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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南:1967年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是谁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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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是谁批的?

陈 益 南 / 文


1967年2月5日凌晨开始,湖南省军区依据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出动部队,荷枪实弹,同时在全省范围,将当时湖南最大的、号称有百万之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湘江风雷”,予以镇压,将该组织支队长以上负责人的一万多人,逮捕入狱。同时被镇压的还有湖南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红旗军”,一个当时主要是由造反派中的复员军人组成的小型团体。
这个事件,是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直接下令摧毁一个大造反派组织的罕见案例。

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的内容是:
“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
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
全军文革办
1967年2月4日7时”

但事后半年,中共中央在8月10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则推翻了中央文革的这个批示,而为“湘江风雷”平了反,全部释放了所有因“湘江风雷”案而被捕的人员,并宣布了“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

“湘江风雷”一案获平反后,虽然也有少数造反派激进分子,要追查是什么人作出的这个“二·四”批示。但“湘江风雷”、长沙工联等湖南主要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对此尚还有些理智,他们明白,中央文革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成部分,是“自家人”,它下的批示,那是不好随便去查、也是不敢查的,况且,“湘江风雷”一案已获平反,中央已正式发文件承认“二·四”批示是错了,那就不用管它是谁批的了。

因此,对“‘二·四’批示,究竟是什么人批的?”一事,从那以后,数十年都没有人去细究。虽湖南的造反派中人,也总有些人议论此事,作些猜测,但始终没有定论。因为,没有资料公布过这件事。笔者接触过湖南造反派头头中的大部分当事人,也从没听说有人能举出证据,而来肯定是什么人作的“二·四”批示。

近日,笔者意外发现,在阎长贵、王广宇二人所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中,王广宇先生在书中《我所知道的陈伯达》一章之《二四批示和它的后果》文中,解答了这个问题:是陈伯达做的批示。

王广宇在文章说,1967年2月初,湖南省军区向全军文革小组写了报告,说湖南“湘江风雷”是一个大搞打砸抢、暴行累累的群众组织。全军文革小组则将这份报告,又报到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办事组则将这个内容编进了他们每天都要编的《要事汇报》中,2月4日,陈伯达就是在这份《要事汇报》上,作了这个害得上万人刹那间进了监狱的批示。

王广宇先生当年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当时,在中央准备为“湘江风雷”平反后,他还奉戚本禹之命,为办事组将湖南省军区的报告编入《要事汇报》一事,写了捡讨,故对此事印象较深。因此,他说的事,应该是很可靠的。

不过,王广宇先生在他的文章说,湖南省军区的报告上,将“湘江风雷”说成“是一个暴行累累的保守组织”(该书P354),则显然是搞错了。因为,“湘江风雷”是造反派,而不是保守组织。
不知这个差错,是王广宇先生的原意,还是该书编务的失误?
也许,当年湖南省军区的报告上,就真是这样说的?

湖南省军区这个导致了“二·四”批示的报告,在“湘江风雷”平反后,省军区尽管为此作了公开捡讨认错,但却始终并没有全文公布过这份报告。因而,至今,笔者也不知省军区当时是如何给“湘江风雷”定的派别。只是,从当时镇压“湘江风雷”后,省军区的宣传品中,曾有过说“‘湘江风雷’以批判张平化(时为省委第一书记)为名,将张藏匿到其总部,进行保护”的宣传,指控“湘江风雷”明批暗保张平化。当然,这完全是省军区为向中央表示它在支左、即支持造反派(实际上它支持了保守派),而对“湘江风雷”欲加之罪的一种做法。
无疑,这并不符合历史真相。事实是,在湖南,对省委及张平化发动造反攻势最强的,就是“湘江风雷”。

外此,中央文革小组当年的一位成员王力,在其《反思录》中,说到了一件事,似乎证明了,对“二·四”批示表示了意见的,还不止陈伯达。
王力说:“在(1967年)七月十八日的会上,我向主席说:主席还记得吧,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汉的陈再道,而是中央文革,把江西的一个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过去我曾向主席反映过,主席调过这个文件。主席说,回去后再把这个文件调给他看。这个文件是在军委八条之后,中央文革在一份快报上批示,对江西的一个大群众组织要‘采取专政措施’。三个人——陈伯达、康生、江青都莶了自己 大名。”(《王力反思录》<下>第1025页,香港北星出版社版)

王力在这儿说的“把江西的一个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之事,显然是他记错了省份,不是江西,而是湖南。因为,从1967年1月28日下达《军委八条》,至3月21日武汉军区镇压武汉造反派组织“钢工总”这段时间内,甚至在整个文革期间,江西都没有发生什么中央文革批示镇压那儿群众组织的事,相反,以万里浪、涂烈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大联筹”,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与省军区对抗。同时,从1月28日《军委八条》后至2月4日这一周之内,全国各地(除湖南外),也没有发生过中央文革直接批示镇压群众组织的情况。
可见,王力在这儿说的中央文革“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之事,应是指湖南“二·四”批示的事。

这里,王力说到,莶发这个批示的是三个人:除了陈伯达外,还有康生、江青。
由此可见,1967年作出“二·四”批示的,是陈伯达、康生、江青。

只是,中央文革还有另外一些人,如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不知他们当时在这件事上,是何种态度?这个批示在中央文革是如何产生、运作,尔后再传回全军文革小组的?
王力的态度,从他上述说法中,可以看出,显然他有不同看法。
戚本禹当年在接见为湘江风雷一案争取平反的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时,其态度倒是很积极、热情,旗帜鲜明的支持为“湘江风雷”平反。

毛泽东在王力提出这件事后,再次调阅了有关“二·四”批示的文件后,便批评了中央文革,写了一段批语,这段批语后来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即《八十决定》)中:“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

大约是2013年,戚本禹路过长沙时,长沙几位朋友应邀与他有过一次相聚,我也参加了。会见中,我曾向戚请教过“二·四”批示问题,他说,对下达“二·四”批示,实际上中央文革是召开过一个会议的,由周恩来主持。戚说,当时他因其他什么事占满了脑子,故对那次会议的讨论什么的,也就并没有用心考虑,而是跟着同意了会议的决定。


写于2009/11
2017/2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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