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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叶永烈:傅雷的三页遗书,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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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6-09-02 11:14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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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还在地上铺了棉胎,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就这样,傅雷夫妇双双离开人世。这一幕,在上海作家叶永烈的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得以还原。


8月31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进叶永烈家中。他为澎湃新闻记者打开了专门存放傅雷亲友采访资料的蓝色箱子,里面还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雷儿子傅敏所赠。在这天下午,他翻着这些档案资料,再一次讲述傅雷夫妇最后的故事。


叶永烈家顶楼的游泳池被改造成有五万册藏书的书房,还存放着多个铁皮档案箱。



自杀前,傅雷夫人让保姆“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1985年7月,叶永烈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傅雷夫妇的死亡档案。


这份死亡档案上清楚地写着傅雷夫妇属“上吊自杀”,死者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而死者身份那栏,赫然写着两个字——“右派”。


其实,在看到死亡档案之前,叶永烈都以为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因为傅雷夫妇自杀时唯一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是这么说的。“连傅聪和傅敏都这么以为,就是听了保姆(周菊娣)的话。”“后来我才知道她(周菊娣)为什么说他们是服毒自杀。”


到了9月3日早上9点,主卧里依然没有传来任何动静。按傅雷家的规矩,保姆不好随便进主人家的卧室。但主人那么晚还没起来,周菊娣有点怀疑——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她还想起前一天晚上,傅雷夫人朱梅馥说过一句怪怪的话“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周菊娣去敲门,发现主卧门没有反锁。“她一看有人死在那里,没有太看清楚就梆梆梆地跑去居委会那里,居委会再去派出所报告。”叶永烈说,当时派出所的户籍警叫左安民,是第一个进入傅雷夫妇自杀卧室的人。左安民跑得很急,门用力一开,傅雷就落下来了。


左安民把傅雷扶好,放在躺椅上,再把傅雷夫人放下来。周菊娣这时候还是心惊胆战,后来好不容易进卧室了,看到傅雷身上有好多紫色尸斑,以为这是服毒自杀形成的。又因为傅雷夫妇养花,花有虫,买了敌敌畏,周菊娣便以为两人是喝了敌敌畏。“她对傅敏、傅聪这么说,所以傅敏、傅聪也这么说,就有很多人传开傅雷夫妇是服毒自杀的。”


“我起初也是按服毒自杀来写报告文学《傅雷之死》的,就要发表时有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年月虽然很乱,但傅雷是名人,按照上海当时的情况傅雷死了一定有死亡档案。”于是就有了叶永烈到上海公安部门的查档,“一看这么厚,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死……我还找到了为傅雷夫妇做尸检的法医,法医告诉我他们当时没有查出什么毒液,就是自缢身亡。”


“所以现在关于傅雷之死的描写,有的说是傅雷夫人先上吊,然后傅雷再上吊。有的说他们上吊之前还说过什么话。这些纯粹属于胡编,因为档案里没有。”叶永烈如是说。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有关傅雷的尸体检验证明书复印件。



“傅雷要特务回来,那傅雷也是特务”


死亡档案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记着周菊娣这样的回忆:“在八月三十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七点半左右离开……在当晚十一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九月二日中午一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


叶永烈感到奇怪,傅家本与上海音乐学院毫无关系,傅雷未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过一天,傅聪也未曾在那里念过一天书,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为何找到了傅雷?


后来,叶永烈在采访上海音乐学院时发现了一个线索,那便是同样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李翠贞的丈夫在香港,要李翠贞同去。但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的李翠贞还是很希望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李翠贞写了信给关系要好的傅雷,询问是回来还是留港。傅雷说还是回来好。


“李翠贞从香港回来。按当时‘红卫兵’的逻辑,她肯定是特务。”叶永烈说,1966年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派人在她家中抄找到几封傅雷写给她的信件,于是这群人认定“傅雷要特务回来,那傅雷也是特务”。


“抄家三天三夜,他们(傅雷夫妇)连续折腾已经够累了。其中导致他们自杀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红卫兵’在他们住的那幢楼的阁楼抄到了一个箱子,是傅雷的姑母寄存在他们家的。‘红卫兵’在箱子里找到了一个小圆镜,解放前生产的,背面有个蒋介石相片。”


“这在当年,是不得了的事情。”叶永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时“红卫兵”一本正经地把这面镜子当成傅雷反革命的罪证“斗”他,“现在想想,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傅雷遗书开篇也写道:“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刑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更让叶永烈非常震撼的是,傅雷这篇长达三页的遗书“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在那样一种时刻,他写他的遗书是那么镇定,连火葬费、给保姆的工资都吩咐得清清楚楚。他们是非常镇定地离开这个世界的。”




傅雷遗书复印件



傅雷政治上被逼到墙角,经济上也被逼上绝路


傅雷亲笔填写的《闲散劳动人员登记表》上写着:“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1955-1957年:曾任市政协委员。1957年:曾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结论为‘右派’分子。”


“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没有单位。那个年代没有单位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叶永烈说,虽然傅雷是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书记,但也是挂名虚职。“他生活靠什么?就是靠翻译稿费。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给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


但按当时的规定,“右派”分子是不可以出书的。“他的情况又不大一样。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又不是‘右派’。”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也是傅雷的好友楼适夷曾告诉叶永烈,出版社那时劝傅雷换个笔名,这样译稿就可以出版了。


“可傅雷这个人脾气非常倔。他说——我过去也用过笔名。但是,因为我是‘右派分子’而要我改名,我不干。他那时政治上被逼到墙角了,经济上也被逼上绝路。”




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 叶永烈 摄



傅聪不愿“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


其实,最初引起叶永烈注意的并不是傅雷,而是傅聪。


傅雷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贴上了“叛国分子”的标签。1958年12月,傅聪离开波兰,移居英国,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儿子,竟私自投奔到资本主义世界了!在傅聪出走之际,傅雷已经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9年,傅聪回到上海,出席了上海文联、上海作家协会为傅雷夫妇举行的追悼会。那是傅聪出走后第一次回来。叶永烈看到《中国青年报》内参上刊载了当时傅聪说的一些话,非常感动。


看了报道后,叶永烈就想去找傅聪。“可是不行。”叶永烈只能写了篇题为《爱国的“叛国者”》的小说,小说主角是个小提琴家,正是以傅聪的经历来写的。


“在国外那么多年,傅聪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祖国的话,一直谨言慎行。”后来,叶永烈有机会采访傅聪,才知道傅聪的出走充满委屈:那时傅聪已经得知父亲被打成“右派”,他不愿意陷入“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的局面。


傅聪在波兰的好友史大正还告诉叶永烈傅聪出走的经过,那时傅聪到了波兰的机场,飞机即将起飞,英国伦敦机场恰巧出现大雾,导致飞机不能起飞。而此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得知了傅聪出走的消息正赶往波兰机场。紧要关头,伦敦机场雾散,飞机起飞了。如果再晚一会儿,傅聪也就走不成了。


“后来我开始从傅聪注意到傅雷,大概从1982年开始采访傅雷和傅聪的亲友。1983年,1984年,我幸亏开始做得早。”叶永烈向澎湃新闻记者感慨,彼时傅雷重要的亲友都还健在,还能一个个接受他的采访:除了傅聪、傅敏兄弟,还有为《傅雷家书》作序的楼适夷,在傅雷夫妇追悼会上念悼词的柯灵,傅雷挚友周煦良、雷垣、林俊卿,傅雷妻兄朱人秀,傅雷家保姆周菊娣及她之前的老保姆梅荷娣,冒充“干女儿”而保留下傅雷夫妇骨灰的江小燕……“前前后后共采访了二十几位,当时能找到的都采访了。”


“到今天,走过了半个世纪。我作为最早采访傅家的作家掌握了当时一手材料。”叶永烈说,这些东西已经不可复制,那么多傅雷的亲友也都过世了。“我把这些采访录音、资料都捐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会进行数码化,以后供后人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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