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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回忆文革中被革出“造反派”的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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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现在谁都知道,王希哲,“王司令”文革中是造反派。但也许没有人知道,文革中,王希哲也曾被革出过造反派。就像今天被网上真民运们宣判为“立场已经改变”,而革出民运一样。文革中,造反派一般总是支持中央文革,跟中央文革走的。这是文革中造反运动发生的渊源(“批资反线”)决定的,也是后来的炮打各省市党委,甚至炮打军区的行动必须得到中央文革支持决定的。它是全国各省市一般的情况(包括著名的湖南杨曦光)。但广州的一个不过略能知名的19岁中学造反派头头王希哲,却渐渐发现了中央文革的荒谬。他在考察中发现,中国民众普遍的情绪,已经开始对中央文革的极左政策不满。已经悄悄地把同情回转到被打倒的官僚们一边(即所谓“老干部”一边)了。如果真正推翻拿破仑的,如拿破仑所说,是他的葡萄酒税(王希哲读马克思),那么中央文革势必要最终被中国人民推翻,便是他们顽固不改,越演越烈的城乡极左政策了。而周总理,作为一个人格的纲领,作为全面纠正文革各项极左政策的象征,正在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王希哲坚决主张,造反派不应站在所谓“这个司令部,那个司令部”一边,成为他们的附庸,跟班。造反派应该与中国人民共呼吸,爱他们所爱,恨他们所恨,以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作为造反派唯一的依归。于是,希哲便竭力扭正广州文革运动的方向,特别是阻止广州“批林批孔运动”的火,烧向周恩来,相反,极力把火引向中央文革,也就是烧向毛泽东。希哲说服了李正天等,成为了自己的战友(“李一哲”)。这一来,惹翻了广州造反派的各方神圣们,特别是满心以为这回跟着中央文革走,便有机会“提升”、“补台”的造反派大老们,怒气冲天,恼恨李一哲破坏了他们的美梦,便也来宣布李一哲的“造反派立场已变”,号召“划清界线”,把李一哲革出造反派派门,甚至,在随后的对李一哲的大批斗,大围剿中,其恶狠狠的砍杀,绝不逊于省市委职业打手“宣集文”了。结局如何呢?结果是他们与中央文革一起失败了,陪葬了,而出狱后的李一哲们,则平反了,得到人民欢呼了。平反那一刻,几乎所有当初宣布与李一哲划清界限的,恶骂李一哲背叛的“造反派头头们”,忽然都宣布自己也是“李一哲集团”的了!请求李一哲“证明”了。但他们的许多,无论李一哲怎样保他们,还是逃不脱被作为“三种人”清算的命运了。今天,在中国海内外民运要不要坚决反台独的问题上,王希哲又一次被推倒了浪尖峰口。历史多么的相似啊!希哲又一次被“民运”孤立了;被宣布“背叛”了;被宣布“立场改变”了;被宣布“伪民运”了;被革除出“民运”了。为何?无他,不过是希哲认定了,反台独是符合中国人民愿望和长远利益的,反台独政治家,是一定会被中国人民认可的,支持的。而王丹一类不听劝说,一味机会主义地为台独站台、背书、打气的人们,是无法回国面对自己的选民的。真诚希望他们及早改正。下面,是希哲自传《走向黑暗》中“李一哲与批黄运动”一章,记载了那一次的风浪和教训:(1974年春,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 ---)  
但我也注意到了一个苗头,就是工人头头们在对工人动员时,都要强调王洪文的讲话,给人的印象,广东的这场运动是直接紧跟王洪文和江青的。我感到这对运动的发展很危险,我们必须尽力地在群众中纠正广东运动是跟王洪文走的印象。  
某日,在沙河的一次农民动员会上,邓元贵又一次传达了王洪文讲话。这次会议很重要,原“红旗贫下中农”司令樊大九和广州北郊沙河、新市、人和等地的农民头头方容溪、刘世荣、江振洪、黎沛华等都参加了。  
农民与工人、学生不同,他们在他们的乡村有长期的稳定性。同时,他们的有影响力的头头,也就有相对长期的稳定性。我很注重这一点。我在发言时向他们介绍了九.一三后,对林彪路线是极左还是右的争论。我特别强调李一哲认为林彪、黄永胜是在极左的旗号下镇压广东人民的。周总理是反极左的。“三月黑风”中周总理是解放了广东造反派的。  我说,“你们有什么冤案材料可以交给我们呈送给周总理。”   ......    
我们抓紧时机把去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再刻印了出来,供工人们讨论,座谈。  
这篇东西,许多人听上面的头头说了,说是“很反动的”,万勿与李一哲接近。工人们没有看到,有些神秘。  
那时,上面的头头们,无论“在朝”的,“在野”的(叶振光除外),已经对李一哲很不耐烦。刘继发在许多的场合对李一哲影响着广州社会层面的运动表示了愤怒和憎恨。他们感到危险,他们害怕出现广东的“省无联”,他们非常担心李一哲会把运动引导到与江、张、姚、王作理论甚至政治对抗的方向上去,从而干扰和破坏了他们的“大好时机”,“大好形势”。  
他们的“大好时机”是什么呢?就是“提升”,就是“补台”。  
王洪文在他对批林批孔作原始发动的“中央读书班讲话”里,就反复批驳了一个江西的所谓“老帅归位,小兵回营“的谣言,说是毛主席将它改为”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带路,小兵提升”,说这一改,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革命路线”。  
刘继发等念念不忘这个“小兵提升“,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重提这个问题。3月28日提过一次后,6月8日刘继发又一次提醒赵紫阳:   “紫阳同志最近在省革委常委扩大会上指出,要解决各级党委和革委领导班代表性不够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    
于是赵紫阳也就承诺:   “有些(领导机构)代表性不足的,也要作好充分准备,对他们进行考验,到运动后期进行补台”,“把他们放在领导岗位”。   为此赵紫阳在越秀宾馆组织了省、市革委工农委员学习班,开办了“刘、孙办”(刘继发、孙亦武办公室)。但不幸运动后期对李一哲的大批判,果然“错过了时机”,使得这些“工农委员们”“提升补台”的希望大多成了泡影。他们继续等待机会。机会终于又来了。这是1976年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江张姚王最得志的时期。这时他们紧跟江青、王洪文跑已不必再受到李一哲的牵制了(李一哲已被关押审查了)。  
他们又一次提出了“提升,补台”的“组织路线”问题,最后是一网打尽,再也爬不起来了。刘继发郁郁而死,孙亦武潦倒廛尘。这是后话。  
刘继发等之外,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黄意坚领导的一群。74年的批林批黄,他们也是一支很重要的批判力量。但他们是仇视《民主与法制》的。他们也竭力与李一哲划清界限。在《民主与法制》第一稿的辩论中,他们早已迫使李正天承认了“错误”,向他们表示“不再坚持《民主与法制》中的许多观点”  (见黄意坚,李仁兴《射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箭》--评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  
李一哲把《民主与法制》加上序言抛上街头惹恼了他们,他们认定这是“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制度,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次全面的猖狂进攻”,“为林彪反动路线开脱”,业已“破坏和干扰”了广东的批林批孔运动(引文同上)。因此,当赵紫阳发动的对李一哲的大围剿一开始,他们(包括广州重型机器厂谢遇安、珠影钱鉴等)立即响应,挥动板斧,也向李一哲恶狠狠地杀来!  
在英德茶场的那段对文革的反省时期里,我已朦胧地感到,所谓“造反派”,实际是最大的保皇派。现在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黄意坚是最典型,最忠诚,最坚决的造反派,而他也正是最顽固,最反动的保皇派----他们造反,要保卫的就是“布尔什维斯大林-毛泽东”专制制度。他们和宣集文一样,敏感地发现了李一哲萌生的自由化民主思想,他们甚至是比官方更加不能容忍的。                 (《走向黑暗》十三、李一哲与批黄运动)

2006年4月27日美西海湾
xz779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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