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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憨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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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往事杂俎 2)

老憨

     此文标题借用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小说的中文译名。其实我也没有好好读过陀氏的这部小说,1980年代初我曾因为鲁迅对陀的高度评价而几次下决心将此书从头到尾读一遍,但终于半途而废。主要是因为太难读了。鲁迅说,陀氏的小说是用鞭子抽打人的罪恶,并通过对罪恶的抽打拷问出人的善良。我的智商还不能很容易理解这样的评价。直到我退休后,在慢慢品味我所经历的往事中,好像对鲁迅的话有一点领悟,但正确与否,不敢肯定。再说了,鲁迅现在已“走下神坛”,就是说,不吃香了,据说目前中学教材中已删去《狂人日记》、《阿Q正传》之类的著作,有专家还振振有词地说了许多理由,就算我理解正确了,也不一定能被现代专家肯定。
   (老憨,你要说什么赶紧说,别扯远了)

    我要说的是一个40年前的小姑娘,名字姑且叫娜塔莎好了,免得人们乱对号,给现在还活着的许多有相同经历的人造成伤害。娜塔莎当时还是个不足18岁的武汉的一个中学生。但要说她,还要让我交代一下背景。
    1968年7月,我“光荣负伤”在武汉大学行政大楼(题图)养伤。行政大楼当时是龙派占领的基地,虽然每天晚上头头们大多不在内过夜,但这里算是最安全的了。其实我当时也是小病大养,头上一条5厘米的刀口虽然吓人,但并没伤着脑子,一块大纱布包扎几天后就结了痂,除了形象差了点,其他都感觉良好。我的临时病房是二楼南侧中间房子,据说原来是校长办公室,窗外是武大电话总机机房的琉璃瓦房顶,由于机房降温的需要琉璃瓦上白天不断喷淋自来水,因而我的病房也沾光得到凉爽。加上张其中的日夜陪护,苏凤兰大姐每天送来的牛奶鸡蛋鱼虾的补养,堪称是神仙般的生活。这么好的生活,身体又活动自如,当然不能闲着,我当时腰杆上还别着一支勃朗宁小手枪,有时还有人把手榴弹寄放到我的病房,我自觉应该也很愿意为保卫行政大楼这一龙派的基地尽力。有一天有人通知说,虎派可能晚上要来偷袭行政大楼,张其中胆小,天一黑就借故回宿舍去了,但我直到深夜还没有入睡,内心甚至还有一种等待敌人进攻的期盼。正当我怀疑情报的正确性时,忽然听到一声枪响,接着听到一个弹壳坠落到行政楼中庭水泥地上的清脆声。行政大楼是一座方筒形五层(?)建筑,四面都是办公室,天顶是钢架玻璃结构,故枪响声和弹壳落地的声音因“筒”的共鸣作用显得极为清晰。说时迟那时快,我随着弹壳坠地声飞快冲出房门,很快冲到一楼东侧的大门耳房边,看见门外路灯下有一人在墙脚下跑动,我急忙往后退,害怕有人隔门投手榴弹,刚转过身,便响起一个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全楼的居住者都出来了,内中有龙派的工人战斗队大头目HU某,手握一支手枪,跑到我跟前问,刚才谁打枪?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反正是在楼内打的。他立即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是在楼内?我说你下去(负一楼)找找就知道了,我听到弹壳掉到天庭地板的声音,一定可以找到。但他说,肯定是外面摸稍进来的人打的。他一边说,一边带人上下寻找一阵,但拒绝我找弹壳的建议。我后来想,那一枪肯定是龙派打的,而且很可能是HU自己打的,目的是让大家提高警惕性。如果找到弹壳,很容易知道是什么枪,我的勃朗宁的子弹大小和花生米差不多,而他用的是一支国产“五四式”。这次行政大楼事件的另一个疑点是,在楼外找到两个落地后摔成两瓣的军用手榴弹,说明这是从大楼高层处丢下来的,虎派如果来攻,不会这样丢手榴弹;至于我在门边看到的人是什么派,那颗爆炸的手榴弹又是何人所丢,恐怕是永久的秘密了。第二天上午,有人召集全楼的人讨论“安全问题”,认为虎派肯定会继续进攻的,尽管从昨夜手榴弹向后六区预科大楼顶的虎派喇叭一直播着抗议,并发表洗刷自己声明。安全的重点是伤员,因为当时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些应该加以保护的人,如6802的陈耀盛也是伤员(他是怎么受的伤至今我都不知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对象,就是我要说的娜塔莎。
     就是在这次安全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娜塔莎。
     娜塔莎当时也住在行政大楼里,她是一个特殊的“病人”:是一个怀孕三个多月的未婚少女,也是龙派要特别加以保护的对象。在见到娜塔莎之前,我只在由“穷棒子公社”贴出的一张大字报上过对虎派某一工人战斗队小头目张GY诱奸少女致怀孕的罪恶事件,且这个小头目已被捉拿并控制在“棒子”们的手中,并有医疗人员定期来为之作健康保健,如为他头部的伤换药等(头部怎么受伤,没有报道)。顺便提及,“穷棒子公社”是武大物理系的著名造反组织,其名来源于毛主席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一个人民公社艰苦奋斗事迹的表彰话语,当时有一篇报道标题就叫《穷棒子公社扭转乾坤》,文革中这个“穷棒子公社”的确起着扭转武大文革乾坤的作用,只要是棒子的大字报,经常引大群人围观。“张GY事迹”报道自然更有轰动效应。但大字报上并没有揭示被害人的消息。直到我被安排负责询问娜塔莎的工作之后,才知道她就是“虎派头目”张GY罪恶恶果的承载者。
    我在虎派夜袭行政大楼事件中虽然表现英勇,但并没有得到头头们的认可,非但不认可,有一些非议让我感到委屈。其中一个委屈是,一个龙派重要头目X.Y.Zhang的妻子(卫生科的护士,是卫生科的小头目)第二天在行政安大楼安全会议上指责说,你们这些“受伤学生”,“革命干部舍命保卫你们,你们为什么就不肯出力保护一下革命干部?”我当时真想跳起来反驳她:你的“革命干部丈夫”几天前一个午后从行政大楼西侧二楼跳下受伤并不是为了保卫我们,而是他自己临危脱逃的结果,而且是风声鹤唳自己吓自己的结果;如果当时,如他后来所说,真有虎派的人来谋害我们,为了保卫我们,他至少也可以大声吼一声,怎么能房门都不敢开就从窗口跳下去?(窗台离水泥地面至少有3米高,且地下是不平的水泥台阶,他也真够勇敢的。)实际上正是一个虎派学生偶然路过这里发现他躺在地上,并将他扶送到不远处的卫生科。但这些话不能在会上说,我也不应该说:X.Y.ZHANG 是我们龙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我所知,武大龙虎之分,最早就源于他在1967年底(?)在新教室的一次有关“革命造反派有责任为武大三家村翻案”著名讲话;我和他个人之间保持着“客客气气”的关系,尽管我不喜欢他老婆“小官”大太太的派头,也不喜欢他个人作风和做派。此时最好的选择是保持沉默。再说了,我是得到龙派头头们专批补助了30元人民币作营养费的人,不能不给人家面子。我在会上表态说,我的伤基本好了,可以承担头头们分配的工作。
        安全会后不久,有几个龙派女负责人找到我说,娜塔莎是一个重要的证人,而且据初步了解,不仅一个张GY,虎派的另一个大头目詹某,也可能是肚里孩子的父亲,据张GY交代,还有其他虎派人物与娜塔莎有染。娜塔莎是我们武大居住区的一个中学生,父母都不在武汉,目前和没有文化的爷爷生活在一起,太可怜了,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肚里的孩子也越来越大了。
    经安排,这个“专案”由我负责,由已经结婚的6900届的武大家属学生萧安福以及6900的黄谷甘作专案组成员。我自认为这工作不算难,虽然这工作会涉及令青年男女感到难堪的尴尬情节,但对我这个从河南山村来的农民孩子而言,我自认为自己承受这种尴尬的能力比那些城市学生要强得多,我认为,城里学生虽然见多识广,但在“性”方面,他们往往“天真”到“无知”的地步,因为农村社会文化往往没有城市文化中那么多禁忌和恐惧。
    我接受这个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个女孩子怀着很大的同情。娜塔莎个子不高,算不上漂亮,但绝不能说丑,脸上的雀斑装饰着天真无邪的双眼,从第一眼起我就觉得她太像我的妹妹;更让我震惊的是陪伴他的爷爷,一个瘦小的小老头,两眼露出绝望的无助目光,双手不知所措地在会议室墙角边的一张桌子上忙着什么。我觉得我应该给这可怜的祖孙以尽可能的帮助,尽快为她讨得公道,尽早解除他们的困境。
    于是,娜塔莎就成为我的专案工作对象。
    但我很快发现,我们的工作进入困难的境况:询问过程很顺利,娜塔莎非常配合,她明显对我们十分信任,所以有问必答,且常常问一答十,但我们的记录本总是空着,不管是谁作记录,无法下笔。几十年后有一次我读到专家解读诗经的《墙有茨》文字,我才理解我们当时记录不下娜塔莎故事的原因。诗经《墙有茨》的作者真是高明,他批评宫廷里的丑恶行径不用直笔,而是从作者对事情感受入笔:
         墙上蒺藜不能扫,
         免得利刺把手咬;
         宫中之事恶又丑,
         小心弄脏你的口。
         ......(老憨按:这不是专家的翻译,而是老憨据意思胡诌)
    不过,让我们无法将专案继续下去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墙有茨”,而是另外的重要的原因。第一次问询我们就获得了重要的材料:可以肯定虎派的头目ZH肯定与娜塔莎有染,这是重要的钢鞭材料,是不是孩子的父亲并不重要。就在第一次问询就要结束时,出于对这个像我妹妹的姑娘同情,我想和她聊了几句安慰的话,鼓励她改正“人生第一次走错”的道路,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哪晓得几句安慰让她泪流满面,一激动,说出了我们大吃一惊的话:哪里是我走错,还不是“某某某”去年把我毁了!
    “某某某”(这人名我真的忘了)是我们龙派学生头目群中的响当当人物,他怎会做出这样的事?!但娜塔莎十分肯定地说,就是他夺去自己的贞节。时间是1967年6月,地点是行政大楼。为了证明此事真实性,娜塔莎又说了许多让我们三人头晕“墙有茨”式的细节。我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自作主张地对娜塔莎宣示了“到此为止不要再对别人说”的警告后,立即结束了问询。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浪花立即结束了我的专案工作。听了我的汇报,委托工作的负责人汇报后当即指示说,此事你们不要管了。我出了一口长气。
    大概第二天或第三天上午,我目送娜塔莎上了大楼前的一辆小汽车。据说,是到汉口某医院去做人工流产,卫生科的一个护士和一个女工陪同;为“防止虎派抢人”,龙派工人头头谢某(一个优秀的钳工,与老憨有良好关系)携手枪护送。但据回来的人说,管理该医院的“妇幼保健”机构出来反对此手术,因为“出来的胎儿是活的”。自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娜塔莎,更不知她和肚里的孩子后来怎样度过可以想见的艰难岁月。
    1968年7月底,我头上缠着白纱布回到系里参加毕业分配,9月我离开武大来到四川。以后的几十年里,我经常会想到曾经对我寄予希望的娜塔莎那天真、委屈的眼神。2011年4月25日6700众弟兄40年后重聚珞珈山时,我们的会议室就在当年我养伤的房间下面,当时心中苦辣甜酸辛五味杂陈。一个久存于心、想重看当年与娜塔莎相遇地的愿望,由于同学们集体行动的不便,没能实现。就一定程度上说,这个特定历史中与娜塔莎偶然“相遇”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我到四川后的一些“罪行”都与这次相遇经历有深刻的内在联系。1973年,中国大地掀起反对孔子的运动,就是在这一年,我根据对娜塔莎事件的思考并借鲁迅先生的一些观点,写成了后来成为我“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重要罪证文章《论中国的女人》。我至今都认为这篇大字报观点并没有错,但我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话:正确的话说的不是时候,也会起坏作用(老憨按:不是原话)。让我简单说一下我从娜塔莎事件中获得的认识,来结束这篇已经过长的本博文:
    中国的女性总是承载着比男性多得多的道德义务,因而她们比男人有更多的道德罪孽。男人的道德败坏常常可以成为男人的夸耀资本,而女人却常常为男人的“资本”承受终生的羞辱。以娜塔莎为例,一个天真无邪的中学少女在辉煌的大学圣殿里被她崇敬的革命大哥哥袭击,却有人为这英雄大哥提供庇护,而她自己却因后来因与多个男性的“染指”而背上坏女人的恶名,成为那个特定年代里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
                                      
                                         2011年5月24日晚上10点
    
附后记:
   可以看出,以上博文结束得有些仓促,因此有必要交代一下娜塔莎事件的背景和事实。
   1967年六七月间,武汉大学的造反派(二司)在学校占据绝对的优势,全校只有极少数的公开站在对立面观点的学生(据我所知,学生中只有数学系知名教授刘国平的儿子公开支持武汉百万雄狮和“三字兵”),当时还没有龙虎之分,或者说龙虎之争还没有到公开暴露的地步。故行政大楼的各个办公室被各系的造反组织(战斗队)瓜分完毕。一些中学生也因各自的联系途径进入行政大楼,天气炎热,男女混杂在这自由出入的革命大本营里,难免会有一些不良现象产生,这应当是非主流。娜塔莎的事件就是这个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产生的特定事件。
    但在这个事件中,只有娜塔莎成为坏女人,也没有那个男性为娜塔莎的不幸承担责任,在“有染”4至5个有染的男人中,没有谁得到真正法律意义上追究或者惩罚,即便是张GY,虽在棒子手中受了些皮肉之苦,最后也因龙派头目想平息此事而背着“被陷害”的美名光彩走出土监禁。
   但在娜塔莎的“男人圈”中并非完全都是没有良知的人。在我离开行政大楼前的一天,外文系一个操江浙口音的杨姓小伙子(名字忘记了,只记得他的名字让人想到《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的一个爱将),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在负责娜塔莎的案子,他吞吞吐吐地给我说了许多话,我才明白这个秀气的帅哥的意思:他愿意继续和娜塔莎交朋友,他不在乎她的“名声”,尽管他“从没和她发生过性关系”。但我已经不负责娜塔莎的案子了,让他找别的人转达他的意思。二十年后,我偶然读到胡适在北大的轶事:一个女学生被流氓强奸后,胡适发表讲话说,如果有人娶了这个受害的姑娘,他会对这个勇敢的男人大家表彰。我忽然想到外文系这个杨帅哥,我不知他与娜塔莎有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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