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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关于红卫兵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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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被和解”与历史的“被消解”


—— 关于红卫兵的道歉





2014年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老三届”的二十多名学生与三十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宋彬彬等人当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在很多人看来,宋彬彬的道歉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她本人就堪称“文革”标志之一。
宋彬彬,宋任穷之女,1966年7月底成为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领导人。北师大女附中在“红八月”中打响了头炮。8月5日,女附中的红卫兵们疯狂殴打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等学校负责人,卞仲耘被活活打死。
整个红八月,北京陷入癫狂状态。据1980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披露,仅1966年8月20日至9月底的四十天内,被打死的北京市民和教师达1772人,这还仅仅是登记在案的数字,也仅仅是北京市区的数字。
后来,宋彬彬去了美国,但国内对她的谴责从未停息,许多人认为她是殴打卞仲耘致死的第一凶手。她当年的校友、曾撰写《“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女士也曾说宋彬彬从未反省。2012年,宋彬彬曾发表一篇写于2007年,并于2012年修订的文章,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示忏悔,却引起了又一轮争议,因为文中表示自己并无打人和暴力行为,仅有的“罪过”是张贴大字报、没有制止同学们殴打老师,以及没有能够及时挽救老师的生命(但仍顶着压力将老师送往医院,甚至与不敢救护的医生发生争吵)。文中还将各种“文革”著作、中外学者文章中关于她的内容说成是“以讹传讹,还被不少人添枝加叶,以耸人听闻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
有人曾揶揄宋彬彬的这篇“忏悔文章”,认为若真如其所说,那么她非但不是罪人,简直是那个时代难得的天使,尤其是为了抢救老师而与医生争吵,简直闪烁着人性光辉。
几天前的这次道歉,在网络上也迅速形成了两极化的评价。因为在她的道歉致辞中,仍表示自己曾两次阻止同学殴打老师,“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
有人认为,以宋彬彬在“文革”中的“符号意义”,她的道歉意义重大,并以南非的“真相与和解”为例,认为应以宽恕态度相待,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忏悔。也有人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是搞清真相,还认为宋彬彬的道歉过于轻描淡写,且有推卸责任之嫌。
此前,已有不少老红卫兵通过各种途径向自己在“文革”中所伤害过的人道歉:
比如《南方周末》在2010年时就曾报道,1966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八名学生向已八十多岁的老师程璧道歉。当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亦是红八月重灾区,据载,该校红卫兵们曾在学校礼堂里,用木枪、皮带和自来水管把出身不好的幼儿园女工刘桂兰活活打死。“牛鬼蛇神”们被强迫抬尸体,程璧和教导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晚先后被五拨红卫兵殴打,之后在女厕所里上吊自尽;去年,陈毅之子、粟裕之婿陈小鲁也公开道歉,并因其“红二代”和曾经高官的身份而备受瞩目。
但这些道歉、反思与忏悔,都不像宋彬彬这般有巨大争议。这其中有各种原因,比如时机、动机以及措辞,但在我看来,最大的原因在于:宋彬彬身上有太多未解的谜团。
有谜团的不仅仅是宋彬彬,还有这个国家,从土改到三反五反,再到反右、大饥荒和“文革”,这个国家留下了太多谜团。有些人说要效仿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可真相又在哪里?
宋彬彬的行为并非孤例,她的道歉也不会是终止。未来还会有人道歉,其中也少不了这类以真相不明为前提的道歉。
很多人乐于见到这一切,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已老去,“再不道歉就晚了”。他们还认为,为了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道歉,大家应该宽容相待,如果过于苛求历史、强调对错,很有可能会使得一些本来有心道歉的人胆怯却步。
这让我想到“心灵鸡汤”。心灵鸡汤多半比较煽情,看似很有哲理,其实经不起推敲,甚至全无逻辑。心灵鸡汤之所以盛行,与人文教育和逻辑教育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不具备分辨力的人往往会被似是而非但又煽情的东西所迷惑。
心灵鸡汤一向鼓吹所谓的正能量,像“感恩”、“宽容”等都是其常用词,但因其价值观往往抹杀是非观念,趋向极端化,所以“感恩”和“宽容”也变成了带有麻醉性质的和稀泥。例如建议你不要抱怨、不要指责,凡事都要往好的一面想,这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化要求,“凡事”与“文革”时的“两个凡是”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抹杀了事物的特殊性。比如面对社会不公时,批评指责无疑是应有之道,“感恩”则往往意味着奴才心态,“宽容”更是不负责任。
有病时才用的麻醉剂居然成了很多人“唯一指定阅读”的鸡汤,并非无缘无故。这种观念使用于道歉,与早年的“出身论”、“以阶级斗争为纲”貌似两极,却殊途同归,其本质都是抹杀是非观念。仅有的区别在于:“出身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要把你打死,而如今的道歉,则是和稀泥,让还没有被打死的你宽容对方,甚至感恩,比如有人就说:“对于当年没有被打死的老师来说,学生们都道歉了,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迎接更好的将来。”
貌似两极却殊途同归的例子还有很多,与如今的道歉能够相对应的,还有当年的自污。无论是思想改造还是反右,抑或“文革”,写个检查骂骂自己都是很流行的自我批评方式,甚至在很多运动中,你不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就意味着你改造不够深刻,无法过关。所以,很多人已经习惯自污,将各种罪名安插在自己头上,甚至不惜牵强附会,比如想吃个蚕豆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但这事情还得有个度,你要是真吃了,恐怕会挨批斗,所以还得给这个故事安插一个光明的尾巴,比如“就在想吃的那一刻,毛主席思想武装了我,让我拒绝了反动资产阶级的诱惑”,想吃是过错,没吃是原则。
这种“想吃而未吃”的自我批评,像不像不以真相为前提的道歉?而不以真相为前提的和解,注定是一种“被和解”。
个体的“被和解”,若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注定是历史的“被消解”——连个体真相都不可得,谈何历史真相?
历史的“被消解”,意味着某种阴云始终不会散去。而也正是历史的“被消解”,反过来又左右着个体。有些年轻人说起“文革”,竟满心憧憬。他们以为那个时代没有腐败,却不知特权特供在那时极为泛滥;他们以为那个时代是所谓的“大民主”,却不知个人权利完全被无视,即使你“根正苗红”,也很有可能因为打碎一个毛像章、错手涂抹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字样而遭批斗甚至判刑;他们以为那个时代风气健康向上,却不知道有多少女知青为了回城,被迫委身于嘴脸丑恶的村干部,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以抄家之名劫掠他人财产……
即使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也在这种历史的“被消解”中不知忏悔,甚至仍像当年一样认为自己无比正确。
我曾多次写到代际冲突,中国的代际冲突,集中于40后、50后与他们的子女。他们在经历和思维上的巨大差异,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这也使得他们在沟通中很难有所趋同。40后、50后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话是“现在的年轻人啊”,然后就是各种不屑,他们的后辈则常常感叹,老一辈过于重视权威,但总爱面子不认错,反而有损权威。
“老子永远正确”与“不爱认错”,其实是那个时代遗留的思维。我见过不少对旧时光充满怀念的红卫兵一代,有人说,自己当年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充满自信,真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想打谁就打谁,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这种活到六七十岁却依然法盲,以“永远正确”武装自己的群体,很难不沦为近三十年的失意者。甚至还有采访称,某些当年在广西“文革”大屠杀中的杀人、吃人者,仍以“阶级斗争”为自己辩护,掩饰自己强奸、杀人甚至吃人的暴行。
当然,也有很多人懂得是非对错,他们知道“文革”不好,打人不对,但他们同样不愿认错。他们其实是“被和解”的另一方,在他们看来,自己同样是无辜的,甚至是被耽误的,为“文革”所愚弄,被大时代所裹挟。
将责任推诿给社会,是这一代人惯用的手段,但这绝不是真正的反思。著名的“枪口抬高一公分”,就是对大时代中个体行为的一种价值评判。任何一个黑暗时代,施暴者与受害者往往都集于一身,体制确实束缚着人们,并让大众陷入癫狂,但国家暴力恰恰是由这无数个体组成的,所谓体制,也少不了每个人的参与。道歉离不开真相,反思应有全民性。哈维尔曾于1990年元旦那天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只是受害者,因旧制度是我们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
在世界范围内而言,全民反思并非没有先例,德国便是一例。曾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的前西德总理勃兰特曾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德国人都曾是纳粹帮凶”,也成了大多数德国人认同并时刻自省的说法。
尤其重要的是,无论是纳粹还是“文革”,因参与者的普遍性,法律无法真正全面追溯,加之体制等因素的限制,个体的良知和真正忏悔,就显得更为迫切可贵。
在当下所有的道歉中,最值得钦佩的是刘伯勤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的道歉,这位老人在短短的道歉中提出了真正的反思:“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行文到最后,突然想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不得不将之写出:如今,关于公交车让座的新闻极多,有老人逼别人让座甚至大打出手,也有年轻人不肯让座。其实,如果把时光回溯到如今这些老人们的年轻时代,我们就会发现,让座在那时也是个热门话题。因为,当时的青少年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问题,当他们打算给一个老人让座时,总要思考对方会不会是阶级敌人。
许多道德问题,也许都是未能真正解决的历史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个体的被和解与历史的被消解,都是可怕的。
延伸阅读:
朱学东:《捣糨糊的致敬忏悔者》
叶匡政:《“文革”更需要公共政治层面的反思》
刘洪波:《王保长式的道歉》
章诗依:《女孩们的暴力——看待宋彬彬道歉事件的一个角度》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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