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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革新:“文革”初期灵隐寺事件若干问题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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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革新]“文革”初期灵隐寺事件若干问题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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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浙江档案》2006年第9期。

        笔者80年代末因工作需要, 曾专题研究过“文革”初期灵隐寺事件, 特别在关键史料的查找上下过一番工夫, 也采访了一些当事人, 但终因受资料限制, 进展不大。以后, 一直关注有关专家学者和当事人的研究进展和回忆文章, 以及一些报刊的专题报导, 总觉得在许多关键问题上, 不少谜团尚未完全解开。近来, 发现了一些新史料, 使得事件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现权将几点浅见赘述如下。

一、灵隐寺事件的主要经过及力量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一切人类历史文化遗存统统纳入“四旧”, 扫进“历史垃圾堆”, 全省一批又一批的文物古迹, 惨遭破坏。
1966年8月中旬,“破四旧”的矛头, 直接对准了全省最“大”的堡垒———灵隐寺。是保灵隐寺, 还是砸灵隐寺, 成为当时浙江和杭州“文革”斗争的焦点。8月24日早晨, 浙江大学约十位同学根据分析觉得灵隐寺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 不能毁坏。因此, 抱着保卫人类文化遗产的决心, 一早就分两批相约先后到达灵隐寺, 恰与杭州第四中学先期到达的二十余位红卫兵不期而遇。只见这些中学生拿着棍棒、绳索和铁锨, 是来砸灵隐寺的。由于浙江大学的同学早有思想准备, 见状马上关闭天王殿的东西侧门, 并接过老和尚递过来的大锁, 将所有入口锁了个严实。同时,他们还在天王殿前筑起一道“人墙”, 暂时阻挡了红卫兵的冲击。恰恰是这短暂的缓冲, 为保护这座千年古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情况仍非常危急, 浙江大学的同学不仅势单力薄, 赤手空拳, 而且, 红卫兵还有大批的后续人员即将到达, 届时, 这堵“人墙”将不堪一击。于是他们一方面在园林工人的帮助下, 给浙江大学广播站打电话求助。另一方面向红卫兵提出, 灵隐寺不能砸, 我们要辩论。这种方式给以后党和政府最终保护灵隐寺提供了时间和斡旋的余地。
浙江大学的师生接到告急电话后, 群起响应, 很快就组织了三四千人跑步赶往增援, 并且比红卫兵后续部队提前一步赶到了灵隐。随后, 杭州大学也有一批学生闻讯赶到灵隐, 参加守护。就在浙大师生到达灵隐几分钟后, 以杭州市第四中学红卫兵为首的,七八个中学的2000余名红卫兵就到达了灵隐寺( 其中有极少数机关干部、工人和大学生等) 。于是, 双方就地展开激烈辩论, 针锋相对的对峙持续了一整天。
8月25日, 围绕砸寺还是保寺问题, 双方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辩论地点由灵隐扩展至湖滨六公园、昭庆寺等处。下午, 一度对立加剧, 几乎发生冲突。同日, 浙江大学有关学生油印了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在全市广为散发, 动员号召全体市民行动起来, 积极参与保护文物、保卫灵隐寺的活动。此举得到市民的广泛支持, 他们不仅纷纷约束子女不要参与类似活动, 还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
8月26日, 杭州钢铁厂的工人分乘8辆卡车赶往声援, 并参与了保卫活动。①他们还挂出了“誓保灵隐”的巨幅标语, 气势磅礴, 非常具有震憾力。社会各界声援浙江大学师生的大字报也贴满了灵隐寺附近, 支持保护行动。浙江大学化工系的学生在闹市区广为宣传保卫灵隐寺的倡议, 上门到杭州市第四中学等中学做劝说工作。有些单位专门打电话请示市委, 希望参加保护行动。
8月26日夜, 保寺与砸寺的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杭州市委和浙江大学的有关学生先后获悉, 杭州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已经结集队伍, 要去烧毁灵隐寺。于是, 浙江大学再次组织了约3000人前往保护。他们在天外天饭店一带用层层叠叠的人群筑起了水泄不通的防线。直至8月27日凌晨, 当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传到现场, 才最终结束了这场毁寺风波, 灵隐寺也从而获得幸存。
综观灵隐寺事件, 人们不难发现: 在“文化大革命”中“砸碎旧世界”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中, 最终保护灵隐寺的力量以绝对优势压倒“砸寺”力量, 这在“文革”初期, 不仅在我省, 而且在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保护灵隐寺的斗争中, 浙江大学的师生无疑是中坚力量, 同时, 在杭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居民群众, 也起了重要作用。8月26日以后, 省、市有关领导明确提出根据《人民日报》有关精神②, 为了避免工人、农民与红卫兵发生冲突, 不赞成工人、农民参与劝说活动, 也不要参加辩论的意见。但是, 人民群众自始至终自发参与了保护灵隐的行动。像东方红丝织厂、杭州运输站、杭州第一棉纺织厂都有几十或几百人自觉参加了保护灵隐寺的斗争。
根据事件中参与或支持保护力量的形成来看, 虽然很多党员干部群众等社会各界对红卫兵“破四旧”行为持反对、反感的态度, 但为什么对其它应该保护的单位, 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呢?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浙大师生主动自发的保护和呼吁行为, 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行为虽然是正义力量形成的外因, 但在特定的形势、条件下, 却发挥了很大的号召力,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方面它为党委、政府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打下了基础, 为理直气壮地倡导支持保护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也为争取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提供了依据。这一点非常重要, 否则, 党和政府就很难出面制止这种行为。史料证明, 杭州市委事先得知杭州市第四中学的学生要去捣毁灵隐寺, 有关领导明知不应该这样做, 却束手无策。另一方面, 它也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特别是通过8月25日以后的宣传倡议活动, 对保护力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中不难发现,社会各界的共同合力是灵隐寺得以保护的基础和根本, 所有参与保护行动的人员坚定地表现出了保护灵隐寺的强烈意愿和极大热情, 他们不管白天黑夜, 只要一有情况, 始终积极地冲在守卫灵隐寺的最前列, 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

二、省市党委、政府在保护灵隐寺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各种原因, 之前有关文章中就此问题的论述并不具体, 大多语焉不详。现有的档案史料证明, 在保护灵隐寺斗争中, 省、市二级党委、政府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
“文革”初起, 早在6月28日, 省委书记江华等三位领导就因杭州市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召集市委负责人商议, 明确提出平盖叫天③墓( 空穴) 的做法不能蔓延开来, 不能认为所有庙宇如灵隐、净寺、岳庙都可以搞掉, 要防止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④
8月24日, 市委统战部、市园管局和西湖区委得到有人要砸灵隐寺的消息后, 马上分别派薛膺伟、李云萍等干部到灵隐了解情况, 留守现场, 同时报告杭州市委⑤。接到报告的市委书记王平夷与副市长顾春林, 正在参加常委办公会议, 他们当即提出: 请已经留守在灵隐寺的干部, 再做些说服工作。同时组织部分贫下中农和园管局的工人, 增派说服教育和讲清道理的力量。同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省委。
同日上午, 为保护灵隐寺和避免冲突,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士炘和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两次来到现场。第一次, 顾春林劝说道: 杭州原有600多个寺庙, 现剩下一个。我个人意见保存一下, 对国际反帝统一战线, 可能起一点间接作用。但被红卫兵斥之为封建主义, 无功而返。待与王平夷、杭州市市长王子达等研究后, 王平夷提出策略:“既不废掉, 也不开放, 由市政府出面封闭起来”。⑥于是, 两位省市领导再次来到现场, 宣布市委的决定。由于这是最容易为红卫兵接受的办法, 便为在场的多数人拥护。但也有少数中学生对这个结果还很不满意。傍晚, 大多数红卫兵便离开灵隐, 四散回去。
据档案记载: 8月26日晚至次日凌晨2时, 赵士炘、杭州市委秘书长赵诚和王子达等也先后到现场反复地展开说服劝说工作。尤其是杭州市长王子达当场传达了国务院总理值班室的电话记录:“灵隐寺是对外活动的重点文物, 能保存就保存??”约4时, 要烧毁灵隐寺的学生陆续离开。8月27日, 杭州市委值班室就将周总理电话指示内容通知有关单位。
8月29日下午, 李丰平等领导再次专门就保护灵隐寺提出具体意见:“1、大辩论, 按国务院精神搞辩论; 2、大辩论期间, 灵隐保护起来, 由市人委去封; 3、灵隐的门撑牢一点, 有些地方设点障碍物; 4、总要弄点人保护一下。园林工人看一下, 其它自动可以去。”第二天, 杭州市人委即发布公告:“在各方意见不一, 辩论激烈期间, 灵隐寺暂行封闭。”就此, 千年古刹躲避了一次灭顶之灾, 从此封闭约4年, 至1970年因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来访才重新整理开放。⑦

三、关于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指示及相关问题
正当灵隐寺存毁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 8月26日深夜或次日凌晨, 国务院值班室打来电话, 转达了总理的指示:“与对外活动有关的重点文物, 能保存的就保存,不能保存的就让群众打掉。”过去, 对于总理的指示, 只有个人的回忆, 一直缺少文字的依据。近日, 我们从档案馆保存的“电话处理情况记录”中找到了以上白纸黑字。它虽非国务院值班室电话原始记录稿, 而是由省“文革”小组办公室转述记录的一份电话通知稿, 上面也没有记载确切的来电时间。但这是至今所能找到的唯一文字依据。经过分析和查证, 这份电话通知稿内容与浙江大学不少知情人的回忆吻合, 是确凿可信的。同时, 这个电话通知稿应该是周恩来总理嘱秘书打来的,这从《周恩来年谱》中可以得到印证。并且省委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李丰平、薛驹、陈冰、萧贻等的回忆, 同样印证了内容的真实性和进一步明确了来电的具体部门。应该说, 周总理的指示, 在保护灵隐寺斗争中起到了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大量的回忆录中, 人们还提到: 周恩来总理第二次直接通过专线向红卫兵发表电话指示的情况, 几个关键人物的回忆可以证实, 但也有几个疑问尚待查证。据薛驹证实: 是他电话请示中央, 中办副主任童小鹏接听后请示总理答复“灵隐寺不是‘四旧’, 是国家的重要文物, 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灵隐寺暂加封闭。”又据时任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李丰平回忆: 因为有些人认定周总理的指示是“走资派”编造的, 砸“四旧”是革命行动, 总理一定会支持。⑧他们提出, 除非亲耳听到总理的指示, 否则誓不罢休。约在8月27日晚, 省委几位领导决定, 第二次请示周总理。总理当即回答: 可以拉专线。于是, 省委将架设专线的任务交给了省军区。时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罗晴涛指挥军区司令部直属通讯连从省军区将专线架到灵隐,在终端接上高音喇叭。周总理的指示就是通过省军区的扩音设备转达到现场的。⑨由于当时没有录音, 也没有记录, 总理的确切指示已无法还原。但应该与上面的回忆雷同。当大家听到总理的指示后, 激动不已。守护的一方感到非常欣慰, 要破“四旧”的红卫兵也深受感动, 放弃了原来砸寺主张当天夜里便纷纷撤走了。
对于架设专线、周总理发表讲话的情况, 一方面有几个关键人物的回忆材料, 应该基本真实。但另一方面由于现在一直没有查到确切的文字依据, 有些疑点仍不清楚: 一是浙江大学的师生的回忆中只有孙育征老师提到“一天傍晚, 从挂在灵隐寺内的几个喇叭里传来了总理的声音”⑩的内容, 其他知情人均未提及这个情况, 这有些不合常理。二是杭州市委每天记载了灵隐寺事件的进展情况, 8月27日凌晨王子达传达国务院答复后, 红卫兵并没有再组织第三次大规模的破坏行动, 总理直接发表讲话还有没有必要? 因此, 是否有关知情人记错了时间, 总理的这次电话讲话就发生在8月27日凌晨等等, 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另外, 还有回忆总理曾经拍来电报要求保护灵隐寺的说法: 据杭州市电信局译电员袁镜泉回忆国务院曾发来电报, 由他翻译, 送杭州某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收。内容为:“请你们务必耐心做说服工作, 尽最大的可能大家一起共同来保护好灵隐寺, 总理办公室。”!"#笔者认为此说几乎为孤证, 并缺乏依据: 一是党、政机关有一整套专门的电文收发渠道,“文革”中一直正常运转, 中央机关几乎不会通过邮电局公开下发电报; 二是按党内文件发送规定, 即使电报发给红卫兵组织, 必然要抄送所在地党委, 以便沟通协调。可是, 许多省、市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均说不知此事; 三是既然有此电报, 省、市等各级党和政府必然认真贯彻, 广泛宣传, 文件传播上必定留下痕迹,现在却查不到其它一点印证材料。

四、关于若干时间的考证
一是关于国务院值班室来电具体时间问题, 现有文字稿没有载明。经分析基本可以认定为8月26日夜或27日凌晨。依据: 一是该电话通知稿位于整本电话记录中的26日和27日之间; 二是根据杭州市委办公室市委工作日记记载杭州市市长王子达是27日凌晨2时去灵隐寺传达国务院答复内容的。据此, 时间范围基本可以确定在26日夜或27日凌晨2点以前。
二是浙江大学师生大规模守卫灵隐寺的具体时间问题。对此, 浙江大学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罗东1997年3月18日回忆道:“当得知此情况后, 浙江大学师生上千人赶往保护, 其中多数是学生, 但教师、干部、校工也不少, 在灵隐寺坚持了一天一夜, 得到了杭州市各界群众的支持。”$%&同是浙大的另一位主要组织者孙育征则回忆:“从1966年8月下旬开始, 经过三天三夜的对峙, 浙江大学师生和红卫兵双方都很疲惫, 但局势并没有最终的改变。”’()杭州市委统战部留守灵隐的干部薛膺伟也持“三天说”。滕建明在《关于“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指示保护灵隐寺的再查证》一文中, 则认为是“一夜加一天半”。根据杭州市委办公室重要电话处理情况记录的记载, 以罗东回忆的一天一夜较为准确, 而且这一天一夜是不连续的, 是8月24日一天, 26日一夜。8月24日晚, 因浙江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守护人员全部撤回, 由杭州市委组织人员守卫。由于这两次行动均为临时组织的, 参加人员是不固定的, 只有其中的部分人员参与了整个保护行动。持“三天说”的人, 可能将少数人参与的看护行动也计入在内了。



注释:
①《杭钢志》第74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出版。
②指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精神。
③盖叫天原名张英杰( 1888—1971) , 号燕南, 为河北高阳人。13岁时在杭州取艺名“盖叫天”, 取盖过谭鑫培( 小叫天) 之意。为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人称“江南活武松”。
④《“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与市委控制混乱局面的艰难努力》杭州市党史研究室。见《探索之路———杭州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集》第234页, 2005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⑤薛膺伟、李云萍分别为市委统战部和市园管局派出的干部, 西湖区委派出的干部姓名不详。
⑥《“文革”初期封存灵隐寺亲历记》, 作者顾春林。刊于《浙江文史资料》第59期,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⑦《西湖志》卷八, 第387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⑧《经济生活报》1997年1月7日,《是总理的声音救了灵隐寺———访李丰平同志》, 作者任瑞珍。
⑨为查证保护灵隐寺的经过, 笔者专门采访了罗晴涛, 这段话就是他的回忆。罗晴涛后任省军区政委。
⑩《经济生活报》1999年1月7日,《声音的力量》, 作者薛军。
?《杭州电信报》1998年3月20日,《一份电报救了古刹》,作者袁镜泉。
?《史海钩沉》浙江省文史委员会编,《关于“文革”初期周恩来指示保护灵隐寺的再查证》, 作者滕建明。
?《史海钩沉》浙江省文史委员会编,《关于“文革”初期周恩来指示保护灵隐寺的再查证》, 作者滕建明。

参考文献:
《保卫灵隐禅寺》, 作者马大观, 载于《情系中华》2004年9月。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主编金冲及,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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