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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成:何学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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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生相遇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像刀刻的一样,铭记在我心里,怎么也不能磨灭,他叫何学义,生于1949年。

1983年5月16日上午,何学义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年仅34岁。他是个什么人?我说不清楚。有的人,不仅盖棺难以定论,而且仿佛永远也难以定论。何学义,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

1961年9月,我和何学义分别从建设小学和前进小学考入吉林省浑江市(现白山市)二中。一上初中,我俩就相识了,逐渐成了好朋友,并且一起结识了几个(岳德发,姜国有,宋德洗)平时谈得来的同学。后来,我们这5个人,就成了被某些老师和同学称为“磕头拜把子”的思想落后乃至思想反动的“小集团”。




何学义(前排左1),作者王东成(后排中间),1964年初中三年级。他们要求照相馆师傅写在这张合影照片上的题词“光明在我们前面”,出于左联烈士胡也频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




何学义聪明,学习好,尤其是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简直可以称为天才。他也很喜欢阅读历史书籍和文学作品,我俩经常交流读书的体会和感想,互相推荐阅读书目。记得他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巴金的《家》、《春》、《秋》作为节日礼物赠我。我也赠书给他,什么书,已经不记得了。虽然同在一个班级,几乎天天见面,连星期天也常常相约在一起,但是我们之间还是要经常通信,在信里表达面对面时难以传达的友情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每逢节日我们都要互赠自制的贺卡,在贺卡上写一些自以为很深刻、很独到、很有才华的话语。

何学义耿直、敢说话、口无遮拦,也爱说些“大话”。他自视甚高,颇有些恃才傲物、居高临下、万物皆备于我的气象,总觉得天将降大任于其身,今生注定要干一番大事业。因此,不少同学对他是敬而远之。我却特别喜欢他的这些个性,觉得他特别有魅力。“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对我,大概也如此吧。

其实我们在一起,很少谈作业、谈课本,大都是海阔天空地谈论些历史和现实的大问题,不知天高地厚地谈论各自的理想、胸怀和抱负。什么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李白、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汤显祖、曹雪芹、鲁迅、郭沫若、商鞅、王安石、秦始皇、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拿破仑、华盛顿、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等,都是我们谈论的内容。

随着交往和友情的加深,日益无话不谈,我们开始谈论现实,斗胆批评时政(例如“阶级路线”),倾诉对现实的不满。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不管是哪个民族国家,不管是哪朝哪代,凡是投靠和谄媚当权者的人和作品,没有一个不是湮灭无闻、遗臭万年的;相反,凡是敢于批判和反抗权贵的人和作品,大都彪炳史册、流芳百世。而我们,则立志做一个为追求真理和正义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如此,我们越来越成为以俞伯牙和钟子期自许的知音与同道。

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随着谈论现实、表达政见和抱负的加深,我越来越害怕了,越来越胆战心惊了,越来越不想继续这样的交往和友谊了。到后来,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前程,我竟毅然决然地与之断交、绝交、不再交往了。这是为什么呢?

似乎可以说,何学义出身于一个反共世家。国共内战时,他的爷爷是国民党山东定陶守军的班长,解放军攻占定陶县城以后得以潜逃,1949年后定为历史反革命而被专政,他的父亲曾与人组建“中国兴民党”,任该党的“东北主席”,亦被判刑、劳改。

何学义是在父亲何安民的精心教育下成长的。有一次,何安民问何学义:“你长大了干什么?”他回答说:“当工程师”。何安民立即批评他:“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应该当元帅,当拿破仑那样的大元帅”。何安民经常教导何学义:要像愚公移山那样,把反共大业一辈接一辈地进行下去,直到胜利,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何学义对我越来越亲近,越来越把我视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越来越敞开心扉向我倾诉他的政见和抱负。可是,这些亲近和倾诉,反而使我越来越害怕他,越来越想疏远他。譬如他经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精神鸦片;共产主义是天方夜谭,社会主义是专制暴政;蒋介石领导全面抗战,“外乱守四川,内乱守台湾”,是个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这些话,听起来让我心惊肉跳。因为一则我仅仅是对现实有所不满和批评,而他是以现政权为敌;二则他要从事的“事业”,是要坐牢和杀头的,我绝对没有那个勇气和胆量。

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在看到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党章、党徽、党旗、党歌(其中有一句“威震昆仑巅,为国扫狼烟”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和其党魁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照片时,何学义伸出大拇指深情地说“英雄啊”,吓得我惊慌四顾,倒抽了一口冷气。

还有一次课间休息,同学在一起随便聊天,何学义突然口出狂言:“我真希望美国扔一颗导弹把北京中南海炸平!”这话把大家都吓得目瞪口呆,我更是感觉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当时何学义还说:“我说这话,谁要是去告发,我就说他与我一起说的”。因为同学都知道我俩是朋友,他这样说时,许多同学都把目光投向我,这使我更加害怕,感觉心都在发抖。

我猛然意识到,何学义早晚得出事。如果我继续与之交往,也早晚要跟着倒霉,必须尽快与他绝交,再也不能与他来往了。那些天我惶惶不可终日,夜里常常吓醒。怎么办呢?

我决定给何学义写一封“绝交信”,在这封信里,表示与他划清界限,表达对他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论”的批判。但是,一定要做出“苦口婆心”的样子,劝说他改过自新,脱胎换骨,求得党和人民的宽大和谅解,回到党和人民的队伍。这样,可以不激怒他、吓着他,避免他迁怒与我,做出伤害我的事情。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劝说何学义更弦易辙,而是为了一旦他出事,我可以凭借这封信洗清自己:我早就跟他划清了界限,早就劝说他改过自新。把这封信发给何学义之后,我如释重负,长吁了一口气。那是1964年,我们读初中三年级。

自此一直到1966年6月,我与何学义虽然都考上了浑江市二中的高中,并且在同一个班,但是基本上没有交往。可以看得出来,他记恨我,不屑与我交往。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软骨头、胆小鬼,是一个甫志高一样的叛徒。

行为上他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绝不再发表“反动言论”,伪装积极,经常做好人好事,经常写思想汇报,强烈要求入团,成了入团积极分子。学习更加努力,成绩更加优秀,如果他能如愿混成一个团员,有可能会凭借“重在表现”政策而考取一个大学。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来了,事情起了更大的变化。6月18日,学校宣布停课。过去很长时间里,我被视为思想落后的“白专分子”而备受压抑,文化大革命使我产生了一种要挣脱压抑、求得解放的愿望和冲动。在这样的思想情感驱使下,6月21日,我约几个同学一起到我家写揭发、批判学校领导压制本校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出乎我的意料,何学义竟然也要求参与,我没有、也无法拒绝他。于是,他和我们一起,成为写出全校第一张“反革命大字报”的6个“右派翻天”的反动学生。自此在时代的大潮中,我与他再一次发生了比较紧密的联系和交往。

擒贼先擒王,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我是写这张“反革命大字报”的组织者和撰写者。于是那些高喊着“誓死保卫党组织”、“誓死保卫校领导”的老师和同学,就集中火力揭发、批判我。在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中,有一张大字报特别有杀伤力,几乎将我置于死地:我读初中时的班主任贴出了一张《请看王东成的反动面目》,并全文公布了我的一封“反动书信”。

那封“反动书信”,是我读初中三年级时写给同学朱济兴的。朱济兴与我,都喜欢文学,尤其是诗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朱济兴在诗坛以笔名朱雷闻名遐迩,他的许多诗歌颇受人们的喜爱和好评,尤其是《北方的图腾》,刻画了“苍狼”的形象,足以被写进当代文学史。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我在那封“反动书信”里,学着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的样子,抒发了一点“小布尔乔亚”的忧伤、烦恼和痛苦,其中有“凄凄惨惨戚戚”,“诗人啊,什么时候,你的诗,不再是烂漫云霞的颂歌、悲凉世事的哀吟”一类的句子。毋庸讳言,当时写这封无病呻吟或有病呻吟的信,除了想以此表达我与朋友的友谊 (那年月我们许多朋友常用这种方式交流思想感情),还有想在朋友面前炫耀和卖弄才华的意思。

这封信是怎么到老师手里的?这个问题,无论是它被公布的当时,还是以后的岁月,我从来都没有问过朱济兴,他也从来没有向我做过解释。其实我是想有一天写回忆录时问问他的,然而,前两年他去世了,他把这个谜底带走了,只有到天上相见时再问他了。

有一种传言:当年,朱济兴读过我的这封信后,不小心把它掉在了课桌底下而毫无知觉,放学后值日生打扫教室时捡到,读后感觉问题很严重,就把它交给了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一直把它保存在手里,两年多以后,在我作为牛鬼蛇神跳出来“向党进攻”时,将它公布,给了我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想起这个班主任,我的感情挺复杂。那年月他并不得志,也是因为出身不好,在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我们这个边陲小市的。然而他革命警惕性特别高,阶级爱憎特别鲜明,特别厌恶“白专分子”;特别喜欢那些检举、告发同学的积极分子;特别关注学生读什么课外书、受什么思想影响;特别善于发现学生的落后思想与落后言论,从而进行严肃、严厉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不喜欢、乃至厌恶我这类学生,很可以理解,但是他把自己学生的“把柄”和“辫子”(反动书信)握在手里那么多年,关键时刻抛出来,使自己的学生陷入灭顶之灾,还是非常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是他的学生啊,一声一声地叫他“老师”,他与我,能有多大仇恨?也许这只能用“亲不亲,阶级分”的阶级感情来解释了。

在我陷入灭顶之灾而一蹶不振时,是何学义的近乎不可思议的惊世骇俗之举解救了我。我的“反动书信”被公布之后,顶着沸腾的革命义愤,何学义竟然公布了我当年写给他的“绝交信”,并且写了一张关于我当年是怎样与他划清界限、批判他的“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这封“绝交信”由何学义自己亲自公布,大大增强了可信度,它与何学义的大字报一起,极有力地证明:王东成不仅不反动,而且很革命。反动的,只是何学义。

何学义的这一义举,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了!然而,却把他自己置于了相当危险的境地!这样的结果,何学义是心知肚明的,也是他希望看到的。如今想来,我还是不知说什么好。什么叫义?这真是一个叫人咀嚼不尽的人生大命题。

《十六条》发表后,我们这些“右派翻天”的反动学生,一时间获得了解放。可是从这以后,何学义与我不仅彻底分道扬镳了,而且他还十分反感我、提防我、仇视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走得更远了,少年时代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故事,被他演绎得更加惊心动魄了。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入戏太深,后知后觉,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走过了它头两年的全过程。可是何学义不同,大串联之后,在各种活动中,就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了,他不再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不再与党内走资派做斗争,而是宿命般地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那条道路,像《牛虻》中神父蒙泰里尼听到亚瑟投海之后说的那海水一样,“又深,又黑,又冷”。那个立志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的少年长大了,他要学着使用炸药了。

我们很少见面,说实话我也很不愿意见到他。有一次狭路相逢,他怒不择言地揶揄我:“听说你还想考理工科,你数理化行吗?敢和我比吗?我看,你考文科还差不多”,“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党内走资派,纯洁共产党。告诉你,我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削弱共产党”。任他咄咄逼人地狂言乱语,我几乎什么都没有说,内心里充满说不出的悲哀。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最后再看见他时,是在15以后的公判大会和刑场上了。

与同学都不怎么来往之后,何学义结交了一群“志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精神导师颜庆贵。颜庆贵是师范学校的教师,我与他有过接触,他也曾是我们这派的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在我看来,他很自负,很有城府,也很狡猾。何学义与他志同道合,相处得情同父子。他们经常在一起,谋划“伟大的事业”。事发后被送上法庭时,法官曾问何学义:“你与颜庆贵什么关系?”何学义应声回答:“康梁关系”。法官又问:“什么是康梁关系?”何学义讥讽着回答:“你连康有为、梁启超,连戊戌变法都不知道,你怎么还配当法官?”

1968年10月,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颜庆贵、何学义感到大势不妙,便泅水鸭绿江偷渡到朝鲜,被朝鲜的边防军抓到关在监狱里,后来引渡回中国。因为何学义还是个中学生,被“群众专政”之后下放农村当知识青年;颜庆贵则因为是教师,被判有期徒刑,几年之后才释放回家。

后来招工时,何学义得以回城在一个什么单位工作,不久便与曾同在一个集体户的女同学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听一个与我一起在恢复高考时考上大学的同学说:一次在火车站候车时偶遇何学义,何学义还那么“反动”,还在说“上什么大学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推翻专制暴政”。

1982年末,浑江市发生了一件大案:傍晚时分,第一百货商店的出纳员到银行存款,在银行门口被打昏,好几万元现金被抢走!案件侦破得很快,没有多少天就水落石出了。抢劫者的作案凶器是个铁扳手,落在了案发现场,铁扳手上刻有编号,编号表明铁扳手的持有者是市电业局一个姓张的电工,这个电工人高马大,曾经是公交系统篮球队的队员。侦破人员抓到这个电工,没费什么周折电工便供认不讳。审讯问到作案动机时,他出人意料地如实招认,是为一个叫“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而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头目,便是颜庆贵、何学义等人。

这件事还使我的(也是何学义的)一个女同学长期受牵连,女同学的家住在郊外。作案的当天晚上,颜庆贵和何学义来到她家,谎称南方有朋友来浑江买黄金,带了一笔现金,觉得存在银行里使用起来不方便,就想把这些现金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女同学很单纯,觉得是熟悉的同学,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把这些现金放在了自己家屋内的地窖里(东北人常用这样的屋内地窖贮藏萝卜、白菜等)。大年三十的晚上,公安人员敲门来到她家,开口便问道:“前些日子有没有人来家里存放东西?”她如实回答,并配合公安人员揭开地窖的木板门把钱如数取出。

据说幸亏何学义的交代与我的这个女同学的说辞完全一致,所以她才没有背负“窝赃”的罪名列为同案犯抓走。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还是被当作“怀疑对象”严密监视。

在中国,组党,特别是组建反对执政者的政党,是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况且还有抢劫等刑事犯罪。因此,颜庆贵、何学义、颜庆贵的外甥(姓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同案犯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公判大会在市委、市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举行,人山人海,连四周和附近的房子上都站满了围观的民众,有一个房子竟然被压塌,所幸没有人伤亡。整个公判大会和押赴刑场期间,颜庆贵都是微笑着四处张望,而何学义则“一脸正气”地注视着人群。

宣布“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后,警车和刑车立即开动。滚滚人流,有人一直跟在警车和刑车后面跑,向颜庆贵、何学义挥手告别。这些人中,有我认识的人,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人。

刑场设在浑江北岸的一块空场。我和妻子站在浑江南岸的江堤上观看,恰巧遇见我与何学义读初中时共同的朋友宋德洗(当时已经是一个工厂的总工程师),我们并肩站在一起,心潮起伏地观看了执行枪决的全过程。我们几乎什么话也没说,就静静地站在那里。江堤上万头攒动,但是很静很静,仿佛空气凝固了,仿佛人们都屏住了呼吸。此生,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和情景!

何学义等3人被推下刑车,军警喝令他们跪下,他们不跪,军警便朝他们的后腿踢了一脚,他们便一下子跪了下来。军警撤远,站成一排端起枪,准备听到口令后立即开枪。

在枪声未响之前,不知用什么办法,何学义3人都从自己的嘴里吐出了堵塞物。只听颜庆贵的外甥大喊一声:“等什么?快他妈的开枪!”而何学义、颜庆贵则几乎同时喊出:“打倒*****!”“中国社会民主党万岁!”

听到这样的呼喊,我感觉手脚冰凉,心都炸了,血液都停止流动了。我一下子紧紧抓住了站在我两边的妻子和宋德洗的手!那呼喊,真的是太惊心动魄了!在我心中激荡、回响,到如今都没有消散。

行刑之后,在汹涌的人潮中,我们见到了何学义的父亲何安民。他眼中没有泪水,定定地看着我,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曾是同学,曾是朋友啊”。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何安民。又一个三十四年过去了,如今,如果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该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不知他在哪里,不知他的景况如何,但是他那看着我的眼神却永远留在了我心里。

临刑的那天早晨,何学义的妻子被允许去监狱与他告别。何学义的妻子是我家二姐的同事,是红旗小学的教师。据说,那天早晨她看到何学义的两只胳膊、两条腿都被锁在一个大铁板上,何学义站在那里,警方只允许他向妻子交代家里的财务之类的事情,不准说别的话。但是就这样,何学义还嘱咐他的妻子,要把孩子带大,一定要他继承其“伟大事业”。何学义的儿子叫何涛,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与我女儿同校、同班。何学义被处决后不久,何涛因车祸而丧生。何学义“断子绝孙”了,他们的“伟大事业”没有继承人了。

何学义被处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浑江的家家户户都在谈论他们的事情。英雄啊!我从不少人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评价和赞许。

何学义是个什么人?我说不清楚。反正他是我此生遇到的一个有恩于我的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人。我猜想,他大概没有读过洛克,没有读过亚当·斯密,没有读过《圣经》,不太了解英美革命,不太了解希腊哲学、基督信仰;但他肯定读过《三国》,读过《水浒》,读过《二十四史》,喜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传奇,爱听那些改朝换代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故事。如果再多读点别样的书,特别“两希”(古希腊、古希伯来)文化的书,他的人生会怎么样呢?

5月1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令枪声响起的日子(《五.一六通知》)。1983年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十七周年,那天,何学义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年仅34岁。在那些人们有权依法公开批评和反对执政者的国家里,还会有何学义的故事吗?(听雨者写于北京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荷斋  201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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