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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孙立哲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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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宝嘉文

赤脚医生孙立哲

       恰恰是计划生育这个问题上我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跟杀人犯没有什么区别。最为过分的是有一个七八个月的胎儿,引下来时已经哭出声来了,被我在心脏上打了一针氯化钾当场气绝。那个影像永远留在我大脑里。让我永远有一种罪恶感而不能释怀。

  一 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

  1969年1月17日,我和清华附中一行人,作为北京知青进了陕西延安地区关家庄村。下乡那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我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祖传的。可其实下乡前学过点儿医的本来是史铁生而不是我。他才是有备而来。
  下乡前,有的街道、单位组织举办诸如“红医工”之类的培训班,教授针灸和诊治简单的头疼脑热,可能也有让孩子们下乡后能多一点安身立命本领的意思。铁生就参加过这类学习班。他还带来一整套针灸针、药棉之类,到了村里,带着我和曹博、子壮等一起访贫问苦。我扎针灸也是史铁生教的,开始怎么也扎不进去,一扎就弯,一紧张整个针都拔不出来。
  记得刚进村那天,曾有个瘦高的中年农民汉子急切地大声问:“俄玛难活得厉害哩,有夜啊莫?”我们猜了几个来回,终于把这句陕北话翻译过来:“我妈病得厉害,有药没有?”“难活”这两个字代表“生病”,在这毫无医疗条件的山乡里,生病往往意味着死亡。
  后来才知道,这个农民汉子叫高天亮,是个“二流子”,名声不太好。他们家也真的是穷,家徒四壁,仅有的一床破棉絮在老太太那窝着。老太太正在发高烧,脸上肿胀着一个红色的鼓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后来女生也参与了。还有一个男生拿出自己的被子给人家盖上。知青们把从家里带来的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老太太两天就痊愈了。但鼓包还在。再一问,原来是天生的血管瘤,胎记!
  一周后的一大早,生产队长张国祥推开我们住的窑洞门对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让他去给年轻媳妇看乳房。铁生听了一阵发怔,鼻头泛出了紫色。不但“红医工”培训班没教过,那时十几岁的少年谁见过真人的乳房,想起这两个字都脸红心跳。仅有的一次视觉体验记得是初一结束放暑假的一天,我和史铁生在同学莫京家里看美术书,在一本日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里,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美丽的西洋少女从书里站起来,一丝不挂,两只丰满的梨状乳房上点缀着两颗粉红色乳头,丰韵的臀部线条和下身细节毕现,栩栩如生。我顿时感觉脸上血管贲张,不知所措。偷眼看史铁生,他也是满脸涨得通红,直达耳根。这是一次使我们有犯罪感的阅读记忆。
  铁生脑子来得快,他连忙指着我对队长说,他行,他会看!于是把我派去出诊。晚上回到窑洞刚一进门,铁生忙问我看得怎么样。我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队长媳妇生孩子正坐月子,一侧乳房发炎,越肿越大,比对侧的乳房大出一倍以上,皮肤涨得晶亮,用一条宽布带子吊起来,疼得吱哇乱叫,整夜整夜睡不了觉。我把削铅笔用的旧刮胡子刀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消毒,在肿胀的乳房皮肤上猛地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后来,队长咂着嘴,把院子里的狗唤进窑洞。狗跳上炕,打扫“战场”,把我不小心洒在炕席上的脓血舔食干净。现在队长婆姨的乳房已经基本不疼了。
  铁生被我讲的故事唬得半天没合上嘴,鼻头上渗起细汗在油灯下泛出光,连说你小子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我回答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接着大言不惭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这件小事被铁生记在了心里,引用在他的文章“我的轮椅”中:“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2009年,铁生又送给我一首打油诗,起手是“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骂得我亲切异常。
  有一件事使我这个“祖传的”名声更得到“神医”的美誉。那是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四五个老乡打着火把,一边跑一边急切地叫我的名字。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身体僵直。原来,这家的婆婆跟儿媳妇打架,儿媳妇上吊,停止呼吸已经有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拿着烟袋锅子圪蹴在地上抽,正在商量后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死人。先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书上说过,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就用一根长针,心一横,用力扎进那媳妇的脚底。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里“嗝”的一声。赶紧又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本来就是假死。但一传十十传百,说我连死人都能一针扎活。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后来成立了合作医疗站,更是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如厕的功夫都没有,甚至一边方便一边还隔着半人高的墙围子问诊开方。

  二 第一刀就开在我身上

  按照当时的政策,赤脚医生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1969年4月,我们在村庄东头的一排土窑洞里办起了合作医疗站,我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当时的合作办法是每人每年交三角钱,按人头算。三角钱在当时相当于十个鸡蛋、一斤半盐,还相当于老婆婆手里颤颤巍巍打开的发黑的手帕和迟疑的目光。这些资金用于社员看病的药费,由生产大队统一支付或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而我们这些赤脚医生由生产大队采取记工分的方式解决,参与集体收益分配和口粮分配(一般相当于一个中等劳动力的收入)。有病人就行医,无病人则参加农业劳动,农忙时还要到田间地头巡诊。
  应该说在清华附中打下的基础让我养成了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都没有停过学习。拿着书边学边干,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村里有一位退伍老红军,因为打仗受伤,子弹没有取出来,几十年蹲不能蹲,坐不能坐。我仔细检查,可以摸得着子弹,但也从没人敢取,让老人受了一辈子罪。我说我来想办法。那是1969年的夏天,史铁生已病了,队里让我陪他回北京看病,我跟史铁生见医院就进,趁人不备偷医疗器械,就是带着一定把这个手术做好的明确目标。那时候一切都是被“需求”推着走的,先有需求,再说怎么办,有什么需求干什么事。所以那次偷的比较集中比较有效。但也不能一次偷太多,多了比较容易被逮着。
  我的偷窃“经验”来自“文革”中的一次偷书。有一次我和史铁生、陈冲、赵志平百无聊赖地从中关村书店逛到城里,又逛到四道口的教育书店,看到有比较好的书。史铁生自告奋勇要放哨,暗号是看见来人就摸右耳朵,其实他是胆子小,有点风吹草动好先跑。我偷了一本特别漂亮的高等数学,里面复杂的曲线函数非常吸引我。我看书喜欢背目录,那本书的目录让我至今难忘。可赵志平掖着一本书出来时被人发现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按照孔乙己的句式说书还要钱啊。女服务员向前一挺说:“废话!”那个年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吓得赵志平把书扔下就跑了。
  把一整套外科器械全都偷出来难度显然比偷书要大得多。当时我姐姐在酒仙桥医院妇产科,她帮我联系去外科化验室见习。陈冲、史铁生都帮我偷东西,不能一次偷,得分别偷,连续偷。在酒仙桥医院一个月,我把整个那一套程序全都弄清楚了:打针,消毒,麻醉,开刀,缝合,换药,麻醉机和血管钳分别长什么样。手术器械也基本上凑齐了,还成功地做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
  后来连我妈都被动员起来了。那年春节期间我第二次回北京,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偷外科手术器械给老红军做手术。这次我偷了家里的存折,取出钱让我妈帮忙去买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我妈还居然买到了。结果我们家上清华派出所报案挂失,派出所查出有人拿名章取了钱。问我,我说不知道。这件事弄得家里一度非常拮据,让我一直觉得非常对不起我妈。
  看会正规医院做手术以后,我开始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我在村里先是做兽医。以前村里劁猪是把猪的睾丸拿出来以后拿锤敲,或者是把睾丸拧掉,这样很容易出血,死亡率比较高。我就试着拿一根线给它扎住然后再剪掉,就不大出血了。
  动物之后就是拿人实验。我们村的赤脚医生用人做实验的第一刀是开在我身上的。冯国发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我们在一起探讨,一起学打结,解剖,看书,但动手能力还不行。我的后背有一个痣,我就让他拿这个练手。他一刀切下去,血就涌出来了。我让他按照我事先的计划继续切,再缝上就应当可以止血。结果这个冯国发跟我一样有口吃的毛病,而且比我还严重,不同的是他的口吃是启动性的,而我是重复性的。他一紧张就启动不了,说不出话来,上牙和下牙开始打架。原来他一着急一转圈在我后背上挖了一个黑窟窿,缝不上了。我说你别慌,赶紧拿所有的纱布往里塞,用最大的力按住,生生按了两个钟头,也没有缝。现在成了一个疤瘌。
  给人开刀还是要有很多技术的。再后来,我更多的练习就是在死人身上练。我让村里一个年轻人帮忙上去背死人。小孩死是往山里面扔的,所以就偷偷跟着,看扔在哪了叫一阵魂就回来了。但是这个事口风一定要紧,你把人家小孩拿回来做解剖这是不行的,但是没有这个过程你又根本学不会。拉回来在我们窑洞里面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解剖,从头到脚,把人体结构总算都搞清楚了。有了对人体的解剖学基础,我们才把那位老红军身体里的子弹取出来了,手术很成功。
  在此之前我们的外科手术器械至多是史铁生贡献的刻字工具。我们村的老支书牙疼,满口牙都被蛀坏了,到了非拔不可的地步。没有设备,我就找了一把知青带来的老虎钳子,带尖的那种。可是还缺少剥离牙髓神经的工具,我就和铁生商量借了他的刻刀。没想到老支书的牙已经“酥”了,第一次拔牙根断在里面。那时没有麻药,不拔出来会更疼。我对老支书说咱们分三步走,你忍三下疼,第一下是深入,第二下是对位,第三下是拔。我把位置拿稳后告诉他:我一喊你也大喊,啊。我一拔,他一啊,那个牙根就拔出来了。后来我把木刻刀还给史铁生,他说我不要了你拿走吧。那把木刻刀被我煮过消毒作为牙科工具,从此发锈卷刃再也刻不了字。

  三 送到城里来不及,于是我直接开颅

  还有一个手术,病人说队长总说我“不受苦”(陕北方言,不好好劳动的意思),你看看我这肚子,给我治好我回去好好干活。我一摸硬梆梆的,应该是长了东西。我心里面也没有底,结果打开以后是肾上腺癌。血出的一塌糊涂,整个人几乎是九死一生。我就到边上一个窑洞拿一个输液器,去厕所抽我自己的血准备给他输。这时候被李贵真发现了,他一下子就哭了,他说抽我的血。后来蒲冶青也抽了。其实人抽点血没有太大关系的。但那时候他们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思想,觉得血很珍贵。那个手术也是很难做的。结果病人回去以后又劳动了半年最后还是死了,因为病太严重。可是他把气争回来了,“我确实有病,确实开刀了,我不是偷懒。”
  有一天夜里,我们山对面的关家沟的高吾宁来找我出诊,说是他的孩子高烧病危。我去了一看,那个小孩大概两三岁,精瘦精瘦的,皮捏起来不会回去,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已经哭不出声音了。这种情况必须输液。我有盐水,有针管,但是没有输液器。我就把盐水对上青霉素,拿小针扎在血管里面,就用手一点点推。推了大概四十多个小时,隔天天亮这个小孩救活了。但是还是出问题了,因为高浓度的盐水输入过多导致心力衰竭。我又赶紧给他绑住腿减少循环,同时掐住另一条腿,让他回流的血少一点,再给他慢慢喝淡水,最后终于转危为安。
  最惊心动魄的是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年轻姑娘来了。原来,她们修水利挖沟渠,铁锹竖在下面,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往下一跳,铁锹把从肛门进去,又穿透腹壁出来。
  当时救还是不救,取决于一个价值判断就是还能不能生娃,不能生娃她爸妈就不让救了,如果还可以生就救。我不听这个,我说救。我把患者的腹部切开,我注意到患者的子宫和一侧卵巢是好的,就把另一侧坏的卵巢切了,保留了这一侧。然后指挥那几个小伙子,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许多年后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这时我和我们的医疗站在老百姓中有了很高的信任度。传染病治好了,各种怪病治好了,这么大的瘤治好了,又不要钱。这时就存在一个北京干部的表态问题。陕北和其他知青下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1970年初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接着首批北京干部600余人于1970年5月24日到达延安,共1248名北京干部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最晚的一批直到1975年5月才撤回北京。因为作为农村一线的赤脚医生,既没有执照也没有设备,更没有队伍,正好给那些说我拿人做实验或非法行医的人授以口实。我后来的压力来自于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始是公社医院后来是地方医院,从县医院一直到省医院。我挑战的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和权威性,大家坐在那里吃香喝辣的,不下乡给老百姓看病,不出诊,送上门都不好好看,紧病慢医生。开始就当我做一点好事,但后来挑战的是他们的利益和权威性。当时公社住队干部的负责人来找我谈话,让我不要再给老乡做手术。就在谈话的过程中有老乡来找我看病,我说现在不能看了。当时我眨了两下眼睛,他们就完全明白了,叫了一大群人老乡全来了,“谁说不让看病?谁说不让看病?”就在窑洞外面嚷嚷。
  得到北京干部的认可是1971年4月29日,村支书高凤流的婆姨高凤清胃穿孔那次。高凤流的弟弟在几个月以前刚刚得了肠梗阻,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死在送医的路上。当时病人的情况非常危险,肯定经不起几十里山路的颠簸。全村都在议论,支部书记蹲着抽烟一言不发。最后他说你给治吧,死了不怨你。
  这是我做的第一例大手术。这个手术对我来说相对有难度,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我只会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这时,全村的人都参与进来了。我让冯香负责量血压、脉搏,每5分钟报告一次;胃切开后,和事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活体组织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样,病人的肠子先鼓出来,就得赶紧往里面压,同时一点点捋着找胃在什么地方,最后终于在胃小弯处找到了穿孔,赶紧缝上。就在我缝完最后一针以后才发现那一天医院里站满了人。老乡、知青、高凤流,一大排人拿着烟在那静悄悄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手术成功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次不能退缩、不能选择的挑战。无论退缩或者失败,都将是职业生涯的终止。这也是我当赤脚医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我被当作知青典型就是从这个手术开始的。
  在农村,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病都得治。一位老乡在放炮的时候,把一片骨头炸到颅骨里了,如果不及时取出来必然危及生命。送到城里肯定来不及,于是我直接开颅,取出了骨头碎片。
  病人多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老乡依次摆好体位,依次消毒、麻醉、切开,然后由我依次实施摘除或者切除,最后由助手依次缝合。有一次在手术过程中送进来一个喉痉挛的孩子,呼吸受阻,小脸都憋紫了。我顺手取出一枚扎腰的手术针扎进孩子的气管,气管太细里面又全是痰。于是我又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彭炎给做吸痰处理,使孩子转危为安。

  四 我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

  1972年8月的一天中午,下着小雨。36岁的女患者郝玉英因宫外孕破裂,导致腹腔内大出血,推磨时昏倒在碾台上,送来时已经休克,脉博十分微弱,血压急剧下降。我准备好几瓶枸橼酸钠、葡萄糖、右旋糖酐,消毒包,针管等,开始了手术。
  腹腔刚一切开,刀刃未离,一股血流喷射而出!患者的血压骤然下降以至全无。没有验血设备,无法检验血型,更没有血源。我按照预定方案,结扎好破裂的卵巢动脉,让杨柳青和姚建立即用那支事先准备好的大针管,将患者腹腔内的血液,一管一管地清理出来;用枸橼酸纳、器皿、纱布、漏斗对清理出来的一千多毫升血液进行抗凝过滤后,立即把这些珍贵的自体血重新输入病人的血管。于是,已经15分钟听不到的血压,渐渐回升了,慢慢升到60、70??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终于转危为安。
  齐家坪有一个产妇生完孩子胎盘出不来,流血不止。把我叫去以后我最大的困惑是对妇女的生殖系统没有解剖学的概念,不知道长什么样。可是人家从老远把我找来我不能说我不会。一方面那个产妇流血不止,一方面还有那么多人都看着呢。我说我要去茅房,到那就翻随身带着的赤脚医生手册,结果上面只有一个非常粗糙的示意图,说实在不行就要手法剥离。我就在茅房里看,看完以后我心里就拿定了主意:要下手。我把手洗干净,用酒精棉花擦完吹干,伸进去一摸,到处都是粘粘糊糊的,不知道哪是哪。我就在脑子里画那个图,然后顺着边捋,左捋一下右捋一下,最后愣是把胎盘给掏出来了,连血带胎盘哗啦一下。很快子宫慢慢收缩,她出血也越来越少了。当时高兴极了,这是头一次啊。
  处理知青中的一些特殊医疗需求也成了我们的工作内容。那个时期的知青们相当苦闷。特别是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更加觉得没什么盼头,失望的情绪在漫延。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以前的派性。女知青做人流的先后有二三十个。远近村的都有。那时也不会避孕。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上正规医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她们就来找我做,我会为她们保密。
  有一次,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一口的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皮包骨,皮捏起来手松开了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如果不说明,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
  这时外县的疑难杂症病人也纷纷慕名而来。我有个老邻居叫大牛,他爸爸是清华老教授,有一天从子长县带一个40多岁的妇女来找我,一检查是子宫脱垂,又是脓又是血,走不了路,又不能看孩子又不能做饭,又不能生小孩,又不能下地劳动。自己没钱治,大医院不敢去;年纪也大了,家里不给治。痛不欲生。大牛当时正在她们那当住队干部,就用自行车把她驮来了。陕北农村妇女生完孩子不坐月子就劳动,又不讲究卫生,所以极易患妇科疾病,腰痛、腹痛、子宫脱垂,却很少得到医治。其实这个病早期可以治疗的。那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有药房了。本来外来人员来治病是要收工本费的,包括手术器械,麻药等费用。我想办法用她原来的姓名,把岁数写成35岁,按照手术计划生育全报销了。第二天就做切除手术,这个人高高兴兴走回去了,一分钱都没有花。
  做计划生育手术成了我们医疗站的一项日常工作。我那时候当县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主管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我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而且我有这个技术给妇女做结扎,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一贴胶布就大功告成。
  男的结扎,先召开三级干部会,下至小队长大队长,上至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参加。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只要是结过婚有两个以上孩子的、48岁以下的,无一可以例外。
  公社书记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被选中第一个手术。一会儿,他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是公社主任,有6个孩子,男女都有。“啊,孙立哲,哦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48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我们医疗队进到村里,排成一排先唱歌。“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老乡不明就里都围过来看热闹。唱完歌接着就开会,由武装民兵把着现场,二十多家一家一家过,不做完不让走,很快一个村就完成了。
  这消息很快传开。没等我们到下一个村,老乡们带着大包小包,带着干粮,全都上了山了。我们索性住下不走了,坐等他们回来。结果村里的老汉们蹲着说:“啊呀,47年,胡宗南就是这么干,全跑了,叫跑胡宗南。这计划生育,硬咧。”
  恰恰是计划生育这个问题上我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跟杀人犯没有什么区别。最为过分的是有一个七八个月的胎儿,引下来时已经哭出声来了,被我在心脏上打了一针氯化钾当场气绝。那个影像永远留在我大脑里。让我永远有一种罪恶感而不能释怀。
  其实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具有同情心的人,但是自从有了计划生育,人就几乎成了铁石心肠。在政治上得到了肯定,又让我负责,又要拿出成绩来,写汇报做表率,人已经成了一架政治的机器。
  当时的我完全接受了生而为人却没有生存权力的悖论。一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真正体会到当年我在计划生育上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反人性。从人性的发现,到人性的毁灭,最后又还原成人性的回归。
  当时我也没想到,沿着政治机器划定的轨迹,我将一路走到全国闻名的“巅峰”状态,而那“光环和荣誉”背后,又酝酿着怎样的灾难。(待续)
  这他妈哪儿跟哪儿啊!
  我从小口吃。平常说话还行,但是让我演讲,特别是讲假话,就会有心理障碍。结果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喝了三暖壶水,一共讲出来三句话,然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主持的人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让我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一位老大爷因为哮喘发作从乡下追我到延安来。我在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我就一边念稿子,一边抽,这老乡也真行,出不来气,硬坚持着。抽了一天多,人救过来了,稿子也背下来了。意外的收获是,我的口吃治好了。
  等到了北京,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一天三场,一个月100多场报告。走到哪里都是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1972年,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约我谈话,说中央出文件了,点了邢燕子、侯隽、朱克家、程有志和我五个人的名,树为扎根农村的典型。毛泽东作了圈阅,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团省委通知我参加团中央大会,上报为团中央委员。
  1974年3月5日,全市纪念雷锋12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有两个发言的,我代表农民,马小六代表工人。
  谢静宜说我讲得好,让我到各高校又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各医院都敲锣打鼓抢着让我去讲。在清华附中也讲,由此还引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
  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团长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弼,成员有各科的十几位专家级的医生教授。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还有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150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李光弼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一个字没听懂。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又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他满意地点点头。
  对手术的考察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级的临床医生,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这么简陋的破庙门板上,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做一个阑尾手术的时候他亲自帮我打手电。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惟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经过实地考察,这些专家们都很震惊,认定我已经达到了大学本科、有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考察团就此专门给国务院科教组写了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我还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这下我可出了大名!一批中央和北京的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就这样从简到繁,内外妇儿,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开颅都做,甚至兽医。村里住满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我当赤脚医生的事上了报纸,写成了小说,拍了电影《红雨》,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了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
  那时候忙得一塌糊涂,但又斗志昂扬。我们经常是白天又查房又看病又开刀,忙活一整天,晚上接着搞大批判和政治学习,夜里一点半开完批判会还得去查房,查完房再赶紧去对面搬石头盖窑洞。很多人都志愿到我们这里来,其中有歌唱家、音乐家、画家,有位大画家就曾经在我们这里负责给病人发号。县医院的人也不在县医院待了,要下放到我们这里来。外省人也有,还有知青本来已经当了工人,也跑过来再当农民,场面热火朝天。
  那是一个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认为自己可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过程。我开始系统化搞政治,走一个村,就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批判旧的医疗体系和黑医、巫医,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后来总结的所谓“膨胀”。当时自己说话别人就听,感觉很好,但其实对方不见得是听你说,是害怕你背后的这套东西,这套宣传体系,这套政治形式。那时黑医、巫医、医生都恨我,卫生局、药房、制药公司也恨我。几乎所有人都恨我,后来政治一变,所有人又都排斥我。好累啊。
  在巅峰状态下,也并不全是光环和荣耀。我和那个时代一样也在变异。在亲情、爱情面前,我已经不是一个游离在原子核之外的自由电子,而成为整个专制机器中的螺丝钉。社会政治逻辑扭曲了一切。我所伤害的和伤害我的,甚至包括我的至亲和至爱。
  我出生成长在清华园。父亲是清华教授,沈阳郊区农民出身,1933年考入清华电机系,曾经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母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职员,老家吉林省伊通县农民,1937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随东北中山中学流亡到昆明。“文革”开始时我正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我家三个兄弟,我排行老二,加上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姐。
  1966年8月26日,我目睹了清华附中校园里那一场暴行发生,我的周身发紧,关节僵硬,却故作镇定,仿佛心中有一种意志强大无比: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后来知道,当时打人的不完全都是红卫兵,也有那些在造反精神引领下,用别人的血肉和痛苦证明自己是革命者的同学。这事的可怕之处在于,革命激情是一种威力无比的传染病。学校成了从理性中剥走爱愿的试验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社会成了凝练仇恨的蒸馏炉。我出身“高知”,学校轮不上我表现,但革命是毛主席给我的权利,哪能无所作为?我回到“教授楼”实施革命行动。
  一次“破四旧”行动中,17公寓楼后燃起一堆大火,全楼的人纷纷把家中的“四旧”拿出来投到火中,有线装的古书和卷轴画,还有领带、西装、丝头巾。我父亲拿出他珍藏的、美国带回来的几十张古典交响乐唱片,小心地从封套中抽出来,仔细看一遍英文的曲名,一闭眼,猛地砸在桌沿上,一声爆裂的脆响,再弯下腰把碎片捡进一个大脸盆里。我端着脸盘,像是缴获了战利品,跑出去丢在火中。碎片瘫软在火焰里,随即翻卷,放出一股股胶皮味道,令我想起粘知了用的半透明胶。母亲踩着凳子,从壁柜最顶部纵深处拿出一摞摞英文书。啊?这隐秘的地方还藏着东西,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原来是我姐姐读医学院时的妇产科教科书,硬质的精装封面包着亮面铜版纸,随手翻开,尽是女性裸体细部。母亲说不要看,快烧掉!这些书在熊熊的火中像一块块硬砖头,封面慢慢打起褶,“砖头”边上窜出黑烟,特别耐烧。我们一群孩子有的来回奔跑运输燃料,有的拿着树枝围着火堆转,不时近前去拨动其中的燃烧物,被烟熏了眼睛又跑开去。我们这群孩子心潮涌动,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狂欢节日。
  “是谁在烧东西?!是不是在烧毁罪证?!”一群戴着红袖章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飞快地跑过来,面孔在火光映照下变了形,喘出的粗气里喷出革命义愤。“赶快把火灭掉!”一个红卫兵,像是领导模样,夺下我的棍子,扒拉着尚未烧尽的图书,高声喝道:“怎么都是些孩子,谁指使你们烧的,大人呢?都给我出来!”我恍然大悟,革命警惕性太低了。“是我妈让烧的!”我带头揭发,毕竟是清华附中出身,立场鲜明。飞跑回家把我的母亲强拉出来,她脸上肌肉颤抖,小心地解释这只是医学书。“医学书为什么烧?!”革命者头脑中的逻辑清晰,我的母亲理屈词穷。“留下姓名单位,听候处理!”红卫兵的话如法官宣判。
  父亲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辞去通用电气公司的位置回国服务。他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么好的学校毕业又当了工程师,为什么还会回中国?是谁派你回来的?
  后来出现了一件更大的事,母亲发现父亲在《毛主席语录》上用英文作了标注。母亲先就炸了,毛主席的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这是你能写字的地方嘛。我突然醒悟了,反革命啊。父亲说那我找红卫兵自首去。母亲说自首还得了,孩子还要不要了?父亲说不自首怎么办,要不然烧掉。母亲说烧掉罪更大。有一天晚上两人又为这事打起来了,父亲又要自首,被母亲拉住。结果母亲就带着我们全家在毛主席像前面念“毛主席万寿无疆”,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忠诚和自赎。
  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被派遣的美国特务,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他又一次自杀是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而且是1971年我到北京汇报,头上光环正十分耀眼的时候。
  本来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时,并没有任何政治优势和政治表现可言。但后来参加了进京汇报团,我不但一下变成模范,还被告知已经找人起草了一篇文章,要发表在《人民日报》!父亲就是在这期间又一次选择了自杀。因为“清理阶级队伍”,又把他的问题清出来,加上在《毛主席语录》上写字这件事,他认为自己真的有罪。他在大家劳动回来前吃了大量安眠药。可能还是放不下孩子们吧,在失去知觉以前,他猛地一喊,把前面的柜子推倒。当然,结果是又被隔离审查了。
  那一天我恰恰随汇报团回到北京。快到家时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小老头,瘦极了。仔细一看竟是我爸——他以前很胖的。我爸一边摇头说惨呢,没有办法说。我们俩默默走回家。
  回家以后我爸就讲他日子很难过,不是真有问题,而是交代不出来,也解释不清楚。我说你别着急,《人民日报》要登我做赤脚医生的文章,这在政治上可能是一件翻身的事。果然,后来一见报历史就重新写了,我们家疙瘩就解开了,我爸妈变成英雄人物了。可是要让他们讲是怎样培养出我这么一个英雄模范人物的,这让他们更纠结。他们商量半天,想出一件可能和我当英雄有关的事,就是打鸡血。因为那会儿我在清华园最出名,总抱一只老公鸡到小医院排队打鸡血。
  还有一件事使我终生痛心。一晚我回家,我爸说家里没有饭,食堂都关门了。我就大声训他。结果,我爸突然跪在地下给我磕头,他说我给你磕头啊,我不想活了。我完全惊呆了,赶紧用手垫他的头。我们家是水泥板地。后来他就坐在那里抽泣。在我们自以为很平和很宽松的环境中,实际上父母受到很沉重的压力。那时候每个家庭每一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故事,我们根本不能体会。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家里其实很穷。我们祖上是山东的,闯关东来到沈阳大兴屯。爷爷是小学老师,我爸抗战前在老家一边种地、放牛,一边念书,然后考上清华。上清华后没有生活来源,我的三爷卖了粮食托人带给他一点钱,我爸就一边在清华念书,一边卖邮票给学生,同时给一个日报当业余记者赚稿费。他就这样维持到清华毕业,又靠奖学金去美国。
  我爸的记忆力非常好,为了接待苏联专家他能够五天学会俄文。但他最糟糕的是填表填了个地主出身,填了一辈子。其实他根本不是地主,因为根本没什么地。之所以这样填,也许是虚荣心,也许是出于一种盲目的忠诚。这种“忠诚”害了他一辈子。
  “破四旧”的惊吓,使母亲的脸落下了抽搐的病根,后来又发展为迎风流泪。他们的经历成了史铁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的原型,1979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一天回家,军代表站在门口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给我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找我聊,让我作报告。1975年在延安优秀知青会议上,为了反映延安地区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曾由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彭炎、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才能交到毛主席手里呢?我说,我有办法,加上“敬爱的江青同志??”,然后请谢静宜转交。这封信成了“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医院的人批判我的罪名之一是,我上任时曾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
  我做过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说城市里的“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让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就又兼西安二院的党委副书记。我还开着吴德送的130改装的救护车(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那是我行医的巅峰时期,思想也处于巅峰。我就拿出在清华园里红卫兵造反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让大医院的大夫每人每年下农村半年。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就是这些医生。调查组在农村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
  当地有种大骨头地方病,也叫柳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行,这也叫医疗事故?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茅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村里有个知青叫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陕北是赤贫之地,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自己就要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分给人家吃。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生存”理念。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帮忙。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我的女朋友吴北玲在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胡启立还真知道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爆粗口,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一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我已习惯了,不就是批判嘛。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当天晚上,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一夜之间,天上地下。这就是政治。
  回到北京,我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状况糟糕,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看到护士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又羡慕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我。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1978年恢复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我俩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在潮流的浪尖上,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的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多年后铁生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五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完回家我妈问考得怎么样,我说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有了转折,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曲折和困境使生命克服惯性,对过去的失望必然产生新的希冀和期盼,这期盼使生命感受变得丰富,因而时间被拉长,在拉长的生命中孕育意义。
  上研究生是我又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从此远离政治。
  当时我也没想到,沿着政治机器划定的轨迹,我将一路走到全国闻名的“巅峰”状态,而那“光环和荣誉”背后,又酝酿着怎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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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查建英推荐:赤脚医生孙立哲
2014-10-14 史宝嘉 高和分享

推荐语:
文革当中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孙立哲,是我生平见过的最神奇的人物之一。我曾撰文描写过他(收入《弄潮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但当初面对英文读者和篇幅限制,我不得不舍弃了孙立哲在陕北行医期间的大量故事和段子,并一直为此感到遗憾。那些故事实在是太非凡、太精彩了!幸好,最近孙立哲终于有机会和朋友口述回首往事。下面这篇第一人称文章里,便是史宝嘉等根据他的口述写下的一些曾经让我听得目瞪口呆、下巴差点掉下来的故事。这些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事,不仅纪录了孙立哲的个人传奇,也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文革年代的民间风俗史,从个人角度为那逝去不久的奇异时代留下了一道生动真实的侧影。

查建英: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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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传奇
孙立哲口述,史宝嘉文

一 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

1969年1月17日,我和清华附中一行人,作为北京知青进了陕西延安地区关家庄村。下乡那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我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祖传的。可其实下乡前学过点儿医的本来是史铁生而不是我。他才是有备而来。

下乡前,有的街道、单位组织举办诸如“红医工”之类的培训班,教授针灸和诊治简单的头疼脑热,可能也有让孩子们下乡后能多一点安身立命本领的意思。铁生就参加过这类学习班。他还带来一整套针灸针、药棉之类,到了村里,带着我和曹博、子壮等一起访贫问苦。我扎针灸也是史铁生教的,开始怎么也扎不进去,一扎就弯,一紧张整个针都拔不出来。

记得刚进村那天,曾有个瘦高的中年农民汉子急切地大声问:“俄玛难活得厉害哩,有夜啊莫?”我们猜了几个来回,终于把这句陕北话翻译过来:“我妈病得厉害,有药没有?”“难活”这两个字代表“生病”,在这毫无医疗条件的山乡里,生病往往意味着死亡。

后来才知道,这个农民汉子叫高天亮,是个“二流子”,名声不太好。他们家也真的是穷,家徒四壁,仅有的一床破棉絮在老太太那窝着。老太太正在发高烧,脸上肿胀着一个红色的鼓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后来女生也参与了。还有一个男生拿出自己的被子给人家盖上。知青们把从家里带来的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老太太两天就痊愈了。但鼓包还在。再一问,原来是天生的血管瘤,胎记!

一周后的一大早,生产队长张国祥推开我们住的窑洞门对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让他去给年轻媳妇看乳房。铁生听了一阵发怔,鼻头泛出了紫色。不但“红医工”培训班没教过,那时十几岁的少年谁见过真人的乳房,想起这两个字都脸红心跳。仅有的一次视觉体验记得是初一结束放暑假的一天,我和史铁生在同学莫京家里看美术书,在一本日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里,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美丽的西洋少女从书里站起来,一丝不挂,两只丰满的梨状乳房上点缀着两颗粉红色乳头,丰韵的臀部线条和下身细节毕现,栩栩如生。我顿时感觉脸上血管贲张,不知所措。偷眼看史铁生,他也是满脸涨得通红,直达耳根。这是一次使我们有犯罪感的阅读记忆。

铁生脑子来得快,他连忙指着我对队长说,他行,他会看!于是把我派去出诊。晚上回到窑洞刚一进门,铁生忙问我看得怎么样。我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队长媳妇生孩子正坐月子,一侧乳房发炎,越肿越大,比对侧的乳房大出一倍以上,皮肤涨得晶亮,用一条宽布带子吊起来,疼得吱哇乱叫,整夜整夜睡不了觉。我把削铅笔用的旧刮胡子刀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消毒,在肿胀的乳房皮肤上猛地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后来,队长咂着嘴,把院子里的狗唤进窑洞。狗跳上炕,打扫“战场”,把我不小心洒在炕席上的脓血舔食干净。现在队长婆姨的乳房已经基本不疼了。

铁生被我讲的故事唬得半天没合上嘴,鼻头上渗起细汗在油灯下泛出光,连说你小子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我回答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接着大言不惭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这件小事被铁生记在了心里,引用在他的文章“我的轮椅”中:“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2009年,铁生又送给我一首打油诗,起手是“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骂得我亲切异常。

有一件事使我这个“祖传的”名声更得到“神医”的美誉。那是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四五个老乡打着火把,一边跑一边急切地叫我的名字。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身体僵直。原来,这家的婆婆跟儿媳妇打架,儿媳妇上吊,停止呼吸已经有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拿着烟袋锅子圪蹴在地上抽,正在商量后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死人。先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书上说过,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就用一根长针,心一横,用力扎进那媳妇的脚底。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里“嗝”的一声。赶紧又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本来就是假死。但一传十十传百,说我连死人都能一针扎活。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后来成立了合作医疗站,更是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如厕的功夫都没有,甚至一边方便一边还隔着半人高的墙围子问诊开方。

二 第一刀就开在我身上

按照当时的政策,赤脚医生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1969年4月,我们在村庄东头的一排土窑洞里办起了合作医疗站,我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当时的合作办法是每人每年交三角钱,按人头算。三角钱在当时相当于十个鸡蛋、一斤半盐,还相当于老婆婆手里颤颤巍巍打开的发黑的手帕和迟疑的目光。这些资金用于社员看病的药费,由生产大队统一支付或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而我们这些赤脚医生由生产大队采取记工分的方式解决,参与集体收益分配和口粮分配(一般相当于一个中等劳动力的收入)。有病人就行医,无病人则参加农业劳动,农忙时还要到田间地头巡诊。

应该说在清华附中打下的基础让我养成了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都没有停过学习。拿着书边学边干,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村里有一位退伍老红军,因为打仗受伤,子弹没有取出来,几十年蹲不能蹲,坐不能坐。我仔细检查,可以摸得着子弹,但也从没人敢取,让老人受了一辈子罪。我说我来想办法。那是1969年的夏天,史铁生已病了,队里让我陪他回北京看病,我跟史铁生见医院就进,趁人不备偷医疗器械,就是带着一定把这个手术做好的明确目标。那时候一切都是被“需求”推着走的,先有需求,再说怎么办,有什么需求干什么事。所以那次偷的比较集中比较有效。但也不能一次偷太多,多了比较容易被逮着。

我的偷窃“经验”来自“文革”中的一次偷书。有一次我和史铁生、陈冲、赵志平百无聊赖地从中关村书店逛到城里,又逛到四道口的教育书店,看到有比较好的书。史铁生自告奋勇要放哨,暗号是看见来人就摸右耳朵,其实他是胆子小,有点风吹草动好先跑。我偷了一本特别漂亮的高等数学,里面复杂的曲线函数非常吸引我。我看书喜欢背目录,那本书的目录让我至今难忘。可赵志平掖着一本书出来时被人发现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按照孔乙己的句式说书还要钱啊。女服务员向前一挺说:“废话!”那个年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吓得赵志平把书扔下就跑了。

把一整套外科器械全都偷出来难度显然比偷书要大得多。当时我姐姐在酒仙桥医院妇产科,她帮我联系去外科化验室见习。陈冲、史铁生都帮我偷东西,不能一次偷,得分别偷,连续偷。在酒仙桥医院一个月,我把整个那一套程序全都弄清楚了:打针,消毒,麻醉,开刀,缝合,换药,麻醉机和血管钳分别长什么样。手术器械也基本上凑齐了,还成功地做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

后来连我妈都被动员起来了。那年春节期间我第二次回北京,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偷外科手术器械给老红军做手术。这次我偷了家里的存折,取出钱让我妈帮忙去买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我妈还居然买到了。结果我们家上清华派出所报案挂失,派出所查出有人拿名章取了钱。问我,我说不知道。这件事弄得家里一度非常拮据,让我一直觉得非常对不起我妈。

看会正规医院做手术以后,我开始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我在村里先是做兽医。以前村里劁猪是把猪的睾丸拿出来以后拿锤敲,或者是把睾丸拧掉,这样很容易出血,死亡率比较高。我就试着拿一根线给它扎住然后再剪掉,就不大出血了。

动物之后就是拿人实验。我们村的赤脚医生用人做实验的第一刀是开在我身上的。冯国发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我们在一起探讨,一起学打结,解剖,看书,但动手能力还不行。我的后背有一个痣,我就让他拿这个练手。他一刀切下去,血就涌出来了。我让他按照我事先的计划继续切,再缝上就应当可以止血。结果这个冯国发跟我一样有口吃的毛病,而且比我还严重,不同的是他的口吃是启动性的,而我是重复性的。他一紧张就启动不了,说不出话来,上牙和下牙开始打架。原来他一着急一转圈在我后背上挖了一个黑窟窿,缝不上了。我说你别慌,赶紧拿所有的纱布往里塞,用最大的力按住,生生按了两个钟头,也没有缝。现在成了一个疤瘌。

给人开刀还是要有很多技术的。再后来,我更多的练习就是在死人身上练。我让村里一个年轻人帮忙上去背死人。小孩死是往山里面扔的,所以就偷偷跟着,看扔在哪了叫一阵魂就回来了。但是这个事口风一定要紧,你把人家小孩拿回来做解剖这是不行的,但是没有这个过程你又根本学不会。拉回来在我们窑洞里面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解剖,从头到脚,把人体结构总算都搞清楚了。有了对人体的解剖学基础,我们才把那位老红军身体里的子弹取出来了,手术很成功。

在此之前我们的外科手术器械至多是史铁生贡献的刻字工具。我们村的老支书牙疼,满口牙都被蛀坏了,到了非拔不可的地步。没有设备,我就找了一把知青带来的老虎钳子,带尖的那种。可是还缺少剥离牙髓神经的工具,我就和铁生商量借了他的刻刀。没想到老支书的牙已经“酥”了,第一次拔牙根断在里面。那时没有麻药,不拔出来会更疼。我对老支书说咱们分三步走,你忍三下疼,第一下是深入,第二下是对位,第三下是拔。我把位置拿稳后告诉他:我一喊你也大喊,啊。我一拔,他一啊,那个牙根就拔出来了。后来我把木刻刀还给史铁生,他说我不要了你拿走吧。那把木刻刀被我煮过消毒作为牙科工具,从此发锈卷刃再也刻不了字。

三 送到城里来不及,于是我直接开颅

还有一个手术,病人说队长总说我“不受苦”(陕北方言,不好好劳动的意思),你看看我这肚子,给我治好我回去好好干活。我一摸硬梆梆的,应该是长了东西。我心里面也没有底,结果打开以后是肾上腺癌。血出的一塌糊涂,整个人几乎是九死一生。我就到边上一个窑洞拿一个输液器,去厕所抽我自己的血准备给他输。这时候被李贵真发现了,他一下子就哭了,他说抽我的血。后来蒲冶青也抽了。其实人抽点血没有太大关系的。但那时候他们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思想,觉得血很珍贵。那个手术也是很难做的。结果病人回去以后又劳动了半年最后还是死了,因为病太严重。可是他把气争回来了,“我确实有病,确实开刀了,我不是偷懒。”

有一天夜里,我们山对面的关家沟的高吾宁来找我出诊,说是他的孩子高烧病危。我去了一看,那个小孩大概两三岁,精瘦精瘦的,皮捏起来不会回去,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已经哭不出声音了。这种情况必须输液。我有盐水,有针管,但是没有输液器。我就把盐水对上青霉素,拿小针扎在血管里面,就用手一点点推。推了大概四十多个小时,隔天天亮这个小孩救活了。但是还是出问题了,因为高浓度的盐水输入过多导致心力衰竭。我又赶紧给他绑住腿减少循环,同时掐住另一条腿,让他回流的血少一点,再给他慢慢喝淡水,最后终于转危为安。

最惊心动魄的是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年轻姑娘来了。原来,她们修水利挖沟渠,铁锹竖在下面,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往下一跳,铁锹把从肛门进去,又穿透腹壁出来。

当时救还是不救,取决于一个价值判断就是还能不能生娃,不能生娃她爸妈就不让救了,如果还可以生就救。我不听这个,我说救。我把患者的腹部切开,我注意到患者的子宫和一侧卵巢是好的,就把另一侧坏的卵巢切了,保留了这一侧。然后指挥那几个小伙子,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许多年后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这时我和我们的医疗站在老百姓中有了很高的信任度。传染病治好了,各种怪病治好了,这么大的瘤治好了,又不要钱。这时就存在一个北京干部的表态问题。陕北和其他知青下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1970年初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接着首批北京干部600余人于1970年5月24日到达延安,共1248名北京干部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最晚的一批直到1975年5月才撤回北京。因为作为农村一线的赤脚医生,既没有执照也没有设备,更没有队伍,正好给那些说我拿人做实验或非法行医的人授以口实。我后来的压力来自于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始是公社医院后来是地方医院,从县医院一直到省医院。我挑战的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和权威性,大家坐在那里吃香喝辣的,不下乡给老百姓看病,不出诊,送上门都不好好看,紧病慢医生。开始就当我做一点好事,但后来挑战的是他们的利益和权威性。当时公社住队干部的负责人来找我谈话,让我不要再给老乡做手术。就在谈话的过程中有老乡来找我看病,我说现在不能看了。当时我眨了两下眼睛,他们就完全明白了,叫了一大群人老乡全来了,“谁说不让看病?谁说不让看病?”就在窑洞外面嚷嚷。

得到北京干部的认可是1971年4月29日,村支书高凤流的婆姨高凤清胃穿孔那次。高凤流的弟弟在几个月以前刚刚得了肠梗阻,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死在送医的路上。当时病人的情况非常危险,肯定经不起几十里山路的颠簸。全村都在议论,支部书记蹲着抽烟一言不发。最后他说你给治吧,死了不怨你。

这是我做的第一例大手术。这个手术对我来说相对有难度,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我只会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这时,全村的人都参与进来了。我让冯香负责量血压、脉搏,每5分钟报告一次;胃切开后,和事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活体组织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样,病人的肠子先鼓出来,就得赶紧往里面压,同时一点点捋着找胃在什么地方,最后终于在胃小弯处找到了穿孔,赶紧缝上。就在我缝完最后一针以后才发现那一天医院里站满了人。老乡、知青、高凤流,一大排人拿着烟在那静悄悄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手术成功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次不能退缩、不能选择的挑战。无论退缩或者失败,都将是职业生涯的终止。这也是我当赤脚医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我被当作知青典型就是从这个手术开始的。

在农村,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病都得治。一位老乡在放炮的时候,把一片骨头炸到颅骨里了,如果不及时取出来必然危及生命。送到城里肯定来不及,于是我直接开颅,取出了骨头碎片。

病人多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老乡依次摆好体位,依次消毒、麻醉、切开,然后由我依次实施摘除或者切除,最后由助手依次缝合。有一次在手术过程中送进来一个喉痉挛的孩子,呼吸受阻,小脸都憋紫了。我顺手取出一枚扎腰的手术针扎进孩子的气管,气管太细里面又全是痰。于是我又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彭炎给做吸痰处理,使孩子转危为安。

四 我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

1972年8月的一天中午,下着小雨。36岁的女患者郝玉英因宫外孕破裂,导致腹腔内大出血,推磨时昏倒在碾台上,送来时已经休克,脉博十分微弱,血压急剧下降。我准备好几瓶枸橼酸钠、葡萄糖、右旋糖酐,消毒包,针管等,开始了手术。

腹腔刚一切开,刀刃未离,一股血流喷射而出!患者的血压骤然下降以至全无。没有验血设备,无法检验血型,更没有血源。我按照预定方案,结扎好破裂的卵巢动脉,让杨柳青和姚建立即用那支事先准备好的大针管,将患者腹腔内的血液,一管一管地清理出来;用枸橼酸纳、器皿、纱布、漏斗对清理出来的一千多毫升血液进行抗凝过滤后,立即把这些珍贵的自体血重新输入病人的血管。于是,已经15分钟听不到的血压,渐渐回升了,慢慢升到60、70⋯⋯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终于转危为安。

齐家坪有一个产妇生完孩子胎盘出不来,流血不止。把我叫去以后我最大的困惑是对妇女的生殖系统没有解剖学的概念,不知道长什么样。可是人家从老远把我找来我不能说我不会。一方面那个产妇流血不止,一方面还有那么多人都看着呢。我说我要去茅房,到那就翻随身带着的赤脚医生手册,结果上面只有一个非常粗糙的示意图,说实在不行就要手法剥离。我就在茅房里看,看完以后我心里就拿定了主意:要下手。我把手洗干净,用酒精棉花擦完吹干,伸进去一摸,到处都是粘粘糊糊的,不知道哪是哪。我就在脑子里画那个图,然后顺着边捋,左捋一下右捋一下,最后愣是把胎盘给掏出来了,连血带胎盘哗啦一下。很快子宫慢慢收缩,她出血也越来越少了。当时高兴极了,这是头一次啊。

处理知青中的一些特殊医疗需求也成了我们的工作内容。那个时期的知青们相当苦闷。特别是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更加觉得没什么盼头,失望的情绪在漫延。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以前的派性。女知青做人流的先后有二三十个。远近村的都有。那时也不会避孕。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上正规医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她们就来找我做,我会为她们保密。

有一次,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一口的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皮包骨,皮捏起来手松开了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如果不说明,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

这时外县的疑难杂症病人也纷纷慕名而来。我有个老邻居叫大牛,他爸爸是清华老教授,有一天从子长县带一个40多岁的妇女来找我,一检查是子宫脱垂,又是脓又是血,走不了路,又不能看孩子又不能做饭,又不能生小孩,又不能下地劳动。自己没钱治,大医院不敢去;年纪也大了,家里不给治。痛不欲生。大牛当时正在她们那当住队干部,就用自行车把她驮来了。陕北农村妇女生完孩子不坐月子就劳动,又不讲究卫生,所以极易患妇科疾病,腰痛、腹痛、子宫脱垂,却很少得到医治。其实这个病早期可以治疗的。那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有药房了。本来外来人员来治病是要收工本费的,包括手术器械,麻药等费用。我想办法用她原来的姓名,把岁数写成35岁,按照手术计划生育全报销了。第二天就做切除手术,这个人高高兴兴走回去了,一分钱都没有花。

做计划生育手术成了我们医疗站的一项日常工作。我那时候当县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主管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我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而且我有这个技术给妇女做结扎,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一贴胶布就大功告成。

男的结扎,先召开三级干部会,下至小队长大队长,上至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参加。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只要是结过婚有两个以上孩子的、48岁以下的,无一可以例外。

公社书记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被选中第一个手术。一会儿,他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是公社主任,有6个孩子,男女都有。“啊,孙立哲,哦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48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我们医疗队进到村里,排成一排先唱歌。“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老乡不明就里都围过来看热闹。唱完歌接着就开会,由武装民兵把着现场,二十多家一家一家过,不做完不让走,很快一个村就完成了。

这消息很快传开。没等我们到下一个村,老乡们带着大包小包,带着干粮,全都上了山了。我们索性住下不走了,坐等他们回来。结果村里的老汉们蹲着说:“啊呀,47年,胡宗南就是这么干,全跑了,叫跑胡宗南。这计划生育,硬咧。”

恰恰是计划生育这个问题上我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跟杀人犯没有什么区别。最为过分的是有一个七八个月的胎儿,引下来时已经哭出声来了,被我在心脏上打了一针氯化钾当场气绝。那个影像永远留在我大脑里。让我永远有一种罪恶感而不能释怀。

其实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具有同情心的人,但是自从有了计划生育,人就几乎成了铁石心肠。在政治上得到了肯定,又让我负责,又要拿出成绩来,写汇报做表率,人已经成了一架政治的机器。

当时的我完全接受了生而为人却没有生存权力的悖论。一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真正体会到当年我在计划生育上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反人性。从人性的发现,到人性的毁灭,最后又还原成人性的回归。

当时我也没想到,沿着政治机器划定的轨迹,我将一路走到全国闻名的“巅峰”状态,而那“光环和荣誉”背后,又酝酿着怎样的灾难。(待续)

这他妈哪儿跟哪儿啊!

我从小口吃。平常说话还行,但是让我演讲,特别是讲假话,就会有心理障碍。结果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喝了三暖壶水,一共讲出来三句话,然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主持的人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让我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一位老大爷因为哮喘发作从乡下追我到延安来。我在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我就一边念稿子,一边抽,这老乡也真行,出不来气,硬坚持着。抽了一天多,人救过来了,稿子也背下来了。意外的收获是,我的口吃治好了。

等到了北京,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一天三场,一个月100多场报告。走到哪里都是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1972年,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约我谈话,说中央出文件了,点了邢燕子、侯隽、朱克家、程有志和我五个人的名,树为扎根农村的典型。毛泽东作了圈阅,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团省委通知我参加团中央大会,上报为团中央委员。

1974年3月5日,全市纪念雷锋12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有两个发言的,我代表农民,马小六代表工人。

谢静宜说我讲得好,让我到各高校又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各医院都敲锣打鼓抢着让我去讲。在清华附中也讲,由此还引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

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团长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弼,成员有各科的十几位专家级的医生教授。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还有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150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李光弼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一个字没听懂。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又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他满意地点点头。

对手术的考察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级的临床医生,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这么简陋的破庙门板上,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做一个阑尾手术的时候他亲自帮我打手电。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惟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经过实地考察,这些专家们都很震惊,认定我已经达到了大学本科、有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考察团就此专门给国务院科教组写了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我还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这下我可出了大名!一批中央和北京的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就这样从简到繁,内外妇儿,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开颅都做,甚至兽医。村里住满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我当赤脚医生的事上了报纸,写成了小说,拍了电影《红雨》,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了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

那时候忙得一塌糊涂,但又斗志昂扬。我们经常是白天又查房又看病又开刀,忙活一整天,晚上接着搞大批判和政治学习,夜里一点半开完批判会还得去查房,查完房再赶紧去对面搬石头盖窑洞。很多人都志愿到我们这里来,其中有歌唱家、音乐家、画家,有位大画家就曾经在我们这里负责给病人发号。县医院的人也不在县医院待了,要下放到我们这里来。外省人也有,还有知青本来已经当了工人,也跑过来再当农民,场面热火朝天。

那是一个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认为自己可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过程。我开始系统化搞政治,走一个村,就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批判旧的医疗体系和黑医、巫医,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后来总结的所谓“膨胀”。当时自己说话别人就听,感觉很好,但其实对方不见得是听你说,是害怕你背后的这套东西,这套宣传体系,这套政治形式。那时黑医、巫医、医生都恨我,卫生局、药房、制药公司也恨我。几乎所有人都恨我,后来政治一变,所有人又都排斥我。好累啊。

在巅峰状态下,也并不全是光环和荣耀。我和那个时代一样也在变异。在亲情、爱情面前,我已经不是一个游离在原子核之外的自由电子,而成为整个专制机器中的螺丝钉。社会政治逻辑扭曲了一切。我所伤害的和伤害我的,甚至包括我的至亲和至爱。

我出生成长在清华园。父亲是清华教授,沈阳郊区农民出身,1933年考入清华电机系,曾经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母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职员,老家吉林省伊通县农民,1937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随东北中山中学流亡到昆明。“文革”开始时我正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我家三个兄弟,我排行老二,加上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姐。

1966年8月26日,我目睹了清华附中校园里那一场暴行发生,我的周身发紧,关节僵硬,却故作镇定,仿佛心中有一种意志强大无比: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后来知道,当时打人的不完全都是红卫兵,也有那些在造反精神引领下,用别人的血肉和痛苦证明自己是革命者的同学。这事的可怕之处在于,革命激情是一种威力无比的传染病。学校成了从理性中剥走爱愿的试验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社会成了凝练仇恨的蒸馏炉。我出身“高知”,学校轮不上我表现,但革命是毛主席给我的权利,哪能无所作为?我回到“教授楼”实施革命行动。

一次“破四旧”行动中,17公寓楼后燃起一堆大火,全楼的人纷纷把家中的“四旧”拿出来投到火中,有线装的古书和卷轴画,还有领带、西装、丝头巾。我父亲拿出他珍藏的、美国带回来的几十张古典交响乐唱片,小心地从封套中抽出来,仔细看一遍英文的曲名,一闭眼,猛地砸在桌沿上,一声爆裂的脆响,再弯下腰把碎片捡进一个大脸盆里。我端着脸盘,像是缴获了战利品,跑出去丢在火中。碎片瘫软在火焰里,随即翻卷,放出一股股胶皮味道,令我想起粘知了用的半透明胶。母亲踩着凳子,从壁柜最顶部纵深处拿出一摞摞英文书。啊?这隐秘的地方还藏着东西,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原来是我姐姐读医学院时的妇产科教科书,硬质的精装封面包着亮面铜版纸,随手翻开,尽是女性裸体细部。母亲说不要看,快烧掉!这些书在熊熊的火中像一块块硬砖头,封面慢慢打起褶,“砖头”边上窜出黑烟,特别耐烧。我们一群孩子有的来回奔跑运输燃料,有的拿着树枝围着火堆转,不时近前去拨动其中的燃烧物,被烟熏了眼睛又跑开去。我们这群孩子心潮涌动,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狂欢节日。

“是谁在烧东西?!是不是在烧毁罪证?!”一群戴着红袖章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飞快地跑过来,面孔在火光映照下变了形,喘出的粗气里喷出革命义愤。“赶快把火灭掉!”一个红卫兵,像是领导模样,夺下我的棍子,扒拉着尚未烧尽的图书,高声喝道:“怎么都是些孩子,谁指使你们烧的,大人呢?都给我出来!”我恍然大悟,革命警惕性太低了。“是我妈让烧的!”我带头揭发,毕竟是清华附中出身,立场鲜明。飞跑回家把我的母亲强拉出来,她脸上肌肉颤抖,小心地解释这只是医学书。“医学书为什么烧?!”革命者头脑中的逻辑清晰,我的母亲理屈词穷。“留下姓名单位,听候处理!”红卫兵的话如法官宣判。

父亲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辞去通用电气公司的位置回国服务。他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么好的学校毕业又当了工程师,为什么还会回中国?是谁派你回来的?

后来出现了一件更大的事,母亲发现父亲在《毛主席语录》上用英文作了标注。母亲先就炸了,毛主席的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这是你能写字的地方嘛。我突然醒悟了,反革命啊。父亲说那我找红卫兵自首去。母亲说自首还得了,孩子还要不要了?父亲说不自首怎么办,要不然烧掉。母亲说烧掉罪更大。有一天晚上两人又为这事打起来了,父亲又要自首,被母亲拉住。结果母亲就带着我们全家在毛主席像前面念“毛主席万寿无疆”,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忠诚和自赎。

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被派遣的美国特务,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他又一次自杀是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而且是1971年我到北京汇报,头上光环正十分耀眼的时候。

本来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时,并没有任何政治优势和政治表现可言。但后来参加了进京汇报团,我不但一下变成模范,还被告知已经找人起草了一篇文章,要发表在《人民日报》!父亲就是在这期间又一次选择了自杀。因为“清理阶级队伍”,又把他的问题清出来,加上在《毛主席语录》上写字这件事,他认为自己真的有罪。他在大家劳动回来前吃了大量安眠药。可能还是放不下孩子们吧,在失去知觉以前,他猛地一喊,把前面的柜子推倒。当然,结果是又被隔离审查了。

那一天我恰恰随汇报团回到北京。快到家时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小老头,瘦极了。仔细一看竟是我爸——他以前很胖的。我爸一边摇头说惨呢,没有办法说。我们俩默默走回家。

回家以后我爸就讲他日子很难过,不是真有问题,而是交代不出来,也解释不清楚。我说你别着急,《人民日报》要登我做赤脚医生的文章,这在政治上可能是一件翻身的事。果然,后来一见报历史就重新写了,我们家疙瘩就解开了,我爸妈变成英雄人物了。可是要让他们讲是怎样培养出我这么一个英雄模范人物的,这让他们更纠结。他们商量半天,想出一件可能和我当英雄有关的事,就是打鸡血。因为那会儿我在清华园最出名,总抱一只老公鸡到小医院排队打鸡血。

还有一件事使我终生痛心。一晚我回家,我爸说家里没有饭,食堂都关门了。我就大声训他。结果,我爸突然跪在地下给我磕头,他说我给你磕头啊,我不想活了。我完全惊呆了,赶紧用手垫他的头。我们家是水泥板地。后来他就坐在那里抽泣。在我们自以为很平和很宽松的环境中,实际上父母受到很沉重的压力。那时候每个家庭每一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故事,我们根本不能体会。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家里其实很穷。我们祖上是山东的,闯关东来到沈阳大兴屯。爷爷是小学老师,我爸抗战前在老家一边种地、放牛,一边念书,然后考上清华。上清华后没有生活来源,我的三爷卖了粮食托人带给他一点钱,我爸就一边在清华念书,一边卖邮票给学生,同时给一个日报当业余记者赚稿费。他就这样维持到清华毕业,又靠奖学金去美国。

我爸的记忆力非常好,为了接待苏联专家他能够五天学会俄文。但他最糟糕的是填表填了个地主出身,填了一辈子。其实他根本不是地主,因为根本没什么地。之所以这样填,也许是虚荣心,也许是出于一种盲目的忠诚。这种“忠诚”害了他一辈子。

“破四旧”的惊吓,使母亲的脸落下了抽搐的病根,后来又发展为迎风流泪。他们的经历成了史铁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的原型,1979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一天回家,军代表站在门口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给我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找我聊,让我作报告。1975年在延安优秀知青会议上,为了反映延安地区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曾由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彭炎、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才能交到毛主席手里呢?我说,我有办法,加上“敬爱的江青同志⋯⋯”,然后请谢静宜转交。这封信成了“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医院的人批判我的罪名之一是,我上任时曾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

我做过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说城市里的“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让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就又兼西安二院的党委副书记。我还开着吴德送的130改装的救护车(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那是我行医的巅峰时期,思想也处于巅峰。我就拿出在清华园里红卫兵造反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让大医院的大夫每人每年下农村半年。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就是这些医生。调查组在农村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

当地有种大骨头地方病,也叫柳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行,这也叫医疗事故?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茅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村里有个知青叫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陕北是赤贫之地,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自己就要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分给人家吃。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生存”理念。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帮忙。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我的女朋友吴北玲在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胡启立还真知道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爆粗口,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一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我已习惯了,不就是批判嘛。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当天晚上,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一夜之间,天上地下。这就是政治。

回到北京,我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状况糟糕,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看到护士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又羡慕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我。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1978年恢复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我俩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在潮流的浪尖上,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的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多年后铁生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五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完回家我妈问考得怎么样,我说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有了转折,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曲折和困境使生命克服惯性,对过去的失望必然产生新的希冀和期盼,这期盼使生命感受变得丰富,因而时间被拉长,在拉长的生命中孕育意义。

上研究生是我又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从此远离政治。

当时我也没想到,沿着政治机器划定的轨迹,我将一路走到全国闻名的“巅峰”状态,而那“光环和荣誉”背后,又酝酿着怎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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