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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史志网文革专题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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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通知的贯彻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发表日期:2010/1/8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此后,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和全国各地一样,朝阳地区也卷入到贯彻“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性运动中来。
    1966年初,朝阳地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没结束,教育界、文化界已经开始对邓拓、吴晗的声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据《朝阳日报》1966年5月17日头版头条报道,“我们地区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反击邓拓一小撮反党分子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中来。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彻底摧毁‘三家村黑店’,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把社会主”“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朝阳专区、朝阳县和朝阳镇的厂矿工人,各界妇女,青年、解放军战士、财贸战线职工、文艺界人士、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师生和公社社员,都分别集会,声讨邓拓一小撮反党分子恶毒地攻击党,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行。建昌、喀左、北票、朝阳等县各界人民群众也纷纷集会,向邓拓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近日来,全地区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纷纷写文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用笔杆当枪杆,向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1966年5月17日,朝阳地委第18次常委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批判邓拓的指示及东北局会议精神,即组织机关干部学习讨论批判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思想上要动员起来,党委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统一指挥;成立领导小组,成立参谋部,组织队伍(包括工农兵);出题目(要有针对性)。朝阳地委提出要成立领导小组、参谋部、办公室。朝阳“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有侯国英、陈士鳌、王学敏、李克、李永平、孙天凡、陈桐、郭玉亭、张国发,办公室主任由地委宣传部长兼。同时对本地区的下步行动提出了具体意见:收集中央有关文件,收集朝阳全区的基本活动情况,对师范学院、中学(重点学校),主要对教员进行摸底。
    会后,经过摸底,对全地区“文革”情况又有了进一步了解。大学基本是每周3个半天学习,批判进行的比较正常,批判的情况是:一种是口号式的,一种是联系自己家史批判、一种是联系自己思想实际进行批判。地直机关领导干部已基本坐下来,财贸系统行动比较快,工青妇都组织了声讨会,机械公司组织1200人的声讨大会。各县都非常重视,积极组织座谈,召开大会进行声讨。工农兵群众反映比较强烈,报社每月收稿达一万余件,并且,报纸、杂志一旦印发就被人们一抢而空。全区的先进人物都写了文章。但也有及少数人说这是小题大做,有的观望不做声,有的认识模糊、吞吞吐吐。在城里还发现了“反动标语”。此间,辽宁省教育厅发出通知,高小、初中不搞毕业生考试,只搞升学考试。
    5月23日,中共朝阳地委接到中央“五一六”通知后,地委常委立即进行了学习和研究。当天下午,地委召开了地直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地委书记侯国英传达了文件。24日分组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地委常委讨论提出:中央的通知是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毛泽东思想的纲领性文件。……与会同志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揭露和批判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受《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等一系列社论舆论的影响和蛊惑,自《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广播后,朝阳地区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干部及知识分子,不断地举行座谈会,热烈拥护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声讨前北京市委一伙“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朝阳镇,各机关、企业、学校里写了许多拥护党中央的大字报、黑板报和墙报。北票、喀左、建昌、建平、凌源等县的各界群众也都举双手拥护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新北京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怒斥“三家村”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滔天罪行。建昌县乡村利用田间作业前后的时间举行座谈;北票矿区五间房公社城子地大队山区建设队的贫下中农,写了很多文章,贴满了队部的墙,一致拥护党中央这一英明决定。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师生员工和边杖子公社姑营子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集会,热烈拥护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英明决定,会场上布满了欢呼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标语,同学们念着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会场上一片欢腾气氛。朝阳军分区的战士们,听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后,一致要求召开座谈会,谈出自己的心里话。座谈会上,战士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谈认识,表决心。朝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断升温。6月,凌源中学成立了以“毛主席的红卫兵”为名称的群众组织,并且从6月19日起,这个学校的教师就不敢管学生,有的班主任也不敢上班级了。
    6月14日晚上,中共朝阳地委和朝阳专员公署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搞好夏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以搞好夏锄生产的实际行动回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诬蔑。会议认为,“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实现今年农业增产计划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会议特别强调:搞好夏锄生产是最根本的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抓革命促生产,提高广大干部和社员阶级觉悟和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各级领导要坚持蹲点劳动,以点带面,实行民主种田;充分发挥科学实验小组的作用,实行科学种田;要把比学赶帮超运动深入地开展起来;加强劳动管理,提高劳动效率;注意安排好社员生活,实现夏锄生产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
    6月23日,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桓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揪出来的消息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们争相收听。24日下午,地、专直属机关和驻朝阳镇各单位,纷纷举行声讨会,声讨周桓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表示要彻底挖净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打垮他们这伙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到1966年6月中旬,朝阳地区被大字报点名的人员达1300名,被揪出的有282名;被点名的重点单位89个。鉴于朝阳地区的实际情况,朝阳地委常委会议决定,朝阳地区的重点放在市级文化教育单位,农村全日制的完中也要搞,城市小学教员可利用假期集中搞。斗争的锋芒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人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必须与“四清”运动紧密结合,现在未搞揭发的就不搞了,可以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已揭发出来的要组织批判,但必须有领导的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积极方面来,搞好生产、工作,支持“文化大革命”。城市街道、农村公社以下单位都不搞。……做好城乡小学教师的集训准备工作。认真抓好排队工作。组织工作组和工作队,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在搞好“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的同时,必须搞好整建党工作。
    1966年7月2日,朝阳地委传达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决定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和工作队,向全区15所大学、中专、高中,64所初中派工作组和工作队员337人。“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在文化、教育等单位开展,然后发展到全地区的党政机关。9月初,首先在学校建立“红卫兵” 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成立群众性造反组织。
    辽宁省委扩大会议之后,朝阳地委于7月5日,召开了有144人参加的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东北局、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指导方针。对彭、陆、罗、杨的反党罪行,表示极为愤慨。经过反复讨论,提高了与会同志的思想认识,检查了过去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认识不清,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及其深远意义很不明确。在运动初期,把这场你死我活的严重阶级斗争,认为是“学术之争”、“几篇文章、几个剧本,翻不了大船”;“文化大革命”是“文化部门的事,与己无关”;是“中央机关的事,下边没有资产阶级人物和权威”等错误思想。一致认为:毛主席提出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批评,完全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会议中进一步揭发了朝阳地区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有些思想文化阵地,长期被资产阶级“权威”所把持,散布大量毒素,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阴谋活动。一是在文化艺术界,被揪出来的专署文教局副局长孙天范,几年来在领导朝阳地区文化艺术工作中,贯穿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极力反对演革命现代戏。说演员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朝阳地区在所谓“继承遗产、抢救剧目”的幌子下,城乡舞台坏剧目到处可见。仅朝阳剧院从1961年到1965年共演戏354出,其中坏戏占77%。二是在文艺创作上,极力鼓吹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在新闻界,朝阳日报社副总编辑商周,长期坚持资产阶级办报方向,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报纸的“知识性”、“趣味性”,极力支持把“新闻报导比做吃啥有啥”、“达到人人满意”……,亲自责成有关编辑,在报上吹捧《兵临城下》、《谢瑶环》等坏剧坏戏,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四是在教育界,许多单位的领导权或明或暗地被资产阶级“权威”所把持。他们公开抵制毛主席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办学路线,极力宣扬“智育第一”,反对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劳动教育,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学校公开取消政治课,不准毛主席语录进课堂。……五是在党政机关、工交、财贸等单位,也是“朝里不清”。有的利用职权大肆放毒,打击好人,包庇坏人。有的垄断技术资料,打击工人技术革命,许多企业领导干部只搞业务,抵制突出政治,反对“四个第一”现象相当严重。
    根据毛主席关于 “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以及东北局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结合朝阳地区情况,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出了安排。1. 集中力量先搞好教育、文艺、新闻等三个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对开展运动的单位都派去工作队(组)。2. 对暂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地、县、镇党政机关、工交、财贸、卫生等单位,没搞过“四清”的,要待“四清”时解决。前段已经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要转好,在转之前必须对广大群众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将中央和国务院通知精神向广大群众进行传达贯彻,端正认识,保护其革命热情……。 3. 对已经结束“四清”的单位,要拿出一段时间,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4. 将要进行“四清”的北票县、北票矿务局,从清思想政治入手,先搞“文化大革命”,结合“四清”进行。5. 在暑假期间,分两批进行小学教师集训工作。主要是抓准少数典型,组织群众进行批判斗争。绝大多数小学教师的问题,要待“四清”解决。
    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后,全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由于各县传达贯彻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东北局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广大群众的大字报从揭发一般性问题转向政治问题,打击的锋芒集中到少数人身上。“左”派队伍不断扩大,中间派积极向“左”派靠拢,“右派”纷纷落网。特别是明确了集中力量搞好“三个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又派出了较强的工作队,领导更加主动。全区开展运动145个单位,共派出工作队(组)111个,工作队员394名,分别在7月12、13日进点。根据省委最近通知精神,于7月21、22日在农村一部分中学派出的工作队收缩16个,队员86名,充实“四清”工作队。
    1966年7月9日,根据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党委的请示,经过常委讨论,确定院党委副书记刘平之为内部批判对象,并向省委发出报告。
    1966年8月8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中央十六条)发布后,朝阳地区各界群众和师生,“群情激愤,革命精神大振”,纷纷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决心,热烈拥护党中央全会公报。8月19日,中共朝阳地委发出了《中共朝阳地委关于学习和宣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地学习好,宣传好,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通过学习讨论和广泛深入地宣传,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工、农业生产搞的更好;把各行各业都办成革命化大学校。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一是各级党组织要立即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公报的精神实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促进思想革命化。二是广泛深入地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各级党组织要动员所有的宣传力量(报告员、宣传员、小学教员、下乡干部),各级负责干部要向群众进行宣传。对四类分子要由专人单独给他们作宣传。三是报纸、有线广播、黑板报都要把公报的宣传作为当前的中心。各级党校、各种训练班、会议,都要把公报作为重要内容。四是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宣传工具,进行宣传活动。
    8月23日,辽一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下简称“主义兵”),把一批大字报贴在了朝阳镇委办公楼的墙上。当时,内部有通知,党政机关办公地点不允许张贴大字报,因此朝阳镇委派镇宣传部副部长李会仁去揭掉大字报,被辽一师“主义兵”揪住并进行斗争和游街。李会仁成为朝阳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游斗的人,朝阳地区也从此刮起了游斗风。到8月26日,据统计全地区戴高帽的111人,被游街的21人。
    到1966年8月底,朝阳地区各城镇都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并在农村引起了强烈反响。城内的红卫兵有的到农村去,农村中也都跟着城内的做法组织起红卫兵,也是涌向街头,大张旗鼓地宣传十六条,横扫“四旧”,大立毛泽东思想,凌源县声势最大。朝阳铁路中学学生提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北票县的土城子、桃花吐、下府、上园、金岭寺;朝阳县的召都巴、大平房、西大营子、七道泉子、凌北、七道岭等地也掀起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运动,建平、建昌、喀左县也开始行动起来。
    9月初,朝阳地区首先在学校建立“红卫兵”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成立了群众性造反组织。在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大串联开始后,城乡中学学生迅速行动起来,建立红卫兵组织,组成各种名称的战斗队,冲向社会,到外地进行大串联。
    朝阳城内的“红卫兵”给朝阳县七道泉子公社贴了一张限期扒掉庙宇的大字报后,几天内就扒掉小庙千余个。搬掉各种神仙像,挂起了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版。算命先生、香头、神汉向贫下中农坦白、交代过去欺骗人的种种活动。不少带有封建意识的地名、店名改掉了,什么“佛爷洞”“四官营子”“三官甸子”等等,全部换上了富有新思想的名字。大车店门口挂的红帽圈也拿掉了。八宝中学的红卫兵将凤凰山上寺卧佛洞内的辽代石雕卧佛用炸药炸毁,洞内的三尊石佛和十八罗汉像也同时被毁;小西寺内的珍贵文物——辽代玉石观音像也被推倒、砸坏。北票下府中学的红卫兵,袭击了下府的喇嘛庙和12个喇嘛,搞出铜佛1940个,铜制迷信器具1793斤,旧书1285本,旧画125幅,香炉87个,银圆67块,金箭(过去喇嘛用其杀人无罪的凶器)一把,子弹28发,土枪一支,还有经卷、算命书、香等。北票八家子公社的一个地主分子自动向红卫兵交出1.75公斤毒品、18发子弹、两本变天帐。各县妇女较普遍地剪掉了长发。红卫兵的行动,使一些群众产生了恐慌,北票县下府公社的一个贫农社员,过去是神汉,红卫兵贴大字报,令其交出迷信用品,因害怕挨斗上吊自杀。建昌县娘娘庙公社学生搜地主、富农,打死一个地主、一个富农和富农的女儿。一些农民花鞋不敢穿,话不敢多说,甚至发问:城里带高帽游街这样多,还向不向农村发展?凌源县万元店公社有两个大队的农民也组织了红卫兵,到各户扫“四旧”,使生产受到了影响。
    根据《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东北局的紧急通知和省委9月5日的电话会议精神及朝阳地区运动发展实际,地委和各县委对“抓革命,促生产”做出了详细的安排。地委发出了紧急指示,各县都召开了干部会、广播会、电话会,把中央和东北局、省委的指示精神迅速传达到基层干部和工厂农村。省委9月5日电话会议后,地县抓生产的同志陆续下去,并从机关中抽调1100多名干部下去,实行“三带”,和贫下中农一道搞好秋收。
    在组织机关干部的同时,各县都召开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会,传达贯彻中央的决定,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讨论和安排中学以上学生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通过讨论和激烈的争论,大部分学校的学生统一了认识,陆续到农村去参加秋收。到9月18日统计,全区下去7300多人,占中学生总数的25%。
    各县、镇委根据东北局的紧急通知、省委电话会议和地委、专署的紧急指示精神,对“抓革命,促生产”都做了具体安排,划分了两条战线,组成了两套领导班子,并抽出一部分干部到农村进行工作。同时,各县、镇还召开广播会(或电话会)把省委电话会议精神传达到基层。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集中力量投入到秋收生产中来。到9月17日统计,全地区有50万人参加秋收,已收割大田150多万亩,占粮谷作物面积的20%多。全区捡子棉48万公斤。在搞好秋收的同时,各地都抓紧秋翻,共套出犁杖1.5万付,翻地28.6万多亩。农田基本建设也已开始行动,全区有10万人上山,修水平梯田8000多亩,坡式梯田8.2万多亩,挖鱼鳞坑150万个,修谷坊5000多座。
    10月12日,在地委工作会议上,宣布侯国英等4名领导干部停职反省。随后,地委、专署等4位领导干部先后被“罢官”、抄家、批斗。从此,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党、团组织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各条战线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地委和专署的工作机构陷于停顿、瘫痪状态,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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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6-03-28

“文革”期间的红卫兵运动

  发表日期:2010/1/8

(一)

    1966年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发动。出于对防止国家政权的和平演变,响应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朝阳地区各大中专院校和各中学的广大师生们开始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部署,先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接着对北京市的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的《燕山夜话》进行深入、彻底的批判。1966年5月,中共朝阳地委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后,即组建了以地委书记侯国英为组长的中共朝阳地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成立了朝阳地区“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同时在地直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地委工作组分别下到地直所属各大中学校具体指导基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进驻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工作组指导下,院党委对全院党员干部、教师进行排队,并发动学生把副教授欧克纯与历史系讲师刘树泉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公开揪斗,斗争会后不久对二人进行了“专政”。
    5月29日,当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们自发组织起红卫兵队伍,在校内第一个贴出了针对校领导和教师所推行的教育方针进行批判的大字报后,立即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勉励红卫兵代表,对红卫兵的革命大方向给予充分肯定后,遂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的政治大舞台。在北京红卫兵的带动下,8月中下旬,朝阳地区的铁路中学和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学生们在本校内组织起了“红卫兵”组织,并停课集中精力开展文化大革命。不久,全地区各大、中专学校,各县城中学也在各个学校里纷纷组织起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先是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本校的领导和为他们授课的教师,给教师和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开展大批判。接着又走出校门,奔向社会,向社会上的“旧风俗、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进行扫荡冲击,开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活动。
    10月,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下,朝阳地区的各大、中学校学生从北京串联回到本校后即分别组织起各种形式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批判中共朝阳地委所派的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朝阳地区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在批判了本院校党组织,斗争了本院(校)党委书记和院(校)长后,即开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到朝阳地区一些工厂进行串联,进入地、县、镇党政机关,与机关干部进行串联。是月,中共朝阳地委书记、中共北票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等主要领导干部被停止反省、交代问题,中共朝阳地委派到各大、中学校的工作组亦受到批判、撤出学校、回到机关。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红卫兵”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动中,朝阳地区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率先批斗了在校的领导和教师。在不长的时间里,全地区就有2102名教师受到批判冲击,占朝阳地区当时教师总数的31.1%,有的教师不仅在大会小会上被轮番批斗,有的还被戴上高帽、勾上花脸、剃了鬼头,游街示众。事后,这些被批斗过的教师再也不能回教研室备课、为学生讲课,被迫为学生生炉子、扫教室,或在校田里挑大粪、干农活。
    在这场运动中,朝阳地区所有的文化艺术团体,一律被称为“黑团体”“裴多菲俱乐部”。团体的领导人多数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被夺了权靠边站,这些文艺团体中的一些著名演职员则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戏霸”“小掌柜”等罪名,受到批判;剧团里的旧戏装全部被烧毁,仅演员“行头”一项,全地区就损失79万多元。朝阳地区京剧团、话剧团和建平县评剧团、喀左县民族文工团、北票县曲艺团等专业文艺团体因演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封建糟粕而被全部解散,447名演职人员绝大多数被遣送回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少数留在城内的也被迫改行。还有的人被开除公职,有的则被停发了工资。
    在这场运动中,全地区有数百所教堂、庙宇、寺院被当做封建残余被扒掉拆毁。这些寺院观宇中的3000多卷经卷被焚毁,2000多尊佛像被推倒砸碎。这些教堂、寺院中的正常佛事宗教活动亦被取消。200多名宗教界人士、教徒、僧侣被抄家、游斗、赶出寺院,其中有20多名著名的神职人员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被看管、斗争。1954年被国务院授予的全国著名造林模范、朝阳县北四家子公社华严寺主持杨国贤(僧名净贤)竟被赶出寺院、无地落脚、被迫自杀。建平县三家公社原清喀喇沁右翼王府的王陵——王子坟等古建筑,朝阳城东凤凰山顶山崖下里的卧佛神像等亦被严重破坏。
    朝阳地区本是明清时代蒙古族人民的栖居地,为此解放后,设有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在其他各县区亦设立蒙古族中小学。但在这次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中,各县、公社蒙古族中小学的蒙语教学全被当成“修正主义产物”、“叛国语言”被取消,全地区有31所蒙古族中小学被砍掉,几十名蒙古语教师被迫下放或改行。与此同时,喀左县境内所有的牌匾公章、布告中的蒙、汉并列文字中的蒙文全被撤销,一律改成汉语单一文字。


(二)


    1966年8月,毛主席两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京串联的各地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大串联高潮。9月后,北京的红卫兵亦来朝阳地区的各学校进行串联。朝阳地区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也纷纷走出校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去北京大中专院校进行学习串联。这一举动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欢迎与支持。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外地师生来京串联一事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在交通要道的单位都要成立红卫兵串联接待站,认真接待南来北往进行串联的红卫兵。10月,中共中央又鼓励各地学生徒步串联,以减轻铁路公路部门的压力。朝阳地区一些交通要道所在的公社、大队、机关、单位也纷纷成立红卫兵接待站,认真热心地接待各省市的红卫兵经朝阳去北京、或从关内到东北串联红卫兵。是年12月20日,凌源县刀尔登公社红卫兵接待站晚间不幸发生火灾,使徒步串联去北京的吉林通辽县的2名红卫兵不幸烧死,3人被烧伤,损失达10多万元。
    从北京串联回到朝阳的各大中学校学生回校后,纷纷效法北京的大中学校红卫兵,先后在本校内成立起各种名称的“战斗队”、“造反团”等红卫兵组织,正式停课闹革命。有2500多教职工和学生的辽宁第一师范学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组建起50多个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战斗队”“革命到底造反兵团”等红卫兵组织成立后,立即把矛头直接指向学院的党委、各系党总支。9月的一天晚上,该院中文系100多名红卫兵学生竟将学院委书记邢宪章、副书记王凯的办公室包围起来,向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索要运动初期学院党委对该院教职工、学生分类排队的有关材料,并砸开档案室,抢走有关的档案材料。
    1966年10月1日,朝阳地区各界群众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中共朝阳地委决定请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二人上主席台就座。此事立即遭到辽宁第一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的坚决反对。这些红卫兵来到庆祝会场——朝阳一中操场上,向中共朝阳地委和行署静坐示威。中共朝阳地委和行署组织了上百名机关干部在地委门前的大道上拦截辽宁第一师范学院这批示威的学生、红卫兵。于是地直机关干部和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学生之间发生了扭、推、拽、拉,后被称为“十·一事件”。
    这次集会之后,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红卫兵为拥护和反对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立即分裂成两大派红卫兵组织:主张打倒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的红卫兵们组建为“毛泽东主义造反兵团”,拥护支持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的红卫兵们组建了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月,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后,中共朝阳地委书记侯国英、中共辽宁第一师范院党委书记邢宪章、副书记王凯分别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革命群众打倒。在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带动下,辽宁水利学校、朝阳师范、朝阳卫校、凌源师范、朝阳高中、朝阳一中、朝阳二中、北票矿务局中学、凌源完中、北票完中、喀左完中、建平完中、建昌完中等朝阳地区及各县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们也纷纷成立起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并在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把斗争矛头直指红卫兵们所在学校的领导,纷纷把各学校的党委(或支部)及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批判斗争。并在是“反对还是拥护、是斗争还是保护”这些当权派问题上,各校红卫兵遂渐分裂成为观点互相对立的两派红卫兵组织。
    1966年11月,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中,批判了中共朝阳地委所派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该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因曾提出拥护原校党委书记、副书记,由此受到该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的冲击、批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受到冲击,部分成员倒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由此,该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团”得以扩大和加强。是月,该院“毛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团”还派出一部分成员到外省、市、县大中专院校进行串联,一部分则进驻中共朝阳地、县、镇委和专署及县、镇政府机关和地直一些企事业单位。
    12月,在中共中央发布《农村十条》《工业十条》后,这些进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红卫兵即在工厂、机关、事业单位鼓动、宣传,动员工人、干部、农民组织起战斗队,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月,在这些学校的红卫兵的串联下,中共朝阳地委机关、朝阳专署机关和地直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也纷纷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中共朝阳地、县、镇委机关干部红卫兵战斗队和朝阳行署及各县、镇政府机关干部红卫兵战斗组织,这些干部、工人的群众组织与各学校红卫兵联合起来对中共朝阳地委、行署及各县、镇党政机关的领导人开始批判、斗争、罢“官”,使中共朝阳地、县、镇党政机关秩序大乱、机构陷于瘫痪,群众思想混乱,无政府主义横行泛滥,生产、工作严重受阻。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1967年1月,人民解放军朝阳军分区及所属各县、区武装部派出工作组到地、县、镇所在地的大中学校,开始对革命师生进行军训工作。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朝阳各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

    1967年1月I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1月8日,继上海造反派工人和红卫兵组织在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支持策划下一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党政机关一切权力,成立新生的由革命造反派执政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朝阳地区的红卫兵及机关、工矿、农村、企事业单位的各造反派组织也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了夺权高潮。!月24日,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一举夺了学院一切权力后,朝阳日报社的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战斗队也正式接管了朝阳日报社。1月25日,喀左县的机关造反派与红卫兵组织联合,一举夺了喀左县党政财文一切大权。1月26日,建平县委机关造反派组织与建平高中部分红卫兵组织联合,夺了中共建半县妾、县人民政府的权力。1月29日,凌源县直机关的“工农兵造反总部”与凌源县高中红卫兵部分组织联合夺了中共凌源县委、县政府的一切权力。2月1日至2月2日,北票、建昌的造反派也相继夺了中共北票、建昌县委的一切权力,夺权的同时还宣布该县、公社、大队的原领导干部、负责人一律“靠边站”。
    1月23日,由中共朝阳地委、行署机关一般干部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在刚刚成立的“朝阳地区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军,,组织串联下与朝阳地直工交、卫生、教育、农业、财贸五个系统和地直12个较大企事平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朝阳师范红色造反兵团等30多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红卫兵及干部、工人、职工造反派组织正式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并于1月28日正式夺取中共朝阳地委、朝阳专署的所有权力,同时向朝阳地区人民发布了《告全地区人民书》。1月29日,未被“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联合参加夺权的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合起市内30多个群众组织,成立了“朝阳各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并发表成立宣言,否定1月28日“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的夺权,并将原中共朝阳地委书记侯国英及各机关厂矿企业的党委书记、支部书记、车间主任等1000多领导干部集中到朝阳火车站广场进行批斗。同日,己夺权的“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的造反派、红卫兵们亦派出几个行动小组,搜查了原中共朝阳地委书记侯国英、原朝阳行署副专员李克等人的家,以表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2月1日,“朝阳各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在《朝阳日报》上发表文章:质疑“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1月28日的夺权,认为“1·28夺权”是假夺权、不予承认。由此,朝阳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分别在承认、支持或质疑、反对“1·28夺权”上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各县、镇的造反派组织也因夺到权和未夺到权、相继成立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并从此争吵辩论、争斗不已。
    2月8日,凌源县内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为夺权和反夺权在县委大院内发生小型武斗,并有轻伤者。2月28日,朝阳发电厂的造反派工人组织与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发生武斗,双方动用了步枪、手榴弹,武斗中死2人、伤3人。翌日,朝阳发电厂造反派工人组织的武斗队再次强行进入辽宁第一师范学院院内进行搜查,将正在此院被迫办“学习班”的朝阳地区饮食服务公司南塔旅社的一名会计打死。
    1967年2月2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阳军分区的支持下,以“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负责人为主体、结合个别原朝阳专署负责干部,成立了“朝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3月1日至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阳军分区的全面介入支持下,建平、凌源、建吕、朝阳、喀左、北票各县亦相继成立了由各县武装部部长(或政委)为主任、由原来各县委、县政府一二名领导同志和各县己夺权的造反派一二名负责人组成的各县临时革命委员会,行使党政财文一切权力。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后,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陆续返校,在校内集中批判斗争学校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着手进行两大派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筹建由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此朝阳地区一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分别被纳入各县、镇临时革命委员会,或当副主任,或任常委、委员,成为权力部门的组成人员。

(四)

    1967年初,朝阳地区的红卫兵与各机关、厂矿、农村、事业单位造反派组织掀起的“罢官”“夺权”高潮,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横行,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与各方面工作。为控制社会秩序,巩固夺权成果,尽早让所有的单位都成立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约束红卫兵,逐渐把红卫兵从社会召回校园的措施。1月至3月,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和中央报刊的文章即要求:仍在社会的红卫兵尽快回到原学校,参加军训、参加整风,以加组织性、纪律性,克服小团体主义,摒弃派性斗争。3月7日,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住朝阳部队分别进入到朝阳地、县、镇各大、中学校,组织在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进行军训。
    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社论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停止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通知。月底,在军宣队的组织带领下,朝阳地区部分大中专院校和各县、镇中学的红卫兵分别从全国各地赶回校园,回到教室,开始军训,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路线”和校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由于运动之初各学校的党委、支部负责人己全部受到冲击,多数人被学生所批斗,相当一部分骨干教师也己被贴了大字报,受到批判,原教材又被称为“十七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的教材”,新的教材还没有编写出来,所以,很多学校的“复课闹革命”流于形式。教师教不了课、学生也坐不下来。山于社会土夺权斗争此起彼伏,地、县、校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都必须有革命群众的代表一即红卫兵学生和工人、农民造反派代表参加,此时各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有的己被新生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所结合,有的组织还不能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承认,于是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此时逐渐陷入了本校或地方上参加新生政权机构之争,为此,各派武斗亦不时发生。
    1967年4月,为巩固己经夺取的权力,已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正式扩大为“朝阳地专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一·二八革命联军”。不久,未参加1月28日夺权、未能被结合进“朝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原“朝阳各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亦把社会上与之观点相同、地位相等的各红卫兵、革命群众的造反团、战斗队联络在一起,扩编为“朝阳地区革命造反派八·三一总部”,这两大派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经常辩论争吵,扭打争斗。
    5月22日,中共中央、毛主席为制止全国各地发生武斗、防止人员伤亡,特地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立即制止武斗》的社论,要求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各派群众造反组织到处打、砸、抢、抄、抓!并要求各地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召开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阶级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把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分别按学校(教育)、工矿(工业)、农业(农村)等系统联合起来,消除派性,加强合作、共同巩固新生的政权——革命委员会。1967年6月11日,朝阳地区召开全地区红卫兵代表大会;7月6日朝阳地区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召开。但是由于各造反派负责人权利欲望和私心作祟,朝阳地区及各县、镇依然两派斗争不己、武斗仍然时有发生。
    1967年8月5日,朝阳地区“一·二八派”和“八·三一派”两大派群众组织在朝阳市内西街相遇,互不相让,酿成武斗,动用了石头、瓦块,当场打伤80多人,其中1名“一·二八联军”的成员下巴骨被打碎。
    8月21日,北票县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近万人发生武斗,先是扔石头、瓦块,后用短枪、土炮,受伤近百人。
    10月8日,建昌县完中联合委员会的武工队与对立派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发生武斗,有人扔手榴弹,当场炸死1人,炸伤17人。
    11月5日,辽宁第一师范学院以张彦仲、扈海清为负责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团”在学院所在地劫持朝阳地区运输公司客货车各一辆后,对立面的“朝阳地专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一·二八联军总部”立即派60多人和3辆汽车到辽宁第一师范学院里要车,被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团打回。翌日,“一·二八联军”又出动1000多人和40辆卡车,并带一辆土坦克再来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围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团”。双方枪战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团”被迫从师院后山逃往朝阳发电厂。此场战斗,双方共重伤5人、轻伤30多人。
    11月18日,建平县一造反派成员在县电影院内引爆了手榴弹,当场炸死11人,并使多人受伤。29日,建平县夺权的“一·二六”派与未夺权的“三·三一”派红卫兵革命群众组织在县城第二小学发生武斗,双方动用私自改装的土坦克和步枪,当场打死县完全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史汉朝等2人、伤6人。
    随着派性斗争不已,武斗陆续伤人。1967年秋季,朝阳地区的红卫兵组织逐渐处于消沉状态,由于学校上不了课、教师教不了学、学生在教室坐下来也学不到知识,随着年龄增长,一些善于思索的红卫兵、青年学生们开始有了厌恶情绪并烦弃斗争。于是,一些学生离校回乡下家中去务农,留在学校的一些人也成为逍遥派,对夺权和反夺权的两派组织都不参加。是年,在毛泽东主席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教导下,在朝阳地区和各县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积极努力下,朝阳青年学生都陆续回到原学校,在各学校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下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卫兵的活动逐渐被限制在校园内。

(五)

    1968年春,随着朝阳地区各单位、各阶层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开展和驻朝阳地区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顺利开展,朝阳地区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的两大派的群众组织逐渐走向联合。随着各公社、厂矿、学校等基层单位革命委员会的陆续组建,喀左、北票、朝阳3县和北票矿务局先后于2月12日至4月29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5月9日继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建昌、建平、凌源3县革命委员会亦于5月22日至30日正式成立。在组建朝阳专区和各县、镇革命委员会中,一些红卫兵负责人和造反派教师代表先后被结合进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是年春夏两季全地区各大中专院校和各县级中学成立的校革命委员会里,各校的红卫兵学生代表和造反派教师代表亦相继进入各校革命委员会,有的任委员、有的任常委,还有的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但是,少数大中专院校由于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教师斗争激烈,两派红卫兵并没有按中央指示及时联合起来、复课闹革命。
    4月22日,辽宁水利学校的“井冈山战斗兵团”一红卫兵向驻校附近的西大营子公社北山的朝阳地区打井队投掷了一枚手榴弹。翌日,朝阳地区打井队即出动40多人,手持武器包围了辽宁水利学校的“井冈山战斗兵团”的红卫兵,双方发生枪战。辽宁水利学校的200多名红卫兵学生和教师被赶上西大营子北山,其中一名红卫兵学生的手腕被打断。是年秋,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为扩大群众组织的联合,减少对立派红卫兵及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按上级指示,特地增加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团负责人为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又增加一名“八·三一”派工人造反组织负责人为专区革委会常委、副主任。
    1968年7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为尽快制止各地红卫兵与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纷争武斗,促进两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稳定社会秩序,先后发布了制止武斗、促进联合的《七·三》、《七·二四》》公告。是月,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北京市组织起3万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入首都各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10月19日,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亦从北票矿务局、朝阳机械厂等11个地直较大厂矿抽调186名产业工人,从朝阳驻军抽调43名指战员和从地直机关抽出的22名机关干部,组建21个“朝阳专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了武斗不止、秩序较乱的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朝阳师范、辽宁水利学校等27个红卫兵派性斗争尖锐激烈、知识分子成堆,斗、批、改任务较重的大中专院校。“朝阳专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各大、中学校后,即在教师、学生中广泛开展“三忠于、四无限”的教育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引导教师和学生破“私”立“公”、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阶级教育入手,广泛开展谈心活动,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阶级敌人,以团结广大师生。进驻辽宁水利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即向师生宣传中共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儿天里就收缴了散落在红卫兵学生手中的土制手枪、手榴弹、雷管、匕首、子弹等各种武斗工具,学生们亦主动交回运动服上百套、试验仪器140多件。通过耐心细致的谈心工作,校内两派学生教师开始坐在一起,使学校的秩序得以恢复。
    1968年8月下旬,由于全地区各中学里的1963至1965年入学的学生已在校期满3年以上,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朝阳地区各中学1963至1965年入学的3届中学生陆续毕业离校。家在农村的中学生回到家庭所在地农村务农、家在城市的中学生则由专区、各县革命委员会集中起来,安排到本地区各县的农村公社去插队落户。于是,全地区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村知识青年还乡务农的高潮。到1968年9月28日,朝阳地区就有2万多名初、高中毕业生离开学校回到农村务农。同时,朝阳地区还先后安排、接收沈阳、大连、本溪等市的3万多名知识青年来朝阳农村插队落户。
     1968年8月起,朝阳地区成千上万名“老三届”中学生毕业离校,或回到原籍农村、或插队落户农村,使全地区的红卫兵运动顿时陷入低潮。与此同时,朝阳地区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毕业工作亦陆续开始。到1970年夏季,随着辽宁第一师范学院1965年入学的学生毕业离校,朝阳地区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遂告结束。随着大、中专和中学生的毕业生陆续毕业离校,1967年至1968年里曾被各级革命委员会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各红卫兵代表们的委员、常委、副主任等职务亦随学生本人离开学校之日而先后被解除。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们从此在上山下乡、回乡务农中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1968年10月,随着朝阳地区各中学“老三届”毕业生离校上山下乡、回村务农,在学校里只留下1966年夏季入学的一届学生。随着新一届小学生升入中学,各中学在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的组织下,以后又重建了红卫兵组织。但是这一时期组建的红卫兵组织是在校革委会领导按教学年级和班级组成的。这时的红卫兵在组建中,重视学生家庭出身,亦看学生在校政治表现,只在校内按学校领导班子的旨意活动,没有走出校门、没有造反口号、不再走向社会。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恢复之前,它是学校里的“先进”组织,在共青团组织恢复之后,各校的红卫兵组织遂成了共青团的预备队或外围组织。1968年10月以后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与1966年8月至1968年9月前的红卫兵组织已经是完全性质不同的群众组织。
    1978年,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在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取消“红卫兵”。从此,朝阳地区的红卫兵组织正式结束。同年,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被中共中央否定,朝阳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被迫害、打倒的革命领导干部被平反、落实政策、走向领导岗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涌现出来的“红卫兵运动”便成为历史,被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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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6-03-28

“全面夺权”斗争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发表日期:2010/1/8
朝阳地区的“全面夺权”斗争始于1967年1月到1968年底,随着朝阳专区及各县、区、公社、大队及地县直属的各企事业单位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历时两年多,才得以结束。



    1966年12月,朝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在各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串联鼓动下,朝阳地直、县、区、镇党政机关和各厂矿事业单位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迅速开展,机关内的基层党员干部,工矿事业单位里的工人、教师、干部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各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是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又称《工业十条》)正式通过下发。《通知》明确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地进行串连等”。朝阳地区一些工矿企业、交通财贸部门的职工闻讯后,立即响应,先后组织起自己的战斗兵团或“红卫兵队”。朝阳运输公司职工组织了“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朝阳皮毛厂工人成立了“硬骨头兵团”,朝阳财贸系统职工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追穷寇纵队”,朝阳地区医院的医护人员成立了“毛泽东主义革命造反兵团”,朝阳地、专机关的干部们组成了“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兵团”,凌河机械厂工人成立了“革命造反纵队”,朝阳专署公安局干警们也组织起“东方红战斗队”等等。其他各厂矿、各单位、各机关都成立起造反派的组织,或三五十人,或百八十人,或五六个人。队伍大小不一,名称种种有别,纷纷起来对本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进行“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使全地区的工交、财贸、卫生、文教等系统工作全部陷入混乱。
    是月,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又称《农村十条》)的下发,全地区各县、社、队的一些农民也纷纷起来,按《农村十条》的内容“建立起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实行大民主”,使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扩展,加剧了全国的动乱。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中提出昱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月6日,继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组织起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一举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之后,朝阳地区的造反派们也积极运筹效仿。1月25日,喀左县直机关干部成立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喀左县完中的一部分红卫兵与部分县直其它企事业造反派,一举夺了中共喀左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权力,成立了以造反派负责人为首的指挥部。1月26日,喀左县未参加夺权的一些造反派组织亦联合起来,又向已夺权的造反派们进行反夺权,从此喀左县局势大乱。
    是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发后,朝阳军分区及驻朝阳的一些部队及时介入地、县、区、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3月31日,在喀左县武装部的支持下,喀左县“一二五夺权”的造反派组织和原县政府少数领导干部,共同成立了喀左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式行使原中共喀左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
    1月26日,原建平县直机关干部组成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县直36个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建平县“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一举夺了中共建平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3月1日,在建平武装部的支持下,“联合总部”结合个别县委、县人委负责人,成立了建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
    1月28日,在中共朝阳地委、朝阳专署机关干部成立的两支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联合而成的“中共朝阳地委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军”串连下,由朝阳地直5大系统,13个较大企事业单位的30多个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共同联合在一起,成立了“辽宁省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即“一·二八联军”),一举夺了中共朝阳地委、朝阳专署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并发布一号《公告》和《告全区人民书》。1月29日,未被联合、未参加夺权的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联合朝阳地直的38个造反派组织,组成了“朝阳各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公开发表声明,否定“一·二八夺权”。为向全地区人民表明其“彻底革命,是真正革命派”,他们即将上至原中共朝阳地委书记,下至地直部分工厂车间主任1000多人集中到朝阳火车站广场进行批斗,“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派出“朝阳地委红卫兵总部、朝阳专署红卫兵总部”搜查原地委书记侯国英、原朝阳专署副专员李克等原地委、行署负责人的家。朝阳市内的“一·二八联军”与“朝阳各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从此为夺权和反夺权争斗不止,甚至发展到动用枪支武器进行“文攻武卫”。2月2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阳军分区的支持下,“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结合原朝阳专署一名副专员成立了“朝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式接管并行使原中共朝阳地委、朝阳专署的权力。于是朝阳地直机关绝大多数干部被夺权,靠边站,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朝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初步建立临时革委会办事机构,设立政治部(对原来的机关干部重新进行分类排队)、文化革命办公室(指导全地区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生产指挥组(领导全地区抓革命,促生产);2、组织各单位革命组织通过广泛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反私字、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集团主义、无政府主义、极端化主义,以期实现各革命造反派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在没有夺权的单位把权夺回来;3、建立“三结合”生产领导班子,抓革命,促生产。朝阳军分区和地直机关抽调105名干部组成农业、工业支援农业、水利建设、民政等10个工作组,分赴各县深入生产第一线,同农民群众实行“五同”,帮助基层搞好备耕,促春耕;4、设立保卫组,配合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清查坏人,严厉打击首恶分子,犯罪分子。
    “朝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 还于3月21日发出通告,宣布“朝阳各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里的“全红总”和“红联会”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这两个组织的负责人,称其为“反革命分子”。同时向“朝阳各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迫使这些造反派组织尽快崩溃,以巩固其已夺得的政权。3月24日,“朝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为全地区各单位制定下发了《关于选举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条件》。凡被选入“三结合”革委员的委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定,在工作中革命干劲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在工人、农民中最好是工农业劳动模范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2、出身成份好,历史清楚(农民代表必须是贫下中农出身的);3、能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信任的。
    1月29日,凌源县完全中学和凌源教师进修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凌源工农兵总部”在凌源剧院里召开夺权大会,把中共凌源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等囚在一室,令其交出公章后,又把原副县长史佩云(女)、李郁荣、县委宣传部长王沐林等人进行游街。3月1日,在人民解放军凌源县武装部和当地驻军部队的支持下,成立了“凌源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式接管并行使原中共凌源县委、县人委的权力。
    2月1日,北票县直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团”串连县直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和中学里的红卫兵组织,一举夺了中共北票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后,随即组织各造反派组织开展了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5月26日,北票县直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团”与“野战军”造反派组织实行合并,组成了北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后又改称“二·一革命造反总部”)。是年2月,在北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了“北票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并行使原中共北票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
    2月2日,中共建昌县委机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县人委机关的“建昌县革命造反红卫军”联合县直7个造反派组织,组成“建昌县红色造反指挥部”,一举夺得了中共建昌县委、县人委一切权力。3月2日,在建昌县武装部的支持下,成立了建昌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式行使原中共建昌县委、县人委一切权力。由于夺权时只有7支造反派组织,于是许多未被联合、未参加夺权的造反派组织遂与“建昌县红色造反指挥部”发生派性斗争。10月8日,建昌县完中的造反派组织与“建昌县革命派联合造反八·三一总司令部”发生武斗,当场被手熘弹炸死1人,炸伤10余人。
    2月中旬,北票矿务局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掀起了“夺权”热潮,造反派组织先后夺了矿务局及所属各井、站、厂、队、院的领导权,使全局上下秩序大乱。3月9日,在解放军驻军某部和北票矿区武装部的支持下,遂成立了有“支左”解放军代表、造反派组织负责人、部分原局、矿领导班子成员组成的“三结合”—北票矿务局“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各井、厂、站、院等随后亦相继成立了“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行使原矿务局、井、场、站的领导权。由于派性斗争,遂于8月22日,在北票矿务局发生了相互对立两个造反派的武斗事件,当场打伤数十人,造成部分矿井不得不停产一天。
    2月15日,朝阳县直机关革命造反派串连部分县直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一举夺了中共朝阳县委、县人委的权力。并成立了朝阳县“二·一五革命造反派联合兵团”。3月25日,在朝阳县武装部的支持下,以朝阳县“二·一五革命造反派联合兵团”为基础,结合原中共朝阳县委、县人委部分负责人,成立了“朝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式接管行使原中共朝阳县委、县人委一切权力。
是月,朝阳镇直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在镇武装部的支持下,亦夺了原中共朝阳镇委、镇人委的一切权力,组成朝阳镇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式行使原中共朝阳镇委,镇人委的一切权力。
    3月10日,经“朝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批准,由朝阳专署公安局“东方红战斗队”、朝阳镇公安局全体干警、辽宁省检察院朝阳分院“捍卫毛泽东思想前锋战斗队”朝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战斗队”联合起来,一举夺了原朝阳地区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的领导权,成立了“朝阳地区政法临时革命委员会”。
    1967年5月6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批准,朝阳专区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参加“一·二八夺权”的“朝阳地区造反派联合总部”亦于4月4日扩大为“朝阳地区一·二八联军总部”。1967年9月,朝阳专区临时革命委员会下设了“朝阳地区生产指挥部”,下设工交综合口、农业水利口、财贸文教口,具体领导全地区的“抓革命,促生产”。
    从1967年1月到1968年4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朝阳地区及各县、镇先后成立了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当地武装部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含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三结合革委会。各人民公社、大队、地县直各工矿、各企业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起来进行夺权,在各自单位相继成立了由革命干部、工人代表(含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或“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党政机关各主管部门则组成由“革命领导干部、一般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共同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在这场全面夺权高潮中,朝阳地区的绝大多数党委(支部)书记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批斗、游街、罢官,许多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学校学生在造反夺权中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成为革委会的成员,有的还当上了革委会的常委、副主任乃至主任。



    1967年5月,朝阳地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阳军分区和驻朝阳有关部队的支持下,专区及各县、镇及所属人民公社、大中专学校与地县直一些企事业单位先后建立起临时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地直和各县、镇、局在夺权时都是一部分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参加夺权,还有相当一部分造反派组织未被联合,未参加夺权,因此形成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根本观点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两派由于观点对立,纷争不已,武斗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有的单位两派群众组织根本坐不到一起,不能联合在一起,所以也夺不了权,成立不了革委会。
为了使社会尽快稳定,恢复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再号召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尽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于是1967年7月2日,朝阳地区召开红卫兵代表会和工人代表大会,1968年秋又召开了全地区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力图把全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按行业、按系统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夺权,共同掌权。
    1968年2月初,毛泽东主席为促使全国各地两大派造反派组织加快联合,又发出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号召。不久,毛泽东又做出最新指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2月中旬,北票矿务局的造反派们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两派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逐渐缓和,矛盾逐渐减小。遂于半个多月后,先后就有东风四井、立新五井、立新三井等大小120多个单位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北票矿务局的两派群众组织正式联合起来,成立了“北票矿区大联合委员会”。与此同时,朝阳铁路地区革命工人群众组织也以“斗私批修”为纲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成立了朝阳铁路地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2月22日,在“打倒派性、增强党性、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革命大联合高潮中,朝阳地区有71个直属单位实现了两派群众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喀左县的98个县直单位里有96个实现大联合,建平县有74个县直单位、凌源有65个县直单位、北票县有94个县直单位、建昌县有84个县直单位,朝阳镇有31个镇直单位实现了大联合,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1968年1月,遵照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号召,朝阳地区各县、镇、公社、大队及地县直厂矿企业的两派群众造反组织相继开始化解矛盾,进行联合。2月22日朝阳县五金厂、橡胶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喀左县供销社、陶瓷厂相继完成了两派群众的大联合,夺取了原单位的领导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是月,为扩大联合面,尽快夺取原单位党政财文大权,组建“三结合”领导班子,朝阳专区临时革命委员会和建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先后为1967年初被打成反革命、勒令解散的群众组织予以平反,释放了被逮捕的这些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1968年2月12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批准,喀左县革命委员会在原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和全县两大派(“一二五派”与“八三一派”)大联合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喀左县革命委员会。
    3月12日,北票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召开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后,经报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批准后、成立北票县革命委员会。
    4月19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批准,朝阳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4月29日,北票矿务局成立了由解放军代表、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参加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全矿区的革命和生产。
    5月6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批准,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革委会下设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具体负责全专区的抓革命、促生产等工作。
    5月22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批准,建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5月28日,建平县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批准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
    5月30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批准,凌源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1968年6月,朝阳镇革命委员会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批准正式成立。(1969年1月朝阳镇撤销建制,所辖各公社全部划归朝阳县)
    朝阳专区及各县、镇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促进革命群众造反派的大联合,巩固“三结合”革委会,首先大力宣传贯彻中共中央所发的“七·三”和“七·二四”布告精神,收缴散落在各群众组织中的武器弹药。朝阳镇革命委员会仅8月11日一天,就收缴步枪、手枪100多支,手榴弹300多枚,匕首100多把。建昌县革命委员会仅在县车队就收缴枪70多支,子弹1万多发;在县邮电局收缴枪7支,子弹100多发。到1968年8月中旬,朝阳专区共收缴各种枪支157支,手榴弹1013枚,子弹23540发,其他武斗工具998件,有效地控制了全地区武斗的发生。
    10月19日,为迅速全面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斗、批、改任务”,朝阳专区革委会从专区直属11个较大厂矿中抽调286名工人代表,从驻军中抽调43名指战员和直属机关22名干部组成21个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到秩序较乱,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仍未联合起来,未能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专直1所大学、8所中学、18个知识分子成堆,斗批改任务较重的单位。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到这27个单位后的任务主要是:1、广泛地开展“三忠于、四无限”的教育运动,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这些单位的教师、学生、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破“私”立“公”;2、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阶级教育入手,广泛开展谈心活动,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3、开展革命大批判,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阶级敌人。通过工宣队进校的宣传工作,使这27个学校和科研院所的两派造反组织很快坐下来,交出手中的武斗工具,共同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揭发隐蔽的阶级敌人中,观点逐渐达成一致,先后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7月,朝阳地区革委会把原专署公安局、检察院、法院818名干警、政法干部中的747人集中到3个偏僻的山沟里办“学习班”,审出“特务、叛徒、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110人,其中有地、县两级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44人,竟占“三长”总数的84.9%;有48名干警遭毒打。其中致伤致残12人、被逼自杀5人、自杀未遂5人。7月23日,北票县革委会把全县144名公安干警集中一起,隔离“办班”。班上规定“办班期间不许与亲人通信;1个人不准去厕所,2人不准私自谈话;3人不准同行”。25日,凌源县革委会亦决定,将本县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的全体干警集中到黑沟办“学习班”。
    1968年7月,辽宁省第一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是年9月,建平县革委会举办“中学教师集训班”,把全县369名中学教师集中起来,“办班”培训。期间,有42名教师被“专政”,22人被打,除被打伤者外,致残1人,自杀2人。

    朝阳专区和各县、镇革委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18日,北票县革委会即把未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88%的原中共北票县委、县人委的280名机关干部送进了“学习班”劳动,把467名基层干部送到“五·七干校”或到农村插队落户。在随后开展的“群众专政”中,全县有6410人被揪斗,被批判,有719人被列为重点专政对象,其中有339人属于“冤假错案”。
    7月,北票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先后将局内及基层单位的259名干部、工人打成“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凌源,该县1968年6月于松岭子公社上店大队的群众专政中制造了一起“反共救国军”大冤案,此案很快波及到附近14个公社、6个县直单位,先后有900多人受到株连,其中被专政的465人,有100余人被毒打致伤致残,26人致死。这个县的佛爷洞公社酒局杖子大队的“群专”组织也制造了一起“黑杀团”假案,致使附近170多人被专政,16人遭毒打,6人被毒打致死,1人患了精神病。据统计,在1968年5月至8月的全地区“群众专政”中,共造成个人冤假错案28000多起,遭到迫害的达31206人,其中被迫害致死1821人,致残的801人。造成集团性冤案的有53起,涉及2153人,其中被致死的52人,致残的78人。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全地区遭受迫害的国家干部达4324人,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3970人,农民17817人、厂矿企业的工人达5095人。喀左县山嘴子公社桃花池大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用“刑罚”在追查李家枪支一案中,被“专政”就有11人,在被遭受“烙刑”过程当即就有3人先后死去,留下后遗症的又有3人死去,1人自杀未遂,1人致残。
    1968年8月,继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把3名原中共朝阳地委书记侯国英、副书记陈士鳌、专员王鹏程定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后,北票县革委会亦把原县委书记张兴华、喀左县革委会也把原县委书记孙玉林、建平县革委会将原县委书记马汉卿、凌源县革委会将原县委书记秦友仁、朝阳县革委会把原县委书记姜吉瑞等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遭到严厉批判斗争。10月,朝阳专区革委会和所属各县、镇革委会还相继开办“五·七干校”,把未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机关干部先后送往“五·七干校”去学习劳动。
    10月,凌源县革命委员会亦将原县委、县政府未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干部送往金花山“五·七干校”进行学习、劳动。12月,又抽调920名原县直干部下放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其中有凌源劳改分局系统200多人,辽宁省及沈阳市的300多人,本县420多人,直到1979年,这些干部才全部被安排回城工作。
    11月,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又将802名原中共朝阳地委、专署未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机关干部送往建平县农村插队落户。12月,北票矿务局革命委员会也将局内280名未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干部下放到北票县上园公社的白石水库“五·七干校”去劳动。
    12月,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还接收原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上万名机关干部来朝阳各县农村公社插队落户。同时,北票矿务局革委会又于9月先后组织起6批335人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朝阳专区的28个机关、文教、卫生等部门及本局的局直与各矿,指导这些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斗、批、改”工作。
    12月27日,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以朝阳地区红代会、工代会、贫代会的名义,举办了批判原中共朝阳地委副书记陈士鳌的培训班,培训骨干57人。



      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间,朝阳地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均是在各级党组织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成立的,实际上取代了各级党组织,实行的是“一元化”领导。为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同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又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全国各地,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来实施党的组织领导。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朝阳地区经全体党员充分酝酿一致推选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树明、凌源县革委会副主任兼欺天公社革委会主任马成、朝阳县下洼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包秀云为朝阳地区代表,参加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九大”之后,朝阳地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在贯彻落实“九大”会议精神、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同时,继续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和下放干部等工作。
    1969年5月4日,凌源县革命委员会经认真调查研究,核查后确定该县松岭子公社上店大队的“反共救国军”一案为假案,依法处理了假案制造者,为所有被牵连此案的党员、干部平了反。7月,为尽快给原来的干部安排给予工作,根据毛泽东主席“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有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等。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的指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先后任命1967年1月被造反派夺权、打倒、批判的原中共朝阳地委书记侯国英、地委副书记马广基及刘德秀三人为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随之朝阳地区各县革命委员会亦及时解放、结合了一批原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进入各县革命委员会。
    11月2日,建昌县革委会即将272名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喀左县革委会也将本县县直机关126名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去走“五·七”道路。5日,凌源县革委会亦把400名辽宁省直机关干部分配到四官营子、五家子、四合当3个公社去插队落户。
    11月19日,遵照毛泽东主席“革命委员会要实现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指示,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办事组、政工组、人保组、生产指挥组等4个办事机构,并分别委任了负责干部。
    11月23日,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将未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原中共朝阳地委、专署机关已经下放到朝阳县贾家店农场“五·七”干校的1000多名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建平县的热水、黑水、向阳、小塘、白山、八家子等11个公社(农场)集中劳动。有些干部则被迫迁回原籍参加农业劳动。
    1969年12月2日,根据毛泽东主席“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的指示,按照中共九大精神,“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以及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九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的要求,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通过连续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讲用会,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先进典型,带动整个专区学习毛主席著作,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和新党章的高潮。到1971年底,全地区共有909人被清除、开除、劝退出党或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占当时全地区党员总数的1.3%。另外,按“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先后吸收5928名新党员,占全区党员总数的8.8%。1971年里全地区又发展新党员7179人,使全地区党员总数达到80093人。
    1970年7月,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以朝阳地区“五·七”干校第一次整党“整的不透,走了过场,放走了走资派,有的坏人掌权”为由,提出“推倒重来”,要狠反右倾,揭开盖子,狠抓坏人,要加强领导。于是地区“五·七”干校从7月中旬到9月中旬,进行了“整党补课”(又叫“二次整党”)。“补课”期间,把原中共朝阳地委、朝阳专署几位领导干部,又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停发了工资,重新“专了政”,并挂上牌子在全地区6个县进行批斗,实行“拉练、整党”——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批斗。把已经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兼任朝阳地区“五·七”干校领导小组成员的老干部王英俊打成“钻进革委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的成员被打成“新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有的人则被打成“内奸”“坏人”。在这次“整党补课”中,有的单位还罗织罪名,把当时认为“反对红色政权”“反军派”的人都列为“整党重点”,搞“火烧”、“爬坡”、“路线分析”后再批斗游街。有的单位即使对普通党员、一般群众亦令爬“放走走资派的坡”。在这次“整党补课”中,朝阳地区有18名老干部被停发了工资,停止了党内生活;11名老干部又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21名干部被“专政”,其中1人被逼精神失常,2人被逼含冤死去,1人被迫服毒险些致死。亦有130多人被诬为“大鬼”“小鬼”“花脸鬼”,其中58人被批斗,25人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13人被专了政。
    为加强对全地区基层单位整党建党工作的领导,1970年8月27日,经中共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了中共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吉道任组长,革委会副主任董福元为副组长,鞠怀善、郝达、侯国英为小组成员。核心小组一边筹备朝阳地区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一边指导各县及地直企事业单位革命委员会的整党建党工作。经过三个月的筹备,是年11月14日至18日,中共朝阳地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朝阳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王吉道为书记,冯永和、侯国英为副书记,房云乾、董辅元、郝达、马广基、李树明等8人为常委的中共朝阳地区第三届委员会。这次大会完全执行了“九大”的错误路线,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在理论上、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
  
    1971年8月1日,《朝阳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发表的由《人民日报》通讯员、沈阳部队报道组、《朝阳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解放军报》记者共同撰写的“朝阳起宏图”的长篇通讯,记述中共朝阳地委书记、朝阳军分区政委王吉道和群众一起改变山区面貌的斗争,《解放军报》在发表时还专门加了编者按。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下,旧朝阳地委不是带领群众彻底改变朝阳面貌,而是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而新班子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使朝阳地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出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朝阳起宏图”发表后,当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地方慕名来朝阳学习。“朝阳起宏图”名义上是宣传朝阳改变山区面貌的实践,实际上是歌颂革命委员会的所谓“功绩”,为进一步打倒原地委领导干部制造舆论。
    1970年9月,经中共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袁高升、赵秉文等5人为中共朝阳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袁高升任组长;王宽明、张兴利等5人组成中共北票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王宽明任组长;由刘玉昆、苑名扬等5人组成中共凌源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由刘玉昆任组长;由杨振江、岑仑等6人组成中共喀左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杨振江任组长;同年9月6日,中共建平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叶柏寿召开,大会选举戴裕民等31人为中共建平县第六届委员会,戴裕民当选为县委书记,邵成年、郑华为副书记。11月3日,中共喀左县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杨振江为县委书记、张勤、岑仑、张王锁为副书记。11月5日,中共北票县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会上选出王宽明为县委书记,张兴利、周景林为副书记。1971年4月2日,经中共辽宁省委批准,中共北票矿务局委员会正式成立,魏忠良任书记,龙启津、项存良为副书记。3月25日,中共建昌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选举樊国臣为县委书记,王百益、石坤为副书记。5月6日,中共凌源县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刘玉昆为县委书记、苑名扬、胡国栋为副书记。5月13日,中共朝阳县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袁高升为县委书记,赵秉文、修振为副书记。同年秋,中共朝阳第一师范学院成立党委会,军宣队代表沙文斌为书记,邢宪章为副书记。至此经过8个月的努力,朝阳地区及所属六县都成立了新的党委。



    到1970年底,经过中共朝阳地委及各县委的共同努力,全地区各厂矿、学校、科研院所及公社、大队相继成立了党委(党总支或党支部)。但是地、县、社的党委书记都兼任革委会主任,新党委和原革委会仍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革命委员会这种体制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发展到极端。这种局面直到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是我国的地方政权机构,年内全国的直辖市、自治洲、县、公社都召开人代会选好新的革命委员会,工厂、生产大队、学校、商店,及机关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应分别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大队长、校长、经理等分工负责制”。实际上把国家的政权形式同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区别开来。1979年7月,五届二次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决议》决定取消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1978年8月28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朝阳地区行政公署,姜鑫为行署专员,孙奇、王鹏程、陈士鳌、胡斌、郝吉庆、李克、白静山为副专员。1979至1980年,朝阳地区各县革命委员会亦随即改称为县人民政府,1980年8月全地区各公社革命委员会亦改称管理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从此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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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三支两军”工作

  发表日期:2010/1/8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为缓和地方的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对地方实行了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1967年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一是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在3月底告一段落,抽出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二是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在整风告一段落后,全部投入这一工作。根据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指示,从1967年2月开始,朝阳军分区和驻军部队先后派出300多名干部、战士到朝阳地区和所属各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朝阳军分区和驻朝部队广大指战员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制止武斗,开展军事训练,这对缓和朝阳地区的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总体上,部队“三支两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必然带来一些消极后果。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此后,根据实际需要,朝阳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至1975年6月全部结束。
    一 、组织领导机构
    1967年,部队开始执行“三支两军”后,当时的部队主要是辽宁省军区3212部队。1969年9月6日,辽宁省军区发出“关于三支两军任务交接的通知”,3212部队在朝阳地区担负的“三支两军”任务交当地驻军接换。1352部队于1969年11月、445部队于1970年4月进驻朝阳后,便参加了朝阳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为便于协调朝阳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成立了由朝阳军分区和445部队、1352部队各一名主要领导参加的朝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于1970年7月11日召开了领导小组成员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领导小组成员分工,议定由上述单位各抽二人组成临时办公室,工作地点设在军分区。会议之后朝阳军分区、445部队和1352部队各自成立了“三支两军”办公室。朝阳军分区“三支两军”办公室由五人组成。1971年1月,办公室人员进行了调整。根据中央要求,445部队于1973年10月,撤销“三支两军”办公室,朝阳军分区和1352部队也相继撤销了“三支两军”办公室。
    二、“支左”工作
    朝阳地区“支左”工作主要以朝阳军分区为主,显现了“一家支左、直接参政”的特点。结合的人员多,共有109人;涉及的范围广,介入了党政机关、部门、厂矿等各行各业;持续的时间长,近9年时间(1967年至1975年);结合的职务高,担任各级革委会的主要领导,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以上领导职务的就有48人。1968年5月,经沈阳军区批准,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军分区有5名领导任革命委员会常委,并有2名领导分别任主任和副主任。1970年8月,3名领导成为中共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有18名军分区机关干部分别结合到16个局(组)担任领导工作。北票县、朝阳县、建平县、凌源县、喀左县、建昌县和朝阳镇人武部领导19人分别结合到本县(镇)革命委员会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三、“支工、支农”工作
    朝阳地区“支工、支农”工作主要以朝阳驻军为主。1969年至1973年,朝阳驻军1352部队、445部队、3368部队、3372部队、3261部队、3262部队、3263部队、5913部队、3212部队、4949部队、8732部队等以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形式,派出指战员进驻部分公社执行“支农”任务。1969年3月至11月,辽宁省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朝阳县大平房公社“支农”,历时8个月。
    朝阳军分区派出干部结合到朝阳667厂、朝阳皮毛厂、朝阳轮胎厂、朝阳纺织厂等企业执行“支工”任务。3151部队负责北票矿务局、6011部队负责凌河机械厂的“支工”任务。3368部队向朝阳织布厂派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广大工人群众一道“抓革命促生产”。
    四、“军管、军训”工作
    根据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和辽宁省军区的要求,1967年1月9日,朝阳地区成立了大中院校学生军事训练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5人组成,地委、专署领导各1人,军分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各1人。下设办公室,由4人组成,文教局1人,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处各1人,主任由军分区参谋长兼任,文教局领导任副主任。成立军事训练团,具体组织实施学生军事训练工作。团长由朝阳军分区参谋长兼任、政委由朝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任、副团长由朝阳县人武部部长兼任、副政委由建平县人武部政委兼任。连长从朝阳军分区机关抽调8人兼任,排长从各县人武部抽调16人兼任。主要训练对象为辽宁第一师范学院、辽宁水利学校、朝阳卫生学校、朝阳高中、第一、二中学。受训学校以系为连(编8个连),以班为排(编16个排),设2个团部。按部队正规化、军事化管理施训。军训对提高学校师生的素质和组织纪律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国务院某些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朝阳军分区和朝阳驻军执行军事管制任务的对象主要是公安、电信、铁路和气象等部门。朝阳军分区机关先后有4人结合进朝阳专区人保组(公安局军管会),有3人结合进朝阳铁路线路革命委员会,有1人结合进朝阳气象局,有7人结合进朝阳邮电局,担任领导工作。朝阳县、北票县、建平县、凌源县、喀左县、建昌县邮电局分别由该县人武部派出干部担任局长或教导员。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必须予以彻底否定。1985年,根据中央整党决定的要求和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的部署,在整党准备阶段,朝阳军分区党委和机关普遍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在理论上、实践上、思想感情上解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是组织全体党员反复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和军委其他领导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讲话,从理论上提高认识;二是召开参加过“三支两军”的老干部座谈会,回顾“三支两军”的经历,摆后果、查危害,认真总结教训;三是派出两个组,分别到沈阳、大连、锦州干休所走访分区在朝阳参加过“三支两军”的一些老同志,进一步清理“三支两军”的错误,共同否定“文化大革命”;四是走出去,检查错误,赔礼道歉。
    1985年3月18日,军分区党委与朝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共同召开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大会。军分区科以上干部和县区武装部主要领导参加了大会。清理“三支两军”的错误,认真总结教训,进一步消除了“左”的影响,增强了党性,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提高了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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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军”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情况

  发表日期:2010/1/8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为了对这种混乱的状况加以约束,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先后发出通知,向大中院校、中专学校、县、镇以上中小学校,以及文化、卫生单位,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导斗、批、改,宣传毛泽东思想。抓革命促生产,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对制止部分学校、单位的武斗和动乱、防止局势恶化起了一定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指导下,执行的是极“左”路线,给所派驻的单位带来许多消极后果。直至1977年11月,中共中央宣布,陆续撤销全国的“工、农、军”宣传队。
    一、“工、农、军”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情况
    (一)工宣队进驻情况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文章还强调,工宣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8月底,全国开始向大专院校、中专学校、县、镇以上中小学校派驻工宣队。
    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8月,从11个较大的厂矿抽调286名产业工人,43名解放军指战员和22名机关干部,共计351人,组成21个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过反复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提高认识、坚定信心,明确任务之后,于29日分别进驻一所大学,8所中学和18个斗、批、改任务重、问题多、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
    同时,各县也积极行动,喀左县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9月23日制定了《掀起斗、批、改新高潮的初步安排意见》,决定有组织、有步骤、分期、分批地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和“老大难”单位的斗、批、改。随后,抽调35名工人、5名干部、3名解放军,组成43人的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向红卫中学、服务公司、综合厂、邮电局、养路段、文化系统等单位派出了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尔后,又抽调工人等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地进入县内学校、科研、文艺、卫生等单位,领导那里的斗、批、改。凌源县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8至9月,从县直厂矿企业抽出工人110名,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学校、卫生、文艺等单位。其中有凌源中学、凌源师范、凌源镇各小学。到1971年,全县卫生系统(含公社卫生院)已全部进驻了工宣队。1968年8月,建平县革委会遵照中央文件精神和专区革委会指示,分批从县直厂矿企业抽出90名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卫生、文艺等单位。其中向县城内(叶柏寿镇)各学校分别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卫生系统包括全县29个公社卫生院,均进驻了工人宣传队。1968年11月,朝阳县革委会以朝革委字(68)234好号文件,做出了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安排意见》,随后,从厂矿企业中抽调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城内的5所中学和12所小学,及县医院,农村的大平房中学也进驻了工宣队。1974年7月27日,《朝阳日报》以“用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学校”为题,介绍了朝阳县一中工宣队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经验。
    朝阳地区于1968年10月12日至16日,召开了地直各单位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全体人员会议,各县、镇的工人宣传队办公室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地区革委会主任贺晓成到会做了重要讲话。会议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总结了工作,交流了经验,安排了下一步的工作。驻辽宁水利学校、朝阳工校、农校和地区医院的工人宣传队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并于10月19日以朝革字(68)154号文件向省革命委员会做了“关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的情况报告”。
    1974年5月3日,朝阳地委召开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议。历时11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进驻大、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工宣队全体同志和部分农村学校贫管会代表;各县委、地直单位党委领导同志;各县总工会、红代会、文教组、教育局和部分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负责同志以及派出工宣队的厂矿领导同志及特约代表共338名。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省委召开的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如何在教育战线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加强工人阶级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会议期间,联系朝阳地区教育战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鼓吹孔孟之道,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总结交流了批林批孔,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和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经验,研究了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会议期间,还邀请了辽宁农学院工农兵学员张铁生做了报告。地委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会议认为,当前朝阳地区教育战线批林批孔运动,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教育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遵照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指示,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以后,坚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实行开门办学,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认真改造教师队伍,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当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就是这场斗争的尖锐表现。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是不甘心的,他们采取种种手段,恶毒攻击和诋毁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竭力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恢复旧的教育制度,大搞“关门办学”、“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妄图从根本上动摇工人阶级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与会同志指出:学校从来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哪个阶级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就执行哪个阶级的路线,就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绝对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只有工人阶级进入学校,牢牢掌握教育大权,坚定执行毛主席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工宣队同志认为,工人阶级管不管学校,是坚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大问题,他们表示一定不辜负阶级的委托,毛主席的期望,牢固占领教育阵地,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会议要求,要继续抓好教育战线的批林批孔运动;要继续抓好工宣队工作;今后工宣队工作,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工会设办公室,并专门由一名主任负责,还要有一名结合到教育局班子的工人同志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要加强工宣队的自身建设。
    1975年7月26日上午,中共朝阳地委召开纪念“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政治舞台七周年大会,各县县委主管工宣队工作的领导,地、县文化、教育、卫生等有关组、局和工宣队办公室的负责同志,派出和进驻工宣队的厂矿、学校党委负责同志等共1200多人出席了大会。会议总结几年来工宣队进驻学校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意见。这次会议,大大推动了工宣队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活动的深入发展。
    (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情况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时,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贯彻毛主席指示,于1968年12月派出近六万人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登上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所属中小学校斗、批、改的政治舞台。
    各县也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上级组织的部署,积极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掌握学校的领导权。如凌源县按上级指示精神,一个生产队抽出2—3名贫下中农代表,共计4352人组成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过培训后,于1969年1月先后进驻学校。到1974年,全县农村29所公社中学已有27所建立了贫管会,242所小学已有228所建立了贫管会。这个县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体有三种形式:①贫下中农自己办学,一切由贫下中农自己安排,不受旧学校框子的限制。②原来公办小学由大队贫下中农管理,掌握学校的人、财、文大权,领导学校的斗、批、改。③公办小学由贫下中农派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斗、批、改。喀左县也是这样,他们雷厉风行,迅速组织起1100多名贫下中农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县农村中、小学,掌握起教育大权,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并以甘招公社为试点,进行学制改革。1968年10月11日至13日,县革委会在甘招公社召开了全县教育革命现场会议。会上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由甘招公社、大营子公社介绍了教育革命的经验。南公营子公社的白草沟大队、甘招公社东赤里赤、甘招、三家大队小学介绍了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发动贫下中农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做法。到1968年末,全县有231个学校和单位进驻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8年11月,建平县革委会决定,按上级指示精神,从全县每个生产队抽出2—3名贫下中农,组成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1969年,全县共组织4000多人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短期培训,先后进驻各学校。
    为了充分发挥贫宣队作用,专区革委会办事组于1969年1月对5个公社、14个大队,有关建立贫宣队问题进行了调查。这些单位的做法是:①建立贫宣队首先向群众宣传建立贫宣队的目的意义,宣传队员必须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历史清楚、政治可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威信高的人来担任。要经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协商,推选产生,不允许干部指名通过。必须坚持“老、中、青”相结合。②贫宣队一般在公社革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③宣传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原原本本的宣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使贫下中农正式成为农村学校斗、批、改的主人。④“干中学,学中干”,干学结合,不断提高贫宣队政治水平。
    (三)军宣队进驻情况
    1968年7月27日,人民解放军首次配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要求人民解放军配合产业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的“斗、批、改”,与工宣队一起成为各项工作的领导机构。后又陆续向其它文化单位派驻军宣队。
    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为迅速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从地区军分区、当地驻军中抽调43名解放军指战员,组成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1968年8月29日进驻辽宁第一师范学院、辽宁水利学校、朝阳农校、朝阳师范学校等一些单位,参与领导革命大批判,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各县也按要求从县武装部、驻军中抽调军人,组成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所属学校、文化、卫生、农村人民公社等单位。和工宣队、贫宣队一起,领导那里的运动。
    如喀左县于1968年组建了1136人的县社两级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94名,从8月26日至9月17日,深入农村各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活动中,共收到群众书面检举揭发材料6000多件,召开批判大会2517次,新挖出“阶级敌人”625名。朝阳县也向农村派出了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援农村搞好“斗、批、改”运动。如七道泉子公社革委会,在军宣队的帮助下,掀起了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的高潮,共缴获反革命罪证120多件,并进行了实物展览。
    二、“工农军”宣传队的功过
    (一)“工农军”宣传队的功
    “工农军”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如果说有功的话,那就是他们曾制止过一些单位的武斗和动乱,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工农军”宣传队针对一些单位过去两个群众组织长期打“内战”,严重干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落实的情况,组织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大、中、小会议,狠批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请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下中农给师生员工上阶级教育课,开展群众性“忆比”和交心活动。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师生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致使一些过去联而不合的派性组织联合起来。如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校址朝阳县边杖子乡)政教、外语、数学三个系的广大师生,在工宣队的教育下,狠斗了“私”字,双方主动谈心、交心,人人做自我批评,相互谅解,把长达一年半之多的单吃、单住、单活动,长期打“内战”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辽宁水利学校也是这样,两派在促膝谈心时,深有感触地说:“各住各派的宿舍,各开各派的会,见面不说话,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斗、批、改。从而使13个月分派住宿问题解决了。这个学校在群众中还有部分武器和武斗工具不上缴,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反复宣传两个布告,到宿舍、食堂、家属中逐户逐人的落实毛主席指示。宣布:只要交出,不予追究。顾虑去掉以后,几天的时间内,就交出土制手枪7支、手榴弹9枚、雷管5个、匕首20把、子弹13发及一批武斗工具,从而遏止了派性的发展,预防了武斗的发生、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二)“工农军”宣传队的过
    “工农军”宣传队在“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造成了许多消极后果。一是改变了原单位的领导权,废除校长责任制、班主任责任制,由工农军说了算,“工农军”不懂得进驻单位的业务,又没有领导经验,他们只能是上边错误路线的“传达室”,按照错误的理论去实践。二是搞乱了教育。学校原有的教育秩序被彻底打乱。走政治建校的道路,把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课堂,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革命大批判,组织师生参加阶级斗争,将学校变成了斗、批、改的主战场。批判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础课,用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三忠于”、“四无限”代替学校的主要教学活动。违背了课堂教学、教师教学的基本教学原则和规律,使学校陷入严重混乱的状态。如喀左县有85%以上的小学教师实行“家乡化”,由挣工资改为挣工分,由吃商品粮改为在生产队领口粮,家属亦随之变为农村户口。全县公立中学下放,与小学合并成九年一贯制学校,做到读初中不出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在班级取消班主任制度和少先队组织,以班级为单位,成立红小兵班排组织。各年级一律以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朝阳县的“工农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后,实行开门办学,大办四场(小工厂、小农场、小林场、小饲养场)、三站(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农业技术推广站、优良种子实验站),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闯将。三是参与派性斗争。有些“工农军”宣传队进驻单位后,参与派性斗争和搞极左的作法。如朝阳县军宣队进驻十二台公社腰而营子大队,曾对该大队三个被夺权的个人财产,采取了房屋与四户贫农对调,多余衣物均分给27户贫农的做法,造成了较大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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