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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敏  慈溪县“一打三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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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县“一打三反”运动

http://cxsz.cixi.gov.cn 2011年08月16日


  “一打三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继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深入“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按照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在全国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即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时称中共中央【1970】3、5、6号文件)。在“一打三反”运动初期,许多基层单位响应中央号召,查处了一批犯有生活腐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人,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犯罪分子,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和许多地区一派掌权的情况下,连续不断的“清理”、“打击”、“清查”运动,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

  慈溪县“一打三反”运动,自1970年2月开始,运动分四个部分:学习、宣传、发动;检举、揭发、批判、清查;落实政策、推广“典型经验”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学习、宣传、发动

  中央文件下达后,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及时作出了贯彻文件精神决定。1970年2月15日至17日,慈溪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县属企事业单位革委会主任、县革宣队长,共800余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的精神,统一了认识,对在全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做了详细部署。会议决定调整原来的工作部署,集中力量,把“一打三反”作为全县党政机关的中心工作。会后,“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县大规模展开。

  为使中共中央[1970]3.5.6号文件精神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县革委会机关和各区、公社抽调专业人员,组成300多个宣传队进驻各个单位,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宣传阵地,如专栏、报纸和广播等,深入车间、班组、公社,采用大会传达、小会讲用方式和“班前班后集中讲,早晚两头开会讲”等方法,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同时,县属机关单位和各区、公社还举办各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月2日至5日,全县工交、财贸系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在浒山召开,并向全县发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倡议书。此后,宣传、文化、卫生、教育、公安、农业等各系统也纷纷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会,交流活学活用经验。中央文件精神在全县贯彻、覆盖率达到90%以上。

检举、揭发、批判、清查

  根据中共中央通知和中共浙江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的决定,县革委会发出通知,号召全县各级革委会以“一打三反”运动为中心,迅速行动起来,从城镇到农村,从机关到基层,迅速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的热潮。至1970年3月5日,在全县705个生产大队中,368个大队在学习文件基础上转入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阶段。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同志被分派到各区、公社设立检举揭发点。据全县45个公社统计,县革委会在各区、社设立检举揭发点89个。至3月30日,全县共发现反革命案件798起,挖出“反革命分子”或揭出有“反革命言论和破坏活动的分子”831名,揭露贪污盗窃集团49个,贪污盗窃总值达89025元,揭发投机倒把集团30个,发生自杀案件30起,凶杀案1起,死22人。据公社和县属工厂革委会统计,全县各区、公社(镇)革命委员会委员共850名,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人116名,占总数的13.6%。

  1970年10月29日,中共慈溪县核心小组在关于县第四次党代大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经过清理阶级队伍和贯彻中央[1970]三个文件,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狠狠打击了帝、修、反的‘别动队’,进一步分明了阶级阵线,纯洁了革命队伍。”“全县先后揭露各种反革命案件786起,其中揭露集团性反革命案件55起;揭发叛徒、特务和新、老反革命分子982人,揭露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集团78个,揭发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获利在千元以上的267人,5000元以上的23人。在清理阶级队伍、刮红色台风、“一打三反”和户口清查中,慈溪全县总共审查5500多人。县第四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强调“我们要以中央[1970]3、5、6号文件为武器,进一步把全县人民动员起来,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同时,教育广大群众,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新特点,继续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持续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把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狠狠打击帝、修、反分子。要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着眼,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痛击资本主义倾向的人民战争,进一步巩固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同时,全县各级革命委员会集中主要精力,进行开门整风,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随着干部政策的落实,大批干部获得解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县各级革委会得到了调整充实,各级党的核心小组和区、社两级党委逐步重新建立,落实干部政策力度加大,“一打三反”运动逐步深入。

落实政策 推广“典型经验”

  1970年11月,全县召开各区、镇、公社主要负责人会议,东方红公社党委介绍了《以<公报>为动力,认真落实政策,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的经验:在定案复查中,东方红公社党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现行案件、历史案件、经济问题、“四清”干部等问题研究具体政策。凡在揪审对象中,经查实属犯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和一般的错误的干部,由广大群众讨论,大队(单位)支部审核后,在社员大会上宣布获得解放。对符合“公安六条”和把两类矛盾搞混淆的的揪审对象,经广大群众讨论,大队(单位)支部提出意见,报公社党委审核;若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由公社党委书面批复。凡定为敌我矛盾性质或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由公社党委提出意见报县革委会审批。东方红公社原来被揪斗和审查对象共276人,经过调查落实后,被揪斗和审查对象415人……已被定案处理347人,部分原被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案件改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会后,全县从城镇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纷纷学习东方红公社经验,“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县得到深入发展。许多公社和单位召开大会,深挖“阶级敌人”。据统计,至1970年4月,全县被揪斗和审查对象8270人,其中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有643人。

  1971年2月,县委副书记于天才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定性定案落实政策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观城镇党委认真落实政策,深挖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指出:观城镇被揪斗和审查对象602名,在定性定案中,已对476名被审查对象作了不同的处理。在清查“阶级敌人”过程中,全县“共发现17个日伪中军统特务组织157人,摸清22个伪组织,3名现行反革命和有经济问题的24人”。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县一些在“动乱时期”浑水摸鱼的贪污盗窃和胡作非为分子被清除。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这场清查工作有极大的任意性,往往成为派性争斗、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所谓“历史问题”的堂皇理由。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一打三反”运动再次推向高潮。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毛泽东曾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认定该组织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林彪、江青借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将反对过中央文革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横加迫害。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3月28日,县委发出《关于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案领导小组的通知》,县“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案领导小组由董振江等6人组成。4月6日至8日,县“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案领导小组召开专案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8个区、19个公社和县革委会4大组12个局等单位党委负责人和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共59人。会议研究部署了慈溪开展清查“五·一六”斗争应采取发动群众揭发与组织专案人员清查相结合的方法。会后,清查“五·一六”斗争在全县展开。4月30日,县级机关和县属企事业单位800余人召开会议,县委书记张昭福讲话,县委副书记董振江作《立即动员起来,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人民战争》的动员报告。5月3日,庵东举行由4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7月2日,县委召开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确定清查工作重点是在县级机关、4个直属镇和少数问题突出的公社(如庵东、天元、长河等)。会议认为必须查清冲砸县人武部武库事件、反军管、县革委会等大事。7月9至12日,县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案领导小组召开清查“五·一六”专案工作会议,会议具体部署了下一阶段全县清查工作。7月15日,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县委副书记于天才强调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要深入下去。事实上,慈溪并不存在“五·一六”集团,但当时县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案领导小组主观地圈定县级机关为重点清查对象,在当时派性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打击对象不仅严重扩大化,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这些运动都给了“清阶”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动力,全县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至1972年基本停止。

  “一打三反”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开展的一场政治斗争。这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贪污盗窃等犯罪活动,遏制了铺张浪费之风,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人为地制造出一些“阶级敌人”,并且把人民群众某些正常的生产经销活动也当作“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打击和批判,严重地侵犯了一些群众正当权益,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在运动过程中,尽管中共中央从上到下都再三强调,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由于以左倾思想为指导,在贯彻执行中央有关“一打三反”等几个文件和“公安六条”的过程中,加上派性的干扰,清查工作未能做到“重证据,不搞逼、供、信”,特别是全社会又一次大兴揭、批、查、斗之风的情况下,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必然会误伤许多干部和群众,制造出一些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假错案才比较彻底地得到平反,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注:本文引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原始档案资料。)

(执笔:岑仲敏)

①现属慈溪市宗汉街道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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