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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床花影:清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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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家里穷。但我有一对很会过日子的父母,他们能够用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得妥妥贴贴,啥也不缺,使我们这些孩子不仅没有感受到生活压力,反倒觉得其乐融融。
    就拿我家那间住了五口人的十四平方米小屋来说吧,在窗户外面搭出来了二尺宽的一小间,又在屋里搭了一个小阁楼。尽管窗户外的那个小间遮住了屋里的阳光,尽管小阁楼矮得每天要哈着腰才能爬进去睡觉,但也俨然是里间外间、楼上楼下了。早晨,当老子的一声喊:“懒坯,快起来,上学要迟到了!”儿子们就从阁楼上、从窗户眼里伸出睡眼睲鬆的小脑袋来:“喊啥啦?不是还有五分钟吗?”
    我老爸最爱逛废旧物资商店。有一次弄回来几只不知哪个工厂当废品处理的铁皮罐,叮叮当当了好几个晚上,变成了几只拎水的水桶,自家留用两只,送给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各一只。还有一把人家丢掉不要的破躺椅,也被老爸捡回来修好,夏天晚上到弄堂口乘凉的时候,那把躺椅一放,人往上一靠,惬意得就好象他当了皇上一样。
    我老妈最爱到布店去淘零头布,那是一匹布卖到最后剩下的那截布头,由于已经不够做成一件衣服了,所以布店就会处理:钱和布票都只收一半。几块零头布巧妙地拼拼接接,就可以做成一件新衣服了。尽管有时候衣服的前后片颜色会深浅不一,但我也能很自豪地穿上这样的新衣服上学去。在学校里,常常会有女老师把我叫到跟前,仔细地看我妈妈用零头布做的衣服,然后赞叹地说一句:“你妈妈的手真巧!”
    我老妈懂得什么蔬菜在什么样的季节买最便宜,我们家就在这些蔬菜最便宜的时候才买来吃,不但如此,还趁便宜时多买一些,腌上几罐咸菜,放在床底下,等菜贵的时候就可以吃自家的咸菜了。吃西瓜等水果也是这样,一定要到这些水果快要落市了,价钱降得不能再降了,我们家才会去买来吃。
    最爱吃的是我老爸从屠宰厂走后门买来的两毛钱一斤的肉骨头,又便宜又不收肉票,放在砂锅里用慢火炖几个小时,再放上豆腐干或者粉条,加上调料,那个香啊!!!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我家的肉票都买了猪肠、猪沙肝什么的,这些东西一来便宜,二来一斤肉票可以买两斤,但最主要的优点是可以从这些猪下水里熬出许多猪油来,这样,我家的油票就可以节省下来了,省下来的油票可以孝敬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家人口多,油老是不够吃。
    还有我老妈从食品店买回来的糕点渣子,那是食品店卖完糕点后在糕点箱底落下的渣子,处理价很便宜,又不收粮票,这样,我们也能经常尝到糕点是什么味道了。如果能从糕点渣子里找到半拉囫囵个儿的带豆沙白糖馅儿的点心,那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还有一件壮举差点忘了说,我老爸托人从电器开关厂搞来半吨多安装保险丝用的白色陶瓷底座,是处理的废品。全家人奋战了几宵,把我家原来的泥地全部铺上了“瓷砖”,使我们家一下子变得又整洁又漂亮,来窜门的邻居、朋友都啧啧称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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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3-22
清    心(二)

    也许就是继承了老爸老妈的习性吧,我从小就学会精打细算,尽量省着花钱。
    我打小就爱书,常常梦想自己拥有许许多多的书,想看哪本就看哪本。但当时我的经济收入很低呀。上小学的时候,每个月的零花钱只有五角钱;到了上中学,月收入增加到了一元;后来,在外婆的主张下又增加到了两元;不过,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还能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姨姨那里拿到十几元的压岁钱,这就是我的大宗收益了。这些钱,除了少量用来买练习本、墨水之类文具外,大多数被我用来买了书。
    新华书店的书太贵了,我当然是买不起的,最多在星期天到书店里去蹭在书架边看白书。我“买书”的主要地方是与我家隔了两条街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我发现那里收进的废旧书报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书,就常去那儿转悠。开始时那里的叔叔阿姨不让翻,还老要撵我走,但时间长了,知道我是个爱看书的小孩,人还挺老实,就允许我进到里头库房去翻书,还常常递给我一个小板凳,问我喝不喝水。等我拣好一堆书后,他们就给我过一下秤,按一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我(他们的收购价是八分钱一斤)。有时候看我拣的书少了,那个叔叔就大手一挥:“不称了,拿走吧,不要钱了”。但我老妈一直告诫我们,公家的便宜是不能沾的,所以我总是要放下一点钱,才肯心安理得地把书拿走。
    我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书大多是文革时期的出版物,有不少《红旗》杂志;还有一些文革期间很有名的造反派文艺杂志《朝霞》;有许多批林批孔学哲学时出版的读物,仅《中国哲学史》就有三种版本;有马恩列斯的原著,还有不少学习马恩原著的辅导书;有前苏联的《联共(布)党史》;有《周易古经今译》;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一些原著(当时看不懂),等等。有一次,我找到一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世界文学》,封面和前几页都没有了,但里面有一篇法国名作家司汤达写的《伐妮娜·伐妮妮》,小说中的那个年青的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憾了我的心灵,对我以后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也使我从此后深深地爱上了欧洲文学;还有一次,找到一本叫《谋略大师》的小说,回去细读后发觉内容十分精彩,原来是著名畅销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力作,十几年后,我在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已被改译名为《钻石女王》,定价25元,并且十分畅销。
    后来,改革开放了,我也常去自由市埸转转,因为我发现,有人专门收购旧书报杂志,给市埸里的商贩们当包装纸用。我在那儿也搞到不少好书。有一次,从一位卖爆米花的老伯伯手里花两毛钱买了一本《社会经济统计学和工业统计学原理》,是大学里的讲义,16开本,厚厚的一本。这本书后来成为我学经济学的重要启蒙书之一;大约八年后,我在一家工厂里主持全厂统计员工资晋级考试,就是参照这本书来出题和拟定标准答案的;十来年后,我主管过一家高新技术园区的统计工作,还考上了统计师中级职称。
    进入大学后,我的“买书”又有了升级。我所在的大学位于那个城市的大学区,除了我们师范大学外,周围还有财经学院、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等。我发现,每年这些大学的毕业生离校时,很多毕业生为了减轻行李负担,把在校期间用过的课本都当废品卖掉了;而这时候,我的经济支配能力又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我可以把平时的生活费节省下来,用于收购这些毕业生的旧书。就这样,几年下来,我有计划地购齐了汉语言文学、法律、经济管理等专业全部课程的教材,外加授课老师编发的讲义、指定的参考书等,甚至学生课堂上记的笔记,只要字迹清楚、内容较详细,我也照样收购。
    终于我这个穷小子也有了两千多册藏书。当我翻看那属于我的一纸板箱一纸板箱的好书时,内心的舒坦和喜悦是很难形容的。我甚至想,当年的葛朗台老头看着他那一大堆闪闪发光的金币时的心情,大概也不外如是吧?
    我的书也遭过一次“浩劫”,大三的时候,有一次,小偷撬开了宿舍的门,偷走了我箱子里的二百多元钱,那是我两个月的全部生活费啊!我又不敢跟家里讲。没办法,只好忍着心痛把我的藏书拿到校园里摆开了地摊。那些大学校友的眼光特别贼,买走的尽是我最心爱的好书。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司各特的《艾凡赫》、亨里希·曼的《亨利四世》、西德尼·谢尔顿的《倘若能有明天》,还有那本堪作资本运作形象教材的《绿色国王》,等等,都是在那一次被人拿走的。直到现在,有时想起来还心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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