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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伟:爱较真儿的徐永煐—— 我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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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邻居(四)

作者 王民伟


烈日炎炎,院子里静悄悄。虽然外面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大字报、大标语满墙都是。但是我们院子里还算好,至少外观上没有被文化大革命冲击后的残败景象。
我在院子里经常碰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他就是徐永煐伯伯。徐伯伯身体一直不好。一次患脑溢血病,虽然抢救及时,但是仍然造成了行走与说话的困难。每次出入都是由儿子们搬上搬下,十分不方便。



徐永煐与儿子徐庆来、徐庆束(1966年于报房胡同35号)


徐永煐、张淑义夫妇


我在青少时期,经常到徐伯伯家玩,熟悉到可以不敲门就进入。因为他的大儿子徐庆东是我的“发小”,是我们院子里的“孩子王”。徐庆东头脑灵活、知识渊博,组织能力强、主意多,是同龄人中的核心人物。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更没有“春节晚会”了。每到春节,徐庆东都在自己家中组织晚会欢度佳节。有时是让大家轮流出节目,有时是请朋友来表演,过的非常愉快。徐庆东喜好文艺,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直到现在,一看到是徐庆东导演的电影、电视剧,我就异常兴奋。逢人便夸:“这是我朋友拍的!”


左起:徐庆东、宋扬之、王民伟、柯林渭

虽然与徐伯伯家很熟悉,但是对徐伯伯的历史情况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创建外交部时期的元老。几年前,看了一本书——《百年永煐》后,才知道徐伯伯是一个藏龙卧虎、本领超凡式的人物。周恩来曾经说过,他认识的中国人中,英文(中译英)最好的有“两个半”:“半个”是指宋庆龄,因中文差些;“两个”里一个是徐永煐。因此,徐伯伯担纲、主持《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工作是有道理的。
徐伯伯年轻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27年在美国参加了美国共产党(是美国共产党中国局负责人之一),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46年时不顾危险、不惧艰险地回到祖国,并立即去了延安。在延安是中共中央外事組国际宣传处处长。随着上海的解放,他任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委员会副主任。进入外交部后,任美澳司司长、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清华大学甲子级毕业照片(后二排右5为徐永煐)1924年




中共中央外事组部分成员照片 左起:徐永煐、王炳南、王知还、王朝臣、章文晋、
               陈家康、吴青、王殿凝


外交部美澳司合影照片(1955年) 徐永煐(右5)

在这本书中,有一件使我最震惊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时候,徐伯伯虽然说话与行走都已经非常困难了,但是头脑仍然非常清楚,一点也不糊涂。面对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乱,他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问题。他让孩子代他给党中央写信,要求紧急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立刻制止、纠正错误的蔓延。由于孩子们的不配合,这封信并没有发出去。孩子们是考虑到,这封信有可能会产生十分危险的后果;加之当时年轻人的头脑发热,理解不了父亲的所为,就不顾一切地阻挡了这件事。
如今,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徐伯伯见解的正确性。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为捍卫真理、坚持原则的一次努力。虽然没有能够实施,但他为国家和党的最高利益的赤心和壮心,足可光耀千秋,令我十分敬佩。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干部、党员能够挺身而出呢?答案只有那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用良心才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想,假如这封信真的送交党中央后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第一,没有用处;第二,引火烧身。即使徐伯伯是个重病缠身的老人,也逃脱不了对他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历史即便是清白的,也会无端被造反派,骨中挑刺般地进行审查。1968年9月,徐伯伯逝世后,遗体告别是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旁的小屋举行。没有花束,没有党旗国旗,孩子们在告别室的墙上只是贴上毛主席的语录:“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外交部来的造反派看见了,不顾正在举行的告别仪式,非要让他们取下来,理由是审查还没定案,不能称烈士。双方为此而争执不下。这样蛮横不讲理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多如牛毛。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这是青年时期徐伯伯立下的誓言,而且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动诠释了这个原则。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各种思潮涌动,如“科学救国”、“技术救国”等等。徐伯伯立志“政治救国”,与施滉、冀朝鼎等怀着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满腔热情,组织了“唯真学会”,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为了探索真理,在出国留学前,徐伯伯于1924年1月,与施滉、何永吉三人代表“唯真学会”到广州拜访孙中山先生,探寻改造社会的正确途经。孙中山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和他们谈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并对他们说:“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简单说来,就是替最下级的人民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他们还曾经几次去拜见了李大钊同志,亲耳聆听了李大钊讲述的革命道理,使他们对共产主义有了深刻认识。在与领袖们交流之后,他们经过认真的思考与讨论,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这种“较真儿”,突出体现了徐伯伯的优秀品德。
像这样“较真儿”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初,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受到冲击,被抄了家。慌乱之中偕夫人王蒂澂来找徐永煐求助。徐伯伯这时已基本丧失语言能力,但头脑仍清楚,在他断断续续的口授下,周培源当场写就一封信,旋由徐庆东送交同楼的丁国钰(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不久,此信转呈周恩来,终于使周培源得以解脱。解放前在美国工作过的同志,更是无人能够避免冲击。徐伯伯在接待各个部门“外调”的时候,总是尽可能为“被告人”开脱。国务院机关调查章友江、外贸部调查胡敦元,水利部调查黄育贤,中联部调查唐明照,外交部调查章汉夫,等等,都是如此。例如,铁道部副部长余光生被扣上帮饶漱石整徐永煐的罪名,徐伯伯对专案人员说,那并非事实,排挤他的是饶漱石,余没有参与。后来余光生被“解放”,专门来徐家道谢。而此时,徐伯伯已经过世了。这种“较真儿”,展示了徐伯伯坦荡胸怀。
徐伯伯的“较真儿”之处,往往也是他倾注感情最多的人和事,更是他做人的良知和品德的张显。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非常状态下,仅仅用弥足珍贵来形容,都不足以表达完整。



徐永煐全家合影

徐伯伯去世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可以告慰老人家的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已经翻过去了!为此,国家、全党、人民付出的代价、得到的教训、产生的后果,是难以想象和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而造成的社会倒退,中国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指日开待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尘封几十年的话题,最近又重现政坛。预测“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言论,给已经平静的湖水抛入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浪花。是危言耸听,还是警世恒言?是子虚乌有,还是言之凿凿?是神经过敏,还是忧国忧民?是利令智昏,还是居安思危?是居心叵测,还是真知灼见?……民之所忧,国之所系,人们不得不加以思考啊!
但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唱唱歌、跳跳舞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但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明白,破四旧、扫牛鬼蛇神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如果把唱歌跳舞、破四旧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标志,进行偷梁换柱、偷换概念,那他不是装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是蔑视人权!是践踏民主!是倒退!是内乱!
使人们担忧的倒是那些上演的效忠秀、表态秀、站队秀、批判秀,使人们又嗅到文化大革命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让人担心,也很危险。结束野蛮的是文明,而非更加野蛮。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手段来解决现实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有可能死灰复燃,中国也将陷入一个历史怪圈里走不出来。
既然言之凿凿要依法治国,当然也要依法治吏。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不能混淆。触犯法律的要依法按法律程序去办;政治观点分歧则由内部自行解决。但是,“家法”也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实施。用法律与事实讲话,胜于“统一思想”和“红头文件”。法律所要保护的是权利,这个权利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这是多年来各方人士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除了国内外各种环境与条件等因素起作用外,不可否认的是个人的所为。历史造就了伟大的领袖,同样领袖也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毛的历史地位、思想方法、性格爱好,决定了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发起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但是当人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风雨之后,现在即便是有三个毛在世,也难将中国再次拖入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泥潭。文化大革命是难以复制的,历史会做出证明!
人们所等待的“下文”,无声无息、戛然而止。报纸上凯歌猛奏,普通民众无动于衷。该上班的上班,该买菜的买菜;你争你的模式,我打我的酱油。精英和民众,谣传和真实,公开和私下,仿若两个世界,各自说着对方听不懂的话。
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的慰灵碑上刻着:“安息吧,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了!”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出口处,有这样一句警示语:“当世人忘掉这些事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些事还会发生。”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我们能够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告诫语呢???!!!
本不该说这些话,就“较真儿”一次吧!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这句至理名言,应该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座右铭。不妨请各位党员,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言行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162bcf01013f5k.html#cmt_284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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