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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承刚:老去的“红二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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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合唱团在北京动物园附近酒吧排练

文革后,陈小鲁等校友在北京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握手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中的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2013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西直门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余位花甲老人被琳琅满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灯和船形霓虹Logo环绕着,却把一首《盼红军》唱得嘹亮。

他们来自“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正为一个大日子准备着——下个月在远望楼宾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1个多月的排练,老人们已经唱熟了10首红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为标题开头。

“我们是‘红二代’,没有理由唱不好!”排练间隙,身穿一身红衣的会长徐文惠从长凳上站起,为团员鼓劲。她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

74岁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几乎自费支撑着所有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练间隙她说,“我们要将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变色的危险来自哪里呢?——“美国不是要让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变颜色吗?”

这个群体自视为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历史研究者米鹤都认为,“红二代”这个词,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达到13级以上的被称为高级干部。

2013年,“红二代”再次跃入公众视野。“陈小鲁道歉”、“秦晓孔丹之争”、“任志强出书”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

时代更迭,昔日的“高干子弟”变为今天的“红二代”。时间让他们衰老,也让他们分道而行。与依然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些同辈人不一样,更多的则泯然于平民。

中南海、三座门、西山,对于这群特殊的红二代来说如今只存在于回忆之中,但他们仍以自己的方式高举父辈的旗帜。他们集体行动、积极发声,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与合唱团是他们延续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载体。他们缺乏随时占据媒体版面吸引公众目光的能量,却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父辈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成员平均年龄60岁,年迈者已近80岁。他们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子女。老人们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为了排练,每次往返要坐4个多小时车。

每首歌唱完,64岁的指挥李晓津都会反复强调:“要像当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们都很认真,不停自我纠正。排练一个配乐诗朗诵的节目时,一名团员仍琢磨着文字——他不太满意“把胜利旗帜插在蒋总府的大楼门上”这句话,想把“蒋总府”改成“蒋匪府”,他觉得这样更有气势。

在北京,活跃着许多类似团体。3年前,徐文惠还在另一个“红二代”组织——“将军后代合唱团”。在这个2008年成立、拥有两百余名成员的团体里,徐文惠担任副政委,随团“唱遍”了中国。

“力图办成一个将革命理想传帮带的大家庭。”她说。

合唱更多的是抒发理想、表达感情的方式,歌唱本身的技巧就不那么讲究。李晓津记得,“将军后代合唱团”曾赴重庆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被薄熙来叫去谈话,批评表演“不够专业”。后来,合唱团为此砍掉了一个节目。

在徐文惠看来,即使历经磨难,红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父亲株连,她被关押数年,此后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溃。直到1987年,在父亲昔日战友王震的帮助下迁居香港。自小习惯了军队生活的徐文惠,却始终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生活”。

1997年,母亲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决定回到北京,这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花了4年时间,沿着父亲战斗的地方走访了19个省市,完成了一部父亲的文献资料片。

徐文惠总会反复提起:她在1961年11月10日入党,爸爸给其改名“徐红”,意思就是“要女儿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父亲的意志穿越半个多世纪,内化成徐文惠和她的合唱团的基因。

与徐文惠抱有同样信念的,还有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

对于陈人康而言父亲更像是个上级,小时候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陈世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

父亲对毛主席的崇拜,也细化到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岁时,陈人康曾用4个毛主席像章,换了一套军服,陈世榘知晓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当商品卖!”父亲给妹妹洗衣服时,也总不忘叮嘱:“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

“文革”来了,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的坏话,陈人康的母亲被抓进监狱,父亲没敢说一句话。陈士榘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母亲,但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渗透至这个家庭的肌理,陈人康早早认识到:自己不是某个个人的后代,本质上是国家之子。在那个年代,这其实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识。

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他举例说,红卫兵运动之所以发端于北京的中学,与干部子弟高度集中有着重要关系,不少“红二代”正是那个年代的闯将。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当时的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凭着特殊的身份和从小培养的良好组织能力,在“文革”伊始就成了北京八中的革委会主任,并在随后担任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的副司令。

而孔丹、秦晓、黄春光等高官后代,也都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一位受访者对米鹤都回忆,北京四中的一群高干子弟,认为老师领导烂透了,学校被资产阶级把持了,直接把信写到中央。据陈小鲁回忆,四中、八中等校的学潮,甚至获得了个别高层领导的默许。

“文革”结束后,陈小鲁等校友在北京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握手。 (网络资料图/图)

区分线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群体开始分野,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米鹤都形容说:“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2009年以来,口述历史研究者周海滨陆续访问了三十余名“红二代”。周海滨发现,正是由于时代筛选下的现实机遇,使“红二代”经过一系列分野,演变成了不同的团体。

子女命运与父辈的命运依然联系紧密,论及现实与往事,一些“红二代”会对周海滨说:“为什么父亲去世那么早?”

这个群体的大部分都渐趋“平民化”——“不过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滨记得,很多家世显赫的老人,骑着破旧单车前来接受采访,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帮忙介绍我亲戚去电视台实习呀?”

陈人康也记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学校上学,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四十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子弟。

如今,同学们老了。陈人康数了数,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岗,还有的在传达室看门。1984年,陈人康从军队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干了二十多年,以副处级工会干部退休。

陈毅之子陈小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自己旅游的钱。

周海滨曾拜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这位刘少奇的长女出生后被父母送走,做了十年童养媳;成年后又被送往苏联,历经卫国战争,甚至因父亲反对,结束了与外国爱人的婚姻。她的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也因父亲的意见,结束了原有的婚姻。

聊天时,刘爱琴说:“我们这代被认为都是享受革命果实的,其实不然。”

在周海滨看来,林彪的女儿林晓霖则是“小心翼翼的活着”,她的状态也代表了一个群体。周海滨给林晓霖打电话,林拒绝了采访。周海滨很理解她的难处:“她不能评价自己的父亲。”

米鹤都也曾采访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1981年,黄永胜因被控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伴随着父亲的跌落,黄春光被关押审查多年;妻子离开了他,转业无法回到广州,国营单位也拒绝接收他。

回忆往事,黄春光说:“对我而言,过去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它罩着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红二代”其实指代的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群体,历史和现实均在这个群体中划下了无形的区分线。

陈人康在井冈山讲课时,听说过一件让他很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红三代”到井冈山,非要住总统套间。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爷爷住过的地方多好,年轻人不干。

“我们听了都摇头。”陈人康说。

2012年5月,陈人康的母亲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勋后代来家吊唁。其中有人跟他抱怨:家里分了个房子,怎么是个毛坯房?装修费用还得160多万。陈人康有些不平:“我希望他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脱离人民。”这话他没好当面说。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惯常组织聚会,有的“发小”不会露面,却是非常重要的成员;活动需要经费时,胡木英就会求助于他们。

延安儿女联谊会曾想拍一部名为《延安儿女故事》的文献资料片,没有钱,只能四处求。胡木英最终找到一位昔日朋友,要了70万,这个项目得以启动。

联谊会的成员们很注意保持尊严。历史学者金汕回忆,“将军后代合唱团”纪律严明,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发小儿”递条子。团员们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但团内规定只叙旧情,不谈其它。

“何必强求呢”

使命感与生俱来,是这群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2012年6月,胡木英参与了一个“口述党史”的访谈,驳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乔木之手”的传闻,称要“维护毛主席的名誉”。

二十多年来,李晓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影视中心监审,负责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审查。他也将这份工作视为红色事业的延续——“审查的目的,就是给国家增添正能量”。

至今为止,他最满意的一次审查,是电影《卡拉是条狗》。葛优养的狗被抓走了,办证需要5000块,葛优想尽办法找关系救狗——这样的情节,被李晓津视为“抱怨政府”。在其要求下,电影结尾增加了一个情节:葛优最终幡然醒悟,去派出所给卡拉上了户口。

延安儿女联谊会则通过不同渠道持续发声,建议宪法中增加惩罚汉奸的条款、建议国家加大足坛反赌打黑力度,抗议日本人在黑龙江方正县修碑……

米鹤都曾用“权威型人格”,来归纳他近距离观察过的这个人群:“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

群体内部也闹矛盾。李晓津回忆,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内部争斗”。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唱团。

一名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员也曾在博客中抱怨:一名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成员使用“不纯”这个词,来讽刺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的成员构成——“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团的成员有不是‘后代’的。”

在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老人们更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甚至会发生摩擦与碰撞。

这些年,父亲的忠诚,一直铭刻在陈人康脑海里,他始终对毛主席抱有崇敬。但与一些高级将领的子女聊天,他发觉另一些“红二代”们,对父辈则有了更多元的思考。

另一位上将的儿子曾对陈人康说:“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文革”中他们被打倒其实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会很足,但真是勉为其难。”

还有一位上将的儿子,看完陈人康描写陈世榘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后表示,我要是写我们老头子,绝不用这个书名。他这样解释理由:陈锡联上将曾告诉父亲,说确实是毛主席批示抓你的,这让父亲很失望。这位“红二代”却感到很正常,“到了上将级别的人被抓,毛主席不会是受蒙蔽。”

这样的观点碰撞同样会发生在聚光灯下的那一群。陈小鲁在2013年10月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诉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陈小鲁不像话”!

11月初,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对媒体,否认了曾传播一时的“孔丹秦晓争吵事件”。但他同时承认,确实与秦晓出现了观念的分歧,有时甚至冲突。此前,两人在“信仰”和“中国道路”问题上的争论,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事件。

“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对媒体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对于两位昔日“西纠”老战友之争,陈小鲁感叹:“何必强求呢?”“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陈小鲁说。他自称“中间派”,主张在现有体制下进行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这些年,彭真的儿子傅洋也常会感触于同辈人之间的论争。他的父亲彭真主持修订了1982年宪法。这些年,他做律师,觉得自己的事业与父亲彭真一样,都是“维护宪法的尊严”。

有时在网上看见一些同辈人批判维护宪法尊严,傅洋会感觉愤怒:“要讲道理呀,就是个词,最后被污染了。”

他早就不太喜欢参加“红二代”聚会。彼此都认识,但他感觉这些年“思想观念都变得太不一样”。如果参加,他总是默默吃饭,吃完就走了。

不要诉革命的苦

周海滨回忆,2009年是采访红二代们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众多,老人们有迫切的欲望出来讲话。

“他们不希望被遗忘。”周海滨说。他们是“国家之子”,但步入现实,却发觉父辈所遗留的话语力量逐渐减弱,自己也逐渐脱节于时代。

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这样述说自己的遭遇:一次大会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个团拜会上,他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这样的境遇并非孤例,越发现与现实的距离,回头向往昔寻求支撑就越成为习惯。3年来,周海滨在访问中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

向往昔寻找支撑,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多年前,胥晓琦曾动员父亲胥治中少将写回忆录,父亲总是摇头拒绝。直到父亲去世,胥晓琦查阅父亲的资料,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党内特派员,——“往事太复杂,父亲不能谈”。

2002年,徐文惠将父亲徐海东大将的文献片拍完后,审查时却遇到问题——不让提父亲在肃反和“文革”中的经历。直到八年后,2010年,这部文献片才得见天日。

罗箭也一样。在给父亲罗瑞卿立传时,许多档案尚未解密。编撰组的人只能看一部分的资料,另一部分的资料则被人用手挡着,禁止观看。

这让罗箭困惑:“没有正史,谣言才会漫天飞。为什么对我们自己人也这么警惕?”

红军授课团上,最让陈人康头疼的,是如何评价一些党的错误。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干部的后代,讲课之余为父辈鸣冤,让授课团领导最难应付。

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

陈人康说:“我们必须不能诉苦,不能诉革命的苦。”

陈人康一直记得,父亲去世前,两人会争论起“文革”。几番争论,父亲最终承认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也有错误和责任。

但在向儿子的观点屈服后,陈世榘总会说起某个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但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你们年轻人要更全面看问题,不是几个人在整人。”

在经历了四年的采访后,周海滨则决定不再打算继续红二代的采访了。“采访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显。”他认为自己的口述史,未来都得出修订本。

“往回看”

多年来,作为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职工,胡木英仍活跃在各种社会活动中。

胡木英的父亲胡乔木曾任毛泽东秘书,如今,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则被视作了“红二代”的精神领袖。

2013年2月,联谊会举办了一场新春团拜会,胡木英在会上的发言广为流传:“我们不能沉湎在父辈光环里……在贪污腐败等社会毒瘤到处可见的时候,我们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吗?不能!”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胡木英的话道出了“现场红二代们共同的心声”,现场一片掌声。

胡木英今年72岁,她一直试图留存往日革命的荣耀——她组织聚会,拍纪录片,办红色画展,敦促更多的红二代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多年前,胡木英常会到沿海的工厂去考察。厂房干净明亮,工人一月挣几百块,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上厕所却只能3分钟解决。下岗风潮里,也常有人站在单位外告状,哭诉自己“像毛巾一样被拧干”的命运。

“工人怎么没人管?”这个曾在工厂里待了许多年、坚信“工农联盟是基础”的老人,愤怒地向领导提意见,得到的回答是:“没法管”。

胡木英也去农村考察——她去了父辈住过的窑洞,门被铁锁锁着,村里都空了。回城后,她又专门跑去打工子弟小学,对孩子说:“你们的父辈很了不起,我们对不起你们。”

2006年,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罗箭重走长征路,穿越11个省110多个县,一路见闻也让老人惊讶:多少年过去,老区还是那么穷。

这让罗箭心里愧疚,他和同伴沿途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和100座图书馆,“我想为父辈还债”。

老人们还经常痛斥某地搞红色旅游:“怎么拿革命来搞商业?”一些将军后代则对抗日剧表示愤怒,“全是胡编乱造!”

腐败则是批评最激烈的部分。这些年,陈人康前往各地讲课,惊讶于地方政府大院里大楼耸立、豪车拥挤。有一次,他去某省讲课,被安排参观名胜,一路上警车护送,警笛轰鸣,他心里挺不是滋味。一些人会对周海滨发牢骚:“我爸到底为谁牺牲了?”

2009年,陈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学院组建的“红军后代授课团”。课堂上,陈人康试图通过讲述老一辈人的传统,来教育“下面的党员干部”。

与陈人康一同加入的三百余名授课者,几乎都是老红军的子女,平均年龄64岁,90%以上是退休人员。据江西干部学院副院长汪光华回忆,许多老同志上山时,箱子里三分之一装的都是药品。

在“教育党员干部”的课堂上,陈人康反复讲述着老一辈革命者的故事。他发觉有些学员听了父辈们的事迹掉眼泪。

但陈人康并不抱太大希望,“我们不求管他一辈子,哪怕能管他一阵子也行。”

陈人康和同伴们还开发了如《井冈山管理之道》等特色课程,研究如何运用井冈山斗争经验管理企业,以及如何在公司建立党支部;同时,授课团也接收香港、澳门的学员,还会特别安排父辈具有地下党工作经验的教师来授课。

为什么要上山讲课教育党员干部?陈人康最终这样总结:“我们确实有一种担忧,怕有朝一日父辈们打下来的江山变色。”

他们都耳熟能详一段历史,那是在1957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步入少年时代,开始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毛主席风趣而慈祥地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在胡木英看来,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让他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行动”。解决方案呢?他们希望能更多地“往回看”。但往昔与现实的区别正是他们的心结所在,如何界定在父辈羽翼下的过去呢?在他们的脑海里,那个年代的完整面目却在随时间流逝而风化模糊。

http://news.163.com/13/1121/11/9E6V2N5E0001124J_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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