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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陀:广州八中文革史短文集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贴了十年的封条
——阿陀八中文革史短文集


目录
一、“八中文革史”征文启事
二、朱振邦的悲剧___八中第一张大字报前前后后(口述历史)
三、新一场“反右运动”——谈李秉基遗稿《八中“大字报委员会”建立始末》(口述历史)
四、我的忏悔——“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口述历史)
五、运动初期的权力过渡—— 学生干部建立维持小组(口述历史)
六、贴了十年的封条——302班在“破四旧”风潮中(口述历史)
七、“血统论”下的贱民——红色造反团的孕育、诞生(口述历史)
八、夺印、让印、退印----“一月风暴”回忆(口述历史)
九、 长不大的中国人
说明:
这里重新整理,收录的是近一年来和两位朋友共同主持“八中文革网”过程中,本人为了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人参与而急就的部分短文。行文力求客观,平实,简洁,一事一记。如果校友看了,可以得到多少启发和借鉴(继而拿起笔来……),或其他文革研究者和专家看了,也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参考价值,本人就小小得意啦。
拙文浅陋,非不知。无小溪何以成江河?吾辈当努力!耶?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笔者回母校召开师生座谈会


“八中文革史”征文启事
一.宗旨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有幸作为这段重要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不管每个人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如何殊异,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把这一段历史忠实记录整理下来,我们责无旁贷!
二.征文启事
各位校友,值此文革四十周年之际,特邀您共襄义举——群策群力,大家共同编撰一部 “广州八中文革史”。
文革经历,在一些人的心中,可能还充满着荣耀和骄傲;在另一些人看来,则只有屈辱和伤痛; 也许,如今你早已宠辱皆忘……
然而,午夜梦回,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人,到底应该怎样面对自己曾经走过的这一段历程?我们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可我们今天依然困惑。我们如何向下一代人交代?
编这部文革史,只是重新审视曾经叱咤风云的这一代人的第一步,也许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找到答案,至少我们还努力在历史的泥沼上留下自己清晰的脚印,一切待后人去检验评说吧。
亲爱的老同学:
请把您当年所见所闻点点滴滴记下来!——具体说,就是请您把您知道的人和事“填”进这部史的“空格”中。
请把您自己当年刻骨铭心的经历写下来!——就像您正在完成中学时代一篇迟迟还没交卷的作文。我们会郑重其事地尽可能把尊文附载后面。不管您的观点如何,它都是历史最生动最真实的注脚。
敬爱的老师,也诚挚欢迎您指导和直接参与我们的工作。

几点说明:
第一部分: 大事记
请填上任何您认为值得记录的事。时间,地点和人物,简单清楚就好,错了也不要紧,我们会最后核对,综合整理。
第二部分: 重大事件
您就是八中文革期间许多重要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请尽可能客观地提供详情。有的事件不是单指某一件事,而是涵盖较广的一段时期的共同行为,如 “斗牛鬼蛇神”,“破四旧”和 “大串联”等。最后完成的校史,主干当然只能是集中反映面上的情况,但如果没有后面生动具体的附文,这部史就是没有血肉的,也是不完全的了。
第三部分:群众组织
这部分内容可能会比较敏感。主编者的立场是不偏不倚,力求客观公正。因此只记史实,不作评论。请提供关于贵组织的详细真实的资料,也欢迎附文谈谈您今天对这一段历程的回顾和认识。
第四部分:教职员工
无一遗漏地把当年的教职员工列出来,主要追踪文革初期每个人的情况,再综合起来,将成为这部校史的重要部分。
作史,本来最忌主观感情介入,本校史特殊之处,是由一群当年的学生集体编撰。文革之初,对于某些学生,可能是最痛快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可对于他们的老师,却恰恰是最痛苦的黑暗日子。
如果您当年也曾做过一些对不起老师的事,您愿意在该老师的名下表示一份迟来的歉意吗?——不管是用真名还是化名。
第五部分:学生
以班为单位统计出一些基本数字,全校学生的情况就大体可知了。
比较突出的情况,最好有文字说明。每个班在文革中,其实都有一部非常丰富的“班史”。欢迎您写出您的“班史”,乃至您的“个史”。
                          二零零六年

朱振邦的悲剧
___八中第一张大字报前前后后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寄宿学校,通常要求学生周日晚上七点钟以前必须回校参加自习,但是那天上午突然有同学匆匆骑车来家通知:马上提前回校,班主任将召开班、团干部紧急会议,有重要事情宣布。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发生过。
   下午两点钟,我们初三(2)十几个班团干部,准时集中到班主任汤仲霖老师的化学科组办公室。原来这是一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会。自从六月二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校园里空气越来越紧张,大家都意识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正在来临。
   平时就不拘言笑的汤老师这天更倍加严肃:“。。。。。。文化大革命对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个团员、干部一定要站稳党的立场,特别要吸取反右斗争的教训!”我不可能复述42年前他讲过的每一句话,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其中几句。
   盛夏,午后,五平方左右的小房间热得像个蒸笼,唯一的一把电风扇扇起阵阵热风,把我们每个人都熏得晕晕乎乎。我既激动又揣揣不安。史诗《东方红》有一句:“没有炮火硝烟,没有刀光剑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多么幸福”。其实我们那时的许多年轻人内心正好相反。从我们懂事开始,被灌输的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只是我当时万万没想到,随后八中第一个跳出来贴大字报的学生的立刻成了“右派学生”。我没有当右派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当这种左派的觉悟,一时无所适从。
            (二)
   当晚自修下课以后,学生大部分都回到宿舍,洗刷准备就寝。突然传来消息——校友楼(校门塔楼)出现了大字报!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丢下手边的一切,从四面八方各个宿舍奔向校门。。。。。。
   八中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十个为什么?——质问八中党支部》,主要内容是批评支部领导运动不够得力。作者署名“高二(3)班朱振邦、潘瑞瑜”。
   这张大字报立刻起了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点火作用。当时因为有中央公开肯定的北京大学聂元梓在前,全国各地城市大中学的普遍情势已如同干柴烈火,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个人敢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立刻就会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响应、跟进(事后各地的文革史证明无一例外)。朱同学的大字报其实只是一时冲动的模仿之作,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大多数同学也并不太在意大字报讲些什么,只把它当作一个行动讯号。于是在熄灯钟响了以后无人就寝,所有的学生宿舍和课室都像炸了锅,学生跑上跑下,连夜找来总务科老师开门领毛笔,墨汁和白纸,又敲开食堂大门,要求大师傅立刻烧开水冲出一大桶一大桶糨糊。校园彻夜灯火通明,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学校领导和老师都被点名批判。矛头所指是全方位的,但首当其冲的主要是一个“摘帽右派”和几个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特别是语文和英语教师。既然报纸号召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些人自然成了最现成的靶子。
   第一张大字报还起了另一个重要的引导作用——把批判矛头部分引向学校党支部。这岂不是57年右派反党的重演?于是学生中很快就自发出现一批反驳朱振邦,维护党支部的大字报。与此同时,由于有聂元梓榜样的鼓舞,也有一部分同学从另一个角度领会中央的运动精神,跃跃欲试想要摸摸老虎屁股,于是起而拥护朱振邦。
   笔者当时取折中的立场,不做简单的是非判断,先做调查研究。记得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对立两派大字报的统计数量和主要观点整理出来,写成一张大字报贴在食堂门口,呼吁双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冷静平等讨论;二是找朱振邦本人和高二(3)的同学了解情况。
   六月七日(八日?),笔者上了北楼二楼高二(3)教室,当时该班刚刚开完批判会,铁青着脸的班主任郭世思老师正在擦黑板上的标语。大部分同学都散去了,朱振邦还留在原来的座位上。我向认识的同学问了几句,就上前坐到朱的身旁。朱完全不理会我,神色茫然低头自言自语“我没反党!我没反党。。。。。。”
   郭老师也是我们的政治课教员,平时给我们的印象是特别革命,朴素却不可亲,有点高深莫测。他的眼镜腿永远是用胶布缠的,这本不奇怪,当时许多学生都是这样,可他是老师啊?当然老师可以提倡艰苦朴素嘛,不过常常穿着汗迹斑斑的背心,一长一短卷起两个裤脚,赤着脚走进教堂,这就让人觉得怪怪的了。他的课,全班最高分都很难拿到八十以上。革命的标准答案似乎永远深藏在不拘言笑的郭老师眼镜片背后。郭老师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捍卫革命的沙威——多少年后,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就会想。
  形势急转直下,深入调查已不可能。
  随后余波不息,郭世思老师被部分学生作为“野心家”“小爬虫”揪出批斗。关押期间,郭写入党申请(血?)书。此事竟然惊动当时在北京的第四号大人物,原中南局书记陶铸,指示广州市委书记雍文涛:八中右派学生斗左派老师,要处理!。。。。。。
  过了不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们正在南北楼之间的林荫里开什么小组会,看见校道上出现一对身材瘦小的老夫妇,有人说是朱振邦的父母,来校好像是要澄清朱的家庭成分什么的。朱此时已神经错乱,被接回家休养。
  此后文革波涛的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朱振邦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七十年代初期,笔者下乡海南两年以后,忽然听到同学中传来关于朱振邦的匪夷所思的消息:有一天,朱的父亲正在午睡,朱振邦突然狂性大发,举起菜刀冲进房砍向父亲,把父亲的头颅斩断滚落地板,他一边喃喃自语:“斩断狗头”“斩断狗头”(笔者注:此系当时流行文革术语)。。。。。。
  ——朱振邦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39年后,笔者继续完成当年中断的调查。。。。。。
              (三)
  二零零七年六月,笔者回国期间,通过黄巨源同学牵线,约见到原高二(3) 同学,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以后又陆续访问了另一些同学和老师,初步了解到八中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前后以及朱振邦本人的一些情况,综合如下:
  在同班同学眼中,朱振邦非常聪颖,天分过人,老实厚道,胸无城府,有点书呆子气。
   朱父是华南工学院颇有名气的留美教授。朱出生在海外,五三年(约六岁左右)随父亲回国定居。他的见识自然比一般国内同学要广一些,加上领悟能力特别强,知识水平也比同龄人高出一截,例如高中期间他就写信给《航空知识》,指出其中一篇文章的错误,并收到杂志回信感谢和表扬。但朱政治上比较幼稚,他竟告诉同学美国生活比中国好,这在当时是犯忌的。朱生活自理能力也较差,衣裤脏了,浸浸水,捞起来湿漉漉挂在窗架上晾干就算洗过了,要不就干脆周末带回家交给保姆洗。他就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单纯,热情,幼稚,毫无防人之心。
   六六年六月五日,星期天傍晚返校途中,朱刚好和家也在华工的同班同学潘瑞瑜 同车。一路上两个人谈起华师附中已出现了给党支部提意见的大字报,八中却没有动静。是不是党支部领导不力?朱提议也写一张大字报给党支部提提意见。 潘表示同意:你来写,我签名。但回到学校以后, 潘马上就被叫去开学生干部会了,朱完成这张大字报后代潘署上名字,两个人联名的方式贴了出去。
  第二天《羊城晚报》要派人下来了解情况。事前诸兆祥校长找潘谈话:你是干部子弟,又是培养对象,只要站稳立场,运动过后还可以入党。既然大字报不是自己署名,上面来人问起,你可以说你是受蒙蔽的。朱振邦的情况比较复杂,这是阶级斗争。潘觉得领导的意思好像就是想整朱振邦,但自己确实是同意写这张大字报的,应该实事求是。。。。。。 朱振邦也对潘说,大字报是我贴出去的,你不承认就可以。潘没有接受这番好意。
   以后,学校通过班主任郭世思老师给朱施加了很大压力,朱很快神经崩溃,来回不停地走,喃喃自语,于是被家长接回家去了。
   六六年底,学校出现了许许多多群众组织,其中高二(3)成立了一个“愚公移山战斗队”,宗旨就是要为朱平反。同年十二月,“红色造反团”派人找到原工作组组长刘瑞松,刘签字同意为朱振邦平反。随后红色造反团发起召开平反大会。主持人是高三学生梁校南,会上发言的有高三(3)张穗生和高二(3)郭进兴等。朱的父母也来了。会后张穗生等几位同学陪朱的父母一同前往芳村精神病院探望朱。
   朱经过治疗,病情亦一度控制,后来突然狂性大发,据说是因为工学院整天开着高音喇叭,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他受了刺激之故。
   朱杀父后,又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了较长一段时间。出院以后,一度表面上和正常人没有明显的不同,有一次见到潘瑞瑜,还表示很想和班上的同学联系,但自己做了那样的事,担心大家会不会怪他?潘安慰他说,那是文革造成的(同学都能理解)。没问题,几时聚会一定叫你!可惜没等到朱振邦期盼的这一天,不久他的病情又恶化了。据说这次是因为长期服用精神病药物对肝脏造成了伤害。大约73还是74年,朱振邦同学终于英年早逝。
                                            2007年秋

新一场“反右运动”
——谈李秉基遗稿《八中“大字报委员会”建立始末》
1、关于“大字报委员会”
   秉基同学匆匆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但留下了一篇有价值的文稿。该文第一次透露,四十年前的今日,文革爆发之初,在中国南方一间普普通通的中学,学校基层党支部曾经秘密组织了一个专门抄录大字报的特别小组,内部名称叫“大字报委员会”。性格内向,不大活跃,各方面都不惹人注目的高三学生李秉基同学被选进该委员会。从文章推测,李是“主任”,即唯一的学生负责人。
学校领导的意图看来非常清楚,就是:收集材料,打击右派。运动在酝酿动员阶段,自上而下传达贯彻的精神在在说明——这是一场新形势下的反右运动!(据笔者最近从当时的学校团委书记蓝桂荣和教工团委委员余柏茂二位老师那里证实,67年6月5日晚上朱振邦贴出八中第一张大字报之前,党支书诸兆祥曾经召开教工党团骨干的文革动员会,会上抛出六位“有问题”的右派教师名单,内定作为运动的批判对象。笔者本人也清楚记得,6月5日是星期天,我们302班的班团干部接到紧急通知,中午赶回学校,由班主任汤仲霖开会传达动员大家投身运动。他一再用57年反右的例子,告诫每个人要经受考验,站稳立场。)
   秉基同学披露的事实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提出和主导这一行动?
   无非两种可能:上级安排或基层自发:
   如果是自上而下的布置,那么当时广州市内,乃至全国,都应该存在无数可能是地下运作的类似的“大字报委员会”。(为什么至今从无所闻?)顺流朔源,追索文革初期执政当局的意图,不失为文革研究的一种取向。
   如果只是当时八中的领导自以为领会上级精神后,“发明”了这么一种形式,那么我们也要问问,文革之初,基层领导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八中的做法有没有代表性?
诸校长是深得人望的好校长,秉基也是我尊敬的好学长。在当时那样的“大气候”下,他们因职责所系而办之事,实在无需用今天的眼光去苛责。(何况诸校长在运动爆发两周,工作组进驻后,就已被罢官批斗。)秉基同学在事隔四十年后,能够公开透露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还写诗叹悔自己在黑白颠倒的年代被利用做政治斗争的工具(“真亦假时假亦真,人生如戏场场新”)。作为一个混沌时代的过来人,最后以正直,清醒善终。难能可贵!可惜秉基兄走得太匆忙了,遗稿只是掀开了历史的一角,“大字报委员会”前后的许多细节本来还打算找秉基兄求详,特别是文中透露,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收集整理大字报中揭发出来的有关教师和领导的材料,那么是否也包括八中第一张大字报——高二学生朱振邦炮轰党支部的《十个为什么》?当时围绕这张大字报在全校师生中展开了激烈辩论,笔者曾写一大字报,统计正反双方的大字报数量,并把对立的观点列出,鼓吹公平辩论。但几天以后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朱作为右派学生被批判;
主持批朱的政治老师,班主任郭世思一夜窜红成了“左派老师”,很快又被学生揪出来;
接着又引出当时身在北京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对广州市委书记雍文涛的亲笔批示,“八中右派学生斗左派老师,要处理!”;
最后朱振邦精神失常,杀父……
这些都是说不完的后话了。
难道“大字报委员会”对这部分内容没有抄录?不可能!如抄录了,那就意味着该委员会的任务并不那么单纯,它的对象应该不仅仅是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所谓有问题的老师,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很可能也是同时针对贴大字报者,特别是注意那些被认为借机跳出来攻击党领导的右派学生的。文革之初,基层领导普遍借鉴57年反右的经验来指导运动,“引蛇出洞”和“秋后算账”正是反右之精髓。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文革中广州中学的最早的大字报五月二十七日出自华师附中,题目是“学校的教育”,内容直接针对学校党支部。笔者最近从当年八中六月五日第一张大字报朱振邦的合作者潘瑞瑜那儿得知,该文正是受华附影响的模仿之作。
在这两张大字报之间的短短八 九天,正是广州中学文革风暴酝酿爆发期,同时也是省市领导采取各种措施左右运动方向的控制期。5月31日市委第一书记区梦觉传达省委常委会议的三点指示,其中就要求“根据新的标准,划分左、中、右”。“八中大字报委员会”如果没有或忽略这层任务,那反而是不正常。
非常可惜,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无从向秉基学长求证了。(据李秉基生前透露,他当时并不直接和校党支部发生关系,而是通过本班的梁xx同学联络另一班的校团委之一的祁来,再由祁来向上请示汇报。整个过程保持单向联系,非常秘密。如今祁和李已先后作古。唯有希望梁同学提供线索。)

2、抢救历史 刻不容缓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如果说文革是一头狂暴的巨龙,它也是由无数一个个小小细胞组成的。抢救正在迅速消亡的这些文革细胞,是眼下非常急迫的一项工作。因为这些细胞的价值,一点也不亚于紫禁城高墙内的秘笈。文革不仅仅是自上而下,它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文革是一种合力。
我们每一个文革的过来普通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们本身就是历史!
高墙轰然倒塌的那一天,人们可能会大吃一惊——那些深宫秘笈早已灰飞烟灭。于是剩下的就只能是这些零零落落残布各地的细胞。
中国人民为千年不遇的历史的裂变期已经付出了异常巨大,异常沉重的代价。一个健忘的民族,不配有未来!
2007年6月24日芝加哥

附录:
八中“大字报委员会”建立始末
李秉基
文革初始,学校曾成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大字报委员会”。当时,校园内涌现出数量不少的大字报,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有:有老师曾讲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件事,有生活细节,有个人私隐,有揭发,有责难,有攻击,甚至谩骂,而极少赞誉的。
如何处置这些大字报?于是,学校成立了一个小架构“大字报委员会”。它是直属当时学校的文革领导小组。其地点设在学校饭堂前面的那一排平房课室中的一间初二课室。人员编制是从高中调一名学生当主任。从初中调几名(3~5人)学生当委员。其工作任务是摘录和整理大字报中的各种内容资料。
当时的工作主要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摘录大字报。那时,大字报主要是集中在学校的大饭堂。每天,主任和委员们就拿着笔和纸走到大字报前认真细读,摘录老师讲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一张张,一行行,一字字,绝无疏漏。当时所摘录到的材料就足有好几大本。
第二阶段是整理材料。为此,又增补了几个书写流利,字迹隽秀的同学,针对个别的学校领导和老师建立档案,将摘录来的材料对号入座,编写成小册子。记得其中包括当时被誉为广州市数学教学的“四大天王”之一梁副校长和其他的一些老师,约10人左右,均在被编写之列。这些小册子中的内容全是“错话”、“错事”、“污点”、“罪行”,其内容黑之又黑,而其真实性是未曾查究过的。有子虚乌有的;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的;也可能确有其事。但若用这些材料去对付某个老师,则可以将其“斗垮斗臭”,置人于困境,置人于死地。
这两个阶段的时间总共约为十多天。幸好,当时形势急转直下,上面派驻了运动领导工作组,学校的文革领导小组遭解散,“大字报委员会”也就寿终正寝,人员各自回到班里。其后,学校的广播喇叭曾播出:“烧毁了黑材料”,就应该是指这些小册子了。
上述是文革初期学校“大字报委员会”建立之始末。

附:我曾涂鸦过一首诗,你或许可从中看到我的人生观点以及我之不愿写的原因。
>
                人 生
真亦假时假亦真,人生如戏场场新;
贫穷富贵如梦幻,名利荣辱妄缠身。
一生有如清风过,天地循环永不更;
沧海一粟何足道,浮游天地任平生。




              二零零七年笔者在广州访问学长曾德


运动初期的权力过渡
—— 学生干部建立维持小组
文革中八中最早的群众组织,既不是八月中下旬受北京影响成立起来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更不可能是后来才作为它的对立面出现的造反派红卫兵。说来许多人还不知道:第一个学生组织成立于六月初——运动爆发的头几天;
发起人是高三(5)班团支书祁来和高三(3)班团支书曾德;组织名称就叫做“文化革命小组”(?)
   最近本人在广州访问了曾德校友。
据曾德回忆,66年6月5日学校开始贴出大字报后,朱帆等老师马上就被批斗,剃阴阳头。校长褚兆祥很快也靠边站了。领导层瘫痪,学校很乱。当时祁来就找曾德商量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祁父是当时香港新华社社长祁峰,他可能消息比较灵通,政治上也敏感一些。曾德原来一心想考大学,对运动还没有认真的思想准备,但思路也是希望学校稳定下来,随口便答:“就我们两个?”于是找来几个班的头头开会商量。记得有:于芬,陈冀平,曾宪如,陈临新和初中的何锦波等。(笔者问:保卫,人事科长李厚生有没有参加?)也可能有李厚生,记不清了。
会上谈了学校的乱像,祁来提议成立一个文革小组,依靠原来共青团的力量,特别是几个高年级团支部的主要干部,控制学校局面。大家推举了曾德(和祁来?)出来负责。原学生中的校团委书记是杨习胜,但他个性温和,不那么出头。
几天之后,(笔者:6月10号?)工作队进校。
工作队长刘瑞松知道了这个组织,就想在这基础上组建学校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但有老师不同意。李厚生告诉刘——这是一班好学生的组织,于是就定了。
曾德认为,八中地处边远,政治人物少,文革一开始,很快就进入受控制的状态,不像别的一些学校那么乱,应该和这有一定关系。

笔者还询问了文革中“破四旧”抄家财物的流向。(因为在对其他人的采访中,笔者听到多起本校红卫兵贪占抄家财物的事。)曾表示不知情,因为此事具体归姚军负责。毕业分配后,学校找回方安礼等办班追查过,也询问过曾。
曾德认为“破四旧”是当时社论推动的。广州石室设有全市的破四旧仓库,大部分抄没的东西都运到哪里去了。至于八中有没有保存下来一部分,校工朱祥是不是一度掌握了学校存放抄家物资仓库的钥匙等,曾德表示年代久远,一下子也记不清了。

采访后记:
十分感谢曾德学长(中资公司老总)在商务繁忙中拨冗茶叙,共同认真回忆探讨文革历史。惜匆匆一晤,唐突提起整整四十一年前的往事(2007年6月9日重温1966年6月9日前后的事,真巧!),难免有许多问题一时未能澄清,例如:
这个组织成立的确切日期?名称?组织结构和具体活动?
这个组织是纯粹群众自发的?还是党支部推动布置控制的?
这个组织在八中文革初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我们把66年6月—--10月期间权力转移的顺序列为如下:党支部—---文革小组—--工作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就会发现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基本上掌握了运动初期的权力。)
……
一个中学的文革史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放在中国文革研究的大视野中审视,我们会饶有兴味的注意到,十七年的铁打江山,基层权力一夕突然解体,权力转移的过程非常微妙,形态也是各不相同的。没有无数的“个案”“细胞”的发掘,抢救,整理,就不可能有一部真正的中国文革史——迄今还没有!都三十年了!
2007年7月



                                                                       一九六八年秋,302班毕业合照


贴了十年的封条
——302班在“破四旧”风潮中
大约是八月中旬,红卫兵组织还没有成立,抄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各班由“出身好”的一部分同学组成了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取代原来的班委会和团支部。抄家风潮是怎样受北京影响刮起来的?是不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统一布置的?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其时工作队已经撤走,学校各级权力基本控制在“红五类”学生手中,抄家行动第一波就是针对“黑五类”同学的。(其后才是 “杀上社会破四旧”)
302班共51人,所谓“红五类”约四分之一,大部分是工人子弟,他们一般对抄同班同学家这样多少有点尴尬的事不会太积极,策划推动的,主要是当时班上一个干不子弟。
该班因为家庭出身被点名抄家的有8人:资本家——温XX,游XX ,马XX;严XX;右派——张XX;反动军官——宋XX; 走资派——谭XX。实际只抄了4人。以下是部分被抄者的回忆。

贴了十年的封条
讲述人:马XX
我的家庭出身是什么——职员?小业主?还是资本家?从来就弄不清楚,可是影响了我半辈子,直到我离开中国。
我父亲原来是芳村一个小木材行的管事,也就是现在说的经理吧。解放初老板搬去香港,就把这店送我爸了。很快就“抗美援朝”,国家对木材实行统销统购,生意只好结束。文革中把我们家当“资本家”来抄,不是街道,还就是我们班的同学。
带队的是XX,他最积极。在这之前我家已经自己清理过“四旧”,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可抄了,没想到他把所有雕花的旧木家具都算 “四旧”(我家做这一行的,当然有不少啦),全部贴上封条,准备运走。巧的是出去拦车的同学没拦上车,却回来报讯说附近另一队抄家的学生和户主起了冲突,XX立即带队去支援,我们家就不了了之啦。
当时家里有一张精雕的大床,床侧附装有一个几层的大壁柜,是用来放换季的被褥衣物的,柜门有雕花,他说那是“四旧”,就贴上了封条。壁柜虽然原封不动没被运走,但那天开始,壁柜在也不能使用,棉被只能用绳子吊上屋梁……
这封条,一贴就是整整十年——自到76年毛死了才敢揭掉。
十年间每晚睡觉就对着这些封条……
(笔者注:这个故事太意味深长了。这例抄家相对而言实在算很“文明”。它的后果却是对人精神上持续十年数十年的威慑,虐待和折磨。这位女同学说,整个十年文革她每天都提心吊胆。本来读书时曾当过学习委员,成绩很好,因为家庭成分的压力,后来变得胆小怕事,缺乏自信,得过且过。离开中国二十多年,至今有时还做文革恶梦)

                                                二零零七年302、304班部分同学广州合照
抢打出头鸟
讲述人:谭XX
早期抄家很少有抄干部子弟家的,因为抄家最积极的骨干力量就是干部子弟,理所当然(配合刘少奇路线)把地富反坏右,以及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作为打击对象。
我的情况比较特别。父亲虽然48年1月已经在重庆加入地下党,一解放就是13级干部,但他同时也是画家,教师。我的家庭成分:六三年小学升中学时,第一次需要报成分,填的是“革命干部”;六六年文革前夕,我母亲为了“严格要求自己,改造自己”,把她自己的家庭成分由银行“高级职员”(总经理)升级为“资本家”,同时也让我改为“教师”。文革前两年越来越重家庭成分,班主任对我非常信任,当上班长,入了团,我想和原来填的成分有很大关系。抄家抄到我头上,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我在高校当领导的父亲受冲击,另方面是因为我挑头反对“对联”
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取代首批被冲击的原领导,成了美院新“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结果很快又成新的目标,在学院主楼被贴大字报。当时中学已停课,各班可以自行组织去高校看大字报。我主动组织全班步行去美院,中大,是因为较近,又熟悉情况,根本没想到有心人后来会把父亲的大字报作为攻击我的炮弹。这些大字报本来很一般,父亲入“牛栏”也是后来的事。问题出在这时从北京传来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鬼见愁”的对联,全校各班自发展开辩论。
我从小生活在文化比较开放的艺术院校,父母爱读书和看电影,还常带我们外出画画写生,所以我比一般同龄人有“三多”:接触西方文化多,看的书多,走的地方也多一些。这形成我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自然坚决反对这违反起码常识,逻辑又不通的“血统论”谬论。我亲自把对联写上黑板,主持了全班讨论,结果压倒性的大多数都反对它,“鬼见愁”根本没市场。叫得最凶的XX非常孤立。(可能不光我们班,其他班他们都一样是少数派)这时他们不知从哪里学来两高招:跨班串联,把拥护对联铁杆分子——主要是军干子弟纠合一起,逐个冲进各班课室,从人数上首先改变了绝对劣势的被动局面;随后在辩论中避开理论是非,集中炮火进行人身攻击,主要是从对方的家庭出身打开缺口。自此情势立转,反联派顷刻兵败如山倒,出身不好或不硬的人立马噤声,即使出身好的人,这时也不得不抛开对联本身的是非,直接考虑站错立场的可能后果。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战场上最后一个撑着大旗的旗手,身边的战友不是倒下了就是逃跑了。最后对手统统围上来,向我射出致命的子弹:“你爸爸……”
从那一天起,我的班长之职就自动消亡了。XX成了班上的实际话事人。
  大约又过了一两周,XX代表本班新的核心小组宣布要抄家,他恶狠狠地警告:“凡是出身不好的同学现在站起来自己报名,否则被点名叫起来,就别怪不客气啦!”
“右派”站起来了。
“资本家”也站起来了。
  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父亲大字报,但按中央16条规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不得不回应。
     8人“中选”,其中只有4人实际被抄,我不幸再度入围。幸运的是,八中是寄宿学校,学生主要来自河南、西关、芳村和白鹤洞等区域。抄家按对象的区域分成四个小组,主要由同住该区的红五类带队。去我家那一组同学性善,领头的是工人子弟,大家平时和我的关系又都比较好,这次抄家便就成了过过场,把旧相簿、画册翻出一堆,送到我父母单位办公室就完事了。

古巴华侨一生积蓄付东流
讲述人:宋XX
  我的伯父伯母是古巴华侨,归国后和我们住在一起。破四旧的时候,是我们班叶XX带队抄家,把我伯父的全部财产都抄走了。我永远无法得到伯父原谅,也恨死了叶XX。




                                                                    文革中的红色造反团 (高洁提供)


“血统论”下的贱民
——红色造反团的孕育、诞生
一部伟大的历史,总会有荒诞的一面;
一部荒诞的历史,也必然会有天然合理的一面。
——阿拉先知
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
地点:从化农村
一群从抗旱劳动工地拖着疲惫的身子收工回村的不同年级的高中学生,磨磨蹭蹭,故意落在队伍的后面,你一言我一语,大发牢骚。
学校的“红五类”,特别是军干,高干子弟——现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几乎全都上北京天安门见毛主席去啦。
“凭什么你们上天,我们下地?!”
这群学生中,多半家庭出身不好不坏,例如“职员”“教师”“小商”和“医生”之类,用色谱的中间色——灰色来形容,是再准确不过了。除此之外,也有个别出身“黑五类”。文革前,这些学生多是学习尖子,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大学梦”。如今不但早已梦碎,每个人还得时刻悬着心,怕班上另一部分血统高贵的趾高气扬的同学找茬。灰色不可能调成红色,但要变成黑色,那可是太容易了。查查你父母的历史,查查你爷爷奶奶,查查你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有谁家的历史是三代无瑕的?文革的锋芒,开始是指向老师,揪“牛鬼蛇神”:然后转向领导,斗“走资派”;现在“血统论”当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首当其冲,被抄家,甚至挨批斗自不在话下,就是出身非红非黑的同学,往往也被扣上“白专”“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罪名,遭到批判打击。以前因为成绩好而带来的自信,优越感,变成了自卑,压抑,失落和心理不平衡,“怪话”连篇……
这群学生中,还有两三个“工人子弟”,他们本来也可以“上天”,哪怕是第二第三批,总会轮到。但是现实是,他们被发配“下地”了。因为红卫兵组织已经把他们开除出去。据说他们 “破四旧 ”时擅自抄了一个女同学的家,而那女同学恰恰是红卫兵大头头的相好,于是头头便报复他们,指 XX 抄家时喝了该家的牛奶,以违犯纪律为由,把这几个不听话的兵一起踢出队伍。曾经风光,一朝沦落。仗着自己“根正苗红”,反正“山高皇帝远”,现在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声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了……
回到村里,这群饥肠碌碌的学生散开来,纷纷抄起自己的搪瓷钵涌向临时食堂。其中一个个子瘦小,带着瓶底厚的近视眼镜的高三学生和几个高一女生正围着一个桶轮流舀饭,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狗崽子,做又不想做,吃这么多干嘛!”眼镜愣了一下,抬头一看,眼前立着着一个身穿黄军装,腰扎武装带,臂戴红卫兵袖章,横眉竖眼的高一女生,正一手叉着腰,一手戳向这边。眼镜当时只觉得热血一下子都冲上脑门……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侮辱过!他把饭钵摔在桶里,跨步上前,双手叉腰瞪眼怒视那女兵:“你你你,你骂谁?你说清楚!”女兵涨红了脸,嗫嚅道:“我,我不,不是说你,——是——是说她们……”
整整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听着眼镜用略带苍老的声音向我叙述当年这一幕时,我还能听出他青春时代的苦闷和愤慨。
眼镜说,他小学时成绩就好,还是少先队大队委。上中学以后, 62 年上面批了彭德怀,林彪搞突出政治,学校开始讲“阶级路线”,情况就变了。他原来的家庭成分填“职员”,现在说他父亲是给旧政府工作,应该是“伪职员”。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当时,出身不好的人说错了话,做错点事,很容易被人上纲上线。他就知道出身不好的人和所谓出身好的人起了冲突,结果被指为“阶级报复”,判刑劳改的例子。
“……那时,我怕被批‘白专’,晚上要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悄悄复习功课。___但那又有什么用?即使没有文革,我们这些人成绩再好,也上不了大学。”回首当年,眼镜还不胜唏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上串连”回来以后,受全国造反形势的鼓舞,眼镜和他那一班在丛化抗旱时就“心怀不满”而走在一起的同学,打出了造反的大旗,组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
红色造反团早期的创建人有:江晴,梁校南,张建浩,闵建文,梁小沪,胡国雄,张穗生,胡起裕等。
编者按:
——长期以来,海内外一般习惯于把文革时期的中学红卫兵运动简单理解为“打老师”,“破四旧”和“搞武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红卫兵”并不是一个前后统一的概念。六六年底,批判“资反线”后全国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新成立的学生造反组织,虽然也沿用了被毛肯定了的红卫兵称号,但就绝大多数而言,他们和早期的“老红卫兵”是格格不入的。要客观评价这第二时期的红卫兵运动,我们不能不注意它完全不同前期的爆发原因。不可否认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利用的,最后也同样成了圣坛的牺牲品;不可否认他们也一样盲目,迷信和狂热,也一样作过许多错事坏事。但我们应该承认, 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至少,用皮带把自己的老师抽得头破血流,到处抄家打人,把文物古董扔进火堆里……并非这些部分红卫兵所为。



                                                       二零零六年波士顿访问学长张穗生


夺印、让印、退印
----“一月风暴”回忆
历史,常常是一部郑重其事的闹剧。
历史的深刻性,并非只蕴藏在悲剧之中。
——阿拉先知

67 年1月 20 日傍晚,八中各派群众组织同时冲向“校友楼”学校临时办公室展开“夺权”。
造反派学生以“红色造反团”的张穗生,胡起裕和“东方红”的霍永康等数人为谈判代表。对立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没有参加,而由“工人赤卫队”的头头,校工朱祥代表。文革开始,校党支部书记诸兆祥很快就靠边站了,当时学校的大印掌在人事,保卫科长李厚生手上。
大势所趋,李不得不同意把大印交出来。大印该由谁接?
朱祥说,当然由我们工人阶级掌权!
学生反驳:你们保守派不代表工人阶级,中央的精神是,权力应该掌握在造反派手中!
学生凌牙利齿,人多势大,但自视“响当当工人阶级”的朱祥也够倔,双方争执,相持不下。此时外面围满了吵吵嚷嚷的学生,已被学生抢占的广播室正播出各个造反组织的“夺权声明”。朱祥不知是不是觉得自己势单力薄,孤掌难鸣,突然把手一挥,口出惊人之语:“我们工人阶级大公无私,把权让给你们!”当场各人错愕。
李交出学校大印。霍永康忽然很客气地对张穗生说,你们红色造反团最大,还是由你们保管吧。众无异议,张遂收下此印。
将近 40 年后的今天,张穗生在美国回忆起当年“掌权”的日子,令人捧腹。
“……抱着个大印,才知道麻烦来了。白天你得乖乖坐在办公室,等着别人来找你盖章;晚上还不敢把图章留在哪。学校乱糟糟,办公室的锁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砸开。我只好把大印放在书包里,日夜不离身。我每天背着书包上班下班,等来等去,就是没有人上门找我。终于有一天,我行使了“权力”(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行使权力)——盖了个章批准杨凯君老师去派出所登记结婚。
大约过了两三个星期,我实在顶不住了,悄悄找到李厚生,把大印还给他。
(问:你这样做,不要和其他人,其他组织商量一下?答:不用商量,反正夺权以后,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个大印了。)

长不大的中国人
学兄黄写了一篇文章,对学兄江竟然为毛泽东的文革罪行开脱,深表愤慨。这篇文章题目就叫做《长不大的红卫兵》。读罢,佩服他文笔流畅,言简意赅,不愧是专业作家。但也有另一种感觉,就是此文:了无新意,有欠厚道。
毛泽东完全应对发动文革负主要责任,这是现今上上下下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使学兄江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原文为:“文革成因都归在某个人身上是不科学的。当然,毛泽东是负有不可推的责任,这也是英雄创造历史和历史创造英雄之争。”)
   江认为把文革成因都归于毛是不科学的,这个观点并不等于就是为毛开脱。且不说刘邓在文革之初大权在握,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难道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是当时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的吗?甚至这个“成因”也有你我的一份——如果当年没有我们这一批狂热无知的中学生红卫兵,文革的熊熊大火能迅速烧遍整个中华大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就是一种“合力”。发掘文革发生的各种因素,和肯定毛的主导作用,两者并无矛盾。
江文还提到:“文革是有其社会根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迟或早也要发生的。”
六六年的文革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这没错!但同样,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这场文革!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作为提纲式的文章,学兄江这句话显然不够严密。如果学兄黄就此提出批评,阐述自己的观点,强调毛的文革主责,诚为好事。何苦又要揶揄人家,把一个莫须有的观点强加于人,然后扣上一顶“长不大的红卫兵”帽子?
不要说江同学没有为毛开脱,就是有人真的为毛辩解,为文革叫好,又如何?
不要说真的为毛开脱,就是有人为“万恶的”“四人帮”鸣不平,替“千夫所指”的江青鸣冤叫屈,又如何?




















本人现在就为“江青同志”讲几句公道话:
每一个经历文革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江青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都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当年在法庭上江青讲的那句著名的大白话“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凭什么最后毛只有可谅之错,而江却获不赦之罪?
即使江青罪无可赦,罪该万死,法律也应该对她公平。可是我们回顾一下当年那场“世纪大审讯”,有的只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恣意报复和羞辱——而且还是一群怯懦的大男人围攻一个顿失倚靠的弱女子——其夫在生,这些人个个唯唯诺诺,信誓旦旦“永不翻案”;其夫已去,同是这批人,无胆鞭尸,却有本事拿人家老婆出气。那一场闹剧,何曾有半点公平可言?
   和千千万万的当年深受其害的中国人一样,本人对“江青同志”也没好感。不,岂止“没好感”,简直就是反感,是憎恨。但经历过文革风暴以后,我终于领悟了民主的真意: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让你的对手,乃至你的敌人,也有说话,辩解和反对你的权利。为了民主,你甚至可以不惜生命捍卫对方的这种权利。
今天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在此为早已盖棺定论的“江青同志”“开脱”,谁要也送我一顶“长不大的红卫兵”帽子,恐怕是尺寸太小,也不够用了。
文革过去已经整整三十年,可是文革研究,文革批评几乎可以说至今还没有真正起步。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国内的大环境不允许。有人一直在窒息任何自由讨论文革的空间,总在设立禁区,定框定调,力图把其加以控制,加以“导向”;还有另一方面原因是很多自以为最有权利评论这段历史的文革过来人,无法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对文革的认识不是直接出自个人的恩怨情仇,就是盲目附和强势舆论制造的现成“结论”,自设禁区。不但缺乏独立思考,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去“反思”文革。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革惯用语至今记忆犹新。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能摆脱文革的历史桎梏,我们自己又都何尝不是“长不大的中国人”呢?
还好,回过头再看看学兄黄的文章,还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语气稍稍损了一点而已。就当是善意开个玩笑吧,千万不要当真。何况学兄江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今夕何年?世上难得还有我学兄江这等忧国忧民之士,是蛮天真可爱的。连替您打抱不平的学弟我,都觉得您确是有那么点长不大。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我看您老就委屈一下,认了吧。
当文革讨论不再有任何禁区。
当每一个参与讨论的人,都心平气和,不怀偏见。
当春天真正到来之时,文革研讨的自由之花才会盛开,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在我有生之年,我期待!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

附文:
--文革的反思--   江晴
文革是中国近五十年来,影响最广,最深,时间最长的一个史实,用一句动乱,浩劫去解释,是对历   史不负责的表现. 最广,是指它涉及到全国每一角落和每一个人. 最深,是指它影响,伤害到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并对中国国家及每一个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最长,整整十年.  

文革成因都归在某个人身上是不科学的.(当然,毛泽东是负有不可推的责任,这也是英雄创造历史和历史创造英雄之争).文革是有其社会根源,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迟或早也要发生的. 大凡社会大乱,是有其基础,这就是社会不公和社会严重分化引起的.就近代社会而言, 大多数是由于贫富悬殊引起, 即所谓的基尼指数4.5. (奴隶社会除外-它是双作用, 人格不平等, 分等级和财富不平等引起.)文革为例外,它的社会基础是长期人为的阶级斗争造成人的严重分等级,而且,如不改变 是世代相传,并越来越尖锐.因为按当时理论, 阶级分化只会越来越大, 人是有其尊严的, 为自由, 生命爱情均可抛.

每一个人参加文革都有其目的和立场.(这是我们要站在公正立场分析,这是文章的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对文革进行正确反思,并得出客观的结论.) 国家领导层;毛泽东 第一代共和国领导人林彪及其集团; 江青及其集团 ;老白姓; 保守派; 造反派; 逍遥派.

全国文革过程;以大事记的形式,反映所有阶层的起落.也包括毛本人. 最初受冲击是;地富反坏右. 再是走资主义当权派. 再是造反派 再是林彪集团 毛泽东. 再是江青集团

文革对国家及人民的影响和后果.
长不大的红卫兵
作者:黄天源  发表时间:2006年12月30日
  岁末,有同学来电话,说上我的博客,转而浏览“我的友好链接”中的“八中文革网”,不看由自可,看了便生气。他气冲冲地在电话上说:文革明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却说什么“把文革成因都归于某个人身上是不科学的”,文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迟或早也要发生的”,真是胡说八道!“八中文革网”不是要告诉后代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吗,拿这样的观点“反思文革”,岂不是误导后人?
  我完全同意这位同学的观点: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中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确实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动了文革。
  谈到文革的成因,自然可以像英国人罗德里克那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数卷专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但无论多么长篇宏论,最终也离不开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文革的目标就是要清除“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是要打倒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一把手如何打倒权力仅次于自己的二把手?这的确是个大难题。
  毛泽东虽然是领袖,但他毕竟不是皇帝,他一个人不能直接了当地罢免第二把手的官,更不能像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及其一伙(诛连两万余人)那样,把刘、邓等一大帮“异己分子”通通杀掉,于是他天才地发明了一个史无前例铲除政治异己的方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只不过是毛泽东为铲除刘、邓及其追随者而发明的一种清除异己的手段罢了。
  在当代各种政治制度,一把手要打倒二把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民主国家不用说,即使铁幕极权的国家,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毛泽东是否可以用打倒彭德怀的老办法,去打倒刘、邓呢?故技重演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运动之前,刘、邓没有什么把柄抓在毛的手里,再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要打倒他们,像庐山会议那样开个会,恐怕是不成的,搞不好,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上一表决,下台的恐怕是毛自己。毛是深知道民主集中制并不好玩,历史上他自己也曾多次因表决而失势,所以要打倒自己的对手及其一大帮哥们,决不能走打彭的旧路。毛泽东天才就天才于整人的原创性,从胡风到反右,从反右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出新鲜,让他的对手被打倒了,还不知道使的是那一招。毛确实是集中国权术之大全而又能创新的权术家。中国没有一个人能玩得过他,包括与他一同打江山的亲密战友。
  如果亲历文革的人,事隔40年之后,至今还看不清毛当年玩那套政治把戏,只能说他是“长不大的红卫兵”了。

编后记:
  上述文章主要写于二零零七年,并先后刊登在《八中文革网》(零八年改名《培英老三届网》)。鉴于该网站去年底已经关闭,本人将陆续把原网站发表过的有关文革史的文章重新整理放在博客上,编排时题目有所更改,内容不变。
                    2014年3月31日于芝加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g6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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