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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常:穿透历史的迷雾——从章迪杰的《峥嵘岁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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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历史的迷雾




                     ——从章迪杰的《峥嵘岁月》说起


                              作者:任常





2016年元月十三日,我从朋友处得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原武汉“百万雄师”负责人章迪杰文革回忆录《峥嵘岁月》。提起文革这个话题,武汉“百万雄师”和“七·二O事件”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而作者章迪杰当年曾担任过百万雄师联络部部长,是现今存世的,为数不多的联络总站负责人之一。有鉴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使我对这本书怀着极大兴趣,一口气读完十五万字的回忆录,想从中发现一些此前不曾了解的资讯。




元月十八日,我刚读完章先生的书,便打电话谢保安,简略地谈了自己的印象,准备写篇书评。谢保安回答,先别写,明天彭祖龙和章迪杰要来的,你同他见见面,沟通沟通再写吧。




在汉阳如梦轩,我与章迪杰刘敬胜曾座谈过。当时,章迪杰说,要是现在,我肯定当造反派!这句并非张扬派性而是表达对现实不满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十九日上午,我来到钟家村地铁左近的西餐厅,与谢保安、彭祖龙、章迪杰、周嶽来聚会。席间,我谈起与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的交往,说我同“翻江龙”里彭爱洲去过车站路俞家。俞对我说,我们这边的人文化都不高,有个省作协会员,但只能写豆腐块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像你这样写大部头的还没有呢。说着,请我为他写本传记,我回答,你说好多资料在香港。等你拿回资料再说吧。却不料俞溘然逝世!随后我笑着对章说,你和俞文斌面善些,刘敬胜就……在我斟酌字句时,彭祖龙接腔道,刘敬胜凶狠些!这话让大伙笑了。




我把章师傅请到一旁,对他讲了回忆录的读后感,也听了他一番解释。




此前,我曾读过百万雄师成员汪扬的《波澜岁月》、张健的《七月流火》和另一些零散回忆文字。在创作长篇小说《狂飙三部曲》时,还参考过汪、张二人的部分材料。比较起来,汪扬的回忆偏重个人经历和心理描述;张健则主要就七·二O事件始末敷衍成篇。章迪杰的《峥嵘岁月》从职工联合会成立到演变百万雄师,再到工农兵,寒城牛,都作了交待,系统而全面。可惜的是,前一部分写得比较简略,后面部分,自七·二O事件爆发,尤其是被捕入狱,江城血泪,寒城流上街,写得比较详实,尽管作者自觉不自觉运用的是官方话语系统,细细推究,仍然可以追寻到好多历史真相。为着这点,让我们简略地沿着武汉十年文革的轨迹,边叙述边分析。




1966年6月,武汉大学揪出以李达为首的三家村,随之,全武汉市遍地开花,揪斗成风,武重工人朱鸿霞、李三省、刘传福就是这样成了三家村“黑帮”。与此同时,干部子弟组织红五类的红卫兵,对出身不好的人和知识分子,大搞“打砸抢抓抄”,汉正街梅竹商店年近九十岁的太婆就是在这阵红色恐怖中被剪成阴阳头,批斗一天,倒地而亡的。这些恶行,全是按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套路,由上级委派工作组,发动出身好的人为骨干或放任红五类红卫兵干出来的。




不想,风向陡然变了,北京指斥上述作为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来汉串联的北京大学生点火,受批判的人纷纷造反并且成立组织,此前的官办红卫兵也分化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群众称之的“三字兵”。期间,各单位党委、工作组及他们利用的骨干分子全遭到批判。当权派和工作组虽感到委屈甚至不满,大小是个“官”,不敢与中央对着干,只能来“阴”的。而骨干们仗着“根正苗红”,认定“黑帮”在搞“阶级报复”,在当官的怂恿支持下,“自上而下按组织程序建立”起“政治观点完全对立的组织”(P11)这点章迪杰在书中说得很清楚:“职工联合会是自上而下成立的。当时我们桥口房地产公司修建二队的支部书记对我说,现在有个组织,你参加吧。我就参加了。”(P13)这样一个官办组织,自然要什么有什么,“只申请每月1500元”的活动经费“最后市委领导黎智批准拨款2000元”(P10)当时军队尚未介入支左,地方官官又不敢明目张胆支持,被周恩来、刘宁一点名,斥为保皇派,很快垮掉了。到1967年2月,趁军方权贵支左,垮掉的保守派改头换面又拉起“四五十个名称不同但观点一致的群众组织”(P13),他们之所以这样有底气,因为感觉自己一贯是“红人”“绝大多数人是党团员”(P109)与权贵们同属“正统”,军队肯定会支持他们。事实上,早在工总成立伊始,作为省委常委的陈再道曾提醒同僚:这些工人造反会比学生更难对付的。这句话并非他有先见之明,而是出于权贵本能的高傲和偏见,对平民为生存为捍卫尊严而集结崛起的恐惧、轻蔑与仇视。正因这极深成见,甫一“支左”,就抓住“二八声明”里只言片语,将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大肆逮捕工总成员……




1967年5月,社会上掀起为工总翻案热潮,作为“支左”的军内权贵不好亲自出面,就拼凑了“百万雄师”用以压制。《峥嵘岁月》记载:“127部队派出张有富、杨爱忠两人,穿着便衣,与俞文斌同吃同住,形影不离,对他实行重点保护。”(P66)但俞文斌在他家里对我说:“当时我不愿领这个头,是军区的信俊杰和人武部巴方庭反复做工作,硬要我出来的。他们还派两个人跟着我,说是保护,实际上是监督控制我。”比较两种说法,陈再道、钟汉华“通过”“军区领导”,“军区领导”再“通过”与俞文斌“形影不离”的张有富、杨爱忠两人“随时了解百万雄师总部的情况。”以利掌控驱使才算顺理成章的逻辑。如果说是“重点保护”,两个穿便衣的军人,难道是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就算他俩有绝世武功,那般乱轰轰形势下,能够保护什么?足见“保护”是假,“操纵”是真。




百万雄师成立后,“设立作战部,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P45)曾凡兵在《狂飙三部曲》序言中揭露:“共青团市委原书记杜万高同志就亲口给我讲过,他在江汉公园帮百万雄师打过杀人铁矛,因为他是洪炉工出身……”这还不算,章迪杰回忆:“1967年6月的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总站常委一班人到军区开会,会议在军区大院2号楼二楼会议室举行,中心议题是如何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P67)联系设立作战部和打造杀人武器,明眼人一看便知,“制止武斗”是假,传授军事战略战术,训练武斗是真。如果真是制止武斗,为何单方面邀请百万雄师,而不把其对立派也通知到位沟通协调?提起武斗,俞告诉道,我没参加策划。只有那次夏菊花在武汉剧院演出,是我派了三百个人保护她。武斗是坏人挑起的,造反派中有坏人,我们当中也有坏人。俞最后一句是不是有所暗示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所谓作战部里有不少杀人凶手。当我说到 “6.17血案”中,围攻余望生等人的汽车格外高大,性能特别好,估计是军用物资。俞透露,军区还给了我们四十辆崭新军车停在桥口一所中学没用呢。又,“6.24血洗工造总司”之前,有消防人员以检查消防设施为名,进入大楼四处察看。有人推测是进行战前侦察,以是,百万雄师一举得手。就这样,造反派“被百万雄师围剿得四处躲藏”(P71)显而易见,百万雄师是一部以杀人为职业的权贵制造、装备、训练乃至操纵的大杀器。而且是乱杀无辜的大杀器。6月17日,我姨妈的邻居,住利济南路安乐巷的一个十一岁男孩,仅因喊句“百匪”,被百万雄师成员用铁矛捅个后背透前胸,倒地死亡。这种凶恶的故事一旦传开,以至当年有小孩夜啼哭闹,只要母亲说声百万雄师来了,闹夜的小伢便不敢哭了,马上乖乖地闭起眼睡觉。




从《峥嵘岁月》里还不难发现军队权贵如何利用百万雄师作为高层斗争、派系倾轧之工具的好多证据。为节省篇幅这里不作过多引用。


    然而,7.23北京表态后,军方马上与百万雄师切割,弃之如敝屣 :“7月26日深夜,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俞文斌等到武汉军区,与军区领导联系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助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P92)虽说几十年过去,仍然可以从文字中体味到这群人当时的惶恐与凄凉!可是,当他们向军区领导表示服从中央表态,向夏奎要求声明写好后,军区给印刷一下,以便散发。“次日,由于各种原因,军区没能帮助我们印刷这份声明”(P93)应当说,这份声明即使不会减轻打击,至少对这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人是一帖心理安慰剂,连这最低要求也不予满足却遭到无情冷落和抛弃,比之前不久,“叶明说,今天蔡政委请大家吃午饭……步入食堂时,正在就餐的师部军官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P67)的优渥待遇,是何其天壤之别,教人情何以堪?!




在“横遭迫害”和“江城血泪”两节里,作者这样描述失败后受到的打击:“参加批斗会的走资派及坏头头……人人都挨了打,批斗会上,只听见劈里啪啦一片打人声,红砖打碎了,木棒打断几根。有的被打得当场呕吐,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叫王本发的,被打得最厉害……医院抢救,划开他的腹腔一看,手术医生都惊呆了,肝脾等脏器全部被打坏,开刀抢救都无法下刀,只好当即原样缝合,次日便含恨死去。”(P101)真正惨不忍睹哪!




据官方声称,从北京7.23表态到三反一粉碎,湖北全省当权派和“保守派”成员被打死打伤打残共14万8千人之多。




即如这般惨烈,他们还算幸运的。在其后的清队、清理“5.16”、“北决扬”、“一打三反”直至华国锋宫庭政变成功后的“揭批查”中,百万雄师又成依靠对象,其骨干分子大小升了官,连作者也由一个桥修二队工人当上五房管所工会主席、桥建集团办公室副主任,三产办主任。造反派就更为悲惨了,十年文革有八年半受打击。不说广西梧州和湖南道县惨无人道的例子,仅湖北省清队、清理“5.16”“北决扬”中,张体学承认整了60万,但电车公司王华珍统计全省至少整了120万,仅武汉市整了42万,打死打伤打残30余万。自杀逼疯难计其数。




在“揭批查”中,凡造过反者又被网进去。各省都有处极刑的,湖北恩施有人写了“打倒华国锋”,抓住只关几天便执行枪决。云南有五万人投入监狱,杀了三个。河南枪决27人。江西李九莲因说华国锋是野心家,枪决后,被人奸尸割去双乳和阴户……这一切,比之史载历次平民起义失败后受到的报复更其悲惨。




文革中,两派都是受害者,连刘少奇一干人也是受害者,甚至始作俑者毛泽东也深受其发动的文革之害,瞧,他的老婆女儿侄儿全没落到好下场,他自己也声名狼藉呢。但追溯造反的起因,挨整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来度量,造反派应是文革中最无辜最大的受害者。




事情还没完。十月政变后,为应对“信仰危机”,维护执政合法性,或为掩饰恶行,权贵利益集团发明一套逻辑混乱淆乱视听的话语系统。几十年里,不管是文革研究者,还是文革受害人,在述说这场运动时,大多掉进权贵利益集团设立的话语“陷阱”。使得本来矛盾交织纷纭复杂的文革更其云遮雾罩,莫衷一是。以至不少亲历者写回忆录或作口头追述时,显现的,不是概念的幻化,就是“失忆”。譬如,批判文革时,为了妖魔化污名化造反的弱势群体,他们将制造“红色恐怖”官办红五类红卫兵与造反的红卫兵统称“红卫兵”,把保守派和造反派统称“造反派”。对于广西“联指”杀4.12挖心炒肝吃的禽兽行为,韦国清说:“对于吃人也要具体分析。”权贵之所以如此“搅浆糊”,设立种种话语“陷阱”,是企图把他们操纵的打砸抢抓抄,揪斗知识分子,尤其是北京大兴县、广西梧州、湖南道县等处集体屠杀的反人类罪行,栽赃给被逼造反的弱势群体,从而逃避历史的清算。




《峥嵘岁月》的叙事明显受到权贵话语系统影响,提及受军方权贵操纵打压为工总翻案的活动,竟是这样开头的:“1967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和当年的气候一样,亦趋白热化。”(P51)这等权贵“话语陷阱”几乎充斥全书。




纵观章迪杰全书,我觉得,写回忆录也好,口述史也好,应当以亲历亲见亲闻为准,而亲历比亲见重要,亲见比亲闻又多几分可靠性。其间,还要杂以当时而不是事后的心理活动和思想认识,这样形成的文字才符合陈再道所题的八个字: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然而,章迪杰先生的大作虽算“系统而全面”,留下的遗憾也不少。譬如,第一、第二节有如当今报刊社论枯燥空洞,第二十二节“八一冤魂”等篇章完全可以删除,又如,一字不拉地照录当年的公告、文件,大可不必,放入附录里就是了。真有需要,引用相关段落不就得了?另外,引用曹英《红墙以外的红墙》而不是根据“亲历亲见亲闻”编写的“军区汇报”“梅岭会议”的两节,由于曹文罔顾事实,胡编乱造,显得错误百出。譬如,“仅在制止六一七武斗中,解放军就被打成重伤80余人,被打死15人,轻伤无数。”(P71)事实是,当年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记载,那场惨烈武斗,“死伤几百人,其中最小的仅7岁,年龄最大者为82岁”,没有一个军人死亡。以上数据系张健《七月流火》罗列的,张健的书由陈再道亲自关注过目写成,陈再道拟为之作序出版,后因故作罢。可见,这部书可信度远高于曹英的《红墙以外的红墙》,换言之,曹英写的不是事实。再则,虽说几十年过去了,全书派性意味依然浓烈,仍以“正统”自居。倒是汪扬在《波澜岁月》里说得比较实在,1974年组织“工农兵”与造反派对着干,是不服气,有怨气,要出气,故而“打横炮”。




通过十九日同章迪杰先生交流,我了解到,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正如章迪杰所说,“年纪大了,时间久了,好多记不清了。”当时作者担任的是联络部长,“主管对外联络,很多事没经手。”“手头资料太少……采访百万雄师各分站头头、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收集资料,收集到一点,就整理一点”,一般来说,该组织头头多为科股级干部或当权派按阶级路线重用的历次运动骨干分子,文化不高,认识水平较差,还被造反派打压过,且多为现今既得利益者,受访时,难免不打官腔,不带“派性”,这样,自然会在《峥嵘岁月》里留下深刻痕迹。




但是,如果借用数学里的“分段解析法”,依然可以穿透历史的迷雾,窥见其部分深远的意义。




章迪杰先生在经历了长期反思后认识道:“长期以来,各级领导在宁左勿右思想指导下,在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中,难免扩大化,错整错划一部分人……这些人便趁文化大革命之机,要求改正自己的冤屈,并且要求把自己的黑材料从档案中清除掉。这些人由于受压抑太久,反抗力量特别大……”(P11)这段话足以证明我向来的观点:除北京上海属“官办”造反派,有浓重的“奉旨造反”色彩。其余省市的造反行动、革与保斗争,实质上,属于在文革特殊背景下“十七年来,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是对长久以来,在党棍们专横淫威下,噤若寒蝉铁幕的一次挑战和突破。“奉旨造反”的人并不多,相当多的人是“借旨造反”,乃至不排除“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造反者。这点,可从有人将保守派指为一种“社会基础”,“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阶级斗争转化论”的提法窥出端倪。故而,不妨说,造反派里,真心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者固然有之,大多数人却是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追求天赋人权,争取民主自由的反专制者。由此可知,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抗争是“天然合理”的。我不讳言自己怀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从来认为,历史绝非权贵和精英的年谱,无量数芸芸众生悲欢离合的命运最终决定其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




唯其如此,我觉得读文革中底层两派斗争(尽管不同程度上受到某种掌控)比读上层权力逐角有趣得多,重要得多,更能感受运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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