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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睿麟:西安交大入学五十周年聚会暨校园寻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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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情缘,一世情结 ——入学五十周年聚会暨校园寻梦记

2016-11-01  

  蔺睿麟(发电31班)

        不久前,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叫做《半生缘》的QQ群。群主魏道玶,西安供电局退休高级工程师,西安交大发电六八级毕业生,我的同班同学。其间,由陈显瑞、魏茂领头的一帮老同学正在筹划着一桩盛举:入学五十周年同学聚会。这同时也是在践行2010年深圳聚会的全体同学一个共同约定。说起同学聚会,实属一件平常之事,仅大型聚会也曾举办过多次:除去前面说的深圳聚会,还有百年校庆聚会、一百一十年校庆聚会、2008年南京聚会等。但这次聚会的意义却非同以往,因为以“五十年”权衡人生沧桑,算得上一个满数;何况诸子已是韶华不留,当得“所是同袍者,相逢尽衰老”。是故,此时不聚,更待何时?另有南京的钟泽章、广东的方玉闻都是负责联系一方的大员,创建《半生缘》,就是意在提供一个现代交流平台,以承载同学们渴盼母校相聚的热切愿望,促进筹备工作的开展。
        入学五十年同学聚会这件顺应人心的事,终于如期如愿济成了。二零一三年五月的一天,从全国各地归来的昔日学子,纵情走进母校交大的大门,会聚于图书馆三楼东厅,这里是校友会的会址。大家重温同窗之旧事, 感受母校之晖暖。有一篇 《聚会首日小记》,简要描述了当日情景,不妨借来其中几句以观:
        “岁在癸巳,时逢阳春,一群交大昔日学子,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古城西安,聚集于母校图书馆三楼东厅之校友会,入学五秩纪念事也。与会者四十又六,发电三一、三二两班各占半数,另有家眷一十五人,济济一堂,盛况空前。幸有葛耀忠、夏道止二位恩师惠临,更为聚会增光添彩。是日也,双双相执手,各各互问讯,樱花道里寻旧梦,十舍楼前忆别离,喜看校园新貌,欣坐春风里。”
        “小记”文中所言“十舍”,曾是我们的“家”。走出图书馆,向南便是学生宿舍区,当年的三层楼房几被新型的高楼大厦替代,所幸“十舍”孓然存立,风光依旧。在那三楼的斗室里,夏令时一顶连一顶帐帷,严冬季则一床挨一床的“捆被”,曾圈潜着个个昔时未名之人。这里曾是我们的第二课堂:睡在床上“过电影”者有之、深夜里借走廊微弱的灯光恰如囊萤映雪者也有之;这里曾是我们的游娱场:打桥牌、扳手腕、纵情“交大歌声”……小提琴弦上的梁祝幽怨仿佛依然绕梁;这里也曾是我们分享美味之所:吐鲁番的葡萄、校园里的苹果、兴庆湖的鲤鱼……终南山柿子的甘甜犹尚存肺腑;这里还曾是我们的青春沙龙:议题繁杂无所不有,有严肃到令人缩栗的、有荒诞不经的、有上天入地的、有天南海北的……展示着青春光彩,赤裸出纯朴心灵。在那临近毕业的日子里,每遇全校停电,点燃几盏仿古的碗灯照亮床头,叼一支上海的“飞马”或天津的“海河”香烟,说一些懵懵懂懂的话语……在这里留下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回忆和思念,若尽数记录以文字,直可以汗牛而充栋。站在楼门之外,不禁两眼模糊,毕业离别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令人久久不忍离去。
        宿舍区南端的露天电影广场,大概早已“退班”。说是广场其实地面并不怎么平坦,黄土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炉渣用来防水防滑,场地之南高高竖起两根木柱,是演出时用来挂银幕的。别看外观视觉如此简陋,那可是全校数千名同学周末才有的好去处!尽管影片周而复始,也不管细雨靡靡还是大雪飘飘,坐在自带的小凳上,卷曲其身子,沉浸于荧幕的光影和音响中,也许还有不尽的思绪。校园南区有偌大苹果园,每当金秋季节,红绿相间的国光果子累累枝头,可望而不可即的滋味,令人垂涎欲滴,而今已不见了影踪。还有一个靶场,是作为学生真枪实弹练习射击的地方,也是校射击队的训练场,现今也是无从寻觅。
        与宿舍区比较,这些维系母校和昔日学子情感的教学群楼:行政楼、中心楼、东一楼、东二楼、东三楼、西二楼、图书馆、体育馆等却依然如故,令人感到无限的欣慰;眼前的它们仍然是那样高大、庄严和亲切,以致当我们一走近,便产生了与母校相拥之感。试想,倘若这些楼舍一并变换为时兴的摩天钜厦,也和我们记忆中的那些存留:大食堂的玉米面糊糊、一两馍、油炸黄豆、狮子头、到处的“阿拉”方言和“海式服务”一样消失殆尽,我们岂不全成了陌生之人?由之而见,不是所有的新筑都能算作是进步。百年交大总能留下一些不同凡响的人文世事的沉淀,令学子们去作无穷无尽的缅怀。感谢决策者们的卓识远虑,保留了我们曾引以为骄傲、且如今被当作是“根”的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造构之物。寻“根”是人的本性。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根,终有一天是会找不着北的。
        昔日的交大校园,那是让我们向常生出神秘的优越情感的地方。教学群楼显现出古典和现代相兼的纯朴风貌;以中轴为对称的有序排列,隐含承前启后的发展格局。教学楼内宽敞明亮,教室按用途分别大、小。大教室作上“大课”之用,十数排活动桌椅呈阶梯状布放,讲台上六块巨型黑板可上下交替运用,名师高徒尽在其中。室外走道以水磨石铺砌,“盥洗室”的门牌令初来乍到者驻足张望而不敢贸然进入。从正中穿过中心楼、行政楼长廊,便是连接东西的、宽阔的梧桐大道。沿中轴线往南拾级前行,扑面而来的是碧波荡漾的荷花池塘。放眼望去,不远处坐落着高大、雄伟的图书馆楼,它的正前两侧屹立着一双英姿勃发、昂首云天的男女青年塑像,手中高高托起火箭模型,那是交大学子勇攀科学高峰的象征。每当仲春季节,荷塘两旁樱花夹道,繁英似锦,寻幽花深里,犹入梦幻之境。林荫道旁杨柳春绿,梧桐夏茂;花圃之内百卉千葩、芳草如茵,云杉、塔松傲然挺立。清晨我们每每于花丛之中放声诵读,课余休闲围坐于草坪之上谈古论今。听高年级同学说,坪上的牛毛草是用飞机从杭州运来的,身在其间,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来到彭康校长塑像前,众皆肃然起敬。想当年,老校长的传奇人生、在国共斗争中坚强和英勇的事迹以及部长级的行政级别,都是我们曾引以为骄傲并津津乐道的话题。此刻,我们不禁思潮澎湃,记起了他的一系列办学经典和治校方略:“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三活跃”、“思想积极,行动稳妥”……忆起了他在校园内步入学子群中的瘦小身影。记得入校第二年,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学习热潮,搞得轰轰烈烈,正常的学习秩序也随之而发生改变,校广播台每周至少要作三次专题节目,同学们课余饭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去做好事。后来彭校长出差回来紧急刹车,指出重在学习精神,而不是形式上的模仿。这让我们刚踏入大学校门不久的年轻人懂得了独立思考,并由此受益而在以后的政治风浪中得以自立。
        1965年初,胡耀邦同志调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到西安后不久,就受彭校长的邀请来交大,做了一次十分重要、且影响特别深远的讲演,其中有诸多的醒世言论,关于红与专的著名论断便是其中之一:“红就是红,专就是专。不要再讨论了。你们越提越高,再高就高到游离层去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开展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讨论。当时,流行着一个令人沉闷论调:“红就是专,如果不红,专的越深就越反动。”多数同学对此论都表示了疑惑:自然科学的书到底要不要读?该怎么读?听了胡书记这个讲演,令全校师生激动不已,大有如释重负、如获解放之感。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成份论”,以“家庭出身”来衡量知识分子“红”的程度,家庭成份差的很难红起来。再就是招生中把“出身”的门槛抬得很高,因此阻塞了国家的人才培养之路,也贻误了不少年轻人。彭康校长与交大则不然,不为“成份论”所困,敢于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优秀青年招收入校。在那个越“左”就标志越革命的年代,彭校长敢越“雷池”的作为,充分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和他对党、对国家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
        1200教室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地方。1963年9月的某一天,在这里我们有幸聆听了电机系主任钟兆琳教授“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演讲。记得讲话的中心内容是,以交大的“西迁精神”,激励刚入校园的新生,要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随时准备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钟教授自己就是交大西迁的勇士,他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卖掉住宅,安顿好瘫痪在床的夫人,孤身一人来到了当时在上海人眼中尚且荒凉的西安。钟兆琳是我国电气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国开讲“电机学”的第一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大学中屈指可数的一级教授。当时,交大还有许多成就卓著、闻名全国的大师级人物,现在能记得起的有:周惠久、陈大燮、张鸿、严晙、沈尚贤、陈学俊、陆庆乐、陈季丹、赵富鑫……个个皆是本专业的学术翘楚。另外学校还拥有一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讲师队伍,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有:《高等数学》讲师石建城、《电工基础》讲师冯慈章、《工业电子学》讲师何金茂……还有一位教《化学》的老师,据说是做实验时伤了手,上课时只能用仅留了两个指头的左手写字,可是板书起来恭笔正楷,从不少写一笔一划。他这种坚毅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学子。我曾不止一次地为没能记住他的名字而深深自责。大学不仅要有高楼,更要有大师,当年流行着一种说法:南有交大,北有清华,便是基于这一点的认知。
        胡耀邦书记那次演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想念,仅是会议开始时,与彭校长之间显得非常熟知的一幕,就让我们做出了无数个解读。还有,他与师生互动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听你们彭校长说,考入交大的学生,都是中学时的精英,都是学校前几名的优秀生。本来,大抵是一句激励的话,却让同学们心中从此埋下了一个永久的信念:母校交大是值得学子们引为骄傲的,而作为学子能以交大为母校也是值得骄傲的。
        就在胡书记讲话之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受胡书记、彭校长的光惠庇荫,平静的读完了全部的基础课程。正当同学们借着母校七十大庆所激发出来的豪情,信心满满地进行毕业前的最后冲刺时,惊天的意外发生了,一切都被打乱了,母校与我们同时被无情地卷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而那个刚建立不久的“信念”,也在这个被称为“革命群众运动的大熔炉”中“浴火重生”,升华成为一种对母校的特殊情结,且称作“交大情结”吧。
        何谓“交大情结”?尚无人对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也无有一个具体的解说,但这种情结却是确确实实地活在我们这一代每个人的心中。发电专业六八级同学,对这次入学五十周年聚会表现出了如此高的热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所谓的交大情结,应是除含有与历届学子相同的对母校的那种敬畏、感恩之情外,又包含了“文革”中与母校一起度过那段炼狱般岁月所滋生的种种情怀。
        话说到这里,便会有人发出异议:就一般而论,造反派学生与学校是对立的双方,而“文革”中的交大学生则是清一色的造反派,他们与母校之间会滋生出什么样的真情呢?不过,这里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十分费解的问题:全国那么多的大专院校,为什么唯独西安交大是“铁板一块”?交大人每常以理性与团结自命,但却鲜有人能回答“为何交大缺了保皇组织?”的问题。时隔将近半个世纪,“半生缘”上依然有人感叹:当初交大校党委咋就没人保呢?要明了这些问题,还得从西安“文革”中发生的头一件大事“六六事件”说起。
        回想一九六六年六月伊始,随着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暴出,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交大当然也不例外。一日之内,行政楼前间接或直接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似有铺天盖地之势。为了应对交大骤然蜂起的“文革”局面,六月三日陕西省委紧急派出了三人工作组,其一进校门就设下数条清规戒律,并指示说:“交大党委是红线还是黑线,大家可以坐下来辩论。”同学们觉得工作组的做法是压制革命。五日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表示要抛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上午,又传出“工作组开列我校向党中央发电报人黑名单”的消息,交大校园顿时沸腾起来,部分师生冲破工作组的羁绊走上街头,到陕西省委、到西北局反映情况;到《陕西日报》社和省广播电台贴大字报、到其它院校、工厂、农村串联,宣传革命。这就是当年惊动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的、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六六事件”。十日之后,《陕西日报》向全省人民宣告,这次造反是“以彭康为首的一小撮黑帮分子‘精心策划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引向省委,企图把水搅浑,破坏革命运动”。
        从“文革”开始满打满算不到五天时间,甚至在绝大多数师生尚未完全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我们敬仰的彭校长就已经变成了“黑帮头子”;而且还是“造反的”和“被造反的”同时变成了“反革命”。人们不禁要问,“六六事件”对交大校党委而言,到底是一起造反行动呢?还是一起保皇事件呢?
        按陕西省委的结论,毫无疑义“六六事件”是一起保皇事件。事情很明白,彭康不会精心策划去造自己的反;更何况,交大学生若是要造校党委的反,为何要去报社、广播电台?为何要去其他高校、工厂、农村?
        从实而论,当年我们这些能进入交大校门读书的年轻人,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并没有仇恨,甚或反倒是其忠实的信奉者;平日里对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也是青眼相加;而对于彭康校长,更是由衷的景仰,他那遭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经历,在我们眼里就如同怀揣丹书铁券一般。所以,同学们怎么也无法把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名号,和母校联系在一起。再就是媒体所造出来的紧急形势,并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使大家很容易判断一定是“中央出了大事”,而绝非几所高校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就说行政楼前的那些大字报吧,一开始尽是些交大的陈年旧事重提,反复诉说着“西迁”中的纠葛,偶有提到彭校长,也不过说些迁就某某教授的话题;而这些大字报对广大学生说来,恰如阅读交大野史一般。到了六月四、五日以后,才有揭发“校党委压制文化大革命罪行”、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问题”的大字报出现。若以揭发出来问题的实质衡量,不要说 “文革”的初期那段时间,即就是一年多以后,到了1967年9月,按一个知情者所言:“对以彭康为首的交大校领导,并没有查出他们本人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和历史问题”。所以大多数同学当时就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根不在交大,却也并不知道陕西省委、西北局的任何底细,所以只能就工作组说事。这便是导致“六六事件”发生的主流思想, 如果一定要牵涉彭康的话,那就是交大学子具有的理性与母校的教育确实是不无干系。至此,在基本明晰“六六事件”的基础上,我们便能轻而易举地回答前面提出来的那些疑难问题了。
        众所周知,“文革”时一个单位中出现两个派别,是因为对待本单位当权派所采取的态度不同所致,主张“打倒”的一方,或称作“造反派”,主张“支持”的一方,或称作“保皇派”。当交大成立群众组织时,校党委已于两个月前的“六六事件”中被打成了“反革命黑帮”,产生两派的原因没有了,所以就顺成了一个包容了不同思想、不同观点的“交大文革总会”(简称“交大总”)。若问,按照“文革”时的分别,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便可用一个当时已为多数人所认同,而今仍会令大家感到亲切的说法来表述:交老总“对外造反,对内保皇。”这种说法不但与“六六事件”相历合,而且也可与后来发生的事情互为印证:
        交老总懈怠校内斗批改是出了名的,以至遭到各方非议和内外的夹攻。1967年5月4日,陕工大竟然搞起了跨校批斗,召开了“斗争三反分子彭康大会”,以示对交老总不作为的抗议。1967年9月18日,“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交大代表时批评说:“交大校内斗批改没搞,一个坏人没有揪出来……”。1967年11月8日,交大校内一个少数派成立的战斗队,写大字报指责说:“彭康还硬着脖子不低头,林星、凌雨轩以及他们的同伙也学着他们的榜样,钟兆琳也还是洋洋自得。……康老每次接见我们,都提到斗彭康的问题,很关心我校的斗批改,我们总是抓不起来。……交老总向何处去?!”而就在康生诬蔑彭校长是叛徒的当月,1967年9月交大文革总会的“彭康专案组”,查清了西北局一位宣传干部的揭发材料,得出“不能确定彭康为叛徒”的结论。交大人对康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而且后来多数人认定彭校长之不讳,与康生有着直接的关系。校内反康生的情绪日渐高涨,便有一名校革委会委员顺应形势,组织了“康生专案组”。交大人开顶风船与母校风雨同舟的曲致,由此可见一斑。我们这一代学子与母校之间这种隐掩的情结,在交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校期间,学子罕有以学校名义做事的。而我们这一代人,与其它各届最大的不同就是,动辄便打上“交大”的旗号。“文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师生凡在校外活动,总是要冠以母校的名义,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便是1966年底,发生在西安大专院校之间的那场长达70天的“反右倾”大辩论。事情是从如何对待“保皇派”群众组织“联络站”引起的。多数院校认为和“联络站”的关系是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致使两派的矛盾逐渐升级,并已出现了局部的“打、砸、抢”现象。唯独 “交大总”认为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反对继续“挤、压、砸”、搞关门主义。这个观点遭到了26个院校中造反派的强烈反对,批判交大“右了”、“修了”、“与保皇派搞折衷”……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市展开。我校由60多个战斗队发起成立了“大辩论串联会”成了抵制的主力军,他们利用宣传车、大字报、辩论会和情况说明会等方式阐明交大观点。每晚间,宣传车上街到钟楼、到大差市进行广播……那人山人海围观静听的场面,曾是何等的壮观!有一次宣传车被对方砸了,接受了一位年轻老师的建议,用马粪纸和大红纸做成红喇叭,将宣传车代之以“红喇叭”小分队,活跃在西安市的大街小巷;竟也能在与对方十几辆宣传车抗衡中立于不败之地。随着是非曲直的明辨,交大的道理赢得了群众,“反右倾”的营垒随之分化,西安的局势暂时得以稳定。由此引出一条至理:声不在高,惟顺道者为强音。在大辩论中所宣传的, 正是得济于母校的团结与包容精神,学子们在传承母校精神中得到了快乐,感到了自豪,也增进了相互间的友情。
        其时,西安市街巷阡陌流传出一句话来:“交大,交大,骄傲自大。”究竟是褒?抑或是贬?没有人去考究它。可谈论起来,大家倒是流露出一种正中下怀的得意之情。交大人似乎欣然接受了这个说法。究竟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问题。现在,只能做一些假设:也许因为这句话暗合了前面所说的那个信念;也许它确是当时广大群众对交大人在 “反右倾”大辩论中强势表现的一种赞赏;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总之,在交大学子心目中如果把自己能与母校连在一起,“自大”一回又有何不可呢?
        由于大环境的乖舛,两派之间的缓和形势并未持续多久,便又风波再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七月份“文攻武卫”口号的出笼,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纠纷,竟然还要用“武卫”的方式来解决,交大人不仅感到了尴尬,更多的还是感到了迷茫。如果说聂元梓的大字报如同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文革”烈火;那么“文攻武卫”的祭起则如一场倾盆大雨,将仅留下的一点“革命火苗”击灭殆尽。这其间,交大校园内一个名曰“逍遥”的派系趁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那些迷失了方向的、厌倦了的、失望了的人们栖集的一种方式。正当西安其他大专院校在加紧“秣兵厉马”,组建“文攻武卫”指挥部,并在校内斗得不可开交时,交大校园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有的沉醉于打牌作乐、有的忙于装配收音机、有的潜心攻读中医药书籍、有的趁机学习外语……还有一大批人服从了校革委会安排,疏散回家。我们班李正平同学从崇明岛家中来信, 问讯同舍人的安危,我给他复信时胡诌了几句歪诗,其中写到: “寄情孤岛酬关怀,留意泥湖捕鱼虾。思君平安归来日,几包香烟下浓茶。”(“孤岛”即指崇明岛,“泥湖”即兴庆湖。)从中即可见那时的我们在校百无聊赖生活的一角。但若与全国其他高校相比,交大校园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了。据有关资料证实:“在整个‘文革’期间,交大内部没有发生武斗,也没有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上的武斗,万余师生无一人因参加武斗而死伤。”正因为有母校恩德的庇护,广大师生才有幸逃过这一劫。
        空虚的心灵终于得到了安慰,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起,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被文化大革命批判得体无完肤的教学体系,面临着极大的难堪。但是,交大全校上下齐心协力,很快促成了开课。老师们不但编写了符合教改需要的新讲义,有的还亲自动手刻蜡板,以保证每人一套课本。新讲义重点突出,课程门类齐全。曾担任过小丰满电站继电保护科长的盛寿麟讲师,把《继电保护》讲得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电厂》课由留苏讲师杨时柏讲授,而讲《电网》课的王锡凡,后来入选了国家工程院的院士。《暂态》课,则由李光琦讲师主讲。老师们耐心讲解,一丝不苟,同学们则安下心来,认真听讲。后来在李光琦、王锡凡、葛耀中等老师的带领下,到安徽多地水火电厂、调度机构进行毕业实习;朱声石老师还带领部分同学参加了由全国知名专家进行的330成套晶体管保护考研小组工作。同学们在实习中接触了生产实践,进一步认识了社会,意识到了使命。在老师们的鼎力帮助下,我们基本完成了预定的学业,对我们后来的工作和进一步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离开母校的四十五年来,同学们时刻都感觉到母校的光华,也常常以一个交大学子而自律。就在毕业离校十年之后,中华民族迎来了又一个盛世,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肩上。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苦苦拼搏,大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昌盛都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从而成就了各自的人生。学子们为国效力,是对母校栽培的回报,同时也是反映学校教育成果的一面镜子。据不完全统计,仅发电31班就有省、部级以上劳模或先进工作者6名,占现有人数的22%。另外,在全国各地从事电力行业的,大都曾是本单位或部门的技术带头人。例如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的胡珠光、新疆电力设计院的王梦銮、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总厂的沈建石、王宝平、钟泽章和仇资、南京自动化研究院的马师模、南京电力学院的胡瑜璐、深圳妈湾电厂的方玉闻、陕西省电力公司的李国钧和雷发泉、四川电力建设集团公司的刘贞云 、 西南电网公司的章泽坤、汉中供电局的易达人和刘海龙、平凉供电局的唐文荣、宝鸡供电局的陈焕猷、铜川供电局的晁克忠和张金瑞、西安供电局的蔡元发和吴锦章等。其中成绩较为突出者,诸如川人王炬,从事电厂设备安装工作,先后参加过国内外18个电站的建设,其中获国家银质奖工程2个,获华能金奖工程1个;主编了140万字的电气技工培训教材,业绩颇丰,当选了全国劳模。闽人王大光,毕业后又进华中工学院继续深造,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后被家乡“引凤归巢”,攻克了福建省“大机组小电网”的难题,进行了“福建与华东联网安全稳定与经济运行” 等课题研究,主编出版了《电力系统(分析)》等培训教材,获得省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电力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成为福建电力系统理论和技术领军人物,并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陇人赵效,先在西北电力试验研究所任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后支援深圳特区,在主持妈湾电厂的建设中做出了不容置喙的成绩,升任深圳能源办总工,为特区的电力事业发展竭尽忠诚。以上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交大学生多是实干家”的公论。
        母校“基础厚”的教学特点,也使学子们受益匪浅,一些从事非电专业的同学,也大都成为业内精英:如曾任河北宣化钢铁公司动力厂长的王文和、河南洛阳白马集团副总工的朱延麟、中国石油长庆油田的徐安国、重庆灯泡工业公司电大讲师的王招辉、西安市冶金机电局的马胜辅等。上海人张方镇在河北石家庄纺织厂科研所从事计算机应用工作,获得了纺织工业部信息管理先进工作者称号。还有更为突出的人物,广东人张伟忠在深圳特区的蛇口港等港口建设中干得轰轰烈烈,当上了深圳海关的副关长。当然,个人的努力和机遇,也是维制人生成败的重要因素。发电31班的陶惠良,苏人,在校时是班上唯一在三年级就通过第二外语的人,1979年通过学校组织的外语考试出国留学,后来在加拿大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母校当了教授,其微机保护研究成果在国内独树一帜。发电32班的陈显瑞,西安人,是我国直流输电的拓荒者,曾参加当初在西安成立的“直流输电研究小组”,6年中做了大量的基础铺垫工作。后来机构迁移,因客观原由未能随迁,留下了不小的遗憾。但在接续的电网管理工作中,却也成绩斐然,当上了西北电网调度通信局局长。
        我们更是不能忘记那些英年早世的同窗:秦永志,四川人,在陡河电厂建设中以身殉职,殁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那场唐山大地震中。还有河南的张红娃、翟惠云,三原的王进銮、长安的李福全,也都是事业未竟身先去,给同学们心中留下了永久的悲惜。每逢同学聚会,大家都要哀悼一番,可见同窗之情深。我们还时时挂念久病中的杨玉英同学,每次西安聚会都会有同学去看望她。如今健在之人已是桑榆之年,有人依然老骥伏枥,续写着往日的辉煌,除了张伟忠、王大光、王炬还在原单位操劳外,张廷华同学此时正在委内瑞拉中央电厂建设工地服勤;也有人却开启了另外一种、别有天地的全新生活之路,魏茂同学便是其中最独出的一位,退休后开始了学术研究,编写了《红楼梦阅评笔记》、《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宗教知识综述》等三项著述,计数百万字;而大多数人都已在含饴弄孙,安度天年了。但大家最经常萦绕于心的莫过那个永恒的期冀:阜基于这个孕育了《周易》和汉唐文明之三秦大地的母校,一定能铸陶出更大的惊世辉煌。这大概就是那个所谓母校情结一种永久的延续吧。
同窗情深!母校晖暖!

        谨以此文作为发电专业68级同学入学五十周年聚会的纪念。
        感谢魏茂同学为此文提出了“母校情结”的主题。感谢王大光、陈显瑞、赵效、魏道玶、钟泽章、尹学志等同学对此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http://xszx.xjtu.edu.cn/info/1007/12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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