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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继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问题的有关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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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继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问题的有关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兰州军区礼堂
根据录音记录,未经本人审查
注:文中“汪”即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

同志们:
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和斗汪联络站,召集我们广大干部,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这是一件大事,有伟大的意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关心群众,最相信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广大群众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三个文件下达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有许多人感动的流下热泪,一遍又一遍地喊:“毛主席万岁!”双手捧着毛主席的指示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到非常亲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站错了队的干部,大多数人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纷纷表示下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三个文件,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是最有力的武器。目前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好形势。但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阶级敌人,汪锋一小撮,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是纸老虎,但不是死老虎,他们还要作最后地挣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受蒙蔽的群众有的人受毒很深,一时转不过来。阶级敌人也还在伺机而动。摆在红三司和一切革命派面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三个文件,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是最有力的武器,必须认真地学,坚决地贯彻执行。为了要更好地学习三个文件,更深刻地领会文件的精神,我先把在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时候的有关指示,向同志们作一汇报:
六月中旬,甘肃军区的少数人和《红联》的一部份人和詹大南同志到北京,中央并没有通知詹大南同志去北京,他们到北京的目的,就是压中央,企图让中央改变这个四条意见,这个文件。中央为了帮助甘肃军区的—些负责同志觉悟过来,彻底改正错误,又通知兰州军区的负责人和甘肃军区的负责人到北京去,同时也通知我参加这个会。毛主席及党中央,中央文革,对甘肃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是了如指掌的。毛主席掌握情况是有很多渠道的。许多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我们的时候,也清楚的告诉大家,说你们来是受教育的。但是,甘肃军区的不少同志,还是错误的认为中央不了解情况,要向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汇报情况。康生同志,关锋同志,杨代总长,在几次听汇报当中,都曾多次指出詹大南同志的错误,但是不少同志仍然不觉悟。到了七月一日,康老、关锋同志、杨代总长接见了两级军区的负责同志,把中央批示的两个文件发给了大家,给大家讲明主席的批示,并一段一段地讲解文件,严格地批评了詹大南同志,对大家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大家受到了深刻地、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后同志们开小会,帮助詹大南同志进行检查,座谈回去以后怎么办,写出了纪要。这个纪要的稿子,报告康老和关锋同志,由他们提出了个修改的意见,作了指示。我们进行了修改,讨论。最后报到中央,经林副主席在七月二十九号呈主席批示,七月三十日毛主席批示说:“此件已阅,很好,照办。”到了八月一日,康老、关锋同志、杨代总长,又把我们找去,讲解主席的批示,一段一段地讲解中央的批示。现在我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接见,对甘肃问题的重要指示,向同志们汇报,要讲五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央三个文件批语的说明

八月一日接见的时候,康老对于第三个文件中,中央的批语作了说明。康老说,刚才关锋同志把纪要的中央批语念给大家听了,批语的关一段是批准了纪要,因为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同意六条意见,就是批准了。这就说明这次会议作出了成绩。会议最后两级军区达成了六条意见,这是正确的,中央同意了。六条说明会议开的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这个批语的第二段,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步加强团结,这就是说过去在支左工作上,两级军区不够团结。因为省军区向中央发过电报,在下边也散布过反对兰州军区的意见,下边喊“打倒张达志,冼恒汉!”的口号是错误的。甚至错误地喊:“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在军队里下级提出这样的口号是错误地,也是严重的。这时关锋同志插话说,主席几次讲,兰州大区在支左上大方向是正确的。康老继续说,对这种恶劣的现象,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很关心,把两方面找到中央来,本来中央早就知道,四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可惜四条被军区一部分同志没贯彻执行,遭到了公开的、不公开的抵抗。这次没有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有的来了也没有见,因为在群众面前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不合适。看来,首先是两级军区的团结,这次在北京基本上达到了团结的目的,说明会议是积极的、有成绩的。因此,批语中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团结。其目的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但是,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具体说,就是在张、冼领导的兰州军区的领导下面,这一点过去省军区的同志存在着问题,具体地证明是四条就有规定,结果没有真正贯彻。这一次一定要以张、冼为首的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因为主席几次讲过兰州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青海问题上证明了的,甘肃问题也证明了的,所以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第一个文件就规定了以张、冼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军管会。这次批语还是批这个问题。第一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第二是在兰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这并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不好,是在支左上,省军区特别是詹大南同志犯了错误。现在詹大南同志检讨了,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还是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好。第三段讲,坚决执行三个文件。—个是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一个是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个是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三个文件都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的,经过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了的。兰州军区,甘肃军区,要坚决贯彻这三个文件,还要积极引导群众贯彻执行,下边还有一句,就是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兰州的形势是大好啰,还要看到另—方面,可不可以有个别人在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部抵制中央的指示,指出这—点,同志们应该看到,还是可能的。因为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上次的文件有人抵触了。这次无论省军区领导,无论是干部、战士,应该深深的以此为戒。当然,这里面是有很多原因的,不能怪下面。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应该注意,你们个别领导要是抵制中央指示,詹大南在检查中不是讲到这个问题吗?我们应该向大家说清楚,詹大南同志在中央承认错误,回去以后有抵触情绪,对下面有影响了,借以为戒。特别讲—下,付加庚同志,你初次来中央参加会议,你检查一下,我们认为这一段时间你表现是不好的。现在可能有些改变了,也许改变不太大,因为我们没有见到你的检讨。这样严肃的问题,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当然,允许你们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不要在口头上检讨了一下应付过关了,实际上并不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错了不要紧,认真地改正错误,这才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态度。改正错误要严肃对待。不然,对毛主席的拒抗不是小问题。同时,胡正平,胡正平同志不在了,不知他的态度怎么样。总之,中央希望把上一次引以为戒。同志们知道“武汉事件”了,也知道河南了,武汉从五月十二号是抗拒中央,毛主席指示,很不好,陈再道同志走上了叛乱,性质就变了。甘肃也发生了问题,应引以为戒,希望不要发生抵制中央的一切行为。如果有,要坚决反对。当然,我们有经验,没有公开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常常是对中央,主席的东西加以曲解,甚至是随便造谣言,说什么中央文革蒙蔽了主席了。当然,也有反革命分子公开反对中央了,希望同志们警惕这—点。这是说的领导了,下边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呢?不能绝对地说没有,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特别是詹大南同志自己要好好做工作,往往有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玩火可以烧掉自己,所以要去做工作。部队也是群众嘛!也要做说服教育工作。这是一方面啰!是来自部队,他不是支持欢迎改正错误,而是抗拒改正错误,一定要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问题还可能来自群众—方面,更多的是来自红联方面。詹大南同志的错误或多或少和他们有关系,詹大南不检讨,不改正错误,会使红联更主动一些。河南军区支持了八大总部检讨了错误,他们就去冲军区,冲省军区,不叫省军区承认错误,一承认错误,他们就不好混。山西,张日清也是在夺权以后犯错误,支持红联战,中央支持红联总,红联总就冲击省军区了,张日清的办公室。兰州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对这—点要做工作。这就是说,要估计要有个别人、个别的组织,抵制中央的指示。有这种情况,你们领导机关要坚决反对。这是讲批示第三段,这是主要的,其他问题纪要上都讲了。纪要和批示可以发到连队和人武干事,纪要林副主席批准了,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二·五”夺权和经验教训
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在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一日的接见中,又进行了说明。在六月二十八日谈青海问题的时候,讲“二·五”夺权的经验,甘肃“二·五”夺权的经验,引起青海的注意。康老是这样讲的,根据好多地方的经验,大联合以后还会出现分裂。青海联合起来了,还会不会分裂呢?甘肃犯了错误,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分裂,是在一百天之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红三司成立),他们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分裂,出现了红三司,这是突然的吗?不是。是掌权以后发生了变化。很多地方掌权以后不一样了,变化相当大。甘肃二月五日到十日,五天的形势是很好的。为什么会分裂呢?一个是夺权以后把原来的“走资派”当作死老虎不斗争,不批判汪锋了。总理插话说,对!这是大方向问题。康老讲,这—点必须注意。总理讲,山西是这样,没有斗争当权派,必然打“内战”。广东也是这样,开个大会也开不起来,矛头不是对准陶铸、赵紫阳。康老讲,你们可要注意啊!不要丢了大方向,在斗争中巩固大联合。张春桥同志讲,干部“亮相”也是批判斗争中“亮”。康老讲,另一个唯我独尊,不尊重别的组织,对别的组织排挤。二月十日,开除了肖泽民,十八日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关锋同志讲,在三月又开除了一个“红战”。康生同志讲:有些原来反对红联观点的组织,向毛主席请罪,要求参加红联,也不要,这是脱离群众嘛!红联的核心组织还是很好,比如“长征团”,“长征团”的前身是“打倒汪锋委员会”嘛!主要中学生。汪锋压制的那么厉害,他们还是敢游行,还是到省委控诉。后来几百人长征,到北京以后,中央文革支持了他们。回兰州后发展很快,同工人串连,搞工人运动。十月的时候,成立了“工联”,肖泽民在共青团市委中一部分人组织“七·一”战斗队,八月的时间就反汪锋,这在全国、省、市的青年团里还是少见的。“火车头”开始还是革命的嘛!据了解十一中全会,薄一波插手甘肃,刘瀾涛、吕正操作交易,吕正操把赵涛叫到北京来,说是不要得罪了人,说是裴、马已经撤职了,不叫他们再反汪锋了,这样的揭露将近有两个月,就不上街了。十二月就成立了“火车头”,“火车头”一成立,不斗汪锋,也不斗铁路局里边的当权派。红联夺权开始还好,以后领导核心转到了“火车头”,红联里边起了变化。军队支持红联,是对的。问题是詹大南同志支持了“火车头”那一派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策,不斗汪锋,开除“七·一”战斗队,开除“红战”,压制不同意见,把矛头对准军队,又结合了王世泰,犯了错误嘛!一不承认,二不改,结果这里边分裂了。到七月一号接见的时候,康老讲,“二·五”夺权是革命行动,即使“三结合”的差,也应当支持。但是“二·五”夺权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对的也支持,你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左派组织夺权以后,一个平常的现象就是把“走资派”不斗了、放松了。你们那里不是也以为汪锋是死老虎了!红联夺权以后,没有进行斗,相反的矛头对内,打“内战”,这就是方向问题了。把矛头对准同自己一起战斗的兄弟了。红联开始是好的,“长征团”到北京来过,原来叫“打倒汪锋委员会”,他们先举起打倒汪锋的旗帜嘛!肖泽民也是比较早的打起反汪锋旗帜的,他也是“红联”,也举起反汪锋的旗帜的,夺权以后,矛头对准先提出打倒汪锋为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导致了红联的分裂,这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另外,夺权以后,不执行接班人的第三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你们不是在不同意见中做工作,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实践证明了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是有对保守倾向和保守的,不做工作,而是用打、砸、抢、压的办法。革联的发展,是红联压的结果,不做工作,去年八月,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一方面支持他们,一方面对他们说:“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以后的有些红卫兵恰恰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甚至走到反面,象联动就是这样。毛主席三月七日指示,天津延安中学这个批语是怎么说的呢?给解放军一个任务,要劝说的讲,使小将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任务相当困难。有的地方,欢送军训团,毛主席叫解放军劝说小将,你们在支左工作中,“二·五”夺权到二月底,尤其是詹大南同志开除了肖泽民一些人,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又结合了谁呢?找到了王世泰。你们用电报说王世泰是革命领导干部,要斗争胡继宗,中央没有批,等你们觉悟,你们上了《甘肃日报》了。中央对你们教育实在是耐心哪!那样与中央精神相违反。关锋同志讲,打倒个汪锋,叫王世泰上台,我们等你们觉悟,硬是这样做。

第三个问题,甘肃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任务是很重的

七月十七日,在接见的时候,康老讲,西北这个地方,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从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一直到汪锋,另外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献珍,把西北、西南当作他们反革命政变的踞点,贺龙、李井泉进入西南,彭真、刘澜涛,进入西北,西北的确就是重点。解放以后,三次大的斗争,反高、饶的斗争,反彭、黄的斗争,反彭、罗、陆、杨的斗争,都扯到西北地区。因此,西北比较复杂。加之在过去干部中的地方主义相当严重的。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彭、高、习的影响不能说在西北没有。所以,地区比较复杂。甘肃文化大革命以来,又插入了一个吕正操、薄一波,铁路局的问题。吕正操问题是严重的,他们的桃园三结义,这两个结义彭真,林枫检查起来了,吕正操还没检查,和吕正操的斗争很复杂,斗吕正操又牵涉到薄—波,薄一波的问题没有彻底揭开,汪锋也没有彻底揭开。我们孤立一个反革命分子汪锋也不能轻视,你们的任务很大,阶级斗争比较复杂。康老还说,汪锋从一九六二年中央就不信任他了,中央没有处理,当时考虑到西北的工作方面震动的很大,那个时间,也考虑了汪锋的书记还当不当?还是想争取他多揭发习中勋的问题。关于桃园三结义,吕正操和铁路局的问题,康老在七月一日接见中,还讲道,吕正操是压铁路局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吕正操本身的问题,吕正操是彭真的桃园三结义,是反林总的,是实现王明路线的。你们看去年五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林总的报告没有?那次林总就讲桃园三结义,桃园三结义是彭真、吕正操、林枫,他们在东北就反林总,所以吕正操抵制文化大革命,是无奈铁路的文化大革命与他自己有关。刘澜涛和薄一波是保汪锋的,吕正操与刘澜涛、薄一波彼此之间互相结合,当时的口号是“不要得理不让人”。这就是告诉铁路局揪了裴、马就不要继续斗争了。保汪锋,保汪锋也是保吕正操、刘澜涛、薄一波,吕正操安排铁道部的副部长,贯彻他的路线,以后又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贯彻这个东西,所以铁路受吕正操的影响。那个时候,还不叫“火车头”,叫“文革筹委会”。上层干部受影响,去年一段听不到铁路局的活动,兰州的问题,不仅涉及到汪锋,还涉及到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七月十七号关锋同志讲,批判汪锋一小撮,肃清吕正操的恶劣影响。康老还说,批判刘、邓、陶,实际上有吕正操、薄一波、刘澜涛、汪锋。对汪锋的问题,革命的群众组织要调查材料,从历史上调查,不知三司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没有。汪锋有没有被捕过?我当时说,有两年的时间下落不明,这段历史没有查清。康老讲,没有看到他的档案,估计前面问题不少。关锋同志讲,汪锋不是死老虎,这些人再翻案,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问题。左派必须有这个觉悟,汪锋是很危险的,都不是死老虎。他们有阶级本能,不把他整倒整臭,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干扰,就会捣乱,再搞就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了,是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教育各组织、各派,要有这个觉悟。彭德怀吃饱了肚子还锻炼身体哪!他还不是准备再干!?不要认为一罢官,一点名,就没有搞头了。应该懂得,这个壁虎打死了,他还会装死,不注意就跑了,苍蝇也会装死,不注意就飞了,要把脑筋用在这个方面。八月一日接见的时候,关锋同志还讲,中央批准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中央所以批准点这些人的名,因为他们都向甘肃伸了黑手。由彭、高、习这条黑线,吕正操、薄一波也插了手,特别是在甘肃要批判吕正操。吕正操是桃园三结义之一,反林副主席,反毛主席,是三反分子毫无问题。吕正操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是个大坏蛋。要从政治上,批判他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是三反份子。点薄一波的名,因为他在甘肃插了手,作了一笔政治交易。本来铁路反汪锋是好的,但是两次政治交易压了下去,蒙蔽了不少人。铁路局有些人受了蒙蔽,方向就转了。缺路局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罪责应该归于吕正操、薄一波。所以特别提到点他们的名,甘肃不批判他们,甘肃的问题不好解决。你们回去后,可见和铁路局、铁道学院接触一下,搞大批判,这有助于大联合。关锋同志还讲,吕正操不仅是反党分子,还是反革命分子。对两次政治交易也作些说明,去年八月,兰大—派,铁路局一派,汪锋操纵着兰大李贵子一派,与铁路闹的挺紧张。先撤的是赵涛、苏华,以后撤裴,马。薄一波插手甘肃的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薄一波找吕正操、找汪锋谈判。以后,吕正操也提出来“不要得理不饶人”。这就给铁路局定调子,反了裴、马就不要反汪锋了。因此,给铁路局施加压力,要求炮口只对内,不对外。在去年八月,铁道部副部长苏杰还到兰州调解铁路局和省委的矛盾。去年八月刘昌汉也曾奉刘澜涛之命到兰州铁路局施加压力。到了九月二十九日,吕正操把赵涛叫到铁道部施加压力,吕正操给赵涛讲:“你们不要搞过分了,省委书记已经搞下去两个了,不要再搞了”。意思是适可而止,再搞的话就不知足了,不能搞汪锋。吕正操还说:你们搞文化大革命,只能搞你们自己的问题,不能反上。你们反省委、反铁道部,省委、铁道部反谁呀?第二次政治交易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吕正操、刘澜涛,谈判好了,叫胡继宗,高健君布置任务,有这样一个电话稿嘛!(下面念稿:九日上午,吕正操同志,刘澜涛同志,商淡了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也参加了。吕正操同志说:“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部里已经给赵涛同志谈了话,对他们有批评,赵涛同志能够接受。部里已向他们交待,今后铁路工人不要上街,如果贴了,由铁路局自己盖起来。不要出动宣传车,不要散发传单,有什么意见,通过组织传达。同时,不对红卫兵出借宣传车,也不再接待外地红卫兵。即使铁路工人反对,也必须加以说服教育。吕正操同志说: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部里昨晚已经派出政治部副主任任克加同志,带领工作组即赴甘肃,沿着铁路线向铁路职工进行工作。吕正操还提出,省委应对兰州铁路局进行领导,有错误应当对他们指出来。刘澜涛同志接着指示说,省委要与铁道部工作结合起来,教育机关、工厂也不要贴铁路局的大字报,散发传单,出宣传车。任克加同志来了,省委应该热情地,诚恳地接待。胡继宗,高健君,六六年十月十日三时九分)。

第四个问题,要接受“武汉事件”教训

八月一日接见的时候,关锋同志讲,最近有这样的情况,确实不确实再查,兰州军区部队游行,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红联冲击游行部队。现在红联的大方向越来越不对头。解放军游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陈再道,你们也冲?!红联你们也知道有这四条。他们想在北京会议没有结束之前,把三司打垮。这样做,危险的是他们自己。康老讲,“武汉事件”发生之后,听说部队游行,红联的人冲游行部队,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武汉事件发生后,全国纷纷声讨陈再道,不同观点的,不同派别的,可以一起开会、游行,从来没有听说冲击游行部队的,唯独是兰州发生了这样问题。《人民日报》登载声讨陈再道的情况唯独没有兰州,请同志们很严肃的注意这一问题。对待这样—个反革命事件,怎么能够这样子呢?难道广大群众他们拥护刘邓?!拥护陈再道的?!这个不是群众罪过,这是一小撮人别有用心。这件事要引起同志们严肃注意。康老还讲,尤其最近武斗恶化,我们得到的消息,红联联合革联,他们说中央对甘肃问题还没有解决,趁机把三司打垮。这是不能不注意的。河南也是这样的,想把“二·七”公社打垮。兰州为什么武斗严重呢?他们知道,批评了詹大南,詹大南检讨了,对他们不利。他们也知道三司,还是个造反派组织。因此,把三司彻底打垮。各地的规律是一样的,一个作法。康老还讲,必须给红联说,两次冲击部队游行必须承认错误,给他们说,难道你们不反对反革命分子吗?为什么兰州不能联合大游行,问他们政治上负不负责任?詹大南犯错误,他们也要犯错误,甚至于越来越远了,冲击声讨陈再道的游行部队。康老还讲,武汉事件应取得经验教训。康老说,要搞好宣传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他们操纵计划的叛乱行为要好好地向干部向地方干部宣传,取得经验教训。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人民解放军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通过宣传大大提高觉悟。第二,有的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造谣中央文革小组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工人,不要解放军。甚至有人恶毒地讲,不要解放军,我就当农民去。从陈再道可以看出,谁要解放军,谁不要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是解放军的败类,真正相信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的正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不要解放军的正是解放军的败类。第三,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毛主席的人说,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了。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极大的诬蔑。有的人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代表中央,说这个算老几,那个算老几,都是些臭知识分子。我们要什么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呢?文化大革命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们那样说是反对毛主席领导,他们要的是刘邓党的领导,陈再道是武汉军区的书记嘛!钟汉华是第二书记,能不能要他们那样党的领导?我们说要党的领导。他们说要党的领导,是不要毛主席这个党的领导,是要刘少奇那样党的领导。第四,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还说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老干部,不要老干部了。要什么样的老干部?不要阶级了吗?离开了阶级要什么样的老干部?刘邓是老干部,陈再道说他自己四十多年了,也是老干部。钟汉华不到四十年,也三十多年了,他们能不能代表老干部?他们诬蔑老干部。他们说不要老干部,恰恰是要刘邓、陈再道那样的败类。陈再道还说,自己是老粗、不识字。言下之意,自己是工人,不是知识分子。他不能代表工人,他是败类,他已经离开了工人阶级。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能受欺骗,他们认为能够欺骗“百万雄师”,我们叫他们“白完行尸”(我们说他白色恐怖完了,是行走的尸体)。另外,通过武汉事件取得教训。甘肃要特别注意,他们煽动的第一是独立师,第二是利用人武部,第三是公检法,第四利用省市机关的保守组织。一句话,就是怎样能够识别这些问题,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主席批示的文件,这是保证我们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武器。

第五,群众工作问题

七月十七日接见时,康老讲,说军队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工作要做。群众是三方面的啰!三司、红联、革联。要促进三方面大联合,还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提出坚决支持三司,团结红联,争取革联,实现这个要求还不容易。汪锋一小撮不是没有作用,群众之间的隔阂不能一下子消除。三司这方面有“长征团”、“七·一”战斗队、“工联”,应该去说服他们,能够去争取多数群众,要进行团结工作。要充分的估计三司会不会翘尾巴,翘尾巴就要犯错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个规律。有时候,头头也同意做团结工作,但群众一下子转不过来。内蒙是这样子,西安的问题最清楚了,开始西大、西工大压交大。西工大、西大曾经喊过:“打、砸、抢万岁!”压交大比较严重。以后我们支持了一下交大,结果交大就翘尾巴了,走向了反对胡伟、黄经耀(这是军区的人)。所以翘尾巴几乎是普遍规律,两个军区要很好注意这个问题。支持他们正确的方面,不支持他们错误的方面。对三司要进行工作,主要是端正政策,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詹大南同志检查以后,对红联可能有压力。两级军区也好,三司也好,都不要歧视他们,应该是做工作,促进他们自己检讨。对革联你们是争取他们了,也是很艰苦的工作呀!革联、红联都必然要分化,但你们注意不要去瓦解他们,他们实际上是要分化的。三司翘尾巴他们会感到受压制的,或者是受坏人煽动闹起来,也可能是革联、红联联合起来对付三司。革联的事例就更多了,胡继宗出来,革联那时候就不那么舒服,高健君在里边煽风点火嘛!
八月一日关锋同志接见时讲,对红三司要多做些工作,叫他们不要认为有了中央文件便有了上方宝剑了,就认为自己胜利了,骄傲了。一骄傲就犯错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义务做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不要认为自己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有功劳。要反复给他们讲接班人第三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三司主动地去团结他们,叫三司要有责任感。要三司认识这一点,就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康老还讲,兰州军区坚决支持和保护红三司,但要防止一条,防止文件下去以后,三司报复,那就要犯错误。左派和保守派往往对立很厉害的,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都不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把头头和广大群众分开,你们要做三司的工作,—方面保护他们,—方面支持他们,不要走极端,这是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红联,第一,应说“二·五”夺权前是革命造反派,第二,夺权以后犯了严重错误。过去是左派,不能吃老本,这样是不能保持荣誉。对他们头头要进行这些教育,对广大群众要做艰苦的工作。红联这方面的工作比三司还艰苦。要说服三司去帮助他们,不能刺激他们。对“火车头”的群众要做工作,不能去压服他们。同样,对革联也要做工作。
七月十七日接见中,康老曾经讲,对兰大,兰大江隆基到底批判的怎么样?康老讲,翻什么案?叫兰大的同学研究研究,江隆基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没有看他的档案,知道他到德国去过。到德国去是杨虎城送去的。当时,陕西的杨虎城和山西的阎锡山都有这一手,是招降纳叛。军阀都有这一套,从各方面吊线。陕西前一个时期有这样舆论,陕西的共产党员都拥护这个于有仁。不但江隆基,还有一批人啰,他们是共产党员,又是杨虎城的人。这个汪锋算不算哪?不清楚。如王炳南也是杨虎城送出去的。送到德国的,不只是这两个人,还记得有个秦凤团。那个时间阎锡山,把动摇的、叛变的送到日本,杨虎城也送到德国,江隆基到底怎么样?过去加入了团,还是加入的党?记不清了。只要是杨虎城送出去的,就不那么妙了。这是各方面都吊上了线了。军阀的军队、杂牌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江隆基不是到法国,是到德国。德国有—个反帝大同盟都是中国的留学生,开始是王炳南负责,以后是江隆基负责,他们两个好象是有什么矛盾,我去法国见到过江隆基,他是代表德国的反帝大同盟到法国参加—个什么会。他不是在法国是在德国,他从德国回来以后,去延安大学了,延安撤退以后,不知道他到哪了?解放以后,他去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那一套完全是投降,向资产阶级投降。他好象历史上还有什么问题,他到兰州,是北大的工作把他撤销了。陆平刚到北大,反江隆基的右倾还是不能否定的。江隆基在五七年反右派当中完全是投降主义,整风、反右,北大的工作最差了。北大对资产阶级教授完全保护下来了,马寅初是在我们的压力下撤掉的。陆平原来是铁道部的副部长,这是彭真当时认为调的最好的一个副部长到北大去当校长去。
对于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问题的有关指示,就是方才讲的这些。
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三个文件讲一讲个人意见。(略)

红三司白银区宣传部记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来源:红三司白银区宣传部记录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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