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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建:太原“文革”记忆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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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1966年,我12岁,伴随着“文革”的开始完成了小学学业。升中学已成泡影,每天疯玩儿、看大字报、跟着批斗游街队伍看热闹,未长健全的身心也被卷入其中。



第一次闯祸

那年七月,我家居住的馒头巷九号迎来了造反的第一枪,对象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园林职工,他曾是阎锡山时期的一名团长,这次连同地主身份一起被抄家、游斗,他那在小学教书的儿子和儿媳也受到牵连。原本身体结实的老汉,经历了挂牌游街,连番批斗的折腾,早已体力不支。那天晚上十点多,一帮人群刚刚散去,老汉独自走回屋子,用力直起被大纸牌连续压迫而弯曲的腰身,收拾着已是一片狼藉的房屋。那晚我和院邻小孩儿刚目送完造反派离开院子,又余兴未尽地回来观看这位老人落魄的样子,带着对地富反坏的仇恨。在门口,我不留神一脚踩中地上掉的一根竹竿,身体向后仰差点滑倒,一起的邻居小孩就忍不住笑,我拣起竹杆像扔镖枪一样就朝着取笑我的那个孩子扔去,他正挨着老汉站在一起。竹竿在床铺上空飞舞旋转,先是撞到墙上,下落时竹杆的尖头正戳住老人的额头,瞬间就流出血来,就像蠕动着一条红色的虫子。老人目视着我,目光里含着愠怒,还有一丝无奈,那是无声的反抗。邻居小孩吓得溜出了屋子,我有些慌,怕老人动怒,怕父母知道,引来一顿暴揍。老人继续收拾他的屋子,我听到了他轻微而又显得沉重的叹息声。我低着头慢慢地向后挪动着脚步退出来,刚刚踅转身迈了一步回家的台阶,却看见月光下的台阶上站着父母,居高临下,怒目横眉,母亲手里拿着紫药水。父亲声音低沉威严:“去,给人家承认错误。”父亲几乎是按着我的脖颈走到老人床前。我低着头嗫嚅道,“爷爷,我错了。”当时我的眼里噙滿了泪水,但那泪水与委曲无关。
许多年后,老人那愠怒而无奈的眼神还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成为我心中良久的不安。

牛鬼蛇神之歌

“文革”开始,不用上学。我每天或是到母校回民小学玩耍,或是到位于前所街的太原三中。哥哥初一课程已结束,初二升学无望,班主任陈老师还是希望学生们每天到校聚合,虽说以唱革命歌曲和玩耍代替了课堂学习,但不至于“流离失所”。
陈老师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孩,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大眼睛,淡淡的眉,脑后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说话也轻声细语。因为年轻爱蹦跳,又带音乐课,和同学们相处得很是融洽。
那年夏天,三中学校的一些领导和老教师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和黑五类分子,造反派逼迫他们上午劳动,下午集合检讨罪行。当时有一首风靡全国的歌曲《牛鬼蛇神之歌》,造反派强令性地要求学唱。陈老师家庭出身资本家,又是音乐教师,教授这首歌曲就变得“责无旁贷”。造反派下了命令:每天下午四点在音乐教室教唱这首歌,一周必须教会。
那天下午,我们看着陈老师神情沮丧地去了音乐教室,就跟在后面观看。几个造反派和所有的专政对象已经在“恭候”。两个红卫兵指着黑板上写的歌曲,让陈老师领唱。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陈老师站在讲台上,两眼望着地面。良久,她才慢慢地抬起了手,开始打拍子并领唱:“我是,我是......,预备......唱!”。台下的人群也跟着唱:“我是,我是,”声音参差不齐,少气无力。陈老师又侧转身,手指向歌谱,把第一句的谱子又领唱一遍,然后指导台下:“预备......唱!”下面的人也跟着唱这句谱子,还是不唱歌词。陈老师这时很难堪,她实在张不开口唱“牛鬼蛇神”这几个字,我们也难以把这个平日和蔼可亲、活泼爱笑的老师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我看到她的额头已渗出细密的汗珠,眼睛湿润。无奈之下,她再次领唱:“我是,我是,预备......唱!”下面的人还是跟着她只唱“我是,我是”。这时,在门口站着的一个看似文质彬彬的红卫兵一步窜到讲台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陈老师,凶神恶煞般地吼道:“陈xx,你放老实些!”说完,脸上一副睥睨的神情,胳膊抬起,有力地对下面的人群一挥:“大声唱!”这时,陈老师眼中已噙满了酸楚的泪水。我站在门口,感到有些害怕,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这时,哥哥在后面拽了我一把拉我回家。
走廊里,传来了陈老师如泣如怨的“歌声”。

父亲的惊鸿一跳

一九六六年秋天,“文革”烈火烧得正旺。在山西矿业学院担任基础课党总支书记的父亲被打成院党委的“铁杆保皇派”,先是家中被抄,一周以后,造反派开着解放牌大卡车,押着胸前挂着大纸牌的父亲,从下元矿院一路驶来,他们先把卡车停在庙前街,然后押着父亲,浩浩荡荡地进了馒头巷九号院,后面簇拥着许多看热闹的街坊邻居。造反派把父亲推搡到院子中间一处较高的煤池子上站着,然后煞有介事地宣读父亲的罪状,并领着人群喊口号:打倒xxx!我先是躲在家里从门板的洞眼中窥望外面的情景,后来院子喧声震天,就走出来站在人群后面观看。个子不高的父亲被胸前的大纸牌子压得头向前低着,身子越发佝偻。批斗会开了半个多小时结束,人群也慢慢散去。正在两个造反派,一男一女,要扭着父亲的胳膊走下煤池子时,只见父亲像是早有准备似的,两手托着纸牌子,向前纵身一跃,从一米多高的池子上一下就跳到地上,并稳稳地站住,然后谁也不看向院门口大步走去。这一跳,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两个红卫兵也想跟着父亲后面跳下来,身子向前倾着,胳膊甩了两下,还是觉得太高而不敢跳,只好转身从旁边绕着走下来,然后小跑着去追赶父亲。
只有我们心里明白,父亲这一跳并非偶然。父亲除了性格乐观豁达外,还酷爱体育,学校运动场上经常见他矫捷的身影,跳远,长跑、推铅球、打乒乓球等项目都多次获奖。这次的惊人之举,正应了那句名言“天生我材必有用”,多年后仍被同事和院邻传为佳话。

反动标语

有一天下午,我刚刚从西海子游泳场回来,小妹就对我说,“小大哥,你快到学校总务去找王伯伯吧。下午派出所的来了,说你写的是反动标语,还照像了。”我一听就两腿发抖,觉得自己闯大祸了,甚至想自己可能要成为“小反革命”被送到劳教所。当我战然兢兢地穿过解放路,走进回民小学东校总务室,王老师对我说,“你可回来了!派出所把你妈、你爸都叫来了,最后还是学校革委会出了证明他们才走,还让我们好好教育你。以后再不要乱写乱画!”我这才惊魂未消地回家。
现在再来说说我写的“反动标语”,那时馒头巷的住房翻修,我们临时搬到母亲工作的回民小学西校,一间旧教室做卧室,一间旧库房当厨房。那时教室的玻璃都从里面用大白粉刷白,可以遮光,可以挡住外面的视线。那天晚上我和双胞胎姐姐毛毛斗了几句嘴,我就施展自己喜欢舞文弄墨的小本领,用指甲在玻璃上划着写下了“打毛子屁”四个字。“毛子屁”是毛毛的外号,九号院里的小孩每人名字后面都有“子屁”两个字,如我的名字是立立,小孩儿们就喊我“立子屁”。当时我是写了“打倒”两个字,写完后一种本能觉得不妥,就把“倒”字涂抹掉了。幸亏涂掉了一个字,不然麻烦就大了。




奇葩春联

1967年,“文革”第一个春节,轰轰烈烈的运动让以往充满喜庆语句的春联有了改天造地的变化。在馒头巷九号院,我家和隔壁邻居共走一个门,两旁赫然贴着当时最流行的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类的春联人们早已见惯不惊,倒是在我家,有一副少为人知,专供我们“独享”的春联。
那年的腊月二十八晚上,在山西矿业学院担任基础课党总支书记,并被打成山西最大走资派卫恒(山西省省委书记)的走狗——康丁(学院院长)的铁杆保皇派的父亲下班回来,从车把上挂的皮包里掏出一卷写有毛笔字的白纸,母亲有些惊讶地问:“什么东西?”父亲面带苦笑,表情还算镇定,“造反派让贴的对联,受审查的都有。”说完就蹲在地上要把纸卷打开,这时母亲没好气地说,“先吃饭,吃完再看!”
夜里,在太原三中当过“毛泽东思想红外围”的哥哥回来了。看到父亲要把对联贴在里屋,顿时火冒三丈:“简直是欺负人,大过年的贴白对联!不贴!不要怕他们!”十四岁的哥哥攥着小拳头,俨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中学时代投笔从戎的母亲这时也激发出军人气概:“建建说得对!不贴,看他们怎么样!”说完一伸脚把还未铺开的一卷纸踢到了床下面。
捱过了三天的清净日子,春节的第四天,这幅对联还是挂在了我家的里屋,也是父母的卧室。对联很长,副也宽,上端挨着门框顶部,下摆几乎拖到了地上,我当时是踩着凳子才把它钉上去的。对联的内容至今在我的脑海里难以磨灭,上联是:造反有理,打到卫恒支持红卫兵;下联是:革命无罪,砸烂康丁碾死小爬虫;横批是:不许乱说乱动。这幅对联在我家挂了大半年之久,经历过抄家、游斗的父母对此早已坦然面对,我们姊妹几个出来进去也视而不见,有时还用铅笔把容易忘的事情记在对联的空白地方,时不时量了身高也在上面做个记号;开始时邻居小孩儿还趴在窗户上偷偷地向里面张望,后来索性我们就撩开里屋门帘,邻居们谁想进来看就尽管看。

养兔子

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吧,两年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虽然没学上,但在天天的晃荡当中也学了不少与时俱进的本领,比如用换纪念章的方式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啊,比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而天天到西海子游泳,浑身晒得黧黑;还有一个也是与政治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本领——养兔子。那时居委会工宣队的来院里宣传,让大家养兔子,为的是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因为兔子肉罐头是出口这些国家的;卖了兔子还可以得到一块多的零花钱,这在当时是很令人神往的。那个年代的孩子们的最大特点就是爱动手爱劳动,我就和母亲要了七毛钱,从门口挑担的老乡手里买了一对儿刚生下来不久的灰兔子,叫青紫蓝,还是当时的优良品种。
两只青紫蓝灰亮的皮毛,长长的耳朵高高地竖起,黑蓝色的眼睛光明清澈,走动时身子一跃一跃地向前跳,模样煞是喜人。它们的到来让闲不住的我更加忙碌,先是给它们安个家,垒个窝。我从街上捡了些半头砖,用烧土和泥,垒了一个像小房子的兔子窝,洞口放四块活动的砖,晚上兔子回窝时就把砖摞上。兔子有了家,接下来就是“民以食为天”了。我每天和街坊小伙伴背着个布书包,手握镰刀,穿过馒头巷,付家巷,都司街,从水西门越过西门外城墙,走在寂静的、两旁长满了庄稼的新建路的基本上没有行人的便道上,边走边看边玩儿,一直向南走,斜穿过迎泽大街马路,来到枝繁叶茂,一片葳蕤广袤的草地,这块地叫做三道沟,正是如今山西广播电视厅的所在地。兔子喜爱的青草让我们目不暇接,一会儿就把书包装得满满的,顺带还要捉回几只蛐蛐儿和蚂蚱等小动物。
辛勤的喂养换来了小兔子的快速成长,青梅竹马的它们也顺利结为夫妻。这时,公兔“章章”被我强行拆散与妻子“灰灰”的厮守。在它的小宝宝出世之前,我把它装在布书包里,背在肩上,步行从馒头巷走到旧晋祠路的最南头的一家家禽收购站,想着它就要为亚非拉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这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我脚下的步伐也有些雄赳赳,气昂昂。
接下来就是我对已身怀六甲的“灰灰”的精心呵护了。看着它身体一天天的笨重,想着小家伙们从它肚里出来的场景,我就激动万分,遐想连篇。每次打草回来我都精挑细选,只喂她吃草的尖尖部分;我还把家里给我留下的红面擦疙斗和玉茭面窝头喂给她吃,而自己饿着肚子。那时候,我一回到家,就蹲在窝前喂它,看着它吃,并悄悄地对它说,“你快点把小宝宝生下来吧!”
母亲看着我急不可耐的样子,笑我,“它会自己生下来的!”我却看它每天不急不慢,该吃就吃,该睡照睡,没有一点临产的状态,心中更急。它怎么还不挖洞呢,小兔子往哪儿生呢?不会是因身子沉重没有力气打洞吧?不想那么多了!我手拿瓦刀,把洞外的大青砖小心翼翼地撬起来放在一边,再用小铲子向洞里慢慢地掏土出来,直到挖好一条狭长的洞,把窝里的洞口留好,我认为洞的空间大小足可以让灰灰在里面和它的孩子们活动,才把砖一个个盖上。
终于有一天早晨起来,我发现灰灰身形小了一大圈,原先臃肿丰满的肚子变成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大口袋,在地上耷拉着,我知道她生了。我把脑袋凑近洞口向里瞅,迎接我的是灰灰的怒目相视,这时我想起了“兔子急了会咬人”这句至理名言,我对它友好地笑笑,高兴还来不及呢,哪能招惹它呢!
过了两天,我还是忍不住想先睹小兔子的尊荣为快,就轻手轻脚地挪开窝外面的砖头,我看到六只肉皮光光的、粉嘟嘟的,头和身子挤在一起蠕动不停的小家伙。这下我彻底放心了,赶紧把洞盖上,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灰灰的严密注视之下,我知道,我如敢轻举妄动,遭不测的一定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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