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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存卜算子:天津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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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始末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举动,点燃了全国革命师生极大的热情。那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们热血沸腾,他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大串联”、“斗私批修”、“破四旧”,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动荡。
然而,1967年初,正当红卫兵们走出校园,走向全国各地,大搞“革命大串联”、“斗私批修”、“破四旧”的时候,天津市延安中学却解散了“战斗队”,开始复课闹革命――这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不足一年的当时,真是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可是,这件事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成为红卫兵参与“文革”的转折点。从此,在全国各地“造反”的中小学生先后走回课堂复课闹革命,社会的动荡局面也因此有所改善。
据笔者调查了解,在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事件中,时任天津市驻军军训联合指挥部政工组组长鲍龙,起了关键作用。

延安中学解散了“战斗队”
19 67年1月4日,为了稳住天津市学校大乱的形势,天津市驻军军训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部设在山东路23号,驻军招待所内。主要负责人为驻军军长郑三生、副军长衣瑞伦、政治部副主任杨竹亭和师参谋长毕建章。鲍龙,是当时军训联合指挥部的政工组长。
这是一个大摊子,有五个师两个独立团的编制,陆、海、空军都有人参加。不过,指挥部虽有很大的干部架子,却没有多少兵,每个团也就几十人。军训联合指挥部对天津市100多所中学和近20所大学全部进行了军训,但是,造反派照样不听话,社会相当混乱。
执行军训的过程中,政工组长鲍龙经常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女六中,药化中学,十六中,延安中学,铁路一小……了解到的情况使鲍龙吃惊不小:
除了看门的老大爷之外,学校里没有人。窗户玻璃没有一片完整的,桌椅板凳没有一个有腿的。当时正值初春2月,西北风吹进教室里,冷得要命。
有一次,鲍龙问看门人:“学生们去哪儿了?老师去哪儿了?这是怎么弄的?”
“造反派们分成战斗队到外面打架去了,老师被赶走了。”看门人回答。
有一次,鲍龙刚到一所学校,突然,呼啦啦来了几百人。原来是两派造反派约在学校武斗来了。他们个个说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守派。鲍龙怎么劝也不起作用。
鲍龙又到学生家里,访问家长。不少家长拉住他的手反映:“解放军同志,你们千万别让孩子们再打架了。孩子每次回家都是鼻青脸肿,太危险了,我们很担心。你们既然已经到学校去了,希望你们把他们管起来。还有,让孩子们学文化吧,从去年6月开始到现在,孩子们已经有10个多月没有上课了,这样荒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鲍龙又来到了天津黄河道西头的延安中学——在当时这里还是郊区。延安中学是所完全中学,军训搞得不错,分列式做得好,学生的情况也比其他学校好一点,还能够集体唱唱歌、学学毛主席语录。
这一天,鲍龙又在延安中学楼群中间转来转去。在众多的大字报中,鲍龙发现了一张小字报。这是二年级九班姜颉、张玉芬、陈桂芬、张立明写的,题目是《我们希望联合起来》。当时,延安中学战斗队林立,什么“百万雄师战斗队”,“铁扫帚战斗队”,“旗杆顶绑鸡毛战斗队”,少的两三个人一队,多的有几十上百人。这张小字报在众多的大字报中是那么不显眼。
鲍龙看着看着,眼睛亮了——这几个孩子写得很有道理,充分表达了他们要联合起来的要求。
应该说这张小字报表达的心声和鲍龙所思所想重合在了一起。
鲍龙找到了在延安中学搞军训的某团政委乔喜增商量:“老乔,这张小字报是个亮点,能烧起来,是烧旺,还是烧灰,值得考虑一下。”
乔喜增也说:“这事不错。”
“是啊,这事儿一推广不就起来了吗?各班行动起来,全校不就联合起来了吗?学校不就能复课了吗?”
“研究研究吧。抓一下。”
几天后,团里决定要为抓这件事开会,机关的主要领导都来了。乔喜增说:“先让老鲍讲讲吧。”
此时的鲍龙33岁,血气方刚。他思维敏捷,表达清晰:“学校不开课,学生们精力没处使,他们得活动,不就搞武斗吗?这样我们还是稳定不住,军训还是不好搞。”
鲍龙汇报了二年级九班小字报后,说:“我们先把二年级九班联合起来。”
“这可是大事,等于解散战斗队。毛主席说要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有个干部面露恐慌之情。
是啊,当时学生们“破四旧”,全国“大串联”,到处“大夺权”这都是“有理”的,几个军训联合指挥部的团级领导怎么敢与社会大潮对抗呢?
鲍龙说:“学校大联合,复了课不是说就不闹革命了。我们可以复课闹革命嘛。到了周六、周日,他们还可以搞大批判,用红纸写大字报,开大会,搞斗私批修都可以。”
军训联合指挥部的领导纷纷点头,觉得可行。
几天后,鲍龙做通了二年级九班学生的工作,赞成回学校教学班进行联合的孩子占绝大多数。
鲍龙找到乔喜增:“我们首先要从大战斗队着手,大战斗队问题解决了,小战斗队就好办了。延安中学最大的战斗队是红色造反团,150人。”
鲍龙知道,这个红色战斗队不左不右,比较稳,对军宣队也顶得不厉害,情况比较好。战斗队的“司令员”名叫孟庆林,是高三学生,很有思想。
鲍龙与乔喜增商量,让乔政委出面给学生们做动员工作。
月初,鲍龙在学校动员大会上讲话:“……你们学校连一块整玻璃都没有,板凳腿儿全没了,这还是学校吗?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这样建设的吗?你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接什么班?怎么接?毛主席说,学生要以学为主,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成天打架,我造反,你保守,行吗?我说你们都是好学生,不要互相拆台,打架。”
“现在,批判修正主义,搞游击战不行。现在,战斗队是打游击,学校里分成这么多的战斗队,互相打内战,把战斗力都消耗了,怎么批判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都讲究大兵团作战了,你们这样游击战怎么行呢?……”
鲍龙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学生们热烈鼓掌五次。
鲍龙说:“同学们鼓掌说明同意我的观点。如果同意我的观点的话,我们就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行不行?”
“行!”
“好不好?”
“好!”
“那么,小孟,”鲍龙指着红色战斗队的“司令”孟庆林说,“现在,不叫你孟司令了,你是小孟了,你们是150人的大团,你们去给小战斗队做工作时最有说服力,由你带头,咱们回教学班,复课闹革命。以学为主,按毛主席指示办。行不行?”
小孟爽快地回答:“行!”
“你们回去后,把你们团分成若干组,分头做全校同学的工作,让大家都回教学班,复课闹革命!”
学生们很单纯,只要是他们认为对的,就会认真执行。三五天后,延安中学所有的战斗队全部解散了,学生们纷纷回到了教室。复课闹革命的工作水到渠成。
鲍龙还建议,拿掉各个战斗队的臂章,改成长方形的红色小布标,名字叫“延安中学大联合成员”。
鲍龙回忆说,学生们用印小报的油印机,在红布上印上蓝字“延安中学大联合成员”,很自豪地别在胸前。

郑维山要求将复课闹革命一事写报告递交北京军区
延安中学实现了大联合,这时,精神松懈下来的鲍龙冷静了,他的顾虑也来了——解散战斗队,这不是与现实“顶牛”吗?毛主席号召学生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一个小小政工组长,团级干部,没有人指示,逆潮流而动,把战斗队解散了,不让他们造反了,这个罪过多大呀。如果扣帽子,那可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枪毙的罪都够了。
不过,鲍龙坚信自己是对的,他暗自思忖:“打死我,我也没反党。”
月初,鲍龙向军首长打招呼,要向上级首长们汇报延安中学的情况。这一天,六十六军衣瑞伦副军长、杨竹亭副政委和毕建章参谋长都来了。由于从2月3日起全国范围内的“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和军训)工作就开始了,“三支两军”成为军队的重要工作,天津军训团的工作也跟着发生变化。六十六军郑三生军长已经到别处办公了,鲍龙所在的军训联合指挥部也成为部队工作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鲍龙抓住要害长话短说,汇报了20分钟,讲清了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的情况。
鲍龙讲完了,三个领导谁也不说话——不肯表态,要知道,在那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对这件事情表态可是事关政治命运的一件大事。
闷了半天,毕建章发言了:“鲍龙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工作上走群众路线对不对呢?”
这句话重复好几遍。
鲍龙与毕建章熟悉,他大胆地问了一句:“毕参谋长,你这句话颠来倒去,放之四海而皆准。延安中学大联合,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说句话。”
又没人说话了,空气中一片死寂。大家心里显然都赞成复课闹革命,可是谁也不肯先表态。
终于,衣瑞伦打破了僵局,说:“鲍龙,你别逼老毕了。你写个报告,送郑军长(郑军长是指天津市驻军“三支两军”总指挥郑三生,他此时住在天津宾馆)。”
向上级汇报,这表明几个领导都不反对,持赞成态度——鲍龙心里有了底:“写报告?还没考虑呢,用什么形式呢?”
这时,毕建章说话不再吞吞吐吐了:“对,写报告,送郑军长。”
鲍龙回到办公室,找到同事李亚平,又找了一个文字功底好的女干事,由她执笔,草拟了一份报告。对于以什么结构,写什么内容,举什么例子,学生的名字,鲍龙胸有成竹。
他们以郑三生军长对郑维山副司令员的形式写了一份1200多字的报告。第二天,交给毕建章。、
毕建章看后,又递给衣瑞伦。衣瑞伦说:“老毕看过就行了。”
3月6日,鲍龙风风火火地来到天津宾馆,把誊抄工整的电报稿放在郑三生的案头。
鲍龙并不知道,在3月初向军领导汇报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会议的当天,郑三生就得到了情况汇报。郑三生敏感地意识到此事的重大意义,立即通过电话向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作了报告。郑维山对于青年学生当时的混乱状态一直忧心忡忡,得知延安中学的情况后,他立即表示支持,并利用当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会的间隙将情况上报了周恩来。闻听此事,周恩来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命令郑维山马上就此事写个报告递上来。郑维山当着周恩来的面,向秘书交代立即与天津郑三生军长联系,将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一事写报告递交北京军区。
可以说,3月6日下午的郑三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鲍龙的材料。拿着鲍龙递过来的电报稿,笑容逐渐在郑三生的脸上绽开:“哈哈!鲍龙啊,这个材料不错啊!”
这时,鲍龙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有军长支持,他鲍龙总算没有捅娄子。
邓三生拿过笔,只改了抬头,改了落款,抬头改为,“郑维山代司令员并转军委工作小组”,落款加上衣瑞伦和杨竹亭,其他一个字未动。
邓三生画圈指示上报北京军区,对鲍龙命令:“快,马上送到机要处去。”

从郑三生签发电报,到毛泽东的批示传回天津,仅用了24个小时。
晚上9点,电报发到了北京军区司令部。当晚,秘书拿着电报快步跑到郑维山面前:“司令员,郑三生军长来电。”郑维山接过电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可以说,这份报告是他潜意识里一直想看,也是他前一天命令中所期待的一份报告。电报的题目是《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
报告中说:
针对师生中存在的问题,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深刻揭发、批判、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使广大师生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分清了敌我友。接着,以整风的方法,反复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了组织,克服了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为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下,中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呢?起初想以战斗组织联合,但争论了二十天没有结果。组训五连学生二月十六日写出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便立即显示了它的极大的感召力,两天内即有十五个教学班联合了起来。可是,这时也出现了一些阻力,有的学生说这是“折中”、“调和”、“和稀泥”、“大杂烩”、“破坏文化大革命”,并扬言赴京“告状”。这时,级训部队的团党委及时组织广大师生和部队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组织任务须服从政治任务”的论述,和《红旗》三期社论。大家认为方向对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
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组织在运动中作出了贡献,建立了感情。现在回班闹革命,就产生了不少的活思想。搞不清大联合和战斗队的关系;官兵失掉“地盘”,怕丢“官”;怕回班受冷遇等等。总之,“私”字作怪。我们反复宣传了大联合的意义和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的好处后,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种形式有利于大联合、大团结;有利于“三结合”;有利于整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抓革命,促教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整顿、巩固、发展和统一红卫兵队伍。一句话,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彻底完成学校的斗、批、改任务。同时,并发动所有干部和师生中的骨干做好每个人、每个队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愉快地回到教学班,归口闹革命。
从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后,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八条),各教学班选举了文革小组,遵照八条精神,由下而上整顿和统一了红卫兵组织,称为“延安中学红卫兵”。在整顿和发展工作中,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已发展的五百二十名红卫兵中(占受训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劳动人民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红卫兵整顿后,战斗力大大加强,已成为全校复课闹革命的一支先锋队。
这份电报使郑维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将军对上学读书很是看重。小时候,他是多么渴望能像地主富人的孩子一样去读书啊。然而,只上了一年私塾的他,就因为家境贫寒而放弃了学业。解放后,每个孩子都有了读书的权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却离开学校,走上社会“造反”。虽然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但是郑维山觉得,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还是要回到课堂。郑维山更为忧虑的是,孩子们不去读书,毁的不仅是这一代青少年,更是国家的未来啊。所以,无论外面的大串联搞得如何风风火火,他总是要求自己的几个子女不要在外面乱跑,在家里多看看书,学学外语。“年轻人还是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不然我们的国家交给谁?”他总是这样说。
郑维山立即指示将延安中学的情况报告给全军文革小组,并转周恩来阅处。
周恩来看过报告,喜出望外,他连夜将报告转给毛泽东。 、
3月7日,毛泽东便在报告上写下重要的批语,后称“三七”批示:
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3月7日
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毛泽东亲笔批示的电文通过郑维山转到了天津。从郑三生签发电报,到毛泽东的批示传回天津,仅仅用了24个小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延安中学成了全国典型
天津驻军连夜开会,传达落实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并决定于1967年3月10日在延安中学召开由整个军训团参加的经验推广现场会。要求鲍龙写成一份经验材料。
与此同时,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已经通过另外一个渠道在全国推广开来。196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将驻天津六十六军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转发给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下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一份重要批示: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的批语,对于学校的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工作的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关在办公室里写稿子的鲍龙当时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心急如焚地赶稿子的时候,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的新闻已经通过《人民日报》发布到了全国各地。
1967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全国中小学生返回课堂复课闹革命。
3月10日,延安中学校园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操场上黑压压的,坐满了人。学生、老师们来了,军训指挥部下辖的五个师的干部、战士都来到了这里,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也赶来了……
紧接着,天津又召开了万人大会,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师生打着旗子,排成方阵来到会场。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记者们都来了。
一时间,报纸、广播里铺天盖地地宣传起延安中学的经验来,《人民画报》登刊了一张鲍龙宣读“三七”批示的大照片。这段时间里,各种媒体不断找鲍龙要求采访,搞得他这个军人脱不开身,很不习惯。
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久,天津全市大行动,各界相继认真学习延安中学的经验。通过学习,天津市的情况发生了全面变化,机关以科室为基础开始实现“革命大联合”,工厂以车间班组为基础开始实现“革命大联合”。延安中学的经验继而在全国推广。
延安中学的经验经媒体广泛宣传之后,除西藏之外,全国其他地区都有人到延安中学取过经。每天,延安中学要接待多则两万人,少则五千人的参观者。驻军部队克服了种种困难,解决参观者的食宿问题。
春天的延安中学校园中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学生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每天早晨,学生们都要搞军队分列式。开始,各年级的连长、指导员由军训队出面担任,初、高中6个年级走出6个大方阵。不久,上级指示,部队撤出延安中学,从学生中选出连长、指导员。
在延安中学的操场上,每天早晨30分钟的分列式时间,总会挤满方方面面的参观人员。
学生们动作的整齐划一劲儿和饱满的精神头儿不亚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女孩子们梳着小抓髻,一甩一甩,动作标准,喊起口号声音脆亮。
人群里有人悄声议论:“瞧人家,走得多好啊。咱们什么时候能搞成这个样子啊?”
分列式之后,学生们秩序井然地回教学班上课。参观者也纷纷跟进教室。在全国大多数学校的学生还在武斗的“文革”初期,延安中学的到校上课率达到了100%。
课堂上,老师流着眼泪讲课,学生们也流着眼泪听课。参观的人个个都被感动了。
那么,延安中学的老师从作为“臭老九”被赶出校园,被批斗,到重回课堂,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当时,在听说学生以教学班为单位复课读书后,有些老师曾悄悄地来看过,但是,看过之后,他们又悄悄地走了。
鲍龙鼓励学生们:“我们学八路军,走访老师,请老师回课堂。”
“你们先去慰问老师,第一个礼拜先认错。打了老师,骂了老师的要承认错误。你们必须认真地向老师道歉。看到老师家里有什么活,你们就帮着老师干,劈柴、扫地、买米、买面都行。”
“最后,请老师。要说:‘老师,我们全班同学都在等着您回去给我们讲课,请您回去吧。’”
学生们照此去行动,老师们被感动了,纷纷回到了课堂。

参观者把延安中学的经验带到全国各地。
北京京的景山中学学习了延安中学的经验后,在北京首先搞起了全校大联合;上海控江中学学习了延安中学的经验后,在上海首先实现大联合……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们先后回到了课堂。
有人说,天津延安中学的经验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中小学“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在全国大乱的情况下,给予高度评价应该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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