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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逊:上海人民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与办公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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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与办公机构设置

李 逊

在上海人民公社筹备成立时,1967年2月3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召开的公社筹备会议上讨论了公社的体制。

当时会上决定建立公社临时委员会,实行各群众组织委派代表制:“遵照毛主席‘精兵简政’的伟大教导,在公社临时委员会下设七组一室,打破旧市委、旧市人委那套重叠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临时委员会及各组核心都采取集体委员制,除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外,都不以个人名义参加。临时委员会初步协商出十九名代表:张春桥,姚文元、驻沪三军负责人,工总司三名,农民二名,学生一名,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一名,七个组的负责人各一名。”(引自《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写)

事实上,19名公社代表的建制没有真正实行。

2月3日讨论这个建制时,公社还是由38个群众组织组成。这19个名额由38个组织协商而来。所以会有工总司3名,机关联络站1名等等的内容。但还没来得及具体讨论,第二天张春桥为缓和那些没能参加筹备会议的群众组织的不满,建议将“公社组成单位”改为“发起单位”,更多的群众组织将参加公社,19个分给特定的32个组织的名额便失去意义,不了了之。

公社成立后,负责人都由张春桥指定,至少也需经张春桥同意。临时委员会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由哪个组的召集人去参加会议,没有什么临时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因为从来没有实行过定期选举,明确谁是委员。公社在外滩办公处的日常事务由“三王”——即王洪文(国棉17厂保卫科干事)、王承龙(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部干部)以及王明龙(上海重型机床厂厂长办公室秘书)负责,这也是张春桥在公社成立后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定的。徐景贤(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则负责康平路办公处的事宜。

公社临时委员会所设8组1室(公社成立后将原定7组1室增为8组1室)运行了近2个月,3月底改组。最初的组室在2月3日公社筹备会上所确定的职能如下: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负责工交战线生产领导,由原来的火线指挥部继续担任;
组织组,负责公社成员及群众组织登记审查工作,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为主;
政治宣传组。负责新闻、出版、文艺等宣传领导,以上海新闻革命造反委员会(新革会)为主;
联络组,负责各群众组织、各基层革命造反派的联系及调查,以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同济东方红)为主;
调查组,负责政策研究、起草文件等,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关联络站)为主;
保卫组,负责领导公安、司法等工作,由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及军队的上海警备区为主;
接待组,负责接待处理群众来访及外地串连人员问题,由上海交通大学反倒底兵团(交大反到底)及市人委机关造反派为主;
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社日常事务,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

到6日正式办公时,又成立了后勤组,变成八组一室。每个组室,都由参加公社的组成单位分别抽调人员担任工作人员。(引自《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写)

最初的8组1室召集人是: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召集人为工总司的谢鹏飞(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工人);
组织组召集人为工总司的王明龙(上海重型机床厂厂长办公室秘书);
政治宣传组召集人为朱锡琪(《文汇报》社记者);
联络组召集人为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同济大学学生);
调查组召集人为机关联络站的吴瑞武(复旦大学教师,市委写作班成员);
保卫组召集人为公革会的王维章(上海市公安局干部);
接待组召集人为交大反到底的余小兵(交通大学学生);
办公室召集人为机关联络站的朱玉佩(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
后勤组召集人为机关联络站的杨幼根(市人委机关干部)。

以上召集人后来有很大变更(每个组室召集人的名单,是笔者2008年12月向当事人朱永嘉、王明龙、谢鹏飞等许多当事者询问汇总的)。

这些组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既非被民众选举,也非公社任命,这使得这些人既缺少必要的权威,也缺少责任感,而且由于最初只是作为各组织派出代表,随时可以撤换,人员频繁上去下来,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徐景贤回忆当时乱糟糟的情景说,“上海市革会一开始就是大杂烩,各个造反派组织都往里面派人”,派进来后,都在里面为自己的组织争权争利益:要活动经费,要办小报和传单纸张,要摩托车、运输汽车,等等(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出版)。

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徐景贤和“三王”,公社和市革会最初没有明确负责人。市里开会,都是开什么会,找什么组室的召集人去。

公社只存在19天。公社和稍后的市革会的八组一室设置,看似革命而精简,但除了谢鹏飞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和上海生产有关,其他都只能适应文革的政治运动,根本无法管理一个城市。而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虽然下设七个组,但工作人员大都是红卫兵,没有指挥生产的经验,虽然解决不少应急事情,例如排除码头和车站的积压物资,紧急调运煤炭、组织春节副食品供应,等等,但大多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乏全局和系统观念。

于是,改组市革会办公机构,势在必行。当时称之为调整。

1967年3月左右市革会机构改组。最初设想成立12个组和办公室:市革会办公室、经济计划组、工业组、农村组、市政交通组、财贸组、文教卫生组、地区工作组、政法组、科技组、外事组、劳动工资组。与此同时,公社时期设立的联络组、调查组、政宣组、接待组因为与城市管理业务无关而都被取消;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也因为只是应急的机构,被工交组取代(负责人侯建军和工总司的姜延良)。

这个调整设想,实际就是回到原来的市政府的机构设置,这些“组”的职能,就是原来市政府相应机构的职能。不同的是党政合为一体,一元化。

这个设想在讨论时遭到一片反对。最后只好折衷,保留了一些机构:公社原来的接待组和联络组合并,成立群运组,负责人谢言范和原写作班朱维铮。政宣组保留,负责人仍是《文汇报》社的朱锡琪。原来由机关联络站为主体的调查组撤销。办公室由机关联络站王承龙负责,农村组由警备区张宜爱和老干部张辑五负责,文教组负责人是老干部陈琳瑚。组织组负责人还是工总司的王明龙。

这些组室建立后,以原来的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也吸收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徐景贤征得张春桥同意,采取让群众组织负责人担任各个组核心,让原来的机关工作人员负责具体工作的组合。这些原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大都是是普通干部,但他们有着管理经验,驾轻就熟,很快使几近瘫痪的上海生产和生活的管理系统重新运转,上海经济秩序逐渐好转。

据当事人回忆:“原来设想市革会由155名委员组成,名额的分配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占50%,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的代表;驻沪三军的代表占19%;革命干部的代表占31%。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由13到15人组成。我没有见到一张正式的委员名单,实际上它的成员是不固定的。”(转引自朱永嘉回忆录)

直到1968年9、10月间“全国山河一片红”时,上海才有了正式报中央的市革会委员名单。

但是,中央审批机构一直没有很好建立。直到1970年,局势重又稳定,社会秩序恢复,中央才正式批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单:委员名额159名,其中正副主任14名(保留1名),常委30名(保留4名),委员106名(保留4名)。(引自《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1949-1987)》,中共上海组织部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出版)

1970年3月上海市革会增补11位副主任: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老干部马天水和王少庸,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刘耀宗,东海舰队司令员高志荣,驻沪空军第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1971年9月因林彪事件被审查),红卫兵陈敢峰,文革前的先进人物杨富珍,郊区农村基层干部周丽琴和赵林根(赵1972年被免职).

1972年又增补4位副主任:老干部王一平和冯国柱,空四军政委武占魁,工人造反派金祖敏。1975年再增补老干部陈丕显(1975年10月调离上海)和杨西光(引自《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人民政府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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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   2009年3月30日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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