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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如秋  曾希圣:在主席和人民之间艰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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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30 17:39 来源:互联网

2011年春,夏如秋在安徽


夏如秋《皖游札记》合肥篇15


曾希圣:在主席和人民之间艰难选择
——兼谈新中国首批封疆大臣心路历程


在合肥期间,与当地朋友谈及20世纪皖省历史,曾希圣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他主政安徽12年,给全省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他是毛泽东的敬仰者、崇拜者,最后迷信破灭,在主席与人民之间,选择了人民。几十年后,安徽人仍对其感情复杂、争议巨大,有痛恨,有同情,有理解,还有一丝尊敬。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时任解放军二野副参谋长的曾希圣,随刘邓大军回到安徽。同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皖北行政区,拟定彭涛任书记。彭涛说:“安徽情况我不熟。有多少山头,我怎么搞得了哇!还是曾希圣当合适,他情况熟,在皖中威望也高。”于是中央任命曾希圣为书记,黄岩、李世农为副书记。后来曾希圣发牢骚:“我连个区委书记也当不上,还是彭涛让给我的。”1952年1月,皖北和皖南两个行政区合并,恢复安徽省建制,曾希圣任省委第一书记和省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时曾希圣45岁,其任新中国首任安徽省党政一把手,在于他对安徽情况的熟悉,也在于他的革命资历和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国军崩溃,解放军战线向南向西迅速扩展,建立地方政权迫在眉睫。行政管理不是行军打仗,事关新生政权能否生存扎根,毛泽东亲自主管各地封疆大臣的任命。他老人家既要照顾历史上形成的各个山头以论功行赏,又要考虑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以担当重任,更要确保未来的地方大员对党中央、特别是对自己能够忠心耿耿,为此颇费了一番心思。
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制定过封疆大臣的任命标准。既然毛泽东重视这项工作,别人自然不能插手,顶多有一些个别的建议而已,最后的任命完全由他说了算。毛泽东虽然力求公平、公正,但最后结果或多或少仍然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
新中国第一任封疆大臣(省、市、自治区委书记和来自中共的行政首长)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从部队渊源来看,红一方面军尤其是红一军团背景的人多,其他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背景的人少;与此相关联,八路军背景的人多,新四军背景的人少。二、从文化程度来看,读过几年私塾,或者小学、初中、中专的人多,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人少;与此相关联,从事白区党的地下工作的人少。三、从地域分布来看,湖南籍的人多,其他各地的人少。
曾希圣具备以上毛泽东欣赏的所有三个条件。他是湖南兴宁县(现资兴市)人,其兄曾中生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也是张国焘的坚决反对者,后为张国焘所杀。曾希圣本人大革命失败后入党,长期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为红一方面军破译了敌军来往的大量电报。毛泽东曾经称赞他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到重庆,再到安徽,同时具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双重背景。年轻时就读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学生时代听过毛泽东的演讲。在缺少文化的中共军队,他的中专学历,也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他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虽然赶不上舒同,但在军内外也是有口皆碑的。
还有两点也很重要。周恩来与曾中生有深厚的个人友情,周恩来痛惜曾中生之死,对好友的弟弟曾希圣格外怜爱。1940年,周恩来执手将曾希圣交待给叶挺,其情切切,其盼殷殷。曾希圣到新四军军部后,项英没有给这个“外来人”安排实职,他只好渡江北上。不久发生皖南事变,曾希圣在江北无为县负责接应军部突围部队,临危受命组建新四军第7师。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7师所在的皖江抗日根据地由不到2000人的零散武装,发展成3万人的正规部队,曾希圣功不可没。曾希圣的7师富甲全军,自给有余,还大量上缴,仅1942年就上交军部749万元。其创收有方和大公无私,备受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称赞。曾希圣以其突出的才能,先后获得了当时中共三巨头的好感,这种情况在全党、全军并不多见。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对自己任命的封疆大臣很满意,他不允许别人对此有任何质疑。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是年仅37岁的张玺,省主席是43岁的吴芝圃。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1933年任红军军政委,1939年任新四军四支队政委的戴季英,只担任了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就资历而言,戴在张、吴之上。就能力而言,戴不在张、吴之下。为此戴季英不服,常发牢骚,后来上书毛泽东,对河南人事安排提出异议。戴的做法,有点批评毛泽东不能“知人善任”的意思。毛泽东异常震怒,斥责其犯有“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1952年2月,河南省委按照毛泽东指示,将戴开除出党。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以警示全党高级干部,不要在地位和职务上说三道四。直至1984年,中共中央才为戴季英平反,恢复其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
毛泽东代表中央,不仅给了各位封疆大臣官职,而且帮助他们说服反对者,剪除异己,树立威信。现在轮到他们安排和任命下一级官员了。






1958年9月,曾希圣陪同毛泽东乘敞篷汽车在合肥市长江路接见20万群众。毛泽东如此“赏光”,在其外出视察时仅此一次。这一年,曾希圣风光无限、激情澎湃。

与中国专制社会皇帝一竿子过问到底,直接任命府、县官员不同,毛泽东只任命省(市)一级的封疆大臣,对于地(市、州)、县一级官员的任命一般不干预。这既与毛泽东时间、精力不够有关,更与中国革命以信仰和思想为纽带,遍地开花、由点到面星火燎原的特点有关。在信仰共产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前提下,中央让出了这部分权力,并将其赋予封疆大臣。毕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过程中,流血牺牲者众,而直接、间接支持过革命的人也多,有些情况中央未必完全掌握。充分考虑和照顾这些因素,也在情理之中。
各位封疆大臣对此是满意的,甚至是感激的。他们积极搭建地(市)级领导班子,然后一级任命一级,建立起县、乡基层政权。在各地、各级政府中,安排了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地方知名贤达和国民党起义官员,但在更具实权的党委系统,则是中共军队出身的干部一统天下。各地中共干部任命时,往往对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给予特别关照,将他们安排在要害岗位,并称这些职务都是“人民给的”。由鲜血建立起来的袍泽之谊和人身依附关系,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理解、体谅。
对权力的追求和分配,国共两党一样,更多接受中国专制政治传统的影响。从历史角度来评价这种任命方式,有利有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经济政策基本正确时,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众志成诚,更多表现出利大于弊,即所谓制度的优越性。后来出现偏差,就带来全局性灾难。故从长期来看,实在是弊大于利。这种干部任命制度,还使得上级在下级面前,总是具有给予者的绝对权威和心理优势。下级要寻求升迁,不能“竞争上岗”或“毛遂自荐”,便有可能养成一味媚上、弄虚作假的恶俗风气。所谓腐败中之最腐败者,容易在此找到生存空间。
不可否认,共和国初期的干部队伍是比较廉洁的。没有兵匪侵袭,没有战乱伤害;军人地位崇高,农民分得土地,工人收入有了保障,知识分子感到国家统一、生活稳定带来的自豪,长期游走于穷乡僻壤、对革命做出贡献的各级干部有了权力……整个社会弥漫着朝气蓬勃的乐观氛围。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各级干部,不管来自哪个山头和派系,对毛泽东的尊敬发自内心。有一次,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接着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对毛泽东的崇拜、迷信和盲从,成为中共建政之初各级官员的普遍心态和基本特点,就连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也不例外。正是依靠这种忠诚、信任,中共在赢得政权后推行一系列重大举措时,都能够做到政令畅通。从清匪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反右运动一路过来,乘风破浪,“凯歌”高奏。而由政经体制、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等方面产生的问题,则被严重忽略,以致积重难返,终于酿成大祸。正是有了历史上罕见的政令畅通,毛泽东才信心百倍提出“赶英超美”目标,这便有了“大跃进”和由此带来的大饥荒。
曾希圣和所有高干一样紧跟毛泽东,甚至跟得更紧,忠实执行毛泽东的若干重大决策。他兼具文人学士的浪漫夸张和情报人员的细致严谨,主政安徽12年,经历了从豪气冲天到冷静思考、从盲目崇拜到理性觉醒的心路历程。
治皖之初,他说服中央,修建了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等5座大型水库和淠史杭水利工程,极大缓解了淮河水害。反右时,将3万多人划为右派,还将不同意打击面过宽的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等一批党内高干也打成右派,右派的比例和级别在全国名列前茅。1958年大跃进号角吹响后,他以“端起巢湖当水瓢”的英雄气慨,滥用民力,致使全省“五风”盛行。7月,全省办起9万多个公共食堂。8月,组织240万人大炼钢铁、10万人进山砍伐森林,还提出了各种不切实际的跃进高指标。后来全省饿死5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16%。绝对数字不及饿死800万人的四川,但死人的比例超过四川,在全国名列第一。对此,曾希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尤其受人指责的是,粮荒露出苗头后,他批评如实汇报情况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你不要汇报了。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有点右,要注意。”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是安徽无为人,将家乡饥荒情况反映给曾希圣,他也认为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置之不理。庐山会议上,曾希圣积极参加对彭德怀的围攻,派人将在实际工作中纠左的张恺帆的言行写成材料,连夜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刻在材料上批示:“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毛泽东要求对张恺帆等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但会后曾希圣回到合肥,将张恺帆等人打成“反党联盟”。一批张恺帆的支持者,在“反右倾”斗争中纷纷落马。他的这些行为,对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反右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曾希圣何以至此?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除了本人性格的因素,除了体制养成的一言堂作风,还有没有现实功利目的?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范文澜曾经说过,“大跃进”中跟风最紧的地方,饿死的人最多。那么哪些地方跟得最紧?为什么要跟这么紧?这又必须谈到官员的任命方式。
领导干部自上而下逐级任命的政治制度,最容易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决定干部好坏的标准由上级掌握,地方干部只需要对上级负责,不需要对下级负责。下级官员只有与上级搞好关系,才能留下好印象保住官位,进而得到升迁。由此派生出第二个问题,下级官员必须花费精力研究揣摩,以弄清把握自己命运的上级的真实意图,然后评估利弊,确定自己的进退取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实际是这种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党性与人民性一旦发生冲突,人民性基本没有取胜的可能。
在“大跃进”中,这两个问题得到充分体现。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反对虚假浮夸,遭到紧跟毛泽东的省长吴芝圃攻击。1958年春吴芝圃斗垮潘复生,当上了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大兴人民公社,吴芝圃立刻写作《论人民公社》,论证公社化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一次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随后他又出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样充满阿谀奉承之词。他直截了当地拍马屁,没有任何技巧,比柯庆施差多了。后来河南省饿死200多万人。
各地封疆大臣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自然八面威风,但上调进京、入阁拜相,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新中国成立前后,出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和维护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正职分别由毛泽东、周恩来担任,对此党内外均无异议,副主席和副总理,党外人士占了一半。在绝大多数党内高干看来,打天下理应坐天下,大量高位给了“外人”,使他们只能继续待在军队或留在地方,对此感情上难以接受。党的主席不能无视这种情绪。1952年大区撤销,各大区主要领导如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等进京任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党外人士,全部由副主席、副总理改任副委员长。国务院将副总理职数从4个增加到12个,全部由中共要员担任,仍感僧多粥少。
迫不得已时,赶上军队正规化建设,于1955年实行军衔制,这才对出生入死的军人进行大面积安抚。这次评衔,尽管中央非常慎重,仍不能做到完全满意。姿态高的让衔,想不开的哭衔,毛泽东戏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毕竟元帅等于政治局委员,大将等于副总理,上将等于中央秘书长……一一对应,等级森严,不同级别享受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名和利,任何时代对任何人都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战争年代,中共干部不管武将还是文官都穿军装。为减少授衔范围,当时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党、政实职的,一律不授衔。各地封疆大臣如陶铸、曾希圣、李井泉、林铁、江渭清、舒同等,与军衔无缘。
从1952年大区撤销到1956年中共“八大”,新中国第一批封疆大臣中,陆续有人调入北京,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新四军背景的有: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1952年入京,先后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授大将衔,并在“八大”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1954年9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1954年9月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1954年12月入京,先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八大”上当选书记处书记,接替邓子恢分管农业……1958年5月,第一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同时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出自新四军系统的第一任封疆大臣都提拔了。曾希圣原地踏步,似乎仕途不畅。
此间也有一些平级调入北京担任部长的,如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任建工部长,河南省委书记张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58年前后,中央多数领导年龄在60岁左右,地方官员的晋升之路似乎越来越窄,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从地方晋升入京者极少。50年代担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在分析陶铸主政广东期间紧跟毛泽东的心态时,就估计陶铸有进一步升迁的想法。如果以此推测曾希圣,能否得出同样的结论呢?同样在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李井泉、舒同、吴芝圃等人在“大跃进”期间的紧跟,也不排除他们渴望拥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像商人希望赚更多的钱、企业家希望办更多的厂、学者希望多出几部专著、运动员希望多拿几块金牌一样,政治家想当更大的官,也无可厚非。鉴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基本可以肯定,他们有对领袖的迷信,也有对更大权力的渴望,两者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庐山会议后,安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1959年10月底,曾希圣感到累了,肠胃也不舒服,便扔下全省人民在饥饿中继续“跃进”,自己带着妻子、儿女乘专机到广州、海南等地疗养。接连几个月,他和家人尽情享受“人民”给他的待遇。1960年3月底,他才回到合肥。






曾希圣与夫人余叔感情甚笃,育有5个子女。因曾希圣给皖省造成巨大灾难,被当地人称为“曾胖子”,夫人更被称为“余妖精”。

此间的1960年春节,曾希圣回到阔别36年的老家,算是衣锦还乡。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过去郁郁葱葱、如今一片荒芜的田园,和乡亲们伸过来的一张张没有血色、面黄肌瘦的苦脸。
叔父曾经俗告诉他:“人民公社后,社员白天干活磨洋工、晚上打着灯笼开夜工,人累死了,还吃不饱饭。”村支书熊超芝叹息道:“现在说假话成风,这是潮流啊!”父老乡亲生活的困苦和精神的麻木,给曾希圣强烈震动。曾希圣的回乡,比刘少奇的回乡早15个月,这使他成为陶铸之后觉醒较早的高级干部。他被扭曲的“党性”,终于让位于人民性,其纠“左”的速度和深度大大超过陶铸——正因如此,他也比陶铸提早迎来了晚年悲剧。
回到合肥,全省饥荒蔓延、饿殍满地、人口外流严重的消息不断传来,超过了他的预计。他奔波于各地紧急扑火,但火越烧越大。长期积累的问题,岂能一时解决?体制造成的问题,岂能擅自解决?1960年9月,中央决定恢复大区分局,曾希圣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二书记,同时接替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以大区第二书记,同时兼任两个省的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绝无仅有。但当时危机四伏,这种信任,更多地意味着责任和风险。
这一时期,曾希圣以军人的雷厉风行、情报人员的务实精细,下令两省基建工程下马,做好退赔工作,解散公共食堂。他提出责任田的设想,要求安徽省长黄岩、副省长桂林栖在偏僻山区搞试点。情况越来越严重,他感到力不从心,请求不再担任山东的职务,回到安徽,与人民同甘共苦。
山东的工作、生活条件以及政治地位,比安徽要好,他如果请求留山东也顺理成章。他重回安徽,是勇于担当纠正自己造成的“烂摊子”?还是为了捂住盖子使严重问题不被发现?
曾希圣乘火车回安徽。望着窗外寒风中一片荒芜的田野,他几小时不说一句话,独自深思。车到蚌埠,他立刻主持地、市委书记会议,全力布置调粮救灾,不准再死人。会议上,得知宿县一个名叫刘庆兰的老人,1959年经公社同意上山开荒16亩,第二年收获3300斤粮食,除自用外,还上缴公社1800斤粮食和60元现金,曾希圣很兴奋,肯定老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他提出将工业上每人负责一台机床的责任制,移植到农业,每家负责一块土地。他说:“工业上不是单干,农业上这么做,单干、复辟、倒退的帽子也不能扣到我们的头上。”回到合肥,他找来苏联集体农庄的材料和过去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又召集几位农民劳动模范座谈,一致认为这个办法没有改变所有制,能增强社员责任心,粮食肯定能够增产。
3月15日,中央在广州开会,讨论由陶铸、赵紫阳主持设计,由毛泽东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第一天,曾希圣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安徽准备推行“责任田”的想法,得到毛同意。曾希圣立刻电告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当晚,省委将实行责任田的电报发给各地。过了几天,毛泽东口气略有变化,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试验。”但农民尝到责任田甜头后,根本无法阻止。陶铸当时评价说,曾希圣在冒险。到年底,安徽全省90%以上的地方实行了责任田,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40%。
以省委、省政府名义推行责任田,全国只有安徽,全省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但全省饿死人的情况极为严重,各地不断有人写信向中央告状,曾希圣在坚决推行责任田同时,下令武力封锁消息。
1961年12月,毛泽东把曾希圣召到无锡,告诉他:“生产恢复了,是否还要搞责任田?是否把这个办法变回来?”曾希圣请求道:“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曾希圣极不甘心,回到合肥后,仍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1962年农村继续推行“责任田”。
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即刘少奇作口头报告,指出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1962年1月27日,曾希圣指示将省委文件下发各地。这个时间耐人寻味!可以理解为,刘少奇的讲话,使曾希圣获得了巨大的鼓舞。
3天后风云突变,刘少奇亲自到安徽组“揭盖子”,曾希圣对饿死人和封锁邮路承担了责任,但对推行“责任田”拒不认错,这在当时需要巨大勇气。2月8日晚,毛泽东带着几百部各类图书,乘专列南下。第二天,刘少奇指责曾希圣“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同时宣布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免职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大面积饿死人,还是因为推行“责任田”,没有说清楚。
继任的李葆华主政安徽,黄岩立刻与曾希圣划清界限,得以留任省长。桂林栖及一些7师的老部下拒绝揭批曾希圣,遭到贬谪。闲居上海的曾希圣对此深感不安,但无可奈何。李葆华作风稳健,对“责任田”没有一刀切,主要采取说服方法改过来。与此同时,他积极为李世农和张恺帆等一批打成右派、右倾的同志平反,又获得广泛支持。几年后,安徽省委几个负责人到北京拜见曾希圣,他拒绝与李葆华握手,却与张恺帆热情寒喧。这是否表明,他对李葆华的不满,主要是李改正了他非常看重的责任田?
曾希圣对改正“责任田”的抗旨不遵和拒不认错,是他觉醒后的思想超越,表明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开始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他以郁郁而死的沉重代价,弥补自己在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的过失。他和他激烈批判过的彭德怀一样,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



事情还没完。曾希圣在安徽推行的责任田改革,受到农民欢迎,也引起党内一些务实领导的重视。邓子恢先后两次派人到安徽调查,结论持肯定态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对此看法也基本一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向毛泽东表明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1962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邓子恢再次面见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引起毛的愤怒。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对邓子恢的主张过于放任,刘少奇第一次正面表明他不同意毛泽东的指责,毛刘分歧继七千人大会后进一步明显。
由此分析,将曾希圣免职,主要是毛的意思,而刘只不过忠实执行而已。刘少奇对包产到户和责任田,内心是赞同的,但他很可能为1月27日口头讲话的过于激烈、尖锐而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处理曾希圣与毛保持一致,以此缓和与毛的关系。由此判断,从1月27日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到30日对曾希圣下手的这几天,刘少奇一定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然而,毛并未因此原谅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引起与会官员强烈共鸣。彭真在会上关于“毛主席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都将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后果”的发言,也让毛泽东大感意外。他怀疑会上刘少奇、彭真等人别有用心?联想到曾希圣的“觉醒”和“不听话”,他怀疑自己亲自任命的封疆大臣,都成了刘少奇的支持者。从此以后,毛泽东的一切心思,就是计算如何将刘少奇及其支持者搞下台。毛泽东清楚,新中国成立初期省、地、县各级领导对他都是迷信的,现在他发现,经历“大跃进”、大饥荒后不再迷信了。于是他寄希望于“人民群众”,大搞个人崇拜和愚民政策,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先处理曾希圣出一口小气,再收拾刘及其支持者,才能出一口大气。
20世纪50年代紧跟主席的封疆大臣,大多命运不佳。吴芝圃继舒同之后被免职,他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他多次忏悔:“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孤独地死于广州。过度外调粮食使四川死人最多,李井泉在七千人大会上痛哭流涕反复检讨,经多位重量级人物力保才艰难过关。“文化大革命”中,他遭遇也最为悲惨,弄得家破人亡。他对四川人民的伤害,超过曾希圣之于安徽、舒同之于山东、吴芝圃之于河南、陶铸之于广东……他应对粮食危机的一个创举,便是宣布四川粮票作废,致使数百万城镇居民少了口粮,也不能支持远在乡下的亲属。他知道四川人恨他,仍然在“文化大革命”后三次返回四川,佝偻着身子,向见到的人表示歉意。这些曾经的封疆大臣清楚,自己虽然有错,但主要是代人受过,只是不说出来罢了。
另一位紧跟领袖的陶铸,其迷信也深,觉悟也早。1959年5月,他就在汕头开始制止“五风”,加之历来亲民,重视知识,在广东颇有政声。他小心翼翼在毛允许的范围内纠偏,主持设计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深得毛泽东好评,并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施。
必须看到,全国上下、全党上下都在反思“大跃进”,但深度大不一样。陶铸主持设计的“六十条”,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内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曾希圣在1961年7月石关会议上针对“大跃进”宏观失误作出的14条总结,无论认识深度或理论高度,都超过“六十条”。而陕西农民思想家杨伟名的《一叶知秋》,对形势的判断更符合实际,开出的“处方”也更具操作性,同时将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考察,涉及耕作制度,产品流通,农村消费市场、生产关系调整等各方面,思想深刻。从中央到省,到基层,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分析,地位越低,水平越高,也更有胆量。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一叶知秋》时,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等在内的所有中共要员,都保持沉默。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邓小平农村改革的思路和政策,都可以从《一叶知秋》中找到出处。
陶铸在“文化大革命”初,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坚守了从政和做人双重的道德底线,从而触怒毛泽东,被列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遭到比刘邓更为猛烈的打击。
1969年,陶铸在身患绝症时被迫骨肉分离,被羁押于合肥一个偏僻的所在。43天后,他无限伤感地离开人世。临死前,他对曾经的同僚曾希圣、对永远忠诚的毛泽东,有过怎样的重新认识,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刚正的品质和悲惨的命运,引人深思,催人泪下。他的独生女儿陶斯亮在他死后9年,写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打动了全体国民的心。2012年陶斯亮回忆,1976年周恩来去世,她的母亲曾志——一个大革命时代加入中共、井冈山时代追随毛泽东的坚强女性——泪如雨下。几个月后毛泽东去世,她母亲没有一滴眼泪。这个革命的幸存者,似乎早已完成了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
其实,那些经历了崇拜、迷信、怀疑、觉醒的共和国第一代封疆大臣和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心路历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曾希圣写的信件

1978年7月,曾希圣去世整整10年后,他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规格不低。李井泉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卓琳夫妇等参加。当年年底,安徽凤阳18个农民按下手印,对土地实行分户经营,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从此拉开帷幕。从50年代浙江永嘉的包产到户,60年代安徽的责任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围绕如何进行农业生产这个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全党反复折腾,尸横遍野,血沃中华。
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大小小的讨论会上,参与者经常为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发生激烈争执。一些革命年代九死一生、毛泽东时代家破人亡的老干部,其中不乏当初的封疆大臣,发言之激烈,反思之深刻,提出的问题之一针见血,以至于无法形成共识。最后经中央做工作,由新中国第一任湖南省委书记、因庐山会议支持彭德怀观点而受到残酷迫害的黄克诚出面讲话。这位双目失明的老者言辞恳切,希望人们超越个人得失,全面、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最终才勉强形成了《决议》。
《决议》是一个高明、智慧的政治文献,虽然没有完全反映当时的认识水平,却非常适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一些负面作用,有进步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决议》存在的缺点日益突显,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历史定论!它对历史研究,更不具有约束力!
(编辑:西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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