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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来:悼念王晴/刘平平——共和国主席之女(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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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yangharrylg 执行合并操作(2017-05-18) —
作者:徐庆来

     四十三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叫刘平平。二十二年前,她认识我的时候,她叫王晴。
    前一个名字,写在她小学、中学的学生证和一九七○年代以前她家的户口本上,以及若干种记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书籍里。后一个名字,印在她后来的工作证、身份证和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八宝山她的遗体告别厅门外的横幅上,以及把那颗天体命名为“中国王晴博士星”的那个国际天文学组织的档案里。


刘平平与刘少奇

刘平平/王晴:两个时代
    刘平平/王晴,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意味着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两个不同的时代。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我第一次从同学口中听到“刘平平”这个名字。大家提起她,既因她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也因她所在的北京师大一附中,跟我们北京外语学院附中正对门儿,还因她是师大一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那会儿,她十七岁,上高一,我十五岁,上初二。
    我第一次见到刘平平,记得是“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那天。凌晨三四点钟,天安门城楼下东观礼台北侧。有同学指着不远处正在张罗事儿的那个女红卫兵,说,她就是刘平平。当时照明灯没全开,天黑乎乎的,所以我没看清。然而,彼时彼刻的情境,此时此刻仍历历在目。
    过了几天,我们宣武区几所中学的红卫兵,要追随西城、东城,组织“宣纠”(宣武区红卫兵纠察队)——顺便提一句,当时无论西纠、东纠或宣纠,成立目的并非“破四旧”本身;而所谓“纠察”的对象,恰恰是当时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为此,师大一附中、育才等校代表来我们学校开会商量,刘平平也来了。我不是我们红卫兵的重要人物,会上轮不到我发言,所以不会引起她注意。后来我问过她,她说,噢,有点儿印象。我知道,这是客气话。
    就这样,我认识了刘平平,但刘平平不认识我。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调门骤然升级。大约从那以后,刘平平一家人的命运,迅速落入深渊。她曾经身陷囹圄,在军马场劳动改造。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大约半年后,她从山东某工厂调入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搞科技情报资料及翻译工作。这会儿,她已更名“王勍”,不久,又改成“王晴”。
    后人未必理解,当年食品研究所收留王晴,是很需要有点儿勇气的。因为,虽说即使在株连政策横行的文革时期,也还在讲所谓“可教育子女政策”;虽说此前王晴跟陈翰笙老先生学英语,好像已经有了一定水平。但毕竟,那时候给她父亲“平反”还遥遥无期,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帽子还很吓人。
    后来,她给我讲过她改名的故事——王,不用说,是她母亲王光美娘家的姓。原来的“平平”,本为纪念解放军进北平,但她出生不到半年,北平定名“北京”。所以前市长彭真曾开玩笑说,她该改名“京京”。文革后期她决定改名之初,先写出来的就是两个“京”字拼成的字。不料字典里没这字,只有“勍”,遂作王勍。过了若干时日,发现没几个人能正确念出“勍”字的音,所以最后取了同音的“晴”字。这故事里没提到,她当时改名王勍,是不是也有纪念文革爆发前即被“打倒”的彭真的意思。但我猜,二者是有联系的。
    无论如何,刘平平/王勍/王晴的命运,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中国人民及其国家的命运,正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后,开始了又一次伟大的转折。


食品研究所:三位一体的改革
    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一年,王晴就职的单位,一直是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先在情报资料室做了三四年翻译,继而被公派留学,去了美国。一九九一年之前的五年多,当研究所所长。
    王晴在美国的学习效率,令人惊异——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七年的七年间,共获得四个学位:纽约大学亨特学院食品营养科学学士、硕士,哥伦比亚大学食品营养教育硕士、博士——说是七年,其实只有五年多:她的博士论文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通过的,而上年五月她已返国,到食品研究所报到了;先任实习研究员、课题组长,十一月任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一九八七年四月,她儿子在北京出生。也就是说,那一年多里,研究所工作、哺育儿子、博士论文,她三头兼顾,硕果累累。为此,她几次往返于北京、纽约两地之间。
    就在王晴如此忙碌的一九八七年的八月末,我调进了食品研究所。此前,我曾任北京乐器研究所副所长。此后,在食品研究所先当了几个月“党办调研员”,随即被任命为所长助理。对我的任职,王晴特地向我解释:乐器所是副处级单位,副所长是正科级;食品所是正处级单位,所长助理也是正科级,并没亏待我。其实她知道,我离开乐器所之前,已被免去副所长职务。她这么说,自然也是客气话。
    顾名思义,无论“调研员”或“助理”,都是可虚可实的差使。值得庆幸的是,时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热潮汹涌澎湃之际;而食品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王晴担任所长,至少在北京市范围内,经常地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现在回想,当时研究所党委给我这两项任命,正以此为背景。或许,这也跟王晴听信了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对我阅历、水平的过分吹嘘,不无关系。
    北京市食品研究所,隶属于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同时受当时的商业部(后经多次改组并入今日商务部)委托,承担若干全行业科技服务工作。因此,我们研究所的改革堪称“三位一体”,至少涉及全国和北京市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管理体制: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商业流通管理体制、食品行业管理体制。
    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明白,作为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上述以及其他种种管理体制,曾经是怎样地盘根错节、不可理喻——其中若干,至今仍可见其遗迹。而它们,正是当年王晴们所不得不面对的改革的对象。
    投身这样的改革,没有一种“知不可而为”的精神是不行的。我以为,王晴是具备这种精神的。


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王晴”


王晴的精神:知不可而为
    我是一九九一年三月离开食品研究所的。时隔近二十年,如今已记不起多少当年旧事了。不过,也有下面几个例外——
    其一:大概是一九八八年,我参加一次北京市科委组织的报告会,好像是万润南还是谁,介绍四通公司创业及改革经验。回到研究所,我对王晴提起。她说,四通他们从体制内杀出去,这种改革看起来难,其实容易。我们在体制内搞改革,看起来容易,其实更难,也更值得投入。即使失败,也有意义。这番话,给我不小震动和激励。
    其二:一九九○年底前后,有传言王晴将任二商局副局长。其时,正好有朋友邀我加盟一民间机构。我问王晴是否会很快离开研究所:若是,我愿留下和现有班子一道“处理后事”;若否,我就打算去帮朋友忙了。她答:一年内,她不离开。于是我请辞。但我离开后半年,她就被提到商业部当司长了。事后回想,我觉得她当时跟我说的是真诚的,就是说,她是真不愿意离开研究所。至于后来什么原因让她去了商业部,我不得而知;只听说她当司长后,还曾兼任食品研究所所长大约一年。
    其三:我离开研究所前不久,有一次和王晴闲聊。我说,所里不少人,把她工作中的雷厉风行、敢作敢为,跟所谓“特权思想”或曰“高干子弟优越感”联系起来,问她怎么看。她冷冷一笑,说:想当年在军马场,我在前边走,常有小孩子甚至半大不小的人跟在后边,吐吐沫、仍石子儿、骂“狗崽子”、喊“打倒刘少奇”……“我有什么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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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晴是十二月三日去世的。二十七日,我参加了“王晴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二十八日,参加了食品研究所和原商业部有关单位举办的“王晴同志追思会”。二十九日,参加了她一些亲友召开的“刘平平追思会”。两个追思会上,我都发了言,主题都是“王晴的精神”。
    那么,什么是王晴的精神?如果只用一句话,我愿意用“知不可而为”来概括。这是受了九十年前梁启超一篇文章《“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启示。我把梁文贴在本文后边,相信能打动不少人。我想补充的是,若要进一步体会所谓“知不可而为”主义,不妨作几个比较:“不知不可而为”或“知可而不为”,略等于俗话说的“二百五”;“知不可而不为”,难免逃避责任之嫌;“知可而为”,难免投机取巧之嫌。
    换言之,所谓“知不可而为”,则既要是个明白人,又要是个实干者。所谓“明白”,既是指不计较一时一地之成败得失,也指能包容周围人事之世俗庸常;所谓“实干”,既须脚踏实地,更不可失去远大理想和使命感。
    我不知道,王晴是否读过梁先生那篇文章。但我确信,我所赞佩的王晴的精神,实质跟梁先生提倡的主义相通。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日,这种精神,似乎比以往更值得提倡。我希望,上面讲的王晴那三件小事,可以从不同侧面,作为对于王晴的精神的脚注。
    谨以此文,悼念王晴/刘平平。
    王晴的精神不朽!

徐庆来 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size=font-size: 16pt,16pt]

王晴遗像
[size=font-size: 16pt,16pt]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2959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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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5-18
徐庆全:悼念王晴/刘平平

四十三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叫刘平平。二十二年前,她认识我的时候,她叫王晴。


    前一个名字,写在她小学、中学的学生证和一九七○年代以前她家的户口本上,以及若干种记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书籍里。后一个名字,印在她后来的工作证、身份证和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八宝山她的遗体告别厅门外的横幅上,以及把那颗天体命名为“中国王晴博士星”的那个国际天文学组织的档案里。






刘平平/王晴:两个时代


    刘平平/王晴,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意味着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两个不同的时代。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我第一次从同学口中听到“刘平平”这个名字。大家提起她,既因她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也因她所在的北京师大一附中,跟我们北京外语学院附中正对门儿,还因她是师大一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那会儿,她十七岁,上高一,我十五岁,上初二。


    我第一次见到刘平平,记得是“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那天。凌晨三四点钟,天安门城楼下东观礼台北侧。有同学指着不远处正在张罗事儿的那个女红卫兵,说,她就是刘平平。当时照明灯没全开,天黑乎乎的,所以我没看清。然而,彼时彼刻的情境,此时此刻仍历历在目。


    过了几天,我们宣武区几所中学的红卫兵,要追随西城、东城,组织“宣纠”(宣武区红卫兵纠察队)——顺便提一句,当时无论西纠、东纠或宣纠,成立目的并非“破四旧”本身;而所谓“纠察”的对象,恰恰是当时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为此,师大一附中、育才等校代表来我们学校开会商量,刘平平也来了。我不是我们红卫兵的重要人物,会上轮不到我发言,所以不会引起她注意。后来我问过她,她说,噢,有点儿印象。我知道,这是客气话。


    就这样,我认识了刘平平,但刘平平不认识我。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调门骤然升级。大约从那以后,刘平平一家人的命运,迅速落入深渊。她曾经身陷囹圄,在军马场劳动改造。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大约半年后,她从山东某工厂调入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搞科技情报资料及翻译工作。这会儿,她已更名“王勍”,不久,又改成“王晴”。


    后人未必理解,当年食品研究所收留王晴,是很需要有点儿勇气的。因为,虽说即使在株连政策横行的文革时期,也还在讲所谓“可教育子女政策”;虽说此前王晴跟陈翰笙老先生学英语,好像已经有了一定水平。但毕竟,那时候给她父亲“平反”还遥遥无期,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帽子还很吓人。


    后来,她给我讲过她改名的故事——王,不用说,是她母亲王光美娘家的姓。原来的“平平”,本为纪念解放军进北平,但她出生不到半年,北平定名“北京”。所以前市长彭真曾开玩笑说,她该改名“京京”。文革后期她决定改名之初,先写出来的就是两个“京”字拼成的字。不料字典里没这字,只有“勍”,遂作王勍。过了若干时日,发现没几个人能正确念出“勍”字的音,所以最后取了同音的“晴”字。这故事里没提到,她当时改名王勍,是不是也有纪念文革爆发前即被“打倒”的彭真的意思。但我猜,二者是有联系的。


    无论如何,刘平平/王勍/王晴的命运,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中国人民及其国家的命运,正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后,开始了又一次伟大的转折。






食品研究所:三位一体的改革


    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一年,王晴就职的单位,一直是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先在情报资料室做了三四年翻译,继而被公派留学,去了美国。一九九一年之前的五年多,当研究所所长。


    王晴在美国的学习效率,令人惊异——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七年的七年间,共获得四个学位:纽约大学亨特学院食品营养科学学士、硕士,哥伦比亚大学食品营养教育硕士、博士——说是七年,其实只有五年多:她的博士论文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通过的,而上年五月她已返国,到食品研究所报到了;先任实习研究员、课题组长,十一月任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一九八七年四月,她儿子在北京出生。也就是说,那一年多里,研究所工作、哺育儿子、博士论文,她三头兼顾,硕果累累。为此,她几次往返于北京、纽约两地之间。


    就在王晴如此忙碌的一九八七年的八月末,我调进了食品研究所。此前,我曾任北京乐器研究所副所长。此后,在食品研究所先当了几个月“党办调研员”,随即被任命为所长助理。对我的任职,王晴特地向我解释:乐器所是副处级单位,副所长是正科级;食品所是正处级单位,所长助理也是正科级,并没亏待我。其实她知道,我离开乐器所之前,已被免去副所长职务。她这么说,自然也是客气话。


    顾名思义,无论“调研员”或“助理”,都是可虚可实的差使。值得庆幸的是,时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热潮汹涌澎湃之际;而食品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王晴担任所长,至少在北京市范围内,经常地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现在回想,当时研究所党委给我这两项任命,正以此为背景。或许,这也跟王晴听信了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对我阅历、水平的过分吹嘘,不无关系。


    北京市食品研究所,隶属于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同时受当时的商业部(后经多次改组并入今日商务部)委托,承担若干全行业科技服务工作。因此,我们研究所的改革堪称“三位一体”,至少涉及全国和北京市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管理体制: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商业流通管理体制、食品行业管理体制。


    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明白,作为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上述以及其他种种管理体制,曾经是怎样地盘根错节、不可理喻——其中若干,至今仍可见其遗迹。而它们,正是当年王晴们所不得不面对的改革的对象。


    投身这样的改革,没有一种“知不可而为”的精神是不行的。我以为,王晴是具备这种精神的。






王晴的精神:知不可而为


    我是一九九一年三月离开食品研究所的。时隔近二十年,如今已记不起多少当年旧事了。不过,也有下面几个例外——


    其一:大概是一九八八年,我参加一次北京市科委组织的报告会,好像是万润南还是谁,介绍四通公司创业及改革经验。回到研究所,我对王晴提起。她说,四通他们从体制内杀出去,这种改革看起来难,其实容易。我们在体制内搞改革,看起来容易,其实更难,也更值得投入。即使失败,也有意义。这番话,给我不小震动和激励。


    其二:一九九○年底前后,有传言王晴将任二商局副局长。其时,正好有朋友邀我加盟一民间机构。我问王晴是否会很快离开研究所:若是,我愿留下和现有班子一道“处理后事”;若否,我就打算去帮朋友忙了。她答:一年内,她不离开。于是我请辞。但我离开后半年,她就被提到商业部当司长了。事后回想,我觉得她当时跟我说的是真诚的,就是说,她是真不愿意离开研究所。至于后来什么原因让她去了商业部,我不得而知;只听说她当司长后,还曾兼任食品研究所所长大约一年。


    其三:我离开研究所前不久,有一次和王晴闲聊。我说,所里不少人,把她工作中的雷厉风行、敢作敢为,跟所谓“特权思想”或曰“高干子弟优越感”联系起来,问她怎么看。她冷冷一笑,说:想当年在军马场,我在前边走,常有小孩子甚至半大不小的人跟在后边,吐吐沫、仍石子儿、骂“狗崽子”、喊“打倒刘少奇”……“我有什么优越感?”


    王晴是十二月三日去世的。二十七日,我参加了“王晴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二十八日,参加了食品研究所和原商业部有关单位举办的“王晴同志追思会”。二十九日,参加了她一些亲友召开的“刘平平追思会”。两个追思会上,我都发了言,主题都是“王晴的精神”。


    那么,什么是王晴的精神?如果只用一句话,我愿意用“知不可而为”来概括。这是受了九十年前梁启超一篇文章《“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启示。我把梁文贴在本文后边,相信能打动不少人。我想补充的是,若要进一步体会所谓“知不可而为”主义,不妨作几个比较:“不知不可而为”或“知可而不为”,略等于俗话说的“二百五”;“知不可而不为”,难免逃避责任之嫌;“知可而为”,难免投机取巧之嫌。


    换言之,所谓“知不可而为”,则既要是个明白人,又要是个实干者。所谓“明白”,既是指不计较一时一地之成败得失,也指能包容周围人事之世俗庸常;所谓“实干”,既须脚踏实地,更不可失去远大理想和使命感。


    我不知道,王晴是否读过梁先生那篇文章。但我确信,我所赞佩的王晴的精神,实质跟梁先生提倡的主义相通。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日,这种精神,似乎比以往更值得提倡。我希望,上面讲的王晴那三件小事,可以从不同侧面,作为对于王晴的精神的脚注。


    谨以此文,悼念王晴/刘平平。


    王晴的精神不朽!


徐庆来 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http://kui-shi.blog.hexun.com/43070677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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