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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文革琐记(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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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文革琐记
吴富恒副校长被抛出--山大文革琐记(1)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136793102_0_1.html    

1966年的五月,山东大学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没用“无产阶级”这一定语)在党委的部署下热热闹闹地进行。上上下下都在声讨批判北京的“三家村”、济南的余修,以及本单位的“坏人”。突然,六月一日晚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标题忘了,似乎是“聂元梓等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云云),我们是第二天早晨才听到广播,见到报纸。马上意识到,疾风暴雨来了。不会再按原有的计划批判上峰锁定的“死老虎”了。果然,当天下午,就在老校(洪楼)大门(现西门)里面南墙上贴出第一张自发产生(也许是有人授意,但无根据)的大字报--“吴富恒引狼入室何其毒也!”,指责其把余修请到山大来作报告“放毒”。接着揭发吴富恒的大字报排山倒海而来,无非是贩卖封资修黑货、培养修正主义苗子、重用坏人、把文化革命引入“学术研究”的轨道之类。
更加有分量的炸弹是一份揭露抗战后吴富恒参与上书马歇尔,恳请其调解国共争端的大字报。公布了该信原文,当时令我等非常惊讶的是,上书人里竟然还有闻一多、费孝通、楚图南。这还了得!居然请美帝国主义插手我国问题。激起民愤了。要求党委罢吴富恒的官的大字报纷纷出现。不几天,成仿吾校长就在全校集会上指出“吴富恒同志的报告(即五四科研讨论会的讲话)有严重问题",并宣布令其“停职检查.”。
校党委很快印发了吴富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山东大学》报发表了批吴文章“戳穿吴富恒这个野心家”(作者好像为《文史哲》主编孙衷文)。具体抛了何等罪行材料,记不得了。唯有一条印象颇深。说吴富恒宣扬,大学教师里应有名角儿,有梅兰芳,青年报考山大就是慕名而来。这自然是对革命青年的污蔑,因为大家来山大不是为拜倒在资产阶级教授的脚下,而是为学习革命本领。
愤怒声讨吴富恒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在各系开花。同时,在《人民日报》紧接聂元梓大字报后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引下,揭批各类人物(既然“一切”,就没有框框了)的大字报纷纷扬扬而来。最引发众怒的当属声讨数学系教授胡昭全的大字报,数量极多,内容可惜不记得了。对此人情况本人无半点了解。
抛出吴富恒没有止住文革狂飙,立时就有大字报指出,说这是“丢车保帅的大阴谋”,校领导在以批吴而转移目标,以求自保。
矛头指向成仿吾、孙汉卿二位领导人的大字报开始出现。
所谓“丢车保帅”、抛替罪羊、转移目标的现象,文革伊始的确甚为普遍。各地区、各系统无不如此。济南抛出了丁秀生,山东省委抛出了余修,山大抛出了吴富恒。当然,那时也说是“火眼金睛”的革命群众“揪出来”的。这些最早一批的蒙难者(或曰替罪羊)的共同点是,官可能高,但权不重;多搞教育、宣传类工作;有天然软肋,宜被人挑出问题上纲上线;党外人士,或党内处于权力场边缘的官员,难有还手之力的。
今天不难理解这一现象。党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业已发布,党内已经传达。都知道,要整“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各级领导岂不人人自危,尽力撇清。祸水既然堵不住,便只好它引了。抛出那些先天不足、有辫子可抓或与己不合的同僚,让怒气冲冲的群众去打死老虎,就是甚佳的自保策略。
连中央也没能免俗。高级领导明白,最高统帅要整人了,而且绝不会以彭真为终极目标,彭真尚够不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一名头。搞何人?毛泽东隐在幕后看,刘少奇(此人肯定知道要整的是他)强打精神前台表演。当年五月中旬主持了一个高层批斗会,把朱德,德高望重、憨厚随和、早已远离权力核心的朱老总,当做“中国的赫鲁晓夫”批了一通,说这位八十余岁有位无权颐养天年的老人有“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陈毅、乌兰夫、聂荣臻等都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地往朱老总头上泼污水。可笑,可悲,也是被逼无奈,不应过于苛求。也许,抛替罪羊的招数来自中央?上行下效?
富恒老90华诞时,本人曾与一位同仁登门采访。吴老说了称赞成仿吾校长的话,我插了一句:“成老文革初期把您抛出来,这事办得不大好。”吴老答:“哦,那不是成老干的,是孙汉卿。”

保卫校党委 -- (山大文革琐记 - 2)


    校领导的意图是把运动置于党委的有效控制之下,大家批批吴富恒,批批划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牛鬼蛇神”,大体就可度过难关了。然而文革狂飙是伟大领袖发起的,岂可轻易以各级当权者的意愿为转移?一些大字报的矛头迅速指向了成仿吾、孙汉卿等领导,说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设框框,定调子,转移大方向,丢车保帅。还有的翻出了当年成仿吾作为创造社主要成员攻击鲁迅的问题。中文系三年级部分学生贴出影响颇大的大字报“请问校党委”。形势复杂多变。开始触及人的灵魂。
相当多的人基于对五七年反右运动的了解,作出判断:不得了,右派向党进攻了,矛头对准党委了,立功的机会来了,表示自己革命的时机到了,要紧跟。尽管我们当时年方二十挂零,反右时无非是中小学生,但对五七年的那场阳谋决非陌生。
政治系教师王洪模同志(对不起,我至今也不认得他)贴出大字报“坚决保卫校党委,一心跟党干革命!”,似乎要吹响反击右派的号角。外文系(以五年级为主)则由辅导员(是否还有更高层的授意,不得而知)组织了演讲小分队,在老校主干道辟出场地,声音洪亮的团干部(按事先写好的讲稿)发表演说,其他人适时地鼓掌呼口号配合。讲演大意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毛泽东思想节节胜利,牛鬼蛇神胆战心惊。一小撮坏人不甘灭亡,竟然反党,反党委,把矛头对准了我们的成校长、孙书记。成仿吾同志是坚强的(没有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孙汉卿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反对成校长就是反对校党委,反对孙书记就是反对校党委。校党委不可侮,成校长不可侮,孙书记不可侮。誓死保卫校党委!群情激奋,口号震天,我也积极跟着鼓掌喊号,绝没想到立功,只求能够避祸。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系主任张健先生,还有一位英语专业贺先生也随我们举手高呼“坚决保卫校党委”的口号,旨在立功,避祸?也许兼而有之。
保卫校党委的吼声没能抑制住炮轰校党委的狂潮。指向成、孙的大字报有增无已。但对孙汉卿书记,起初尚有几分顾忌。因为孙书记给师生们的印象甚佳。据说其五八年“整风补课”(时任青岛二把手)被打成右派,曾被劳改,后经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过问、审批,搞清纯系反党分子滕景禄(当年的青岛市委书记)对他的诬陷,才为其平反,恢复名誉,行政提一级,调来山大协助成老。作风简朴,平易近人,留个板寸头,骑旧自行车,讲话幽默平直,绝无八股气。等等,足以说明我们的小分队谥之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并非过分。
外文系是保卫校党委的坚强堡垒。坚持对运动的强化领导,总支 -- 辅导员 -- 团干部系统层层负责,对学生进行指导、监控,力求使学生的行为不逾矩。一年级学生可能有不听招呼的,据说组织了对他的批斗会。事后被称为外文系“小北大”事件,影响为全校性的。可惜,那时的运动还没有打破班级界限,没能见到事件现场。
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会不会先放后收,来个反右派?疑虑久久未消。

混战初期,校党委的无奈(山大文革琐记 - 3)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文革烈火。山东大学不会例外。校领导本想抛出个吴富恒,让大家尽情批判,同时再扫一扫“牛鬼蛇神”,即各系的资产阶级教授之类,大体就可混过运动,宣告文革结束。可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统帅早有自己的“伟大战略部署”和既定目标,好戏刚刚开头,岂有煞尾之理?
文革两派开始形成。主流派是紧跟派,拥护党委领导,遵从党委部署,批吴富恒(当时被诬为“美国洋奴”),批“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教授”,同时警觉地监视着蠢蠢欲动或已开始行动,对党委领导运动的态度表示怀疑或不满的“坏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准备时机一到大抓右派。这是多数派,另一派称其“保皇派”(后来在正式场合委婉地称为“保守派”),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又一篇重磅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批评了陆平之类“吓破了胆”的“保皇党”。另一派就是很快声名狼藉而且至今仍被妖魔化的“造反派”(“造反”这个词起初并没流行),居于绝对少数。他们认为校党委对群众运动消极对抗,抛吴富恒是丢车保帅,捂盖子,保自己。写出很多批判党委,矛头直指成仿吾校长的大字报。该派精神核心应当是中文系三年级部分学生,他们最早贴出“请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向党委叫板,后来(7月初)又秘密散发油印小字报,指明“我校牛鬼蛇神的根子扎在党委”,“可以由下往上揭,也可直接揪头目”,还提出“没有材料怎么办”(应当如何挖材料),当即被认定为“非法传单”,备受责难。
两派一形成,便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斗成一团,混战不休。同时,反主流派(以中文、物理二系势头最猛)把矛头集中指向外文系,认为那是个“顽固堡垒”,既出现了“保卫校党委”的宣讲队,又有组织有系统地严密监视着被他们视为异己的师生们的行动,严守党委划定的框框,捂盖子,镇压学生(“小北大”事件),对抗运动。吴富恒已成众矢之的,抛出的“死老虎”,七号楼(今外语学院楼)走廊竟然还有“攻击吴校长就是攻击校党委”、“系总支不可侮”的大字报。外部的冲击唤起了内部的觉醒,英语专业学生(四年级?)终于贴出大字报-- “欧阳基,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写大字报?”,成了炸开外文系堡垒的第一枪。倍感受压的那派学生在外系声援下“揭竿而起”,要揭盖子。党委只好做出决定:系总支何书记停职检查(这应当是6月10日发生的,几乎与吴富恒“罢官”紧接),派校政治部主任刘众率工作组来外文系主持工作。接着,余怒未消的“俄五”部分学生(包括本人)又找党委和刘众请愿,要求撤换政治辅导员。请愿奏效,辅导员“罢了官”,作为连锁反应,外文系五大辅导员(李、樊、朱、倪、张)全部被免职。当然,他们幕后仍没闲着。“将来把他们全打成右派!”其中一位对他信得过的学生恨恨地说。同时,为打右派而作准备的工作暗中进行着-- 整“黑材料”,即广泛收集并系统梳理活跃分子的言行,包括派人跟踪抄录他们写出的大字报,到时候上纲上线,抓“右派学生”。
刘众工作组来到外文系似乎没大作为,当时的形势决定了他们也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仅仅号召稳步进行运动,搞好批判。记得很清楚,他拿起我们的油印本俄苏文学讲义说:“还不快批,通篇是毒。”十分有趣,两派已分,但依然可以坐在一起开会,会上进行针锋相对的发言。例如,对成仿吾校长,有人斩钉截铁振振有词地说,成仿吾是“高教战线上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热情宣传、积极执行、认真落实、勇敢捍卫了最高指示”;又有人则咬牙切齿地说,成仿吾“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应予打倒的“牛鬼蛇神”。有人说,右派要翻天,地富反坏右(子女)“要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案”,要反党;另有人说,要捍卫毛泽东思想,任何人的反毛泽东思想言行都可批判。新来的政治辅导员从未公开表态支持何方,经常分别在两派学生中走动,其倾向当然不言而喻。
《 35人呼吁书》为当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外文系书记、辅导员靠边站,说明党委系统领导不力。由35位活跃分子联名贴出大字报,要求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生领导小组”,捅了篓子。受到主流派一批大字报的声讨批判,称其为“反对党的领导”,“个人野心的大暴露”。三天后,成仿吾校长便在全校大会上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条语录作了批驳。此事直到党中央文件《十六条》公布后才算平息。


老校长成仿吾蒙受围攻(山大文革琐记--4)2011-01-20 01:20:54)

    前一篇忆文革的日志被封,很郁闷。因为实在找不到里面有何等敏感词。欲罢不能,还是接着写吧!
山大文革初期,敬爱的仿吾老蒙受冤屈,众所周知。至今想起,仍不能忘怀。更无法给自己免责。因为我也是加入到积极“倒成”的那个造反派里去的,虽然因家庭成分问题而谨小慎微,但也搞过“上纲上线”的批判。悔之,再悔之。
成老是1928年的老党员,长征队伍里有限的几位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延安时的陕北公学校长,七大中央委员,作家,大文艺评论家,教育家,谁也不会相信他是坏人、“黑帮”。为何也难逃被批斗、整肃的命运?为何年轻学生也敢对他挥戈相向?用现在的话说,大环境使然。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引爆了大学文革的火药库。接着,党媒不断报道陆平式“反革命黑帮”被揪出的消息。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被西北局、甘肃省委作为“黑帮”抛出,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罢官”(据说还被刘涛、贺鹏飞游街),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也已成了“黑帮”(记得当时《人民日报》还发了文章“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反革命黑帮”),西安交大校长彭康也被“揪出”(当然应为“抛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也倒了台。省城济南的山东师范学院院领导刘明帆、刘砥石也被《大众日报》作为“黑帮”点了名。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及地方党报的舆论导向力度绝非今日可比,《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在平民心目中就等于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因而,在多数人仍以为文革是57年反右的重演,是新一场“引蛇出洞”,从而虎视眈眈准备后期“抓右派”的同时,也有不少人,也包括本人,敏锐地嗅出,这与57年不一样。我们当时猜想的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是:
进一步树立个人伟大思想的权威,荡涤各级干部中违背马列毛教导的污泥浊水; 搞反修防修大演习,教给群众将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当怎么办;锻炼各级领导干部,让他们在大风大雨中学会游泳,推他们到群众运动的大海里,会游泳的可以爬上岸,不会的淹死毫不可惜;整肃干部队伍,是好是坏,先让群众斗斗再说,先疾风暴雨,再和风细雨落实政策。
很快,党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传达下来,提出要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更使“倒成”的那一派(“造反派”的名词稍后才有)受到鼓舞:这不明显指出要搞当权派吗?于是,“舍得一身剐,敢把成仿吾拉下马”的口号惊天动地,狂热分子们 纷纷 表演 ,给成仿吾校长罗织了种种罪名。择其要者做一回顾:
说成老在政治系建系大会上提出了“做无产阶级的理论战士”这一培养目标,其实质就是要培养“精神贵族”,“修正主义苗子”,直接对抗毛主席“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
重翻历史旧账,说成老当年作为创造社重要成员,攻击鲁迅,(和廖沫沙一样,“把恶毒的话挂在箭上,射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攻击鲁迅,当年是个了不起的罪名。打倒周扬(中国的日丹诺夫),就是以阮铭、阮若瑛那篇“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对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拉开的序幕。鲁迅在文革时期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被出过语录的除毛林之外,就是鲁迅了。陈伯达还曾把鲁迅说成“毛主席的伟大战友”。
造反派为拼凑成老反鲁迅的材料,可谓煞费苦心。既收集了当年双方相互论战的东西,又千方百计内查外调探求活材料。例如,曾到北大找到当时早已成为“黑帮”的冯至教授,不知用何手段令其揭发出成老某年某月,在东柏林宾馆说过“鲁迅也软弱”之类的话。
更具爆炸力的则是一篇1959年成老与前苏联汉学家彼得洛夫的谈话记录。里面挖出的几句可以上纲到“反对鲁迅”的词句,竟然成了打倒成老的“杀手锏”。中文系立即有人给许广平写信,附上该谈话。许广平则于7月5日回信,表示“气愤”,指出“成仿吾在历史早有定论的情况下还要混淆黑白洗刷自己”,“反鲁迅就是反毛泽东思想”,要大家“与其斗争”。该回信立即抄成大字报贴出(信的原文本人曾在中文系宿舍看到过),引起轰动。中文系才子不久即推出大块批判文章《反对鲁迅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同年10月,中央文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一个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的大会  ,江青、陈伯达、姚文元都讲了话。..就在此次会上,陈伯达喊出“毛主席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的口号。许广平也发了言,题目是“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她狠批了周扬等“四条汉子”,指出“周扬们不但在鲁迅生前攻击他,死后还是攻击他。”接着便斥责“周扬之流”58年炮制鲁迅全集第六卷那条注释的罪行,随后话锋一转,说出“还有一个成仿吾,一直到一九五九年还在污蔑鲁迅。他们满以为可以利用自己窃取的权位,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非常明显,此处“他们”亦包括了成老,成老也被纳入“周扬们”之列。不幸的是,《人民日报》在大力报道该会的同时,全文发表了许广平的讲话,实际上是借许广平之口点了成老的名。而当时,《人民日报》代表党中央的声音这一点仍然是各个派别的共识。党报点名,绝对意味着政治上宣判死刑。果然,中共华东局不久决定,成仿吾校长“停职检查”。从此,“保成”声势迅速衰竭。
此外,给成老还强加了其他罪名,例如“牛鬼蛇神总后台”、“打击迫害工农子女”、“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贵族老爷生活方式”、“山东大学听的最多的是成老指示,而非毛主席指示”等等。更荒唐的是,现今南院的成仿吾小楼(成老楼)本是教育部与山东省联合出资为成老盖的,成老拒不入住(《山东大学》报曾发文说成老住过,太想当然),认为会脱离群众。结果却成了他搞特殊化的罪证。很可笑的是,成老作词的山东大学校歌也受批判。“这儿是我们学习劳动的乐园”,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学校,贫下中农子弟乐得起来吗?
被党报点名,成老精神大受压抑。前期面对造反派的批斗昂首挺胸、大义凛然,愤怒扯下高帽子、黑牌子,拒不低头的成老,不久即接受了无奈的现实。一天,本人亲眼目睹。他不得不自己到大食堂排队买饭,经受小人的斥责与嘲弄而心平气和报以苦笑的情景。



两派混战初期(山大文革琐记—5)


1966年6-7月,可以看作山东大学文化大革命初期,或开启阶段。两派初步形成,矛盾斗争渐次激化,但还没有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限于口头辩论,大字报互攻,不时尚可坐在一起唇枪舌剑。无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均可领到写大字报的笔墨纸张,甚至还可申领到去外地调查的经费。钱没少花,因为党委也不敢被扣上“束缚群众手脚”、“阻碍群众运动”的帽子。
少数派就是后来的造反派。因为伟大舵手“造反有理”的语录直到8月才昭告天下。少数派那时斗争锋芒直指校党委,尤其是成仿吾校长。为其罗织种种历史的和现行的罪状,包括“破坏文化革命”的恶行,例如“划框框、定调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矛头向下”,“整群众的黑材料”,等等。同时,对其他被视为“黑党委的红人”的中上层干部,包括许多系总支领导,也大肆围攻。
这一派的组成人员大都是以往“不吃香”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黑五类),受压抑的,调皮捣蛋的,爱出风头的,爱特立独行的,有个性的。经常被另一派攻击为“阶级成分不纯”、“有个人野心”、“政治扒手”、“阶级报复”。我们系、我们班这一派中多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面上四清)”时挨过整的,所以又给扣上了“翻四清的案”这一帽子。后来,曾听到一位地方领导人概括造反派的性质为“不是有点啥,就是为点啥”,非常经典。
该派起初参与文革可谓如履薄冰,瞻前顾后,谨小慎微。“黑五类”怕被指责“阶级报复”、“右派翻天”,家庭出身清白者又怕过后清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账。支持他们敢于“大胆犯上”、“逆流而动”的无非是一种嗅觉,即这次运动绝不同于五七年“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反右,而是反修防修的大演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意图就是让群众自下而上地整当权派,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在群众大揭大批后才可定论。主流媒体也不断释放有利该派的说法,例如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党的基层组织就是基层组织,反对基层领导人不等于反对党中央;违背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无条件接受,而应坚决抵制。
该派一直居于少数,经受压抑,成仿吾校长被《人民日报》点名并遭“罢官”后,处境方有了改善。但中后期命运多蹇。
本人不幸也属于这一派。现在看来荒唐得很,当时却不无缘由。因家庭出身问题从进入大三(学校开始搞阶级斗争了)后便郁郁寡欢,“背包袱”,自以为人品颇佳,公益事务热心,表现无可挑剔,学习成绩一流,却被迫承认“白专道路”、“政治上不求进步”、“清高自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里挨了小整,划入“另册”,学习班长的职务被撤,班级的“文学批判小组”也不让参加,看看受批判的电影《早春二月》也是“组织”分票,只给“根红苗正”的学生,怕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受毒”。出身不好成了原罪,天生低人一等,永远是政治运动中的“革命对象”。文革一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全国共奉一个上帝,其余无论官职大小、人格贵贱,一律平等,均可以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下呐喊、表演。这种一个上帝下的众生平起平坐气候甚合我意,因为可以通过参与运动来表示自己决非“不问政治”的落后分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绝不比那些“根红苗正”、“靠拢组织”的人们逊色。再说,见到那些习惯于充当“革命动力”、“当然左派”的人(包括学生、教师和干部)也品尝一番经受羞辱和整肃的滋味,当然是件好事,至少也会给人某种心理上的慰藉。不过这是那时的内心想法,公开场合还是要高喊“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党内走资派开火”。我们一个大班34人,这一派也多是爱发议论的、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的、有个性的、不喜媚上的、出身不好的、“四清”挨整的。
多数派是主流派,因6月初《人民日报》便就北大事件发了一篇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所以对立面立即给他们扣上了“保皇派”帽子,又经常诬其为“老保”。这一派的成员多是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一直受当权派信赖、倚重的,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革命动力),干部、党团员。他们自以为属于“当然的左派”,“旧社会的苦孩子、新社会的大学生”,“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具有当年常说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派的重演,又一次“引蛇出洞”;牛鬼蛇神在利用文革“整党内走资派”的机会向党进攻,妄图反对党的领导,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目前让揪“走资派”,乃是先“放”,不会很久就要“收”,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秋后算账,同时对阶级斗争积极分子论功行赏的阶段必然到来。因而时刻准备着进行反击。
第一,他们主张,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对之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屁大点事也上纲”(湖北著名杂技演员夏菊花语)。那一派对成仿吾校长狂轰滥炸,他们则大讲成老的优点、贡献,对立面戏称为“评功摆好”。那一派揭发了成老或其它领导干部的某一问题,他们便出面落实、澄清,说明揭发无据。当时出了篇影响很大的巨幅大字报《是延安,不是西安》,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成老尽管有问题,但毕竟是“延安”,不是“西安”。大字报行文流畅,立论明确,论证有力,应属大字报里的佳品。现在,该大字报作者已成为我国史学界,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学界的重量级权威。
第二,他们对胆敢站出来揭发批判成老和其他校领导的干部及活跃分子施以重压,手段是查找其档案材料,发现可资利用的阴暗面(家庭或社会关系问题、个人受过的处分等等)便绘形绘色以大字报公示于众,谓之曰“揭老底”、“名人录”,证明“好人不造反,造反没好人”,打杀这些人的气焰。
第三,他们私下为将来抓右派积极准备,派人有目标地抄录对方的大字报,记下对方有辫子可抓的大小会发言片断,梳理一年多前四清时的材料,加紧汇总,等待时机抛出。这类东西后来称之为“黑材料”,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付之一炬。
第四,他们高举“党的阶级路线”的大旗,把血统论发挥到极致。到处张贴谭立夫讲话。外文系7号楼大门两边赫然贴出谭氏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横批)。外侧又贴了修正版: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横批),震慑效果甚佳,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师、学生走过,无不垂头丧气,灰头土脸。血统论完全可以说是这一派的精神支柱与杀手锏。
第五,他们仍然依据以往政治运动的惯性思维,认为这次也是重在整肃下层的“阶级敌人”,所以多在“有问题”的教授、干部身上下手,最多扫一扫居于权力边缘的领导干部。外文系大门前竟贴出漫画,配以打油诗:“许思园,唐郁南,两个蚂蚱一线连......",还把许思园先生押来,强令其诵读羞辱他本人的“诗作”。不堪回首。
1966年6-7月份,山东大学文革情况大体如此。群众分裂为两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唇枪舌剑,互相攻击,十分热闹,现在看来,极端荒唐,超级愚蠢。好在那时还处于文明有序的斗争阶段,不过也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红卫兵、造反队、大串联、打砸抢、武斗升级,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工作团来了(山大文革琐记—6)(2011-01-25 21:56:10)

      文革初期,也就是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所指的那五十多天里,往大专院校派了指导(或控制)运动的工作组。派工作组到底是刘邓的决策,还是经毛泽东允许的,时间不同,说法不一。此处不想讨论。只打算记下回忆到的片段。
山东省委早在6月初就往山大派了工作组,组长好像叫柳青,传说是商业厅厅长。工作组在上层如何活动,小民不知。给人的印象充其量就是个观察哨,没几个人。也与当时文革之火不够猛烈,校党委尚可控制局势有关。随着运动的激化,两派的形成,党委的束手无策,省委工作组上了档次。大约7月5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许广平来信的前后,派来了以王子文为首的工作团。
王子文应当属于山东省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来山大召开的第一场师生员工大会上,便做了自我介绍,副省长,省监委书记,省委常委。踌躇满志地,居高临下地,对山东大学文革做了些指示。能记起来的仅有片言只语。例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特别强调“一切”二字(言外之意,不可仅限于“党内走资派”--我们当时的理解);要“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什么人有问题,就揭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说,错误“人人有份”,把水搅混,别老想矛头向上);要“警惕坏人混水摸鱼”(贴党委和成老大字报的应迷途知返了);要“坚信党的领导”,我们党有光辉历史,“成仿吾校长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讲党史比我熟”(明显为成老担保);“小青年热情单纯可爱,但不知天高地厚,有时不知不觉就反党了。”(哈哈,还有“不知不觉”就成了“反党分子”的呢!不过也说明当年政治局面之险恶)
王子文的亮相宣言有何种倾向,傻瓜也嗅得出来。明显是要灭火,稳定局势,规劝、警告、威吓及打压后来冠名为“造反派”的那一批学生和教工,尽管也正确地判定成仿吾校长绝对是好人。当天下午,我们系分班组讨论工作团团长王子文讲话(那时不同观点的两派尚能坐在一起开会),主流派便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大谈王的讲话“长了真正革命派的志气,灭了阶级敌人和投机分子的威风”。我们那伙人则忧心忡忡,反复思量,唯恐走错了路。不过还是在“文革不是反右”这一点上达到共识。
工作团没有平息山大文革的波浪。两派斗争愈演愈烈。主流派继续狠批前面所提到的“35人呼吁书”(即要求建立文化大革命学生领导小组),维护成老的革命者地位,揭发和羞辱一些敢于跳出来反对党委及校领导的中层干部,包括教师(暂时还没把学生当做斗争重点),那些有辫子可抓的老教授,更是他们着力批斗的对象。非主流派亦不甘示弱,除发力收集成老的“罪证”,决心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往死里打之外,打击面又扩大到其他校级干部,甚至系级领导,并且还不时就对运动的态度问题向党委孙汉卿等负责干部发难。
7月底,在 两派 斗争的火药味愈来愈浓之时,工作团突然在一个晚上召集全校大会。在老校大操场听录音讲话。先后讲话的是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是做检查的。检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现在只记得邓小平那句“俗话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还有周恩来情真意切地检讨经常跟不上毛泽东,刘少奇则似乎谈到如何对待“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这个反动标语,并酸溜溜地表示,“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法,我也不晓得,中央其他同志也不晓得。”他还大讲“假左派、真右派”的问题。会上,好像宣布了“撤工作组”,会后,马上有了流言,毛主席也来到这个会场,接见了与会驻京高校师生代表。
紧接着(第二天晚上?)又听了江青、陈伯达、康生7月26日在北大的讲话录音。至今尚有印象的是江青的怒喊:“要革命你就站过来,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令人激动万分的是康生的话:“有人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大家千万别信这一套,毛主席一个也没派。”据说在这个会上,驻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下跪检讨,也没被谅解。
班里又开会讨论录音讲话,两派各不相让。主流派坚持,校领导、工作团犯错误,纯系“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属路线错误。另一派则纷纷揭王子文工作团“破坏山东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盖子”。
报道北京消息的大字报纷纷扬扬飞来。方才得知有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称之为“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顾问陶铸,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那时的排序),副组长王任重、张平化、张春桥,成员谢镗中、郑季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工作团要撤走了。走前,王子文做了检查。承认为成老“打包票”是错误的,肯定“中文系三年级同学是革命的”(此前对立面一直指责他们“反党”,因为贴了第一张矛头指向党委的大字报“请问校党委”,并散发了山大第一份油印传单,说“我校牛鬼蛇神的根子扎在党委”)。
山东大学要大乱了。

红卫兵出台了(山大文革琐记--7)(2011-01-27 21:48:04)转载▼标签: 杂谈


       省委工作团灰溜溜地撤走了,山大文革运动更加无序。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北京来的传闻纷纷扬扬,都在大字报上公布。北京来“煽风点火”(“串连”这词还没流行)的学生越来越多,通常是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地数落山东大学的运动“冷冷清清”,“太右了”,宣扬北京早就对“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游街示众了。其实,山大那时并非冷冷清清,够热火朝天的了。少数派早已采取“革命行动”,抢夺了学校广播台,整天播放本派文章;多数派也不甘退让,另行恢复了官方的山东大学广播台。两台叫阵对骂,高分贝噪音不绝于耳。
      8月5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是若干天后才传到济南的。但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一发表,立即引起特大的波澜。两派都在欢呼。一派感兴趣的是“严防扒手”、“真正的右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另一派受鼓舞的是要整走资派、不许“挑动群众斗群众”、“一大批过去不知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前面提到的《35人呼吁书》签名者解放了,少数派一下子摆脱了“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因为《十六条》就提出要建立由革命师生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各派活跃分子开始考虑到北京取经。少数派可能去了12人,我们班sqh同学也去了,全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不几天,一位一年级同学来到我们教室,高兴地说:“毛主席接见sqh了,他来电报说的”。我们十分高兴,这可是了不起的光荣,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我还想象了毛主席慈爱地与sqh握手的画面。认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听了sqh对山东大学文革状况的汇报。第二天,听广播,才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京十余万大中学生,这就是永垂史册的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实那时红卫兵还没有红遍全国,仅限于北京个别中学。sqh仅仅是十余万受接见的一个,而不是单独接见了他。误解太大了。类似的误会后来又有一次。一位亲戚来我家,炫耀地说:“华主席请我儿子吃饭了”,我还真以为国锋老兄把他儿子请到中南海家里摆了一桌,哪知不过是“英明领袖”宴请参加全国先进人物代表会的代表,他儿子仅是代表之一。哈,扯远了。八一八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受了红卫兵宋彬彬敬献的袖章,建议宋彬彬“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嚒!”从此红卫兵风暴铺天盖地席卷全国,“要武”风也刮到了十二级。
十二位同学回来了,立即成立了“革命造反队”,独立活动。赴京取经的来来回回日益增多。带回的首先是“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其次就是传遍天下并激起千千万万人喝彩的谭立夫天下第一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还有这一对联被谱成的、一度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要革命你就站过来/跟着走,你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罢高呼:“谁要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出身好的唱得豪情万丈,出身不好的也亮开嗓子笑意盎然地跟着唱,唯恐被人划入“基本如此”之列。啊,何堪回首!
多数派首先建立了“山东大学红卫兵”,少数派岂肯落后,于8月28日建立了“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者为官办的,爱提“誓死捍卫”类的口号,后者是无法无天的,爱提“打倒”、“砸烂”类的口号。“造反派”的提法有了。不久,山大又建立了“八.三一红卫兵”,属较温和的造反派;以及“新山大红卫兵”,大致中间偏左。但左右形势的还是前两派。
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即“七一”红卫兵。是以中下层政工干部(政治辅导员之类)为主建立的。宗旨为捍卫党的领导,反击右派进攻。一问世便受到猛烈反击。文革是整走资派的,结果却来了个由小当权派们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岂不荒谬?连偏向于走中间路线的“新山大红卫兵”也对之持批判态度,所以存在不几天即告解体。
各派红卫兵都坚持组织原则,即红五类,至少不可是黑五类,以免被对立面“抓辫子”。各派里的黑五类子女被当做“红外围”或称“红战友”,不发袖章。“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各派的成立宣言都如是说。都声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毛主席本人,但又斗得腥风血雨你死我活。今日青年不会理解。



两派恶斗不可开交(山大文革琐记--8)

     随着红卫兵的建立,“革”与“保”的恶斗愈演愈烈。大字报照旧铺天盖地,但作者签署由实名转为匿名,通常署名为“****战斗队”,例如有个“誓死保卫毛主席战斗队”,是由“冲杀”出来的部分中上层干部组成的。签署真名的极少,多为单打独斗人士。
    造反派气势大增,因为当时的党报极力营造着打黑帮、批黑线、造反有理的舆论,并从北京不断传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极富煽动性的讲话。
批判揭发成老的狂热有增无已,还搞过一次全校大行动,一天之内,批判成老和党委的大字报占满了校园所有的大字报栏,并派人专门昼夜盯守,严禁覆盖。又开了成老的批斗大会,在老校大操场。将老人押到台上,一个接一个发言,上纲上线,恶言恶语。给成老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强按老人的头,令其“低头认罪”。成老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硬骨头精神,扯下黑牌,扔掉高帽,高昂着头,横眉冷对,拒不呼喊“打倒成仿吾”的口号。回忆起来的确可贵可敬。
孙汉卿书记也渐渐成为造反派打击的目标。据说在新校当时的学生食堂前开过一次批斗会,把其夫人余光前也揪到现场陪斗,在北京来的红卫兵带头下,本校造反派激进分子对之拳打脚踢。
山东大学老校贴出大标语《打倒成孙吴周四大家族!》。有人贴大字报,建议改“山东大学”为“鲁迅大学”(当然是为羞辱成仿吾校长),后来还真改了几个月。当即对立方有人以“毛泽东思想大学”与“鲁迅大学”对抗。
有一天中午,一批造反派闯到成老家里寻衅滋事,发现架子上有个古代仕女(洛神)陶瓷像,即指责成老“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给其戴上高帽子,令其拿上“女人像”,押着成老“游街”。打算从老校游到新校,走到半途,闻风赶来人数占优的保守派,冲散造反派,救出成老。
系一级的领导干部,只要被认定为“党委红人”,也多被批斗,游街(游校)。造反派锋芒所指,亦包括观点不同,但“红得发紫”的下级干部和教师。例如,外文系一位俄文教师倍受领导青睐,属晋升“培养对象”,因“死保总支”、“打压群众”,被造反派列为斗争目标,并且还真查出其“问题”:原来他当年曾为某一苏联专家做过翻译(就那个俄语水平,怎么当的翻译?天晓得),交上了朋友。专家撤走,我国陷入“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奇缺。该专家得知后曾给他寄送糖果、奶酪、香肠之类,他又分给别人品尝,并告知是“苏联专家送的”。问题揭出,还从其家里翻腾出了苏联专家邮寄食品的木头匣子。这还了得。“朱自清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不食美国救济粮”(当时的大字报给其上了纲),你个党员竟然接受苏修的嗟来之食,还煽动他人对苏修感恩戴德!于是在游外文系领导的街时,也让他顶着那惹是生非的木头盒子,加入了游街队伍。
保守派岂肯示弱。他们依然没有摆脱文革为“右派翻天”的思维,时刻幻想有朝一日秋后算账打右派。决不相信大肆污蔑打击各级党员干部的昔日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黑五类”会逃脱被惩罚的命运。
这一派仍然在为成老鼓与呼,坚信成仿吾校长是革命左派,精神的的确确难能可贵。为找到更有力的依据,他们派人去京拜访吴玉章老(人大校长),回来即写出醒目大字报:“成仿吾是革命同志,绝不是黑帮----吴玉章”。可惜当时除毛泽东之外,任何人也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语权,任何人对任何人打的保票均难算数。吴玉章的名头已经压不下造反派的威风了。
揪后台,抓幕后操纵造反分子的黑手,是这一派长期使用的策略。起初他们重点打击的“后台”是时任《文史哲》主编的孙衷文,称之为“政治扒手”,湖西肃反的“漏网右派”,背后煽动青年学生“向党进攻”。后发现孙衷文分量太轻,于是又瞄上了副校长杨希文。
杨希文副校长的历史鲜为人知。以往见到他坐着轮椅,便揣测是个老革命,甚至老红军。此人极善演讲,作报告口若悬河,条理分明,且多半不用讲稿。主管山大后勤(那时叫“总务”,“后勤”纯系“全国学解放军”的产物)。造反派的同志们光顾着斗争成仿吾、孙汉卿、吴富恒等领导了,没有在权力场边缘的杨希文身上花功夫,再加上“校二部”(后勤系统)的职工造反派比例太高,所以杨希文就水到渠成责无旁贷地被安排为造反派的“黑后台”(难道造反派的上层的确与其有秘密勾当?)。
首先撕下了杨希文“老红军”的外衣。公布了仔细查到的档案。原来杨希文本是民主人士,共产党抗日政府中吸纳的统战人物,入党是以后的事。腿也不是勇敢作战受伤致残,而是消极躲避日军飞机时被炸伤的。接着便声讨这个“老狐狸”、“野心家”的种种罪行,包括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有趣的是,声讨会上也呼起了造反派常喊的“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口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们喊我们老保,你们才是真正的老保。”杨希文颜面尽失,威风扫地。不久,小将们砸烂了他的轮椅。
两派不断发生近距离冲突,相互抢砸“办公”地点和器材,时不时地拿对方队伍里的“黑五类”“狗崽子”当出气筒,用大字报、标语或口头发出警告或勒令,要他们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公开辩论时,一度必须自报家门,何等出身。又一次,老校操场开会,一位登台发言,首先亮明;“贫农,烈士子弟!”,令台下掌声雷动。
抄家风也挂了起来,当然首先抄“牛鬼蛇神”的家,两派在此问题上倒是惊人一致,你追我赶。本人亲见文史楼西北角点火烧了一大堆书,孙衷文坐在一旁发呆,书是从他家炒出来的。外文系一个教室里放着成捆的外文书,包括普希金全集等等,何人何派搞的,不得而知。
无论斗到何等程度,出身不好的总会收敛许多,打人、抄家的事会远远躲开,阶级报复的帽子决非人人想戴。


我没看到毛主席(山大文革琐记—9)(2011-02-02 00:43:23)转载▼标签: 杂谈

   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接见“革命师生”后,8月31日又第二次接见,第三次接见。这吊起了人民的胃口。哪个不想进京一睹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的形象?但“黑五类”却不敢有此奢望。听说北京红卫兵要登火车一个个审问“什么出身?”,狗崽子一律不准亵渎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何必去自取其辱?
  突然来了好消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外文系的头头yhy同学下通知,准备去北京,参加国庆大典,肯定能见到毛主席。“我们也能去?”我犹疑地问。她立即明白我的意思。“不用怕,别单独活动就没问题。”
一起去了,看到别人左臂上鲜红的袖章,便自惭形秽。但一看无袖章可戴的还不算少,便似乎感到些许安慰。
这次到京万幸,一路没人查对家庭出身。不戴红袖章,也没人管。住到了中央团校,大礼堂,地铺,每顿饭还发两个馒头,两根灌肠,有开水喝。主要活动一是操练,准备国庆接受检阅,练习走步伐、呼口号、唱歌;二是取经,参观运动进展情况。操练是定时的,没有教官,我们的带队人按要求一丝不苟地领着练。取经就活了。自由结合自选地方。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本可借机大玩一通,可“革命觉悟”没允许。老老实实分别去了当时的文革“圣地”-- 清华、北大、北航、北地质学院、北师大。还去了作协与文联。看大字报,听辩论,记下“有用的”东西。最后,还是没有抵抗住诱惑,偷偷去了一趟颐和园。十分兴奋,难忘。令人扫兴的是覆盖着长廊里各种古代画面的文革标语,以及遍地的垃圾。
十月一日天还没亮,便被哨声叫醒,集合排队向天安门方向进发。到达后,那里已是一片人山人海,我们被安排在广场东的马路上。旁边是一批湖南来的中学生。男孩子多数赤着脚,令人惊奇。除了高唱革命歌曲外,还跟着大喇叭学唱语录歌。应当是最早问世的一批语录歌。反复教唱的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连唱两遍后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点整,庆典开始,何人主持,早已忘却,但林彪的主题讲话仍有印象,原因是首次听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林彪似乎说,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一定会失败。听到这里,不禁心头一震:新提法,太好了!
游行开始。举着红宝书,唱着流行红歌,呼着口号,向天安门走去。进入广场,大约已经12点左右。遥望城楼,边高呼“毛主席万岁!”,边扬起手里的红宝书,热泪抑制不住地滚滚流淌。走到城楼正面,是从金水桥端过去的。昂头观看,领导人的面孔当然看不清,但身影可以辨认出来。周恩来、林彪、宋庆龄、邓小平、刘少奇,中间为何没见毛主席?两边也没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流着热泪高呼万岁。想停下来再看看,不可能!周总理已经探下身子挥着手臂示意“快走”、“不要停”。游行完毕,大家交流是否看见毛主席了,都说看到了,并且忙着去邮局往家发电报,说“见到了毛主席”,红太阳“身体非常健康”云云。我很纳闷,难道就我一人看花了眼?疲惫不堪地走回中央团校已是下午四点。当晚,有上层人士来看望,才说,主席十二点前后曾到里面休息了十几分钟。嗨,就这么区区十几分钟,让我碰上了,缘分啊!
第二天,看到报载《红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其中明确提出要批判“对抗十六条”、“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对照头一天的林彪讲话略略一想,便知道,形势要有大变化。


到青岛去了一趟(山大文革琐记--10)(2011-02-02 23:20:45)
      文革烈火迅速从学校扩展到社会,主要是工厂和城市。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青岛事件,据说是矛头指向青岛市委的三大院校(青医、海洋、化工)学生受到市领导操纵的工人与市民群众的围攻,呼吁全国支援。山东大学造反派自然当仁不让,派去了一大批人马,本人亦在其中。非常高兴。因为还没去过青岛,没见过大海。
      集体坐火车,一路高唱造反歌,念毛主席语录,到达后住进了海洋学院。第一印象就是,啊,如果山东大学不迁到济南该有多好(海洋学院就是山东大学在青岛的旧址)。当晚便去看了大海。第二天集体去一个工厂,目的是“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劝说工人阶级不要受“破坏文革”、“推行修正主义”的市委的“蒙蔽”,结果被厂领导安排在一个大院子里,说是要我们听听群众的话。哪知请来的“群众”早有准备,讲起来头头是道,反而教育我们“听党的话”,“别受坏人的骗”。话不投机,想走,却见已被包围。四周口号震耳欲聋,全是我们不想听的。最后,工人才给我们留了个通道,我们在一片哄笑声中狼狈离开。我们的头儿严肃地说:“青岛问题不小,群众受蒙蔽太重了。”
首次走出校门观看外面的运动,十分新鲜。看三大院校的大字报,听那里校园里的辩论会,到市委看大字报,去几个中学与红卫兵小弟座谈,受到不少启发,长了不少见识。至今仍有印象的是,名牌山东大学的红卫兵也不能“包打天下”,工人与中学生中也有不少思如泉涌、口若悬河、指挥若定的活动家。
偷闲又去著名的中山路溜了一趟。运动正酣,大字报、大标语、宣传车、红袖章即三五成群的辩论者到处都是。但至今不能忘记的是,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脖子上挂着木牌或纸板,上面写着其人的姓名(打着红叉)和“头衔”(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走资派、坏分子、地主分子、右派分子、漏网右派等等),他们边走边会受到小孩子的羞辱,扔石子,吐唾沫、挥起拳头喊“打倒”。面对人格的侮辱,他们不敢有任何怨言,更不用说反抗。有的无奈地苦笑,有的双手放在胸前,名为护着牌子,实为盖住上面的字,哪怕盖住一部分也好。还有的故意撑起一把伞,也是为遮羞。给我刺激不小。想起我们系的一些老师,敬爱的恩师金诗伯教授,名满天下的黄嘉德教授,也包括吴富恒副校长的夫人陆凡先生(绝对的体制内专家,俄苏文学讲得有声有色),以及外系的那些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的名家,他们在山大虎落平阳,挨整被斗,劳动惩罚,但也没令他们脖颈上挂着黑牌走在往返于学校和家庭的大道上啊!又想起我的父亲,在家乡那个小城是否也被挂起了黑牌子行走在大街小巷?
青岛事件持续很多天,影响波及全国,被最上层定为走资派挑动群众围攻革命学生(红卫兵小将)的恶性事件。我去了几天,却没有搞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仅仅听到些可信可不信的传言。至今记得的只有给市委书记张敬涛戴过堪称全国之最的超大高帽子。当时的受益者是后来名扬天下的那位副市长王效禹。似乎他给最高层打了个报告,与市委对着干,支持造反学生,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批示说“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是当时的说法。现在据传,此话前面砍去了“谭启龙同志和”几个字。为打倒谭启龙,“最高指示”也被削足适履了。
过不多久,同样去了青岛,但倾向于维护青岛市委的“山东大学红卫兵”受到伤害。纯系偶然。一天,我们几位翻阅外文系资料室的《真理报》,一位同学喊:“啊,青岛事件”。细读了读,发现大有用途。原来是苏修分子发现一份山大红卫兵搞的青岛流血事件调查报告。为了“丑化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将该传单译成俄文登在报上。里面谈到一伙暴徒与流氓如何打人,破坏,折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意在说明中国文革就是一场大动乱,大闹剧。原委一搞清,“山大红卫兵为苏修提供反华炮弹”的大字报和传单就炮制出来。被苏修利用,这可是重磅炸弹,的的确确有万张嘴也难以洗刷。
青岛,美丽的海滨城市,此后再没去过。

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山大文革琐记--11)(2011-02-08 00:21:57)


      林彪国庆17周年的讲话和《红旗》66年第13期的社论发出了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锋号。此处不想以现在的观点对这条路线的前因后果及历史真相做出评判,有关文章实在太多,读不胜读。只想谈一谈、忆一忆当年的情况。
      林的讲话和《红旗》社论那时代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对此,普通老百姓,普通教师和学生,无人怀疑,无人敢于怀疑。人人都承认,至少口头都承认,这条路线是打击压制群众、干扰“斗争大方向”、阻碍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整“党内走资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
山大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代表的造反派仿佛尚方宝剑在手,立即趾高气扬起来。大批特批校党委、工作团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表现是:初期把矛头指向群众,各系各单位纷纷抛出“死老虎”让大家批斗,或者把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里整过的人再次批斗;抛出远离核心权力圈而且有把柄可抓的领导干部(如吴富恒副校长,余修副省长之类)让大家批斗;在群众中制造矛盾,挑动混战,把水搅混(例如,鼓吹“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什么人有问题,就揭什么人的问题”,竟有人大写特写所谓“童工苦”,痛说教授家雇用的小保姆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暗里整普通群众或学生的“黑材料”,准备后期抓右派。手段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但万变不离其宗:当权者情知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运动来者不善,却不敢公开阻挡,只好想方设法敷衍、搪塞、歪曲,拿平民百姓(弱者)作替罪羊,挡箭牌,力求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蒙混过关。上至刘邓(包括周),省市高校领导,下到基层单位头头(例如中小学、工厂的领导),基本如此,利益使然。今日看来,实在荒唐。既然文革是浩劫,是毛泽东(借助林彪的军方,假“中央文革”之手)自行策划发动的祸国殃民的大动乱,为何众多的政治局委员、常委们不能犯言直谏,群策群力加以制止?死后被封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档的那些人当初干什么了?不敢?既然不敢,被“解放”、“平反”后就别以受迫害的英雄、抵制“四人帮”的好汉自居了。你们当初面对狂暴的“圣上”也充当了可怜虫、软骨头,连魏征、海瑞也不如。哈哈,似乎扯远了,但还要说明,文革应彻底否定,不过把文革时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曰“刘邓路线”)美化为加强党的领导、稳定政治局势的正确路线,令人难以苟同。
校级系级的批判会接二连三,知道内情的人士纷纷倒戈,资反路线没了市场。
“黑材料”问题不可不提,就是那些当权派和工作组所整的供日后“秋后算账”“抓右派”用的材料。党中央四号首长、文革小组顾问陶铸讲过狠话,大意是整的群众的材料要全部交出,当众销毁,转移藏匿、逾期不交者,开除党籍。此话一公布,全校掀起了追缴、索要、清查、抢夺黑材料的高潮。有时竟发展到撬锁砸保密室的程度。我们系辅导员领人整的候补“右派学生”的黑材料一直没有交出,没有当众销毁,据说被人私下撕毁丢到厕所里了。也无人认真追查。坚信,材料即使还在那些人手里,也不可怕了。没用了。可笑的是,黑材料的整理者、藏匿者、转移者们,没听说又和人为此而被开除出党,倒是叫喊那话的陶铸很快就被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批完,豪气冲天的造反派便大举“杀向社会”,“大串连”一幕开演了。

走出校门,杀向社会(山大文革琐记--12)(2011-02-15 22:40:52)


   小小的校门已经拦不住文革的狂潮。红卫兵开始走出校门,杀向社会。
  最为轰动的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敢死队”,全由能文能武善舌战又善笔战的“红五类”组成,进驻了省委大院,专门揪斗省委主要领导谭启龙、白如冰。为向省委施加压力,曾搞过绝食。历次批斗省级走资派大会必有他们的代表发言,发言以火力猛为特点。队长yhp后来荣任“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
造反派红卫兵杀向社会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安排,随心所欲,自由结合,方向、地点自选。一部分留在济南,去工厂、街道、机关“煽风点火”,传授造反经验,支持受压的造反派活动,帮建立造反组织,充当各基层造反派的“顾问”,多半是“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地发议论”。另一部分到各地市县,从事同样的活动。
为协调造反行动。驻济各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建立了“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工矿企业的造反组织则有“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策划建立)和“山东革命工人造反团”(好像为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连”红卫兵组建)。文艺界则有“红卫兵山东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亲山大),还有挂全省旗号的“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筹建)。各种层次的批斗会遍地开花,游街示众的场面随时可见。
保守派红卫兵声势也不小。建立了“济南红卫兵师”,与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对着干。有趣的是,经常凭游行队伍及与会者所喊的口号即可判定其“观点”倾向。造反派多喊“打倒某某人”、“砸烂某某人的狗头”,保守派多喊“保卫某某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保卫十六条”(因为十六条明文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而造反派被视为滥搞武斗)。
大串连之风早已席卷全国,山东大学红卫兵眼看大势已定,利用机会到各地去“串连”,以去延安、井冈山的最多。
应予说明,各派红卫兵外出前,多向“揪出”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勒索。“某某,我们红卫兵小将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串连,一路应宣传毛泽东思想,需要油印机,你必须出钱。”或者,“我们红卫兵小将要串连,路上需掌握时间,把你的手表交出来!”似乎没有人胆敢拒绝。
留在校内的造反派则组织召开“揭盖子”会。让中层干部揭发成仿吾、孙汉卿等校领导及工作团团长王子文的问题。
校内暂时为造反派红卫兵的一统天下,保守派基本土崩瓦解。但仅仅是暂时,短暂得很。
朋友们大批走出校门去外地串连,本人最初不想乱动,留在学校亦无不可。一是因为囊中羞涩,二是因为身体不佳(体育运动落下的腰腿劳损,不时疼痛难忍)。但经不起一位同班友好的规劝,与他一起来到济南市内的企业单位。
先在某区交通局,参与了那里造反派的几次活动,座谈会、批判会、辩论会之类。后又到了铁路局,与先到的几位山大学友一起,协助由各分局、各段来局机关造反的人士建立了造反组织,办起了小报《火车头》(林副主席当年有题词“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以曲明同志为首的路局领导相当支持。尽管被“炮轰”、“火烧”、大会批判斗争(无理取闹),还是同意由路局印刷厂承印我们的小报,安排我们几个山大学生住在路局招待所,又给我们办了几张“免票”---便于到济南铁路局下属各站活动。干了一个多月,非常空虚,老以为不了解情况,浮在上面胡混,没意思。再加上因运动疲惫油然而生了思乡之情,想回家看看,不知背负“历史问题”的父亲被整了没有。买了车票就走了。好心的朋友让我用“免票”,坚决拒绝了:私事哪能当公差?
在家没呆几天,一看“形势不对”,赶快回到济南。

难忘的二月(山大文革琐记--13)(2011-02-16 20:07:00)  


     1967年的二月的确不平凡。当时的造反派爱称其为“二月镇反”、“二月黑风”;官方媒体、党中央文献、领袖讲话称为“二月逆流”(所谓“三文四武大闹怀仁堂”的直接结果)。如今,二月逆流早已平反,定位为“老一辈革命家”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正义举动。对此结论,此处不拟(也不宜)多谈。本人无非想把记忆中的碎片留存下来,只谈当时所见所闻所想,尽量不做价值判断。
    要从一月谈起。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长了造反派的志气,灭了保守派的威风。《社论》痛批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出其“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但不检讨,不为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平反,不销毁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反而宣扬“秋后算账”,准备“反攻倒算”。这实质上肯定了我们那派的正确。令人信心大增。
我本人感到高兴的还有《社论》对“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谭立夫对联的批判,指出该对联是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属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无异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虽然是党中央喉舌发出的声音,我心底仍不信会搬掉压在我们“黑五类”头上的大山。无非感到暂时得到些喘息的机会。
接着是所谓的“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了权,建了“上海人民公社”。全国看上海,一月风暴也会席卷全国的。
确信自己没走错路,没有后期被当右派学生“酌情处理”的风险,大松一口气。运动疲惫,思乡之情涌现。回到了故乡。然而形势的突变没让我久待。因为看到了《大众日报》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准备夺权的报道,里面提及的“革命群众组织”里没有“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有的是“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济南指挥部”也变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还出了个“山东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劳模张富贵为首)。为什么?难道组织名称改了?
返回济南,方知出了大事。济南卫戍区发了通告,宣布“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因为他们制造了“冲击公安机关(省公安厅)的“反革命事件”,并指出“山大主义兵一小撮坏头头”在该事件中“起到非常丑恶的作用”。全市都沸腾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震耳欲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声声入耳,“抓坏头头”的传单纷纷扬扬。山大主义兵一派也没有束手就擒,在组织反击。
看了一些材料,听到一些议论,才知道,似乎我们这一派的头头自命不凡,犯了“大校沙文主义”“老子天下第一”的原则错误。在造反派本应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搞“以我为核心”,“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把矛头指向国家公检法机关”。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一方,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为另一方,展开了激战。部队与公检法明显支持了后者。“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开除了山大主义兵”,更名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以山师文革串联为首,头头为王竹泉。公安机关取缔了“反革命组织”“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逮捕了其头头董金福、张金城。“山东革命工人造反团”扩建为“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头头韩金海。
在“青岛事件”中公开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学生的副市长王效禹,只因得到毛泽东主席“意见正确”类褒奖,而成为当然的“革命左派”。顺利进行了青岛夺权后业已来到济南,先与山大造反派头头洽谈破裂,但获得以山师为代表的造反派的拥戴,且博得军方(省军区)及公检法的支持,很快建成“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实现了夺权,号称“夺回了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白如冰等所控制的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夺权于二月三日宣布,故称“二三夺权”。
即日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庆祝大会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以荷枪(是否实弹,不详)的军人开道,高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白如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
山大主义兵方面也有反对“二三夺权”的行动。大字报、游行、控诉会,外界来山大表示“向英雄的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致敬”的工人、学生甚多。但顶峰是二月五日召集的“追悼会”(对立面称为“二五吊丧会”)。
山大电子系低年级学生孟昭风在基层串连,夜里被对立面多人抓住,押上一辆卡车,行至无影山附近,出了事故被压死。我方说是被殴打后又被推下车致死(另一派说纯系交通事故),借机举行了追悼大会。在省体育场,到会人数颇多,数千,工人学生都有,均为相同观点,也有很多原山东大学红卫兵保守派)成员。他们“杀了回马枪”,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人人戴白花,黑袖章。愤怒声讨,大喊口号,群情激奋,火药味甚浓。军方派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洒下大批传单,标题为“造谣污蔑挽救不了你们必然失败的命运”,与会者集中传单,大火焚之,烟火直冲高空。会后游行示威,沿文化路--历山路行进,边走边高呼口号,“打倒谭启龙!”、“打倒白如冰!”、“打倒李耀文!”(莫名其妙,难道是李耀文命令抓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气势汹汹,可惜,这是山大主义兵最后的疯狂。
王效禹领“二三夺权”汇报团赴京,希望得到“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毛主席对夺权的首肯。但中央迟迟不理。没办法,效禹提出由张子石(康生之子,让这人随团,足见王效禹的高明)来个“公事私办”。还真办成了。“中央文革”接见了,主席老人家批准了山东省的夺权。接见的全过程马上于二月八日(似乎是除夕)在济南街头大喇叭上宣读。山大校内大力广播(广播站已被乘势而起的保守派控制)。广播内容大多忘却,只记得有王力、关锋二月七日的讲话。肯定山东夺权夺得好,“抓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种人有多少抓多少”。次日,数十辆军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山大示威,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
《人民日报》就山东夺权发了社论,题目好像为“革命的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保证”。三结合指群众、军队和干部。王效禹被认为是极端稀有的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的“左派领导干部”。《社论》痛斥了“一小撮坏头头”与党内“走资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订君子协定”、“你保我--我保你”的反动行径,高度赞扬了“镇压反革命”的坚决措施。
《人民日报》发了社论,“中央文革”表了态,夺权当然已经被毛主席肯定了。山大主义兵精神迅速崩溃,队伍渐次瓦解,纷纷表示“向真理投降”,“二三夺权好得很”,“向解放军学习、致敬”,“受蒙蔽无罪,杀回马枪有功!”
此伏彼起。造反派主义兵一跨,对立的保守派山大兵立即东山再起。当然换了个名称,叫“东方红”。主义兵也在“向真理投降”的口号下,归附了“东方红”。
山大主义兵与“山工联”的头头业已被捕,但其影响还在。不少人想不通,为什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结果却成了“反革命”?于是“东方红”兴起了“肃清主义兵流毒”的运动,“肃清流毒”的运动亦在全省各地轰轰烈烈展开。
“东方红”方面首先重新整理了副校长杨希文的材料,说明主义兵的“黑后台”就是这位“老狐狸” ,同时,又把造反的中层干部王公乾、梁学礼等揪出批判。所谓“小将后面有中将,中将后面有老将”。各系也对本系的造反派头面人物及活跃分子进行批斗。此外,其他单位“革命群众组织”还经常把曾去“煽风点火”的山大学生“揪回去”批斗,以肃清本单位的造反派流毒,同班学生也被要求前往参加,接受教育。“主义兵流毒”肃了大约一个半月,其顶峰是(1967年)3月24日在老校大操场召开的大型批斗会,将已在狱中的主义兵头头张发裕和被视为造反派后台之一的处级干部王公乾押到台上,充当活靶子。
肃清主义兵流毒还要从头算账。造反动机不纯,目的不良,有野心;队伍的阶级成分复杂,出身不好的多,趁机搞阶级报复;迫害革命干部,打击“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受坏人指使,反军乱军,搅乱党的公检法部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坏头头”们据说是与省委内的走资派“相互勾结,搞君子协定,破坏夺权”,“君子协定”的核心证据似乎是省委秘书处童辛、张子明私下交给他们的秘密档案材料。此事内幕到底如何,后来搞清没有,本人一点不知,受蒙蔽至今。
还没进入四月,形势又变了。

1967年春的“反逆流”(山大文革琐记--14)(2011-02-19 10:38:54)

     以王效禹为主任(以“山工总”韩金海、“山东师院文革串连”王竹泉等为副主任)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得到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批准。夺权时与其敌对的山大主义兵和工人造反组织“山工联”被打成“反革命”,受到清算,被肃流毒。我们那一派只好自认倒霉,流眼泪、做检查,几近绝望。有时还自我安慰:每个新政权建立时,都必须镇压反革命,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镇压反革命。这个真理今天不幸落实到我们身上了。
     山大造反派被镇压,在全省引起极大的轰动效应。各地市,各系统、各单位当初与山大主义兵有关联的群众造反组织也在“肃流毒”旗帜下遭到打压,原保守派乘势而起。这一态势令以王效禹为代表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方面深感不安,因为他们也是以造反起家的。保守派的兴起会危及他们自身。
王效禹好像早已料到这种一个倾向下掩盖的另一个倾向。所以曾于3月7日来山大讲话。地点在老校大操场。穿深灰布棉衣,戴顶黑色解放帽,相当朴素。讲话一口地道的山东腔,直来直去。讲话内容基本忘却,但极为清楚地记得这么几句:“有人问:山大主义兵前段运动的大方向是不是正确的?我说,是正确的。矛头对准成仿吾是正确的;矛头对准谭启龙更是正确的。”此话使我们感到一丝安慰。“东方红”方面似乎并没介意,仍在愈来愈猛地“肃清主义兵流毒”,顶峰就是3月24日老校大操场那次批斗张发裕、王公乾的大会。会后不久,“东方红”便走起了下坡路。
保守派在各地区、各系统的猛烈进攻令“二三夺权”的造反派感到了威胁。他们纷纷利用各类渠道来山大点火。宣传“造反派与造反派心连心”“犯了错误的造反派还是造反派,与老保不是一路人”。
山大主义兵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风向一变便立即挺起身来。中文系三年级造反派核心人物刘全复的大字报应视为造反派反击的信号弹。其标题似乎为“我的控诉”(?)或“几点看法”,里面历数了对立面运动以来,特别是“肃流毒”以来对他及其家人的迫害与陷害(例如,曾去他家乡搞外调,想抓他的“家庭问题”,没查到什么。一听他老母亲讲“好人都可入党”之类的话,便说这位大字不识的老太太“散布苏修全民党的谬论”)。指出,主义兵流毒当肃,但应有限度,不可否定其前段运动的大方向,不可借“肃流毒”之机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特别提出,原山大红卫兵(“东方红”)正以“肃清山大主义兵流毒”为名翻前段运动的案,这说明他们自己仍有严重的保守派流毒,也应同时肃清。否则他们算不上左派。由此,造反派一哄而起,大字报、大标语突然爆发,演讲会分外红火。纷纷控诉二三月以来所受到的各种迫害、欺侮与打压;论证“前段运动大方向”的正确;痛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
关键时刻,《红旗》杂志又发表了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里面提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向造反派反攻倒算,污蔑其“阶级成分不纯”、“造反动机不良”、“有野心”,声称要“秋后算账”,甚至“不能等到秋后,现在就要算,立即兑现”。
《红旗》发了文章,又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于是“反逆流”运动在全省勃然兴起。山东大学无疑仍是焦点。
3月28日,原山大主义兵派召开了“反逆流”誓师大会,宣告成立“延安公社”,与“东方红”对抗。第二天,外文系也开了“反逆流”战斗动员会。4月1日,又一次开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4月4日建立了“延安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济南市很多造反组织前来为“老战友”祝贺。
组织名称由“主义”改为“思想”并非随意而为。有个典故。据说,“二三夺权”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班子赴京汇报时,也寻了两个“对立面”的代表。其中有我们系英语专业低年级的一位同学(现在也成为我国世界经济研究界的重量级专家)。受“中央文革”接见时,该同学寻机鼓起勇气向江青说了两句话,一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是向毛主席请罪。江青得知是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时,表示,“不用请什么罪,你们前段干得很艰苦。你们的组织别叫什么主义了,主义主义的,毛主席讨厌这么说,建议你们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此话的真实性,现在当然无法查考。但当时是被“官方”认可了。因为到会祝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姜庆本(省团校)讲话时确认了这一传闻,还表示,“江青同志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这说法今日看来,问题大大的有。而当时却无人敢说半个“不”字。顺便说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前面的“延安公社”帽子,很快就去掉了。
主义兵濒临绝境之时,得益于“粉碎二月逆流”的大气候和王效禹、省革委的提携和扶持,方可东山再起。所以积极展开“拥护省革委”的活动,上街贴大字报、大标语,“誓死捍卫红色新政权”、“坚决拥护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等等。原保守派的同学也随同我们积极张贴,就和我们一度随他们张贴歌颂“二三夺权”、清算“主义兵坏头头反军乱军罪行”之类的标语口号一样。
那时的王效禹可谓志得意满、威风八面,号称“毛主席所信赖的”“三红干部”  (省革委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只因他的加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才被称为“革命的三结合”。
4月5日,济南市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在“八一 ”广场举行。群情激奋,火药味甚浓。至今记得的只有两个细节。一是,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济南的代表  大会发言,竟在喊了几个非喊不可的“誓死保卫”之后,又添了一个“保卫王效禹同志”;另一个是,王效禹讲话指出,山东这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乃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后台的,蓄谋已久的”。“后台”之说明显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军方,甚至是杨得志司令员。
4月16日,“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高登仁(处级造反干部),副主任刘全复。后来为“便于斗争”,正副主任交换。因为刘全复作为学生,号召力更强,更能经受敌方击打。成立大会仍在老校大操场举行。省革委及军方都来了代表祝贺,与省革委代表激情火热的贺词大为不同,军方代表赵修德(省革委会中的军代表,好像是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讲话出人意料,除了开头的称呼与问好及结尾的三呼万岁之外,内容仅仅是一条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第二天,外文系革命委员会也宣告成立。
济南市保守派活动也相当激烈,分别于4月12日  和4月22日日在八一  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向省革命委员会及王效禹施压。其中4月22日的集会人数达到惊人的程度,所以当时又称该派为“四二二”派。“四二二派”的核心力量,或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为“黑字兵”,如同当年北京的“老红卫兵”,由几个中学的  持保守观点的红卫兵组成,以“高干子弟”为主体,所戴红袖章 上“红卫兵”三字为黑色,故称“黑字兵”。
两派围绕对省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激烈争斗,轮番举办大型集会和游行。装有超高音大喇叭的宣传车穿行于闹市区,互相攻击谩骂的噪音不绝于耳,传单漫天飞舞。
5月3日和4日,据说发生了“四二二”派连续冲击《大众日报》社事件,这可以理解。因为《大众日报》作为省革命委员会的喉舌,不断发表“反逆流”报道与评论。5月5日到6日,保守派又去“冲击”省革委。这些事件仅是道听途说,或为省革委方面的宣传,本人未到现场,不好断定。但5月7日的“保卫省革命委员会”事件,却随队前往了。
一大早,系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头头便集合队伍,去省革委,说是“黑老保”占领了省革委,在搞“打砸抢”,要“砸烂山东红色新政权”,我们造反派应挺身而出,誓死捍卫“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省革命委员会  ,等等 。
到达后发现,省革委大院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被安排在外面的马路两侧,等待号令。原来里面围的是“四二二派”骨干分子,号称“铁杆保皇派”。大喇叭不断要求里面的人“悔过自新 ”、“悬崖勒马”、“杀回马枪”,反复说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只要出来,便“既往不咎”。不断从里面走出人来,三三两两的多,成群结队的少。有人走出,外面的造反派及鼓掌欢迎,欢迎“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还有顽固据守的,大限时刻一到,发起了进攻。里面如何打的,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没进去。不久,“战斗”似乎结束,造反派获得围歼战的全胜。“黑老保”被断断续续押了出来。有的戴高帽,有的挂黑牌,有的双手举着草绳(意为“捞稻草”),通过门外造反派列队形成的漫长通道,遭受谩骂和推打,哭天喊地,狼狈不堪。
“保卫省革委”的战斗以造反派的全胜而告终,被称为“五七大捷”。武斗到何等程度,没有亲眼目睹,不好断定。但“保卫是正确的”,就是当时的官方结论。因为当天晚间,张春桥、姚文元就在八一礼堂接见省革委及造反派头头,并讲了话  ,一致祝贺山东省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打了一个大胜仗”。
5月28日,山东省军区发表了“五点声明”,支持“反逆流”斗争,支持“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所谓“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斗争,在省城基本告终。
山东大学(当时已改名“鲁迅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掌了权,暂时平稳了大约一个月。到六月中旬,又起了新的波涛。



“翻案兵”翻案往事(上)(山大文革琐记--15)(2011-02-22 15:03:58)


       “反逆流  ”运动以后,“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进入一段平稳掌权时期。大约一个半月。出了《鲁迅大学》报(取代原《山东大学》报);办起了《指点江山》杂志;后来还制作了“鲁迅大学”校徽;发行了一套四枚鲁迅纪念章(纪念鲁迅,意在仿吾)。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各个“战斗队”(一般以教学班或年级为单位)自编自印的小报。报头多与本战斗队的名称相同,取自毛泽东诗词的最多,如“千钧棒”、“万木春”、“齐踊跃”、“孺子牛”、“看今朝”、“驱虎豹”、“伏虎”、“缚苍龙”等等。写稿、组稿、编排、刻印、散发,都有专人负责。既在校内张贴,又往校外传递。内容为批判刘邓谭白、成孙吴周,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表“中央首长”最新讲话。水平、风格各异,相当红火。
造反派造反成习,不甘寂寞。6月中旬,新校大字报栏贴出署名“巨朝阳”的长篇大字报,题目已忘却,内容是为山大主义兵“二月逆流”被镇压,为“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鸣冤叫屈;为堂堂“鲁迅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省内传媒排名列于“山师文革串连”、“山医东方红”、“山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之后而抱不平。接着,署名“李小猛”的公开信也传开了,公开信是给何人的,不记得了,内容、倾向大体同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为“山工联”和“主义兵”平反的大字报纷纷出笼,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紧急关头,革命委员会出面要求大家珍视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不要因一时盲目冲动而激怒省革委和其他兄弟组织,要“从长计议”,先打好“革命大批判”这面旗子。但似乎无济于事。开了个形势分析会,让群众畅所欲言,谈谈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危险。结果多数认为应“反右倾”,反对在“平反”问题上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中文系四年级丁宗学力排众议,提出主要危险是“无政府主义”、“翻案风”,结果收到围攻。
其实,当时的鲁大革委会主要头头也不是反对要求平反,只是希望不要盲动,要讲策略。刘全复提出,要“平反、放人”(董金福、张发裕、曹经、邵长文尚在狱中,董为“山工联”头头,张、曹为“主义兵”头头,邵为“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的头头,后三人均为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但要“有计划地平”。
激进翻案派以“十月革命”战斗队为代表,主张公开与省革委叫板。有人说,该战斗队名称本身就是要颠覆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山东“红色新政权”的:你要搞“十月革命”,岂不是把“二三夺权”定位为“二月革命”?另外,有份中文系小报《星火》也是坚定的平反翻案派。曾发过一篇“彻底否定二月镇反是巩固山东红色新政权的关键”,有较大影响。
激进派也好,策略派也好,在要求“平反、放人”上都是一致的。这对省革命委员会自然构成了威胁。毕竟“二三夺权”是在镇压“主义兵”及“山工联”基础上实现的。
山大校内,翻案潮流波涛滚滚,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容不得相反意见。但也有敢于顶风而上的人物。物理系教师孙文广单枪匹马挥戈上阵,写大字报大标语,强烈谴责“翻案乌云”,并在老校主干道上挥起大笔写出“一言堂必垮”、“翻案派应悬崖勒马”,结果被激进翻案派分子“教训”了一顿。打没打,怎么打的,不得而知。
丁宗学与“鲁大”驻省革委代表宋书星(曾被讥为“共产国际代表”)联手成立了“红二三”联络站,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里“杀了出来”,为“捍卫山东红色新政权”而战,孙文广亦成为“红二三”主将之一。
省革委早就看出“鲁大翻案兵”要求“平反、放人”会危及“二三夺权”本身的合法性。并立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动员各方力量进行反击。他们具有压倒优势,天时地利均在他们一方。“二三夺权”是中央肯定的;省革委是毛泽东批准的;济南军区第一政委是王效禹;业已建立的各级革委会无不属于“拥王派”。何况中央,包括“中央文革”正谋求稳定全国混乱不堪、武斗不断的局势,哪会允许业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山东再来一次大乱?山东王效禹、河南刘建勋、黑龙江潘复生、贵州李再含为中央竭力要保的旗帜性人物,即业已夺权的省革委会主任。维稳当然高于为个别组织甄别。
8月8日,翻案兵冒着大雨组织了要求平反的游行。8月18日,再次游行,受到“拥王派”的冲击。
8月初,翻案兵方面组织精干人马,到省革委附近路边“安营扎寨”,住在街头,搭起台子,宣传观点,扩大影响。号称“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彻底批判刘邓谭白野战兵团”,但被戏称为“野狗兵团”,不久即为“山工总”(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省革委会头号支柱,头头韩金海)派人捣毁棚子,驱散人众。
此时,济南市建立了“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并拥着“文攻武卫”的大牌子示威,队伍有五千人左右,人人手持大木棒,高呼“捍卫山东红色新政权”、“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口号。威慑力极大。翻案兵开始考虑“如何应对这五千条棒子”的问题。
8月28日中午,山大老校开来一辆大卡车,上面坐的是二、三十位彪形大汉,原来是以山东师院体育系学生为主体的打斗队,来山大搞“斩首行动”,径直开往鲁大革委会办公地点1号楼(今国政学院)抓领导翻案的“坏头头”。头头们匆匆忙忙调了一些“身强力壮”的人去护卫,本人亦在其中。可惜不是体育系健儿的对手。饱尝了几记老拳,组成的人墙迅即被突破。但校革委会几个头头仍得以溜走。体育系健儿打砸一番,得胜返回。行至新老校之间(当时为一片原野)的路上,被闻讯前来支援的新校翻案兵人马截获,来人众多,持有木棒,体育系健儿虽然身手不凡,无奈难敌群狼,吃了大亏。
第二天中午,“内线”有消息传来,将有报复行动,通知翻案兵快撤。有人主张撤退,有人坚持“针锋相对”,拖到临近晚饭,才大量离开学校。本人因友好来访,行动迟了。当时住校外学生宿舍(今三宿舍原址)后排,要走,听到门口已有喊叫打斗声,知道“他们”已堵住大门。赶快与一位同学到后院翻墙,跳到一片庄稼地里,一时不敢上路。因为周边大路上汽车鸣着喇叭来来往往,号召大家不要让一个“翻案兵坏头头”漏网。寻个间隙我们上了路,打算先回老家避避风头。来到长途车站,恰遇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快走,这儿刚来过抓山大学生的,说不定还会来。”无奈顺公路前行,想到党家庄再打车。十余分钟过去,一辆卡车停在我们面前,跳下人来盘问一切。撒了谎,对方不信;“肯定是山大的,走!”押我们上了车。车上已有七、八个人,一问,全是犯了“翻案”罪的。来到济南九中,把我们关到一间教室里。第二天一天都在讯问,姓名单位,系别,年级,翻案兵内职务,揭发头头罪行,表明是否悔改。天黑了,看我们没大油水可榨,决定放我们走。其实真正原因是,又转来很多翻案兵俘虏,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包着绷带,学校教室有限,安排不下了。看来,九中的人还讲政策,没打人,只是逼你写悔过书。当然我们没人写。据说,若被送到五中,就倒大霉了,那里打人很凶。回到学校,才知道,那晚来了十万人(数字可能有虚),抓了一些敢于对抗的“铁杆翻案兵”,抢了一些自行车、油印机,烧了些材料。因事先大多数人走了,所以损失不大。
这就是有名的1967年8月29日“血洗鲁大”事件。“八二九”难忘。

“翻案兵”翻案往事(下)(山大文革琐记--16)(2011-02-22)
      8.29事件虽然都说是“血洗鲁大”,但流血不算多。因为事先得到“内线”预警,撤离了很大一部分力量。可是其影响极大,令人难忘。听说,第二天,即8月30日,在八一广场举行了号称10万人的大会,声讨“鲁大革委会”及翻案兵一小撮坏头头妄图为“反革命组织山工联”翻案、颠覆“山东红色新政权”的罪行  。宋书星、丁宗学 声泪俱下地控诉了“鲁大翻案兵”对他们的挤压与迫害 。而此前却盛传二人已被“杀害”。所以当时有人作诗讥讽:
                惊闻先生已升天,缘何大会又发言?
形同鬼魂返阳世,疑是神仙来下凡。
危言耸听欺群众,颠倒黑白骗尘寰。
谣言世家以谣伤,永朽不垂臭万年。
当日,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解散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次日,派出以康生的大公子张子石为首的重建革委会“筹备小组”进驻山大。意图明显,想借助康生的“权威”打下翻案兵的气焰。毕竟当时“康老”的威名如日中天。大小城市乡镇的街头巷尾都可见到宣传画--“世界上最坚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由毛、林、周、陈、康、江组成。据说张公子石本为青岛市教育局领导干部,追随王效禹在青岛造反夺权后来济南。
张子石来到山大没有创下什么政绩。原因是翻案派不买账。称其为“第三代工作组”,常围着其办公地示威,高喊“为山工联平反,平反,平反,平反!”、“工作组滚蛋,滚蛋,滚蛋,滚蛋!”10月初,张子石的团队撤走,翻案兵还搞恶作剧,在老校门口摆放花圈,为其“送葬”。有人还作诗讽之,曰:
奈何鲁大多歹徒,“英雄”倍尝征讨苦。 干戈动罢遣说客,  诸葛五次(?)入茅庐。
都道诸葛多智谋,赫赫大名垂齐鲁。 筹策万千付东流,出师未捷身先殁。
相送只消一抔土,“瘪三”“破旗”拥棺哭。  堂堂鲁大钢铁铸,敢问诸葛再来否?
(  诗中“诸葛”,即诸葛亮,当时说,文革工作组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瘪三”、“破旗”,翻案兵蔑称“红二三联络站”为“小瘪三”,“红旗战斗队”为“破旗队”。)
山东大学刮起翻案风后,除“红二三”外,还崛起了一股绝对不可忽视的力量:“山东大学红旗战斗队”。该组织脱胎于原山东大学红卫兵(后为“东方红”),前保守派,实力雄厚,决非“红二三”可比。9月14日,以“红旗”为先锋,对翻案兵实施了“第二次大血洗”。第一次,8.29,主要袭击的教学区,这次则以学生宿舍为目标。重在抓捕翻案兵头头和死硬分子。第二天,即9月15日,“红旗”再次扫荡了学生宿舍,目标依然是翻案兵的头头及死硬分子。
所以山东大学文革起初两派,后来三派。最后获利最大的是保守派“红旗”,最倒霉的是翻案兵,最臭不可闻的是“红二三”。
经再三打击,翻案兵渐渐衰退,许多人倒戈归附“红二三”,不少人加入逍遥派。留下来的都是铁杆的,钢杆的,合金钢的。但精神支柱也在渐渐崩塌。后期经常靠小道消息来自我安慰,勉勉强强充当队伍的粘合剂。
不过,逆境之下,还出过油印的《铁血曲》(翻案兵诗抄),原创为主,也有引用的“同病相怜”组织(武汉三钢、河南二七公社等)的作品。
张公子子石率队撤走,接着又派来了军训团。后来的事本人就不知道了,66届分配工作,67届去部队农场锻炼。我是66届。
1969年,山东省落实中央“十条”,“破除对资产阶级政客的个人迷信”,王效禹红到了头,该下课了。“山工联”最后也没平反,但也没再提它的“反革命组织”身份。应属于不平反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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