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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版:万山不许一溪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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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情(代序)

(发帖缘由:父亲的回忆,涉及家族私隐。本应在族人内部流传,然回忆中对其亲历的历史重大政治运动的感触和解读,有助于我等后人了解那段错过的历史。这些回忆藏于心、藏于族人,莫若藏于世,故选择在此公之于众。选择杂谈而非其它读书频道,是因为这些内容仍真实的再现而非“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权当父亲的回忆,也是一种杂谈吧。)
  
  不知不觉,离开父母来京创业已经四年多了。有得必有失,为了追求所谓的理想,必然得放弃家乡小城闲适甚至于慵懒的生活方式,投入到所谓充实且具挑战性的事业中。
  稍有闲暇欲寻几位喝酒聊天作伴者,又生担心打扰别人日程之虞时,不由想起家乡呼朋唤友,酒酣轻狂的快乐时光。人生难得几日闲,我看除了要有闲时间外,还一定要有许多闲朋友,当然,也得有些闲钱,方能与人常聚神侃,也才方便找人分享快乐或分担愁苦。
  人的思绪中,回忆的内容总是远多于预景,我想这是因为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总比虚无缥缈的未来实在些、烙在头脑中更深刻些。就连我那帮闲朋友们一聚,也多是话及曾经的故事,没几个愿意跟你展望不着边际的未来。在没人陪的神游太虚中,除了回忆我那些可爱的“闲朋友”外,也常回忆父母曾对我默默付出的点点滴滴。
  自小就喜欢与外人交往,天马行空,在家的时间和与父母交流的时间很少。父母家似乎是我的免费食堂一般,就餐时间报到,饭后碗筷一丢走人。知道父母疼爱我,所以也似乎心安理得不觉过份。就连现在相隔几千里,我与家乡的朋友电话交流的内容也大大多过于跟父母交流的内容。周末向父母例行的电话请安中,双方对话内容多很简略,常重复:“跟平常一样的,一切还好”、“知道了,晓得照顾自己的”等套话。或许多年含而不宣的亲情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习惯得让人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许更怕“言多必失”,聊得太多,担心对方多了想象的空间又生出无谓的担心来。
  父亲的弟弟(我的二爸)近几年一直受帕金森病折磨。去年国庆节回父母家时,父亲言及二爸病况恶化,可能也不久于人世,又言及身边的几个老同事也是走的走、病的病,感觉自己精神状况也大不如从前。并向我嘱咐了一些“重要”的安排,还不到70岁的父亲居然在向我交待后事,我惊诧之余,不由得仔细端详父亲,果然在脸上看到了很多老人斑,这才发觉父亲真的很憔悴,而我却一直忽略了父亲也应该算是步入了老人行列的事实。
  去年12月中旬,电话中传来二爸过世的消息。对于二爸的过世,父亲也认为是对逝者与生人的解脱,但因而触动他决定提笔整理一些回忆。他说再不整理,待他也老去,我等后辈子侄可能就再没机会了解家族的过去。我不能常侍亲侧,父亲能沉浸于回忆中,也算是一种很好的时光消遣方式,我当然赞成。于是,随后的周末电话例话中,父亲就有了更多的话题,唠叨着已经写到某某章节了。可惜不孝的我总觉得父亲的回忆内容权当一个老人的絮絮叨叨,不必过于关注和认真。头脑中充斥的多是眼前的工作和事务,对父亲的故事哪顾得上认真听,也就嗯嗯应和着,思维却开着小差。
  两个月后,父亲发来托人录入的电子文稿,由于是雇人录入,父亲还在电话中遥控指挥我修改某些录入错误,并嘱咐我仔细校读。电子文档在我电脑中打开,20多万字的内容摆在我面前,突然浮现出父亲伏案疾书,强睁着高度近视的眼睛吃力地校对打印稿的形象,不禁肃然。赶紧认真阅读父亲的劳动成果以弥补我之前不敬的愧疚。
  父亲是中文系教授写作的老师,也编写过几本写作教材,深谙为文之曲笔艺术。然这次对某些敏感话题却直白表达,叙述内容也较原生化,地方特色浓郁。我的妻子阅读时,我甚至得为她解释其中的某些方言。可以想象,父亲在这两个月中,完全是顺着思绪信笔而走,沉浸于一个给后人讲故事的老人角色中,哪顾得上对文字进行如他写杂文那样精心推敲和组织,难怪这才能以高度近视的视力实现这么快的文字进度。通过父亲近乎残酷却真实的回忆,填补了我对家族过去认知的空白,看到了我辈幸而躲过的时代变迁。更主要的是我那看似平凡如常人般的父亲的非凡经历和曾受的非常苦难,让我心中其实模糊的父亲印象更加清晰。
  历史的发生总会被历史学家说成必然,不必假设另一种过程后的结果。我们可以对过去释怀,但我们有责任记录发生过的故事,即使是些个体的、小范围的故事。父亲独特的经历,对他而言曾是一种苦难,然而又未尝没有折射出某些时代的本质。父亲文题《万山不许一溪奔》,寓指他人生历程的重重障碍,但再有阻碍,毕竟他已走过来了,这就是一种胜利。没有这些经历,父亲也就可能不会遇见那个同病相怜的妻子,当然也就不会有我这个在此故作深沉感叹的儿子了。这么看来,父亲苦难的最大受益人应该是我,唯愿父母有生之年,我这个受益人能给他们回忆中带来更多的幸福以冲淡曾经的苦痛。
  耳边忽然萦绕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旋律,只不过故事的讲述者换成我的父亲,且主题和情调已另成一格。以后,我也将让我的孩子们听听我所讲的故事,包括他们父亲的父亲的故事。



扉页题词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宋•杨万里《桂园铺》
  
  《万山不许一溪奔》内容提要
  
  《万山不许一溪奔》是一部纪实性、回忆性作品,由若干各自独立互有联系的篇什组成。作品以时代变迁为背景,以个人经历、遭遇为线索,对上溯百年至新时期开始,我国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社会侧影,用另类眼光予以个性化审视。书中许多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不少篇什情感真切,催人泪下。全书致力点,是从人性化角度关注形形色色的人之命运,其中若干非主流意识的解读,让人回味、警醒。
  
  目 录
  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情(代序)
  “福泰号”春秋
  故园情结
  民俗四题
  棺
  父亲之谜
  忆母
  阿婆
  酸甜苦辣话乡情
  
  长者风范
  亦庄亦谐的授业者
  笑声与掌声
  苦海无边,回头无岸
  矮人不矮
  “恋爱”的悲剧
  
  祭四妹
  哀二弟
  宋道福
  大跃进——大饥馑
  闯荡社会
  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
  
  戏剧化岁月
  ——“文革”前后



“福泰号”春秋
  我的曾祖父叫江福泰,“福泰号”是他开设的店铺的字号,当地人也用来称我那个家族。
  我家曾有个家谱,是父亲用蝇头小楷写在20行纸装订成册的帐簿本上的,我大约在11岁时看过,那上面有些字我还不认识,内容也不全懂。家谱的前半是综述家族历史,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后半是江福泰及其嫡系各分支的婚姻、子嗣情况:娶了几任妻子,每位妻子生育子女多少,姓名、出生年月日,一直记到1950年2月我六妹出生。这本家谱被我在1953年的寒假中烧毁了(事见《忆母》)。我下面的记述,有的是根据我尚能记得的家谱上的只言片语,更多是听上辈人的讲述。所以此文所述福泰号春秋,只能是概括性的,不能凭想象妄加细节,更不敢有丝毫虚构。
  我家祖籍广东,在“湖广填四川”时迁居犍为县踏水场(现为乐山市沙湾区踏水镇),经几代繁衍至江福泰这脉(踏水江家,除这一脉外,另外还有三脉)。家谱正文的重要内容就从江福泰如何创业兴家叙起。江福泰幼时习过武,年轻时一根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四十多里外的竹根滩(现属五通桥区)“德昌源”酱园铺买货,一只木桶装酱油,一只木桶装豆腐乳,贩到踏水场及附近农村零售,作小贩生意。这样过了几年。家谱上说,“×年×月×日,福泰公一根扁担单身退二贼,得一子”。据上辈人讲,那是江福泰在一次下乡贩卖途中,行至一林莽掩蔽的山道,听见前面有人喊“救命”,他放下担子,提着一根扁担奔过去,见两个盗贼正在抢劫,被抢劫者是一名男子,已倒地,路边蹲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吓痴了。江福泰抡起扁担扑向二盗贼,二盗贼挥刀来迎,被江福泰打掉他们手中的刀,二盗贼撒腿逃窜了。江福泰俯身看那倒在血泊中的男子,已断了气。江福泰问这男孩姓名,家住何处,家中尚有何人?男孩说他姓徐,家住磨刀沟,被强盗杀死的是他父亲,家中还有一个母亲。男孩是因为“打摆子”(疟疾),他父亲背他到踏水场看病,在此遭抢的。江福泰把男孩领回住处,为他治病。赶场天让他坐在自己摆的摊旁,希望有人前来认领。第一场没人来认。第二场来了磨刀沟的一个老者,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老者是徐家长辈,女子是男孩母亲。老者说,女子因丈夫被杀,家境又清贫,便上吊自杀,被发现得早才救活的。老者又说,女子失去依靠,为未来生计,准备回娘家另嫁人,但带着徐家孩子不好嫁,知道江福泰做生意有点积蓄,希望他把这个男孩收下作蛉螟之子。老者以徐家族人名义向江福泰担保,江福泰收下此子徐家绝无异议,日后也不会来找麻烦。江福泰见那女子穿得很褴褛,神情木纳憔悴更显得可怜,又见那孩子也还可爱,踌躇之后便答应了,并找乡场上写文书的立下收养文约,双方画了押,给了那女子点钱,收下了这男孩,取名江××(名字我忘了)。这收养的男孩便是我祖父。
  我的祖父小时也跟着养父习武,长到12岁左右便跟随养父一起到竹根滩德昌源进货。这时江福泰已租了踏水场正街戏台左边黄家(黄鹏远、黄察远兄弟之父,黄家在离场3里高涧槽处另有大四合院住房)的一处房子卖酱油和豆腐乳,由行商小贩而为坐商。闲场天进货,赶场天卖货。江福泰的财运与离踏水场六七里的凤来煤矿的开办有很大关系。那是洋务运动时期,留过洋的萧泽恩家人根据踏水储煤丰富的地质条件,办起了一座半现代化煤矿,所产的煤通过窄轨铁路运至仙人桥,在那里卸下煤,再用船载,沿沫溪河顺流而下直达西坝镇(为运煤开通漕运,乐山县志有记载),再分发到五通、牛华一带盐灶。凤来煤矿规模较大,工人较多,伙房日需日杂商品量也大。江福泰与凤来煤矿达成协议,厂里所需一应日杂用品全由江福泰筹办。又是几年下来,江福泰积累的资本已相当可观。他与房主人黄家商量,将黄家旧房扩建,以50年为期,50年内黄家仍只收原来的房租,50年后扩建的房子退还黄家,黄家不作补偿。“福泰号”退房是1948年的事,因此,将黄家房子扩建应在1898年前一两年。
  扩建后的房子挂上了黑漆板镶金字的“福泰号”牌匾,房子共三进:第一进是楼房,楼上作旅舍,楼下半边摆了几张方桌卖饭,半边作酱园铺;第二进半边是供神龛的堂屋,半边作灶房;第三进有两排四间卧室。房后是带厕所的花园,一半种植花草,一半安着晒豆瓣的酱缸。福泰号此时不再去德昌源进货,自作豆瓣和豆腐乳。第一进门槛前还有一个盖了瓦棚的敞口坝子,赶场天卖茶。福泰号除上述经营项目外,还收购土漆、生丝、皮毛等地方土特产,贩到乐山销售。由是福泰号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成为踏水场最大一家商号。在福泰号创业兴家过程中,我的祖父出力极大,曾祖父江福泰说,福泰号是靠两根扁担起家的,说能够挣到这么大家业,我的祖父有一半功劳。祖父由于积劳成疾,刚三十岁便病故了。
  晚清时,曾祖父当过踏水场的团练,祖父作过踏水街上的保正。我小时,曾在阿婆(祖母)卧室发现过一根飞叉,叉头部系有红绸;在卧室柜子里找到过一顶黑绒布做的“官帽”,帽顶有红翎子,帽沿插有许多小红球。我问阿婆这是谁的帽子,阿婆说是阿公的。我问阿公当过什么官,阿婆说是保正。我说,街上那个老秀才张世俊,人们叫他张保正,怎么阿公也是保正?阿婆说,你阿公当保正在前,阿公死后才是张世俊当保正。
  曾祖父先后娶过三位妻子。第一位妻子生下的六个子女都夭亡了,生最后一个时得产后寒死了;第二位妻子生了大姑婆(大排行应算老七),八叔公(又可叫二叔公),九叔公(又可叫三叔公);这位妻子死后又娶了第三位妻子,比我阿婆还小几岁,生了十叔公(又可叫幺叔公)。
  家谱上载的家族大事我只记得三件。
  第一件是“绑财神”。曾祖父有次亲自押着七、八担生丝到乐山卖,在蔡金至杨家的山路上遭了劫匪。劫匪扣下曾祖父和生丝,叫担生丝的人回去报信,准备银两若干赎人。劫匪绑架成年男子称为“绑财神”,绑架成年女子称为“绑观音”,绑架未成年男子称为“绑金童”,绑架未成年女子称为“绑玉女”。曾祖父被绑财神的消息轰动了四方乡场,也惊动了四乡的袍哥组织。曾祖父是踏水场仁、义、礼三堂袍哥的总舵把子,四乡的袍哥组织便开展了营救行动。后查明是杨家场的义字袍哥组织的兄弟伙所为,踏水场义字袍哥的舵把子胡春和亲自出马,与杨家义字袍哥组织的舵把子会商,加上邻近乡场各袍哥组织施加压力,杨家场袍哥组织的舵把子答应叫兄弟伙无条件放人,那几担生丝也如数发还。家谱载,曾祖父被放回时,“披红戴彩,骑高头大马,沿途有杨家、蔡金、踏水三场袍哥组织的人员护送、交接,至踏水场口时,放鞭炮,奏鼓乐”。曾祖父被放回后,为答谢四方乡亲,在福泰号内和门口大街上摆了三天流水席,不论是谁,都可前来入席就食。
  第二件事是“福泰号遭抢”。家谱载,×年×月×日,“有盗贼乔作客商投宿福泰号,夜半下楼打开酱园铺窗板,致群寇举火把入”。盗贼把福泰号全家人驱至后院,大肆掠财,用预先准备的大麻布口袋装值钱的东西。因声响太大,惊醒了遍街的人。“福泰公平日训练乡勇有素,闻警即起,鸣锣呼喊”。在众乡勇的鸣枪和呐喊声中,群寇持火把劫财奔逃。奔逃中,装钱的麻布口袋多个胀破或摔破。次日晨,“遍街都是散落的铜元、小钱,其厚积处盈尺”。
  第三件事是“争乡运动”。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设乡保甲制,犍为县政府将踏水场及所属全境并入石麟乡,不设踏水乡。踏水场与石麟场过去一直是各自独立的行政单位,是连峰码头,所有踏水人自然不服。斯时,踏水各袍哥组织和士绅贤达会商,成立“争乡委员会”,由江福泰任会长,协调各方力量,一方面派士绅代表去向县政府请愿,一方面同石麟场方面作疏通工作。“争乡运动”历时大半年,犍为县政府终于同意设踏水乡建制,辖一街保(一街即踏水场,为第一保)、九村保,共十保。初成立的踏水乡由“仁”字袍哥舵把子黄伯勋任乡长,我的八叔公江朝宗任副乡长。家谱载,“争乡运动中,江黄二家出力尤多,福泰公总摄全局”。此后便有“踏水是江黄二家天下”之说。其后又有“张、江、黄是踏水三大族”之说。张家,即我大姑老爷张俊壁那族,其说出现在黄伯勋卸任,张俊壁继任乡长时。
  江福泰于何年去逝我也搞不清楚,只记得我大约五、六岁时,在福泰号做过一次“道场”,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纪念他去世周年还是三周年。那道场很盛大,福泰号门前那条正街都搭起棚架,用白布把整条街的上空都罩住,支撑白布的棚架上挂满了纸人、纸花、纸马、纸本等,说这叫做“瞒天过海”。福泰号门口那个有瓦棚的敞口坝子挂着十二阎罗殿的大幅彩色像,端公们又打法器又念道士经。堂屋里蜡烛红亮,香烟缭绕。阿婆告诉我,“你祖祖(即曾祖父)去世时,做的道场比这次还闹热,踏水场的四条街都做起了‘瞒天过海’”。我想,这用白布把街罩起来,大约是表示全街都在为逝者吊孝。
  江福泰去世前主持了家产分割,将一个大家族分为四家。我有记忆时,我家已单独立了门户。据阿婆讲,江福泰分割家产时,对我家给了特别照顾,说他的家业有一半是我祖父挣下的。我家、八叔公家、九叔公家、幺叔公家各分得了可年收租谷60石的田,按地主与佃户田产五五分成原则计算,各家分得的田约60亩。那时幺叔公尚小,与曾祖父、继曾祖母住在一起,另提留可收10石租谷的田,作为曾祖父养老之用;曾祖父过世后,则作为祭祀祖先之用。我家还在乡下分得了一座枷担形的大瓦房,无偿提供给租种我家田最多的佃户李××居住。李××在解放初期任乡农会主席,后据说与我家划不清界线被免职。我家另外还分得了两处山林,其中花坟湾那处山林原有树木不多,是阿婆雇人遍山种上了杉树、松树,到解放时已成林木蓊郁气象。分家后,我家、九叔公家、幺叔公家都用分得的现金在踏水街上另买了房子,八叔公家没在街上买房,他家仍暂住福泰号,1948年福泰号归还黄家时,他家即迁居在离乡场约三里的江曲房山上分得的一座大三合院瓦房。我家将在正街上买的那座房改建后,在门楣上挂出“福利浓”的牌匾,原福泰号经营的酱园铺全由阿婆继承和经营,从继承祖上旧业这点看,我家虽非江福泰嫡亲,却是他嫡传衣钵后人。
  江福泰的田土,是由白手起家,经商致富购买的,这是地主土地来源的一种方式;我家的田土,属遗产继承,这是地主土地来源的另一种方式;有没有强取豪夺,霸占农民土地而成为地主的呢?我想是有的,而且可能多,不然教科书上不会特别宣传后一种。
  福泰号在分家后,特别是江福泰去世后,其声势的显赫就每况愈下了,其四个子嗣中,没有一家能重振福泰号当年雄威。尤其是九叔公家败落得迅速,他嗜吃鸦片,临解放时已将分得的田土几乎卖光。他无子嗣,土改中潜逃失踪,肯定流落他乡致死,他这一支算是绝了后。而其他三家虽经种种磨难,却都有子孙后代繁衍生息,只是各有既相似又有所差异的命运罢了。
  福泰号的真正末日自然是蒋家王朝覆灭之时。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旧世界要打个落花流水,新秩序要建立起来。依附于旧世界的福泰号的命运,正是覆巢之下无完卵的结局。它的百年沧桑史,代表着一个历史时段的走向。



父亲之谜
  一
  我的父亲是个谜。解放前,很多人说他“红”,国民党要抓他;解放后也继续“红”了一年,但突然间就变“黑”了,最后成为“镇反”运动的牺牲品。
  关于父亲的经历和种种轶事,有的是我目睹的,有的是我的上辈人告诉我的,算是耳闻吧。目睹的,应该称为确凿无疑;耳闻的,许多人对我所讲的又几乎众口一词,其真实性也可谓基本可靠。我是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来叙说父亲的,有没有人完全持怀疑态度,那就悉听尊便。
  我家是当地一个大家族,其鼎盛期是“福泰号”时期,父亲就是在家族鼎盛时期降生的。父亲是1920年出生的,学名江水平,辈份名江裕道,后来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号名——江弘博。他三岁时,生父就因积累成疾亡故了。父亲作为“福泰号”的长房长孙,很受他的祖父——我的曾祖父的偏爱,据说父亲从小到读中学,对于父亲的种种要求,曾祖父都一一满足,这些要求,主要是花钱方面。父亲所要的钱,相当部份是花在同学和朋友身上,所以他从小到大,便博得仗义疏财的好名声。但曾祖父对父亲的管教又是十分严格的,特别是在父亲读中学以前的童年时代。曾祖父可以容忍父亲的大手大脚,但绝不容忍父亲有违家规或在外滋惹事端。若有此类事发生,曾祖父惩治的手段有“文武”两手:文,就是让父亲在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的神龛下罚跪,要等他表示认错改错态度后才准起来;“武”,就是打板子——家中备有一块一尺多长的楠竹片,挂在神龛下,是专用来打手板心或打屁股的。那是在有严重犯科违规的事发生后才采用的。打手板心时先讲明打几下,挨打时不准把手伸回去躲闪,没有把手板心打响不算;打屁股时也先讲明打几下,伏在板凳上乖乖挨,若中途从板凳上翻下来,重打。后来父亲也用这两套管教方式来治我,说是家传。父亲惩治我用的那块楠竹片油光锃亮的,又沉又结实,据父亲说,这就是曾祖父的遗物。父亲有次不知犯了什么大错,被人告发,曾祖父闻听后又要惩治他。父亲怕挨板子,爬到门前一棵大槐上不下来。曾祖父喝令父亲下树,父亲就是不下来,双方僵持了很久。曾祖父回家休息一阵出门看,父亲还是在那棵树上。后来祖孙开始谈判,最后曾祖父答应这次不打板子,只罚跪,父亲才溜下树,然后乖乖去跪在神龛下。
  父亲上中学时,应该是国民党军队“围剿”共产党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时期。他接受了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宣传,假期回乡便向人宣讲共产革命的道理,在乡场上亲自刷写过“打倒土豪劣绅”,“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其时曾祖父已不理乡场上的“公”事,在家赋闲过老太爷生活,我猜想父亲所指的土豪是那时的乡长兼哥老会“仁”字袍哥的舵把子黄伯勋等人,但有人说也包括了曾祖父,因为革命者是六亲不认的。父亲还编过一首民谣:“乡长吃猪油,保长啃骨头,甲长撵山狗。”这民谣解放前在家乡广为流传。曾祖父听闻父亲在城里中学成了“赤化分子”,又目睹了父亲的实际“革命行动”,亲自到乐山“押”回父亲,把他绑在家门口附近戏台的台柱上,先乱打了一阵板子,再要父亲当众向围观的人表态认错,表示不再搞“赤色宣传”。父亲开头还咬牙坚持,说你打,打死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后来曾祖父向父亲下跪,哭着说你再这样闹下去,非把江家弄得家破人亡不可,说我一辈子创下的基业都要被你毁掉了,你是三岁丧父,由寡母带大的啊,不为自己也要为寡母着想。曾祖父说得声泪俱下,父亲也服了软,表示自己不再胡闹了,曾祖父这才叫人给父亲松了绑。这场面,在我小时,阿婆(祖母)和许多长辈都向我说过。为了笼住父亲,曾祖父迅速给父亲说了亲,父亲是在他未上完高中,17岁那年结的婚,第二年便有了我。父亲结婚后还干过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两次致书蒋介石,谴责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骂蒋介石是“独裁者”。那时乡里通邮不便,信是由我的十叔公,父亲的幺叔江永清带到乐山付邮的,江永清虽是父亲的幺叔,但年龄比父亲小,还在乐山读中学。江永清不仅在解放前,对我说过父亲这一“壮举”,1973年他来乐山办事同我相聚又说过。看过这两封信的还有一些人,如解放后曾当过犍为县一个区区长的杨宗定,1975年来乐山治病,住宿在我处,也对我讲过此事,他说我父亲是在解放前就敢骂蒋介石的人(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杨是经常来我家与我父亲聚谈的人之一,1950年下半年即参加了区政府的工作)。
  二
  父亲有了我后不久,便到湖北战场参加了对日作战。那时我的叔外祖父(外祖父之胞弟)在国民党军队当旅长,父亲要亲自上前线杀敌,叔外祖父便派了一个副官来接父亲。母亲对我说过,她是陪父亲一起先到乐山然后才分手的,说我那时不到半岁,还在吃奶。不久,叔外祖父在抗日战场上阵亡(国民党政府追认为烈士,并颁发了抚恤金),父亲是护送叔外祖父的灵柩返回乐山的,他的一只耳朵在战场上被大炮震聋了,成了“半聋子”,“半聋子”的缺憾,是家乡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的。父亲回家乡后,组织了“沫溪青年抗日救国社”(简称“沫青社),任社长,领着一帮入社青年,在乡场外沫溪河畔的一块大草坪上操练习武(抗战胜利后,父亲即在乐山的报纸上,声明“沫青社”自动解散),或在街头作抗日宣传。不久,他又担任了踏水小学校长。
  解放前,经常有外地客人来我家,来客中,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两人,一是著名画家李琼久,一是著名民主人士沙千里。李琼久我之所以记得,是他为家乡乡公所题写的一副对联与我有关。李是离家乡20里蔡金场的人,与我家有点姻亲关系。大约是我父亲当小学校长,八叔公当副乡长时,李琼久住在我家,为小学校和乡公所作画、题字。他为小学校题写了“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八字,每一字写在一个直径近一米的白漆圆木牌上,字是红色的柳体字,这八个字分成两组,分别高挂在小学校礼堂两侧的高处。李琼久为乡公所画了一幅总理(孙中山)遗像,一幅蒋委员长肖像。孙总理是着中山服的半身像,挂在乡公所议事厅的中堂正中央;蒋委员长是身着戎装的大半身像,像屏风似的立在乡公所大门门庭内中央。李琼久为乡公所议事厅题的一副对联是:“沫溪由四方入境,江源至万里朝宗”。沫溪指在家乡门前流过的那条沫溪河,四方指沫溪河流入家乡属境的那个叫“四方碑”的地段。江源是我的姓名,万里指我的堂叔江万里,朝宗指我的八叔公江朝宗。对联对仗工稳,上联是记实,下联含义双关,既包容了我家三代人的名字,又寓含着大江奔泻万里入海的气概。沙千里夫妇是1946年来我家的,就住在父亲书房里,既由我家接待,也接受地方宴请。那几日,父亲每天陪他们下乡作“乡村建设”考察,陪同的还有地方有头面之人。因为沙千里这个姓和名都显得特殊,所以我印象很深。
  抗战胜利后,“沫清社”自动解散,不久,父亲又辞去了小学校长职务,辞职的一个缘由,是有人要拉他加入袍哥组织。家乡的袍哥组织有三个帮:“仁”字、“义”字、“礼”字。仁字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士绅,义字袍哥的主要成员是商人和下层劳动者,礼字袍哥的主要成员大多为从事低贱职业的下层劳动者。它们的势力和影响依次等而下之。那时仁字帮的舵把子是黄伯勋,义字帮的舵把子是胡春和。胡其时已近七十,他的家庭已败落多年,在义字帮的号召力和威望已大大减弱,等于是一只纸老虎徒有其名了,这个帮自然难予与仁字帮抗衡。他便来动员父亲参加义字袍哥,以父亲年轻有为,在青年中有号召力,望能借父亲的参加使义字帮重振雄风的话来打动父亲,还表示愿将“龙首”让与父亲当。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若没有袍哥作后盾,既不好办事更容易受人欺侮,可父亲因辈份关系是不能参加仁字帮的——所谓父子叔侄不同堂是也。这样,父亲便参加了义字袍哥并作了副舵把子,“龙首”仍让胡春和挂名。父亲入帮的礼物是自己出钱献一尊木雕敷金粉的彩绘关公坐像:以黄漆的木板为底座,关公拈长须坐着,左右分别是持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和佩剑的关平。父亲排行老二,在帮口中也是二把手,人称江二哥。一两年后,江二哥的名号在邻近几个乡场都有了名气,说他仗义疏财,急难济困。义字帮的堂口设在原“沫青社”的旧址,更名为“永星宫”;后又作为“仁”、“义”、“礼”三帮的公共堂口。这里平时卖茶,聚议或调解地方纠纷也在这里。提壶卖茶跑堂的是原“沫青社”的一个社员龙金安。龙在解放后参加了政府工作,后来作过犍为县的公安局长。
  三
  解放前夕,国民党到处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大约是1949年秋天,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大舅(许载书)带着他的一个叫王明远的同学来我家,他们大约住了两天。我听大舅对父亲说,王不回川大了,希望父亲替王找一个合适的安身处。父亲说可以写信托人帮忙。王的去处我当时不知道,解放后才知到福禄镇当了小学教师(福禄接近彝区,是乐山的边远乡镇)。成都解放那年,大舅即从川大提前毕业,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工作,1953年后调中央教育部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大舅他们那次来我家,是川大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王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不能留在成都,而大舅是奉组织之命带王到乡间“避风”的。王解放后在乐山市总工会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曾任乐山市旅游局局长。
  就在大舅他们那次走后不久,国民党的军队到家乡的陈河沟抓走了一个叫江维礼的地下党员,那抓人的队伍我见过,十几名士兵,还扛着机关枪。江维礼被抓后,乡上一时传言纷起,说下一个就要抓我父亲了。一天,外祖父从石麟场来我家,那天夜里,我亲耳听到外祖父和父亲在房里的一番对话:“石麟场的人都在说要抓你。”“为什么要抓我?”“说你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不是。”“抓你怎么办?我很担心。”“我有证明我不是共产党的东西。” “还是到什么地方避避风吧。”这样,在第二日外祖父走后,父亲便带着我到离乡场近20里,地名叫深山的王泽新家“走亲戚”去了。王作过犍为县的县参议员,我该叫他舅公,我母亲的生母就是王家人。深山那地方是名符其实的深山老林区,人烟也较稀少。这次“走亲戚”时间较长,起码有十天。父亲每天差不多是同王家弟兄们玩牌。赶场天,父亲叫王家去赶场的人给母亲捎个字条打听动静。在我们后来回家后,听母亲说,有两个不认识的背盒子枪的人来家里找过父亲,母亲推说父亲到成都去了,不知多久才能回来,把人打发走了。就在我们从深山回来大约半个月,家乡就在经过解放军与中央军的一场激战后解放了。
  刚解放时,乡政府的人员仍继续留用,也没有立即采取什么社会变革行动,在很多人心目中,解放军就是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国民党军队溃败到家乡时到处乱抢乱吃的军纪确实大不一样。
  1950年,家乡先后派来了几个工作组,由工作组提名,经会议表决,父亲先后担任过地方动员委员会主任,剿匪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县里派来驻乡的一个王排长),劝粮队队长。劝粮队是协助政府派来的征粮队工作的。年前,国民党已征收过1949年的粮,现在共产党要再征1949年的粮,老百姓称之为“一年缴二次粮”,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征粮队是政府派来的,每人都配有枪;劝粮队由地方人士组成,不配枪。经常来乡督促检查工作的是犍为县(当时家乡属犍为县辖)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吴迪,人们都称他吴秘书长(吴后来升任乐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大概是这年5月,在沫溪河畔那块大草坪上,召开了庆祝征粮任务胜利结束的群众大会,吴秘书长当场宣读了犍为县人民政府对父亲的嘉奖令,授予“劝粮模范”称号。父亲还上台讲了话,如今我只记得“父老乡亲们”,“为乡梓鞠躬尽瘁服务”这两句短语。后来吴秘书长还说要介绍父亲出去工作,让父亲写了自传。在1950年差不多整整一年里,父亲总是忙于工作组交付的各项工作,多次到区、县接受培训、学习。我考初中时,父亲正到犍为县城学习去了。那是本街两个解放前就上了中学,而该中学解放后已停办(私立学校),要去考插班的人约我去的。当时新生考和插班考都是考后三天放榜。我看了榜回家时,父亲还在县城学习没回来。他回来得知我已被录取,十分高兴。是父亲亲自把我送到学校为我办好入学手续的。
  我上学一个月后回家取伙食费,那晚,父亲把我家的四个佃户请到家中,对他们说,解放了,不允许地主再剥削农民了。政府将来还要实行土改,我先走一步,把你们佃种的田的地契都交给你们,这些田土都属于你们的了。后来听说乡农会还表扬父亲是“开明地主”。
  四
  11月的一天,父亲来乐山看我,并一起到乐山最著名的明和饭店就餐。同餐的还有家乡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当过保长。从他们边饮酒边谈论中,我得知家乡在不久前已枪毙了一个人,开了杀戒。被枪毙的这个人是解放前的最后一任乡长黄熔。黄这人比我父亲小几岁,读过中学,1948年还作过踏水小学的代课教师教过我。他的父亲就是袍哥“仁”字帮的“龙首”黄伯勋。1948年搞乡公所换届选举,许多人根本没想到,竟把这个才二十出头,在地方上毫无威望的人选上了,据说是其父施加影响的结果。我从父亲他们的说话中还得知,在沫溪河畔黄被枪决后,黄的妻子带着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孩子,背着一个两岁多的女儿(后来成了我二弟的妻子),肚中还怀着一个未降生的生命,在刑场抚尸痛哭。一个在旧时代只当了一年多乡长的人,究竟能干出多少罪不容赦的事呢?何况解放初期他在继续留任中还在支前、征粮等工作中,为党和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可这并不能功过相抵,而且是本乡第一个该挨枪子儿的。父亲他们还议论着“下一个该是谁”的问题。尽管父亲他们谈着、笑着,好像在笑谈与他们毫不相干之事,而我心里却有些犯嘀咕:父亲,你难道不想到自己的未来也可能不妙吗?(同餐的那个保长后来也被枪决了)
  不久,我的预感就进一步加强了。12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经过与家相邻的那座房前,看见这间作过旅店的宽敞的前屋坐满了人,而父亲正跪在一条长板凳上。我快步越过这地方回到家中,不久父亲便回来了。父亲对母亲说,这天,本街上凡在解放前有点脸面的人都被叫去了,一个个轮流跪在板凳上向群众赔罪,说自己过去欺压过群众,今后要夹起尾巴重新做人。父亲说,这是举行表态性质的仪式,你一跪,人格尊严便没有了,过去的威风就扫地了。父亲虽然在自嘲自解,但我觉得他的危险期开始了。
  寒假回家的第二天,乡里在那块大草坪上召开了上千人参加的斗争公审大会,规定与会群众每人要拿一根木棍,棍的一端系上一节红布。二弟说,上次斗争公审黄熔也是这样,说上面讲这是从老解放区传过来的斗地主恶霸阵式,叫“棒棒军”上阵。我和二弟都去会场看热闹,那场面果然壮观,随着“打倒”声的口号呼起,上千根系红布的棒子高高举起,会场上便出现一片如林似海的红头木棒,加上斗争台下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警戒,好不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这天被斗的共五人,是黄熔的父亲黄伯勋,前任乡长张俊璧(我的大姑老爷),其弟张志和(保长),黄熔的副手前副乡长黄鹏远,其弟黄察远。前四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后一人死缓(两个月后亦被枪决)。四人同在沫溪河畔的一处河滩上受刑,行刑后,不少人去围看那躺在血泊中的四具尸体,一些半大不小的男孩捡起河滩上的石头,朝四颗血淋淋的脑袋乱砸,说是“敲南瓜”,把四颗已被子弹洞穿的头颅砸得稀烂。父亲和街上一些过去有头脸的人没让去开会,他们不是群众。那晚,父亲坐在家中烤火的火塘边默然无语,只是用火钳不时去戳燃烧的树疙兜上的炭块。火光中,他那终年不戴帽的浅发头部在我眼中分外醒目,我感觉不知哪一天,一颗子弹也会穿透他的头颅。
  这年过年,街上的人家都在大门上贴出了春联,都是从小摊上买的印制的现成春联,无非是“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只有我家大门上贴的春联是父亲自撰手写的,那副春联是:“来清匪反霸巩固革命成果,去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
  过年后不久,乡场附近的一个村,在离乡场约一里的一处空地开该村的“斗地主”大会,斗该村的一个地主。乡场街上的七、八个地主也由乡农会通知去陪斗。那地主站在临时搭起的斗争台上,陪斗的地主站在台下,父亲也在陪斗者之列。陪斗者中,除七、八个地主外,还有三个我认为不是地主的地主家的儿子,这三人解放时还在城里上中学。这次斗争会后,那个挨斗的地主便上吊自杀了,那三个叫去陪斗的青年都跑到乐山城里找工作去了,后来都成了国家干部。
  1951年的春季学期又要开始了,前不久,我曾带二弟去应考母校的春季新生招考,二弟也被录取了。为了我兄弟能入学之事,我向父亲要钱。父亲说,现在家里已别无经济来源,只靠家中酱园铺卖头年制作尚未卖完的豆瓣酱勉强维生,哪有钱供你们读书。我说我可以申请助学金,但助学金要将近一个月才能批下来。我只要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作业本的钱,学费申请缓缴,先入了学再说。父亲见我执意要去读书,叹了口气,叫母亲拿了3万元(旧幣)给我,我就去上学了。在申请助学金时,有个班干部说我上学期读书时,还算班上有钱的同学之一,怎么这学期就没钱了,认为我装穷。这样助学金评定张贴的第一榜,就没有我的名字。找班主任反映困难,班主任说他也没办法。于是我在上了半个月课后,将被盖之类寄放到学校保管室,赌气回了家。到家那天,见父亲在后院解放前夕刚修好的酱园作坊里劳作。他系着一张蓝布围腰,衣袖高高挽起,正在木槽旁搅拌麦麸,学做醋,样子很像一个工人,但动作却显得外行。父亲对我的去而复返没多说什么,只是说,到学校读书不成了,就在家里自学吧。看着家中日渐窘迫的经济状态,我哪有心思自学。于是从3月份起,我便同儿时的玩伴之一张老五等人学挑煤炭挣力脚钱。不久二弟也加入了。父亲学做醋宣告失败,4月份,他也跟我们一起去挑过几次煤。我和二弟学挑煤,很快就学会了换肩的技术和小跑步的步伐,父亲挑煤不仅挑的重量不及我,那样子还像苏秦背剑,担子一头高一头低,走路也不快,步伐零乱,那怪样子既令人笑又令人可怜。一次父亲去取称上的煤挑子时,称钩把他的手钩出了血。看着父亲的血,我不禁想到,这血,说不定哪天会从他头上流出来,而且不是一滴两滴,而是一滩。
  在3、4月份,家乡又有几个人被枪毙。我计算着,一些过去声望不如父亲的人都命丧刑场了,还没动父亲,难道上头认为父亲同那些人不一样,能幸免大难么?
  5月2日,街村农会主任刘××亲自上门来叫父亲去村农会。这个刘××,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是中士衔。他是外乡人,不知怎么流落到家乡,靠帮人打短工维生,他有力气,脾气也颇好,街上需请人帮做粗活时都乐意雇他,人们都叫他“刘中士”而忘了本名。刘××从前也常到我家帮工,晚餐时我家都要以酒肉待他。他叫父亲走后,还单独留下给母亲说了些什么。以往父亲也被叫到乡农会或街村农会去过,一会儿就回来了,这次却一去没回,下午是母亲给他送的饭。
  5月3日,母亲叫我和二弟这天不用去挑煤了,留在家中。早晨,母亲叫我去陈饭铺买了一大碗白肉,一大碗烩嫩葫豆,还买了半斤酒,让我用篮子给父亲送去,要我守着他吃完,把碗和酒瓶带回。我来到街村农会,父亲被叫出来,一同出来的还有八叔公江朝宗。菜、饭、酒都摆在一张八仙桌上,父亲和八叔公一起坐下喝酒,我见八叔公端起杯又放下,眼泪涔涔的。父亲一口喝完一杯酒,再给自己斟满杯,举杯对八叔公说:“八爸,想开些,喝酒!”等他叔侄俩吃完酒饭,我把碗瓶带回家。不多久,母亲叫我再去见父亲,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这才省悟到,难道今天是父亲的大难之日?难道我送去的这餐酒饭,就是他和八叔公的最后一餐?但我又暗存侥幸:以往乡里枪毙人,都要先开斗争公审会,今天并没开斗争会呢。我走到街村农会,见大门口与门槛呈十字交叉竖安着一条长板凳,坐着几个人,像是把门。我对其中的村农会主任刘××说,我要再去见父亲,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刘××说,这个时候了,你还来见他干啥?但他还是把我放了进去。我见到父亲,他说没什么可说的,要说的都写给你母亲了。后来听母亲说,父亲的遗嘱就是交给刘××,由他带给母亲的。我返回家中,一家人都站在堂屋里,谁也不说话,仿佛这静静的等待,能延迟那必不可避的时刻到来。可不久,五岁的二姑表弟便哭着从街上跑回来,哭喊着:“家家(外祖母,即我的阿婆),舅娘(即我母亲),舅舅被绑起来了,还有八家公。”几分钟后,便见几个人推揉着绑着的八叔公,跑步从我家门前经过,后面一个士兵背着长枪,他们是往下场口沫溪河方向去的。不久,便传来“呯”一声枪响。又不久,上场口那儿也传来“呯”一声枪响。据街邻说,父亲被绑着是自己走出农会的大门,跟着他的人没有挟持着推搡他,只指了方向让他自己走,他嘴上还衔着一枝冒着缕缕青烟的叶子烟。还说父亲没让跪着,是站着受刑的,枪响之后一会儿,父亲才扑倒。父亲死时才三十岁。同日,街村农会门外的墙壁上贴出了区人民法院对父亲和八叔公执行死刑的布告,那布告是用毛笔写在一张白纸上的。布告很简短,给父亲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八叔公定的也是此罪名),然布告中却无一件具体的“反革命”事例,仅罗列出了父亲在旧时代担任过的职务。核心的“判词”是说父亲在解放前“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事由是曾于×年×月×日,当众打了寡妇江三娘一记耳光。
  当日,我即听前来帮助理丧的幺叔公讲,那个江三娘是江家另一脉的远房亲戚,她家的地与八叔公家分得的地相邻,地界上有一棵大樟树,她雇人去砍伐,与八叔公家人发生争执。八叔公家人拿出地契,地契上写两家之地以大樟树为界,并未明确树的归属,因而不同意江三娘私自砍伐这棵界树。江三娘硬说这棵树就该归她所有,她要砍伐别人管不着,还说八叔公家欺她寡妇人家,放起刁来。凑巧那日父亲打鱼经过,便去相劝,劝江三娘有话好好说,要讲理,不要撒横。江三娘却骂父亲是“外姓野种”,没资格跟她说话,并啐了父亲一脸口水,父亲才扇了她一耳光。那年父亲只18岁。而布告所称的这位“百姓”江三娘,后来土改中评的也是地方成份。
  料理完父亲丧事后,母亲才把父亲遗嘱给我看。遗嘱很简短,我至今仍可一字不错背诵出来:
   慧(母亲辈份名叫许载慧):永别了!事已到此,命中注定,别为我过
  度悲伤。希望你今后不要嫁人,把几个孩子抚育大。源儿还是要让他去读书,
  或许他将来能改善你们的处境。澄波姐(我大姑叫江澄波,她寡居后带着我
  大表弟、二表弟一直同我家人住在一起)应该再嫁,她一向体弱,带着两个
  幼子难以长期守寡。阿咪(我家祖籍广东,广东人叫母亲为“阿咪”)也要
  节哀,她年老体力尚可,又从小习惯了劳动,她跟着你可以对你有所协助。
   裕道(父亲辈份名)绝笔
  1951年5月2日
  父亲死后不到半年,我家就被“扫地出门”了,而那时尚未开展土改运动。那时,由犍为县人民政府颁布了一个“关于没收反革命分子家庭财产”的布告,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规定,对反革命分子家庭财产,除留给家属必要的生活用品外,其余全部没收。所开列的全县应没收家庭财产的数百名反革命分子名单中,家乡只有二人,即黄伯勋和江水平。我家就是根据此布告被“扫地出门”的,比家乡在土改中被“扫地出门”的其他地主家庭早了四个月。
  对于父亲,我一直觉得是个谜。他到底参加过共产党没有?或许参加过,后来脱党了;或许想参加,后来犹豫了。他倒是痛快地一死了之了,免却了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必不可免的种种折磨和苦难,却长期影响了他的遗孀和后人难予享受一般人的正常待遇。他到底该不该死?如果说他有“罪”,该不该由后人再承担?这些疑问我一直想不通。即使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组织上多次要我写对父亲的认识时,我也不愿意向他多泼污水,骂他活该。我只能这样写:一个新的革命政权诞生了,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恩威并施。恩,就是向人民群众施恩施惠;威,就是要坚决镇压一切危害或可能危害人民政权安定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显示专政的强大威慑力。父亲作为那个被推翻的政权和被打倒的势力在乡间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也必然会作为旧时代的一名殉葬者而被处决,以之用千百万反革命分子的脏血,来抵偿为革命而牺牲的千百万革命者的鲜血。我那时写的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当我可能并允许尽可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父亲时,我则要说,父亲早年确实是个向往和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后来他参加袍哥,也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欺压百姓之事,他的仗义疏财,尽管是江湖中的“义”气,但或许也确曾帮助过一些普通人渡过了难关;他在解放后的确表现过拥护共产党政权的诚意,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过一些有益有功之事;然而,在他的利用价值告罄之后,他就被共产党彻底抛弃并消灭了肉体。只能这样作的唯一可正确解释理由,就是他不是旧时代、旧政权的高官显贵。



 忆 母
  一
  2005年的春节期间,我们原乐山高级中学57届2班的同班同学,在乐山举行了一次老同学聚会,从各地赶来与会的同学共二十七人(高中毕业时班上共四十七人),还邀请了当年的班主任,已八十高龄的魏维正老师参加。会期共两天,第一天上午的主要活动是举行会议式聚谈,要求每位与会者用3—5分钟时间,简要介绍一下分别后四十八年的工作生活经历,现在的家庭情况,今后对余生的设想等。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在我赠送给各位的拙著《杂文面面观》的“后记”里已经写了,大家可以下去后看,无庸再在此饶舌。我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可以说生命中有过红、篮、白、黑、黄多重色彩:红,是我读中学时曾是学校的“红人”;蓝,是我也曾有过短暂蔚蓝的青春浪漫史;白,是我自认为一生清白,离校后一直是个“白丁”;黑,是我多年被视为“黑崽子”;黄,是我自退休以来日子还算安详、平静。二可以说,我的命运有过正剧、悲剧、喜剧,甚至还发生过闹剧。在我发言后,一位从某市计委主任位上退下来的老大姐同学说,1957年你高考落榜,听到这消息我们很多同学都感到震惊,以你读中学时的学习成绩,政治表现,你本该是上北大、人大的料子。另一位男同学说,你的落榜是不是因为1956年,发动我们全班搞过一次“大民主”?这时,魏老师插话说:江源当年的落榜,是因为写过一篇《忆母》的文章,文中美化过自己的地主母亲。关于当年我高考落榜的原因,我在《杂文面面观》•“后记”中曾作了辨析,但其中并未涉及《忆母》之事。而对称为“大民主”之类的说法,我根本不以为然,我只觉得,别的什么原因都不是,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才注定影响了我实现读大学的愿望,像我一样在校时品学兼优而家庭有重大问题的学子,不唯在1957年,其后更在若干年中,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是极普遍的,我无法逃过那种“宿命”。而现在魏老师提出的《忆母》一说,我则感到茫然,因为一时间我竟想不起写过什么《忆母》的文章呀。何况魏老师只当我们一年零几个月的班主任,毕业时班主任已另换他人,她的话不太可信。晚上回到家中,我还在想魏老师的话,想着想着,又恍惚记起在1958年和文革初期,揭发我的大字报中,都似乎说我读高中时,写过《忆母》的文章,说文中还引用过孟郊《游子吟》的诗句,把自己的地主母亲美化为慈母,十足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想着想着,尘封已久的记性忽然甦复了,往事竟如昨日般历历在目清晰起来。是的,我确曾写过一篇《忆母》的文章。
  我是在1954年秋考入初中就读的母校乐山三中高中部的。中考的入学成绩是该班第一名(这是别的同学从魏老师的新生花名册入学成绩栏看到后转告我的)。高一年级,教我们语文课的是刚从西南大学(当时叫西南师范学院)毕业分来的一位名周纯智的老师。周老师年轻潇洒,讲课热情奔放,颇具感染力,很快受到同学们的拥戴。语文课的课程安排是每周有一次两节连排,叫作文课,隔周一次作文,这周用于课堂作文写作,下周用于作文评讲。我高中的第一次作文,周老师便给了90分,并在作文评讲课上全文宣读。此后的作文,我篇篇都在90分以上。在选各课的学生课代表时,我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语文课代表,与周老师的接触联系自然比别的同学多,周老师对我也特别器重和信任。我当时任学校团委少先委员,少先队搞的一些活动,我邀请他参加他都欣然前往。记得一次搞“地质探宝”的大队活动,我请他写一首诗在露天篝火晚会上朗诵,他也如约履行了。我至今记得他这首诗的开头是:“当你在春天的清晨,/踏过珍珠般的草地,/当你在夏天的月夜,/走过乳白色的山岗,/你曾经想过吗?/就在你的脚下,/深埋着无尽的宝藏。//”星期日,班上搞篮球比赛,需要记时的表,我去找周老师借手表,他便把刚买的手表从腕上取下交给我。总之,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周老师既是我的文学引路人之一,也是我的一位亲切的大哥哥,大朋友。
  高一下学期,一次作文课,周老师出的题目是《忆母》。面对这个题目,我很犯难。一般说来,忆母的文章大多要写母爱的慈善、圣洁、伟大。但我的母亲是地主,我能这样写吗?忽地想起读初中时,同年级不同班的一位王姓同学写过的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该文的开头写道:“母亲,你是我的生身之母,但我并不爱你,敬你,而要深深地痛恨你,诅咒你。”接着,是谴责他的母亲如何不劳而获,如何吸食鸦片,如何恶对穷人,以及在土改中如何私下里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对翻身农民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等。文章最后的大意是:“如今,我是不承认有这个母亲的,我要把别人对自己母亲所有的挚爱和崇敬,完完全全地献给养我育我的全国人民共同的母亲——伟大的祖国。”这篇文章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还被学校领导在全校集会上表扬过。这位同学在其后的人民助学金评定中也获取了最高金额的甲等(获甲等者全校仅两个名额),直到初中毕业。理由是该同学最符合评助学金“需要”和“应该”两个条件:“需要”,是他自上中学后就完全断绝了与地主家庭的任何联系,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应该”,是他能彻底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政治思想好。但我能像王姓同学那样痛恨、诅咒我的母亲吗?一则我自认为我的母亲不像王姓同学母亲那种人,二则我在童年时,或者说在解放前的岁月中,我确曾享过天下母亲所给予儿子的相同的母爱;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母亲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份子,在解放后家庭所经历的变故中,自觉和不自觉隐隐流露过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自身处境的哀怨——我不会不知道她身上有着中国被打倒的地主阶级的共性一面。为了完成这篇《忆母》作文,在冥思中,我听闻过,耳濡目染过的有关母亲的点点滴滴往事,纷至沓来浮上心头。这些往事,在脑海中电影镜头闪现般幻化成若干似乎无序又似乎有序的断片……
  二
  母亲是离我家乡踏水场二十里石麟场的人,学名许兰馨,辈份名许载慧。母亲是外祖父的第一位妻子所生,她八岁时生母就亡故了。其后,外祖父娶了第二位妻子,陆续生下了我的大舅、三姨(二姨夭亡)、四姨、五姨、六舅(比我小一岁)、七姨。母亲的继母对母亲很好,视如已出;母亲对她的继母也十分孝敬,视同生母。大舅、三姨、四姨、五姨都是由母亲协助继外祖母悉心料理带大的,家中的厨事、浣洗之类家务活,基本是由母亲悉数包揽。大舅比母亲小十岁,母亲读高小时,大舅才开始上初小。大舅上初小一二年级,每天都由母亲背着他上学。我幼时常听外祖父家人说,载书(大舅名)是在江大姐(指我母亲)的肩膀上长大的。母亲十九岁出嫁时,外祖父家道也开始败落,嫁妆全是由外祖父家的内亲外戚赠送的。嫁妆很丰富,据说在此前和此后,在家乡那个小地方,没有别的人家能比得上。母亲自嫁到江家后,如她在娘家时一样,家中的一应内务活全由她承担。我和二弟、三弟,均是由她一把屎一泡尿抚大的,没有请过佣人。只在四妹出生后,家中才雇请了一个全家称之为周大姐的女佣。周大姐那时大约三十多岁,人高马大,力气也蛮大,主要任务是负责挑水、扫地、上山捡烧柴,家中炊事基本仍由母亲主持。母亲对烹调很在行,能做许多好菜。家中办“摇会”(一种互助性质的储蓄转转会)宴谢入会者,类似“九大碗”的席面也是由母亲一手操办。母亲每年还要为家中所有人(包括周大姐)每人至少做一双布鞋。如果承认家务劳动也是一种劳动,那么母亲从能懂事起,天天都在劳动,她的生活享用与她的劳动付出,至少可以说,并没有超支多少。我常常在晚上睡醒一觉后,发觉屋里灯还亮着,我眯缝着惺松的眼,看到母亲还在一灯如豆的菜油灯下,飞针走线做鞋,这几乎是她晚上的必修课。这种情况,在刚解放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更不可缺了。那一段时间,我家摊派到的做军鞋的任务似乎特多,除要交军鞋,母亲还要做鞋来挂在门口等人买。来买鞋的多半是一些也有交军鞋任务而又不擅做鞋的人家。正是此时母亲做的鞋主要不是让家人穿,而是卖掉以贴补家用,我才开始感到,家中的经济情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对我在孩提时,母亲是如何把我带大的我不知道,但从我有记忆起,从看见母亲为弟妹勤换尿布或用小布口袋装着精心配制的米糊喂他们(母亲奶水不丰);从看见母亲背着弟妹们洗衣浆裳,或打整蔬菜和做饭;从看见母亲坐在几个月大的弟妹们乘坐的竹制椅轿旁,一脚踏着椅轿下的横轴,轻轻地摇晃着椅轿,而手上则同时在做着针线活,嘴里哼着摇篮曲……从这些周而复始的举动中,我知道我小时也一定是这么过来的。我还记得,夏天的晚上,我和二弟临睡时(我和二弟同睡一床),母亲先要用竹扇驱赶一阵帐中的蚊子,等我和二弟睡下后,她放下蚊帐,还要举着锡做的灭蚊灯,跪在床上从这头移到那头,捕捉帐里那些赶不走的吸血虫。冬天的晚上,母亲先要用一种密闭的竹火笼,把被子烘热后,才让我和二弟钻进暖暖的被窝里。正是从这些细致入微的举动中,我感到了母爱的细心和温馨。
  我小时候很淘气,用大人们的话说:“天上都是脚板印”。我的调皮和“不安分”,每让二弟跟着学。每当我独自或与二弟一起做了“错”事时,母亲责罚的方式是让我们跪在堂屋的神龛下“悔过”,跪地的时间或长或短,但都要等我们表示认错,承诺以后不再犯了后才准予站起来。有一次,街上的一个孩子在我家门口欺负二弟,我上去帮忙,双方都动了手。那小孩骂了我一句带“妈”的脏话,我以同样带“妈”的脏话骂他,二弟也跟着学骂。恰好被母亲听见了,她哄走了那个小孩,揪着我和二弟的耳朵,气咻咻地数落着,“好啊,学会打人,学起骂脏话了”,又专门针对我说,“你是当大哥的,是给弟弟妹妹做榜样的,你这榜样把弟弟妹妹都要带坏了”。自然又是让我和二弟一起在神龛下跪地思过。母亲进厨房做饭去了,我跪在地上闻到了从厨房溢出来的阵阵鸡肉香。到吃饭时候了,母亲前来问我们知错了吗?二弟说知错了,以后再不敢了。母亲先叫起二弟起来去吃饭,我却不吭声。母亲又问我几遍,我说,“是他先动手打二弟,是他先骂我们”;心里还想的是,他骂我“妈”,是对我母亲的亵渎,我回骂他“妈”,是对我母亲的“保护”,我错在哪里?母亲见我不认错,便进去吃饭了。我听到一家人吃饭的声响,闻到那一阵阵诱人的鸡肉香,嘴下流着涎水,希望有人把我叫起来去吃饭,果然听见阿婆说,“我去叫大娃(指我)进来吃饭,吃了饭再不认错再让他跪” 。又听母亲说,“先别管他,看他的志气有多大”。又过了一会儿,阿婆出来了,对我说:“起来,快去给你妈认个错,进去吃饭。”我心想,你们饭都快吃完,桌上的鸡肉肯定剩下不多了,叫我去吃残汤剩水,我亏了。阿婆要拉我起来,我却不肯起来,阿婆把我抱起,我偏又自己跪下去,就是赖着不起来。忽听母亲似乎在近处说,“你错了还要使犟性,那是害你自己”。原来她正端着饭碗,站在堂屋通厨房的过道口观察。她又说,“阿婆别劝他了,他使犟性,好像还要我们给他认错求饶他” 。我跪在地上听到阿婆和母亲都走开的声音,听到厨房里刷锅洗碗的声音,然后什么声音没有了,一切都静了下来。这时想到一家人已把饭吃完,好吃的东西肯定吃完了,我只能挨饿了,而肚子里早就饿得咕噜咕噜响了。我又想,饿吧,把我饿瘦了你们才晓得心疼呢。忽然想起了“人不吃饭就要死”的话,我想,我会不会因为一顿饭没吃,今晚就死去呢?想到死,我害怕了,眼前的一切,神龛上供奉的祖先牌位,神龛桌上摆放的香炉,四周的墙壁,似乎都在旋转,我扑通一声倒地了。是母亲听到响声跑出来把我抱起,先看了看我身上有没有伤处,又拍打我衣服上的尘土,然后把我领进厨房旁饭桌边,让我坐好,再从锅里揭开锅盖,从热水锅里端出温着的一大碗红烧鸡肉,又给我添来尚冒着热气的饭。我的眼泪扑簌簌流下来,端着饭碗一边扒饭,一边用手背抹眼泪。这一餐饭,我感到五味杂陈,似乎咸、辣、香、甜、苦都有。
  三
  母亲对我最沉重最伤心的一次处罚,大约是在我七岁的时候。本街上有个人们呼之为张老五的与我同岁的孩子,约我和他一起玩“十点半”的纸牌赌博游戏。我不会玩,他便教我。这种游戏很简单,一学就会。他当庄家,我当玩家,他赢多负少,换成我当庄家他当玩家,依然如此。很快,我身上的一点零花小钱币就输光了。我回家后心有不甘,想着怎么能把输了的钱赢回来。想翻梢就需要资本,但家里给零花钱是每月才一次,数额也很少。挠着头皮想来想去,想起母亲床后搁马桶的夹道里,有一个倚墙立放的约一米高的楠竹筒,里面有钱币,这是我不久前偶然发现的。我去找到那个楠竹筒,很沉重,我移不动。楠竹筒的上端有一个一寸多长,姆指宽,用来投钱币的口子。我踮着脚,伸出小手往口子里摸。竹筒里的钱币已装满直达口子,我费了一番劲,终于掏出二枚“大二百”的铜钱来。这种“大二百”铜元,黄铜铸制,黄灿灿的发亮,一枚可值二十个小钱币。我将铜元藏在衣兜里,又去找张老五玩“十点半”。结果很快又输光了。我怏怏不乐回到家中,刚进门,母亲便把我喝住了:“大娃,过来!”她先搜了我身上的衣包,一无所获,便厉声问我:“你动过我储钱筒里的钱吗?”“没有。”“你和张老五一起赌过‘十点半’吗?”“没有。”“都没有?撒谎!明明有人看见你掏过储钱筒,看见你和张老五玩‘十点半’,后来你们转移了地方,我才没能当场逮着你。说,拿走了多少钱?是不是都输光了?”我心想这些可能是二弟告发的。我掏钱的时候,二弟曾进房来过,问我在做什么。其时我已掏出钱,对二弟说:“快走,这里有耗子!”抢在二弟之前跑出了房。我玩“十点半”时,二弟又来过,我把二弟支回家,还警告他不许回家告发,接着我和张老五便转移了玩牌的地方。我心虚了,但不吭声。母亲说:“储钱筒里的钱,是准备将来供你和二娃(指二弟)上学用的,储了多少我有数。原先钱已贴近了开口缝子,现在短了一截了。这不是随便拿钱,是偷钱;偷了钱又去赌,幼时小赌,长大大赌,你想不学好,往邪路走呀!”母亲的脸色很难看,她是真正动怒了。我自知理亏,瞒是瞒不住了,却又不愿承认全是自己的错,竟忽地冒出一句话来:“你们平时为什么不多给我点零花钱?你和爸爸过年时不也赌过?”的确,逢过年家中有亲戚来,父母是陪亲戚们玩过纸牌、麻将之类玩艺儿的。母亲立时就气炸了:“你还自以为有理呢。小偷针,大偷金。人没钱,当讨口要饭的叫化子都可以,就是不能去偷、去抢!你又学偷又学赌,长大了要当败家子呀!”“败家子”是我懂得的一句最羞人鄙贱人的话,我知道街上有一两个破落户的子孙,一身穿得邋邋遢遢的,常干些偷鸡摸狗之事。母亲还对我讲过这些人过去如何家道宽裕,后来如何吃喝嫖赌,卖房卖地,终于生计无着的事,说他们就是败家子。现在,轮到我被母亲指斥为“败家子”了!母亲盛怒不已,说:“指望你从小学好人,做好人,给小弟们做个榜样,你竟成了这样的坏榜样!我不要你了,把你扔到沫溪河里去喂鱼!”说着母亲拿过一张大的米口袋把我罩住,抱起我就往大门口走去。我起初以为这是吓唬我的,先没有哭,然后是呜呜地哭,高声呼叫:“阿婆,快来救我呀!”但是这回阿婆没有行动,我也不知她是不知道这事还是有意躲开了。我感觉母亲抱着我走上大街了,有人在问我母亲:“出了什么事?”听母亲哭着声说:“他不学好,将来长大了也没用,扔到河里算了!”我在口袋里乱蹬乱踢着,哭嚎着:“我不想死,我再也不敢了!”跟着母亲的人在劝母亲,在为我求饶,我听母亲在大声抽泣,边哭仍边抱着我往前走。直到走出街口到了临河的高台阶处,母亲才被一路跟着的大婶大娘们劝住,然后由其中一位抽去罩住我的口袋,从母亲怀里把我抱过去,迳直把我抱回家。我被放下地,抱我回家的人拉过小板凳让我坐下。我仍低声抽泣着,眼泪鼻涕一起揩。母亲也回来了,站在我面前泪眼婆娑的样子,她的衣服上还留着许多被我蹬踏出的泥脚印。母子四目泪眼相望,母亲没有再说什么,突然间喉下发出“嗯”的一声,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记得在当天和继后的一两天,母亲都没同我再谈有关此事的话,直到几天之后的一晚,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四妹喂奶,我在旁逗四妹,母亲让我坐在小板凳上,紧靠在她膝前,她才又同我说起“小偷针,大偷金”的道理,又重述了“败家子”的一些丑事。可能就是通过这次母子双双伤心落泪的刺激,使我初步萌生了做人要清白,为人要正派的人生信条。母亲对我讲过的故事当然不唯只有“败家子”一类,她还讲过“孟母三迁”啦,“三娘断机教子”啦,“孟宗哭竹生笋”啦,“岳母刺字”啦,等等。
  四
  母亲对我已有心气平和,絮话家常的时候,记得是1948年秋高气爽的一个月圆之夜,在后院门楼下我和弟妹们绕膝围坐在母亲身旁,母亲抱着襁褓中的五弟(一年多后患天花夭折了),问我们长大了,成得势了想做什么。二弟说他想当侠客,抱打人间不平;我说我想当总统——其时国民党正在搞“总统选举”,我想总统就同古代皇帝一样,可以号令一国。母亲笑了,未置然否。我问母亲,将来我们读了书,成得势了,她希望做什么,我们一定会成全她所想的。母亲指着离后院百来米,田野上一处有碉堡废墟的地方说:“我想在那里修个幼稚园,让街上和附近的小朋友能在那里玩翅翅板、荡秋千、认字学画、唱歌跳舞。我当园长,另外请几个城里幼稚园的老师来管教小朋友们。所需的钱,由你们出。”幼稚园这名字和样子我只在小学课本上见过,而我们乡间是从来没有过的,只朦朦胧胧知道那是孩子的乐园。我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收割了庄稼的水田上白花花一片,月亮像金铸的圆盘在一方水田里洗涤,有碉堡废墟的那处小丘上,竹影婆娑,几棵大树浓荫匝地,只有那碉堡的断壁残垣黑魆魆的有些阴森。是夜月华如水,天穹如海,院墙下蝈蝈儿此起彼伏的鸣声,好像谁在弹奏欢快的小夜曲。
  1950年秋我上初中时,母亲要将她结婚时的嫁妆——一口牛皮箱,一床锦锻被面的被盖,一床纯羊毛毯让我带到学校去用。挑子都装好,阿婆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这些贵重的东西带到学校,我人又小(11岁),弄丢了可惜。结果换成了阿婆用过的一只黑漆木板箱,一床红布做被面的被盖,一床线毯。后来母亲曾多次对我说过,她的那些嫁妆品如果让我带进了学校,就保住了,不致在抄家时都被抄走了。她是在为我惋惜,而我则只有哑然。
  1951年,我因家庭经济窘迫上不起学,休学在家。从3月起,先是我,然后是二弟同我一道,同张老五等一批年龄相近的孩子挑煤挣力脚钱,贴补家用。那时我12岁,二弟尚不足10岁。挑煤这活儿,是每天下午先到离乡场约四、五里的小煤矿把煤担回家,次日天刚蒙蒙亮,便上路把煤挑到离家乡二十里的蔡金场或更远的盐灶。中午返回家后,吃过午饭略事休息,再去小煤矿担煤回家。这年6月——就是父亲被镇压后的次月的一天,上午我担煤外运的活已完成,感觉双脚很疼,真不想下午再去小煤矿担煤。吃过午饭,我便到乡政府门口的墙壁处看看新贴了什么镇压反革命的布告(那时隔几日就有这类布告贴出,是了解全县这方面动向的窗口)。二弟也跟随在我身边。这天不赶场,街上冷清清的,只有乡政府门口一侧,一个炸花生粑、碗豆粑的摊子前有几个人围看。油炸花生粑和碗豆粑是我喜爱的食物,过去我的零花钱,基本上就花在这摊上。但是现在不行了,它们虽然价不贵,一块花生粑卖300元(旧幣),一块碗豆粑卖200元(旧幣)。我兄弟俩每日运煤所赚之钱,都是全部交给母亲买米买菜维持一家人生活之用的,对花生粑和碗豆粑早就不敢问津了。正看布告时,母亲来了:“大娃、二娃,你们怎么还不上厂挑煤,张老五他们都走了。”我说我脚痛,想休息一天。二弟也说他脚痛。母亲说,脚痛就少挑一点。我说挑得再少脚也会痛。母亲说,你兄弟俩不去挑煤,下次赶场哪有钱买米啊。那时我家共九口人:母亲、我、二弟、四妹(五岁)、六妹(一岁)、阿婆(近60岁),以及寡居后就回娘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大姑、大表弟(七岁)、二表弟(五岁),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已经完全靠运煤所得维持了,而我是在一家能运煤的四个人(包括母亲和大姑)中,力气最大,运量最多的,可说是全家的“顶梁柱”。母亲催问我:“你到底去不去?”我不吭声。母亲又问二弟:“你去不去?”二弟说:“大哥去我就去。”母亲说:“那你作大哥的就答应了我吧。”我顶了一句:“你和大姑这两天怎么不同我们一起去?今天你一起去,我也就去。”母亲说:“大姑这两天打摆子(虐疾),为娘的这两天也有病,病好了天天同你俩兄弟一起去。”的确,母亲这两日脸色青灰,饭量锐减,她这会儿来叫我和二弟,头上还箍着用来压头痛的青纱帕。我仍然不表态。母亲突然跪在地上,向我作揖,哭着声说:“大娃,妈现在无依无靠,你是家中长子,你多帮妈一把,把这个家维持下去吧!”我见母亲哭成了泪人儿,心早软了。这时,卖油炸粑的大爷从旁相劝说:“你们两兄弟要听你妈的话,大大小小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你们妈不指望你兄弟俩指望谁?”我突然向母亲走近一步,说:“我想吃碗豆粑。”母亲站起身,说:“妈马上买,吃了碗豆粑就去挑煤——阿?”我点点头,母亲便掏出400元为我们买粑。卖粑的大爷挑了两个粑给我和二弟,还把半个断了的粑不要钱送了我们。
  五
  母亲的形象在我心中出现瑕斑,地位发生下降,是在父亲被镇压后逐步开始的。这倒不是她在街邻面前有了抬不起头的自卑感,也不是那些过去见了母亲就亲热打招呼,如今母亲见了这些人自己先送上笑脸,说些恭维话,人家还倒理不睬时她的尴尬相之故。现在回想起来,大约是这么一件事情开始引起我对她“另有看法”。这年9月的一天(其时我家尚未“扫地出门”),母亲收拾了一个包袱,里面装的是她结婚后所制,一生仅穿过两三次的白羊皮袄,两件旗袍,放进一个稀眼背兜里,用一些猪草掩藏着,拿上割猪草的草刀,装着出门割猪草的样子出了后门。那时我家尚养有一头猪,准备过年时才宰杀的(一个月之后,我家被“扫地出门”时,这头猪也被充了公)。我听她同阿婆商量过,要把她这些东西暂时寄放到乡下的一个亲戚家里(这个亲戚家土改时也评为地主,母亲寄放的这些东西自然也被没收了)。我因已读过一学期的中学,知道了一些革命道理,且看过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懂得这是地主在转移浮财,口中不说什么,心里却对母亲此举有些不屑。其后不几天,有人来我家借父亲遗留下的撒网(父亲生前喜爱织网捕鱼),借去就没还。母亲几次对我说,将来我们家的东西如果没收,也该公家来没收,他怎么就先来趁火打劫呢?大娃,记住他借网的日子。我当时虽不知有“大厦将倾,何顾片瓦”的说法,觉得那人的作法不地道,但对母亲的唠叨却不以为然,眼下是什么形势了,还心痛那点小损失,我才不记什么日期不日期的呢。土改运动中,有几日母亲每晚要到街村农会去挨训挨打,回来后她总会对我说,谁谁打她时竹片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谁谁打她时心狠手重,痛得人椎心,还撩起衣衫裤子,让我看她手上腿上的紫色伤痕。我虽然也感到心疼,却对她这种对翻身穷人记阶级仇的表现有些反感:这不是在记变天帐吗?
  1952年我复了学,暑假回到家乡,才知家人已被逐下乡。(阿婆早已自尽,大姑因为评的是“小土地出租”,准予留在街上租房居住。)母亲被指定落户的地点是过去我家佃户所在的村,暂住在一户贫农家的偏房里,也分了田(其中也有我一份),但没分给任何农具。母亲让二弟先领我去看我家的分田。田在沫溪河畔,是一些干榜田。二弟说,分田的时候,是先由贫雇农挑选,再由中农挑选,其后由富农挑选,剩下最差的田才由地主挑,其实都是些瘦田、沙田、干榜田,无可挑选了。此时正是水稻分蘖晚期,再过几天就该扬花抽穗了。别人家的田里,葱茏一片,稻禾长势旺盛,而我家的田里,稻禾萎靡不振,许多稗草、杂草包围着稻禾。可说是稻禾与杂草共生,青色与黄色交呈,听二弟说还没薅完二道草。回家后母亲告诉我,下农村来时,家中可说是囊空如洗,已无隔宿之粮。其时正是插秧季节,分了田的农民都忙于犁田插秧,而分给我家的田大多未翻犁过,残留着上年的稻桩,今年的秧苗也是无着。而上头说了,地主所分的田,今年必须全部插上秧,不许撂荒。从没犁田插秧过的母亲和二弟,束手无策。等到别人都犁田插秧完了,母亲才求爹爹告奶奶去请别人来帮犁田,用别人弃而不用的剩余的“老”秧苗来插。说求爹爹告奶奶可一点不假,土改时农会规定,地主对农民,上了年纪的要一律喊老爷奶奶,年轻点的要一律喊爸爸孃孃,即使对只有几岁的农民子女,也要如此。那段时间,母亲和二弟,隔天去运煤,赚取买米钱,隔天在分给的田地里忙活。晚上,母亲还要熬夜做鞋,那是答应作为来帮犁田的人的回报的。我回家后的最初一阵,除同母亲、二弟一齐去运煤外,也同他们一道下田薅秧。我、母亲、二弟、四妹、六妹,一家五口都在田中。母亲是背着二岁了尚不能走路的六妹薅秧,六岁的四妹也跟着学薅秧。到八月底,稻田已结出稻穗,等待成熟。别人家的稻田稻粒硕果累累,丰收在望。我家的稻田里,很多稻禾不出稻,即使出了稻的,稻穗也短而小,稻粒几可历数。母亲说,今年能收回的稻谷,只怕连交公粮都不够。而这时我该去上学了。
  1952年的寒假,我因暑假里受过家乡农会的一次羞辱(事见《酸甜苦辣话乡情》),不想再回家乡了,留在学校过寒假(留校的学生,享受的助学金照发)。一天,我在校门外的月儿塘闲步,碰到家乡的一位亲戚,她告诉我,我母亲已改嫁了一个姓王的农民,在窑埂(地名)。她似乎怕我伤心,补充说,你母亲不改嫁,三个弟妹怎么带得大?分的田怎么种得好?听到这消息,我当时的确吃惊,也有些伤心,但想到母亲的种种苦楚,又觉得应该理解,母亲是无可奈何啊!
  1953年的暑假,我仍留在学校里没有回那个新的“家”。岁末年初,临放寒假的前一天,二弟来乐山了,要我回家去,说母亲很思念我,为我一年半没有回过家,她哭了好多回。我询问到那个新家的情况,二弟简略告诉了一番,说详情我回家后就知道了。次日我和二弟一起回到窑埂的“家”,母亲见了我,先是抹了把眼泪,立刻又堆出笑容,领我一一拜认新家的外姓成员。在母亲未嫁来此家前,该家有四个成员:一个七十多岁读过私塾的孱弱老头,我该叫他老老(爷爷);一个六十多岁瞎眼的矮瘦老妇,我该叫他奶奶;一个四十多岁,耳聋而此前未结过婚的男人,我该叫他大爷,他就是我的继父;一个二十多岁尚未结婚的男人,我该叫他三爷。大爷和三爷是胞兄弟,是两个老人的儿子。从这个家并非土改所分得,而是祖传的住房看,并不像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人家。新家在一个三合院内,青堂瓦舍,檐下有宽宽的走道,院中是一个大大的三合泥铺的院坝。整个三合院由有堂亲关系的四户王姓人家分住,只有大爷这家是贫农,其余另三家是中农。经过几日观察,我了解了这个新家的生活起居情况。老老和奶奶每日除吃饭时间外,其余时候终日呆在自己卧室里,不参加任何劳动。吃饭时,老老的面前由母亲为他备有一碟专享的好菜,或是肉臊子或是蒸鸡蛋之类,那是谁——包括奶奶也不能动一箸的。大爷本份又口吃,一日难说几句结巴话,田地里的活主要由他干。三爷是村里的积极分子,民兵小队长(合作化后当了生产队长,并入了党),他一多半时间干农活,一小半时间上山打猎,下河网鱼。二弟每天都随大爷、三爷干农活,还要帮母亲分担些家务。四妹上村里的小学了,并由老老给她改成了王姓姓名。六妹快三岁了还走不稳路,只能扶着墙壁或门栏行动。母亲是全家每日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做饭、洗全家人的衣服、侍弄菜园子、喂猪、割猪草等等,除吃饭睡觉外,其余根本不可能有空闲时光。我最宽慰的,是母亲有了这个贫农家庭的荫庇,她虽仍属专政对象,但处境显然好多了,同院那三户王姓家的子女,都叫她“大大”(婶婶),她也不必再叫村里那些几岁的娃娃为“爸爸”、“孃孃”,而是可以直呼其名,末尾可加一个“儿”(入声,类似现在的儿化音),如什么“显存儿”、“四贵儿”之类,此外,是她不用为不会犁田,不会撒种、插秧、打谷这类非大男人莫属的粗笨活发愁了。她现在不仅身体长好了许多,过去焦黄的脸色,塌陷的两颊,如今已变得红润,精神状态也似乎不错。晚上,当我们母子(女)五人围桌而坐,听我讲学校的情况,听二弟谈村里的趣事时,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听我们讲,脸上不时露出微微的笑靥。这也算其乐融融吧。
  就在我这次回家后不久,一日母亲正做早饭时,四妹不知怎的从卧室的一只黑漆大木箱底翻出两样不寻常的东西来。这木箱是当年抄家时,街村农会的人“开恩”留给我们的,用来装放全家人的衣服。四妹翻出的东西是一本线装的帐薄式的本子,里面夹着父亲的几张相片。四妹先拿相片让我看,说,“这是爸爸的”;又举着本子问我,“这是什么”?我翻开本子一看,那是我家的家谱。我立时感到惊惧,从四妹手里拿过这两样东西问母亲,“这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母亲说,是她把它们藏在六妹背层衣服里(那时六妹成天由母亲用背带背着)才留下的。我说,“快烧了,让别人知道就不得了”。根据我在校学过的革命道理,保留剥削家庭的家谱之类,就是保留“变天帐”,幻想“复辟”失去的天堂。母亲望着我,想说什么嗫嚅着又说不出声。当我把家谱和父亲的相片投入烧得正旺的炉膛时,我看见四妹张着吃惊的一双大眼,而母亲站在灶后处楞楞地望着我,仿佛一时丢了魂似的。我后来想起真后悔,父亲的肉体是不存在了,他可作为遗像保留的摄影,也被他“思想觉悟高”的长子焚毁了。而不仅可作家族历史文献,亦可作为社会文物的家谱,也被我的轻率之举化为了灰烬。家族的兴衰史,不正是时代变迁的一点佐证吗?后人不知前人走过的道路,不知付出的艰辛与取得的业绩,那不是会忘根本吗?
  其后的每个假期,我都回了这个新家。我尽可能地想在家里多干些粗活:磨面啦、翻挖菜地啦、给菜地下种施肥啦,这些属于母亲份内的活由我干了,我想可以为母亲减劳;打米啦、挑水啦,这些由二弟包揽的活我也干了,我想为二弟减负。假期满上学前,母亲没有什么东西送我,因为她虽是这个家的家庭主妇,可没有一点经济实权(由三爷一人垄断)。她能给我的送行之物,不过是她亲手 臼出的一包辣椒粉,一包家醃咸菜而已。
  六
  往事如烟,逝光如流。在1955年那个仲夏之季,面对语文老师所出的作文题《忆母》,我思索良久,觉得有关母亲的许多事我是不能写也不敢写的。我只能从中撷取一些来写。我给自己确定的主题是,既要写她作为天下母亲所共有的一面,更要写她作为一个地主分子有着这个阶级共通本性的另一面。当然,这些都不能概念化叙说,要作具体化反映。例如文中我写了在1954年的隆冬季节,我突然收到母亲托人给我捎来的一双棉鞋,其时我脚上正生了冻疮。捧着这双鞋,我首先想到的这是母亲对儿子应尽的责任,她尚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呢。既而才想到千针万线的辛苦,她不知熬了多少夜才做出这双鞋。想到孟郊的《游子吟》,但这不是“游子身上衣”,而是“游子脚下鞋”了。这篇作文的最后,我写的大概意思是:母亲,你作为我的生身之母,在血缘上我是不能视你为陌路人的,在情感上我也不可能完全和你割断丝丝缕缕的相连;但在理智上,我要在政治上和你划清界线,在思想上尽力克服你对我的消极影响。至于在你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后,我也会供养你,这不只是儿子对母亲应尽的“孝”,也是为社会减轻负担。希望你现在好好改造,争取早日“脱帽”(当时宣传地富分子经过三、五年改造可脱帽),早日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那时,我才会堂堂正正地称呼你——母亲。写完这篇作文自我感觉尚不错,自认为是独树一帜的。我盼望作文评讲时能得到周老师的好评。然而在作文评讲课上,周老师对拙作只字未提。作文发下后,我一看得分:60分。再看评语,大意是:没有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充分揭露地主母亲的罪恶与可鄙可憎一面,相反,倒有点美化地主母亲。望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觉悟云云。(顺便交代一下:周老师在1955年下半年的“肃反”中,被揭发在读书时参加过“圣母军”,一度被关押,后释放,调到彭山任教去了。对他,我至今仍充满感激、思念之情。)周老师对这篇作文的评价,我虽不服气,但也觉得无所谓。我把这篇作文撕毁了,此后也没有再想它,后来竟全然忘却了。当2005年春节高中同学聚会,原班主任老师魏维正提到此文后,我分析得出了几点结论:一,此事既然魏老师知道,说明这篇文章当时魏老师看过,或许还有别的老师传阅过。二,在我毕业离校后曾工作过的两个单位,民办中学和饮食商店,搞政治运动时都有人在大字报中揭发此事,说明这件事已装入我的档案袋中。三,此文在我的中学阶段对我并未造成多大负面影响,校方从未在什么场合提到过此事,我依然受到学校器重,1956年我发表作品前,《人民文学》编辑部发来政审函,魏老师告诉我校方是开了绿灯的,其后县委宣传部选派我出席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学校还为我买了车票。所以《忆母》一文虽对我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根本性和致命性的。对我的升学、就业,人生道路产生根本性、致命性影响的,是当时的大气候,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的方针政策的失误和偏颇。
  关于母亲生命最后几年的情况,下面作点简单交代:
  1958年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母亲所住窑埂的家被拆毁,全家搬到魏山“集中居住”点。1959年大饥馑开始出现后,二表弟(大姑的二儿子)因在一个地方国营煤矿矿部当通信员,到乐山办事时几次来我任教的民中,说舅娘(我母亲)得了浮肿病,体质很差,我托表弟给母亲带回过一些营养品。(果子露、糖饼之类,是“走内线”才能买到的。)1960年元月四妹去世后,我回家看过母亲,其时她脸色蜡黄,一身浮肿,脸上、手上、腿上,一按就是一处深深的窝。同年7月初的一天,二弟来告诉我,母亲已病危,我向单位告了假,随同二弟赶回家,母亲已溘然长逝,归天之年仅四十一岁,我连最后见她一面的机会也没赶上。母亲是仅垫着一块洗衣板入的土,站在母亲馒头状的新坟前,我簌然泪下,泪落如雨,又无物可资凭吊,只能对着坟头深深三鞠躬。正是坟内凄凉抔土掩,坟外悲戚断人肠,我与母亲从此就是分属两个世界的人了。
  文革结束,我的工作、生活逐渐安定后,我常想到一个问题:母亲是死得晚还是死得早好?假如她能活到现在,以我现在的处境和经济能力,我可以让她享享清福,弥补我对她欠下的太多的孝道;然而假如她活到今天,大四清、文革中她必然在“清查”、“横扫”之列,她不知又会受多少皮肉之苦,精神折磨。她的早逝幸耶、非幸耶?命数真是难测啊。如今,我已近“耳顺”之年,老了,来日有限,对一切名与利,荣与辱,都渐渐看淡了,看穿了。我想,如果果真有阴曹地府,到我也永远闭上双眼后,能在地下世界里同母亲相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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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6-06-15
哀二弟
  一
  二弟江涛是我们兄弟姐妹中,肩负生活重担最早,一生吃苦最多,为家庭作出的贡献最大,晚年又最不幸的人。
  二弟比我小两岁半,他自幼身体孱弱,两岁时是他的鬼门关。那时,他经常发病,那种病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清楚,发病时四肢抽搐不停,口吐白沫,哭又哭不出来,只是哇哇乱叫。我多次看见他由母亲抱着,阿婆在一旁又是给他掐人中,又是烧麻火,同时又叫大姑快去请医生,一家人忙乱得一塌糊涂。我在一旁又惊又怕,生怕二弟会死去,还想着这病能分一半给我,二弟的痛苦就会减轻了。为治二弟的病,让他吃了不少中药,使用了各种土方。终于在他三岁左右,这种抽风病就再没发过了。
  我兄弟俩幼时,最爱到对门的杨宗定叔叔家去玩。杨家开一个旅店,由杨的母亲操持。杨叔那时没工作,差不多成天在他家楼上看书。我兄弟俩一进他家,就叫“杨叔,快下楼来给我们讲故事”。如果叫不下来,我和二弟便爬楼梯上楼。杨家用的是一种没有扶手的竖直楼梯,一次我爬到一半,抬脚时把二弟蹬下了楼梯,我赶忙回头看二弟摔着了没有。二弟从地上爬起来,连身上的灰也不拍,又要往上爬。杨叔出现在楼梯口,说,别爬楼了,我下来给你们讲故事。自此后,杨叔便不让我们爬楼梯了,只要我们在楼下一叫,他便下楼来满足我们要求。
  杨叔讲过的故事,我已记不得多少了,他有时前面讲过的,隔一段时间又会重讲,这时我们便说,听过的,听过的,讲一个新的。如果他想不出新故事来,便叫我们回家去,说他要上楼看书,从书上看了新故事明天再讲给我们听。在杨叔讲的故事中,如今我只记得有“土行孙”和“金鸭儿银鸭儿”两种。“土行孙”是《封神演义》中一个会土遁的人,忽地会钻到地下去,忽地又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二弟听了这故事后,晚上母亲叫我俩兄弟先去睡觉,二弟便不敢先进屋,怕屋里有土行孙从地板下钻出来,总是要我先进屋,他在门外问,“有土行孙没有”?等我回答说“没有”了,他才肯进屋。“金鸭儿银鸭儿”好像是说谁谁喂的两只鸭子,后来变成了一只金鸭一只银鸭,让鸭主人富起来的事。杨叔讲完这故事,便摸着我兄弟俩的头,说我是金鸭儿,二弟是银鸭儿。一次我和二弟同在家中的一个大洗澡盆里洗澡,杨叔到我家,看到我兄弟俩赤身裸体坐在大脚盆中戏水,杨叔说,“两只鸭儿在洗澡啰”。我说,“我是金鸭儿”;二弟接口说,“我是银鸭儿”。杨叔说,“我看是两只没长毛的鸭儿,我区分不出谁是金的,谁是银的”。洗完澡,我找出一个包香烟的锡箔纸,给二弟贴在额头上,我用一小块黄纸贴在我额头上,再去找杨叔,让他看我俩的额头,说这下金的和银的不就有区分了吗?那时家里如果买了活鸭回来准备宰杀,二弟总会去看鸭子的羽毛,看看那鸭子是不是金的或银的,生怕宰杀错了金鸭或银鸭。
  我是4岁开始上小学的,二弟是3岁开始上小学的。他是因我上学后,觉得他一人在家没有我陪伴不好玩,嚷着也要上学才让他提前上学发蒙的。据说二弟刚上学时,还闹个一些笑话。一次尿急了,他竟对上课的女老师喊:“妈,我要撤尿。”一次他在学校操场上看蚂蚁搬东西,看到成群的蚂蚁把一个饭团抬着往前移,他觉得好奇,想看看这饭团下是否有轮子什么的,便拿起饭团看,蚂蚁便沾了他一双手。他丢下饭团赶忙挥落手上的蚂蚁,却挥散不完,手上仍有蚂蚁在爬,感觉脚上也爬上了许多蚂蚁,便哇地哭了起来。老师来问他哭什么,他说:“我害怕蚂蚁要把我搬进蚂蚁窝里去了。”
  我们上小学,一开始就用毛笔写字,因为那时铅笔很贵,小乡场也稀罕。同学们写字时,相互之间爱趁对方冷不防,用蘸了墨水的毛笔在对方额头、脸上画杠杠。被画了墨的同学便用手去揩,越揩脸越黑,我常常是一副“花脸王”样子回家,而二弟脸上总是干净的。我问二弟,就没有人给你画花脸吗?二弟说,他把前后左右的同学都“团”住了。我问他用什么方法“团”住的!他说他常把家中给的花生、瓜果之类的省着不吃完,带到学校请他们吃,那些比他都大的同学便不会欺负他。难怪家中分给我的零食,我很快就吃了,二弟衣包里总要留不少。
  由于我兄弟俩上学太早,初小的前几册我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大概是我兄弟俩的学习成绩不太令家里满意,从我读初七册,二弟读初五册起,家里便把我俩送到离乡场十里左右,地名叫白蜡埂的大姑婆(我曾祖父的长女)家去,张大姑婆一家几弟兄,在家里合办了一个私人专馆,请了一位上过大学的先生专教张家子弟,我兄弟俩便去读专馆,一共读了一年半才回家乡小学继续学历。家里规定我们,除放寒暑假外,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我和二弟每次离家时,都要站在父亲书房门口,背倚着门柱,把头部放正用木炭在门柱上画了道身高的黑横线,下次回来时比量一下,看长高了多少,再画上新的横线。每次从白蜡埂回家来,我向家里报过到,就出去找街上的玩伴玩耍去了,不到吃饭时不回家。二弟回家后总要去看看猪圈里的猪长大没有,肥了多少,或者去后院数数家中喂养的鸡尚有多少只,特别是看看有没有哪只大红公鸡在我们离家后由家中宰杀了。阿婆常说“你兄弟俩大的从小‘体’爸,小的从小‘体’我。”在阿婆心目中,父亲是好玩不大顾家的人,说我从小就染了父亲习性;阿婆是从小就劳作盘家的人,说二弟从小就关心家务。
  解放前,每到过年前,有亲戚关系或平日有交情的人家都要相互拜年,拜年的礼物通常是一块腊肉,两把挂面,一盒点心。往往是把这家送的再转送那家,来个礼物周转迁移,有时还会收到自家已送出的东西。送礼物的任务通常由小孩去执行,因为受礼的人要给赏钱,大人去了,这赏钱就不好给也不好要了。我小时在街上先后认的“乾保保”(乾爹)有五六个,二弟只有两个,给“乾保保”送礼自然由乾儿子去送。街上其他一些我家该送礼的人家,也大多由我去送,所以过年送礼的任务由我接受得最多。这是美差,去送礼的机会愈多,所得赏钱也愈多。我无论到哪家去送礼,对方若是收下礼不给赏钱,或是忘了给赏钱,我就装着整理鞋带或看人家家中的摆设,赖着不走,直到对方把钱给了我,我道了谢才走人。二弟去送礼则是呼叫了受礼的人,把礼交给对方,有时是把礼搁在人家桌上,转身就跑,害怕人家给钱似的,往往是对方追上来拉住他强塞给他钱,他还要推辞一番才勉强收下。这样二弟每年得的赏钱自然远远不如我多。二弟领受赏钱回来,总要如数交给母亲,再由母亲从中给他一小部份。我一般是不会主动交出赏钱的,要母亲说,你人小身上揣钱多了不好,放在妈这里给你保管。过年后给你做新衣服,买你需要的东西,一番说服工作后,我才交出大部份赏钱。当时也没多想过,别人家的孩子来我家送礼,母亲、阿婆她们同样要给人家孩子赏钱的,只觉得给我的赏钱就应该全是我的。年前年后,母亲或是为我们兄弟姐妹做好衣或是买什么东西,说这是用的我和二弟交出的赏钱,我总会在心里想,这本该属于我的钱由弟妹们分享了,觉得他们从小就沾了我的光似的。
  二
  1951年3月我开始同张老五等人挑煤炭挣钱养家,不久二弟也加入了,那时他还不满十岁。我们那里挑煤炭挣钱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挑卖炭:头天下午去离场约四、五里的小煤矿买上煤运回家中,次日一早出发运到二十里外的蔡金场炭市坝卖掉,赚地区差价,中午12点左右能回到家,下午再去煤矿买煤,这样一天来回要走五十里路。另一种是挑发炭:比蔡金更远约十五里的盐灶老板,在家乡小煤矿买上一大堆煤,分发给脚伕,同时给一张条子,把这分发到的煤运回家,次日要更早出发运到盐灶,按所运重量支付力脚钱,一般午后1、2点钟才能回家,下午再去小煤矿挑第二天要运的煤,这样一天来回要走八十里路,但挣的钱要多些。二弟同我一起挑煤时,我已学会了行进中换肩、跨小快步这些技能,二弟初学挑煤,不会换肩,换肩时要把担子放下地,扁担放到另一个肩头再起步,这样就耽搁时间。加上他个子矮,跨步短,步子不如我和张老五等人跨得快,又不想掉队,只能加快步频,咚咚地在我们后面跟着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听到他在后面沉重的脚步声,急促的喘气声,心里很有些怜悯,又有些替他着急,但又不能停下或放慢脚步等他。因为如果挑买炭,要赶市口,去迟了炭市散了,煤就不好卖出了。如果挑发炭,运煤去迟了,就会影响下午去煤矿把煤运到家中的工作。像二弟这样年龄的吃得起饭的人家的孩子,不说挑煤,空手走完这么长的路也是很难坚持下来的。但我们没办法,一家人要吃饭,停工就会停口,怎样也得咬牙坚持下去啊。不久二弟也学会行进中换肩了,但他力气小,手劲不够,不能像我们一样换肩时双手握住扁担,往上一托,扁担便从这肩头转换到另一肩头,只能将扁担从后颈部擦着皮肉移过去。前者叫换“抛抛肩”,轻巧而迅速;后者叫换“梭梭肩”,吃力而迟慢。晚上回家,母亲检查我们的肩膀,我只是双肩头有些发红,二弟却是后颈部有一条长长的紫色的扁担压痕,看起来令人心疼。
  挑煤这活儿,很容易发热出汗,即使在初春寒意未尽时,挑不多远便会汗湿衣衫。在天气凉时,我们是挑出一二里路脱下上衣,光着上身挑起煤走;如果在夏天,一开始就不穿上衣。那时,在家乡那条运煤的山路上,几乎所有运煤的男性都是赤着上身行进在崎岖山道上的。只有不靠挑而靠背的女性,才是穿着衣服背煤的。男女运煤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身上衣服的多少上,还表现在行进的速度上,妇女背煤总不如男子们挑煤走得快。
  入夏之后,母亲和大姑也加入了运煤的行列。大姑幼时曾缠过足,后来虽放了天脚,但走起路来总不如母亲利索,母亲便要一路陪伴着大姑。二弟有时跟不上我们,便干脆掉在母亲、大姑那一路。他挑出三、五里路,见把母亲、大姑甩在后边了,便停下担等她们(我们是十里、十五里才歇一次担),等她们来到跟前了,又再担起煤挑往前走。往往是我们把煤运到目的地,要等上半小时以上,二弟、母亲、大姑他们才到来。在盛夏的一日,是挑发炭,我把煤运到盐灶,等了近一个小时,汗湿透了的短裤都又干了,母亲、大姑才到达,二弟却没和他们同来。母亲说,你二弟今天像有病,往日一路上是他等我们,今日是我们等他,他早已挑得难走路了,我们便没有再等他,这会儿还在后面路上,你快去接他。我赶忙挑着空挑子往回走,约走了十里才把他找到。他的担子搁在路边,人坐在横在挑子上的扁担上,脸红胀,额上冒着大珠大珠的汗,一摸他额头,热得烫手,他果然病了。我把他挑子里的煤倒进我的筐子里(他的筐绳短些,不换筐我挑起重心太高),让他就在这儿等着,把他那挑煤挑到了盐灶上。他这次的病大概是热伤风,在家休息了两天,第三天又上路挑煤了。
  那时,在我家四个能运煤的人中,我运的煤最重,算是家中最挑重担的人。而在1952年3月我复学后,本该由我和二弟合担的家庭生活重担,由二弟一人独自承担了。母亲除了靠他之外,就是一个六岁的四妹和二岁的六妹,再无男儿为她分担重担,这样才逼得母亲在年底前改嫁王家。
  1953年秋天的一天,我在乐山城街上碰见一个既是街坊又是亲戚的人,她告诉我,二弟双脚染了粪毒,双脚的脚趾缝都溃烂了,脚背肿得像泡粑,母亲隔几日就要搀扶他上街到乡联诊所治脚。我听后心里发凉:二弟如果治不好脚,成了不能走路的人,后果真不堪设想。我既不能分担他的病痛,又无钱为他治病,那时我是靠助学金才能勉强生活下去的啊。我问起患粪毒的原因,那人说,据我母亲讲,母亲自嫁到王家后,王家两兄弟便只干田里的活,地里的活全扔给了母亲和二弟,而且主要由二弟承担(母亲还要做全部家务)。人畜粪下到地里,不像下到田里那样会稀释,粪毒会在地面上保留一段时间。下雨天,或是有露水的清晨下地干活,赤着的脚踏着湿润的土地,粪毒就容易上脚了。二弟到地里干活,为了省鞋,都是赤着脚的,粪毒就是这样染上的。自听了这个消息后,我一直惦记着二弟的脚。到这年放寒假时,二弟来校要我回那个新的“家”,我才知道他的脚已无大碍,但脚上还有些疱痕。
  三
  1954年秋后,继父所在的那个村,办起了全乡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土改时分到的田土,除留一点自留地种蔬菜外,其余全入了社。这下要靠挣工分吃饭了,二弟也下田学习各种农活。很快,插秧、打谷、犁田、耙田,所有的农活他都学会了,还跟继父学会了竹编技艺。但他当时年仅13岁,算附带劳,工分只有全劳的一半(全劳的基本工分是10分,半劳的工分是7分,附带劳只有5分)。办社的第一年,二弟对工分没啥意见,到第二年,二弟的农活技术更成熟,效率也高时,有些技术性、灵巧性强,而不全靠力气的活,例如拔秧、插秧、锄地、割麦等,他也可以干得得心应手,同全劳不相上下了,他还是只能得那点工分,他便觉得有些不平了。不过他也没有公开表怨言,仍然埋头苦干,从不偷奸耍滑。他不喜欢干那种集体性参与的计时工,因为干这种活只能在基本工分上下浮动;他喜欢干那种独立操作的计件工。这年寒假,我就见过他在蒙蒙的冬雨天,一个人在冬水田里犁田,那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田水淹至水牛的肚腹处,也淹至二弟胯部,二弟一手握着牛鞭挥扬,一边发出“驾、驾”的指令,水牛在田中蹒跚前行,这一幅少年冬耕图画,在我脑里便定格下来了。二弟告诉我,干这种个人操作的计件工,他一天可挣15分以上。年底,合作社评选先进,二弟被评为“模范小社员”,奖品是一把镰刀和一件天蓝色的背心。他把这件背心送给我,说太长了不合身,也舍不得穿这么高档的背心下地干活。而我知道,这是他希望我能在学校里穿得体面点的良苦用心。
  1955年秋季开学,大舅给我寄来了20元钱,过去他一直是每学期开学时寄10元的。我以为他是工资增加了,会全力支持我完成高中学习,以后还会寄钱来,于是我贸然放弃了助学金申请,想为国家省一点开支。当时学校学生伙食费是每月7.5元,我用大舅所寄的20元缴了2个月伙食费后便所剩无几。两月快满时给大舅写信去他既不再寄钱,也不回信,屈时伙食团停了我的伙,而衣包里只有几角钱。学校不远处的王浩儿有卖烤红薯的,六分钱一斤。那一段时间,我不吃早饭,中午和晚上去王浩儿各买半斤烤红薯度日,一天只开支六分钱。后来是向与我同桌,家境较好的女同学分两次借了15元,缴了这学期最后两个月的伙食费才在伙食团复了伙。这笔借款,到1956年我有了稿费后才付还。
  1956年春季开学,大舅没有上次“慷慨”,寄的仍只10元钱,只有汇款而没有写信给我。缴了一个半月伙食费,届时无钱再缴,又被停了伙。其时早过了申请助学金的时限,我只有补报申请,而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批下。我又只好算计着衣包里的几角钱,每日靠吃6分钱的烤红薯度日。同时我向“家”中求援,希望能想方设法给我寄点钱来。衣包里的几角钱花光了,又不好再向同学开口借钱,我只好挨饿。第一天不吃饭尚能坚持,第二天便支持不住。为节省体力,我借口生病,躺在床上没去上课。中午时分,二弟来到我的寝室,他说家中三爷(掌管家中经济大权的继父之弟)一分钱不给,母亲也没钱。二弟只给我带来了五斤糯米,一斤嫩碗豆。二弟说,家中去年社里分给的口粮,大米已吃完,现在只有不多的红薯、杂粮,加上社里不时分给社员的嫩碗豆、嫩胡豆度春荒。这五斤糯米,是过年时做粑剩下的。我早已饥肠辘辘,二弟也还没吃午饭。有了二弟带来的这点救命粮,我立即下床去找学校伙食团的一位工人师傅,他在附近农村租了一间房安置家属。我求他让我在他家灶上做饭。他知道我已停伙,慨然应允。柴禾是我去学校木工房讨要的碎材,那里正在新制课桌课椅,劈下的碎材堆积如山,木工师傅让我尽管拿。吃了一顿糯米加嫩碗豆的干饭后,二弟便回家了,他还要走七十里山路。剩下的糯米,我继续在伙食团那位师傅家熬稀饭吃。这样过了几天,我补报申请的助学金批下来了,我才又恢复了在学校伙食团就餐。但我只领了一个月助学金便放弃了,因为我有了稿费收入,而且不止一笔,一下子收入了一百多元,也一下子成了班上的“有钱人”。我后来多次想过,在我那身无分文,停伙断食的最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二弟跋山涉水带来的几斤救命糯米,我将怎样延续生命?
  1957年我高考落榜后,寄居在同班一个余姓同学家,为以后的日子怎样打发发愁。9月初的一天,二弟又跋山涉水来余家找到我,给我带来了好消息。那时踏水小学需要一个能教高小的代课教师,教导主任是母亲的远房亲戚,他在赶场天碰见我母亲,要母亲征求我意见,愿不愿意去代课。其时我虽出版了一本小书,但稿费大部份已预支用完,只剩下余额稿费50元。为从长计议,我得有个虽然不高,但尚稳定的收入,当然允诺,便同二弟一起返回家乡。我结束学生时代后所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二弟给我送到手的。
  四
  在1958年大跃进中,许多农民曾一度脱下“农袍”变为工人,二弟也是在这年七、八月份被调到离家乡约二十里新办的地方国营双星煤矿去“支援工业”建设的。他先是当井下工,一年后劳动积极,忠厚老实 ,被批准加入共青团,后又让他当了一个车间的统计员。但大跃进的不少工矿企业是一哄而起的,到调整经济时,便又一哄而散了。1962年春,双星煤矿停办,二弟被精简回农村。原来窑埂的家早已不复存在,搞“集中居住”时临时寄居的别人的房屋也不能久占不归,二弟便筹划自建一座茅草屋。其时农村生产已开始恢复正常,摞荒三年的田地已种上了青青的禾苗,空闲已久的鸡舍猪圈里又养起了家禽家畜。农民们一边忙于参加集体劳作,一边忙于耕种扩大了的自留地;二弟除此之外,还要忙于为建房筹料施工(我也出了力)。几个月后,一座土墙木柱竹架茅顶四开间的房屋建成了。在其后的十余年里,二弟起五更睡半夜,忙了田里忙家里,既从事农事生产又搞家庭副业,一步步把家业兴旺起来了。他结了婚,先后有了二女一子。他不仅是生产上的一把好手,还因为人老实善良,能写会算,博得了村民们的好口碑。他先是被选为生产队的记分员,打倒“四人帮”后又被选为生产队队长。1975年,他又拆掉那座茅草房,在原址上新建砖木结构的瓦房。砖是他自烧的,房料一半是买别人拆房的旧房料,一半是买新的,砌墙铺地的石灰也是他自烧的。这座约200平方米的瓦房建成后,在那时的村里也算是“上等建筑”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健全,二弟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二弟媳也十分勤劳能干,夫妻俩同心协力,共创家园,每年产的粮食都吃不完,仓满屯满,每年能饲养出四五头每头300斤以上的大肥猪。一只大母猪一年能下两窝崽。还辟了鱼池,养了数十只鸭鸭。他虽然要供三个子女上学,日子也过得像模像样,火红而甜蜜。
  但在1984年,二弟一家的生活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那年8月,乡卫生院到村里要给村民们分发一种防治血吸虫病的药,村民有顾虑都不愿服,卫生院的人便要作为生产队长的二弟一家带头服。二弟媳便带了这个头,当众先服了这种药。村民们说,要等二弟媳服药三日后没产生不良反映才服。二弟媳服药后次日便出现呕吐,发烧,继后就昏迷不醒。送到乡卫生院输了七天液仍不见苏醒,只好由人抬着(其时乡村仍不通车)送到乐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诊断为散发性脑膜炎。医生说患这种病的人很难存活,治好也要落个残疾。二弟媳住院后由二弟和他的岳母陪护,但当时正是稻谷收获季节,家中责任田里黄熟的稻谷需要收割,家里三个孩子最大的大女13岁,二女10岁,三儿才7岁,也无人照料。在二弟媳住院的两个月中,二弟在医院陪护几天,又回乡收稻几天,把他劳累得人瘦了一圈,头上出现了白发。两个月后,病人脱离了危险。考虑到家中实在不能长期无大人,多住院也会多花钱,便将病人抬回家中由当地卫生院作后续治疗。以后病人逐渐康复,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了,二弟才放下心来。但从此二弟媳便成了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的瘸子。
  此时的二弟不仅花光了积蓄,而且随着三个子女上学年级增高,所需学习费用也增多了。而二弟媳已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仅靠从事农业生产对这个家庭是于事无补的。在家乡街上当居委会主任的二表弟傅大其(大姑之二子)为二弟多方奔走,为二弟争取到了由卫生局给予的补助款600元(按当时的物价水平,约相当现在的6000元)。二表弟向二弟建议:用这600元作本,在街上从事商业经营,挂靠在由二表弟作法人代表的乡残疾人企业,这样可获得免税优待。于是二弟便在家乡街上租下一间不大的门市,以二弟媳之名开了一个建材供应小店。这时家乡街上的场期已改为隔日一场,逢场日二弟便经营那爿小店,闲场日便耕作责任田,仍然是忙了这头又忙那头。后来农村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农民盖新房的越来越多,二弟的小建材供应店生意也越来越兴旺,加上二弟的吃苦耐劳,善于经营,日子又逐渐火红起来。正是靠这爿小店和未放弃的农副业生产,二弟把两个女儿盘完了大学,三儿为协助父亲,初中毕业后便辍了学,小小年纪便挑起了为家分忧的重担。二弟一家的日子稳定了,初步宽裕了,他能走到这一步,可谓含辛茹苦,心劳力竭,真不易啊!而他还仍不肯满足于现状,他还要奋斗,想至少要把1975年用自制的砖、旧房料建的瓦舍推倒重来,像那些盖了新式农舍的人一样,也盖一座像模像样的新农村宅子。可是,宏图虽在胸,而新的更大的不可逆转的不幸正偷偷向他袭来。
  五
  二弟的不幸是从1995年开始降临并被他家人明显察觉的。
  这年9月,二姪女来我处,说她父亲有病了。我问是什么病,二姪女说,像是患了老年痴呆症。其症象是神智时有混乱,如在田里挽稻草把时,稻草把握在手里便楞了般做不出下一步动作,回家时走过了家门还往前走,做生意时别人买了东西也忘了收钱,事后又想不起对方是谁。不久,二弟进城来我处,我问起他的病情,他说在乡卫生院,沙湾区医院都看过病,还照了脑半球图,医生只说是脑神经出了问题,到底什么病也没确诊;说已经服过许多中药和西药了,还吃过土方药,病就是不见好转。他这次来是听说乐山城某处有位老中医,是专治脑神经病的。这时从家乡到城里虽已通车,但他能一个人前来看病,可见病势还不很严重。他这次一共捡了一个疗程的20付中药,装了一大口袋。1996年9月,二弟由他的三儿和我的二表弟陪同又来乐山,这回是准备到市医院检查了。他虽然步履缓慢,手脚也有些僵硬,还能不用人搀扶,拄着木棍去医院,能上下楼。这次照了CT,几个医生会诊后,确定为患帕金森氏病,需住院治疗。他不愿住院,说家里离不了他,让医生先给他开些药回去服用,在家观察一下,视情况再作打算。医生开的药中有一种叫美多巴的,一盒40片,价128元。当晚二弟服药后约两小时,说头晕,躺下后约半小时,即开始说胡话,摸他的头,高烧且大汗淋淋。他迳自起床,说外面有人在喊他,却是向阳台方向走去。把他拉回来,又向墙壁走去。他是出现幻视幻听了。好容易让他安静下来,大家都担心他明日是否又会那样。次日早晨,是把他叫醒的,他起来后没再出现昨晚症状,大家才放了心。问及他昨晚服药的情况,才知他是服药未按说明所致。美多巴的用法说明规定,初服此药者,第一周每日三次,每次服1/2片。第2周每次服1片,第3周每次服1又1/2片,依此递增。服至每次3片后,不可再增,再增也无效。他是当晚就服了3片。
  二弟回家后按医嘱服用此药,开初有一定疗效:服后药力发挥作用,手脚便不太僵硬,行动也不太迟顿。但药力维持期一过,又恢复旧状。到服药量达到每次3片时,药力的维持期也越来越短了。
  1997年,二弟的帕金森氏病已渐沉重,不得不住院了。我去医院看他时,他的神智是完全清醒的,但说话咬字不清,下地走路要人搀扶,不能迈着步子走,只能一点一点擦着地面蜗行,不能自行转弯,需由人帮他搬动身子才能转向。二弟媳陪护他这次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病势略有减轻便回家。但不到两个月,又不得不再次住院。医生说,这种病用药物治疗只是保守疗法,要想根除病根,可去西安六军医大医院作开颅术。二弟不愿开刀,又想尽量省下钱。他想新建一座新式农宅的愿望尚未实现呢。就在这年过年前,他终于目睹着将旧房拆掉,又目睹了一座更加宽敞更加美观的新式宅院建成了。
  二弟虽住进了新房,但心理上的愉悦却不能减轻他的病情。按医嘱所买的药是天天在服的,每月药费数百元。好在大学毕业的两个女儿早都先后有了工作,三儿也学会了开车,领了驾照,贷款买了汽车跑运输,收入也不错,还能承担他的医药费。
  1998年,二弟听说成都军区总医院引进了用细胞刀不开颅治疗帕金森病的新技术,由他的大女婿和三儿陪送,亲自去该医院作考察。根据对已做过此手术的病人的了解,疗效并不如广告所言那么理想,手术后依然要天天服用美多巴。大家商量后,决定回家,仍继续采用保守疗法。
  2000年7月,我退休后即返回家乡看望他,他一见我便泪流满面。他躺在床上不能自由翻身,手里也拿不稳东西,说话很艰难。二弟媳说,这是药性已过的样子,若刚服了药,药力一起作用便好得多。可现在每次服药后的药效只能维持二小时左右了,又不敢一天多拿药给他吃。就是在这种病势已沉的情况下,有一天他服药后,药效使他能下地时,他先在院子里慢步转着圈子,转了一会儿又向后院走去,我们以为他去厕所,哪知他竟走到后院的晒谷坝,拿起推耙,翻掀起晒在地坝上的稻谷来。
  2004年和2005年的两次春节,我都回去看望二弟。他的病更重了,药物已几乎不起作用,四肢僵硬,大小便时常失禁。吃饭时把他放在椅上,两侧用衣服塞牢,他持碗和筷的手颤抖着,小口小口地吃着饭,饭碗有时会掉下地,身子也有时会扑到饭桌上。我安慰他说,你这种病世界上的伟人,如邓小平、里根,腰缠万贯者如拳王阿里都是不能病愈的,但这种病本身并不致命,就怕发生并发症,你还是保持好的心态,安心养病吧。他说,我真想早点死去,一死大家都解脱了,活着自己受罪,一家人也不得安宁。的确,他的病让一家人既操心又劳顿。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不能经常回来侍奉他,三儿每天要出车,出车回来已经很累了,还得背他上厕所大便,帮他擦洗身子。最劳顿的是她的妻子,一年365天,十年3650天的天天照料,她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啊!何况她自己还是一个半身不遂的准残疾人。我在2005年春节看望二弟临别时对他说,明年春节,我再回来看你。但我心里想,不知二弟的身体,是否还能熬到来年的春节。
  2005年12月15日晚,家中电话铃声骤然大响,电话那头,传来了二弟溘然长逝的噩耗,这虽在我意料中,仍使我惊愕不已,悲痛不已。他还是等不到春节来临,等不到我再见他一面,像为了不让家人为他再作无谓的劳顿,让大家都早日彻底解脱,他终于在64岁之际魂归离恨天,永别人寰了。我一夜无眠,想着二弟的一生辛劳,想着他十年疾病的苦状和惨相,想着他未能充分享受的天伦幸福,我久久枯坐灯前,思绪万端,眼泪一串串滴在我面前的稿子上……
  我次日即登车回乡吊丧。院子里坐满无数的人,既有他的至亲骨肉、亲朋好友,还有村子里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人群挤满一院,花圈也排满了院子的护墙。二弟已入殓在黑漆棺木中。有人为我启开棺盖,他的头已变得格外瘦小,面容惨白,只剩下皮包骨头,身躯的轮廓似乎也短瘦了一些。一个曾经有顽强生命力,超凡忍耐力,坚韧意志力的人,从此就这样躺在冷冰冰的棺材里了。“二弟,我来迟了!”我呼喊着,抚棺大哭。二弟媳、大姪女、二姪女、三姪儿、大表弟、二表弟也陪同我哭。周围一些人也在唏嘘叹息。逝者无言生者哀,悲情皆自肺腑夺眶来。
  丧礼是按天主教仪式举行的(二弟于1995年参加了天主教)。唱诗班的女孩绕着灵柩转圈,念诵对死者的赞美诗,向灵柩泼洒圣水。起灵了,二弟媳在灵柩前半跪着向丈夫作最后哭诉告别。100响的鞭炮响起,举花圈的人走在前面,孝男孝女和亲属走在其后,村子里来帮忙的青年合抬着灵柩缓缓前行,灵柩后是唱诗班的女孩,再后是村子里的乡亲们。墓葬地的墓椁是提前修好了的,修的是一墓双椁,砖砌水泥覆面的墓墙,拱形的墓顶,牌楼式墓门。它座落在村里公共墓地的茂林修竹中。灵柩抬至墓前停下,唱诗班的女孩围着棺木唱起安魂诗,再次为棺木洒圣水,在墓穴中点燃圣灯。孝男孝女跪在墓前台阶上,亲友和其他人肃立致哀。棺木缓缓送入墓穴,100响的鞭炮再次响起,然后是合墓,在墓的周围摆放花圈。
  当我含泪肃立在二弟的墓前,目送着他的灵柩入穴时,心里一遍遍默诵着在二弟逝去的当晚深夜写下,在起灵前朗诵过的那首诗:
  
  哀二弟
  
  闻弟噩耗意料中,
  虽视解脱亦捶胸。
  一生辛劳谁堪比?
  十载罹病人罕同。
  兴家立业形销瘦,
  盘女育子心掏空。
  天伦始享凄然去,
  敢问苍天公不公!


 祭 四 妹
  四妹同我永别已有四十六年了,她如果活着,如今已该是60岁的老妇。但她在我的记忆中,始终以一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小女孩形象定格保留着。
  四妹是1946年农历腊月初一出生的,是父母的第一个女孩,从小受到全家人的特别呵护。记得她两、三岁时,冬天里穿一件红缎面小棉袄,头上扎一朵黄蝴蝶,在家里跑来跑去,蹦蹦跳跳,就像一束游动的火焰,又像一朵开放的牡丹花,那头上的黄蝴蝶似乎就是牡丹花蕊。
  四妹4岁时,按我家的惯例,送她去发蒙上小学。那时已经解放,四妹放学回家,在家里老是蹦跳着背诵“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的一年级课文,脸上总是绽放着灿烂的笑容,我觉得这篇课文,似乎是特地为她写的。
  上了一年小学,由于家境的变故,母亲经常要随我和二弟外出运煤,留她在家照看一岁的六妹,她便缀学了。在我家被“扫地出门”,临时寄居在街尾的一间破屋时,我运煤归来,时常看见她捧着读过的小学课本,默看一片,又时不时抬头,望着四处亮着天光的破房顶,或是望着门外的田野发愣,不知在想些什么,那眼中分明流露出些许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忧郁神色。
  母亲被逐下乡之后,如果母亲和二弟都一齐出去运煤,便把她和六妹一齐留在家。母亲出门时,用一个搪瓷缸在里面装些米、红豆,再添上水,撒点盐,缸口用盐渍后变软的菜叶蒙住,煨在做早饭后灶里的热灰里。中午时分,由四妹从灶膛里掏出搪瓷缸,那里面煨熟了的半干不稀的饭,便是小姐妹俩的午饭。可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对她太单调,太寂寞了,她向母亲抱怨,说妈你和二哥都出去了,留我一个人在家看六妹,我一天好累啊!我也要跟你们一齐去运煤。母亲说,你人小,怎么能背得动煤?她说,我背得动。母亲又说,六妹谁来照管?她说她不晓得。这样唠叨了几次,母亲说服不了她,她便有些使犟性,母亲再运煤或下田地干活回来,她便不愿再照看六妹了,说照看了一天她已累了。大概母亲想给她一次锻炼,让她知道运煤的艰苦,答应了她同去运煤的要求。那日,母亲为她准备了一个小背兜,将背绳收短,让她背着。母亲背着两岁多的六妹,娘儿四人出了门。经过乡场,母亲先把六妹寄放在街上的大姑处,请大姑代为照看六妹一天,然后向运煤地进发。他们现在运煤已不是1951年我在家时所走的那条路线了,乡场附近不远的小煤矿已停办,他们要翻山越岭走近二十里山路,到一个名叫白岩沱的小煤矿装上煤,再走十几里山路把煤运到石麟场。那天只让四妹背了一块煤,她开头还能跟上母亲,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了,母亲只好走走停停等她,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次。往日,母亲和二弟运煤,一般是午后一两点钟便能把煤运到目的地,这次竟到下午六点左右才到达。交煤时,母亲特意让司称员称量四妹背的重量,那块煤是五斤重。母亲带着二弟和六妹,到石麟街上一个亲戚家讨水喝。这天自早晨在家吃过饭,到现在十二小时没进食了。四妹喝了水,喊脚痛,母亲看她的脚,一双脚的脚背肿得老高,草鞋系脚背的麻绳深深勒进了皮肉。母亲费了番功夫才把系绳解开。再想给她穿草鞋,她死活不肯,麻绳一贴近脚她就喊痛,她宁肯赤足。她是一瘸一拐走出亲戚家的。起先还能一瘸一拐慢慢走,后来再也走不动,坐在地上起不来。是母亲和二弟轮流背着她,直到天黑了很久,母子三人才回到家。那年四妹六岁。
  经过这次“锻炼”,四妹似乎懂事多了。她不再说照看六妹累人的话,母亲吩咐她什么她都听话。午后母亲和二弟回到家,做饭的简易炉灶前,总是堆放着一堆松针和松果之类的燃料,她说她是在把六妹诓睡了之后,背着小背兜,拿上竹制草扒,到屋后的小山上拾取的,说山上松针松果遍地都是,一会儿就能拾到一背兜,背着回家倒了再去拾。她说她只敢在近处扒松针,拾松果,不敢走远了,怕林深处有老虎。
  1953年寒假,我回到母亲改嫁后的新“家”,知道四妹已由继父的父亲,那个读过私塾的老人为她改了姓名,将江汶改成王悌华,又去上村里的小学了。早晨,四妹起床后要先去割一背兜猪草,回来后再在饭桌上读课文,将近四岁了才能走路的六妹,便扶着高门坎跟着学读:“国旗,国旗,五星红旗……”。四妹放学后又去割猪草,她能分出什么草猪不能吃,什么草猪最爱吃。我每当看见她早晨割猪草回来那湿漉漉的裤脚,傍晚割猪草回来那小脸上未干的汗珠,我就会想到她稚嫩的肩膀,怎能长期肩负这学习劳动两不误的双重负荷,想象着田野上的野百合花如何在荆棘丛中经受风吹雨打。此后的假期,我总会给她带回我读过的《红领巾》、《少先文艺》之类刊物。我希望她的视野通过阅读,看到除她置身的封闭小山村外还有更为广阔,更为丰富多彩的大世界。
  1957年我高考落榜后,回乡在家乡的中心小学代过几个月的课。四妹已在中心小学上高二年级了,我上她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听说四妹的成绩是全班第一,作文尤其写得好。我批阅她的作文,发现她的作文水平,与我同时期写的作文毫不逊色,字迹也工整清秀,比我小学时所写的歪七竖八的蝌蚪文强多了。中心小学为照顾农村小学生上课方便,是半日制上课,上午九时上第一节课,午后三时放学。四妹从家里来上学,路程有四里左右,从没迟到早退过。十月份的一个赶场天,四妹来上学时对我说,母亲在家里已泡好了黄豆,今天要来赶场,放学后母亲来接我们一齐回家吃豆花饭。这天是周末,下午一点钟结束上课,在学校的操场上开学生运动会。四妹报名参加了二项比赛,母亲和我在旁边看四妹的比赛。她先是在60米跑比赛中拿了第一名,跳远比赛时,她前两跳都没有超过跳得最远的同班一个女生。最后一跳她憋足了劲,奋力一跳,终于又拿了一个第一。但她从沙坑走出时,走路有些拐,是落地时把脚扭了。母亲帮她揉了脚,她站起来试走了几步,蹲下身自己又揉了一下脚,说没事了,我们母子三人便一齐回家。
  1958年8月底,我在乐山城街上碰见与四妹同班的一个男孩,他说他考上了二中,是来上中学的,说我四妹也考上了二中,现正在学校办入学手续。我即赶去二中,在报名处找到四妹,她的手续已办完。我眼前的四妹,穿一件已洗得很白的土白布衬衣,下装是蓝色的长裤,脚上穿一双有搭绊的旧布鞋,显得有些“土”气,只有圆圆的发红的脸庞,一双水汪汪大眼,才能显出几分灵秀气。我问她入学所需的钱是怎么凑齐的?她说,是在双星煤矿工作的二哥向别人借了些钱,凑成10元给她的。我这才知二弟已从农村调到煤矿“支援工业”去了。二中当时的学生伙食费是每月收6元,我对四妹说,下月我就要到城区的一所小学代课了,如果工作稳定,我每月给你7元,6元钱用来交伙食费,1元钱作零用;如果你二哥以后能给你点钱,就用来添制些衣服,买学习用品。我随后同四妹一齐到她分配的寝室。四妹所分的床位,床上除铺板外,空无一物。我问四妹没带被盖来吗?四妹说家中没有多余的被子,说她跟李春香一齐睡。李春香是与四妹从初小到高小的同班同学,比四妹大两三岁,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她也考入了二中。李春香在一旁说:“江老师(因我教过她)别担心,是我约她跟我一齐睡的。下半年天气冷,两人睡一床暖和。”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第二天,给四妹送去了我读书时用过的线毯,一床作垫被的我儿时盖过的小被盖。
  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有天晚上我从代课的小学回到我临时寄居住所,这是与我高中同班的一位余姓同学的家,余姓同学已上了大学。伯母房东告诉我,说我四妹刚才来找过我,给我带来了一个搪瓷缸装的食物。伯母说,“你四妹说吃完东西把缸子交给我,她明天来取,我告诉她不用来了,让我女儿给你带到学校,我女儿也在二中读书,高你一年级”。我揭开蒙缸子的纸,缸里上部装的是回锅肉,下部是米饭。我知道二中的学生伙食是每周一次“牙祭”(吃肉),饭是定量的。是四妹把一周一次能吃到的肉,一餐定量的米饭,至少匀出了一半来让我吃,她是节食待兄啊!
  二中每月放一次归宿假,1958年11月的一次归宿假,四妹从学校回家乡,到屋时已近黄昏,家里只有瞎眼的奶奶(继父之母)和七岁多的六妹,一问才知母亲和大爷(继父)、三爷(继父之弟)都去搞“大跃进”走了,母亲和大爷在叫“王坳口”的地方修路,食宿都在那里。四妹一见家中没有母亲,又家徒四壁,只有堆在门后的一堆红薯,她禁不住哭了起来。后来她抹干泪,捉住家里仅剩的一只老母鸡,捏住鸡颈,闭眼一刀割下去,然后把鸡打整好,放在锅里炖,上面用饭甑蒸红薯。四妹和奶奶、六妹吃了这顿晚饭后,已经夜深了。四妹用一个提水的小木桶,装上剩下的一半炖鸡肉,用粑叶包了几个蒸红薯,摸黑走了十里山路来到王坳口,给还在挑灯夜战的母亲和继父,送去这她亲手做的食物。(这是四妹去世后,我回家吊丧,母亲对我讲的。)
  1959年国庆节,举行建国十周年国庆大游行。其时我由代课的小学校调到民办中学已一年余。在乐山广场集合队伍时,民中和二中的学生队伍挨得很近,我找到四妹,她穿着一件雪白的府绸衬衫,下着一条天蓝色绸裙,脸上抹着淡淡的胭脂,显得婀娜多姿。原来我的四妹穿上得体的衣服,她的“土相”便全没了,完全像个城里婷婷袅袅的小姑娘了。我问她这身衣服是新买的吗?四妹说,是在师范校读书的七姨(母亲的七妹)送她的。然而就在这次见面后的下一月,她来我任教的学校取伙食费时,脸色便有些蜡黄,且有些浮肿相。她说她身体感到不适,提不起精神来。我多给了她2元钱,叫她快去看中医(当时一付中药只值三、四角钱)。12月,四妹没来取伙食费。我想,是不是她二哥或七姨给了她钱,她想为我省下这笔开支。到1960年的元月中旬,我接到了二弟寄来的一封长信,详细告诉了四妹的情况——
  四妹吃了几付中药,也服了些西药,仍不见好转。一日她去看中医时,碰上她的大表哥傅大刚(大姑长子,其时在三中读书,高四妹一年级),大刚见她病兮兮的样子,给了她2元钱。数日后学校放归宿假,中午吃完饭她就同家乡的几位女同学结伴回乡。从学校回乡,那时不通车,靠步行。渡过大渡河后,要经杨家、蔡金两个乡场再行20里才能到家乡踏水。往常,走得快些,天黑前是能赶回家的。渡河后,四妹走起路来步履沉重,同伴们先是放慢脚步不让她拉下,后来见这样不行,便叫她一人在后面边歇边走,不能等她了。从渡河下船的杜家场码头到蔡金场共四十里山路,她足足走了约8个小时,于天黑后到达蔡金场。她找到一个旅店投宿,老板大娘见她一副病相,满脸是汗,马上给她倒来热水,帮她洗了脸和脚,让她上床休息。接着老板大娘熬好了冬苋菜稀饭请四妹起来一同吃,四妹只喝了一碗就噎不下了。次日,从蔡金到踏水的二十里山路,她足足走了一整天,天黑时才趔趄来到街上玉如大孃的家。(玉如大孃是大刚表弟的大妈,解放前她寡居后和大姑一起住在我家,1950年改嫁。)次日,四妹已起不了床,玉如大孃请乡卫生院的医生给她看病,同时托人给母亲捎信。医生说,四妹得了浮肿病,开了中药,还批了供应“康复散”的条子。“康复散”是用米糠和红糖及一些中药粉合拌合成的,在那个大饥馑的年代,实际是一种粮食的代用品,一般人想买也买不到。四妹在玉如大孃家躺了三天,因不好久打扰玉如大孃一家生活,由从双星煤矿赶回来的二弟,把她背回了四里路远的母亲现时暂住的家(原住房已在大跃进时拆除)。从此,四妹就再已没有起过床,虽天天吃中药和西药,但病势不减,反越来越沉,周身浮肿更严重,后来还能用手按出黄水。当时根本买不到肉食之类的营养品,家中唯一的一只下蛋母鸡,母亲说要宰了炖给她吃,她说不想吃,说把鸡留着下蛋,把蛋积存起来,她病好之后去读书,要给在民中的大哥带去……
  1960年2月初的一天,二弟来到我处,告诉我四妹已病危。我向学校告了假,又向学校借了40元(后来学校没让还,作了对我的补助),准备回家后若见她尚有治愈可能,雇人用滑竿抬到乐山住院。我和二弟赶回家乡,离家尚有一条小河之隔的距离时,便听到小河那边,河岸的草地上母亲在痛哭呼嚎:“我的乖乖的四女呀,我怎就再也看不到你了?我的苦命的四女呀,你怎么就这样撒手而去了!”我同二弟跨过小河上的石蹬来到母亲身边,母亲依然在掩面痛哭,不满十岁的六妹陪伴在母亲身边也在哭,边哭边劝慰母亲:“妈妈别哭,大哥二哥回来了。”我们询问六妹,才知四妹已于昨日去世,当日就由大爷把她埋葬了。我和二弟搀扶着仍嘤嘤哭啼的母亲,再跨过小河,来到河对岸山岗下四妹的新坟前,那是一座馒头式的小土堆。六妹说,大爷是用一块小洗衣板葬四妹的,裹的是一床破草席。坟头上撒着一层薄薄的青草,六妹此时又去山岗下草丛中,再拔了些青草,过来撒在她四姐的坟上。我伫立坟前,低头默哀,想到四妹才刚满14岁,正该是蓓蕾初绽的豆蔻年华,却遽然夭折,止不住泪如泉涌。而母亲跌坐在坟旁,双手抚坟,又嚎啕大哭起来。
  在家呆了一天,我和二弟都得回各自单位了,我给了母亲些钱,向她道别。此时端详母亲,她显然也得了浮肿病,一脸浮泡,面色如土,头上箍着黑色的纱帕,样子越发显苍老(其实她才四十一岁)。我突然想到:如果母亲伤心过度,加上那要命的浮肿病,她会不会在身心交瘁中,跟随她视如心肝,宝贝的四女而去?后来听人说,在我和二弟走后,起码有半月之久,母亲都要天天到小河岸边,遥望着四妹的坟痛哭呼喊。(这年7月,母亲溘然长逝。)
  我到二中找到四妹的班主任,告知四妹去世的消息,并为她清理遗物。班主任把我领到四妹居住过的寝室并指了铺位,只见上下床的上铺上,床板上铺的只是我给她的那床旧线毯,连一根稻草也没有,那床我垫过的旧而破的小棉被散放在床上,这就是她睡觉时所盖的东西!床头排放着十来本书,上面搁着几件衣裤,这就是她的枕头!看来,她早已同李春香分铺各住了。而这些床上的东西,既是她夜晚栖身的贴身之物,又是她的全部遗物。我觉得用“艰苦朴素”来概括她的生活仍显得“奢华”,我又不忍心用“可怜”、“寒碜”这些字眼来取代。我过去对她的关心实在太不够了。另据李春香讲,四妹最后一次回家的前几日,她从上铺下来时,赤着脚不慎踩到一个同学掉落在地上的皮带,那皮带扣扎了她的脚掌心,立时就流过血。这样一说,也许她还得了破伤风。
  晚上回到寝室,仍在为四妹的亡故而唏嘘哀叹。我想为四妹写点文字,想到清人袁枚的《祭妹文》,几度提笔,却又感到笔力不济,更担心写出感伤凄婉的文字,在那时会触犯时讳。欲写不成,欲罢不甘,最后只写了一首小诗:
  聪颖婀娜人多夸,
  吾妹年少意气发。
  可怜菡萏竟夭折,
  人间失却一枝花


大跃进——大饥馑
  一
  1958年我去民中任教时,正是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之际。当时大跃进的主攻目标是全民大炼钢铁,保证钢铁元帅升帐。这所民中是由县工商联出资兴办的,工商联划定在新村那儿建一座土高炉,为建土高炉就需要粘土,于是民中学生便受令去新村后面土坡上挖粘土。这所民中1957年开办时招了四个班,1958年又招了两个班。全校学生实行军事化组织,学校为一个营,校领导任营长,各班为一个连,班长任连长,班主任任指导员。挖粘土的任务由二年级的四个班轮流出工,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我任的是二年级二班班主任,我领着这个班学生头天去挖了粘土,第二天轮到年级三班去继续挖粘土。那天上午不出工的年级正在上课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三班学生在挖粘土时,为了既省力又能多取得粘土,他们在挖土时打了个坑洞,而不是先挖掉表土再挖粘土。由于坑洞挖深了,引起塌方,三个学生被活埋在坑里。经过全班学生紧急抢救,从塌方泥土中把三个人救出时,一人已断了气,另外二人受伤。受伤的学生送去医院治疗,死去的学生由工商联买了一具棺木殓葬,全校为这位为钢铁元帅升帐而牺牲的学生开了追悼会。当时对死者家属也不搞什么赔偿和抚恤,送给死者家一幅“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锦旗便算处理完后事。
  土高炉建成后为了能出铁,便发动学生捐献家中的“废铁”。各班下了指标,并用图表列出每日各班所献“废铁”的数量,看哪个班争了“上游”,哪个班成了“下游”。说是捐献废铁,其实大多是家中的铁制用具。由于那时已经开办居民公共食堂,各家的厨房用具闲置不用,捐来的“废铁”中便有完好的铁锅、铁铲、铁火钳、菜刀等,后来连家中木柜、木箱、门窗上的铁扣件也取来了。这些都被用去填工商联土高炉那硕大的胃口。
  土高炉要升火需要燃料,而县里各煤矿产的煤用于保证正规工厂之用,土高炉是没有原煤供应的。于是由县里一声号令,发动全城各单位出动人马,到城郊山丘上砍伐树木。先是说只砍杂树,不砍幼树和成材树,但土高炉日需燃料量太大,一动手砍伐就顾不得许多了。不几日,城郊几个山丘的大小树木被砍伐殆尽,给山丘剃了个光头。新村后面那个大丛林成片的松树,也是那时被砍光的(现在那里已成了街道)。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已被打乱,除了规定的劳动时间外,还得随时准备接受上级布置的突击任务;只要有突击任务下达,正上课的班级也得停下课来,由老师带领去完成这任务。记得有天晚上全校正上晚自习,突然接到全校师生去拆房的任务。说是圣水街、半边街、洙泗塘这一条线的街道街面狭窄,且有弯曲,不利于钢铁元帅的车辆畅通无阻,要把街道两侧的房子全部拆除,拓宽路面。那一晚,这一条线千米长的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参加拆房的人马约有数千人。一夜功夫,一条笔直的通道形成了,而两旁却是断壁残垣的废墟,卸下的砖、瓦、房料堆成一座座小山,确实显示了先破坏、后建设的气魄。乐山现在的嘉定大道,其雏形就始了1958年的大拆房。
  二
  我刚到民中时,口粮还是定量的,学生每月定量口粮32斤,老师每月定量口粮25斤,学生吃的“盆盆饭”,老师吃的“罐罐饭”。到了10月份,上头说全国粮食大丰收,国家粮食仓库里的粮食堆不下了,三年不种田粮食都吃不完,叫取消定量供应,敞天肚皮让大家吃。敞开吃了几天,搞总务的老师一计算,学生伙食费仍每人每月收6元,平均每人每月要吃40余斤粮,买米的钱开支多了,买副食的钱就少了,伙食质量自然会下降。但总务老师的担忧一个月后就消除了,因为上头又说,先前的估产过高了,粮食敞开供应支持不了多久,又叫恢复定量供应。想当初粮食敞开供应时,人们以为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这下又才知离共产主义还很远。
  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浪到10月下旬便渐渐平息下来,原因是土高炉炼出的铁质量好点的只是一个铁疙瘩,质量差的便成了蜂窝铁,毫无用处;二是群众再无“废铁”可捐献了,缺乏原料的土高炉纷纷熄火,久久未拆除的以后便成了人们凭吊那段峥嵘岁月的遗址。这时又忙三秋了,一天晚上,我们学校师生接到了去为地委准备搞的小麦试验田深挖土的任务。地委选中的这块试验田在通江场外,面积大概有一个篮球场大。我们到达那里时,那里已安装上了数十盏汽油白炽灯,把现场照耀得如同白昼。来自各单位上千人马麋集在那里,在试验田里划分给各单位的区域,或挥锄或挥锹忙活。负责现场指挥的人告诉我们,这块试验田要深挖1丈2尺,挖出的不同土层的泥土分别堆放,土里不能夹有石头瓦块。深度挖足后将来要一层层回填挖出的土,每填一层土施一道底肥。我们是在白天小学校老师已开挖过的区段内继续挖,这时坑深已有五、六尺,是硬土层了,锄头根本挖不动,只能用铁镐挖。坑里安着两条斜置的跳板,一行人站在跳板上,用接力传递方式接运坑里挖出的土。在我们旁的另一个区段,已挖至卵石层,但丈量结果不足1丈2尺,还得深挖。这场挑灯夜战直至清晨2时才叫息工,次日再由别人继续挖。听说这块试验田预计来年小麦产量要达每亩数万斤,但次年麦收季节,本地报纸上并未有地委试验田小麦丰收的报道,想是计划落空了。
  不久,我校全体师生又接到了到牟子乡参加三秋支农劳动的通知,其主要工作是抢播小麦。翻耕过的地里不是采用传统的窝播或行播,而是把平整的地土用锄头再造成一段段波浪形,说是土地有隆起的弧度,一亩地可顶一亩二分面积。播种麦粒也不是一把把撒种,而是像绣花一样把一粒粒浸泡过的麦种均匀地插进土里。几十个人干一天也播不完一亩地,到我们原定的半月支农劳动结束,听说该乡的小麦播种任务一半也未完成。
  1959年的秋季,新谷登场的时候,说又是一个丰收年,那年的国庆十周年大庆,也确实喜气洋洋欢庆了一番。参加完国庆大游行后,我即返回家乡,听乡亲们说,这年庄稼欠收严重,新收的稻谷除交公粮和统购粮外,到年关时恐怕就无粮可吃了。村里办的公共食堂也由每日开三餐改为开两餐,农民都在嚷说肚子吃不饱。正是这次回乡,我开始感觉到饥馑的威胁正悄悄向人们逼近。
  三
  1960年春夏之交的农村双抢季节,我校师生又奉令到棉竹乡支农。这时学校让我当一个班的代理班主任,带领一个班的学生到棉竹乡的一个生产队。据先去联系的老师讲,当地已停办了公共食堂,我们得自己开伙弄饭吃。我们的口粮供应已减了,学生是每月27斤,教师是每月22斤(下半年又减至19斤)。与我接头的生产队长把我们带至他家,说我们的食宿就安排在他家。他家是一座L型的大瓦房,短的一横是厨房和厕所,长的一竖是两头两间卧室,中间一个堂屋,卧室上面有楼。队长安排男生住楼,女生住堂屋,都睡地铺,谷草已铺好。队长说他厨房里有一口原来煮猪食的大锅,由于早没有养猪了,那口大锅虽然生了锈,磨去锈斑可作我们全班煮饭之用。我问队长可否派两个农村妇女帮我们煮饭,队长说要不得,说派队里的人来煮饭会偷我们的粮食。我说有这么严重吗?队长说,现在队里春荒严重,没有哪家有米吃,连种下地的黄豆、苞谷都有人去偷取出来吃,哪还见得你们带来的大米。队长又说他靠厨房的那间卧室也腾出来让给我住,我说不必腾,我跟男生一起住楼,卧室还是你们家里人住吧。队长说,那间卧室有门可通厨房,万一他家里的人晚上去偷我们存放在厨房里的来咋办?我说我们信得过队长,队长说他为了避嫌,靠厨房的那间房他一定要腾出来,这样我便安排两个负责煮饭的女生住那间房。
  队长家的旁边不远处有一座草房,队长呼唤了一个人的名字,草房里便出来一个大约三十岁的汉子,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两人都面带菜色。队长叫这汉子去山上砍树,运到队长家的院坝里劈成柴供我们煮饭用。我说,“谢谢这位大哥帮我们的忙”。那汉子走后,队长对我讲,以后你别叫他大哥,叫他名字就行了,他是地主。我说是地主家出身吧?队长说汉子本人成份就是地主。我问那汉子多大年纪,队长说28岁。我一算,解放时还不足18岁呀。队长说,1951年土改评成份时已满18岁,所以评成了地主;还说他现在住的这座瓦房解放前就是那地主家的,那汉子现住的草房则是他从前住过的,是土改使两家互换了住房。
  安排好食宿问题我便带着学生跟随队长到田间劳动。男生的任务是插秧,女生的任务是到坡地采摘豌豆。乡里派下的农技员给我们讲插秧的要求,说省里规定,全省的插秧要做到“一个样”,窝距行距按3×2寸高度密植,说这样一亩田可插数万窝秧苗,以每窝秧年产稻谷半斤计,一亩田可收获稿谷超万斤。与我们一起插秧的农民说,历来插秧是“一尺两头甩”,即每窝秧苗间隔在一尺左右,将来才有分蘖的空间,按这种3×2寸的密植法,将来只能收草不能收谷。农技员说,乡里随时有人要来检查,凡插稀了的秧要拔掉重插,经教育仍不按密植插秧的,要遭批斗。
  我跟男生插了一会儿秧,便去看女生们的劳动。女生们已同队里的一些弱劳力把豆荚采回队办公处,在那里剥豌豆。豌豆其实还未黄熟,豆粒还是褐青色的。据社员讲,现在各家各户都缺粮,这剥出的青碗豆马上要分给社员当口粮。
  我回到队长家,煮饭的女生已把午饭弄好。根据我们每人每天只有9两粮的计划,我们安排早晨吃2两稀饭,中午吃4两干饭,晚上吃3两干饭。蔬菜很稀缺,是队长到几家去给我们买回的一些醃青菜。
  我们吃饭时,队长提着一篮子青豌豆回来了。有同学说,队长,把你的青豌豆卖点给我们。队长说,他还要靠这点青豌豆当饭吃呢。有同学又说,那我们用大米跟你换豌豆。队长说,怎么换法?同学说,一斤大米换两斤豌豆。队长说,那他就亏了,如果一斤大米换1.5斤碗豆,他愿意。几个班委跟我商量,换他几斤碗豆吧,用豌豆煮醃青菜汤,比光吃醃青菜强多了。于是我们把队长那一篮子豌豆全换给了大米。
  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地主汉子的七、八岁男孩一直在旁看着我们,涎水滴得老长老长。
  四
  女生们采摘了两天豌豆荚后,第三天到麦地里帮收麦子。那麦地里的麦穗稀稀落落的,也没有黄熟,只能在麦苗丛中寻找麦穗,用手把麦粒撸下来,装在每人手提的篮子里。中午时,各家可分这收回的麦粒。我看见队长家里人,把这麦粒渗着水在石磨上磨成浆,在锅里做成糊糊当饭吃。想着农民吃的是啥,而我们仍然顿顿有白米饭吃,虽说只能吃个半饱,倒觉得我们比农民是在奢侈享受。
  有一天清晨我起来后,做饭的女生告诉我,昨夜,放在厨房大口袋中的米被人偷过。我进厨房去,大口袋附近的地上果然有抛撒的米粒,而厨房的门窗均完好无异常。窃贼是从哪里进厨房的呢?队长问讯也过来了,他顺着米粒遗落的路径,找到了窃贼入室的所在:厨房灶后有个倒污水的漏阴口,窃贼是从厨房外钻过漏阴口进入厨房的。队长说,这个案子他定能破,叫我们对外不必声张。
  中午我们收工回队长家吃饭时,看见那个地主汉子被绑在队长家院坝边的一棵树上,队长正用树枝条抽打那汉子,一边抽打一边问:“你为什么支使你家孩子去偷学生的大米?偷了多少?老实交代!”那汉子挨一次抽打便哆嗦一下,分辩说:“我没有支使过孩子,偷米的事我一点不知道,我一早就出去犁田去了。”他的一双裤腿高挽,腿上、脚上还有泥。那七、八岁的男孩则抱着队长的腿,哭嚎着说:“爸爸没有支使过我,是我瞒着爸爸悄悄去偷的米。我娘病倒床上半个多月了,她说把临死前想喝口米汤。我只偷了两个裤口袋的米,一个裤口袋有破洞,回家时只剩半口袋米了。
  队长告诉我,他顺着地上的米粒找到了地主的草房,心中已断定偷米的必是这家人所为。他没有惊动这家人,中午等这家人升起炊烟时,他闯进灶房揭开饭锅盖一看,锅里熬的是稀饭。队长说,如今全队没有哪家还有米吃,这熬稀粥的米不是偷的是怎么来的,他才去把犁田的地主汉子叫回来拷问。队长又把我带到那间草屋,先看已熄了火的灶上的锅,锅里小半锅清水,水中的米不过2、3两,还是米的形状,连水都未熬成米白色。隔壁房里传出呻吟声。我推开房门,房里光线昏暗,稍过一会才能依稀看到一间没挂蚊帐的简易木床上,分不清颜色的被子下露出一个头发逢乱的女人的头。这一定是那男孩的母亲。我没有进入房内,把队长拉出室外,对他说:“既然是孩子干的,原谅他家又有病人,这事就到此为止不再追究吧?”队长说,既然你当老师的能宽恕他,那我就去把他放绑。你们来帮我们双抢,我们队里却出了这等事,真不好意思。
  我们回到队长家,那男孩还依偎在绑着的乃父身边,一边抹眼泪,一边对他父亲说:“爸爸,我偷米不是为你,是为了我快死的娘。”队长去一边给地主汉字松绑,一边教训他说:“看在老师、同学们原谅你们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们父子俩。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发生,交社员大会批斗!”当队长把地主汉子的绑完全松下后,在院坝上吃饭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响起一片鼓掌声。地主汉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喃喃说:“谢谢老师、同学们!谢谢队长!”那男孩也跟着跪地,也是叩头如捣蒜。
  看着这场面,我想起了我的地主家庭。我又想:我对这个地主家庭的同情,难道是一种“阶级的同情心理”吗?不,这一家如果不是地主,而是贫下中农,或者别的什么人,当知道是一个不懂人事的孩子,为了病重的母亲想喝一口米汤,不惜冒风险,钻漏阴口去偷几把米时,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宽恕的,这是善良的人共有的天性。怜悯和同情处于弱势地位的不幸者,这种人性是可以超越阶级性之上的。
  经过这次棉竹支农对农村生活的了解,我感到大饥馑的灾难已在农村蔓延开来。

二 小“四清”
  从1964年起,在全国城乡分期分批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计划三年完成。社教运动有四个方面内容: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又称“四清”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正式开展“四清”运动前,各地各单位要开展一次小规模的“四清”,称为“小四清”,作为“大四清”的练兵和预演。本来自1962年开始复苏的国民经济,到1964年已取得明显成效,在不少方面已经恢复到甚至超过了大跃进前的水平,“四清”运动的开展,又把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打乱了。
  1965年6月,我们饮食合作商店也来了“小四清”工作组,一女三男共四人。工作组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此来的主要任务是清经济,其他“三清”也附带涉及一下,但重大问题留待“大四清”解决。工作组说,所谓清政治,合作商店不是一级政权机构,经理没有党、政、财、文大权,不是当权派,政治问题不作为重点;清经济,是清理1962年以来商店中存在的经济问题,如帐目不清、贪污挪用、多吃多占等问题;清思想,是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对商店工作人员的侵蚀和影响,克服阶级意识淡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问题,并说,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没有硝烟,没有枪声,往往是在说说笑笑中进行;清组织,就是清理组织不纯问题,商店里没有党员,更没有党组织,不存在把混进党组织的坏人清除出去的问题,但各门市的负责人合适不合适,需不需要调整则可纳入清组织问题,这在最后阶级解决。工作组讲话最后提到一个问题,说合作商店的主要成员是过去的小商小贩,小商小贩虽然也是劳动人民一部份,但投了资,拿了股息就有资本主义尾巴,因而也是接受监督改造的对象;商店后来补充进的职工没有一分钱投资入股,不拿股息,是工人阶级,是监督、改造小商小贩的依靠对象。可是在商店,职工与小商小贩的地位颠倒了,职工在商店反而没有多大发言权,小商小贩们说了算。要纠正职工主人翁地位不强的偏差,要批判小商小贩们认为自己入了股,才养活了职工的错误观点。工作组讲的这类话,会后,使小商小贩们垂头丧气,觉得自己当年投资入股错了。不久,7月份发放上半年股息时,不少小商小贩对职工自解自嘲说:我们拿的是资本主义尾巴,随时准备你们拿刀子来割我们的尾巴。
  工作组接着单独召开职工会议,也通知我参加。他们说,你们对商店小商小贩的称呼不恰当,叫什么某大爷、某奶奶、某孃孃,搞家族式一团和气,这就是阶级意识不强的表现。对有技术的可以称某师傅,其余一律直呼其名。工作组说要把称谓的问题在大会上讲。以后,年轻的职工对五、六十岁的人就直呼其名了,叫者别扭,听者也不舒服。但工作组没有提出商店里人普遍称我“江老师”的问题,别人当着工作组的面这样叫我,工作组也没提出过异议。工作组后来召开骨干会也叫我参加,因为我是商店仅有的四名团员之一。
  为了把“小四清”造出声势,工作组下店不久,在工商联礼堂召开了一个由全公司人员参加的批斗大会,批斗对象是我们商店一个年逾六十的李××。
  李××解放前当过保长,1951年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管制二年。李××在闹市区有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他和他妻子开了一家面饭店。1956年全行业改造,他的饭店不大,以楼下房屋和饭店设备入股,纳入了合作商店。1962年,上级部门为了活跃多种经济,提倡小商小贩们退股搞单干,许多入了合作商店的人便退了股。李××的妻子为了退股,与李××办了离婚手续,将产权分割到她名下(同时将几个子女的抚养责任判给了李妻)。公司准许李妻退出商店却不退入股资产,理由是他们是假离婚,李××仍在商店,资产应属李××。李妻以合作商店章程“入股自由,退股自由”为理由,以法院判决股产归属给了她为依据,向上级部门多次申诉。闹得公司不宁。这次批斗李××,指控的罪名是:李××和妻子假离婚;李××指使妻子1962年闹单干,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李××指使妻子要求返还股产,破坏合作化的伟大成果,向社会主义反攻倒算;李××指使妻子倒处告状,不服从党的领导。这次批斗大会有法院的人到场,最后由法院宣布:给李××重新戴上反革命帽子(李××于1962年已脱帽),管制三年。李××的帽子和管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解决。
  乘这次批斗大会的余威,工作组在商店清经济问题时便顺利多了。查了1962年以来商店的全部帐目,查出了许多白条子。1962年以来,商店的进货相当部份是从自由市场购回的,自然没有正式发票。对这些白条子,不是根据当时的购进价,而是按1965年的市场价算(这时物价大幅度下降了),算出的差额便是落了个人腰包。此外又算商店经理、副经理们的多吃多占。这样计算的结果,不少人便要退赔。没钱退赔,便让拿东西来抵。结果便收缴了不少实物,单是毛毯就有五、六床。这些毛毯在文革中批斗我时都派上了用场。此是后话。
  经济问题初步清理完,就转入清思想。工作组最热心的是追查男女关系问题,说这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具体表现。通过大会逼,小会追,结果查出了三对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记得一次大会上让女方讲“细节”过程,那女的在三番五次猛追下,果然道出了细节,许多人听得津津有味,工作组也不加阻止,让那个戴了“绿帽”的人无地自容,只好自己走开。
  最后清组织,调整了部分门市经理人选。
  这次“小四清”对我秋毫无犯。不过工作组说了,重大问题留待“大四清”解决,对我能否过“大四清”的关,我心里没有谱。
  “小四清”结束后,商店转入了“突出政治”的学习,由驻店干部主持。驻店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说话表达也不行。他后来干脆把学习材料给我,或者让我自己找报上材料,叫我所在店订了一份四川日报,便于我查报,让我在学习会上读材料、读报,并作辅导讲解。那段时间商店人员去开会学习,常说,去听江老师讲课。
  对我来说,这几个月时间是平静的,但这只是台风到来前的平静。

 三 “运动”交叉
  乐山县的“四清”运动是全国开展得最晚的。1966年5月初,县里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总团”,财贸系统成立了分团,饮食服务公司成立了工作队,合作商店(包括旅茶、日杂、蔬菜等合作商店)成立了工作组,饮食合作商店来了工作组的四个人,领头的称为“片长”,他叫杨××。
  杨××在饮食合作商店的群众大会上说,“我们是来搞‘大四清’运动的,‘大四清’是第二次土改,要像土改运动一样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首先是把最基本的群众发动起来,重新划分阶级,重新站队,重新组建商店领导班子。要清理经济问题,让有贪污的,有多吃多占的作经济退赔,不惜搞得他们倾家荡产。将来运动结束时,清出来的经济,群众也可以像当年农民分浮财一样分胜利果实”。他又说,“前次你们商店来的‘小四清’工作组,说什么商店没有当权派,因为没有掌握党、政、财、文大权。不对,商店是没有一个党员,当然说不上党权。但各门市经理是基层行政领导,就有政权;他们掌握了经济实权,就有财权;你们商店还有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就有文权。各门市经理、副经理就是当权派。所有当权派都要在这次运动中过关。怎么过关?‘小四清’工作组说是洗‘温水澡’,右了,这次要洗‘热水澡’,热水澡才能把身上的污垢洗干净。洗干净了的当权派可以继续当经理、副经理。洗不干净的就要拉下来,但在未宣布撤消职务之前要继续管好生产业务,不许消极怠工,否则就是对抗运动,要加重处理”。他还说,“上一次的工作组不抓思想问题,热衷于抓男女作风问题,这是刹偏风。男女作风问题可以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政治思想问题要重点抓,前次有些人就在这方面没受到触动,这次蒙混过不了关。商店是经商的,不知怎么还有老师,商店只有师傅没有老师”。杨××这些讲话,给人以杀气腾腾之感,有些话分明是冲我来的,我感觉他来者不善。他的许多话,我认为不符合政策和文件精神,但又搞不清是他信口开河,还是他的上头也是这样讲的。我后来知道,他只有高小文化,农民出身,土改中表现积极而被安排到了邻县一个税务所工作。
  工作组的另一组员,也是分管我所在饭店的人叫冯××。此人是从粮食公司抽调来的。我觉得这人懂政策,讲话也有水平,他在会上的讲话注意分寸,也有逻辑性,不像杨××一样信口开河,东拉西扯。后来听人说,有一次他们四个工作组组员开会,杨××指责冯××在群众会上抢他的风头,说的话比他还多,问冯××,“你是片长还是我是片长”?此后,冯××就不大在会上讲话了。
  工作组的第三位成员叫覃×,从日杂公司抽调来的。此人不善言辞,讲话时候不多,偶尔在会上讲几句,也不着边际,还往往被杨××打断,由杨××接着讲,他也就不再开腔。
  工作组的第四位成员叫汪××,当时仅二十二岁,中专毕业生,是从供销社抽调来的,大家都不称她“汪同志”而称她“小汪”。她只在每次开会前教大家唱革命歌曲。我没听她在会上发过一次言。
  杨××有次由他一个人召开积极分子会时,公开对与会者说,“冯××油嘴滑舌,覃×立场不稳,小汪屁事不懂”。他自己是什么他没直接说,只说自己是经过土改、三五反、反右考验过来的。当时大家都以为他必然是党员。后来才知不是。
  “文革”开始后,杨××不大说是来搞“四清”运动的了,而是说,“我们是以文化大革命带动‘四清’以‘四清’促‘文化大革命’,是两个运动交叉进行”。“文革”势头越来越猛,他干脆不提“四清”二字,转而说,“我们是来搞文化大革命的,是文革工作组”。
  在发动群众阶段,工作组要大家写“小字报”,但写出的“小字报”寥寥无几,当时也只有一张是针对我的,内容我记不得了,好像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当“文革”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街头出现许多大字报时,杨××发动群众写大字报了,而且要求人人必写,不写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要追查其政治态度问题。
  四 大字报
  自工作组进驻商店后,除星期日外,全商店人员每天都必须参加一次学习。有一天却叫我暂时不去,等第二天再去。次日晚上我去参加学习,走进那个设在另一家饭店楼上的大房间,看见整个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还用一根绳子牵了一排大字报。我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写我的大字报。这一看我大吃一惊,不仅为数不少,而且写得最多的是我的芳邻宋××,她是工作组进驻商店之后一周左右才从西藏回来的。她一张写一个内容:江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啦,没有考上大学就攻击党的阶级路线啦,与同学通信散布反动言论啦,在中学时搞“大民主”啦。这些都是1958年我的“旧帐”,可能是工作组查了我的档案向“积极分子”们透露的。但有两张大字报属“新帐”。1964年初,我曾写过一篇中篇小说《亲与仇》,主要情节是:土改中,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面对农民群众对其父的清算,思想斗争激烈,一方面,她同情地主父亲,另一方面又对带头清算父亲的家中老长工的举动迷惑,因为这个老长工过去对她十分关心,其疼爱程度有时超过父亲。后来她才知道,她的生身之母原是地主家的丫环,也是老长工的情人,但被地主霸占了。当地主发现二人的隐秘后,活活把丫环害死了。由于地主没有生育能力,就把丫环生的女儿诳称是自己的亲生女,事实上老长工才是这个女孩的生身之父。女孩在明白自己身世后,面对亲与仇的矛盾,她才有了果断抉择。这篇小说写完后我给宋××看过,她说很吸引人,到情节紧张处令人透不过气来。这篇小说我寄给《收获》,退稿信中说:“这篇小说写得还是不错的,文学语言也比较生动。但反映的内容有些不太真实。”《收获》的评价我是认同的,的确是自己的胡编臆造。宋××在大字报中,说我把地主当亲人,把农民当仇人,站在地主立场上说话。同年底,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餐桌旁》,是写一个饭店女服务员由后进向先进的转变过程。此文也给宋××看过。她说我写的主人公很像我们店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的确,我是以那服务员为原型再创造的。此文寄给当时全国工商界的行业报纸《大公报》,半年后才退稿,退稿已用红笔作了删节和修改,退稿信说:“很有生活气息,并试作了修改看能不能用。现因稿挤,割爱奉还。”宋××在大字报中,说我丑化我们的女服务员。我看了她这些大字报,当时既有些伤心又有些气愤:几个月前还对我情意绵绵的人,怎么回来参加运动没几天,就对我如此无情绝义?稍感庆幸的是,她没有揭发我“调戏”过她,对彼此曾有过的良好关系也只字不提。更有意思的是,也有几个人写她的大字报,说她明知我是什么人,却和我打得火热,与我划不清界线;说她过去和我关系暧昧,全店的人都看得出来,要她交代到底关系暧昧到什么程度。这明显在“臊”她,可她似乎成竹在胸,此后也没有用大字报作解释回答。
  那次被贴大字报的人,我不是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八位门市经理中的两位——工作组片长杨××所谓的“当权派”身上。这二人也是后来在运动中首先挨大会批斗的。
  大字报不仅涉及了八个门市经理,所有“四类分子”,也涉及了广大群众。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被大字报点了名的,几乎占了全商店人员的一半,不下四十人(全商店共108人)。而这正是片长杨××所希望的,他说过,文革就是要人人过关,不要怕大字报涉及的人多,要把水搅混,水澄清之后,阶级阵线就分明了。
  大字报揭发告一段落后,杨××的阶级阵线果然明确了。他宣布免去商店全部八个经理的职,另委任了新的经理,基本上都是不持商店股金的职工,他说不能让小商小贩掌商店的权。此后他又宣布了商店文革小组的成员名单。女杨××为组长,宋××、小王为副组长。宋××当副组长大家不奇怪,因为她是工人家庭出身,又旗帜鲜明地与我划清了界线;小王当副组长大家有点意外,因为他是刚来商店不久的学徒工,干的是洗碗工作,过去在店里是毫不起眼,甚至有点被歧视的人,但他也是工人家庭出身。最令大家意外和大惑不解的是女杨××当组长。她30岁左右,没有丈夫,带着一个约10岁的儿子过话,儿子的父亲是谁谁也说不清,用的是母亲的姓。据说她在三年大饥馑时期从事过卖淫活动,进过派出所。不过我只是听说而已,当时我还没来商店,确切与否我不敢断定。她在商店有个尽人皆知的浑号:杨△△(我不愿把这两字写出来,以免有污视听)。让此女当文革组长,领导我们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体大革命,岂不是欺商店无人乎?
  片长杨××似乎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他在会上对大家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选出的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不恰当,是不是选错了人?土改时,选择的依靠对象是在旧社会最受穷、最受苦、最受歧视的人,这样的人革命性才最高涨、最坚定。现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商店里就是要把这样的人选出来作领导。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工作组,就是反文化大革命”。

五 小交锋
  我被贴大字报后没几日,工作组冯××找我谈话,他要我正确对待大字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己争取主动,把问题说清楚。他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说我的问题一是家庭出身问题,那是我不能选择的。二是1958年与同学的通信问题,那问题已作了结论。此外我不知自己还有什么新问题。他说,有人检举你写有日记、诗歌。我说我从无写日记的习惯,不存在日记本问题;我倒有个笔记本,上面抄有我历年写的几十首诗。他要我写一个自我认识,并把那本笔记本交出来。
  这时商店的“文革”运动已由揭发阶段转入斗、批阶段。工作组明确宣布:先斗批“当权派”,后斗批其他有严重问题的人。斗、批“当权派”分两步走:先是“小交锋”,后是“大批判”。所谓“小交锋”,是由工作组和一些积极分子与交锋对象举行座谈式的谈话,先让交锋对象作自我检查,然后与会者质询、批判。有的“当权派”,“小交锋”之后就过了关,有的“当权派”经过“小交锋”过不了关,就交大会批斗。我计算着,工作组认为问题严重的两个“当权派“挨过“大批判”后,下一步可能轮到我了。果然有一天,我被叫到开大会那个房间旁的小办公室里,片长杨××宣布,今日对我进行“小交锋”。
  我的自我认识和检查,该说的说了,该上纲的自我上纲了,一时间,参加会议者也无话可说。这时,杨××拿出我上交的那个笔记本,要我自我检查、批判我写的那些诗。我这下似乎来了精神,也有些委屈。我说,那本子上的诗,除了几首爱情诗可能被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外,其余的诗,都是积极向上的,甚至可说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我敢肯定查不出一首有问题的诗。
  杨××说,好,我来批判你这些诗,第一首就有问题。这诗题为《人生》:“人生是一张白纸,/等待着自己去画写。/生活让我们握笔,/要在这纸上画图、写字。//是画镰刀、斧头与手雷,/还是画酒瓶、香水与钞票?/是写庄严神洁的诗歌,/还是像巫士一样胡写乱描?//有时候,画好了一笔,/终生都感到骄傲,/有时候,写错了一笔,/终生都感到懊恼。/面对人生这张白纸,/我们每下一笔,/一定要慎重思考。//”杨××说,镰刀、斧头、手雷这是些什么?杀人武器,你这不是想搞暴动吗?我说那是代表工农兵,镰刀、爷头不是绣在党旗上的吗?他又翻开一首诗,此诗题为《黄昏小景》,仅摘诗的后半如下:“叔叔荷锄归,/锄头挂晚霞;/爷爷溪边去饮牛,/水中牛影象大。//村前涌白浪,/归来一队鸭;/嫂嫂走出菜园门,/采回满篮豆荚。//牵羊进羊圈,/吆鸡上鸡架;/一盆热水净手脚,/再把庭院扫洒。//西天晚霞灭,/屋脊露月牙,/家家燃灯开晚餐,/豆荚稀饭煎粑。//不是桃花源,/不是蜃楼画,/发奋图强建家园,/人寿年半家发。//山村黄昏景,/一幅水墨画。/人民公社一张纸,/谁是神笔画家?//”这首诗,是1962年上半年我在农村生活,有感于农村元气正在开始复苏而写的。现在看来,倒有些理想化,有些粉饰现实。杨××说,这首诗问题就更多了:你说人民公社是桃花源,是乌托邦;你说人民公社是海市蜃楼,是虚幻假象;你说人民公社是一张纸,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是东方地平线升起的一轮太阳;你鼓吹发家致富,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杨××此后还“批判”了几首诗,恕不再引。
  对于杨××的颠倒是非,强词夺理,自以为是,我开初还同他争辩,后来干脆闭口,任他一派胡言。其他在座者无人插话,装出洗耳恭听样子。我真想问他一句:你到底懂不懂诗?不是不敢说,而是不愿浪费唇舌。同白痴辩理,自己比白痴还白痴。
  六 造 反
  在一些自以为代表了主流意识的评论中,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就是一部造反的历史,是造反派秉承林彪、江青集团意图,从头至尾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和“反动权威”的历史,是造反派自始至终得势、得意的历史。一些记述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在文革中遭受劫难的文章,都几乎众口一词把造反派作为施难的主体,罪恶的代名词。其实,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和后来的造反派是不同的,尽管他们都打的是“造反”旗号。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基本上由“根正苗红”的“红五类”组成,一般人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们是自觉起来造反,造反的主要对象是所谓的“牛鬼蛇神”,所谓的封、资、修黑五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他们的旗帜和口号,是一股极“左”势力。他们中的相当一部份人后来成为保守派,表面是保单位党委,保革命领导干部,实际是想保自己17年来的既得利益。后来的造反派大多是自己或家庭在17年或文革初期受过压,甚至抬不起头,在“造反有理”的诱惑、鼓舞下被迫起来造反的。把那条压抑他们的路线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倒不如称为极左路线更准确,他们要造的就是这条路线的反。目的是:自己解放自己。这后一种造反派比前一种造反派人数广众得多,其群众基础也比前一种牢固。前一种造反派自以为有恃无恐,干起坏事来胆之大,破坏性之烈毫不逊于后来造反派中干坏事的坏头头。如在乐山,他们就捣毁了乌尤寺五百罗汉堂,还准备炸掉乐山大佛。即使在他们被后来的造反派斥之为保守派暂时受压时,也有天生的优越感。他们的受压时间并不长,文革中的大部份时间他们是“安全”的,后来又成了香饽饽,有的还受重用。后来的造反派,确实有专搞打、砸、抢的凶残之徒,但就这一群体而言,多数人由于“底气不足”,其“造反”的行为也是谨慎的,有克制的,而且这一派真正得势、得意的时间也很短暂,在文革中、后期,基本是受压的,所以即使在文革中,也有“造反派不香,保守派不臭”之说,更不必说在否定文革时所受的压力了,他们被称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残渣余孽。
  我自己也是被迫起来“造反”的。1966年11月,乐山城里批判“资反路线”已渐成气候,街上贴满了批判工作组,批判本单位文革领导小组的大字报,后一种造反派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组织,“造反兵团”、“造反司令部”的旗帜闪亮登场,许多单位都陆续成立了造反队,喊出了“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口号。而在我们饮食合作商店,依然是工作组君临天下,文革小组趾高气扬。一天,与我不在同一门市的青年职工刘××找到我,问我知不知道工作组下一步要批斗我?我说我有预感和心理准备。他说他也要挨批判,说工作组把我划为“四类”,把他划为“三类”,“四类”要斗,“三类”要批。我问,“为什么把你划为‘三类’”?他说他虽然家庭出身是医生,但他父亲解放前是“红”医生,过去的“红”就是现在的“黑”。更主要的是认为他作风不严肃,思想消极落后。他说与其被动挨批斗,不如主动向工作组的权威挑战。商量的结果,是我到他住处一起写大字报,我拟稿,他抄成大字报,他那儿“保密”条件好些。
  刘××住的是商店的一幢木结构楼,他住楼上,他的妻子在四十里外的五通桥(地名)工作,周末才回来,刘××叫我晚上就和他一起住。那楼上共住三户人,另一户是房子的原主人,那家人不在我们商店;再一户是与我同店的职工小梁夫妇。小梁也写过我一张大字报,但他次日下午就约我去茶馆喝茶,说工作组指定他要写的,他只读过初小三册,不会写,是请人代笔写的,写的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久他就借调到峨眉的一个三线工厂做白案去了,他的妻子小杨是我们商店另一门市的职工。
  花了两个下午,两个晚上时间,大字报快写完时,刘××说,隔壁的小杨想同我们一起造工作组的反。我听了有些诧异:小杨是工作组划定的“革命群众”呀,怎么也要反工作组?况且此前我对她并不了解,唯一的一次接触是1965年4月的一次。
  那次,小杨生孩子刚满月,刘××约我去看她。刘××与小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梁与我同店,我便同意了。探视产妇得备些礼物,我们买了20个鸡蛋,2斤猪肉,钱是我付的。我说刘××你有小孩,我是单身汉,这点钱由我一人出就是了。当时小梁小杨夫妇租住的是一间民房,不是现在刘××的隔壁。他们要留我们吃午饭,小梁在灶上煮饭,小杨头上包着一张围巾在灶下烧火。不知为了一件什么小事,小梁当着我和刘××的面,将手中的刷把向小杨脸上掷去,小杨没还手也没还口,眼泪就从她那双滴溜溜的大眼中扑簌簌掉下来,那忧郁伤感的眼神让我久久难忘。
  小杨是高小毕业生,14岁参加商店工作,当她由豆蔻少女长成蓓蕾初放的大姑娘后,出落得人见人爱,尤其是一对大眼睛水灵灵的似乎会说话。小梁为了追她,下班后就去她家挑水、劈柴、做笨重活。在小杨刚满18岁能领结婚证时,他俩就草草成婚了。
  我要刘××把小杨叫过来,问她为什么愿和我们一起“造反”。小杨说,她早就对工作组那一套看不惯了,也敬重我的文才和为人,愿与我们“战斗在一起”。她还说商店里有她这想法的人多,她可以再约一些人来。我为了“考验”她,说:“明天我们去‘首都红卫兵驻乐联络站’联系,争取得到红卫兵支持;后天到街上贴大字报——这两件事你敢不敢同我们一起参加?”她说,当然参加。
  就这样,我们的大字报贴上了街。通栏标题是:“万炮齐轰工作组,烈火猛烧杨××”。末尾署的是:星火燎原战斗队。


 七 大逆转一幕
  文革中乐山的群众组织,在1966年11月份以前只有一派,那就是以各中学“红五类”学生为主组成的红卫兵派和以各单位文革领导小组为核心的“文革”派。1966年11月10日,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乐山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也是在这一次上京接受检阅的,能上京的红卫兵是官方挑选、官方出资送上京的,所以他们被称为“官办红卫兵”。他们回乐山后,联合各单位的“文革”派,所组织的群众组织都冠以“11、10”字样,被称为“1110”派。11月中上旬以前,是他们势力的顶峰时期。而各中学未得到“官派”,采用“大串联”形式上京的以非“红五类”学生为主,回乐山后组织的红卫兵组织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与此同时,在批“资反”路线口号下,由各单位在运动初期受压的人为主相继成立的群众组织统称为造反派,即前面说过的后一种造反派。在我们上街贴大字报时,“1110”派已处于下滑趋势,造反派正方兴未艾。而各单位的工作组,则处于“权威”受动摇,被批判的时候。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商店群众反映不一,多数人拍手称快,女杨××、宋××这些被工作组重用的人和“积极分子”则视为大逆不道,还有的人处于观望中。工作组的反应是立即组织力量回击,他们连夜组织人赶写反击大字报,在第二天用他们所写的大字报覆盖了我们写的大字报,其通栏标题是:“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江源揪出来示众”。落款是“商店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我们当即写了“严正声明”,抗议他们这种覆盖大字报,剥夺我们“四大”权利的行为。我们在“声明”中宣布,从即日起,不再参加工作组组织领导的学习和会议。我还通过我在文艺界的一个朋友辜××,利用文艺界造反组织安装在街头的大喇叭宣读了这份声明。工作组组织的揪我“示众”的大字报次日又被其他单位造反派的大字报覆盖了。这样,我们和工作组及商店文革小组处于对峙状态。
  一天晚上,我拖着因熬夜患了感冒的身子去刘××住处,刘不在。小杨见我身体不适,先是上街为我买来治感冒的药,后又说帮我刮刮背。她向同楼的那户人家要了点菜油,叫我伏在她床上,撩起我的后背衣服,用汤匙蘸着清油为我刮背。这时商店一个人们呼之为“王歪嘴”的人来了。此人嘴巴歪得厉害,故名。他原是商店一个门市经理,文革初期被工作组免职的八个经理之一,免职后调至我所在商店工作。他说,他是奉文革领导小组之命来的,说我们批判工作组,文革小组和商店群众也要批判工作组,今晚就开批判工作组的大会,邀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大会。我们问,工作组到场吗?他说,为打消群众顾虑,不让工作组参加,由群众揭发工作组。于是我和小杨便同王歪嘴一起来到会场——我们平时学习、开会的饭店楼上。
  一进门,果然不见工作组一个人(事后得知,实际是藏在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并掩了门),却见会场上挂着一幅横标:“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我一进门,女杨××便指着我说:“批‘资反’路线,你没这个资格。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我说,我不是右派,是群众。再说你们打出的这幅标语,在北京早已受到造反派批驳。女杨××等人说,“你反动,敢说这句革命口号是错的”。我说,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不是某个人自己说了算。有些人自封为左派,把反对他们的人打成“右派”。这句口号貌似革命,而在当前批“资反”路线的斗争中,往往被伪装的“左派”,用来打击革命群众的一个口实。我这时回望小杨在哪里,却不见她身影。双方辩论了一阵,女杨××说,不跟他辩了,斗争会开始,今晚就要斗争你。王歪嘴便拿出一顶高帽要给我戴。我夺过高帽,扔了。他们捡起来,缚住我双手又给我戴上。又抬出一只长板凳,要把我推上凳,我一脚把凳子踢翻了。他们便呼口号:“江源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江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也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他们呼:“打倒江源!”我就呼:“毛主席万岁!”女杨××说:“把他拉到街上斗。”王歪嘴和商店一个身材最高,力气最大,解放前当过宪兵的陈×便一人挟住我一只手。又有人端来一盆浆糊,往我胸前棉衣上刷,贴上事先已写好的“打倒右派江源”的大幅白纸。然后,把我朝楼下推,后面跟着来开会的群众。他们把我推上大街,从饭店抬出一张方桌,把我推上方桌。宋××也站到桌上,向围观群众宣布:“乐山城区饮食合作商店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江源群众大会开始。”接着她领呼口号:“打倒江源,再踏上一只脚!”台下传来商店里的几个人有气无力的回呼声。接着宋××就掏出稿子,念我的“罪状”。这个斗争会在饭店门外,是一个十字路口,街面宽阔,我看街面上已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人头,人头下一张张泛着黄光的人脸,像露天演出时台下看戏的观众一样,好奇地望着站在方桌上的我和宋××。围观观众人数还在增加,估计有一两千人,街面交通已完全阻塞。宋××正唸着,只见一个戴红卫兵袖套的男青年拨开人群跳到方桌上,撕下我胸前白纸,扯下我头上高帽。宋××问:“你是谁?要干什么?”红卫兵转身面对观众说:“我是首都红卫兵驻乐联络站的红卫兵,我们要造这个斗争会的反!”宋××问:“你们凭什么造反?”红卫兵问宋××: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宣布江源是右派的?宋哑然。又问:江源是不是共青团员,运动前是不是和你在一个团小组的?宋仍哑然?再问:江源是不是当权派?宋又哑然。又再问:江源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宋仍无以回答。红卫兵便用手在嘴边做成喇叭状,高声对台下群众说:“现在问题清楚了,江源只是一个普通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商店的工作组和‘臭文革’,一不斗走资派,二不斗地富反坏,却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这个反造得不?”台下群众高喊:“造得。”红卫兵又问:“转移斗争大方向,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工作组和‘臭文革’,批得不?”“批得。”台下一片应声。红卫兵说:“现在,由他们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上来揭露工作组和‘臭文革’的罪行。”他叫我下桌去,叫宋××不许走,就站在桌上。红卫兵跳下桌,只见小杨站到桌上,向群众一一列数工作组如何把商店约一半的人打成“不革命群众”,如何逼死了一个群众,如何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如何压制群众起来批判“资反”路线等,并指着宋××说,她就是“臭文革”的副组长,工作组的得力干将。台下有人喊:“把高帽子给这个‘臭文革’副组长戴上。”桌下便有人捡起我戴过的那高帽,上桌来给宋××戴上。小杨又说:“商店的‘臭文革’组长杨××(女)更坏,是商店里尽人皆知的杨△△,工作组就是重用的这号人。”四周又有人喊:“把那杨△△拉上桌亮相。”商店的人说:“杨××(女)已经跑了。”又有人问:“工作组的人呢?”有人回答:“躲在饭店楼上小办公室里。” “把工作组的人拉下来。”有人喊。便有商店的几个人跑向饭店楼上,他们回来说:“工作组也跑了。”
  站在方桌上的小杨和宋××,在互相辩理,小杨的口才我这是第一次亲聆,她原来能言善辩,说得句句在理;而前一段时间在商店开会时尚说话滔滔的宋××却理屈词穷,难予招架。我突然有一种这两个年青女人,一个很美一个很丑的感觉。
  事后我才知,来造这个斗争会反的首都红卫兵,是小杨在楼上看到我被骗回被围攻时,立即转身去搬来的救兵。这个街头斗争会大逆转的一幕,持续到深夜才散。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6-06-15
八 画地为牢
  风平浪静过了两天。
  这天晚上,又是我和刘××、小杨在刘××寝室里聚商时,王歪嘴又来了。他说,工作组已认识到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今晚要当众检查,向全商店群众,特别是向你们赔礼道歉,给江源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派我来请你们去参加大会。我说,我们已宣布不参加工作组召开的会议了。王歪嘴说,今晚的大会不由杨××主持,由工作组组长主持。工作队队长、工作组组长都来了,他们让我给你们说,工作组很快要撤了,你们不去,就没有机会给你们当面赔礼道歉了。
  我们便去到会场。会场四周坐满了商店的人,中间一张桌围坐着工作组的人,除商店的四名工作组人员外,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估计是工作队长和工作组长,他们让我们坐在群众中。
  杨××先向大家介绍谁是工作组组长,谁是工作队队长,说今晚的会由工作组组长许××主持。这个许组长先说这个组管合作商店几个片,他过去很少来这个片,请大家谅解。接着说:“我们是来搞‘四清’运动的,我们是‘四清’工作组,上面有‘四清’工作队,财贸分团,县总团。我们不是文革工作组。首都等地的文革工作组撤了,那是应该的,我们‘四清’工作组撤不撤,要听中央的。现在中央没发文件撤‘四清’工作组,我们就要坚守岗位,继续搞‘四清’。现在我宣布财贸分团的一个决定。”他拿出一张纸宣读决定。该决定的内容大意是:为保证“四清”运动顺利进行,根据当前形势,立即停止江源的工作,限制其人身自由,就地监督检查,听候处理。我当即站起来提出抗议,并提出怀疑这个决定的真实性,要求看看这决定。许组长把这决定纸递给我,上面果然盖着财贸分团的公章。我把这决定撕了,要退场,便有几个人把我拦住。许组长说,撕决定只能加重处分,决定撕了也要执行。如果不遵守决定还要自由行动,我们就请公安部门协助执行。然后他又说,下面的会由片长杨××继续主持,我们走了。工作队队长、工作组组长等人走后,杨××便精神抖擞地开始了他那喋喋不休的那一套,无非是“没有中央决定,谁想撵走工作组都办不到,工作组要继续完成斗、批、改”之类。他最后说,“从今晚起,江源就只能呆在这里。商店没有‘牛棚’,这里就画地为牢暂时作‘牛棚’。我们派人轮流守在这里”。
  散会后,大房间里便留有几个年纪较大的人看住我。有人劝我不要再跟工作组作对,认输算了。我说我认输他们能饶吗?何况我们作的并没错。我还说,我们商店的形势跟全国、跟乐山的大形势差距太大了,运动有反复,我不相信他们这样作能维持多久。于是大家不再说话,各找地方坐下。我坐在一把藤椅上闭着眼假寐。
  晚上11时,换班的来了。来人中,文革小组副组长小王,他的未婚妻小李直接进了大房间旁的小办公室,剩下的五个女性:包括宋××在内的三个年轻女会计,还有两个年轻女服务员,五人中除宋××外都未婚,她们也各自找椅子坐下。姓陈的女会计向着小办公室说,“小王、小李,你俩三点钟来接两个女服务员的班,因为她俩明天还要上班跑堂”。当时是12月,夜晚气温低,她们坐了一会,姓陈的女会计便去小办公室端出一个火盆,盆里装上木炭,准备烤火。陈××说:“那小两口进去就一起睡了。”有人问陈××,他俩是怎么睡的?陈说,办公室里有几床毛毯,(那是“小四清”时交上来的退赔之物),那小两口在楼板上铺一床毛毯,盖两床毛毯,就在一个被窝里睡了。生燃火,她们五个人围着火盆,又腾出一个位,叫我也来烤火,于是我在五位嘉丽的包围中同她们一起取温暖。她们先是聊了一些闲话,后来无话可说了,大家就默默枯坐,我除能闻到炭火燃烧的烟火味,还闻到从她们身上散发出的一阵阵雪花膏香味。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工作组让五位如花似玉的姑娘陪我这单身汉苦熬这漫漫寒夜不知是何居心?真是置身花丛中,苦中也有乐了。后来火炭快尽了,陈××说去小办公室取炭,门推不开,从里面闩了。陈××又喊:“小王、小李,快起来接班了。”没人应声。陈又喊了几遍,仍没有应声,门也始终不打开。大约半月后小王、小李都参加了我们的“星火燎原”战斗队,小王对我说,他那晚就是不想扮演监守我的角色,所以不出来。
  凌晨二、三点钟时,火完全熄了。陪我熬夜的五位女性,把她们来时准备的大衣、棉袄之类披在身上。一位女服务员先是把一件花棉袄披在自己身上,后来她见我脚腿在抖,又把这花棉袄搭在我膝上。总之这一夜,我并不觉困乏,脑子还有些兴奋。
  天明后,她们要走了,叫我不要走,说到上班时工作组要来。八点左右,楼下有人给我端来一碗面条。吃面后我才感觉有些困,坐在藤椅上打盹。杨××等几名工作组的人来了,没同我说话,进了小办公室。
  我正在瞌睡中,突然被人推醒,面前站着一个穿着脏工作服的十三、四岁的男孩,还牵着一条小狗。他是小姚,父亲原在理发社工作,后来死了,小姚就成了孤儿。饮食服务公司把小姚安排在商店一个门市当学徒。他说,工作组叫你不许睡,起来站。他拖开我坐的藤椅,我在另一把椅上坐下,他又来拉,还驱使小狗来咬我。小狗扑过来,我一踢腿,小狗就跑开了。这样我坐他就来拉,其时我真的渴睡极了,巴不得没人打搅坐着睡一觉。见小姚纠缠不休,我对他说:“小姚,你还小,不了解情况,不要被人利用。你想想,我和你无冤无仇,你这样来纠缠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没有死罪,将来还要在这世上活,你以后怎么见我?”小姚一会儿果然牵着小狗走了。大约半个月后,他也参加了“星火燎原”战斗队。三年后他调来同我一个店工作,和我一起做白案,并成了我的邻居和忘年朋友。他说,那时工作组许他吃一碗面条,要他来干扰我入睡,想从体力上精神上把我拖垮。
  晚上,我认为又会派人来守我,结果却是王歪嘴来了,说工作组让我回我寝室,就呆在我寝室里不许出店,不许和外界联系。这是以我寝室为牢,另一种画地为牢的方法,依然是剥夺人身自由。我回到宿舍,倒下床便睡一睡就睡到晚11时左右,楼下的饭店关门,王歪嘴推门进来才把我闹醒。他抱来三床毛毯,在我寝室靠墙的地板上铺一条毛毯,盖二条毛毯入睡。枕头是从楼下抱来的50斤重的一袋面粉。就这样,我睡床,他睡地板,彼此不说话,各睡各的,前后约十天。


九 重获自由
  我所在饭店没有厕所,只在楼梯下搁了一只粪桶,作小便用,解大便得横穿过大街,再到一个巷子里的公共厕所去。王歪嘴每天当上午班,早晨他什么时候起来的我一般不知,往往我还在睡梦中。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公共厕所大便。我出店时也不招呼谁,顾自往街上走,王歪嘴一见我出店门,便放下手中活跟在我后边。我进了厕所,他便在厕所外等。我大便后出来,他又尾随我回店,见我上了楼又才去忙他的活。
  就在我次日又去公共厕所大便,蹲下不久,有一个来上厕所的人从我面前过,递给我一张字条,他自己去另一个坑位蹲下了。这人我认识,是老张,四十多岁,是搞摄影的,就住在我工作的饭店不远处,与李××是朋友。我回到寝室,打开字条一看,内容是:“勇敢的‘星火燎原’战士,要坚持。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我们准备派人上京告状,反映工作组在商店的种种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同时为你申诉。你可立即赶写材料,每日早八时上厕所时将材料带上,有人到时会来厕所取材料。抓紧时间写,勿误。星火燎原战斗队。”我一看笔迹,不是刘××的,也不是小杨的,是李××的。李××同我一起在饭店工作一年多后辞了职,现在乐山机械厂工作。我正为白天难打发日子无聊,便立即动笔写材料,一份是反映商店总情况的,一份是为个人申诉的。我在写的过程中,王歪嘴也时而来寝室一下,他也不来看一下我写的什么,见我人还在寝室便走了。早晨我上厕所他仍跟着,守在厕所外。我进厕所后,先各坑位巡看一遍,如老张已在蹲坑,便将材料给他;如尚未到,便蹲在一个坑位等,老张一会儿便会来。老张每次也会给我新的字条,或是鼓励我,或是通报外面运动的信息。材料快写完时,老张传来的字条说,准备派刘××一人上京。我考虑到刘××有孩子负担,上京虽然住文革接待站可供免费食宿,但来去火车票要自己买(最初上京“串联”人员可免票坐火车,后来停止了这项举措),便让老张带给刘××一张120元的到期存款单,让刘××去银行取钱。
  大约是刘××上京五日后的一晚,我和王歪嘴都睡了,听楼下有人喊我。推窗一望,窗口楼下站着小杨、李××,还有文艺界我的一个朋友辜××。辜××说:“是工作组剥夺了你的自由不许外出吗?”我说是。他说他刚从北京串联回来,才知这一情况。叫我马上下楼来,跟他一起去找工作组算帐。我穿好衣下楼,王歪嘴也没阻止。我见辜××戴着文艺界造反兵团的袖章,他说北京形势大好,乐山的局面也正在打开,说工作组“关人”的这套作法是不识时务。
  工作组包住的是一家旅馆,我们去时旅馆已关门。叫开门,问明了工作组组长许××住的房间,辜××便“呯呯呯”擂门,同时直呼其名:“许××,起来!有事找你。”许××开门出来,除了认识我和小杨外,对辜××和李××并不认识,李××也载着红袖套。许组长便把我们带至一间作会议室的房间,让我们坐下后又给每人倒了一杯水。辜××落座后,指了指自己臂上的红袖套,说:“看清了吗?我是××造反兵团的,刚从北京回来,北京工作组早已全部滚蛋了,只有乐山的工作组还赖着不走,早晚要被撵走。”他突然在桌上猛一拍,把茶杯都震跳了。“运动都发展到什么阶段了,你们工作组居然还敢停止江源的工作,把他关起来,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真是无法无天,公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又在桌上拍了一下对许组长说:“马上去把饮食商店工作组的人统统叫起来。”许××果然听话,一会儿叫来了杨××、冯××、覃×。许××说小汪没住在这里。此时已是午夜12点,他们都是从床上被叫起来的。辜××又对他们讲了一下北京的文革形势,乐山的文革局势,然后提出两条:一,从明日起,恢复江源的工作,恢复人身自由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二,立即交出整江源和“星火燎原”战斗队的黑材料。许××说,他要请示一下上头,辜××说:“你马上请示。谁敢不接受这两条,我们就去找谁算帐。”许××就去拨旁边的电话,在电话里叽哩咕噜说了一阵,回来说,第一条明天起照办。第二条关于材料的问题,材料不在这儿,也没有整刘××和小杨的材料,江源的材料清理好后就退。辜××说,清理材料时不许转移,谁转移谁负责。
  大约是凌晨1点过我回到寝室,王歪嘴已不在我寝室,他大约抱起毛毯到楼下拉拢几张方桌安睡了。后来他对我说,他晚上在我寝室里睡,是工作组安排的,怕我自杀。又说我在寝室里写材料,在公共厕所里传递材料,他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他佯装没看见,也没向工作组回报过。我不知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第二天我休息了一天。从第三天起,我在店上上班。爆米花的机器早在几个月前就坏了,我在店上的工作是做墩子(切肉、切菜)或掌勺炒菜。就在那天上班一会儿,工作组的冯××来店,把一个装得鼓囊囊的档案袋交给我。他说这是我的全部档案材料,其实材料那晚就在那房里的一个柜子里,他怕他们转移材料,他是偷偷拿出来给我的。他还说他已参加他们单位的造反组织。我把档案袋拿回寝室打开看,里面有我写的检查,那本笔记本,其他人写的揭发我的材料。
  那晚辜××带我去找工作组,工作组组长许××为什么那么就范,一副低三下四的态度,其他工作组组员也不敢有何违拗,我想有两种原因:一是他们不知辜××底细,被他咄咄逼人的造反派气势镇住了;二是当时运动的进展确实使他们处境恶劣,想急于脱身。也许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十四 乐山武斗
  5月16日下午,我正在上班,3时许,忽见大街上有许多人向北边方向跑,同时传来造反派组织宣传车高音喇叭急促的喊声:“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妖派煽动上万农民进城,从东、西、北三方向我袭来。东面有一江之隔,西面有我革命造反派固守,北面空虚。现妖派主力在北边,正在血洗高中,红卫兵已有多人伤亡,请大家快去高中救红卫兵!妖派扬言,冲进城来要血洗乐山城。请大家紧急行动起来,快去北面拦截妖派,快去!快去!”随着这喇叭声一遍遍呼喊,街上大小店铺纷纷关门,一拨一拨人向北奔去,有扛旗子的,有拿木棒的,但绝大多数是赤手空拳。我们店的年轻人丢下工作也向北跑去,我也跟着他们跑。没跑多远,听见救护车的鸣哨声,一辆医院的救护车从我旁边急驰向北,一会儿又过去一辆。
  那时乐山尚是个小城,过了北门桥就是郊区了,只见这一带的几个路口,已聚集了上千人,后面还不断涌上人来。人们顺着乐峨(眉)公路继续向高中方向跑去,在离高中约200米处,跑在前边的人停下了。高中门前的公路上,也屯积着密集的另一彪人马,他们也举着旗子,有拿钢钎的,有拿木棍、扁担的,也有赤手空拳的。两方人马都在向前推进,到距离约100米时,都停下了。我看见我所在的这方人群中,刘××来了,小杨来了,小王来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来了。公路两旁,堆积着一方方用来养路的碎石,双方便用石头向对方袭击。袭击一阵,那方的人向这边推进,这方的人便后退;等那方的人停住了,这方的人便向那方逼进,那方的人又后退,距离始终间隔在100米左右。就这样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同时相互扔石头。这情景很像鲁迅所描写的:“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我没有扔石头,但我手里握着一块石头。我看见小王用弹弓在向那边射石头。这第一轮战斗,双方的石头都击不到对方身上,公路中间,倒是散落着越来越多的石头。忽听那方一声喊,“冲啊”!向这方奔来,石头雨点般落在人群中。有人负伤了,倒在地上,便有人扶起他往后跑;又有人负伤了,同样被人扶起转身后撤。“顶住!顶住!”后面持木棍的人冲上来,同时捡起地上石头向对方还击。这轮攻击,这方受伤的不下十人,都被扶到后边的救护车去包扎。在对方又一轮攻击中,小杨的后脑中了一颗石头,我和刘××护送她去救护车包扎流血的伤口。我说,我们回去吧,这儿太危险。于是我们三个都撤离了现场。
  激烈的、残酷的厮杀听说是在我们走后不久展开的。据一份资料载,5、16这天武斗中,造反派方面死亡的人员如下:张弓烈,工人出身,唐山铁道学院(后来的西南交大)红卫兵,在田间小道上被活活打死;张桂芝,女,一中红卫兵,被钢钎活活戳死;姜树清,贫农出身,雨伞社职工,被木棒、石头击死;王茂全,待业人员,被钢钎、石头击死。以上人员均30岁以下,最年轻的仅19岁。宋德才,修建工人,65岁,撤退不及被捉活活打死。另两人的死更让人唏嘘;王宇芬,卫校教师,她穿着白大褂在路边救护伤员被捉打死,沉尸水中,后尸体在大修厂水渠中发现;王奠川,邮电局干部,5月16日穿邮政服骑摩托车去夹江7794部队告急,返回途中被捉,被钢钎戳、大刀砍,惨死在通江街上。这些人的尸体,在次日或后日,用白绸裹尸,殓入棺中,葬在乐山公园门口的大花坛中,每座坟前立一木碑,上书×××烈士。
  5、16武斗后,造反派退缩乐山内城,在外城设两道防御工事,街上到处是手持赶制的钢钎或大刀,佩戴造反派袖章的人。保守派则在城外安营扎寨,也构筑起防御工事。这样就形成了对乐山的围城之势。围城的初期,许多商店关门停业。我所在饭店因靠近第二道防线,营业饭厅被用作换岗下来的造反派的栖身处。
  在其后的日子里,又不断有被打、戳或砍死的造反派人员送进城。死者中,能查明身份且参加了造反组织的,也葬在公园门口花坛中;身份不明的,则葬在磨儿山公墓。仅在公园门口那个花坛中埋下的死者前后有十多人,有两个是我认识的。一是我在《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中提到的姓何的“白脸儿”(真名何光福),他是五冶电焊工,在城外被人“点水(方言:出卖)”抓住活活戳死的。另一是徐永清,通江小学教师,被以“清除后方‘牛鬼蛇神’”之名,在通江活活杀死。
  乐山的武斗最初是以石头、木棒作武器的原始厮杀,后来是以钢钎、大刀作武器的冷兵器厮杀。不过还要升级。
  6月5日凌晨3时半,我在睡梦中被“轰隆隆”的爆炸声惊醒,接着听到“哒哒哒”的枪声。这声音分明在我住处不远。乐山城内的人都被这爆炸声、枪声惊醒。我站在窗前俯视大街,只见许多持钢钎、大刀、木棒的人簇拥着旗帜往我住处后的草堂寺方向奔去,奔去的人中也有穿白色公安服的人。接着又响起爆炸声和密集枪声。这一夜的格斗、厮杀我未去亲睹,但一夜无眠,乐山城内的许多人也一夜无眠。次日凌晨,听到造反派的喇叭在呼喊:“城内的转业军人、复员军人,迅速到县人委操场集合,然后到武装部、枪械所领取枪支,投入保卫乐山的战斗。”但很快听说,在这两处都没能拿到枪械。又听说昨夜的爆炸是保守派用炸药炸开草堂民中的围墙,用子弹攻击驻在那里的红卫兵,逼得许多红卫兵跳岩,有多人受伤,被枪弹打死的有雷云华、虞吉仁、牟开全三人。这一天,被困在城内的人都提心吊胆,害怕对方冲进城内用枪乱射,子弹可是没长眼睛的。
  中午时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了一则消息,“6月5日凌晨3点30分,在祖国的大西南乐山城,发生了严重政治事件”,“动用了枪支,造成了人员伤亡”。同时还播送了专门针对乐山武斗的“七条通告”。如果说,乐山武斗不是全国最早的,那么,武斗中动用枪支则是全国最早的。乐山打响了文革中全国武斗的第一枪。
  正当乐山城内的人在焦虑不安中猜测,今晚会不会又有更大的火力攻击发生时,下午4时左右,奉中央军委命令,紧急从东北入川支左的7861、7863部队(50军),原在四川的7848部队(54军),穿过保守派的层层封锁,及时进入乐山城内。我站在大街边,看到这一队队指战员没扛枪支,只是背着背包和水壶,手捧语录书,齐步前进。他们沿途受到市民的夹道彭掌欢迎,许多人热泪盈眶呼喊:“救星来了!救星来了!”
  解放军进入乐山后,当日傍晚即控制了由保守派占据的乐山城制高点老霄顶,进入两派争夺的敏感地带草堂民中,新建小学等处。在其后的日子里,解放军又深入到城外的保守派各屯积区宣传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四川十条”,其后又开展收缴武器工作。现在看来,“四川十条”有支一派、压一派的明显缺陷,是牺牲一派,扶持一派的一种战略考虑,以达到平息武斗,稳定大局的目的,因而发挥了瓦解保守派军心的作用。加上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强大政治攻势,保守派组织纷纷瓦解。保守派的最后一次反扑是策划7月1日进城大游行。数千保守派人员以红旗为先导,旗杆是用钢钎代替的,他们的队伍行至解放军守护的隔离区,与解放军发生冲突。解放军为阻止他们进城,多人受伤,终于以鲜血避免了两派可能发生的新一轮武斗。7月7日,围城的农民纷纷回到农村,其他人员在解放军保证其安全的号召下返回各自单位。前后五十余天的围城解围。7月10日,恢复交通,各工厂、企业恢复生产,乐山武斗结束。
  在这场武斗中,死了那么多人,受伤者更不计其数,两派组织一度达到了你死我活互相杀红了眼的地步。是什么促使他们如此不共戴天呢?是派性作怪吗?但追根溯源,应该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当时一再强调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可调和论,使矛盾积聚到临界点,终于裂变的结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说才是政治动乱之源!


十六 在“新生红色政权”下
  人民解放军平息乐山武斗后,宣布对乐山实行军管。军管期间,采取了一些扶持造反派的作法,如宣布被军分区取谛的一个“右派组织”,一个“反动组织”,一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如对3月19日“公捕”的36名“文革犯”,以同样大的布告宣布对其平反。对我的平反是这样写的:“江源,男,27岁,乐山城区嘉乐饭店工人。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革命群众组‘星火燎原’战斗队,任联络员。原布告所列:长期书写反动日记、诗词,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不是事实。又所列借造反之机夺了城区八个商店的权,对群众大打出手,进行阶级报复,也不是事实。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其后,解放军又做促进各派“大联合”的工作。说是“大联合”,其实只是造反派一派的联合,其对立面保守派自武斗结束后就自行土崩瓦解了,一个组织的旗号也未保存。在“大联合”过程中,同时开展“解放干部”的工作:不仅造反派“保”过而保守派“反”过的领导干部很快得到解放,重新主持了各级临时领导机构工作,那些造反派过去“反”过的领导干部,也通过检查,获得了造反派和群众谅解,也陆续得到解放,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前,乐山新的“红色政权”——地革委成立了。各单位也相继成立了本单位的革委会。在各级革委会中,造反派约占了三分之一席位,我所在单位:饮食合作商店与旅茶合作商店合并,成立了乐山城区饮食服务合作商店革命领导小组,刘××任了副组长。
  在筹建各级革委会过程中,有一条规定:没有解放革命领导干部不能建立革委会;没有大联合的造反派参加,也不能建立革委会。可以说,“新生红色政权”的天下,有一半是依靠造反派打出来的。革委会与造反派照理应该同命运、共患难,荣辱与共。在革委会建立初期,似乎也体现了这点:原保守派的几个“坏头头”被批斗了,武斗中作恶多的几个人也被抓了,后来还判了刑。令乐山人民不解的是:武斗中造反派方面被杀害了那么多人,而保守派方面没有死一个人,这有埋在乐山公园门口花坛中的十多具尸骸为证(这些尸骸在武斗结束后不久都迁葬到了磨儿山公墓,如今那里已成为街道了),还有葬在磨儿山公墓的另十几具尸骸为证。可是,却找不出一个杀人凶手。被判的几个保守派的人都是轻刑,还听说有的判了不久又减了刑,甚至释放了。等到造反派所有组织全部自动解散,进入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们便成了“光杆司令”,造反派与革委会的蜜月期就基本结束了。从清除派性,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以后是“一打三反”、“批陈(伯达)批林(彪)”,原参加过造反派的人,特别是当过头头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清派性,只清造反派的派性,不谈保守派的派性;清理阶级队伍,凡家庭或个人过去有点问题的,都得人人过关,这类人在造反派中自然多些;“一打三反”、“批陈、批林”,都要往造反派身上靠。在那几年中,不时有原造反派的头头被抓,乃至判刑的事发生,所判的刑期一般都较重。进入了革委会的人,不是形同虚设,就是想法排挤出革委会,人们称之为对造反派“秋后算帐”。在乐山当时几乎家喻户晓的“宋××案件”就是典型一例。宋出身中农,是读大学时“反右”中“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毕业后作四川日报记者,所写的报道多次受过上级领导表彰,后调地委宣传部任新闻科科长。文革初期参加造反派,当了头头。乐山地革委成立时,当选为地革委委员。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原保守组织的人用大字报揭发他家是漏划地主。他为自己家庭申辩,就说他是为家庭翻案,开除了他的党籍,撤消了他的地革委委员职务。他的妻子也从公社党委书记位上拉下。他经数年申诉,家庭问题搞清楚了,根本不存在“漏划”问题,又准备为他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地革委委员职务,仍作地革委宣传部新闻组负责人。平反通知书的打印稿都让他本人看了,但某领导知道了此事,叫暂时压一压。不久,乐山发生了嘉阳煤矿工人罢工事件,李先念副总理过问了罢工事件,叫严肃处理。此事与宋毫无关系,都硬栽诬他是该罢工事件的“黑高参”,于1974年判了他12年刑。粉碎“四人帮”后他被提前释放,又经几年申诉,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恢复了他的党籍,安排到乐山日报作记者,负责群众来信来访接待,整整耽误了他十多年光阴。
  我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上半年,也过了两年心情舒畅的日子。清理阶级队伍时,本该是清理混进各级领导班子和群众组织的坏人,这两种人在我们商店都不存在,但单位为了开展这一运动,便先拿“四类分子”作靶子,让他们一个个在群众大会上检查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动”过了这些人,就叫我检查。刘××私下告诉我,是公司革委会指示他们这样作的,说不“动”一下我,我在群众中还有一点“威信”。检查我也作了,无非是检查自己受过剥削家庭影响,不该参加造反派之类。对我客气一点的,是没让我站着说,是坐在群众位上像开会发言一样说。但有几天,让“四类分子”和一些有“经济问题”的人去搞城市义务劳动拉沙时,也把我派去了。“一打三反”时,一打,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三反,我现在只记得有“反对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进攻”,其他两反是什么记不得了。总之,提出这一运动口号时,我以为与我毫不搭界,但公司革委会办“一打三反”学习班时又让我去坐学习班。国营、合营店那两个组,据说有人有贪污问题,搞得轰轰烈烈,还开了两个人的批判会。我们合作商店这一组,除我外,有一个保管,几个年轻服务员,说他们也有经济问题,但又拿不出证据。领导我们这个组的负责人,是合作商店革命领导小组的另一副组长,她原来是我们团小组长,同我关系一直不错的,我问她,我不管钱管物,“反”我什么经济问题?她说,你就检查自己有没有多吃多占吧。学习班临结束时,我问她,为什么公司革委会老是盯着我不放?她坦率告诉我,公司革委会到公安局查过我的档案,说1958年我与同学的“通信”事件中,有一份当年公安局提请检察院拘捕我的申报,但检察院没批。就因为有过这么一份未批准的申报书存档,所以我才在公司那里挂了号。我真要感谢当年检察院批捕科的好心人,是他们免除了我当年的锒铛之狱,否则我一生的命运将是另一种后果。我也要庆幸当年还有公、检、法三家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司法制度,如果像文革中一度“砸烂公检法”,三家合并为一家的局面当年就存在,我就难逃厄运了。我也要诅咒那份存在我档案中的申报表,它多年来成了我头上的紧箍咒,害得我好深好苦。别的不说,单就公民的基本权利来说,我就多次被剥夺。如传达发生“9•13”林彪事件,传达粉碎“四人帮”事件,这两次中央文件下达不让我去听传达,而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文学杂志复刊后,我又写过一篇小说《我的师傅》,是通过“我”的眼光表现一位厨师在新旧社会不同遭遇的。看过此小说的人都认为符合时代精神,生活气息浓郁,说没在饭店工作过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编辑部先是给公司发来政审函,后到乐山组稿时又去过公司了解作者政治面貌,公司以“该员不宜发表作品”一句话就使作品“毙”了。这事是刘××和文艺界一位朋友都告诉过我的。该小说1979年才发表在《乐山文艺》上。
  我长期以来有个疙瘩解不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委会,不提彻底否定,甚至连批判的字眼也不见呢?文革十年,革委会存在达七、八年,“四人帮”所干的坏事,很多是假手革委会干的,革委会在文革中,奉行的就是极左一套。例如清理阶级队伍掀起的又一轮把许多人弄上街戴高帽子游斗,就不是由造反派干的,而是以“新生红色政权”名义执行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说上层的冤假错案都是“四人帮”制造的已经不完全符合实际,而基层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是谁,难道也是“四人帮”吗?“新生红色政权”本来就是一个怪胎,君不见,这个怪胎不仅在新时期继续存在了一两年,一些曾卖力执行过极左路线的负责人,在新时期又“咸与维新”,摇身一变又成了新长征实现“四化”的领路人。左右逢源,不倒翁,历来是中国官场一弊。这个顽疾,共产党政权什么时候能弊绝风清呢?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6-06-15
 捉人应该,放人也应该
  一
  1962年秋天的一天中午,我从设在乐山公园的县图书馆看书出来,经过公园的八角亭时被人叫住。叫我的是我的同学雷××,就是上年底同我一起出去闯荡过的人,他同一位少年正坐在亭子的椅上聊天。雷××把我向那少年作了介绍,又向我介绍那少年,说他叫刁××,排行老三,人称刁老三,其兄刁老大是我和雷××初中时同校不同级的同学,说刁老三是铁器社的学徒工,今年17岁,人机灵得很,肯帮忙,讲义气,值得一交。刁老三对我说,我听我哥说起过你,你和雷××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打死的,我的父亲是被共产党关死的,我们是难兄难弟。我问他父亲是为什么被关的,他说他父亲解放前是乐山天文台台长,解放后先是留任,后来说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投进监狱,死在监狱。刁老三又说,你和雷××都是有才之人,又都教过书,现在都没工作,太可惜了。说他只读完初小就没读书了,很尊敬我和雷××这样读书多的人,以后要多向我们请教。又专门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要他帮忙,办得到的一定帮忙。他和雷××又继续聊起来,我在旁边听他们聊的是在公园门口“自由市场”上倒卖香烟、粮卷的事。
  雷××问刁老三,你天天在那里活动,天天有收获,而市管会的人就是逮不着你,有什么窍门没有?
  刁老三说:“他们想逮住我,不容易。做这种事,要把市管会的人都认得,只要他们一露面,我就不出手,他们没当场逮住,也不敢来搜身。有时我还要故意逗他们,让他们气不得,笑不得。”
  雷××问怎么逗法,刁老三说,一天他正把一条香烟要出手,被一个戴大口罩的市管会的人逮着,拿过了香烟,他急了,伸手去夺。那人把香烟抱在怀里,他抓住那人的手就用牙咬,那人顾痛,一松手,他夺回香烟就跑。那人在后面追,追到湖泊所口子,那人追不上,停下步子。他回过头来,扬着香烟对那人说,“来追呀,怎么不追了”?那人又来追,不等那人跑上来他又跑,边跑边回头对那人说,“快追呀,今天看你追得快还是我跑得快”。他说湖泊所里有几条巷子,他怎知我跑哪个巷。
  雷××问,你就一次也没被逮住过吗?刁老三说,“神仙屙尿也会打湿手,哪有一次不闪手的。有一次我卖粮卷被逮着了,这次他们是前后两人夹击拿过了我的粮卷,我就抓其中一个的脸。那人说,你搞投机还敢抓市管会的人的脸,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人听他们说我抓了脸,见那人脸上果然有被抓的印痕,抬手就给我一耳光,我立即坐到地上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是搞投机。我家弟兄姐妹五人,就只我一人当学徒工,每月只有15元工资,其他人都没工作。我家连买米的钱都没有,这点粮卷是我们口中不食省下来,想换成钱用来买米买菜的。他说他是假装哭的,其实没有眼泪。派出所的人说,“这次不处罚你,但粮卷要没收,回去吧”。他说他不起来,说,“不把粮卷退我我就不起来,今天就坐在这儿等你们的饭吃。你们吃饭我就自己去舀”。派出所的人说,“我们不吃甑子饭,吃的碗咡饭”。他说,“我就抢你们的碗咡饭”。派出所的人便同市管会的人交换意见,说这刁老三一家的情况他们很了解,确实很困难,这次就当他是初犯,饶了他,把粮卷还他叫他以后不许再买卖粮卷算了。于是被夺走的粮卷又被发还了。
  我在旁听刁老三讲得绘声绘色,觉得这人果然机灵,心想,如果在解放前让他作地下工作的交通员什么的,他肯定能干得出色。
  我们在那亭子里谈了一阵,刁老三说,“今天我请你们到明和饭店吃烩饼”。明和饭店是那时乐山有名的饭店,烩饼是该饭店那时最好的供应品种。
  听了刁老三说他愿意帮忙的话,我当时就想到我有一件犯难的事需要人帮忙。这年的上半年,我在家乡和二弟住在一起,二弟要筹建一座草房安身,我和二弟在住地前面叫魏河的河里捡石灰石烧石灰,由我挑到蔡金、石麟去卖(二弟要留在家中搞农业生产),卖得的钱用于买房料,买生活用品。由于大半年吃在农村,我的城市户口购粮本上已积存一百多斤口粮,我想把这积存的计划口粮换成钱以维持生活。按当时粮卷黑市价,一斤粮卷可卖2.5元(1961年曾卖到一斤粮卷5元)。但购粮本上的粮只能到粮食公市买米,把米直接拿到市场卖既不方便更有风险,我又放不下架子。如能将计划粮换成粮卷,在“自由市场”脱手就方便得多。但如何将计划粮换成粮卷就是我面临的难题,我想请刁老三帮这个忙。
  要找刁老三不难,他每天都在公园外的“自由市场”转悠,转悠后就到公园的亭子里休息,他的一些“秘密”交易也在公园里进行。当我在公园亭子里再次见到他时,便把我想请他帮忙的事说了。他满口答应,让我把购粮本给他,他按我要卖的数照黑市价直接把钱给我,不赚我一分钱。其后,刁老三果然把我要处理的一百多斤计划粮陆续换成钱如数给了我。正是靠这换来的两百多元钱(当时一般工作人员的月工资只三十余元)维生,我能安心在乐山图书馆每天读书,没有一次涉足“自由市场”的投机活动。



  刁老三帮我换粮卷,约定的付钱地点是县街的徐茶馆。他说,县街有两家茶馆,徐茶馆是过了第一家后的第二家,在县公安局的斜对面。到了约定那天,我走到这家茶馆,刁老三就在靠里的一张桌上站起招呼我。这间茶馆大约十五、六平方米,一边摆了三张靠墙的茶桌,另一边摆了两张茶桌,安了一张搁茶碗、茶盘的二屉桌,算是柜房吧,茶炉房在后边。同刁老三在一起的有他的大哥刁老大,我认得的,他初中毕业后据说到青海工作去了;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方正脸,分头,梳得很整齐,年龄和我差不多。刁老三要给我介绍他大哥,我说我们是同学,不必介绍了;接着介绍另一人,说他叫徐××,也是同我一样1957年的高中毕业生,与雷××是高中同学,字写得很好,懂天文地理,还会看手相。说他读高中时在同学中有个外号,叫“徐和尚”,现在的外号叫“老夫子”。我觉得纳闷,此人不是光头,怎么叫人家徐和尚呢?后来我问雷××他才告诉我,徐××在高中未毕业前就削了发,要去峨眉山当和尚,寺庙一边收留了他,同时给学校写信告知此事,是学校派人去把他接回学校的。此事在学校影响不小,加上徐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县长,现在新疆劳改,所以徐当年也没考上大学。(徐父在1978年作为被特赦释放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回到家乡,由街道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其后在民革乐山市委办的“中山诊所”当中医医生。)刁老三介绍毕,迳自去柜台拿了一个茶杯一个茶盘,又迳自去茶炉上倒了开水搁在我面前,那个司茶的约四十岁的男子也没阻止。我要掏钱付开水费,刁老三说,不用付钱,这茶馆是徐老师开的,徐老师打过招呼,凡是我们来,只要不是喝茶,喝白开水不要钱,坐多久都可以。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徐老师(为了同前一个徐××区别,后文一律把他写成“大徐××”),解放前,家中开了一个较大的旅店兼堆栈,家境不错,人称其为徐公子。其妻兄马克镶是乐山苏稽镇的袍哥舵把子兼镇长,威镇一方(解放后,马氏父子成了乐山反霸斗争首开杀戒的靶子,父子五人于1950年10一同被处决,其中最小的一个儿子年刚18岁,解放时还在读中学)。大徐××解放前读中学时,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投身进步学生运动。1948年4月,中共雅(雅安)乐(乐山)工委书记陈杰来乐山开展工作,最初就隐居在大徐××家后院楼上一间偏房里,一日三餐由徐亲自送上楼。同年5月,大徐××受地下党之命,去沐川茨竹坪(地名,是地下党的武装斗争区)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建立地下党的交通站。后因引起国民党保安中队怀疑、盘查,大徐××于1949年春撤退回乐山。1949年10月下旬,先是地下党员刘立平等被捕,接着大徐也被捕。刘、徐二人在狱中均遭严刑拷打,大徐××左肋被踢断,左腿被刺刀戳伤。刘立平在临乐山解放前一个月被国民党枪决,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令围观人群唏嘘不已。大徐××在解放后,先被安排在乐山公安部门工作,后又去重庆工作,作教师。两年后因患吐血症,辞职回乐山家中养病。1957年,乐山城区办了三所民办中学,大徐××被安排到其中一所任教(不是我任教的那所),1958年1月,大徐××在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失去教职。他在县街开的这个小茶馆由他出资,请了一个司茶添水的作帮手。大徐××早晨来将茶叶分成小包,点数后交给司茶的,晚上来结帐,其余时候不定期来茶馆照看一下。
  刁老三先是把我叫到茶炉房后边,给了我换粮卷的钱,又一同回到茶桌同大家聊天。我问刁老大怎么回乐山了?他说原单位精简人,他被精简了。徐××对我说,他在中学时就听说过我了,雷××和刁××也对他提起过我,现在相识,算是三生有幸,以后可以常来这儿坐坐,大家一齐聚谈。闲聊中,我问及他是否参与“自由市场”活动,他指着刁老大和自己说:“我和刁老大都不进‘自由市场’,也不懂这方面的学问。” 刁老三说:“他(指徐××)有时帮我出些点子,我有疑难不决的问题,常请他当参谋。”闲聊一阵后,徐××提出给我看手相,他说我手掌上的“生命线”长得好,不过开头要受点挫折,以后会很好的;说我的“爱情线”紊乱,这方面有麻烦。还说些什么我记不得了。
  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斯文、知书达理、谈吐不俗。后来经过几次在徐茶馆的聚谈我还发现,人多一起聚谈时,他往往先不开口,听别人说;或者在某个问题上他先提个头就不往下说了,等大家议论一番,他才言简意赅说一两句,又不深入发挥。总之,我觉得他是一个颇有城府又有涵养的人。譬如一次有人问他,当初为什么想出家,是不是早已看破红尘?他说,信佛的人不全部是看破红尘的。佛教分大乘和小乘两派,大乘讲“四大皆空”,超凡脱俗,自然是看破红尘;小乘讲“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就没有完全看破红尘。又问他信大乘还是小乘,他说,“信大乘我没这个境界,信小乘我没这个资格”。再问他现在还信不信佛,他说,“身在浮世上,佛祖心中留”。又一次大家议论到三年大饥馑是天灾还是人祸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未置可否,在谈到大饥馑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时,有的说估计一千万,有的说估计五千万,他说,中国人口多,不管死多少人,中国还是世界人口第一,人死多点,倒也可减轻中国的人口压力。于是有人说他不为老百姓着想,因为饿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他说,我是为中央着想么。后来又谈到大跃进,到处办工厂,许多人有了工作;不到三年,这些工厂又纷纷下马,连一些老厂也倒死不活了,来个人员大精简,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他突然冒山一句:“三面红旗只剩下两面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谓之“三面红旗”。)此言一出,满座骇然。
  每当在徐茶馆的聚谈中,涉及到政策性、政治性问题时,我都不置一词。此并非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看法,而是我吸取了几年前与宋道福通信,信中谈了些对“敏感”问题的看法,结果受到追查的教训,“祸从口出”这句话让我牢牢记住了。徐茶馆虽没贴“休谈国事”的提示,但茶馆里毕竟茶客多,谁能肯定茶客中没有上头的“耳目”,专门到“人员复杂”的地方打探“敌情动向”呢?所以每当聚谈中话题转到“敏感”问题时,我就托故告退,以求“洁身自好”。


 三
  我第一次见到徐老板是在我去过几次之后。那天11点左右,他来茶馆巡看,同桌的一人就把我向他介绍,他握着我的手说,早就听说过你了,你还是我妻子的老师呢。我一怔:他的妻子不是姓马吗,而且年龄和我差距大,我怎么会是他妻子的老师呢?我说不认识他妻子。他说原来的妻子在他打成“右派”后就离了,现在的妻子是我在民中任教时教过的学生,叫赵××,他们刚结婚不久。大徐××三十多岁,身材中等偏瘦,穿一身蓝毛料中山服,戴一副眼镜,显得很文静,给人的印象的确像老师。他对我也是对同桌的其他人说:“我也是从你们现在的年龄上过来的,对你们这批青年很同情,很关心,没事就来这里坐坐,茶不敢招待,白开水是招待得起的。”大家对他表示感谢后接着闲聊,他也不参加大家的谈话,只站在柜房那里听。中午12点大家散伙分手,他把我叫住,说他也要回家,陪我走一段路。他问起我近些年来的情况,我简要说了,然后问他的情况,他也简要说了。他说,我俩可说是同病相怜。他又问我还在搞创作没有?我说没有了,写了也发表不了。他说,要坚持写,不能把笔头生疏了。我说,其实我有时还是按捺不住,想写,最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是农村题材的。他要我让他拜读拜读,于是约好了次日把稿子给他。
  这篇小说是我这年上半年在农村生活,对农村经济开始复苏有感而构思的,题为《夫妻纷争》,内容是:一个农村青年,大跃进时被抽调到城里当工人,工厂精简人员后返回农村,他留恋城市生活,又觉得妻子有些“土”,于是不安心农业生产,到城市想搞投机生意发财,这样就和妻子屡屡发生矛盾,妻子屡次以善意和诚心感化他,他仍执迷不怊,终于在投机生意血本亏光,情场失意,又进过收容站后才感到妻子的可爱可敬。他狼狈不堪回到农村的家,已把家搞得很有生气的妻子仍宽容接受了他。在小说中,我想塑造一位勤劳善良,温柔贤淑的农村妇女形象,主题是按当时“大办农业”的宣传口径而确定的。大徐××看后,大加赞赏,说小说生活气息浓,情节引人入胜,尤其对一些细节和语言称道不已,并向我背诵了小说中的一句话:“夫妻俩的感情,就像破鱼网兜住了烂树桩一样,越扯越破了。”他又对我说,你也会写诗,最近有什么诗作没有,说他想拜读我的诗。我于是又把一本抄录了我写的诗的笔记本给他看,其中有去年我闯荡上海、北京时写的诗。看过我这些作品后,大徐××说,你这些小说和诗都不错,但都是写正面、写光明,甚至歌颂性的。作家要正视现实,敢于干预生活,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批判性的。像你这样有挫折经历、恶劣处境的人,难道就看不到社会有阴暗一面吗?我希望以后能读到你这方面的作品。我觉得遇到了知音、伯乐,终于忍不住说,我写过这样的东西,但我没抄在笔记本上,也不敢给别人看,写好后我就毁了,但我牢记在心里,明天我凭记忆抄两首诗给你看。我抄给大徐××的两首诗如下:

  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以一个乞儿的步履,
  在首都的大街上蝺蝺独行。
  当霓虹灯为我的破衫着上异彩,
  大会堂里正豪宴酣盛。
  抛地的香槟酒瓶阻得待者难以挪步,
  桌上是堆积如山的佳肴美珍。
  啊,我亲爱的祖国,
  您多么富殷!

  我以一个流浪汉的形象,
  辗转农村城市无处安身。
  我看见头戴大盖帽的警察,
  威风凛凛地驱赶乞讨的盲流,摆摊的小贩,
  我看见荷枪实弹的士兵,
  英勇无畏地弹压面带菜色的“暴民”。
  啊,我亲爱的祖国,
  你多么强盛!

  我以一个失业者的身份,
  踏遍了就业介绍所的门庭。
  我看见两副面孔的接待官员,
  一会儿客客气气打发素昧平生者;
  一会儿笑容可掬地把肥缺美差,
  馈赠给郎舅表亲和进责拜佛的“施主”。
  啊,我亲爱的祖国,
  您多么慈仁!

  怀着对祖国历史深切的眷恋,
  和对今天祖国无限的崇敬,
  我高呼您亲爱的祖国,
  我愿变只蜡烛,为祭奠您而捐身!
  这首诗,是受海涅的《纺织女工之歌》的启发构思的。该诗借纺织女工之口,“要织进三重诅咒”,“第一重诅咒给卑劣的上帝”,“第二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第三重祖咒给贪婪的国王”,每一节都铺叙了诅咒的理由,“我们织!我们织”在诗中多次重复,一咏三唱。

  白天和夜晚

  我憎恨白天,
  喜欢夜晚。
  白天我饿得饥肠千转,
  夜晚梦中我能吃到美餐。

  我憎恨白天,
  喜欢夜晚。
  白天人们看我衣衫褛烂,
  夜晚霓虹灯为我着上华丽衣彩。
  我憎恨白天,
  喜欢夜晚。
  白天我看见路上坎坷不平,
  夜晚用遮羞布把不平全部遮掩。

  但当我成了流浪者,
  夜晚无处安身,
  磕磕绊绊路难行,
  瑟瑟抖抖心胆颤,
  我是多么盼望天明啊!
  从此我不但憎恨无奈的白日,
  也憎恨恐怖的夜晚!
  这首诗,我是受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启发触动心弦而写成的。
  大徐××在茶馆后茶炉旁看完两首诗,连说,“深刻,震聋发馈”。我当即把两首诗要回说,“这两首诗我从没示人,千万别告知他人。你是第一位读者,也可能是最后一位读者”,当着他的面,我就将抄诗投进茶炉付之一炬。一定不能留下文字把凭,我还是小心为妙。
  不久,大徐××也把他写的一首诗给我看。该诗我现在只记得两句:“当垆卖茶君休笑,千古高风读华章。”我见他能写诗,又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典化入诗中,觉得他有不低的文学修养,对他又增了一分敬意。



  1963年上半年的大部份时间,除了去徐茶馆与同学、朋友们聚聚,交换一下有无打零工的信息外,其余上午和下午,我都在县图书馆的阅览室度过。阅览室两位由政协派来作义务管理的老人成了我的忘年交,每到了新杂志总是先给我看,有些杂志我白天看不完,允许我带走晚上看。图书馆借阅处的席老馆长和余大姐看我查找书卡不方便,允许我进藏书室直接从书架上选书。在那段时间,我读完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
  大约是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公园内溜跶,在荷花池畔碰见徐××和刁老大在那里交谈。我凑上去,听他们说要成立一个“诗歌朗诵组”的事,说已经约好了几个人,说了这些人的名字。内中一个于××是1960年的高中毕业生,我认识但无交往;还有一位姓何的常去阅览室看书报,我也认得亦无交往,记得他的外号叫“白脸儿”,人长得很白净。我问他们成立的宗旨,徐××说,提高诗歌欣赏和朗诵水平,利用诗歌朗诵作群众宣传,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为社会服务。徐××还向我说了他的一个“私心”:这样在社会上争取个积极表现,改变一些人对社会青年的不好看法,向街道要工作也好开口了。我说,你们成立“诗歌朗诵组”一定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争取他们的支持。徐说,已经跟图书馆的席老馆长说过,她很支持,叫他们把章程写好给她。我又问他们准备朗诵什么诗歌,他们说,首先选中的是《雷锋之歌》,当前正在号召学雷锋,说练好了,就在公园门口集体朗诵《雷锋之歌》。我没表示参加的意思,他们也没主动邀请我。我不参加,因我有个“前车之鉴”:1957年,与我同校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李××,没考上大学后参加了航运社工作,他也爱好写作,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他在航运社工作表现很好,后来他自己编了一本油印的诗歌集,向老同学们散发,此事受到县公安局的追查。虽然诗歌本身没有问题,所在单位也为他作了担保,但还是惶惶不安了一阵子。人家只是油印了一本诗歌集,如今你们还要成立一个“组织”——这种自发的组织参加不得,远远回避为好。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徐、刁二人仍对“诗歌朗诵组”兴趣不减,此后好几天,徐××便到图书馆阅览室抄写刚发表不久的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我凑上去看过徐的抄写,见他的钢笔字写得工整,刚劲有力。接着,徐、刁二人便在阅览室外的假山旁高声练习朗诵一段段《雷锋之歌》。刁老大的朗诵声调高亢,颇带感情色彩,徐××则显得有些中气不足,朗诵声始终被刁老大压住。
  但徐、刁二人想在公园门口朗诵诗歌作宣传的打算始终未能实现,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的朗诵组成立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事似乎夭折了。
  大概是从6月份起,徐、刁二人同一个叫李××的一起,在迎春门那里租了一个狭小的门面,从事爆米花加工业务,是当时全城唯一的一家,生意很兴隆,每天去加工爆米花的人要排长队。一天我去那里看,真是门庭若市。李××看到我,便出来和我攀谈。他是我初中同学,比我高半个年级(当时春秋两季招生),他的姪女是我在民中教过的学生。李××说,他在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一所技校,技校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作,后取得了四级铣工资格。1961年因吃不饱饭,跑到新疆去找工作,工作没找成,回厂后单位把他除了名。回乐山后仍然找不到工作,便自己掏钱买了这部爆米花机,约了徐、刁二人一齐干。他说,每天收的加工费三人均分,虽然他是出资者,徐、刁二人没投资一分钱,但他自己不多拿,说都是老同学,患难相帮。
  9月,刁老三找到我和雷××,说他也买了一部爆米花机,钱是他的一个叫何二姐的亲戚出的,他在铁器社的活虽不多,但每天总得去报个到,干点儿事,他想请我和雷××作帮手,也搞一个爆米花加工业务。于是他在湖泊所口上租了一个地方,我们几人合作干起爆米花加工业务来。分工是我和雷××干力气活,何二姐接货收钱,刁老三每天中午以前从铁器社回来帮着照料。开头几天生意萧条,因为这处新开的加工点知道的人不多。几天后,生意逐渐好起来了,我们都为此感到前景乐观。但就在开业大约十天时,市管会一位姓辛的女同志前来干涉了,说搞爆米花加工未经商业局批准,属不合法经营,叫停。刁老三同辛同志争辨说这是试生产,不一定搞得长;如果试生产效果好,该办什么手续我们去办。辛同志说,没有办好手续前就是不能生产,叫立即停。刁老三对我和雷××说,别理睬她,干我们的。辛同志走了。
  第二日平安无事。第三日,辛同志又来了,仍叫停,刁老三仍叫我们不理睬她。辛同志说,前天已给你们打过招呼,你们仍不收手,今天要把你们的机器扣下,说今天来,是给派出所通过气的。刁老三说,你别拿派出所吓唬人,派出所的门我是像跨家门一样进惯了的。辛同志一招手,便从围观人群中闪出两个身强体壮的男人来,一个去抱爆米花机,一个拉住欲阻止的刁老三。辛同志说,一齐去派出所。刁老三说,去就去,派出所又不吃人。何二姐说她不去,刁老三便叫我和雷××一齐去。到了派出所,进大门,过天井,我就看见大厅的挑梁上挂着一根有活套的粗棕绳,旁边壁柱上挂着一根长长的皮鞭。我这是第一次“犯事”进派出所,心里咯噔了一下:这绳子和皮鞭不是专门治人的刑具吗?
  辛同志对派出所的人说,“他们私自搞爆米花生意,是投机,我们把他们的机器扣下了,刁老三他还不服”。刁老三说,“我们不是搞投机,是靠劳动吃饭,群众也需要这种加工服务”。辛同志说,“劳动吃饭,群众需要,也要通过政府安排,不能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派出所的同志问我们,“买机器的钱是你们三人合伙出的吗”?我和雷××说,“我们没出钱,是当帮工的”。刁老三说:“钱是我何二姐出的,我向她作过保证,出了问题我赔她的钱。现在你们把机器没收了,就该我还她的钱。我每月15元学徒工资,拿什么来还啊!你们还要不要老百姓吃饭?”说着就呜呜哭起来。派出所的人说,“你刁老三哭什么,这是暂扣,又不是一定要没收”。刁老三说,“暂扣就是没收,好多人被暂扣的东西,结果都是被没收了”。派出所的人对我和雷××说,“没你俩的事了,你俩走吧”。又对刁老三说,“你留下来,有话好好说,不要以哭骗人”。
  当日下午,我碰见刁老三,问他事情是如何了结的。刁老三说,由市管会写了一张暂扣条,叫听候处理。他还告诉我,迎春门那里李××三人的爆米花机也被市管会暂扣了。



  10月份,徐××认识的一个姓廖的社会青年从街道那里要到了一份干零工的活:去嘉华水泥厂挑沙,厂方需要的名额是十人。徐××便约了我,刁老大、刁老二、陈××等共十人前去 。其中陈××年纪最小,只十八岁,初中毕业生,但长得最高,体态也魁梧。刁老二和于××是同班同学,他是刁氏弟兄中长得最帅气的一位,日常穿着也比其兄弟周正,头上黑发从不零乱。他不去“自由市场”,也不去徐茶馆与我们为伍,我听刁老三说过,他正和高中时同班的一位女同学谈恋爱,但他既没工作又没其他收入,不知他这恋爱怎么谈的。于是有人戏谑他:饿着肚子谈恋爱,花前月下不知饥。
  水泥厂厂方给我们的任务是,早晨乘坐厂方提供的木船(掌舵的杜老板和掌篙的张老板都是厂方派出的人)渡过岷江,到彼岸的沙坝上挖沙,把沙挑上船,十人再乘满载河沙的船回到此岸把沙卸到岸上(此后将沙运至厂部的任务另由厂方承担),再把船撑过彼岸取沙。木船船舷上有个标志8吨的吃水线,以河沙将船舷压到吃水线为准,每船以8吨计量,每周结算一次付给酬金。在十个挑沙的人中,我因当年挑过煤,在民中任教时也带领学生搞勤工俭学挑过矿石,所以我最能挑重,每次都能把挑子装得冒尖。陈××是第二能挑的人,徐××、刁老大又次之,挑得最少的是刁老二,他挑三挑还不及我挑两挑。挑多挑少倒没关系,各人能力有大小,讲究的是团结合作,每日尽可能多运一载沙,结算时收入就多了。第一周下来结帐,每人每日大概能挣到10元。(我们是按人头平均分帐)不过挑沙付出的劳力也大,需要多吃饭和肉,那时厂方供应的是议价饭,议价肉,每日在伙食上也要花几元钱。挑到二十天左右,别的开初挑得少的人挑重都有增加,刁老二挑的不见多反见少,他一面挑一面还要唱歌,一会儿唱《洪湖赤卫队》,一会儿唱《刘三姐》,挑起担子过跳板时还要把身子扭来扭去,有意要使跳板发生共振,连杜老板都看不惯了,说“挑担唱歌,哪有你这种挑法的?要唱歌休息时唱”。他说,“唱歌才不累,大家听我唱歌也可增加干劲”。平心而论,刁老二的歌喉确实不错,但我听了却真感到泄劲。一次在船上倒沙时,张老板悄声对我说,“你们怎么把这种人弄来了?我看你们十人中,你最埋头苦干”。杜老板和张老板每天中午12时,下午5时要回家吃饭,有时时间快到了,沙还远远没压到吃水线,杜老板便会叫我们,“不挑了,这船只算6吨(或5吨)”。为了调动他俩积极性,我们商量好一个主意:让他俩出一个人同我们一齐挑沙,分钱时给他两人各一份。这主意果然奏效,年轻点的张老板便同我们一齐挑沙,他挑得也不比我少。杜老板也不催我们了,还说,“今天多跑一载,回去吃饭迟点没关系”。
  杜、张二老板参加了我们的分成后,对刁老二那种吊二郎当的作风就更看不惯了。一天劳动中休息时,徐××用手在沙地上写了“中流砥柱”一米见方的四个大字,与对岸近在咫尺的乌尤山岩壁上的“中流砥柱”四个大字相呼应,其笔力之遒劲,让杜老板、张老板和我们都为之喝采。而此时刁老二同另一位挑沙的同伴用扁担练对刺,后来又把扁担当标枪在沙坝上投掷,只听“当”一声,刁老二把他的扁担砸在鹅卵石上折断了(扁担等工具都是厂方提供的)。杜老板便生了气说,“你们收工回去开个会,总结一下劳动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再这样乱来,我要向厂里反映,辞退你们”。
  那天收工回厂吃了晚饭,姓廖的组长便在住宿处召集大家开会。我们睡的是地铺。大家坐在各自铺位上,廖组长讲了开会目的:总结检查前一阶段劳动情况。他不善言辞,然后请徐××讲。徐××不愿得罪人,弯来绕去不知是批评谁还是表扬谁。后来我说提个建议,以后挑沙时不要唱歌了。刁老二说,“唱歌是我的自由,谁也无权干涉”。我说,“如果个人的自由影响了大家的利益,这个自由就该收敛收敛。我们是来挣钱吃饭的,不是来比赛唱歌的”。刁老二说,“我不挑沙也有饭吃,你不挑沙就没饭吃”。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争执起来,刁老二便破口大骂:“我×你妈”。我说“你骂人”?他说“骂了怎样?×你妈,×你妈”!我也火了,回敬一句,“我的妈早死了;你的妹还在,我×你妹”。刁老二便从铺位上跳起来,想来打我,被大家拉住了。廖组长说,“不开会了,大家休息”,于是大家安静下来,在铺位各做各的事。我正整理铺位准备睡觉,刁老二从他铺位上慢吞吞起来,穿上鞋,从我面前走过,到窗边向外看了一会儿,突然返身回来,握着拳,在我背上就是一下。我感到背上痛了一下,凉丝丝的,伸手往后背一摸,收回手一看,血!“你敢捅刀子!”我吼一声,就去抓靠窗的一根扁担。刁老二拔腿就往房外跑。我要去追,徐××忙把我拦住,说,“先看看伤得重不重”?徐××帮我撩开衣服,看后说,“裁纸小刀捅的,快去医务室”。他和陈××就把我扶至医务室。
  在医务室缝了三针,敷上药回来,天已黑定了,刁老二仍没回来。我觉得背上还有些隐隐作痛,浑身乏力,躺在铺上不久便沉沉睡着了,刁老二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知道。
  在铺上躺了两天,三餐饭都是徐××或陈××给我买回的。他们仍继续出工去挑沙,挑沙回来大家也不再提此事。那两日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此事该不该回城向派出所报案。
  第三日是星期六,按惯例,提前收工回城度周末和周日。陈××对我说,他的父亲是中医医生,他父亲的“陈膏药”解放前是出了名的。他让我周日上午去他家,由他父亲为我拆线,伤口处贴上膏药。
  我回城后先去徐茶馆,大徐××正好在那里。我把刁老二捅刀子的事告诉他,他便叫我到茶炉后一间房让我脱下衣服看:棉衣、毛衣、内衣都被刀穿了口子,内衣大半身被血浸染,已干硬了,毛衣上也浸了血。他问我带换的衣服没有,我打开随身携带的背包,拿出内衣。他让我先把内衣换了,又说,血染过的内衣、毛衣都要洗后再穿,不能用热水洗,要用冷水浸泡一夜后再洗。他找来两个脸盆,将血染的内衣、毛衣分别放在两个盆里,然后接满两盆凉水。他又脱下自己的一件毛背心让我穿上,拿走我的棉衣,说去旁边一个专门缝补衣服的摊上,帮我把棉衣上的刀口子缝上,叫我在茶炉旁取暖。
  大徐××把缝好口子的棉衣拿回时,刁老三来了,说刁老大和刁老二回来都对他说了此事。他接连说,“是我哥不对,他已认错了,并托我向你道歉。他又说,“骂几句动什么肝火?妈的,妹的,都是嘴上说的,又不是真的,扯毬蛋”!他要我不去报告派出所,说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医药费、误工费都由他出。
  此事的结果是:水泥厂医务室没收医疗费,陈××父亲为我拆线、贴膏药也没收费。我一共休息了四天又出工了,四天没参加劳动,大伙仍决定给我算满勤,没让我经济上受损失。刁老三自然也没花费一分钱,但我的确是看在刁老三曾帮助过我的份上才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12月的又一个星期六,我回城休假,在街上突然碰见市管会的辛同志。她说正要找我,说被暂扣的爆米花机有处理结果了:两部爆米花机均由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的饮食合作商店收购,考虑到群众需要,由饮食合作商店集体经营这一业务,同时安排二人去合作商店工作,经研究决定,我和李××为安排人选,要我星期一去商业局工商科拿介绍信。就这样,我退出了挑沙的行列,同李××一起成为饮食合作商店的新成员。



  我和李××上班不几日,辖区派出所来人要我到派出所去一下。派出所等候我的,正是五年前处理我和宋道福通信事件的吴××,此时我已知他是公安局的人了。他先问了我上班的情况,是否适应,然后话锋一转说:“你这份工作怎么来的,知道吗”?我说,是市管会处理暂扣的爆米花机,由商业局出具工作介绍函安排的。吴说,搞爆米花机加工的共六人,为什么不安排其他人而只安排你和李××呢?我说,李××是一部爆米花机的主人,按情理应安排他,至于为什么安排我我不清楚。吴说,是我们公安局要他们安排你的,是对你的关心。我说,感谢党和公安局对我的关心。吴说,今天叫你来,不是要你说自己的问题,是要了解刁氏兄弟和徐××的问题。略停片刻,他又说,刁老二捅你的刀子你为什么不向公安部门报告?我说,那是为劳动问题发生了争执,他在气头上克制不住出的手。伤势并不严重,他又通过刁老三向我道了歉,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了,为了不给公安部门添麻烦,所以没报告。吴说,事发当晚,嘉华水泥厂就给我们打过电话,我们一直等你自己来报案你却没来。此事既然你说已私下解决,就不谈此事,你先谈谈对刁氏三兄弟的认识,他们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不要为他们隐瞒,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关心和信任。我说,刁老大虽是我同学,但不同班,他如何去青海工作,如何从青海回来,这些我一概不知。我跟他没有任何个人接触。他有时到徐茶铺,但他不大说话,我对他的印象是比较本份、口纳,也没见过和听他人说过在“自由市场”搞投机。刁老二与我没同过学,我对他的情况更不了解,只觉得他有些花花公子的味道,要面子,这种人是不会去“自由市场”的。刁老三我接触机会多些,觉得他人机灵,肯帮忙。刁老三兄弟中,似乎只有他一人搞过倒腾香烟,粮卷这些投机活动。至于徐××,他有个外号叫“老夫子”,说话有时爱引经据典,这样的人也是不愿直接参与投机活动的。吴××说我说得轻描淡写,然后直接把话挑明:一,揭发他们说过哪些错误的,反动的话;二,揭发徐××组织“诗歌朗诵组”的问题。我这才明白了吴的关注是这两个问题,对“投机”活动问题是附带问一问。我在其后的说话中,着重表明了两点:一,刁老三搞投机活动在行,对政治问题可说是一窃不通,也不感兴趣;二,徐××组织“诗歌朗诵组”是想配合党的宣传工作,争取街道对他有好的印象。我只见他们练习过《雷锋之歌》的朗诵,没见过他们有别的其他活动。徐××说话谨慎,有时发点牢骚,太出格的话他不会讲。吴××要我回去把今天我说的都写下来,并强调,仅写今天说的是不够的,要尽量回忆,尽量多揭发,否则过不了关。
  第二天,李××也被叫到派出所去问话,他回来对我讲,同他谈话的也是吴××,追查的也是那几人的“反动言论”和“诗歌朗诵”组的问题。
  我在给分安局写的“揭发”材料中,其基调仍是我谈话中说的。为了增加点新内容,在关于刁老三的材料中,我写“他说过要报复市管会的话,说逼急了他也会动刀子,但并无实际行动”。在关于徐××的材料中,我写“徐有次说过‘三面红旗’只剩下两面了这样攻击‘三面红旗’的话”。写这笔材料时我想,中央七千人大会已开过,说要“退够”,“退”不是不要“大跃进”了吗?这其实不算“恶毒攻击”。
  检举别人的事告一段落,吴××要我也写了份自我检查,交代自己这几年来有过什么新的“反动思想和言论”,有过什么违法问题。我在“自我检查”中,承认自己因没有工作对现实有不满情结,但吸取了1958年的教训,没有公开对他人说过“出格”的话;我曾让刁老三帮我卖过粮卷,此外别无其他违法问题;我曾写过两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诗:《啊,我亲爱的祖国》、《白天和夜晚》,只给徐××一人看过,并抄录了原诗。两首诗的问题,是我的检查中份量最重的一笔。我为什么如此“彻底坦白”?因为我听李××说:大徐××也被吴××叫去写“检举”;大徐××既然要检举他人,被吴××逼狠了,说不定也会检举我,“出卖”我。与其让他人“出卖”我,不如我自己“出卖”自己。
  不久,传来了徐××、刁老三、刁老大被公安局抓了的确切消息。过春节前,又把三人放了。他三人这次被关了二十多天。
  春节过后不久,这三人又被抓进了监狱。





  到了5月份,我所在单位通知我和李××、于5月×日×时去县公安局会议室开会。我和李××来到会议室,吴××从里间一个屋走出来,客气地对李××说:“老李,你们先坐一下,人还未到齐。”说后又进了里屋。接着又来了几个人,我只认得其中徐××对我说过的表示愿意参加“诗歌朗诵组”的于××和“白脸儿”。大家坐在椅上等待,里屋传来拍桌子的声响,又听得吴××的声音:“你个右派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你和外面那几个人不一样,必须老实接受改造!”“是是是,我一定老实改造。”是大徐××的声音,他在挨训。一会儿,吴××和大徐××出来,也坐在会议桌旁,这时公安局的崔局长来了。
  崔局长召开的这个会,是专门为通报徐××、刁老三、刁老大弟兄的问题而开的。他讲话的大意是:前一段时期,你们协助公安机关工作,检举徐××、刁老三、刁老大,对公安工作给予支持是对的,你们都是好人,好人和坏人划清界线是应该的。当然也不是说徐××、刁老三、刁老大就是坏人,是坏人我们就不会放。过去一段时间,敌情相当严重,社会情况也复杂,我们对“诗歌朗诵组”这类组织保持警惕,予以严格审查是必要的,把他们抓起来是应该的;经过审查,尚未发现有反动活动,根据党的政策和当前形势,按照实事求是方针,我们准备把这三人放了。当时抓人是应该的,现在放人也是应该的。把他们放出来,不是说明你们过去错了,他们如果要找你们算帐,公安部门可以为你们撑腰。我们也不干涉今后你们同他们正常交往,但如果发现了他们有新的问题,仍希望你们再向公安部门检举。
  这次开会后的次日,徐××、刁老三、刁老大三人果然被放了。这次他们蹲监狱大约两个多月。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街上碰到刁老三,他问分安局叫我写过他的检举没有。我说写过,并把我写些什么告诉了他。他听后,竟向我说出一个天大秘密来:大徐××是公安局的特勤人员,他那个徐茶铺是公安局出钱让他开的,目的是便于监听社会动向,作分安机关耳目。他装出同情青年、关心青年的面孔,是为了接近青年,了解青年的真实思想、活动情况,向公安机关告密。
  我说,这不会吧?在你们被放的前一天,公安局找我们去开会,吴××还在里屋狠训他呢。刁老三说,那是故意做给你们看的,是迷惑你们,使你们不怀疑大徐××。我问刁老三,你说徐是特勤,有何根据?刁老三说,他是在关押中,听同牢的一个狱友说的。几年前,大徐××的一个同学想外逃缅甸,这一计划只让大徐××知道,就在准备出逃的头天晚上被捕了。大徐××的那个同学在被判刑后,托人传话给刁老三的这个狱友,叫他通知朋友们徐的特勤身份,千万要警惕徐。
  “文革”期间,大徐××有次来找我,说刁老三这段时间天天去找他麻烦,要他为当年检举刁的事赔礼道歉,写出书面检查。否则就如何如何的威胁话。又问刁老三找过我麻烦没有。我说没有,他不会来找我麻烦,因为我并没有害过他。大徐××问我如何对付刁老三。我说你赔礼道歉了吗?他说道歉了,但刁非要他写检查不可,不写不放过他。我说赔礼可以,但写检查的事不恰当。你可让刁把公安局的人请一个来,公安局的人让你写你就写。大徐××连连点头。此时我问他:“有人说你是公安局的特勤人员,你是吗?”大徐××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我那时没办法,公安局要我五天去汇报一次,不汇报日子不好过啊”。特勤否,非特勤否?只好存疑了。
  八
  本文中一些人后来的命运如何,在下面作点简单交代。
  刁老大的命运最不幸,结局也最惨。他久久未找到工作,只好到街道办的沙石队干重活,很苦。后来他在农村安了家。他在一个风雨天,戴着雨披骑自行车回农村,路上被一辆载重货车的车箱钩住了雨披,他摔下地,又被拖了200多米车才停住,血淋淋的他当场就没了气。
  徐××也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到处做零工。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经教育局批准,在城区办了一个补习学校,学生和家长反映都不错,本地报纸还作过专门报道。我难得碰见他一次,每次见他,觉得他蓄的胡子越来越长。半年前见到他时,他颌下的胡子大约已尺长,头上鬓际的毛发也很长,而且全部苍白了,俨然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翁。
  李××在饮食合作商店干了一年多辞了职,先去一个机械厂工作,后又去峨眉水泥厂工作,取得了八级工资格。上世纪八十年代,公派去科威特作援外工程技术人员,现已退休。
  陈××靠自学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当了二十几年中学老师,教过语文,搞过总务,现已退休。
  雷××先是学会了磨剪刀的手艺,技艺精湛,有不少固定客户(主要是单位)。改革开放后他领执照办了个小烟摊。他的家和烟摊就在我所在大学旁,又临街,因此生意兴隆,其收入不少于我等高校教师。现在这烟摊主要由他妻子经营,他儿子大学毕业后成了公务员,他也算晚年无忧了,常常同我校一些退休的教授、副教授结伴出去钓鱼。
  刁老二在文革前到峨眉搬运公司工作,改革开放后经商,是否发了财不清楚。
  刁老三算是最有福分的人,对他我要多写几句。文革初期,“保守”派得势时,曾用板板车拉他上街游斗,我见那车上挂的牌子是:“把反革命分子的黑狗崽子,投机倒把分子刁××揪出来示众”,他睡在板板车上一付无所谓样子。这场闹剧,据他后来对我讲,那些人要揪他上街游斗,给他戴高帽,戴一顶他撕一顶,要他走他不走,说,“除非你们用车拉着我走”。那些人果然拉来了板车,把他推到车上,他说“好,我就睡一回板车”,于是那些人扛着“造反队”旗帜把他拉上了街。那情景,说是游斗也可,说是拉病人去医院也有点像。文革中造反派得势时,我问他参加哪个造反组织,他没说具体组织,只说在“联合总部”负责后勤工作。从部队“支左”到文革结束,地方上的几位最高领导人他都熟识,据他说都是他的朋友。后来乐山地改市,前几届市委、市府的一把手他也同样熟识。他拿过他同这些人的合影给我看,问我有没有什么事要他帮忙,要不要这些领导的电话号码。我说我没事找领导,也不需要这些领导的电话号码。他的经济情况似乎也很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对我说他娶了一个中师毕业的小学教师,买了房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说他一天的收入比我一月的工资还要多,说我当大学老师的工资太少了。我最近一次见到他,他说原来的妻子不要了,给了对方几十万,一套房子把自己解放了,他要换一位大学毕业的新妻子。问他资产上千万没有,他没正面回答,只说最近一场经济官司,对方就欠了他300多万。问他具体办的什么企业,什么公司?他说他主要搞投资,搞中介,公司甩给儿子去办了。总之,二十多年来,我虽只在街头不期而遇见过他几次,每一次他说的都比上一次更让人羡慕。
  大徐××我在上世纪八十代初期在街上见过他一次,他说他在乐山市中区(县级)政协上班,正在编区志什么的,说编好后要给我送一本来(结果并未送来)。后来听人说他当了区政协委员,作了区政协专职干部。他应该近八十岁了,仍健在。
  总之,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人,那就祝健在的好人余生平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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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6-06-15
宋 道 福
  一
  家乡的乡政府(现为镇政府)解放前叫乡公所,乡公所以前是一座叫“文昌宫”的庙宇,那是乡场上最大的建筑。不知哪一年,庙宇的主要建筑被乡公所征用了,大殿改为议事厅,议事厅两旁及天井两旁的房间成了乡公所用作办公室或卧室,只留下大殿后的一间房和东北角的几间房供僧人使用。我在幼时,便见乡公所大门外的右墙上挂着“踏水乡乡公所”的挂牌,而大门上方的荷叶状檐壁正中,仍竖刻着“文昌宫”三个金色大字。进大门门庭后,仍可见两侧通道旁高砌的神台上,供奉着燃灯古佛等四尊泥像,议事大厅后的佛堂内,还有一尊千手观音塑像。
  文昌宫的庙主叫李全武,我幼时,他已是一位蓄着花白长须的瘦削老僧。他有一个本名冯萍,佛名炎云的三十岁左右的弟子,整个庙宇的僧人那时只剩下这师徒二人。炎云慈眉善目的一副弥勒佛相,他魁梧的身材与李全武僧人形成强烈反差。那时,靠施主来敬献香火的收入已微乎其微,僧人师徒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在附近乡下的少许庙宇土地收的租子,或许乡公所也要给点征用补贴。
  乡公所的大天井内,正中有一个圆形水池,中有假山,池中养有若干红色鲤鱼,我常去那里伏身在鱼池壁看池中忽而游来游去,忽而钻入假山底座穴洞的鱼。大约是我八岁时的一天,我又去乡公所内鱼池看鱼,走到池边,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也在那里看鱼。他当时的头发样式我至今记得:头部四周头发剃得很光,头部中间留着形如筲箕的发式,我们把这种发式叫“筲箕头”。我觉他很面生,问他哪里来的?他说是从成都来的,炎云是他的舅舅。我问他成都有多大?他说成都的一条街都比这儿大。我问他成都有几条街?他说成都是个大城市,街有很多很多,他也没走完过成都的街。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成都?他说不回成都了,以后就住在这儿,还要在这儿读书。这时炎云出来了,见我俩谈得很热乎,便把他向我作介绍,说他叫宋道福,又说了我的名字,叫我俩以后就在一起玩。我觉得这宋道福来自大城市,对他有些肃然起敬,又知他要在我们这儿读书,便领他到小学校去看。就这样我和他认识了,他上学也编到了我所在的班,并成了同桌。
  后来我听大人们说,宋道福还有个哥哥仍在成都读书,他到这儿来,是父亲死了,一家人生活无着,母亲带他来投靠炎云的。宋道福的母亲我也认识了,面庞很像炎云,人们都叫她宋二孃,本名叫冯志君。宋道福在小学读书时没有砚,因与我同桌,就合用我的,磨墨的任务总由他完成。他最初不懂磨墨的规矩,顺时针磨几圈,再反时针磨几圈。我告诉他,磨墨要始终向一个方向磨,这样磨出的墨汁才均匀,且不损砚石。那时我家有一套锣鼓小响器,我只要在家门口把锣鼓一敲,玩伴们听见这召唤声便会聚在我家门前一齐玩。这套响器有小鼓、小锣、小钹、小铛。玩这套响器需四个人。常一起玩响器的除宋道福外,还有一个陈文弟。宋道福擂鼓擂得好,陈文弟敲锣敲得好,我是常打钹的,二弟只会敲小铛。
  临解放前夕,宋道福的哥哥也到我们家乡来了,赶场天在乡公所大门侧摆一个卖叶子烟的摊。那时李全武已死,乡公所东北角和后佛堂的一间房,就成了宋道福一家的专用地盘。
  解放初期,家乡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征粮。来了征粮队,又让地方成立了劝粮队,让我父亲当劝粮队队长,配合征粮队工作,炎云也作了劝粮队队员。征粮队又叫街上的孩子们组织儿童队,让我当队长,宋道福和陈文弟一个当副队长,一个当秘书。征粮队给儿童队的任务是,到乡下欠粮户家催粮,倘若欠粮户拖粮不交,便在他家住下来,让那家人供吃供睡,闹得他家寝食难安,鸡犬不宁。我虽当队长,但我已看过一些描写老解放区儿童团的书,总觉得我这个地主家的儿子当儿童队队长肯定当不长,又不愿得罪人,所以我们儿童队下乡催粮,出头露面多,干得最积极的当数宋道福。每到欠粮户人家,逼问人家为什么不交粮的是他;揭人家的饭甑,看看人家甑子里是否是白米饭,翻坛倒柜查找人家是否把粮食藏起来了的也数他积极;叫人家供饭给儿童队吃,指令人家要煮腊肉香肠之类好吃的也由他开口。他事实上成了儿童队的队长。
  1950年秋我去乐山读初中,放寒假回来,知道儿童队的队长也换成了宋道福,陈文弟是副队长。这两人的哥哥都参了军,两家都是军属户,因此,宋二孃和陈文弟的母亲都受人尊敬,宋、陈二人在孩子们中的身份自然要优越些,宋正陈副,我想可能是陈家是小商贩,宋道福外向些,肯出头之故。宋道福要我参加儿童队的活动,我想参加又有些自卑,因为我知道解放初期父亲曾任过的地方职务都没有了,灰不溜秋在家不大出门,我怕去儿童队参加活动,有人会说我不识时务,忘了自己是何出身。我对宋道福说,我家是地主,恐怕没资格参加儿童队了。宋道福说,地主有开明地主和恶霸地主之分嘛,你家又不是恶霸地主。但我还是识趣没参加儿童队的活动。晚上我上街闲走,看到过去的玩伴聚在一起,我想跟他们一起聊天,便先问他们,你们这是不是儿童队开会,听说不是,我才加入进去,反之则掉头走开。我从1951年3月开始挑煤炭挣钱贴补家用后,与宋道福他们接触的时间少了,又听说宋道福带领的儿童队配合农会的工作很起劲,在街上走上走下都是风风火火的,心理上便同他有了距离,有时对面走过也不愿主动招呼他。但在我家被“扫地出门”前,我记得他至少还主动来过我家两次。一次是他奉他母亲之命,来向我母亲讨鞋样,因他母亲不便来。一次是我家正吃饭时,他自个儿闯了进来(那时各家各户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对外人不设防),母亲便招呼他:“道福,来吃饭。”我记得那天我们吃的是红薯合大米干饭,菜是红豆萝卜汤,是用火锅煮着吃的。他看了看火锅里的菜便坐在我旁边,接过母亲盛给他的饭吃起来。吃饭中,我没有同他说一句话,他忽然对我们说:“明天又要宰肥猪了。”这是指乡里明天又要枪毙人了(我父亲先前已被枪决)。母亲问他是谁,他说了。果然次日那人就被枪毙了。
  土改运动展开后,母亲每次被叫到街村农会挨骂、挨打,回来总要说起打人的事,说宋道福也在打人者之列。我问母亲,“宋道福打过你吗?”母亲说,“没有,连吼都没吼过我一声”。
  土改时农会对地主们有个规定:遇上劳动人民,年岁大的要叫老老、奶奶,年岁轻的要叫爸爸、孃孃。一次我出街,看见宋道福在训一个罚扫街的地主,那地主连呼“宋道福爸爸”,宋说“不行,要叫老老”,那地主便叫他“宋道福老老”。又一次宋道福带着儿童队巡查,经过我们暂时栖身处的屋边,母亲招呼他:“宋道福爸爸,进不进来坐一下?”他摆摆手说“我们有事”,走了。想起以前母亲叫他“道福”,解放前叫他“道福儿”,我感到这称呼的变化正说明了世势的变化。宋道福没让母亲改口叫“宋道福老老”,还算是够给面子的了。



  我在《酸甜苦辣话乡情》中说过,1952年暑假期间,宋道福为了考初中,要我帮他补习功课,晚上住在他家。那时,他们仍住的是乡政府东北角的房子,他的舅舅冯萍已去森工局当了工人,宋二孃闲场天当搬运工,这是她来家乡后就干过的,她评的成份也就是工人。此外,她还有一份特殊工作,是赶场天带着个米升子和小簸箕到米市上为买卖双方量成交的米。那时还没实行统购统销,米市上的米可自由买卖,当时的交易也不是用称称,还是像解放前一样用米升子量。宋二孃的那个米升是公平升,一切交易都由她主持计量,收取点手续费。我想,这份差事可能是乡政府照顾军属的特殊安排。有一个赶场天,我正帮宋道福补习,有人来报,说一个卖米的同宋二孃吵起来了。宋道福立即到事发地,原来那个卖米的农民说宋二孃把升子量偏厚了,维护了买米的街上人,还骂了宋二孃的脏话。宋道福闻后大怒,一边回骂一边给了那农民当胸一拳。农民说,你凶什么,还耍你当儿童队长的威风?我又不是地主,你敢打我!宋道福说,你虽不是地主,也只是个农二哥;我是工人老大哥,打了你你敢怎样?好在有人相劝,这事才没闹大。
  有天晚上,宋二孃背完东西后回来,说她的背心痛,说让人看过,有红块,怕是背毒,要宋道福用手掌蘸水拍打红块周围,取毒。宋二孃捞起背后的衣服,露出背心,果然有红块。宋道福用一个大碗盛上凉水,双手手掌蘸了水,便在她母亲背上拍打起来。拍打一阵后,他好像手掌拍痛了,叫我接着拍,他进房里去了。一会儿拿出一个带把的木拍子来,那是戒木,过去挂在乡公所议事厅的墙壁上,用来惩戒人的,不知何时被宋道福收藏了。他对宋二孃说,“用这个来拍背,效果一定更好”。宋二孃一见此戒木说,“你做点好事,要把我当犯人打?我不拍了”。于是她放下衣服,拍打取毒之事告结。
  宋道福考入我就读的中学,比我低一年级,在学校中我们接触机会不多。在这个有几百学生的学校里,他显得微不足道,而我则是有机会抛头露面的人。在全校集会上,我上台领过学习成绩优秀奖,在元旦联欢会上,代表少先队向老师致过祝辞。我那时已由少先队中队长当至大队长,而宋道福还久久没入上少先队。申请入队先要由中队同意再报大队批。宋道福仍未入队,估计是中队没通过。终于,在我俩都要超龄前,我看到了他们班中队送来的新队员待批名单中有了宋道福的名字。在他入队宣誓仪式上,看到他第一次系上红领巾,想着他此前曾是家乡儿童队队长,而那时我是地主家的儿子,不敢也不可能当上儿童队队员,真有点世事轮回交错之感。
  宋道福在全校集会上露脸的机会终于来了。在我快要初中毕业离校前的一次全校文艺表演中,他和他们班的几位同学表演了一次打击乐,他擂鼓。这个节目节奏感鲜明,时而如泉水叮咚,时而如大河奔涌,时而如莺啼燕语,时而如虎吼雷鸣,鼓声、锣声、钹声、铛声,在鼓点的指挥下配合得天衣无缝,浑然天成,而鼓声是整个打击乐的灵魂,其他声音都是配合和衬托鼓声的。据说这个节目是音乐老师培训了他们一个多月才登台献演的。此节目被评为一等奖,代表节目组领奖的就是宋道福。
  1954年暑假,我是同宋道福结伴回乡的,并在宋家先住了两日。他家已不在乡政府内的那几间房,而是迁住在街上原来一个杨姓地主的宅院。那宅院过去的门楣上有一块“四知和”的匾。“四知”,出自隋代杨震“天知、地知、神知、我知”拒贿的典,中国的杨姓人家,往往以“四知堂”给家宅命名。我想这宅院可能是土改结束后宋二孃分得的“胜利果实”。宋宅里另外还住了两户人,据说其中一户要给宋二孃交房租。这天我和宋道福正在屋里闲聊,街上的陈文弟几个人来找我,向我询问城里中学暑期招考初中生之事,他们想去考初中。商量的结果是,我先给他们补习几天功课,然后带他们去报考。住宿问题由我在母校找个地方给大家住,我的被盖、线毯都留在学校,夏天夜里不冷,只要有能躺下安身之地板即可;伙食问题由大家凑钱,我找个学校炊事员的家,我们自己买米、买菜自己弄饭吃。后来就是按我这个方案解决了食宿的,开支很少。陈文弟在读高小时与我二弟同班,我二弟在1950年寒假中本是考上了初中的,因家庭变故才没去入学。陈文弟提出让我二弟也一同再去考初中,我也希望二弟能有个改变处境的出路,很赞成陈的建言。考中学需由原籍出具证明,我虽然也要在这时考高中,由于我是应届初中毕业生,放假前就由母亲给我们集体报了名,不需要原籍证明,我二弟报名则需要具备这个手续。我便回家给二弟说了让他去考中学的事,母亲也同意。我写好二弟考中学的证明,由二弟去找村支书签字盖章。二弟回来说,村支书不同意签字盖章。我便让二弟领我去找村支书,他仍不同意。我讲了党的政策,村支书也说了他的理由,意思是我下面还有两个小妹,二弟已成了家中的一个劳力,二弟一走,家中劳力就缺了,会影响家庭生活安排。争辩到后来,这村支书说,反正他不签字盖章,说这事他不管,让我们去找乡政府。我又拿着这个证明去找乡长,那个姓王的乡长是我继父的本家,他也以和村支书同样的理由拒绝签字盖章,还说了“地主的子女都去读书了,难道把田全丢给农民种”之类的话。我下来把王乡长拒绝为二弟出具证明的事向宋道福和陈文弟说了,宋、陈均表示义愤,他两人当年作儿童队正副队长时,那个王乡长还只是个村农会主任,宋、陈并不把王乡长放在眼里。他二人当即约了几个人一齐去找王乡长辩理。王乡长辩理不过,把我写的那个证明收了,说他要另写一张,叫下午去拿。宋、陈下午从王乡长那里拿回一个封了口的信,王乡长写的证明就在信中。他俩想看看这份证明是怎样写的,宋道福便用茶壶烧开水,待壶嘴冒出腾腾蒸汽后,将信封封口对着蒸汽冲,封口的浆糊便稀松了。折开封口,取出里面的证明纸,纸上写的是:“江涛(二弟名)系地主家庭子女,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家中现有一母和两个小妹,他是家中主要劳力,读书会影响家庭生活安排,不同意录取该人读初中”云云。大家虽说很失望,也别无他法。二弟就是带着这样的证明去报考初中的。结果他自然未被录取。陈文弟等另三人都在这年考上了初中,后来都参加了工作。陈文弟后来还当过凉山州一个县的县委组织部长,上世纪八十年代调回家乡所在的沙湾区(县级区),本世纪初于区纪委书记任上退休。
  就在这个暑假中,有一次我去宋道福家,见他正和几个人在一齐商量要举报这座宅子原主人,杨家的大儿子的事。他们说,杨家的这个大儿子解放前当过成都市属下某个区的区长,解放后隐匿了,逃过了“镇反”、“土改”关。如今他们获知,杨××现在化名在成都某搬运公司当工人,要求政府追查此人。杨××在解放前曾回过家乡,我父亲还陪他一起在街上茶馆里喝过茶,我只在那次见过他一面, 他穿着颇讲究,显得气宇不凡。杨的二儿子其时也正在我就读的母校刚读了一年级,假期里也同我和宋道福结伴回的家乡。我对宋道福等要举报杨××的事不介入,心里却想,宋不念与杨的二儿子同乡同学之情,似乎太“铁面无私”了。这次举报后来有了结果,听说杨××果然从成都某搬运公司查获,还被判了几年刑。文革时期,又被遣送回家乡,在乡里挨过斗。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杨××被安排到乐山市志办公室工作,还当过沙湾区政协委员,现已过世。宋道福在1954年举报杨××,他未曾想到,几年后,家乡也有人举报他的家庭,此是后话。


  从1954年到1957年,每个假期,我和宋道福都是放假时结伴回乡,开学时结伴返校。我在农村的“家”中,没有报纸看,耳目闭塞,甚觉无趣,隔上十天半月,我便到街上工商联的办公处看报纸。我去街上看报,总要在宋道福家住上一、两日,宋二孃很善待我。白天在宋家吃饭,晚上同宋道福同床抵足而眠。我也邀宋道福到我乡下的“家”去过几次。我的三爷(继父之弟)有鱼网,宋是捕鱼的能手,我俩便用网到沫溪河或沫溪河的支流魏河捕鱼。他到我家,母亲又叫他“道福”了,他也叫我母亲“大大”(婶婶)。在那几年中,我俩简直情同手足,感情真挚。宋道福下乡来,村里的那些干部似乎人人都同他相熟,见面都会热情招呼他,开开玩笑,有时玩笑开得很粗俗。一次我和宋道福正在河里用网捕鱼,岸上一个年轻村干部喊他:“道福儿,假期闲着没事干,下乡来捕鱼,是不是在城里读书还没找到对象?”宋道福说:“我还在读书,哪谈得上找对象的事啊。”那人说:“找得啰,我想早点抱孙孙。”“我不着急,先把你的婆娘借给我用用。”“这好商量。你找到对象后,我俩交换使用。”“我的对象还在幼儿园,你去随便挑一个嘛。”
  我住宋道福家时,夜晚,我俩常交谈到深夜,谈乡土民情,谈学校趣事,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话题漫元边际。记得1957年7月我参加高考后回乡,一日晚上同宋道福交谈中谈到“反右”问题,那正是“反右”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我们谈到《四川日报》上发过的一条消息,说成都郊区的农民警告右派分子,你们胆敢再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我们农民要进城“以扁担对付你们”,话题便扯到了家乡土改时农会“斗地主”时的一些刑罚。宋说,那时惩罚地主的方法有跪、打、吊及其他酷刑。跪,分跪地下,跪炭渣,跪荨麻(一种有刺且能麻木人皮肤的绿叶草本植物,乡下人称之为“活麻”)。打,用黄荆条打,用竹片打,用荨麻打。吊,用绳缚住人的双手,将绳套在房樑上把人吊升在空中,谓之“吊墨”,(“吊墨”,泥工砌墙时取直的方法,下坠一重物);将人四肢缚在一起,胸在上,背在下悬空吊起,谓之“吊称砣”;将人四肢缚在一起,背在上,胸在下,悬空反吊起来,谓之“吊鸭儿凫水”。其他酷刑如:用细绳拴牢男性阴茎根部,拉直,用手弹拨那细绳,谓之弹“独弦琴”;用两根细绳拴牢女性的两只乳头,拉直,用手弹拨双绳,谓之弹“二弦琴”……我听得毛骨耸然,阵阵心凉。宋道福是以不带感情色彩的口吻讲的,既没兴奋表情,亦无谴责之词,似乎在很超然地讲述客观历史。我没有问他是否参与过其中一种刑惩,但我知道,“斗地主”时,一些不便成人出面干的事,是让儿童队去干的。彼此沉默了一会儿后,宋道福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写土改运动的经典作品,而100年后如有人再写中国的土改运动,肯定同《暴风骤雨》所写截然不同。



  我在1957年高考落榜后,回乡到乡中心小学作代课老师,宋道福仍在母校就读高三,明年才毕业。我和宋道福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常常是我收到他的信,即给他回信,他收信后又给我来信。通信中,他作起了对我“初恋情人”的义务监督员。
  我在高三结束了毕业考试后,转入温课迎接高考的复习阶段。我报考的是文科,当时文科只考语文、外语、政治、历史、地理五门课,对这些课程我有十拿九稳把握,复习功课完全提不上劲,闲得无聊,便与同样报考文科的一位刘姓同学聊起儿女之情来。刘姓同学说,他看得起高一年级一位很有气质风度的姓左的女同学。我说我看得起高一年级另一班的一位姓胡的女同学,我认为这位胡×是全校女生中容貌最好,身材最佳的“白雪公主”。当时我是学校“名人”,刘姓同学是校男子篮球队队员,也不是无名之辈。怎样才能让这两位被我俩“相中”的佳丽知道我俩“好毬”之意呢?商量的办法是各写一封示爱的信,我将刘的信当面交给刘的“那位”,刘将我的信当面交给我的“这位”。我俩就是这样互作牵线搭桥人。我的示爱信中,还附了这样一首诗:“为什么,我一见着你,/脸儿就烫得像火烧,/心中就像有只小鹿在跳?/听着你的声音看着你的笑,/我的感觉总是特别好。/你的倩影像轻盈的鸟儿,/我想敞开心扉让你来筑巢。/同你不期而遇我不敢正眼看你,/你飘然而去我又到处把你寻找。/伊人,伊人,/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全都为了你,/也许,你又全都不知道。//信送达后不两日,学校教导主任就把刘姓同学和我俩同时叫去,拿出刘的那封信和另外一纸给刘。那另一纸写的意思是,“我正在求学阶段,要完成祖国交给的学习任务,一位刘××竟然给我写来一封这样的信,真是荒唐;还让学校有‘名’的江×当牵线人,真是无聊!请学校领导好好教育他二人。”我以为教导主任要狠狠批评我们,让我们难堪,哪知这位主任竟无一句责备之语,他只让刘收回信和纸,笑了笑说:“你们知道她的回答就行了,下去好好复习功课迎接高考。”我不仅当时,就是现在,仍然感激这位教导主任的理解和宽容,在我读初中时,他曾经教过我两年历史课。
  我给胡×的信,我以为也会有像刘姓同学那样的遭遇,忐忑不安了几日。但却是风平浪静,一时既无“寒流”袭来,亦无“春风”拂面。直到高考前两日,我才收到了胡×通过邮交寄来的信。信的大意是,“我是知道你,也认得你的。但我现在正上高一,年纪还小,你也正要参加高考。我们现在都不必考虑个人问题的事,如你不反对,我们可以交个朋友,互相联系,互相帮助。望你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云云。信末还写上了她的假期联系地址。信的落款是学校放假那日。谢天谢地,既没让我失望,也没让我绝望,这算不错的好开头呢。学校旧生放假后几日,高考才在母校进行。高考结束后我返回家乡,给胡×去信,告知她我对高考“自我感觉良好”,并感谢她对我精神上的支持。半月后接到胡×来信,告诉我她的假期生活情况,又说在高考结束那天,她曾到母校,把一封没贴邮票,信封下落款“内详”的信搁在“学生信件领取处”,问我收到没有。这封落款具名“内详”的信我没收到,后来听班上一位同学说,是同班的一位×××见此信“不寻常”,想窥探我的“隐私”偷偷拿去拆看了,毁掉了。
  我高考落榜后(8月23日收到“不录取通知书”),同班一位姓余的同学也没考上,他让我把户口落在他家,住在他家,一起复习功课次年再考。我便给胡×去信,告诉我遭到了“晴天霹雳”,说我不配给她写信了。如果明年我能考上再说,问她能否等待我一年。也告诉了我现住余家的地址,意在试她的态度。一日,我和余姓同学,还有一位也落榜的吴姓同学一起,相约去城郊一处风景地散心。下午回来,余姓同学的母亲告诉我,说我们走后,有两位女同学来余家找过我,余伯母说我们出去玩去了,那两位女同学说改日再来,走了。我想来的两位女同学中,必有一位是胡×。又过了两日,二弟从家乡来到余家,给我带来了让我回家乡作代课教师的信息,我便离开余家返回家乡。
  在家乡小学代课后,我又给已开学入学的胡×去信,借口是我希望她把她高一时用过的语文、外语、历史、地理、政治书籍给我寄来,因为我的这些书籍,在我参加完高考后,以为考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留着没用丢弃到学校废纸篓去了。不久,胡×便回信说,她知道我高考失败后,曾约一位同学去余家找过我,想安抚我一下,因事不凑巧未能见面,过了两日就开学了,所以没有再去余家找我。她希望我代好课,同时做到复习、创作三不误。随信果然寄来了我要的那些书籍。就这样我和胡×书信来往不断,大约半个月一次。
  我在家乡小学代课期间,虽然学校提供了宿舍,但许多天晚上我却是住在陈文弟处。陈是这年初中毕业,也没考上高中。他白日上午在家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再考,又练习书法;下午参加街上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乡间不搞“反右”,开展的是“社教”运动,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在这个运动中被“整”出来的。街村领导指定陈当开会记录员,成了这场乡村“社教”运动的“依靠对象”。陈文弟在家住一个阁楼,我晚上同他一起,像过去我住在宋道福家时一样,两人常交谈闲话到深夜,然后抵足而眠。一次我给胡×去信中,夹带了一封给宋道福的信,要她把这封没封口的信封好搁在学校“学生信件处”。信是用文言文写的,由陈文弟以蝇头小楷抄录。我这样作一是想省一张邮票,二是想向胡×炫耀一下我的古文根底。记得信中有这样一段:“乡庐已入秋,每日课毕之余,沿街信步。观铁匠炉火光之熊熊,闻赶鸭棚群禽之嘈嘈,茶房酒肆,高朋满座者,乘秋兴之舍人也。而余独乐,步于溪畔,憩于丘上,水中碧波染霞,天际彩云敷金,乃故园蔷薇色之夕照也。”宋道福接此信后,在随后给我的信中,总要告诉我一些新近观察到的胡×的“新动向”:某日胡×参加学校的艺术体操表演队,某男生托着她的腰训练后仰弯腰动作;某日胡×与某男生在双杠架下交谈,看甚融洽;某日胡×与某男生结伴去食堂吃饭,走在路上二人身体距离几乎为零……从宋道福为我愤愤不平的言词中,我感受到了他对朋友的古道热肠。11月份的一个周日,我到乐山城办事,宋道福约我去看省人艺来乐山上演的歌剧《草原之歌》,在剧场外的坝子等候开演时,宋道福扯了扯我的衣角低声说:“看,胡×来了。”我侧身一看,果见胡×同一位女同学相伴,朝剧院走去,还望了我一眼。我不好意思招呼她——因为此前我们之间只有通信联系,没有一次晤面交谈过。我是近视眼,看不清胡×的面部表情。宋道福说,“她的脸红了” 。
  12月,胡×给我的来信中,附了一篇铅字印刷的活页文章——《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她说这是她们这学期的语文补充教材,说她从文章中看到刘绍棠从神童作家堕落为右派分子的过程,她就联想到我的家庭出身、创作经历、思想状况和刘绍棠相似,因此必须对我敲警钟。希望我能在这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斗争中认清方向,站稳立场,认真自我改造,以免重蹈“神童作家”的覆辙,云云。我看了这封没有多少温情,几乎是冷冰冰说教的信,我感到我们的“两地书”快到终结的时候了。
  1958年5月,我给胡×去信,说我将参加今年高考,看看今年对考生的“政治审查”是否有所放宽,也许这是我希望通过高考实现理想抱负的最后一试。如果我今年仍不能考上大学,我就不再给她写信,以免打扰她的安宁。我希望她能给我一张她的照片,作为留念;如不愿意,也不强求。不久,她来了信,信中只有一张白纸,白纸包着她一张半身相片:一双长辩在脑后,一张玉容二目含情,一对酒窝漾着笑意。这照片我一直保存到今。
  这就是我和胡×的“初恋”,一段纯属“柏拉图”式的精神浪漫曲。后来宋道福叫我把那相片烧了。何必小家子气呢,人家并没有对我有多大伤害,她的选择和处理是既理智又现实的。



  1957年11月,我给宋道福一信,信中附了一篇用散文笔调写的《死的宣言》,记得开头是这样的:“有人说,自杀是懦弱者的行为;我要说,自杀有时是勇敢者的毅然抉择。不错,蝼蚁尚且惜命,残菊宁死也要抱香枝头——但那是低级生命的一种本能反映;作为最高级生命的人,当他对世界、对人生感到彻底绝望,他不愿逆来顺受,也不肯苟且偷生,这时,他选择死,并付之行动,这不需要视死如归的毅力和决心吗?”以下,说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在“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桎梏下,纵有一身才华,纵有满腔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热血,在现实社会中总是四处碰壁,四面楚歌,风霜刀剑严相逼,云散天开未有时,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此文最后是:“我选择死,既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彻底解脱,也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在去信的末尾我特别注明:“《死》文纯属戏作,请兄不必当真。”
  去信大约十日左右,我在乡中心小学读高二年级的四妹给我带回一封厚厚的信,信没封口。四妹说,她放学回家,在街上碰见宋二孃,交给她此信。宋二孃说,这信是宋道福托在母校读高一年级的同乡曾××带回的,曾××交信给宋二孃时特别叮咛,此信万不可让他人知道。四妹说宋二孃给她信时的神秘样子,好像在作地下工作一样。信有六、七页之多,大概内容有:整风为何变成了“反右”?分明是“阴谋”而不是“阳谋”;学校被打成“右派”的老师谁谁自杀了,谁谁送去劳教了,谁谁留校扫地喂猪了;某日看见街上有个拉黄包车的,一个擦皮鞋的,把今年应届高中毕业证书贴在车箱上、擦皮鞋的鞋箱上;从揪胡风到批“章罗联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学校里的政治思想教育,强调到无以复加高度,要同学们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人人过关,人人自危,政治老师成了学校最得意、最让人畏惧的人;等等。这是宋道福第一次向我坦露他的真实思想,我明白他写这封长信的用意,是向我作开诚布公的“知己”示意。我感到惊异的是,他这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人,比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在对“敏感”问题的偏激看法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我想说而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竟然不加掩饰说了。
  不久,宋道福就回到家乡。他说他是请了病假回来的,要在家养病多呆一段时间。的确,他回来后,我见他请乡联诊所(后来的卫生院)的医生给他做了丸药。在几次交谈后,我明白了他在学校的处境不妙。他说政治老师找他谈过几次话,施加了高压,说他这期的操行等级,据政治老师兼班主任暗示,可能是丙等;说班上已开过两个同学的批判会,下一个可能是他。他在家中起码“养”了二十天的“病”。后听说,他回校后,班上真的开过他一次批判会。
  1958年春季开学后,我和宋道福又通过几次信。他在4月份来信中,附来两首诗,其中一首是:“春光酷似浓酒,信足公园漫游。极目绿航,倍觉少伴沈沉(我的笔名)。则是,则是,醉心说与何人?”6月底,我去乐山领取准考证,与宋会面后,他说他现在没在学校宿舍住。他的姪女婿在城内有一间空房,他一个人住在那里。他要我不回家乡了,就与他住在一起复习功课,说他姪女婿那房里有锅灶,可以自己开伙弄饭吃,吃的问题叫我别担心,费用全由他承担。我问他有此能力吗?他说他舅舅每月给他寄15元(学校每月伙食费是7.5元),说他和他哥哥已联系上了,哥哥也要支持他完成高中学历。据他讲,他哥哥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双腿,现在武汉某大工厂党委部门工作。
  1958年高考结束后,宋道福立即去成都老家寻亲。他说他老家还有姑姑,失散多年最近联系上了,姑姑家住成都小天竺街,那也是他的出生地。这一次高考,我依然名落深山。此乃意料中,我已没有去年高考落榜时的晴天霹雳之感。这时,大跃进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在扩工招人,我的一些落榜的同学都纷纷找到了工作。我到一些要人的单位作自我推荐,人家不是一听我名字就给了闭门羹,就是先答应了,临去报到时又借故谢绝了。8月31日,我正为寻找工作之事在街头奔波,劈头遇见了宋二孃,她是刚从家乡来的,说正要找我。她给我看省招办给宋道福的信。这封信很特殊,内有一张省招办的“不录取通知书”,另有一份重庆重工业厅干部学校录取宋道福的入学通知,报名截止日期是9月3日。宋二孃要我同她一齐到邮局给成都的宋道福发电报(宋二孃不识字),催他马上回乐山来,然后立即赴重庆报到,宋二孃已带来了宋道福的被盖、衣物等行李。第二日,我和宋二孃在车站接到了从成都匆匆赶回的宋道福,然后又渡过岷江,到篦子街车站买好次日宋道福去重庆的车票(那时乐山到重庆不在城内发车)。当晚,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酒馆里,我和宋道福吃了饯别酒。他的酒量比我大,他吃得酪酊大醉,我也吃得昏昏飘飘。第二日一早,把宋道福送上车,我俩就从此分别了,此后没再见过面。我回到城内,当日找到一个到城区一所小学代课的工作。数日后,我给重庆的宋道福去了一信,询问他入学的情况,信中附了一首记述我俩在小酒馆喝酒时心境的诗,题为《酒后抒怀》。记得开头四句是:“一杯酒,浇不去我们心中惆怅,/二杯酒,洗不掉我们身上秽尘。/枯坐店隅,我们把一杯杯浓酒喝饮,/情感波涛,在胸中汹涌沸腾。//”诗是写在十行纸上的。宋道福没有回信来。这也是我给宋道福的最后一封信。




  我在城区小学代课不到一个月,城关区把我调到城区一所民办中学任教,并作二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任教不到一个月,学校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的“教育革命”,目的是肃清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学校的影响,坚决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领导作了动员报告后,先是学习文件、报纸,接着转入揭发阶段,一夜之间,校园里便贴出了学生对老师们的大字报,办公室的外墙上,教学区的墙壁上,凡可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满了,小操场上还牵出一个挂大字报的绳子。这些大字报,一半以上是针对我的:写过美化地主母亲的文章《忆母》,十足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啦;为流沙河鸣冤叫屈,是流沙河的崇拜者、吹鼓手啦;在高中时搞“大民主”啦;再就是说我在教学中散布错误言论,在作文批改中乱批乱改,把学生引向歧途啦;等等。关于《忆母》一文,我的确把作文《忆母》之事忘了,我想我未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忆母》文章。关于为流沙河鸣冤叫屈之事,是1957年4月,在乐山地区文艺界的“鸣放”座谈会上,我曾发言说,批判流的《草木篇》应该就诗论诗,不应同作者的家庭出身联系起来,那样不能服人。关于读高中时搞“大民主”问题,是在1956年5月,班上同学对学生伙食不满,怀疑伙食团长有贪污,大家公推我执笔,写一封反映伙食团种种弊端的信给上级部门。我只负责起草信稿,抄誊信文,发动同学签名,最后将信投给县监委设在大街上的检举箱,这些都是由别的同学干的。反映信写好后,全班四十七人,除一位同学请假回家不在校,一位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的同学未签名外,其余都签了名,外班也有同学闻讯来签名。就在签名完毕的当晚,班上那位作团委组织委员的同学,以团委名义找我谈话(我是团员),劝阻上交此信,说交给学校领导就行了,不要越级反映。我以向上反映情况是公民的权利,拒绝了他的劝阻。关于教学中的问题更使我哭笑不得。如我讲“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道理时,引用过鲁迅“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苦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意在要学生正确认识“破”与“立”的关系,大字报却指责我怀疑“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毛主席论断,更上纲到是攻击“大炼钢铁”,是动摇“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如作文批改中,我把一个学生作文中写的许多“共产党”字样,保留最先一个后,后面的就删了“共产”二字,只保留“党”,大字报责问我为什么对“共产”二字看不惯?所保留的那“党”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学生的大字报自然水平不高,几乎全是不讲道理,只扣帽子,我认为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所以我并没方寸大乱。我最大的疑问和担心是:我在读中学时的那些问题,这些大都才十三、四岁的初中生怎么知道的?莫非我的档案材料转到这里来了?
  大约三天后,上面派了一个我陌生的人找我谈话,他自称姓吴,说是县委宣传部派来的(数年后我才知他是县公安局的)。他说1956年,县委宣传部曾选派我出席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说“党是培养过你的”,然而你“对党离心离德,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现在是来帮助你,挽救你的”。他问我看过学生写的大字报没有,有什么想法?我说每一张都看了,并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大字报所写,只是你的一些很轻的问题,还有许多更严重的问题我们没让学生知道。你要向党老实交代,自己还有哪些严重问题。开初我还想为自己辩白,他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纸来,把最上面的一张让我看,那正是我给宋道福最后一次去信中,写在十行纸上的《酒后抒怀》。姓吴的扬着那沓纸说,“你写给宋道福的信,现在都在我们手里,你在信中写了些什么自己清楚。除了写的,你还有哪些没写出,而是藏在心里的”?他又追问宋道福给我的信在哪里?我说宋给我的信我看后烧了,没留一封。他说那就凭记性,把宋信中写过哪些一一写出来。
  吴××次日把我写的交代拿去后,不两日再次来要我交代,说交代不彻底。这样追了几次,为了让他满意,只好把信中根本没写过,也没说过的,挖空心思瞎编了一通写。在与吴××的一次谈话中,他追问我想过推翻共产党政权没有?我说,这个问题我曾向宋道福表示过如下观点:中国共产党能推翻国民党政权,解放后又建立了强大的解放军队伍和强大的专政机构,不要说国民党打不回大陆,就是美英等外国武装联合起来也推翻不了这个政权。共产党发生变化,只有内部先变化才有可能。中国发生新的“革命”,只有自上而下才有希望,自下而上的任何暴力行动都注定要失败,要被镇压掉的。吴××要我把这也写出来。到了自我批判、反省根源时,我从阶级根源,社会根源上检查自己犯错误的客观原因,从极端个人主义膨涨上检查主观原因,尽量给自己扣“屎盆子”,知道不这样不能过关。
  大约半个月后,民中教师团支部对我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我在会上公开作了自我批判后,与会者也相继发了言,整个批判会的气氛是较温和的,发言批判我的人态度也是与人为善的,使我并不感到特别难堪。最后学校领导代表上面作了对我的处理结论:敌我予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撤销班主任,保留团籍,此外不给其他处分。
  我这一关算过了,宋道福的“关”过得怎样我不得而知。此后,从我的同学、同乡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宋道福的传言:有的说他被定为右派,送去劳教了;有的说他没受什么处分;有的说,宋道福那次托同乡曾××带给我的信,曾××先拿给学校老师看了,是曾××出卖了他。1962年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后,还有一个同乡对我说,有人检举宋道福家原来在成都有土地,说宋二孃不应该是工人,是逃亡地主。对于前三说,我半信半疑;对后一说我是不信的,宋二孃一家是解放前两年来家乡的,那时她“逃亡”什么呢?
  1959年国庆节我回家乡,到家乡街上后我即去找宋二孃,别人告诉我,宋二孃已没住原来“四知和”那处宅子了。经人指点,我在乡场上一处偏僻而且很破旧的房里找到她。她一见我就向我打听宋道福的情况。我说自去年送宋道福上车去重庆后,我俩就没联系过,情况一无所知,我还想从你这里了解他的情况呢。宋二孃说,她也是自那次送走宋道福后,没有收到过宋道福给她的一封信。
  1962年秋的一天,我在家乡的一家茶馆里见到了宋道福的舅舅冯萍。冯说,宋二孃因被人“检举”,气愤加生病已去世了,说他在此地已别无亲人,这次他是随在森工局一起工作的李××(李是家乡街上的人)回这里来的,就住在李家,想最后看一次这里,以后就不会再来了。他说宋道福现在在宜宾一个石油钻井队工作。
  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时,据我二表弟(任家乡街上的居委会主任)告诉,宋道福给家乡乡政府来过信,提出他家土改后所住原“四知和”的房子是土改时分的“胜利果实”,产权应由他继承,请求落实政策。经乡政府查档案,那房子属公房,当初无偿提供给宋家住,是照顾性质,现在不存在落实产权问题,并据此回复了一信。宋的来信发信地址是富顺县。
  宋道福,你现在在哪里?你的情况怎样?几十年来我一直挂念着你,很想有生之年能再见到你。如重逢不可能,祈祷你晚年幸福、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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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在传统上认为,人死之后入土为安。“入土”就是土葬(个别少数民族的风习除外)。土葬需要棺,作装殓死者的容器,一般由木料制成。(也有用石料的,叫石棺;更有用水晶料的,叫水晶棺。后一种棺,世界上大约只有极少几位伟人辞世后享用过。)木棺的制作,选料多用杉木而不用松木或杂木:因衫木料质较轻盈,制成的棺不太笨重,干燥后也不易开裂;而松木含水量重,不易干燥,朽腐速度快;杂木则在干燥后易裂缝,制成的棺不利于尸体的保存。木棺由上下左右前后四长二短共六块完整不拼接的木板合榫而成。成语“三长两短”即源于木棺左右两边和底部的三个长板,以及前后两块短板所构成的入殓容器。其左右两块长板,叫墙板;底部的长板,叫底板;前后两块短板叫回头。人死入棺,封盖棺木的那块板子叫盖板。墙板和盖板常被制作成外拱的弧形,用料越多,棺木外形越显圆润饱满,以此寓示人生圆满。木棺的规格等级差异主要体现在选料的不同和制作工艺的繁简上。杉木棺是普通棺,柏木棺是较高规格的棺,楠木棺是更高规格的棺,而用檀木制作的棺则可称为超豪华型棺了。选用何等规格的棺自然视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和丧家的经济实力而定。棺的每块木板的厚度也是有讲究的,厚度起码不得少于一寸,二寸,三寸厚的棺叫厚棺。所谓厚葬,除挖坑入土的深度外,也包括了棺木的厚度。除上述合乎标准习俗的棺外,仅用薄薄的长短六块低贱木板简单拼接,如火柴盒式的棺叫“火柴匣子”,家乡人俗称“蜗壳”,是最低贱的一种棺,自然也是最缺经济能力的丧家或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特别低贱者,不得已才选用的。
  棺制成而未上漆前叫“白木”。棺的上漆过程也颇有讲究。上漆是为了保护棺木不易朽坏,最不济的也要抹一道底灰,上一道漆。讲究点的要上二道三道以上漆。上漆道数愈多,棺的保存期自然愈长。记得幼时,我家对门一户人家的老母亲去世后,入殓的棺停放在那家的堂屋整整三年后才出殡,停灵三年中每年都要给该棺上几道漆,据说总计上了二十四道漆。出殡起柩时,随着灵柩的移动,人们能听到棺中逝者腐化出的屍水的波波响声,却嗅不到丝毫屍臭的气息,可见漆对各道棺缝的密封程度。这也显示了丧家后人对逝者尽孝的诚笃,令乡人对此称道不已。
  家乡乡场正街的尽头,有一座高高的戏台,供每年偶尔才有的一两次演戏之用。不演戏的日子里,戏台便空荡荡的,只在黄昏时有成群的蝙蝠在其间上下翩翩飞舞。戏台的左前方经常停放着一排“蜗壳”,那是积善好德的人无偿捐赠的。戏台左前方的大木柱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白色水粉笔记载着何人何日捐赠“蜗壳”的字样。乡场上若有鳏寡孤独的穷人死了,或有乞丐瘐斃街头场尾,乡公所便雇人取下“蜗壳”,将死者入殓,抬到场外的“官坟”山上掩埋,埋好后也要放一挂鞭炮以超度亡魂。除了上述两类人死了可享用这捐赠的“蜗壳”外,本乡若有赤贫无靠者家中死了人,也可向乡公所求告施舍一具这种公益性“蜗壳”,求告只需口头申请而不用具文呈报审批。但用这种“蜗壳”装殓入土的人家,被认为是最低贱最可怜的人,稍稍顾点体面的人家也是不齿于开这种口的。乡公所雇人埋“蜗壳”和超度亡魂的鞭炮,所需经费由乡公所掌握的地方公益金列支。这在当时,并不算乡公所的“政德”,只是相沿成习而已。
  一九四六年秋,我的年仅三岁的三弟因患天花去世。三弟生前聪明活泼,很讨人喜爱。为殡葬三弟,家里请木匠赶制一副小棺。最初准备用柏木,但上了年纪的邻居说,三弟小小年纪消受不起,用杉木就行了。制成的棺虽小,但规格样式与成年逝者享用的棺亦大致不差,例如回头所刻的,一般棺是刻福禄寿喜图案,三弟的棺一头刻的是童子嬉戏图,另一头刻的是飞龙驾云图。家人又准备给小棺上漆,也被邻居以三弟消受不起劝阻了。那时我七岁,三弟入殓时,我将他生前玩过的所有玩具和我和二弟玩过的一些玩具,小心翼翼地放入他的棺中。在年幼的我的意识中,阴间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活活泼泼的世界,我希望这些玩具能供三弟在阴间嬉玩,不致寂寞。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我的父亲突然被叫到乡场上的街村农会,未经审判更无容申辩,次日上午便被拉到场口的一处空地枪决了(关于父亲,我另有专文叙及)。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我的八叔公。八叔公一家原也住在乡场街上,是在约二年前迁居到离乡场约三里的一座山头的,那里有大家族当年分家时,分给他名下的一座三合院。父亲和八叔公的屍体由家人(包括一些亲戚)一同抬回我家停放在后院,为如何装殓他俩家人便犯了难。棺材是不敢买亦根本买不起了,但总不能生生地直接将屍体抬出去“软埋”吧。后来是请了两位木工,将父亲书房的楼板启开一大片,作制棺之用。楼板的长度虽足够,但宽度有限,需用三四块楼板以竹钉衔接才可供制盖板底板和墙板之用(这在一般棺的制作中是忌讳的)。当日下午,两副火柴盒式的简易木棺制成。我可以肯定,其简陋粗糙程度比昔日乡场戏台上停放的“蜗壳”也不如,(那种公益性质捐赠“蜗壳”之举,在解放后便无形终止了。其最后一批“蜗壳”,作了在解放军解放家乡的那场战斗中,被击毙的国民党军死亡军人的安装品。)更远不及我那夭亡的三岁三弟入殓的准标准规格杉木小棺。五年前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幼者,是躺在近乎奢侈的襁褓式棺中进的阴曹地府;而五年后被人民政权用子弹送上黄泉路的乃父,则是躺在草草赶制的火柴盒式“蜗壳”中去阎王殿报到 。真是世势天翻地覆剧变,人之命运难测!五月四日(这天是青年节,所以日期我记得牢),由亲戚家中的四位男丁,将父亲和八叔公的棺柩抬到离乡场约三里的八叔公家住房前一个山头下葬。刚掩上土,便有该村农会的人前来干涉,要求把棺另移别处下葬,理由是与八叔公家同一个三合院的卢某人强烈反对挨了枪子儿的人葬在这里,怕沾了晦气。卢某某是八叔公家的佃户,过去不仅佃租了八叔公家的田种,其住房原本也是八叔公家的,只是属这个三合院的侧房,是佃田时无偿提供给他家居住的。八叔公的大儿,我的堂叔分辩说,“下葬处在我家住的这头,与卢某某住的那头还隔得远些呢”。村农会的人冷冷地说,“你们现在住的房子,以后是不是仍归你们住还很难说呢” 。在强势者喝令下,埋好的棺只得重新起出,抬到农会的人指定的远在二里外的一处地势低洼荒坡掩埋。父亲和八叔公的这处坟地,我至今已完全记不起它的方位了。我想,其后几十年间的农村开荒造地,植树造林之类活动,当年葬在那里的两座受人唾骂的替旧时代殉葬者的荒坟,肯定早已被翻挖毁掉,连一点白骨已无可寻觅了。
  一九五一年冬,家乡开展土改运动。其间有个阶段,是向所有被评为地主的人家,追缴过去剥削人民的“血汗钱”。给我家定的“血汗钱”数目是五百万元(旧幣)。其时我家早在三个月前已被“扫地出门”,全家人临时寄居在一处破旧不堪摇摇欲坠的别人家的烂房子里。家中的两个大人——阿婆(祖母)和母亲被勒令不许出门。全家九口(阿婆、母亲、我、二弟、四妹、六妹,加上数年来一直寡居娘家的大姑及大姑的两个幼子)的生计,仅靠大姑(大姑被评为小土地出租,允许出门)和我与二弟一起每日运煤挣点脚力钱维系。那时我十二岁,二弟尚不满十岁。大姑虽三十刚出头,但幼时曾缠过脚,身子孱弱,行走不灵动。姑姪三人每日能挣的脚力钱超不出一万元(旧幣)。当时物价虽低,但用这点钱维持全家九口每日的两餐稀粥已属勉强,若遇大雨天不能出工便有断炊之虑,哪有余钱缴纳“血汗钱”。每日晚上,阿婆和母亲便被叫到街村农会,与其他地主一起跪在硬生生的三合土地上,由农会的人依次责问:今天交多少“血汗钱”?回答说没有钱,便要受到鞭打。小脚而身瘦的阿婆在连续挨了三晚鞭打后,终于在那个朔风凛烈的寒夜深更时分,自缢于住处旁的茅草棚茅厕里。处理阿婆的遗体,是掏出家人用来活命的一点钱,乞求邻人家发点慈悲,售出一块弃而不用的破门板,用草席将阿婆的遗体裹着,搁在门板上抬到五里外,过去属于我家的花坟湾山脚下掩埋。抬屍的是街村农会指派的两个男性地主,他俩在被“禁门”多日后,能趁此机会出场到广阔的乡间郊野,看看久违的青山绿水,呼吸一下流通的空气,倒还觉得这趟苦差“值”。如果说,八个月前装殓父亲的“蜗壳”尚具有棺的形态,此番用来殡葬阿婆的门板和草席,是根本不见“棺”的形迹了。
  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全国性三年大饥馑中,全国百姓普遍患了营养不良而得的浮肿病,城市的街道旁,乡村的原野上,时有饿殍横陈。一九六零年的一月和七月,我正上初中二年级十四岁的四妹和年刚四十的母亲,都因患浮肿病相继去世了。其时,母亲所住的村因自一九五八年起办人民公社,搞村民集中居住,开公共食堂,先前许多分散居住的家纷纷被拆掉原住房,房瓦被用去作大炼钢铁的工棚盖瓦,房料中有的用作工棚的支柱和椽子,有的则投入土高炉中付之一炬。自那时起,母亲一家就被安置在一户人家腾出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栖身。其时木料奇缺,亦无能力购置棺。安葬四妹用的是从原来的家中带去的一块小洗衣板,安葬母亲用的是仅剩的另一块大洗衣板。把坑挖好后,将洗衣板搁在坑底,再将她母女俩停止了呼吸的躯体平躺放在洗衣板上,连裹屍的草席也没有(是家中根本没有多余的草席),躯体上铺上一层薄薄的稻草,然后覆土,垒成一个小坟头,便算丧事告终。用这种近乎“软埋”的方式为逝者下葬,在那个大饥馑的年代,在全国约计六千万的饿死者中,是极为普遍的。其中还有不少死者,入土时身下连一点“木”的垫体也没有,完全是“软埋”。而在那个一年每个人仅发放几寸布票的衣物短缺时期,我估计有不少被“软埋”的屍身,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着不上,其葬服或许是补丁重补丁,或许更是襟襟缕缕,遮不住裸露的屍身。正是出生时赤条条来到人世,死后薄衣破服入土,亦可谓来去无牵挂,没有奢侈地浪费掉人间原本就匮乏且宝贵的物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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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6-06-15
(父亲这个回忆的内容,乡人了解后,补充了一些细节,父亲嘱我将《阿婆》一文最后一段修改如下,将历史实录之)
  
  阿婆的自缢并不是街上地主的头一个。此前,家乡唯一的文秀才,前清时当过保正的张世俊,“义”字袍哥舵把子胡春和,黄伯勋的遗孀刘氏等六、七人,已先后在镇反、土改中自缢而死。
  
  张世俊死的那天,先是被叫去开他的斗争会,这个年逾七十的老人跪在板凳上挺不住,栽下来就躺地不起。斗争会开不下去,主持会议者喝一声“拖下去”,便由几个积极分子拖着他的双腿,头耷拉在地,倒拖了一条街,扔在他家门口。当晚他就上吊自尽了。
  
  年过花甲的胡春和长期卧病不起,一日,农会来了几个人通知他去开会,并说他赖病逃避斗争不行。他拗不过,从床上挣起来,对来人说,“你们先出去一下,我在马桶里解过便就跟你们去”。人们退出后,他便关上房门。候在门外的人们久不见其开门,询问也无回应,待破门而入时,发现他已吊死在雕花床的横木枋上。能在伸手够及的横木枋上吊,且没有发出多少让屋外警觉的垂死挣扎声,胡春和寻死的决心可谓毅然了。
  
  黄伯勋的遗孀刘氏在催地方交“血汗钱”最紧的一日,对农会的人说,她要去石麟场向年前嫁到那里的七女(其夫是裁缝)借钱来交,农会便给她开了路条。她带着黄家最小的一个只五、六岁的儿子(排行第十一)去了趟石麟场,见到七女却并未提借钱一事,只是托咐七女照看弟弟一段时间,并独自连夜返回踏水。待巡夜的民兵发现她时,她已是一个用裤腰带自缢在踏水场外河边老黄桷树杈上的僵尸了。原来,她见七女,仅是为了替黄家保存那个独根(黄家其余的后代均系女性)。
  
  土改中自缢而死的地主,在家乡街上,阿婆是最后一个。自阿婆死后,母亲没有再被叫到街村农会去挨打,街上其他地主似乎也没再挨过农会的人的打。阿婆用她的死,既解脱了自己,也把别的地主从皮鞭、棍棒的笞挞中“解放”了。
  
  (本帖回复达100,居然是我自己结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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