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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共产党志:文革十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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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单位: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志书下限:1997年  出版日期:1999年7月  总字数:112.1万  
录入时间:2014年05月02日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开始

从1966年5月份起,《内蒙古日报》已连篇累牍地转载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狠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杂记》、《燕山夜话》的文章。同时,内蒙古开始批判前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昭衡以李欣为笔名的杂文集《老生常谈》。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兆。
6月6日《内蒙古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加之传达贯彻中共中央《5·16通知》精神,号召自治区各族群众起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算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自治区直属机关和各高等院校及部分中等学校首先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矛头直指乌兰夫等内蒙古自治区的高层领导。
受上海市1967年1月6日夺权的影响,内蒙古自治区的夺权运动也在酝酿。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内部的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突然查封并接管了报社,夺了内蒙古日报社党、政、财、文大权,停止了《内蒙古日报》的出版,代之以《东方红电讯》。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行动,开了自治区夺权的先河(1966年5月下旬召开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兰夫已被撤职,党委和政府已经瘫痪)。
当时,自治区内已先后组成了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联合总部和内蒙古呼和浩特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呼三司”)。一时间帮派林立,一片混乱。那时的情况是“革命造反,舆论先行”,各个帮派组织都认为夺报社的权很重要,很必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内蒙古日报》的出版权已被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所把持。到1月18日,“东方红战斗队”的对立派组织“呼和浩特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红卫军总部”)的人马,冲进报社大院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夺权。1月23日,“呼和浩特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出版了黑体字作报头的《内蒙古日报》(新1号),这个报纸以《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实行大联合,全面彻底自下而上地把一切大权通通夺过来》为标题,以“新华社消息”的名义,报导了呼和浩特等地造反派进行夺权的消息。
内蒙古军区自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以来,揭发批判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尔后又揪斗了军区第一副政委吴涛和军区副司令员孔飞、副政委廷懋,副参谋长塔拉和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到上海“一月风暴”袭来时,全军区停止工作、靠边站和被揪斗的干部已多达235人。但是,军区的运动,只限于军队内部,并没有介入地方的派别之争。
内蒙古日报社内部原造反派“东方红战斗队”串连“呼三司”,想再次酝酿反夺权,在这个过程中已与掌权的“呼和浩特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人发生了武斗。于是掌权的一派跑到军区,要求军区出面给予支持。这时,主持内蒙古军区工作的是军区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肖应棠。肖与其他领导商议后,决定先请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2日晚,内蒙古军区接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元帅的答复:
一、军队不得动武;二、对两派群众组织情况不明时,不要轻易表示支持任何一派;三、如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派部队徒手前去劝解。
这时内蒙古日报社的武斗正趋于激烈。军区领导决定派一个连赶往报社制止武斗。去制止武斗的部队支持了报社掌权的一派,激怒了对立派“呼三司”。1月29日,“呼三司”突然纠集了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南大门并静坐示威。而内蒙古军区又持有中央军委1月28日发布的八条命令,其中特别规定:对于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许冲击。因此,军区根本不把“呼三司”放在眼里。为防止意外事变,军区又在南大门修筑了临时工事,在楼顶架起了机枪,枪口直对南大门外。一场武装流血事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67年2月5日,内蒙古军区大院已被造反派围困六七天。正午时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正在向军区喊话。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对着喊话的韩桐举枪扣动扳机,韩桐应声倒下。子弹从韩桐左边第五根肋骨打入,肺动脉被击穿,经抢救无效身亡。
内蒙古军区发生枪击事件迅速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立即在2月6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特急电报:要求内蒙古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同时要求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呼三司”和“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3~5名代表来京,商谈解决内蒙古的问题。当时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许多领导人已被造反派组织抓走批斗,勉强凑出书记处书记王铎、李树德以及李质、张鲁、郭以青五人及四方代表共20人,分乘两架专机直飞北京。
1967年2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总理详细询问了打死韩桐的经过,尔后又立即命令内务部调查事件原委。内务部部长曾山立即带领技术人员飞抵呼和浩特。经过缜密调查,彻底查清了柳青开枪打死韩桐的全过程。柳青遭到拘押、服刑。
从1967年2月10日到4月13日,为了解决内蒙古的问题,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曾六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最后作出了一个“4·13决定”,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名义,作为中发〔67〕126号文件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军以上单位。《决定》说,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呼三司”是革命组织,反对“呼三司”的内蒙古党委书记王逸伦、王铎则是乌兰夫的代理人,“呼三司”的对立面被定为保守组织。同时宣布改组内蒙古军区,任命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为军区政委,在刘贤权到任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这样,王逸伦、王铎也被“呼三司”押解回内蒙古关押了起来。“呼三司”的对立派不服,内蒙古军区有一千多人赴京上访,中央又下令把他们遣送回内蒙古。直到1967年6月18日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宣布: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滕海清任小组组长,吴涛任副组长,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为成员,“呼三司”等革命造反派头头郝广德、高树华等也都成了筹备小组的成员。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任副主任。常委还有谢振华、权星垣、杨永松、李树德、李质、张广有,造反派头头郝广德、高树华、王金保、王志友、刘立堂、杨万祥、那顺巴雅尔、李枫、周文孝。至此,内蒙古自治区的夺权运动算是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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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前门饭店”会议


1966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21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就召开了华北局会议。此前一个月,华北局就曾通知过内蒙古自治区,说5月份召开工作会议。为给这个会作准备,当时的华北局常务书记×××带领几位部长、主任到呼和浩特,找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书记、常委们征求意见,同许多人个别谈话,了解情况,收集乌兰夫的材料。这实际上是为5月份前门饭店会议上整乌兰夫等人做了准备。
当时乌兰夫正在中央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于是直接从会上赶来参加了华北局召开的“前门饭店”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来京参加“前门饭店”会议的还有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奎璧、王铎、王再天、高锦明、权星垣、刘景平,常委吉雅泰、雷代夫、克力更,还有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四清”工作团干部等共146人。
会议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会议开始时首先由李雪峰传达了中央的《5·16通知》,接着又传达了林彪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传达“通知”和“讲话”后,使得会议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会议期间,李雪峰曾两次参加内蒙古组的全体会议并讲了话。按照华北局布置的精神,内蒙古组的任务就是集中火力向乌兰夫发难。
发难的根据是:早在1964年“四清”运动时期,曾在全区范围内印发了《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这个《宣言》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名义于1935年12月20日发出的,简称《三五宣言》。该《宣言》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满蒙政策”,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省置县,抢占蒙古民族的土地牧场,以消灭蒙古民族的罪行。《宣言》中阐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工农红军“要为解放其他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在当时内有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吞并的历史条件下,《宣言》曾主张过内蒙古实行民族自治。可是到60年代时,国内、国际形势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内蒙古就已经实行了区域自治,1947年5月1日建立起自治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内蒙古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重要一员。但是“前门饭店”会议抓住“四清”运动期间重印《宣言》这样一件小事不放,给乌兰夫上纲到搞“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的“高度”。同样在会上重印《三五宣言》,作为批判材料。
于是,乌兰夫就变成“前门饭店”会议被集中批判的对象。甚至连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对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等正确的政策,也受到猛烈的攻击和错误地批判。同时有人提出: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夫当年为何不按反动党团处理?这也为以后挖“新内人党”埋下了祸根。
“前门饭店”会议上,乌兰夫被迫一次次地做检查,到1966年7月13日已经做了4次检查。从6月7日到7月20日整整用了43天揭发批判乌兰夫,除了小组会外,中间先后开了8次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常委会议,6次有各盟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型会议,16次全体会议。
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乌兰夫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从此,乌兰夫就被监护在北京,不准返回呼和浩特。“文化大革命”期间,乌兰夫是全国最早被打倒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也是受批判、定性最高的一位。华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给乌兰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顶政治帽子,划入了敌我矛盾的范围。随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奎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委统战部部长吉雅泰,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还有一大批蒙古族干部受到牵连,被打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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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挖“新内人党”


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由来
早在1925年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蒙古问题议决案》,指出内蒙古革命的重要性及其特殊性,分析了内蒙古的社会状况、民族关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形势,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并且决定成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和赞助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0月,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在蒙古民族中广泛开展革命活动;它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废除王公贵族的封建特权制度、建立人民民主自治政权,联合国内各革命党派和各族人民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等基本纲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团结蒙古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6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自治政府商定,在承德举行解决自治运动统一问题的会议,经过反复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于4月3日举行了正式会议(又称“四三会议”),决定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撤销东蒙古人民政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人民的自治运动。
二、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196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这就是所谓以乌兰夫为首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文化大革命”中简称“新内人党”)。制造这起特大冤案的罪魁祸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起诉书第二十八条指控“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1968年2月4日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1968年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挖“新内人党”问题上向康生请示,康生说:“你们内蒙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1969年2月4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内蒙古自治区因‘新内人党’等冤案有34.6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了诬陷和迫害,有16 222人被迫害致死。”1981年1月25日,判决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判定:“由于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使所谓‘内人党'的冤案造成惨重的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哲里木盟落实政策办公室报告上的批示:“对这样大量血案的人,必须清理。如主要责任不在本人,用适当方式向群众讲清楚。承担应负的责任是很必要的,否则不能平民愤。”
“新内人党”冤案同其他冤案一样,也是把无辜者打成罪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打成阶级敌人。而这起冤案又和其他冤案有所不同:一是后果最为严重,堪称当代中国集团冤案之最。死人最多,伤残人最多,受迫害人最多,精神创伤也最为严重;二是性质最恶劣,明目张胆地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当成反革命组织来摧残;三是手段最残忍。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滕海清滥用职权,利用革命的口号,调动专政和舆论工具,残酷镇压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其直接手段是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大搞刑讯逼供,制造冤案;四是殃及面最广。从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旗县,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小队,从地方到内蒙古军区各部队,从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到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直到普通农牧民。主要被整对象为蒙古族,但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甚至殃及到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蒙古族的聚居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起最大集团冤案十分重视。1969年5月,毛泽东就批评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滕海清所犯的扩大化错误,为纠正这起冤案奠定了基础。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都亲自过问。1970年3月3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内蒙古学习班时对滕海清说:“挖‘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吗!”还批评滕海清:“你真是情况不明,决心很大。”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受害者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经历10年时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终于使遭受诬陷迫害的人们得到平反昭雪,冤案得以纠正。
“新内人党”冤案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也是多方面的。中共中央1969年24号文件、1978年的“4.20批示”和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及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等最高权威文件都着重指出,“挖‘内人党’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挖“新内人党”在法律上所做的结论。破坏民族团结的责任既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谢富治的唆使和煽动,又有滕海清等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前者是违法犯罪,后者是犯有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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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开展“斗、批、改”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部署,“斗、批、改”运动要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只是工厂,实际上同样的做法已经用到其它各个领域里了。内蒙古自治区就是按照这个“最高指示”执行的,这就又一次地贯彻了“左”倾方针。因为当时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市的六厂二校作为他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照试点的经验仿照执行。
一、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1967年6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由军队干部滕海清任组长,吴涛任副组长;成员有:部队干部张广友、邵仲康、原自治区的领导干部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造反派头头郝广德、高树华、王志友、刘立棠、霍道余、杨万祥、周文孝、那顺巴雅尔等17人。同年8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发出《关于迅速建立自治区直属机关“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的通知》,要求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自治区直属机关各部、委、厅、局都要迅速建立起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组织的头头组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紧接着在8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内蒙古军区联合召开全区有线广播大会,错误地号召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展开夺权斗争,建立各级临时权力机构。
二、用所谓的革命大批判开路
在全国开展革命大批判中,内蒙古自治区同样也开展了大批判。1967年6月26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社论《打一场大批判的人民战争》。社论号召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对中国“党内的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的大批判,连同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从此掀起了批判乌兰夫的浪潮。到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批判又进一步升级,发展成“挖肃运动”。1968年的1月6日到18日,由滕海清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乌兰夫反党集团的残余势力和流毒还没有挖尽肃清”。因此,会议又号召人民“要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
三、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内蒙古日报》在1968年12月2日发表社论《农村牧区要广泛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12月底,自治区各地开展了五花八门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实际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远不止农村牧区。1969年1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必须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抓紧再抓紧,打击“新内人党”首要分子。各地各机关、单位从1968年至1969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主持下,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和派性泛滥的情况下,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和打“新内人党”联系在一起,无限制地扩大打击范围,把大批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打成“牛鬼蛇神”,列为专政对象,实行隔离审查和刑讯逼供。上挂下联,牵连了很多人,株连了很多家属子女和亲朋。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左”倾错误蔓延到各个领域,严重地践踏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打击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给内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四、整党建党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的任务。毛泽东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内蒙古自治区是从1968年7月到1971年5月之间进行整党建党的。这次整党建党,是在各级党委会没有恢复,广大基层党组织极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一次违反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的整党建党。它以中共中央的两个文件为指导思想,即:1967年10月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提出了“五十字建党方针”,而要害在“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当时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执行了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扩大了打击面。1968年10月中央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方法上采取了所谓“开门整风”、“群众评议”,实际上造反派们把整党变成了整人,更加强了对老干部们的批斗,把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反革命、黑帮分子、走资派等开除出党。整党时,每个党员必须作认真的“斗私批修”检查,经领导批准,填写“恢复组织生活登记表”方可恢复组织生活。搞得是“人人头上摸一把”。尔后把一批造反派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这就造成了党组织的混乱和不纯,使党的战斗力和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五、教育改革
在“斗、批、改”阶段,还进行了所谓教育改革。1968年8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昭乌达盟喀喇沁旗召开全区教育革命现场会。全区各盟市革命委员会教育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喀喇沁旗把全旗中小学办成了9年一贯制的“五·七”型的新型学校(小学6年,初中3年合在一起,改为9年一贯制)。把学校按人数多少,编为营、连、排、班长和指导员(教师和学生担任)。这种学校“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内蒙古自治区各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4年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自治区的7所高等院校和包头钢铁学校大学班于当年统一招生,第二年春开学。高等院校招生的主要对象是具有2~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学员毕业后,一般返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特殊需要的由自治区统一分配。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学制缩短为2至3年。用这种办法招收来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期间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农牧学院、内蒙古工学院、内蒙古医学院等5所高等院校的教育试点班,于1971年10月份相继开学,430多名工农兵学员进校学习。
六、“五七”干校
在“斗、批、改”阶段还成立了“五七”干校。1970年5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做出决定,筹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即黄河“五七”干校、新华“五七”干校、乌兰塔拉“五七”干校、浩丰“五七”干校、巴彦套海乡“五七”干校共5所,可容纳2 800~3 000名干部。后经过1年多时间的筹建,于1971年6月22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礼堂举行了“五七”干校开学典礼,吴涛兼任校长,张增命任干校政治委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繁重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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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4月29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于是全面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当时正值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堂、张振光组成的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时期。在“前指”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只留下极少数干部算是办事机构,大部分干部到了河北省唐山市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70年1月11日开学至1971年5月结束,历时1年又4个月)学习。因此,中央部署的“批陈整风”运动开始时没有在内蒙古造成大的声势。
1971年5月13日到18日,召开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经过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并报中央批准,产生了常务委员会(有13人组成),尤太忠任第一书记,吴涛、徐信、邓存伦、赵紫阳任书记。常委们首先学习了中央有关“批陈整风”的文件,统一了思想认识。认为陈伯达炮制“天才论”的目的是为了篡党夺权。陈伯达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政治骗子。紧接着于7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批陈整风动员大会,批判陈伯达反党、反马列主义、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尤太忠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副主任徐信作了“批陈整风”的动员报告。会议决定,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当前的情况,开展以反骄破满、“三破三立”(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立新功”的思想)为中心的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多尔汗。
197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批孔”汇报会议的通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江青反革命集团立即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大做文章。江青在1974年1月有两次讲话,声称现在“有很大的儒”,要批“现在的儒”,公然把周恩来、叶剑英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1972年7月18日至8月11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批林批孔”汇报会议精神,结合学习毛泽东一系列指示、谈话和有关中央文件,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1973年12月28日,经江青一伙密谋策划,《北京日报》发表了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把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吹捧成“反潮流的典型”,以证明所谓教育战线修政主义路线的回潮。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给这个小学生,批评了她的一些极“左”的错误观点。江青等人又策划这个小学生写了一封给王亚卓的公开信,以激烈的言词攻击王亚卓,以致在内蒙古以至全国,成为一个政治事件。1974年4月15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林批孔”大会。第一书记尤太忠出席了大会,书记处书记邓存伦主持大会并讲了话。来自“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单位和部分盟市代表进行了发言批判。与此同时,自治区内的帮派头目频繁串连,幕后策划,制造事端,围攻自治区的负责人,强行进驻革命委员会机关,另立指挥中心,密谋篡党夺权。直到1974年7月,中央领导同志两次听取内蒙古自治区“批林批孔”的情况汇报,批评了帮派头目,内蒙古的局势才缓和下来。但是,在这一年里,工业生产又遭受严重破坏。全区工业总产值只完成29.40亿元,比1973年减少2.95亿元,下降9.12%。工业亏损面扩大,全区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7 260万元,下降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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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对此极为不满。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严重,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地各方面的工作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高屋建瓴,运筹帷幄,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从内蒙古自治区来说,1975年的全面整顿,充分地反映了全区各族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厌倦情绪,对团结建设的强烈愿望,也符合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般规律。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自治区国民经济各部门普遍呈现经济回升的好势头。首先整顿了铁路运输,恢复和健全了铁路各项规章制度,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反对派性,打击了破坏铁路运输的坏人,在短时期内扭转了混乱局面,出现了正常运输形式。铁路运输量1975年达到3 190万吨,首次突破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3千万吨大关。客运量1975年达到1 324万人,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客运量最高的一年。接着整顿了钢铁工业。包头钢铁公司从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入手,逐级建立起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从政策上调动老工人、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并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全区的钢铁生产从5月份开始回升,钢、生铁和钢材生产扭转了连年下降的局面,其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81.5%、28.2%、22.3%,经济效益也有提高。全区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全面整顿。农牧业1975年获得全面好收成,农业总产值达到28.23亿元,比上年增长2.5%,粮食产量达到519.5万吨,增长3.4%;大牲畜和羊达到4 128.2万头,增长4.1%;造林355.2万亩,增长15%;多种经营有新发展,副业产值增长2.4%。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更大。工业总产值达到36.54亿元,比上年增长24.3%;原煤增长21.5%,发电量增长12.5%,木材增长20.8%,水泥增长46.6%,化肥增长85.1%,呢绒增长96%。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22.9%。商业购销两旺,市场状况有所好转。1975年商业部门购入总值为18.5亿元,比上年增长14.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29.7亿元,比上年增长11%。
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一场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全国政治局势再度陷入混乱。“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的一小伙追随者也乘机疯狂捣乱,内蒙古自治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又一次被破坏,国民经济再一次受到严重冲击。包头铁路分局等运输枢纽首当其冲,铁路运输严重受阻。原材料、燃料和设备供应再度短缺,基本建设和生产出现严重困难,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恶化。当年,基本建设投资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58.6%,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地方财政收入只有2.66亿元,出现了最困难的境况。
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最有讽刺意味的是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要害深入批邓》,掀起了批判所谓邓小平“三株大毒草”的新浪潮。梁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了三个小册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行到全国各地几千万册。内蒙古自治区的各行业、各单位也都接到了这些供批判用的小册子,人们都惊喜地发现,这三个小册子原来是三个促进工作和生产发展的好文件,普遍予以肯定和赞许。许多单位不是批判,而是认真学习。全国都是这样,这是“四人帮”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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