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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力:文革初期天津十六中(耀华中学)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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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tuffy05 从 文革回忆 移动到本区(2017-05-20) —
最近,在天津市委党史办工作的的一位中学同学打电话给我们,说现正在整理天津文革史,其中天津文革初期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十六中事件”。由于我和常滨都是当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所以请我们来写一下这个事件的主要梗概。于是就产生了以下这篇文章。记得前一段有些湖友在评论中还希望我们这些“老三届”就文革时期的事情写些回忆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是从党史的角度来写成的,还不是我们个人经历的过程和体验,但至少是当时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基本完整的描述,希望能够让对此有兴趣的湖友们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

文革初期天津十六中事件始末

所谓“天津十六中事件”,也有称“6.21”事件,是1966年6月,文化革命初期,天津市第十六中学(即现在的天津市耀华中学)学生运动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总称或简称。
1966年6月2日早晨,十六中学校内的广播站像往常一样播放新闻节目,重播了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第一节课后校园内即出现了高中某班同学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响应人民日报社论,并且质疑为何十六中也有聂元梓大字报所提到的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这张大字报立即在学校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节课后,学校前院各教学楼的墙上就贴满了各班同学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党支部,严厉批判学校党支部“压制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并且质问学校党支部所提出的“四项原则”的由来。
1966年5月14日天津市委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四点注意事项”的通知,内容包括:不贴大字报,只写小字报;不开大型声讨会,只开小型座谈会;加强领导;不用文艺形式声讨反革命黑帮等等。同学们所质疑的“四项原则”,就是指十六中学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所制订的四项具体落实措施。
当天上午第三节课后,整个十六中就自动全面停课,所有学生和老师都开始被卷入文化革命的运动之中。天津市其他一些中学也出现了类似十六中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当时天津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6月2日上午,当时主持全面工作的天津市委组织部长马瑞华(其他市委主要领导都到北京参加中共华北局召开的“前门饭店会议”)在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参会者主要是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和团市委负责人。会后,市委文教部部长王金鼎又在天津市幼儿师范学校召开了天津市完中领导干部会议。中午,马瑞华再次召集十六中、一中党支部以及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负责人会议,分别汇报了十六中、一中、女三中、女六中及二十中等学校出现的情况。当天下午王金鼎、柳宗祥、沙小泉等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和团市委的负责人又到十六中、一中、河北大学附中等学校亲自去做学生和领导的工作。
6月6日天津市委成立了由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和团市委负责人组成的天津市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
6月7日和6月8日,天津市委分别向十六中、十八中、十九中等学校陆续派出了工作组,并且工作组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6月9日,天津市委在天津体育馆召开了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马瑞华在大会上做了报告。
6月13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专程从北京赶回来,对各校学生代表做了报告。
但是,天津市委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十六中并没能起到“灭火”的作用。相反,在当时要“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激情鼓动下,十六中学生们投身运动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行动也越来越“无畏”。6月8日十六中学生不满学校党支部“继续压制文化大革命”,因而自发地进行了“夺权”行动,终止了校领导和党支部对学校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选举成立了以李罗力为首的完全由学生组成的“十六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各班和各年级都相应选举成立了本班和本年级学生组成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自此学校运动进入了“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领导自己”的新阶段。不仅原来的校领导没有了领导权,而且市里派出的工作组也形同虚设。
进入6月中旬后,十六中学生运动又出现新的动向。部分同学贴出《宜将剩勇追穷寇》、《对工作组的几点意见》等大字报,追究《四项原则》的“幕后黑手”,批判工作组的所作所为,矛头直指天津市委。随着6月15日中央宣布废除高考制度的决定,学校运动进入高潮,校园内贴满了“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要揪出天津市一条又粗又长黑线”的大字报,矛头和焦点对准天津市委有关文化革命的“四项通知”、市委各级领导有关文化革命的讲话以及向各中学派工作组等“压制学生运动”的措施。
十六中学生运动发展的特殊情况理所当然引起了天津市委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每天都有大批“陌生人”到十六中校园内来看大字报,学校周围也出现了便衣公安人员。不仅校园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社会上对十六中学生运动也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
6月21日下午5点,天津市委在天津民园体育场召开了全市中学生庆祝废除高考制度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十六中学生向在场的各中学分别散发了《致全市中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主要内容就是列举了天津市委各种“压制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认为天津市委像北京市委一样“存在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呼吁全市中学生团结起来,“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时整个大会会场的气氛十分紧张,甚至还有十六中的个别同学要冲上大会主席台。事实上,在开会前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当十六中学生列队前往民园体育场时,看到一路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公安人员。
6月21日晚天津市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将十六中这封《公开信》定性为是“反党黑信”,并要求严肃追查指使十六中学生进行“反党活动”的“幕后黑手”。
6月22日下午天津团市委召开了全市各中学学生代表和工作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团市委副书记王仁主持。会议从下午3点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结束,持续了十四个多小时。为了抓十六中事件的“幕后黑手”,会议还进行了秘密录音。会议主要内容是批判十六中《公开信》的观点。在会议过程中十六中学生和团市委组织的其他各校学生的人数都不断增加,并针对《公开信》中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半夜12点后,参加会议的各校代表在会议组织者的授意下开始高呼“横扫十六中一切牛鬼蛇神”“揪出十六中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口号,并对《公开信》和十六中学生的“反党活动”进行了猛烈批判。凌晨会议结束时,王仁讲话,宣布《公开信》是“反党黑信”,指出十六中“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并且要求各校组织力量去声讨十六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事实上在6月22日晚8点左右,就在团市委召开的会议仍在进行过程中,天津市教育局负责人于抗已经传达了市委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各中学23日起都要到十六中去进行“声讨”,去贴大字报,并且要点名批判李罗力,要揪出“以李罗力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集团”。
6月23日6点左右,天津市八中率先组织了几百个学生“浩浩荡荡”列队前来十六中进行“声讨”,由于他们估计可能会要打破大门,冲进校园,与十六中学生发生激烈冲突,因而不少男学生还手提大棒,头戴安全帽。没想到十六中大门完全敞开,十六中的学生们不仅没有对他们恶语相加,大打出手,反而对他们的“声讨”列队鼓掌欢迎。此后几天内,全市各中学几乎全部都到十六中来进行了“声讨”,不断高呼“打倒十六中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到处张贴“揪出以李罗力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和标语,但是十六中学生始终保持平静有序,没有与外校学生发生任何激烈冲突。
与此同时,天津市委也对十六中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是撤换了原来派入十六中的工作组(这些人后都因在十六中“工作不力”而受到了各种程度的影响和牵连),派出了以市委财经贸委负责人耿忱带队的人数多达170人的工作队,十六中的每个教学班都有一至两个工作队的人员进行负责。二是废止了学生自发选举的“十六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各年级各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耿忱在工作队刚刚进驻学校时就宣称:我们是来夺权的,要一个班一个班的把领导权夺回来。此后由工作队重新组织安排进行了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各年级及班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选举,把学校领导权重新控制在工作队的手中。三是向市有关各单位下通知,凡是十六中学生的家长,都必须把自己的子女看管好,不但要与“十六中一小撮反党分子”“划清界限”,而且要把那些长期住在学校里搞运动的“积极分子”都领回家去。否则这些家长本人都将会受到“十六中事件”的牵连和影响。
至此,十六中“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被“压制”下去。与此同时,市委也下了很大决心和力量要揪出十六中学生“反党活动”的“黑后台”。由于所有调查结果都证明十六中学生运动是自发组织和自发进行的,没有受任何所谓“反革命黑帮人物”的操纵和指挥,因此最后这项工作不了了之。
1966年7月下旬,随着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全国的文化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此前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由于推行派工作队“压制学生运动”等“修正主义反动路线”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不久就被完全打倒。各地也纷纷开始批判“刘邓压制文化革命运动的反动路线”,并且为前一阶段受到“压制”的“革命小将”进行平反。
1966年8月6日天津市委在天津体育馆召开了“天津市十六中全体师生员工和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做报告,向全市公开承认天津市委在文革初期“犯了错误”,宣布十六中的行动为“革命行动”,并为“十六中革命小将”平反,号召全市中学生要向“十六中革命小将”学习。
至此,文革初期轰动全市的“十六中事件”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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