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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茜:路遥的文革“造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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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夏天到了,这一年,16岁的王卫国即后来的路遥初中毕业。按以往惯例,大中专考试将要进行,但是,这一年,一切正常的招考停止了。
王卫国当时正计划着报考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是,中国发生的一起大事件将王卫国的个人计划击个粉碎。
如果一切如常,王卫国顺利考上一所中专学校,国家就给学生发放生活费,农村户口也随之转入学校。不出意外,中专毕业后就能被国家统一分配,走上工作岗位,成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工作人员,彻底甩掉农村户口的沉重帽子,鲤鱼跳龙门地成为城镇居民。
如果一切如常,王卫国的养父养母——大伯大妈就可以松一口气。尽管大伯之前反对王卫国继续读书,可是拗不过这个牛脾气的孩子,一家人吃糠咽菜,节衣缩食,艰难苦熬到儿子毕业。如果王卫国争气,靠读书为自己踏出一条走出农村的路子,无论这高小两年初中三年有多么的艰辛,结果总是令人高兴的。而且,大伯心里隐隐的内疚——那份因当初反对儿子读书产生的内疚,将因此减轻。
对继续上学读书始终怀有更强烈期待的,当然是王卫国本人。五年县城求学的饥饿与苦读,终究要收获一个结果,苦不能白受。王卫国甚至想到了该认真设计一下中专毕业后自己的未来。
然而,王卫国的梦想,被无情地击碎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延川经历了多年的各种自然灾害,已然像一个饥饿已久的孩子,发育不全,营养不良。到了1966年,很多农户,有的举家外迁,更多的只有出外讨饭,才不至于饿死。
但是,各种运动却一次都不曾远离陕北这个偏僻的延川县。
1966年8月,延川中学高66届的七八个学生,自发成立了延川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全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红袖章上是用墨水写的“红卫兵”字样,所以,当时被人称作为“黑字红卫兵”。红卫兵组织成立后,配合延川县委工作组,在延川中学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被召回学校的初中毕业生王卫国,很快加入到“黑字红卫兵”行列。
自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延川县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开始到各地串联。
1966年10月,延川中学10名学生(7男3女)组成首批“红卫兵长征队”。
“红卫兵长征队”的学生,先在永平、延安等附近地区串联一周绕回,沿途抄回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本县宣传外地见闻。然后,他们自绣了一面红旗,向北京出发,徒步去北京串联:
“据与路遥在城关小学、延川中学同级的吴江所言,在他们之后(1966年10月)路遥也沿着相同的路线去了北京。吴江需要20多天的路线是参照以下路线:县城→延水关(黄河的渡口地点)→(山西省)永和→交口→太原→(河北省)石家庄→北京。”((日)安本·实《路遥的初期文艺活动》)

所有红卫兵在去北京的沿途,随地可以发动红卫兵搞批斗活动,直接参与揪斗各地的当权派。到达北京后有专人接待,将他们接送到指定的兵营住下。然后,是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在等待期间,亦有专人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每天的生活很有秩序。但并不是可以随便到处游走的。得到通知后,大家有秩序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王卫国同班同学梁世祥回忆说,他和王卫国等延川中学的一批进京同学代表,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中的一分子。
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农民儿子王卫国与所有接受伟大导师接见的忠诚战士——红卫兵一样,内心是激动的,是虔诚的,是单纯的,也是无比幸福的。
接见结束后,上穿一件黑棉衣、下着一条灰棉裤,脚登一双千层底黑布鞋的王卫国,手拿着《毛主席语录》,右胳膊上带着一个红色黑字的“红卫兵”袖标,在天安门前庄重地留影纪念。
然后,王卫国很严肃地对同来的同学提议:咱们回去后,要脱离“黑字红卫兵”,咱们要另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
1966年10月,延川县县级机关第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反修战斗队”建立不久,各单位相继建立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二十多个,有“毛泽东思想指挥部”、“红旗战斗队”、“兴无灭资总部”等等。为表现各自组织的正确性,造反派之间互贴大字报,相互攻击对方是“保皇派”,标榜自己的造反组织是“革命派”。延川县大街小巷,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造成纸张短缺。
当王卫国从北京串联回到延川县时,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然开展得如火如荼。疯狂的年代,只是一名延川县初中三年级学生的王卫国,也疯狂地在延川中学的校园里,借着风势,联络了初中部的同学,真就成立了一个“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或“红四野总部”),扛起了“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大旗。
历史上的“第四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力最强的主力部队。它是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简称“四野”。缔造者是林彪、罗荣桓。这支队伍,能打硬仗,而且战无不胜。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延川中学的这一派学生造反组织起了这么个震天动地、响遏行云的名字,也是希望能像当年的“四野”一样,勇往直前,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吧。

延川县还有另一派也自称是“红色造反派”的组织——“延川县红色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延总司”或“司令部”)。
到1967年3月,革命大辩论逐渐使观点相同,意见相投的造反派相互联合,观点相对立的则水火不相容。
“司令部”与“红四野”均是延川中学的师生组织成立的,但后来发展成为当时延川县“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别。
回到延川县的王卫国,由于平时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再加上出色的文才,自然成为班内文革小组成员。班主任常润田老师是班上的当然领导,小组中的三个成员都是班上不安分人物,调皮活泼,能言善辩。后来,这三个人成了一派的主要头头。而王卫国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显得更为突出,被“红四野”的群众推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又后来,延川县几个群众组织联合为一大派群众组织——“红四野总部”,王卫国被推选为“红四野总部”军长,主管宣传工作。
当时,“红四野”的战友尊称王卫国为“王军长”;而对立派都把他叫成“王喂狗”。在延川县城的一面墙壁上,有这样的大字报,上面醒目地写着:打跨“黑四野”,勒死“王喂狗”!
有着极强政治抱负的“红四野” 军长王卫国,从小做惯了“孩子王”的权力欲望大大得到了满足。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口号声里,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以他的学识,以他的博闻强记,以他在延川县无与伦比的口才,又有文学造诣做基础,用极具煽动性和鼓动性的文章、演讲,王卫国一呼百应,八面威风,成为延川县城极有权力的大人物,可谓少年得志。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一段话。它是针对当时“中派”认为所谓农会举动“过分”的言论而讲的,本意在于告诫人民群众,革命不能温文尔雅,必须坚决彻底。这段话,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至尊宝典。造反派们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歌,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打倒一切、推翻一切。
为了读书,7岁的王卫国离开亲生父母,被过继给自己的大伯大妈;为了读书,大妈靠着乞讨供养他上初中。读书升学是王卫国谋得一个公家人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的惟一途径。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王卫国继续读书升学的梦想化为泡影。此时,时代好似为王卫国提供了一条比读书升学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只要敢于造反,敢于冲锋陷阵,就可以前途无量。
王卫国狂热地投入到滚滚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自然有着朴素的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同时,改变个人命运可能也是王卫国内心更大的驱动力。对于整个中小学时期没有吃过几顿饱饭的王卫国来说,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吃饭,就是做文章。
“平心说,路遥对这场‘革命’是热衷的。不为别的,就是为有口饭吃。路遥对我讲起这段历史时,曾是泪流满面。后来他开始写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当他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两个中篇小说后,他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灵历程。”(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6199e0102e5n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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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0-19


青年时期的路遥(张艳茜)

文章来源:文学报 张艳茜发表时间:2013-05-09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却早早离世的作家,路遥身后留下了数不清的谜语。究竟是怎样的经历造就了他,又是怎样的人生体验使他落笔惊人,为后人留下一部部经典之作?在本书中,作者曾经与路遥共事,是路遥的学生,也是路遥的朋友,在长期采访和调查后,作者掀开神秘的面纱,拂去时间的封尘,调查、甄别真相,还原并审视路遥,使一位出身寒微却不屈服命运的人民作家复活于娓娓道来的文字之中。


  1966年的夏天到了,这一年,16岁的王卫国即后来的路遥初中毕业。按以往惯例,大中专考试将要进行,但是,这一年,一切正常的招考停止了。
  王卫国当时正计划着报考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是,中国发生的一起大事件将王卫国的个人计划击个粉碎。
  如果一切如常,王卫国顺利考上一所中专学校,国家就给学生发放生活费,农村户口也随之转入学校。不出意外,中专毕业后就能被国家统一分配,走上工作岗位,成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工作人员,彻底甩掉农村户口的沉重帽子,鲤鱼跳龙门地成为城镇居民。
  如果一切如常,王卫国的养父养母——大伯大妈就可以松一口气。尽管大伯之前反对王卫国继续读书,可是拗不过这个牛脾气的孩子,一家人吃糠咽菜,节衣缩食,艰难苦熬到儿子毕业。如果王卫国争气,靠读书为自己踏出一条走出农村的路子,无论这高小两年初中三年有多么的艰辛,结果总是令人高兴的。而且,大伯心里隐隐的内疚———那份因当初反对儿子读书产生的内疚,将因此减轻。
  对继续上学读书始终怀有更强烈期待的,当然是王卫国本人。五年县城求学的饥饿与苦读,终究要收获一个结果,苦不能白受。王卫国甚至想到了该认真设计一下中专毕业后自己的未来。
  然而,王卫国的梦想,被无情地击碎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延川经历了多年的各种自然灾害,已然像一个饥饿已久的孩子,发育不全,营养不良。到了1966年,很多农户,有的举家外迁,更多的只有出外讨饭,才不至于饿死。
  但是,各种运动却一次都不曾远离陕北这个偏僻的延川县。
  1966年8月,延川中学高中66届的七八个学生,自发成立了延川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全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红袖章上是用墨水写的“红卫兵”字样,所以,当时被人称作为“黑字红卫兵”。红卫兵组织成立后,配合延川县委工作组,在延川中学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被召回学校的初中毕业生王卫国,很快加入到“黑字红卫兵”行列。
  自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延川县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开始到各地串联。
  1966年10月,延川中学10名学生(7男3女)组成首批“红卫兵长征队”。
  “红卫兵长征队”的学生,先在永平、延安等附近地区串联一周绕回,沿途抄回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本县宣传外地见闻。然后,他们自绣了一面红旗,向北京出发,徒步去北京串联:
  “据与路遥在城关小学、延川中学同级的吴江所言,在他们之后(1966年10月)路遥也沿着相同的路线去了北京。吴江需要20多天的路线是参照以下路线:县城→延水关(黄河的渡口地点)→(山西省)永和→交口→太原→(河北省)石家庄→北京。”([日]安本·实《路遥的初期文艺活动》)
  所有红卫兵在去北京的沿途,随地可以发动红卫兵搞批斗活动,直接参与揪斗各地的当权派。到达北京后有专人接待,将他们接送到指定的兵营住下。然后,是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在等待期间,亦有专人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每天的生活很有秩序。但并不是可以随便到处游走的。得到通知后,大家有秩序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王卫国同班同学梁世祥回忆说,他和王卫国等延川中学的一批进京同学代表,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中的一分子。


  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农民儿子王卫国与所有接受伟大导师接见的忠诚战士———红卫兵一样,内心是激动的,是虔诚的,是单纯的,也是无比幸福的。
  接见结束后,上穿一件黑棉衣、下着一条灰棉裤,脚蹬一双千层底黑布鞋的王卫国,手拿着《毛主席语录》,右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色黑字的“红卫兵”袖标,在天安门前庄重地留影纪念。
  然后,王卫国很严肃地对同来的同学提议:咱们回去后,要脱离“黑字红卫兵”,咱们要另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
  1966年10月,延川县县级机关第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反修战斗队”建立不久,各单位相继建立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二十多个。延川县大街小巷,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造成纸张短缺。
  当王卫国从北京串联回到延川县时,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然开展得如火如荼。疯狂的年代,只是一名延川县初中三年级学生的王卫国,也疯狂地在延川中学的校园里,借着风势,联络了初中部的同学,真就成立了一个“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或“红四野总部”),扛起了“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大旗。
  回到延川县的王卫国,由于平时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再加上出色的文才,自然成为班内文革小组成员。班主任常润田老师是班上的当然领导,小组中的三个成员都是班上不安分人物,调皮活泼,能言善辩。后来,这三个人成了一派的主要头头。而王卫国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显得更为突出,被“红四野”的群众推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又后来,延川县几个群众组织联合为一大派群众组织———“红四野总部”,王卫国被推选为“红四野总部”军长,主管宣传工作。
  有着极强政治抱负的“红四野”军长王卫国,从小做惯了“孩子王”的权力欲望大大得到了满足。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口号声里,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以他的学识,以他的博闻强记,以他在延川县无与伦比的口才,又有文学造诣做基础,用极具煽动性和鼓动性的文章、演讲,王卫国一呼百应,八面威风,成为延川县城极有权力的大人物,可谓少年得志。
  为了读书,7岁的王卫国离开亲生父母,被过继给自己的大伯大妈;为了读书,大妈靠着乞讨供养他上初中。读书升学是王卫国谋得一个公家人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的唯一途径。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王卫国继续读书升学的梦想化为泡影。此时,时代好似为王卫国提供了一条比读书升学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只要敢于造反,敢于冲锋陷阵,就可以前途无量。
  王卫国狂热地投入到滚滚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自然有着朴素的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同时,改变个人命运可能也是王卫国内心更大的驱动力。对于整个中小学时期没有吃过几顿饱饭的王卫国来说,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吃饭,就是做文章。
  “平心说,路遥对这场‘革命’是热衷的。不为别的,就是为有口饭吃。路遥对我讲起这段历史时,曾是泪流满面。后来他开始写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当他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两个中篇小说后,他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灵历程。”(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1968年9月15日,根据陕西省革委会指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
  “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时,年仅19岁的王卫国,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被结合进这个机构中,成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王卫国虽然担任了这个相当于现在副县长一职的革委会副主任,却只是群众代表,不算是正式国家干部,他依然还是农民、学生身份。没有工资。
  延川县志《新中国成立后县长、主任更迭表》 中,记录了王卫国的任期时间(1968.9-1973.8)备考栏注明:“群众代表”。因此,王卫国直至1973年9月进入延安大学就读之前,一直在形式上担任着“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上任之后的王卫国副主任,开始不停地参加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好在王卫国仍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即使不停地接受各种学习检查审查,王卫国仍然能在闲暇时,抓紧做他感觉唯一要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多读书。每读完一本书,更渴望继续读下一本书。王卫国对前来看望他的曾经的“红四野”战友樊俊成说:
  “只有不断地读书,充实自己,才能创造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本钱。”(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
  1968年的12月下旬,延川县的冬季征兵工作,在苏联边防军出动的装甲车的隆隆声中、在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苏联军人登上珍宝岛,制造出“珍宝岛事件”的枪炮声中开始了。
  王卫国的很多同学,以及“红四野”的战友们纷纷报名应征。王卫国也想报名当兵,这是走出偏僻山区,走出贫困的一条路,但是,当作为闲差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卫国去报名时,却遭到了拒绝。
  有一天,已经通过应征体检的樊俊成,到延川县城来找王卫国,很希望王卫国能和他一块参军,再次成为一同为国效力的战友,可是在延川县城却找不到王卫国的踪影。几经打听,才得知王卫国在县城北的黑龙关农中,正参加一个对外保密的学习班。王卫国告诉樊俊成:
  “现在情况有变,自上而下都举行学习班,主要是审查每个领导干部,凡参加学习班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认识、问题向组织说清楚,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组织结论,以便今后重新工作。他又问我,有什么事抓紧说,我只请了15分钟的假。我一看他那么紧张,就直接说,现在开始征兵了。我已报了名,体检也合格,希望咱们一块去当兵,保卫祖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你是如何打算的?他说,开始我也很想报名当兵,但是人家说按规定我走不成,后来就到这里参加学习班,看来,今年我是走不成了,你就先走吧,我以后再说。”(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
  1969年2月的一天,已经被批准入伍的应征青年,换上了新军装,在延川县城集合,延川县革委会在县人民委员会大礼堂举办了欢送新兵入伍的文艺晚会。第二天上午十点,新兵起程出发,奔赴各自的部队。秧歌队与夹道欢送的人群,一直将新兵送到县汽车站。新兵乘坐的卡车路过县城北黑龙关农中大门口时,王卫国也站在了人群中,他听见了他过去的同学、战友在卡车上呼喊着他的名字,王卫国也向战友挥着手,口中回应着他们的呼喊。很快,卡车在王卫国眼前颠簸离去,蔓延开来的黄尘遮蔽了卡车上的军绿色。绝尘而去的是别人的命运,王卫国自己的命运出路在哪里?
  看不到自己人生前景的王卫国陷入一片迷茫。
  (节选于《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张艳茜/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

[size=; font-size: 12pt,12pt]
[size=; font-size: 12pt,12pt]张艳茜,黑龙江省绥化市人。一九八五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文学月刊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陕西省政府优秀编辑奖获得者,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主编班)学员。陕西省直机关青联一届常委,陕西省青联八届委员。曾任陕西省米脂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size=; font-size: 12pt,12pt]现任陕西省作协《延河》文学月刊社常务副主编。编审。陕西省作协党总支委员,陕西省作协事业支部书记。陕西省作协理事。
[size=; font-size: 12pt,12pt]一九八六[size=; font-size: 12pt,12pt]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二00八年在陕西省米脂县政府挂职三年,期间创作并出版长篇小说《貂蝉》。二0一二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作家,在陕北深入生活期间,创作并出版著名作家路遥的第一部长篇传纪读本《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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