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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垒:广州文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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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忆 李定垒

冲走的大学梦

66年七月,我在广州(培英)第八中学读完中学的最后的课程。毕业试已考完了。我的毕业班正进行分类复习。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以我的学习成绩,要考上省级的大学或学院是可以的。我报考了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长沙铁道学院等志愿。我们紧张地复习着,背公式,做习题…。 眼看着还有一个星期就是考试日期了。就在这时,一个通知下来了:"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高考推迟一个星期进行。" 当时,我们並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反而高兴地认为:我们又有多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复习。 然而,一星期后,又一个通知下来了:"不定期延迟高考!" 即使这样, 我们还是怀着在短期之内一切将恢复正常的幻想。 因为考上大学是当时我们认为唯一应该走的道路。 我们自小就向往做一个高尚,有学位,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十多年的学校,家庭教育,使我形成了这一幻想。但是,一切都出乎我们意料外地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走了一切。这是人造的浪潮。 我曾是这其中的一滴 水,冲击着别人,但最后也毫无例外地遭受到无情的冲击!

“学红军长征队”

学校里开始出现无数的大字报。 平常严格管理学生的老师们成了众矢之的。学校瘫痪了, 成了学生们主宰的天下。人们仿照北京学生的创举纷纷建立红卫兵组织。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由全国各地选派的红卫兵代表后, 热情冲动的红卫兵们开始潮水般地涌向北京。 所有的铁路客车很快就挤满了。 为此, 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连水运学院的十多个红卫兵從大连步行到北京的事迹。并称赞这是一个好办法, 号召全国学生向他们学习,步行到农村去, 到边远的山区去。 宣传群众, 发动群众, 并且在这过程中锻炼自己。人们称之为步行串连。十月底, 我们班的十多个男女同学自愿组成了一个"学红军长征队"。出发之前, 我们准备了一本16 开大小的各省地图册, 一架老式的军用望远镜, 一只旧怀表, 三只行军锅,和常用的药品。 每人一条长条型的米袋, 和自己常用的衣服, 被盖等。  我们都是寄宿生,独立生活惯了, 只要打起背包就可以走。

忘了怎样对母亲说明这些事的。 反正潮流如此, 她担心也罢,要阻止也阻止不了。 我向母亲要了15元钱, 30多斤粮票。 在一个傍晚,离开了家, 来到约定的地点。 太阳下山后,我们背着行装, 打着一面没有任何标记的红旗出发了。我们幻想着,当我们这支来自广州的最早的"长征队" 到北京后, 周总理一定会接见我们。 我们会要求他给我们长征队题字, 他的字迹会绣在这面红旗上!年青人的幻想是多么单纯啊!

我们沿着公路向北走。晚风驱散了步行的热汗, 令人惬意。天渐渐黑了, 但我们的热情并没下降。我们唱着进行曲, 并用口琴当铜管乐伴奏。… 这是第一天行军, 队长要求大家不必走得太快, 以免一开始不适应。我们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前进。

半夜时, 疲劳开始袭击了,而密如蛛网的公路又使我们走错了路。 当我们发觉时,已白走了两个小时。因为我们的地图没有详细到每条公路和每个村落, 我们只好问路了。 但是半夜三更,向谁问去? 终于我们发现了灯光.。 当我们走向前时, 才知道那并不是灯光而是农民砖窑的火光。靠着农民的指示, 我们到了一个农场。这时, 东方已现出鱼肚白。 我们便在农场的两个空房睡下了。 整个串连路上, 我们从没谁过床。在地上铺上朔料布就是床. 讲究点也是在地下垫上稻草罢了。 醒来后, 我们派两个同学煮饭, 其他人帮助打扫卫生。乡下的小孩好奇地来看我们, 我们便吹口琴给他们听。后来, 我们发现这是宣传的好机会。到韶关后就买了锣,鼓,二胡等。 一路上,我们一边学 一边弹奏, 就象一个流浪者。…

六七年初春,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武汉市, 乘京广火车回广州。这时, 当地已是雪花飘飘。但是人的热情仿佛是无所畏惧的。我们曾跳进冰封的长江游泳;曾爬上号称天险的金鸡岭。 回想起来, 当日没被冻死或摔死, 那真是幸运。

从六七年开始, 文化大革命又出现另一种形式。大串连已基本停止了,代之以风起云涌的各派群众组织的"文斗"和"武斗"。 当时, 京广线上到处是人。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挤进了南下的列车。但也是仅仅进了车门,就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 我们十多个人就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上。背包放在地上,人坐在上面, 背靠着背。火车的行李架上,厕所里面都挤满了人。"特别快车" 晚了半天才到达广州。因为路途上有无数人爬车,他们砸毁玻璃, 从窗口爬进来。这些人并不是回南方的学生. 而是趁乱到南方游玩的人。  整个社会风气已变了。 人们已从现实中尝到了"造反精神"的好处,"造反有理"可令人公开地做任何损人利己的事。

武斗期间的经历

从1967 -1968 年中, 学校已成了无人管理的单位, 许多学生回家了。每个工厂, 学校甚至于家庭都有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开始是文斗,用大字报各自宣扬自己的观点。后来人门开始谩骂或撕毁对方的大字报。又有人去袭击对方的"总部"…。最后,"中央文革小组" 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文斗" 变成了"武斗"。 人们开始武装起来。他们到军队驻地甚至军火库去抢劫枪支炸弹,因为中央规定军队不得向群众开枪, 人们便肆无忌惮地抢。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也成了抢劫的目标。 他们用一个手榴弹, 拦住行驶着的卡车, 威胁司机把车留下。  学校的操场成了练习驾车的地方。 有的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有的翻了, 有些汽油用完了就被扔在路边。…

我们以当时的长征队为基础留在学校里。 一种责任感驱使我们, 认为回家躲避是可耻的,而且, 我们是寄宿生, 以学校为家已习惯了。为了安全,我们住在底下室. 我们印发传单,书写标语, 也出版过名为"风雷"的刊物。有时我们會去工厂帮助工人们搞宣传, 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武斗" 。  这种局面到了六八年底才被解放军的进驻所打破。

当时, 只有解放军才有这样的权威接管一切。它是文革中唯一没有受影响的完整的力量,而且在人们中有极高的威信。 于是它接受了指示,开始派出小分队到农村, 工厂和学校。中学生们终于在他们的训练下听从了命令。

1967年九月底, 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下我去了北京。 当时, 我在广州火车站帮忙工人搞宣传。 我在他们的造反司令部工作。批判"走资派"; 刻印传单和小报;坐宣传车去大喊大叫。这些行动会受到造反派的攻击。 甚至有生命危险。 一天,当我照常到这个地方时, 发现有人跟踪。我没有走正门, 从后面的窗户跳进去。工人们告诉我形势起了变化。有情报说造反派即将攻打这个地方。 他们已连夜把所有的东西撤离此地。然后, 他们又领我到工场。 当时许多人都在制造防身的武器。 他们用锉刀为我磨了一把匕首, 让我藏在身上。下午三时左右,我离开回家了。 幸好没有人找我的麻烦。几个小时后, 这个地方就被造反派功占了。  第二天早上, 我在报道车站事件的小报上知道,大部分人都撤走了, 几十人被俘虏, 关在铁皮车厢里。 其中一个我曾与他一起工作过姓金的青年工人被机关枪子弹打中腹部而死。…

在这两个月,广州市的交通已基本停顿了。 只有不怕死的人才敢开车上街。马路上只有用洒水车和消防车改装成的铁甲车在巡逻。他们头戴钢盔,手执机关枪。 名为维护治安, 实际上居民门都畏之如虎,说不准什么时侯他们的机枪会向群众打来。大大小小的街道都筑起了堡壘,生怕被人冲进来杀人放火。

晚上,除了装在高楼大厦的顶上的扩音喇叭在不断的叫喊外,总有啪啪的冷枪声如小孩子玩爆竹的爆炸声.那是意味着某处又有过一番夜袭或遭遇战了。

第一次去北京

广州车站被攻占一个多月后,我冒着危险又去寻找我的工人朋友。在北站,这是他们放弃东站后的据点。这里不再象以前一样随便了,而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凭着我在东站工作过的證件,我找到了以前的熟人。他们正在擦枪。那是新的冲锋枪和自动步枪。他们说,如果我留在那里,也会发给我一枝。这里驻着一小队红卫兵,他们每天都坐车出来袭击对方.这是报复行动。我告诉他们我想去北京。

他们答应了.于是,第二天我向妈妈要了几元钱,几斤粮票,背起装着两件衣服的书包就走了。我没有告诉她我去哪.怕她担心。我扮成检车工,他们给我一把检车用的手锤。这一次,坐的是软卧车.四个人一个车厢。到了北京,和工人们住在免费的铁路招待所。我们用两天的时间游览了北京市的名胜。用两天的时间看大字报,收集传单和小报。然后我就乘来时的火车返广州. 我买了几斤苹果回到家里. 告诉妈妈这是从北京买来的. 她不相信. 直到后来我告诉她一切, 她才相信了.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去北京. 算是圆了我多年的愿望. 这一次, 我在天安门前拍了张照片. 按理如果我想到全国各地游玩. 在车站是最方便不过的. 工人们也常问我要不要去。但是,当时的我一心想的是为文革出力, 认为玩是不光彩的。 这又是多么天真啊!

远走天涯

六八年11月, 除了小部分人外 所有的学生都被安排上山下乡。当时所有的大学都停办了。因为文革的耽搁, 六六,六七,及六八届的高初中都应该毕业了(尽管六七,六八届的学生并没有完成他们的课业)。 文革几年的破坏,生产停顿。城市更本无法安排这成千上万的毕业生。 只好把我们下放到农村或农场中去。我和弟弟在不同的学校念书. 但却同时被分派到广东最南端的海南海岛去. 我们虽然见识不多,但也知道海南岛不是一个好去的地方。我想两兄弟要死也不能死在一起,经过要求,我弟弟被安排到离广州不远的一个县当农民.而我则要到海南岛去。不去是不行的.我们将会没工作,没饭吃。母亲不可能再养活我们了。她当时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只靠在美国的亲人的救济。命运决定以后,我哭了.哭得狠伤心。我知道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还好弟弟留在大陆.希望他的遭遇比我好.这样我也走得无牵无挂了。我收拾了行装:一张棉被,一张棉毯,几件衣服。我补好一双水鞋(我知道海南岛有许多毒蛇)全部行装就是一个背包加上一个装过货物的木箱。11月6日.这一天是我终生不忘的日子。这天早晨,我离开了家。我没让母亲送船.我怕她会哭。我就如往常每个学期开学时返校一样,与同学相约结伴而去。

我们来到珠江河畔的一个货运码头。那里红牌招展,锣鼓喧天。到处是人群.有带着大红花的几百名广州市八中及二十二中的第一批赴海南岛的知识青年;也有来送行的老师和家长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嘹亮的歌声和锣鼓声中我们走上了万吨的海轮。有的人站在轮船边向岸上的亲朋好友们大声告别;有的和同伴们数说各自的烦恼或见闻。…

"呜!"巨大的汽笛声石破天惊地骤然响起。所有的喧哗声,歌声马上吖然而止。静默的十几秒后,"哇!"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的哭声。..

1976年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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