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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钩鱼者:王一浩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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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由最高领袖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份通知发向全国各地,如同一股席地而起的飓风,霎时间,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天下一片大乱。而在长治,在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太行山上的小城市,半年时间,就有两个当地的重要人物先后以不正常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人,一个是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一个是长治市委常委、市长王一浩。
关于王尚志之死,作家赵瑜已有详细的记述。我这里要说得是长治市市长王一浩。
王一浩,1920年出生于平遥县东戈山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因家庭困难,只上到高小一年级,14岁时外出做鞋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一浩参加了汾阳县牺盟会组织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培训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2月,日军侵占平遥,王一浩加入民兵组织,对敌展开游击战,经常夜宿坟墓之间,终日无食。1939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遥县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等职。建国后,王一浩调任太原市公安局第六分局任局长。1954年10月,调到长治市任公安局局长。1958年5月,当选为长治市市长,同时兼任长治市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8月,书记处撤销,王一浩为市委常委。
从1958年5月到1966年11月,王一浩在长治市当了八年半的市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地方志工作的需要,我曾查阅过王一浩的档案,除了抄录王一浩的履历之外,在王一浩的档案中,我还看到了一份检查,这份检查是王一浩在“四清”时写的,检查的内容有两条,一条是王一浩在当市长期间,曾经收受过某单位送来的几斤桂面,一条是王一浩“利用职权”,曾经为自己的一个亲戚买过一辆自行车。
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份检查时,不禁哑然失笑。如果王一浩在检查中提到的这两条也可以算作错误的话,那么与之以后的那些腐败官员的腐败现象相比,那简直就是水滴与大海的关系。
“王一浩是个好市长”,熟悉王一浩的人都这么说。
现在长运驾校担任教练的杨师傅是北关街人,他说他从小就认得王一浩。他印象中的王一浩平易近人,根本没有当官的架子。王一浩经常下乡,而下乡必走北关街。当时,王一浩乘坐得是一辆苏联659吉普车,每次下乡,王一浩都要让车先停在北关街头的北阁桥头,然后,步行走过北关街,沿途和老百姓打招呼,嘘寒问暖,还不停地给老百姓发“恒大”烟抽。工作之余,他也经常到北关街和老百姓拉家常,他几乎可以叫出北关街上每一个人的名字,渐渐和一街的百姓产生了感情。过年的时候,北关街上的好多人都要去王一浩家洗澡(王一浩家中有个澡盆),去时给市长带点自己种的萝卜、白菜,洗完澡后,王一浩的爱人总要回点窝头、馒头或者饼干之类。王一浩的爱人叫王亚珍,当时在八一路小学任党支部书记。“王书记是个好人,很实在。”杨师傅说,“我小时候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王亚珍知道后,专门去北关街做了调查,免去了我的学杂费。”
1966年中央5·16通知下达之后,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包括很多高级干部都不清楚这次运动究竟要干什么,但因为是中央的指示,各地都不折不扣地执行。“文革”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批判、声讨“三家村”黑店,继而发展成声讨“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帮人物,长治市共贴出各类大字报13604张;第二阶段,主要是贯彻华北局会议精神,掀起第一个“四大”高潮。期间,共张贴大字报58000余张,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但在学校也相继出现了“捣灶”“封门”的现象,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男生斗女生、高年级斗低年级的现象十分普遍。为此,晋东南地委第二次向10个学校13个机关派出工作组170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王一浩的爱人王亚珍被派驻二中任工作组组长。
问题就这样出现了。
因为王亚珍不同意学校屡次出现的“揪斗”行为,于是和造反派产生了矛盾。造反派攻击工作组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发动群众起来批判,并揪其“后台”。结果,揪出了市长王一浩。
于是,批判王一浩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市委不得已在党校召开扩大会议,让王一浩作检查。王一浩作了检查,但造反派认为不深刻,因而不让过关,继续对王一浩纠缠不休。
1966年11月7日上午10时许,王一浩走上当时的市政府四楼北侧平台(今市政府2号楼),裹了一件黄大衣,从四楼纵身跳下。
楼下正好放着一辆平车,王一浩摔在平车上,当时气绝身亡。这一年,王一浩年仅46岁。
王一浩摔死的消息迅速传遍市区,造反派立即就地展开批判,“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自绝于人民”的大字报贴满了王一浩尸体的周围。
11月10日,长治市委组织召开了“声讨”王一浩大会,并以“叛党”的罪名开除了王一浩的党籍。会议因未写“打倒”、“批判”等大幅标语,遭到造反派的严重不满和冲击。造反派认为,“这个声讨会,声势小,没有一点政治空气,不像声讨会,好像一个阴森森的追悼会”。并诬陷市委是“借声讨大会之名,行保以叛党分子王一浩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实,是个大阴谋”。要挟市委重新召开规模更大的“声讨”会。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蹊跷事,成为当时的一桩谜案——就在11月7日王一浩跳楼的那天晚上,王一浩的尸体不翼而飞。
这桩谜案困惑了人们13年,直到1979年3月,长治市委决定推翻强加在王一浩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彻底为王一浩平反,这桩谜案才得以解开。
原来,王一浩跳楼那天,消息震动全市,北关街的百姓闻讯非常悲痛,他们不相信平日里可亲可敬的王市长会突然间离开他们。但是,现实却是无情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聚到市政府楼下,亲眼看到了王一浩躺在血泊之中,一些造反派人员正在王一浩的尸体周围糊贴批判王一浩的大字报。深夜时分,看守王一浩尸体的造反派耐不住寒冷,一个个蜷缩而去。此时,早在黑暗中等候的几个北关街的村民,悄悄蹓了过来,将王一浩的尸体偷走了。他们将王一浩的尸体运到北关街,连夜找了几块木板钉了一口棺材,又在街上胡乱撕了一些大字报,熬了一锅浆糊,将棺材糊了个严严实实,乘着黎明前的黑暗,几个人抬上棺材,一路小跑,将王一浩埋在了电缆厂的围墙外面(原属新华菜场,今郊区公安局处)。
1979年10月25日,中共长治市委在太行太岳烈士陵园为王一浩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山西省委、省革委等有关部门送了花圈。
王一浩有他的悲哀,身为长治市的一市之长,又曾经有过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竟然顶不住“文革”的冲击,以这种非常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仅46岁的生命;王一浩也有他的幸运,他的死于非命,暴尸于野,然而却会被他身前热爱的老百姓冒险抢出而入土为安。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称铊就是咱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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