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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政  文革时期的朱多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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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朱多锦

杨政

济南文史  2009年第4期 总45期

朱多锦在大学时的名字原叫朱孝全,后名为朱晓泉。我们是1965年暑期考入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我们是中文系65级,这一级有三个班,我是一班,他是三班。文革一开始,朱多锦也曾跟着“革命”过一阵子,但是,很快他就拒绝参加文革中的所谓“革命活动”而将文革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开始了他否定文革的“文革研究“,多少年后,他的一位朋友在写给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到他:

你在昨天捡起一段沉重的历史/它的名字叫“文革”/你说:“我把它拿到明天研究研究。”/——你几乎搬不动它/你为搬动它曾被坠进地狱。(徐树爱《思考命运的思考》)

在大学时,因与朱多锦(朱晓泉)同级不同班,一开始对他并不熟悉。听到“朱晓泉”这个名字是在上大学的第三个年头(1967年)了。那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年,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热火朝天,“革命派”开始夺权,山头林立,派战不断,而一些人或渐趋逍遥、消极,或为自己没能跟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惶惶不可终日。朱晓泉这时却断然拒绝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活动。这已经是够出格的了,更有甚者是,他竟在这个时候开始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开始偷偷地批判文化大革命。这就开始了他的否定文革的“文革研究”。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文革’中研究‘文革’,先是预言‘文革’的前途(他预言,‘文革’一定是个否定之否定的前途——笔者注),接着是对‘文革’兴起根源的思考,其中又先有着为寻找‘文革’兴起根源而寻找‘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的思考,于是便又有着为寻找‘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而对自己的思考的思考。”(朱多锦《炼狱自己》,见诗集《沉思岁月》第249页)。

当时,同学中对他反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议论颇多。为了观察文革发展态势,他广泛搜集各种类型的资料,以至于几乎成了搜集资料的狂人。他不分昼夜地在大字报栏前抄啊抄,忘了吃饭,忘了休息。他去外地串连,亦进行着这件他认为神圣的工作,于是山东师范学院铺天盖地、无以计数的大字报、全国各地许多大字报和油印小报,都不断地汇集到他的手中。当时有收废品的到校园来,很多同学就将一些油印大字报底稿都当废纸卖了,他就用从仅有的几元钱的助学金中挤出来的钱再买回来。现在,他说他掌握了文革的很多资料,应该不是妄言(今天,对他所占有的关于文革的资料,有人出惊人的高价收买,但他拒绝出卖,虽然他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关于他搜集文革资料的事,还有这样一段情节:当年,我们“分配”工作后,终于离校了,当大队人马走后,朱多锦因不能分配,还留住在原来的学生宿舍里,而他到了这个时候,却还在搬空的各间宿舍里寻找大字报、油印小报等文革资料,忙得不亦乐乎!据朱多锦的日记所记,1970年8月16日(中文65级同学于8月10日离校)一整天都在人走楼空的各房间里收拾大字报资料。这真令人感慨万千,命运到了那种地步,他还能有这种心情搜集什么文革资料!这一切,他当然都是不动声色地进行的(幸亏他没有声张),知道他意图和具体行踪者极少。然而,知道他是书呆子,不入群,拒绝参加文革活动的人却很多。他被视为“怪人”。当时,同学们对他是避而远之,不愿与他住同一间宿舍。这其实倒成全了他,他成了“孤家寡人”,自己独处一室(先是在中文系男生宿舍楼一层,走廊北面最东头靠厕所的那间),自由自在,独来独往。

由于朱多锦的文革研究行为,在1970年春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山师中文连(当时中文系改称“中文连”)65级同时遭难的还有好几个同学,其中有一个同学还因此而跳楼,以至终身残疾。到夏天,我们65级的学生终于开始分配工作(65级学生本应1969年暑期就毕业分配的)——所谓分配工作就是先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但朱晓泉不能去部队农场,他被留校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和他同时遭难的几个同学到那时已都被解放而和全级同学同去了部队。据朱多锦说,他当时躺在现在的省纺织厅西边的路口处,正因病而发着高烧,那时那里还是一片田地,是眼看着他的同学被一辆辆汽车拉走的。“他们都分配工作了,但我不能。”他回忆说,“1970年7月29日,中文连(系)65级宣布分配方案,在中文连,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不分配工作——那两个同学,其中一个就是那位跳楼的同学,当时他还在医院里;还有一个女同学是因为精神出了点儿问题;我是因为被认为犯了恶毒攻击‘文革’的‘恶攻罪’,而且还被说成形成了‘反动’系统的思想体系。属于我这种情况的,我们全系学生中就我一人,全校学生中就我一人。现在说来,是因为我早在‘文革’中就开始了对‘文革’的否定性思考——现在是称‘文革研究’了。我在‘文革’中的‘文革’研究,决定了我终生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位置,亦即决定了我终生的命运,直到今天我还在为此而付出代价。”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宣布对他审查后,接着在一天的午后便抄了他在宿舍中的所有东西;很快又有人到他老家(齐河县赵官镇公社程官庄)抄了他放在家里的书籍,据说在他家抄出的除了他所搜集的文革资料外(大都是当时各派油印的一些大字报底稿),就是一本《新旧约全书》(圣经)和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一本《心理学》,当时去抄家的人在他村里到处调查他的家庭成份和他的表现,弄得全村沸沸扬扬,村里的人听说从他家里抄出了《资本论》就以为“他十分反动”,有的人说:“看看吧,原来这孩子竟藏着写资本家的书,真是危险!”还有人对《心理学》一书甚感疑惑,说:“这可了不得,叫他知道了咱的心理,还不知会怎样呢!”

他被宣布“留校监督劳动改造”后,1970年秋天便随山师迁校去了聊城(那时,大学都被赶到下面去办)。在迁往聊城的山师中文系,他先是在山师南院里劳动(山师迁到聊城后,分南院、北院——南院占原聊城师范的校址,北院占原聊城农校的校址),后来(1972年夏)又被放到山师办在聊城城外西北通往临清的公路西侧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秋才分配工作。

在聊城能够与他有所交往的是处于相似境遇中的几位老师,他们在精神上与他同命相怜,鼓励他坚强地活下去。

山师迁到聊城后,春节到了,就要放寒假了,朱多锦几经要求,最后终被允许回家过年。一天午后,庄维石老师对他说:“朱晓泉,你过来——”庄老师把他叫到教师集体宿舍门口塞给他5块钱。5块钱,在当时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朱多锦来讲。庄维石老师在中文系原是教古典文学的,正直,性格倔强,1957年被打成“右派”。庄老师说:“朱晓泉,我知道你很难,我给一个任务:要活下去!”庄老师使他体验到这个世间还有着真正的人情的温暖。直到今天,每回忆起庄老师来,他仍然满目深情,激动不已。

当时和朱多锦接触最多,对他帮助最大的是教育连(系)的王立功老师。当时山师教育连(系)合并到中文连(系)。他在南院伙房的时候,王立功老师也在南院伙房劳动;在伙房里,一些人常欺侮朱多锦,朱多锦只是含泪不语,王立功老师这时总要给朱多锦说上几句好话;每看到朱多锦实在没钱了,王立功老师常就帮他一些,叫他去买件衣服;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谈心,使无助中的朱多锦有了依靠。以后,朱多锦到五七干校去了,王立功老师还去看他。文革之后,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师生之谊。后来,正是王立功老师见证了朱多锦当时的一些情况。那时,对那种生活,朱多锦已经习以为常,非但对自身的不幸不自暴自弃、自惭形秽,反而变得乐天知命,达观处之,并一直躲开人在读书、写诗,其诗思竟开始涌流。关于他那时的情况,王立功老师在后来所写的《关于诗的一封信》(写于1984年9月。见朱多锦诗作诗论选《沉思岁月》第422页)中这样写道:

……有一次,我去干校,远远地看见一个年轻人正牵着一条狗——干校的那条狼狗——-在草地上跑着、跳着。走近了,我才发现竟是您。您红着脸向我走来……我们并肩走过了一段路程。

“这,多好!”您没头没脑地说。

“什么多好?”我问。

“跑哇、跳哇,出汗哇,在草地上打滚啊!还有狗、羊、小河、石子,长在路边的白杨——-什么都好!”我们沉默下来了。听着您的天真的‘什么都好’,我竟悲哀起来。

“那,多好——”您又没头没脑地说。

“哪多好?”

“蓝天、蓝天上的太阳和蓝天下的人——可我们头上为什么总是有着云呢?我想……”您说,“不管怎样,我们总应因为我们是人而感到幸运。人生活着,应当是美好的!”

王立功老师对此感慨万端。在王老师看来,朱多锦当时一个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着如此沉重打击、折磨的人,一个被命运抛弃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竟仍然拥有着这样一颗热爱人生、乐观向上的心,王老师由此想到了他平时的“总是沉默”,他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您之所以‘总是沉默’,是因为压抑。凡是必须压抑自己的人,内心里总是奔腾着情感的岩浆,只要给他一个突破口,便会有火山爆发。您这个人应当有着您自己的诗。”事情真是这样,文革后,朱多锦原来“内心里总是奔腾着的情感的岩浆”终于找到了爆发的“突破口”,于是诗情大发,佳作连连。

薛绥之老师是山师中文系的鲁迅研究专家。当年,薛老师也曾和朱多锦在山师南院伙房一块劳动。一次,他们去拉煤,用的是一辆笨重的地排车,去的路上,朱多锦向薛老师提出一些关于鲁迅研究的问题。他问薛老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中医常是有意无意的骗子,难道真是这样?”薛老师不回答,环顾左右而言他:“哎,小朱,今天真热——”可是将煤运到山师南院伙房后,薛老师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给他说:“小朱啊,你先好好地学习,什么也先别说,听老师的话没错!”多少年后,朱多锦写出了《鲁迅研究新阶段的到来》(1986年10月9日于齐河师范,发表于由陕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1987年第七期《社会科学评论》。见《发现与批判》一书65页)、《鲁迅“反思意识”批判》(1988年10月9日于齐河师范,先辑于1990年12月由华龄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中外文化》一书,后发表于由山东大学主办的1997年第三期《青年思想家》杂志。见《发现与批判》一书531页)等一系列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这与当年薛老师的嘱咐不无关系。

还有一位曾在中文系教希腊、罗马文学的李广熙老师。朱多锦是在山师办在聊城的五七干校认识这位李老师的。1957年,李老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倍受煎熬,当时被罚喂干校的那头驴,在干校的最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一个人只和一头驴相依为命。白天,他喂饱了驴,便将驴套在运粪车上,进城去山师南院、北院将从厕所里挖出的粪尿运到干校来,每天赶着驴车不断地来回跑。人孤独着,闷了,便和那头驴说说话。朱多锦到干校后,有时到李广熙老师的小屋里坐坐,他发现李广熙老师正在偷偷地编一本《希腊罗马神话词典》,仔细地将有关资料都制成一张张的卡片。李老师在那种环境里不忘治学、研究的坚韧精神感动着他。当时,李老师给了他很大的精神鼓舞,给他讲了很多希腊、罗马文学的知识。李老师的《希腊罗马神话辞典》终于文革后的1985年4月印出,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戈宝权先生题写了书名。朱多锦说,他在齐河师范教书时于1985年6月28日收到李老师寄给他的《希腊罗马神话辞典》。在五七干校,他和李老师的一些对话至今还响在他的耳旁——那是一天傍晚,他又来到李老师的小屋,他说:“天黑了——”李老师对答说:“早晨也就不远了。”

在山师南院,中文系的吉宜人老师在物质上和精神也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当时吉老师在山师南院伙房里任司务长,对在伙房里“劳改”的朱多锦、李钟琦的处境很是同情。

朱多锦的磨难是一条长长的路,从1970年3月22日宣布对他审查,到当年12月5日宣布定性,直到文革后,等他在禹城八中(莒镇)教书时才获平反,他说,那是1980年5月5日,他收到了寄给他的平反通知;直到他调到禹城一中(禹城县城),才于1981年11月5日收到补发工资的通知,于11月20日到山师的“落实政策办公室”领到补发给他的工资1007元(补发从1970年8月到1973年9月的工资,扣除其间每月曾发的生活费),到1982年1月13日,他又领到由禹城县教育局补发他的晚转正定级的工资差额款360元(从1973年9月到1977年10月)。这样,从受难到平反结束前后共12年——12年成了他的人生的炼狱。12年中,他一直进行着他的文革研究(他写下的文革研究的稿纸已有很高的一大摞)和新诗的写作。这个过程正如他在文革后的1983年1月29日写的一首诗《我是煤,我要燃烧》(见诗集《沉思岁月》232页)中所写的,他是“树”,在天地翻覆中被翻入地壳深处,结果变成可燃的煤,这是一种炼狱的神秘的造化:

为了一个神秘的造化/整个宇宙都曾重新配调——/山,陷下去/地,隆起来/海,到不曾到过的地方呼啸/我带着太阳的活力/被翻进深深的地壳//铸造,铸造……/——脱骨换胎,汗煎血熬/……我的身躯/凝固着岁月不屈的火苗/铸造,铸造……

这是朱多锦的命运的自白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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