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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服兵:狂飙初起华师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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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华师内一阵剑拔弩张

从华附踏上背井离乡到海南的知青之路,至今已近半个世纪。

“附中日”和老同学在附中校园里左转右转,谈的是往昔轶事,我却想为拟议中的“华附文革史”拍一些图像资料。寻寻觅觅,竟找不到一丝旧物痕迹。只有文革初起时的急风暴雨、声嘶力竭、哀吟流血、人命轻贱、迷茫怀疑,仍历历在目,深隐于心,引发毕生的思考。


课室与大字报

旧教学楼主楼,居于学校正门主校道顶端,十足苏式风格。1963年进校就在主楼一层读初一,小学作文尚好的我,来附中第一篇作文只得了60分,老师要求之高,使我惊吓莫名。

大楼三层是图书馆,每天晚饭后、晚修前,馆门一开,必是抢先找到昨日没读完的长篇小说,读至晚修铃响。文革一起,图书馆大门紧锁,窗户砌砖,我沿着水管、雨檐爬上去,用铁锤砸开砖石,钻进去翻书,直如老鼠掉进米仓,用麻袋把书装出来,带回宿舍。

1964年正是对台紧张时,练武之心被挑逗得如火如荼。天天早起长跑,东至邮电学校森林公园,西至石牌桥摩托车俱乐部,1800米。下午课余,人人抱支小口径步枪趴着练无依托瞄准击发,结果实弹射击优秀射手率达90%。更优秀的如我的小表姐类,选拔为校射击队员,不但打小口径,军用步枪也打上了,还经常给到访广州的外宾表演打气球、水瓶,风靡一时,羡慕煞人。

初三时和高三同学在同一座毕业楼,附近是学生会、团委的墙报栏。1966年5月27日下午,这里出现了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高三(2)班一位同学写的,比北大“全国第一张”只晚了两天。  


操场与大辩论

围着足球场有一圈400米环形跑道,球门后空地有跳高跳远的沙池,掷铅球、铁饼的场地。毕业班大个仔了,有思想了,适时碰上附中搞“向党交心”运动,人人要向组织交代自己的落后思想、庸俗思想、反动思想,然后才能靠拢组织,争取进步。多可怕呀,人人要自觉作诛心之论。结果很快出来了,先走一步的高中,居然就有男同学交代自己倾慕某女同学,肌肤之亲,非分之想,丑陋之极。被涉及的女生居然就感到真的受了侮辱要死要活。有些家长以前是资本家、教授的同学,羡慕家长是“革干、革军”的同学,幻想改变出身就好了,被直接挂钩为“变天”思想。有些班已经准备捉“右派”,幸好校领导及时叫停。

操场西侧有一个主席台,演过文革初期一场“大辩论”。时间在学生们反完校党委(总支),又在伟大领袖支持下战胜省委派来接管学校的工作队。

北京的红卫兵来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的文告震动天下。我曾经撰文探讨,为何文革初期造反的学生大多来自各地“附中”?只有好的大学才能够设立附属中学,大学的附属中学能够截留优秀的本科毕业生,能够共享大学的教学资源,能够挑选最好的生源,教出最好的学生。北京红卫兵到广州后,落脚八一中学,表演舞台却搭在附中,1966年八月初“血统论”大辩论肇始于附中操场主席台。血统论不深奥,却源远流长。1966年的红卫兵那副对仗平仄不合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原来是“历来如此”,后因为领导人也有出身“反动”的,改成“基本如此”。

在一面倒的叫好声中,有些冷静客观的意见根本传不出来,偶有不同意见,便是一片叫打声。这时有个初三的同学上台提出一个新论题: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话音未落,即在一派狂热叫嚣声中被推下台暴打,关进教务处楼梯底杂物房。

这喧嚣一幕,文革后被原附中高一学生方亮写成短篇小说《拳头打在谁身上》,真实地记录、反思了这段历史。




校门与手榴弹

提出“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同学被囚禁几天了,有些同学要求放人、给出路,有些同学主张送公安局、惩治反革命。两种意见吵闹之中,手脚并用,扫帚、皮带飞舞,流血当场。这大概算是附中最早的两派武斗,规模很小,只伤及皮肉,热闹一场。后来果真送去公安局,人家也不收,不了了之。

翌年夏季,附中四周的华师、暨大大学生纷纷有了自己的组织。居于附中、暨大之间的华侨补校也有了华侨学生组织。归侨生保留较多国外生活习惯,花衣花裤、尖头皮鞋、外国小曲,很被附中学生看不惯。一年多没人管了,平时已摩擦不断。这天不知谁挑起事端,惹得侨补学生联合暨大杀上门来。

当时老师、校长进了牛栏,工作队被逐出校园,学校暂时由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者——附中红卫兵接管。高三学生面对校门外的攻击人群主张关闭大门坚守,初中同学不服气要打反击。犹豫中,大门还没拉上,对方已冲过马路逼近校门。水管磨尖的长矛、演戏的大刀片、棒球棒,白花花一片,碎砖乱瓦如蝗虫横飞。

附中这边见势不好,有人连呼“开枪”!口袋里有枪的人却怎么也掏不出来。眼看对方逼近,长矛快顶到面门。突然半空飞出两颗手榴弹,落到对方阵内,“轰、轰!”两声,浓烟冒起。对方阵脚被爆炸打乱,掉头就跑。这边赶紧关上大门。仔细观察炸点,连路面也没炸出小坑。双方虚惊一场。事后才知摔出去的手榴弹是自制的,塑料管里填上黑火药,基本没有杀伤力,吓吓人还可以。

各方密锣紧鼓准备的还是冷兵器,磨尖的水管当长矛,磨快的钢锉当匕首。学校附设的机械厂里有车床、砂轮、台钳、热处理设备,用上平时学工的技术,做起武器很顺手。图书馆偷来的书很有用,尤其是化学工业类,对火药炸药的配制、硝酸氧根的利用有具体详细的实验指导。这个时候手里的枪是自制的,没法拉制枪管内的膛线,充其量是滑膛枪,也打不了连发。




宿舍与军训团

附中是寄宿制,集体生活,5年里住过两处集体宿舍。

第一年,宿舍在教学主楼东侧,和课室只隔了一条人行道。典型的苏式筒子楼,上下两层,每层两排房间,中间一条长长的过道。

入学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全年级男生搬到校园西面靠公路的体育室临时居住。上百张架子床按班分区摆放,室内没有澡堂厕所,要跑到几十米外一处大澡堂解决。因为人多,看多了反法西斯的二战电影,我们取名“集中营”。因为宿舍太大,还选出了宿舍主席。又因为恰巧宿舍主席姓毛,顺口叫他“毛主席”。接着姓林的叫林彪元帅、姓周的叫周总理。好在没人告密,也没见老师干涉,小孩儿玩儿罢了。

毕业班又搬回第一年的筒子楼,一住三年。念初三那年规规矩矩,考完毕业试,但离校时发的毕业证上面没有成绩,大概因为狠批“分数挂帅”。最后两年,别的班闹派性,不同派的不肯住一个房间,还吵嘴打架。我们班也分派,但一团和气,不吵不打,还住在一起。一起到珠江游泳,一起偷摘猎德、员村农民的石榴、荔枝,一起到周围大学游逛、偷鸡摸狗,一起学拳练武、磨刀造枪,只是没课上了,家也不大回。

筒子楼里其他班有人闹事,连同学的自行车也偷,好不容易积攒的图书和无线电器材也丢。索性用电子元件和电磁铁做成电子门锁,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门锁了,没锁孔、没锁扣,不用钥匙,只有密码才能打开,硬撬就警铃电火花齐闪。

最后一年来了军训团,团长是野战军的师政委。大概是附中的军队孩子特别多,不到这个级别的真是管不了。军训团来了也不管用,学生大多跑到市里胡闹去了,找不回来。高政委从部队选来几十名最优秀的士兵,每班派驻一个,任务就是把学生引导回课室学习讨论,不到校外闹事。

文革时的学生“班”改为“排”,士兵带一个班,成了排长,有几分得意,意味着将来回部队有机会提干。带我们班的是名侦察兵,姓欧,我们叫他欧排长。排长个子不高,黑瘦干巴,但身手了得。我们拉他到草地玩摔跤,这时我们也算是跟着体院散打教师学过年把武功的人。一交手,三四人推他不倒,被他一发力,我们全摔地上。不服气,一拥而上,箍颈跘腿,分筋扭骨,却如碰到钢柱上,手脚生痛。

经此一战,欧排长和我们成了好朋友。在他的努力下,我们成了学校最乖的班,得到高政委通报表扬。欧排长服役多年,一月六元的士兵津贴积攒到一百多元,买了一块当时很稀罕的瑞士大梅花表,准备回家娶媳妇,我们这些见多识广的城市学生看过以后也认为确是一块好表。第二天天没亮,被欧排长一声惨叫惊醒:“表呢?谁拿了我的表?”问遍室内十人,谁都说没看见。汇报上去,军训团首长怕影响学生安定,不敢认真调查,硬压着欧排长吃这哑巴亏。

欧排长纪律性极强,一声不吭,但五年的积攒打了水漂,不心痛是假的,高政委动了恻隐之心,动用军费买了块上海表给欧排长回家成亲。欧排长可能伤了心,对我们不复以往的热情,军训没完就申请回部队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深深地觉得对不起这位老侦察兵。


劫难与红卫兵

文革,对一代中学生、老师都是劫难。

附中教导主任、全国先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和毛主席一起照过相的麦嘉祥老师,就在文革初起的7月15日,在校园北部的教工宿舍愤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印象里麦主任是附中教师的少壮派,在校主抓政治思想工作,是王屏山校长“革命化、劳动化”口号的具体推广者和身体力行者。大冬天里带头赤脚挑粪浇菜施肥的是他,夏日炎炎带着师生在水田里割稻的也是他。我们这些追随他的少年也学着赤脚走路,甚至周末回到市里繁华天下,仍以补丁衣服赤脚蓬头为荣,冬夏春秋,莫不如此。那时候附中已建立学工学农的规矩,每学年一周时间到学校小工厂,车铣刨钳;一周到学校小农场,砍柴耕地拾粪牧羊。还要去花县花山公社岐山大队秋收,广州钢铁厂拖拉机厂炼钢铸铁。三年附中学习,科技文化之外,工农业生产劳动本领学了不少,让我们在以后的劫难中有所准备,比起其他中学生被丢到农村后少了些手足无措。

1964年学校开展“向党交心”运动,要求人人“深挖”。附中向来以成绩取人,全省平等,成绩优异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在所多有。在讲究阶级路线的那些年,不免羡慕家庭是革干革军的同学,有些怨恨家庭出身的想法说出来,被歪曲成想“变天”,传说要被定为“右派学生”,更是人心惶惶。

好在乱象初萌就被叫停,但在青少年中进行思想改造的过左运动,造成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怨恨。文革一起,校领导靠边站,省委工作队进驻,麦主任停职反省进了牛栏。这时,又翻出麦主任领队去黄埔港向外国货轮示威支持古巴反美的旧事,不知是天气太热还是情绪过于激动,上惯政治课的主任竟然带头呼错了口号,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谓语互换而已,但在文革成了“罪行”。

麦主任被剃了光头,被学生基干民兵押着劳动改造,参加批斗会。那时候不少老师也成了牛鬼蛇神,麦主任夹杂其中,并不突出,不料北京《我的一张大字报》横空出世。

附中打老师是外校红卫兵带的头。那时初中的同学大字报写不过高中,打人却超过高中,所谓“破四旧”的“红八月”时期,动手打人致死的多是初中学生,尤其是初中的女生和出身不够好的男生。麦主任死得很惨烈,先骗过监护人员进厕所,关上门后拧下灯泡,两只手指插进灯泡插座,用电流自杀。但触电很疼,二楼地板绝缘程度好,电流只从两指间流过,把指头灼焦。麦主任坚决求死,继而喝下清洁厕所的一瓶盐酸。盐酸进入肠胃,迅速烧蚀内脏,五内俱焚,痛楚异常,但没致命。最终爬窗从二楼跳下,着地后内外俱伤,但一时还清醒,他用最后的力量甩头撞墙,墙角粘上缕缕发丝、殷殷热血,连水泥石米做的粗厚护墙板也被头颅碰崩.......

麦主任从全国先进教师、受师生尊敬的教导主任瞬间变成阶下囚,遭受学生毒打侮辱,心理落差太大。对前途绝望、与组织抗争,完全违背以往的信念,也造成极度的矛盾心理。触电、酸蚀、摔伤,肉体的巨痛和心灵的巨痛形成正反馈震荡放大,使他求死的决心决绝坚忍。“痛不欲生”、“惟求一死”过去历史中的记述变成血淋淋的死亡裸呈眼前。

在麦主任死难当夜,我曾潜入中山一院急救病房和停尸间,想寻找更多的信息。在恐怖惊慌中匆匆掠过,一无所获。当时的动机是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想当个发掘真相的福尔摩斯,也算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年对殉难者的歉疚吧。


黎服兵 (华附学生、海南知青、原岭南美术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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