平时一点也不痛苦。学习、开会时还有些收敛,只要一外出劳动,他们就照样有说有笑的,彼此还拿对方挨批时的丑态取笑。在这种场合,我常常无所顾忌地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若干年后,我常常禁不住回忆这些生活情景,有时想得要流泪,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人为了求生存而在精神上残忍地自我戕害,该是多么可怜、可悲、可恶、可耻、可叹!但愿这样的精神自戕不要重演!
中国人太需要尊严了!
令人遗憾的是,有谁来维护这个尊严呢?
令人愤恨的是,维护这个尊严的人没有,而摧残这个尊严的人比比皆是。
林彪“摔”死以后,学习班里盛传一个让人高兴的消息:学习班马上解散,各人都回到本单位去。我很兴奋,想到自己被审查了将近一年,没查出什么问题,总算过了这一关,以后要认真学习革命导师们、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用他们的教导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少说话、多做事,在教学上多多下功夫,向中老年教师请教,尽快成为称职的老师,把这一年的损失弥补起来。我常常做梦,梦见自己正站在讲台上给几十个天真活泼的农家子弟讲课,学生们睁着水灵灵的眼睛倾听我的教诲,还记着笔记。在梦中,在醒来后,我都感到十分欣慰。我已经看到新的生活在向我频频招手了。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生活又一次给了我当头一棒!
一天,何敬民带着冷冷的微笑通知我去学习班办公室开会。我近乎小跑似地赶到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敞开着,像一只饿虎张开的嘴。我刚进门,就感到空气异乎寻常的沉重、阴冷。学习班的总负责人、区公安特派员吴正明端坐在椅子上,左手夹着一根烟,看了我一眼,往前微微动了一下下颏,示意我坐在一排挨墙放着的矮凳上。矮凳上已坐着几位,有武医大学生、土产的和其他人。我跟他们是“老战友”,常在一起劳动。我发现,正好每个单位都有一至两个。我想:“教育单位只有我一个,其他人都没来,看来,事情不妙哇!怎么办?……管它呢,到时候再说。”我把心一横,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吴正明说:从今天起,你们几个以劳动为主,不再参加其他人的学习;要学习,就你们几个一起学。你们一定也听说了,学习班马上解散。这是按上级的指示安排的,但不包括你们几个。你们什么时候结束审查,等通知。今天你们就上山打柴。
从那天起,我们这些人就天天上山打柴,只在晚上读会儿报。春节后,又把我们集中到附近的吴湾,直到十月下旬。这八个月,是我思想上最痛苦的一段时期。我连最初的一点认错的心理也不复存在,只有烦、烦、烦,接着就是恨、恨、恨,成天熬煎在愁闷与憎恨之中。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结束这该死的学习班;至于什么触及灵魂改造思想、争取当革命的动力,早已抛到九霄——不,是十八宵——云外去了。
春节后,我和几个问题还没查清的人挑着铺盖来到吴湾。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革命动力搞材料,革命对象参加劳动。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问题没查清,而是那个公安特派员吴正明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就是不愿意放弃学习班,说是不放心。
我和几个人住在副队长家里。这家房主姓邓,死了男人,带着三个儿子。老大是小队里主管生产的副队长,叫大狗;二弟叫二狗,三弟叫细狗(小狗),都还在大队小学念书。乡下人普遍穷,怕孩子养不活,往往取个卑贱的名字,据说孩子就好养了。我照当地习惯喊队长的妈妈叫“大娘”。这位大娘顶多四十五岁左右,却一脸深深的皱纹,看面相至少有五十五岁以上。她平时很少说话,但对几个审查对象非常友善,尤其对我,常常施以真诚的微笑。那三兄弟也跟我们要好。
他们一家跟其他住有审查对象的贫农户一样“缺乏”高度的政治觉悟,对革命的对象恨不起来,反而十分担待,从不向领导汇报审查对象的新动态。吴正明多次找这些贫农开会,要他们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报告上来;但无济于事。因此,我们少了好多麻烦。
我几个跟大狗一家相处很是融洽,但也有个底线,就是从不谈论我们的问题。我的想法是:一则估计姓吴的已经跟社员们交过底了,社员只会听领导的,不会相信审查对象的话;二则怕这一家人对我们了解过多,会徒增误会,影响关系。这第二条是我最怕的。后来经过了那件事,我才知道这完全是杞人忧天。我还为此嗟叹不已。
那件事是这样的:
五月中旬的一天,大雨滂沱,审查对象们都不想出工,请我给拿个主意。我当时正担任审查对象的小组长,成天带着审查对象劳动、读报、写思想汇报。我见吴正明和革命动力都不在,也想摆一摆组长的谱,就说不想出工就不出工嘛,只是不要到处乱跑,就在湾里看书学习。后来,一个叫汪海琼的回到湾里,发现审查对象们竟敢不出工改造自己,就气冲冲地问是谁带的头。这些人吓坏了,顷刻间“集体叛变”,一致推说是我带的头。我早就对遥遥无期的审查怨气冲天,就充起好汉来,一口承认下来。反正我也豁出去了。他对我大吼大叫,我也毫不退让,回敬他大叫大吼。他叫别人立即出工,又单独跟我谈改造的道理。我说:“要说参加劳动可以改造思想,那贫下中农天天出工不是天天在改造吗?我想不通!还有,你们审查了我一两年了,怎么还没搞清楚我的问题?就我所知,你们每次外调都没找到我是决派的证据。既然不能证明我是决派,就要承认我不是决派,就要放我出去。我有工作的权利!凭什么还要没完没了地审查?我早就烦了!这个学习班早就该解散了,还办个什么呀!”我本来还想说他们只想抓个决派邀功请赏往上爬,全不管别人的政治前途。但我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场,就忍住了——我没说完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憋得好难受。令我想不到的是,汪海琼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轻言细语地说这是区里决定的,自己服从领导安排,要我找吴特派员谈一谈。我正在情绪激动之中,也没好气地说:“既然是区里决定的,跟他谈也解决不了问题。”二人不欢而散。
以后几天,一切似乎十分平静,革命动力照常搞材料,革命对象照常参加劳动。何敬民、汪海琼对审查对象们比以前有些客气了。后来吴老板外出检查公安工作回来了,气氛就明显紧张起来。当晚革命动力们开会开得很晚。第二天晚上,部分革命对象被叫去开会。我在我们住房附近能听见吴正明满怀愤怒的喝斥声。我十分懊悔,但也无济于事了。我想,怕也没用了,充好汉就充到底吧。
第二天下了晚工,在吃晚饭前,一位名叫吴耀黄的社员悄悄地告诉我:“吴同志跟我们说了,要我们社员斗你。队里几个干部不想开这个会,吴同志非要开不可。你别怕,一句话也不要说。” 我紧张得手脚冰凉,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不怕吴正明,只怕社员里有一些“啊人”(方言,指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讲道理的人)受人挑唆会行蛮(动武打人),那可不好受。文革中利用这种人打人的事多如牛毛。利用者不用承担破坏政策的责任,却达到往死里整人的目的。可谓阴毒至极!不过,如今事已至此,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晚上九点多钟,斗争会在队长家里开了。吴正明主持大会。何敬民首先发言,“揭发”了我很多问题——都是我自己交待的。我已经听得多了,根本就不在乎,只担心吴湾的群众会怎样对待我。哪想到,情况竟然比我预想的还要好。大狗就坐在我旁边,第一个发言,只说我不该随便叫别人不出工,然后就没词儿了,总共只讲了两三分钟,就推说自己不会讲话,便坐了下来,引得社员们哄堂大笑。吴正明大声说“严肃点,这是阶级斗争”,也制止不了社员们压抑着的嘻笑声。几个积极分子发言后,队长发言:“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今天才知道老刘是个坏人。啊,老刘是个坏人,啊,是个坏人,是个坏人……”这时,社员们终于忍不住,又一次哄笑起来了。吴正明又一次大声说“放严肃点”。笑声停止以后,仍然不时传出女人低低的的笑声。队长又说:“看他平时劳动挺卖力的,还以为他在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哩,原来是假的!希望老刘好好改造思想。”说着,打了个哈乞。这哈欠像有魔力似的,引得大家陆续打起哈乞来。在场的积极分子,除了吴正明、何敬民和汪海琼,也都在打哈乞。吴正明见状,只得草草收场。
吴正明自然不甘心,又在学习班范围内开了一天会,狠批了我;批完了,还要我写思想认识。我磨磨蹭蹭地写了两天才交上去。有的审查对象半发牢骚半羡慕地说我因祸得福。我知道,他们说的的确是事实。这两天碰巧正下着中到大雨,我坐在屋里写检讨,而他们在雨里干农活,衣服一天要湿透两次。不过,这又怪谁呢?谁要你们“集体叛变”的呢?活该报应!
学习班里有个吴保佑,我特别恨他。原来,姓吴的接替我当了组长,对其他革命对象指手画脚、吆五喝六,样子可神气了!还找过我,要我快点写思想认识,还说别以写东西为名偷懒。我根本不理他,只当他不存在。吴保佑倒也知趣,也不敢多说。我恨他,更可怜他。李楚维在学习班里曾谈到过吴保佑,说他老婆经过领导做工作闹过离婚,后来经朋友竭力劝说才作罢。听了老李的介绍,我很同情吴保佑;可现在,我发现吴保佑这个人很贱。一天晚上,吴正明召集积极分子和部分革命对象开会,批判林彪。我们几个革命对象共六人被拒绝参加;因为当时还没有对我们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有关文件——尽管吴正明和积极分子们都知道这些革命对象已经完全了解林彪事件的内容。在寝室里,我们都清楚地听见积极分子批判林彪的愤怒之声。我对吴正明的做法嗤之以鼻,铺好了床,准备安寝。不料,吴保佑在放肆地大声说笑,一句接一句,持续不断。其他人都沉默着,无人应和。我很烦,要他别再说了。可吴保佑略微停了停,又说了起来。我再也忍不住了,就坐了起来,说:“你说了半天,累不累呀?” 吴保佑也没好气地说:“我说我的,你睡你的,喊什么?”我呵斥道:“你这样吵闹,要别人怎么睡?” 吴保佑讥笑道:“你不是怕吵!你是想听他们批判林彪!对不对?你装得一本正经的样子,哄谁?我早就看出啦!”我说“批判林彪为什么不能听?” 吴保佑斩钉截铁地说:“领导没向我们传达文件,我们就不该听!”我呵斥道:“你别说得好听!你敢说你一点也不知道林彪的事情!” 吴保佑坚决地说:“我就是一点也不知道林彪的事!”这时,旁边的人都大笑起来。吴保佑赶快钻进被窝,说:“别笑了!小心那边听见了,惹麻烦!”第二天上午,革命对象上山砍柴。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我问吴保佑,是不是领导要他那样做的。吴保佑说:“没有!是我个人这么想的。”我愤恨地说:“这跟奴才有什么两样!” 吴保佑的脸色忽而白,忽而红。看着他这副可怜又可嫌的样子,我真是气死了;不过,也暗暗高兴了几天。
批判会之后,我问大狗,为什么他的两个弟弟没去开会。大狗说他妈不准他们去。问他为什么不准去。大狗说:“我妈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号召搞的,你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才搞文化大革命的,斗你没道理。我们队里有不少人也是这样看的。我妈要我坐在你身边保护你。湾里好多大人也叮嘱年轻人,不许碰你。我事先也跟一些人打过招呼。” 他还说:“从落实‘九•二七’开始,都三年了,这样的会见得太多。要是白天出去开会嘛,我倒是满愿意的,反正有工分;可是晚上开会,又不记工分,还要熬瞌睡,划不来。你说是吧?”
经过这一场风波,我深感我以前对乡下农民的一些看法实在是大错而特错。我原来总以为农民文化水平低,只关心眼皮底下一点东西,对天下国家的大道理知之甚少,因此要留下来当老师教化他们的子弟,为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农民贡献力量。现在看来,他们看问题的能力并不像我、还有其他一些城里人想象的那样低。他们文化水平确实不高,但心地单纯,看问题非常实在,往往比那些常开会、常学理论的人、尤其是干部还能持常人之见。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学习班终于办到头了,我总算熬出来了。

老   傅
傅绍英,黄石人。我从黄冈师范学习归来,分到狮子公社中学任教,就跟他混熟了,彼此很谈得来。他是大学生,却从不小看我。他是教英语的,自称不熟悉文史,有时竟向“小兄弟”我请教一些文学、历史方面的问题。我当然不好意思喽,但见他态度确实诚恳,也就“倾其所有”,予以回答。由于这些原因,我很是敬重他,见面就以“老傅”呼之——其实也只比我大三、四岁。
老傅挨批判,我是非常清楚的。那还是一九七0年十二月我上班第一天的事。说起来,真让人寒心。其实就是为了一把柴刀。
有一次开会,领导布置全校师生上山砍柴的事,要老师们人人备好一件劳动工具。书记逐一询问老师准备了什么工具。问到我,我说我在生产队的时候有冲担、柴刀和绳子。书记和管校代表很满意。又问到老傅有什么工具。老傅说去借柴刀。书记要他买,他说没必要。书记说他一个月拿五十块,连一把柴刀也不肯买,不像话。老傅说五十块是国家给的,又不是拿你的,你干嘛老盯着那五十块钱呢?我想买就买,想借就借,你管得着吗?脸上一副得意的样子。
书记不高兴了,说他的世界观有问题,要好好改造改造。老傅顶了书记一句:你的世界观就改造好啦?我看不见得,你也要改造。书记气得说不话来。
管校代表看不下去,就批评了他两句。他又跟管校代表干上了。书记说他不尊重管校代表就是不尊重贫下中农。老傅正在气头上,指着他们两个说:“你们能代表贫下中农啊?靠边站吧你!”书记和管校代表要他先冷静下来,回寝室想一想。
第二天晚上,对不起,领导组织全体老师和一些学生开会,讨论昨天老傅跟书记和管校代表吵架的问题。管校代表介绍了吵架的经过,说一个应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学生竟然要贫下中农派来的管校代表靠边站,绝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而是性质极其严重的大问题,是要不要贫下中农永远管理学校的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总之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还不点名地批评有的老师在大是大非面前思想迟钝、和稀泥、充当老好人,糊涂透顶,丧失原则。这里面就有我一个,因为我说老傅脾气太燥,头脑发热,没扯到阶级斗争上去。管校代表说完,就要大家发言,每个人都得说,一个也不能落。于是,人人发言,争先恐后,你也批,我也批,调子越打越高,后来有一个本地老师竟然提出要把老傅开除公职,送到生产队去监督劳动。
我根据书记和管校代表的指示也发了言。不过,说实话,我还是说得很平淡,没火药味儿。我觉着书记和管校代表对我不太满意。老师说完了,学生说,一个个也挺会分析的。有的说:“你像个老师吗?”老傅呢,低着头,乖乖地听,乖乖地记笔记。
群众说完了,书记说:你以为我们当领导的不教书就没事干,是吧?你错了。我们没教书,可我们天天在注意动向。你昨天的表现反映出你的思想问题,是一种动向,阶级斗争的动向。你一定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要认为我们是在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
管校代表做总结,他盯着老傅说:你以为你是什么知识分子,你是刘少奇的知识分子,是臭知识分子。工人贫下中农送你读大学,你学了知识就瞧不起工人贫下中农了,你忘本了。你的屁股坐到哪儿去啦?坐到地主资产阶级一边去了。太危险了!我为你痛心呐!我们要把你从地主资产阶级那边拉过来。今天开会就是在挽救你。你要好好学习,好好反省反省,深刻地触及灵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事后,书记和管校代表又找他谈心,还留下我旁听。书记说,在会上上纲上线是思想批判从严,不会把他送到生产队去监督劳动的,要他安下心来反省,不要被包袱压扁了。老傅一个劲儿地点头,保证不胡思乱想,一定要好好触及灵魂。过了几天,他在全体教师大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领导表示满意,老师们也说了些鼓励的话。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后来,老傅请我共进晚餐。他喝得满面通红,垂头丧气地说:“不就是一把柴刀嘛!早知如此,不如当场答应买一把不就结了。真是自找麻烦!唉!你看到了,稍不留神,就会骂你是臭知识分子,连知识分子也跟着一起骂。”
我叹了口气,说:“同类相残呐!”
此后,我们的关系更好了。
不久,老傅调到区高中去了。见面虽然少多了,但只要见了面,他总是热情地跟我聊天。即使后来我被审查了,有些认识我的人对我避之惟恐不及,他仍然对我十分热情,从不回避。所谓“患难见真情”,的确如此。
我一直想调回鄂城,老傅也想调回黄石,所以二人见面时总少不了相互询问一下对方有关调动的事。
七二年十月,狮子区最后一期学习班结束,我作为审查对象总算熬出了头,便拿着区辅导组干事给的介绍信回到狮子公社中学。这时,我已无心上课,只想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于是找借口回鄂城一趟。校领导其时已换了人,叫康象贤,一句托辞也没有就同意了。我于第二天就出发了,在路上拦车上的。其实,我此行的目的,是去县文教局提出调动的问题。
在区汽车站门口,我看见老傅挑着担子上车了。担子一头是箱子,一头是铺盖卷和网兜,网兜里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杂物。
我们见了面,相互寒暄了两句。他问我的近况。我告诉他,学习班解散了,我“解放”了——连对我结论也没有,何谈解放?不过自我解嘲而已!
他又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回去探亲,顺便去文教局谈调动的事。接着,我谈了在学习班的遭遇。他深表同情。
我见他挑着行李,以为他调回黄石去了,就说:“恭喜,恭喜!你终于调回去啦!”
他阴沉着脸,说:“调回去?我不指望了。这次我自己走!”
我奇怪地问:“老兄,不办手续,你怎么走?你是走不了的!你没有户口,是个黑人,到哪儿都不行!”老傅说:“我不要户口,就当个黑人,怕什么?不就是档案、户口吗?老子不要,也照样活!”
我觉得老傅太糊涂,竟然连户口也不要了;可是又想不明白老傅是哪根“经”出了毛病要这样做。
两人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望着车窗外,各自想心事。
到了漕河,我们分手,各人忙各人的去了。
探亲结束,我回到狮子公社中学。刚到学校,就被通知调到汪坝公社中学工作。我想也好,免得跟队里人见面,那够多难堪的啊。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在汪坝镇买东西,碰到一位在区高中上班的熟人,忙问他老傅的事。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了工作上的事,领导批评他几句,他不服,加上领导一直不批准他调回黄石,他气得要命,这是根子;那天中午,领导又批评他讲课不认真,他又跟领导吵了一架,这是导火线:这样,他打起铺盖卷就走了。他爸爸到底年纪大些,看见他擅自离校,骂了他一顿,马上就亲自带他回来了。一放下铺盖,没有解开,就带他去见领导,向领导赔礼道歉,说自己没把儿子教育好,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请领导原谅,还要老傅向领导承认错误。老傅马上做了检讨,还保证再不顶撞领导了。领导当时原谅了他;等他父亲走后,找他严肃地谈了一次话,要他写一个书面检查,又要他到生产队劳动,彻底改造思想。我当时认为他说得有理。可是,我心里还有个想法:这些领导也是的,早把他调回去不就得了?何必硬留他呢?他不安心,当然就烦啦,一烦,难免会跟领导闹别扭。
我感叹良多。老傅这已经是第二次倒霉了,不知他以后会怎么样。后来,我见到他,询问他在生产队的情况。他笑着说,他在生产队从来没参加劳动,队长从来不给他派活,他过得很舒服。
老傅说的是实情。我在汪坝中学(后改名为“花园中学”)的同事、数学老师童修明也因“世界观没改造好”,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情形跟老傅的一样,从来没参加劳动,相反从队长到社员都对他十分客气。
唉,百姓对知识分子是非常好的,对知识分子不好的是官方人士。二者相差何其远也!从中可以看出,“人民”对整治知识分子早已厌倦、反感,就以自己可能的方式照顾知识分子。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这些事情。我的结论是:这些下层人士没怎么学习理论,所以还保留着良知,对知识分子还能有正常人的态度;可是,那些学过不少理论的人士,心灵被扭曲了,思维就有了偏颇,而思维一有偏颇,就失去了正常人看问题的尺度,往往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正常看问题并得出正常的结论。
老  李
七0年十二月,全县在三角山召开批陈整风大会,办学习班讨伐“五•一六”和“决派”。山上本来就比山下冷,冬天则更冷。开会时要把大腿捂在被子里,或提个烘笼,否则就坐不长。        
我就是在这里结识了老李——我的好朋友李楚维。
认识他呀,真是一言难尽!
李楚维比我的处境更糟。他在广济师范读过中师。听积极分子在大会批判时说:这家伙并不感谢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却顽固坚持其地主资产阶级立场;更可恨的是,在文革中他竟然跟五七年有右派言论的人说,一些人是跟党提意见才成为右派分子的,真是冤枉。不料,东窗事发,他说的话不知怎么给传出来了,有人当面作了揭发。为此,李楚维被批了几次。这次在三角山办学习班,我在批判会上亲眼看见了他。有人揭发,他还有作风问题,受害对象是一名初中女生。这更让人痛恨和鄙视。他个子较高,体态瘦弱,两颊塌陷,才三十多岁就满脸皱纹。别看他这副文弱的样子,嘴巴还挺硬的哩。每次挨批,他总是低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要重证据。”
他是富农的儿子,有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阶级本质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他得罪了人,别人就常常以“富农儿”骂他。那时候,“地主儿”、“富农儿”是骂人的话。地富子女最忌讳也最怕别人这样骂他们,只要别人一这样骂,他们立马就不吭声了,比用手卡住脖子还“有效”。我教的学生中也有这种事;我制止过,但没有效果。
我和李楚维在一起住宿、学习、劳动、自我批判、接受批判。起初,我处处注意他的一言、一行,生怕受反动情绪的影响,还准备一旦发现问题就去向领导报告。当时,在学习班里告密成风,已经不算丑事。这一点,我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早想学哩。尽管我自己也是被监视对象,也有人在随时向领导报告我的动态;但我也想告密,从而改善一点儿自己的处境。我总认为自己跟他不同:我出身城市贫民,而他出身富农;我是小将犯错误,而他是出于阶级本性而自己跳出来搞破坏,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不过,我始终没有发现这个“富农儿”有什么问题。事后我想,那是因为我们思想上共鸣之处太多了。倒是朝夕相处,逐渐熟悉了。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先聊没有油盐的鸡毛蒜皮,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再就聊文学、历史、本地民情风俗,后来就聊到敏感的问题——区辅导组和各公社中学的人事关系。我被李楚维的学问和口才所折服,由警惕到同情、再到交心。李楚维也佩服我的知识和口才,更同情我的处境。二人互相引为知己。有了李楚维,我再也不感到心灵寂寞了。
我最感兴趣的是听老李讲他和他老婆的恋爱史。他老婆叫汪瑛,也是个老师——后来成了我在汪坝中学工作时的同事,还成为好朋友。我知道自己当前所处的地位,早已收起了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念头,又正值“性”趣十足的年华,自然特别爱听这一类事。老李讲恋爱史,十分投入,讲到动情处眼里充溢着泪水。我听着万分感动。
我问过老李,这里有没有由组织上决定夫妻离婚的。老李说怎么没有,还举了一些例子,边说边叹息不已。我也感叹万分。毛主席讲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地方上的领导也常这样讲,讲得唾沫横飞。可实际上呢,老有要人家夫妻离婚的事,甚至人家夫妻不愿意离而有人去做工作的。你说这缺德不缺德?他们说要痛打落水狗。可鲁迅说痛打落水狗,也没说过要动员人家夫妻离婚吧?可现在,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说怎么办?气死人呐!太不像话了!不过,真离的,确实少之又少。人的心里自有一杆称。学习班里有个叫吴保佑的,在文革中跳得满高,得罪了一些领导。这几年办学习班整他。整了他,有的领导还嫌打击不力,后来又派人动员他老婆跟他离婚。他老婆起初犹豫不决;后来,经朋友竭力劝说,还是没离。鄂城京剧团的领导也曾派人找姐姐谈话,动员姐姐跟姐夫离婚。姐姐不同意。他们威胁说,不离婚会对孩子、对她唯一的弟弟——就是我——产生不良的影响。姐姐眼泪直流,但仍然不愿意离婚。这是下层百姓对文革、对当时恶劣政策的反抗!中国自古就有“宁拆十座庙,不拆一个家”的说法,可是在文革前后,由组织出面命令或动员有问题的人离婚的事多如牛毛。这哪里有一丁点儿与人为善的意思?纯粹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剥夺他人的政治生命,还要剥夺他人的肉体生命。这还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说的和做的反差大得犹如天壤云泥!

一九七三年
一字风波
一天晚上,教导主任占明珠在学校会议室主持检查学生作业批改情况的工作。各科老师交叉检查。占主任交代要注意两点:一是检查有没有漏改的,一经发现,立即补改;二是特别要注意作文本上有没有政治问题。“政治”两个字他说得很重。他谈了几个具体情况:引毛主席语录不能错字掉字,尤其是关键字;“毛主席”三个字不能写断,不能涂抹,上下左右还有背面绝对不能有损害毛主席的字词句;每篇作文至少要引用一条毛主席语录;作文中不能有“突出政治”、“活思想”、“四个第一”一类的提法——这是林彪的提法;老师写批语要注意瞻前顾后,不要几处批语合起来形成反标(反动标语)。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心里没底。我早就听说过,去年领导突击检查作文本,就发现有位老师本子上有严重问题。在同一页上有两处批语,两处批语合起来就是反标。一位同事有次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李白说得好哇,‘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老师写批语本来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怎么就会成为一件大得不得了的事?这书哇是没法儿教了!”
我当然不希望踩着地雷呀。可是,越怕鬼,鬼越找上门。我班的本子里还真出了问题。
有人推了我一下。原来是教物理的,他指着一个本子上的一处给我看。我不看则已,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原来有个学生把毛主席一句最著名的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里面的“不”字写掉了,成了“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天呐,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标哇!批改作文的时候没注意,没给加上“不”字,这就成了大问题了。这事可非同小可!我紧张地看着他。他微微一笑,小声说:“加上!”我拿过来,加了个“不”字,顺手放在一摞本子上。我们两个相对而笑。
不料,过了一、两天,不知怎的,消息还是走漏了。吴崇文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这是刚刚改的?”我说:“是的。以后改本子,我一定会细心的,保证不出纰漏。”
我以为吴崇文会发脾气的,没想到,他却长叹一声,说道:一再跟你们说,要细心再细心,不要出问题。结果还是出了!幸亏是在校内发现的。明天早锻炼,要跟学生老师们再次提个醒,引用毛主席语录,绝对不能错字掉字,要点班不点名。
第二天,早锻炼的时候,占主任讲了学生作文本子中发现的问题,点了我班的名。学生们听着,不断发出咦、呀的惊叹声,还朝我看。我见过一些大场面,尽管心里不好受,但还是忍得住。
早读时,我在班上严厉批评那个“肇事“的学生。他站得直直的,身子有些摇晃,脸上渗出了汗珠,就像在听我宣读判决书一样。我讲完了,要学生读书;又把哪个学生叫到寝室去,拍桌子打板凳把他又臭骂了一顿,心里才好受了一些。
上午第二节课后,占主任把我叫到会议室去,要我写一份交待,交待事情的经过。我一听“交待”两个字就有气,说:“又不是我出的问题,为什么要我写?” 占主任说:“学生要写,你是科任老师,所以也要写。”我怕档案里多了一份不利于自己的材料,坚决不肯写。占主任说:“你刚教书,不知道这是规矩。我原来也写过一次。你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哪里肯再写呀,还是不答应。最后,占主任说:“你实在不肯写,就不写。不过,我们在这里把话说清楚了,是你不肯写的,我们是要你写的。这一点你要记住了。”我说没问题,到时候绝不连累你们。
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心里压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检查教学工作
十一月上旬,区辅导组决定由区高中会同各公社中学组成教学工作检查小组,采取交叉检查的方式赴各公社中学检查工作。
我校副校长A带队去黄赵、鲇鱼公社中学检查教学情况。他亲自挑了两个助手,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外校的教师B。
我们来到黄赵中学时已近中午。我们受到热烈欢迎。某书记、某校长请我们到办公室品茶、吃花生、磕瓜子。A说:“下午安排初二学生考试,考语文、数学,就第二节课吧。学生们都准备了吧?” 某书记笑容可掬地说:“为了这一天,我们准备了个把月,边上新课边复习,还搞过两次模拟测验。效果怎么样不敢说,请领导检查。”大家都笑了。A说:“准备得满充分的嘛!” 某校长说:“还不是想考得好一点,争个脸!” A笑着说:“肯定考得好!” 某书记对某校长说:“饭准备好了没有,快点!”某校长急忙出去了。
A跟某书记在扯些闲话。我和B上厕所小解。经过操场时,在校搭伙的学生边吃饭边好奇地看着我,有的还向我友好地点头致意。这个学校不大,初一、初二各两个班,每班四十几个学生。
我在厕所看到墙壁白白的,地面光光的,坑洞旁撒了些石灰,说道:“他们的厕所保管得满好的啊,比我们的强多了。”B忍不住笑了,说:“你刚教书,不知道这里面的道道。这是做给我们看的。你们学校也一样。”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也忍不住笑了。
事毕,回到办公室,刚落座,一个男生端了一盆热水进来,放在洗脸架上,说:“请领导洗洗手。马上就开饭了。” 我说:“A老师,这儿只有你才是领导,我们就不洗了。” A笑着说:“把你当领导你就当嘛,机会难得,又不会掉块皮烂块肉。快洗吧!”过了一会儿,某校长来了,请我们入席。
来到食堂,我们见大方桌上已摆好四个脸盆,是三菜一汤:一份肉片烧竹笋,一份两条全鱼,一份卤蛋红烧肉,一份肉丝线粉蘑菇汤。作陪的有某书记、某校长,还有三位老师。某书记将另三位一一介绍完毕,就宣布开席。
午休时,我们被安排在一间寝室,有三个铺位。A说:“睡一会儿吧。下午要监考、阅卷,晚上一定要出结果来。”
午休后,考试、阅卷、总分、登分——不许黄赵中学的人插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A要听汇报——具体工作全由我和B操办完毕,忙得“不亦乐乎”。
登分时,我报,B登。我发现登的分不对,很多学生的分数比卷面分高,就问B是不是没听清楚。B诡秘地一笑,说:“我想你一定是个明白人,卷面分是给这里的领导看的,册子上的分是给辅导组的领导看的。分数打泡点,大家都不难堪。是吗?”我笑着表示完全理解。
完事后,我捧着卷子、B拿着登分册,一起来到会议室。里面除了领导,还坐着没有课的老师。
某校长正在汇报有关情况:把四个荒山坡开成梯地,总面积有若干亩,种油菜、芝麻,还利用边角地种上菜。这样,既增加了学校的办公经费,又改善了学生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为集体领导劳动的实践中学习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思想。我校一百多师生员工猛烈批判刘少奇、林彪的极右实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共写了几百篇稿子,人均两篇以上,有的老师、学生一个人就写了三四篇。我们还搞了“走出去,请进来”。这半学期多次请贫下中农到学校来忆苦思甜,吃了一次忆苦饭。我们还进行了反腐蚀斗争,批判在学生里面暗中流传的坏歌,什么《十恨》、什么《十八岁的姑儿好伤心》等等,大唱红歌,大唱样板戏。学校的工作主要是转变学生思想,我们所开展的活动对转变学生思想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注:所谓“走出去”,就是到生产队去,参加队里的劳动和其他活动,有时还帮生产队办大批判专栏;所谓“请进来”,就是请生产队干部或贫下中农到学校来做报告。在城里,“走出去”,就是由学校出面组织各种义务劳动,全体师生参加;“请进来”就是请劳动模范到学校做报告。这被认为是关系到是不是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非同小可。所以,当年非常盛行这样做。)
这时,某书记见我和B进来了,神色紧张地接过记分册看了看,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某校长汇报完毕,接过记分册看,也笑了;接着五个人都笑了,然后大家都笑了。办公室里一片祥和、温馨的气氛。
晚饭更其丰盛,鸡、鱼、肉、蛋,荤的,素的,还有酒,全上,能有者尽有。在汽灯照耀下,A、B、某书记、某校长喝得脸红红的。我咀嚼着肥嫩的鸡腿,面对着这热闹的场面,不禁感叹万分。
晚上,在操场上举行文艺表演。第二天,我们吃了早饭就出发了。某书记、某校长亲自送行。
我们现在是去鲇鱼公社。鲇鱼公社在水库边,按地形是往下走,所以很快就到了。上午先听汇报,下午考试、阅卷、总分、登分,晚上开文艺晚会。有人提议:“现在,请刘老师来一段样板戏!大家欢迎!”要在往常,我总要推托一番的;可今天太不一样了,吃了人家的嘴软,于是我二话没说就站了起来,唱了一段《迎来春色换人间》。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坐划子过水库,登岸回校。
检查工作就此圆满结束。
     捡石头
有一次,我为去棉花地捡石头的事跟吴崇文书记吵了一架。怎么回事呢?其实,事情简单极了:上个星期三,吴崇文吃了晚饭,来到我的寝室,要我在晚自习前带学生到本班油菜地捡石头,说要抢季节。我说这又不是插秧,不存在抢季节的问题,不急。不料,吴崇文沉下脸来说:“你哪里懂得农村的事?要你干,你就干,边干边学。” 我觉得捡石头跟抢季节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不想去,就说明天早锻炼的时候再去。吴崇文火了,非要我马上去不可。我心里也在冒火,就说:“别糊弄小孩子了!捡石头算什么抢季节?在农村干了几年了,多少也懂一点农业常识。我明天去。说话算数!” 吴崇文脸色紫涨,大声说:“你对劳动就是这样的态度?这可是路线问题!要开大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也火了,冷笑一声:“哪有那么多路线问题!不就是捡几块石头嘛,别吓唬我了。我才不怕呢!”这时,寝室外聚集了不少学生,有的不解,有的紧张,有的在笑,有的在叫。吴崇文气坏了,手一挥,说:“谁说学校里没有阶级斗争?今天的事就是证明!”说完,对门外大吼一声:“看什么?”就怒气冲冲地跨出房门,走了。站在门口的学生哗地闪开,让出一条路。我一言不发,坐在床沿上怄气。
记得好象是李楚维的老婆汪瑛跟我说:“刘老师,听我的吧!他其实为人并不坏,就是好面子。再说,他说话,你不听,那他以后怎么管别人呢?这跟我们管学生是一样的。你赶快带学生去吧。”我此时已没有气了,只有后悔和惊慌:得罪了领导,以后怎么工作、怎么搞调动呢?运动来了,说不定就成了第一个靶子,那可怎么得了?算了,算了,听老汪的吧!想到这里,我立即召集住校学生火速开赴菜地。
捡几块石头并不费力,我们师生没花多少时间就捡完了。我见天还没黑下来,故意坐了半天,直到天完全黑了才回学校。
我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我和吴崇文的纠纷。我来到汪瑛处,请这位老姐儿在吴崇文那里多多美言几句。汪瑛说:“我看你带学生走后,就去找老吴。劝了他几句。他听我说你带学生走了,气一下子消了不少。我说你不爱闹,平时满文雅的,又请他别计较今天的事。他说了几句大气量的话:‘当然算了。他一定要做自我批评,深刻认识今天这件事的性质,以后吸取教训。’刘老师啊,听他的口气,你得去认个错。”
我见事态平息,自然高兴,忙说:“认错,没什么。我就去!”说完,就喜洋洋地到吴崇文那儿去了。他见我态度诚恳,脸色顿时由阴转晴,表示今天的事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

一九七四年纪事

推荐上高中

离期末考试还有三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吴崇文召集毕业班的班主任在食堂开会,学校党支部成员全部参加。他说:“一年一度的推荐升学工作又要开始了。这事关系到党的阶级路线,不能有丝毫马虎。你们要造个册,将全班学生登记,问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成分。后天晚上还在这里开会。”
我按照规定造了册,利用星期三晚自习时间,来到教室,先讲了几句:“同学们,现在我要查问你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情况,你们要如实报告,不能有一丝隐瞒。这是党组织对你们的考验。谁隐瞒了真实情况谁负责!现在,我叫一个,上来一个。”我坐在讲台上,逐一点名,学生逐一上来回话。贫下中农出身的,自然得意洋洋,昂首挺胸;地富出身的,则低眉顺眼,抬不起头;就是出身中农的,也是底气不足。我对后两种人顿起恻隐之心。我家的成分是城市贫民,属于半无产阶级,但仍然不算红五类。我一直认为:毛主席说过,一切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朋友;既然这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应该因此而宽慰,而不应消沉。党的阶级路线是保护我的,那还有什么可担心、可害怕的呢?然而现实生活常常给我当头棒喝!舒老师就说我们家属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那不是官方结论,可以不去管它;但在学习班里,我亲耳听见一个大队干部在批一个人的时候说:“他说他是老贫农,其实是个老中农!”我当时大吃一惊:中农怎么啦,中农不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朋友吗?怎么这个干部用这种口气说话呢?好象中农是个满坏的成分似的!刚到上陈铺时,有一次有位社员来知青点坐坐。我问那位社员是什么成分,那位社员显得很尴尬,用左手在桌面上划了个“中”字。 我觉得,农村掌握党的政策不如城里好,偏差更大。
下晚自习后,占明珠来了,问我造册的事。我把册子给他看,又向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占先没说话,只是看着册子,后来抬起头来,不自然地笑了笑,说了一番话,意思是:有想法可以,但不要带到工作中来,以免误事,一旦误了事对自己也没好处;现在农村里对中农就那样,好也好不到那儿去,坏也坏不到那儿去,有时候开会,就是批一批他们的自发思想和自发倾向;他们的子弟升学一般不受影响,除非父母有问题。
我提到我班上一个叫邓国勋的学生,本人表现很不错,劳动积极、主动,成绩比较好;他父亲在刘河镇供销社工作,是国家职工,他的成分应该跟他爸爸定,可是他爹(爷爷)是地主,所以把他的成分也定为地主。这是否合理,我管不了。我只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毛主席说过,讲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像国勋这样的孩子读高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老占要我一切听吴书记的,说他是老同志,有经验,该怎么办,他心里有数,掌握政策稳。
我没有说话,只是心里好一阵伤感:国勋这么小,才十三、四岁,前途却是那么暗淡、那么渺茫!社会对这孩子是不是太无情了?王巧巧他们那一些同学的现状正是这“无情”造成的!
星期四下了晚自习,学生升学推荐会在食堂召开。吴崇文先发言,反复强调阶级路线;然后各班主任报名单。班主任每人占一张桌子,桌上放着表格,报一个学生的名字,就介绍该生的家庭成分。如果吴崇文点点头,这个学生就过关了,成了新一届高中生,他的表格就放在前面;如果吴崇文没点头,或者没说话,班主任就把该生的表格放在另一边,这个学生就不能读高中了。
我班上几个成分不好的学生已经被否定了,我知道这是注定的,无可更改,但我“贼心不死”,总觉得邓国勋怪冤的、怪可怜的,心想再争一次,也许……说不定呢?在报了邓国勋的姓名、家庭成分之后,我小心翼翼地介绍了这个学生的表现,话语中有明显的倾向性,特别提到“重在政治表现”这一点。我希望吴崇文能网开一面,破例允许国勋一个人上。我环顾四周,发现大家都面无表情,都不同我对视。吴崇文也不询问,也不答话,只把手一挥,说:“算了!”我知趣地把国勋的表格放在另一边。
会议直开到将近十一点才散。
星期六上午,占明珠来找我,说有件事要麻烦我去跑一跑。事情是这样的:康冲大队有两个升高中的学生名额定不下来,我和带课的老师都同意占爱花和占福喜上,可大队的意见是另外两个学生——康东恩和康来生(此二人均化名)上。我们同意的那两个姓占的学生成绩好,表现也不错,是中农出身,而那两个姓康的学生,是贫农出身,但成绩和表现都不行。前几天,领导派去过两位老师,拿着爱花和福喜的表格向大队干部征求意见,他们坚决不同意这两个。现在马上要散学了,人要赶快定下来。领导出面不好,考虑到我教他们班的语文,何秋生老师教他们班的数学,对那四个学生的情况要熟悉些,决定派我们俩明天辛苦一趟,去康冲大队把学生名额定下来。
我说:“行啊。”占明珠很高兴,说:“你们不要太坚持自己的意见,要尊重大队干部的意见,毕竟这是推荐上高中。”
第二天上午早饭后,我和何秋生就去康冲大队。我说:“这次去康冲大队,一定想办法让占爱花和占福喜读成书。”秋生表示没意见,完全赞成。我知道他也是中农成份,很可能会支持这两个中农出身的孩子上。
到了大队部,正好大队康书记和财经主任康某某在那里商谈队里的事儿。我走进去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康书记请我们坐,康主任给我们倒茶。康书记说:“两个月前我不是已经说了我们的意见了吗?你们怎么又来征求意见呢?”
我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两位大队领导同意。可是,康书记坚决不同意,说:凡事要讲一个阶级路线。爱花和福喜这两家的家长在搞自发,思想很成问题哩,而东恩、来生两家都是贫下中农,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人。贫下中农子弟不读高中,谁读呢?
何秋生搬出了毛主席著作说中农当作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话。可是,康书记还是不同意,说让贫下中农子弟读高中更能体现党的阶级路线;还说,一边是贫下中农,一边是中农,你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我们让东恩、来生上,就是要为贫下中农争气!
我见谈得有点僵,怕惹恼了这位康书记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心里非常着急,就挤了一下左眼示意秋生暂时不急着开口,静等康书记抽完烟再说。
怎么办呢?怎么解决今天遇到的难题呢?我犯了难,难就难在既要解决问题,达到预期的目的,又要不伤害这位书记。
秋生摇摇头,叹了口气,出了个主意:你们把四个孩子的表格都签上字,我们回去把你们二位的意见向领导反映反映,请他们充分考虑你们的意见,让这四个孩子都能上高中。你们看,这样办行不行?
康书记想了一下,又看了看康主任。康主任点了点头。康书记说:“也好,就这样办了。”我看着秋生,不知道这位老兄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过,见康书记签了字,我们可以回去复命了,也就没说话——怕哪句话说得不对劲儿,又得耽误。
在回校的路上,我问秋生为什么要康书记将四个孩子的表格都签了。秋生笑着说话:“只要他们都签了,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了。老占是一般中农出身的。”我想了想,明白过来了,说道:“高,实在是高!”说完,禁不住笑了起来。秋生也笑着说:“知识分子确实是坏。”
我们回校后就向老占汇报了办事的经过,特别是大队干部骂两位中农家长爱搞自发的一段,我还绘声绘色地形容了一番。老占想了想,说:“上面并没限制中农子弟读高中的人数,也没定比例,只要学习成绩好就可以读书。这样吧,就根据你们的意见让占爱花和占福喜这两个学生上!”
这两个学生就这样读上了高中。他们高中还没读完,我就离开蕲春调到鄂城了。这些年来,不知他们的境况如何。那个国勋和其他因出身不好儿没能上高中的学生如今怎样,也不得而知。我希望他们都能过得好!

占菊生

七四年八月上旬,我赶到区高中,参加集训。老师们按公社分片,再按学校分教室。教室既用来学习,又用来睡觉。生活程序跟往年一样:早饭前个人自学,早饭后集体学习、讨论;中饭后睡午觉,两点钟起床;起床后继续学习,或讨论,或写心得体会;晚饭后洗澡、洗衣,然后又是学习讨论,再然后就是乘凉、闲聊,准备安寝;有时上午开大会,传达文件或者组织批判林彪和孔老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倒也安宁。
可是,谁也没想到,学习班里突然传出一个令人震惊且又富于刺激性的消息,让所有的人——当然包括我我——的心情动荡起来。
消息是我校数学老师童修明传出来的。他曾经在区高中工作过,人头熟,所以消息自然就来得快。就在集训结束前两天,八月二十二号,下午四点多钟,花园中学的老师们正在学习、讨论罗思鼎的长篇论文《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教室里没有电扇,大家全靠手里的一把芭蕉扇扇风,热得汗流浃背,坐立不安。占明珠主持会场,请老师们发言。可是应者寥寥,只有几个人讲了几句,边讲边擦汗。他们身上的白色背心湿透了,估计可以拧出水来。我想讲,可觉得太热,懒得讲。老占似乎也热不过,只是坐在那儿,微笑地看着老师们。教室里尽是扇扇子的声音。
就在此时此刻,刚才外出上厕所的老童兴高采烈地冲进来,一边大笑,一边大声说:“特大新闻,特大新闻呐!哈哈!”大家起初不知道是什么消息,加之嫌老童向来爱传播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怪闻,所以对他的话不以为意。有人还嫌他吵不过,嘴里叽里咕噜的,颇多微词。有人站起来随便问了一句:“到底是什么新闻呐?”
这时,老童缓慢而清晰地说:“说出来,让你们大吃一惊!告诉你们:胡辅导员和占菊生(化名)打皮袢被揭发出来啦!”
有人问了一句:“老童,这种玩笑可不敢乱开啊!”老童严肃地说:“别的玩笑敢开,就这种玩笑绝不敢开!高中的老师们都在说,午睡以后就在说了。你们怕什么!”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看来是真的了。几好玩儿哦!”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议论声、嘻笑声响成一片。学习、讨论是搞不成啦——谁还有心思去研究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儒法斗争呕,眼前这两件事就够人去议论、去探讨啦!
果然,在吃晚饭的时候,人们就在扎堆议论着,边说边笑;随之各种各样的分析、猜想、描写、预测也纷至沓来,相互补充,相互更正;晚饭后,人们意犹未尽,在校外的小河旁、水塘边,一边洗衣服,一边继续谈论;到了晚上就寝前,经过人们多方面加工,事件的情节越来越细腻,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完整,还曲折多变,一对奸夫淫妇的故事终于完成,比起历代的“传奇”也毫不逊色。
我在这几个钟头里只感到两只耳朵应接不暇,听这个人讲,又听那个人讲,各种不同甚至迥异的情节塞满了头脑,我一个也舍不得丢掉。我明明知道人们讲的不一定都是真的,其中必有各人想象和期待的成分;但是我觉得情节本身还是十分精彩的,这些情节足以刺激我的想象力,聊以补充我那个只装了政治、历史词汇的大脑。我推测,其他人之所以那么费神费力地去编排故事,是因为他们也跟我一样太需要找点什么“异类”来激活大脑了。
不过,我为占菊生可惜。我觉得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占菊生身上。我见过菊生。那是七三年六月份,她到汪坝中学来看一位何姓的老师,而我跟这位何老师关系不错,就这样认识了菊生。一见面,我们就比较谈得来。她性格外向,老是笑呵呵的。我喜欢菊生活泼的个性和浑身洋溢着的青春气息,菊生那丰腴的形体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可万万没想到,我心目中一个美好的形象就这样被毁灭了!
第二天上午,仍然是学习、讨论,但只要领导不在场,老师们就谈那些风流事,边谈边笑,一个个眉飞色舞,精神抖擞,没人打哈气,也没人上厕所。
我这两天心也乱了,该干的事也没干成。吴崇文要我写一篇学习心得,要交上去。我想了,就写学习《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的心得,可是写了几天也没写成。没写成是因为心不能安宁,心不能安宁是因为耳根不清净。我心里抱怨有些人满嘴的淫词秽语,可又忍不住老想听别人讲那事儿,只要有人讲我就一定听,即使是听过的我也想再听一遍,希望听出点新鲜的来。这样,我把时间“浪费”在这场心性与外物的斗争中去了,哪里还有心思写文章?我找老吴,说想把文章写好些,给汪坝中学争光,请求宽限几天,保证回校后一定交出一份让他满意的心得体会。老吴很不高兴,但也答应了。
也许是菩萨特意安排的,在集训结束的前一天傍晚,好多人在操场上等开饭,看见占菊生从山坡上会议室出来了。大家的眼光一起投向她——这几天热门话题的中心人物之一。菊生低着头,由一位女老师陪着,匆匆走下台阶,从人们面前走过去。她不住地用手绢擦眼泪,还抽泣着。
人们看着菊生,指指戳戳,摇头叹息者有之,怒目鄙视者有之,嘲笑非议者有之。我为她惋惜,不觉叹了口气。我只听见旁边有男人声音和女人声音在叽叽喳喳,边说,边做着手势:
有说“这个胡辅导员能把一个姑娘搞到手还真有点本事”的,有说她“年轻轻的一身肉,生来就是勾引男人的”,有说她乳房那么大是被男人摸的,等等。
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就说:“她长得胖是天生的,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有人就一辈子长不胖。长得胖难道就有问题?长得瘦就一定没问题?我看不见得。”
“刘老师,”有个人笑得喘不过气来,“你没结婚怎么就知道这么多啊?”人群里爆发一阵哄笑声。我登时脸涨得通红,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骂胡辅导员,却大骂一个姑娘,而且不是骂她的道德品质,却是骂她的身体?
我在生产队的时候常听见社员们随便地谈论女人,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可以谅解。可是那些老师们也这样议论女人就不正常了。
其实,只要了解了事实真相,你就会觉得菊生挺可怜的。七五年五月,花园中学(年初,全国农村大搞撤区并社,汪坝公社跟黄赵公社、鲇鱼公社合并为一个大公社,取名花园公社,故花园中学改名为花园中学)为了参加县里举办的中学宣传队汇演,临时把菊生从鲇鱼中学借调过来。我当时带宣传队,因此跟菊生接触相当频繁,也因此对菊生的家庭状况有所了解:她父亲在四清中下台,回到原籍成了一名社员;她母亲也是社员,可是身体不太好,常常不能出工,拿不到多少工分;她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个个张嘴要吃饭,实在是太困难了,一家人就指望她能吃皇粮、拿工资。她为人也乖巧,能歌善舞,能看领导的眼色办事,所以在当小学民办教师的时候就很讨领导的欢心。她早就提出给她转正的问题,胡辅导员也答应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姓胡的就利用她这一点害了她。那是去年下半年的事儿。胡某人利用一次中小学教师集训的机会,在午休的时候把菊生叫到办公室,给她看民办教师转正的表格。她以为是给她的,赶忙伸手去接。谁知,姓胡的将她的手一抓,就势往怀里拉。她吓死了,可是她不敢喊叫,也不敢挣扎,就让姓胡的得逞了。事后,她有苦难言,只能接受事实;不然的话,人要出丑,转正还要泡汤。以后,她先是担心东窗事发转不成正,后来又怕胡某人总是纠缠她,更怕别人知道了就瞧不起她。她这一年就是在这种恐惧中过来的。没想到,事情还是暴露了。她是没办法,她家里人太需要一个拿活工资的啊!她其实不光在为自个儿活着,更是为家人活着。鲇鱼中学的胡光耀书记、许绍明校长对她很是照顾,一再开导菊生。这也算是菊生不幸中的大幸了!再说,她献了身总算还有个回报;而有的姑娘呢,献了身却一无所获!
出于对她的同情和喜欢,我主动与她多接触。她也不回避我;不但不回避,还主动多接触我。我和她的感情日渐升温。这在我的心里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波澜。后来,我因与学校领导刘亚昆闹矛盾,被调到鲇鱼中学(原因另叙)。这样,跟菊生就天天接触了。我不只一次地考虑过我和她最终的关系。说实话,我有与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念头,还相当强烈。但是,由于我当时的政治处境并不理想,心灰意冷,对留在蕲春乡下“干革命”已然完全不抱任何幻想;同时,也看到一些知青进工厂或回武汉后生活状况都比我的好,心有不甘,总有无限委屈的感觉,故决意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到鄂城去跟家人团聚——用姐姐的话说:一家人是死是活都在一起。所以,我没有把我和菊生的感情进一步发展起来。唉,当时谁能想到后来会发生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若能预见到这一点,我也不会离开蕲春乡下的。
菊生似乎理解我的心情,从不劝我留下来,却对我一再地好,在工作上、生活上经常关心我,温柔而体贴。我曾多次都快放弃调到鄂城去的打算了;可是,一想到自己前途未卜,就狠狠心,不与她过分亲密。我明知这会使她十分伤心,却只能如此。
像她那样对我表示好感的还有些人,有的是小学教师,有的是学生(教过的和没教过的),有的是学生的姐姐,其中也有经常主动跟我接近的。但因为平时接触不多,加上我老是说我要调走,所以能将感情发展至如同菊生那样的还没有。
七六年四月,我终于调走了。菊生很难过,但她很有理智,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我收拾行李将要离开鲇鱼中学时,送我一对胭脂红的底子、上绣白色小花的枕巾,并嘱我在新婚之夜用。这对枕巾价值三块(元)多钱,是她当时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所以这份礼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是很重的!我答应了她。后来,在我的新婚之夜,在征得我妻子刘佐群同意的情况下,我把那对枕巾铺在我和妻子的枕头上,算是对菊生那份情意的纪念吧。
(附录:
我被调到鲇鱼中学,是有原因的。放暑假前,照例要推荐能上高中的学生。我赞成推荐两个女生可以上高中,一个是汪某,一个是陈某,她们都是校宣传队的;而校长刘亚琨不同意,理由是:汪某曾经偷过同学的米(寄宿生每星期要带米上学,以便蒸食),陈某跟男生谈恋爱。我跟刘某解释:汪某偷米是读初一的事,再没犯过,何必抓住不放;陈某并非主动,是那男生主动找她,还送给她一双丝袜,后来我要她交出丝袜,她就交出来了,说明她有改错的愿望和行动。刘某还是不同意,我与他据理力争。他找了几个老师当帮手,仍然说不过我。他就在我的生活作风上找突破口,伙同几个“积极分子”找了宣传队的几个女生、特别是一位余姓的高中女生多次谈话,妄图搜集到一点“桃色”证据,却一无所获。无奈之下,他强行把我调走,作为报复。这一切,我完全不知道。只是发觉那几个被叫去谈过话的宣传队的女生每次见到我就特别亲切。当时,我还以为她们是同情我。在我调离蕲春之后,那位余姓的女生写信告诉我刘某还有其他领导多次找她“做”思想工作的情形。我才知道把我调离花园中学的真实原因。鲇鱼中学书记胡光耀、校长许绍明对我很好,不像花园中学的书记吴崇文、校长刘亚琨心里把我和一些外来的大学生看成“异类”,除了工作和男女作风,其他一概不闻不问。胡书记、许校长对我的工作鼎力支持,还主动关心我的婚恋问题,多次问过我的想法,表示愿意在我调不走的时候帮我找一个让我满意的,问我的条件是什么,对菊生满意不满意。我说我实在想走,他们也不像吴崇文那样认为我思想不好,恰恰相反,他们表示非常理解,并保证向辅导组和县局反映——后来,他们也确实多次反映过。有时,我病了,他们不厌其烦地嘘寒问暖,亲送饭食和亲自熬药。这些都令我感动万分,觉得即使调不走就在他们手下工作也行呐。
呜呼,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相差何其远矣!)

柯莲花

我走进花园镇小街,在礼堂门口迎面遇见柯莲花。柯莲花(化名)红着眼睛,看了我一眼,就低着头走开了。我很纳闷,想上前问她怎么啦,可是看到她这般光景,又考虑到在街上众目睽睽之前多有不便,就看着她走了。
我回到学校进了寝室。此时,我已经跟一位叫高旺钦的物理老师共处一室。乡下学校,每年、甚至每个学期,都有一些人要根据教学工作的变化而调换寝室。
坐了一会儿,老高说柯莲花要结婚了。我很是吃惊,忙问是怎么回事儿。老高说:“刚才柯莲花来找老师们,跟我们讲,她养父要她结婚,跟养子结。她养父母自己没孩子,就收养了她兄妹二人,待如亲生。现在她养父母要她兄妹两个结婚。她哥叫合林(化名)。”
我说:“合林,我知道,就是那个老实坨子,其貌不扬,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样,就只有一把力气。莲花哪会看得上他?莲花还小嘛,才十七岁,结的什么婚?这不符合婚姻法呀!再说了,柯莲花今年被推荐上了高中,这一结婚,那高中就上不成了。哎,她养父母是怎么想的啊?”
老高说:“怎么想的,会想啊。听莲花讲,她说读完高中再结婚,可她养父说,读完高中有什么用,你还想上大学呀,不如现在就不读,回家来搞生产,赚点工分还实惠些。我还听莲花讲,她是听湾里人议论的,说是再不结婚,等读完高中眼睛框子就更大了,哪里还瞧得起合林。那些人都劝她养父母赶早把婚事办了,让她死心。她不想结,她养母就跟她吵,还哭哩,说她忘恩负义,养她算是白养了,还说要跳塘自杀,死在她眼前。莲花伤心了一个晚上,想找老师们帮忙,帮她说服她养父母。她说,要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她是绝不会妥协的,闹就闹一场,闹大点才好;可现在是养父母,她不好闹,闹了,别人都会骂她不讲良心,她里外不好做人。她非常希望老师们能帮她。”
我浑身热血沸腾,侠义之心油然而生,决心帮莲花一把。我这回是下了大决心的。莲花并不是第一个被迫早婚的,第一个被迫早婚的是一个叫王莲花的。那还是我刚刚当班主任才四个月的时候发生的事。
一九七三年春节后刚开学只几天,有学生来到我寝室向我报告:“莲花再不来上学了,她哥哥要她结婚。”经过询问,事情是这样的:莲花的哥听他老婆的,嫌莲花光读书不赚工分,在家吃闲饭,要她出嫁。她妈跟她哥大吵,她哥也不好说话,坚决要莲花出嫁。她哥最后说,莲花要是不出嫁,就分家:她妈跟莲花一起过,她哥跟她姐(嫂子)一起过,谁也别管谁。她妈一听就傻了。她妈快五十岁了,本来就拿不到几个工分,又有病,不靠她哥靠谁呢?只得让步,抱着莲花直是哭。莲花先是坚决不嫁,要上学;后来见她妈太为难了,就答应嫁人。
我觉得莲花可惜了!她成绩那么好,劳动又积极,长得也体面,各方面都好,还不到十七岁,她将来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可现在这全是梦想了。
我对莲花十分同情,对莲花的哥嫂十分反感,决心亲自到莲花家去走访,一定要批评、教育她哥哥和嫂子,把莲花拯救出来,使她能够重返校园。第二天上午上完了第一节语文课,我请别人帮我管一管班上的事儿,就急匆匆地赶往余冲。
王莲花住在余冲枞树坡上,是独自家。在门口,我遇见了莲花的妈,就向她说明了来意。莲花的妈眼里闪着希望的光;这光虽然微弱,但是给了我说服莲花哥哥的信心。
我走进堂屋,看见莲花的哥哥正坐在长条凳上似乎全神贯注地在锯木板。莲花的妈喊了一声:“新生,莲花的老师来了!”她哥扭头看了看我,动作缓慢地放下锯子,坐在凳子上。我分明看出她哥眼里的敌意,但仍然笑着向她哥点点头。
她妈请我坐在堂屋中间的大方桌旁的凳子上,又端来一杯温吞茶——这里的人也用开水瓶装茶水,但平时仍然喜欢喝缸里的井水,所以开水瓶里的茶常常是温吞的——请我喝。
我抿了两口茶,正准备开口说话,她哥已然先开腔了:“刘老师,我知道你的来意,不就是要我老妹上学吗?可是你知道我们家的难处吗?我妈年纪大,又有病,出不了什么工;我跟我老婆出工,可是她托着这么大的肚子也干不动了,要是生了小孩儿,就只能靠我了。我一个人能挣几个工分,他们三个全指望我,我受得了吗?要是我父亲还在世,莲花读书不需要我管。可是父亲走得早,我一个人撑不起这个家。你要我怎么办?”
我说:“你说的话我能理解。你家确实有困难,可有两点请你考虑:一,你老婆还没生孩子,她目前还能做,糊自己一张嘴估计没什么问题;第二,莲花还只要再读一年就毕业了,你应该让她拿到一张毕业证吧?她成绩不错,毕业绝对没问题,不读是很可惜的呀。你是大哥,常言说得好,长兄如父,你应该承担父亲的责任,支持她读完初中。就只一年时间,你一年时间也坚持不了吗?”
她哥瞪着眼睛说:“一年时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是拿工资的,一年的收入抵得上农村四个男劳力,养两三个人也没问题。可我没有你那个福气。再说了,农村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迟早是要嫁人的,早嫁早给家里做贡献。我只来兑现的。”
我非常气愤,严厉批评她哥:“你是新时代的革命青年,怎么能破坏党的政策,逼你妹妹早婚呢?你这是违反《婚姻法》的!”
她哥也很强硬:“违法,能违多大的法?我还怕搞掉我的锄头把吗?告诉你,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需要你管,你马上回去上班吧,免得领导有意见。”说完,他又坐在长条凳上,抡起砍柴刀,做起固定锄头用的契子来了,还一边做,一边凶狠地看看我。
莲花的妈妈说:“刘老师,算了吧,他是头猪,听不懂人话。让你怄了气,我对不起你……”分别时,她母亲哭着说:“莲花伤心(可怜),没有老子!我又没用,管不了细女儿。”莲花说:“妈,别哭了,让刘老师为难。”我问她们为什么不找队上领导解决。莲花说:“找过了。他们说是我们家的私事,他们不好管。”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还有什么说的呢?便与她们道别后下山去了。
一路之上,我义愤难平,一会儿恨莲花她哥狠心地剥夺了妹妹读书的权利,一会儿怨她们母女不幸却又不争,一会儿又咒骂队上的干部无所作为。
批林批孔开始了,批判“天命论”、又批判孔老二所说“女子难养”的反动言论,我很高兴,心想要是早一年搞这个运动,莲花就可以来上学了。可是,没想到,柯莲花的事发生了。这还了得,有人公然向批林批孔挑战!一定要打回去!我认为,莲花在批林批孔当中表现积极,在汪坝九大队她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批判过孔老二所说“女子难养”的反动言论,思想上有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基础,只要老师们支持她,她就一定能抵制养父母的错误行为,实现读完高中的愿望。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莲花一个人的问题了,而是要跟农村的世俗观念进行一场战斗的问题。这是现实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定要打赢!也应该能打赢!
我跟一些同事谈论此事。他们都是义愤填膺的,认为应该管一管。这样,我更有信心了。
下午,吴崇文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安排开学的各项事务。会议临近结束时,我提出柯莲花的问题,慷慨陈词,说“这是批林批孔的一次实际行动”,建议由学校领导出面做做她养父母的工作,还主动表示愿意在家长和学校领导之间奔走。有几个青年老师在一旁表示支持。我满以为领导会接受我的建议,不料,吴崇文沉着脸,慢慢地说:人家家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听说她养母哭着要自杀。马振扶事件,死了一个学生就不得了。你去管那种事儿,要是赔个家长,谁受得了?再说了,你们都还年轻,莲花也才十七岁,啊,就不怕被别人说闲话?
我顿时泄了气,连一句辩驳的话也没有,呆坐在椅子上。我能理解,吴崇文说得难听,但也是个提醒:要是真有人歪曲我们几个男老师的目的,那还真的说不清。在农村,最扯不清楚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作风问题,可以说上好多时。
我想不通的是,今年不是批了孔老二轻视妇女的言论了吗?还批了天命论。莲花还是积极分子,她批了女子难养的言论。开批判会开得那么热闹,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可是当现实的问题出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没有斗争,领导也不管,她那儿的干部也不管,她只得屈从命运的安排。那他们批的什么孔?写的什么思想总结?
我实在想不通:那么大声势的批林批孔运动居然触动不了这里的人!是这里的人麻木?普通的人麻木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是普通群众,觉悟低;可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也麻木?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九七五年
拉直河道
七五年初,区委决定拉直区里到汪坝的河道,用实际行动学习大寨。具体任务下到公社,公社又把任务下到各个单位。我们学校也有任务,地点离学校有三、四里路。
学校领导开会做动员,要班主任考虑一下,组织好学生,把任务落实下去。其他老师分到各班,跟学生同劳动,并且配合班主任带好学生。另外,还提出了吃饭问题。老师的吃饭问题由学校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比较麻烦,米和菜要我们自备。菜好办,问题是饭。天非常冷,不可能带饭来,吃冷饭怎么行!学生带米来就要烧成饭,烧饭就要有地方和柴火。地方好找,这柴火不好办,要各位班主任自己想办法解决。
教导主任占明珠说,明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开动员大会,各位班主任可利用早读时间先跟学生吹吹风。全校动员大会开过后,各班自己开动员大会,把学生们的革命干劲鼓起来。
散会后,回到寝室,我开始考虑如何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我这个班是我新接手的班,我一心想把这个班带好,因此颇费了一些心思。接手以后,我先摸了摸各个学生的情况,发现其中可以当班干部的人选。根据这些学生在小学是否当过班干部和学习成绩的情况,我挑出五个人来,又任命了四个组长。这样,班委会就成立了。有了一批能为我出力的助手,班上的工作就开展起来了,省了我不少心。
第二天,在开全校动员大会以前,我找班干部谈过,有几个具体问题怎么解决,其中最难的就是烧饭的柴火来源问题。他们说可以用勤工俭学赚的钱去买。我心中有了数。就可以安排工作了:
今天不上晚自习,全班同学回家准备工具,谁带什么工具,由组长安排;
班干部分到各组劳动,帮助小组长搞好工作;
以后,每天早晨七点钟必须到达工地,只许提前,不许迟到,迟到的写检讨,情节严重的在全班挨批评;
上午七点半准时开工;
上午十点休息一刻钟,这时做饭的人可以去附近一个同学的家里做饭,十二点钟把饭送到工地;
下午一点钟准时开工,干到下午四点半钟收工,中间适当休息一下;
每天收工后,班主任做一小结,表扬先进,批评后进;
收工后,附近的学生可回家,寄宿生不回家,好抓紧时间休息。
学生对此一百个赞成。赞成的原因是不了解农村学生心理的人无法理解的。说穿了,农村的孩子从小劳动惯了,连最懒的、最笨的也会几手,劳动对他们是“小菜儿”,而读书则要大费脑筋,听课要坐得规规矩矩的,不能走神儿,走了神儿往往就听不懂了,听不懂那做起作业来就特别艰难,作业做不来还要挨老师的训教、挨家长的责打,而这一切只会统统被劳动冲击掉;再说,当时上高中、上大学是推荐,老百姓若没有地方官员的背景就不要去想它,至于家庭成份不好的子弟跟“两上”根本就没关系:所以,那时农村的孩子普遍愿意劳动。
我是在农村教了书才了解这一点的。起初,我出于一个教书育人者的良知,竭力劝勉孩子们多读书,说多读书总有好处的。但我发现,几乎没有学生和家长听我的话,让我十分气馁和困惑。后来,经过一些当地同事的指点,加上我自个儿的观察,终于明白了:劳动不劳动、批不批资产阶级是路线问题,读书不是最重要的;劳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可以冲击读书,而读书不可以冲击劳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因此停一天或几天课搞劳动(外出“勤工俭学”赚钱或整理校容校貌)是家常便饭,不受指责;如果因劳动过多而使课程内容积压,可以“砍掉”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可以不考——我所在的学校就干过两次;第一次我还很反感,第二次我就不反感了。这样,老师们对组织学生劳动也逐渐“积极”起来。我曾不上课而带学生劳动却没受到学校书记吴崇文的批评。
多年后,我常常回忆这档子事儿。每尝思之,都让我感叹万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几个达标的?结果是初中生达不到初中生的水平,高中生达不到高中生的水平,大学生达不到大学生的水平。这就是荒唐年代的荒唐教育!
第二天天刚亮,老师、学生就起了床,不集合,不做操,匆匆处理内务后就吃早饭,吃完早饭就全校集合,各班站好,吴书记简单讲了几句,师生们就出发了。队伍很长,一杆红旗在前,大队人马在后,扛着挖锄、板锄,或挑着箢子。学生们情绪极好,有说说笑笑的,有大喊大叫的,气氛非常热烈。一路上,不少学生已在路边等候,各自归班,向工地进发。来到工地,又见有许多学生早在等候,或站,或坐。
学校分的一处河坝是朝里弯的,须把两头连起来,要求笔直,不能弯一点儿。两头连起来长达两百多米,是这样分的:高中两个班多分点,初中四个班少分点。长度不算长,可是宽度不小,有二十米哩。任务不能说不艰巨。
吴书记、老占把各位班主任召集拢来,当面做了分工。各班丈量好地段后,班主任又把班干部和组长叫来,也当面做了分工。于是,劳动就在凛冽的寒风中开始了。
班长请我少干点儿,多监督点儿,免得有人偷懒。可我哪里闲得住!再说,我也怕别人议论我怕劳动,也跟着大干起来。一则我那时年轻,二则太阳已然高照,所以干不了多久就热了。先脱掉棉袄,再脱掉卫身衣,到九、十点钟,连秋裤也穿不住了,还卷起了罩裤的裤筒,赤着脚干了起来。
各班自发地展开竞赛,时不时传出“哦——嚯嚯”的叫声,工地上处处欢歌笑语;当然也处处有班主任对偷懒学生、落后学生的呵斥声。广播员拿着广播筒在大声喊话,念毛主席语录、念表扬稿,还唱红歌。就在这由各种声音汇聚成的交响乐中,平地上慢慢垒起一道新坝。
看着一天天变长变宽又变夯实的新河坝,师生们高兴得不得了,笑声多了,劳动中间的休息时间就相应拉长了,于是休息时聊天就多了。最后一天下午,各个班干到三点多钟的时候就开始休息。班主任要学生不要走远,半小时后准时开工,只等公社来人验收合格就放工回家。学生们个个情绪很好,都是在附近坐着闲谈,或嬉笑打闹。
我和几位老师带着报纸上了新河坝坐在地上聊了起来。老童说:“这几天我想了想,总觉得这个拉直河道是个错误。河道是天然形成的,为什么偏要拉直呢?把一些好田也压了。说是可以把新围出来的沙地改成好田,其实也不知道是那一天的事。可是社员吃饭和分钱的问题是马上就要兑现的,怎么办呢?”大家听了这个涉及敏感话题的议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想:“这个老兄啊又在胡说八道!几级政府决定、上万群众完成的事情就他这几句话给否定啦?要是有谁跑去汇报,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呐!”想到这儿,我说:“老童,别乱说!这是在学大寨,意义重大,不能乱说的!”有人也劝老童别说了。老童似乎也意识到说话唐突了点儿,就尴尬地笑了笑,说:“我是说着玩儿的,看你们经不经得起考验。我当然是赞成拉直河道的。”几位老师都哈哈大笑起来。
老童为他所说的话果真付出了代价。就在这一年暑期集训即将结束的时候,花园中学的领导为了解决校园中的“不安定”因素,把他送到鲇鱼地一个生产小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过,实际情况跟领导的期望完全相反:老童在那儿没有参加一天劳动——不是他不愿意参加,而是队里不要他参加,说是干什么呀,又没犯法,何必送来劳动?他乐得在那里“休养”。这种情形跟老傅的一模一样。

一九七六年纪事

斗地主引出的尴尬事

一九七六年春节后,我回到花园中学,参加集训。
一天上午,召开全体教师会议。辅导组领导朱修镇把有关批邓的文件一个一个念了一遍。最后说:批邓要抓住核心,这核心就是‘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三项指示,大家都知道,是关于理论问题、关于安定团结问题和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从表面上看,他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都包括进去了,好象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可实际上呢,把最重要的东西给丢了,或者说是有意不提,这个东西就是阶级斗争。‘以三项指示为纲’是以目代纲、以目乱纲。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要牢牢抓住。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就不会犯政治错误和路线错误。
集训结束,老师们各自回校。我们回校后,胡光耀书记把开学的工作安排一下。开学的第一周里,要把“批邓”搞起来,班主任要跟学生讲清楚邓小平的问题在哪里,各班要出第一期大批判专栏。这是开学第一周里必须完成的工作,是政治任务。
我很明白学校领导这样安排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各个学校就是这样搞的。批判资产阶级、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文化知识,是学校的三件大事,其中以批判资产阶级为第一重要。
开学第一周,师生们就是在这种浓浓的政治空气里度过的。我没有担任班主任工作,所以感到特别轻松。
三月二十五日,胡书记召集班主任开会,叫我也列席参加。他说:“批邓的大会,公社已经开过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落实公社大会的精神。我们研究了一下,先到余冲去,初一初二各去一个班,由许校长带队,班主任负责本班学生的饮食起居,刘老师也去,协助许校长工作,负责学习文件、组织学生写批判稿。哦,还有:下大雨就学习,下小雨或不下雨就出工。
星期一,两个班的学生由许校长带队来到余冲,驻扎在A小队。队长把师生安排到一间空房。这空房,进门便是堂屋,很大,挤一挤可容纳百人坐下开会;左边有门,进去可见一间房,较大,右边是并列的两间小一点的房。师生们就挤在三间房里;好在春寒料峭,挤在一起非常暖和。两个班的女生集中住在中间的小房间,我住这间房的门口;那两位班主任,一位住在另一间小房,一位跟我住在大一点的房间;许校长的床位也安排在大一点的房间,不过他很少在这里睡。这里没有厨房,烧饭要到别的社员家里。因为老师、学生来此处是搞教育革命的,所以被借烧饭的那一家社员很是得意,见到我们这些老师就满面含笑。
中饭后,许校长带三位老师跟队长交谈,了解队里的阶级阵线。从交谈中,我了解到队里只有一个姓骆的地主,地主婆早些年就死了,留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有二十六岁,还没有讨老婆;二儿子二十岁,在队里干活;小女儿十岁,在大队小学读书。队长说,现在春播开始,很忙,有事可找记工员骆某联系。许校长对我讲:“找骆某基本上是你的事了。你尽快跟他认识。”我说:“行呐”。
下午,班主任带学生参加劳动,我就去找骆某。很快地,我们就混熟了,比较谈得来。我想了解一下队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问:“那个骆地主近来表现怎么样?”
骆某犹豫了一下,悄悄地说:“这个老地主偷了队里的树做猪圈,影响极坏。”我说:“偷集体的树,破坏集体经济,非批判不可。”骆某说:“那是,那是!”我说:“到时候,你们要配合我们呀。”骆某问:“你们什么时候斗他?”我说:“我决定不了。我要先跟领导汇报,提出我的看法,等领导决定。这是件大事。”骆某一个劲地点头。
当天晚上,我就向许校长做了汇报。许校长对此非常重视,说等他跟队长商量以后再定。第二天上午,班主任带学生参加队里的劳动,我跟初中班一起,往田里送肥。正干着,许校长找到我,说先组织学生开会学习报上批邓的文章,再利用晚上或下雨的时间开批判会,还要出一期专栏,然后开会批斗骆地主。许校长又说,他要回校抓教学工作,这儿的事要我多关心。在后来的两天中,组织学生学习、批判和出大批判专栏的工作一件件落实了。许校长来了看到这种情况很是满意。
许校长说:“下一步就是对敌斗争。胡书记说,批斗会由刘老师主持。刘老师,有什么意见?”我哪里会有意见!这是表现自己阶级立场、革命精神的绝好机会,岂能错过!就说:“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许校长满意地点点头,两位班主任表示一定大力配合。
这让我兴奋莫名。我以前参加过批斗地主的活动。记得六四年四月份去天兴洲参加一个批斗会,斗地主。初三的老师和学生天不亮就来到学校,很快就整队出发,去王家巷码头赶六点钟的汉石班轮船。同学们兴致很高,一路谈笑风生。我们好奇而激动,这毕竟是向往已久的面对面的阶级斗争啊!
今天,在天兴洲,我第一次看到现实中的而不是电影里的阶级敌人——地主分子了。可那是什么模样的地主啊——衣着破旧肮脏,面容憔悴木讷,坐在矮凳上,跟黄世仁长袍马挂的形象有天壤之别。
整个批斗会在工作队指挥下进行得紧凑而激烈,口号声一浪盖过一浪,人们的情绪也不断升温,后来还出现了打骂现象。但同学们都认为那不算什么,比起反动派还乡团枪杀共产党的家属来,这算是够人道的了——电影《红孩子》里面就有还乡团机枪扫射红军家属的镜头!
那次斗地主,我是个看客;可这一次就不是看客啦,是主持人啦!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我想,一定要好好表现一番。
会前,我找来三个初二的学生,叫他们准备发言,还叫他们到时候把骆地主押到会场,一人站一边,不许骆地主抬头。
三月二十九号的晚上,批斗会召开了。堂屋里点着一盏汽灯,白光灼灼;堂屋正中放着一张木桌,是让大会主持人——我——坐的;木桌周围放满了借来的小木凳,没有借到木凳的学生准备就站着参加大会。
晚上八点钟,批斗会准时开始。这时,堂屋外面挤了不少社员,基本上是男人,他们是队长叫来的。女人照例得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和照顾老人。
我宣布斗争会开始。那三个初二学生把垂头丧气的骆地主押了上来,在桌子右边站定。我站了起来响亮地说:“现在,请花园中学的同学发言,狠批骆地主。”
三个学生陆续上前进行批判。
我威严地端坐在上,盯着骆地主。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有幸”主持一个批斗会!后来想想,这确实有点滑稽:七二年吴正明主持召开批我的批斗会,今天我竟然主持批别人的批斗会!这正如《红楼梦》里说的,“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是什么玩意儿!
学生发言之后,队里也派人发言,就是骆某。骆某没有揭露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主要是偷树做猪圈、出工爱偷懒、有时还说说牢骚话。我对他的发言相当不满意,心里直怪他在浪费时间。
没想到,骆某还有更“绝”的,就是好几次在质问骆地主的时候竟然喊骆地主为“大爷”,惹得很多人笑了起来。有的学生也跟着笑。我非常生气,但没有像吴正明那样喊叫去制止。我知道,那是制止不住的。
会后,我一个人押着骆地主回去,一路上呵斥。快到他家门口了,我说:“今天斗你,让你难受了吧?”骆地主一听,就赶忙说:“没有,没有!”我说:“明天等候处理。”骆地主说:“什么?还要处理呀?”我严厉地说:“当然要处理!你有意见吗?”骆地主犹豫了一下,低声说:“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说:“你敢有意见!回去吧!”骆地主弓着身子回去了,我转身昂首阔步地走了。
第二天,我根据队上决定的处理意见带着六个学生来到骆地主家,向骆地主庄严宣告:没收他偷的所有树木,即刻开始!骆地主看着我,好一会儿没出声;我盯住他,严厉地说:“怎么,你不服气吗?”骆地主陪笑道:“我服气,我服气!来,我们一起动手吧!”我把手一挥,几个学生就随骆地主到猪圈去了。
骆地主的大儿子跨坐在大门门槛上,头靠着门框,一言不发。骆地主的二儿子坐在灶边,垂着头。小女儿偎依在他身旁,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特别是看着我。我对骆地主的大儿子印象不好,认为他内心不满;却对骆地主的这两个孩子心生恻隐。是啊,这两个孩子还小,特别是那个小女儿,满脸稚气,正是向父母兄姐撒娇的时候,可是竟要承受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政治压力!
几个学生拿出了做猪圈的树,三、四米长的有一根,一、两米长的多根,共十几根;但都不怎么粗,最长的那一根直径就五厘米左右。我看着这些斗争成果,好高兴呐,叫学生们先回去。学生走后,我叫骆地主再想一想,还有没有没交出来的东西。
骆地主坐在灶边的矮的长条凳上,低着头抽旱烟,半晌没出声。我在骆地主对面两、三米处,催促他快说。
骆地主哭丧着脸说:“我把偷来的树都上缴了,一点也不敢留。你的学生还多拿了几根,那是以前队里批的,不是我偷的。不信,你可以去问。有半句假话,你再发动群众斗我。”
我见骆地主语气平和,态度诚恳,不像在说谎;可是,我又想,这种样子会不会是装出来的呢?
骆地主说:“偷集体的树的确不对,可不光是我一个,队上的人都偷了!”
我大吃一惊,完全蒙了。队上说得清清楚楚,就只有骆地主一人偷树,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偷呢?是骆地主故意搅混水,从而减轻自己的罪过,还是确有其事呢?我想把事情弄清楚,就跟骆地主说:“你不要管别人,只把自己管好就行。别人是贫下中农,是一般中农,他们是受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你呢,从小就生活在地主家庭,是个的的道道的地主分子。你不能跟他们比!知道吗?”
骆地主楞了一会儿,像下了决心似的,说:“刘同志,你是武汉人,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跟你说吧。我原本不是他家的人。他家没儿子,我就过继到他家来了。他家的生活是好些,可我也没闲着,成天勤耙苦做。过了两、三年,土改了,我被划为地主。我在他家才几年,就当了二十多年地主。”说着,他老泪纵横,话音哽咽。
我糊涂了,不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我觉得应该把情况弄清楚再说;如果他用眼泪麻痹我,我绝不客气!
我不想再教育骆地主了,就离开骆家,找到了骆某家里,询问偷树的事。骆某红着脸承认,骆地主说的是真的。我大吃一惊,问道:“那么多人偷树,为什么只要他一家还给队上呢?偷树的人应该把树都退回来呀。”骆某说:“这是办不到的。你也不是不知道,对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对骆地主那样的人可以采取没收的办法,可是对贫下中农和中农只能说服、教育,全靠自觉了。”我问:“那要是不自觉呢?”骆某说:“那也只好不了了之。刘老师,这样的事多啦。没办法的。斗骆地主,其实就是要那些人还树。他是地主,不斗他斗谁呢?总不能斗贫下中农吧?”
我又询问骆地主的家史。骆某说,骆地主讲的也是真的。他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是听来的。他说,你消息满多嘛。
我已经没有兴趣再听下去了,站起来走了。
我完全被骆地主和骆某的话搞昏了头。我根本想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是非混淆,扑朔迷离,不知如何应对。数学题再难,总会有一个解;即使无解,这本身也是个解呀。可是,现在我面对的这道社会题,解在哪里呢?
回到住处,我把刚才的事和自己的想法说给许校长听,请许校长分析分析,求个解出来。许校长只是微笑,不置一词。我知道,这道题他许校长是不敢碰的。他出身富农,能混个小公社中学校长当当,已经算运气好的了,他哪里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去惹麻烦呢?
文革后,我常常回想这件令人哭笑不得的往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不得而知。想到这里,我内心常常不由得感叹万端——这算是哪一出啊!

王巧巧

王巧巧是我初中同学。我俩都是班干部。我是学习委员,管收发本子、背书、搞学习成绩表;王巧巧是生活委员,管教室清洁和各种劳动。我们的工作都搞得不错,班主任徐老师对我俩儿印象很好。
那时,王巧巧表面上成天乐呵呵的,其实有着很揪心的心事。我从徐老师那儿知道一些。王巧巧两岁时,父亲在镇反中被处决,母亲把她给了一位蹬三轮车的王姓工人。当时王巧巧重病缠身,奄奄一息。养父母到处找活干,挣两个钱给女儿看病,居然把她的病治好了。养父母对王巧巧呵护有加,宠爱备至。王巧巧就是在无忧无虑中长大的。可是,六二年以后,阶级斗争越抓越紧,贯彻阶级路线也越来越坚决,家庭成分成了人生的头等大事,能决定你一辈子。成分好的,眼前一片光明——升学、入团、入党、提干、安排工作都会一帆风顺;成分还可以的,也没什么大的妨碍;就是成分差的倒霉,想干什么都不会顺心。王巧巧起先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什么人,还以为自己是响当当硬梆梆的工人阶级后代哩。后来,她知道了自己身世的真相,顿时蔫得像泻了气的皮球一样软塌塌的,提不起精神来。她跟我说过几次,也哭过几次。班主任(先是徐贤栋、初三时是王坤元)、学校团总支找她谈过多次,告诉她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鼓励她要振作起来,要求进步,向组织靠拢。她也十分争气,很快就交了入团申请书。团支部也非常关心她,多次带她参加团支部组织的团日活动。我亲眼看见过她参加团日活动的照片,羡慕不已。
我做梦也没想到,尽管王巧巧积极地、真诚地、不懈地靠拢团组织,但学校领导仍然根据当时的阶级路线,在王巧巧的政审材料上无情地写上“该生不宜升学”的结论。就是这句话冷酷地改变了王巧巧一生的轨迹!和她同命运的还有欧阳祯珍、齐康伦,尽管他们两个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也无济于事,一样地在审查材料上被无情地写上“该生不宜升学”的结论,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他们以后生活道路上的坎坷,同王巧巧一样,皆源于这个结论。
一九六四年升高中,她自然落榜了,班上出身不好的同学全落榜了。这回,她本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精神,主动找到党支部,向学校领导表达了下乡务农的决心。我知道了这个消息,感动不已,钦佩不已。
她的养父母坚决不答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自己唯一的宝贝女儿离开身边,就把户口藏了起来。王巧巧怎么找也找不着,气得跟他们大吵特吵。她找过徐老师,也找过我和其他同学,讲自己在家里争吵的事,而每次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那时,许多中学生被一部电影烧得火热,就是《我们村里年轻人》,里面的人物高占武、孔淑珍、曹茂林成了不少城市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我就是这些城市青年中的一个。我对王巧巧说,三年后要是没考上大学,就到她那儿去。六八年我就是带着电影里的美好憧憬到蕲春去的。至于认识到现实的农村并非电影里的农村,那已是几年以后的事了。此是后话。
王巧巧本来就跟我有一样的心理,又得到我的支持,自然去农村的决心就更大了。有一次,我单独去了一次,想去帮她做做她爸爸妈妈的思想工作。没想到她爸爸的态度还满顽固哩,她爸爸说,坚决不要女儿去农村,就是找不着工作,也没关系,养着她,穷得喝稀饭也行。她爸爸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后来流下辛酸的眼泪。在这一刹那,我震惊了。后来过了很多年,我一想起那次的行为,就感到自己当年做了件何等荒唐的事。王巧巧后来遭受苦难多少与我的幼稚的鼓动有关。最后,王巧巧的养父母实在拗不过这个宝贝女儿,流着泪把户口本交给了她。她一办完手续,就兴奋地跑到我家来报喜,说她被分配到阳新县半边山农场。
我向她表示祝贺,说这是对旧习惯势力的胜利。后来,我赠她一尊小型的毛主席石膏像,并赠诗一首。诗云:

君即农村去,
思绪联翩起。
话多难尽言,
赋诗表心意。
城市多浊气,
弱体抗不住;
乡野纵眼望,
空阔回清逸。
革命青少年,
为国不为已。
展翅向云天,
豪情谁能比?
今日你先走,
明天我们去。
建设新农村,
战天又斗地。

十月十三号,十六岁的王巧巧离汉去阳新。那天晚上,徐老师组织本班学生十多人敲锣打鼓去欢送。王巧巧手拿大红花,走在队伍最前面。我几次回头看到,她母亲面色苍白、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我当时觉得她母亲太落后、太顽固。
从双洞门中学到船码头,锣鼓声引来沿途不少人驻足观望。七点多钟,队伍来到江边,离汉九班开船还有四个多钟头。同学们围在一起大谈革命理想,对王巧巧表示钦佩。奇怪的是,王巧巧基本上跟她妈在一起。她妈不住地流泪,她也流泪。同学们跟她笑,她也笑,但笑得不自然,似乎带有凄凉之情。我为了让她高兴点儿,就讲阿凡提的故事——害财主吃屎啊,故意装糊涂把油当水倒在院子里啊,等等,想让王巧巧笑。同学们都笑得不行,可王巧巧就是笑不起来。我感到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脆弱!
快十二点了,徐老师和同学们送王巧巧上船。第一道汽笛响了以后,王巧巧哭了,凭栏而泣,怎么劝也止不住。第二道汽笛响了,船只启动的哨子也响了,船只徐徐离开码头。王巧巧抬起满是泪痕的脸,请徐老师帮她搞到《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然后挥动左手,与母亲、与老师、与同学们告别。
以后,我常去王巧巧家看望她父母,她父母常在我面前发牢骚,抱怨女儿太傻,说按党的政策独生子女是可以留在身边的,还要我将来别学他们女儿。我耐心地和他们谈心,竭力想说服两位老人;但我发现,这两个老家伙始终没有被说服。
王巧巧下乡后一个多月给我和几个同学来了封信,抱怨农场里一天到晚只忙着搞生产,不搞政治学习,也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还说有的知识青年经常痛哭,后悔不该到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来,都怪自己没出生在工人家庭,怪祖宗害了他们。她还说她经常怀念和老同学相处的日子,以致于一看到毕业照就流下伤心的眼泪。我觉得很奇怪,报上不是说农村的阶级斗争很激烈吗?王巧巧那里怎么会非常平静呢?我们去问徐老师。徐老师说了一些话,我听了仍不明白。后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也要鼓励王巧巧坚持下去,就写了封信。信上有这么一段话:“上山下乡的人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有像你一样真心诚意的,也有赶时髦捞取政治资本的,也有被迫无奈的。你不要受他们影响,要向邢燕子、董加耕学习,做他们那样的人,脚踏污泥,心忧天下。我再一次向你郑重表示:三年后没考上大学,我也到你那里去。”
王巧巧每年春节都回武汉,我总是找她长谈,了解农村的状况,为将来可能下农村做准备。我们之间自然就越来越热火。她的父母也开始注意我这个可能成为他们乘龙快婿的小伙子了,只要见了面,就一定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甚至做好吃的款待我。
当然,我和王巧巧也有过矛盾,那是在文革中。一九六七年,武汉出现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王巧巧四月份从阳新一回武汉,就站在造反派一边,还到北京去了一趟,回来后更成了铁杆造反派。有一次,王巧巧来到我家,劝说我反戈一击。她说她亲眼看见百万雄师打人,她当时就吓哭了。我告诉她,是造反派先打人的,百万雄师是自卫反击,是被迫的。若干年后,我才明白这是一笔糊涂帐,根本就无从考证究竟是谁先打人的。双方都有意无意地运用了政客的手腕,夸大或捏造敌对一方的所谓问题(如:百万雄师一派有人撰文说,造反派经常在半夜三更在民众乐园最高层挥舞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造反派也有人编造故事,说两派武斗,百万雄师打死对方一个,百万雄师中的一个参与武斗的人回家后才得知,死者是自己的儿子,悲痛欲绝;等等)。但当时我和王巧巧并不明白这一点,都认为自己一方正确无比,所以两人之间展开激烈的辩论。王巧巧辩不过我,便气冲冲地走了。此后,我们俩有几个月没来往。七•二0事件后,王巧巧自个儿找上门,于是,二人和好如初。
一九六八年,王巧巧因农场分为两派难以立足而长期滞留武汉,心情郁闷得不行。我常常去她家,和她聊天。
那时,有大批知青回城造反,说是实际情况不像报上说的那样美好,受了骗,还有知识青年在乡下生活太苦,自己难以养活自己,经常靠家里资助,还有生病得不到医治,因此要回城。
说实话,我当时绝不赞同他们的观点。我认为,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只能响应,不能违背,违背了就犯方向、路线错误;而一些知青说得冠冕堂皇,其实就是想回城,不想在农村继续干革命了。六七年元月下旬,我和一些同学参加过下放青年召开的批判会,宗旨是“批判安置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点在“友好”电影院。会议当中,我听到声泪俱下的控诉,非常同情下放青年的遭遇;但我不同意下放青年的结论——全部回城。同学们也是这种态度。我认为,批资反路线是可以的,但是借批资反路线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绝不能赞同的;下放青年回城,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绝对错误的。王巧巧也想造这方面的反,我仍然是坚决不能赞同的。我想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可又怕伤了王巧巧的感情,以后不好交往,所以总是劝阻她不要介入。她也总是笑笑,但表情很不自然,似有怨怒。
有一次,我去六渡桥看大字报,看见人行道上、马路上到处是下乡知青,正在跟路人进行激烈的辩论。他们说,刘少奇鼓吹“下乡镀金论”,说什么下乡知青将来“可以当县长、省长,我们这个反是造定了的!”有一个男青年手拿喇叭筒在高喊着,意思是:广大革命群众一时不理解,是我们意料中的;但我们相信,广大群众最终会理解我们的,会支持我们的,因为你们当中也有自己的子女、或者亲戚的子女或者同事的子女下放的。我们期待着你们支持我们的那一天!又看见一个女的捋了捋齐耳短发,接过喇叭筒,站在椅子上,以高昂的声调宣读造反宣言。她读得十分动情,满面通红,声音略带点嘶哑,连刚才持反对态度的人也不叫喊不起哄了,有人甚至叹气、抹泪。我也深受感染,我一面希望王巧巧他们造反成功,回到武汉来——这正合了我内心那隐秘的希望;一面还是认为他们的造反有问题。果然,他们闹过以后便没有了下文,再后来就烟消火熄了。
王巧巧长期在家吃饭,家里粮票十分紧张。我跟我姆妈说了,想给王巧巧送去拾斤粮票,支援她一下。姆妈没有反对。这事之后,我们接触越发频繁,关系就有了些微妙的变化。有时见面,我们都表现得有些不自然了。我会觉得心跳得厉害,像曹茂林见了孔淑珍一样;而王巧巧也常常会无端面红耳赤,话语里会有颤音。我正值年方二十一岁,已经到了在姑娘家的门上写“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时候。我发现芳龄二十的王巧巧越变越好看了,皮肤白,胸部高,着实令我陶醉。我十分珍惜和王巧巧之间的感情,有了和她谈恋爱的念头。但是,每当我在交往中把话题往那上面引的时候,她都极力回避。这让我非常生气,认为她不真心。既然这样,那只好退避三舍吧。我为自己情场失意很是伤心了一阵。不过,后来也明白了个中的缘故:王巧巧经历了艰苦生活的磨练,懂得了生活是实在的,靠玫瑰色的理想没法过日子,所以她的择偶标准必然是现实的。她所找的爱人跟在一个农场,朝夕相处,对她备极关怀,二人命运相同,对人生的感悟也相同,当然会结合在一起。我后来不也一样吗,非常现实,为什么没在蕲春找,就是考虑到很多的因素,这当中没有一点理想化的色彩。
那年十二月,我借口应该跟全班同学一起走,“违背”了诺言,到蕲春去了。第二年,我去王巧巧家看望她父母,得知她已然结婚,便在心中祝愿她生活幸福,同时也心酸得不行。以后,我只要到了武汉,必定去她家坐坐,以期跟她见上一面;可是,始终没有这个机会。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到武汉寻亲访友。一天晚上又去了她家,才见着她。这是自六八年分别后第一次见面,前后竟相隔八年!
我看着王巧巧,感觉她变化好大:脸型还是老样子,鹅蛋脸,但面颊深深陷了下去,脸显得长了点,又黄里带黑——原来多好,原来面颊丰满、白里透红;头发干涩、微黄,不像原来黑如浓墨、富有光泽;手指枯瘦,关节显露;手掌也不如原来肥嫩而温暖。这就是王巧巧,但与以前的她反差太大啦!我想,有人说我老了,其实王巧巧显得更老。
我们在马路上并肩行走着,彼此说着别后的际遇。她说,他们俩工资很低,她又经常干不动,又要养孩子。问题倒不在这里,养孩子方面父母可以支`援几个。问题是身体原本就不太好,有再生性贫血,在武汉有父母照顾,人养得还可以;可是在阳新没有父母照顾,身体状况就一天天差了。现在有了孩子,身体就更差了。她的那一位家庭成分也不好。她的生父又被镇压了,所以好事轮不到他们。每次回武汉,除了几家亲戚,她连一个熟人家也不走,只在家里陪他妈说几句闲话。
我听着难过极了,但让我奇怪的是,王巧巧在诉说这些伤心事的时候脸色平静,呼吸如常,不激动,也不悲伤。也许她这些年把眼泪流干了,对苦日子也习以为常了。生活就这么无情,像揉面一样,把人揉搓成了各种模样,人还要顺着它。
唉,世事真是难以预料!她呀,当年那么积极要求下乡,义无反顾,而今一肚子委屈,满嘴的牢骚,这算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直聊到快十二点了,才相互道别。
我想着王巧巧前后十二年的巨变,又想起自己这八年来的变化,想起一些熟人或死或老或不得意,心情十分烦乱。我问自己:这一切该怎么解释呢?我知道自己解释不了,我认识的人当中没一个解释得了。我安慰自己,既然没人解释得了,就不去解释吧。

尾声

八月份,我去过一趟武汉。听朋友孟庆伟(小名“伟伟”)——他在中原仪表厂招待所工作——说:去年河南发大水,雨大得不得了。听出差的人说,他们亲眼看见到处是浪尸,可惨了。我问是不是真的。他斩钉截铁地说:是住在招待所的出差人员讲的。我说:“报上可是一个字也没透露哇。”他说,这就不知道了。还有一件事,就是云南大地震,死了不少人。报上也没透露一个字。
七五年出了这件大事,而报上竟连一个字也不登!我觉得这太不像话了,报喜不报忧,尽在粉饰太平。这是为什么呢?不得而知。今年七月十八号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报上倒是登了一则公告,但也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损失极其严重’。到底有多严重,报上还是一个字不登,倒是大量报道解放军和民兵冒着余震继续巡逻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天呐,阶级敌人也埋在废墟里啦,就是想搞破坏也办不到啦!这跟粉饰太平有什么两样?
看不到大道消息,小道消息自然满天飞:什么同济医院住满了伤员,缺胳膊的,断了腿的,瞎了眼的,浑身缠满纱布的……怕死人。更耸人听闻的是,也不知道是怎么传开的,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要发生大地震。于是乎,住在A地的往B地跑,住在B地的往A地跑,像旧社会跑反一样,都说自己住的地方要发地震。现在是人心惶惶,到处搭防震棚。鄂城也一样。各单位都在搭防震棚。我知道湖北、武汉不在地震带上,一点也不在乎,坚持睡在家里。可人们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许老天爷存心要跟中国人开玩笑:有一天晚上,闷热异常,大家都慌了,全往防震棚里钻。我经不住姐夫劝,加上也有点心虚,也搬到县幼儿园天井的防震棚里去了。半夜里,又是闪电,又是打雷,很快就下起瓢泼大雨。谁都以为地震马上就要发生,只等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了。突然间,只见电光一闪,接着炸雷一声,就在这当口,又听见一片西里哗拉的响声。大家全急了,认为大祸临头了。想跑吧,外面下着大雨,不敢跑;不跑吧,又担心防震棚塌了,或者地陷了,那就玩完了。偏偏在这时候,有几个小孩哭起来了,惹得几个妇女也跟着哭。还有呐,有一个防震棚漏雨,里面的人全往没漏的防震棚里钻,挤成一团。又过了一会儿,雨小了,不过闪电还有,雷也在响。慢慢的,小孩睡了,我们一些人聊了一会儿,也慢慢迷糊了,只是睡不塌实,眯一会儿就醒了,又眯一会儿又醒了,折腾了一宿,大家都很害怕。哪晓得,一夜没事!第二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鸟呢飞过来飞过去,叫得挺欢。到处一点也没有大祸临头的样子。大伙先是奇怪,接着是庆幸,后来看到夜里闹得西里哗拉响的原来是幼儿园一位老师家的雨棚垮了,又都笑起来了。
呜乎,经过阶级斗争大风大浪锻炼的中国大陆人,竟然被子虚乌有的全国性地震吓得胆战心惊,这是悲剧呢,还是闹剧呢,抑或是讽刺喜剧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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