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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文 六十年前的回忆:我在武汉市28中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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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武汉市28中学度过,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文化大革命三年,一直到1968年底,离开学校,到蕲春县插队落户,在这个学校度过了近九年的时光。从1960年到1968年,从13岁到21岁,几乎囊括了整个青少年时期,这个年龄段是我们从一个幼稚、懵懂,青葱的少年,成长为成熟、懂事、理性的青年,这段时间学的知识,经受的教育,灌输的思想,奠定了我们初步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支配、影响、左右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而那时所受的教育,形成的政治理念已经根深蒂固,直到今日年已髦耋仍不能忘怀。

  而这段时期,也就是所谓60年代,是我们这个新中国多折腾、多变化、多周折的时期,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教育,反右、大跃进、大办钢铁、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学雷锋、学工学农、抓阶级斗争等等,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停课,这些运动影响到每个行业,每个阶层,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进步。自然也影响和波及到我们这些成长中的中学生,使我们浪费了精力,耽误了时光,错过了青春。以致就有后来的感叹,我们这一代是一步错,步步错。一次迟,次次迟,什么要工作时,却下放,要结婚,却计划生育,要养家糊口时,却下岗。。。。。。。。但是今天看来,这些折腾和运动,既影响了我们的成长,改变了我们许多人的命运,但是也锻炼了我们的体魄,洗练我们的身心,领略政治生活的艰辛,拿一句当时的时髦语言:“是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狄更斯的《双城记》中,开头的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其实这段话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是啊,对于我们,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岁月,是一个纠结的青少年时期,是一段复杂尴尬的青春年华。

  六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忆在武汉28中的学习生活,既是对过去生活的纪念,也是对今日幸福生活的珍惜。



一、28中的创建历史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寻访了一些老师,也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在武汉众多的中学中,二十八中,确是一所普通、平常的学校,但它和所有的中学一样,也有自己的学校特色和独特的创建历史。


   28中创建时间及背景


    二十八中,创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8月,(哎呀,今年是它60岁生日,我这篇文章也算是对它生日的一个纪念吧)。它是在武汉市六、七十年代中学数量急剧发展高潮中的产物。


    武汉市的中学,尤其是公立中学,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屈指可数,那时,汉口称特别市,地位虽独特,也只有公立中学4所,即男一中,男二中(就是后来的市一中,市二中);女一中,女二中,(后来的市十六中、市十七中)。另外有私立中学23所,教会中学28所。私立学校及大部分教会学校规模很小,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个学生,校舍简陋,或藏于巷弄,或设于民居,既无操场,也无宿舍,许多私立学校,由于经费困难或种种原因常常关闭。


    武汉(主要是汉口),解放初期这种中学数量少和教育发展落后的状况是基于旧中国经济落后,以及上学人少而造成的。在旧中国,读书是要花钱的,有钱人才能上得起中学,抑或大学,普罗大众也就是读一个小学,小学还分初小(1-3年级),高小(4-6年级),女孩子能读一个高小毕业,那就是知识分子。解放以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大的发展,教育也不例外,社会安定,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工农群众地位提高,使能上中学的学生数量激剧增加,中学数量和建设落后于形势发展,迫使武汉市政府于1955年开始第一次建中学的高潮。


    1955年以前,政府在中学建设方面主要是大量接收整顿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将零零星星,五花八门的校名,更改为按数字顺序排名。如1951年在原私立法汉中学基础上开办武汉中等师范学校。1952年7月,接管私立文汇女子中学,改名为第三女子中学;8月,接管私立圣若瑟中学,改为武汉第四女子中学;接管私立博学中学,改为第四中学;9月接管私立树人中学,将其并于第二中学;接管私立心勉女子中学,改为第五中学。1953年2月接管懿训女中,改为六女中,后又改为二十一中;3月又先后接管私立建华中学、豫章中学、上智中学,分别改名为第八中学、第七中学、第六中学等等。
这段时间尽管接受整顿了不少私立和教会学校,但是中学的总量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学生大量增加,形势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状况。


    据资料记载,在1953年9月,全市小学毕业生总计有12853人,报考初中人数实为16034人,而初中的学位只有5095人,只占报考人数的31%,有10955人不能升学,市教育局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的办法:一是初中实行二部制,扩大招生1891人,二是改造原有6所私立会计补习学校为文化补习学校,招生1577人,三是安置满16岁以上的学生920人进工厂当学徒,这样才勉强将1953年的小学毕业生安置完。


    在中学建设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加快开办新的中学,分别在1954年开办四所中学,即11中、12中、13中、第9女中,又在1955年一下子同时开办七所中学,即26中,27中,28中,29中,30中,31中,32中,这就是武汉市解放初期中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这里顺便说说六、七十年代,武汉中学建设发展的另二个高潮,一是在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推动下,这一年,破天荒一下子开办了26所中学,另外还新建105所民办中小学,使这一年的高小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5.45%,真是大跃进呀,但由于发展太快,资金不足,教学质量下降,在1959——1961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新开办的中学不少又大量下马。


    第三个高潮是在文革后期,由于文革十年的影响,中学发展受到破坏,到七十年代初,适逢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的子女到了上中学时候,初中学位严重不足,于是除了在小学开办初中班外,又一下子开办了20多所中学,这时许多中学就不再按数字顺序命名,而是以地名街道命名。


    本来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有规划,要遵循客观规律,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有计划按步骤的进行,但是我们国家常常不是这样,或者形势逼迫,或者领导人头脑发热,把开办一个学校当儿戏,不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向上就上,想干就干。


    办一个学校,要有经济条件,国家拨款,财政支持,要有场地,校舍操场,要有师资,合格的老师,要有经验丰富的教学行政人员,规章制度,要有教材并且能及时的印出来。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常常不是这样,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共产党的法宝是搞运动,发动群众,因陋就简,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没有资金,先搞起来再说,没有场地,就借用民舍,没有操场就在弄堂里,马路上做做操,跳跳绳;没有合格师资,就提拔一些小学老师,或请社会上代课老师,民办教师;教材来不及印出来,就自己刻钢板,油印教材。。。。这些我们都经历过。


    28中也就是在中学建设的高潮中,仓促上马,经历了多年的折腾,才慢慢走上正轨。


    创建初期三迁校址


    1955年3月,28中学组建成立,最先报到的三个人,分别是,从男二中调来的李启周老师,当教务主任,雷又荣老师,教语文,从女二中调来严华仙老师,教数学。以后又陆陆续续从各个学校调来一些老师,创办之初,所有老师在一起办公,只是分成两个大组:社会科学组、自然科学组,分别由雷又荣和严华仙牵头。


    当年就开始招生,招了两个班,校舍没有着落,借用武汉关小学的校舍,当时武汉关小学的校舍刚刚修建好,学生不多,腾出两间教室给28中用,由于武汉关小学校址在前花楼,所以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大多居住在前花楼、后花楼、居巷一带。


    成立后第二年合并了技术学校,规模一下子扩大,这一年从市32中调来施之宽当校长,尹叶陶当书记,彭淑璋当教导主任(后来又调来李华昌当教务主任),学校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由于规模扩大,武汉关小学的校舍不够用,学校又搬迁到循礼门,在省供销社西面循礼村135号的一个小学(后来的市55中地址),仍然是借用其校舍,到了第三年,第一届学生初中毕业,直升高中,28中于是华丽转身,成为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


    1958年搬入新校舍


    这一年1958年,新的校舍总算建成,学校搬入新校址,位于江汉北路123号,当时仅有新教学大楼一栋,楼高三层,结构呈凹形,正面每层有六间大教室,共18间,两边每层各有三间小教室,也是18间,分别是图书室、教研室、医务室,团委、实验室等等。


这栋教学楼的建设明显受苏联建筑风格影响,结构宽大厚重,虽然只三层,但走道宽、楼梯宽、教室大、空间高。走道上可以宽宽绰绰摆一个标准的乒乓球台,教室宽宽松松坐50多座位,每层楼层高有2米多,特别宽敞亮堂,像这样“浪费建筑面积”的情况,以后的教学楼很少见到。

     这座教学大楼体量特别大,当时所有初中高中班级都在里面,加上教导处、教研室。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是怎样的分布。只记得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都是在这座大楼度过,高中三年就是在三楼,每年换一个教室而已。

     教学楼旁边是一栋小小的宿舍楼,二层,红砖青瓦,普通、简单,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工厂打的地基,准备盖房,后来缺乏资金放弃,教育局拨款买下来,盖房作为教师宿舍,都是单间房,好在那时教师都是单身,二人一间。这栋楼至今尚存,残旧破败,风雨飘摇度过半个多世纪,2000年前后,我曾去这栋楼看望雷又荣老师,这位28中最早的老师,四十多年一直蜗居在这里,一家老小五六口人,挤在一间房,厨房就在走廊上,从房间到厨房,还要经过一间单身老师住的房间,雷老师已经偏瘫在床,窘迫的困境,让人看了心酸。

     当时学校操场沿江汉北路边,修了一栋六层宿舍楼,28中出的地,教育局拨的款,听说绝大部分房分给了教育局的干部,只留下五套给28中教职工,其中四套分给校领导,只有一套分给老师,最后是体育老师徐忠仪分到了。

     教学楼的另一边是厕所,很奇怪教学楼里没有修建洗手间,学生上厕所,要从教学楼跑下来,高中教室在三楼,上个厕所,要跑上三层跑下三层,气喘吁吁,厕所蹲位少,学生人多,课余十分钟里面总是挤满人,好在这个厕所,与教学楼十分相配,也是高大厚重,空间很大,很实用。

     文革后,这座教学大楼翻新加高,成为5层,大概里面加盖了洗手间,学生再不需要跑上跑下上厕所了。尽管如此,这个厕所也没有荒废,也是那一年,我到28中,看见高中的同班同学曹国民,他从黄石调回武汉后,回到母校教书,一直没有住房,借住在操场旁的简陋木板屋里,我去时,正看见他在搬家,就是搬到这里厕所里,原来这厕所因为高大宽敞的特点,已改造为住房,他还是在另一位老师搬走后,才有机会住进这座“厕所宿舍”。

     讲这么多,只是说明28中创建时的简单和简陋。虽然教学设施简单,但也有优势,就是操场特别大,一个400米的环形跑道,中间一个像模像样的足球场,四周若干个篮球场,另一边还有一个小操场,可以打排球。那时学校也没有围墙,四周都是菜地水塘,一片农田之中,孤零零耸立着一栋教学楼。当时学校没有眼光,没想到去多圈一些地,后来周边陆陆续续盖起一些房子,操场被蚕食到跑道边,于是修起了围墙,算是有一个学校模样。

     当时28中操场大在江汉区中学中是有名的,好像全市也只有桥口的市四中有一个大操场。操场的的优势,使28中体育活动有了便利条件,在足球、篮球、长跑等方面都曾在武汉市中学界颇有名气。

     1965年,又盖起一座新的教学楼,与老教学楼隔着厕所,呈L形,也是三层,一层楼只有四个教室,走廊特别窄,没有老教学楼气派,这座楼一直到文革开始才启用。

    新学校,新气象,成绩斐然

     搬入新址后学校规模扩大,又调进来一批新老师,主要是从下面专县的中学调来,都是原来学校的业务尖子,算是重点提拔,进了城,有后来文革初期批斗的马鹏举、彭大年,还有教语文的魏光贵、教数学的李建中等,都是这个时期调来的,他们文凭不高(中专),但人年轻,有热情,有干劲,肯钻研,教学搞得风生水起,整个学校发奋图强,团结一心,提出的口号是“赶一中,超一中,站在全区最前列”,当时整个学校的确有一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决心。

     规模的扩大,也表现在学生数量的增加,1955年刚建校时,学生不足百人,教师拾余人,到1961年,已有学生1400多人,到1966年文革前,学生人数达到1952人,计有初一10个班,初二8个班,初三6个班,高一高二高三分别2个班。

     在良好的教学风气熏陶下,学生也刻苦努力,为革命而学习,为学校争光的精神在全校蔚然成风。1961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毕业,这是28中的“黄埔一期”,虽然学校教学条件落后,底子差,基础薄,但这一届学生成绩却相当好,数学单科成绩达到全市第三名,全科成绩排全市前十。这对于一个建校才六年的新校,非常不简单。



  1962年,第二届高中生毕业,成绩又不错,数学单科达到全市第七名。这一下,学校出了名,老师也鼓足信心。就在这一年,学校作了一个重要安排,在63年初中毕业生中挑选一些成绩优秀的,动员留在本校读高中,争取准备在1966年高中毕业生时打一个大胜仗,力争进入全市高考成绩前列,为此让原来教高三的雷又荣,严华仙这二个学校资格最老,教学最好的老师分别教这一届的语文和数学,从高一一直带到高三,这一届就是后来经常说起的“老高三”。可惜的是到1966年这一届高中毕业之际,文化大革命爆发,高考停止,28中领导和老师想创建一流中学的宏图大业,雄心壮志,就此戛然而止。


创建初期的一些老师


    写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时期的几位28中老师。
    建国初期的中学老师,大多文凭不高,有一个中专,就很不错啦,专门的师范生也很少,大多是改行的,28中是新校,专业专门的老师更少,大学毕业的老师起初只有雷又荣和严华仙。严格说,他们也不是正规的大学文凭,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严华仙老师老家是镇海人,在老家读初中,后到武汉读高中,读的是教会学校,懿训女中,就是后来的21中,高中毕业因有病在家休养一年后,适逢解放,报考进了华师,那时叫华中大学,读了二年半,家中在三反五反打老虎中受波及,境况下降,付不起学费,被迫辍学,就去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工学院,因为人大是完全免学费,而且发生活费,经过初试、复试、面试,结果来了一个通知,说是武汉市教育局领会精神有误,中国人民大学不招收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只招收工农干部,这次考试作废,大家白忙和一场,众多报考生愤愤不平找教育局交涉,教育局也知道理亏,答应下次考试时优先录取,仍然不满意,吵闹了一阵,解放初期的领导还比较有人性,于是决定报考者只要愿意,全部安排工作,进学校当老师,就这样,严华仙老师走上教育岗位,因为曾在大学学过二年多,算是大学肄业,工资直接为40多元,比一般的多10多元。初时到市二女中,试教时,表现出色,直接就教初三,后来一直教高中。21岁参加工作,到28中时,才23岁


    雷又荣老师比严华仙大二岁,他是广西人,广西大学学了二年,不知何原因,退学,参加一个国民党的战地服务团,后到武汉,到市二男中教书。后调到28中。由于曾在大学学过几年,也算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一直是作为业务骨干培养。
    28中作为新校,旧社会的老教员没有,都是年轻老师,像严华仙、雷又荣这样的资历的都是老资格,虽然经验不多,但是负担少,干劲大,又有闯劲,想干一番事业,正是这一批年轻的老师,自强不息,筚路蓝缕为28中的创建、发展打下初步的基础。

    我查阅过有关资料,1985年,第一届教师节前夕,武汉市曾对有三十年教龄的老师颁发荣誉证书,28中有43名老师名列其榜,其中文革前就一直在28中工作的有21位,他们是,彭淑璋(教导处)、李启周(副校长)、施之宽(校长)、汪叔文(外语)、雷又荣(语文)、王守书(语文)、江月芳(语文)、魏光贵(语文)、喜樾(数学)、严华仙(数学)、王安福(语文)、杨秀英(数学)、陈瑞荣(外语)、王素英(化学)、刘冰蕴(语文)、徐忠仪(体育)、苏皎白(美术)、柯昌华(数学)、万福湘(语文)、李华昌(教务处)、燕瑞芬(地理)。
    另外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老师,此时调离28中,比如彭定琦调到7中,刘振威调到69中,彭大年调到北湖中学,还有教物理的李明衡、黄昌环老师,教外语的隋思忠、宗敏之、方正国老师,体育老师陈汉洲,音乐老师李洁等等。
    在此一一记录这些教导过我们,并为28中的创建、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师的姓名,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这里也提一提,28中老的教师中有两人以后有大的发展,一是语文老师舒先龙,曾被打成右派,文革后加入民盟,成为民盟江汉区主委,曾被选为江汉区九届、十届政协副主席,成为区级领导人。另一位是文革初期饱受迫害的语文老师马鹏举,后来调到湖北大学,评为教授,《中学语文》杂志副编审、《学语文》报副主编,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方面的权威。




    28中的创建过程充满艰辛困苦和周折。我是在1960年进入28中学习,此时28中已全部搬入新址,我们虽没有经历那段飘泊,动荡,迁徙的时期,但当时学校初建时的恶劣环境,以及特殊年代的学习生活也让我们经历种种周折,留下至今难忘的记忆。


今日28中鸟瞰。图中右下角矮小的红砖房就是当年老师宿舍 文革后盖的宿舍楼,28中老师只分得一套




28中第一个学生团支部成员合影


28中66届高三(1)班毕业合影。这一届曾被学校寄予很大希望,文革爆发,改变了学生命运,也使学校创建一流学校的希望破灭。

28中学1965--1966学年度学生名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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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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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6-19
 二、28中的周边环境

    28中位于江汉北路,在五、六十年代,那个地方还属于偏僻的郊区。学校的周边环境可以用荒凉、路烂、车少、屋破及“水深火热”来形容,

    地处偏辟,地界郊区
   
    从中山大道沿江汉路朝北走,就是武汉市最繁华的地区,现在是步行街,那时虽还不是,但说得上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从南到北,依次是江汉一路,江汉二路、江汉三路,江汉四路,都是店铺林立,人头涌涌,过了老圃、泰宁街,再朝北,就是铁路线,过道口,就是循礼门,周边即刻安静下来,人少车稀,冷冷清清,这里俗称铁路外,几乎没有什么建筑。

    江汉路是旧社会地产大腕刘歆生填土修建的,修到循礼门就到底了,在这里他盖了一个公馆,称之刘家花园,解放前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解放后为部队接管,改为军事法院,我高中时班上有一同学丁秋冬,他的父亲就是这个军事法院的院长,军衔是少将,叫丁武选,是人大代表,报纸上登名单,按姓氏笔画,他的笔画最少,总排在前面。

    军事法院,门口森严,临街一面是一排红砖平房,代替围墙,平房上端有小小的窗户,用铁栏杆封着,很像电影里牢房的通风口,是不是牢房,没进去过,也不清楚,感觉总是冷森森的。

    军事法院的对面现在大福源超市的地方是一片空地,先是南洋烟厂的露天仓库,后来成为电池厂堆材料的地方,四周用竹栅栏围起,走过就是一股难闻的化学味。

    再往北就是解放大道,穿过解放大道,就到江汉北路,这一带一直到文革前都没有什么建筑,左边是省供销社,几栋三层楼房,右边是渣家路,全部是茅草棚子,再过去一点是青少年宫,那时荒凉得很,里面一个大湖,少年英雄吕锡三,就是在这里救人牺牲的,后来修了一个纪念碑,董必武题的字,建的时候,我们去挑过土。

    过渣家路再朝里走就看见28中的教学楼,孤零零矗立在一片田地中间,虽然才三层,那时显得特别高大。

    江汉北路说起来,还是江汉路的一段,实际完全不搭界,一条路上都是破屋草棚,与江汉路的车水马龙,大相迥异。解放前这里叫梅神父路,有一所教会医院,梅神父医院,解放后,大概是因为这里荒凉偏僻,改为传染病医院,其实离28中不足20米,但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去关注过。因为走到28中学,就算走到江汉北路尽头,前面也就没有路了,印象中初中时,水泥路面也就修到校门口,再朝前就是碎石路,感觉到了郊区农村地界,不是感觉,应该说就是郊区。

    稍稍下雨,学校就遭水淹

    28中是在水洼子上填土盖起的,特别容易积水,估计起初这里也没有修建市政排水系统,一下雨,就淹水,雨再大一点,就成水淌子,武汉话,要“耗水”上学,一进江汉北路,就要脱鞋脱袜,挽起裤脚,越朝里走水越深,到了校门口,水甚至过膝,一看操场,哎呀呀,简直就是“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校门在路边,离教学楼有50余米,中间是一条土路,这路还是第一届和第二届高中学生义务劳动修筑的,稍稍高出地面,两边种有柳树,一片汪洋中尚能够看出路的轮廓,至于操场则完全淹没在水淌里,与周围的菜田连成一片,只有几个篮球架孤单单杵在水里,看不出操场的模样,混浊的水上面漂浮着菜叶子,破布,破扫帚,甚至还有粪便,---因为厕所也被水淹了,粪便溢出。

    教学楼一楼教室也淹了,想想那时的学生真听话,即使淹成这样还照常上课,地上都是水,学生脚都泡在水里,讲台有台阶,老师不必“耗水”,穿着套鞋讲课,粉笔受潮,一写就断,一楼教室都是初一学生,自制能力差,吵吵闹闹,教学效果,肯定很差。

    记得初中时,有一个女老师教生物,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穿着很洋派,学校照顾她,在宿舍楼分她一个小小的单间,在一楼,我们去她宿舍玩,看见一房新颖的家具,有五斗柜、梳妆台,龙凤床,油漆锃亮,式样别致,估计是从国外运回的,只是十分刺目的是,所有家具下面都垫有砖头,红砖,三、四块高,衬托之下,不伦不类,她笑着说,这些砖头是她的防洪设备。

经常受到火灾威胁

    除了经常遭水淹(尤其是夏天)外,当时的28中,还不时受火灾威胁。

    28中教学楼的背面,也是一片空地,大约一百米开外,就是解放大道,与解放大道相交有一条小马路,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精武路,文革以后这里的精武鸭脖,成了武汉美食的一张名片。那个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木板屋。1953年,四官殿一带火灾,波及甚广,灾民无家可归,政府就在精武路这一带空地安置灾民,在这里修建了简易的草棚及木板屋,于是这里逐渐成为人口稠密区(几十年过去,如今此地仍是如此),由于缺乏规划,房屋简陋密集,里面东拐西曲,进入这个区域,犹如进了迷宫,由于缺乏消防设施,极易发生火灾,而且一旦失火,消防车根本开不进去,一烧就是一大片,这里成了失火的重灾区。28中近在咫尺,难免受到波及。

    记得在初中时,有段时间,几乎不到一个月,都会发生一次火灾,有的规模小,有几次规模特别大。常常是正在上课之际,忽然一阵骚动,只见窗外不远处一股浓烟窜起,顷刻黑烟一片,不一会响起救火车警笛急促的鸣叫声,学生个个伸长脖子朝窗外看,利索的就已经从后边门溜出。不一会儿教室里学生就走掉了一半。

    学生冲出去干嘛,救火,那时广州出了一个救火英雄向秀丽,因工厂救火,全身被烧伤,在救治过程中,全国宣传,要向她学习,做一个救火英雄,学生深受影响。现在碰到这救火的机会,胆大的学生正好以救火名义去看热闹,名曰学习英雄向秀丽,老师也不便阻拦。

    我有几次也到过火灾现场,现在想起来应该非常危险,都是木板房,烧得噼里拍啦响,救火车开不进去,拖着长管子,又没有水拴,一车水,很快用完,只能眼睁睁看着火烧,大批的人围在四周,束手无策。忽然有人一声呼喊:快拆房子!拆房子是拆出一片空地,可以不让燃烧的房子蔓延,于是大家七手八脚见房就拆,都是木板屋,拿一根粗绳系在梁柱上,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拉,一下子就拉倒了,又去拉另一栋,一时成片的房屋噼里啪啦纷纷倒下,又没有人指挥,一些人拉的兴起,离现场稍远的房子也去拆,有的房主舍不得自己的房子,认为不会烧到他的房,抱有一丝侥幸,就拼命阻拦,火灾现场,有的人拆,有的人叫,有的抢救屋里的东西,乱七八糟的物品堆的到处都是,乱糟糟一团,

    要说我们学生还是年轻胆子大,真的是一腔热血学英雄,不少人冲进火海,拎着水桶,脸盆去扑火,或者脱下衣服去扑火,有被火烤的胡里巴焦,有被掉下木板打伤头,有的被钉子扎伤脚。还有年龄小的学生,在那个紧张热闹的氛围下,也冲进火灾现场拆房子搬东西,那时也没有彩电冰箱,收音机,缝纫机,都是穷苦人家,搬的尽是些被单棉絮、锅瓢碗盏。

    开始几次,火灾规模不大,学校对参加救火的学生还大加赞赏,大会表扬,甚至将姓名张榜公布。所以以后一有火灾,学生跑的更积极,不但高中的朝外跑,初中的也跑出去看热闹,一搞就是一天上不了课。有一次火灾规模特别大,不是只烧几户或者十几户人家,而是蔓延到江宫(江汉工人文化宫),那时江宫刚刚修好,大礼堂旁边正在修一栋楼,已经修到六七层,布满脚手架,不知怎地,几颗火星趁着风势落到脚手架上,火焰一下子点燃整个大楼,眼睁睁看见这座新楼房化为灰烬。因为这次火势大,不少救火的学生受伤,有几个送到医院救治,此后学校再不容许学生去救火,再有失火时,就只能站在教室窗边看热闹。

    其实当时学校离精武路安置区,还有几十米距离,学校周围还是一片农田,火灾还不大可能绵延到学校,一直到我读高中一年级时,这片安置区的木板屋才开始建到学校边,而且不再是木板屋,而是简陋的砖瓦房,火灾隐患,大大减少。

    紧靠教学楼的是两排长长的平房,是一个生产香的工厂车间,就是庙堂里进香的香,由于香的制作是用榆树皮和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经粉碎、研磨成细粉,再加入廉价香精制成,车间紧靠教学楼,所以我们教室里经常弥漫一种稻草腐败的味道。

    这个制香厂在江汉路冠生园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门面,规模今天看来真不大,老板姓李,那个年代也算是资本家,他有三个老婆,总是吵架,经常上午我们上课时,窗外就传来几个老婆相互的骂声,尤其是大老婆骂的特别凶,特别响,特别肮脏,不堪入耳。这个老板有一个女儿叫李××,不知是哪个老婆生的,也在我们同一个班,每每外面的吵骂声响起,同学的目光都会不知不觉瞄向她,她脸涨得通红,尴尬地低着头,恨不得地上有条缝,一头钻进去。到下学期,就没看见来上学,说是有病休学了。

上学要“钻火车”和“翻火车”

    28中周边环境除了“水深火热”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上学要“钻火车”。

    前面说过,江汉路在循礼门被一条铁路线拦断,28中的学生大多住在江汉路从中山大道到老圃这一区域。这一段有几条大街,也有众多里弄,从南到北,有兴业里、宁波里、联保里、长春里、华中里、贯中里、仁寿里、泰宁里等等,如果扩充到江汉路两边的街道,里弄也就更多。这一带住的都是白领阶层的人,那时还没有这么时髦的词,都是按家庭成分来划分,称之“职员”家庭,其子女比较注重教育,28中初期的学生大多来自这一带,因而学生素质基础好,用现在的语言,就是生源比较好。这也是28中初期教学质量比较好的原因之一。从这一带到28中去上学,要穿过江汉路,过循礼门、解放大道,进江汉北路,再走一二百米到达学校。路程远不说,关键还要过循礼门这里的铁路线。

    铁路线是京汉铁路一段,1957年长江大桥通车,京汉、粤汉铁路相连,成京广铁路,北来的火车经过玉带门,直接通过大桥到武昌,另一条朝东开向汉口火车站,汉口火车站位于市区,比较小,只能设客运站,货运站就设在循礼门。大概是循礼门那时比较荒凉,空旷,离汉口站又近,所以货物都在这里装卸。单轨的京汉铁路,在循礼门站却有四条铁道,就是便于货车装卸及错车。我们上学来回都要经过这条铁路线在江汉路的道口。

    江汉路的这个道口,汽车不多,但行人不少,每每火车经过,道口管理员就吹响哨子,放下栏杆,禁止行人通行,一般吹三次,第一次只是提醒过道口行人赶快离开,第二声就放下栏杆,这时可以听见远处火车渐进的轰鸣声,第三次哨声特别尖利急促,这时已经可以看到远处疾驶而来的火车,道口员手持红旗,肃立目送火车经过,道口的栏杆边已经挤满行人。我们每天上午上学放学,几乎都会经历这样一次火车经过的情景。

    由于江汉路道口就是循礼货运站所在地,因而经常停满货车车厢,有时货物太多,来不及装卸,就停在道口,或者前面汉口站路过车多,火车就只能停在这里等待错车,结果将道口完全堵塞。

    这种情况往往下午时候较多,下午上学,常常看见道口栏杆放下,一条铁道甚至二条铁道上停着望不到头尾的货车厢,像一条死蛇瘫在那里,将道口完全堵死,不知何时才能启动。怎么办,要去学校,一种办法是朝前走或朝后走,从车头或车尾绕过去,一般是选择朝前走,因为前面不远就有道口,黄石路有一个道口,球场街有一个道口,有可能那里没有堵塞,可以绕过去,但大多时候车厢很长很长,走到黄石路口,仍堵塞着、走到球场街口,也堵着,一直要走到车站路,进了汉口火车站,才能看见火车头,把人走的累死不说,时间也要个把小时,到学校早就迟到了。

    另一种办法,要简单得多,从货车厢下面过去,称之“钻火车”。其实“钻”也不容易,不是弯着腰,一蹴而过。货车厢下面空间矮小,弯着腰都容易碰着头,还要注意铁轨、枕木及碎石绊脚,必须弯着腰蹲下身一步步朝前移,甚至要匍匐爬行,弄脏衣服是常事,最主要的是心里特别紧张,害怕火车突然启动,人在车厢下面,没有丝毫避让的余地。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翻火车”。不是象铁道游击队那样,翻越车厢的顶部而过,咱们学生伢还没有这个本事,所谓“翻”,只是从车厢之间的接头挂钩处翻过去。火车挂钩离铁轨下面仍有1米多到两米高,人还不能直接跨过去,要先踩在两节车厢相接的通气管,手攀挂钩,爬上去站起来,再跳下去,也需要一番折腾,不比从车厢下面钻来的轻松,但是到底是在外面,主动性强,安全感要强的多。

    无论是“钻火车”,还是“翻火车”,都是十分危险,货车的开动是没有规律的,不象客车,启动前来一声汽笛长鸣,道口管理员对停泊货站的火车,也不吹哨通知,货车常常不声不响就滑行启动,此时如果正在“钻”车或者“翻”车,那就非常危险。

    我就碰见过一次这种情况,正在“攀越”车厢挂钩,刚刚站在挂钩上面准备往下跳,突然听见前面一阵轰隆轰隆声音,这是火车在启动时,为了克服静摩擦,先倒退一段,火车头推动后面车厢,一节推动一节,传来的声音,我猛然一愣,迟疑片刻,慌乱中没有向前跳,而是朝后跳下挂钩,当即立脚不稳摔倒在地上,只见车厢隆隆从我身边擦过,好危险啦,真是生死就在须臾之间。

    到了学校,想到刚才的遭遇,越想越后怕,那时才上初二,十四岁,老师看我手臂擦破皮,衣服上满是尘土,关切问我,我一边诉说当时情况,一边不禁抽抽搭搭哭起来。。。。。。以后一段时间再也不敢“翻火车”,再远也要绕着车头过去。但是年纪轻,就是不长记性,过不久,又开始“翻火车”,毕竟堵车的情况太频繁,不翻,就上不成学呀。。。。。。

    这种道口堵塞的情景,好像到了高中时,就很少出现,这时的循礼门货运站已经不大使用,停留的火车车厢大为减少,但是仍然存在,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个车站才取消。

28中创建初期“水深火热”,以及上学要“钻火车”的情景,是当时周边环境偏辟、荒凉、空旷、市政设施差等原因造成的。但是它也有其优势和便利的一面。

    一是周围空地多,操场大,开展体育活动有条件,足球篮球,都是28中的强项,二是周边场地开阔,可以进行一些课余活动。三是江汉北路一带都是棚户区,大多是一些无业游民居住,为了谋生,有一阵摆满克朗球台出租,收费低廉,成了学生娱乐的好去处,我从小身体瘦弱,不爱运动,体育很差,但是特别喜爱打克朗球,打得特别熟练和精准,那就是初中时,每天在街边的克朗球台上练出来的。
   
    还有一点就是28中离青少年宫最近,近水楼台,参加它举办的各种活动很方便。记得青少年宫修建了一个跳伞塔,选拔中学生参加训练,28中去的学生最多。我也曾去过几次,完成一个周期的练习,先是用绳子把你拉上去,放下来,然后挂上降落伞上上下下,最后是自由落体。今天看来不算什么高级运动,在那个年代就是一项高精尖的项目啦。这个跳伞塔,至今还矗立在青少年宫,估计已经不起作用了。(待续)


如今28中教学楼后面仍是杂乱一片

渔樵老叟

TA的每日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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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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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9]以坛为家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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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5 13:46:12 | 只看该作者
zhaowen19 发表于 2015-8-4 11:25
一、28中的创建历史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寻访了一些老师,也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在武汉众多的中学 ...


       好文章,顶一哈!
       文中提到我的母校“武汉市第十八中学”的来历:武汉十八中始建于1915年,其前身为私立汉口文汇女子中学,1952年更名为武汉市第三女子中学,1955年易名为武汉市第十八中女子中学,1961年更名为武汉市第十八中学。1998年改制剥离初中后,成为江岸区五所单设高中之一。2000年2月28日在市区政府、教育局的主持下, 正式更名为武汉市育才高级中学。
      就是这所前身一直为女子中学的学校,在1963年招收了11个班的学生:1、3、5、6班为女生班。2、7、8、9为男生班,4、10、11班为男女混合班。11班不久整体转到五福路中学。至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编班了。

三、三年困难时期的28中

    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1960年到1962年,当时国家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减产歉收,粮食供给极端缺乏,饿毙死好多人。改革开放后,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说法,认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是伟人的政策错误,云云,孰是孰非,是理论界历史界讨论的事,我们作为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当时情景还真是历历在目。

    入校后的第一餐晚饭:高粱糊

    我是1960年9月到28中就学,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艰苦时候,记得那时我们进初中是要转户口的,转成集体户口后,粮油关系也跟着转,上学要交学费,还要交伙食费,有的学校是住读,住在学校,28中还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吃。

    记得入校后的第一餐饭是晚饭,吃高粱糊,一个人舀一瓢,高粱糊红红的,磁磁的,与浆糊无二样,一股腥味冲鼻子,尝一口,就是一点寡味,无油无盐,实在咽不下去。

    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粮食定额定量的计划配给制,大人每月30斤,小孩25斤,进了中学,定额也就和成人一样。

    困难时期,这定额之中只有30%是主粮,即大米和面粉,大米那时叫108,即1角零八厘一斤,质量很差,里面掺杂不少稗子,泥土,要淘洗多次,面粉很少供应,只有过年过节,粮店才有卖。70%供应的是杂粮,主要是大麦粉、玉米粉、高粱粉,一斤粮票可以买一斤二两大麦粉、一斤半玉米粉、二斤高粱粉,高粱粉尽管兑换比例额高,但因为口味差,一般家庭很少去买。而且在家里,大人和家长都是吃杂粮,而把有限的主粮让给儿女们吃,不让儿女吃亏受苦。

    哪知一进中学,就给我们来一个下马威,不但要吃杂粮,还是高粱。这红红的,糯糯的,惺惺的高粱糊,一大碗端到面前,在家里什么时候看见过,吃过呢?实在咽不下去,胆大的,悄悄的找个地方倒掉,胆小的,皱着眉头,一小口一小口,象吃中药,最后悄悄趁着天黑端回家。似乎后来学校食堂再也没有供应这么难吃的高粱糊,开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印象特别深刻。

    后来吃的杂粮都是大麦粉玉米粉做的窝窝头,大部分时间还是吃米饭。国家对学生还是有特别照顾,好像中学生的粮食比例额是倒三七,即主粮70%,杂粮30%,杂粮都是在晚餐供应,有的学生把晚餐的大麦窝窝头带回家给父母吃,到家里去吃米饭。

    尽管国家有照顾,有的学生饭量大,总是吃不饱,食堂又采取一些粮食增量的办法。最普遍的是搞“双蒸饭”,就是钵仔饭蒸好后,再放水,又蒸一遍,表面看区别不大,里面稀稀烂烂,看起来一钵饭特别多,二两饭有半斤那么多,吃得肚皮涨鼓鼓的,就是不抵饿,跑二趟厕所,又饿了。

    还有就是搞“瓜菜代”,在饭钵里放一些萝卜、包菜、藕,与米一起蒸,增加数量,也能填饱肚子,但是那时油水本来就少,这种瓜菜饭吃了,更刮油水,吃了心里“发潮”,这种“发潮”的感觉,无法用词语讲清楚,今天的年轻人也是体验不到的。

    记得那时学生还要去“帮厨”,每天每个班有两个学生不上第四节课,到厨房帮忙。我去过两次,帮厨的时间正好是11点多,饭已经上笼了,主要是帮忙切菜炒菜,菜主要是萝卜和冬瓜,一个硕大的铁锅,架在泥巴砌的灶台上,烧柴火,炒菜要站在灶台上,用铁锨铲菜,一般是冬瓜块或萝卜片。烧柴要有技术;站在灶台上舞动铁锨,则要有力气,这两项学生都不行,只能是帮忙切菜,切冬瓜切萝卜,食堂的菜刀比家里要锋利得多,稍不注意,就切到手,指甲削去一块,捂住血淋淋的手指,跑去医务室。所以帮厨实际上帮不了什么忙,反而添乱。

    厨房的大师傅,四十来岁,脾气特别好,笑眯眯的,烟瘾特别大,他抽香烟时,不是一根接一根,而是一次吸四根烟,并排放在嘴里。看见我们没有事可做,就要我们到大街上去帮他捡烟头,捡回来的烟头拆开,用报纸卷烟丝,卷成一个大筒,吸一口,烟雾缭绕。

    帮厨的学生和厨房工人一起,先吃饭,到底是近水楼台,有一点点便利和优惠,米饭虽然还是一人一钵,二两米饭,但是可以自己去蒸笼里拿去挑,不是挑饭硬一点或者软一点,而是挑稍稍多一些的,毕竟放米时,每钵之间会有些差异。菜就没有限制,一个人舀一大碗,尽管油水不多,也能填饱肚子。

    可能是因为帮厨有这么一点点便利和优惠,一些学生就抢着去帮厨,后来发展到厨房的工人在钵子里放米时,有的饭钵里有意多放一些,留给自己吃,帮厨的学生也照着学,被学校发现,进行批评,也没有怎么处分,那时人都饿极了,都顾不上纪律和廉耻。

    到了一年级下学期,抑或二年级,就不在学校开伙了,可能是食堂实在支撑不下去,国家补贴有限,缺口太大,杂粮多,学生不肯吃,主粮又不够,管理也有问题,漏洞大,据说搞四清时,还揭发出食堂管理员的贪污行为。总之户口及粮油关系又转回学生自己家里,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来上课。

有的学生去推板车擦皮鞋赚钱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的状况非常严重,农村饿死人,城里则出现抢粮的情况,学生一般不敢在大街上吃东西,手里拿一个饼子和窝窝头,稍不注意,就会被人抢走。

    后来国家推出高价粮高价油政策,一个面窝正常只卖5分,现在卖3角,一个琪玛酥,本来卖8分,高价要卖6角,即使这样市面上也买不到。餐馆开始卖高价菜,排长长的队,四季美门口一直排到交通路、花楼街,吃一碗麺要站几个钟头的队,好容易进了餐馆,你坐下来,一碗面没有吃完,后面站着两排人,等你的座位。那时人们的觉悟真高,即使这样,都没有什么怨言,反而陶醉在我们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大好形势之中。

    前面所说,28中学生大多是职员家庭,父母工资比较高,可以去买一些高价食品,弥补家庭缺粮的困苦,但还有一些学生家庭收入低,生活就很困难。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去东湖春游,我们在那里划船打球,玩的不亦乐乎,却看见班上几个同学在那里急急忙忙挖野菜,根本无暇去玩乐,感到很奇怪,我们是感受不到这些同学的家庭困难境地及其心态。

    班上还有几个同学因为家庭困难,经常到江汉桥去推板车,或者到街上擦皮鞋,赚点微薄收入。

    推板车上桥,每次可得一分钱二分钱,有时只给你几颗糖。擦皮鞋则是背一个小木箱,一个鞋蹬,站在热闹的街上,招徕顾客。擦一双鞋,黑色的收费3分钱,褐色的4分钱,高靴的5分,而成本就是一盒鞋油,8分钱。鞋油是铁盒装,扁扁的,旁边有钥匙,一扭,盖子就啪嗒一声开了,鞋油都是上海生产的,经常缺货,尤其是褐色鞋油很难买到。擦鞋的生意不怎么好,一个晚上擦不到几双鞋,那个年代穿皮鞋的人少,但是擦一双还是蛮赚钱的。

    记得坐在我座位前面的一个同学,叫邹宏根,个子矮矮的,家住前花楼,每天晚上他都要去街上擦皮鞋,我与他比较要好,经常陪伴他去,吃过晚饭他就来叫我,他在街上转来转去招揽人擦鞋,我帮他守着箱子。晚上回家,他把箱子放在我家,不敢拿回家,他的父亲不让他去擦鞋,有几次把他的擦鞋箱砸烂,他不知到哪里,又会去做一个新的来。

    他成绩不太好,上课时不爱发言,回答问题是总是结结巴巴,尤其俄语成绩最差,单词的重音没一个念准过,但一到街上他就判若两人,说起来一套又一套,很会招揽生意。

    我们之间非常要好,他经常到我家玩,但从不要我去他家,只有偶然一次,因为什么原因必须通知到他,我找到他家,在前花楼的一个巷子里,进门穿过一个走道到后天井,天井一角搭了一个偏屋,这就是他家,就是一间房,没有窗户,里面黑黢黢的,搭有一个北方式样的炕,其实不是炕,是用砖头砌的床,他父母和弟弟妹妹都挤在这不足10平方的房间里。。。。。。    

    邹宏根高中时转到另一所中学,文革时我们还偶尔有些联系,后来就失去音讯,写到这里,不禁停笔沉思,好怀念我这位初中时的好友。

学校成了红薯地
    
    前面说过,为了吃饱,食堂搞“瓜菜代”,其实那时蔬菜瓜果供应也非常缺乏。江汉北路路口,现在快餐店的地方,那时是一个早点铺,卖一种面皮,里面包的青菜,在锅里煎一煎,生意很好。后来不包青菜了,估计没有青菜供应,改里面包“豆饼”,“豆饼”是大豆榨油剩下的余料,一般是用来做饲料和肥料的,现在拿来给人吃,还是有很多人买。

    那时所有的机关单位都搞生产,把花坛、水池拆了种菜。这是共产党的法宝,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时搞过一次,留下南泥湾的歌曲,此次规模更大,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只要有空地都利用起来,种菜。

    我的一个亲戚那时在武汉市党校工作,地点在花桥,那时也是一个偏辟的地方,我们去他家做客,他就领我们去菜地摘黄瓜,我看见整个党校,不管是宿舍还是教室,菜地都种到窗户边。

    28中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周围空地很多,估计也是上面的要求或号召,学校就要求每个班都开辟一块地,搞生产,种什么呢?种红薯,武汉人叫“苕”。

    每个班行动都很快,不几天一块块一畦畦田就整理好了,用锄头分成几垄,学校从外面拖来一大捆苕藤子,我们用剪刀斜斜剪成一段段,插入土中,马上浇水,过几天就长出嫩叶,二瓣三瓣,慢慢越长越大,越长越长。

    这红薯地自然也牵挂起同学的兴趣和好奇心,一有时间就来这里转悠,这个跑来浇浇水,那个跑来松松土,就是课间10分钟,也要跑来看看,互相比较各个班的红薯生长情况,看见别的班红薯叶长的茂盛,哎呀,我们班的田是缺肥吧,于是有热心的同学用痰盂从家里带大粪来施到田里。

    天气开始炎热起来,红薯地也开始抽藤,由于养分充足,藤蔓疯长,这时需要翻藤,防止只长藤,不结薯,一天要翻两三次,尤其要在中午大太阳时翻藤效果才好,翻藤时,天上晒地里烤,对于学生来说,还是颇为辛苦,这时好奇心和兴趣也慢慢淡漠了,一些同学跑红薯地也不那么勤快。

    不久,开始放暑假,关心红薯地的学生仍然经常跑到学校来浇水,一桶水从教学楼嗨哧嗨哧拎到地头,女生要两人一起拎,虽然辛苦,都乐此不疲。

    天气炎热,浇水的次数增加,水量也越来越大,学校不愿意了,浇水用的是自来水,长此以往,水费学校负担不起,一声令下,不许用自来水,那用什么水呢?学校也不管,学生还是偷偷的用,于是一把锁把水龙头锁起,钥匙放在门房老邓手里,正常用水要找他才能开水龙头,住校的老师大叫不方便,也没有办法。

    学校自来水不能用,只能从家里拎水来,学生真是全心全意,暑假的日子里,经常可以看见早上或傍晚,一些学生拎着一桶桶水走在江汉北路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家里拎水来浇地,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不知是哪个班的同学聪明,“发明”在田地头挖“井”取水。28中本来就是水洼子填起来的,稍稍朝下挖个土坑,就会有水冒出来,这个方法很快得到推广,每个班都开始挖“井”,一时田地头被挖成一个个土坑,成了土坑群,土坑太多,实际出不了多少水,反而破坏了田地的蓄水,而且走路不方便,容易摔倒,于是学校又一道令下,要把土坑都填起来。

    这一年的暑假特别长,天气也非常炎热,时间一长,坚持去学校浇水,关心红薯地的学生就越来越少,最后一个都没有了,这红薯地缺乏管理,自然藤蔓乱长,土地板结,薯叶枯黄。

    九月一日新的学期开学了,也是红薯收成的时候,每个班都开始挖红薯,有的班还不错,土豆大的红薯收了一小堆,我们班成绩最差,翻开红薯藤,找不到一个红薯,象土豆大的也找不到一个,最大的也就蚕豆大小,根本不能吃。

    收了一大堆“苕叶子”,用板车拖到新华路上的汉口牛奶厂,卖给他们去喂牛,牛奶厂嫌黄叶子太多,不肯收,好说歹说,总算收下,给了三毛钱,算是我们辛苦大半年的收获。

    这就是我们班在困难时期,种“苕”的经过。(待续)

闲看儿童捉柳花

TA的每日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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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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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4]偶尔看看III
32#
发表于 2015-8-7 12:37:10 | 只看该作者
“翻开红薯藤,找不到一个红薯,象土豆大的也找不到一个,最大的也就蚕豆大小,根本不能吃。”

  “收了一大堆“苕叶子”,用板车拖到新华路上的汉口牛奶厂,卖给他们去喂牛,牛奶厂嫌黄叶子太多,不肯收,好说歹说,总算收下,给了三毛钱,算是我们辛苦大半年的收获。”

中学生的种“苕”经过,写得很风趣。艰苦年头的往事,回忆起来也是苦中有乐呀。

四、特殊年代的学校生活

    六十年代,是国家政治运动多,各种宣传活动多的时期,在28中的日子里,我们除了上课之外,其它各项活动的时间占据我们学校生活很大部分,构成我们特别的学校生活。

    1、农村劳动:吃了一星期的莴苣叶

    记得从初二下学期(1962年)起,每个学期都要组织我们学生到农村去劳动一个星期(1965年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后,就称之“学农”)。所谓农村就是武汉郊县,次数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东西湖。 东西湖农场是产棉区,棉花丰收时,要抢时间收棉花,需要大量劳力,摘棉花,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强度不大,比较适宜学生劳动。

    我们去的时候都是步行,排着队,背着行李行军,要走大半天,所谓行李也就是一床棉被。到地点后,当地会安排几间空房让我们住,就在地上铺上稻草,叫做“打地铺”,再铺上自己的被子,半垫半盖。

    摘棉花没什么技术含量,一条垄,摘到头,无非是要摘的干净,不要遗漏,再就是不把棉叶混进去。如果还不放心,就安排学生到摘过的棉花地去“拾遗补漏”,摘第二遍。学生去农村劳动实际帮不了什么大忙,有的单位不愿接受,东西湖农场是国营农场,公家的事,没有那么认真,学生来劳动就来吧,于是去的次数最多,

    摘棉花是在10月份,开学不久就出发,到了下学期,是在春季,没有棉花可摘,也要安排劳动,这时去东西湖农场,就是做营养钵,或者挑土,劳动强度要大一些,能容纳的学生也有限,于是学校就联系到周边附近的林场劳动。

有一年学校把我们这个年级的劳动,安排到了东湖林场,就是现在的磨山植物园,在东湖风景区对面,那时还没有磨山风景区,那一大片地盘都属于林场管理。

    那时我读初三,在初三(4)班,我们这个班,被分配到林场最远的地方,与厂部隔湖相望的一个小岛上,其实不是一个岛,是一个半岛,只是半岛那边没有人居住,交通不便,到那里必须从厂部这里坐木船划过去,感觉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岛。

    那里有一大片林地,也归东湖林场管理,种的都是珍贵的树苗——水杉苗,水杉苗非常昂贵,按米计算价格,据说一米要300元,那个年代,这是个很大的数字。

    我们的任务是给树苗除草培土,每个人发一把锄头,在树苗周边轻轻的松土。指导我们劳动是林场的一个师傅,姓什么忘记了,人很年轻,也就20多岁,却已经很成熟了,喜欢与我们聊天,经常说出一些俗语俗句,如谈到天气,就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还有“燕子低飞蛇过道,牛舔前蹄雨来到”等等,讲到社会新闻,就说什么“看戏的是傻子,演戏的是疯子”,什么“小姐的脾气,丫鬟的命”等等,有时还说一些跑江湖的语言,如“背前痛,背后痒,吃了我的几把药,一日就好”,“一麻子病,二麻子瞧,三麻子买药四麻子熬,五麻子买板六麻子钉,七麻子抬,八麻子埋,九麻子十麻子哭起来,十一麻子问,哭什么,十二麻子说,大麻子死了回不来。。。。。。。我们这些单纯的学生听了这些言语,耳目一新,于是特别喜欢与他聊天,劳动时都是屁颠屁颠跟着他,休息吃饭时也围住他。

    这里虽然离场部远,隔着湖,但是住宿条件反而好,这里有一个没有启用过的猪舍,不是农村的那种用石头砌的猪圈,而是用水泥盖的一排新式养猪场,大约当初想在这里办猪场,后来放弃了,现在成了我们的宿舍。

    猪舍有顶有门,屋顶呈斜面,我们睡在高的一边,矮的一边有一排猪槽,正好放我们的洗脸盆,地面也是水泥地,这比原来在东西湖农场睡泥巴地要好多了,只是在里面只能坐或者睡,不能站,要弯着腰走进出。

    猪舍一共有6间,我们班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占一间,女生睡另一头,占一间,中间是班主任刘振威,一个人睡一间。

    住的条件好,伙食也好,有食堂,到达的当天,晚餐是吃炸鱼,每人半条,或鱼头,或鱼尾。能吃上鱼当年就已经很难得,还是炸鱼,更叫人惊喜,要知道当时每人每月只配额半斤油,家里炒菜多放一点油,就是奢侈,哪还可能吃油炸的鱼。

    住得好吃的好,劳动又轻松,还有一个一口俏皮话的年轻师傅,我们简直觉得到天堂了。

第二天上午劳动半天,下午就开始下雨,不能出去劳动,我们在“猪圈”里睡了一下午,吃过晚饭,一个个躺在被窝里,外面漆黑一团,无聊的很,年轻人,精力旺盛,睡不着,便开始唱歌,先是一个组的男生同学一起唱,后来其他组同学加进来,最后变成大合唱,反正每个房间之间上面部分是不封闭的,歌声自由传送。

    女生也不甘寂寞,也跟着唱起来,你来我往,越唱越热闹,变成一场对歌赛。你那边唱“大顶子山哟高又高”,我这边就唱“走上高高的兴安岭”,我这边唱“一条大河波浪宽”,她那边马上就是“谁不说咱家乡好”,你“唱的幸福落满坡”,我则“众人浇开幸福花”。于是电影歌曲、历史歌曲、抒情的、雄壮的、民歌、外国歌都出来了,越唱歌越多,越唱越起劲,最后干脆来一个“刘三姐对歌”,“秀才”和“刘三姐”对唱,边唱边笑成一团,男生到底是水平稍逊一筹,最后实在想不起什么新歌,停了片刻,突然有一个人唱起:“砧板上有腊肉,有肥又有瘦,你吃肥,我吃瘦,他来啃骨头”,这怪腔怪调的歌,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班主任叫刘振威,平时整天板着脸,很严肃,学生很怕他。他有一习惯是每每上课,喜欢一手拿书,一手拔下颌的胡须。有时站在讲台边,讲课之中,突然停下来,仰着头,不说话了,望着天花板,思绪仿佛飘浮到远处不知什么地方,半天才回过神,也就没兴趣继续讲下去,安排作业大家自己做吧。若干年后,我才从雷又荣老师口里得知,那段时间,刘老师正处在失恋阶段,情绪不太稳定。因为失恋一事对他打击太大,他后来一直没有结婚,文革后,年龄不大,就早早过世了,真是可惜。

    说回来,刘老师平时很严厉,此时此地也就放纵我们在那里嬉闹,只是这油腔滑调的“腊肉歌“唱起来,他才再也忍不住,发飙般的大声吼叫:好了好了,唱够了吧,都给我睡觉。于是这场对歌会,才戛然而止。

这场雨,谁也没想到会越下越大,越下越长,一连下了好几天,就是不停,有时晚上稍稍停歇,白天又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于是我们只能整天窝在猪舍,那里也不能去,再也没心情唱歌。

    更糟糕的是,这里的青菜和食用油都必须由厂部隔一段时间从对岸用船运来,这一下雨,湖上风浪大,船就停运了,平日里吃饭人少,问题不大,现在骤然增加三、四十人,贮备的青菜和油都用光了。

    没有青菜和油,从第三天起,我们就只能吃一个菜:白水煮莴苣叶,早上是莴苣叶,中午是莴苣叶,晚上还是莴苣叶,一连吃了四、五天的莴苣叶,吃得所有人都要呕吐,没有油水,“嘴里淡出鸟来”。

    最先受不了的还是刘老师,他打听到从半岛的另一面走好几里路有一个小村庄,可能会有东西卖,于是这天安排几个身体好的同学打着伞,出发去买食品,他们走了整整一个下午,买回来十几个“喜饼”和“发饼”,那里只有一个农村的小杂货铺,他们一下子买光了它所有的存货,我们每个学生分到半个饼子,还有几颗糖,虽然少,也聊胜于无。

    好在第二天天总算放晴了,下午渡船开过来,带来青菜和油,我们也坐这条船踏上回家的归程。

   从武昌中华门坐轮渡过江,到江汉关后队伍就解散,学生各自回家。我刚转过对面马路,就看见刘老师已经叫上了一辆三轮车,坐在车上一边向车夫指着方向,一边大口吃着“油香”(一种用油炸的糯食,里面包糖),大概是刚刚在码头边买的,又烫手又烫嘴,看他迫不及待,呲牙咧嘴的模样,估计是这七天的莴苣叶把他给憋坏了。

    七天的白水煮莴苣叶给我也留下阴影,武汉话:吃伤了。我以后再也不愿吃莴苣叶,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外面,这个习惯一直到50多岁后才慢慢改过来。

    写到这里,有人会发出疑问,林场不种蔬菜,为什么别的青菜没有,单单有这么多莴苣叶给你们吃呢?其实,这些莴苣叶是食堂留下来喂猪的!?----于是,我有些联想:住“猪圈”,吃“猪食”,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应验呢?(待续)

闲看儿童捉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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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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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8 20:40:10 | 只看该作者
“砧板上有腊肉,有肥又有瘦,你吃肥,我吃瘦,他来啃骨头”
============================================
这个调子当时的小伢们都会唱。是蛮好笑。

不过第一句的词好像在汉口不同的地段有不同的唱法。我们三元里一带唱的是“三分钱买牛肉,有肥又有瘦……”

哦,我想起来,其实这个也应该算当时童谣的,不知古三皇老师收入了他的新书没有?

太平洋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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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8 22:32:12 | 只看该作者
"刘振威调到69中"
刘振威可能也是我的班主任,我1983在69中上职业高中维修电工专业,班主任刘振威。家在新华路教工宿舍(平房),已结婚。当时其女儿只有几岁,我们误为其孙女,还使刘老师不高兴。刘老师和我们关系很好,一起到陕西白河实习一个多月。88年去世,后事还是我们几个同学帮忙办的。不知是不是同一人。

zhaowe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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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8-9 10:08:25 | 只看该作者
太平洋冰块 发表于 2015-8-8 22:32
"刘振威调到69中"
刘振威可能也是我的班主任,我1983在69中上职业高中维修电工专业,班主任刘振威。家在新 ...

应该就是刘老师,他在新华路的平房,是28中分的,看来他后来结婚了,雷老师也不清楚。

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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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9 16:16:17 | 只看该作者
  “而这段时期,也就是所谓60年代,是我们这个新中国多折腾、多变化、多周折的时期,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教育,反右、大跃进、大办钢铁、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学雷锋、学工学农、抓阶级斗争等等,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停课,这些运动影响到每个行业,每个阶层,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进步。”
  我跟楼主有同感。后来咱想开了,抓点技术吧,这是时代需要,搞这个总会有前途吧。于是没日没夜的干。也干了点事。但名和利
是没有的,但长了本事。也进了大学。可还搞技术是走不通,最后逼上梁山。离开武汉南下到深圳,外企还算有了奔头。人的尊严,
劳动创造都得到老板赏识,工资在全公司咱最高,临走大老板还送一句话:你是没有挂职的老总!这就是武汉人所讲的“味”。

  叶落归根吧,回武汉后,也想继续玩点“味”。玩了个水陆自行车过了江,这个味玩的大吧?玩到世界称赞最伟大的发明。
可墙内开花,墙外香;屋里头把咱从头骂到脚。让我至今找不着北。。。。


哪个管管不又会说我跑题吧?

古三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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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发表于 2015-8-9 17:45:25 | 只看该作者
          好文,赞一个!我是友谊路中学的,二十八中跟我们有点渊源,那就是同下放蕲春县。二十八中在上乡(张塝、青石、狮子、刘河、漕河),我们在下乡(彭思、横车、赤东、株林)。


28中学生在农村


给棉花地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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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06-19
2、民兵打靶

    六十年代,全民皆兵,工厂学校都成立有民兵组织,28中自然不例外。平时要上课,暑假就安排学生民兵训练,除了立正稍息,卧倒,匍匐前进,就是拿一把枪练瞄准,类似如今大学新生入学搞的军训。也有一个解放军当教官,不知是什么军衔,都是喊他“连长”,来的都是连长。

    28中操场大,在操场一边,挖了一道“堑壕”,也就不到1米深,供我们趴在里面练习瞄准。练习的枪是真枪,步枪,什么型号,忘记了,有我们人高,后来又加了几把卡宾枪,挎在身上很神气。开始都有些新鲜和好奇,甚至神秘感,都想揹一揹,摸一摸。一共就是那七八条枪,每个年级要轮流练习

    练习瞄准时,站好队,一个接一个,轮到你了,就跳到“堑壕”里,伏在地上,举起枪,闭左眼,眯右眼,眼睛、准星、靶子一条线,屏住呼吸,扣动扳机,啪一声,子弹射出,当然,这是是假的,没有子弹,练习而已,爬起来,把枪交给下一个同学。

    几天下来,慢慢就疲沓了,好奇心也消失,每天的重复动作产生厌倦,有的学生请假不来,来的也是晚到早退,动作吊儿郎当,“连长”也管不住。对枪也没有新奇和敬畏之心,拿在手里晃来晃去,学电影里日本兵模样:“你的,开路的一码事”,像拿一根烧火棍。

有一天“连长”有事提前走了,学生更是没人管,早早散了摊,本来每天训练结束后,枪支都要保管到在操场边的体育器材室里,结果这天,将一只卡宾枪遗留在堑壕里,谁也没有发现。第二天清早,有一个收“荒货”的溜进学校,应该不算溜,因为没有围墙,是大摇大摆进来的,突然看见一把枪躺在地上,还好,没有拿去当废品卖钱,那时的人胆子小,吓的魂飞魄散,拼命敲门房老邓的门,这才有惊无险解决这场“丢枪”事件。好像,学校就此事还出了了一个公告。

    原以为暑假的民兵训练就这样重复枯燥无趣的结束,谁知最后来了一个高潮:要组织民兵真枪实弹射击,俗称打靶。而我阴差阳错,偶尔成为这场打靶的工作人员之一。

这天训练结束,有些同学回家了,有些同学还在操场上玩,教室里只有几个同学,教导处一个暑期值班的老师急急忙忙走进来说:人武部打电话来,要我们学校派4个民兵去帮忙搬东西,你们4个同学就去吧,马上去。。。。。。人武部指的是区人民武装部,管民兵的机构,这个值班老师大概刚来,不熟悉各班情况,电话催的又急,看见我们教室里正好有4个学生,就很随便指派下去,于是,我、古震国、陈志林、曾伯安四个同学就懵里懵懂去区武装部“搬东西”。

    江汉区人武部在民生路,找到后,人武部的人说,你们就不要回家了,就在这里睡觉,明天早上6点出发,把一批武器弹药送到飞机场的打靶场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区人武部要组织全区的民兵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地点在航空路的汉口飞机场内,那里有一个打靶场,为此组成一个打靶工作小组,人武部的人牵头,人手不够,又从下面工厂抽调来7、8个工人,有男有女,在加上我们四个学生,进行服务工作,名义上是工作人员,实际就是去打杂的。

    晚餐就在人武部里吃,记得是一大盆大白菜炒肉丝,油水很厚,古震国和我坐在一起,他边吃边把肉丝挑出来给我,我很奇怪的望望他,怎么这么有雷锋精神呀,后来才知道,他是回民,从小不吃猪肉,因此把肉丝择出来给我,但后来择不胜择,也就囫囵吃下去,据他后来告诉我,就是从这次起,他就开斋吃猪肉了。

    怕耽误第二天早上出发时间,晚上就睡在人武部,工厂来的人占据了会议室,我们只好睡走廊,地上铺几张报纸,就睡在上面,好在是夏天,天气热,睡外面凉快。

第二天我们坐工厂提供的一辆卡车到机场,车上装了几十条枪,还有一箱箱的子弹,再就是枪靶和靶纸。

    打靶场在飞机场内,正面有一条小土丘,靶子放在土丘前,隔50米是一条壕沟,人匍在地上,隔着壕沟射击。
    
    我们整理安排了一天,大队人马就来了,工厂的民兵是坐卡车来的,学校的民兵是走来的,一连多少天都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批又一批。

    来了后,20人一排,伏在靶位上,每人发5发子弹,哨子一吹,就可以对着枪靶射击,射击完毕,放下枪,全部站起身,再吹一声长哨,红旗一摆,躲在小土丘后面的人就出来查看枪靶上的成绩,看打中多少环。

    对射击的姿势没有特别规定,立式、卧式都可以。但用手托枪柄,立式射击的人还是不多,大多数还是卧式,手搁在地上,托着枪。立式射击的人都是工厂来的,十有八九是转业或复员军人。

    可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多数民兵都姿势端正,程序完整,开保险、拉枪栓、瞄准星、扣扳机,一气呵成。

    出洋相的人也有很多,有朝天开枪的,有朝地射击的,子弹打在壕沟边,溅起一身的土,还有的太紧张,忘记拉枪栓,忘记开保险,急得嗷嗷叫,师傅,师傅的叫我们帮忙。

    他们射击时我们工作人员就站在旁边,干什么?捅枪管。射击用枪都是旧枪,容易卡壳,一卡壳,我们就要用通条捅,从前面枪口将空枪壳捅出来,然后上子弹,继续射击。

    有时卡壳的太多,这个喊那个叫,我们忙的不亦乐乎。有的人看见别人叫也跟着叫,也要捅,结果走过去,捅下来一颗子弹——子弹还在枪膛里,根本还没有射出去,这是非常危险的。

  真枪实弹射击,毕竟是一个很刺激的事,多少天的练习,反反复复的操练,今天才正式体验,紧张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许多人,一趴下来,就是一阵猛扣,五发子弹不到10秒钟就射完了,甚至没有搞清靶子在那里。

    有的人特别享受这射击的过程,趴在那里,瞄呀瞄呀,半天才射一发,一排人都射完了,都站起来了,他还趴在那里,不慌不忙,才射一发,叫我们在一旁那个急呀,恨不得一脚踹过去。

    还有的民兵,什么也搞不清楚,枪怎么拿要问,靶子在哪里要问,子弹怎么压进去要问,最后急得瞎嚷,快来给我看看,我怎么扣不动哇,——太紧张了,没有扣扳机,扣到扳机周围的护圈,当然扣不动啦。什么样的人都有。

    为了参加这实弹打靶,来一趟也是非常辛苦,早上5、6点就要起床,7点半到学校集合,步行到汉口机场,在机场门口,等待检查就要一个多钟头,进来后走到打靶场,已经是快11点,打靶场上人山人海,要等,好容易轮到自己,上了靶位,心里紧张呀,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就啪啪啪,五发子弹放完了。。。。。。

    正是暑天,天气炎热,飞机场没有任何遮荫之处,顶着日头晒,工厂来的民兵条件好,有汽车接送,带来了开水桶,还有午饭,馒头稀饭。学校来的准备不足,打完靶,还要饿着肚皮走回去。

    工厂来的工作人员认识人多,看见熟人打靶,就悄悄多给他们几颗子弹,我们看见了,也悄悄积攒一些子弹,这天终于盼到了我们28中的民兵来了,事先没机会说明,只是在他们打完子弹后拼命使眼色,要他们不要站起来,把积攒的子弹丢给他们,有的人心神领会,装上子弹继续打,有的看到又给他们子弹,莫名其妙,我不是打完了吗,又给我干嘛?唉,真是没办法。

为了组织这场实弹射击,区人武部也是花上血本,上万民兵,光是子弹就是十多万发,一粒子弹成本十几元,一笔巨大的开支,也说明国家对民兵建设的重视。那个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时刻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爱红妆爱武装,这样的宣传真的深入人心,不仅这样宣传,也是将好多资源用于建立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民兵队伍,虽然今天看来,有些做法有些过头,有的只是表面文章,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能说没有必要吗?不要用今天的科技发展去评判昨日的一些行为,也不要总用旧日的思想思维来评估今日新的国家政策。

    在一个多星期的实弹打靶中,由于工作人员少,我们的工作量也非常大,非常辛苦,从早上一直要忙到下午3点多钟,中午不能正常休息吃饭,只能轮流吃食堂送来的饭,打靶人员离开后,我们又要打扫场地,清点武器弹药,晚上还要修理擦拭枪支,搬运弹药,统计打靶成绩。

    每天在烈日下暴晒,个个全身黢黑,但是我们的伙食不错,据说是按空军地勤人员的标准,每天80元,飞行员的标准是110元。每天早上有牛奶,面包,中午送饭,是肉包子,鸡蛋汤,晚上菜肴就更丰盛。一个星期下来,我们都长得壮实,回家后,我母亲说我,出生到现在,脸色最好的一次。

    虽然辛苦但是心情非常愉悦,尤其是在傍晚黄昏之时,我们收拾完场地,坐在打靶场,是最惬意的时候。望着落日熔金,晚霞如血,空旷的打靶场,稀疏的草木,卷起阵阵风沙,年轻人无忧无愁,心中无比的安宁,涌起一种心旷神怡、神圣庄严的感觉。。。。。。。这种心情,我后来写在一篇作文中,结果引起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我在下节的文章中还会提到。

一个多星期的民兵打靶活动结束了,没有出什么事,没有像王杰那样,民兵训练中手榴弹扔到人的跟前,也没有发生打靶打错方向,伤了人的情况,一切都很完美,除了有一二个来打靶的女民兵轻微中暑,就是工厂来打杂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个男的特别生猛,晚上吃饭时,用枪打一只老鼠,结果老鼠没打着,打断了一根电线。

    暮色沉沉,载着枪支弹药的卡车离开打靶场,驶在机场的土路上,我们站在卡车上颠来颠去,工厂来的男女,轻声唱起歌: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过够,肥沃的大地,好像是浸透的油,良田万亩,好像是用黄金铺就。。。。。。。。歌声荡漾在漆黑的夜空,散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扉。

    多少年后,每每我听到这首“马儿啊,你慢些走”的歌时,我就会思绪万千,想起这个夜色如墨的夜晚,想起这次民兵打靶的情景,想到我们过去的青春年华。


民兵训练

3、在28中的两次身体受伤

    我从小身体不好,体弱多病,在28中学习期间,倒没有得什么大病,但是曾两次身体受伤,记忆尤甚。

    一次是在初中,到农村劳动,骑牛时摔下来,可以说是一次因贪玩酿成的事故。

    那时的老师都有经验,带领学生到农村去劳动,最困难和容易出事故是到达后的第一天。

    学生刚刚到农村,什么都新鲜,到处跑,到处看,第一天,精力又旺盛,见了牛,想去骑,见了狗,要去赶,见了水塘,要去玩,到处跑,到处窜,像一群七零八落的鸭子,难得集中起来。

    过了第一天,就会好许多,劳动一天后,大部分人就“焉”了,腰酸背疼,筋疲力尽,倒头就睡,再也没精力到处窜。所以老师第一天会规定很多纪律,不能下田,不能下水,不能骑牛,不能进农民家等等,尽管如此,违反纪律的事还是时有发生。

文革前,学生还比较听话,老师的话也比较有权威。文革后,情况就不同了,学生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惯了,去农村后根本约束不了。

    我听雷又荣老师说过一件事。文革期间,有一阵搞复课闹革命,他和几个老师带初中学生到东西湖农场劳动,地点是我们班曾去过的一个队,这个队的特点是在堤边,翻过堤就是长江,我们去时是再三叮嘱不准到江边去。

    这次学生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当地已经把午饭做好,学生一拥而上,顷刻把一大锅饭抢光,动作慢的学生没有吃上,于是赶快又煮,煮好后,又一下子被抢完了,仍然有些人没吃上,于是只好再煮,这时已经是3点多钟,忽然发现一些学生不管规定,翻过江堤到了长江边,有的下水游泳,有的江边戏水,再三呼喊,根本不理。几个老师看着这情况,十分着急,当机立断,集合队伍,立即返回武汉,当地农民也是求之不得,赶快送走这批瘟神。

    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文革的影响,学生搞造反,打倒一切,无组织无纪律搞惯了,另一方面,28中后来的初中生源大多来自铁路外一带,家庭的教育素质要差好多。

    雷老师说,从此以后,28中就再也没有组织过学生到农村去劳动。

书归正传,我的受伤,也是在去农村的第一天。

    那天在安顿完住宿后,学生就在村子里瞎转,我们几个转到村外,看见一头大水牛,正在田边吃草,放牛的离开了,几个胆大的学生,就爬到牛背上,爬上去,溜下来,爬上去,又溜下来,玩的不亦乐乎。我是一个胆小之人,身体瘦弱,一直在旁边看,但见其他人爬上去,爬下来,似乎很容易,也就心动,跃跃欲试,特别想体验古诗中“牧童骑牛”的感觉,用武汉的土话说,就是想“电料行搬家——运(润)泡子”。

    于是踩着田埂,也慢慢“攀”上牛背,水牛很壮实,牛背很宽,想骑在牛背上,来一个“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姿势,其实不易,反而呈四脚八叉扑在牛背上,上不得,下也不得,一副窘态。

    好在牛也温驯,站在那里,悠然自得,鼻子喷着水气,任凭我在它的背上“扳来扳去”,两腿乱动,就是想坐起来,牛背太滑,就是坐不起。

    谁知,旁边的同学看见我的窘相,哈哈大笑,随手拿起手中的树枝,朝牛屁股就是一挥,水牛猛烈一惊,散开四蹄就奔跑起来,我在牛背上立足不稳,当即一个骨碌,就从上面翻下来,脸颊重重摔在路边的石头上,只觉得一个巨大的阴影从我头上闪过,水牛已经跑远了。

    同学看闯了祸,赶忙把我扶起来,我满嘴是血,牙齿松动,那时年轻,还要充英雄,不要人扶,一瘸一瘸,走回住的地方,骑牛是违反纪律的行为,又不敢声张,只是悄悄倒杯水嗽口,坐在地铺上休息。这时看见汗衫上都是灰土,蓦然发现,胸前居然有一个大大的牛蹄印迹,我有些疑惑,难道这头壮实的水牛,是从我的胸膛上一脚踏踩过去的吗?

这次“骑牛事件”就这么过去,害怕受处分,也不敢给老师说,满身的酸痛,第二天就慢慢好了。但是牙齿从此落下病根,满口牙齿一直松动,吃一些硬的食品就疼痛。

    尤其是门牙旁边的一颗牙叫侧切牙,这件事以后就时常发炎,疼痛难忍,第二年不得不拔掉,门牙边留下一个豁口,十分难看。下放农村前,为了遮丑,到江汉三路菜场对面的私人牙科诊所,装了一个“金牙”,即金属牙,虽然豁口补上,但是一张嘴就看见一颗闪闪发亮的牙齿,也特别别扭。参加工作后,改为烤瓷牙,再后来就是种植牙。这个牙的变化伴随我一生,可以说,就是从牛背上摔下来的后遗症。

另一次受伤是在高中时,脑震荡,是在学校的防空演习时中了“炸弹”

    28中曾是江汉区民兵防空演习的重点单位。防空,就是防止敌人的空中袭击,在敌人的飞机和炸弹到来之前,将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

    那个年代,要备战备荒,要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民兵训练就包括防空演习的内容。

    那时,武汉市每年都有几次拉响空袭警报的演习,警报响时,全市所有人尽量在房屋内不要外出。

    28中的防空演习,除了拉响警报外,还要组织学生赶快从教室跑出来,躲到操场边的堑壕里。

    28中操场大,周边区域开阔,又挖有堑壕,容易安排学生撤离和隐蔽,于是成为防空演习的主要演示单位。

    有一次,说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我查了资料,张当时是武汉军区副政委)要来江汉区检查民兵工作,我们学校被选为他来检查防空演习的单位。

为此学校准备了好多天,反反复复演习许多次,除了拉警报,安排学生迅速撤离外,还有民兵在每层楼站岗、救援伤病员等。于是又安排七八个学生当伤病员,我因为体弱瘦小,也被挑选作为伤病员,演习中,伤病员是要等所有学生都走后,最后才撤离。

    这天只见校门口来了20多辆中型吉普车,检查的阵容庞大。下午4点(不耽误上课,选在体育活动时间),一阵凄厉的警报声响起,每个教室就按事先安排,一个班一个班迅速撤离,每个楼层的楼梯口两边都站有几个执勤的民兵,为了烘托气氛,校园角落不时有爆炸声响起,爆炸的是空心弹,类似过节时放的鞭炮——轰天雷之类。

    其实搞这爆炸效果完全是多余的,既然是空袭警报,人还没有撤离,说明敌机还没有到,何来炸弹响呢?完全是一批不懂打仗的人编排出来的演习。

我们“伤病员”最后撤离,其他几个班级的“伤病员”,教室在一楼二楼,很快就跑出去,我的教室在三楼,最后一个才跑出大楼。

    这时屋顶上面丢“炸弹”营造爆炸效果的人大概以为下面人已经走光了,又扔了几个下来,其中一个“炸弹”从天而降,不偏不巧正好落在我的头顶,打在我的头上,一声巨响,震得我头冒金星,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地上。。。。。。。

    按事先演习安排,我作为“伤病员”要在此地假装摔倒一下,谁知假戏真做,真的摔倒了,因此旁边的人都以为我表演出色,没有发现我已真正受伤,假“伤病员”已是真“伤病员”。

    我耳朵嗡嗡直响,意识模糊,一时不知发生什么事情。恍恍惚惚中,看见一个当官模样的人从教学大楼内走出来,后面是一大群人跟随,这个人用浓厚的湖北腔(其实是红安话)说着什么,从我身边走过,眼角就这么微微扫了我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其他的人更是置若罔闻,蜂拥而过,没有人注意到我痛苦的神情。

    我一个人爬起来,慢慢走回教室,头痛如裂,十分难受,觉得很伤心,很委屈,不知不觉流下眼泪。这时防空演习已经结束,大批学生涌上楼梯,我们班赵明华同学比较细心,他发现我在哭,又看见我前额有黑印,便把我送到医务室,校医问了情况后,说是脑震荡,要我去医院检查。

    我没有去医院,挣扎回到家,一头倒在床上,昏睡了一宿,第二天感觉好多了。。。。。。。。

    学期末,学校大会上,校长总结说,这次防空演习取得成功,28中被评为区里的民兵防空先进单位。。。。。。我也听到一些老师在议论,说是检查时,张司令员,张广才发了脾气,说,每个楼梯口都搞民兵站岗执勤,人数太多,真打仗时,不是送死吗?学校里都是学生,没必要搞这些老残病弱的伤员,演习不要弄成花架子嘛。。。。。。不知道这些话是真是假。

   对于我,这次脑震荡倒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只是以后多少年,每逢过年过节,别人放鞭放炮放焰火,我都是躲得远远的,心理上有阴影呀。(待续)

4、28中的体育活动、文娱活动、迎送活动

    前面多次提到,28中有一个突出优势是占地面积广,操场比其他中学都要大,这为体育活动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尤其是足球篮球方面,得地利之便,开展得红红火火,取得过不少奖项,获得过武汉市中学生足球比赛第二名。这里抄录一段《江汉区教育志》,里面对28中的体育活动有特别介绍:

“该校还利用良好场地和设施,广泛开展体育活动,为国家体育队输送举重队员一名,为“八一”体育队输送田径、乒乓队员各一名,为湖北体育队输送乒乓、手球、跳伞、体操、排球、篮球、足球、田径、射击等队员共23名。国家乒乓球队李富荣、田径队倪志钦曾率队来校作过体育活动辅导。”

    李富荣是连续三届的乒乓球世界亚军,他来28中的时间,是在1964年,当时的情况,我还记得比较清楚。

    1963年,在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选手共获得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三个项目的冠军;同时获得二项亚军和五项第三名,鉴于男子项目成绩很好,女子项目表现比较差,于是国家有意在全国掀起女子乒乓球的热潮,国家乒乓球队就到全国各地去推动和辅导乒乓球运动。到武汉时,世界冠军庄则栋去的是东湖中学,亚军李富荣来到28中,因为当时武汉市中学乒乓球赛的冠军是东湖中学,而湖北省乒乓球男子单打第二名在28中,这两个学校都是乒乓球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学校。

    李富荣来学校后,在新教学楼前的小操场与学校的几个运动员打了一场教学赛,还与那个省单打第二名打了一场正式赛,记得是体育老师徐忠仪当裁判员,他风趣地说,这是一场亚军对亚军的比赛,世界亚军对湖北省亚军。

    李富荣当时穿著与一般人不同,飞机头、尖皮鞋,窄窄的裤脚(武汉人俗称“考板裤”),当时对学生的教育是提倡艰苦朴素,反对奇装异服,李富荣的这一身装束,让我们这些“正统”的学生看得目瞪口呆。李富荣是上海人,有点上海小开的味道,穿着洋派,举止潇洒,打起球来,挥洒自如,从容不迫,不像后来的邓亚萍,赢一个球,又是跺脚,又是鼓劲,风格完全不同。总之李富荣的翩翩风度,着实让学生们着迷一把。

    当时社会上还传说,在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李富荣被大会评为最漂亮的男运动员,另一个非洲黑人,评为最漂亮的女运动员,现在亲眼看到他本人,更相信这种传说的真实性。

28中的体育大事中,还有一件“教育志”里没有说道,那就是在武汉市第一届长跑比赛中,28中的体育教师陈汉洲,取得第一名。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5点多钟时,我到街上的阅报栏看报纸,晚报的头版上醒目登载:28中教师陈汉洲取得长跑第一名。。。。。。并配有一张他冲终点的照片。

    陈老师很年轻,到28中时间不久,学生还不熟悉他,消息传开后,大家才想到他每天早上都在操场跑步,风雨无阻。

    这件事对学校体育运动推动极大,学校成立长跑队,每个班也都成立长跑队,每天早上操场上都是跑步的人,一圈又一圈跑,有时人太多,人撞人,热闹得很,这样搞了一年多,慢慢的,跑的人就少了,大多数人也就是一阵风而已。

    但有一个学生却一直坚持,那就是我们班的方哈伢同学。方哈伢身体虽然壮实,但听觉有障碍,平时要戴一个助听器听课,他很有毅力,坚持每天跑步,一跑就是几十圈,上午跑,下午跑,甚至中午跑,一有时间就跑,操场上经常看见他,一个人,一圈又一圈的机械式的跑着,成为操场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当时有一本《红岩》的书,正风靡学校。书里面讲述渣滓洞有一个伪装成哑巴的老头华子良,他是秘密的地下党员,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故意装成疯疯癫癫的,每天不知疲倦地跑步。这个形象不知怎地与方哈伢联系上了,刚好方哈伢的听觉也不好,也是每天闷头闷脑地跑步,于是有同学把他称为28中的华子良。这个比喻实在是不伦不类,但方哈伢却因此出了名,全校的学生几乎都知道他,后来他还因此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先是学校,后来到区里,最后到市里还是省里,忘记了,经常到外面去讲演,很是风光一阵。

    第二年,又举行第二届长跑比赛,陈汉洲老师又参加了,但这一届有许多专业运动员也跑来参加,陈老师就没有取得名次。

除了体育活动,28中的文娱活动也很出名,每年江汉区都要举行中学文艺汇报演出,28中的文艺节目得过奖。高二时我们班排演了一个相声剧——“下乡学农记”,因表演形式独特,主题鲜明,在区文艺汇演中拿了奖,并推荐到市里去参加汇演,关于这个相声剧的故事,我在下一节文章中还要提到。

    记得我还在读初中时,28中第一届还是第二届高中毕业班,曾排演过一个集体舞蹈,好像是少数民族的风格,曲调激昂,舞蹈时双手前后急速摆动,十分风趣,也参加了市里的演出,得过奖。那一年他们正进入毕业复习阶段,学校在操场上举办各个班级的文艺演出,他们没有参加,大家还很留恋他们的表演,结果硬是上三楼把他们从教室里请下来,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笑声中,又欣赏了一次他们的舞蹈。

    这个舞蹈的名字,我记得叫“哆嗦舞”,至今也能哼出舞蹈的曲调,但是在百度上一直查不到这个舞蹈名。

在那个年代,中学生经常有迎送任务,其他国家领导人来,要组织学生到机场或宾馆欢迎或欢送,举着花,喊着欢迎欢迎。
    
    28中不是重点学校,也不是老牌中学,重要的迎送任务,不会安排28中参加。有时即使参加,也是安排站在很后面,充充人数。    

    有一次是中日青年友好代表团来武汉,有几千人,要和武汉市的青年联欢,安排了很多学校学生参加,28中也是其中之一。联欢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厚厚一叠材料上列出了许多问题,要记熟,防止联欢时,日本青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回答不准确。记得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他们问北方四岛是哪个国家的,就回答,历史上是中国的。

    我们学校后来并没有参加与日本青年的联欢活动,只是去码头欢迎。日本青年是坐轮船从上海来武汉,我们在粤汉码头等了一整天,到下午5点多钟轮船才到,我们欢迎的人群,一排排站满江堤,整齐挥舞花束,从船上看,像一片花的海洋,比较壮观,日本青年看到很激动,上岸后纷纷跑上来与我们握手拥抱,我们表现很理智,彬彬有礼,今天看来,就是热情而不失稳重,主动而又有节制,这种分寸的把握,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规定和要求的。

    这次28中的欢迎活动组织很完美,大概给上级单位留下好印象,于是在下一次的欢迎活动中,主动将28中学生安排在整个欢迎队伍的最前面。

这次欢迎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莫尼克公主,就在长航19码头,旧长航售票处及休息室的对面。西哈努克夫妇是坐船从重庆经三峡到武汉的,当西哈努克走上码头,我们热烈欢迎时,意外发现陪他的还有周恩来总理,这太意外了,信息一下传到后面,整个队伍就乱了,后面的人拼命朝前涌。

    原安排两个同学给西哈努克夫妇献花,这献花的同学太激动,两个人的花都争献给周总理,周总理笑着推让,指向西哈努克夫妇。可能是现场秩序太乱,天又下着小雨,周总理和西哈努克夫妇没有和欢迎群众见面,就直接坐上汽车离开了。

    晚上回到学校,召集学生开会,说是明天还要到汉口机场欢送西哈努克,再也不能乱挤乱涌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能动,每一个参加欢迎的人都是可以见到周总理的,大家听了非常激动。

    第二天上午,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在武汉剧院召开欢迎大会,西哈努克参加大会后,就直接到汉口机场上飞机去北京,我们在机场欢送,却只看见亲王和公主,以及总是歪着脖子摇着脑袋的宾努亲王,没有看见周总理陪同。后来从报纸上得知,周总理前一晚已离开武汉赶去北京,主持在北京的欢迎仪式。就这样,我们失去一次近距离目睹周总理的机会。

    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及活动如此之频繁,除了上面提到一些,还有许多,如1963年的学习雷锋运动,波澜壮阔,读雷锋日记,唱雷锋的歌,出各种各样的学雷锋墙报,甚至学雷锋那样送肥下乡——整个学校的学生都挑着粪桶到姑嫂树。

    还有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说掏粪最光荣,于是也组织学生去公厕掏粪,用粪车送到四官殿。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有一阵,武汉市各单位成群结队去参观空军雷达学校,那整齐划一,如刀切一般叠的被子,至今还印象深刻。

    还记得有一次去参观户部巷。那时它出名是因为清洁卫生搞得好,省委书记王任重去参观过。改革开放后,户部巷再一次出名,成了武汉著名的小吃一条街。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有些人,有些地方,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政治形势下都能顺应潮流,都会风光一时,仿佛是命中的注定。

闲看儿童捉柳花

TA的每日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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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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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4]偶尔看看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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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7 15:24:01 | 只看该作者
你说的这个舞蹈是不是《快乐的哆嗦》?曲调是553 553 35513……那时很多学校跳的。武汉歌舞剧院也跳。

五、阶级斗争教育下的学校往事

    1、阶级斗争教育在高中时倍加重视
    
    记得2009年,严华仙老师到深圳游玩,我陪她到澳门,在那里见到高中时期的同学鲁少祥,谈到28中的学生生活时,鲁少祥有一番感叹:在学校,最怕的就是填表格,要填家庭成份,要填社会关系,我的兄弟姊妹多,亲戚多,不少是资本家、地主,还有海外关系,都是革命对象,都是阶级敌人,要你一一说清楚,我一个学生,那搞得清楚,搞得我见不得人,每逢填表就低人三等,心情晦暗,自惭形秽,负担不晓得几重。。。。。。

    六十年代,就是一个讲成份、讲出身,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成份不好,出身不正,一些组织就不能加入,许多活动也不能参加,大的方面,如入党入团,招考飞行员、欢迎外宾,参加联欢会;小的方面,如当班干部、当课代表、选拔去青少年宫跳伞、去新华路体校训练、五一、十一参加游行等等,这些都是荣耀的事情,成份不好的学生是没份的,没有可能让你参加。

    成份出身不同,就有不同的处境,无形中把学生划分成不同等级,分成所谓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争取对象。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从年龄看,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进学校第一天,就是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熏陶,都是革命的接班人,但是就是因为父母亲,甚至祖辈的历史,就被冠以有问题的子女的帽子,处处受到排斥、压制和歧视。

    那时对成份不好的学生,最堂而皇之的话就是,“你们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好的事情你们是没份的,你们是另类。

学生年代,年纪轻轻,大家思想单纯,谁不要求进步,谁不想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谁不会有理想的憧憬,结果因为家庭成份,,受到压制,受到打击,受到排挤,套上枷锁,这种痛苦、这种沮丧,对一个少年会有无形的压力,会造成长久的阴影,影响一辈子。鲁少祥同学之所以全家后来很早就移民到澳门,学生年代因成份不好受到压制歧视,可能就是原因之一。

    讲成分,讲出身的背后,就是讲阶级斗争,要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区分敌我,要以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所有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须让阶级斗争的教育深入人心,深入到每一个角落。

    我的感觉,学校里的阶级斗争教育的普遍深入开展,在初中时尚不太明显,到了高中时就突兀升到很重视的高度。

    这中间的原因,若干年后,到文革时,报纸上才有揭晓。原来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就是这个指示,导致阶级斗争教育在全国各个领域的的全面开展。

这个指示即使今天看起来,都特别耐人寻味,甚至有点现实意义,抄录如下,重温一遍。
 
    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总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一旦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番话是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发言。以后社会上的,讲成分、讲出身、讲血统等等过左言论及提法,几乎都源自这番话。也就是这一番话,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阵狂风暴雨,让几亿人的心弦都紧绷了起来,处处风声鹤唳,阶级敌人陡然增多。阶级斗争的风雨催动了国人好斗的本性,好端端的地方硬是常年不得安宁。争斗的结果,是带来更大的灾难,最后导致“文革”的狂飙突然降临。

学校是教育战线的阵地。是思想文化战线的前沿,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阶级斗争教育的主要场所。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处处抓阶级斗争的教育,必然在学校全面系统开展,造成的后果也是明显的。

    一方面混淆了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学生是单纯的,出自对社会主义热爱,对领袖的拥护,特别容易冲动,爱憎分明,简单以阶级,以成份的划分来作为憎恶对象,结果未免作出一些荒唐和损害他人自尊心的事,还以为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革命潮流。

    另一方面,在大抓阶级斗争的氛围下,使一些成分不好的老师和学生,纵然有满腔热血,有革命理想,但人人自危,畏缩拘束,所言所行只能表现更左,更过分,以左为荣,在阶级斗争的大棒下,做出一些违背自己心愿的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关于毛泽东的这番话,如今在学习界理论界,以及网上都有一些讨论,有一些文章提出,这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力量做出了错误的过高的估计,所以才提出了这错误的口号。

    也有文章认为毛泽东提出大抓阶级斗争,完全是出于自身设计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为了让自己重新站在政治的制高点,重新掌握绝对权威的话语权。

    还有一些所谓毛粉,坚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的伟大意义,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创举,尤其在今天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这些讨论的是是非非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重点,不管毛泽东的这番话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意义如何重大,但在当时,由于这个号召的权威性,以及下面层层的推波作澜,影响极其巨大,造成阶级斗争对象的普遍扩大化,混淆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影响了党的建设及国家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作为一个当时的高中生,下面记叙几件这方面我经历的事,虽然不是像某些名人那样惊心曲折,但也侧面反映出那个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年代,人们扭曲的所作所为。

2、一篇作文的遭遇

    1965年,我上高三,开学后语文老师雷又荣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暑假的生活》。内容自由发挥,随便写什么都可以,于是有的学生写做一件好事,有的写军训,有的写回农村老家,而大多人是写“暑假一日”,

    我写的题目是“暑假一瞥”,主要写暑假期间学校在操场上举办的一次晚会,有点类似篝火晚会。我没有按往常的写法,去详细记述晚会的情况,而是用粗线条概括晚会的情景,用大量写景的文字来烘托欢乐,憧憬,向往美好生活的心情。

    因我在暑假时参加人武部组织的民兵打靶(见前一章),在飞机场生活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傍晚,沉浸在打靶场空旷苍凉的景色里,颇有心灵的感动,于是把这些心情夹杂在作文其中。

    记得作文中写了灿烂的晚霞、晚归的鸟儿,暮色中操场上踢球的学生,晚会上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笑颜,由衷欢乐的情绪等等。用粗线条的画面概括出一幅充满美好幸福心情的暑假生活情景,以景抒情,没有大篇的议论和流水帐式的具体记述。文章不长,记得也就写了作文本三页多。

我这篇作文其实是受语文老师雷又荣一句话的启发和影响,雷老师说过:“作文的关键是‘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意思是有些东西人们可以意会,但难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我们的作文就是要能点中大家的心思,激起共鸣,也就是要写出大家心里有感受,而尚没有表达出的文章。

    我在《暑假一瞥》里,就是集中大量的写景,景是大家目睹的,感受也是心中存在的,我想用写景,抒发出大家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心境。

    雷老师说的这句话,含义其实很丰富,它包含对文章的主题的突出、思想的选用、修辞的要求、语言的取舍等等,都可以根据这句话有延伸的理解,

    几十年过去,我一直记得雷老师这句话,随着岁月流逝,知识积累,我甚至体会到不仅写文章时可以遵循这句话,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可以借鉴这句话,我们常说的做人做事要达到“别人需要、自己欢喜”的地步,才是一种最高的境界,这和写作时“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后来我看书多了,才知道这句话其实来自王国维的文章,但是雷老师最初的教诲,使我一直铭记,终身难忘。我们要特别感谢学生时代的老师,他们在我们最单纯最空白的脑子里播下知识的种子,让我们受益终生。

    我与许多人一样,行文特点是高中时开始逐步形成。我从小喜欢看书,一本水浒看了不知多少遍,不知不觉,喜欢用白描的语言来写作文,到后来写文章,导致至今经常被人诟言,说我的文章是大白话。参加工作后,曾有一段时间在区工业局,经常写材料,要反复修改,养成行文简略的风格。大学毕业后到《江汉论坛》杂志当编辑,审阅修改稿件,注意突出文章主题,新意和故事性。

    其实一个人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后来工作实践中取得的,文章的风格,行文的习惯也是以后慢慢定型的,但是中学时期,老师教给我们基础的知识,并指导我们努力的方向,给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他们的有些教导,甚至影响指导我们的一生。

雷又荣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他的教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我的记忆中,雷老师,似乎是个没有突出个性的人,常年都是整整齐齐的中山装,说话永远轻言细语,从不厉言斥责,也不轻易夸奖学生,偶有表扬称赞,必然加上一句,你不要骄傲,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谨言慎行的人,一个老好人,不会去得罪任何人。
    
    文革开始后,高中的任课老师几乎每一个都受到学生的炮轰、揭发、批判。后来发展到老师之间的揭发批判,相互贴大字报,但是雷老师一直没有受到冲击,大字报栏里看不到一张关于他的大字报,一直到批判揭发的尾声,才突然有语文组的年轻老师刷出几张针对雷老师的大字报,内容平平没有引起更大的哄动。似乎说明雷老师的人缘,以及滑溜溜的性格,抓不到把柄。

    正是他的谨慎,他的上课可以用平淡来形容,按部就班,因循守规,平铺直叙,很少有亮点,只有在他讲课的偶尔激动之时,他才会表露出一些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想法,并露出微微的笑容。

文革时期雷又荣老师

扯远了一些,再说回作文这件事。

    《暑假一瞥》的作文写好后,自我感觉还不错,果然,雷老师看了也觉得好。这天语文课后,他把我招到教室外说,你这次的暑假作文,写的有特色,有情感,“用触景生情的手法,突出对美好生活的感悟”。市教育局要编纂一本中学生的作文选,我准备推荐你这篇作文去入选,文章不足的是主题不够鲜明,最后要加上一段话,发些议论,突出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主题。。。。。。。。你的作文本,我是先挑出来看的,还没有批阅,你先拿回去修改一下,再给我看看。。。。。。  

     雷老师的话,我听了高兴万分。一个学生,得到老师称赞,自然飘飘洋洋。

    下午体育活动时间,我去教学楼二楼的语文教练组,找雷老师拿回我的作文本,准备回家修改,雷老师在办公桌上翻了一下,找不到,这才记起来,作文本给了教高二语文的舒先龙老师。

    雷老师是语文教研组组长,事务性工作多一些,舒老师就要帮忙替他批阅我们班一半的作文本,刚好下午舒老师提起这件事,雷老师就顺手把上面一沓本子递给他,我的作文本放在最上面,也被归于舒老师那一沓。

    雷老师没有在意,对我说,等明天舒老师来后,我再给你吧。谁知第二天,第三天过去,雷老师再没有提作文本的事,我也不好去问。

过了一个多星期,批阅好的作文本发下来,我一看,不是雷老师的笔迹,是舒老师写的评语,字体棱角分明,洋洋洒洒写了大半页,劈头就给这篇作文三顶大帽子:小资产阶级情调,修正主义色彩,缺乏鲜明的主题。后面还有许多细细的评语,但没有一句好评,即使说到文字简略优美,也说是在为不健康的思想掩饰云云。

    我看了这评语虽不至于晴天霹雳,但也心里冰凉冰凉,沮丧,难过,情绪低落,还好那时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不知道这些评语政治含义的厉害及后果,不然真会胆战心惊,丧魂落魄。

    严格说,舒老师有的评语也不无道理,那个年代,专有的名词是社会主义、三面红旗、工农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到了文革,则是言必称最高指示),而我的文章中,都是景色描述,全篇都是生活,美好,山水,风光,这些空洞的修辞,没有几句宣传性口号,给人一种只凸显文字优美,抒情太多,革命字眼太少的感觉,拿通行的话说,就是文学性,艺术性词语太多,赤裸裸的革命性话语太少,和一般的作文大相迥异,不合潮流,不合形势的要求。

    但是,舒老师一下子用上这三大罪名,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呢?如果说主题不够鲜明是一个缺点;有资产阶级情调,还挨得上一点边,毕竟写景多一点;这个修正主义色彩的指责,就完全不搭界。修正主义是指共产党内篡改共产主义原则的一股思潮,这篇作文何以戴得下这顶大帽呢?

    尽管帽子大,罪状不轻,但得的分数却不低,打了88分。一般来说作文的得分都不会很高,一般作文80多分、90分就是高分(我曾有过几次95分),舒老师评语不高,分数却高,而且细看,这88分的前一个8字,好像是7字所改,这让我感到蹊跷。

    这篇作文的批阅过程我后来一直没有问过雷老师,今天想起来,可能是当天晚上,舒老师就把作文批阅好了,雷老师不好再向他询问;也可能舒老师和雷老师讨论过我的作文,舒是不是规劝了雷老师一番;还有可能评语是舒老师写的,分数是雷老师打的。。。。。。这中间的曲折如今只能是猜想。

舒老师我并不熟悉,瘦瘦的戴一副深度眼镜,从没有和他讲过话,文化革命开始,他挨整,才知道他曾在57年反右斗争中曾受到冲击,差一点带上右派帽子,

    是不是这番经历由此而心有余悸,以后凡事宁左勿右,在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更要表现过于左一点;也或许就是认为我的作文有不健康的倾向,在漂亮的词藻下掩盖流露出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必须从深处来挖掘出根源。。。。。这些都是可能。

    好在是这件事没有闹大,也就是舒老师评语一番,没有将作文张贴出来供大家批判,也没有去追究我的家庭成分,历史根源等等,因而对我的学习生活也没有其他的影响(如果碰上反右斗争,倒真有可能被整上一番)。

    是不是在档案记上了一笔,也不得而知,应该不会,我们的班主任是张五书,教我们政治课,虽一贯对我不甚感冒,也不曾为此作文找我谈话,看来舒老师的评语只是一场“学术评论”。


文革时期舒先龙老师

对于我当然很失落,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至于推荐上中学生作文选的事情,雷老师也再没有提起,后来听说是推荐高三(一)班的一位同学的作文,不知后来是否入选。

    从这篇作文后,雷老师对我也开始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每次作文之后照例课堂上会有一次讲评,原来我的作文都是班上评讲的首选,以后却很少讲评我的作文,即使提到,也是要补上一句,不要骄傲啰。是不是在有意拉开和改变与我这个成份不好学生的距离,不得而知,也许只是我的多心。

    另外还要提一下,有一天,高二的一个学生通过我班的同学找上我,悄悄的,要借我的作文本,说是想抄录这篇作文,要作为范文参考一下,他怎么会知道我这篇作文的呢?我才知道原来舒老师曾在他教的高二的课堂上,把这篇作文作为范例,评讲了一番,至于是作为批判教材,还是其他,就不得而知。

    我和舒老师只是因这篇作文,隔空接触,从没有联系过。文革开始,他先挨整,被打成反革命、漏网右派,后来平了反,再后来听说他加入民主党派--民盟,有了大的发展,我在前面文章里提到过,他曾担任过二届江汉区政协的副主席,作为区级领导人一直活跃在政坛,我在网上看到,2012年,他还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民盟武汉市的理论研究课题,题目是《三大理论体系对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仍然是满满的正能量。

    衷心祝愿舒老师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待续)

2、两把黄豆成“地主婆”

    仅仅因为两把黄豆,就被戴上偷盗集体财产的帽子,就受罪、挨整、被斗,甚至成为“地主婆”,这件事就发生在28中高中时的我们班,巧的是这事居然接连发生了两起,也算是那个年代的奇葩怪事。故事有点曲折,容我慢慢道来。

    高三上学期,虽然是高中最后一年,临近毕业高考,仍然要去农村劳动,那个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高考没有像现在这样神圣伟大,该进行的各种学工学农活动,还是照常进行。

    跟前几次一样,劳动内容还是去东西湖农场摘棉花。这次去的是一个村子,有几十户人家。队长给我们介绍了村里的基本情况,特别说明有一家是地主,你们学生不要与其接触,不要去他家。这种慎重其事介绍阶级成分、阶级阵营的做法,在我们的农村劳动中还是头一次,不知是学校对当地提出的要求,还是当地的一项安排,这些做法应该是在大抓阶级斗争教育后才出现的。

    所谓地主,其实很年轻,30来岁40岁,现在想起来,应该不是正儿八经的地主,只是地主成份,是地主的儿子,也可能是地主的近亲,上辈子作的孽,让下一辈承担。说是地主,也和社员大家一起劳动,和平常人没两样,只是劳动时,其他社员嘻嘻哈哈,他总是沉默寡言,独自一个人。

    他的媳妇,年龄也不大,虽穿打补丁的衣服,但是式样很合身,动作干净利落,全身透出一股精明劲。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06-19
这次的劳动,大约因为我们是高三的学生,安排的劳动强度,比往常要大。除了摘棉花,还有收割黄豆,将黄豆杆从田里拖回来,堆在打谷场上,先暴晒,然后用连枷敲打。后来说是第二天要下雨,用连枷敲打脱粒来不及,晚上就开夜班“打”黄豆——用脱谷机来脱黄豆粒。

    在打谷场上拉一个大灯泡,贼亮贼亮,脱谷机轰鸣,把黄豆杆伸进脱谷机的滚筒,前后这么一摆,黄豆就哗啦啦从脱谷机中滚出来。站在脱谷机前的都是身强力壮的社员,他们要戴防护眼镜,防止飞溅的黄豆打伤眼睛,旁边再站一排人,传送黄豆杆,他们一刻不能停歇,这个过程不断地进行,十分紧张辛苦,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换班,即使这样,到了半夜,身强力壮的社员也坚持不了,让我们几个身体好的学生顶上去。

    其他的人的工作则是将黄豆聚在一堆,有的装袋,有的揹箩筐,有的推车。经过一夜紧张劳动,总算在天亮前将所有的黄豆杆脱粒完,脱下的黄豆大部分送进仓库,剩下的堆成一堆,用蒲席盖得严严实实。

    用脱谷机脱黄豆,比挥打连枷脱粒,要快的多,但是浪费也大,脱粒时,黄豆飞溅,无法控制,溅得到处都是,由于时间紧,人多手杂,加之只有打谷场中央一盏灯,场边都是摸黑干活,造成洒落的黄豆非常多,打谷场上边边角角散落不少,周边的草地、树林、路旁,也都散落了一些,有的地方洒落的黄豆甚至不是零零星星,而是密密麻麻。

第二天清早,经过一夜加班的村子特别安静,晨雾霭霭,炊烟袅袅,只有几个早起的老人和妇女在村子里走动。

    晚上加班的学生还在睡觉,没有参加加班的学生,已经起床,从吃早饭的地方走回住地,路过打谷场,在晨雾中,隐约看见有一个妇女正在打谷场旁边的草地,弯腰捡拾洒落的黄豆。已是霜降的季节,早晨的露水,将她的头发和裤脚打得透湿。。。。。。。有眼尖的同学发现,这不是那个地主的媳妇---“地主婆”吗?她在干什么?“地主婆”看见学生站在那里对她指指点点,叽叽咕咕,赶快低着头离开了。

    看见地主媳妇匆忙离开,高度警惕的学生更是觉得可疑,于是回到住地向老师汇报,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的汇报中,这件事被说成是地主媳妇在偷盗集体财产----黄豆,被学生发现,就逃跑了。

    几个带队的老师不敢怠慢,赶快去找村里的干部,村里干部到了地主的家里,找到“偷盗”的罪证——捡拾的两把黄豆。

    今天回想起这件事,稍稍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地主媳妇很可能只是在路过打谷场边时,觉得散落在路边、草地里的黄豆浪费可惜,出于勤俭持家的一种习惯,随手捡拾起来。但由于她的成分,她的出身,她是一个被监督对象,这种爱惜粮食、克勤克俭的举动却成为偷盗集体财产的一种嫌疑。

几年之后我们下放农村,插队落户,与农民接触中,发现有很多情况,与书本上或者传统观念大不相同。过去宣传,农村中革命的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他们是革命和生产的中坚。但我们在生活中发现,那些贫穷的农民,有很多并不是农耕上的能手,并不是生产上的先锋,他们对农业生产的勤奋和精细,对农作物的爱护,远远抵不上某些中农、富裕中农,甚至地主。

    我太太也下放过农村,她常感叹,她队里的贫协组长,家里又脏又破,自留地里一塌糊涂,而到几家成分是中农的家里去,看见收拾的井井有条,自留地各种蔬菜,长得叫人喜爱,有一家种的一个冬瓜,重量有几十斤重,周围村的人都来观看。

    所以,有时勤劳致富,勤俭持家的这些优良品德,并不是由贫下中农独享,许多地主和中农更具备爱护庄稼爱惜粮食的品性。。

    今天看来,地主的媳妇,捡拾几把黄豆只是出于勤俭持家爱惜粮食的本能而已,这种行动放在成分好的贫下中农身上,就是爱党爱国,爱社如家的革命行为,放在成分不好的“阶级敌人”身上,则成为反攻倒算,贼心不死的偷盗行为,再经过我们这些经过阶级斗争教育,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的的学生这么一鼓弄,一件鸡毛小事,被渲染成阶级斗争的大事件。

    当警惕的学生们向老师汇报,老师找队长去通报,队长又向农场厂部请示汇报,于是一个完整的阶级斗争事件便形成了——最后的结果,是队里召开批斗大会,全村的人及我们学生都参加批斗会,地主和“地主婆”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旁边桌上摆放一个碗,里面是他们偷盗集体财产的罪证——两把黄豆。

    今天,几十年之后,我写下这件事,分析中间的曲折,检讨当时的错误,有感叹,有忏悔。但在当时可不是这样,这个事件曾使我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庆幸经受了一次多么难得的、深刻的、生动的、现实的阶级斗争考验啊。。。。。。

   “地主婆偷黄豆”事件有了一个了结,但又发生了另一起“偷黄豆”事件,这次的主角是学生。

    一个星期的农村劳动结束,我们启程回家,当时是先从东西湖农场步行,走到古田一路,然后搭1路公共汽车回各自的家。

    临出发前,班主任张五书突然说,大家检查一下,有没有拿不该拿的东西呀!——会有什么可拿呢?锄头?稻草?谁也没有在意她的话。

    在回去的路上,半路休息时,张五书再一次发话,这次说的更明确:如果谁拿了生产队的东西,赶快拿出来。仍然没有人在意她话里的含义,大家归心似箭,心早已飞回家中。

    到了古田一路1路公汽的起点站,同学都散开歇息候车,我站在队伍的末尾,突然队伍一阵骚动,我看见一些同学纷纷跑到前边去看热闹,不一会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张五书在曹××同学的荷包里翻出了一些黄豆…… 曹××偷了生产队的黄豆…… 这个同学大概觉得这是一件大事,说话的声音都有些慌乱。

    我一直很奇怪这个曹姓同学的荷包为什么会有黄豆,也许是在“打”黄豆时无意中遗落在荷包里;也许当时是想拿点黄豆好玩;也许就是抓两把黄豆带回家,算是到农村劳动的收获。

    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想到这是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更不会把拿这两把黄豆与偷盗联系起来。但结果却是在张五书的厉声呵斥中,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被迫从荷包里翻出黄豆,其狼狈、窘迫、羞愧之情景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张五书的作法,给他定了性——“偷盗集体财产”。

今天检讨这件事,张五书老师的做法还是欠妥,她完全可以悄悄的,暗地里找曹姓同学谈谈,把这两把黄豆掏出来。如果她真的认为曹同学是一种偷盗行为,也可以在小范围,在一个角落里批评他,毕竟还是一个学生嘛,有必要搞这种大庭广众下的批评,把一件小事弄成传遍全校的糗事。

    张老师完全是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先暗示,再警告,最后是雷霆般的批评。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工作方式,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评判张五书老师的所为,那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年代,谁不会表现过“左”一点呢。

    张老师当时还当机立断作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由一个班干部陪同曹同学回到村里去,将“偷盗”的集体财产——黄豆交还队里。

    我不清楚他们送回去的情况,那个队长,看见两个学生辛辛苦苦又跑回来,交还这两把黄豆,会是一种惊愕、感动,还是一笑了之。

    曹同学“偷”黄豆的事后来是如何处理的,我忘记了,可能是写检讨,也可能是受处分,但是对他心理上的打击肯定很大。我总在想象,那天回到家后曹同学的沉闷心情,肯定是一个辗转难眠之夜。

事情并没有完结。

    这次劳动回来后,我们班排演了一个相声剧——《下乡学农记》,表演形式比较新奇,将相声、歌舞、小品结合起来。在两名相声演员(王汉平、张万煌两同学)绘声绘色讲述农村劳动后,不断穿插表演一些歌曲舞蹈,都是农村劳动的情景,摘棉花呀,打黄豆呀等等,完整展现我们农村劳动,接受教育的过程。

    这其中还有一段“地主婆偷黄豆”的小品,当然是艺术再现地主媳妇“偷”黄豆,被我们学生发现的情景。

    当初排演时,谁来演这个“地主婆”成了一个问题呢,从本色看,应该是由一名女同学出演,但是我们班仅只有10名女生,且不是都有文艺才华,这又是一个猥琐的角色,没有人愿意来扮演。

    讨论的结果是让曹同学来扮演“地主婆”,这本是不合情理的事,是男扮女装的反串。但演出效果却出奇的好,尽管他的表演不是那么出色,但是大家的一致感觉,演的非常逼真。

    让一个“偷”黄豆的人演偷黄豆的“地主婆”,看他的表演自然会想到他的“偷黄豆”一事,这其实是对曹同学的再一次惩罚,是对其人格尊严的再一次打击。

    至于曹同学为什么会答应扮演“地主婆”,据说是张五书老师给他谈了话,让他“将功赎罪”,无疑是一种高压下的无奈。

    这个节目反响很好,很配合当时阶级斗争教育形势的需要,先参加了江汉区的文艺汇演,得了奖,又到市里去演出 ……

    一个是“地主婆”“偷”黄豆;一个是学生“偷”黄豆,还要去扮演那个“地主婆”,本来是两把黄豆的鸡毛小事,无中生有的“偷盗”行为,却演绎出阶级斗争教育的大成果。

    对于我们,因为这件事的荒唐,留下了种种回忆和感怀。但在“两个地主婆”的心中,恐怕是难以磨灭的屈辱,在他们心灵深处,永远会有深深的阴影,这就是“阶级斗争”留下的烙印。

闲看儿童捉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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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1 18:29:30 | 只看该作者
曹同学恐怕从来也不会参加你们的同学聚会吧?
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所遭受的屈辱太大!
不知那位张老师对此伤害学生行为后来是否会有一点点愧疚?
踩着学生的肩膀往上爬,在当年,这样的老师很有一些。实在愧为人师。

4、夭折的“科学家与科学史展览”

    在讲述夭折的“科学家与科学史展览”前,先谈一个夭折的办墙报事情。

    28中的高中班,一直保持每个年级两个班,一班和二班,教学大楼每层有六间大教室,第三层楼就是高中三个年级的六个班。

    我们这一届也是两个班,班主任都姓张,一男一女,一班的班主任是张明亚,教物理,二班班主任是张五书,教政治。张五书的丈夫是武汉军区后勤部的一个军官,军衔是大校,那个时候,是很高的军衔,张五书虽然资历不甚高,但夫贵妻荣,能够担任高中的班主任,说明学校还是很看重她。

    张五书的形象一般,不像老师,倒有点象居委会大妈,一个女人家,家务事多一些,虽然工作上也认真勤奋,到底能力差一些,成绩也就平平。

    一班的班主任张明亚就不同了,高高的个子,一副正襟危坐模样,他是华师毕业,正规的大学生,岳父也是华师的教授,他当班主任经验丰富,点子多,又能紧跟政治形势,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有创新精神,与时俱进,因而一班开展的各项活动比二班要活跃的多。

高三(2)班班主任张五书老师

2009年,严华仙老师到深圳旅游那一次,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她说到我们那一届的情况时,记忆特别深刻,但口口声声就是一班长一班短,一班成绩好的同学是谁是谁,看来她对一班的熟悉程度要比二班强,从她口里我才知道,我们这一届,曾被学校寄予希望,是作为冲击全市高考成绩排名的重点来安排的,而其中一班又是重点的重点,严老师认为一班的尖子生要多一些,再加上张明亚能力比张五书强,经常搞一些花样和活动,名声在外,替学校增添不少光彩。所以,一班成了28中的明星班。

    我记得的确是这样,在张明亚老师的倡导下,一班成立了许多学生的社团组织,有朝阳社、旭光社,有搞文学的,有搞文艺的,有喜欢历史的,各科的老师还来辅导,活动搞得很热火。文学社还出社刊,把写的文章编辑成集子,那时没有条件去印刷,也就是刻钢板,油印成册,就是这样也没物质条件,后来也就是出出墙报。

    记得一班的文学社还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全部用歇后语组成的文章,描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丑态,它们的狼子野心,最后可耻的下场等等。一班的文学社拿去后,还正儿八经的审稿,最后有主编的评语,批了几个大字:形式新颖,可以刊出。于是给我几张纸,要我誊写一遍,贴在他们的墙报上。

    写到这里,回想张明亚搞的各种活动,都是非常认真,像模像样,不是走走过场,完全按正式的程序来办,不管是办墙报,还是以后的办展览,搞历史歌曲联唱,都是尽量做到原汁原味,不因条件不够,而敷衍马虎,这一点二班的张五书老师,就做不到。张明亚的做法,用武汉的一句土话形容,叫“‘泡子’(读第二声)要运足”,还有一句四川话形容,就是“赚钱不赚钱,摊子要扯圆”。用文学语言形容:这是在追求认真,追求完美。

[font=Tahoma, &quot]完美主义者往往就比较执着,比较固执,脾气比较急躁。张明亚老师可能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他是一班的班主任,与我们班接触不多,但是有一次他们班搞历史歌曲联唱,就在他们教室,我们在下面观看,他们班学生表演时,一个女生,因唱词不熟,打了一个哽,不好意思伸伸舌头,他在下面突然发飙,勃然大怒,破口大骂,搞得我们吓了一跳,这个学生在台上涨红了脸,下不了台,其他人则都漠然听着,似乎已习惯张老师这样的脾气。[font=Tahoma, &quot]    我们看了暗暗庆幸,我们的班主任张五书,虽然能力差一点,点子少一点,对学生也会刻薄一些,但至少脾气还不至于这么大。[font=Tahoma, &quot]    张明亚后来与一班的团支部关系搞得很僵,临毕业前,学校决定改由教导处的彭淑璋当一班的班主任,中间缘由甚多,他的固执脾性可能也是原因之一。[font=Tahoma, &quot]    再谈回办墙报的事,我看见一班的文学社搞的像模像样,也神往之,于是找同班的张大化同学商量,我们也成立一个文学社团,一班叫旭光社,我们就叫旭日社。成立文学社虽不需要注册登记,总要搞点名堂,我们也办个墙报吧。[font=Tahoma, &quot]    张大化和我比较要好,有共同的爱好,喜欢看书,课外写点小文章,张还爱写诗,最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尤其喜欢外语,喜欢看外国文学作品,那时的外国文学主要是苏联小说,那一阵我们正好看了二本书,都是讲述苏联大学生生活,一本叫《大学生》,一本讲苏联军事院校的生活叫《红肩章》。 [font=Tahoma, &quot]

1799978xGSPK0_b_副本_副本.jpg (17.48 KB, 下载次数: 0)下载附件2015-9-3 18:46 上传[font=Tahoma, &quot][font=Tahoma, &quot]1953年出版的苏联小说《大学生》 1962年出版的苏联小说《红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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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06-19
我们也学一班的文学社一样,出墙报,墙报的名字就叫《旭日》,刊头是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

    所有文章都是我们两人写的,有诗歌,有杂文,有散文,有发刊词,我们还别出心裁,写了两篇相互争论的文章,我批判《大学生》这本小说宣扬苏联修正主义,是宣传和平过渡,掩盖阶级斗争的作品,张大化则反驳,具体写的什么,我也忘记了。两篇文章的语言都有些矫揉造作,故作玄虚,扣的帽子特别大,内容缺乏深意,这么大的题目,也不是我们能说清的。

    其实,我们都喜欢这本书,看了很多遍,但要写批判文章,没有合适对象,就拿这本书开刀,找一些歪理由,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

    创刊词是我写的,我还抄录了一首诗登载上面。题目是:旅行者的歌。我在一个旧笔记本上留下这首诗,现抄录如下,以作纪念。

            如果我们出门旅行,
                  和一个相知的朋友,

            旅行在河川山林,
                  和一个亲切的朋友;

            旅行得无忧无虑,
                  和一个热情的朋友,

            倾谈的自由自在,
                  和一个豁达的朋友;

            眺望山外的山外的山外山,
                  和一个深思凝视的朋友,

            观看飞瀑下的飞瀑下的飞瀑飞,
                  和一个爱诗爱词的朋友;

            啊!现在正是如此之快乐,
                  和一个有才华的朋友同行,

            啊!在美丽的生活中行吟,
                  和一个朋友,智慧的朋友。。。。。。。

我们两人在家里闷头闷脑忙了几天,总算把墙报粘贴好,带到学校,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结果并没有产生什么轰动,一开始有几个同学走过来,看一看,后来也就没人理。武汉话,闹得水响,没有冒出几个泡。本来墙报这玩意,就是造造声势,诗歌、插图,还可以看个热闹,谁还站在那里,看那长篇文章,脖子都仰酸了。

    同学不大理会,班主任张五书却来理会,怎么能没经过她的同意就悄不声儿办起墙报呢?而且还搞一个文学社,如果都这样干,班上不全乱了吗?她没有直接找我们,要班主席田淞生来问我们。

    田淞生,脑袋很大,外号叫田大头,他五短身材,身体强壮,精力旺盛,能说会道,虽然成份不是很高,但颇有组织能力,高中三年,一直是班主席(多少年后他担任中南轧钢厂的副厂长,可见他有天生的领导才能),他知道我是这件事后面摇鹅毛扇的,就直接来问我,我前因后果讲了一番,说文学社是学一班的,一班的学生社团搞的怎么怎么好。

    田淞生把他的大脑袋摇了一摇,说,你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文学社团不能只你们两人搞,要搞也要多一些人嘛,你们这样弄,张五书是不同意的。。。。。。

    我听了,一气之下,把墙报揭下来带回家——我们班的第一个学生社团,就这样刚冒出萌芽就被掐死了。

这是第一个夭折事情,发生在二班;再谈另一个夭折,发生在一班,事情比第一个复杂得多。

    前面说了,张明亚老师,点子多,工作主动性强,总是想搞出点名堂。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报纸上登载了毛主席接见科学家钱学森和农民代表陈永贵的巨幅照片,也是在这一年,10月10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促使张老师萌生办一个“科学家展览”的念头。

    张老师想通过办展览,既让学生了解古今中外科学家的事迹,也让学生树立向科学进军,当一名科学家的远大志向。张老师本身是学物理的,出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热爱,对科学家的向往和崇拜,办一个有关科学家的展览,可能也一直是他的心愿之一。但是这个想法,在当时可谓大胆和创见,以一个班级之力承办一个展览,真正做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那个年代这方面的资料着实不多。张老师引导和组织学生到学校图书室去收集古今中外的科学家的生平,照片,校图书室里存有一些废旧过时的画报,主要是《人民画报》,学生就一本本翻,一页页找,凡是有科学家这方面资料就剪下来,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家的很少,也就是爱因斯坦、居里夫人,俄罗斯及苏联时期的科学家较多,主要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如罗蒙诺索夫、门捷耶夫、齐奥尔科夫斯基、巴甫洛夫、波波夫、朗道、米丘林等等,中国的科学家主要是华罗庚、钱学森,古代的有李时珍、黄道婆等。

    将这些资料收集、整理、剪辑,粘贴,这在今天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复印机、扫描机、打印机,甚至照相,但是那时什么都没有,尤其是科学家的画像,主要靠画报和报纸上登载的照片,一一裁剪下来。班上有一个学生的亲戚在丝印厂工作,从厂里拿回一些五颜六色的绒布纸,剪成十六开大小,长方形,每一张贴一个科学家画像。徐滔同学写得一手好美术字,由他将科学家的简历及成果抄在白纸上。

    本来展览的主题是科学家,但是资料不够,画像太少,就多加一些文字及一些科学史的内容,展览的名字就改为“科学家和科学史展览”。


应该说张明亚老师通过办这个展览,的确启发锻炼了学生的创造力和组织能力,普及了科学知识,增强对科学家的事迹、生平了解和兴趣,全班也形成一个良好的学科学的氛围。多少年后,一班的同学,回忆起这个展览,还津津乐道,对那些科学家还如数家珍,清晰记得那些名字。

    年轻人就是要靠引导,要有理想、奋斗目标,这个展览就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耽误,一班的学生,不仅像现在这样,出了这么多官员,应该还会出更多的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学者,甚至科学家和院士,以不负张明亚老师当年的孜孜教诲。

    “科学家和科学史“展览开办后,名声大响,先是校内参观,高中各个班来参观,后来初中的班级也来参观,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一班的教室里,就把课桌摆开形成一个展览室,张明亚还安排了几个学生当讲解员,用普通话进行讲解,使展览的形象更上一个档次。

    这个展览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又有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参观,“科学家和科学史展览”成了28中一张亮丽的名片。

可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声传开,麻烦也就来了,团市委还是教育局,也派人来参观指导,学校本以为惊动了上级领导,可以有一份表扬和成绩,谁知,来指导的人阶级觉悟异常的高,从展览的题目到内容发现了大问题。

    他们感觉这个展览,不讲阶级斗争,只讲个人奋斗,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引导学生埋头读书不讲革命,不问方向,是一种错误的思潮,与正在开展的学生阶级斗争教育格格不入。上面的人回去后,大概写了一个报告,或者一个内参,对这个展览进行批评,消息传到学校,展览就无声无息的取消了,庆幸的是没有处分什么人。

    张明亚老师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那个时候阶级斗争教育刚刚展开,还没有到后来见风就是雨,以及不分青红皂白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和程度。学校还送他到市里去学习,让他学习文件,认清当前的形势。

    张老师是一个极顶聪明的人,学习几天后,马上明白当前的形势是大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教育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于是急急的打电话来布置班上的工作,表示要重视那些成分好,而不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记得他说,我们培养的学生重点是工农子弟,革干子弟,只有他们才能去上大学。

    张老师紧跟形势,到1965年,我们刚进高三,他又搞了一个革命历史歌曲联唱的节目,组织班上学生排演一些抗日战争时期歌曲和活报剧,如松花江上、兄妹开荒,放下你的鞭子等等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196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当时全国掀起大唱革命历史歌曲的高潮,一些抗战时的老歌,都被翻出来广泛歌唱,校园里一片红歌声。今年是抗战胜利70年,如今我们除了唱红歌,还要举行规模巨大的阅兵仪式。时光蹉跎,转眼半个世纪,当年的英俊少年,已是垂垂老翁,不由不感叹唏嘘。

    张明亚还是和搞其他活动一样,讲究完美圆满,每个节目的服装都还原旧时的模样,唱“松花江上”,演员就是一身破衣褴褛,演“兄妹开荒”,就扎起白头巾,穿起对襟衫。这台节目原汁原味,尽管没有“科学家和科学史展览”那样轰动,但也影响甚广,记得我们都去他们教室观看过。

应该说张明亚老师还是一个想干点事的老师,干的事情多,就容易出些问题,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多,跟上形势不容易。“科学家与科学史展览”给张老师带来一段时间荣耀,后来却成为他的一个梦魇,在他与一班的学生因团支部改选问题产生矛盾时,几个团支部委员就把他告到团市委,罪状就是他举办的这个展览鼓吹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为此团市委派人下来调查,张明亚后来就不明不白离开班主任岗位。至于文革开始,这个展览更是成为宣扬白专道路,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张老师为此大受批斗和迫害。。。。。。。

    一次夭折的展览,折射出阶级斗争教育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学校生活,使老师和学生堕入“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思想观念,这种斗争哲学不断泛滥,一直到文革达到巅峰,给社会,给民族,带来巨大灾害,也使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残留遗毒。

    文革后,张明亚老师调到其他学校,据说后来当了校长,这就应了一句老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续完)


    说明:因作者要出国旅游一段时间,这篇文章就暂时写到这里。这一部分的第五节:补考风波,以及第六部分:《文革时期的28中》,10月份后如果有兴趣和精力再继续写。谢谢关注和鼓励。

花楼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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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7 11:31:28 | 只看该作者
我虽然不是28中的学生,但与28中师生有一些联系。我是友谊路中学的初中66届,我校在1964年调来一位俄语教师,叫陆多良。他的妻子,苏联籍,就安排在28中,汉语取姓为高老师。下方蕲春县,隔河为界,河这边是友谊路中学的,河那边是28中的,后来我招工到宜昌葛洲坝,同队还有28中的代楚怡(高中66届的)。同事司峰的妈妈也是28中的数学老师,叫喜越。不知你有否印象。 我回武汉后,来到商校,校长余良友也是28中的高中66届,同学有王得昌。
在商校,数学老师不够,还特请过严华仙、柯昌华、殷厚为任教,殷厚为的老伴是28中的喻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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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7 20:03:05 | 只看该作者
花楼百子 发表于 2015-9-7 11:31
我虽然不是28中的学生,但与28中师生有一些联系。我是友谊路中学的初中66届,我校在1964年调来一位俄语教师 ...


谢谢你的关注,你短短的回复里,都是熟悉的名字。
代楚怡是我同班同学,小学、初中到高中,他的家住在江汉一路,华中里的对面,后门在联保里。毕业后就我没有与他见过面,他下放蕲春,招工到三三0,听同学说,他退休后回汉一趟,与大家见过面,我因在外地,失去见面机会,后来又听说得病去世,不知信息确否。很想念他。
余良友不是66届高中,是67届,28中高二(2)班,他腿得过病,文革初期,比较活跃,王德昌是他一个班的,他们班还有一个文艺分子彭玲修,比较出名。
殷厚为老师在我们初二时还教过数学,不知近况如何,祝他身体健康。
严华仙、喜樾、柯昌华等老师在我文章中都有提到。谢谢你的提及。
时光不能倒流,学校值得回味,有梦不觉青春寒,你我曾一起下放蕲春,也算是知青战友。向你致敬,并颂暑安



一帮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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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8 12:36:29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一帮近邻 于 2015-9-8 17:46 编辑




67届,28中高二(2)班有位吴立智 瘦瘦长长的 会拉手风琴 住江汉二路 抽到新下陆 退休后随小孩去了深圳 前天去贯忠里碰到他弟弟说上月因病去世了
王德昌太有才了 我到他家去过 当时他用示波器显像管DIY了一台电子管电视机 当时电子材料奇缺全靠自制 人材呀



花楼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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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4 16:41:2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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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招工时,蕲河两岸的武汉下放知青,也就是28中与友谊路中学的,被招到宜昌三三0的特别多。代楚怡与我一个分队,个子不高,那个时候头发就白了,外号叫“花脑壳”,此人有才,经常在我们中间谈吐不凡。后来调到学校教书。他的老婆陈汉珍好像也是28中的。我是1981年离开宜昌的,听说去世了,好可惜!   还有一位叫李星平的,也是28中高中的,不知那一届,后来调到中学教书,曾任学校支部书记。
    王得昌下放在新生活公社,他那个时候蛮像追我知青点的一位女生,曾到我点来过,我与那位女生也去他的知青点,回汉后他还邀请我去过他家,他家就在小董家巷,他父亲曾开过“茂昌”海味店。
    严华仙退休后,被我所在的学校聘为数学老师,她对学生非常好,有一次我与她为了学生的事,还跑到江汉公安分局去反映事情。
    殷厚为老师于2003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63岁。还有一位广东籍的数学老师姓黄,也在我校教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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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16 23:14:42 | 只看该作者
花楼百子 发表于 2015-9-14 16:41
回复:
    1971年招工时,蕲河两岸的武汉下放知青,也就是28中与友谊路中学的,被招到宜昌三三0的特别多 ...


谢谢关注,李星平是66届高三(1)班的。广东籍的老师中有一位是教物理的罗章群,后来调回广东,听说不在了。代楚怡上次回汉,还邀请同学去宜昌旅游聚聚,,谁知竟没有等到这一天,可惜。28中与友谊路中学的学生因一起下放蕲春,来往较多,招工又在一起,有许多共同话题。



5、补考风波


    28中也有一个“张铁生”


    文革时期,辽宁曾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他在高考时,数学物理只考了几分,无奈之下,在试卷上大发一顿牢骚,结果反被捧为“反潮流英雄”,“反潮流”也成了当年一时的时髦。


    所谓“反潮流”,依我看,抛去那些高大上的“路线斗争”含义,,说白了就是“不服管”,不循规蹈矩,敢于挑战现行的规章制度,勇于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的行为。


    从这一点看,文革前,我们28中,我们班,也曾出现过一个有类似张铁生举动的“反潮流”学生,也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敢于挑战教学方面的规章制度,并取得完全胜利。


    他的行为模式与过程与张铁生颇为相似——都是在数学物理考试几近零分后,也是写信倾诉抱怨,发泄不满。只是两人“反潮流”的标的有所不同,张铁生反的是“高考”,而他反的则是“补考”。



先谈谈补考的事


    我们中学时代,有升留级制度,学期期末考试如果有二门主课不及格,或者一门主课二门副科不及格,就要留级。主课是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五门,其他学科是副科。


    副科考试很好过,很少有不及格的,比如体育。


    我的体育一直不好,不爱运动,每回体育测试总是过不了关。一是跳箱:单脚起跳,双腿跨越,别的同学跳起来,一伸手就过去了,我鼓足勇气,跑到跳箱前,就是不敢起跳;二是单杠:屈身上杠,单腿翻腾一周半,我翻了半周就掉下来。记得初中时有一个同学姓范,他的跳箱,在起跳后,还能在空中有一个停顿动作,然后才伸手过箱,动作潇洒,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轻空油子”,我也有一个外号,叫“病夫子”,含意不言而喻。


    测试不及格,老师就给我开小灶,每天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给我单独指导,但我就是不长进,教了几天,还是像一个死猪吊在单杠上,体育老师不耐烦了,摇摇头,在成绩本上画了个60分,还是让我及格过关。


    主课不比副科,就很严格,说不及格就不及格。但是也有其他办法来通融。


    一个学科的总分成绩由三部分组成:期末考试成绩、期中考试成绩、平时成绩。期末期中考试成绩是死的,不便改动,可以调整的是平时成绩,如果老师对你印象好,愿意帮忙,就会把平时的分数提高一些,这样一平均,就把总分拉高了。


    一般来说,老师很少愿意让学生不及格,虽然那时没有给学校、给老师下达指标、比例额之类,但教的学生考试不及格,或者留级,毕竟老师脸上也不光彩,因此在平时成绩上做做文章,是经常的事。  


    我记得初中时,班上一个男同学,长得很man,很得物理老师黄昌环的喜欢。一次黄老师就在教室里改卷子,同学围在一旁观看,改到该同学的卷子,一计总分才50多分,看到他沮丧的神色,黄老师笑了笑,又翻到卷子前面,把几个小题的分数改改,总分就变成62分。同学看了都起哄,说这位同学是黄老师的干弟弟——这当然是学生伢的瞎说,只有干爹、干妈、干女儿,哪有干弟弟的说法呢。


    也有的主课老师很严格,对学生要求严,不愿意通融或者马虎,对自己教的这门课不认真学习,敷衍应付的学生,更是深恶痛绝。不管是否关系到留级不留级,手下就是不留情。


    留级是件不光彩的事,同一个班的同学,下个学期,都升到高一个年级,年轻人,脸面何在,而到一个新的班级,问起来,留级生,情何以堪。


    主课二门不及格,就要留级,但还有一次挽救的机会,就是补考,让你再考一次。一般补考的题目要容易一些,老师打分也会松一些,除非基础太差,往往都会过关,所以,真正留级的学生还是少而又少。



更改补考时间起风波


    补考一般安排在下一个学期的开始之际,经过一个暑假的复习,考试水平或多或少应该有所提高吧。


    但在我们高二学期时,这补考的时间安排有了更改,改在考完期末考试之后,也就是说,期末考试考完后,不及格的统统立即进行补考,补考仍然不及格,达到留级标准的就实行留级。


    为什么作这个补考时间的改动呢?原因不明。这种改动,某些方面讲对学生有利,刚刚经过期末考试,虽然没有考好,但是有前面复习的基础,有经验教训,记忆犹新,再考一次,考好的机会就会很大。原来的补考时间,放在下一个学期前考,要经过漫长的暑假,玩也不是,休息也不是,复习也不是,时间虽长,人容易疲沓,反而效果不好。


    另一方面,更重要原因,恐怕还是便于学校工作安排,学校总是希望这个学年的事,这个学年毕,学生留级或升级早早就有确定,开学事情多,不因要安排补考,老师需要提前上班,出题阅卷等额外的工作,打乱学校整个工作程序。


    要说这补考时间的改动,也算是一个创举,打破了一贯的传统做法,大胆创新,大胆革命。


    这种补考制度的改变是28中本校自己所为,还是市、区教育局的统一规定,不甚清楚,想必还是上面的规定,一个学校断断不敢这样擅自违反传统做法,自行一套,如果不是全市全区中学的普遍行动,28中也至少是众多试点单位之一。


    本来补考时间安排的更改,是一项教学制度的修订,在学校众多教学活动中只是一件小小的事项,但是结果却酿成一场风波,在仅仅实行一次之后,就被我们班的一个学生推翻了,也算是一次“反潮流”行动吧。

28中的这位“反潮流”学生,与张铁生一样,也是姓张


    张同学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才思敏捷,能言会道,伶牙俐齿,语言能力很强,外语成绩特别好,这方面他有着特别的才华,多少年后,他以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专生身份去考美国史研究生,外语成绩竟然考了96分,而且还能指出考卷上的几处出题错误。


    他其实绝顶聪明,要是愿意用功,每门功课都会成绩好,但是 他却特别偏科,喜欢文科,不喜欢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特别差。


    其实这种有着某方面的特殊才华,但数理方面特别差的情况,在许多名人身上都曾有过。


    比如,那位中华伟人,就曾自己坦诚,在上中学时,文、史两科成绩极佳;但数学、物理、英语、静物写生等课程,都得过零分或接近零分,所以,最后只念了个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还有大名鼎鼎的胡适,据他自己回忆,报考清华时因是临时抱佛脚,数学、西洋史、动物学、物理学等各科成绩都很不理想。


    著名作家、学者朱自清,他1916年报考北京大学预科,数学只有零分,但作文写得非常漂亮,文字优美,情感细腻,得了满分,所以被成功录取。


    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他1929年报考清华大学,其考试成绩国文、英文俱佳,据说英文是满分、国文接近满分,但数学只有15分。按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录取的,但主考老师向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汇报,罗校长因为爱才,便破格录取了他。


    这种情况的名人名单有一长串:闻一多、罗家伦、臧克家、吴晗、季羡林、金庸,甚至琼瑶、邓丽君、李安等等,他们都是偏科偏才,但有伯乐赏识,终究成就一番事业。


    张同学,可惜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这个年代要求学生是“全面发展”,本来全面发展的含义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延伸到下面学校里来,却成了要“全科发展”,不然,就要留级。


    除了偏科的特点以外,张同学的性格也是奇特,虽没到“反潮流”地步,至少也是不合当时的潮流。


    首先是不修边幅,张同学爱写诗,以马雅可夫斯基为偶像,学马诗人一样,留长长的头发,长发及肩,这本已出格,又穿着“考板”裤,窄窄的裤脚,衣服紧紧的“巴”在颀长的身上,与一般学生的穿着大相迥异,可谓奇装异服。他的长发,成了28中一景,许多低年级学生因此而认识他,结果被班主任张五书批评好多次,不得不剪掉,却又留极短的发型,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极端,搞得张五书没办法。


    其次是言语酸刻,行为怪异。张同学爱与人争执,以挑刺找麻烦为乐趣,说话不考虑别人感受,让人尴尬无法应接,他则无比得意。


    写到这里想到一件事,严华仙老师那次到深圳,张同学也是陪同游玩者之一,一天在谈笑风生之余,严老师规劝他,××呀,你还是认真找一个老婆,好好过日子。。。。。。这位张同学,大概觉得这话不合他口味,不待严老师说完,劈口就对严老师说,你怎么自己不去找一个老头哇(严老师77岁,老伴已过世),一车的同学,听见他这么不礼貌的话,都尴尬不好搭腔,车内一片寂静,好在严老师听了没在意,自己岔开话题,大约也是习惯了自己这位弟子这样高一句低一句“岔巴子”的脾性。


    其实张同学这些“毛病”不算什么,凡是名人,都会有一些怪异的行为和言语,张某人,一方面可能就是这样的脾性,与生俱来,也可能是着意追求这些怪异,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张同学的这些生活习性和学习态度,自然不受老师的喜欢,老师都喜欢循规守纪的学生,对那些不对自己脾性的学生,老师最大的法宝,是在入党入团,评选三好学生等方面卡着你。但这一条放在张同学身上没有效,张同学不求进步,不靠拢组织,家庭成份又不高不低,约束不了他。


    总之,张同学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虽够不上问题学生,至少是一个叫班主任和数理老师头痛的学生。

  张同学面临留级困境

    话说到这一年,张同学期末考试有三门主课不及格,自然是数学物理化学。总分下来,已是够得上留级标准。

    班主任张五书虽然平时看他不顺眼,但不是一个刻意打击为难学生的老师,女同志,心地还是善良,据说她也找过数理化的老师去通融,但因分数太低,有的科目只有十几分,想马虎一点通融一些,实在没有基础。

    张同学考的这么差,也出乎老师的意外,他的功课虽然偏科,但过去数理化成绩虽差,总有40、50多分,而这次居然只有几分或十几分,确实叫人诧异。

    若干年后,张同学才给我道出其中缘由,原来,这段时间他正处于热恋之中,一个邻居女孩,见他高大英俊,家中独子,看上他,两人坠于爱河,如胶似漆,这位女孩已参加工作,晚上有大把时间,不是拉他逛街,就是看电影,逛公园,搞得张同学昏头昏脑,哪有时间和精力放在功课上。那个年代中学生早恋,是一个大忌,张同学自然不敢声张。

    总之张同学因谈恋爱,考试大受影响,物理数学只考了十几分,化学几近白卷,这一点倒是和张铁生的高考情况特别相似。

    张同学没有像张铁生那样敢在在空白试卷上大诉苦经,那时文革还没开始,尽管有“反潮流”精神,还没有达到这样胆大妄为的地步。于是按照这个学期考试的新规定,期末考试考完后马上进行补考,但张同学的补考成绩仍然是不及格,留级已成铁板钉钉的事

    学期结束,发下来学生手册,里面有一页是各科成绩,最后一页是老师的评语,评语下面有一栏,升留级决定,我们是红色的印章:升级,张同学却是蓝色的印章:留级。

    整个暑假期间,他没有参加班级活动:篝火晚会,民兵打靶等等,也没有参加新的班级活动,没有人通知他,尽管新的班级的班主任已接到通知,班上来了一个留级生,毕竟接触联系还要有一个过程。

张同学写信告状

    张同学整个暑假心情郁闷,他是一个叛逆不安,桀骜不驯的人,闷在家里,越想越不甘心,一时兴起,修书一封,要去告状。

    这封告状信写得很巧妙,不亚于张铁生在白卷上的那一通怨言。主要是反对补考时间的更改,列了二大理由,一是补考时间更改,通知时间仓促,学生没有思想准备,二是考完期末考试,紧接着补考,功课准备不足,

    这封信之所以说写得好,一是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种在文章中夹用毛主席语录的写法,在文革前,还不多见,有高屋建瓴的气势。

    二是举例子,说解放军打完仗,都要休整一段时间,怎么能刚打完一个战役(期末考试),马上那个就进行另一次战役(补考)呢?

    第三采用了《曹刿论战》里的话,“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更显出文章的分量,有理有据,有分析有论证,充分展现张同学的语文功底。

    道理一大堆,告状信的中心,还是剑指补考时间提前举行,不合理,影响了自己的发挥,要求再补考一次。

    信写好后,贴上4分钱的邮票,寄到团市委,为什么会寄到这个部门,因为张同学轻车熟路,早在初中时,他就与团市委打过交道。


张同学“反潮流”有“前科”

    张同学初中也是在读28中学,初三时在初三(6)班,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姓邓,脾气不怎么好,因脸上有一胎记,学生背后起了一个外号:邓青疤。一天邓老师看到张同学上课时与邻桌交头接耳说话,便不分青红皂白批评一顿,,谁知张同学觉得冤屈,就分辩起来,本来是一件小事,却惹起邓老师的盛怒,不但把张同学赶到教室外面罚站,还说了一些狠话:你休想毕业云云。

    邓老师的话说过也就是一阵风吹过,这张同学却越想越害怕,认为邓老师会说到做到,自己得罪了老师,毕业不成,岂不是大大的冤屈,自己不能作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于是起心写信告状,控告邓老师迫害学生。

    他找了二条罪状,一是邓老师在解放前,年轻时加入过国民党的三青团,二是上课时口无忌言,说毛伟人的相貌像“婆婆”,刘主席的相貌像猴子。

    信写好后,想到共青团是青年组织,会给学生作主,就寄到团市委。这团市委收到此信高度重视,正是大抓阶级斗争运动的高潮之时,这正是一个好的典型,于是派人找张同学谈话,在表扬他阶级觉悟高,立场坚定,政治嗅觉敏锐之后,又问他,怎么知道邓老师参加过三青团,张同学说听某某人某某人说,于是不管怎样,从必须纯洁教师队伍,要让无产阶级占领讲台的政治高度,学校很重视这件事,立即让邓老师停职审查,先把问题搞清楚再说。

    新的学期开始后,张同学顺利升到高中,邓老师的审查却还没有结果,又不能长期无所事事,于是被调到学校食堂去帮厨。邓老师从一个人民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转眼变成与校工、大师傅为伍,这身份的落差,一般人如何能够忍受,所以这张同学每每到食堂打饭,就可以感受到邓老师那忿恨的目光。

    这张同学本来只是想避免不能毕业的厄运,一时激动,写上这份告状信,哪知道政治上的险恶,也没想到一封信会造成如此大的风波,这是他这个初中生万万始料不到的事。

    转眼一年过去,邓老师的审查,没有结果,她也不断进行申诉,于是团市委,又派人再找张同学问话,这次张同学改口,说写的内容可能是误传,听错了,于是学校总算解除了邓老师的审查,恢复她教学工作,但她已不适合再在28中教书,于是调到郊区的姑嫂树中学。。。。。。
张同学的“反潮流”行动又一次受到重视


    有了上一次写告状信的经历,这次的信张同学又寄往团市委。和上次一样,写这封信,也只是张同学一时激愤之为,没有想到会有回复的可能,在这一点上也与张铁生的情况颇相似,当年张铁生在考场也是一时之愤,写了一大堆牢骚话,本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没想到辽宁日报就他的信大做文章,捧他成了反潮流英雄。


    张同学的这封信也居然受到重视,团市委转发了他的信,派人下来调查,最后肯定了张同学的“革命行动”,也认定补考时间更改不合理。


    上级部门有这样的表态,学校态度也来了120度大转弯,于是下发通知,上一次补考不算,重来一次补考,时间恢复到新学期开学前。


     张同学的“反潮流“,就这样大获全胜。  


    班主任张五书,大约受到学校指令,要关心张同学的复习和补考,于是带领班上的“三套班子”成员:班主席、学习委员、团支部书记,一起到张同学家里去慰问,关心关心。


    张同学家住在江汉四路与江汉路交界的一座大楼的顶楼,班主任和“三套班子”成员,都没有去过他家,这时就想到我与张同学来往多,十分要好,于是通知我,要我带路前往。


    张同学住的大楼楼高五层,里面结构复杂,住户甚多,我曾有一篇回忆文章(《回忆××的旧居》)记述过里面迷宫般的结构,一般般人进去是很难找到路径的,我常常去他家,知道一条“捷径”——后面天井旁有一条陡峭,狭窄,漆黑的石头楼梯,“慰问团“一行人,在我的带领下,气喘吁吁总算走上顶楼平台,平台上摆满竹床,张同学穿一条颇为时尚的极短极短的西装短裤,却打一个赤膊,正坐在竹床上复习功课,看来他已得到可以再进行一次补考的通知,正在挥汗苦读,看来,“慰问团”的到来,正当其时。


    张同学把大家让进他的房间,房间很小,一床一桌而已,床上和桌上有一些无线电原件和电烙铁,张同学物理成绩虽然不好,但是无师自通,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安装收音机,许多邻居纷纷找他修理,他也热心,来者不拒,所以小小的桌子上都堆的是乱七八糟的旧收音机——事情就是这样,实践出真知,考试不能说明一切,那些功课好,会考试的学生,在动手和实际方面,有时真比不上成绩一般的学生。


    班主任张五书和“三套班子”成员在慰问之余,还作出重要决定,指派几个同学专门给张同学进行补习,每天上午一门课,下午一门课,晚上一门课。。。。。。。我虽然与张同学最要好,但也没有辅导的资格。


    。。。。。。新的学期开始了,张同学还是坐在我们一个班级,看来他的补考及格了,这其实应该是毫无异议的,从他的信被批转之日起,就决定了会有这么一个结果,拿老百姓的话说,只要“通了天”的事,就好办了,在我们这样的社会,这种上级部门一过问,就一路通行的情况不是很多吗?


    但总结材料则会是这样写的:有上级领导的指示,有“三套班子”成员的关心,有张同学他自己的努力,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样的胜利不能达到呢。——最常见的最规范的宣传口号。

28中的“张铁生”依然故我

    补考风波,就这样过去,张同学虽然没有像张铁生那样风光一时,但最终还是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够以一己之力推翻学校的清规戒律,也足见他的成熟和胆略。

    今天回想和总结补考风波这件事,可以看出,那个年代的政府官员还是能通情下达,体察民情,不像今天官僚主义盛行,高高在上,老百姓的事相互推诿,结果“上访”成群,成社会一大痼疾。另外,也说明,那时权力部门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遇事还是能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不像文革之后,有点事情就无限上纲,株连九族,搞得人人自危。这也是张同学虽与张铁生境遇相似,但没有像他那样被某些势力所利用,或大红大紫,或堕入铁窗,依旧是一个平常的人,平凡的人,普通的人。

    之所以说张同学仍是普通之人,也是指他并没有因此事而改变其性格和志向,没有利用他这种“反潮流”精神和手段,去实现什么抱负,或萌生出不好的倾向,即使在造反有理的文革中,他也只是一个逍遥派,不关心什么派别之争。

    但是遇到某些涉及他个人利益时,他仍会利用写信告状的形式,去争取他的权利,这样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还有过多次,这恐怕是他“反潮流”的性格和天性所然,这里就不再细说。

    张同学虽然没有如张铁生那样,大起大落。但是经过他自己的努力,也有灿烂的人生,1979年他考上武汉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这个学历在我们28中老三届的几百名学生中还是唯一一个,就这,也值得在28中校史中留下一笔。
一帮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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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发表于 2015-10-29 23:47:23 | 只看该作者
我克过张同学的家 那就在江汉路仁寿里右边原楼下是洗澡堂 顶楼凉台上加盖的屋子里 莫看是加盖的还挤住了十,七,八户人呢



zhaowe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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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近邻 发表于 2015-10-29 23:47我克过张同学的家 那就在江汉路仁寿里右边原楼下是洗澡堂 顶楼凉台上加盖的屋子里 莫看是加盖的还挤住了十, ...

张同学是住在顶楼的平台,看来你印象深刻,只是这栋楼的下面不是澡堂,澡堂在仁寿里的另一边,后门就开在仁寿里里面,澡堂好像有些年头,只是忘记了店名,不知你是否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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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06-19
文革时期的28中
六、文革时期的28中

    在写这一章前,我想先说明一点,我的文章只是历史的记忆,只是一个普通学生的亲身经历,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而且作为一个芸芸众生,我没有参入文革期间28中的各个派别的深层次和领导机构,因而我的回忆只能是局部的,片段的,不能反映28中在文革状况的全貌,文章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1、28中文革初期乱象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966年,一场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名曰文化大革命,规模大,影响深,时间长,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受到冲击和影响,28中学,包括我们这些正值豆蔻年华,面临毕业升学的学生,也自然被卷入这场运动之中。

    想到文化革命开始的情景,我会不知不觉想到电影“攻克柏林”中的一个场景:一对情侣在广袤的原野上奔跑,情意绵绵,尽情享受生活的甜蜜和安谧,天空中出现一群飞机,队列整齐,轰轰而来,沉浸在幸福中的情侣兴奋地向飞机招手致意,飞机的后面出现一些黑点,原来是丢下的炸弹,顷刻间,原野上火光冲天,受伤的人群在奔跑,在呻吟。。。。。。苏联的卫国战争就这样不期而至。

    我的记忆中,文化革命对于我们——即将高考的66届毕业生来说,也是从一个不期而至的消息开始的。

1966年6月,我们已经上完了所有的新课,进入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那时的高考不像如今,如今的高中生,在高二学期时就上完高中所有新课,高三阶段只是复习加复习,无尽的炒现饭。我们那时,高三学期还是要上新课的,只在高考前,用一个月左右时间把三年学的知识过一遍,全部复习搞完后,再放假一个星期,在家里自己复习,然后就是考试,

    虽然文化革命已经在如火如荼开展,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但是我们的高考准备工作还是按部就班的照常进行,我们的准考证已经发了,报考的学校已经填了,一个月时间系统的复习已经结束(记得严华仙老师当时已经怀孕,给我们讲完全部的数学复习课,就去休产假了),甚至毕业合影也照完了,只等最后的考试。

    考试前一个星期,是学生个人在家里复习时间,记得是个星期天,张大化来我们家玩,他看书看得晕头转向,约我去外面走走逛逛。我欣然答允,反正复习到这个程度,所有的功课似乎都看过,又似乎还有许多要看,七上八下,一时也看不下去,考好考坏就这样吧,干脆去中山公园玩玩,松弛松弛,轻松轻松。

    我们在中山公园闲逛之时,正好碰见年轻的外语老师黄承耀,他除了教我们俄语课外,还兼任初中一个班的班主任,正带领学生在公园“春游”,领着学生伢划船玩。

    他见到我们,正好“拉差”,要我们帮忙照看学生,一人守着一条船。初一的学生很顽皮,跑来跑去,我们上下照应,忙前忙后,虽然辛苦,疲倦,但是很痛快,一时也忘记几天后就要进行的的考试。

    回家的路上,天已暮色,路灯霎那间亮起,发出昏暗的灯光,映射出我们长长的身影,7点钟的全国联播节目开始了,一些商店门口站了一些人,正在听收音机里发出响亮激昂的声音,我们也驻足聆听:    

    。。。。。。为了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时间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哎呀!高考推迟了,听到这消息,不蒂于一个晴天霹雳,犹于一个震撼心灵的炸弹,是惊是喜,是忧是惧,还是惶然无主,无从说起,犹如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一起涌上心头, 说实在,今天想起,当时竟然还有一点点轻松的感觉,紧迫的考试,彷徨的前途,纷杂的思绪,可以暂时都放下,管它的,以后再说,仿佛大松一口气。唉!那时真是年轻单纯,头脑简单,没有考虑那么多,“少年不识愁滋味”哇。

    就是这则不期而至的推迟高考通知,从此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耽误了十年青春年华,就像一列正常飞驰的火车,突兀刹车,进入不可预知的路轨;就像一群短跑运动员,已经站在起跑线上,却宣布比赛取消,前途,前景,从此皆变得不可想象和难以推测。

    中国古时候有一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有很多时候,人的命运,并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个人再努力,再“识时务”也无济于事,在某种体制下,在无可辩驳的行为准则指引下,一代年轻人的命运由此而改变。这也是我五十年后,仍然清晰记住这天情景的原因。

    随国务院通知一起播放的有刘源的信及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还有《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中指出,现行的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等等。——显而易见,社论已经给高考制度下了死刑判决书。所谓推迟高考,只是权宜之词而已

    推迟高考的始作俑者是刘少奇儿子刘源,当时他还是北京四中初二的一个学生,他写了一封信给他老爸,时任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刘、邓作出了推迟高考的决定。

    很有意思的是十一年后又是这个刘源,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容许他能参加77年的恢复高考,历史常常就是这样叫人好笑。(刘源近几年来又非常活跃,看来他是一个经常站在时代最前面的人)

    国务院的通知,使已经毕业的我们,66届高三学生,又在28中待了三个年头,一直到1968年底下农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文革又三年,能够在一所中学“学习”九年,我们也算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特例了。

我在写批判文章中崭露头角

    现在的文革史,都是从6月1日开始写起,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真正大规模展开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

    在这之前,只是舆论蠢动时间,北京楸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邓拓是市委宣传部长、吴晗是副市长、廖沫沙是历史学者,他们三个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一个《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写出一批有分量的杂文,这次却被定性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写的杂文也成了批判的靶子,邓拓还有一本杂文集叫《燕山夜话》,也被指责为“充满含沙射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成了大毒草。全国上上下下开始口诛笔伐,铺天盖地,形成围剿三家村黑帮的热潮。

    三家村的这些杂文其实谁也没有看过,都是报纸上披露出的,这篇披露这几句,那篇透露这几句,写批判文章就从这些只言片言中断章取义,大加鞭笞,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到杂志,相互抄录,炒炒剩饭而已。

    学校布置各个班,各个学生都要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记得比较集中批判的是《一个鸡蛋的家当》、《伟大的空话》、《老鹰能比英雄吗?》等,这几篇杂文意思简明,主题集中,比较好抓住重点。

    我写的批判文章是评论《王道与霸道》,这篇杂文在邓拓的《燕山夜话》上,文章的本意是谈工作作风问题,将古代的“王道”和“霸道”两种学派,引申为现代社会的两种工作方式。走群众路线,和风细雨的工作方式是“王道”,值得提倡;主观武断、咋咋呼呼的工作方式是“霸道”,需要批评。其实文章内容充满正能量,但是在当时,却被批判为,是在借古喻今,讽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主张和平演变。

    写政论文,写杂文本来就是我的特长,我选的批判文章有些特别,加上又从报纸上东抄西抄了不少新鲜时髦的词语,因而我写的这篇批判文章显得比较新颖,比较与众不同,加之文字上用了大量排比句,读起来,铿锵有力,因此在班上宣读时,获得一片掌声,然后又让我在全校的批斗会上宣读。

写出28中第一张大字报

    随着北京揪出“三家村”,各地各个单位,也都搞照模照样揪“三家村”,武汉出名的是武汉大学的“三家村”,即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党委书记朱劭天,李达已经73岁,被批斗并开除党籍,不到二个月,就含冤病逝。省委书记王任重就是想用批判武大“三家村”为突破口,将文化革命在武汉市全面铺开,于是组织各个学校、单位到武大参观学习。

    武大的斗批改的确搞得好,每个系都有大字报栏,办有展览,讲解员声情并茂,十分有震撼力和感染力。

    我这个人思想比较活跃,从武大参观回来,大有感受。就与几个同学提议,我们是不是也来写大字报,给学校领导提提意见。我在班上是平常人一个,没有任何官职,人缘一般,因而响应的人不多,只有陈志林和古震国两个同学感兴趣。我们三个人曾经暑期一起参加过人武部组织的民兵打靶服务工作,算是有一段“革命友情”。于是说干就干,那时也没有什么顾忌,一方面是因为轰轰烈烈形势的感染,另方面也是人年轻,阅历浅薄,容易冲动,不知道政治的险恶。我们找来一沓报纸,我来起稿,古震国写的一手好字,让他抄写。

    大字报题目是“为什么”,下面列了几十条,主要是对文化革命开展以来28中的状况提出一些疑问,中心就是面对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大好形势,28中实在太冷冷清清,太过于保守,太按部就班,大字报的最后是一段激昂的口号:“让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28中烧的更猛烈一些吧!”

    从某种程度讲,我们的举动与当年同一时间,清华的蒯大富,武汉大学的杨家志等给领导提意见的举动类似,都是率先对学校领导对文化革命的模糊态度发出疑问,发动批判,但是我们与他们的举动又有极大不同,他们的目的性极强,更有组织性和预谋性,更关键的是他们大多有后台人物指点。而我们只是在形势的感召下的一时冲动之举而已。

    我们大字报的内容也很浅薄,空洞,泛泛的一些“为什么”,没有涉及28中的具体实际。其实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提出意见,提出疑问,都是最容易的,嘴巴一嗒,这不是,那不对,自己永远正确,当然容易,谁个不会,难得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时的学校领导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这个运动的目的,连国家主席都不清楚伟人的打算想法,基层干部又能有何为呢。这也是我们的大字报虽然轰动,但作用不大的原因。

    大字报写好后,我们决定就贴在教学大楼二楼和一楼之间的墙面上,这段墙面上下不宽,正好贴一张报纸,又离地面不远,站在一楼下面,可以清楚看清大字报的内容。

    贴的时候,墙面上没有站脚的,要用扫帚托着反面糊了浆糊的报纸从二楼走道伸出去,朝下反着贴到墙上,下面的人看的就是正的。一开始,没有经验,扫帚托着的大字报一伸出墙,就掉下去,掉到一楼,去捡起来,再贴,越贴越有经验,也越整齐,十几张大字报,从教学楼凹形的左边,外语教研室外面墙贴起,一直贴到右边,十分壮观,下面站满了看大字报的人。

    这是28中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批大字报,标志文化革命的动乱正式蔓延到28中。有意思的是这段教学楼一楼二楼之间的墙面,从此便成了28中大字报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成了28中文革发展的风向标,可以说是28中的“民主墙”,类似汉口的“水塔墙”、北京的“西单墙”。

    大字报贴出来后,学校轰动,但是学校领导还是按兵不动,一方面大字报文字虽然热烈,调子喊得高,但内容浅薄,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到紧张的东西,另外他们还是抱着历次运动的老黄历,老经验:学生闹事,成不了大事,“不要看你今日闹得欢,小心以后拉清单”,跳得越高,“秋后算帐”“枪打出头鸟”只会越厉害,这也是他们在过去运动之后得出的经验教训。

    但是过了二天,学校里有一批年轻的老师也贴出响应的大字报,除称赞我们的大字报写的好,是“于无声处听春雷”,“是炸开28中死水一潭的重磅炸弹”之外,还列举了许多校领导压制运动的言论。这一下,学校领导有点沉不住气,于是赶紧也抛出一个28中的“三家村”来显示他们的运动成果。

28中也抛出一个“三家村”

    28中的“三家村”是:物理老师彭大年、语文老师马鹏举和李守一(忘记教什么),他们都是专县调来的尖子老师,业务熟练,教学骨干,都是有才华的老师,但或多或少屁股都不干净,有历史问题。彭大年57年曾被划为右派,60年摘帽,对这类人,有一个专有名称,叫“摘帽右派”,马鹏举也曾经被划为右派,何许就是因为有历史问题,所以率先被学校领导抛出来。

    6月9日,经过学校领导一番策划,由学校团总支书记召集高二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以及班主席,分派任务,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批斗大会。这天下午4时由一个学生猛烈敲打门房前面悬挂的铁轨(停电时,作为上下课敲钟之用),嘈杂刺耳的响声立刻充斥全校,各个班的学生纷纷到操场集合,随即由高二的几个学生拿着红白相间颜色的木棒——体育课做艺术体操用,到物理教研室将彭大年老师拉了出来,押到操场上的主席台接受批判。

    可怜的彭老师上午还在讲课,还是社会主义的“园丁”,下午就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失去人身自由,吓得面无人色,耷拉着脑袋,学生(实际是学校)给他安了二条罪状,一是历史反革命,二是在这次批判北京“三家村”时,他写的文章里有一个简写字,将“党”字,省略了下面的“兄”字,于是就成了一条大罪状——“这是在污蔑我们光荣伟大的党是没有兄弟党的党。。。。。。”。

    批斗大会后,彭大年老师失去自由,被关押在食堂后面的一个小房子里,由4名学生看守,美其名是要彭写检查,房间仅一床一桌,也没有蚊帐,蚊虫咬的根本睡不着,看守的学生有一个本子记录彭大年的一举一动。

    批斗和看守彭大年的事主要是高二的学生担任,我们高三学生那时还没有宣布延期高考,还分散在家里复习,没有参加。我曾经去食堂关押的房间看热闹,那已经是关押的第三天,看见彭老师耷拉头,坐在床上无所事事,想着心思,他的检讨书,放在桌上,一笔漂亮的钢笔字,恭恭正正,学生的看守笔记,则写的一塌糊涂,都是一些,“几点几分,彭翻了一个身”,“几点几分彭打脸上的蚊子”,“几点几分咳嗽几声”之类。

    我去看热闹时,正好校党总支书记尹业陶,也来“视察”,他叮嘱学生,不能打骂彭老师,要让彭有充分的休息,还举例说,解放军还不虐待俘虏。。。。。。这些话说的不伦不类,不知是可怜彭,还是心里没底,怕出乱子。后来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大字报开始烧到学校领导身上,他的这些话又被指责是“猫哭老鼠——假慈悲”。

    这场批斗28中“三家村”的闹剧,搞了一段时间,就搞不下去,长期关押“三家村”,老师学生都吃不消,学生都是十分钟的热情,凡事图个新鲜,长此以往的担任看守事情,慢慢就疲沓了,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矛头也开始转向学校领导,即“走资派”,于是“三家村”就成了骑虎难下的事,不久就把彭大年、马鹏举,放回家去闭门检讨。三月后,又给他们平了反,恢复教师身份,算是平白无故受一场凌辱。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斗争对象转换,彭大年老师倒成了批斗学校党总支的积极分子,参加了高三(2)学生组织的井冈山兵团,这当然是后话了。

我被选为班上“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文化革命的开展,促使学校和各个班级在原有管理组织(班主席、班委)之外,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小组成员不由学校和班主任指派,而是由同学自己选举,我因为批判文章写的好,又带头写出28中第一批大字报,属于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活跃分子,于是与陈志林、古震国等同学一起被选为班上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这个小组成员,不是“官职”,只是为同学服务,那时时兴叫“勤务员”。

    我们几个“成员”一上任就发生争吵,为的是一条标语。陈志林很激进,主张将教室里搞成“红海洋”,贴满配合文化革命形势的标语,那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面都贴有几句大的标语口号,我们班教室黑板上写的是“为革命而学习”,应该也是满满的正能量,陈志林觉得不过瘾,要改写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不以为然,说搞这样紧紧张张的口号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北京,“为革命而学习”这句口号也不错嘛。。。。。。我们争来争去,古震国在一旁不做声。

    重新写这些标语大字,要去买红纸,还要靠古震国来写,陈志林才华横溢,能说会写,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而且体育特别好,百米短跑进入过11秒,只是写的几个字和我一样,拿不出手,要改写标语口号,还得依靠古震国。他见说不过我,古振国的态度又暧昧,只能气得直哼哼。

    陈志林又把革命的触角伸到外面。他住在贯中里,每天上学放学经过江汉路,看见仁寿里对面有一家小商店,刚刚装修了门面,用红油漆在门的两边写了斗大的两条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那时也没有电脑打字,都是请人用手书写的,这万岁的“岁”字写的是繁体,中间多写了一横,陈同学看出毛病,很认真,认为是一个政治大事,便进店义正言辞地进行交涉,商店刚刚请人花钱写的字,又要重写,小本生意,花费不起,但革命小将又不敢得罪,便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想敷衍过去,不料陈同学百折不挠,一次又一次去催促,商店领导无奈只好跑到学校找陈同学解释,谁知几句话不合吵起来,闹得不可开交。。。。。。

    不久,工作组进驻了学校。

工作组将我“开除”文化革命小组

    6月10日当时的武汉市委按照中央、和省里的指示和安排,向武汉市30所完全中学、106所初级中学派驻了“文化革命工作组”

    派驻28中的工作组是6月13日进校的,有六、七个人,组长叫辛传道,是武汉市委的一个干部,好像是一个副处长,那时武汉市还不是副省级城市,副处相当现在的副科。

    工作组有分工,有一个人负责初中,有二个人分别负责高一和高二,组长辛传道负责我们高三年级,看来我们高三年级是重点。

    辛组长个子不高,那时大约已经有近40岁,脸庞大大的,一副老好人的形象。来了后,先和全体同学见了面,又找我们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和开会,会上肯定和称赞了我们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的行为,并且要求我们将那次的大字报,再抄一遍,再贴一次。于是我们三人又辛辛苦苦将大字报重抄一遍,原样原地贴出来,学校一些老师同学都奇怪我们的举动,也根本不会关心大字报内容,其实仅仅过十几天,学校情况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大字报的内容再看起来,实在是太浅薄,太幼稚,没有再看的价值。

    也就是开过一次会后,工作组就再也没有与我们这几个文化小组成员联系,相反只是在底下串联活动,联系一些成分好的同学以及原来的班干部。

    这一天,工作组突然召集班上同学开会,名义上是给文化小组成员提意见,实际是一个变相的批斗会。目标集中在我、陈志林、古震国三人,工作组辛组长坐镇会场,却一言不发,一个又一个同学上台发言,都写有发言稿。

    古震国的罪状比较轻,主要是有一次在黑板上写标语,不认真,美术字写得不好,我和陈志林的罪状就比较多:出风头,图表现,攻击学校领导等等,更有同学发言时话中有话,暗指我们成份不好,是利用文化革命的机会反攻倒算——看得出这场批斗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精心准备的。

    会后将班上的文化小组成员改选,重新选举后,古震国仍然当选,我和陈志林自然落选了。

    应该说,工作组对我们还是比较客气的,没有像其他有些学校那样,对率先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学生往死里整,那些学生挨整,挨斗,甚至被软禁,我们只是在小范围被“梳理”一番,稍稍尝尝苦头。(当然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我后面还要提到)

    但即使这样,对于我这个尚未踏入社会,思想单纯,没有经过政治磨难的学生来说,心灵上的打击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重要事情说三遍)。

    一直记得,会开完后,同学一哄而出教室,我孤零零的坐在座位上,心里堵的难受,很想大哭一场。旁边有一个同学却哼着口哨,收拾着书包,用嘲讽的目光望着我这个落水狗,那鄙视的目光,那幸灾乐祸的神态,更加刺痛我委屈的心理.

    在我以后的岁月里,遇到过更多的挫折和委屈,在困惑郁闷之时,我都会回想到这个场景,我会长舒一口气,暗暗鼓励自己,一切困苦都会过去,没有什么,“长风波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同样,每每我在看到别的人,同事或者对手,遭遇到困难和失败时,也告诫自己,人都有成功失败,都有高潮低谷,不必去幸灾乐祸,要有宽容之心,要有同情之心,“谁言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

    放学的路上,我一个人默默走路,不像原来,有一群人结伴而行,或者打打闹闹,亲密无间。一场批斗会,立刻将我孤立在人群之外。我心情沉重,一条江汉北路,今天感觉特别长,不知不觉,一首没头没尾的诗句,反复的固执的在我头脑里涌现:“。。。。。。有时候,生活的烦恼会不知不觉溜掉,如同夜间的那些小鸟,不知什么人的声音,在我耳中慢慢消失,不知什么人的脸庞,向我绽开了微笑。。。。。。”

    突然后面有一个人在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赵明华同学,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热情与我打招呼,扯起话题。赵同学住在江汉一路路口,邻近南京路,与我的家近在咫尺,但我们很少来往,从没有串过门,甚至讲话也好少,放学回家,也从不结伴而行。这样一个交情淡淡的同学,今天却意外热情与我打招呼,真诚与我搭腔聊天,在我情绪低落,心情晦暗的时候,在我茕茕孑立,踽踽独行的时候,犹如一抹阳光温暖了我的心灵,于是我的情绪有了改变,也热情与他抢着说话,。。。。多少年来,我也一直铭记这一天赵同学的热情和他的真诚,尽管后来可能是因为性格和爱好不同的原因,我们之间仍然交往甚少,但是我会永远铭记他这一天的一声召唤。

    年龄大了以后,懂得事多了,知识也逐渐丰富,我慢慢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人情商的体现,成大事者,除了要有才华,要有机会运气,还要有情商,这样才更能成功。赵同学后来没有下乡插队,进一个小厂当工人,慢慢当上技术员,有独特的发明和专利,后辞职出来自己单干,成就了一番事业,他的成功应该离不开他的高情商和有一个善良的同情心。

谈谈成份的影响

    我和陈志林被踢出文革小组,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我们的家庭成分不好,不符合党要将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要求。

    我在前面一章已经谈过在阶级斗争的教育下,家庭成份已经成为禁锢一些学生发展的枷锁,在文化革命高潮中,这种成份决定论更达到无以复加的顶峰,初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由于打击面太宽,后来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在实际运动中,成分论还是愈演愈烈。

    陈志林和我的家庭成分都不好,本来就不知政审是否通过,最多也只属于“重在表现”的团结对象。怎么能占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领导”位置呢。

    谈到政审,这里多说几句,这其实是我们学生时代重要的一个坎。文革以后我们才知道,所有高三年级学生在参加高考前都要经过政审,据说这是经过国家立法形式,作出的制度性的规定。

    政审的结论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即录取到大专);4、不宜录取。

    政审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比如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地富反坏右”的,亲戚中有“杀关管”的,或者有海外关系的,港台关系的一般是通不过政审的。

    据统计当时一般毕业生中不宜录取的学生大约占7%。城市里会更多一些。1966年,武汉市参加高考的毕业生有6000人,大约400多人,不宜录取,加上降格录取的,成绩不好根本考不上的,录取比例不到50%,所以那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一些国家需要的专业招不满人。

    这就是那时一些品学兼优,但成份不好的学生在填报志愿时,老师只能暗示他不要报考好的学校的原因。

    我的几个舅舅和叔叔,年龄小,都是解放后考的大学,虽然成绩优秀,却都清一色被录取到农学院、林学院,或者地区办的二等学院,这无疑是因为成份不好被降格录取。

    我和陈志林因成份不好,被开除文革小组成员,古震国的家庭成份是职员,所以幸免遇难,“官位”得以保留。其实他的家庭情况更复杂,只是学校和基层单位不清楚而已。这里顺便聊一聊,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古震国是老幺,上面有二个哥哥二个姐姐,家里人口多,大哥很早出来干事,很奇怪,刚刚解放不久,年纪轻轻就突然失踪了,不知去哪儿,因而古震国填报履历时,从不写他大哥。其实他大哥是国民党保密局安排下来的潜伏特务,后来或因完成任务,或因隐藏不下来,秘密辗转潜逃出境,所谓失踪,其实是跑到了台湾,仍在保密局里干,后来慢慢升到相当的职位,他在台湾情况,国家的有关部门掌握清清楚楚,只是不与古震国一家人所属的基层单位说明而已,古震国一家,作为特务家属,也得以过安稳日子。

    改革开放后,台湾大陆开始自由来往,古的大哥与家里取得联系,以后又退休回来探亲,刚进门就有有关部门的人员来拜访,并摆酒接风,说是都是同行,要与他“聊聊天”,谈谈那边的情况,大哥再三推辞未果,以后不敢常来大陆探亲。古震国却因有大哥这层关系,被“选”为区政协委员。。。。。。

    成份论就是这样捉弄人,成也是它,害也是它,都是一种政治的需要,政治的游戏。命运的安排,让你躲也躲不掉。

    需要提到的是,我和古震国同学在文革中成为交往密切的朋友,我们以后的生活也有许多交集,在下面的文章中我还要大量提到他。古震国英年早逝,我们失去一个良师益友。

后来才知,工作组一直在整理我的黑材料

    自从我被踢出班上的文革小组成员,我在班上的境遇就如处于边缘状态,任何活动都不能参加,也就是一个跟随者,后来的一连串事件,如学校成立红卫兵,反四旧、抄家、串联等等,都没有我的份,我也垂头丧气、自惭形秽,也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受了打击,放弃原来的理想和野心,我本来也只是一个思想活跃,反应较快的人,一时受形势感染,表现突出一些,与众不同一点,现在一棒子打死,也就心甘情愿,跑跑腿,安心于处于活动的最底层。

    但是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我只是不知其内幕而已。原来工作组一直在暗中组织我的黑材料,根据省委书记王大人的七。三指示,在中学“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工作组准备将我为列为枪打出头鸟和秋后算账的对象,后来只是因为伟人发了话,扭转乾坤,刘邓倒台,工作组匆匆撤出学校,我的命运才没有再生波折。

    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本节未完待续)


文革期间28中学生参加游行

文革期间28中群众组织照片

文革期间,28中学生戴的各种红卫兵袖章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06-19
文革时期的28中
这些都是我后来通过二件事,才有所知道。

    一件事发生在当年的12月,此时武汉文革运动已发展到与省市“走资派”斗争阶段。武汉市一中的造反学生到武汉市委机关去静坐绝食,要求见市委的领导人,要求交出工作组搞的“黑材料”。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号召各个中学的学生去声援,28中也得到通知。

    这天傍晚,我们一大群人懵里懵懂也去了座落于解放公园路的市委,正值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时节,大批学生挤在市委大院外。本来去时,告诉我们只说去声援的,不知怎地,也成了绝食静坐一员,呆在市委外面就不离开了,市委大院内人越来越多,乱哄哄的,密麻麻一大片学生。

    大概是怕天气严寒出人命,市委打开大门让示威的学生进机关大楼里避寒。我们在大楼里走道上席地而坐,办公室的机关干部们出来看热闹,我看见辛传道也在其中,他一眼瞅见我们,很热情,倒水给我们喝,又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却又很简捷对我说,你的材料不在这里,在学校里。。。。。。。他大概是以为我也是和一中的造反学生一样,是来市委要“黑材料”的,我听了他的话一时不知所然,只是“哦哦”二声。。。。。。。深夜一点多钟,传来消息,据说市委领导答应了学生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我们就撤出市委大楼。

    我回到学校,虽然从辛组长口里得知我也荣幸拥有“黑材料”,但心里对所谓“黑材料”其实也不怎么敏感,没有把这件事去认真对待,我没有去找人问寻,那时学校工作已完全瘫痪,也不知找谁去要“黑材料”,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是几十年之后,2007年,我办理退休手续,档案保管单位将我的档案袋退还给我,要我自己保存,我也有幸翻看这份过去视为神秘的个人档案,其实里面大多是我自己写的东西:履历、表格、思想汇报、成绩单等等,还有职务和职称的任命书,我也看到我参加高考的政审材料,名曰: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政治审查意见表,结论是:可录取一般专业。看来当时我尚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

    忽然在一沓材料中飘下一张印刷粗糙的信笺,薄薄的,泛黄色,原来是我父亲当时单位,某农场的外调材料,没有日期,信笺抬头有毛主席语录,可以推断是文革时期的产品,看来这或许就是当时工作组整理我的材料之一。想不到,当年工作组或者学校收集的这份材料居然跟随我到农村、到工厂、到机关,从武汉到深圳,经历了几十年,真是一个“忠实的伴侣”。想想当年的情景,想想其中的含义,真有说不出的感慨。

    关于辛传道,我若干年后,与他还有一次没有见面的交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编辑部当编辑时,一天在登记来稿时,看到辛传道寄来的一篇文章,内容好像是谈党的建设问题,工作单位仍是武汉市委机关。我有心编发他的文章,但是我负责的是经济组,于是只能向哲学室推荐,《江汉论坛》是省内最高的学术刊物,理论性要求高,辛的来稿后来也没有能够刊出。过一段时间,我看见武汉市的一份杂志,登了这篇文章,落款单位,已是武汉市某区的领导,看来辛组长是升官了。(本节完)
  2、28中文革初期乱象之二

    破四旧

    不同阶层的人对文革初期留下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四人帮”念念不忘的是5.16通知,因为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成立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他们一伙人升官加冕,进入中央核心,就此走上历史的舞台;各级掌权者不会忘记8月6日,这一天发表了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伟人发动的文化革命,不是搞搞文化领域的事,而是要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而普罗大众,对文革初期感受最深刻的是恐怕是8.18,这一天之后,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大抄家、大批斗,多少珍贵文物被损坏,社会秩序完全被打乱,无数人无端被批斗,丧失人格,饱受屈辱。

    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检阅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红卫兵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就是所谓破四旧的端由。

    在这次大会上有一个插曲,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意味深长地说:“要武嘛!”

    在伟人们的鼓动和支持下,第二天,首都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开始大规模的破四旧行动,打砸寺庙和牌坊,破坏文物,给街道、工厂、老字号商店改名,满街追逐行人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长辫子,继而,开始大范围抄家,批斗坏分子、学术权威,并且延伸到学校里的,开始揪斗校长和老师。将本来这场意识形态上的破旧立新,简单转变成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活动,给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的损坏。

    首都红卫兵的所谓反四旧行动,经过报纸和广播的宣扬和鼓动,迅速蔓延到各地。武汉市也不例外,各个中学的学生和红卫兵也迅速冲向社会,清除所谓旧文化的残余,几天时间里武汉市的各类庙宇、祠堂、老的商号,都被扫荡一空。汉口最大的庙宇是古德寺,里面的佛像被推倒,经书被焚烧,僧人被拉出来站在桌子上挨斗。一些老的商店、酒店,门面被砸得稀乱,纷纷改名换庭。记得中山大道水塔下面的亨达利钟表店,改名为“新时代钟表店”,后来林彪事件后,又说“新时代”是林彪鼓吹的阴谋,又把招牌换成“时代钟表店”。

    当时武汉市有95所中学改名,改称“红卫”“东方红”等一类的所谓“革命”的校名,如安静街中学就改名“要武中学”。

省文联的主席曾惇也迎合形势,在《武汉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这个钟声不中听》,指的是武汉关的钟声,说这口钟是资本主义大英帝国留下的东西,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它敲打时伴随的乐曲是靡靡之音,是为资本主义招魂,与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格格不入,这个钟声必须更改。

    文章发表第二天,武汉关就把大钟里面的设备拆了,请亨达利钟表厂的师傅来修了一个多星期,把钟声改成东方红乐曲,为此曾惇又写了一篇文章:让东方红响彻武汉的上空。谁知亨达利的师傅技术不过关(听说来的是年轻师傅,老师傅是反动技术权威,被扫地出门了),本来钟声洪亮浑厚准时准点敲打,更改后,里面程序乱了,大钟就乱敲乱响。我的家住在宁波里,每天深夜都可以听到武汉关的钟声,自从钟声更改后,就不能准时敲打,有一个晚上突然发了疯似的响个不停,东方红乐曲高一句低一句,不成曲调,吵的人睡不着,一直到凌晨4、5点,才嘎然而止,估计是连夜叫人来修,修也修不好,干脆将钟声停了。

    除了改名砸招牌,再就是剪头发,剪裙子。女孩一律不许留辫子、穿裙子,男孩不能穿小脚裤,不能穿皮鞋,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当时最流行的衣服是绿军装,再戴一顶黄军帽是最革命的打扮。有一阵街上二混混抢军帽成风,到公共厕所上大号,刚蹲下来,一只手伸过来,抢了军帽就跑,你拎着裤子无法追。几天时间所有女同胞都剪成清一色的短发,穿长裤,满街都是样板戏《海港》里方海珍的形象,当时正值夏日炎炎时光,短发披在头上,热烘烘的,也只能忍受。

    28中的校领导比较后知后觉,行动比较慢,反四旧的打砸风过去好多天,才感觉不能落伍,要组织学生上街破四旧。于是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召开誓师大会,然后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出校门,沿江汉路朝南走,队伍前面是一群生龙活虎,根正苗红成份好的学生,戴着大红的红卫兵袖章,他们是破四旧的行动队。

    队伍前锋翻过循礼门铁路线,走到仁寿里巷口,这里有一个高档浴池,叫龙泉池,有些历史了,门面雕龙画凤,古色古香,进去要走一个高高的楼梯,上面又是一个旋转门,虽然经过前几轮的破坏,门面已经搞得稀巴乱,但高高的门框上面还有一些宝相花的石膏装饰没有搞彻底,留有一些残余,于是一声号令,队伍前面的红卫兵立即冲上前,架起木楼梯,爬上去,用锤子木棒,又敲又铲,泥土飞扬,旁边的人敲锣打鼓助威,后面的则喊着口号,队伍很长,我们班掉在后面,还没有翻过铁路线,只听见前面一阵阵呐喊,也就胡乱跟着一起喊。

    队伍继续朝前走,穿过江汉三路、江汉二路、江汉一路,到达中山大道后转弯,虽然这一带老字号商店甚多,如中百、冠生园、中南春、沁园、杨子旅店,还有金银首饰店、中西参茸店,高档皮鞋店等等,但是经过前几天其他学校红卫兵的扫荡和打砸,门面大多已清理干净,贴上红纸标语,有的干脆关了门,没有什么封资修的东西残留,只能在外面喊喊口号,没有动手的机会。队伍经过水塔,转进前进五路,就回到学校,转一个大圈,算是显示一番28中全体师生破四旧的决心和行动。

抄家成风

    伴随破四旧,又开始一股抄家风,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单位来联系,要我们学校派红卫兵去抄家,凡是成份不好的,历史上有过问题的,或者是有点名气的演员、教授、学术权威,都是抄家对象。

    抄家成风,学校红卫兵忙个不停,以至所有学生都出动,我虽然没有参加抄家行动(成份不好不够格),但听过古震国眉飞色舞讲述不少他们去抄家的情景,印象深刻的一件是,有一次他们到一个大户人家,这家人好像早有准备,所有抽屉都是拉开半截,钥匙都插得好好的,打开一看,票据证件现金一叠叠清清楚楚,甚至还有一个清单。。。。。。。

    抄家的程序一般是翻箱倒柜,如果找出旧文化旧习俗的物品材料,除了拖走,还要把抄家对象拉到街上批斗,女的剪头发,男的戴高帽。这家人家大概早有准备,算是“严阵以待”。

    我的舅舅是武汉搪瓷厂的私方厂长,属于资本家,在这场抄家风中没能幸免,搪瓷厂派人来抄家时,在煤气表上找到一叠伪钞,这一下可不得了,这是“阴谋反攻倒算,妄想变天”的“铁证”,于是把舅舅舅妈拉到街上,站在一个椅子上挨斗,围满了看热闹的人,60多岁的老人,一直站到深夜,不让吃饭,备受欺凌和屈辱。直到他大儿子回来,才搞清楚,原来大儿子在银行工作,这伪钞是银行发给职工用来练习点钞之用。。。。。。。

    那时很少有人敢抗拒抄家的,阿狗阿猫的人,只要是戴上红袖章,就权力无限,可以闯进去家里乱抄乱翻,根本没有人的尊严、宪法的保护,更谈不上天赋人权,

    我住的宁波里,是旧时四明银行房产,17号住的是原四明银行一个股东曹先生,是这个里弄的最大资本家,早已退休,原来占住整栋楼,解放后让出楼下,住二楼,抄家风开始,他们家便开始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知道自己就是斗争对象,抄家是逃不脱的事,可能是因为退休,要抄家的人太多,还没有单位想到他这个资本家,所以他们家一直没有被抄,这反而搞得他整天忐忑不安,又庆幸又惶恐。

    这天晚上,大概出于害怕,悄悄将一些旧时的照片在家里烧毁,哪知对面隔着弄堂,窗户对着窗户的16号的一个住户,一直虎视眈眈盯着他家动静,看见他们的动作,便一声喊叫:“不许资本家烧材料”,声音在深夜的弄堂里,特别响亮,于是弄堂里一阵脚步声,不知来了一群什么人冲进他家,把他家抄的个底朝天。。。。。。曹老先生,也总算“抄家的靴子落了地”。

  除了到外面去抄家,红卫兵对一些成分不好的学生也开始抄家,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家庭成份是资本家和反动军官,于是学校也安排红卫兵去抄家,据说其中一家翻出来一箱子的领带,当时听了咂舌,另一家,住在贯中里,住一楼,把地板都撬了,挖地三尺。

    在抄家风潮中,学生抄家也存在挟嫌报复的情况,平时同学之间,看谁不顺眼,关系不好,这时就趁此机会去抄家。我认识的一个人,在读十九女中,平时穿着整齐一些,得体一点,一些成份好的工农子弟就看不惯,说她是“资产阶级小姐”的样子,虽然她家庭成分是小商人,也被班上红卫兵去抄家,将她母亲游街示众,还把家里一些瓶瓶罐罐抄走,她的哥哥是现役军人,据说后来人武部进行干涉,学校乖乖把抄来的东西发放回来,只是家里平空受一番欺辱。

    说到人武部对军属的保护,我也想到我家的情况,照说我家也应是抄家的对象,但当时幸免逃脱,我一直感到奇怪,直到前几年,我哥哥谈起文革的事,告诉我,因为他是复员军人,人武部专门给居委会发函,起到保护作用,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

    虽然没有被抄家,但在形势逼迫下,我看见班上同学在联保里抄家,在焚烧抄来的书。也主动跑回家,将我们家里的大相本,和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书,冯玉祥写的自传:《我的生活》也拿来烧了。这本大相本又厚又重,里面有上百张家庭照片,还有我们父母在教堂结婚的全套照片,烧了半个小时,真是可惜,现在想起来,真是对不起父母。

抄家来的物资堆积如山

    抄家风持续时间不长,后来被紧急叫停,但是造成的危害极大,许多人家里财产损失巨大,无法找回。记得那时学校操场上推满了抄家物资,大的有家具,小的有衣物,黄金首饰,西洋钟表,古玩摆件,旧书杂志、陈旧衣物,凡是稀奇古怪一点的,样式新颖的,都是封资修的遗毒,都被一车子一车子拖回来。

    抄来的物资,堆积如山,也来不及清点,晚上要学生们值班看守。这一天晚上12点多钟,我正在家,突然听见窗外有人在叫我,原来是张同学,他晚上被安排看守抄家的物资,(我当时没有资格担任这“荣耀”的任务),看见一辆抄来的自行车,那时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便坐上去,他个高腿长,两脚一跨,叫人后面一推,踩上脚蹬,就摇摇晃晃骑起来,在操场转二圈,就出了校门上了马路,想下来又不敢,一直骑到中心百货商店附近,看见一个人在前面走,一紧张,一下子歪下来,

    这里离宁波里我家不远,便推车到我家,要我在后面再一推,又摇摇晃晃踩着朝前走,这一次一直骑到宝丰路口,幸好夜深人静,街上没有车子和行人,又一次歪下来,再也骑不上去。车的链条脱落,没法把车子推回学校,只好把自行车丢在路边,自己走回来,反正抄家的物资太多,少一辆车也没有人注意。
后来听张同学说,他就是经过这一晚的“值班”,便学会了骑自行车,第二天,又骑上另一部抄来的自行车,一下子踩到武昌,又踩回来。。。。。。

批斗坏分子

    在抄家风潮中,对象主要是所谓地富反坏右,除了抄家,还要批斗,红卫兵,就是批斗的主力军。有一天,学校附近的一个居委会来找到学校,要我们去批斗一个坏分子。

    28中学校周围都是一些茅棚子,住的都是社会底层的劳苦百姓,按成份,也就是“城市贫民”,从事都是捡垃圾,搞搬运,扫大街的低层次事情。要批斗的“坏分子”,也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据说曾是旧社会码头上的恶霸,不知真假,我们班同学“全体开拔”,走到离学校几十米远的茅棚区,照例先是抄家,可怜这个“码头恶霸“住的就是一个茅草棚子,平时活动也就是捡垃圾,屋里塞的都是一些捡来的垃圾,破衣破被、破铜烂铁,里面灰尘扑面,乌烟瘴气,气味冲鼻,我们在里面呆几分钟,就受不了。

    批斗会就在他家门口举行,来的都是邻居,婆婆妈妈一大堆,也有几十人,我们围成一个圈,维持秩序,挨批斗的“恶霸”有四五十岁光景,黑瘦的脸,跪在地上,挺直腰,低着头,一声不吭。一个又一个婆婆妈妈上前去发言“控诉”,说的话粗俗不堪,都是一些鸡毛小事,大抵是说他脾气坏,爱骂人,又把那些骂人话反反复复重复讲,不堪入耳,我们实在听不下去。天气炎热,太阳很晒,这批斗会,又无聊又无趣,却还无止境的拖下去,搞了几个小时,我们早就熬不住,纷纷躲到屋檐的荫凉处,相互聊天。。。。。。

    突然看见那个被批斗的人本来直挺挺的身子突然一歪倒下了,嘴边吐白沫。会场一下子乱了套,那些婆婆妈妈顾不上“控诉”,赶忙把他平铺到地上,只见脸色苍白,估计是在太阳下毒晒几个钟头,中了暑。班上的一个姓吴同学平时身体好,自告奋勇来急救,他用手使劲按压他胸部,又嘴对嘴进行呼吸,周围大家慌乱一团,他的妻子在一旁又哭又嚎,有人问她,你男人平时有什么病呀,她哭哭啼啼地说,他蛮多病,有肺结核。。。。。。正在对着嘴巴呼气的吴同学,听见此话,吓了一跳,赶忙起身,再也不敢搞抢救,其他同学也躲得远远的,要几远有几远。。。。。。。

    这场批斗会就在死了批斗对象的情况下,无疾而终。这个“恶霸”的妻子,后来来学校好几次,讨说法,毕竟是一条性命,她找学校领导,找校长,找教务主任,也找到我们班,我曾在教室外面,看见过她,怯生生的站在那里。。。。。。。至于吴同学,听说第二天就急急忙忙去了医院,照x光,担心受怕好多时。

    学校领导及班上的老师可能也顾不上“恶霸”妻子的事,教师们都自身难保,因为批斗之风,已经蔓延到校内,批斗对象除了校长、书记、教务主任,各个班的班主任也首当其中。

批斗之风蔓延到学校

    批斗老师最先行动的是高二(1)班,他们的班主任是我前一章提到过的舒先龙。他是一个语文教师,平时特别“左”,57年反右时曾因说一些一些右派言论受过批判,这次又被工作组盯上,组织学生整理他的“反动言论”,

    这一整理,发现问题不少,57年之前他曾说过,“毛泽东长得像婆婆”、“刘少奇长得像猴子”、“周恩来是美男子”等等,后来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语法,举例说,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的第一句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是有语法问题的,用了“诸位”就不能用“们”,不过人们习惯了,也就不算错了。这是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懂语法,

    于是这一句语文老师的咬文嚼字讲话,现在成为反对伟大领袖的重要罪证,挨批挨斗是必然的事。

    关于批斗舒先龙老师的情况,高二(1)班同学刘中秋,十几年前曾在网上发表一篇回忆文章:《我的人生一段经历》,里面对此有详细记叙,我这里转摘如下:

    “我班是高二(1)班,自然“不甘落后”,准备把舒先生拉出去游街。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到齐了。八点钟左右,郑某把正在劳动的舒先生叫来,庄严地向他宣告:鉴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高二(1)班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把他拉到社会上进行批判。舒先生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看了看周围面若冰霜的学生,一言未发,就低下了头。有人拿来一个字纸篓扣在舒先生头上,又用一根麻绳系住字纸篓,接着把绳子两头交叉从面部到耳下绕到脑后,系了一个结,又绕到脖子前面,打了个结,绳子多余部分由押解的人牵着。
  
     队伍出了校门,四个同学拿着木棒分走两旁。一路上,张某领喊口号,同学们尽力跟着喊,行人或看或跟着走,有人还询问游街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还有个别人冲进队伍里给舒先生一巴掌。押解的人有时制止,有时又没制止。
    
    很快就到了舒先生的家。邻居们和其他人都来围观,指指点点、唧唧喳喳。舒先生站在一张条凳上。有同学向围观的人们揭发他的罪行。人们听着,有的表情严肃,有的怒形于色,有的只做出点头状。郑某、张某带一些同学进到舒的家去,有人把舒的妈妈押解出来,也推到一张条凳上站着。他母子二人被勒令脱掉袜子,但不许抬头。他母子顺从地照办。有的同学把舒先生的一些有问题的书——线装书和页面发黄的书——搬出来堆在马路上,张某划着火柴把书烧掉。然后,赵某、张某带着队伍走了。
    
    这时,已经是中午了。那天也真怪,热得出奇,太阳光像毒蛇信子一样狂舔着人们,舔得人皮肤阵阵生疼;空气滚烫,热得人汗流浃背,挥汗如雨;柏油地面被晒得几乎要冒火,穿着胶底凉鞋也能感觉得到那股难以忍受的灼热。舒先生光着脚板走路,却毫无感觉似的。 我想他一定很疼,因为他一直紧咬着下嘴唇。
    
    在江汉路亨达利钟表店附近,马路边围观者当中有一个人递给郑某一件金黄色衣服。郑某抖开一看,原来是道士穿的长袍,大笑起来,又绷着脸叫舒先生穿上。舒先生犹豫了一下,但是看见周围的人们都在呵斥他,就顺从地接过道袍,急忙穿在身上。围观者笑声一片,郑某、张某和同学们都大笑不止。我笑得直拍手、直跺脚。
    
    队伍继续前进。
    
    下午一、两点钟,这次“游街”才结束。。。。。。。

高二(2)班批斗的则是“死老虎”彭大年老师,学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洁的彭老师推出来,按着跪下,把一个又破又脏的字纸篓扣在他头上。彭老师不声不响,高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有几个本班和外班的学生冲上去就是一顿老拳,打头打背打胸脯。彭老师躲避不了,只能发出哼哼声。。。。。。。

    高三(1)班批斗的是张明亚老师,虽然他已经没有担任1班的班主任,这次旧话重提,他搞的“科学家与科学史”展览,自然成了宣扬修正主义的重大罪证。

    我们班(高三(2))的班主任张五书,也在这次批斗风潮中深受其辱。那天下午我从家里到学校去,快到学校校门时,看见一群人大约有十几个,揪着张老师在游街,张老师头发被剪了,她个子矮小,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中,几乎看不见她的模样,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中,揪斗的人从学校大门出去,转了一个大圈,从学校后门回来。

     张五书老师的丈夫是部队的一个现役军官,据说军衔不小,国家法律规定,军人家属应该受到特别保护,但是在这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运动中,莫说师道尊严,就是军人连自己的亲属也保护不了。

    多少年之后我曾问过许多同学,当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平时“民愤”不大的张老师,也会遭受如此屈辱,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

    在高中学生的榜样影响下,批斗老师之风越刮厉害,初中学生也开始批斗老师,他们更是把批斗当儿戏,想出许多折磨老师的手段,整个学校陷于流氓无政府主义的状态。

    今天想起当年对老师的种种侮蔑行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内疚,也会奇怪,为什么自己当时会作出如此不合常理的举动。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是很难理解那个年代的思想行为的,那是一个严峻的时代,在阶级斗争的岁月里,我们被训练成政治动物互相缠斗、伤害、牺牲,斗争哲学实际支配了我们成长的所有环节。

    这几年来,对于当年迫害、伤害老师的行为,许多当年的红卫兵出来检讨,影响比较大的有宋彬彬、陈小鲁等,他们敢于承认:文革旧账,我也有份。我想,能敢于站出来检讨自己当年的过错和罪过,是一件值得欣慰,应该赞赏的事,不能把当时的所作所为全部怪罪于时代的错误,这实际是虚无主义,只有对文革历史的反省,对自己行为的道歉和忏悔,我们才能恢复有爱有恩的人性本质,才能避免文革的情景重演。

    因而在这里,我怀着真诚的心,为当年文革中,我们曾有过的伤害言语和行为,向亲爱的老师们,向张五书老师,致歉忏悔。

(本节待续)

老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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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wen19的文章太好了!是汉网上不可多得的精品.不堪回首的岁月,我曾强迫自己淡望,但又常常在梦中浮见.我们,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太多,太多的.......

28中有二个老师自杀

    在全国性的抄家和批斗的疯狂中,文化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对各级学校领导和老师,特别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专家学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老师被殴打折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有的自杀身亡。

    28中也有二位老师在这段时间自杀。

    一个是初中教化学的女老师,叫叶元绿,她当年应该才二十多岁,是一个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她的自杀,可能是与其家庭出身有关,她是武汉赫赫有名的中药店——叶开泰的后人。解放前,汉口叶开泰药店是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李济齐名的中国四大药店,叶开泰在汉口有三百多年历史,到解放前夕,已经传到第十代,解放后公私合营,改名如今的健民制药厂。叶开泰很早就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聘请经理主持业务,叶家的亲属只是分红拿息。叶家第十代有三个人,即叶蓉斋、叶隆侯、叶璧垣都参入公私合营后的新厂工作,叶家其他后辈都已从事其他行业,整个家族应该有80多人。

    叶氏家族在文革里受到极大的冲击。叶老师从她姓名看应该是第十代,“元”字辈,估计因为是资本家的后代,备受抄家挨斗的侮辱,不堪忍受,愤而在家里自杀身亡,成为文革的牺牲品。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曾想找健在的老师了解当时她自杀的具体情况,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究竟。斯人已逝,转眼已经近五十年,有谁还会记得这位年轻貌美,人见人爱的生物老师呢?

  第二个自杀的老师是舒清超,也是一位女老师,她是总务处副主任,个子不高,身躯有些肥胖。她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工作积极,任劳任怨,忠厚勤恳,上进心强。她的自杀也很蹊跷,是在学校后门旁边的厕所粪池里发现她的尸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死亡?也是众说纷纭。有说她是因为害怕,据说舒老师因为学识水平不高,未免说错话,
    
    文革开始,有一次,她看见校门口贴出一副对联:“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便不以为然,撇着嘴说:怎么贴这么封建的标语呀。当有人告诉她这是毛主席的诗词时,她大吃一惊,在那个年代,这句涉及最高领袖的唐突犯上的话,足以让任何人挨斗甚至坐牢,舒老师就此背上思想包袱,多次主动检讨之后,仍心有余悸,看见其他老师挨斗挨批,更是心中惶惶不安。在突然发现她的尸体后,便断定她是因为背上思想包袱而自杀。

    不过对舒老师是否真是自杀,当时也有疑问。自杀方式有很多,实在没必要选择跳粪池,相反,失足跌落粪池的可能性倒比较大。28中的这个厕所,在学校后门旁边,门在校内,粪池在校外,学校后门是没有门卫的,晚上门要关闭,学生老师离校晚了,有时为了避免走前门绕远路,就翻后门而出,或者绕厕所边而出,这时就必须跨越粪池。可以联想,舒老师在深夜加班之后,后门已关,在从厕所边出去时,因身躯肥胖,行动不便,不慎失足掉进粪池。。。。。。

    但是在文革那个动荡、混乱、人心惶惶的时候,老师人人自危,领导自身难保,对舒老师的“自杀”事件,虽然惊愕,虽然疑惑,也顾不上探究其中原由,匆匆忙忙以自杀定论。

    在文革的风暴中,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人的性命也得不到保障,死了就死了,甚至扣上一顶自绝于人民的帽子,真是可叹可悲。这无疑是28中文革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

红卫兵组织与“校文革”

    在反四旧及抄家活动中,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校文革起到领导和骨干作用。

    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是在6月下旬纷纷成立的,在北京,最初的红卫兵组织是由清华附中的学生自发组成的,主要成员都是革干子弟,老红军、老革命的后代,因此曾经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对联出现,其实是对自己出身的炫耀,好听一点,也可以说是对革命后代责任感的体现。红卫兵这股风刮到了地方,又回归到由学校领导及工作组钦定的方式,成员中,除了革干子弟,还有工农子弟,加上中农、城市贫民等团结对象的子弟,反正都是成份好的学生。

    8月15日,武汉市召开全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高三(2)班的赵昌富同学代表28中的红卫兵参加了大会,他也成为28中红卫兵的司令。

    到了9月11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红卫兵,俗称三字兵)总部成立,湖北大学的学生漆林,当上了红卫兵总司令,在湖北大学操场召开成立大会,由张体学省长授旗,张省长像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一样,也坐上吉普车,检阅红卫兵队伍(后来这成为他的一条大罪状)。漆林是省水利厅厅长漆少川的儿子,不折不扣的官二代,漆少川在新四军五师时,曾是张体学的老部下,历史渊源隽永,这中间的瓜瓜连连,下面的人自然不会知道,其实都是自家人,你提携我,我保护你,官官相通而已。关于张体学与漆林之间的故事,文革后期还继续有发展,我在记叙知青生活的文章——《一个武汉知青在蕲春的农村生活》中曾有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言。

    28中的红卫兵代表还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回来给全校做了汇报,我看过“中央首长”在她笔记本上的签名,好像是“李雪峰”,当时替代彭真,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红了一阵,又被“四人帮”赶下台。

    除了成立红卫兵组织,又从上到下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中央有中央文革小组,省市地方也相继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将原来的领导机构放在一边。武汉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在7月11日成立的,市委书记宋侃夫任组长。

    从中央看,中央文革已经替代原来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掌握大权;到地方,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仍是旧的那套班子主持日常事务,所以就有后来的在中央文革鼓动下的各地造反行动。

    28中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校文革”)是在7月下旬成立的,校文革领导班子中,高中各个班都有学生参加,特点是很少原来的班干部和团干部,以及品性兼优的学生,全部是成份好,根红苗正的学生,不看学习成绩,只看家庭成份。高三(2)班的赵昌富同学又担任“校文革”的主任。

赵昌富是革干家庭出身,平时工作积极,热心快肠,人缘不错,体格高大,身体倍儿棒,每次部队来学校挑选飞行员,他都是被推荐对象,只是学习成绩很一般,因而,原来在班上只是担任一个劳动委员职务。这次文革运动,他脱颖而出,又是司令,又是主任,风云一时,经常主持全校大会,呼风唤雨,真没想到,赵同学还有几分当领导的天赋,平时他沉默寡言,说起话细声细气,性格腼腆,做事细心,因而在同学中有一个外号,叫“大姑娘”。现在这位“大姑娘”在主席台上一站,毫不慌张,毫不怯场,做起报告,语调高昂,一字一板,内容得体。可见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人的潜能、才能无限,只要在合适的时间,在适合的环境下,一样能迸发出无穷的才华和机能。

    不过到底是年轻,经验欠缺,城府不深,有时会说错话,顾前失后。

    比如有一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赵昌富在台上作报告,他讲了一大通例行官话后,又色厉字严地传达了省市文革领导小组的指示:对社会上的各种消息,不要“听谣信谣传谣”,尤其对所谓北京传来的各种小道消息,要有主见,要分析,要听从文革领导小组的指挥和安排,思想上不能混乱云云。报告做完,等到大会要结束时,他作为主持人突然对着扩音器大声说,大家等一等,我来念几则重要的“北京来电”。。。。。。

    我听见站在下面的一个外语组老师(这个老师经常叼一个烟斗,喜欢调侃开玩笑),在一旁笑着说:,这个赵主任,刚刚要大家不要信谣,自己又当众传谣。。。。。。

    文革初期,中央到地方,明显有二条信息通道,一条是原来的层层下达的官方渠道,另一条是中央文革为了搞乱社会,通过北京造反学生散布的小道消息渠道,有时第二渠道的消息更准确更快捷,所以搞得下面的领导和群众无所适从。我们这个赵司令、赵主任,新官伊始,还没有学会滑头老道,有这样的举措失常,言语矛盾,也是难怪哟。

    10月份开始,武汉的形势开始乱了,北京来了首都“红卫兵”组成的南下造反团,领头叫赵桂林,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指点,目标对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省长张体学,在他们的鼓动下,红卫兵开始分裂,11月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就是以后的“钢二司”,司令是武测的学生杨道远,12月又成立“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提出的口号是“揪出王任重,炮轰张体学”,形势变幻莫测,一天一个新口号,每天都有怪事出现,比看电影还热闹。当时这股造反热潮还没有完全波延到中学,中学的学生正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进行着大串联。

大串联

    大串联是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从正面讲,是红卫兵增进革命友谊,扩大革命成果,在不同地域间通过各种交通工具进行革命交流的活动,但是后来却演变成全社会无秩序的免费旅游,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和混乱。

    大串联是从9月5日开始的,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拉开了大串联的序幕。在这前后,中央文革成员多次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支持北京的学生到地方去介绍经验,帮助反四旧,实际上是去煽风点火,鼓动造反。

    当时串联的师生可以免费乘坐除飞机以外的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各地都有接待站,吃饭住宿全部不要钱,甚至可以找接待站借钱作旅途费用,这等好事,立即激发学生跑出去的热情,霎那间全国上下,到处充斥戴红袖章的学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很特殊的一道风景线。

    今天看来,大串联实际是利用大中学生的相互交流、影响、感染,推动政治触角敏锐,但思想幼稚的学生去“冲锋陷阵”,从而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速烧遍全国的一种手段。设想很好,但是没想到后来一发不可控制,犹如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不可收拾,给社会经济带来无穷无尽的后遗症。

    28中的大串联活动是从10月下旬开始的,开始还是按照国务院的通知精神,有组织有步骤有领导的进行。各个班级民主推选去串联的学生,当然都是根红苗壮的,红卫兵、党团员优先,去的学生有老师领队,带介绍信,算是“正规部队”,第一批去了北京,后来说是去北京的学生太多,住宿安排不下,上面要求暂缓进京,第二批、第三批就去广州、成都。但是情况马上就失控了,各个学校学生都等不及分批出发,迫不及待,开始不受约束,自行其事,消息传来,几天时间,学校就“人走楼空”,不但学生走的干净,胆子大一点的老师也跑去串联,整个学校变得空空荡荡。

我是我们班最后跑出去的学生,还有徐爱梅同学与张永生同学,我们都是属于成份不好,又胆子小,最后看到大家都走了,也按捺不住,于是相邀一起走,北京不敢去,就去广州。

    我们在汉口火车站上的火车,上车时只要检查看看学生证,这时火车上串联的学生虽然已经很多,但还没有到后来行李架、厕所都挤满人的地步,座位上是买了票的旅客,走道上则坐满了学生,我们挤在人群里,过了一夜一天。到广州已是晚上,

    火车站站内设有接待站,一辆又一辆的交通车来接串联的学生,我们排着长队到接待站,接待的人开口就问我们三人有没有介绍信,我们迟疑地说没有,便叫我们到一边去等待,但是学生太多,根本由不得我们停住步“等待”,人群已经裹拥着我们朝前走,一起“混”上了交通车,把我们送到海珠桥旁,白云宾馆后面的一所中学里,到这里就不管你有没有介绍信了,下车就登记安排你住宿,住在一间间教室里,学校自然已经停课,教室里课桌并在一起当床,好在广州天气不冷,大家就睡在上面,发给每人几张饭票,学校有食堂,供应三餐,都是免费的。

    广州接待红卫兵还是有一些准备,我们到的第二天就组织我们参观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后来的“广交会”,这是广州的一张重要名片,记得交易会的展期已经结束,专门为了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又继续展出一段时间。

    我们还去了广州的越秀公园,爬上越秀山,看五羊石雕,市博物馆也在公园内,那时这里就是广州最好的景点。剩下的时间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想到我们是私自跑出来串联,怕回去挨斗挨批评,就老老实实拼命抄大字报。

    当时好像规定每个接待点接待红卫兵只有三天还是五天时间,到时就要你回去。有些人胆子大,又换一个接待点混吃混住,反正没有人管。张永生有一个姐姐在广州林学院工作,后来就不见他的踪影,徐爱梅还想去上海,我胆子小,不敢再跑,就与他们分手,独自回到武汉。

    回到学校,已经11月份,学校里仍然没有几个学生,红卫兵组织(即“三字兵”)已经解体,“校文革”也散了摊,没有人管事。心里便有点后悔,不该这么快回来,应该多跑几个地方。

    又过了几天,陆续有串联的同学回来,在学校里大家一起瞎聊,互相通报听来的消息,这时谣传很多,说是串联马上要停止了,明年春天再进行(后来果然国务院发了暂停串联通知),又传说毛主席在年底前要最后接见一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再不去就晚了,又听说北京管的很严,火车都不能开进北京站,只能停在丰台站。。。。。。大家在一起谈的兴奋和起劲,于是在相互商量和鼓动下,决定去北京,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去,管他的,进不了城就从丰台步行走进城。

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本来决定要去北京的人不少,到动身时只有5、6个同学,都是同班的。这天晚上我们到了汉口火车站,找到武汉到北京的直快列车,这趟列车大约是刚刚从北京开回来,车厢里做完了清洁,比较干净,里面没人,我们从车窗翻进去,占住了两排靠窗的座位。

    看来与我们同一想法的学生不少,过了几个小时,车厢就坐满了学生。我们在火车上坐等了一天一夜,等待开车,到火车终于开动时,车厢里已挤得满满的,最后行李架上,车厢链接通道上都是人。有票的旅客,找到座位,要学生让开,没一个学生肯让,乘务员来了,也没用,吵吵嚷嚷,学生人多势众,无法无天,乘务员只能躲进她的休息间,不敢管,也无法管,买票的旅客只能自认倒霉。

    火车刚开出武汉市,大概是在刘家庙站,又停下来,又等了大半天,才轰隆轰隆开始正常行驶。沿途停停走走,不断有当地的学生涌上来,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挤不上来,整整开了三天三夜才到北京车站。我们运气比较好,火车只在丰台车站停留了几个小时,就开进城内的北京站。我们下车后,马上就有汽车安排我们到了北京工学院住宿。

    为什么说我们很幸运,是因为我们到达北京的前一天,由于来京串连学生太多,大大超过北京现有接待能力,北京站成千上万的学生无法下车,许多学生三九寒天只能露宿街头,于是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周总理在会上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接待范围,放开限制,挖掘潜力,各个单位立即行动,这样才迅速将来京的学生安置妥当。俗话说,来的早不如来得巧,我们正好碰上这机会,没有像其他学生在火车站徘徊几天,忍饥受冻,或者安排住到老百姓家里去,而是住进学校。

    北京工学院原来是个半军事单位,门口有士兵站岗,原来为了保密,不安排入住串联的学生,现在没办法也腾出位置接待,我们就住在学院的教室里。
所谓教室,也是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好在我们都带有棉被,地上铺上报纸,然后将棉被半垫半盖,我们几个人抢到一个靠水门汀的位置,但是暖气只开了几个小时就停了,半夜我们都被冻醒,好在那时年轻抗得住,我们就穿上棉衣棉裤睡。同行的古震国同学没有带棉衣,只穿件卫生衣,倒显得很精神,只是穿的一双塑料底布鞋,在寒冷的北京街上,经常滑倒,成了我们的笑资。

    到北京第二天我们就观赏了部队的文艺演出,有耿莲凤和张振富的男女生二重唱,还去了颐和园,冰天雪地的,没有什么看头。大多时间都是躲在驻地,钻进被窝里聊天,等待毛主席的接见。

当时我的弟弟也在北京串连,他是先来的,我们一直没有碰面,这一天,我一大早就去找他,他们住在一个胡同里,居民家中,我找了好久才找到,我们一起吃了饭,又一起聊了好久,我看时间也太晚了,就在弟弟那里住下,没有回住地。

    晚上一点多钟,忽然听见屋外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很奇怪,在这陌生的地方,居然有人和我同名,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会有人来找我。屋外的喊叫声停歇一会,又响起来,我于是起身出去瞅瞅,猛然发现原来是古震国同学在胡同里叫我,他旁边还有一个军人,是我们的排长——当时我们这些来京串连的学生,一下车就被编成连排单位进行管理,我们是在第8连第5排,有一个军人排长管理我们。他见到我很高兴,说只知道你弟弟在这个胡同,(我给同行人说过),但不知道哪间屋,所以只能从胡同头叫到胡同尾。我问有什么事吗,他说没事没事,只是你现在马上要跟我们回去,那时的人都特别听话,虽然我也感到奇怪,也立马一同回去了。

    我们是搭公汽回校的,在车上古震国悄悄对我说,一天没见你,怕你出事,给连长汇报,连长也说今晚一定要找到你,我和排长从7点找到现在……

    我看见古那张被寒风吹得红红的脸,在这寒冷的冬夜,他没有穿棉衣,肩膀瑟瑟耸起,但是那种找到我的由衷高兴,深深感染了我。我深切感受到同学的情谊。我们大声用武汉话交谈着,开车的司机转过头也用武汉话来搭腔,我们惊奇地说,你家也是武汉的?他说是呀,刚刚来北京几天,北京的运力不够,从全国各地抽调公汽来支援,武汉来了80辆,连车带人,连售票员都是我们武汉伢……

我们回到学校已经深夜二点多,不到四点就被叫起床,每人发一包食品,然后排着队伍出发,走呀走呀,不知走了多久,也没有一个时间概念,只知从天黑走到天亮,走到太阳老高,先还可以看见路边有楼房,再看见就是遍地的庄稼,没有人告诉我们去哪里,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去干什么。总算走到一个空敞的地方,停下来,便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学生,整整齐齐排着队,无边的黑压压一片,不知有多少人。

    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北京南苑机场,军事机场,也就是当年北平解放时,毛主席、朱德检阅部队的地方。这时才有通知,说毛主席马上要接见红卫兵,也就是接见我们。哇,这一下大家可兴奋了,个个挺胸直腰,队伍站得齐齐的。连长排长跑过来跑过去,指手划脚,大家唱歌呀,自己唱还不够,又拉歌。我们是8连,沾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成了拉歌的主要目标,这里喊:八连的来一个,那里叫:好八连唱一个,我们就扯着喉咙唱呀唱,忘记了疲劳和寒冷。

    可是这一等又是几个小时,“马上就会来”成了望梅止渴的支持。北京的冬日,太阳时间很短促,不一会儿太阳就不见了,不知是下了山,还是躲进云层,周边就成灰蒙蒙的一片,寒气弥漫开来。一包食品早已吃完,又没有水喝,歌声就越来越消停,不知道时间,更不知还要等多久,又冷又饿,人似乎已非常疲倦,于是歌不唱了,队伍也散了,东一堆人西一堆人,三三俩俩,有的蹲,有的坐,有的相互靠着,那些连长排长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不时有救护车开来,载走支持不了昏过去的学生。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象一阵海啸掠过,有人说,来了来了,人群骚动起来,一些人跑东奔西,不知所措,我们也东张西望,不知方向,就算我反应比较快,看见东面人群骚动特别大,忙说,那边那边,边踮起脚来眺望,看见远远的地方,一辆吉普车疯一般地驶过,上面一个人光着头,穿着绿军装,手里拿着一顶帽子,不断地两边挥来挥去,还没有等我们醒过神来,车子就已不见踪影,原来车上的人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象当年检阅部队一样检阅了我们。

    多少年后,我看见一些资料,才知道文革中毛泽东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8次检阅了红卫兵,受检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有1300多万人。

    我们那一次是最后一次检阅,前几次都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红卫兵从下面步行或者坐车通过。这次因为来京学生太多,周总理想出了坐车检阅的方式,二天时间就检阅了几百万红卫兵,也包括我们在内。

    虽然只看到一溜烟的汽车(许多人实际上连一溜烟也没看到),大家还是非常兴奋,毕竟见证了一个重要时刻,而且一天的辛劳终于有了成果。晚上回到学院,我们排队清点人数,总结一天情况,排长专门批评了我,说我外出不请假。原来在接见前夕,上面有着严厉的命令,必须把每一个串连学生找到,控制好,不能出任何问题,这就是排长花5、6个小时一定找到我的原因。

在文革结束之后,我看见过不少回忆及描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文章,里面都充满了“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幸福难忘”的字眼,我却丝毫没有这种感受,可能是阶级感情不深厚吧。我印象最深的只是那“一溜烟的汽车”。。。。。。。相反,倒时时记起那天古震国同学深夜寻找我的辛劳,及他那真诚、善良的笑容。

    从北京回来,学校已经通知放寒假。转眼到了1967年,28中又开始文化革命的新阶段。
(本节完)

昨天有同学来电话,对我文章中提到,文革期间自杀的老师叶元绿,补充说应该是吞金自杀,具体情况也不甚清楚。叶元绿是叶开泰后代,前几年报刊上提到的叶元利、叶元双、叶元同,应该是与叶老师同一辈份人,我查看一些资料,叶家第十一代,元字辈,没有叶元绿的姓名。去年人文网上有一篇文章“一个贫病交加的“叶开泰”的后人”,讲的是叶元同的儿子,叶宗毅。不知他还能否记得叶家的这个文革中自杀的人。这里只能存疑了


(注)生病一场,加之春节,停笔好长时间,今日继续写。

    3、在“山鹰战斗兵团”的日子(上)
    
    “一月风暴”

    1967年,文化革命进入“全面开展阶级斗争阶段”(林彪语),新年伊始,武汉的造反派在新华路体育场批斗省委书记王任重,上海的造反派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伟人对此大加赞赏,称之“一月风暴”。

    在上海造反派“夺权”的样板推动下,各地的造反派也从前段时间的批工作组,抢黑材料的行动,迅速过渡到“夺权”的高潮。

    那时的所谓“夺权”,实际就是“抢公章”,逼迫原来的当权派交出代表权力的公章,有的单位当权派比较“听话”,或者说比较“识时务”,乖乖交出公章,或者当着造反派的面,共同封存公章。有的就不怎么“服周”,悄悄把公章藏起来,或者转移阵地,搞“地下办公”。

    写到这里,记起一件事。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叫李子仪,是我叔爷的儿子,叫我父母为表哥表嫂(宁波话叫“阿哥阿嫂”)。解放前从宁波来到汉口谋生,经我母亲介绍到娘家亲戚开的一家银楼里做学徒。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都表现积极,“三反”“五反””“打老虎”,检举揭发老板有功,当上了国家干部,后来到市总工会工作,文革开始时,职务已经是一个处长。自发达之后,就不再与我家来往,要划清界限。

    文革的这一天深夜,我们已经入睡,他夫妇俩突然来临,寒暄之后,说有一件事情相托,于是交给我母亲一个牛皮纸的材料袋和一个小木盒。材料袋包扎得严严实实,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打开过,大概就是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黑材料”,小木盒打开一看,就是一枚公章。

    看来这位处长大人,就属于“不服周”之类,为了对抗造反派的夺权,将“黑材料”和权力象征的公章转移,藏到我家。其实我们家成份不好,放在我家也不甚安全,但他大概深谙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或许是实在没有可靠的地方能够存放,于是想到了我们这门亲戚。。。。。。过了几个月,夺权的风声渐息,他们又悄悄来到,把这包东西拿走,与我们家又恢复原来不相来往的状况。

    28中和其他学校一样,也搞了“一月风暴”,以外语组隋世忠老师,数学组方正国老师领头的群众组织,也顺应潮流,夺了学校的权。这时的学校,自从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及大串联冲击,教学秩序已经全面瘫痪,原来的学校管理体制被彻底废除,学校已经陷于无政府状态。所谓“夺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参加“夺权”的,除了老师的造反组织以外,还有学生造反组织,主要以高中学生为主,这时大部分学生还在外面搞串联,尤其是初中的学生,不顾中央的三令五申,还在各地游山玩水,名曰“步行串联”,只有部分高中学生,受社会上造反思潮的影响,回到学校,在12月及1月前后相继成立了各种新的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时叫“战斗队”,这其中也包括我所在的“山鹰战斗兵团”。

  成立山鹰战斗兵团

    说起28中“山鹰战斗兵团”。活动时间也就不到二年,里面的“积极”分子(不能说核心成员,只不过来的频繁一些,活动积极一些而已)也就十余个,全部是一个班(高三(2))的同学,期间也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行动,一直游离于28中文革运动之外。但是毕竟跟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也参入了一些武汉地区文革的行动,拿当时的语言,就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山鹰兵团”的一些活动,主要在校外,其实也侧面反映了当时武汉文革运动的发展,今天我一一记叙下来,发现虽然都是一些点滴小事,却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学生在文革中幼稚、单纯的思想和心态,以及在长期无产阶级斗争教育下,以及文革运动影响下,形成的积极向上,憧憬革命,但又随性、盲目、冲动的行为。正是文革运动,给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的成长及以后的命运,带来及其深远的影响并落下深深的性格烙印,从而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时会展现出来。

    另一方面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活动,山鹰的成员建立了比同学关系更宝贵的感情和友谊,增进了情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种战友之情,根深蒂固,一直保持到今天,殊为珍贵。

    “山鹰战斗兵团”的创建其实是在无意之中,偶然组成的。

    前面说过,我与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到北京串联,经历了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从北京回来,已经是12月份,大家也没有约定什么时候回学校,我在家里多待了几天,这一天回到学校,一看大吃一惊,一个多月时间,学校情况已大不一样,虽然仍没有复课,学生不多,操场上冷冷清清,但是发现所有的教室和教研室都被学生占住,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感觉,叫人大惑不解。

    原来11月以来,伟人发动文革的目地逐渐明朗,就是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支持和鼓励广大群众起来“造反”,“造党内走资派的反”,一时间,各个学校的群众组织便风起云涌,纷纷涌现。学校里,原来的御用红卫兵组织——中等学校红卫兵,已经瓦解,武汉地区学生中的造反组织,二司、三司相继成立,省市领导被迫不但到场祝贺,还拨款支持。在这种大形势的推动下,大约有上面的指示精神,要鼓励学生成立自己的组织,于是有这么一个规定,中学中只要有三个学生登记,有一个办公地址,就可以成立一个群众组织,无需申请,无需审批,写上姓名,拿到学校总务处,可以领到200元钱开办费,用于购买文具和办公用品。

    200元,那个年代,可是一笔巨款呀。冲着这200元巨款,也一定要搞一个“战斗队”玩一玩,于是乎,学校的造反组织,一下子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成立红卫兵战斗队,找上三个学生容易,但是找办公地点却不易,教室有限,教室抢占完了,又去强占老师的教研室,几天时间,所有教研室、教室、实验室全都被霸占一空。

    这天我到学校,转了一圈,看见所有房间都有人,或者房门紧锁,外面贴了标语,表示“房”有所主。我们班原来的教室在三楼,也是门上一把锁,被人占住。正在失望之余,发现我们班的曾伯安同学,他居然眼明手快占住了老教学大楼一楼右首的一间房间,这是一间非常小的房间,原来是政治教研室。房间虽小,然聊胜于无,于是这里成了我们安营扎寨之地。

    曾同学,其实与我们一起去的北京,也一起回来。但他比我们早来学校二天,听到消息,就赶快“占室为王”,并且已经去总务处注册登记,领了开办费。至于成立什么组织,成立什么样的组织,他也没有什么打算,反正都是顺潮流,跟形势,领200元钱再说。

    其实,后来这种顺应潮流,跟形势的思想,一直支配着我们后来的活动,我们这个组织,没有斗争目标,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或者说雄心大志,虽然大道理上讲,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实际上还是用武汉的一句俗话讲,“闹豁子”、“闹的好玩”,这也是我们虽然参入一些造反派活动,都只是限于皮毛,或者闹一些场子,而且主要在校外,没有参入28中校内文革活动的原因。

我与曾同学本来相处甚熟,于是自然而然坐进他“占领”的“山寨”里,陆续又有不少同班的同学走进来,你一言我一语一起聊天。

    曾同学说,我去登记时要报成立组织的名字,赶快起一个名吧。那时的造反战斗队的名字大都取红色地名及一些革命语句,如井冈山、延安、瑞金、红色风暴,湘江风雷、红八月等等,有的取自毛主席诗词:独立寒秋、千钧棒、重上井冈山等等,大家议论来议论去,争来争去,提出一大堆名字,都觉得不合适,不新颖,有人说,还是取个外国的名:“青年近卫军”,但这个名是出自苏联,修正主义国家,不太合适,从苏联又想到阿尔巴尼亚,“欧洲的一盏明灯”,当时是中国的最亲密战友,阿尔巴尼亚的国徽是双头鹰,国家被称之“山鹰之国”,那就叫“山鹰战斗兵团”吧,大家齐声说好,闲扯了一上午,总算扯出一个组织的名字,看看时间不早,就起身回家。

    第二天,到学校又坐在一起聊天,昨天的人有的来了,有的没有来,又有新的同学来,慢慢的几天之后,人员相对固定起来,都是同班同学,也不好意思填一个什么表格,写一个申请书之类,反正“来的都是客”,坐进来的都是“兵团战士”。

    这一天,又是曾同学提出,还得选一个头头才行,总务处要求的,领的200元开办费,得要一个人负责才行。于是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要古震国来当这个头。古震国同学,我前面介绍过,人老实忠厚,做事踏踏实实,人缘好,原来是班上的宣传委员,各方面的同学都能接受,于是成了“山鹰战斗兵团”的“兵团司令”,那时不叫司令,也不叫头头,时兴叫勤务员,人民的勤务员,意思不是当官的,要为人民服务 。

    想想那时也有意思,几个人聚在一起,松松散散,就是一个组织,起的名字吓死人,不是“兵团”,就是“纵队”,“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只要你够胆,就可以呼风唤雨,粉墨登场。后来再看京戏《沙家浜》,听胡传魁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就感到特别亲切。

于是就这样,虽然没有填表,没有登记,今天这几个来,明天那几个来,但来的勤的人终究还是这几个,人员固定下来,头头有了,组织机构算是落实了。

    很有意思的是,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意中,山鹰的成员都是原来班上比较“中间层”的学生。家庭成分既不是红五类,也谈不上黑五类,大抵都是“职员”之类,既不是原来班上的“红人”,也不是运动中挨整的人,虽然有几个也是班上的干部,也只是学习委员、宣传委员、课代表之类。大家的思想,也比较中庸,不像红五类那样,有历史责任感和优越感,但是也不象某些造反派那样激进,当时造反派的口号就是“怀疑一切”,我们就觉得过于绝对,不大赞成。我们这群人大抵属于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又想跟着潮流造反,又怕得罪老师和领导,既想闹腾闹腾,热闹一番,又怕“沾火星”,不愿说绝对的话,不敢喊打倒的口号。

    我们山鹰组织的这种成份结构、成员的思想观点及行动都比较类似于当时的红三司,红卫兵三司是脱胎于三字兵,不愿跟随二司,想走中间路线的学生组织,但我们没有加入三司,而是阴错阳差,加入了造反最激进的钢二司。

    我在山鹰里面,起先的角色还是有些尴尬的,在这里面,我的成份是最差的,这不免会给人一些把柄。记得有一次,过去班上的“红人”、班主席田某人,曾当面给古震国说,李××就是你们的黑参谋,你们把他搞在里面,会影响你们山鹰的声誉。。。。。古震国当即反驳他说,我们都有自己的辨别,难道会这么轻易受人哄骗吗。。。。。。我听到这件事非常感动,一直很感谢古震国的正直。

    不过“红人”的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我在山鹰里面出主意倒真是最多,够得上“参谋”二字,我对社会形势发展比较敏感,山鹰的一些大的动作,如加入二司,进驻工厂,都是我主动联系的,我虽然有时比较冲动、随性,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怕事的人,什么事,都是浅尝辄止,这一点性格,山鹰成员们都是相似的。

写标语、编“山鹰战报”

    山鹰兵团虽然成立,做的事情并不多,我们只是跟着社会上形势跑,我们既没有与其他组织联系,也没有参入学校的造反行动,虽然学校已经“改朝换制”,与我们也没有什么干系,每天就是早上来学校,坐在那间小房间里,吹吹牛,“誇誇天”,东扯西拉一番,就回家,今天来这一帮同学,明天来另一帮同学,反正来者不拒,无形中我们这里成了高三(2)班同学的活动中心。

    过了几天,发生了二件事,促使我们这个“山鹰战斗兵团”开始正规起来,行动起来。

    第一件事是总务处来催问我们开办费的开支情况,如果没有用,就要上交。200元的开办费,我们实际没有用,白白交上去实在划不来,这笔钱又不能去吃吃喝喝,(当时也没有这个胆),必须赶快找点事情,找些理由花掉。

    第二是我们成员中有二位原来很热心的同学,宣布退出山鹰兵团,加入高三(1)的一个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这个组织的头是王胜华,聚集了一批他们班上有思想有才华的同学,他们搞的比较像样,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比较有思想,有专业。组织上完善,有章程有机构,有核心成员,有外围组织,而且积极参入28中学校的运动,他们还与校外的组织相互串联,加入了湖北大学《红八月》的组织,成为他们的一个中学分部,他们还创办《井冈山》通讯,发表了一批有深度有思想的文章,由于名气大,动作多,因此许多外班的同学也纷纷加入,甚至许多老师,如雷又荣、舒先龙等等,也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无形中成为28中最大的群众组织。

    这两位同学,不辞而别,加入其他班的战斗队,我们觉得很没面子,而且传说她们在外面还说山鹰是投机组织,是假造反,这些传言激怒了我们,我们觉得必须要搞点行动来展示我们的“造反决心”,于是进行三方面的活动。

    一是在学校新教学大楼上刷了二条标语,用整张的白纸,斗大的字,从楼顶一直贴到一楼,一条内容是:“山鹰战斗兵团永远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条是:“山鹰战斗兵团是压不垮,骂不倒的响当当的造反组织”。

    要说我们这个战斗兵团,具有独特的人才优势,就是有几个美术字写得特别好的宣传人才,头头古震国,原来就是班上的宣传委员,写的一手好美术字,另外还有一个邓同学,是原来班上的学习委员,也写得一手好字,又会刻钢板。写这些宣传标语,对于他们正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这几条标语贴出去,果然醒目、轰动,无论在学校哪个角落,都能映入眼帘,只是看见此标语的人,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突兀贴出这么气势汹汹的几条标语口号,这个山鹰兵团,是何方神圣,这么自命不凡。

第二个行动,是办“山鹰战报”,你们“井冈山”办《通讯》,我们就办“战报”。古震国与邓同学也是刻钢板的好手,于是用开办费买了油印机,油墨,滚筒,纸张,又到处搜集一些信息资料,无非是毛主席语录,中央文革的内部讲话,社会动态,等等,编成材料。这一下大家都有事做,有的编,有的刻,有的调油墨,有的推滚筒,有的将印好的纸晾干,每天忙的不亦乐乎。

    记得这个时候学校委托人来统计群众组织的基本情况,要我们报组织的人数及名册,我们这时全部成员加上“打酱油”的也不过8、9个人,为了充脸面,我们编了30多人的假名单,还在编假姓名时含沙射影调侃了那二位“叛徒”同学一番,今天想起来这件事,真是可笑,完全像一出闹剧。

    至于学校为什么要统计群众组织情况,我们原以为是落实开办费的使用情况,后来才知,学校已于4月29日(1967年)成立了“革司”,即“28中革命造反司令部”,实现28中造反派组织的第一次大联合。这是学习一中造反派的做法,当时一中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一中》革司”,28中也就依样画葫芦,成立“28中革司”,也称“新二十八中”。革司的头头是高三(1)班的余泽峰,副主任是王胜华,也是高三(1)班的,他们分别所在的造反组织,一个叫“红旗兵团”、一个就是“井冈山兵团”。

    至于成立28中“革司”,实现造反派的大联合,当时为什么没有囊括我们“山鹰兵团”呢?今天分析起来,可能一是我们的名气太小,影响不大;二可能当时也没有把我们算成“造反”的组织,毕竟我们没有参入学校的任何造反行动。

不管外面对我们印象如何,对我们如何评价,我们自己还是认为自己是造反组织,干的还是很起劲的,用开办费买了大量纸张,“山鹰战报”印了一期又一期,当然都是油印。

    谈起油印,现在的年轻人不清楚,这里再多说几句。

    首先要刻蜡纸,这可是一个技术活,用铁笔在钢板上刻蜡纸,既不能重又不能轻,重了将蜡纸戳穿,轻了蜡没有刻掉,字就印不出来,蜡纸最好用上海生产的,或者衢州产的,质量好,武汉出的蜡纸太薄,一刻就破;钢板上锻有细密斜纹,将蜡纸铺在钢板上,钢板要呈45度斜放,让蜡纸上边的格子与钢板的纹路一致,顺着纹路刻字,这样就能在凸凹不平的钢板上写出横竖直的道道。

    刻出的蜡纸白花花一片,字迹是白色的,摊在黑桌面上,可以清晰进行校对,刻字不能有错,万一有错,用铁笔的尾部圆圆部分,在出错的地方轻轻的推平,再刻写,自然这样改错的地方,印出来清晰度还是要差些;也可以划一根火柴,吹熄,用余热将蜡纸出错地方熏一下,让这地方蜡纸恢复原样,这更要特别小心地操作。

    印出来的材料还可以套色,一张蜡纸刻刊头、毛主席语录,用红色油墨;另一张蜡纸刻正文,用黑色油墨。

    刻好的蜡纸扣在油印机的细纱网上,用醺上油墨的滚筒推,油印机只有武汉产的,上海生产的质量好,但根本买不到,后来有了一种新产品,两边有两根弹簧拉扯,称之“弹力型油印机”,印起来,就轻松一些。

    应该说我们“山鹰战报”办的还是不错的,字迹娟秀,油墨均匀,内容丰富,我们前后大约办了十几期,有厚厚一叠,我曾保留下来一些,后来下农村,存放在家里,被当废纸处理了,殊为可惜。

    “井冈山兵团”编的《井冈山通讯》,据说一直坚持到下农村后仍在出刊,后来改名为《向北京》,到农村后还在上面发文章,讨论“红卫兵运动的历史使命”——他们真是一群有抱负,有理想的造反战士。

    我们编的《山鹰战报》主要拿到学校外面去散发,那时经常去几个大学,与其他组织交换资料,结果因此与武大的学生组织《红山鹰》建立了联系,这件事我下面还要说到。

加入钢二司

    我们要做的第三件事最重要,就是到校外去找一个大的造反组织挂靠,找一个靠山,要成为名副其实的“造反派”。

    当时武汉的学生造反组织主要是二司和三司,这两个是跨校的组织,另外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等,主要以本校学生为主,二司的全名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造反司令部”,根据地是在武测,头头是杨道远,当时名气最大,三司的全名是:“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华师学生为多,后来分裂出“三司革联”,成为与“三钢”、“三新”并列的造反组织。

    我们想与这几个学生组织联系,华工、华农,那时太偏辟,交通不便,湖北大学近,但听说“井冈山”联系挂钩的是“新湖大”,他们联系了,我们就不去联系,我们要找更大的,名气更响亮的造反组织,决定去找二司或者三司联系,但跑了二趟,找不到可以联系的人,又听说二司在武汉展览馆有一个联络站,就转去展览馆。

    1967年初,武汉的造反派批斗了王任重,炮轰湖北“黑省委”,取得阶段性胜利,曾经想联合举办一个反映武汉地区无产阶级大革命胜利的展览,后来因为展出内容的分歧,闹分裂,展览被三司和新华工的部分学生砸了,二司坚持单独办展览,并在武汉展览馆设立了二司武展总部

    这一天我们找到展览馆二楼,接待我们的是武展总部的一个头头,是武大的学生,他说,你们要加入二司,必须赞同二个观点,第一要承认“怀疑一切”,第二要承认“二八声明”是大香花。

    二司这位红卫兵的观点真是简明扼要,一针见血。承认“怀疑一切”,应该是当造反派的第一要素,所谓“怀疑一切”,就必然是对旧的体制,旧的权威,敢于怀疑,敢于推翻,有怀疑才能造反,有怀疑才能不做驯服工具,有怀疑才能与传统思想决裂,所以是否承认“怀疑一切”,在文革初期,一直是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站队的分界线。

    而“二八声明”则是表明你属于造反派的哪一个派别。

    这时的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包括学生、工人、各行业的,林林总总已经有几十个,内部已经开始分裂,为了表明自己最革命,在揪斗王任重时,各显神通,在对待夺权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其中以工总,二司,武钢九一三、红教工、武重等为一派,以工造总司,新华工等为另一派,形成后来的“钢派”与“新派”,前者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将造反派的矛盾公开化,引起社会极大震荡,围绕“二八声明”,两派的界限分明,势不两立,一个说是“大香花”;一个说是“大毒草”,这就是为什么要加入二司,必须要承认“二八声明”的缘由。

    我们犹豫片刻,说“二八声明”我们肯定承认“大香花”,至于“怀疑一切”,我们还不能完全同意。。。。。。

    说老实话,关于“二八声明”,倒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搞不清,“声明”的文章虽然也看过,看不出里面有什么的道道,与我们关系不大,香花就香花,无所谓,至于这个“怀疑一切”,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个说法太绝对,现在要我们马上改口,还真下不了决心。

    那时的人就是这么单纯,幼稚,特别执着,虽然我们很想加入二司,但是对自己一时接受不了的观点仍然要坚持,不愿马虎敷衍,那个年代,受的教育就是忠实自己的理想和理念,一就是一,真诚直白,“不来幌子”,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

    接待我们的这个负责人,对我们的回答,并不介意,他甚至说,不同意“怀疑一切”,不要紧,他个人也对“怀疑一切”这个观点持有看法,这是二司刚创立时定的标准和要求,现在形势发展了,可以不强求。

    于是我们山鹰被吸收为二司的红卫兵,我们填了表,过几天给我们每个人办了二司的红卫兵证,发了二司的红卫兵袖章。


邓同学迄今仍保留当年“钢二司”的红卫兵证

我一直以为我们山鹰兵团是二司在28中的唯一组织,是二司28中的分部,也一直以这个名头在外面活动。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与熟悉当时28中造反组织的同学聊天,他告诉我,其实我们山鹰兵团并没有在二司总部注册。七。二零之后,28中有另外一个组织曾到二司总部去联系,发现28中根本没有建立分部,于是他们与二司总部挂上钩,他们才是正儿八经的二司28中分部。

    这个同学的说法也可能是正确的,那时的造反组织,机构庞大,组织涣散,我们虽然发了证书、戴了袖章、刻了公章,但是也从来没有与总部有什么联系,只是与武展总部的个别人保持关系,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已经在册,以钢二司战士自居,以二司的名头开展活动,发展组织,自我炫耀,自我得意,谁知,五十年后,才知道,我们并没有入册,只是为二司武展总部“打酱油”而已,明白真相后,真叫人百感交集。

    现在想起来,二司武展总部吸收我们作为成员,也是急需要人手帮忙,办展览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大学生们都很懒散,因此人手极端缺乏,我们被吸收为二司成员后,就时常去武汉展览馆帮忙布展,搬材料,挂宣传牌,甚至画画,我们办事认真,又听话,成为办展的重要力量。

    不久这个“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展览就基本准备就绪,进行预展,每天都有一些人参观,反响还不错,谁知参观人里面混有对立派的人,他们发现展览里有许多地方没有将他们组织摆在显目之处,或者一些提法不合他们意思,于是组织人来捣乱,先是有一些学生来吵吵闹闹,与武展总部的人进行辩论,后来一天傍晚来了一辆车,下来几十个人,将展览砸得稀巴烂。那天我们刚好不在,第二天去看时,展览已狼藉不堪,面目全非。拖了一段时间,二司武展总部就撤离了。

    在加入二司后,我们更加理直气壮,开始在校内大肆宣传,以正统造反派自居,并且在初中学生中发展成员。我们班的原来的外语老师是初二(6)班的班主任,曾要我们班几个同学担任这个班的辅导员,因此我们与初二(6)班的同学有些关系,于是以这个班的同学为主,成立了“山鹰战斗兵团初中支队”,称之“小山鹰”,成员发展到几十个,也参加了我们以后的许多行动,其中有一个同学叫郑汉宇,家住江汉三路,与我们联系最多,我下面还要提到,他后来与“山鹰兵团”的陈振宇同学一起参军到贵阳。

当年山鹰战团欢送山鹰成员参军入伍的照片

到武汉塑料三厂与工人结合

    在为了证明自己是造反派组织,干了上面三件事的同时,我们还进行另一件事,就是到工厂与工人结合,深入基层,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怎么会想到去下工厂呢?

    1966年10月以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一直在教育和文化战线领域进行,中央多次发文,工厂和农村要以生产为主,不参入文化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文化革命开始从学生运动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不少工厂的工人都投入运动之中,而且纷纷成立工人的造反组织(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就是11月10日成立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1966年12月9日,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规定中废除了《十六条》中对工人参加运动的限制,承认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有权自由参加运动,工矿企业可以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从此工人造反派正式登上文化革命的舞台。  

    这十条规定中的第十条还有一句话:“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切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动员学生去串联,到工厂去,“帮助”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

    在这个通知的推动下,武汉市的各大中学校的各派组织的学生都纷纷到工厂去串联,与工人结合,宣传文化大革命,动员工人群众成立革命组织。这就是我们山鹰兵团去工厂的背景。

    当时各个中学的红卫兵去的工厂大多是一些产业大厂,如武钢、武重、武锅,机床厂等等,都是数千人的大工厂,虽然名气大,又正规,但区区几个学生下厂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且这些工厂都在武昌、青山,路途遥远,往返辛苦,学生去几次,就因为交通不便,只能打退堂鼓。

    我们山鹰成员下的工厂是武汉市塑料三厂,也是一个国营厂,尽管是个蕞尔小厂,很不起眼,但对我们学生特别尊重,特别欢迎,加之就在汉口,特别方便,因此我们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与厂里工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我们去塑料三厂的决定和行动,也是比较偶然、轻率和随意。

    那一阵听说别的组织的同学都下工厂了,我们心里也是蠢蠢欲动,有一天,我与另一个山鹰成员,路过大智路,吉庆街一带,在瑞祥路,光明电影院旁边,看见一个工厂,门口有一个青工正在无所事事的望着门前马路发呆,我突然一冲动,说,走,到这家工厂问问要不要我们去串联,说即,走上前,向这个青工自报家门:28中的山鹰兵团红卫兵,并表明想来串联的意向,这个青工虽觉突兀,也十分干脆,说那我领你们进去,他与门房打了一个招呼,径直把我们引到最里面的机修车间。。。。。。

    事情也很巧合,我们本来是想先与工厂领导见面,表明我们下厂串联的想法,谁知这个青工是工厂里造反组织的成员,他一下子把我们引到塑料三厂造反派的“大本营”——机修车间,与造反组织的头头见了面。

    这个厂叫武汉塑料三厂,隶属于武汉塑料工业公司,再上面是武汉一轻局,武汉的塑料工业比较落后,塑料工业公司,下面有20多个厂,数字排序到塑料十五厂,但是只有一、二、三厂是国营,其他都是些合作工厂或集体厂,规模都不大,塑料三厂生产塑料薄膜,是农资的紧俏物资,完全由农资公司包销。

    虽说是国营工厂,其实规模小的可怜,几间简陋的厂房,都是平房,有三个车间,搅拌车间、吹塑车间、机修车间,工人估计不到100人。虽然闹文化革命,但是生产一直没有停止。

    我们去的时候,工厂里阵垒已经分明,机修车间是造反派天下,吹塑车间,保守派较多,搅拌车间都是一些年纪大的婆婆妈妈,属于中间派。造反派也称战斗队,保守派叫联合会,其实工厂里面造反保皇划分并不是很清楚,两派都得到厂领导承认,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矛头对准所谓“走资派”,只不过从成员看,前者党团员、原来的积极分子多一点,后者则少一些;行动上,一个过激一些,一个稍温和一些而已。

    我们到工厂,本来还是想遵照中央的文件精神,不搞包办代替,不拉一派打一派,不强行干涉工厂里的运动,谁知,这个青工一下把我们领进造反派的根据地,无形中,立即和其中一派“结合起来”。

    说起造反派“根据地”,其实就是机修车间,这个工厂小得可怜,大门进去,右边是一溜车间,搅拌车间过了就是吹塑车间,机修车间设在吹塑车间里面,是一个套房,里面搞机修,外面是一个广播室,所谓“根据地”,实际被吹塑车间完全包围,所以他们也自称他们的机修车间是“小延安”。

    战斗队的头头有三个,一个是老工人,党员,人瘦瘦高高的,对人和蔼,我们去了不久,就调到武汉锁厂去了,我们还参加过他的欢送会。还有一个是机修车间的,姓名忘记了,大大的脸庞,出头露面都是他,水平不高,但待人真诚坦诚。最先欢迎和接待我们就是他。另一个叫杨逢春,是一个技术员,很有头脑,在战斗队里,是一个摇鹅毛扇的角色。

我们进驻三厂,思想比较单纯,满怀一腔热情,脑子里全部是毛主席的教导,中央文件中说,学生到工厂串联,要深入基层,参加工厂的劳动,与工人同甘苦。我们便不折不扣的照办,要求到车间去劳动。这机修车间,我们没有技术,无法参加,于是要求到吹塑车间,搬搬产品,推推车子什么的,但是杨技术员却建议我们去搅拌车间,说那里的工人水平差,觉悟低,需要我们去动员和发动这落后的层面,道理讲的冠冕堂皇,我们一听就欣欣然同意,真是想去大显身手一番。其实杨的提议,大有文章,他心里有一个小九九,他怕我们去吹塑车间劳动,和保守派搞上去了,对他们造反派不利。

    我们不明就里,这搅拌车间劳动强度大,而且粉末灰尘大,劳动时全身要包装好,袖口,裤脚都要扎紧,带一个防尘大口罩,将脸遮得严严实实。除了粉尘弥漫以外,噪音也特别大,白天不能开机,都是夜间工作,要干一通宵。想想人在这种环境下,机器炒得听不见讲话,粉尘呛得长不了口,还谈什么发动群众,与工人交心谈心呢。而且这个车间的粉尘是有毒的,有营养补贴,我们干了一个星期,虽然不发工资,但是厂里坚持给我们发营养补贴。

    我们到底年轻,干劲大,也没有看透杨逢春的花花心思,埋头劳动了一个多星期,虽然与搅拌车间的师傅,没有说更多的话,也无法在这种环境下交流,但是我们踏踏实实的工作精神,不怕脏不怕累的劳动态度,深得他们的好感,通过他们的宣传,整个工厂都知道我们是老老实实来接受工人教育,是一群真诚来学习,来串联的学生。结果,不但造反派喜欢我们,另一派的群众,虽然不大搭理我们,但是也很尊重我们。

    我们在食堂吃饭时,就听到工人在议论:“这些伢们,到底是高中生,比塑料学校的学生强多了”,这里说的塑料学校,是一轻局下面的一个技校,里面的学生,素质比较差,有些油里油气,沾染社会上不良的习气。塑料学校的学生,文革初期,曾到塑料系统的工厂去造反,打打闹闹,风气不正,给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事情就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是最真诚的,不管是在塑料三厂,还是在后来我下的农村,以及我参加工作后的印刷厂,我都感觉到,工人最看重你的,就是你对劳动的态度,是不是肯干,是不是在耍滑头,扎扎实实,任劳任怨的劳动态度,其实就是对他们劳动者最大的尊重,是看得起他们,反过来,他们也会尊敬你,愿意和你深交,那个年代真的就是这样。

我们在搅拌车间干了一个多星期,晚上加班,白天还到厂里来,写标语,贴大字报,开座谈会,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下,在“一月风暴”的推动下,厂里的几个派别联合实行了夺权,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我们也在厂里扎下根。
    
    为了宣传文化大革命,我们还专门邀请了武大的一个学生给三厂的工人做报告,当时大学生很少,有一个大学生到工厂讲座,是很难得,很不寻常的事,车间里坐满了人,黑压压一片,还有从外厂赶来的。只是大学生的报告,效果很一般,这位大学生戴一副眼镜,桌上堆一大摞书,讲起来,一下子翻这本书念一段文章,一下子又翻另一本念一段文章,说得云遮雾绕,不知所云。尽管效果一般,但是在厂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不久发生一件事,使我们在塑料三厂的名气更大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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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山鹰战斗兵团”的日子(下)

    大闹塑料七厂

    一天傍晚,塑料三厂的造反派接到通知,说是塑料七厂的战斗队召开批斗当权派的大会,要三厂的造反派前去声援,刚好我与“小山鹰”的郑汉宇同学正在厂里,就要我们作代表一起去。

    塑料七厂厂址在六合路一带,当时好像是一个合作工厂,也没有正式的厂房,就在里弄房屋里生产。这个塑料七厂,改革开放后很风光,生产的一种机器部件,特别坚硬,可用于航天与火箭,名声很响。但在文革时,却很不起眼,狭窄的厂房,就像一个街办工厂,没有开大会的场地,借用附近其他单位的一个小礼堂开会,我们这些来宾坐在第一排,后面零零散散也大约坐了百把人。

    我进去时,批斗会已经开始,台上有一个女工在进行批判发言,这女工身材不高,人长得颇俊俏,憋一口夹生普通话,慢条斯理、平铺直叙讲话,虽然认真,但总觉得装腔作势,做作的很。

    我在下面听了半天,实在听不下去,这个批判发言既不义正严辞,也不慷慨激昂,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更奇特的是,受批判的当权派,居然安安稳稳坐在台上,一把靠背椅,四平八稳,一边听还一边喝茶,不时揭开茶杯盖,吹一吹浮在面上的茶叶,这哪象是在接受批判,完全就是在向革命群众示威嘛。

    台上的批判发言,沉闷、空洞,台下,也没有什么人在听,互相交头接耳,一片嗡嗡声音。

    我实在坐不住,越想越激动,这那是什么批判会,完全是假批判,是在为走资派张目,是借造反批判之名,行让走资派过关之实。。。。。。  

    我一冲动,也没有多加考虑,就一个箭步冲到台上,把那个女工扒到一边,说:我来发言。台下的人忽然看见一个陌生人跑到台上,也吃了一惊,会场顷刻安静下来。

我先念了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又自报家门:28中二司——山鹰战斗兵团的红卫兵,接着说,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批斗会,原以为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大会,一个向走资派宣战的大会,一个展示塑料七厂造反派革命精神的大会,但是这个批斗会没有斗争气氛,没有造反精神,“走资派”不是在挨斗,而是在向革命群众示威,这种假批斗,真做戏的会议,我们必须造反。。。。。。我说的又急又快,噼里啪啦,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翻来覆去就是要造反,造这个会议的反。

    旁边的那个女工,本来目瞪口呆,这时大概才从惊愕中缓过来,于是给我解释,我不理她,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突然爆发出掌声,似乎在支持我,有人呼口号,“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支持革命小将的造反行动”,我听了更加得意,更加理直气壮。

    这时一个头头模样的人急急走上台,对我说,你有意见,会后再提,是不是先把会开完。我这时冲动之下,年轻气盛,气势汹汹大声说:不能开,坚决不能开,这个会,我造反造定了。。。。我的话被麦克风放大,在会场引起强烈回音,话音未落,下面一大群人轰的一声站起了,指着我,吼叫起来——我的话是惹起了众怒。

    几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冲到台上,把我团团围住,推推搡搡,一下子把我推到台后面的一个房间,我一下子也懵了,不知所措,有人说,把他捆起来,于是有人拿来一根绳索,七手八脚将我捆起来,不知怎地,捆好后,绳子一下子掉下来又散了,又捆又散,这时有一个人接过绳索,他很有经验,将绳子先套在我脖子上,两边分开,从肩膀反抽,背后打一个大叉,腰上一围,转到大腿根,再一拉紧,我就成了一个绑得紧紧的“大闸蟹”——我就这样平生第一次尝到五花大绑的滋味。

    他们在团团转转捆绑我时,我心里虽然有些慌,但是嘴上还很硬,说:你们捆唦,捆唦,以后该你们晓得。。。。。。

    大慨是我的话提醒了他们,那个头头模样的人挤进来,给我解了绳索,然后拉我坐在椅子上,给我讲起厂里的情况,说他们厂里有两派组织,刚才在会场角落鼓掌呼口号的是另一派,对方说我们是保皇派,我们怎么是保皇呢,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又说,刚才发言的女工,因为长相好,某某领导为了追求她,提拔她当干部,她是不同意,这次起来反戈一击,他们就认为她是假造反,又如何如何。。。。。。

    他说的很诚恳,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我这时情绪也平静下来,我这个人性格有点吃软不吃硬,看见对方好言好语,气就绥了半截,于是我说,看来我不知道你们厂的具体情况,犯了“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的毛病,造这个会的反是有些鲁莽。。。。。。

    我们正在台后的房间里“握手言和”,忽然听见前面一阵喧哗,有跳上台的声音,只见一个身影闯进房间,原来是塑料三厂的战斗队的人,看见我就一把抱住我,他们是来“营救”我的。

原来我被塑料七厂的人推搡到后台捆绑关起来后,前面就继续开会,和我一起来的“小山鹰”郑汉宇一看情况不对,悄悄地从会场溜走,急急忙忙跑回三厂去报信,说我被保皇派抓起来了,三厂的战斗队一听也感到事情严重,于是与江岸区造反派联络站联系,江岸区造反派联络站设在扬子街大陆坊的巷口,联络站搞了一辆卡车,叫上十几号人,开到七厂来救我,这增援的部队一冲进会场,会场秩序大乱,参加会的人一哄而散。

    他们造反联络站的人救出我后,又把与我谈话的那个战斗队的头头和那个发言女工一起带走,塑料七厂这两个人,大概也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也有些慌了手脚,在车上再三解释,我们也是造反派,你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又说我们与革命小将已经和解了云云。

    造反联络站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周密计划和安排,车子开到半路,又要到另外一家工厂去“增援”,便让我们下车,带上塑料七厂的二个人,又呼啸而去。后来据说也没有把七厂的两人怎么样,忙到深夜一点多钟,还请他们吃了一碗肉丝面,放他们回家了。

    “大闹塑料七厂”的这件事给我们山鹰增色不少,原来那个杨逢春对我们一直不冷不热、不阴不阳,不大瞧得起,这次事件后也说,你们山鹰,不愧是二司造反派的学生,有闯劲。。。。。。

    至于塑料七厂后来的情况,我没有再参入,也不太清楚,据说这件事后,另一派开始占上风,乾坤颠倒,局势完全改变。大约一年后,有人告诉我,红旗大楼下面的大字报栏贴有一篇长长的大字报,详细讲叙了塑料七厂文革以来的派性斗争的情况,里面提到你造批斗会反的事情。

    3月份后,武汉文革运动受“二月逆流”影响,进入低潮,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对工总等一批造反组织,进行打击和迫害,工人总部被取缔,头头被逮捕,各个工厂的造反派日子开始不好过,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也慢慢撤出塑料三厂。

与武大“红山鹰”联姻

    从塑料三厂撤离后,与武展总部又失去联系,我们山鹰的活动开始转移到一些大学,经常去武大、武测、水院去串联,看大字报,这几个学校连在一起,交通比较方便,去其他学校比较少,华工虽然名气也大,但路途太远,只有一趟15路公汽,去了当天不能回来。

    我们曾参加武汉大学的群众集会,在武大主楼前的大运动场,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讲了话,讲什么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的麻城口音,与浠水话接近,喊口号,毛主席万岁,说成“万西”。那时省市领导都被打倒,王任重虽然有严重的肝炎,也从北京被揪回来挨斗,权力控制在武汉军区,部队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副司令员孔庆德是支左办公室主任,这些部队的干部,同情原来的保守派红卫兵,迫于形势,与造反组织打交道,不免有亲有疏,正好造反派闹分裂,于是就拉一派打击另一派,目标对准最大的造反组织——工人总部。

    造反派因“二八声明”分成“钢”“新”二派,二司与工人总部走的近,成为钢派的中心,因此,以后都称红卫兵二司为“钢二司”。钢二司曾召开首届红代会,二司的中学分部有省实验学校和东湖中学参加,我们离总部太远,没有去,后来有通知,说是要举行游行,早上在水院集合,待我们赶去,游行队伍已经走了。

    在去大学串联中,去的最多的是武汉大学,在武大,我们打听到经济系有一个学生组织与我们同名,也叫山鹰,不过前面多一个“红”字,叫“红山鹰”,也是隶属二司,我们主动前去联系,一来二往熟悉起来,他们也办了一个简报,叫“红山鹰”,缺乏办刊的人,准确的说,缺乏刻钢板的人,于是我们就揽下这件事,帮他们刻蜡纸,每星期两次,星期二一次,星期四一次,


当年“山鹰”和“红山鹰”的成员的合影

为了免于路途之苦,我们星期二去武大,当天就不回汉口,待星期四刻了蜡纸后再回,借在武汉大学的学生宿舍,当时,一些大学生回乡或不在校,有许多空的床铺。吃饭就在学生食堂,用学生的进餐券,那时大学生上学都有助学金,几乎不花什么钱。

    工作之余,我们就到处去玩,通过“红山鹰”我们也认识许多武大其他系的学生,有历史系、物理系等等,大家一起结伴游玩,珞珈山峦、东湖之滨、九女墩下、湖心亭外。。。。。。都留下我们不少的靓影。

    后来我们在刻写和油印“红山鹰简报”时,在编写单位上,添加上我们28中山鹰战团的名字,于是我们的“山鹰战报”就与“红山鹰简讯”合二为一,实际上是将“山鹰战报”停办了,大量时间“泡”在武汉大学,28中也不去了,后来学校搞复课闹革命,将所有的教研室都收回,我们的“根据地”没有了,去学校时间更少了。


当年在武大游玩时的留影

进驻红旗大楼

    我们在武大期间正是武汉地区文革搞“二月逆流”时期,武汉军区将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又在造反派中间拉一派打一派,二司因为与工人总部走的近,也受到批判,要它内部整风,造反派后来开展反复旧,反“二月逆流”的斗争,与军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4、5月份,造反派进行联合,冲进红旗大楼,想重新夺取《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报纸大权。

    红旗大楼在江汉路与洞庭街交界处,曾是《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所在地,文革期间是造反派的据点之一。1967年初,造反派曾夺了报社的权,宣布《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新生”,新生的长江日报,在2月8日发表“二八声明”,引起武汉军区的不满,2月21日,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通知《长江日报》,要求在2月24日前作出检查,否则将对报社实行军管,3月2日红旗大楼里的造反派内部发生内讧,《长江日报》被迫停刊,部队便对红旗大楼实行了军管。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处于低潮的武汉造反派因此受到鼓励,便提出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开始把斗争目标对准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及副司令员、支左办公室主任孔庆德。

    4月下旬,包括新华工、新湖大、新一中革司,钢二司等造反派学生以召开纪念封闭旧《湖北日报》五个月的名义突然冲进红旗大楼,准备重新夺回长江日报的办报权。

    武大的“红山鹰”受钢二司宣传部的指派,派人参入夺权后的报纸编辑工作,我们得到消息,也同他们一起进入红旗大楼。

    这天,进驻红旗大楼的造反派召开联合会议,分派任务,准备“夺权”,大学生的任务主要是与报社内部的造反派一起,抢夺“编辑权”,中学生则分别占领印刷车间、排字车间及发行部门,这几个部门都是报社的工人,观点偏向保守派,而且车间的门都是紧闭的,不让外人进去,任务要艰巨一些。

    会上,15中的一个学生自告奋勇去“攻打”排字车间,他说他们学校来了三十多人,人多势众,没问题,于是定在深夜1点钟开始行动。散会后,他找到我们,要我们协助帮忙,原来,他们学校根本没有来人,他只是光杆司令一个,我们赶忙推辞,说我们人少,又大多都是女生,不能参加,其实我们只是对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发怵,不愿掺和其中。

    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红旗大楼,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已经撤走,当天的报纸因造反报闹事,已被迫停刊。我看到了那位15中学的学生,他正在眉飞色舞讲述他昨天的英勇行动,原来他昨天是只身一人“攻下”排字车间的。

    排字车间内空很高,他用一条绳索,从通风的天窗上面缒下,报社排字车间的工人还是比较老实,只能眼睁睁看见他从上面一点点滑下来,目瞪口呆,毫无办法,看着他慢慢落到地下,看着他不慌不忙解开身上的绳索,看着他走到门前,打开车间大门,然后外面的人一拥而入。。。。。。。

    听了他的讲述,我们自叹不如,只能佩服他的“英勇”和造反精神。

  造反派占领红旗大楼后,接过编辑大权,但是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拒绝配合,于是形成僵局,搞得报纸几天没有出,支左办公室的主人孔庆德亲自来红旗大楼与造反派谈判,这天晚上,我们看见一辆接一辆的军用车吉普,布满江汉路,蜿蜒绵延,从江汉路转到中山大道,过水塔,过民生路,过六渡桥,还是不见首尾,据说有四百多辆,这都是孔庆德带来的的护卫部队,不知孔司令员来与手无寸铁的学生谈判,用上这么大的阵势,是害怕呢,还是摆威风。

    多少年后,我看历史书,记载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进南京后,每每出门就特别喜欢摆威风,坐的是64个人抬的轿子,里面可以会客、吃饭、开会。。。。。。看到这里,不知怎地,脑子里总会连想到那天晚上,红旗大楼前绵延不见首尾的吉普车队。。。。。。。

    我们在红旗大楼也没有什么事,每天逛进逛出,我们的任务是看守排字车间,因为好奇,就去找我们名字的铅字,找了五号又找四号、二号,找了宋体又找黑体、隶书、楷体,找了自己的名字,又帮其他人找,每天就在铅字架里转来转去。想不到五年后我参加工作,到汇文印刷厂,也被分配到排字车间,每天捡字排版,也是围着铅字架转来转去,这是实现当年的夙愿还是自己的一种宿命呢。

七.二零时我们在武大游泳

    在武汉军区的支持下,5月份武汉地区所谓保守派组建了“百万雄师”,开始与造反派对抗,从文斗发展到武斗,接连发生一系列血案,什么6月9日的居仁门中学血案、6月17日的六渡桥血案、6月24日工造总司大楼血案等等,在百万雄师的全面进攻下,造反派驻守的据点一一被撤离,

    在这之前,6月18日下午6时红旗大楼的造反学生得到通知也撤出大楼。大部队撤出后,仍有一些散兵游勇坚守大楼,不愿撤出,依然坚守,其中包括我们山鹰的一个同学,不知怎地,她就是不愿走,一定要守在里面,她的母亲劝说无效,只好也陪女儿守在大楼下面,又担心又无奈。

    我们那时虽然造反精神不是那么坚决,但是心是向着造反派的,不能说我们有多高的觉悟,有多强的造反精神,只是我们站队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站在钢二司这一边,我们就有着一份感情,有着一份爱憎的立场。

    不但我们如此,整个社会的民心也是偏向造反派,老百姓都是同情弱者的,加之当时的当权者有意偏袒一方,也引起民众反感,造反派连连受挫,悲情呼唤,容易得到民众的同情。

    记得6月17日,在武斗紧张之时造反派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举行横渡长江的活动,大批造反派战士,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从武昌的中华路码头下水游到汉口的滨江公园,由于害怕对立派袭击,渡江后列队游行经过汉口热闹市区,走回武昌,因都是游泳上岸,全部都是赤脚,沿街的民众纷纷自发拿出自己的鞋,给游行人员穿,各种各样的鞋,布鞋、球鞋、拖鞋、塑料凉鞋洒满一条中山大道,盛况空前,情景感人。

    我们山鹰也有成员下水横渡长江,参加了这次渡江纪念活动。

文化革命真的是一个群众全面广泛参入的运动,正如当时毛主席所说,“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学校、工厂、农村及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关心运动发展,积极投入运动之中,持有不同派别的观点的人,同事也好,亲属也好,甚至夫妻都相互讨论、争论,甚至闹得势不两立地步。

    当时还有“钢八司”的说法,指的是那些白天坚持八小时工作,晚上则业余干革命的人,这些人虽然没参加任何造反组织,但是同情造反派,关心运动发展,每天晚上聚集在街头巷尾,议论形势,传递信息,臧否人物,褒贬派别,常常争论得口沫横飞,面红耳赤,却乐此不疲。

    文化革命的模式不值得重复,文化革命的行为方式也必须抛弃,但是文革的某些精神,即让广大群众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关心国家前途,忠于革命,勇于斗争,这种思想,这种理念,在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意义。

我们从红旗大楼撤离后,还是经常去武大,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但是心里向往这里,大学里信息多,北京的最新的消息在这里会迅速用大字报贴出来,加之认识的熟人不少,这里聊聊天,那里串串门,心情也就好了许多。

    那时汉口、汉阳基本是百万雄师的天下,新湖大也撤离到华工,只剩下几所大学是“红色根据地”,七月中旬,形势越来越紧张,各种消息满天飞,这天我们在武大听说了谢富治、王力在水院看大字报,水院就在武大旁边,等我们赶过去时,人山人海,没有看见谢、王。但是马上学校的高音喇叭就广播出王力,谢富治在水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的四点指示——这段讲话后来成为,造成不同观点的广大群众思想极度混乱,从而促使七。二零事件爆发的导火线。

    当晚我们在武大住宿,谁知第二天就爆发七。二零,武大到外面的交通断绝,我们只好继续住下来,当时市面上形势非常混乱,满街都是“百万雄师”的卡车横冲直撞,但武大校内里面气氛并不紧张,我们看到许多北京传来的消息,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讲话,还有东海舰队谴责暴乱的严正声明,心态都比较安定。

    大约是七。二零的第三天,我们山鹰几个人一早就跑到东湖边的武大游泳池里游泳,偌大的游泳池内只有我们几个人,十分舒畅和惬意。忽然看见邓同学的伯伯找到这里,他是见邓同学几天未归,社会上谣言满天飞,十分担心,特地起个大早赶过来,看到我们悠哉乐哉地游泳情景,大概是一颗紧张的心遽然松弛,一下瘫在游泳池边。

    当天晚上,我们启程回家,那时疯传百万雄师十分猖狂,路上见了大学生就不分青红皂白大打一顿,我们做了充分准备,不背挎包,手拿游泳裤,尽量轻装。12路公汽已经停开了,只能步行,出了校门,一过街道口,行人就很少,空荡荡的人行道,心绷的紧紧的,倍感紧张,过了傅家坡,到大东门一带,气氛就更是异样,三三两两拿皮带的人,见了学生模样的就上前盘问,我们几个人分开行走,有人拦住了我们中的几个女生,她们挥了挥手里拿的游泳衣,说是去东湖游泳才回,也就没有再纠缠她们,好在有惊无险,我们全部安全抵达江边,然后坐轮渡回到汉口。

    第二天清晨,中央台广播了谢富治、王力回京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百万雄师”开始土崩瓦解,于是整个江城都响起“武汉的公鸡下了蛋,工人总部翻了案”的欢呼口号。


七。二零,我们在武大游泳

全国支左与二次串联

    七.二零之后,造反派大翻身,中央对武汉造反派大加肯定及赞扬,使各造反派组织一时受宠若惊。

    7月27日,湖北武汉全面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称“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解放军报》社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7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红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中央的肯定及全国的支持,使武汉市造反派沉醉于自我陶醉,自我膨胀之中,开始有些忘乎所以。

    8月1日,造反组织又搞了一次横渡长江,由于才胜利几天,所以组织匆忙,指挥失控,在武昌中华路码头下水阶梯处,发生拥挤,第一批刚入水,第二批马上下水,将先下水者压得不能浮起,造成惨案,淹死一百多人(也有说四百多人)。

    当时《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已被造反派控制,但是二报均未发表这对造反派不利的渡江惨案消息,可见报喜不报忧,发表选择性新闻,是所有当政者惯用的新闻手段。

    我们山鹰成员也参加了这次横渡长江,我们从武大坐卡车,赶到江边时,已经10点多钟,惨案已经过去,江边空空荡荡,一派平静,没有多少人,当时只是奇怪,马路上怎么满是丢下的一些彩旗——其实是践踏者受害者留下的遗物。
山鹰的成员与武大学生一起从容下水,安全游到对岸,这时才知道我们是多么十分幸运,因为迟到江边,躲过了一个多小时前,那场下水践踏引起的灾难。

七.二零之后,百万雄师及其下属各组织都即行瓦解,各群众组织纷纷对站错队的基层头头和骨干,以及支保的当权派进行“帮助”促使他们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称之“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28中也有少数原来三字兵的学生,以及保守派的老师,参与了百万雄师的活动,于是也被召集起来“办学习班”。我们山鹰这时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回校”,也参与办这些学习班,对“对立派”进行“帮助”,但是搞了几天,我们就不怎么积极,一是对批斗老师学生,我们兴趣不大,也拉不下情面,更重要是,我们听说大学的造反派学生都走空了,去“全国支左”去了。

    由于武汉造反派是中央钦点的“左派”,因而自认为最正统,最权威,不免得意忘形,老子天下第一,加之全国各地的所谓造反组织纷纷来武汉与之联络,仿佛只要武汉造反派去支持一下,就会立刻变成了“左派”, 于是大学的造反学生开始分赴各地,名义上搞串联、搞调查,“抓革命,促生产”,“支左”,实际上是当“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去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了另一派,增加各地的混乱局面。

    起先到各地“支左”的学生,还是由各学生组织,有组织有计划的派出,但很快就失控,大量学生开始自由流出,变成“二次串联”,据资料统计,出去的人,光大学生就有二万多人,若包括中学和其他部门,显然,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我们得到去“全国支左”的消息已经是8月中旬了,立即觉得这是一个“二次串联”,“游山玩水”的好机会,决定立即行动。

    当时,到各地去“支左”,需要到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开证明,我们赶到办公室时,里面挤满了来开证明的人,一个值班的军人表示,上面有指示,不再开去“支左”的证明了(后来看一些资料才知,8月11日周总理曾批评武汉造反派到各地去,增加了中央的“包袱”),但是来了的人都不走,赖在办公室,不断又有新的人来,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值班军人想上厕所也不让去,双方僵持,“解放军叔叔”也不敢发脾气,到中午吃饭时间,还要请这些学生到饭堂吃面条,这样一直僵持到下午五点,有些人耐不住,离开了,人稍稍少了一些,这个军人再也熬不下去,只好说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于是我们拿到了去大连“支左”的介绍信。

为什么去大连“支左”,因为我们实际想去游玩,去的地方自然越远越好,还幻想能一路玩回来;再因为我们中一个成员的亲戚在大连工作,于是定下大连为目的地。

    我们动身已经是8月下旬,这时武汉已经开始出现抢枪的情况,据说起因是,8月8日,有小道消息说,“百万雄师”里面的红武兵是民兵组织,他们手中有枪,会狗急跳墙,搞反扑,于是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就到人武部门去强夺枪支,一时间,抢枪成风,后来发展到抢正规军的枪, 刚好这时《红旗》杂志十二期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在文章的推波作澜下,这股枪枪之风从武汉开始蔓延到全国。

    我们28中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学生也参入了这股“抢枪”风潮。我们山鹰则在抢枪风潮初始之际,踏上“二次串联”之路。

    我们坐火车经转北京到大连,大连火车站有些眼熟,因为电影《兵临城下》的最后场景,就是取自大连火车站。等我们找到大连警备区所在地,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我们介绍信写的单位就是这里,但是值班的军人看了介绍信不敢作主,又不敢打发我们走,夜色已深,只好简单安排我们住在会议室里。

    第二天清晨,我们还在熟睡,被剧烈的敲门声惊醒,外面有人高声说,快开门,参谋长来看你们了,我们一骨碌爬起,却顾不上开门,因为昨晚我们睡在桌子上,桌上铺了报纸,一出汗,背上沾满报纸,撕半天撕不下来。。。。。。

参谋长很热情,又是握手又是欢迎,满口恭维之词,说你们是武汉的革命小将,你们是立了大功的,来大连是对大连部队的巨大支持云云,言谈之中,除了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外,再三强调,他们是四野的部队,是林彪的部队,当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又从海南岛回到东北。当时我还没有领会这番话的含义,以后才渐渐知道,他这是在与陈再道划清界限,怕我们来大连造他们的反。

    七.二零事件后,因为陈再道将军出自原四方面军,因而那些北京的造反小将们把事件爆发的根源归结到,原四方面军的将帅不满林彪做接班人,于是原四方面的领导人徐向前、徐海东等都受到冲击,再加上中央文革和红旗杂志煽风点火,要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对“带枪的刘邓路线”,于是部队里也开始人心惶惶,个个不安,唯恐造反造到自己头上,这就是警备区那个参谋长口口声声表明是“四野”,“林彪部队”的原因。

    我们把带来的一些资料送给他们,都是一些群众组织编印的有关“陈再道罪行”的材料,参谋长很高兴,这是因为当时中央有规定,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全国报纸暂不点名,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也只在内部传达,因此他们对武汉事件的了解还是比较欠缺的,急需这方面资料。

    参谋长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得知我们只要求解决住宿和吃饭时,更加高兴,他明白了,我们来大连“支左”只是“游山玩水”而已,这让他放下一个包袱,于是立即安排我们入住部队的招待所。

    我们在大连待了一个多星期,玩遍星海公园,老虎滩等名胜古迹,大连的风光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大连人比较“洋气”,女的都穿裙子,下雨时打的是“洋伞”,而当时武汉,女同志穿裙子的很少,用的还都是塑料伞。只是主食很差,部队招待所也吃杂粮,高粱米,吃了不消化。

当年去大连时的留影

我们本来准备去旅顺军港去玩,但是社会上形势开始变得很紧张,抢枪风蔓延到东北,大连的两派开始武斗,到旅顺的铁路也不通了,外面盛传,东北的“痞子”怎么怎么厉害,我们开始担心回去路途的安全。

    我们又去警备区司令部,“拜见”参谋长,参谋长仍很热情,满口答应,说如果觉得坐火车不安全,就安排用登陆艇送你们去烟台,你们明后天来听通知。但是等我们再去警备区,就再也见不到参谋长,原来这些答允只是他的搪塞之词而已,我们不知道,武汉造反派已经开始不吃香了。

    8月26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紧急召见在京武汉代表,要求武汉造反派千万不要到处抢枪,更不能到全国各地去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了另一派,给中央做团结工作带来麻烦。

    毛主席更是直接批评(武汉)造反派,要坐下来学习,搞好大批判,不要只会“喊口号,骂街,砸烂狗头”。

    毛还对《红旗》12期社论及连篇累牍的报刊社论大揪“军内一小撮”极为不满,批示“大毒草”;“还我长城”。

    在我们沉醉于大连的湖光山色之中时,全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派性斗争开始大打出手,而在我们之后,武汉又来了不少“支左”的学生,他们自以为是,来了后指手画脚,引起当地一些群众组织的不满,这一切恐怕都是那位参谋长让我们吃闭门羹的原因。

    。。。。。。我们又等了几天,没有从警备区得到任何音讯,只好坐火车回到武汉,结束这次“支左”的行程。
(未完待续)

(5)1968年的28中

    1、成立校革委会

    1968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文革时统称的“两报一刊”)发表了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昭示文化革命进入庆祝胜利的阶段。按伟人原来的设想,文化革命搞二年就可以胜利结束,因此从67年下半年开始,就宣传要大联合,要“三结合”,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伟人还特别题词:“革命委员会好”。

    从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各地各部门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到68年9月5日,最后一个省,新疆革命委员会成立,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革命委员会”是“三结合”的产物,按伟人的“宏图”,是希望通过文革,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打碎原有的、已经异化的社会主义官僚集团和国家机器,建立一个“克服官僚主义”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新机构。为此伟人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是68年1月20日成立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是2月5日成立的,在“革命委员会”里,造反派头头们开始粉墨登场,还有“站出来”的革命干部及“支左”的军人。

    上有所令,下必所效,于是各个工厂学校的“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

28中革命委员会也是在67年2、3月份时成立的,当时校内的造反派组织实现第二次大联合,教师造反派组织是“红教工”,头头是方正国、隋思忠、李健中;学生造反组织主要有三个:“井冈山兵团”、“红旗战斗队”、“红色造反团”。这三个造反组织的名字很明显都是借用当时最有名的造反组织的名字,即“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大约这也是他们所仰慕的“造反偶像”。

    “井冈山兵团”以高三(1)班的学生为主,头头是王胜华等;“红色造反团”则以高中学生为主,高中一、二、三年级都有学生参加;“红旗战斗队”成员中,除了高中学生外,有部分老师,还有众多初中生,胆子大,有闯劲,据说在抢枪风潮时,动作最大,成果也最多。

    革委会中,“三结合”的革命干部是彭宗朝,他原来是总务处主任,是一个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根红苗正,得到各组织的“谅解”及“拥戴”,吸收到革命委员会里,原来的书记尹业陶,校长施之宽,都“靠边站”。

    权力的分配比较平和,那时的28中的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生源大多来自旧职员家庭,居住在江汉路一带,受家庭影响,待人处事比较平和,或者说造反精神不强,不像其他铁路外的学校,如“要武中学”、“双洞门中学”等学校的学生那样生猛,爱打打杀杀。

    在文革武斗期间,28中虽然发生机枪走火打死人事件(下面要谈到),但总体上还是相当的平静。在成立革委会时,虽然仍有派性斗争,各组织之间暗地里较劲,但大体还是“文斗”,写写标语,写写文章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28中造反派的行动,基本是跟随和模仿武汉一中学生的造反行为模式,如1967年4月5日,武汉一中的造反组织大联合,成立“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中革司”),28中的造反组织,也在4月29日实现联合,成立“新二十八中革司”;“新一中”在武汉市委搞绝食斗争,28中也组织学生声援,参加绝食斗争;4月底,以武汉一中、东湖中学为主体的,各中学造反派大联合组成的“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中学红联”),宣告成立,“28中革司”也加入“中学红联”成为其中一员,28中也有学生参入“中学红联”总部的工作。

再说这28中“革委会”的组成。

    经过28中几个造反组织的协商,选出“革委会”的机构和成员,主任是“红色造反团”的叶顺顺同学,他原来是高一(2)班的学生;副主任是彭宗朝老师,常委有“红旗兵团”的余泽峰,“红色造反团”的余其义,“井冈山”的王胜华,“红教工”的李健中老师等。委员还有一大排。

    虽然革委会成员没有象66年的校文革那样,清一色红五类,革干子弟,军人后代之类,但仍是“以成份划线”,进“常委”的成份必须好,造反组织中那些比较有才干,又比较活跃的头头,往往因成份不好,只能“退 居二线”,比如“红教工”的一、二号头是方正国与隋思忠老师,两人造反最早,也有组织能力,但成份不硬,不便出面,于是让李健中老师当常委。即使这样,“清理阶级队伍”时不免还要倍受“审查”。

    另外,在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1月16日全市的红卫兵也统一了组织,《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宣告成立,中央文革为此还发来贺电。28中学生以新二十八中革司名义加入“红代会”。

28中红旗战斗队

虽然成立了28中革命委员会,但是权威性、纪律性,领导力比文革前的校领导要差许多,一是因为文革以来,长时间无政府状态,学生形成了不服管的习惯,蔑视权威,把正常的管理和督促等同于压制和迫害;二是派性严重,小团体、小组织抱团,自成系统,不服从大局;三是学校也没有什么事,复课闹革命,叫了几次,却一直无法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加之社会上派性斗争严重,造反组织不时搞“反复旧”,一会儿这里绝食,一会儿那里阻绝交通,搞的人心惶惶,搅得各个单位和学校都不安宁。

    伟人这时也对学生的过火行为开始厌烦,再三劝导,在北京,甚至亲自出面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警告“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但是收效甚微,最后不得不采取进驻工宣队的方式。

    武汉市是在8月份对所有大中学校派驻工宣队,工宣队进驻后开始掌控学校大权,搞“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重点清理混进红色政权的异己分子,造反派的日子又不好过了。28中造反派的“罪状”之一就是李开胜死亡事件。

  2、李开胜死亡事件

    李开胜是28中的一个初三学生,他在批斗会上,由于机枪走火无故被打死,成为28中文革期间的一个恶性事件。
事情发生在七。二零之后的一次批斗会上,批斗的对象是学校书记尹业陶,会场设在学校食堂。

    学校食堂在教学大楼后面,宿舍的旁边,正对学校后门,后门旁边是厕所,说是食堂,那时只是一个简易的平房而已。

    批斗会由学校的各造反组织联合举办,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表明斗“走资派”的决心,各个组织都亮出自己抢来的各种枪支武器,既是展示实力,也是一种炫耀。

    “红旗战斗队”的一个成员叫王安心(这个名字起得好,“安心”结果“不安心”),专门把他们抢来的一把“歪把子”机关枪扛到会场上,特别醒目,他把机枪拿在批斗会的台子上,下面放一个桌子,桌子上摆板凳,机枪就架在凳子上,虎视眈眈,傲视全场。

    会议中间,群情激昂,不断高呼口号,大约是扩音器声音太大,引起震动,板凳也不稳,机枪一下倒下来,震动扳机,一梭子弹射出,不是射向会场内,却是直奔窗外,窗户对面是学校后门旁的厕所,刚巧初三(5)班的学生李开胜从厕所出来,不偏不倚子弹正打在他的胸膛,胸口一个大洞,当场倒地身亡。这一下会场大乱,批斗会“无疾而终”。

    28中这个后门边的厕所好像有鬼魅附身,运动初期,舒清超老师在这里“掉进粪池”“自杀”,已是十分蹊跷、诡异;这次李开胜同学,会议中间,上个厕所,离会场八杖子远,刚出厕所门就被走火一枪正中击倒,这种机率应该是微乎其微,因此有人迷信,这个厕所是不是个不祥之地。

     李开胜体格魁梧,又是家中独子,上有一个姐姐,母亲守寡将他养大,这事发生,自然悲痛万分,家属长时间与学校交涉扯皮,要求追认为革命烈士,后来也不知此事如何收的场,不可能不了了之。只是学校造反派自此之后,对闹革命、开批斗会再也没有什么兴趣,尽管如此,这桩事后来还是成了运动后期对造反派算总帐的主要罪状。

    武汉文革期间,七。二零前,有“百万雄师”与造反派的武斗,七。二零之后有抢枪风潮,68年又有“钢”“新”二派争权夺利的抢夺武器之争,江城整天枪声不绝于耳,许多单位发生激烈武斗。

    28中在文革中虽然也有造反组织之间,观点不同的学生之间的争论、批判,但一直是限于大字报标语,所谓口诛笔伐,没有出现武斗,也没有大规模参与外面的武斗行动。

    随着文革的进展,28中一些学生组织,尤其是成员中初中生较多的造反组织,也积极参入抢枪,私藏武器活动,这一方面是中央文革的推波作澜,提出造反派要搞什么“文攻武卫”,另外当时这也是造反派的一股风潮,用今天话,是一种“时尚”,造反的“时尚”,这恐怕是发生李开胜死亡事件的根源所在。

    抢来的枪支武器,在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通告》后,基本上都已上交,但也有遗漏,据说在下农村后,28中还有学生把一箱手榴弹带到农村,后来学校工宣队对此反复追查,但学生一直没有吐露,(讲了可能以后问题更麻烦了),后来在一个云黑风高的夜晚,悄悄把这一箱手榴弹扔进一个无名池塘,“消赃灭迹”了。
3、三次复课闹革命

    文革开始后,学校大乱,自大串联后,学校基本停课,老师学生无所事事,或到处串联,游山玩水,或进入社会,参入造反。伟人原指望,大乱之后大治,谁知“潘多拉魔盒”打开,收不回去。虽然多次下令复课闹革命,回到本校搞运动,但事如愿违。

    我记得从67年到68年,复课闹革命的行动搞了三次,每次都把我们叫回学校,开个会,坐一坐,又不了了之。

    第一次是在67年的3月份,这一年的春节是2月9日,照往常,春节过去寒假就结束,要开学了,1967年的春节,没有放假(文革命期间春节一直不放假,照常工作,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因此也不存在放寒假的事情,虽然不放寒假,实际停了课,天天在放假,于是开始号召学生回学校去上课,

    3月13日,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中学复课闹革命动员大会,据说有5万人到会,新华路体育场座位只有3万个,那就是中间草地上也站满了人,我们28中离体育场最近,自然要组织人去,于是学校通知我们都去参加大会,但去的人很少。这个时候,闹“夺权”闹得正欢,有许多学生还在外面串联,免费坐车,免费吃喝,还能借钱借大衣,快乐的很,怎么愿意回学校上课。

    这次复课闹革命的成果是小学基本复课,只开设语文数学军体课程,没有课本,就以《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为基本教材,上课也是三天打鱼二天晒网,流于形式。至于中学,没有任何上课动静。

    第二次号召复课闹革命是在67年10月,这个时间通常是新学年开学的日子,这次复课的动作有点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下发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内容很简单简明,就是一律开学,还要筹备招生。实际还是官样文章,没有约束力。十月十四日发的通知,这时才筹备招生,何时才能上学,没有可操作性,是不懂教育的人搞的。

    当时华工、华师的造反派也配合上面精神,搞了几天上课,报纸于是大做文章,《长江日报》还发表《立即掀起中学复课闹革命的高潮》的社论,但全市中学还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复课,只是老师都来上班了,不来不发工资,这一条把老师卡住了,来了也没有事,天天学文件。严华仙老师告诉我,她那时刚生完小孩,到学校后,要她到食堂去帮忙记账,大慨看她是数学老师,对数字熟悉。

    第三次复课闹革命在68年4月,这一次各地的革委会成立了,总算健全了基层的领导机构,于是省革委会发出《关于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一次的动作也大,老师上门去动员,学生们大概是在家里也呆腻了,回到学校的特别多,但是正常的教学秩序并没有恢复,教材、教程都没有,只能组织学生去军训,去学工学农,但这时的学生已散漫惯了,到了工厂农村根本不好好劳动,尽出乱子。

    我在本文第四章第三节曾提到,雷又荣老师带初中学生下乡劳动,一餐饭煮了三回,仍一抢而空的情况,就是发生在复课闹革命期间。学生不仅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还发展到打砸抢,无法无天。

    记得学校那段时间组织我们高中几个班去崇阳县去搞“斗批改”,所谓“斗、批、改”就是“斗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批修正主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住在县里某机关招待所。

    崇阳县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地方,学生去后,小小县城街上满是学生,几个小餐馆,东西被学生一买而空,稍不如意,就拍桌子打椅子,甚至大打出手,为所欲为,商店餐馆只好纷纷关门,犹如土匪进城一般。

    住了一个多星期,真正下到乡下才一二天,临走时将招待所房间的杯子脸盆蚊帐枕套等物品砸乱打坏,洗劫一空。晚上上车准备出发之际,机关的干部实在忍不住,跑出来指着学生破口大骂,你们就是一群强盗。。。。。

  4、下农村,结束在28中的学生生活

    对运动中,脱离正常教育而无法无天的学生,各级都感到头痛,伟人对红卫兵的态度,也从“支持、爱护”,转为“讨嫌”,运动初期是要学生走出去串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利用学生的热情和闯劲冲击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最大的“走资派”后,又发现控制不住学生激情,武斗越搞越大,,是非越搞越多,又想让学生回到学校。但放出去易,收回来难,复课闹革命,没有人听,又采取军训、进驻工宣队等办法。

    在这期间,还在4月份进行招兵,让一些学生去参军,又在一些单位搞“顶职”,父母亲退休,儿女接班,但这样解决的人数总有限,本来文革几年,工矿企业大量缺人,可以让学生招工进厂,又怕学生成建制到工厂,又把工厂生产搞乱,于是祭出最后一招:下农村。大学生进军垦农场,中学生上山下乡,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接受再教育。

    11月25日,省市革委会召开大会,欢送首批1万多名中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这个指示一发表,大势所趋,学校老师无须再做工作,几乎所有学生都打起铺盖,奔赴农村,这个时候各个部门行动迅速,效率特高,下户口,转粮油关系,一天就搞掂(以后转回城里,不知有多么麻烦和周腾),学校工宣队天天敲锣打鼓欢送学生下乡。

    28中下放的地点是黄冈地区蕲春县,同县的还有友谊路中学。

    我下农村的时间是12月13日,毛主席指示发表之前,大约是武汉市第二批下乡的。我当时是满怀着开辟一个新天地,在新的环境里磨练自己的想法,独自报了名,“山鹰”的战友们也都来送我,出发时也是“红旗招展,锣鼓掀天”热闹非凡。

    卡车载着我们,从28中操场出发,出了校门,到循礼门右拐,经解放大道,双洞门,上中山大道,经过三民路、铜人像,又从民生路到中山大道,再穿过江汉路回到解放大道,一路周游武汉最热闹的大街,仿佛让我们重温在这里度过的美好的青春年华。

    车子到武汉市的边缘,岱山检查站,所有送行人都下了车,汽车载着我们这群知识青年直奔蕲春县,开始我在农村的一段新的征程。(有兴趣的读者可看我另外写的回忆农村生活的文章——“一个武汉知青在蕲春的农村生活”)

5、我和28中的最后一次交集

    离开武汉,到蕲春插队落户,本以为与28中就此告别,谁知还有一次不愉快的交集。

    那一天我正在田里劳作,大队部的一个人来找我,说你原来的学校28中有老师来找你,要你去大队部。我听了很高兴,以为是母校来慰问我们知青的,但是我们这个知青点有五个同学,为什么只找我一人呢?

    我所在的10小队离大队部很近,很快赶到大队部,他们在大队部旁,一间路边孤零零小房子里等候着我(看来是不愿让大队部其他人听到我们的谈话),三个人,或者说三个老师,我都不大认识,只有一人有点印象,叫不出名字,只记得他有一个外号:“嗡嗡叫”。

    这位老师大概是广东人,一次在学校大会上,他朗诵毛主席诗词,“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因普通话中有严重广东口音,念得洋腔八调,尤其“嗡嗡叫”几个字,特别别扭,惹起学生们的哄堂大笑,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嗡嗡叫”的外号。

    三个老师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对面放一把椅子,让我面向而坐,我有点莫名其妙,从田里出来,一身泥巴,赶得气喘嘘嘘,浑身冒汗,一腔热情,却被他们的冷漠搞得冰冰凉凉。

    “嗡嗡叫”说话了:我们这次是来进行外调的,你要老老实实,如实回答。。。。。。。我虽然听得不悦耳,仍说,可以,你们问吧。

    “×××认识吗?”“不认识”,“××××天的会议你参加了吗?”“没有,听都没听说过”。。。。。。。又问了一些,我的回答都是不清楚、不知道、不晓得。的确是不知道,文革期间我们一直在外面活动,没有参入学校运动,有什么造反组织都不是很清楚,认识的学生老师也很少,只能一问三不知。

    突然“嗡嗡叫”勃然大怒,眼睛一瞪,桌子一拍:你给我老实一点,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官,抗拒从严,你不是不明白吧,现在是给你一个机会,顽抗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我吓了一跳,很无奈地说:我真的不晓得。

    “嗡嗡叫”更生气了,大声喝道:你给我站起来。我也一下搞烦了,站起来说,你们搞么事呀?把我当地主婆,你们这样我就走了。说完转身就朝门外走,边走边嘀咕:我还怕你们?。。。。。。是呀,光脚不怕穿靴的,我都是个“农民”了,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旁边两个人见势不好,赶快来“劝和”,拉住我的手,说,坐下来,坐下来,慢慢说。于是他们向我解释,他们是28中派来的,清查“五。一六”分子,从蕲春的张榜、青石、刘河,一直调查到这里,没有说你是五。一六,只是要你配合一下。。。。。

    若干年后,我看一些人写的回忆文章,才知他们对我采用的就是当时惯用的外调手段,即一拍二诈三恐吓,一般人在此威逼之下,往往就会“招供”,或者胡乱编出什么东西来。

    偏偏我这个人“犟”得很,根本不服这种高压(其实是心中无“鬼”,坦坦荡荡),他们只好红脸白脸一起上,假惺惺说些笼络的话。

    我看见他们变得“和颜悦色”,也顺水推舟说,那我回知青点,去翻翻我的笔记本,看有没有记什么会议情况。

    吃过中饭,我又到大队部,看见他们也刚吃过饭,嘴上油光水滑(大队为了接待他们,专门到“范铺”杀猪点,买了一斤猪肉),笑容满面,情绪看来不错。我说没有找到你们提到的会议记载,他们听了也不在意,其中一人告诉我,他们把姓名搞错了,找我外调是一个“意外”

    我送三位老师走出大队部,沿着一条小路到大路边,一路上,我很想问问28中的情况,问问熟悉的老师的近况,但是一直插不上嘴,他们三人兴高采烈互相说着话,不和我搭腔,自然,他们也没有来问问我这个28中的学生下放农村的境况,表示一点点的关心之意。

    我把他们送到走马岭,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近,望着他们渐渐离去的背影,他们甚至没有与我握手告别,心里颇有些怅然。是呀,时间流逝,环境变化,28中的学生生活已经结束,没必要有过多的回忆和眷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海济沧海”,我们已踏上新的征程,朝着心中的目标去努力吧。

    于是我在心里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28中。

    后记(略)

    (全文完)

应28中同学的要求已将这篇回忆文章编印成册,并写了一篇后记,谢谢大家关注。

    后记:28中最值得我们怀念的是什么?

    这篇文章我断断续续从去年(2015年)8月写起,一直写到今年(2016年)的3月,很巧合,2015年和2016年,对于我们与母校都是有纪念意义的年份,2015年是母校——武汉市28中建校六十年,2016年则是我们——66届高中生毕业五十周年的日子。

    五十年,弹指挥间,年华似水,岁月难驻。

    想当年,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活跃在宽敞的操场上,我们高唱革命歌曲,我们投身文革之中,我们胸怀理想,我们心潮澎湃,因为我们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着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弦歌一曲,沧桑半生。

    文革之后,我们中学生的身份被改写,走出校门,脚下的“大路”,无需我们选择,就把我们带向远离“理想”的地方。我们成为知青、农民、工人、教师,抑或大学生、商人、经理、干部、专家,又抑或下岗工人、摆地摊、保安。。。。。。天上地下,五花八门,而今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老人。

    当年的梦想,当年的豪迈,还剩下多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留下最多的还是悠悠回忆与眷恋。

    我写下这10多万字的回忆文章,有人惊讶:一个小小的28中,一段不长的中学生活,能有这么多的事情值得回忆,能有这么多东西值得怀念。

    的确,28中与其他一些名牌中学相比,并不豪华,并不悠久,并不显赫,并不张扬,但它是我们的母校,它联系着我们的青春年华,萦怀着我们朦胧的花季情愫,也埋葬着我们的憧憬和梦想,这一切都值得我们长久的怀念。

    除此之外,28中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怀念的呢?
    
我们怀念28中学生时代的那种淳朴的精神

     那个年代,我们有革命的理想,有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抱负,有英雄人物的榜样,不为私利,不讲金钱,不求回报,象雷锋同志学习,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这一切就值得我们怀念。

     或许有人说,那些只是空洞的词藻和欺骗,只是一种当权者的手段。是的,也许这是一种政治,但是没有政治头脑,没有信仰,只能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浑浑噩噩的生活。

    教育最高的根本,要有一种精神,要聚集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28中,60年代,留给我们的,就有那么一种精神和凝聚力。

    今天的人,可以对60年代的所作所为进行嘲讽,进行反思,但我们毕竟亲历过。人,不能选择时代,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性格,这也就是我们说“青春无悔”的原因。

    我们并不是去美化60年代28中的学生生活,也不会去倡导回归封闭禁锢的社会,但是拂去岁月的浮尘,我们传承下来的感情、思想和信仰,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我们也怀念28中学生时代的学习环境。

    学习条件虽然简陋、虽然窘迫、虽然艰苦、虽然波折,但是以艰苦为乐,以勤俭为荣。

    除了刻苦自励,好学不倦,还学工学农学军,开拓眼界锻炼体魄;德智体全面发展,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学校生活丰富多彩。

    不似今日的学生,只是读书读书,还是读书,一切为了考试,课间10分钟,还要抄资料,做习题,遑论早锻炼、课间操、课外活动等等。

    不让学生长跑,怕出事;不让学生春游,怕出事;不让学生正常交流,还是怕出事,为了高考、中考,“华山一条路”,军事化管理,紧张到分分秒秒,学校成了学习的“集中营”。

    如今我们这些爷爷奶奶每天最忙的是带着孙儿孙女,出没于各种培训班、辅导班、特长班、提高班、兴趣班,不顾他们喜不喜欢,爱不爱好,有没有基础和天赋,家里再穷再苦,也要报名,也要充数,为的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望着儿孙们疲惫、呆滞、无奈的面容,看到他们小小年纪,就戴着厚厚的眼镜,背着沉重的书包,我们心里,犹如五味杂陈,我们脑海,自然回想到我们的学生时代,怀念28中那浓浓的正常的学习氛围。

    我们更要怀念28中学生时代,融洽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友情。

    怀念母校,实际怀念最多的还是老师,老师是一个学校不变的“名片”,那时的老师,为了学生,真的是无私的奉献,“象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我们可以回忆起许多老师:德高望重的语文老师,经验丰富的数学老师、刚刚毕业的外语老师、从印尼归国的生物老师,苏联来的外籍老师等等。他们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他们充满朝气,风流倜傥。

    今天想起来,那时28中的老师,真是有长者之风、君子之风、优雅之风。

    我们也一直记得许多老师讲课的情景,那种风度和节奏,那种舒缓有致的韵味,那种时疾时徐的语速,让听课成了一种愉悦的享受。

    28中老师和那个年代大多数老师一样,除了认认真真的教学,传道授业,同时也用自己的品德言行,影响、熏陶学生,身体力行给学生以良好的样板,这种来自内心,出自本能的行为言行,凝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优良品德,让我们如沐春风,永远难忘。

    那时师生的关系是亲密的,纯真的,老师真切关心学生的成长,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完整的尽快的灌输给学生。

    不免又提到现在,居然会有老师课上只讲一半,另一半,要到自己办的“课后班”上去讲的情况,为了赚钱,已经丧失教师最基本的人格。

    还有学生家长过年过节要给老师送礼,送礼的太多,以至送礼的不记得,只记得那些没有送礼的家长。。。。。

    实在不愿意再谈这些陋习,赚钱的“猫论”,走样的教育改革,已经将我们的学校变成“市场”,变成“屠宰场”,师生关系成了“买卖关系”。

    我们也很怀念那时学生之间,单纯的关系,同桌的你我,亲密的同窗,互助互学,结对相帮,课堂上相互切磋,放学后结伴做作业,同学就是无话不说的朋友
而如今的学校里,学生之间,成绩要排名,升学限名额,分配找关系,结果你忌我妒,相互拆台,出现杀人的马加爵,下毒的林森浩,同学之间没有友情,只有竞争和争斗。

    那个年代,虽也有革干子弟、成份、富裕家庭等区别,但是,家长教育极其严格,很少有生活上的特殊化,没有“坐车上学”,“穿金戴银”的现象,这种淡化了的“等级观念”“贫富差距”,使学生中充满有朝气和正气。

    这种真切的师生之情,同窗之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深的怀念吗?

    虽然文革运动破坏了许多传统的、友好的、真诚的关系和环境,虽然在那个特定年代也有一些让人不快和不愿回味的东西,包括某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但是这是时势使然,环境使然,不能归咎于母校本身,也不能稍减我们对母校的怀念之情。
    
    时光流逝,我们进入暮年,对于母校28中校园生活的怀念,却越来越浓烈,在写这篇文章之时,又听闻即将举办28中66届高中暨“老三届”毕业五十年的纪念活动,这必定是一次难得的盛会。愿我们相聚暌隔已久的母校,共叙我们的怀念之情。

    最后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来结束我的这篇长文,让过去的岁月,让校园生活永远记忆在我们心中。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光阴它带走四季的歌为我轻轻地悠唱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年轻时为你写下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
    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终究是一阵烟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
    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
    熟悉的旧日熟悉的你有着旧日狂热的梦
    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依然的笑容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写于 2015年8月——2016年3月深圳阳明山庄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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