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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  从小绵羊到铁杆红卫兵——我的造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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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绵羊到铁杆红卫兵——我的造反之路

曹为平

  人的思想都是后天来的,我并不是天生的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是像许多文艺作品所说的那样天生地乱闯乱砸。更不是什么反党反革命分子。我从小就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沐浴,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共产党的。我也受着当时另一方面的教育,事实上在文化革命以前,我有朴素的正义感,又是一个十分顺从的小绵羊。其顺从之程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可想象的。
  自古以来,在写造反派时,大致上都把他们写成一些鲁莽分子,乱闯乱砸乱杀人,最典型的就是《水浒传》了,而《水浒传》对于梁山英雄还抱着极大的同情的呢。可是他描写的人物,尤其是李逵和鲁智深,就是鲁莽分子的典型。其他人除了来自于朝廷和卢俊义那样的人以外,不少人也不同程度地有着鲁莽行为。本来造反是要杀头的,岂能乱来,李逵出场时已经杀过人了,他还有个老妈在,也十分孝敬,如果不是被迫岂能走上这条路?既然有了第一次,以后对于上梁山自然说上就上了。林冲则是另一种典型,本来他有个温馨的家庭又有吃有穿,性情还逆来顺受,生生地被逼上了造反的路,谁都明白,《水浒》中以林冲的描写最为成功。没有一处写到他鲁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最反对受招安的也是以林冲为代表。
  该如何评介这种情况呢?其实这很简单,人民造反都是被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压迫逼出来的。也有一些人,本身并不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本意是为了统治者好,但统治者反而不能容纳他们的意见,甚至把他们打成谋反,后来接近了被压迫和被剥削者,才知道要挽救社会造反是唯一的道路。反动统治者当然不会承认是他们的倒行逆施使得人民群众和热心于拯救社会甚至拯救他们统治的人走上造反道路的,于是就说他们都是一些鲁莽分子,或生来就是亡命之徒。另一些人,他们同情这些人,看到不少人因为造反而被杀头坐牢,感到很惋惜,但又觉得与其这样的结果,倒不如逆来顺受,好死不如赖活着么。于是也认为他们走上造反的道路是不是鲁莽了。就这样,自古以来造反派的鲁莽分子帽子是带定了,又经过许多人渲染,就越来越变得乱冲乱闯乱杀的亡命之徒,甚至成了蛮不讲理的人物了。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走上造反道路的心情呢?即使李逵也不会是生来就造反的。
  如果要问我是怎样成为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还得先从复旦党委说起,来为整个事件铺垫背景。不过这一些情况我们也是在后来才知道,一直到文革初期,我们还一点不知道,对党委迷信得不得了。
  这又得追溯到全国解放时。上海解放,先由复旦的地下党接管学校。按照中央的规定,地下党的接管是暂时的。复旦地下党的负责人叫邹剑秋,不过他这一暂时就暂了三年。一直到1952年上级才派王零到复旦,他到复旦并不是党委书记,一开始就是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据说是李正文,但是文革中对大多数同学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王零任第一副书记,邹剑秋落在后面。一般都认为王零已经掌握了复旦的实权。一直到1954年李政文调走,杨西光才派到复旦来,当上了党委书记。此时王零在复旦已经稳稳地坐了两年了。原来邹剑秋很快就被他排挤掉了。文革开始时,尽管解放已近十七年,邹剑秋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委常委,没有任何实权,只是因为他的这个面子才坐着这把交椅。
  以上这一切王零自己也承认。文革中王零打倒后,到了我们班上,和我们一起学习劳动等。我班上的同学曾经有人问他是如何把邹剑秋给排挤下来的。他回答道:"这很简单,首先得把人事大权弄到手,然后逐步换上自己的人,或者把邹剑秋的人给拉过来,不服从的一律调走。"总之杨西光到复旦时,复旦已经完全是王零的天下了。王零毕竟不像邹剑秋那么好对付,不愿意屈从于杨西光,不甘居于他之下,一时间杨西光竟然什么都插不上手。
  可是杨西光也不是好惹的,不久发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人揭发王零和某胡风分子关系密切,杨西光马上把王零隔离审查,并成立了专案组。至此,王零知道不能和杨西光扳手劲,不久就投降了。杨西光也知道,王零在复旦已经根深蒂固,他要在复旦坐稳没有王零也不行。于是把王零放了,专案没有搞出什么名堂,什么结论也没做,收集的材料全部烧毁,专案组解散,倒霉的是两个专案人员,不久全部被调出上海。从此,杨西光和王零就结成了联盟,王零承认杨西光在他之上,听从杨西光,而杨西光还是让王零具有很大的权力,许多事情都得依靠王零。
  究竟王零和胡风分子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文革中复旦党委倒后,大家都只知道他们这种做法不大光明,就是在批判会上也很少提,对于王零和胡风分子究竟有什么事红卫兵造反派并不感兴趣,甚至没做什么调查,更谈不上深究。没有任何人说王零是胡风分子。
  近来看到一份材料,说杨西光是如何保护知识分子的,我看了内容,说的仅仅是杨西光如何包庇某一个胡风分子的,这样的事情或许真的有,文革中可没人揭发,他们自己自然也不会说,现在可是不打自招了。文章中还提到了王零,说他在那时也挨整--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篇文章却向大家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王零正是杨西光整的。不知为什么,后来专案组解散,材料全部烧毁,甚至连专案人员都全部调出上海这样的事情也不提,不把它作为杨西光保护王零的功德来歌颂。既然说杨西光在反对胡风集团时包庇了一个胡风分子是个大功德,可杨西光毕竟没有把他包下来,如果王零不是杨西光整的,那么杨西光把王零完全包下来了岂不是更大的功德?为什么反而可以不说了呢?这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长期正常没再发生别的事,杨-王体系一直保持到1960年。可是1960年陈传纲到了复旦大学,上面指示陈传纲必须担任复旦党委的第一副书记,位置在王零之上。--陈传纲原来是彭德怀的秘书,彭德怀罢官后,经过一段时间审查和揭发问题,就调到复旦来了,让他当第一副书记是给他一定的地位,这是王零无法抗拒的。可以前杨西光不也是上级派来的吗?对杨西光来说,陈传纲不算什么。可王零上面已经有了一个杨西光了,就决不会允许再有一个陈传纲。陈传纲作为副书记当然也没有杨西光的权力可找借口把王零隔离审查。他们两人之间互不相容,陈传纲在复旦徒有第一副书记的虚名,实际上什么事都插不上手。对杨西光来说,这两人都是他的下级,很自然极力调和他们的关系,决不会热心帮哪一方压倒另一方。就这样陈传纲在复旦当了五年徒有其名的副书记。所以说,后来把陈传纲说成是复旦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走资派的总代表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且不管他本人的政治态度如何,他连这样的资格都没有。
  杨西光在生活上非常烂,两性关系好多起,文化革命中虽然也进行了批判,但是由于林彪说生活是小节,所以一直没有作为重点对象来对待,那时主要批判他的政治问题。
  但是在文革以前,人们在生活上是极严肃的,一旦发现就要受严肃处理,至少公开是这样,对普通老百姓是这样。干部犯了也不是没有受到严肃处理的,一旦公开化就无可逃脱受惩罚。1958年把一些有腐化行为的人送去劳动教养。一般人如果有两起两性问题被揭露,那差不多是无法逃脱劳动教养的,也有人仅一起就被劳教还有劳改的。那时这些都公认为是正常的处分。
  但是据文化革命中揭发出来,不是多数,但也很有一些女党员,被人们蔑称为"脱裤子党员"。唉!看来任何社会都有这样的事,有一些女的,尤其是贵族阶级的女的非常可怕,任何社会制度变革,她们总是吃香的喝辣的,非常吃得开。六十年代毛主席在一次阶级斗争的讲话中就说到这类事,我也记不起是谁先提起的,说阶级敌人什么手法都使得出来,为谋取自己的地位腐蚀干部甚至给姑娘。其实不要看贵族阶级平时说得道貌岸然,他们尽可以给劳动阶级、给弱者以十分苛刻的要求,祥林嫂就是典型,但自己就是靠男盗女娼起家了。这些家庭说来是有教养的阶级,他们的教养就是为了取得和保持自己的贵族地位不惜男盗女娼而公开地却还要讲什么荣誉、道德。在这方面他们的确是有传统的,有着世世代代相传的秘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世界名著《随风而去》(飘),那郝思嘉小姐不是由她的妈教了她笼络男人的技巧,一整套虚伪的本领。在和平时期,她妈对她的管束严酷到了极点,完全正当的爱情要求反受千夫所指。但是到了天翻地覆时,她又有她的外祖母作为榜样,可以经过一段时间又翻了起来。她外祖母原来是法国的贵族,大革命中败了下去。按理来说拿破仑是她们的敌人,但是她却以色相为诱饵,最后嫁给了拿破仑的一个军人,重新成了贵族阶级。而拿破仑那个军人也依靠她成了新贵,一个大奴隶主。不知他们究竟谁更多地帮了谁。第四十章,那个方老太太认为思嘉是一个可以传授诀窍的徒弟,把她家几次翻了下去后又翻上来的"学问"和盘托出--她们不是强头颈的民族,遇到风暴会低头,微笑着工作着,对于地位比她们低的也敷衍,有便宜可沾就尽量沾,等到她们强壮了,就把地位低,被她们利用过的人一脚踢开。就以拿破仑自己来说吧,一个贵族妇女约瑟芬,本来就要上断头台的,也不知采用了什么手法,临刑前居然把拿破仑给说动了,不但死里逃生,还嫁给了拿破仑,地位随着拿破仑的成功而直线上升--她还拖了两个油瓶呢!
  不幸的是共产党经过艰苦奋斗执政后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有一些贵族(也许有的不是贵族)的女子,看到共产党的干部成了大官就靠了上来,我看到过文革中揭发出来的不少例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不少群众议论,有的人昨天还是地主反革命的臭小姐,今天就成了老革命的家属,接下去就是入党、提干……。她们总是过的好日子。而且这些人往往不会受处分。甚至反对她们的人还要倒霉。
  1958年那次劳教时并不都是有罪的,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某些干部有不满言论或在某些事上得罪了干部,受到打击报复送去劳教了。如我知道有那么一件事:有个女的专门以色相引诱拉拢腐蚀干部。有个人看不惯,就对别人议论,说那个女的不要脸,并说如果你在她的腿上拧一把,她还不会作声--这本来是气话。如果说谁该去劳教,当是那个女的和她腐蚀的干部,但他们都没事。相反,那些受腐蚀的干部怀恨在心,1958年反把那人送去劳教了,罪名是教唆别人搞流氓行为。平反冤假错案这些人是没有份的。
  也不知道解放前杨西光如何?我总不愿把他往坏里想,当然一切得尊重事实。可除了与王零争权中采取了不大光明的手法外,至少在1956年杨西光已经腐化了。他有一个姘头叫陈怀琳。1957年反右前跳得太高,连杨西光也保不住,被划为右派。不久杨西光为了保护她,把她调出上海。我也不知道究竟是陈怀琳腐蚀了杨西光,还是杨西光早就已被腐蚀了或开始变质了。但1956年陈怀琳还在时,杨西光就又裹上了季宝卿。这大概不能说仅仅是季宝卿腐蚀了他,但季宝卿仍然是个腐蚀干部的可怕女人。正是在1956年,她还是复旦的一个普通女学生,先与当时的团委书记徐震勾搭。后来事情被人告到了杨西光那儿,杨西光就说:"我找她谈谈"。谈的结果用文革中学生的说法是"投靠三爷,改换门庭"。--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早就不是劳教就是劳改了。可她却从此以后飞黄腾达,毕业后先是留校,接着入党,提干。没有几年就成了党委常委。--唉!我们真心为共产主义甚至愿意牺牲生命却长期被排斥在党外,而她这种人靠这种手段,居然可以如此迅速地坐直升飞机,这种直升飞机不知为什么是不受谴责的。
  1965年柯老逝世后,陈丕显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当上了上海市长,杨西光当上了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不再当复旦党委书记,为了调和王零和陈传纲的矛盾,他把陈传纲调出复旦当高教局局长,让王零当上了复旦党委代理书记,也不知什么原因,王零始终没有当上复旦的党委正式书记。复旦的一切也都控制在杨西光手里,他跟季专门拉了直通电话,有什么事都通过季汇报和传达。所以对于季宝卿这个八年前的普通学生,现在由于当了杨西光的小蜜而混入党内成了党委常委的荡妇,连王零也得一切听她的,因为她的话就是杨西光的指示。
  季宝卿的事绝对真实,王零打倒后,到了我们班上也议论过这件事。王零说,作为代价,她从此以后就只好不结婚,光侍候杨西光。复旦党委倒后,她已经三十中旬,按理不再受杨西光约束可以结婚了,也得抓紧时间。王零说一般的人她看不起,自己的名声已经臭了又有谁看得起她?一直到1969年她三十八岁仍没结婚。这时国家搞了个9424工程,是在九大1969年4月24日通过的江苏安徽的煤铁工程,她报名去了9424,仍然当干部。--说实在,我们真想不通!这种只配劳教的人究竟有什么资格当干部?9424的职工当然不知道她的底细,却得受她领导,他们真倒霉!反过来,我们头上的干部有没有像她这样的人呢?或犯了其他一般群众只配劳改或劳教的罪行的干部呢?只有天晓得!我们只有一个解释,斗争复杂,为了减小阻力,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不能不争取这些人,减小打击面。
  复旦党委常委十三个人,陈传刚、王零、徐常太、刘洁(女)、季宝卿(女)、李庆云、郑子文、葛林怀、邹剑秋、徐震、李铁民、吴常铭还有一个是王零的老婆名字已忘,加上杨西光十四个。前面已经说了六个。
  还有一个李铁民,一个吴常铭是叛徒。
  李铁民是文革中才揪出来,他也许是知道自己的底细,加上地位不高,乐得让别人出面,所以在造反派里原本没有民愤。1967年二月,张春桥派到复旦来的郭仁杰还首先让他参加了三结合。在群众中引起了不满,那倒不是对李铁民有什么看法,而是认为郭仁杰在这么大的问题上对群众连气都不通一声。后来全国揪叛徒,才把李铁民给揪出来了。我亲眼看到过他在国民党报纸上写的《反共宣言》。
  1978年后,李铁民和吴常铭都平反昭雪了,据说都是文化革命的迫害。
  如果要说什么迫害,至少吴常铭早在解放初就受"迫害"了。我也看到过他的《反共宣言》,据说还出卖过同志。在他的档案里明明白白地写着,"叛徒,不能重用。"不知道是什么鬼使得杨西光、王零那么器重他。难道除了他以外就没有什么人可以用了吗?档案里说不能重用,可他们却偏要重用他。长期让他掌握着复旦的财政大权。他是叛徒,不能重新入党,可复旦党委召开常委会,每次都列席会议,也不跟别人说他的历史问题。以至于有一些党委人员长期以来还不知道他不是党员。1965年,柯老逝世,杨西光和王零终于把他拉入了党内,一下子就成了党委的正式常委。但好景不长,不久文化革命开始,他立即就像霜打的那样萎了,也不大出面镇压群众,所以也没有民愤,党委倒后才有人揭露了真相把他揪出来。
  自古以来,只要稍微正派的政治派别都不会喜欢这样的人。不但共产党理所当然地不能容忍这种人,其他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容忍践踏自己旗帜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有个将军,被德国俘获后,起誓从此以后不和德国作战--仅仅是不和德国作战,还不是辱骂自己的国家,后来艾森豪威尔重用他,连艾森豪威尔也差点下台。后来这个将军被戴高乐刺死了。不知道戴高乐算不算残暴?这人该不该算是"反法西斯战争死难者"并列入名录?反对他和艾森豪威尔的人是不是属于极左?
  就是国民党蒋介石也看不起这种人。蒋介石逃台湾时没带他们走,将他们全部留在大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共产党整他们,就说明共产党残忍,他们是共产党我们都放了,共产党却不肯放过"自己人"。如果共产党不整他们,共产党的纪律何在,当了叛徒可以没事以后就更会有人当叛徒,何况这些人本来就是人渣,对共产党只会起腐蚀作用。如果他们隐藏下来,那么这些人善于钻营,很可能又混入共产党,共产党的队伍不纯了,就会蜕变,由于他们的把柄掌握在国民党的特务手里,以后还可以到大陆来迫使他们为国民党服务。蒋介石的确深谋远虑,文革中这一些全都看到了,共产党清叛徒也的确得了个残忍的罪名。我不知道这些人在敌人的报刊上公开践踏自己党的旗帜,为什么还要求党允许重用这些人?清查他们为什么就成了政治迫害?他们写《反共宣言》背叛了共产党,再次混入共产党又背叛了国民党,背叛了自己作出的《反共宣言》。不过他们的反共宣言不算很严重,至少没说永不翻案。
  另外,党委副书记徐常太,实在是个霉烂透了的人。杨西光和王零参加革命,可能有不少功劳,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问题严重,至少我愿意尽量把他们往好处想,希望他们原本是热血青年。可是这个徐常太实在没法把他往好处想。他父母是农民,加上他和他的妻子,一家四口。原本有土地,至少当有吃有穿,可是他不愿好好种地。父母去世后,把土地出租给一家贫农耕种,靠收租子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还虐待妻子高某,整天和赌徒鬼混。后来他输了背了一身赌债,为了还债,就把妻子高某以高价硬出卖给他的佃农。那个佃农的妻子没有生孩子,他的借口就是为他传宗接代。佃农不要,他就以夺佃相威协--对农民来说这相当于失业,毕竟一家老小要吃饭,最后不得不借高利贷买了下来。所以这个贫农有两个妻子。但是当高某接到家时已被他打得遍体鳞伤,为此又花了那个农民不少钱。一直到解放,高利贷还未还清,是土改才把高利贷废除了的。当我校的专案人员到了他的家乡调查时,那儿的农民都说他是个流氓,尤其那家贫农说到他就十分愤怒,高某也还在。
  不仅如此,不久他又输了,土地房屋都抵押出去了,又背了一屁股的赌债,债主天天扭着他。这时他听说新四军在招收人员,为了躲债就投靠了新四军。
  由于他有一些文化,又把丑恶历史掩盖着,不久就混上了县大队的大队长。一次日本兵打来,眼看要被包围,他竟然丢下队伍一个人逃了出来,队伍是靠自己奋战才从日本兵那儿冲出来的。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本事,竟然没人追究他的责任,也许是抗日时期游击队独立性太大吧。可第二次他又丢下队伍逃了出来,县大队就被日本兵消灭了。按理这样的罪行应送军法处处以死刑,不知他有什么本事居然只是撤去一切职务,没再给其它处分。解放战争他又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有一次,七个地主枪毙,一个陪法场。他搞错了,把陪法场的毙了,该杀的七个放了,不得不重新捉回来。这次错杀的是一个有罪的地主,还只是罚不当罪。还有一次监杀,按理他应该亲自到法场,不然要监杀的又何用?可他不到场,对执行死刑的民兵说,我在这儿打两枪,你们听见枪声就开枪。然后叫一个干部把死囚犯押送去法场。犯人正在进场,他什么都没看见就胡乱地打了两枪,民兵一时分不清,把押送的干部也打死了。--人命关天竟然如此不负责任,把同志的生命当作儿戏,自然他又受了处分再次被撤了职。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到了复旦他还是吃得开,当上了党委副书记。不知道杨西光和王零究竟看中了他什么?尽管如此,他劣性不改,别的不说了,经常乱搞两性关系。他后来的老婆不是好惹的,经常吵到复旦党委来。为了安抚他的老婆,王零等让人陪他老婆到杭州西湖去玩,这方面的费用自然没法报销,他们就设法摊在其他名头上,即使如此,还有五十元没法报销,怎么办呢?他们想到了学生拾金不昧,就把学生拾金不昧的东西卖了,报了这五十元的账。学生们听说了比贪污国库五十万还要气愤。就算学生拾来的金笔每支可卖一元钱吧,那就是说,学生做了五十次拾金不昧的好事,仅仅为了他们去安抚徐常太乱搞两性关系引起的他老婆的愤怒。
  陈传纲并无生活问题。被王零抛了出来,杨西光为了保自己后来也承认了既成事实,成了"复旦牛鬼蛇神的总保护伞"。也不知什么原因,徐常太这样烂到底的人,在党委倒台前却没有任何人动他,这类人往往有他们的特殊本事。但是在文化革命中,红卫兵造反派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了这个问题,没有对他采用了什么手法做过一丝调查研究。我厂有个罪恶昭著的贪污分子,曾坐过牢,"改革开放"后被领导作为"能人"来重用。后来"反腐倡廉",许多人议论他将被作为替罪羊抛出来,结果他什么事都没有。他曾公开扬言,如果谁要整他,那么要垮大家一起垮,他掌握着许多内幕。也许像任伯安那样搞了个"百官档"吧!后来我想,徐常太是不是这个手法?
  王零在生活上算是没有什么问题,文革中任何人都没有批判他有什么生活问题。即使如此也是个陈世美。解放后把他的农村老婆休了,跟一个女学生结了婚。那个女学生也很快就入党提干,文革前已经成了复旦大学最大的系--物理系的总支书记,又是党委常委。
  尽管如此,即使现在我还是愿意对于文革以前,首先是五十年代,尽量把复旦党委往好里想。可文革中我们看到的的确尽是乌七八糟的事。只能用二月河在《康熙大帝》里的话来解释。当有人说明珠和索额图几十年来一直为非作歹时,康熙说:"朕也用了他们几十年。"比如,下面就要专说,复旦大学工农预科在1961年被改成了复旦附中,许多工农子弟就受到了歧视,可工农预科建于1958年,尽管我不知真相,总愿意这样想--不管是不是他们的本意,在建设工农预科时他们总是出了力的。尽量设想他们刚开始还是受党的委托来接管大学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袭领地的,后来,尤其是六十年代,他们反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化了。解放前,王零和杨西光都参加了革命,我不想把他们都看成徐常太那样的人物,我相信像徐常太那样的人在共产党中只是极少数,对于王零我在我另一篇文章《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已经说过了,尽管我一无所知,还是作种种设想,希望他对革命做出过贡献承担过风险。但是我说过的他们的种种卑劣手法和罪行也都是事实。
  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许多老师也认为我是个好学生。从小我就听从教师的话奉若圣旨,基本上他们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并按他们说的作。他们批评我即使批评错了也从不敢顶嘴。应该说,老师们给了我许多好的教育,但是也给了我许多坏的影响,一整套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奴化教育,一味地叫你顺从,绝对不能犯上,上面几乎是没有错误可说的,即使上面是错的你也得服从。还有做所谓的好人,这一套对于有的人来说几乎只是拿来装门面的,标榜自己是有教养的高级人,实际上极度虚伪,并没有真正约束到他们,他们自己暗中或在关键时刻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平时却装得一本正经。但是对另一些人却纯是欺骗,真正相信那一套并实践那一套的人,都成了可以由着他们欺侮的人,受了欺侮还得表现出大度来。
  学校的教育一直在教大家做所谓的好人,好学生。什么是好学生呢?最典型的就是:好学生是不打人的,不管如何受人欺侮都不能还手,总之只有挨打的份,而决不能打人。那么受了其他同学的欺侮挨了打怎么办呢?唯一的一条就是报告老师。这在现在还是学校教给学生的万古不变的信条。
  就好像在现在普通的工农已被称之为弱势群体了,受人欺压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可是大概从《秋菊打官司》开始前,就一直在教导大家,要搞法治,要守法懂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通过法律手续来办事。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工农受了官吏、老板还有各种地头蛇恶霸的欺压怎么办呢?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告状,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你却只有通过法律程序。据说要相信法律,相信官吏,即使这一级官司打不通也可以向上告,据说一级级地告上去总可以遇到青天大老爷的,总会有人为民做主的。你不相信吗?那你就是不相信政府,就是背生反骨,至少是个法盲,再有理也没理了。
  也有人真的相信了这一套,可是真的小百姓受了欺压,甚至有生命危险,或被打死了人也往往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有的人成了告状狂人,甚至近二十年过去一条命案还告不下来,以至于弄得家庭破碎生活工作事业全破坏了,也没有人来主持公道。还有人倒过来说你太较真。而说这些话的人往往就是当初大肆宣传所谓的法治,还有秋菊打官司以及总会遇到青天大老爷的人。
  更何况现在的法院"得按经济规律办事"都成了法店。首先一条就是赚钱,解放前是"衙役大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而早在八十年代,群众就在说"大盖帽,两头翘,先吃原告后吃被告"。真像许多人说的那样:"你的理赢了,但是你的官司还是输了,就算你的官司赢了,你在经济上还是输了。"最后发财的是公检法和律师。傅立叶说"医生希望病人尽量多,律师希望家家打官司"就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在现在每当我看到宣传法治法制时就感到像在看广告,那是法店在推销他们的货色,他们在兜售法律,想卖个好价钱。更何况法律有它的阶级性,原本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统治阶级强迫被统治阶级遵守的一些规范。强迫的手段有监狱、刑具、警械和警察等。越是鼓吹法律是为全体居民服务的,就越是官官相卫,越是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至于一般老百姓有难那就未必顾得上了。甚至像开封大街上的牛二,不过一个泼皮也没人奈他何。遇到欺压最后打赢官司的,总不是"弱势群体"。所以在明白的群众中往往有这样的说法:"曲死不打官司"。
  然而如果群众在万般无奈下不得不自己采取行动时又怎么样了呢?到那时法律来得特别快,再有理也没理了,最最起码你是一个法盲。
  自然,毛泽东时代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则被人称为人治,甚至被称为专制时代。虽然也有小百姓受欺压的情况,但是一般来说没有到了这个地步。但那时在学校里教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这一套。只是表现在不同地方罢了。
  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历来在班上是身体最弱的一个,受人欺侮挨打就是经常的事。据说受了欺压只要报告老师就可以得到解决,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有的时候,老师还能公正解决,有的时候就不能公正解决,更多的时候老师也没有这个耐烦心。可是我从头到脚受了那套教育的浸润。挨了打从来就不敢还手,那倒不是我怕打不过人家,而是深受学校那套教育的毒,好学生无论如何不能打架。有同学看到我受了欺侮,告诉我要懂得还手,不能光受别人欺侮。可是我不能接受。他们以为我是怕打不过人家,就告诉我,打得赢打不赢都得打,要使别人明白你是不可欺侮的,可我还是不能接受,因为我要做一个好学生,而好学生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后来我才明白,以前那套,现在学校还在教的那一套实在是大大地错了呢!而那些同学实在是出于好心在教我真理。
  不怕大家笑话,我一直到高中还非常爱哭,而不像经过文化革命,眼球就像已经拧干了的那样,再也挤不出一点水来。甚至于有的时候连女同学都在说:"这个男生怎么那么爱哭。"其实很简单,哭是无奈的表现。大致是我受了欺侮,报告老师不解决问题或预感到不解决问题没有报告时,既不敢想象出手还击,又不能说服那些爱欺侮人的人--在他们眼里,不还手就被认作软弱可欺,越发上来了。到那个时候,我没有了办法也就只好一哭了之了。那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反倒受人笑话。有一次下乡劳动,我又受人打,一个人在那儿哭,班主任老师跑来狠狠地把我训了一顿。我实在不明白挨了打为什么还得受他训?经过文化革命,当我懂得那套教育完全错了,人不能光靠什么报告老师、靠等待青天大老爷来为民做主,受人欺侮时该还手的时候还是得还手,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班主任的意思是我应该出手还击,可他是个教师应该教我们做个好学生,不好说出口而已。我可怜,他也可怜!自然和与己无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老师比他要可敬得多。
  人活在世界上自然没有一点磕磕碰碰的,一点都碰不起凡事都要占强也不对。对别人不是有意的伤害该谅解的得谅解,就是有意的欺侮也不是一点不可退让,但一定要有个限度,决不能被人家认作软弱可欺。可以让之一而再再而三,但决不可以无限制地退让。牛长了两只角就是为了斗的,到必要时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提倡犯而不较、以德报怨的人,不管有意无意都是骗子,发明这种理论的人大致上是平时欺侮人多了,得罪人多了,又怕别人报复而混编出来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那样,伤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提倡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可历来的教育从来都是背道而驰的。
  顺便说一下,有人问我,你既然说你是个红卫兵造反派,那你有没有打过人。--这真是莫名其妙,凭什么要把打人和红卫兵造反派联系起来。保守派中的一些死硬分子才是打手。我在《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里已经说过了。有人会问,那时你在干什么?你真的没打人吗?或许你没有机会才没打人,如果有机会你会不打人吗?我对此的回答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历来是我挨打的,从来就没有我打人的。所以即使在《十六条》下来前,我都根本不可能打人。
  我的《冤有头,债有主。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在"毛泽东旗帜网"上发表后,就有一位hql先生不但比当时到我家来抄家的保守派还要毫无理由地把我的话斩头去尾,硬说我说过"我舅舅王××的财物转移到我家来了"还无端地说我"若不是因为有那层关系被怀疑,那他绝对是打、砸、抢分子。"这个hql先生自称是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人,在旗帜网上也干吼过几句口号,但从他说的话看来,他在那个时候不但一定是个保守派,而且是个最最乱抄乱砸乱打的保守派死硬分子。我请他谈谈他那时候的经历,还请他亮出他的真实姓名、简历和住址,好让他周围的人来谈谈他是怎样一个人,他就成了个缩头乌龟。后来"毛继东"公布了我的信时,他又觉得时机已到出来凑热闹,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说我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跑出来了。
  我也历来不认为保守派个个都是坏的。当时到我家来的保守派就不是个个用心不良的。当我父亲对他们说:"你们如要抄,完全可以抄,如果抄出东西由着你们处理。但我相信抄不出什么来。我是工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家。"他们就说要出去商量一下。可见他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人可能就反对抄我的家,但那些用心不良的人却不肯罢休,最后才得出一个折衷的做法,把我家封了。他们都不能再"一口咬定我舅舅王××的财物转移到我家来了。"而这位hql先生却至今在我拿出了道歉书后,还断章取义地一口咬定"我舅舅王××的财物转移到我家来了。"而且还毫无根据地说我"有那层关系被怀疑"不然"绝对是打、砸、抢分子。"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他不但一定是保守派中最坏的一个,绝不是受蒙蔽者。今天他在"旗帜网"上干吼几句口号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既然自称经历过文革洗礼,为什么不写一些文章向年轻人谈谈文革真相?
  现在我当然不是那个时候的好学生了。我现在倒觉得以前欧洲的决斗真是一个好办法!如果现在我国在决斗中打死了人不算罪行成了风尚的话,那么许多豺狼那样的官吏老板地主恶霸就不敢那样欺压工农群众了。我曾经跟人说起过这样的事,人们听了说,如这样只怕十个当权派有九个将在决斗中死去。
  我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毛主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几乎崇拜每一个政工人员的地步,有时即使对于同学中某些受老师或政工人员器重的人也极其崇拜。
  现在许多人都在大说文化革命如何如何地对毛主席搞个人崇拜。其实如果要说个人崇拜,文化革命以前才严重得多呢!那个时候,全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萨,党组织的每一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被当成了大家必须崇拜的对象。而且在群众中固然有不买账的,有不以为然的,却还有不少信以为真的人。每一个党员都被看得很神圣。一个最经常见的事实是,几乎任何时候有了任何成绩,都归功于最直接的党组织的领导。如果某单位比较大,党组织是党委,那么只要有了成绩不问情由,就一定要在总结和宣传中说是:"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如果是党总支就一定要说是"在党总支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如果是党支部就一定要说是"在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甚至连只有一个党小组的单位也要说"在党小组的正确领导下"。这些差不多成了定式。我想如果去翻那时候的公文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不是说党的领导没有起很大的作用。让那些反共分子去大做文章吧!我们每一个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知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文革前十七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以上这些都成了套套就不好了。本单位的党组织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要实事求是,有多大作用就是多大作用。有的事其实本单位的党组织并没起什么直接作用,有的是个人或一些人自己搞成的,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没起作用,而是给了一个大的环境,提供了条件。有的人是在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下,思想境界本已有那么高,才排除了万难搞出来的。至于本单位的领导,如果成绩的取得的确是他们作了很好的领导工作,那当然要肯定,但是不管他们起了多大作用甚至有没有起作用,每次取得成绩都要归于他们的领导,那不成了贪天之功为己有?事实上,文革中揭发出来,也有不少人要为国家干点实事却受本单位领导压制的。
  可是在文革前,即使一个最普通的党员在我的眼中都十分神圣。只要听说某人是共产党员就肃然起敬。除此以外,那时的教育制度还叫我们无条件地尊敬每一个老师。在我们的眼里,教师也是十分崇高的。我几乎听每一个教师和政工人员的每一句话。到了大学里我就崇拜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正象亚瑟说蒙泰里尼那样:"我崇拜你就像崇拜上帝那样。"可是文化革命一来把一切都撕破了,有的人其实是一些伪善者,也象亚瑟说的那样:"上帝是个泥塑木雕的东西,而你却一直拿谎言来欺骗我。"
  亚瑟有两个牧师,蒙泰里尼最受他崇拜,我也有两个牧师,一个姓姜一个姓李,我崇拜姜也就象亚瑟崇拜蒙泰里尼一样。其实正是文化革命使我看破了罩在他们头上的灵光。
  有些人平时的确装得很神圣很高尚,但是到了关键时候就原形毕露了。可悲的是,共产党执政以后,和历朝历代一样,政治工作成了一种职业,一种地位,成了某些人竭力钻营的官职。他们绝不是战争年代如《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和《沙家浜》里的郭建光那样的政治指导员。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人凭什么做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他们是浴血沙场的战斗英雄吗?不是!是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员吗?不是!是勤勤恳恳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劳动模范吗?不是!他们和我们原本一样是学校里的学生。那么他们毕业后到了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吗?没有!他们毕业后分得最好,留在大城市,留在学校,又不是凭着国家培养他们以后学的一技之长为国家在科研上作贡献,而是凭着两张嘴皮子和三寸不烂之舌当上了政治指导员、团干部、甚至于像季宝卿那样用卑鄙的手段还混进了党委常委会。他们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做什么政治工作?
  相比之下,我倒大有资格给他们当政治上的导师还不知道他们受不受教。至少我一直坚持终生当个普通劳动者,坚决要求在毕业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毕业分配时我把尺子在地图上一放,离上海远一点,然后随便点了压到的五个省。最后又表态坚决不留上海。后来分配我去河南许昌我一口答应了,有人要求和我调换,我又到了离上海更远,不通铁路,从未听说过的四川小城市南充。可在文革前我却对这些人都迷信得不得了。
  那种在学生中选拔政治工作者的办法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呢。以后原则上不应该再在毕业生中选拔政工人员。毕业生都应到工农中去,到工作岗位去,即使留校的也只能从事教书和科研工作。党中央毛主席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曾经准备选拔一批转业复员军人到学校里来搞政治工作。但是受到了学校的抵制。在《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里我就说过,北大党委让复员转业军人当勤杂工,复旦党委则大肆攻击复员转业军人,坚决不要派转业军人到学校来。王零还说:"好人不复员,复员无好人。"并诬称为和平军。其实王零本是新四军的参谋,也是军队干部到学校里来搞政治工作的,人的变化会那么大!进了复旦后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大染缸染成了这个样子。众所周知,文化革命中毛主席派工宣队到大学,但是后来跟刘冰一起上书的也有工宣队员。
  应该承认,文化革命以前,那些政工干部对我的印象也都很好。自然我不是那种当官的料子,他们绝不会想到要把我作为提干的对象,我也从来不想钻营什么。他们要提拔重用的是另一些人,至于我,他们所以对我的印象不错,那是因为我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他们是政工人员,是教育者,他们必须做出成绩来,我正是适应了他们的这一要求。他们可以对别人说,我的思想原来是如何地不好,就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所以我的思想才转变的,我是他们的实验材料,是他们做工作的对象,是经过他们加工好的。在那时几乎他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而且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些政治工作者,他们说我有什么错误的思想,不管有没有我都会承认下来,就是他们拿个屎盆子给我,我也会往自己的头上扣。忙不迭地做自我批评。
  现在有的人可能会说,你怎么会那么傻?有些人也许会不相信,甚至会说我有什么图谋。其实这在当时并不算十分稀罕的事,也许在我身上表现得特别充分罢了。而且他们采用了一些现在年轻人想不到的方法和词句。
  经常地,政治指导员和那些政工干部找我谈话指出我有什么错误思想,当我迷惑不解时,他们就会说,要我自己从灵魂深处去挖思想根源,还有什么你自己以为自己不是这样,但你的潜意识里又如何如何呢?得在潜意识里去找自己的错误思想。经他们这么一说,我就信以为真了,我总把政治工作看得很神秘,总认为他们的水平比我高,经他们这样一指点,于是我就承认自己有那样的错误思想,甚至自己就从"潜意识"和"灵魂深处"去挖自己的错误思想,尽量把自己往坏处去想。然后就做自我批评,写检讨自己思想的书面材料。把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来。然后他们就拿着我的自我批评材料向上级去报告,说曹为平的思想原来如何如何地坏,经过我们认真工作和谈心交心,终于他的思想被我做好了,这就是他的自我批评,于是他们就立下了大功。但我自己承认的错误思想有许多在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我却经常自诬而浑然不觉,还真诚地感谢那些政工人员帮我提高了思想认识。
  --经过文化革命,我才明白自己原来是如何深地陷入于谬误之中。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对自己宣布,文化革命以前我做的思想总结和自我批评一律要重新审查,有的可以承认,其余一律不算数。而这些自我批评说不定还有不少还在我的档案里躺着呢!
  我能如此地适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对我的印象当然很好,但是我在他们眼里大概不过是一个小傻瓜。所以如果有需要作出个人牺牲的事时,他们会想到我,但是在需要提拔重用人时,绝对不会想到我。
  要说图谋,那时也确实有人有所图谋,有些人看来也是像我那样经常地向领导做思想汇报,经常作自我批评,但是他们才不会像我那样傻。就是自己真正有的满脑子肮脏思想也不会透露出来,他们绝对不说真正的心里话。他们可以做得恰如其分,使得领导有好感而且觉得是个人才,但是他们究竟采用的是什么方法,那是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的。而真正最会受到提拔重用的正是这些人。
  我实际上也的确从没有想到要出人头地。入党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提干我却从来没有想过。我把领导工作看得很神秘,历来认为自己不是个材料。即使文化革命开始后,尽管我最早起来造反,后来造反派串联起来准备成立组织时,我却很少加入造反派内部正在形成的上层工作。那时我自称:"我是拿冲锋枪的,不是拿指挥刀的。那些事让别人去做吧。"这就造成了我在《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里说到的,在六六年九月的白色恐怖时期,有人被吓破了胆,在造反派里搞右倾投降分裂活动,准备篡权后带着全体造反派去受招安,造反派分裂成三派,其他造反派上层人士没和他们作有效的斗争,而我却浑然不觉。否则我肯定要对他们作公开的批判。即使阻止不了分裂也要尽我的一份力,为此后来我多次作过自我批评。我当了系革会的常委,也没有做过什么领导工作也做不来,连会议也召集不来。只是带大家去过海港劳动,这倒好办,只要自己带头干就是了。
  那些反共分子会说:"你们看,共产党就把人民群众愚弄到了这样的地步!"让他们去狂吠吧!他们什么都不懂。
  后来回想起来,我国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不奇怪。经过文化革命,我总结出一条经验,世界上什么事情到后来总是要走向反面的。自古以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到后来就成了有待于解决的问题。那时全国到处都存在着到了迷信程度的个人崇拜,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庙子和菩萨。这些庙子和菩萨认真说来不是别的,正是人民群众自己树立起来的,我大概属于最迷信的一个。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的热爱原来就是出于肺腑完全应该的。共产党来了以后,雷厉风行地把旧社会的腐败横扫一空,政府廉洁,经济迅速发展,科技和其他社会发展屡出奇迹。对外我们又一扫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真正站起来了。干部关心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许多共产党员无愧于先锋模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生命,有了错误又能做自我批评。在大家的心中共产党自然非常神圣的了。
  既然共产党是如此,人民群众也就向共产党学习,全心全意地把国家建设好,有了成绩不自以为了不起而认为是应该的,有了错误就做自我批评。在那个时候,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人工作做得再好,总要给自己找点不足出来进行自我批评。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到了严酷的程度。我那时毕竟还是未成年人或刚成年的小青年,没有解放以前的阅历,从小就是在共产党的言传身教下长大的。自己感到自己极其缺乏知识,对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于共产党所教导的那一套,什么都感到是新鲜的,总感到对自己是莫大的教育。而那些政工人员多少嚼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词句,这就使我认为这就是共产党的真理兼收并蓄过来了。应该指出在那时也有不少共产党人和干部在群众心中留下了十分好的印象,这是由来已久的。但是我却没有看到,甚至没有想到,事情已经起了变化,有的人已经不是解放初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有的人则是解放后看到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就学了共产党的一些语言混到了共产党队伍里来成了一些图个人富贵的党官僚。
  其实政治工作也不等于思想工作,自然思想工作总是要做的,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和一切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压迫自己的地主资本家,求得自己的解放。然后才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这种思想改造中,被压迫阶级必须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由此才有思想工作,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而且在当上了教育者以后还得受被教育者的教育,向他们学习,要和大家平等相处,不能自以为是高踞于人民群众的头上。
  离开了阶级与阶级斗争,不谈打倒地主资本家,把政治工作仅仅理解为思想工作,把思想工作仅仅理解为我是领导你是群众,我是教育者你是被教育者,我对你教育你受我教育,我是工作者你是我工作的材料。这样的思想工作是从奴隶主阶级开始到地主阶级到资产阶级到法西斯都历来这样理解这样干的。非常不幸,在共产党中也有人是这样理解的。尤其后来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回想起来,六十年代许多思想工作已经和牧师的传教没有什么区别了,而许多政治工作者实际上已经是一些牧师了,他们口头上也许不会承认而在骨子里也是这样认为的。在文革中我们看到,有些被树为模范的政治工作者在群众中印象极其恶劣,他们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表明自己工作卓有成效不惜把群众打成开不了窍的"锈锁",而且据说就是他们的工作,才把锈锁打开了窍。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说: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哪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还特别把"革命的实践"加了着重号。
  非常不幸,在文化革命前夕,我国的政治工作正在把人们分成上下两等,这实际是阶级的分化。许多政治工作者并不讲或并不真正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是把自己当作高踞于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他们讲的阶级斗争就是和群众斗,在《冤有头,债有主。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里,我说的钱孝衡把一个种了两棵南瓜的学生打成修正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也不是说我的牧师们对我没有一点好的影响,不是要全盘否定文革前夕的政治工作。但是可以这样说,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工作者,实际上不过起了传声筒的作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给了我们,而且要指出,他们这个传声筒还有相当大的失真。当然我们还直接收到中央的文件、报刊、杂志、广播甚至还有歌曲等,还有人民群众是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理解来创造历史,改变自己的世界观,相互之间创造出一个大环境来互相影响。
  文化革命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从来没有和政治工作者发生过冲突,一直都是崇拜对象,连怀疑的念头都没有。我第一次对政工人员有不好印象是在1965年生病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住院时。由于是军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按照军队编制分成班、排、连等。那时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对人都极端热忱,病人们也学习雷锋成风。我们每天要政治学习,病重者不参加,各人根据自己情况而定,但凡是能够参加的都是参加的。我刚进去时病较沉重没有参加,但其他人学习我还是听到的。刚进院时一个老排长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但是老排长出院后,新任的排长大家印象就很差。老排长究竟好在哪儿我不清楚,我充其量不过听到他在学习时发言:现在他生病要好好配合医院治疗,尽自己能力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争取早点出院能够继续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班长大家对他印象也都很好。我就很尊敬他,但是我和他还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当然我并不怪他。那时床头上都放着一副耳机,可以听广播。我病情稍好后就每天晚上八点钟拿起耳机听中央的新闻。可遭到他的反对,有一次我在听广播时他把我的耳机强行拉下来了。不过我并不怪他。真正作怪的是新任的排长,他要大家在晚上八点读旧报纸。在我想来,当然首先应该听新闻。可班长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既然叫他读旧报纸他就读,全班的战士都得听,我违反了他就不客气了。
  再说一下,我对班长没有任何意见。我知道他不过是执行命令。但是这件事我跟他说过,希望他向排长转达意见,希望晚上八点让大家听新闻,读报可以选其它时间--顺便说一下,在那时对领导虽然尊敬,但不等于不可提意见。--他听了我的意见后说一定代我转达,但是新排长不同意,他也就服从上级命令。不过这事我仅仅对新排长有点意见,还没有到了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只是感到他安排学习时间太刻板不妥当。可是我已经听到其他病员们在议论他了,说他根本不能和老排长比。还说他目的无非是向上级表明这个排是他带好的他就功劳大。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对大家的议论我并没有认同,但后来我才感到这些普通工人农民的眼光实在比我敏锐得多,他们完全说对了。
  那个时候,病人们只要病情略微好转,就根据自己能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大家都希望自己不是仅仅一个病人,而能多做些事。有的人病较重就为护士做棉花签子,而班长等体力较好就打扫卫生。我从那个新排长那儿没有学到一点东西,但是从班长那儿倒是学了一些东西一直到现在。班长打扫卫生时,嫌一个拖把拖地板不够瘾,就拿两个拖把。刚开始看到时我的确很奇怪,但有他的言传身教,我身体有些恢复时也参加了打扫卫生,而且学习他的榜样,也用两个拖把来拖。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后来我在南充内燃机厂的化验室打扫卫生时也一直用两把拖把,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好奇。
  新排长我很少看见他,也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力所能及的事,甚至没有看到他做过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他跟我只是说过一次话,有一次我拖了地板后在厕所里洗拖把,他看到了就问了我一句:"你拖地板吗?"我回答是,他又说:"很好!"就这么几个字没有再多了。
  可是到我出院时他却把牛皮吹到天上去了。那时候,出院时班上要开个欢送会,大家互相勉励,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进行鉴定。他也到了会上。可是他的一番议论实在把我惊呆了。据他说,我得了病刚进院时背了如何重的思想包袱,而他又如何地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如何地正确对待疾病,我又如何地在他的激励下振作起来,决心和疾病作斗争。后来又是如何在他的思想工作下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拖地板。
  谎言!全是谎言!!我什么时候背过思想包袱?是,我原来病很重,发烧很厉害,当同学送我去医院时我为了鼓励自己和疾病作斗争,一路上轻轻地唱《红梅赞》。他表现得太拙劣了,以致引起了我的反感,我没有把强加给我的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去,这还是第一次!就是在这次我才想起了其他工农病员的议论,确定他的确是在哗众取宠,目的无非是向上级表明这个排是他带好的他就功劳大。如果在后来,也许我会当着大家的面毫不客气地把他顶回去,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造反精神,除了吃惊以外居然没有任何作为。不过经过文化革命,我发现我在学校里的牧师们其实和他一样,只是比他虚伪,不像他那样容易被我看穿罢了。
  附带说一句,我对邱少云烈士是非常尊敬的,但是对他的政治指导员印象极不好。邱少云牺牲前,他们无端怀疑他是个不可靠分子。邱少云牺牲后,他不做自我批评检查自己委屈了一个好同志,不向烈士学习。到了八十年代还在说邱少云的思想是他做好的,用别人的牺牲来为自己贴金,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其实我看到了邱少云牺牲前一年的家信,那时他就是一个很坚强的革命战士。
  那个时候,我们不管写了什么都要找到政治指导员让他们审查,而他们照例要从我们写的东西里找到一些毛病出来,我就又照例赶紧做自我批评,然后照他们的口径修改,总认为他们的水平比我高。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但是到了文革前夕,我第一次和政治指导员里发生了争论。那是在批判三家村时我们写批判稿,我用了一句在后来的文革中被大家用熟了的话:"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可是李硬说是政治错误要我改了。他的"理由"是: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是不会投降的,你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那就是说阶级敌人还是可能投降的,因此是可能改变阶级本性的,因此是政治错误。可是我不能承认,所以虽然我还是非常尊敬他,和他好好地说,却始终不肯改。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这次我一反常态了,其实很简单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我哪有这样的水平呢?我是从电影里听来的。在那时我们有着大大小小的许多庙子和菩萨,政治指导员是个小菩萨,而电影是更大的菩萨,小庙必须服从大庙,小菩萨必须服从大菩萨,那是我的信条。当政治指导员所说和电影不一致时,我就自然尊重电影而不接受政治指导员了,何况电影里所说本来就是对的。于是我耐心地向李解释,说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在电影里听来的不会错,我还跟他说了电影的名字,希望他能够消除误解。可是他还是一口咬定我错了,而且好像很生气,当时我还不理解。
  附带说一句,在长海医院,我所以会对晚上八点读旧报纸有意见,那也是因为这是出于小菩萨,而广播毕竟是中央宣传部的声音。
  经过文化革命,我才意识到,为什么以前我们写了什么政治指导员照例要指出一些"问题"来,而在实际上大多数并不是什么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按照他们说的去改,更不该认为他们水平高。实际上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没事找事,表明他们是个政治工作者,水平就是比我们高。至于那次和政治指导员的争论,他所以很生气不是别的原因,正是因为我指出那是电影上说的扫了他的面子。可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想开。他们就是这样居高临下地对待群众。
  后来好多人都在说文化革命造神,把毛主席神化了。说实在,文化革命以前神才多呢!认真推究文化革命造神实在不但出于大多数群众的感情,我们中国在当时也的确必须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则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文化革命就是按照我那个"小庙必须服从大庙,小菩萨必须服从大菩萨"的原则竖起了毛主席这尊大神,才打倒了众多的大大小小的菩萨。许多平时道貌岸然的人物到了那个时候都在毛泽东思想的检验下原形毕露了。有的人其实也不过是很一般的人物,甚至是很卑劣的人物,却要作出一付高贵的姿态来,有的人实在是一些伪君子。
  毛主席在打倒了大大小小的菩萨后就开始拆自己这座庙了,可许多菩萨却始终不肯拆自己的庙,被文化革命拆了庙还一直耿耿于怀。他们才是搞对自己的盲目个人崇拜,他们才是竭力神化自己。毛主席把那时群众和领导的关系说成许多情况下是猫鼠关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其实还有一个顶礼膜拜关系。而现在当官的就是要动用一切手段使得群众见了自己就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最好顶礼膜拜。可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再也无法恢复到文革前的状况。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里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姚文元做了全盘否定的解释,实在是错了呢!毛主席在当时对于神化自己虽然有看法,但并没有完全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这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认为神化他的同志都是为了打鬼,是要革命,并不是借他来打击革命。也正如此,他那封信在当时不宜在群众中公开。后来他对斯诺的谈话里也说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找个神出来。他这封信对林彪并不是敌对的态度,他从来不在同志背后搞小动作,这封信和后来他开始拆自己的庙时说的话都是对林彪公开的。
  随着文化革命即将开始的紧锣密鼓声,我们广大学生还蒙在鼓里,复旦党委却早就惊恐万状,他们做好了种种的应变准备。一个最典型的事实是,他们突然在干部党员之中进行了一次保密大检查。要求党员干部把自己所有的日记本、会议记录和其他文件,包括学校里以前发下的杨西光和其他人的讲话和其他文件等全都交上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不检查全部付诸一炬。而且规定了这次保密大检查本身就是保密的不许透露一点风声,这一事情之保密是如此地有效,如不是后来打倒了党委还一直没有人透露出来。党委垮后才有人出来揭发说,这意味着他们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怕党员和干部的日记和对杨西光、王零等的讲话记录等有不利于他们的内容被揭发出来。
  还有就是早已说过的在四清运动中,北大党委倒后,他们为了应付复旦的四清运动,就准备了一份四百多人的黑名单。并派遣了一些特务暗中盯着这些人。记他们黑帐,暗中收集他们的材料。以后四清清到了我校,就让那些特务以个人的名义出来,分期分批地揭发他们事先准备好顶缸的人,把他们揪斗一下,来应付四清运动,使四清走过场。
  再就是鉴于复旦干部队伍中出身不好的太多,出身好的极少,紧急提拔一批出身好的干部,还有不要复员转业军人到学校里来等等。
  文化革命从中央可以算是从《5.16通知》通过开始的,许多人都这样认为。但是在学校实在是从1966年6月1日,北大一张大字报公布时才真正开始。大字报公布是在晚上,我们是从广播里听说的。学校一下子就沸腾了。第二天,学生们纷纷贴出大字报拥护中央的决定,谴责北大党委。应该指出,在《复旦校史》里说大字报是从6.4.开始并不完全合乎事实。但当时学生的大字报都是一般性地拥护中央,反对北大党委,还没有人怀疑到复旦党委上去。就是贴大字报有不少人还是征求政治指导员的意见,政治指导员经请示后说可以贴才贴的。但是显然已经有学生对于仅仅谴责北大党委不满足了。他们虽然没有说复旦党委如何,确有人认为复旦也不会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
  --当时学生中也确实有些人神经过敏。那个时候,许多人简直就像《水浒传》里的李逵,天杀星下凡,手里拿着两把板斧不知道往那个人的脖子上砍。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6月2日我们系我们二年级另一班(放射化学专业),有两个同学画了一幅漫画《负隅顽抗》,把北大陆平等人画得高大了些,革命群众画得小得多,而且只有一个人在举手喊口号,那陆平拿着个极大的帽子往群众头上扣去,几乎要罩住了群众。结果引起了许多学生的围观,认为有政治问题。当作者要去把画拿下来时,有人说不要拿下来,既然有种贴,现在就应有种留着。其实那作者纯然是画技不佳,丝毫没有恶意。有人说:这画一定有背景。看来他们是要在复旦挖背景了。后来回想起来复旦党委对这件事一定惊恐万状。我系专门派人出面对围观的学生作出了解释,使得他们渐渐地散去。那个作者后来倒是参加了造反派,也可以算是我较熟的战友,他就住在我们隔壁寝室,我们当然不会认为他是别有意图的。
  如果按照北大大字报里的话来衡量,诸如"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样的话复旦党委一样说过,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怀疑到复旦党委。确实,一般来说这两句话也不是绝对不能用,要看在那个情况下那个场合。在群众运动起来时,反对群众运动的人提出"加强领导",那是对各级领导说的,讲穿了就是要他们对群众加强镇压,而"坚守岗位"那是对群众说的,就是要群众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做一个奴性十足的顺民。归根结底,是要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北大聂元梓等七人正是对北大党委早就不满意,才看出他们提这两句话的用意。复旦学生此时对领导还没有怀疑,就自然地认为和北大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
  当天复旦党委就紧急召开了文化革命动员誓师大会,会上王零慷慨激昂地表态,坚决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学生中引起了一阵阵的热烈的掌声。发言时,王零的声音也沙哑了,发言的内容我基本上忘了,但是记得有一连串的"如不……就决不收兵"。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宣布停课搞文化革命,这也使得大家感到复旦党委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接下去就是各系各年级召开文化革命动员誓师大会,总之我们的时辰表排得满满的,连一点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不过这都是我们在后来回忆的情况,当时倒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可疑之处。也不是说那时光开会,会议之间连一点间隙的时间也没有,但是一般来说大家都忙着写会议的发言稿,写了发言稿又忙忙地交给政治指导员审查,然后修改。接下来就是开会,一个个轮流发言表态。时间是很紧的,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我来不及写发言稿,只写了个提纲,政治指导员也来不及对那么多学生的发言审查,我就也没有审查,到了会上发言时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早就准备好的满肚子话竟全都没说出来,只好退场。
  在经过如此紧张的短时间后,大概就是两日和三日两天,六月四日一早我们醒来发现复旦大学满院里已贴满了大字报,为首的一张是《揪出封建余孽周予同》,其他的大字报也都是揪打周予同的。立即,大字报栏前挤满了人,大家都来看周予同的罪行。接下去,政治指导员就对大家说,要大家同仇敌忾一起揭批周予同。除此以外,复旦大学有一排最好的墙报栏,文革以前就是学校办的宣传栏,此时贴出了一组大字报,装潢比任何大字报都好,也是揪打周予同的。这组大字报的著名是《红缨枪战斗小组》,后来在复旦大学出了无数个战斗小组,都是这个《红缨枪》开的头。政治指导员告诉我们这是复旦党委的机关报,代表了党委的声音,体现了党的领导。我们跟着《红缨枪》走就是跟着党委走,也就是跟着党走。
  群众的情绪都被引到周予同身上去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开始写批判周予同的大字报,我当然也不例外,复旦大学的文化革命似乎就是批判周予同的运动。这时更没有人怀疑反对复旦党委了。
  《复旦校史》里说:"6月3日,复旦'停课闹革命'。6月4日,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大致算是事实。而且没有把6月4日前校园里贴出的大字报算在内,也算公道。因为论规模,的确不是6月4日以后贴出的大字报能够比的。但是唯一的也是最关键的不老实是,没有指出6月4日贴出的大字报全是把矛头指向周予同的。对我们理科同学来说,以前连周予同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文科也不是都知道周予同的,这次揭批周予同完全不是群众自己起来揭发的,完全是党委布置下来的,党委除了抛出周予同并要学生把全部矛头对准他以外,没有任何发动群众来揭发的行动。在这以后,一直到1966年8月8日,《复旦校史》没有任何记载,其实在这两个多月里形势差不多是一天一变的。
  王零他们算是舒了一口气。在党委和其他一些人内部他不无得意地总结经验道,自从北大大字报公布以来,上海的高校除了复旦大学以外没有一个不受冲击的。经验有三条,第一就是抢先开会,第二是抢先表态,第三就是抛出了周予同。最后他总结道,当洪水来临的时候,你要想不淹到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别的地方掘开一个口子,把洪水引到别的地方去。
  洪水果然都引到周予同哪儿了。在那个时候,复旦党委大概还不准备在老教授里打倒一大批,只准备打倒少数人,所以如果现在他们要说自己在文化革命里"保护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还算是有理的,只是联系到以后的情况那就是脸皮太厚了。所以在《复旦校史》里他们也没有自吹,只好留下一大批空白。
  "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确如此,可我们还蒙在鼓里。那以后复旦党委乘机对学生"加强"了"领导"。我们班上新派进了两个人,加上把一个学生升了级,弄出了四个政治指导员。全班总共只有三十一个学生,分三个组,几乎天天按党委的安排开会"学习"、"批判"。他们就一声不吭地在一边,拿出笔记本也不知道在记什么,我们没想到问他们当然也不好问他们。而我们则"坚守岗位",一切都按着党委的布置坐在那儿搞他们安排的"文化革命"。
  《红缨枪》又出了第二期和第三期,每次政治指导员都叫大家去看。原因很简单,经过一段时间揪打周予同,学生中有人感到不满足了,他们要揭批其他人的问题。而《红缨枪》一出来,就把看看要冷场的批周予同运动又煽了起来。原来他们给周予同定的性是"封建余孽"觉得不够了,按王零指示--那是党委打倒后我们才知道,升级为"反共老手"。学生的批判也就跟着升级了。但是党委自己并没出面,而是一切由《红缨枪》出面。下面又是由政治指导员出面,所以学生们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党委的主意。当时学生对党委都还是拥护的,既然如此大家也就跟着走了。
  就这样,到了六月十几日,究竟哪一日我记不起了,复旦党委说准备复课,说学期就快结束,不能耽误了大家的学习和考试,必须复课准备考试。学生中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看来复旦的文化革命就将这样过去了。自然党委还是说了的,复课并不等于文化革命结束了,还得继续搞下去,但是不能耽误了大家的学业。可就偏偏在这时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下达了,复旦党委不能不传达,是由季宝卿宣读的,规定了,只准听不准记笔记。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这是复旦党委自己的发明,还是上面贯彻下来的。
  听一边当然不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经常出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学生中开始有人按照《人民日报》的文章和记得到的《五·一六通知》精神自己去思索了。复旦党委自然比谁都清楚学生中的思想动向。所以在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的第二天,复旦党委又抛出了周谷城先生。号召学生再去批判周谷城了。周谷城先生在文化革命前就在报上受到了批判,批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报纸也只是批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不是要把他打倒。不过正由于他在文革以前就被批判过,所以党委把他抛出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学生认为应该批的了。这就是复旦大学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的"批二周"事件。
  但是这次效果就大不如批周予同了,没多久学生就不满足了。这时《红缨枪》又出了第四期《十论追穷寇》,那十论我现在自然记不起来了,但基本精神很清楚,就是要广大学生按照党委的安排去穷追猛打周谷城、周予同这两个"穷寇"。文章含蓄地批评有些学生对"批二周"冷了下来就是违反了毛主席诗词里"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说"二周"还在"反扑",必须继续穷追猛打--据说这就是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编的《复旦校史》中专门有一节《怀念我心中的周谷城先生》,有九节提到了周予同,但就是没有提到他们是"封建余孽"、"反共老手",也没有提到千军万马追穷寇的批二周。他们都是搞历史的,我不知他们对这段历史将怎样写?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对于现在对他们的赞扬又是哪样看的?有一点可以肯定,1969年我参加过工宣队组织的"老复旦学习班"和二周接触过,他们对于把他们两人拿来为文化革命顶缸是非常清楚的。
  复旦党委也知道,仅仅让学生"批二周"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于是通过政治指导员布置下来,要大家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后来揭发出来,王零在内部布置这事时对大家说:"这次运动是专门整老头子的。"应该承认,学生中对于老教授和不少老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有很大意见的,所以也的确想揭发批判。党委的此令一出,大家自然赞成,于是纷纷去贴老头子的大字报。我在《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里说到一个老右派杨烈,教我们英语极不负责,甚至忘了上课,大家对他的意见早就很大了,所以在我们班上就十分自然地有同学贴了他的大字报,而且认为他教书不负责任完全是老右派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我有没有参加进去已经毫无记忆了,但一般来说是不会不参与的,因为我对他也历来意见极大。至于究竟起了多少作用更无法回忆,但是我可以肯定,一定不是引人注目的作用。事实上在文化革命以前和刚开始时,我始终是个不起眼的人物,即使现在也是这样,除非到了需要担风险的时候,否则我始终是不起眼的人物。
  在那时我也贴了苏步青教授一张小字报,就贴在我系寝室的走廊里,没有引起任何影响,我估计苏步青教授肯定不知道。如今天我自己不提的话,也许谁都不记得了。我本来就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我也没有把苏步青教授当作敌人来打,只是认为他有资产阶级思想。在那时给老头子贴大字报很普遍。许多人是既要贴又并不把他们当作敌人来看待的。
  可是学生中一些有头脑的人已对我校的文化革命有了看法了。他们从报上读到,文化革命主要是为了清除混入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后来十六条里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仅仅反对老头子的。这些老头子大多是在党外,有的人就是党员也不过一般的党员不是当权派。复旦大学党委自然非常清楚群众的思想动向。
  复旦党委的神经这时实在已经像一条破布了。有一次开会时,有一只飞蛾飞入了我的耳朵,弄得我好难受,我想了许多办法,从掏耳朵到用水灌耳朵,都没有把它弄出来。直到会议结束,我到了医务室,医生才用镊子夹了出来。这只飞蛾足足折磨了我两小时。我联系到报上说的阶级敌人钻到我们的肌体内了,加上那时我还是个不到二十周岁的孩子,就写了篇大字报《声讨害人虫》。
  大字报贴出去后,领导非常紧张,一再派人来问我,这儿说的害人虫究竟是指谁?我说报上不是说阶级敌人钻进了我们的肌体内了?并把写大字报的前因后果说给他们听,可是他们就是不信,还是一再地追问究竟具体指谁,我说三家村、北京前市委不是?他们还是要追问。我实在不明白了,声讨三家村和前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多得很,为什么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就要如此穷究追问。我告诉他们谁亲眼看到飞蛾进入我的耳朵,又是哪个医生帮我夹出来,他们还是似信非信。最后关照我写大字报一定要"旗帜鲜明",针对谁就明确地点名。我实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水平差得很,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差别也分不出来。我不知这在后来有没有进入我的黑材料。如果文化革命这时就失败,我大概莫名其妙地就要杀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那时的学生实际上也并没有真正的大字报自由。
  十月份揭发出一份《团干部思想动态》,那时把团干部分为五类。第一类左派,就是党委认为可以坚信的;第二类偏左派;第三类中间派;第四类糊涂;第五类活跃分子。我系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唐占青成了活跃分子的典型,罪名是站在与党相对立的立场上。其实唐占青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但不要求打倒共产党,也没有反对复旦党委。他实在是非常拥护共产党的,甚至和我们一样非常相信复旦党委,只是重复了当时党的报纸上的话,认为文化革命是要清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披着羊皮的狼要凶恶十倍,认识水平比我要高一点。这种动不动就把别人打成"要打倒共产党"的手法现在还有人在干,甚至左派网上的"大左派理论家"也有这么干的--那时我还完全蒙在鼓里。我早就说过,我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文化革命里我没有什么光荣历史,我只有受骗上当的历史。自然是受骗上当后觉醒的历史。
  杨西光这时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上海的高校里,他把和他一贯不合的同济大学党委书记王涛给抛出来了。消息传到复旦,都说杨西光是正确的,和王涛那样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贯是有斗争的。因此复旦党委长期在杨西光领导下也是正确的。可学生中还是有人暗暗议论,认为复旦党委虽然是正确的,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
  王零立即采取行动。果然,不久复旦党委中也揪出了一个,那就是一贯和王零不合的陈传纲。这件事完全是瞒着杨西光悄悄干的。王零私自召开复旦党委会,在会上批判了陈传纲。--照理说,陈传纲已经调出复旦,王零该放他一马了,可还是不放过他。他作为高教局长固然已经没有多少实权,毕竟还在王零之上,但更重要的是,王零要把文化革命那股洪水引导到陈传纲的身上。6月18日召开的会议,会后党委委员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同志首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陈传纲。
  蔡祖泉同志是个普通工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凭着一颗为国争光,为了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红心,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为国家研制出了一大批新型电光源,大家现在都知道的高压水银荧光灯、照马路的黄色节能钠灯、碘钨灯、放电影的短弧氙灯、乃至称为人造小太阳的长弧氙灯,还有各种科技用灯都是他研制出来的。1965年复旦六十周年校庆,他研制的各种灯在物理楼展满了一个大厅。由于他努力为国家作贡献,学生们都很尊敬喊他老蔡,大家把他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他也被评为上海的四个标兵之一。总之他在学生中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大字报一出来,许多人都来贴陈传纲的大字报,一下子陈传纲就被定了性了。
  杨西光听说复旦在批判陈传纲非常生气,立即打电话要复旦停止批陈传纲。王零马上表示同意。可徐常太说,蔡祖泉的大字报已经出来了,许多人的大字报也跟了出来。王零连连说:"糟了!糟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蔡祖泉同志的大字报不是他自己写的,正是王零他们组织人写的,要他签的名。这一整套都是预谋的!复旦学生的注意力大多数被转移到陈传纲身上了。在王零他们看来,现在复旦党委里已经揪出了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是原党委第一副书记,这下复旦的文化革命可以交差了。可是事情没有像他想的那样发展,就在这6月18日,我们物理二系,即原子能系正在酝让着一次大的事件。
  后来揭发出来的许多事情当时的学生的确不知道,但是学生的亲身经历使他们对于仅仅限于党委抛出几个人,就批斗几个人不满意。在文化革命中,大多数学校几乎各系都是以三年级学生中造反派的阵容最强大,这并不是偶然的。
  有史以来文化总是为极少数剥削阶级所霸占,劳动阶级没有文化。共产党在打天下时,就努力让参加革命的劳动阶级出身的人学习文化。解放后,学校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但是国家还是努力为劳动阶级的子弟学习文化创造条件。先是劳动阶级出身的可以减免学费、分期付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学费大幅度地降了下去。同时还招收了一些工农兵学员,郝建秀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不知她现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时代?1958年,复旦大学创办了工农预科,专门招收工农子弟入学。我是在1964年考进复旦大学的。但是正像我父亲对我说的那样,如不是解放,最多读上几年书就去学生意了。解放前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会读大学,还是名牌大学。我也明白,决不是靠自己成绩优异就能进入复旦的,如不是解放连取得优异成绩的资格都没有。
  解放后虽然给工农子弟学文化敞开了大门,但是进入大学的还是以出身不好的为多。现在有不少出身不好的人,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考不进大学就考不进,却怪罪于阶级路线。吹嘘说自己成绩如何如何好,就是因为出身不好才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只要看看那个年龄段,大学毕业的人中,出身不好的占多少比例就可以清楚了。说到底还是以他们为多。文革前,大概就是我们64年进校的才对工农出身的要放宽一点,或者说对出身不好的要紧一点,那年中央特别强调阶级路线,但也谈不上排斥出身不好的。可到了第二年,1965年就又变回来了。
  在我厂,有一次当我听说一些大跃进时进入大专的人在议论文革前大学如何如何排斥出身不好的人时,我对他们说,"你们是大跃进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说:"我们是什么既得利益者?"我说:"你们自己知道"。他们就无言以对了。--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知道,1958年由于国家急需人才,许多平均成绩不过三、四十分的人进入了大专。他们就是托了这个福,不然连大专的门也进不了,可是居然还厚着脸说阶级路线排斥了他们。
  大跃进后,1961年一切都又倒回去了。工农出身的在学校里要受歧视了。上海一些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提出要办私立大学,让他们考不进大学的笨儿女懒儿女有读大学的机会。这就是现在贵族学校的雏形。那时国家不批准,后来上海的教学卫生部门就是杨西光他们批准办了个"光华补习班",让他们的笨儿女懒儿女在那儿开小灶"补习",一般经过"补习"大多数都考进了大学。--这比私立大学还坏,私立大学得自己缴纳高学费,而"补习"后却进了社会主义的不要学费的大学。这个"光华补习班"的招生宗旨就十分明确,只收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儿女,决不会收工农子弟。除此以外,复旦大学的工农预科也变成了复旦大学附中,由专门照顾工农子弟变成了大量出身不好的人涌入了学校。而工农出身的就要受歧视了。
  如果谁要问当时工农子弟究竟要受什么样的歧视,那实在是说不出的,本来感情的事从来就不可言传只可意会。其实大家只要看看现在的学校就可以知道那时的工农子弟是不是受歧视了。任何人只要不是存心胡搅,当叭儿狗,就会说在现在的学校里,当官的和大款们的子女往往受到特殊对待,而穷工农的子女往往受歧视。不是每个校长教师都如此,的确有不少校长老师是如此,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就是如此!
  比如,上课时老师提问只提那些大款和大官的子女,工农子女就当你不存在,从来不会问到你--这你能说吗?你说了老师可以一口咬定也曾问了你的,你能说得清吗?你和大官和大款的子弟有纠纷,老师不问情由总说你不对,你能说清吗?就是你花了很大的力气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也显得琐碎,显得你自己凡事斤斤计较小心眼。就是证明了,老师还可以说只是对你个人不够关心,谈不上阶级路线问题。甚至还可以编派你许多不是,表明他不喜欢你还是有理由的。甚至,有的时候大官和大款的子女丢失了东西就毫无根据地怀疑是你偷,你受了污辱也没法归结为阶级路线问题。充其量他们会说在处置这件事上有失当之处。再有,看看不少学校的三好学生,大官和大款的子女占了多少比例?你能说为什么不评我为三好吗?
  六一、六二年没有现在严重,但也是人们所难以忍受的。现在,许多工人去上班时,心中想的就是今天不知道又要受什么样的压迫,但是真的要他们说还是说不出来。像白毛女、吴清华那样的特殊典型毕竟还是少数。即使如此,现在还有人为黄世仁鸣冤叫屈,甚至毫无理由地指责杨白劳--就是在左派网上还有指责杨白劳的"大左派理论家"呢!毛泽东时代的忆苦思甜,大多数工农都是拥护的,但是让他们自己去说,大多数人又说不出什么。那时曾有一些哗众取宠的卑鄙小人编着说,到了"改革开放"又是他们自己出来说那时的忆苦思甜都是假的,是"共产党煽动仇恨"。甚至连在刘文彩的水牢里泡了一段时间的冷月英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受到了新的压迫,一些丧尽天良的记者对她提出了侮辱性的问题。而真正受过苦的工农虽然不满意说假话的人,还是认为自己在解放前是吃过苦的,忆苦思甜是必要的。
  我们系的三年级学生,有许多就是在大跃进年代进入了复旦工农预科的,到了六一、六二年,他们受到了那种说不出的歧视,心中充满了愤恨,文化革命来了就发泄出来了。由于受到的歧视是说不出的,他们就把愤怒指向了把工农预科改为附中的校长--唉!他们实在太天真了!工农预科改为附中岂是校长一个人说改就能改的?真正的直接责任者应该是杨西光,而杨西光上面还有人。可当时他们就是那么天真!只把矛头指向了附中校长,对复旦党委还十分信任,杨西光连想都没想到那儿去,再上面更是想都不敢想。但是复旦党委和杨西光他们当然心中有数。
  三年级学生到复旦大学附中去贴大字报揭发他们的校长迫害工农子弟。政治指导员就受命前去镇压。政治指导员也只是受命,真正的后台是不出面的。三年级学生受不了压迫,认为政治指导员阻碍了文化革命,就到复旦党委那儿去告状,他们是如此地相信复旦党委,哪里知道他们实际告的正是复旦党委。--学生们真是太天真了!他们找到党委代理书记王零。王零接待了他们态度似乎很好,鼓励他们向组织上汇报情况,又作了五点指示。在三年级学生看来,王零完全是支持自己的,这五条指示似乎条条都是支持自己的。最后王零又说,你们物理二系有反革命。学生既然认为是支持自己的,就非常自然地认为反革命是指政治指导员,经过这一鼓励就来了劲,回去后就把三个指导员打成了"三家村"。说来可怜!那三个政治指导员当然不是什么三家村,他们不过是被人推在前面。
  王零的五点指示我已记不全了。但是有一点我永远不会忘--后来有人认为三年级的同学是反革命,问王零为什么要支持他们?王零说:"我什么时候支持过他们?"他一条条作了解释,条条都不是支持他们的,而是攻击他们的。可三年级同学还蒙在鼓里呢!
  第一条是物理二系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这就是说物理二系有人是文化革命的阻力。三年级学生很自然就认为是指三个政治指导员。但是经王零一解释就面目全非了。对文化大革命他们有他们的安排,我在《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里说过,在九月份的白色恐怖里,全校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造反派"--就是这个意思!对他们安排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我们当然是阻力!
  第二条是政治指导员要检讨。三年级学生认为政治指导员镇压了文化革命当然要检讨。而王零的意思却是政治指导员未能把反革命的学生镇压下去,当然要检讨。
  第三点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学生认为报上提的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挖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而是支持他们的。可王零他们先批周予同、后批周谷城,再后来批老头子,今天又抛出了陈传纲,这才是重点。他就是要学生按他们指出的重点来批,使得文化革命走过场又趁机排斥了异己。
  另外两条记不起了。反正都是模棱两可的。王零说我们系里有反革命也不是说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当然不是"三家村"也不是反革命,王零是说我们系三年级的学生中有反革命。由于把三年级学生误导到去打击显然不是反革命的政治指导员,他们就输了理,就可以把他们作为反党分子打下去。
  三年级学生连夜写大字报,为首的政治指导员说,今天我就做一回反革命给你们打。第二天6月19日是星期天,但是那个时候许多人没有回家,我也没有回家。一早我们起来,看到宿舍的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说要打倒三个政治指导员组成的反对文化革命的"三家村"。主要罪状就是复旦附中的校长把工农预科改为附中,使得工农子弟受尽了压迫,现在文化革命学生起来揭发附中校长的问题,政治指导员当了保皇派竭力镇压。而三年级学生自以为有复旦党委和党委代理书记王零的支持,有持无恐。
  事情发生后,我们二年级的同学十分惊奇,都非常自然地去问政治指导员李某,这是怎么回事?现在三年级同学和三个政治指导员起了冲突究竟哪方面有问题,我们该站在那一边。还有三年级同学揭发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看待。可是李某平时一付道貌岸然的样子,此时作为政治工作者竟在同学们的询问前手足无措,痛哭流涕。在我们眼里历来认为共产党员是坚强不屈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没想到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竟然会如此脓包。--那时我系的总支书记副书记都下乡搞四清去了,留系的代理书记正是三个指导员之首。所以他成了丧家犬。
  三年级的同学并没闲着,非常自然地他们打破了党委给大家安排的各班分小组学习的框框,有人到各班来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加上大字报披露的情况,又加上政治指导员那个时候如此地不中用,所以大多数同学就把同情放到了三年级同学身上,认为是三个政治指导员不对,希望李某揭发内情。而李某却吞吞吐吐,除了哭和逃之夭夭以外,再也没有办法了。同学们对他这种表现非常不满意,就贴了他许多大字报,倒也没有把他打成三家村或什么的,而是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者在这关键时刻的表现实在太不像话了。
  这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小小预演。文化革命中后来出来的新生事物在那时都以萌芽形式全出来了。突破党委分小组的框框到各班去就是大串联的雏形,大家都学习《红缨枪》搞起了战斗小组,尽管不少战斗小组不过是相同意见者的一个签名--这就是红卫兵,就是群众组织。三年级的同学既然认为他们的政治指导员是"三家村",自然不会再受他们领导,有几个同学十分自然地成了大家的凝结核心。这就是革委会,实际上也就是夺了权--尽管他们自己还蒙在鼓里还害怕夺权。他们呼吁党委把搞四清的系总支书记钱孝衡和另一位H赶快从农村里调回来。还呼吁党委赶快派人到物理二系来领导。后来党委派来了副书记L。我们二年级由于政治指导员见学生就逃,所以处于无政府状况。
  一个政治指导员使我失望了,于是我想起了另一个前政治指导员姜某。我在日记里写道:"想念姜指导员"。他也在乡下四清,很快就回来了。可是这个姜指导员一点不比李好,只是更虚伪而已。他回来后先被我们班上的同学包围了,大家对他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他到来后只是夸夸其谈,不知怎么说了半天,对眼面前的问题一点都没有涉及。而我们居然还听得津津有味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年级后来还是主要由李负责。
  他奉令去"加强"三年级的"领导"。十月份三年级的同学送了他一幅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批"又圆又滑"。他整过我们我们从没和他算过账。而他一直到了复旦校革会成立甚至到毕业前夕还经常地造我们谣。1974年,我探亲回复旦,见到了同学给他们讲了工厂里的情况,原本想让他们多了解一些工人和工厂,不料在校的同学还是按照他们学校里的观念选择性地听取理解我的话。姜某也在旁边。当我说到厂里有些领导走后门、对群众专横以及群众劳动积极性不高以消极怠工来对付时,他以挑衅的口吻说:"造反么!造反么!"不要以为他真的是在叫我造反,他实在是狗眼看人低,以为我已经吃够了造反的苦头失去了革命朝气,故意来讽刺。其实论造反我是内行他是外行,大萝卜还用屎来教?什么时候该怎么做我自己最清楚。如我真的失去朝气跟他们说工厂里的情况干什么?
  在五年级,他有一个最最得意的门生M(真该死!竟然和我们的伟大领袖同姓)。平时作出比谁都革命的样子。文化革命中自然是保守派的最得力干将。1967年毕业分配,姜某把分配方案透露给了他--文革前这是极严重的错误,一旦揭露出来就要受严重的处理,可是这个我最崇拜的政治指导员就做出来了。M得知自己分得很好后,就在班上尽量地表现自己,说自己将如何如何地最坚决地要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困难需要照顾,所以当有人确有困难又看到他的表现如此可爱后,就把他换了。发榜时,他突然发现实际分配不像原来所知道的那样就立即现原形了。大吵大闹什么无赖事都干得出来。我校成立了校革会,他到校革会去吵。校革会正在开会,有个教师把他从校革会领出去,让他到教师食堂里去吃了一顿饭,饭票那个教师出的,他吃了白食后说:"这儿的饭真好吃,以后我天天来吃好吗?"把那个教师也弄得哭笑不得。
  后来,我有一个同寝室战友,偷看了我的日记,在"想念姜指导员"上批了两个字"肉麻"。--我历来不喜欢别人看我的日记,不像有的人,在《雷锋日记》发表后,就得了记日记的病,故作姿态地写了许多话,后来又向政治指导员汇报。但是这次我并不生气。我给那个战友起了个绰号叫黄蜂,因为他经常用极短促的话讽刺我。不过我对他并无任何恶意。事实上我非常感谢他,我自己也感到肉麻。他这一刺是足以使我受用一辈子的。不过我说的虽然肉麻,却完全出于真心,并不是想吹捧姜某来得到什么好处。有人说红卫兵造反派一生下来就是乱冲乱闯的,哪有这样的事!实在我们崇拜他们就像崇拜上帝一样。遗憾的倒是他们老使我失望。就拿那个时候来说,我不知道派来的姜某正参与密谋策划对三年级同学的镇压。
  物理二系事件自然也引起了其他系的学生来参观。到了第二天星期一,烈火烧到了复旦党委身上。化学系三年级(又是三年级)陈健炜贴出了大字报:"同学们把矛头转过来,指向复旦党委里的牛鬼蛇神,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战!"这张大字报后来被造反派称之为复旦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另有人贴出大字报《复旦党委要把文化革命引向何方?》明确指出,按照中央的政策主要矛头应该指向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实际复旦党委却老是让我们批二周,批老教授。还有人指出,复旦党委机关报《红缨枪》犯有方向路线错误,把大家引到了和中央相悖的方向上去,《十论追穷寇》是毒草。大字报出来后轰动了一时,被称为六·二零事件。但是傍晚就有人贴出了反击的大字报。我陷在物理二系没有参加进去。就是6月18日陈传纲的大字报也没有看到。
  但是那天晚上,又一令人回想起来感到触目惊心的事发生了,那时大多数人倒没有意识到什么。我正好到了老校门附近的老教学楼边,突然听到有人高喊了一声"打倒陈传纲"接着就有成千的人把才进校门的陈传纲密密匝匝地包围了起来,"打倒陈传纲!"的呼声此伏彼起。陈传纲被围得不知所措满头大汗。学生们的情绪完全被陈传纲的出现转移了。就是我虽然没有看到过陈传纲的大字报,没有跟着喊口号,也想看一看陈传纲究竟是什么样子。
  陈传纲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儿--这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想过,至少没有任何人提出过疑问。但是一直到复旦党委垮台后,我们才知道不是偶然的。有人打电话给陈传纲,叫他到复旦大学来。他完全不知道这天复旦的形势,不知道复旦学生已经把烈火烧到了党委身上。他一出现,就把大家的情绪完全转移了。问题是究竟谁打的电话?陈传纲已死无法说出谁的声音了。而造反派已经知道这是党委有意布置下来的预谋,也没有感到有必要深究谁打的电话。而且我们可以肯定,那个最先喊"打倒陈传纲"的人一定是复旦党委预先布置下来在校门口等着的。说不定复旦几个门都有人等着。究竟是谁受谁的指令,我们竟然不觉得有必要查个清楚。陈传纲之死是有人在追查,但不久刮起了经济主义妖风大家都到海港、车站、工厂劳动去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就这样,六·二零事件很快就结束了。我后来在校园看到的只是一些残破的大字报,那复旦大学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也没有看到,其他如《复旦党委要把文化革命引向何方?》和批判《红缨枪》的大字报都没有看到。--这是复旦学生对复旦党委的第一次冲击。以短短的几小时就结束了。
  第二天6月21日下午,复旦党委就来摆平我们物理二系。经过事先的组织,三年级的学生被大批地打成为反革命,这次事件被打成反党事件。他们冲破把学生禁锢在各小组"讨论"而到其他班上介绍情况,被说成是"上窜下跳"、"非组织活动",战斗组是反动组织,反对政治指导员就成了反党,尽管他们呼吁把总支书记副书记尽快调回并要求党委派人,自然凝结成的核心成了"夺权""权势欲"。还有什么"一个工人同志如何说""一个解放军如何说",我们根本就没见到什么工人和解放军,也成了三年级同学和工人、解放军对立的根据。这次会议姜跳得最高,围攻就是以他首先指责三年级同学要不要党的领导开始的。他以前一直在我们面前自吹1957年如何地是个反右英雄。我不知道现在他还是不是自称反右英雄?对这次事件,他后来对我们解释说,他以为又一次反右开始了,造反的学生就是右派让他打,好让他当反右英雄。可是既然如此,党中央毛主席都明确表示支持学生造反后为什么还一直在暗中整我们呢?
  党委副书记L以刚到我们系还不了解情况的面目出现,似乎一切都不是她布置的。只是在围攻结束说了几句话为这次事件定了性,她说:她下乡参加四清知道了什么是阶级斗争,现在又知道了什么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三年级的同学就被定为打着红旗反红旗了。可是当他们带着十分信任的态度找到王零时,王零为什么不但不批评他们反对政治指导员就是反党,反而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挑起了他们和政治指导员冲突的升级?
  在这次围攻中有人危言耸听地起来揭发,说三年级同学中有凶器,一把刀,那么长,磨得很快。把会上不少同学的情绪都煽动起来了。其实那把刀固然有七八寸长,但不锈钢做的很单薄,看来很亮也难说磨得很快,用来裁纸还可以,如用来杀人只怕一碰就要弯的。最关键的是这把刀的主人不是造反派,与造反学生根本就无关。但是会后学校保卫科长不由分说就把刀给没收了。一时间复旦校园里到处流传,说三年级学生的确是一些歹徒,准备了凶器,要杀人。十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提出了那把刀,要求保卫科向三年级同学平反道歉。保卫科长的理由奇怪极了。他说:"那把刀怎么会是凶器?我当时一看就知道不是凶器。既然我没有把它当作凶器,所以就没有把三年级学生打成歹徒,所以就不存在平反道歉的问题。"我说:"那些话你为什么当时不说?你既然明知不是凶器为什么要没收?你作为保卫科长难道不知道三年级一把刀被你没收了将在别人眼里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保卫科长无言以对,但是仍然不肯平反道歉。由于刀的主人并不是造反派也帮着保卫科长说,所以就一直没有平反。他们这样做,到了事后只能使人感到是多么的荒谬可笑。
  这次围攻使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道路以目--以前在书上读到过却没有切身体念没有刻骨铭心的理解。那以后,我们系的宿舍走廊里,几乎听不到任何人的说话声。两个人迎面走过,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句话也不说。除了脚步声以外就是死一般地沉寂。
  在整个两系事件中我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我不否定,当同学们找到政治指导员李某时,我也在场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我写过一张大字报,名字叫做《揭字当头》,针对李不愿意揭发内情,吞吞吐吐,但是并没点名,也没有对李的表现作任何披露和讽刺,只作"理论性"的论述。大字报里说,当前必须首先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至于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处分要轻、谁个惩办要严,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这张大字报当时并没起什么重大的影响,算不了什么。相比之下不少大字报虽然并不是要打倒李,但对他的表现却做了淋漓尽致的点名描绘。如果我就此退却,谁也不会注意到和计较我在这次事件中是什么态度的。
  我们班上表现最最充分的是Chong某某了,6月21日上午还痛哭流涕地控诉政治指导员如何迫害他这个贫农子弟,要把他排挤出学校。同学们却仅感到李不像个共产党人,还没感到有什么大罪过,姜就更不用说了。大家也不知道他究竟受了什么迫害。到了中午他及时地嗅出了局势不妙就一反故态,比谁都最最激烈地攻击三年级同学。当然后来他成了我们班上保守派中的"佼佼者"。他不控诉还没什么,控诉后却弄得人人都知道,党委倒后大家明白了事情真相。按当时晚婚和计划生育方针,复旦有校规大学生不准谈恋爱,不然就得开除。而他情节更重,把一个女的肚子搞大了,按文革前政策劳动教养也不算重,就是这个原因姜曾说过要他离校--这就是对他的迫害!其实这次事件中姜没有任何过错倒是当了一次东郭先生,就是他检讨做得好,加上据说出身好,没有处分还替他保了密。可是他当了保守派头目后也没有放过姜和李,暗中调查整他们的材料。
  Chong某某据说出生贫农,这是他的一块金字招牌,谁和他不对头,谁就是反对贫下中农,即使其他工农子弟也不例外。除此以外实在说不出他有什么好处。毕业后他很快就混入了党内--这正是共产党的悲剧,像我们决心为共产主义献出一切的人长期被排挤在党外。九十年代中期听说当了某税务局的局长,过着十分舒服的生活。我敢断定,这时他不会再把那块金字招牌当作一回事了。据说他又是最最无限热爱毛主席的,动不动就给别人加上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也是最最热爱样板戏的,我有个战友(现在无锡)说《白毛女》不如《红色娘子军》写得好,被他逼得不知做了好多检讨。至于他现在还是不是最最热爱毛主席,最最热爱样板戏?我看大概早就现出了原形。
  可是在这片死寂中我却突然显得与众不同了,尽管我还是我。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为什么?》,对6月21日对三年级同学的围攻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大字报出来后,我在走廊里时,有人突然走过来和我握了一下手,不开口就走开了。我的一个同学表示赞同,他就是我的最亲密战友Z。后来这张大字报就算我和他的共同作品。我历来是不出名的,那以后倒使我出了一些小名。
  当时气氛非常紧张,L又召开了一次全系大会,讲话气氛似乎缓和得多了。说三年级同学是一片革命激情,到处抓牛鬼蛇神,到处说有人跳了出来,弄到后来大家都不是牛鬼蛇神。这使我和Z对她充满了好感。对昨天的话只是认为一时缺乏调查,没有认真对待。但是昨天的围攻我们总觉得不对头,认为系里有问题。政治指导员也作了检查,我们感到没说到点子上。于是Z和我商量的结果就是到她那儿去反映情况。我们到了党委找到她,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认真地听我们诉说,我们表示昨天发生的事不像偶然的,倒像是预先布置好的围攻。这样做不合适。她表示我们相信党委前来汇报情况很好,我们说的她认真考虑,以后有什么事还欢迎我们来向党委报告。那几句话把我们的心都说暖和了。三年级的同学不久以前还被打成反革命,听了她会上的讲话,又见到政治指导员作了检查,大多数人也就知足了。
  但是这一切都是假的!《三打白骨精》里猪八戒说:"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大家都不是妖怪"是真心的,而她目的是要学生不要抓妖怪,却依然把学生打成妖怪。我们就这么轻易地被骗了。就是在她的暗中布置下,我们班上三十一个学生有六个人被划为右派,两个人划为活跃分子,大概就是活跃的右派吧!这两人不是别的,就是我和Z,主要罪行就是到党委向她反映了情况。而我因为是大字报的作者,所以又列榜首。我们的"罪行"就不过如此!还有一个同学后来听到他也被打成右派后,实在大为吃惊,他虽然后来参加了造反派,但当时除了和其他人一起问李我们该怎么做外实在并不突出。这本是大多数人做的,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倒没有被划为右派。有的人后来成了保守派的骨干如Chong。同年级的放射化学共有三十五个学生,被他打成右派分子的还要多。三年级的同学自然更跑不脱,六十几人中有二十七人被打成右派。据估计,文革开始时,复旦学生五千人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和活跃分子的共有一千多人,大概占四分之一。
  本来这一切早就应该看透了的,可我们却一直还对他们到了迷信的程度。谁说我们是乱冲乱闯的鲁莽分子?我们实在是太天真太幼稚太容易被欺骗了!
  6月23日一早起来,宿舍里又贴满了大字报,全都是不痛不痒的给领导提意见。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本来应该想到,可我们就想不到--原来是经安排连夜赶出来的。于是政治指导员们又宣布现在物理二系的文化革命走入了正规。大字报数量上比以前更多了,因此文化革命更活跃了。但我们感到的还是一片死气,在走廊里还是道路以目。最使我不可忍受的是,当时痛哭流涕、逃之夭夭的李,一下子好像谁给打了气一样,又精神十足了,还动不动声色俱厉地训斥人。学生被赶回了各小组。
  我写的大字报和其他人一样下面著的是战斗小组。李就找到我,要我汇报战斗小组总共有哪几个人,由谁负责。我一听到就反感,他关心的就是这个!可他搬出"党的领导"来,说组织上就是要知道。我跟他说,大字报是我写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又不是阴谋诡计。至于战斗小组,本来只是个著名,我早宣布过谁同意我的大字报谁就是战斗小组里的人。可他却不相信还声色俱厉地以党的组织的名义来压人。我非常生气,就说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关键时刻要经得起考验,那天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表现?如果你认为三年级同学是对的,就应该领导我们和那三个政治指导员作斗争;如果你认为三年级同学是反党,就应该严肃地对我们说不要参加进去,可你的作为根本就不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如果你被捕,在敌人面前难道也是这样?像这样说明你根本就经不起考验,说不定要当叛徒。我的一番痛斥,使得他俯在桌子上抬不起头来。但是最后还是要我说出同意我的大字报的同学的名字。
  由于他是以党组织的名义来的,我对复旦党委还非常迷信,所以还是把表示同意者的名单交给了他。现在想起来我们是多么地幼稚!党委专门对这种事感兴趣就是幕后策划者的证据。这简直是特务行为,鬼蜮伎俩!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相信他们。我们当然不是搞阴谋诡计,名单完全可以以大字报形式公布,没有必要交给他们。
  李后来为了给他那天的丑事做掩盖,说他是非常相信我年级同学的,他是为同学感动而哭的,觉得同学们太可爱了。--这样的解释只能使我们耻笑。正是在背后,他亲手把十几个"太可爱的同学"打成了右派分子、活跃分子。党委垮台后对于历来的谎言连篇,他解释道,他认为是为革命而说谎。也在我们中间引起了耻笑。
  紧接着,大概6月24日,揭发的矛头指向了两个青年教师,一个Y一个R,说他们说过反动言论。给大家的印象似乎是群众揭发出来的。但是后来完全清楚了,他们不是别的,正是文革前,为了应付四清复旦党委开的四百人的黑名单中的人物。他们又完全是复旦党委有计划地抛出来的。完全是系总支和党委副书记L的安排。但还是由政治指导员出面。叫大家"边揭边议"。--所以提出边揭边议,那是在二系事件中,学生对于阻碍大家揭发问题很不满意。但是现在他们要我们揭发的实际就是他们安排好的黑名单里的人。面对新揭出来的"牛鬼蛇神"虽然我们感到问题并不严重,但是大家谁也不甘落后,所有的人都参加到对他们的批判中去了。那时的理由是,批判从严处理从轻。本来这也是党的政策,但是此时却被引导到完全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道路上去了。包括我在内,所有的批判都是无限上纲的。
  我一边批,一边心中也纳闷,尤其是Y说他才三十几岁,希望给他一条出路。说真的,这话把我们说动了。一个后来得知被划为真正的中间派的同学首先出面说:人家才三十几岁,无论如何得给人家一条出路,此言一出立即得到我和一些同学的响应。--那个"中间派"现在四川内江当政协主席。--但是另一些人却说如何处分是组织的事,还是要大家批判从严。这样的批判真是越批越不是味。尤其是,有的话我觉得实在不能算黑话。比如在学哲学时,学到"普遍联系规律"不知是Y还是R就问:"我们和非洲狮子有什么联系?"本来学哲学有些问题提出来也是正常的,提出问题也不等于就是攻击,如果谁知道谁就应该给他解答。尤其老师更应该解答。可现在却作为他的罪状来"揭发",在批判中也只是要大家"从严",不做任何解答,硬作为攻击辩证法的言论,我越想越不是味。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对这个"普遍联系规律"我历来是有看法的。这个问题那时我就可以回答。我们和非洲狮子至少存在着万有引力,但这样的联系实在次要又次要,还有也许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有非洲狮子呼出的二氧化碳,影响我们健康,但这间接又间接。因此一定要说我们和非洲狮子没有联系也不是事实。但是毛主席说过,有主要矛盾,又有次要矛盾,我们和非洲狮子的矛盾实在次要又次要,可以忽略不计--我这一说法实际已经否定了普遍联系规律了。在文革前我就是这样看的,只是还不知道就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所以对于这一条"罪状"我就是回避了不批判,回避的还有一些。后来在文革中我看到毛主席内部关于哲学的讲话,他对于普遍联系规律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那个年轻教师本来就不是攻击只是提问,就是不同意又如何呢?像他们这样的"学哲学"实在是要大家盲从,不动脑筋地接受他们的任何主张,扼杀人们的思想能力。
  大多数人被重新关到小组里去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完全关到小组里。物理二系事件和六·二零事件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给学生留下了无法挽回的启发。学校里还是有少数人在活动,揭批青年教师是普遍的事,每个系都有一些人被"揪"出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完全被捆住手脚的。现在"活跃分子"们重点批判《红缨枪》。虽然真正认为党委烂了的人极少,但是都觉得《红缨枪》作为党委机关报,必须查出根子。究竟是谁办的。--学生们真天真!是谁办的难道还要深究吗?党委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明确地出来表态,因为《红缨枪》当初毕竟是所有的政治指导员都称之为党委机关报的。如的确是党委办的,那么不管正不正确党委都应该明确承认是自己办的。正确就坚持,错误就改正。如果有人冒名党委那党委首先就得追查。可是党委始终不明确表态,这正说明了是他们搞的而且心中有鬼。--可是我们居然还不知道做出这样的结论。
  我也只是部分地被关到小组里。由于六·二零我没有参加,只是听说。所以我对这事件还在补课。我抽时间把《红缨枪》的《十论追穷寇》全部抄了下来,和《人民日报》文章仔细对照阅读认真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提出问题的同学是对的,《红缨枪》和党的政策是不一致的,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通过这一对照,我自己也就提高了认识,再也不是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差别也分不出来了。我写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参加了对《红缨枪》的批判。
  大概就是二十四、五日吧,物理系王志惠等人把我的大字报《揭字当头》拿到了校园里去,并加了一个按语《欢呼一张大字报》。并且把我提出的理论问题应用到了《红缨枪》和对待校党委中的人上,认为要首先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相信大多数群众是能够明辨是非的。"揭字当头"成了复旦造反学生的共识。就是我自己也很得意。经过一段时间斗争,我才感到是多么地不自量力。回头去看这张大字报,觉得还是很幼稚的。由于我的那位黄蜂战友不知道我的心理活动没有讽刺我,所以我就自己讽刺自己,说自己:"好像已经可以给《人民日报》写社论了。"不是当时我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写社论了,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确是很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只能害了自己。
  实际情况根本不允许我自鸣得意。因为虽然复旦党委只是内定我们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活跃分子,还没有把帽子公开地戴上来,他们只是通过自上而下由政治指导员和跟从他们的学生,在同学里暗中布置,说我们是种种分子。我们显然受到了严重的压力,每走一步都会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剿我们,复旦党委从来不出面,都是由保守的学生出来。我们被打入了另册,许多人都以冷漠的态度对待我们。就是有些和我们有同感的同学也不得不和我们拉开距离。好像现在正是反右前夜,正在让我们"自己跳出来",时机一到就得收拾我们。也确实有的人因为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如大字报上错了字,喊错了口号,或者据说说了什么黑话,被正式打成了反革命,或其他什么分子,这种情况在教师中是完全毫不留情的。我们都深深地受到了这种种压力。
  大概是七月份吧,有一个造反派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有"打倒×××"。刚贴上去的大字报是湿的。覆盖的另一张大字报上的字透了出来。在×××后面正好是毛主席。于是有个保守派,跑去把×××挖了,把毛主席露了出来,然而喊起来,说这儿有一张反动标语。那个造反派立即受到了大围攻。据说保卫科也找他"谈了话"。最后事情当然搞清了。但是真正制造这个反动标语事件的人却什么事都没有。按照文革前的规定,他犯了两条罪,第一他制造了反动标语,第二他栽赃诬陷人。可是保守派做下的事历来是不受追究的。造反派翻身后也没有对他追究。像类似的事情在复旦经常发生,都是再卑劣的行为都不追究的。可是到了"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时期,却有人出来哭诉造反派是如何地骂他们是保守派或保皇派。对于行为极其恶劣的保守派,造反派骂的事情当然不会没有,但也不过是骂一下而已,实际对他们是宽容得不能宽容了。他们自己做的事却可以闭口不提,甚至始终如一明里暗里整造反派,打成这样那样的分子。
  奇怪的是,那个时候我、还有其他批判《红缨枪》的人,大多数还是认为党委是好的。我们真天真,真会受欺骗!
  真正反对复旦党委的不是没有,1966年6月28日傍晚李天琪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复旦党委是资产阶级保皇党》。文章尖锐地指出,文化革命以来复旦党委一直在暗中对抗,和党中央的方针背道而驰,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老头子。《红缨枪》是一杆黑枪,是复旦党委的指挥棒,为了把文化革命引到歧途上去。当初政治指导员口径一致地说《红缨枪》是党委的机关报,现在党委又一直不出来表态,不能认为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当群众起来时又镇压群众。物理二系学生反对附中校长迫害工农子弟是革命行动。对物理二系学生的镇压是党委一手操纵的,他们自己退居幕后,让政治指导员出面。党委副书记L要对物理二系学生的受镇压负责。对三年级学生的大围攻她在最后出来表态表明这次围攻是她一手组织的。党委代理书记王零在物理二系学生找到他时态度暧昧,也表明实际是镇压学生的幕后指挥者。六·二零事件发生后,党委一直居于幕后,而对向《红缨枪》和党委提出疑问的学生组织反击。一直到现在复旦的运动冷冷清清,革命学生受压,不能归结为个别人镇压文化革命。
  现在看来,李天琪的文章写得完全符合事实。几个月以后的实践也完全证实了他的观点。但奇怪的是当时造反学生包括我在内,绝大多数没能接受他的观点。他的大字报没有什么人出来响应,后来听说造反学生中有的人甚至认为应该和他保持距离。对于造反学生普遍受到的压制,大家还是奇怪地认为仅仅是党委里有人在对抗文化革命,而党委还是好的。对《红缨枪》只是觉得有后台,必须挖出来,并不认为党委必须对此负责。--唉!那时我们是多么容易受人欺骗啊!倒是有一些人急急忙忙地出来向党委表忠心,说是"到了拚刺刀的时候了。"
  其实就是在李天琪大字报出来同天的前不久,L在我们系里秘密地召集了一批学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她的态度和6月22日完全不同。再也不说三年级的同学是什么革命的激情,也不说"到处抓牛鬼蛇神,到处说有人跳了出来,弄到后来大家都不是牛鬼蛇神。"而是明确地说三年级的同学是反党,是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要大家在这关键时刻"站稳立场",让那些"右派"自己跳出来,到时候都是要收拾的。她还说:现在批判《红缨枪》和要挖《红缨枪》后台的人,矛头是指向党委的,因此是反党的。他们说政治指导员的口径为什么那么一致,政治指导员是受党委领导的,当然口径一致。还说,"阶级敌人"(指造反学生)是十分狡猾的,他们如果说党委是牛鬼蛇神是没有迷惑性的,但是说党委里有牛鬼蛇神就有迷惑性,要大家"保持警惕不要上当"跟党委保持一致。这个会议后来被我称为"六·二八黑会",当时完全蒙在鼓里。还是认为L是好的。
  按她的说法,像李天琪那样目光敏锐的人倒是没有"迷惑性"的,我们轻易地相信党委的人都是要"迷惑"人。
  那时整个复旦大学一片死气沉沉。后来揭发出来,王零说:"现在在外面跳来跳去的就只有那么几个人,这些人以前都是落后分子。"--我们是落后分子?王零忘了,那时出来的一个战斗力最强,群众中影响最大的"孙悟空"战斗小组负责人胡守钧,几个月前曾经受到他的热情赞扬,认为凭他的一篇文章就可以在哲学系毕业,由物理系二年级调到了哲学系一年级。王志惠、李天琪还有其他人也都和我一样经常受到表扬。当然我已经说过了,由于我适应了政治指导员的需要,可以使得他们向上汇报我的思想是他们做好的,是他们的政绩。其他人的情况我不很明白,但可以肯定在学习雷锋等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如果要向上报告学习雷锋中的成绩时,我们都可以充数,作为政治指导员的功绩;但是如要提干,那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我们,我们也不会想到学雷锋的目的就是要升官。不知什么原因,在学雷锋中,有的人做任何芝麻大的好事总有人看见有人表扬,后来就成为入党提干的资本。而造反学生一般都是默默无闻地做着好人好事,被人看见受到表扬的好事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人数虽少,战斗力却很强,原因就是我们一方面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效率特别高。另一方面,我们说的实际是大多数人都明白的,暗中赞同我们的人不少。据斯诺对毛主席说,西方的军事家认为红军根据地至少有六千万人,不然就不可能对付蒋介石的多次围剿。毛主席听到后笑了。说我们最多时才三百万人口。如有六千万天下早就打下了。革命派的战斗力是正常情况下的二十倍。文革中也显示了这一点。就拿"孙悟空"战斗组来说,实际只有六个人全是公开的。但是复旦党委居然估计至少有一百多人,认为公开的只是少数出头露面人物,因此他们认为"孙悟空"是个诡秘的组织。也是二十倍。
  据说许多英雄人物尽管自信不是个孬种,但是第一次上战场时总还是害怕的。我没有上过战场,不知会不会害怕。但是我要公开地告诉大家,--第一次告诉大家,我那时是第一次上政坛参加斗争,尽管许多人后来说我无私无畏,但实际上心里害怕得很。我不否定,在白天当我和人争论时、写大字报时、宣传我们的主张时,我确信我们是正确的,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没有一丝感到可怕。甚至还以为复旦党委会支持我们的,尽管把他们往好里想。对于他们一时没有出来表态,认为文化革命是反修大演习,要锻炼我们,让我们经受考验,以后总会出来表态的。但是到了晚上睡下去后,(经常是很晚,因为白天还得参加党委组织的小组会和"边揭边议",许多属于我自己的工作只好到晚上加班)心里是非常害怕的。尽管睡得很晚还是经常通夜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得很多。
  是不是害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是!
  是不是害怕坐牢?不是!
  是不是害怕杀头?不是!那时我的确是豁出去了。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什么样的代价都可以付出。
  是不是害怕撤职?我不是干部那来的撤职,政治指导员等拿不能提干来威胁我们,我们只是嗤之以鼻,觉得这手法简直不是共产党人干的。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当官。
  是不是害怕开除党籍?我还没有入党,当然我一直在争取入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可是当政治指导员用还要不要入党来威胁我时。我说入党的事现在我不考虑了。如果我靠背离党中央的文化革命政策来入党,那么入党的第一天就是背叛了党。
  那么是不是害怕老婆离婚?我还没有结婚,那来的老婆离婚,我不是禁欲主义者,知道自己早晚要结婚,但始终认为那还是很远很远的事。实际上七年多后我才谈恋爱。所以也根本就没有想到会不会找不到对象。
  那么我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说出来现在的年轻人会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议,但当时实实在在使我非常害怕。前面我说过,"潜意识""灵魂深处"这两个字眼已经深入了我的心中,文化革命以前给我一个屎盆子我就会自己往自己的头上扣。在文化革命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怎么会不起作用呢?造反派们都是非常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家自己心中非常明白,但是又很不明白。我就是又很明白又很不明白的。我当然自问是热爱的。但那时复旦校园里到处流传着一种现在大家看来非常荒谬的言论,说什么:"你不要自以为自己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实际上你的灵魂深处如何还是另一回事。""以前某时有个人,历来自以为是非常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但是到了关键时刻灵魂深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暴露出来了,后来肃反时揪出来了,原来这个人是个反革命。""有个人历来自以为是非常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但是他在潜意识里却是个反共分子,到了反右时终于暴露了,原来是个右派分子。"
  这种言论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是要有多荒谬就多荒谬了,可那时在复旦里到处流传居然从没有任何人反驳过,而且对我们也许尤其对我起了极大的影响,使我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尽管我白天里精神得很,的确没有什么可以使我畏惧,但是到了晚上上床,却使我害怕得不得了。我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被打成右派分子,而是怕被他们说中,甚至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潜意识"里或者说"灵魂深处"的确是个反革命或右派分子。--文化革命不搞怎么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如不是文化革命,这套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将在我的头脑里作祟。正是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我才从这种谬论中摆脱出来。
  八十年代我看了美国的一部恐怖片《人狼》。说有个人,平时很善良,但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是个人狼。白天是个很善良的人,到了晚上爪子长出来了,毛长得又粗又长了,嘴巴也长长了牙齿长尖了,成了一个嗜血如命的狼出去害人了。看到了这个电影立即使我想起了文化革命初的情况:经过人们的渲染,连我自己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潜意识"或"灵魂深处"里是个人狼,平时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的,到了文化革命,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反党反革命分子。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纠缠了我好久。甚至我还到了学校的图书馆里去翻1957年的报纸,看看那时的右派言论,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的确是个右派分子?对照的结果根本不是!我们和右派根本是两码事。别的不说在我们复旦,1957年有些右派学生指着工农子弟的鼻子说:"这儿是高等学府,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而我们是坚决反对学校排挤打击工农出身的学生的。
  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文化革命中,工农子弟大多数参加了保守派,造反派不少人出身不好。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我校学生最早造反的二系事件,就是源于出身问题。最先去贴复旦附中校长大字报的学生出身都是工农。凡是造反派都是坚决地站在我系三年级同学一边的。造反派有不少出身好的,也接受出身不好的,都是站在我系三年级工农同学一边的。但和1957年的确也有不同,那时出身好的站在右派一边的极少,光指着他们的鼻子要赶他们出校,就不会使他们站在右派一边。但是文化革命前工农子弟的地位已经和1957年大不相同,出身问题虽然没有认真执行,但排斥打击工农出身的不能公开进行,不能排挤工农子弟已经成了舆论,文革前夕领导器重的人中也有一些出身好的。人上一百,五颜六色。出身好或者自称出身好的也并不都是好的,现在没人指着鼻子要赶出校,有的人就成了保守派骨干,并在八月份保守派内部争权中排挤了出身不好受领导器重的人。
  我在《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里说过,八月一日外语系的《一问校党委》也是揭开了复旦干部队伍里严重地重用出身不好的人,而排斥出身好的人,外语系干部队伍出身一窝黑。这也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前,复旦造反学生绝大多数人还是仅仅认为党委里有牛鬼蛇神,对党委还是相信的,八月一日以后,把矛头正式指向了党委,尽管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党委犯了右倾错误,要帮党委改正。对学生来说,校党委内部的许多事本来就不可能知道,使他们起来造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深切地感到的出身问题。其他许多问题事实上是在党委垮后才揭发出来的。作为复旦造反派的两次大转折都与家庭出身问题有关,还把造反派说成大多出身不好就说不过去了。
  走资派动不动就拿1957年的右派来威胁造反学生,把不少造反派打成了右派分子,完全是一派胡言。别的不说,右派分子会为工农子弟受排斥而贴大字报吗?又会为外语系的干部出身一窝黑而问校党委的吗?何况外语系不少干部的出身正是右派分子。可是在现在,居然有些"左派"也还是在唱以前走资派的老调,硬把造反派和1957年的右派相提并论。文化革命我们造反时右派从来没有支持过我们,相反不少右派是站在走资派一边反对造反派的。后来造反派受到了普遍打击他们都是落井下石,"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后也对文化革命和造反派彻底划清界线的。历来都是这样,造反派受压时他们不是不见踪影就是站在走资派一边攻击造反派。一旦造反派是对的,造反派扬眉吐气了,他们就要到造反派的队伍里来挤一脚,说他们早在1957年就是造反派了。
  其实看看方励志、刘冰雁、王若望等等右派,他们什么时候为造反派说过一句话。刘冰雁到黑龙江宾县做过调查,明明知道王守信是老保翻天,明明知道真正的造反派是刘长春,但是他写的《人妖之间》还是颠倒黑白人妖混淆,硬把造反派刘长春揪出的大贪污犯王守信说成是造反派。除此以外,他写的文章里还有什么"造反的造反派"、"保守的造反派"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谓"造反的造反派"是指真正的造反派,"保守的造反派"是指保守派。他所以要捏造出如此混乱不堪的词汇,目的正是要把文化革命中保守派为了对抗文化革命,转移斗争目标,乱抄乱砸乱斗的罪行都转嫁到造反派身上。
  1966年六月下旬和整个七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复旦造反派就把重点放在《红缨枪》上,揭发批判《红缨枪》违背中央精神,转移斗争目标,把主要矛头指向老教授,并且努力挖《红缨枪》的底。《红缨枪》战斗小组一共十五个人。许多人就去找这十五个人一个个地做工作,问他们《红缨枪》究竟是谁领导的。其负责人叫王邦佐,学生问到他,他前后给了三个答案。
  第一次他明确地说是在复旦党委宣传部长徐震的亲自领导下搞的。--那倒不是他老实,而是他看到学生还天真地相信党委,以党委之势来压人,以为只要明确说是党委宣传部长亲自抓的,学生就不敢再批《红缨枪》了。但是学生不买账,既然他说了是徐震,大家就要他把《红缨枪》和徐震的详细关系说出来,并且对《红缨枪》的批判继续进行。我写的批判《红缨枪》的大字报就是在那以后贴出去的。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是谁,《红缨枪》总是毒草,总是转移斗争目标。应该指出,我问了不少单位,复旦大学党委的水平的确不凡,除我校以外,还没有一个学校想到搞什么党委机关报的。
  看到情况不妙,复旦党委又花样翻新,当然又是通过下层领导如政治指导员等传出话来,说《红缨枪》从来就不是党委机关报,而是和其他大字报一样的一般大字报。《红缨枪》战斗小组和党委没有关系,这时王邦佐又改了口,说《红缨枪》和徐震没有关系。这话一出立即受到了造反学生的严词驳斥。大家说《红缨枪》从出来的那天起,各班的政治指导员就说是党委机关报,是党委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从《红缨枪》的特殊地位指出,其他任何大字报都没有它那样的优越地位,它占据的原来就是学校的宣传栏,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其他大字报所没法比的。何况王邦佐一开始就承认《红缨枪》是徐震一手抓的,怎么能够把它和其他大字报相提并论。大家还指出当时实际上就是作为党委机关报指导了复旦的文化革命,批二周就是从头到脚在它的指导下进行的,现在大家批到它的问题了,忽然成了一般的大字报也实在不光明。又有人不断地披露出徐震和《红缨枪》的非常关系。就在这时王邦佐在大家的质问下又改了说法:"《红缨枪》我们不要徐震管,可徐震硬要管。"
  王邦佐的三次说法在造反学生中引起了一片嗤笑。就这样,在复旦一度王邦佐成了出尔反尔的代名字。谁如果说话出尔反尔,就被别人说成王邦佐。
  看到《红缨枪》被学生扭住不放,复旦党委又抬出了蔡祖泉同志。忽然出了一张大字报,《红缨枪好得很!追穷寇好得很!》口气严厉肯定,下面著名首先又是蔡祖泉同志。后来揭发出来,这张大字报又不是蔡祖泉同志所写,又是由其他人写了以后让蔡祖泉同志签名的。复旦党委以为把威望很高的老蔡抬出来,学生就会缩手了。但是学生并没有缩手,许多同学纷纷《和老蔡商榷》,有人直接去找了蔡祖泉同志商谈,发现蔡祖泉同志也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复旦党委的另一手法就是把他们预先准备的四百个青年教师的黑名单上的人一批批地抛出来。还是由他们的打手特务以群众的姿态出面,似乎是群众的揭发。这些人被抛出不是一点不起作用,但作用越来越小了。学生一次次地被赶到小组里去"边揭边议",但是始终不能使大家放弃对复旦文化革命方向的讨论,到后来在造反学生中越来越引起了反感。复旦党委后来大概已经把四百人的名单抛完了,就在教师职工里挑起了一场大混战,无限制地让大家互相揭发。但都没有阻止造反学生按中央政策自己采取行动。再后来干脆有人明确地对把矛头指向青年教师提出了质疑。
  由于徐震显然是《红缨枪》的幕后指使者,大家不放过一切蛛丝马迹,揭发徐震和《红缨枪》的关系。影响最大的一张大字报为《红缨枪-徐震,徐震-红缨枪》。和徐震经常接触的中文系四年级十二个同学也就来揭发徐震的问题。其中一位姓李的女同学揭发出许多问题,复旦党委知道后在内部对李×大加攻击,除了打成反革命以外还进行了最最无耻的人身攻击。中文系四年级在复旦的名声却在造反派中飞扬起来,后来组成了一个《过河卒》战斗小组。该战斗小组出了好几个著名的造反派,上海红三司头头安文江就是十二人之一。
  早在学生开始批判《红缨枪》时,王零就在内部说了一句名言,说现在复旦存在着一条黑线,从《红缨枪》入手,挖了《红缨枪》挖王邦佐,挖了王邦佐挖徐震,挖了徐震挖王零,挖了王零挖杨西光,最后直到上海市委。说实在的,我们并没有那么远的目光,我们大多数还一直天真地把《红缨枪》和复旦党委,和王零区分开来,许多人还以为挖《红缨枪》和它的后台是为了保护党委,是要纯洁党委。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们不知不觉地就是在走着王零指出的这条路。说实在,把《红缨枪》和复旦党委区分开来实在是毫无理由的,如果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像《北京日报》和《前线》被中央揪出来一样,早就应该被复旦党委揪出来了。可他们始终保持沉默,批判《红缨枪》和挖后台的学生始终受到严重的压制。--我们那里是天生的乱冲乱闯的人?倒是长期地受欺骗被愚弄的无知青年。
  徐震据说是1957年的反右英雄,于是1957年右派如何攻击他,今天反对他的人也是右派的流言传遍了复旦。上海文卫系统在这时还搞了一部戏,就是描写1957年反右的。许多学生都去看。徐震在看此戏时不无得意地对人说,虽然戏中那个团干部是女的,实际上就是我。但是这情况并没有能够阻止造反学生对《红缨枪》提出的疑问,也并不能阻止对徐震问题的揭发。事情已经很清楚,《红缨枪》就是徐震搞的。
  复旦党委终于招不住学生对《红缨枪》和徐震的揭发。于是决心丢车保帅以彻底割断和《红缨枪》和徐震的关系。突然有一天我们早上起来,发现复旦校园完全变了样。不久前还是反右英雄的徐震,现在被贴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关于徐震的大量问题被揭发出来了--原来徐震不是反右英雄,而是漏网右派。他的笔名丁艾,就是大右派丁玲和艾青。这些大字报还指示我们去翻旧报纸,透露了徐震的所有笔名,让大家从旧报纸里去找徐震的文章,并从文章里找出他的罪行。--徐震被揪出,造反派当然高兴,一时间,大家都去翻旧报纸,去找徐震的文章,然后进行批判。各班的政治指导员也从原来阻止学生揪徐震忽然成了积极地组织大家批徐震。就和批二周、批青年教师一样,批判从严、处理从轻,引导大家无限上纲,批徐震一时代替了批二周也代替了批青年教师。徐震当然有问题,但是究竟是不是有那么严重?这就不知道了,后来复旦党委垮了后,我们也既没有深究也没有替他澄清。但是复旦党委这一做法显然是不光明的。
  复旦的文化革命似乎热闹了一阵之后又冷冷清清了。造反派的受压并没有比以前稍有减轻。最先揭批徐震的中文系四年级十二个同学在造反派中赢得了很大的声望,尤其李×。可是复旦党委不但没有说他们一句好话,他们还是受到攻击。对徐震和《红缨枪》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操纵了复旦文化革命,复旦党委始终避而不谈。徐震不久以前还是反右英雄,反对他就是右派向党进攻,一转眼又成了漏网右派,虽然有无限上纲的,但是那个时候,他的言论里也确实有一些属于右派言论。这一切都使大家更加疑惑了。既然他是漏网右派,那么上海文卫系统那部戏是怎样出来的?当初又是谁安排下来,让政治指导员们都来说徐震是反右英雄?为什么把揭批徐震说成右派向党进攻?造反学生们无可避免地意识到下一步真的要怀疑到党委和王零了。实际上大家正在按王零所说的路在走,尽管当时都没有听说过王零的这一名言。
  插一段,到了1966年9月下旬的白色恐怖中,保守组织还演出了一出和造反派争夺谁首先揪徐震的丑剧来。据他们说,首先揭发徐震的不是李×,而是中文系另一个女学生参加保守组织的林××。林××在6月18日就贴了徐震一张大字报。他们所说也许确有其事,但是林××的大字报并没有引起任何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造反派揭发徐震时她既没有和造反派一起揭发,也没有说是她最先揭发徐震,造反派侵犯了她的知识产权。过了二个多月忽然她获得了批徐震的专利权。她的大字报保守派也没有公布,多半是不痛不痒的。这样的大字报也许任何人都有,就好像我贴了苏步青一张大字报一样,或许更不如,只相当于我在六月中旬贴的《普通民兵的呼吁》,对领导不重视普通民兵提意见,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造反的大字报,更谈不上要打倒那个。如果谁以此作为我第一个要打倒复旦党委的根据,我就第一个要提抗议。
  我们都已经意识到再下去就是怀疑和反对复旦党委了,但是跨出这一步又是多难多难。--我们那里是乱冲乱闯的。实在是过分谨慎小心了。
  1966年7月18日,我的亲密战友Z给我看了一份材料,是党委副书记L在六·二八会议的讲话记录。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也不及细问。但字迹显然不是他的。我看到L表面说一套,背后竟然在干这样的勾当,心潮起伏,明白物理二系的镇压完全是她一手操纵的,对学生她搞的完全是两面派手法。我看了一遍就放下了,在日记本上写道:"我终于认识L了。"接着走到操场里去,一个下午心情都没有平静下来,想到了当初我们是多么地相信她,又是如何地到党委里去向她反映问题,她又是如何"热情"地接待我们,并要我们以后有问题继续向她汇报……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对群众采取如此阴一套阳一套的做法……
  但是要跨出这一步还是有多艰难。下午过去后,到了晚上,那一整套的"潜意识"、"灵魂深处"的精神折磨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我觉得这件事还得仔细考虑。于是在日记里又写下了"头脑发热!"自己对自己的怀疑又开始了。但是事实总是事实。经过不知又是几个不眠之夜的思考,我终于还是得出了应该得出的结论。在这整个六月和七月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始终是我们反复阅读和学习的对象。我们总是反复地用这一更大的神来衡量复旦大学里各种大大小小的菩萨。我们也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读历来的反修文章。最后终于迈开了矛头指向复旦党委的一步。尽管开始的还是要复旦党委好,不是要把党委打倒。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叫做"惩腐毙修,治病救党"吧!
  王零看到他们抛出徐震后,学生一时还没有及时地把矛头指向他们,就自以为得计。和徐震和《红缨枪》割断了关系。--这真可以称为"壮士断臂",或者更正确地应该称为蜥蜴断尾。他得意地说:民主再发扬两个星期就收网。可是他们和徐震和《红缨枪》的关系真的那么容易割断吗?他们一贯地转移文化革命目标,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难道就可以永远抹煞吗?别的不说,物理二系的事件和徐震就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赶下的种种坏事难道就真的能在文化革命中逃之夭夭吗?
  毛主席回到了北京,看到北京运动冷冷清清,学生受镇压,心里很难过。北京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复旦学生虽然还不知道。但是从八月一日外文系学生贴出《一问校党委》起,正式开展了对党委的质问。"孙悟空"小组提出复旦大学文化革命正在十字路口。接着有人贴出了《复旦党委在文化革命里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王零同志在文化革命里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复旦党委错误严重》。我自然不甘寂寞。我贴出了大字报《一次组织保皇派的大黑会》,指出L到我系后阴一套阳一套,当面说得好听,镇压学生都是她背后组织的。我指出了她在6月28日召开的秘密会议。
  我这张大字报的矛头只是指向L。可是受到了恶意的篡改。我分明说这是"一次组织保皇派的大黑会",把矛头指向了组织者,对于参加者我并没有一句指责。可是却被恶意地改为"一次保皇派的黑会",成了攻击会议的参加者都成了保皇派,挑动参加会议群众的情绪。我虽然认为会议参加者必然有人要当保皇派,但是也认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当保皇派。出于对他们的相信,我并没有把会议记录公布出来,而是希望参会者能够公布。不料竟被说成是对参加会议的人的最后通牒。那些惯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人真会变戏法。由于这种种挑动,一些参加会议后来属于中间派的同学也对我怨气冲天。没有任何人出来揭发,结果会议记录还是在《十六条》发表后由我来公布的。
  接下去的事就接上了我的《复旦大学八月斗鬼风》了。北京的声音传到了复旦,先是流言说是谣言,后来不得不传达,选在八月五日傍晚,第二天是八·六斗鬼风。我在那时还受了一个上午的欺骗,中午就清醒过来。残暴的八·六斗鬼风并没有得逞,没有转移学生的斗争目标,反而引发了《斗鬼风从何而来?》的质问。以后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十一日公布了《十六条》。《红缨枪》战斗小组的谭启泰和欧阳靖反戈一击。剩下十三人始终不肯放弃保皇,被造反派称之为"十三太保"。从八月十一日到八月二十五日,始终是造反派的极乐狂欢,我们举行了三次上海戏剧学院大串联,三次我都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复旦红卫兵的代表在周总理安排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过来和大家亲切握手。八月二十四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到了复旦。
  接下去造反学生又按照王零指出的路贴出了《炮打罪魁祸首杨西光》。杨西光、王零以为搞一次保密检查就可以把自己以前刻在历史上的痕迹全部消灭了只是妄想。学生还是揭露出杨西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事实。到后来甚至揭发出他和陈怀琳等人的腐化关系。
  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革命造反的不归路。成了一个铁干红卫兵。那一整套"潜意识"、"灵魂深处"的精神折磨完全被驱除出了我的脑海。我从此完全地确信,自己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为此我愿意付出一切,没有必要对自己有那些毫无理由的怀疑。
  为了保自己,复旦党委什么都做得出来,九月份下旬到十月初复旦又是一片白色恐怖,杨西光原来是反对整陈传纲的,这时也顾不到了,让陈传刚当了复旦牛鬼蛇神的总保护伞。又让保守派戴上造反派的袖章冒充造反派去批斗陈传纲要他揭发党委杨西光和王零的问题。不久陈传纲突然死去,参加冒充的一个女保守派也莫名其妙地死在水不盈尺的小桥流水。
  不过,到此为止,我实际上还是太善良了。十一月初,一批造反派为了要求党委把镇压群众的黑材料交出来,进行了五天绝食,我还以为党委负不起饿死人的责任会交出黑材料。实际情况告诉我,即使绝食者都饿死了他们也是不会眨一下眼睛的。11月8日逼得部分造反派不得不采取行动搜查黑材料,他们还污蔑为抢档案,挑动保守派来对造反派大打出手。搜查黑材料也发展为抢黑材料行动。当周总理为我们说话后,他们竟然对周总理大加攻击,甚至扬言要把国务院顶上打两个洞,并逼周总理承认是革命行动。(造反派被打出档案室后,更多的造反派赶到,就爬到了档案室顶上打了两个洞,进入档案室搜出了黑材料。)正是江山可改本性难移,大多数群众后来都被党中央和毛主席以及造反派的斗争争取过来了,那些死硬分子何尚有过一丝一毫的改悔?唯一不清楚的是在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他们是不是最最热爱周总理的。
  1966年12月3日,造反派召开了批判复旦党委和杨西光的大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使得杨西光不要任何人按,自己就把头低下去了,造反派并没有给他戴高帽子更没有武斗。后来拿了一张纸写上"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叫他自己拿着,他也只好自己拿着。
  杨西光和王零的更多问题是在党委垮了以后才有人揭发出来。如王零,曾经拿着毛主席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到了一次会议上给大家看说是捡来的,要大家批判。在场的人就都来胡说八道一通。等大家说过了,王零才说这是毛主席的未发表著作。有人当场哭了起来(真乎?假乎?如是真的为什么党委垮前不揭发?)。王零说这有什么,拿起文章就走了。还有我以前说过,我们原子能系的放射性废物丢了,党委下令从此以后谁也不准再提这件事,他们对教师和职工的控制真的到了使人可怕的地步,如果不是复旦党委垮台,这类事是永远不会有人出来揭发的。徐常太的丑恶历史被揭发出来,季宝卿飞黄腾达的手法被揭发出来,叛徒吴常铭、李铁民先后被揭发出来。
  说实在,我们也不愿复旦党委如此地乌七八糟。我总愿意相信他们并不是从来就是如此的。一直到现在,我还希望杨西光和王零在革命年代是个热血青年。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希望他们只是再到了复旦这个资产阶级的大染缸后才变的色。希望结成杨-王体系的不光明手法只是长期官场斗争中染上的一些小毛病,希望他们那个时候主流还是好的。把工农预科改成复旦附中是杨西光。但是1958年建立复旦工农预科时党委书记还是杨西光,总希望他那时还没有那么坏,即使不是他的本意,至少他还是做了具体工作的。
  《复旦校史》第五章,第一节,是这样描写复旦党委在大跃进里的功绩的。
  1958年7月26日,校党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提出了把复旦建设成为"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共产主义大学"的规划。8月4日,杨西光在全校大会上提出要"采取边讨论边行动的办法,对旧的教学制度、计划、大纲、方式等大大进行改革";要"大搞科学研究。同当前的技术革新运动结合起来",并且"要继续以运动的形式来进行"。
    在全校大会以后,为了推动"大跃进"高潮的到来,8月5日,各系纷纷召开跃进大会,全校青年教师举行跃进大会;8月7日-8日,全校老年教师举行跃进大会。8月9日,全校员工家属举行跃进大会。全校到处呈现跃进的气氛,白天人人奋战,入夜灯火通明,许多师生通霄达旦地工作。
    8月18日至20日,全校师生员工举行"跃进再跃进"大会。会上,党委提出十项行动指标,其中有;做好建设新学科的规划;完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各科教学大纲,有重点地编写全新教材;掀起群众性的科学研究的新高潮;发扬创造性学习和教学的经验,拟定三年制教学计划;开展"四比"运动,比思想、比智慧、比作风、比干劲,掀起社会主义友谊竞赛等等。在这次大会上,有39位同志代表各系各单位汇报了他们苦战十天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今后的跃进规划。在这次会议以后,提出了"苦战四十天",献礼迎国庆的口号。
    在这段时期学校搞成以前难以迅速做到的事情:
    全校师生员工组织起来,人人学习毛泽东著作。
    学生开展"创造性学习",教师进行"创造性教学"。
    全校师生大搞科学研究。
    文科下乡办学。9月5日,经济系师生去吴县望亭进行为期半年的劳动调查。法律系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9月27日,新闻系师生360余人赴宝山跃进人民公社参加为期一年的生产劳动,同时进行教学活动。10月28日,经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上海历史研究所与复旦历史系合并,并迁来复旦。1959年4月9日,该所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
    理科设立新专业。新设专业有:计算数学、力学、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无线电电子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12月11日,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由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和化学系放射化学专业合并成立原子能系,由王零任系主任、吴征恺任副系主任。同时,还新设立了高分子研究所。
    执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广泛招收工农出身的学生。7月24日,复旦接受外地和本市各单位保送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工农出身的干部500余人,免试入学,占本年招收新生总数的40%以上。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提出高等学校领导,要大胆地发动群众,帮助资产阶级学者们进行学术批判。复旦在9月下旬,也对一些教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
    支援"钢铁元帅"升帐。复旦在8月27日至9月6日发动师生员工收集废钢铁86000斤;10月26日至11月初,历史系、外文系和机关职工共同用土法反射炉炼钢;10月底,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等系师生也陆续投入炼钢战斗;经济系师生在望亭劳动也参加炼钢;化学系还派出分析组4名教师带领学生200余人支援安徽省安庆、六安两地区的炼钢。当时,许多师生员工认为能为完成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指标而出力,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争着参加炼钢队伍。
    支援农村三秋劳动。为响应中共上海市委号召,支援农村秋收秋种义务劳动,按军事化原则,组成一支800多人的劳动大军,10月19日赴宝山葑溪乡劳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1月8日返校。
    继续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第三节写道:
    师资培养工作。(1959年)5月25日,各系初步排出了重点培养的师资共130名,其中文科45名,理科85名。培养的具体措施有:(1)校系两级都订出培养骨干教师的计划;(2)青年教师订出个人读书计划,包括专业知识和外国语;(3)有计划地安排教师的教学、科研和进修;(4)开展学术讨论,坚持双百方针;(5)正、副教授负责对青年教师进行业务指导;(6)加强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提供青年教师政治工作锻炼的机会;(7)校委会加强对师资培养工作的领导。
    科学研究。5月27日,举行第5届校庆科学报告讨论会,杨西光在会上作有关科学研究工作的报告。本届科学报告会共提出论文220篇,其中教师146篇,学生74篇。据当时统计,一年来,全校师生共开展了3417个项目的研究工作,其中已完成的较为重要的项目有335个。
    进一步巩固、充实新专业。在1958年"大跃进"中建立的原子核物理等7个新专业,基础薄弱、师资不足、设备缺乏,完全靠师生共同苦战搞起来的。经过一段时间奋斗,到1959年6月,已经初步建成了16个实验室,排出72个实验,开出专业课19门,自制实验仪器89种,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因此,各新专业在7月初组织相互参观学习,以交流经验、启发鼓舞、取长补短。7月12日,校党委会召开新专业全体教师大会,提出新专业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打基础、搞设备、培训干部、巩固提高。并规定参加新专业建设的教师,都应补完基础课和专业课,进行严格的基本操作训练,学习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专业建设的主要方法是,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边干、边学、边提高,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在教学计划方面,强调正确处理教学、劳动与科学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教学上加强基础课和建设专门化课程。文科则应注重社会实践、调查研究,加强写作能力的锻炼。同时保证学生有足够的自学时间和自由支配的时间。
    整顿校办工厂。当时,还对1958年兴办的一批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工厂进行整顿提高,到1959年底校内设有:高真空器材厂、电子仪器厂、半导体厂、化学仪器厂、化学试剂厂、电解厂、印刷厂和泥木修建厂等8个工厂,共有职工183人,厂房面积2650平方米,固定资产38万元,流动资金64万元。校办工厂在1959年内为校内教学、科研加工制造各种仪器设备12000余件,价值53万余元,外销产品69种,如真空泵、电动离心沉淀机、栅式电离真空仪、64进位定标器、钠光灯等等,共170万元。
  这儿说的大跃进时的成就基本上是可信的。我们原子能系,即后来的物理二系确实就是那个时候在群众性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办的。为国家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教师说,最初的一些毕业生后来荣获红色蘑菇云奖。我也愿意相信这些成绩的取得复旦党委、王零、杨西光是做了相应的贡献的。
  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同志,我也愿意相信不是他一个人的功绩,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当时的大环境。如果复旦领导没有给他提供一定的条件,他也是不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科研活动的。这从我在工厂里从事科研之困难可以理解。
  但是学校是个大染缸,我愿意相信他们是在这个大染缸里被染成了黑色的。尤其是在六一、六二年以及以后。政治路线变了后,组织路线也就必然跟着变化。党委就会有那么多叛徒和徐常太、季宝卿、徐震这样的男女流氓和有严重问题的人,有的是拉出来,有的是打进去。各系的干部也看中了某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还有王零自己就是转业军人,看到一个军人就可以识别出是行伍出身的还是军校出身的。但后来竟然会说:"好人不复员,复员无好人,现在的兵都是和平军。"一直到后来他们竟然什么都做得出来。直至盗用党的名义把复旦的教职员工控制得死死的。
  复旦的造反派大致可以分为三批。
  第一批六月份。造反的人其实不少,但是大多长期陷在本系、本年级、甚至本班。在外面"跳来跳去"的只是少数。如我系三年级,最先造反也人数最多。但是为首的工农子弟活动范围都限于我系。只有一个周谷声后来成了上海"炮司"的第一把手,家庭出身据说是职员不算好。
  在外面"跳来跳去"的绝大多数都在后来成了以胡守钧为首的"东方红公社"(炮司在复旦的名称)-"炮司"-"八二五"派。如陈健炜、王志惠、李天琪,出身很好都一开始就是"东方红"的。"过河卒",即中四十二人,全部在外面"跳来跳去",后来参加了红三司,但是大多数人和"东方红"公社关系一向很好,后来一度参加过"八二五"。复旦党委倒台,张春桥到上海,一开始就整"东方红公社"-"炮司"-"八二五"派,包括"过河卒"的大多数人都被他整下去了。我对胡守钧派一向关系很好,在六七年也正式成为"八二五"的人。是唯一的"漏网"者。"过河卒"中,李×在九月份的白色恐怖中吓破了胆早就淘汰出局了。我历来对坚强的女革命有一种特殊的情节,就好像亚瑟对待琼玛那样,认为是非常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她曾经是我的崇拜对象,但是不知怎么,当我听到她已转向后,套在她身上的灵光就一下子消失了。安文江一直是"红三司"的头头,后来堕落。以上这些可见《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
  第二批是在八月份,以外语系三年级贴《一问校党委》的六人和从《红缨枪》反出来的谭启泰和欧阳靖为代表。复旦造反派已经不再受党委约束,活动大多数不再限于班内。外三六人家庭出身都很好,以孙月珠为首。孙月珠因为8月18日参加了毛主席的接见,处境较好,现在情况不详。另一个劳元一,在九月恐怖中被吓破了胆,在造反派中制造分裂篡权活动,要带着大多数造反派去接受招安,从而造成了复旦造反派的分裂。后来受到攻击日子不好过,要在炮打张春桥中争表现,也免不了被整,再后来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了。听说现在已经是个大老板,热情地歌颂"改革开放"。谭启泰和欧阳靖是"红三司"的,在七一年被张春桥从外地收回来整了下去。
  第三批是在十月份以后,原来参加保守组织,但是行为并不卑劣,此时以金××为首从保守组织里造反出来。这些人后来在造反派里都不出名。金××现在情况也不清,甚至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我历来认为,参加保守派的并不是都是坏的。如有一次,我们学校的造反派跑到学校广播台去广播自己的文章,本是党委也同意的。可是一些保守派来冲击广播台。造反派手拉手阻止,有个女保守派就从造反派的胁下钻,造反派把手臂往下压碰到了她的脖子。她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造反派搞流氓动作。我亲耳听到两个参加保守组织的女同学在这张大字报面前议论,说用这样的办法来赢得同情太下贱了,认为丢了她们的脸。可见她们不是那种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的。如果保守派真的都是坏的,那么造反派就永远成不了多数派,翻不了身。但是确实有一些死硬分子是永远改不了狗吃屎、狼吃人的本性的。
  现在杨西光、王零都成了保护知识分子的英雄。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罪行都推在反对他们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的造反派身上。《复旦校史》对那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期只留下了几百字的很不像样的纪录。但是历史总是历史,留在人们心中的历史是谁也抹煞不掉的。总有一天将完整地被记载下来。
  张春桥称我们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因为上海大学生三大造反组织的第一把手和主要成员都是我们复旦的。上海学生运动主要就是复旦带的头。
  但是我们算什么"龙"和"虎"呢?我们只能称之为"山中没老虎,猴子称大王"。就以汇集大多数最早造反的活跃分子,以及一直到最后还是最最活跃的造反组织"炮司"-"东方红"-"八二五"派来说吧,本来就被人们鄙称为"猴派",因为以胡守钧为首,而胡守钧又是"孙悟空"战斗组的负责人。
  如果扪心自问,那么没有一个复旦的造反派可以说一开始就看出了复旦党委的种种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没有参加过"批二周",也许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对批青年教师有过正确的认识,不同程度上都参加进去了。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在批《红缨枪》、揭批徐震时还奇怪地把他们和复旦党委区分开来。所以说在文化革命中我没有什么英雄的历史,我说过我只有受骗上当的历史。正因为复旦没有"龙"和"虎",才让我们这些"竖子"出了名。
  当然,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不搞折衷主义,我们"龙"气和"虎"气也不是没有,而且是主要的,但是综合起来也只能称为在不断地受骗上当中觉醒的历史。复旦党委做的事太聪明了,也太蠢了,正是他们一次次地使我们受骗上当,最后都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导下,使我们觉醒起来,对于他们的欺骗终于一次次地被我们拆穿,最后使得我们成了他们的掘墓人。我们并不是天生的造反派,也不是乱冲乱穿的鲁莽分子,世界上也历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造反派。我们实在被骗被压迫得太多太多,最后终于使我们走上了革命造反的道路。逼上梁山看来是古今的通例。
曹为平补遗:
张春桥称复旦藏龙卧虎之地,但我们只是山中没老虎,猴子称大王。由于急着上网,把这一早就想好的很重要的内容也遗忘了。
  张春桥称我们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因为上海大学生三大造反组织的第一把手和主要成员都是我们复旦的。上海学生运动主要就是复旦带的头。
  但是我们算什么"龙"和"虎"呢?我们只能称之为"山中没老虎,猴子称大王"。就以汇集大多数最早造反的活跃分子,以及一直到最后还是最最活跃的造反组织"炮司"-"东方红"-"八二五"派来说吧,本来就被人们鄙称为"猴派",因为以胡守钧为首,而胡守钧又是"孙悟空"战斗组的负责人。
  如果扪心自问,那么没有一个复旦的造反派可以说一开始就看出了复旦党委的种种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没有参加过"批二周",也许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对批青年教师有过正确的认识,不同程度上都参加进去了。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在批《红缨枪》、揭批徐震时还奇怪地把他们和复旦党委区分开来。所以说在文化革命中我没有什么英雄的历史,我说过我只有受骗上当的历史。正因为复旦没有"龙"和"虎",才让我们这些"竖子"出了名。
  当然,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不搞折衷主义,我们"龙"气和"虎"气也不是没有,而且是主要的,但是综合起来也只能称为在不断地受骗上当中觉醒的历史。复旦党委做的事太聪明了,也太蠢了,正是他们一次次地使我们受骗上当,最后都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导下,使我们觉醒起来,对于他们的欺骗终于一次次地被我们拆穿,最后使得我们成了他们的掘墓人。我们并不是天生的造反派,也不是乱冲乱穿的鲁莽分子,世界上也历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造反派。我们实在被骗被压迫得太多太多,最后终于使我们走上了革命造反的道路。逼上梁山看来是古今的通例。
回复:
算啦,你不要再卖弄了,很恶心!现在还和张春桥斗?你算个鸟!-宝塔晨钟2004-08-2000:00
作者:曹为平日期:2004-08-2223:15
你没看我文章怎能说我卖弄?我只有受骗上当的历史。
  凡是公正态度看了我这篇文章的人都回答出结论,我只有对走资派的揭露,只有揭示文革真相,哪有一点卖弄?对我自己,在《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里我也写了我有一个上午受骗上当的历史,而这篇文章里更多了,是两个月的受骗上当的历史。你说我在卖弄,是不是怕别人看到文革真相和走资派的丑恶?
  就是我那篇《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你也根本没看,或者说没看进去。我说的不但全是事实,而且与其说是和张春桥斗,不如说首先是和右派、反文革派斗。那一段历史右派和反文革派做了很多文章,造了很多谣言,谎言连篇。可是还从来没有人批驳过,没人写出过真相。难道我们就必须把这一阵地完全让给右派?难道就不应该驳斥谎言,澄清事实?我是历史的见证人,我不说谁说?我知道有的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细得多,可是他们全失去了朝气。我是张春桥镇压下的唯一"漏网者",也是唯一还保持着朝气的,如我不说难道要让右派颠倒的那段历史永远地颠倒下去?如果说你因此得出我现在还和张春桥斗的结论那可怪不了我,因为这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张春桥的表现就是如此。我没有理由捏造历史去讨好他,这种事情我干不来。
  不但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张春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他上台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他也上不了台。正是他把造反派全打下去了,所以就孤立了自己,最后自己也站不住脚。
作者:东方03日期:2004-08-2302:55
曹为平:我看了你提供的材料的一部分,因为量太大,难以看完。对于文革之中的斗争,要能够比较系统的反应问题,恐怕你的写法是并不成功的。
这不能怪你,我认为你所表示的很多事情非常缺少条理性。一个可能是因为不能掌握全局所限,另一个可能因为你对文章的编排上缺少文学功底的原故。
你曾经说过自己研究我国的古代史(具体那一个部分,我已经忘记了),并且有可能出书,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感觉低估你的编辑能力就会是我的错误。
总之,你写的这些文革中的材料我看得仍然是一头雾水,搞不清楚张三李四。内容很丰富,但是,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重大的缺欠:
1、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不能与其他人的要求是一样的,要完整地把握某一个阶段的历史动态,就不能仅仅以自己亲身经历为限,而必须要立足于掌握更多的可观的材料为其提供历史事实的主要依据。
2、描述历史除了要提供历史实证的材料之外,当然以来立足于诚信的基础之上,但是,仅仅有这个以个人为担保的诚信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是说尽管从感情角度会打动一部分人,但是,仍然不许要提供历史的大脉络,如果脱离了这个大脉络,就难以把有关的历史事实说明正确或准确。
3、是要有逻辑层次性,历史本身是有连贯性的,但是要把历史内在的发展过程有效地阐述出来,仅仅靠事情的罗列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必须要揭示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当然这种要求可能太高了。
4、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我感觉你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观点不够透彻,也就是说很可能没有把握清楚文革中什么阶级与什么阶级的斗争的基本问题,通过看你所描述的部分内容感觉没有把其对立的阶级关系深刻地剖析出来,反而感觉多数都是在群众都斗群众一样,说白了多数就是派性斗争,而只有少数才涉及到阶级对立的斗争。也就是说尽管的确发生了这样的派性斗争,那么也要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有可能就会得到更准确的说明了,否则就变成了所有的东西都成了相互欺诈、政权夺利和单纯的为理性而斗争了。
最后不得不指出,你所提供的要说明张春桥伪造毛主席语录或指示所给的证明,我认为没有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明,甚至依然是建立在猜测和推理的基础之上的。对于一个人的好恶,往往可能从经验和感情上早已决定了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到一个人是否诚实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或语录的问题,是必须要极为深重的,也就是必须要提供历史证据,也就是必须要以人证和原始的物证为基本的基础。在没有可靠的物证的前提之下,那么人证必须要有多人相互佐证才能有一定的效果。何况你并没有直接当面听到张的传达而仅仅是道听途说。那么也仅仅是一种旁证。
由于指责张伪造毛主席语录或指示或毛主席的要求在你的所有的论述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份量,当使得人们相信你要证明自己说的是完全准确的情况下,那么由此跟着而来的就是你提供的炮打张的多半的理由就有了根据。
但是,事物其实就是正反的两面,如果相反你所认为或者认为证明张的确伪造了,这就是从此你的炮打就变得是正确多了,或者理由就充足多了,但是,如果事实假如正好与你所要证明的相仿,比如说张根本就没有伪造,那么,其结果对你要证明炮打张春桥是正确的结论就恰恰相反了。
在你所提供的全部(就我看到的部分)论述之中,我认为如何证明张是否伪造了冒的指示,就成为衡量你所有的描述的一个最基本的砝码,如果结果是偏向了你的这一方,那么对你的全部的描述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注意不是准确性)就会有利,而如果这个砝码事实不是偏向你的一方,那么,历史的天平就会与你的全部的立论相冲突。
马克思主义的学史,一方面必须严格地尊重史实,这个方面甚至要作到严酷的不近人情,另一方面就是必须要把阶级划分的清晰透彻,把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充分地展示出来。在进行阶级分析上,是不能用派性代替阶级的。
其他没有什么,我认为你所描述和记叙的自己亲历的这段文革历史非常不成功。由此得到错误的结论,恐怕也在所难免。
作者:宝塔晨钟日期:2004-08-2306:44
你写此文的目的何在?想说明什么?你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当时文革的派性斗争完全是一种政治需要,不管哪一派,其初衷都是捍卫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来的,很难说清谁绝对正确。现在即便说清了你当时所在的一派绝对正确又能怎样?文革被彻底否定已经几十年了,"正确"的大前提都已经丧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道你已病入膏肓,不假时日,非要现在讨个说法,否则死不瞑目?
认真阅读就可发现我没什么卖弄倒有现实意义,宝塔晨钟诬我卖弄是企图封锁我这篇揭示文革真相和走资派卑劣的文章。
作者:曹为平日期:2004-08-2500:43
认真阅读就可发现我没什么卖弄倒有现实意义,宝塔晨钟诬我卖弄是企图封锁我这篇揭示文革真相和走资派卑劣的文章。
他企图让读者一看到他的"卖弄"两字,就以为我真的是在自吹自擂了。但是任何人只要不带偏心就可以看到我一直在说我们当时是多么地幼稚、多么地轻信,长期在受骗上当。
我这篇文章还有现实意义。现在有人把相信上层左转的同志打成取消派、甚至认为他们会和敌人联合。可在文革时我们复旦大多数造反派到八月大多数还是上层左传派。再以前连左转派都不是。文革开始我们全都被复旦党委指挥得团团转。后来我系三年级学生开始造反,对复旦党委还极其迷信,那时我们是只反走卒迷信皇帝。后来揭徐震又成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了八月开始对党委提出批评,那时我们是希望上层左转,一直到好后来我们才罢了复旦党委的官。
当然,我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是要去受招安,我们要革命,但是一时看不清"皇帝"的真面目。
复旦造反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只反走卒迷信皇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希望上层左转-"皇帝"是我们彻底失望后才被我们打倒。
应该指出,有极少数同学较早把矛头指向了"皇帝",但是在六、七、八三个月里,不同观点的同学都是战友,都很团结。为什么现在左派的队伍还很弱小,左坛上却会出现枪炮齐鸣的大混战呢?如果当时复旦的造反派不是求同存异,共同战斗,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罢党委官的胜利,早就在自相残杀中一败涂地了。
为什么那时复旦学生做得到的现在我们反而做不到呢?没有敌人在挑拨才怪了。大家不要上当。我看不论左转派还是不信左转派中都有敌人打进来了。
现在不少人还在受右派的欺骗,相信上层左转的同志如果都是敌人,那么由该如何对待受右派欺骗的人呢?难道他们都是敌人?如果他们受了现实和我们的影响,成了左派,但是是个希望上层左转的左派,希望上层能够带领大家革命改变现实,难道不是个进步反而成了敌人了吗?我为网上左派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开在大规模的宣传工作,扩大左派影响和队伍而痛心。
作者:曹为平日期:2004-08-2821:40
我早就意识到你居心不良。我上贴时才知道原来你是右派。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说:"文革被彻底否定已经几十年"正确"的大前提都已经丧失"不是右派是什么?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在造反派前200名本是事实,公正的人都看不出津津乐道和卖弄。按你所说,任何历史见证人都不能写回忆录了!如不是前多少名那来的历史事实可回忆?
你说:"文革被彻底否定已经几十年了,"正确"的大前提都已经丧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是右派是什么?你说我:"病入膏肓,不假时日,非要现在讨个说法,否则死不瞑目?"不就是为了永远抹煞那段历史?
作者:曹为平日期:2004-08-2500:36
马洪林已迷失方向向右转,但是所说大多数是可信的,与《疯狂的节日》和叶永烈不同。
  上海师院"九四"行动是事实,我们复旦是"九五"全校师生都被抄了。行动前开会,就是先宣布"昨天上海师院采取了行动"。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不先抄我们复旦大学,会先去抄师院。我们是最最激烈的炮手,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无端怀疑马洪林搜集了张春桥"一麻袋的黑材料"。
  那时上海所有的高校都是抄了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革会主任,又是上海市革会委员,也被抄了。先是他不在回来看到寝室被封,就气愤地一脚把门踢开了,他说:"我是市革会委员。必须保证市革会委员的尊严。"但是不但还是被抄,还受了一顿严厉的批评。
  王秀珍、陈阿大在工总司刚开始作坚决斗争时没见到他们在那儿,到后来才飞黄腾达。在上海群众中影响很不好。王秀珍被称为王修正。
  张春桥显然感到对我几个小时的狂轰滥炸,还没有制服又酸又硬的我,便拿出一份上海市革委会文件宣读一遍,并解释说:"最近发现有人在农村演出时,公然在舞台上丑化杨子荣的光辉形象,破坏革命样板戏,这是明目张胆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在台下看戏的复旦大学写作班,竟然拍手叫好,简直是麻木不仁。为了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我特意亲自起草这个文件,对破坏样板戏的人处以极刑。"徐景贤明知故问:"春桥同志,什么叫极刑呀?"张春桥得意地向椅背上一靠,厉声高叫:"极刑,就是枪毙!"又霍地站起来用凶狠的目光扫视全场:"极刑,就是杀头,明白吗?"顿时,全场一片寂静。张春桥挥笔杀人,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这段描写符合当时上海情况。凡是搞样板戏的都受严厉打击。但是1970年8月毛主席提出了:"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到。"后,所谓的"保卫样板戏"才结束。
  张春桥一看表,已是晚上7点,从2点至此,我已经站了5个小时。张春桥宣布:"今天座谈会就开到这里。马洪林同志的问题不予追究,希望你今后挺起腰杆子做事,夹起尾巴做人。"我对这种仗势欺人的座谈会心中不服,拎起拉链包转身走出大厅,发现张春桥跟在后边,就加快步伐走出过厅,在下台阶时张春桥竟追上来与我握手言别,一时又把我弄糊涂了,可我一到家就被宣布隔离审查了。我不敢相信,他那"马洪林同志的问题不予追究"的话言犹在耳,怎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
  这段完全可信,张春桥就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马洪林已经迷失方向,向右转了,这是不可取的。时至今日希望他能转回来。
  毛主席如果能多活几年,要搞第二次文化革命,不批张不行。不批张,造反派就解放不出来。


作者:曹为平日期:2004-08-22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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